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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民族品牌;经济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11402
1劳动价值理论的评述
1.1劳动价值理论观点描述
劳动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价值理论由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三部分组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其中,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类劳动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的劳动的含量。
商品的价值量同样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计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是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活动起着支配作用,通过价格的运动来表现。而价格的运动又离不开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的调节产生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缺陷,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调节机制的消极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1.2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对价值理论的评述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工业化、市场化的初期,其目的是为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除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外,先进技术、科学知识、经营管理和信息等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产因素。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不断创新与推广对社会财富积累的贡献越来越大。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学技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过人这一劳动主体把科学技术融入到其他生产要素当中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产生出多倍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即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人类的劳动不断地起着自乘的作用。现代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立足,更需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和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制度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产生不过是把社会价值共意得到一种稳定性存在的保证,把道德秩序转化为一种权利秩序,它为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和交换行为规范、组织原则以及知识技能等等的人类发展的创造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世代承续的社会机制,保存了人们交换行为和关系的模式,并且通过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扩大了社会交换的范围。这种外部意志的强加力协调着人们的行为动机,并促进或阻碍价值的创造。例如,我国当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渐成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劳动者创造价值有激励作用。
2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及构成
2.1从商品的二重性看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
(1)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分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在这里就强调了满足人们需要的是物的客观存在。物的这种“有用性”离开了商品实体就不存在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层次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既包括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还有社会的。从另一角度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对消费者的满足。“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成为消费者剩余”。这种消费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备的,也可能是消费者的“发现”,还可能是消费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载于其产品上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在买方市场的今天,消费者购买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会需求层面。人们在购买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时,更能够感受到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趋势的欣慰。可以说,消费者在购买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上满足,远远高于他所为此支付的价格,也远远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费剩余”。
(2)从商品的价值分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生产消耗”。这种劳动耗费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的,即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这里说的商品的价值高低对来说,既表现在商品的内在质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现在商品的外在质量和辅助功能、美学功能上;既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的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民族品牌与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质差别即在于劳动投入量与数量的差异。由于人们对民族品牌商品投入的劳动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入,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就能满足人们更多、更高从层次的需要。
2.2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与构成
(1)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
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赋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由于其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所以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总资产的著称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劳动投入条件下,民族品牌价值取决于生产者特殊劳动投入和市场认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谈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的积累使得产品不仅仅作为实用价值的载体而存在,更使得产品在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种价值符号来传到产品的理念、价值观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进而转化为品牌的经济价值。
(2)民族品牌的价值构成。
从传统的角度看,民族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资源组成、技术工艺、文化特征、广告与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实用性、特殊性所带来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价值和其他品牌价值一样,生成过程本质上并无差别。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价值中更多的包括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本文主要讨论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
王成荣在其著作《品牌价值论》中运用品牌经济价值曲线分析了品牌价值的构成,认为品牌价值大小取决于生产者者特殊劳动投入量与市场与社会认可程度的契合点。当两者值较高时,经济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当前者值较大,后者值较小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小,甚至为负;当前者值较低,后者值较高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大。所以,我借鉴王成荣的品牌经济价值构成理论来说明民族品牌经济价值构成,并认为民族品牌价值在其经济价值构成方面与传统品牌的经济价值并无差异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费者从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得到更高层次的精神效用(民族自豪感、荣誉感等)。
3民族品牌发展的制度性依赖
制度作为价值共意合法化或者说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必然会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约束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经济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3.1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产品和服务是民族品牌的载体,也是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增值的核心。产品创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产品的开发、新包装的设计与运用、新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等方面。服务价值也是构成民族品牌价值的有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服务质量创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产品因良好的服务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生产资源、技术、资金和信誉保证等以使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因素无不为民族品牌提升给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对努力成果的承认和保护,来建立激发努力的激励机制,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来源的。在一个封闭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发展基础,或许就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努力程度;而在一个开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入,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努力程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政府对先进技术引进的激励、对高级人才的优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财政倾斜。
这些年来,大家目睹了我国众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宝、活力28、乐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个个被外资收入囊中之后,汇源的举动确实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尽无不反应了当前国内民族企业发展的艰难和政府对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政府应基于民族品牌发展更好的环境和关怀,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护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1)政府应主导国家品牌计划,扶植优势产业区域、产业集群重点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性保护和扶植措施。(3)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有必要干涉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族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并购。
3.2民族品牌营销传播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除了民族企业产品本身的创新,对民族品牌进行有效的营销传播活动同样是提升民族品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民族品牌营销也需要投入资源,而资源是价值转换的前提。制度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民族品牌传播过程中也担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对信息资源获得的可能性以及获得的效率直接影响了民族品牌传播的速率和传播广度。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信息平台,为民族品牌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鉴很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首脑外交渠道为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的做法,开放国家外交资源,扶植企业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
3.3民族品牌文化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民族品牌文化是民族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的核心。民族品牌物质文化是民族品牌文化的实物体现,民族企业通过产品、品名、标示、包装等方面体现民族品牌文化的是想和品牌价值观。民族品牌文化战略是民族品牌精神贯彻、品牌价值提升和顾客品牌忠诚的实现过程。
那么,作为文化“三层次”中的制度的文化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既是物质文化的精神化,又是精神文化的物质化。制度文化的这种两面性质促使了价值观共意在民族品牌文化中的实现和创新。制度要素在强化或淡化因民族文化差异而致使的经济主体出发点差异上的影响也极为重要。从民族企业内来看,经济主体成员对民族品牌文化创新的努力程度及其效率大小的状况,依赖于制度要素的动力机制塑造,因此,一个落后的制度模式,在强化民族品牌个性和品牌文化创新出发点差异的同时,也就压抑了人们的经济努力,闲置了人们的选择范围和对随机因素的利用可能,使整个民族品牌的经济发展表现出呆滞的特征。因此,政府应给予民族品牌文化创新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得民族品牌文化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品牌的国际化更具有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2011年11月11日凌晨刚过8分钟,淘宝商城支付宝交易额突破1亿元;随后20分钟内交易额突破2亿;1小时内交易额突破4.39亿。“11・11”这天,淘宝商城订单数突破2000万,支付宝交易额突破33.6亿,是去年同日交易量的近4倍。同期,淘宝网、淘宝商城支付宝交易总额突破52亿,这个数字超过“购物天堂”香港6天的零售总额。
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商家与买家的狂欢背后,商品经济的运动规律也在悄无声息地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全程。
一、“雾中看花”――网购迅猛发展的背后:大众经商避害趋利寻空间
中国网购发展举世瞩目。仅从网购交易量上看,2009年是2500亿元;2010年达到5231亿元,占世界网购交易量的40%;2011年上半年中国网购交易量达到3500亿元,预计全年交易量能占世界网购交易量的20%。网购能迅猛发展有其自身的优势条件;建立并提供网购平台的商家抓住机遇,适应大众商业活动的变化和需要,是关键因素。但是,伴随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大众商业心理与行为演变则是起到网购迅猛发展的决定作用。
人类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活动,有着避害趋利,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益的本质属性。中国网购立足于地广人多、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和观念发展的基础之上。近年来,由于受到众所周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国内滞涨经济形势的影响,增强内需消费成为共识。但是,现实社会中传统的实体商品经营有其局限性,商业活动范围、商品销售环节税费叠加、商业经营规模和地位优劣不同等,导致个体商业经营缺乏公正与规范性环境,因此,其竞争也非常激烈,举步维艰。这些因素客观上促使大众商业活动快速趋向网络平台。
在网络商业资金与商品安全能够得到一定保障的前提下,网上交易成为比现实交易更易于经营操作和获取利润的方式。因此,更多的人把安身立命、创业发展的起点转移到网络,更多的人在经营实地实体商业的同时又开辟了网络销售渠道;更多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在网络二次创业,更多的人在网购消费中享受到未曾有过的实惠、便利和满意。
网络是新崛起的传媒,其信息交换的及时性、大流量、覆盖度和诱惑力等,有独特之处。网购创造一种全新的商业销售与消费理念,能充分利用并创意出某种商业氛围,适应特定的消费群体与个体的文化心理需求。例如,网络商家巧妙利用当下正趋于热捧的人造节日――“光棍节”,通过各种宣传途径,将“光棍需要购物狂欢”这样的消费心理导向社会,指向使用网络工具的主力军、最大的消费者――独生青年群体,从而借助“拉动效应”之手,疯狂吸金。
二、“镜花水月”――网购天价交易额的背后:商品价值规律被丢弃
淘宝商城为期一天的全场半价促销,累计交易额突破了33.6亿元。淘宝商城对每笔交易至少要抽取5个点的交易提成费,至少总共提取1.68亿元,这还不包括商家付给淘宝商城促销广告的费用。淘宝商城在这次网购“狂欢”中确实狂欢了一回。但对于参与其中的淘宝个体商户而言,5折的销售价格,又能有多少利润可言呢?
传统的书本上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表述,其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这也就决定了价格应围绕价值这个中心上下波动,不能无节制地上涨下跌,也就是说价格要由价值所决定,受价值制约。换一种表述,即商品的价格总是在供求关系调控下能够围绕商品的价值而上下波动。
参与淘宝商城的个体商户,其销售的商品价值在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半价折扣促销,所能获取的利润微乎其微。这种几乎是无利可图,还要付出促销工作量的网购交易为何又能吸引如此之多的商家踊跃参与,乐此不疲呢?
淘宝商城中参与半价促销活动的商家,有40%左右经营服装商品。由于服装产业成本计算的透明性较低,可控的利润空间较大,因此参与这次活动的服装商家,或许能成功借助活动依旧盈利些许,心满意足。比较而言,那些成本计算相对明晰、利润空间不大的商家竟然以价换量,如果走的是薄利多销之路,打的是数量优势之牌,蝇头小利知足常乐;如果是勉强保持收支平衡,参与目的只是单纯通过增加销售量,在淘宝网销售量的排行榜上提升位置,给买家以感官印象,以后再来光顾自己商店,这是广而告之,等待运气。
对于一些小商家,客户有限,如果因无利可图而放弃参与,那么将面临客户失散,人气不见;如果迫于竞争的无奈,不得不参与折价销售,例如,3C电器(计算机产品(Computer)、通讯产品(Communication)和消费类电子产品(Consumer Electrics))等。
由此可见,在淘宝商城33.6亿巨大的网购交易额的背后,存在着三层情境与情态。一是淘宝商城抽取至少1.68亿元的交易提成费,可谓“天堂光棍”。二是淘宝个体商户5折销售,微利收场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谓“人间众生”;三是淘宝个体商户5折销售,无利亏本者,则是哑巴吃黄连,“地狱小鬼”。无论是哪一层情境,都难以反映出其商品的真实价值量。这种难以反映商品真实价值量的价格折半“跳水式”下滑,虽然呈现出短暂的交易盛况景象,但不足以说明网购市场上内在的正常供求关系,却足以证明网购交易存在表面虚假繁荣。
迅猛发展的网购浪潮,涌动的是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深水。而百年一遇的“光棍节”则成了人为转动的螺旋桨,推波助澜,搅乱了潮流内在规律。大浪淘沙,谁都想从中捞金拣银,但是,除了淘宝商城一家的钵满盆溢,构成淘宝商城的主体经营者――个体商户,失去“光棍节”一天的瞬间光鲜,他们以微利甚至赔本为结局,唱响了宛如“镜中花,水中月”一般的虚幻之歌。
三、“昙花一现”――低价短期刺激的背后:商品供求规律被忽略
淘宝商城采用全场半价的微利赔本的做法,主要是因为其作为大型的B2C(Business-to-Consumer)商城之一,盈利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用户量和交易规模才是关键的预期。于是,与淘宝商城类似的大型B2C商城,例如京东商城、当当网等也都加入了低价折扣促销活动。大量商户的卷入,推大促销浪潮;大量网购消费者的吸纳,形成交易规模最大化。
上述观点,其核心在于“大型B2C商城,盈利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用户量和交易规模才是关键的预期。”对此,我们所要质疑的是,既然称之为“商城”,盈利且最大化盈利是预期目标(不是目的,因为目的含有无偿或微利服务性,归属社会效益),而预期指标只是为达到预期目标所必需的途径或程序中的一些量化标准,即用户量和交易规模。也就是说,实现了多少指标就能相应达到多少盈利目标。因此,大型B2C商城的最重要指标是用户量和交易规模这样的表述没有错,大型B2C商城的最重要目标是通过推大用户量和交易规模从中抽取门户费、技术费、交易费等,进而达到盈利水平最大化――这样的表述更没有错。
显然,淘宝商城等是以“盈利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用户量和交易规模才是关键的预期”为广告,充当个体商户与网购消费者的中介,借“光棍节”的“光辉”,采取半价折扣的促销手段,达到了最大化提取交易费这一盈利目标。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大规模低价促销活动容易使消费者养成依赖于低价促销的习惯,使消费者形成等待低价促销才愿意下手购买的消费心理定势与消费行为习惯,以至于网购平台出现不促不销的局面。相对于实地实体商业活动,网购形成交易低迷状态将面临“人气”恢复的更长周期,要么更换商品,要么空手退出。
从供求规律的角度分析,大型B2C商城主导下的低价折扣的促销方式,最终会呈现单方面一边倒的买方市场。消费者抢购商家的商品,商家通常会出现断货情况。表面上看卖方市场一片繁荣昌盛,实际上卖家是无利可图。若是消费者习惯且依赖于这种低价折扣的促销方式,那么平日正常营业时,商家的大量存货无人问津,只能被迫通过促销活动低价销售。这种由大型B2C商城决策与管理层单一导向而卖家毫无自的网络经商模式,必然会倾斜成表面上追求用户量与交易规模的买方市场,实际上是大型B2C商城为最大化抽取交易费等达到独吞商品再流通环节的增值额,这是大型B2C商城借外部环境变化乘机对内部商家的巧取豪夺,反映出商品供求关系的严重扭曲。毫无疑问,这势必造成网络商业活动不公平交易和不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需要遵循供求规律,遵循商品的市场供给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和趋于平衡的客观必然性。我们不需要一时让利赔本的短期刺激来忽略或掩藏真实而持久发展的供求法则。
四、“争奇斗艳”――商家相互血拼的背后:商品竞争规律被误读
比较去年,今年“光棍节”期间的折价促销活动,不再是淘宝商城一家的“独舞秀”,众多的电商粉墨登台,群星闪亮。除了淘宝商城的全场半价外,京东商城不甘人后,对所有供货商下达“光棍节”当天,促销力度不低于淘宝商城的指令;同时,当当网在数码领域展开了“光棍节”的让利“斩首行动”;百度旗下的乐酷天召集数千家知名品牌,共同推出“1元疯抢”、“30元包邮”以及日韩产品、手机数码、家用电器、品牌服饰等十大专区,均以6折优惠进行促销。此外,苏宁易购、凡客诚品、一号店、麦考林、梦芭莎等知名电商也推出各种促销活动。
借助电商网购交易平台参与促销活动的商户,依旧愿意在微利甚至赔本的情况下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为自己商品和品牌进行宣传,体现出个体商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互不相让。
商品竞争是商品生产者或需求者之间进行实力较量和利益争夺的形式。毋庸置疑,商家之间依法、合理、有序和正当的竞争,有助于促进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扩大网购规模及其服务质量,有利于提高各商家综合能力,有利于增强同类行业、同类商品的竞争力。
但是,此次“光棍节”期间商家之间的竞争,采取了半价折扣促销、血拼争夺顾客的竞争方式。这样自发和盲目性的低价促销竞争,会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使消费者习惯于低价促销活动,严重干扰了电商网购的正常经营秩序。
如何把握好竞争尺度,如何展示商家自身的积极、正面、健康的经营理念,如何宣示商品的本质精神,如何利用正当的竞争手段激活消费潜能而又不给消费市场留下弊端等,这些都是网络商家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五、“花红还得绿叶配”――网购虚拟盛况的背后:置于法规而后生
电商网购交易虽然是新兴的特殊商业活动,有其尚未明了的新问题存在,但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必需正确认识、有效利用。只有秉持以人为本、科学务实的态度,遵循并利用好商品经济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才能实现网络商业攸关方的多赢局面。
首先,有组织有针对性地研究网商活动,善于发现问题,更要务实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及时总结和不断累积经验,抓住本质问题,重视新生事物,提出新思维新思路新方法。
其次,职能部门应依据现有法律,结合国内外网商发展情况,尽快制定并出台较为成熟并不断完善的网络商业法律法规,保证网商活动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使新兴的网购经销有一个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再次,一个大型B2C商城的管理运营不能没有内外利益关联方的有效监督和制约。网商法律裁定、政府调控指导、行业对等规章、用户协议兑现、从业道德评价等。其中,规避大型B2C商城垄断,以保障主体商家与消费用户的合法权益应当成为重心价值取向。
一、知识经济与价值
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是指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重要因素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里,人对价值财富的创造很可能形成知识价值论,即知识创造价值。其主要理由是:
1.知识是智力劳动的成果。知识本身包含着价值,它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在劳动过程开始以前对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用什么办法达到某种效果,就已在劳动者的观念中存在着。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渐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腊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就是说,人的劳动过程首先是一个思维过程。在第一项具体的劳动过程开始之前,劳动者的头脑中必需积累足够的有关知识,并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对劳动过程进行构思和设计。通过构思和设计,形成如何通过人的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知识。只有在这种知识的指导下,才能进行各种具体的劳动。因此,劳动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知识积累和知识使用的过程,也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人的劳动能力,即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在人的大脑中积累的如何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知识,每个人的知识积累,都是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而得到的,学习和探索过程无疑都是一种劳动过程,因此劳动力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形态的劳动产品,都是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学习过程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探索过程则是劳动力的生产过程。
知识经济时代,在新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已有的全部相关知识,知识量往往是相当大的。越是重要的新知识,使用的知识量越大,因此新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新价值就越大。
2.知识价值转化的倍加效应。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而且在其应用于生产过程中能创造出大于自身的价值。可以说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能创新,而人类创新的原动力就是知识。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基础研究的科学发现,应用研究的原理探讨和开发研究的技术发明,三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转换周期日趋缩短,并日益成为融合一体的形式。知识产品在其创新的过程中往往是一种或几种使用价值的探索过程,但在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过程中,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往往呈现出倍加效应。如最早人们在开发计算机的时候只是想加快运算速度,但自从本世纪40年代计算机问世以后,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今天上至航天航空,下至工农业生产,科技文卫几乎无所不包,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呈几何数膨胀。
二、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价值观的差异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由于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生产劳动将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体。
关于这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预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劳动显示出不那么值得继续包括在生产过程以内了,因为人只是以看守者和调节者的地位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其次,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的关系也有所变化。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已经不再依靠劳动时间和应用的劳动数量了,而是依靠劳动时间以内运用的动源的力量,而这种动源自身的生产上所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根本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式或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这实际上道出了随着工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取决于“动力源”,进而取决于科学水平及技术进步程度,亦即知识。
由马克思对价值创造的预设到知识经济在现实社会中迅速发展的情况,不难看出,劳动价值理论有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价值太狭义。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而这种劳动是用劳动时间来度量的。显然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时间上价值的换算方法。
2.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价值实指经济价值,不包括无形的价值财富,比如专利,信息等。
3.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变化的。
4.价值与直接劳动时间的关系也不是不变的,而是富有弹性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一定的差异:
1.基础不同。劳动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为主体和基础的;知识价值论则是以知识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
2.过程不同。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是直接生产劳动过程;而知识形成价值的过程则主要在知识的开发、应用、传播和扩散等过程。
3.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不同。前者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一般不高;后者则因以科学技术为主体,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将越来越高。
4.商品价值量的度量方法不同。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商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知识量决定的。
5、价值实体不同。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知识。
6.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不同。劳动价值论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量总是由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最新知识来决定的,并且是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价值规律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知识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
1.劳动的过程既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又是知识创新的过程。
知识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同实物产品和劳务产品一样,在其生产过程中必然要耗费一定的物质资料和活劳动。其中耗费的物质资料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值形成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旧价值部分;活劳动使用的知识量则形成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新价值部分。
知识产品的过程,是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和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升华的过程。与一般的实物产品和劳务产品不同的是,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产品在劳动力的头脑中还是未知的,生产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也是未知的。也就是说,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是使用已有的知识而生产新知识的劳动。
知识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实际上是知识从一个人的大脑向另一个人的大脑中转移的过程或者说是知识的复制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传授知识的劳动过程和学习知识的劳动过程共同组成,因此也统称为教育劳动过程。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量并不增加,也就是劳动中使用的知识量就是被转移的知识量,因此在再生产的知识产品中,活劳动形成的价值虽就等于转移的知识量。在知识的再生产过程中,也需要耗费一定的物质资料,如教学设施、设备,教学人员和学习者的生活资料等,这些物质资料的价值都要转移到再生产的知识产品中去,形成产品价值中的旧价值部分。
2.知识价值论为劳动价值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东京梦华录》①作为一部“北宋旧人,于南渡之后,追忆汴京繁盛”而写就的著作,其“亲历实录”的特点对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艺术史研究的视域下,我们发现这本著作比较全面而具体地记述了宋代艺术的一个突出现象,那便是:许多艺术已经和商业结缘,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艺术商品化特征。在《东京梦华录》中,这种现象主要可归纳为三类:
一、艺术参与商业促销活动
在这一类情况中,艺术并不直接作为商品出现,而是作为一种“引子”,起到招徕顾客、提高销量的作用。这种作用,类似于后世的商业促销活动。“促销是指提品和劳务的企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向消费者或用户传播信息,树立形象,赢得好感,以影响和促进人们的购买行为和消费方式的活动。”②也就是说,艺术在这里以间接的形式实现了其商业价值。关于这一现象,《东京梦华录》中主要有三条记载:
“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卷六:立春)很显然,“百戏人物”只是吸引顾客眼球的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卖小春牛”,在于更快更好地实现具体的商业目的。
另一条记载更有代表性:“出界身北巷,巷口宋家生药铺,铺中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卷三:寺东门街巷)李成是北宋著名山水画家,他的画当然是顶尖的艺术品,但却张挂在生药铺中,用意显然不在直接出售,而在于吸引大家前来欣赏品鉴,从而达到提高店铺知名度,增加营业额的目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吴自牧《梦梁录》中得到旁证:“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恋食客。”③
为了繁荣整个市场,甚至还由具官方性质的军营出面,召集乐人,利用鼓乐表演和类似于今天的“发放赠品”活动来吸引顾客:“或军营停放乐人,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散糖果子之类,谓之‘卖梅子’,又谓之‘把街’”。(卷三:诸色杂卖)
乐人、鼓乐之类,当然也属于艺术活动了,但这艺术活动同样从属于商业促销活动,或者说,它本身便是商业活动的一部分了。在这类现象中,艺术虽未直接参与商品交换活动,产生直接经济价值,却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促销的作用,在整体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二、艺术品直接作为商品出售
这一类现象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得最为丰富。作为可以摆在店面、摊位上出售的艺术品,多以字画为主:
“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卷二:东角楼街巷)
“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散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
“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菓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绝。”(卷三:天晓诸人入市)
从以上诸条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绘画作品在宋代已经同香药、珠宝、乃至水果一样,成为了可以摆在店面、摊位上出售,有着一定的市场价格的商品了。这在中国艺术史上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此前,绘画类艺术往往是由画工匠人来完成,或作为图解宗教的手段、或作为阐扬教化的工具、或作为馆阁宫室的装饰,并未出现大量用于商品交换的作品。宋代以前固有吴道子、王维等大家,但其绘画并非为钱而作,绝不会明码标价,与一般日用品并无二致。这就充分说明了商品经济在宋代已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即使是艺术品,也同样能够遵循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原则进行销售了。这在社会发展史上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④
三、艺术作为文化消费和休闲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直接经济价值
《东京梦华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各类文艺表演活动的盛况。像“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中的宫廷乐舞表演自不在话下,各个节令仪式及民俗活动中的文艺表演也是盛况空前,但在本论题下最值得重视的却是这么几条: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卷二:东角楼街巷)
“崇观以来,在京瓦传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嘌唱弟子张七七……称心等般杂剧。……丁仪、瘦吉等弄乔影戏。……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卷五:京瓦伎艺)
“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卷八:中元节)
在这些条目里,作为宋代民间艺术活动重要场所的“勾栏瓦肆”隆重登场,并得到了大书特书。种种艺术(也有体育、杂技等)表演活动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描绘。这里面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勾栏瓦肆中的种种艺术表演活动是和仪式中皇家教坊的演出及节令民间“献演”大不相同的,后两种可以免费观看,而勾栏瓦肆中的演出则需要观者出资方可。换言之,这类艺术观赏行为已经是一种商业消费行为了。著名音乐史学家夏野先生在他的著述中对宋代音乐娱乐文化的商业化发展趋势做了这样的界定:“当时大城市里,除茶楼、酒肆及各种热闹宽敞的地方都经常有艺人作流动表演外,在城内外还有许多以游乐为主的去处,称为瓦肆、瓦舍或瓦子;瓦肆里设有许多专供各种民间艺术演出的场所。叫做‘勾栏’或‘游棚’;观众入棚看戏须先付钱的办法也开始实行。”⑤《东京梦华录》中这些市民自费在勾栏瓦肆中进行的休闲娱乐行为,和我们今天花钱去看电影、听音乐会等文艺消费行为已经毫无二致了。从广义上讲,这些娱乐表演属于服务行业,但因为其中的很多表演属于今天的艺术范畴,故艺术已经成为了宋时文化消费和休闲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创造了经济价值,并拉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映证了已有论者所指出的:“娱乐表演与商贸活动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宋代开始,娱乐活动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影响已经初步形成。”⑥(作者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注解:
① [宋]孟元老原著,姜汉椿译注.东京梦华录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所有涉及《东京梦华录》原文的引文皆出自该书,不另注明
② 陶琲.市场营销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页
③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作为五千年前的中华文化群经之首和百家学说之源的《周易》,不但在漫长历史中留下了辉煌篇章,就是在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继续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评价:“《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就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是一种崇高的事业。”瑞士哲学家、心理学家荣格也说过:“谈到世界人类惟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惟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有颇多相同的地方。”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奠基人波尔在1937年访问中国时,对中国古代的阴阳互补理论惊奇不已,在他受封爵士时,还把太极图作为其徽章图案。李政道、杨振宁等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科学思想受《周易》的影响很大。中、美、法等六国科学家共同研究并于2000年问世的“人类基因组草图”与《周易》六十四卦组合完全吻合。
《周易》是人类思想的宝库和东方文化的精华。虽经五千年时光流转,不仅丝毫不减反而愈加彰显它的现代科学价值和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其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底蕴仍然是我们现代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笔者拟以“八卦成列图”演绎商品生产企业的资产功能分类和商品生产过程,创新提出人类繁衍和商品生产“二进制”系统循环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二、精彩呈现“天人合一”市场供求与商品生产和消费八卦成列图
“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易》系辞下传)。
“天”地大自然在进化人类的同时并赋予其生存的自然资源;
“人”类依赖于自然资源在生产生命的同时生产商品以满足其物质需求;
“商”品生产是基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和社会分工的环境,在消耗人力资源和要素资产的同时,创造衍生资产——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耗费获取尽可能多的生产成果或经济效益。
笔者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具体演绎“天”“人”“商”系统循环认知如下:
1、“天”地大自然是由空间和时间的阴阳对立统一,处于系统循环、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之中,产生了自然资源及其物质能量和人类生命繁衍,形成“天人合一”之圆融大美(见图1、图2)。
2、“人”类社会与家庭人口生产是由女人和男人的阴阳对立统一,处于家庭系统循环、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之中生殖繁衍,世代传承,生生不息(见图3)。
3、“商”品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阴阳对立统一,处于企业系统循环、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之中,演绎着商品生产价值创造(生产成果)与商品消费价值损耗(生产要素)的辩证关系(见图4)。
仰观宇宙天地之大,俯察商品价值之微;辩证人类生产机理,融合家国和谐之道。“八卦成列图”精彩呈现了“天”“人”“商”道入出、升降、变化的系统机理“阴阳平衡”和“生生不息”循环过程,图1-4,分则各自成卦,合则浑然一体。旨在揭示人类繁衍与传承和商品生产与消费的系统循环机理必然存在于周易八卦的哲理之中(见表1)。笔者对卦序不作解说,每个人各有悟道,自然会各悟其得。
《周易》的基本结构是八卦,八卦结构组成了《周易》的基本宇宙图示。三,从人类繁衍和商品生产“二进制”规律中探询资产功能分类
(一)数学“二进制”概念与系统循环生命观
“二进制”是现代计算技术中广泛采取的一种数制。二进制数是用0和1两个数码来表示的数。它的基数为2,进位规则是“逢二进一”,借位规则是“借一当二”。18世纪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曾经认为自己的“二进制”发明是受中国古代《周易》八卦的影响。他从其传教士朋友鲍威特寄给它的拉丁文译本《易经》中,读到了八卦的组成结构,惊奇地发现其基本素数(0)和(1),就是易经的阴爻为“——”,阳爻为“——”,其进位制就是二进制,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数学进制中最先进的020世纪被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的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其运算模式正是“二进制”。它不但证明了莱布尼茨的原理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易经》数理学是很了不起的。
《周易》从根本上讲,可以称为生命哲学。所谓生命哲学并非是关于生命的哲学,而是将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富有生命的、交感流变的、活脱脱的系统循环的有机整体,从而以生命的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来看待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个大生命,作为小宇宙的人,就生活于这个大宇宙之中。中国传统养生学或《中医》的基本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一哲学基础上的。所以,《周易》是《中医》的基础,而《中医》基本理论则是《周易》生命哲学的具体体现。笔者把商品生产和价值创造系统循环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创新提出资产功能分类“二进制”系统循环论,以经济学和会计学演绎《周易》的生命哲学。
《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无以生长化收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这是《黄帝内经》的生命观。每个人的生命体及活动莫不如此;市场供求的商品经济活动也不例外。
(二)“生产增值”是人类繁衍和经济发展的希望与追求所在
生命繁衍和商品经济的实质精髓与内在动力是“生产增值”,这是人类生命和经济社会发展共同的永恒主题(见图5、6)。我们以生产过程为中心考察两者系统循环与因果关系:人口生产和商品生产是机理相同的概念内涵与阴阳对称关系:夫妻是家庭人口生产的生产要素;子女是家庭人口生产的生产成果;人力资源、要素资产是企业商品生产的生产要素;衍生资产是企业商品生产的生产成果。两者区别在于对象、度量、周期和形式不同。因果关系体现了生产要素和生产成果的实质性差异即“二进制”的结构内涵:在人口生产中体现的是家庭伦理关系与后继有人的繁衍目标;在商品生产中体现的是企业生产关系与持续发展的经济目标。这是家庭伦理学和社会经济学及会计学的核心内容。“生产增值”是人类繁衍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希望与追求所在。
(三)家庭人口生产和企业商品生产“二进制”系统循环和阴阳辩证关系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在图5、6系统循环中,“阴阳”是最根本的、基础性的哲学概念。因此,阴阳演化了阴阳匹配朋阳合一朋阳合生、生而阴阳、阴阳成器、阴阳平衡五行六合的阴阳之道。由于阴阳定位在系统循环过程定对应关系是有序变化的,并随着周期循环的阶段性变化而不同,当阴阳合一形成内生性增值,相对于生产成果的子女来说,生产之前的夫妻就演化为子女的父母;相对于衍生资产来说,生产之前的人力资源和要素资产就变化为衍生资产的生产要素。在特定系统循环中,因为“生产过程”内生性增值,其阴阳关系就自然而然地“二进位”了。父母与子女、人力资源和要素资产与衍生资产之间就形成了因果关系。但是,阴阳关系不是固定或僵化的,譬如处于适龄婚恋中的男女、家庭中的夫妻、生养子女的父母等特定对应关系;处于市场中的人力资源和要素资产、企业配置拥有可支配的人力资源和要素资产、衍生资产使用价值和价值等特定对应关系。入则阴阳两合;出则阴阳分离。又如在市场买、卖过程中,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两者是独立的;在男女婚配或重组的双向选择过程中,男人和女人是各自独立的。但在进入系统之后和走出系统之前的五行中,两者是辩证统一关系(见表2)。
阴阳合生“二进制”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双重生产的阴阳进位与因果对称关系。在人类繁衍和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要有了阴阳合生的生产成果,五行中的阴阳关系就“二进制”了。这里还有一个证明人类繁衍的数学“二进制”规律,就是“九月妊娠、一朝分娩”逢十进位的现象。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阴阳合生的生产成果,五行中的阴阳关系就不可能“二进位”,没有子女何以称父母;若不以衍生资产(或管理与服务职能)为目的,又何必配置人力资源和要素资产。对此,笔者称之为“人类繁衍和商品生产‘二进制’系统循环”。
四、资产功能分类的概念内涵与因果关系的自然演变
在传统经济学的资产概念中,不论是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和会计学等都没有资产功能分类的系统概念。在资产整体结构体系中,虽有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资产之分,但它们之间没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没有商品生产价值创造和商品消费价值损耗的系统循环理念。不能区分哪些资产形态属于生产要素范畴;哪些资产形态属于生产成果范畴。因此,传统经济学处在混沌、朦胧之中,与市场供求相对应的资产功能分类待在深闺人未识。
(一)从企业商品生产和价值创造系统循环“二进制”引申资产功能分类
笔者认为,天然资源(包括再生资源)是商品之母,人类劳动是商品之父。物和人两者不可或缺,商品是“天人合一”的产物。依据市场供求决定的商品生产和价值创造系统循环“二进制”阴阳辩证和因果关系,独创性提出“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的功能分类。
所谓要素资产:是指企业以使用消费为目的(而非增值和出售的目的)而从市场配置的以满足生产、经营、投资、管理、服务等活动各项必备要素和必要条件的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债权、原材料、固定资产等。要素资产随着生产经营活动的使用耗费,其价值耗费转化为衍生资产的配置成本或期间费用。要素资产在持有期内不存在内生性价值增值;不体现市价变动对其存量价值的重新计量。
所谓衍生资产:是由要素资产和人类劳动共同衍生的资产。是指企业商品已完成生产过程内含价值增值、或以持有增值和出售盈利为目的(而非使用消耗的目的)配置的处于独立形态的各种商品和投资资产。包括库存商品、发出商品、投资资产等。衍生资产体现直接交易的目的性和独立性。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市场销售实现商品价值取得货币收入;并以其销售收入补偿成本耗费或期间费用。衍生资产在持有期内既要体现其内生性价值增值;还要反映随市价变动对其存量价值的重新计量。
资产功能分类是商品生产价值创造和商品消费价值损耗系统循环与阴平阳秘的结果。
(二)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的因果联系和信息特征
对于商品生产企业来说,要素资产价值衡量取决于其配置时的实际价值;要素资产使用的耗费价值构成衍生资产的配置成本(注:剩余部分构成期间费用);衍生资产价值衡量取决于双重计量:一方面,以市价衡量衍生资产价值(C+V+M);另一方面,以成本衡量补偿生产的(或付出的)耗费价值(C+V)。成本是衍生资产价值内在的一个要素,是其必要补偿的耗费价值。因此,成本既是要素资产价值耗费的结果又是衍生资产价值取得的代价。成本是联系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前因后果的纽带与桥梁。以生产过程为中心,处在生产过程之前的要素资产(原材料、固定资产)与处在生产过程之后的衍生资产(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各有不同的本质属性——功能,这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决定的:在市场买卖中,配置或持有要素资产(体现使用价值)必须付出等量货币价值进行交换;出售衍生资产(体现价值)必须获取等量货币价值进行交换。但在商品生产和价值创造系统循环的五行中,资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辩证统一的。要素资产配置的目的是使用消费,具“单向性”的信息特征。衍生资产配置的目的是持有增值和出售盈利,具有价值衡量和成本补偿“双向性”的信息特征。
(三)自然演化的资产功能分类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的需求
地球有45亿年历史,人类有250万年历史,中华文化有5千年历史,商品经济约近千年的历史。笔者顺其自然链接了系统循环中多重矛盾运动的断裂环节,提出资产功能分类为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是基于天地大自然的资源禀赋与人类消费内在矛盾决定的,经过逐步演化朋阳互动、系统循环的必然结果,体现了自然而然的学术之美(见图7)。
五、惊世发现“八卦成列图”诠释的资产和产权阴阳辩证与整体平衡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得道顺理,失道悖理。哲理的揭示,只有扎根于形象和系统化,才使其蕴含的丰富性、概括性、逻辑性、抽象性和外延性得到能动并富于想象力的充分发挥。笔者研读《周易》联想资产负债表结构体系时惊世发现:尽管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各种不同门类的社会经济学科不断建立和日益完善。但是,不论是经济学、会计学、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国际或中国会计准则及实务指南,还是中国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财报的制度规范、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会计实务与财报结构体系,远不及五千年前《周易》“八卦成列图”完整体系的尽善尽美!在学术思想与系统架构理念上令世人瞩目,令国人自豪和振奋、拍案叫绝,叹为观止。笔者以“市场”供求为中心,将资产按功能分类为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将产权按性质分类为所有者权益和债权人权益,参照“八卦成列图”阴阳辩证和整体平衡的结构形式描绘如下(见图8)。
(一)企业资产和产权“八卦成列图”的诠释
第一层面:从唯物论的立场,回答它是什么?一方面,用“一分为二”说明“资产和产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另一方面,用“三点一线”说明“市场”是商品供给和需求的辩证统一;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是基于商品使用价值和货币价值辩证统一的抽象概括。两者是前因后果的关系。
第二层面:从辩证法的角度,回答它是怎样的?一方面,用“阴阳平衡”说明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与商品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配置要素资产旨在获取商品使用价值,配置衍生资产旨在获取货币价值。另一方面,用“辩证统一”说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资产谓“道”、商品谓“器”)的入出口、始终点与商品生产资源由市场配置,生产完工商品向市场出售的辩证关系。
第三层面:从系统循环认识论,回答它是如何周而复始运动变化的?“市场供求始终相连、系统循环环环相扣”是对资产和产权对立统一的阴阳平衡与内在联系的运动过程的概括表述。这里,重点阐述资产功能分类与商品生产过程的系统循环机理:
1、“天人合一”的市场供求决定微观经济——企业商品生产的投资活动。
2、商品生产资源从市场配置企业适用的人力资源和要素资产。
3、资源配置以等量货币价值获取商品使用价值,形成企业拥有可支配的人力资源和要素资产。
4、要素资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消费,要素资产因使用消费减少其存量价值。
5、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要素资产使用价值和人力资源劳动创造新的商品使用价值,形成衍生资产;另一方面,要素资产价值耗费和人工薪酬,变化为衍生资产的配置成本和期间费用。
6、衍生资产配置目的是生产增值(或持有增值)和出售盈利。衍生资产配置必有成本;衍生资产价值由市价衡量。即持有衍生资产必须按市价和成本配比双重计量。
7、衍生资产出售(让渡商品使用价值)以等量获取货币价值为最终目的;并以实现的衍生资产出售收入补偿成本费用耗费。
8、进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国家纳税和利润分配。
9、利润分配的结果对企业产权(资本)有利增或亏减的影响。
逢十进位,单一循环终止。复循环开始……。
(二)八卦含意与企业资产和产权的卦象注解(见表3)
两卦一组,一阴一阳,合计为10,左右平衡。资产和产权形成了完美无缺的系统结构体系(以上注解,虽不尽准确与完整,但大意相当,联系有象征意义)。
(三)企业资产和产权“八卦成列图”的卦象解析
我们从企业资产和产权两个主题(四对核心范畴)解析“八卦成列图”。
1、资产是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的辩证统一。这个过程就是企业商品生产和价值创造“二进制”系统循环的运动过程。
要素资产的“资源配置”和“使用耗费”,两者有增有减。
衍生资产的“成本补偿”和“市价出售”,两者同增同减。
“使用耗费”和“成本补偿”,两者是前因与后果的关系。
“资源配置”和“市价出售”,两者是进入与退出的关系。
从资产整体上,体现了配置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的静态平衡关系;从系统循环上,体现了配置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的(传承与补偿)的动态平衡关系。
2、产权是投资者权益和债权人权益的辩证统一。这个过程就是伴随着企业商品生产和价值创造“二进制”系统循环的社会投资和融资的运动过程。
由于主体不同,所有者与企业的“投入资本”;债权人与企业的“融资借债”,两者有增有减。
由于主体不同,所有者与企业的“保本增值”;债权人与企业的“还本付息”,两者同增同减。
“投入资本”与“保本增值”,“融资借债”与“还本付息”。两者是前因与后果的关系。
“投入资本”和“融资借债”的增加与减少。两类权益增加与减少是进入与退出的关系。
从产权整体上,体现了投资者权益和债权人权益的静态平衡关系;从系统循环上,体现了投资者权益和债权人权益(权利与义务)的动态平衡关系。
企业资产和产权“八卦成列图”阐述了入出、升降、增减变化的客观机理和系统循环的运动过程。趣味纵横,意味深远,韵味悠长,余味无穷。
六、资产功能分类科学体现了市场供求关系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图4、6、8从不同视角或层面阐述了企业资产和产权的入出、升降、变化的客观机理和系统循环的运动过程:市场供求决定企业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的因果关系与结构体系;商品生产过程决定市场配置过程和销售过程的因果关系与结构体系。市场供求和商品生产辩证统一客观反映了价值规律客观作用过程和结果,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耗费(人力资源和要素资产)获取尽可能多的生产成果(衍生资产)或经济效益。其经济内涵表现在:
1、生产过程的价值增值是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分类内在的实质标准;
2、市场买卖的等价交换是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分类外在的表现形式。
3、生产过程的价值耗费源于要素资产与生产过程的价值增值归于衍生资产;
4、从商品市场买来的为要素资产与向商品市场出售的为衍生资产;
5、商品消费价值损耗和商品生产价值创造系统循环是因果关系;
6、传承与补偿是要素资产和衍生资产系统循环的双重本质特征。
7、周而复始系统循环的内在机理:在于“外生”和“内生”,生生不息。
8、周而复始系统循环的外在形式:在运动中平衡,在平衡中运动。
外生匹配成系统内生增值二进位。生产增值“二进制”是企业资产和产权运行的至高境界。趣味纵横,意味深远,韵味悠长,余味无穷。
七、结语
关键词:虚拟经济 经济泡沫 虚拟资产 流动性控制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一)虚拟经济的范畴界定
虚拟经济是从具有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并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发展。但是时至今日,虽然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多,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在虚拟经济的研究范畴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目前学者们对虚拟经济的范畴问题主要有四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虚拟经济与虚拟资本的运动密切相关并且是非物质生产活动。罗良清(2009)认为“虚拟经济是以虚拟资本交易为载体,利用短期市场价格波动为收益来源的经济活动,它以预期收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脱离了实体经济具体生产过程”。礼(2009)则认为“虚拟经济是以价值和信誉信用为基础,以金融系统为循环依托的虚拟资本交易并繁衍增值的经济活动”。孙宝文(2005)提出“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这些虚拟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
第二类观点界定的虚拟经济范畴较第一类观点更加广泛,将所有非物质生产活动视作虚拟经济的范畴。例如“虚拟经济是在追求货币利润的目标下,通过单纯的‘买卖’、‘资本化’运作以及价值‘炒作’等相对脱离了‘物质生产过程’的价值增值活动”。刘骏民(2008)和叶朝晖(2003)则将虚拟经济定义为“虚拟经济是指以信用工具为载体和以投机牟利为目的的、相对实体经济而存在的、具有价值独立化运动特征的一种经济”。
第三类观点对虚拟经济的定义是从虚拟经济的功能出发,包括虚拟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和财富分配功能。徐良平(2002)认为“可以将虚拟经济看成是人们为了冲破现实经济的资源束缚,提高源配置效率,运用越来越虚拟化的交易手段将经济增长的各要素在更高层次上组织起来,以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周建波(2009)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以无形的商品、资产及其市场共同组成了流通的新空间,以科技信息网络技术为传递方式,以股票、期货等金融创新产品为交易工具和表达方式,以预期的劳动价格、技术价格和资本价格进行定价和分配,从而以虚拟价值和价格方式刺激并带动了实体经济迅速发展,并产生了巨大财富效应的经济形态”。鲁品越(2009)认为“虚拟经济是以证券化资产的虚拟价值为内容,以大众资本为其实体经济价值来源,通过对虚拟价值的波动价差的投机,以分割实体经济价值和规避投资风险,而产生的金融流动体系”。第四类观点则将虚拟经济与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服务行业联系在一起。如宋可为(2009)认为“虚拟经济广义上则是指满足心理需求的生产(如娱乐、传媒作品等)有关的经济活动”。而林左鸣(2010)把“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的经济,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定义为广义的虚拟经济”。
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都同在市场这个大环境中运行,同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它们的功能也与市场的功能一致,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从资源配置方式差异来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研究范畴。事实上,学者们认同虚拟经济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观点。例如,胡延平(2008)认为“从社会总体上说,所谓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并不能生出哪怕一分钱,它其实一刻也离不开实体经济,它不过是重新分配实体经济带来的利润。以‘钱’生‘钱’,其实质是‘分配’”。尽管如此,虚拟经济却必不可少,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虚拟经济能够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笔者在这里将人们的不直接与生产和消费商品或劳务相关的经济活动定义为虚拟经济的范畴,否则就是实体经济的范畴。
例如,股票和债券,其在一级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因为融资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建设或是生产及消费,而其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这种经济行为的直接结果只是财富的转移或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并不直接与生产和消费商品或劳务相关。
另一个例子是古董及为赚取差价而从事的实物产品买卖。虽然这类物品具有所谓的观赏价值或是使用价值,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在买卖它们时并不以生产和消费为目的,像这样的交易活动也不与生产或消费直接相关,因此将其划为虚拟经济的范畴。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上述简单地界定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看起来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由于孕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市场是一个有机的功能整体,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也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因为市场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利润,无论是商品生产还是劳务的供给,都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这也是市场经济中企业或个人的生存基础。但是自从虚拟经济活动产生,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获取利润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获取利润完全与商品或是劳务的生产和消费无关。正如徐国亮(2006)所指出的“生产过程只是获取利润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获取利润而必须干的‘倒霉事’。资本本质上都有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直接获取利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狂想渐渐变成了现实”。因此,无论是虚拟经济活动还是实体经济活动,其目的相同,即获取利润。
由于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利润杠杆来完成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价格和利润又具体表现为信用货币,段彦飞(2009)认为“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获取利润,而利润是以货币来表示的,或者说只有货币才体现出利润。……货币利润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价值标准”。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虚拟经济活动获得的利润还是实体经济活动获得的利润,其代表就是信用货币,并且由于货币在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之间的流动,以及货币能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使得贷币成为联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纽带。
虚拟经济泡沫产生的原因
关于经济泡沫的定义,目前理论界存有多种说法,除了许多学者都把“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等同使用以外,有些说法极易与通货膨胀、商业循环、虚拟经济混淆。因此,对经济泡沫的内涵进行界定是十分必要的。在这里笔者借鉴相关学者的观点,将经济泡沫表述为由于局部的投机需求(虚假需求)使资产的市场价格脱离资产内在价值的部分。它实质是与经济基础条件相背离的资产价格膨胀。
(一)虚拟经济活动催生经济泡沫
首先,由于虚拟经济的产品交易并不直接与生产和消费商品或劳务相关,因此,虚拟经济范畴内的交易对象具有可多次甚至是无数次重复交易的特点,这一点,是经济泡沫催生的前提。
王爱俭(2008)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实体产品将价格预期融入其中,表现出虚拟性的泛化。从两百年前的荷兰郁金香到时下炙手可热的中国君子兰,都体现出了虚拟性泛化的特征”。因此,即使是实体经济范畴内的交易产品,如果其交易背离了以生产或消费商品或劳务的目的,其活动就具有了虚拟性,就有可能催生出经济泡沫。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像郁金香及君子兰这样的产品层出不穷,不久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上的绿豆、大蒜也是实体产品被虚拟化炒作的例子。同时,与现代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房地产市场也是实体产品经常被催生出“泡沫”的典型例子。
其次,在实体经济的范畴内,人们的交易行为注重交易对象的使用价值,并且这种使用价值的交换以价值为衡量尺度,最终表现为商品价格并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由于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的无差异的人类劳动,价值虽然抽象可是真实存在,因此在实体经济的商品交易活动中,商品的价格虽然会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是价格却不会与价值背离太远。但是在虚拟经济的范畴内,人们的交易行为关注的是对利益的获取,只要能够获取利益,以任何价格交易产品都认为是合理的。
成思危(2008)指出“当股票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买卖后,由于其本身并没有价值,故其价格的确不是按照客观的价值规律,而是按照人们对其未来价格的主观预测,还要受到供求状况的影响,这就使其价格更加脱离了实际经济活动的绩效”。另外,在虚拟经济活动中,人们的主观心理发挥着较大作用。李俊青(2005)认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成本和心理的函数,也就是商品定价都是揉杂着成本和心理定价的成分”。最终结果是在虚拟经济领域,当人们对未来形势乐观时,人们对于相关产品的交易热情高涨,相关虚拟资产的流动性变强,相关产品的价格也上涨,由此可能催生经济泡沫。相反当人们对市场情绪悲观时,相关产品的交易量减少,相关资产的流动性变差,相关产品的价格就下跌。
另外,对于虚拟经济而言,从短时间看,其交易产品的价格有跌有涨,但是从长远看,虚拟资产的价格总体会一直保持上涨。因为当相关产品的价格跌到其合理价格之下时,其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和获利可能性变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会使该种产品的价格回复到合理水平。而当虚拟资产的价格涨到其合理价格之上时,人们并不注重这种产品实际值多少,而是关注其在未来是否还有获利的空间,只要人们认为可以获利,似乎相关产品的价格并无上限。
由此可见,泡沫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伴而生的,只要存在着虚拟经济范畴内的交易行为,那么经济泡沫被催生将不可避免,这也是本文将经济泡沫前缀以“虚拟”的原因。
(二)通过投机活动对利益的追逐是虚拟经济泡沫膨胀的动力
虚拟经济活动中,参与者充分利用所能获得的信息,以赢利为目的,从事相关产品的交易。也正是由于有众多的参与者,可以部分地解决个人决策信息不完全问题,有利于通过资金流向调节社会资源配置。但是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并不是以资金的合理流向为目的,而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因此人们的虚拟经济活动时常会偏离虚拟经济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轨道。
许博(2003)认为“泡沫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投资现象,是人们非理性的投资观念和投资(投机)行为的结果,这种投机行为不是单个投资主体行为,而是众多投资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李新(2007)也认为“对于虚拟经济泡沫(泡沫经济)而言,过度的经济投机活动是原动力,股票及房地产是主要载体,投机资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是必然后果”。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积累,在传统产业经济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少,有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本亟待寻找到新的投资机会。而虚拟经济不存在生产周期问题,不存在资金周转的难题,并且往往虚拟经济领域资本收益率也较高。因此虚拟经济就成了众多社会闲置资本的最终去处,直接以获利为目的的投机行为便大量涌现,而资金的涌入,可以带来虚拟经济的繁荣,虚拟经济的繁荣则会吸引更多的投机资金进入到相应的领域,由此泡沫被催生并不断膨胀。可以说投机活动对利益的追逐是泡沫经济膨胀的动力。
抑制虚拟经济泡沫的方案: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
由于上述将不直接与生产及消费商品或劳务相关的经济活动划归虚拟经济的范畴,那么在这里将所有虚拟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对象称为虚拟资产。
(一)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的必要性
资产流动性指一种资产能迅速转换成现金而对持有人不发生损失的能力,也就是变为现实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能力,也称变现力。不同的资产,由于其固有属性不同,其流动性也不同。现金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并且资产的流动性依其变现能力排序为:现金(包括现钞、支票账户)、定期存单、国债、政府机构债券、市政债券、抵押贷款证券(MBS)、资产抵押证券(ABS)、公司债券、股票、大宗商品期货合约、金融衍生品等等(张云,2009)。
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资本市场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下对资产将会有不同的定价机制,这个机制由于形成时间一般比较长以及市场存在一定的对比效应(即资产在同一个市场中具有较稳定的相对价格),一旦两个原先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进行资产交换,那么,类似上述这种等价格而不等价值的交换行为也就发生了”(施青春,2009)。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属于不同的经济体系,其产品的定价机制不同,因此仅仅按照产品价格,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通常不是等价值交换,并且虚拟经济产品的价格并不以产品的价值为基础,因此,也不可能实现等价值交换。由此可以认为,制订合理的虚拟经济产品与实体经济产品的交换规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
另外,由于商品经济范畴内的实体经济遵循商品价值规律,而商品经济范畴内的虚拟经济并不遵循商品价值规律,而两者以货币为媒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不等价交换所导致的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因此实现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是调和商品经济范畴内的虚拟经济不遵循商品价值规律矛盾的客观要求。
(二)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活、生产、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电子货币越来越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正如鞠国华(2009)所说,“在高度发达的信用时代,人们的财富都以数字形式保留在金融机构的计算机系统当中,也就是以各种计算货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因此,由于信息传输和处理的方便与快捷,使虚拟资产的流动性控制成为可能。
1.托宾税与印花税。具体分析如下:托宾税是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托宾的意思是需要“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托宾税的实施可以抑制投机、稳定汇率,其税收收入可以为全球性收入再分配提供资金来源。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股民从事证券(目前主要指股票)买卖时所强制缴纳的一笔费用。根据一笔股票交易成交金额计征,由证券卖方按1‰的税率征收;不对买方进行征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托宾税提高了国际游资进行跨国汇率投机的成本,而证券印花税提高了股市投机的成本。由于成本的提高,必将使得相关虚拟资产的交易量下降,因为必须存在更高的预期收益,以弥补税收的成本,交易才会发生。但是这至多只能减缓经济泡沫的膨胀而并不能阻止投机和虚拟经济泡沫的催生。
首先,类似托宾税的税种或是证券印花税的税率相对于虚拟资产的收益而言其比例很低,只要潜在的收益存在,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人们投机,如果提高税率,则不利于金融市场正常功能的发挥。
其次,虚拟资本的投资收益有着不同于实物资本的特征,其收益通常与取得收益的风险相关,而可变的托宾税和债券印花税增加了虚拟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提高了投资的风险,而风险的提高会通过收益的提高而得到弥补,因此类拟托宾税的税种和债券印花税不过是提高了资产收益而已。而如果是固定的托宾税率和债券印花税税率,可以作为虚拟资产的“生产成本”而直接记入其市场交易价格中,这在虚拟经济泡沫膨胀时,起到了加速泡沫膨胀的作用。就笔者的了解,在目前中国的部分小镇,由于房屋产权转移时当地政府违规收取“巨额”的手续费,使得当地的地基和房产价格飞涨。因为产权转移的手续费成为了“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每交易一次,这样的“生产成本”都会存在,每一次交易时,上一次的“生产成本”会体现在这一次的交易中,即使房产基本价值没有变化,市场供求没有变化,不存在投机的房产买卖,房价也会上涨。
2.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使用“筹码”。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虚拟资产变现的程序控制,二是虚拟资产变现的比例折算。
对虚拟资产变现的程序控制,目的在于形成一套机制,可以使监管部门主动干预相关资产的流动性,而不是等到虚拟经济泡沫破灭,投机资本潜逃成功之后,使真正的投资者被套牢并由其承担损失。金融资产变现程序控制,应该形成这样一套机制,当虚拟经济的某个领域有大量资金流入,可能催生出泡沫时,降低这些领域资产的流动性,也就是提高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的机会成本,并且资产流动性大小应该与资产泡沫的“大小”负相关。
金融资产变现比例折算,要求对价格虚高,形成了泡沫的资产实行折算变现,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领域实行等价格交换(等价值交换),而对于不同领域的产品则可以实行不等价格交换(等价值交换)。比如,当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时,一套市区的价格100万元的房子,可以同两套郊区价格50万的房子进行交换,而不能与价格100万的小汽车进行交换。
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着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有着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律,但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可以设想在两个经济范畴内使用不同但行使着相同价值尺度功能的货币,这就像是某些场所里使用的筹码。当人们进入时可以将货币换成代表相同面值的筹码,但当他们离开时,可以用相应的筹码换得相同面值的货币,如果人们只是暂时离开,则用不着兑换而可以选择继续持有筹码。但是,如果有人违反了规则,那么这些场所可以拒绝兑换筹码。
相似的,对于用于虚拟资产交易的账户使用有别于实体经济交易账户所用的货币,实体经济中的货币只有首先兑换成虚拟经济的货币时,才能进行虚拟资产的买卖;相反的,一项虚拟资产必须首先卖出换成虚拟经济的货币,然后兑换成实体经济的货币,才能购买实体资产和物品,并且可以对不同类别的虚拟资产使用不同的交易货币。这时,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就多了一道防火墙,只有相对正确与理性的经济行为才可以以货币为媒介在两个经济领域内自由通行。
3.对方案的政策评价。具体分析如下: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可以调节持有虚拟资产的机会成本,因此能够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手段。当某项资产的流动性变差时,其被持有的机会成本变大,由此可以部分抵消因为高收益而造成的大量资金的投机。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泡沫,又可以避免因紧缩贷币政策对实体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资金从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表现为实体经济的货币供应量下降,在某种程度有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因此有学者将虚拟经济视作“流动性储蓄池”。但是过多的货币进入虚拟经济部门,或者说并不很多的资金进入同一个领域,这样容易催生出经济泡沫,而经济泡沫的过度膨胀则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如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套机制,当实体经济通胀压力过大时,允许虚拟经济吸收部分流动资金,而当虚拟经济的某一领域出现经济泡沫时,启动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这样的调控机制,有利于抑制泡沫膨胀。
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有助于决策者引导非完全理性的利益追逐者,使其以相对更加理性的态度从事投资,同时将社会资金引导进入缺乏资金的领域。虽然决策者也不可能掌握完全信息,确切地知道在哪个领域泡沫已经形成,但是这种机制有助于约束投资者行为,使其慎重审视那些看似繁荣的投资领域。如果流动性控制是一项经济政策,那么所有投资者都应该了解:非理性的过度投机肯定会给自身造成损失。因为只要泡沫膨胀,那么无人能够全身而退,这样投资者会更加关注那些并未形成泡沫但获利潜力大的领域,而不是仅仅由于可能的高收益,将资金投向泡沫部门,这样可以抑制货币资本直接以投机获利为目的。
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有利于阻遏国际投机资本,避免其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尽管目前我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整个世界都将倾向于融为一体。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可以利用国际资本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同时也可以阻遏或是防范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并不对虚拟经济的现有功能造成影响,只要虚拟经济各个领域和环节是正常运转的,那么市场将只能知道“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的存在,而不会真正看到它的存在。唯一改变的是人们在考虑虚拟资产流动性、收益和风险这三个因素之后,还要考虑资产的现有流动性会被调控这一事实,这有利于投资者更理性投资。
讨论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是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的,奠基之作是刘骏民教授1998年著的《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尽管以后也有众多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至今却并未就虚拟经济的概念达成一致意见。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本文是从虚拟经济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经济泡沫及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问题,因此不得不首先花了较多篇幅来对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进行界定。至此基本的写作目的已经完成,但是由于笔者自身的学识有限,对相关问题的阐述未能做到全面、准确,提出的相关观点也未能做出充分论证。
另外本文提出的对虚拟资产流动性进行控制的方案,离实际操作还有较远的路要走,比如如何具体对各类账户实行分类管理,管理成本多大,如何准确度量经济的泡沫程度,金融资产变现的比例如何确定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讨,笔者只有留待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并且这些问题也需要更多睿智的学者参与讨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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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以前的福建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郑学檬主持编著的《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和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两书已作了详尽的分析。
但是,五代两宋时期,福建经济发展加速,商品经济有醒目的发展,内外贸易十分活跃,这就加速了福建经济结构的变化。商品生产的比重增大,进出口增加,对外经济联系扩大。
为了说明这种趋势,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论证。
首先,粮食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的生产的商品化。五代两宋粮食生产的发展表现为种植区域扩大;品种增多和良种培育、引种成功;稻米以外的粮食生产的如麦、粟、黍、豆的种植较为普遍。有关以上资料本书的第三章有两节专门涉及,故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着重谈一谈占城稻问题。占城稻引进无疑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关于占城稻的资料,以《宋史·食货志》的记载最广为人知,以《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最为详尽,以《淳熙三山志》的记载最为具体(早、晚占城)。
占城稻是出产于印支半岛的高产、早熟、耐旱的稻种。《唐会要》卷九八《林邑国》记云:“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说明林邑有早熟稻。至德(756—758)以后,林邑改名环王国,五代时环王国改名占城,《五代会要》有占城国条亦谓其“粒食稻米”。
占城稻并非仅指占城国种植的稻,而是印支各国普遍有的稻种。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安南国》讲到“占禾”:“盖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为元日之犒”。而《占城国》条反而称其国“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绝少。”这么说来,似乎占城稻非产于占城而产在安南(即交州今越南北部)。稍后的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上《占城国》条云:“民间耕种率用两牛,五谷无麦,有稿、粟、麻、豆,不产茶,亦不识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稿即篙稻,就是说占城五谷,以稻为首。该卷《真腊国》条亦云:“厥土沃壤,田我畛域,视力所及而耕种之,米谷廉平。”
可见,印支半岛之安南、占城(又名林邑、环王国)、真腊盛产稻米,且稻种早熟,由于耕作粗放,无灌溉设施,水稻和旱稻任其自然生长。这和广西地区(广西的钦州地区三国时亦为交州境)的情况差不多,直到南宋,岭外的水旱稻种植方式就是如此,《岭外代答》卷三《惰农》条云:“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
占城稻耐旱、耐涝的特性可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中形成的。占城稻虽以占城为名,但在广西地区和安南、占城、真腊等国普遍种植。
占城稻引入福建是和闽商往返占城、安南有关。闽商,尤其泉州商人有往海南岛、安南、占城贸易的传统。“唐成都猛将花惊定之裔,五代入闽,寓闽之丰州东焉。有花琳善培异卉奇花,李富安沽之去交,交人喜之争购也。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花琳富冠闽中矣。〔1〕”商人李富安购买花琳培育的花卉,运到交州去卖。交州, 唐以后辖境限于河内附近地区,即越南北部及濒海地区。这是五代闽商与交州(交趾)往来的一个例子。李富安不仅去了交州,也去了真腊、占城、暹湾:“李富安字山平,弃学经商,航舟远涉真腊、占城、暹湾诸国,安南、交趾尤熟居。每次舟行,村里咸偕之去。……李家港乃李山平之舟泊处也。〔2〕”因为举村去交州(安南、交趾)、占城、 真腊贸易,就会出现移居问题,占城稻极有可能是这些贾贩者、移居者(早期华侨)们携至泉州的。
我从以上两条引自《西山杂志》(手抄本)的记载推测,占城稻之传入福建在五代闽时到北宋初,至北宋真宗时已有上百年历史,故大中祥符五年从福建可以一次取种(占城稻)三万斛。
占城稻的传入和沿海对外贸易密不可分,似无疑问。
其次,棉花、棉布的传入、推广与福建棉织业的发展。棉花也象占城稻一样是印支地区的特产。《岭外代答》卷二“占城国”条记载说,“乾道癸巳,闽人有以西班到选,得官吉阳军监者,泛海之官,飘至占城……。”吉阳军治海南岛,闽人曾于乾道中去海南任官而漂流至占城,这是闽人去占城又一例子。
据《诸蕃志》卷上记载,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皆出产棉花与棉织品:交趾土产为“木棉、吉贝花布”、“白叠”;真腊土产象牙、香、黄蜡、羽毛、番油、生丝、绵布(棉布)等,“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醯醢(Xi Hǎi)之属博易”。
这说明,棉布已通过贸易进口到泉州。《诸番志》是赵汝适任福建路市舶提举任内撰成的,有较高的可靠性,所以,可以断定棉布的进口(从交趾、占城、真腊诸国)是在宋代,尤其南宋。
但是棉花的进口则未见记载。棉花在以上三国的临近地区如广东西、海南岛是广泛种植了,这可以《岭外代答》卷六《吉贝》一节所记得到证实。
福建棉织业的发展和棉花种植技术、棉布的进口、推广有关。《西山杂志·纱岗》记载泉州纱岗村的情况颇能说明问题:
“陈厝,盖起自三国陈时之宗族也。从岭南至闽中,到处有木棉,又曰茄@①。陈氏已能于纺且织,机杼手拂之有梳棕,皆自为之,一方人咸绩,绩之纺也。陈有木棉絮田野,丰稔皆出而易之纱,晒之岗也。织布之雅,运之交州,交人皆曰陈氏之布焉。”“沙岗者一讹作沙岗也,中有木棉茄@①愧偬兑玻3比胙伞!鄙掣诖迨敲藁ㄖ种睬忻?纺纱、纺织业,产品远销交州,其时间估计在五代北宋。陈厝村毁于宋末元初。
有关文献中也有若干条记载可以证明宋代福建沿海已种植棉花。一是刘yǎn@②《龙云集》卷七《莆田杂诗二十首》这一记兴化“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二是谢楹得《叠山集》卷三记:“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天何厚八闽”的八闽实际上仅指兴化、泉州一带,闽北种棉只见于元代。
棉花与棉织业的发展对于解决地少桑柘的福建人民穿衣问题意义非同一般,也为宋元明清棉布的出口奠定基础。福建棉布出口的直接记载有上面举出的例子(泉州陈厝棉布出口到交州),间接的记载见《诸蕃志》等书。
《诸蕃志》在述及层拔国(今坦桑尼亚之桑给巴尔岛)时云:“其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缠青番布,蹑红皮鞋,……地气暖无寒,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胡茶辣国在印度西北部,考虑到泉州海外贸易中有不少大食商人到达泉州如《诸蕃志·大食国》提到的施那yī@③“侨寓泉南”,那么,泉州的棉布经大食商人贩往大食海边,转卖到层拔国的可能性就有了。再则,泉州与印度半岛的贸易也很频繁,泉州商人甚至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南毗、故临和胡茶辣国,这样泉货(白布、瓷器、红铜)经由胡茶国转贩到层拔国自必有可能了。
第三,陶瓷器出口和制陶瓷业的发展。中国古代陶瓷出口历史悠久,唐宋时期即达到相当规模,南宋时又有较大发展,至元而盛极一时。
福建的陶瓷出口,以宋元的记载最称规模。《诸番志》涉及陶瓷出口的文字,遍布占城国、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国(今马来西亚南部)、凌牙期国(今马来西亚南部)、佛罗安国(今马来西亚南部)、新拖国(今印尼爪哇岛西部)、dū@④婆(今印尼爪哇)、 南毗国(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层拔国(今桑给巴尔岛)、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三屿(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南岸三港口)等处,至于间接的瓷器贸易,也较频繁,例如大食国“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商贾转贩,以至中国”〔3〕。这类间接贸易也是瓷器出口的渠道。
瓷器的出口刺激了福建瓷器生产的发展。《西山杂志·窑前》记窑前村即五代闽时,王延彬治泉州,命航运使李建兴“建窑为陶工之役,以充蛮舶交易。”“涂沙街在其东南,便于海运”。叶文程同志《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一书有许多地方述及福建外销瓷生产发展的情况,如泉州东门发现的碗窑遗址,说明《留氏族谱》关于泉州“陶器铜铁,泛于番国”的记载有根据。泉州东北约8公里处的碗窑多, 有小溪通浔美港,会合洛阳出海,浔美港是外销瓷器的一个港口。碗窑乡古窑遗址堆积层厚达二、三米(北坡)和一、二米(南坡),可见其生产规模相当大。产品以青釉瓷居多。〔4〕
晋江磁灶镇早在唐以前即为外销瓷的生产基地。《西山杂志·前铺》:“唐开元时林銮航舟远运,采集磁灶之瓷器,陈列大埔之前。”大埔即前铺。该书的“磁灶”条又云:“隋唐以后,施工艺,釉彩青绿,青瓷各色,……故磁灶是陶瓷而得名者。”磁灶还发现不少宋瓷窑址,《晋江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说该地生产的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指外销)”〔5〕。瓷灶窑遗址堆积层亦较厚, 瓷器釉色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绿釉、黄绿釉、褐色釉等,基中青瓷器有细小的冰裂纹。据台湾学者研究,澎湖群岛发现的宋元陶瓷标本中,以青瓷为多,黑釉瓷器也不少,而晋江磁灶曾竹山陶瓶数量最多,分布最普及。〔6〕
德化窑以生产白釉瓷驰名中外,属瓷器之上品,“质滑腻似乳,宛似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绢”。〔7 〕已经发现的德化古窑址一百八十多处,其中属于外销瓷窑址有二十八处之多。〔8〕
叶文程先生指出,福建外销瓷器生产,因为其销路极大,“商人为了谋求利润,势必尽量设法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以广其销售数额”,从而形成外销瓷本身的特点。〔9 〕虽然叶先生所举例子多为元明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这种生产适应国外市场的趋势,始自五代两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对沿海生产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提高其商品化程度,也表现为按市场要求即按买方需求生产。这种趋势的背后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商品生产和为国内贸易服务的商品生产在满足市场需求(产量与设计)上是有所差别的。
第四,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的发展。关于福建甘蔗种植情况有关著作多引用苏颂的《本草图经》的记载:“甘蔗今江浙、闽广、蜀州所生,大者亦高数丈。叶有两种,一种似荻,节疏而细短,谓之荻蔗;一种似竹,细长,榨其汁以为沙糖,皆用竹蔗,泉、福、吉、广多作之”。“蔗有两种,赤色名昆仑蔗,白色名荻蔗,出福州以上皮节红而淡,出泉漳者皮节绿而甘。其于小而长者名管蔗,又名蓬蔗,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吴越间。”除了苏颂(籍贯泉州同安)的记录外,《淳熙三山志》、《容斋五笔》亦有述及。《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糖”注云:“取竹蔗dǎo@⑤蒸,候官甘蔗洲最盛。”《容斋五笔》则云:“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霜”。
关于糖的制造,王灼《糖霜谱》的记载堪称详实。《本草图经》所记“赤色昆仑蔗”或称红蔗是一种水果蔗;而荻蔗或荔蔗用于榨糖。《糖霜谱》所记蔗糖加工具有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削和镰是砍伐甘蔗和削去皮叶的工具,余皆榨糖工具。“凡治蔗,用十月至十一月。先削去皮,次锉如钱。上户削锉至一二十人,两人削供一人锉。次入碾,碾阙则舂,碾讫号曰泊。次蒸泊,蒸透出甑入榨,取尽糖水,投釜煎,仍上蒸。生泊约糖水七分热,权入瓮,则所蒸泊亦堪榨。如是煎蒸相接,事竟歇三日(过期则酿),再取所寄收糖水煎,又候(九分)熟,稠如饧(十分太稠则成沙脚,沙音@⑥),插竹遍瓮中,始正入瓮,簸箕覆之,此造糖霜法也。已榨之后,别入生水得榨作醋,极酸。”“糖水入瓮两日后,瓮西如粥文,染指视之如细沙,上元后结小块,或缀竹梢如粟穗,渐次增大豆,至如指节,甚者成座如假山,俗谓随果子,结实至五月,春生夏长,虽结糖水犹在,沥瓮者戽出糖水取霜沥乾,其竹梢上团枝随长短剪出就沥,沥定曝烈日中,极乾收瓮。”
糖霜极易受潮溶解,所以贮存措施必需严密。《糖霜谱》接着记载说:“凡(糖)霜性易销化,畏阴湿,及风遇曝时,风吹无伤也。收藏法:乾大小麦铺瓮底,麦上按竹篼(音dou)。密排笋皮,盛贮绵絮,覆瓮。簸箕覆瓮。寄远即瓶底著石灰数小块,隔纸盛贮,厚封瓶口。”
又嘉靖《惠安县志》亦有制糖之记载:“宋时王孙、走马埭及半门诸村皆种蔗煮糖,商贩幅凑”。惠安的糖分黑砂糖、白砂糖、响糖、糖霜四种。黑砂糖由蔗液烹煮而成,白砂糖由黑砂糖去杂质而成,响糖和糖霜则由白砂糖烹煮而成。〔10〕
以上引用的资料说明,宋代福建是黑砂糖、白砂糖、糖霜(冰糖)的主要产地之一,制糖工艺比较先进。糖霜(冰糖)的制造工艺,基本上为元明时代制糖业所继承,只要参阅《天工开物》一书即可见一斑。
糖的外销情况见于《诸蕃志》等书。主要外销对象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佛罗安(今马来西亚西岸)等国,大致上包括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为什么糖未远销至印度大食?因为印度早就有甘蔗汁烹炼糖食的记载,可能甘蔗种植自西往东传至爪哇一带,故《诸蕃志》“dū@④婆国”条有“蔗糖其色红白,味极甘美”, “多嗜甘蔗”等文字,即说明爪哇也有糖的生产。大食的食糖不知从何而来,但从《诸蕃志》“大食国”条所记大食与三佛齐、佛罗安等国贸易的情况来看,可能也会购买爪哇生产的糖。
第五,花卉的进出口贸易。先说花卉的进口。茉莉花,《淳熙三山志》卷四一作“末丽花,“此花独闽中有之,夏开,白色妙丽,嵇含《草木状》谓之末利。佛经曰:末丽花香。又是番末丽,藤生,亦香。”番茉莉花应属海外传入的。素馨,“蔓生,白色,露yì@⑦(音y ì)愈香。蔡公襄诗:‘素馨万里来商舶,团园末丽丛毓香。’”事实上茉莉与素馨均为进田花卉,陈善的《扪虱新语》上卷云:茉莉、素馨“皆闽商移而至”。dū@④提,“南海种,商人传之,花皙白而香, 胜如素馨,盖岩桂之流品也,仙书曰dū@④提。”岩桂即九里香, 亦为闽中名花之一。
以上仅据《淳熙三山志》所记,举出三个例子说明宋代福建已有从海外传入的名花,实际传入的花卉不止这三种。花卉传入不仅有观赏价值还有其他经济价值,如茉莉花用于制造茶叶,生产茶叶名品茉莉花茶;茉莉、素馨、dū@④提、 佛桑诸花用作提取香油(香料油)生产,〔11〕开创了我国香料油加工业。
其次说福建花卉的出口,前举《西山杂志·花埭》记载的一则故事即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泉州之丰州,出现了花卉专业户花琳,他栽培的异卉奇花由富商李富安运销交州,“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蕃舶之易珠、瑁,盆卉更贵重,奇缺,花琳富闽中矣!”花琳之子花世昌还“拓海兴田,遍植名花”,扩大经营。元代在花埭征收花税,严重打击了花卉业。
福建花卉业的发展,除了本身自然条件优越外,还和东南亚交往频繁有关。东南亚各国地处热带或亚热带南沿,大自然赐给它们奇卉异花,培育了人们的爱花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因花卉具有的药用经济价值而更为人们所接受。花卉的贸易把这种人文精神带入福建,如除了竞相观花外,还学会提取香料油,作为化妆品美化妇女,作为药用保健品增进人民健康。
以上五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围绕着商品化这个关键课题。粮食生产在人口增殖所形成的需求推动下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粮食生产一旦在城市或商品生产、对外贸易的需求推动下发展,则具有新的意义,即商品生产的意义。换一句话说,粮食生产因为农业人口增殖(包括农业人口的统治都群体的增殖)而发展,属于没有经济意义的发展;而一旦农业因为城市或从事商品生产、对外贸易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而发展,则具有经济意义,具体说,农业发展因此纳入商品经济范围,而且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现象如良种的贸易、生产技术的交流,即农业进步的技术因素增加了。占城稻的引进及其他粮食生产进步均属这一趋势的表现。粮食生产的发展自然又和经济作物的引进发展相联系。 转贴于
所以,我曾对什么是经济结构变化问题感到困惑,在研究了福建(以泉州为中心)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后,才悟出了这个道理,即所谓经济结构的变化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如国有制、私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另一层意思是指经济的商品意义增大即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则是城市的发展和从事商品生产活动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这些人口必然以交换活动为生存手段。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意义上的发展,相比之下,由农业人口增殖而导致的农业生产发展是一种没有真正的经济意义的发展。
我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受对外贸易影响的商品生产,具有一般商品生产所没有的活力。从理论上说,一切商品生产均受价值规律支配,中世纪的商品生产亦无例外。由于中世纪贩运贸易盛行,商品的价格远高于价值的情况很普遍,尤其对外贸易行业如此,例如,上面列举的棉织品、瓷器、糖、花卉出口贸易中,因为属于重要商品(甚至是珍品)其价格自必远高于价值,因而反过来刺激棉纺织业、制瓷业、制糖业、园艺业(花卉栽培)以及香料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类似今日出口导向型产业,从而产生内地所没有的经济优势。这一动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种变化就是本节开头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注释:
〔1〕〔2〕蔡永兼:《西山杂志·花埭》(手稿本,福建省立图书馆藏)。
〔3〕《诸蕃志》卷上《大食国》。
〔4〕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79—80页。
〔5〕转引叶文程文80—81页。
〔6〕〔8〕〔9〕参阅叶文程文81、170、171页;84页;88页。
〔7〕法西尔著,戴狱译:《中国美术》卷下,36—37页,1934年版,转引叶文程文83页。
〔10〕嘉靖《惠安县志》卷五《物产》。
〔11〕苏颂:《本草图经》,转引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拌
@②原字合下加廾
@③原字礻加韦
@④原字门内加者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6-0011-03
一定的经济体制需要建立怎样的道德规范,这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经济运动的客观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经济状况的产物’。”[1] 通常我们认为,经济和道德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但实际上,经济和道德始终是相互依存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经济的产物,而经济也并非是没有价值目标的自然现象,任何经济发展的目标中都内涵着相应的道德目标。经济是目的与具有可供选择的用途的稀少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2],道德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及他人的行为规范,在哲学层面它将被提升为人内心情感的一种满足,这就说明了道德也是具有效用性的,因而我们可以利用经济的与道德的效用这一共通点,证明经济与道德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经济的发展必须要遵循道德的要求。
一、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分析
经济与利益是社会运行的条件和目标,是人们生活的核心内涵,也是人们社会活动、社会工作注意力的焦点及行为动力所在[3] 。对于市场经济的形态而言,劳动产品表现为商品的形式,或者是商品的价值形式,可以说这就是组成该形态的细胞形式。在经济形态的运动中,涉及人的经济范畴是由一定的人来承担的。在经济哲学层面,经济范畴人格化之中蕴涵着“经济人”和“道德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范畴人格化表现为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在市场经济的活动中,经济活动和道德作用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能动关系,而经济范畴人格化使得这种能动关系更具体化。
1776年问世的《国富论》中,作者亚当·斯密成功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使“经济人”这一概念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经济哲学,并赋予它崭新的价值。可以说,是斯密第一次把最初以道德哲学问题形式出现的利己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转化为经济学问题。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从“经济人”的观念出发,人之所以拥有自利的属性,是因为他被置于货源相对稀缺的并且彼此竞争的社会环境里面,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存在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领域的道德现象,不过是以人的经济行为作为载体而表现出来的道德,是道德的一种具体的、特殊的表现形式[4] 。在斯密看来,当时的英国正在逐渐走向一种“进步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高质量的生活标准由上而下普及全民,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是丰富的商品和较高的工资,而非贫苦的生存压迫。对于斯密的这一见解,很多人指责他是给无限追求物质享受的贪婪带上美丽的光环。对此斯密认为,人们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有利于促进人培养自身的可贵品质,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进步,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
人是一切社会属性的总和,“经济人”则是人类理性对自身属性进行抽象思维的产物。“经济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通过对人的具体经济活动的考察,扬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非本质属性,抽象概括出它的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属性;“经济人”也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它能够充分体现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人的行为的多样性,能够说明人的经济活动的普遍本性。黑格尔指出:“概念在个别中既在自身中,而由于个别性,它又将在自身之外,并进入现实。”[5] 因而,“经济人”这一概念包含着丰富的人的经济活动的具体内容。在市场经济中,人实践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无论从动机上还是效果上都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并且力求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经济回报,这一目的反映了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而这种本质属性的人格化就是“经济人”。
二、经济逻辑在道德分析中的体现
道德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或群体的生存及发展的行为规范,不管它是自然筛选的结果,还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它的形成以及发展需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就是道德与经济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经济行为的实践过程并不存在于单纯的伦理道德的活动中,但是实践每一经济行为都体现着一定的伦理价值和道德精神。任何道德规范的产生、存在以及发展的客观基础,都是以社会物质生活的产生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存在,理论层面,经济行为在实现了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应当具有一定的道德价值。
正像所有的动物都为快乐所向导一样,无论人的发展比动物高级多少,也是在追求快乐满足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不同的是人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理性对满足程度作以比较。在经济学上,把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得到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主观评价,它或者是对人自身生理需求的满足,抑或是对人心理层面的一种体现。商品效用具有边际递减的规律,其原因在于,从人的生理和心理角度看,随着相同商品的连续增加,人们从每一单位商品消费中得到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6]。该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即社会对某种物品或行为的评价也会随着其对该物品或行为的拥有而增加,以及该物品或行为的普及而减少。消费者行为实践效用最大化,要使得消费某一商品的边际效用等于他付出货币的边际效用,此时实现总效用的最大化,即消费者均衡的状态,人们从商品上获得的内在满足通过货币的支付而取得了外在的表现形式。这一规律同样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从道德行为的付出上得到等量的内在满足,付出越多的人就得到的越多,没有付出的人也就没有得到,道德行为的付出也成为人们内在满足的外在形式。
微观经济中的长期函数和短期函数也体现在人们实现满足程度的过程之中。可以肯定的是,一般情况下人们既会考虑行为的短期效用,也会有考虑行为长期效用的倾向。但是却往往因为诱惑而看不到未来的利益所在,就算有看到也因陷于“路径依赖”[7]或无奈的情况下顾不得考虑未来,这是一种非可持续发展的做法。如此只顾眼前利益,其所得的不论是外在利益还是内心的快乐程度,都是有限而短暂的。拓展到道德领域,更多不道德的选择不是由于人们只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往往只考虑现在的收益而不顾明天的所得。可以说,若是在人们的效用函数中加入长期效用这一自变量,那人们的非道德选择将会大为减少。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很多企业都意识到强调品牌信誉建设的重要性,例如海尔“真诚到永远”、“信念、信赖、信心,中信银行”等。“谁要生产商品,他就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社会的使用价值。”[8] 虽然在品牌信誉建设上有较大支出,前期的销售可能无法提供净利润的回报,但是随着产品交易规模的扩大,信誉品牌产品的销量将持续增长,相比较粗工滥造、以次充好的企业,信誉品牌将占有比例较大的市场份额和稳定的购买群体,企业收益也会持续增加。
三、市场经济的道德存在
美国伦理学家诺兰有说过:“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9] 纵览世界近代经济史,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的、不发达的和发达的几个阶段,与其他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相同,市场经济有自己内在的一套道德准则,而且是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交换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方的所得都必须经由相应的付出,这样就决定了参与市场经济的人的利益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又有协调合作的一面。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并非极端的利己主义,而是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互利主义。“真正激励一个经济学家的不仅是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家的赢利热情,而是这种他在探索中发现的经济学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一致性。”[10] 因此,权利平等、自由竞争、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等等便构成了市场有序运作的基本道德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日益发展壮大,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不成熟的,不仅是外部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更有市场经济内部的自我运行机制未能形成。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和体制转轨,随之而产生了一些道德败坏、诚信缺失等不可争的事实,改革使得人们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趋向于拜金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裸的金钱关系。少数人利欲熏心,妄图利用别人的信任而进行坑蒙拐骗以取得不义之财;很多企业唯利是图地把有损消费者生命安全的产品投放到市场,如双汇“瘦肉精”火腿、三鹿“三聚氰胺”奶粉……这些行为严重违背信用准则,破坏了市场的秩序,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在市场经济发育逐步成熟的历史进程中,信用与反信用的矛盾冲突中,最终必然确立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观念——信用,从其深层分析,乃在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形成的一种合力,一种客观上的市场制衡机制,这就是优胜劣汰[11] 。市场经济的道德是由“经济人”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发展演变而来的,在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实现和保障的前提下,做好事的行为能够上升为情感的需要,从而符合实践者的利益追求,这种实现具有双赢乃至多赢的性质,也使得市场经济的道德具有相对可靠的成长性。
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社会道德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义利关系的互动,可以说义利关系是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回避的贯穿始终的问题,二者之间有其冲突的一面,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冲突,“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8] 由于两种价值在动机、结果和影响等层面并不一致,往往使经济人行为偏向拜金主义;二者也有其协调的一面,义与利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与正当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它创造了人们实现正当利益的价值空间,也提供了人们实现正当利益的价值导向。
四、结语
一、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必要性
(一)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是生产实践的迫切需求。森林的生态效益是森林的外部经济效益,不能通过市场交换使其经济主体受益,现代经济学将之称为公共商品,对这种公共商品应有特殊的价值计量方法和补偿措施。森林生态补偿就是对森林生态效益的一种价值回报,也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建立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是我国林业发展战略的首要奋斗目标。而生态环境恶化和林业资金匮乏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建立森林生态补偿机制是我国林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是弥补生态公益林资金严重不足的重要渠道。从我国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实践来看,生态公益林建设资金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设初期的造林费用不足;二是森林管护费用,包括人工管护费、护林防火费、病虫害防治费等不足,导致森林资源管护不力,毁林现象严重;三是对经营生态公益林的集体和个人投入的补偿,由于没有资金渠道,一直没有实现,严重影响了生态公益林经营者的积极性。当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对林业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通过“谁受益,谁补偿”,“专款专用”等政策弥补资金不足,实现森林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是实施生态公益林体系建设的重要保证。生态公益林是以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满足人类社会多种生态需求为主体功能的森林。生态公益林服务于社会,受益于全民,是一项公益事业。是以空气净化、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农田牧场保护、护岸固堤、护路、护渠、美化环境,以及以国防、科研服务为主要目的。其本身的价值很难直接用经济效益指标来衡量。生态公益林的生态效益是以活立木群落为载体的形式发挥作用的。一旦将其林木采伐,其生态效益也就不复存在。所以,生态公益林是严禁商业性采伐的,其经营者不可能按商品经营方式通过市场交换取得其劳动和投入的经济回报。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森林生态效益长期无偿享用,森林的经营者只有投入而无回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也可以弥补国家财政拨款的不足,保证公益林建设的可持续性。
二、目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存在的问题
(1)基础研究薄弱生态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难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而且补偿对象有时很难准确界定。(2)补偿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建立良性投融资机制资金渠道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补偿的重点为西部地区,而且以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及其配套措施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国家为主,地方投入较少;有限的资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个地区,造成资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费。(3)现行的财税政策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4)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督,资金的收取和利用都存在很大的漏洞。
三、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对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支持模式,将中央因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办法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2)强化生态补偿的税收调节机制。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增收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的开发要逐步提高税率。(3)拓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资金筹措渠道。今后可以继续利用国债这一有利的筹资手段,解决资金缺口问题。提高金融开放度、资信度和透明度及加强投资制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创造良好的条件以引进海外资金,积极吸引国外资金直接投资于生态项目的建设。(4)加强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研究工作开展生态保护立法研究,为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供法律依据。根据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实际情况,科学确定不同地区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在财政支付能力有限、政府控制力不足的条件下,加强产权改革制度的研究,调动民间参与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将政府主导型生态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民间主导型治理模式。(5)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的收费制度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加大收缴力度,加强对有关部门行政不作为的监督。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收费的实践,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征收的生态补偿费应该专款专用,用于生态恢复和补偿。
四、结语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是一个新的课题,是我国改善生态环境建设、解决生态建设资金的根本途径,虽然国家已经开始试点,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如生态效益价值评估,同时借鉴林业发展国家的做法和经验,努力促进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而我国财力有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本文中提出的对策建议,在不同地区具有相应的选择性,有必要引起地区政府重视,林业部门要主动介入积极探索。
参考文献
[1] 徐信俭等.关于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思考[J].林业经济,2000(4).
[2] 吴水荣,马天乐,赵伟,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进展与经济分析[J].林业经济,2001(4).
1 法的价值和经济法的价值体现
古今中外对法的价值的研究从未中断,一般意义上,法的价值包括公平、效率、秩序、自由、平等、正义等内容。我们这里探讨法的价值,又指法律的价值,其中一种是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的价值。比如,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公民的自由、社会的公共福利、经济的持续发展、善良风俗的维持,还有其根本体现,如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
而经济法作为比较年轻的一个部门法,起步要晚于宪法、民法等,却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经济法的价值。
经济法是法的的一个部门,故也称部门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其自身的价值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个是经济法的目标价值,另一个就是经济法的功能价值。
(一)经济法的目标价值
经济法通常选取的是社会整体效益来衡量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如果个人利益高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时,对于个人来说,其有利的一面仅体现在需要的是一种个人资源配置,但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均来说,一点得不到体现,甚至出现副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法就需要对上诉的配置方式进行一些干预,从而去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换句话说,经济法的目标价值可体现在社会整体效益上,让社会整体的效益达到最大化,同时社会整体效益是经济法的根本特点及其精神价值目标的唯一体现,也是其宗旨与功能价值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二)经济法的功能价值
经济法的普遍价值,包括公平、正义、和谐与发展、效率、秩序等特点,直接体现出经济法的目标价值,是其独特的目标价值。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不同,经济法的核心价值也随之改变。下面就经济法核心价值的转变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2 经济法核心价值的转移
经济法的秩序价值是经济法的基础价值。经济秩序、经济平等、经济效率、经济自由等,这些是经济法的立法宗旨,是经济法所要追求的目标。
在改革初期,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经济法的公平价值,这在整个经济法中对其立法和执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追求社会效率的同时,要考虑到公平。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首先要消除的就是不正当竞争和非法垄断,去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
我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限制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为市场竞争预设有效规则和救济手段,这就是经济法公平价值所要追求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经济法的效率就体现了更重要的价值。
经济法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种现象直接损害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破坏了市场中的社会效率。在此时期,我国经济正式迅速发展时期,社会效率在经济法的价值中体现的尤为重要。在法律对市场进行法律调节时,就以社会效率为中心,去促进社会整体效率,来达到经济发展的最大化。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现代。由于认识、体制、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秩序出现了很多问题,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当今社会的物价混乱、房价飙升、金融监管漏洞、垄断横行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秩序混乱,这就需要秩序去维持经济的正常发展。在这其中,对经济秩序的维持也是难度最大和技术含量最高的。
法竭力维护秩序价值,但法与秩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张力更加明显地体现于经济法与秩序价值之间!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与秩序价值之间也有着难得的和谐!经济法与秩序价值的这种辩证关系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
3 经济法秩序价值的体现
经济法的秩序价值在当今社会价值的体现主要是指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作用,就是经济法在执行中,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恢复和维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这样说过:“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恩格斯的语句中所提及的“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所指的就是经济秩序。
4 经济法秩序价值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法秩序价值所体现的就是维护作用,在维护的作用上面,我们就下面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经济法秩序在市场规制秩序中维护作用的体现
市场规制秩序是指在规制市场中,政府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的连续、一致和确定性。在市场运行中,经济法的秩序价值规律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了避免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出现失灵,形成全备的市场经济,经济法的秩序价值就得到了重要体现。
首先是规制法定,政府是要让市场经济得到正常的运行,而不是去遏制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活力,这就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更好的资源配置,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从而发挥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第二就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市场经济要想得到有效的资源配置,就必须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前提。这就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需要效率优先的情况下去兼顾公平,从而去维护竞争秩序,形成市场经济的有效的竞争和有序的竞争环境,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让市场经济得到更好的运行。第三就是去提高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是经济正常运行的命脉,是消费者正常购买所需要的必要条件。
只有产品质量得到保证,我们的经济秩序才不会发生混乱,这些在我国制定的《产品质量法》中得到体现。《产品质量法》的制定,对于维护和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消费者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始终是处于弱者的地位的,如果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那么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就会受挫,就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造成严重的破坏,就混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在这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对消费者的权益做了保护,这对市场经济的维护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经济法的秩序在宏观调控中的维护作用的体现
经济法秩序在宏观调控中的维护作用主要是指对市场中资源配置起到的作用。“为了克服政府失灵,经济法需要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进行规制,以维护宏观调控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宏观调控四大目标,即总量均衡,结构优化,就业充分和国际收支平衡。”
下面我们就经济法秩序在宏观调控中所起到的维护重要但是有待去完善的三个方面去进行阐明。(1)经济法秩序对财政税收方面的维护。我国在对税的征收和税目的征收方面做得还有很大的不足,很多方面在实际运行中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所以我国要加强这个方面的立法。(2)经济法秩序对价格方面的维护。
价格在市场机制运行中是信号灯的作用,价格的正常化是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根本。(3)对外贸秩序的维护。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就更需要有秩序的维护、虽然WTO本身的规则对外贸行为有一定的约束,但是政府还是要按照其规则对外贸行为进行全面完整的规范,从而更好的去维护我们的外贸秩序,对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法》也有详细的规定。
5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