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问题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公共管理问题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公共管理是指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并围绕着服务对象开展管理工作的公共服务管理，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采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档案管理规范化是指将档案管理工作清晰化，使之能够更广泛地表现给大众。在进行公共管理的档案管理规范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档案利用者的要求，通过对档案利用者的重视，使公众观念在档案管理中突出显现。档案管理与公共管理有相同之处，在服务的理念上来说，都是从广大受众利益出发，为社会公众档案用户服务。在服务的对象上来说，都是社会公众、社会组织、机关团体等。在公共管理视角下，将用户放在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位置上，通过用户对公共档案管理的感受进行反馈，对档案管理的模式和方法进行改进。

2.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

公共责任是档案管理存在的一个基础，内在推动着档案管理的发展。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能够实现档案管理的合法性。在社会责任的范围和程度上，现代档案管理的社会责任明显与传统的档案管理有明显差别。传统档案管理的责任主要是政治责任，而现代档案管理的责任在原有的责任基础上增加了全新的社会责任，全新的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政治责任、文化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在内的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责任和为公众提供档案信息完整性和安全性的责任。在全面发展理念上，表现为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和档案信息的服务，能够为社会各项活动提供全面的发展支持，传统的档案管理只是针对政治与行政管理、历史研究等领域展开服务，远远少于现代档案管理的理念。在工作的对象上，摒弃传统的只面向政府人员、科研人员等人员的服务，转向广大人民群众。档案管理服务的范围在朝着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上发展，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在公平服务理念上，体现在档案管理服务在本质上消除了对部分对象的歧视现象，在进行档案管理的执行过程中，需要秉承开放性的特点，在控制好开放的基础上，满足社会上各类人员进行自由的使用的权利。通过原则、政策和标准的同化，保持档案信息的核心利用群体能够和公众一样共同的享受同等的权利。通过统一的服务标准，对各类利用者的利用权限进行控制。

二、公共管理下的档案管理规范化

1.文档集成式

通过集成化的技术能够形成较为系统的管理规范，然后运用这种系统的管理规范对公共管理下的档案进行管理的方法就是文档集成式档案管理方法。协调各文档管理的过程是文档集成式管理方法的核心所在。在文档管理中，一般将文书部门和档案部门分离，使其单独进行工作。文书部门着重于文件的管理部分，而档案部门是对档案管理进行负责，这两个部门相互独立，互不影响，不能充分保证文件档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使得档案管理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在文档集成式管理方法下，将文件管理部门和档案管理部门这两个部门有机结合到一起，使之在管理系统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保证文件档案完整性的基础上还能体现文件档案的开放性。

2.资源管理式

电子档案随着社会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得到了越来越快的发展，伴随着众多的电子档案，档案的管理也需要向信息档案管理的方向发展。在未来档案管理的工作中，应大力发展信息资源，这对档案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信息资源方向加大档案管理的力度，使得信息资源体系能够作为一种基础影响着档案管理工作。

3.公众参与式

公众参与模式是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档案管理规范化的最为基本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公平、公正和大众化是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档案管理规范化的主要发展方向，为了更好地使得档案管理服务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让公众参与到档案管理工作中来，提高档案管理的公共管理。首先应该加强公众文档管理的培训，通过培训提高群众的文档管理能力，使得群众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文档管理中，提高文档管理的质量。群众在档案管理工作的评价过程中，需要及时向档案管理的相关人员反映在档案管理中的问题，使得档案管理的相关人员能够及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改正处理，提高档案管理质量。公众参与能够显著的提高档案管理的公开度，在保证档案管理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档案管理规范化。

篇（2）

一、对“共同利益”的概念辨析

“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在词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通常所说的“共同利益”有两个英文词与其相对应，即commoninterest和generalinterest。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common在被解释为“共有的、共同做的、共同受到的”时，是指“两个人或更多人，或者是团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或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他们有影响的东西”。而general则被解释为“普遍的、全面的”，此时它指“影响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事物）”。（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第612页。）

可见，“共同利益”首先是指“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可能是指两个人、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从“共同利益”中获益或受其影响。这是共同利益的相对普遍性。

同时，“共同利益”是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担的、或者是共同受到影响的”。它与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行动相关。它不局限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其所独有。这是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通常，共同利益可以指代共同体利益，或是利益关系的产物。我们将分别阐述这两种指代关系。

（一）共同利益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作为现实的载体，这些不同层次的共同体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利益共同体。在对这些利益共同体进行考察时，可以采取几种视角：一是以单个的利益共同体为单元，分析其共同利益的属性；二是以不同层次利益共同体的相对关系为单元，分析共同利益的相对性。

1.共同体的规模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由相关成员组成的。其成员数量的多少，影响着共同体利益的内容。既然共同体利益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特定成员，它就应该是绝大多数成员或者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体规模越小，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简单、越狭窄；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复杂、越广泛。但无论如何，共同体利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这是由利益需求“总量”和利益差异程度所决定的。

最为主要的是，共同体规模制约着共同体利益的认可和确认。在共同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利益聚合比较容易实现；或者说共同利益容易被认可和确认。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增大，利益的差别性和多样性使得共同利益的“形成”越来越困难，因此也只能在形式上用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来代表共同体利益。这在实践中存在困境：“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中原则是否忽略甚至是侵犯了少数人的利益？

通常认为，不管采取怎样的表达机制，共同体利益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抹杀其实质上的“普遍性”或“差异性”。如果少数人的利益被忽略或侵犯了，他们就会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共同体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共同体总要采取一些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其背后的逻辑是：这些少数人的“共同利益”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得到确认，但在实际上应该得到实现。就是说，共同体利益并不以大多数人主观的确认和认可为限度，它还包括一些客观的、在特定时期内没有得到确认和认可的利益。

比如，人们在和平时期可能并不会感受到共同体安全的重要性；一旦共同体安全受到威胁时，任何成员都不可能否认共同体安全乃是最大的共同体利益。再比如，在追求共同体利益的过程中，共同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可能被“无意”地破坏了，此前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生的”自然环境也是共同体利益；当共同体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或威胁时，保护自然环境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同体利益。可见，形式上的共同体利益并不能抹杀那些客观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潜在共同利益。

这表明，共同体利益并不否认差异性和客观性，它既包括形式上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客观的“普遍利益”。

2.共同体的性质与共同体利益

以上，我们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了共同体利益。事实上，除了规模之外，共同体的性质也是影响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组织这类利益共同体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区分为“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这近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显然，两者都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因为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其共同体利益也有所不同。这正如斯托克斯所说，“‘公共’与‘私营’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而是追求公共利益与追求私人所得之间的区别”（注：DavidMathasen:TheNewPublicManagementandItsCritics,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l,1999．）。

在这里，政府被看作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这种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挑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因而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公共利益。事实上，这种冲突可以用共同体利益来解释。布坎南等人所说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近似于政府这个公共组织的共同体利益，而斯托克斯所说的“公共利益”乃是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利益。传统观点认为，这两种共同体的利益根本一致；而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两者可能相分离。可见，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这取决于共同体利益的指向。

3.共同体的层次与共同体利益

既然共同体及其组成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利益实体，那么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层次共同体及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这个最大的共同体是由若干层次的次级共同体按一定规则组成的。高一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制约着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冲突。比如，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国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共同体。基于国家利益，一些国家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威胁；同样，一些核大国发展核力量形成核威慑也是对人类社会安全与和平的挑战。这是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间合作，则是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措施。

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国家、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利益共同体，但它们在形式上具有利益共同体的某些特征。如果将国家看作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那么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利益共同体。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这里都可以理解为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它们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各自的范围内也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们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这种冲突再次表明：不同层级共同体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国家利益显然是高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

上述分析表明，共同体利益首先是共同利益，它是共同体成员利益的综合。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的提升，共同利益聚合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是否是共同利益时，必须选定合理的参照系、辨别其适用范围。因为低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高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二）作为利益关系产物的共同利益

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时，实际上是从静态意义来理解共同利益的。除此之外，共同利益也表达了利益主体横向的利益关系。通常认为，“由于利益自我性和社会性的作用，任何利益关系中都包含着三种利益内容，即利益关系两个原构利益主体的利益及其相互结成的共同利益”。确切地说，共同利益乃是“利益关系中的第三种利益”（注：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页。）。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引伸：

1.共同利益的本质属性

如果我们承认利益的普遍性以及利益驱动假设的话，那么就同样应该承认利益关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发生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在利益关系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原构利益主体”的性质不同，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两个公共机构基于公共目的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及共同利益，显然与两个私营部门基于私人目的产生的利益及其共同利益有所不同。换言之，不同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可能具有私人的性质，也可能具有公共的性质。

2.共同利益的动态变化性

尽管利益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上述逻辑，如果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其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会随之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同利益也具有动态变化性，而且在变化过程中其主体内容也将有所调整。这使得共同利益本身也是一个难以完全把握的概念。如果仅仅是共同利益的内容发生变化，那么共同利益的公共性或私人性就不会变化；如果两者同时发生变化，那就意味着利益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显然，两个私营机构为垄断市场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与基于合作性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意味着共同利益作为利益关系的产物，可能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改变其公共的或私人的属性。

由此可见，共同利益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难以分辨，这取决于作为共同利益基础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属性及其动态变化性。或者说，不能仅仅从概念上将共同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尽管公共利益也具有共同利益的某些属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呢？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注：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第37页。），尽管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要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作出概念上的界定。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6页。）在这里，公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首先与共同体利益相关。不过这个由单个公众以一定方式组成的共同体，与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私人性质的共同体存在实质性差别。前已述及，共同体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共同体利益的性质。基于这种认识，公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包含着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内涵。

其次，公共利益意为“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现代公共管理转向公众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众除了消费公共物品之外；还大量地消费私人物品。反之，公共利益则应该代表公众利益，否则它就失去了依托而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

再次，公共利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给相关。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决定的。尽管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也具有自利性，但谁都无法否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这一方面，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即因为政府是代表者和维护者，而认为公共利益只能由政府来维护、增进和分配。这排除了政府以外社会主体的补充作用。事实上，西方国家大量出现的志愿性团体、社区自治，以及“治理(govenance)”概念的提出都表明：“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作为共同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往往被当成一种价值取向、当成一个抽象的或虚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并没有告诉人们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内容，它只阐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也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

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

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利益客观地影响着共同体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共同体成员明确地意识到。

2.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

既然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既然它影响着共同体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社会共享性。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所谓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所谓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并且这种受益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明显的“正受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事实上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潜在威胁。

以上两种特性都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虚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一般认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如果将非排他性看作是源于产权而派生出的特性的话，那么，它在形式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共有”的性质。而非竞争性则从实际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可以是“共同受益”的。这决定了公共物品是公共利益的物质表现形式；进而，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物品的这种特征往往被误解，即公共物品往往被理解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能否认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存在，但不能借此认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该具有这种特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是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来实现的。

从纵向上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共同体利益的层次性来界定公共物品的层次性：(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共物品：世界和平、一种可持续的全球环境、一个统一的世界商品及服务市场和基本知识，都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例子。（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2)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初等教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公共设施（比如道路），都是全国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道路）、垃圾处理、街道照明、警察保安等都属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区性公共物品：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乃是社区性公共物品。

从横向上来说，同一层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1)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基础设施一类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安全或地方治安。(3)保障性公共物品，比如社会保障、疾病防治。(4)服务性公共物品，比如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服务性公共项目。

由此可见，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实际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了。这是现代公共管理探讨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从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的基础。

三、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从上述对公共利益本质属性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既然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共享性，既然它具有相对普遍的影响力，那么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就应当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传统观点基本上秉持着管理者的立场，即以政府公共管理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这对于探讨政府这个最大的管理主体如何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大有稗益的。不过，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却力图改变这种立场，顾客取向和结果取向并不仅仅是政府公共价值观念转型的目标，它也蕴含着公共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同时，市场化供给机制的引入似乎并没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甚至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的参与同样能够带来有效的产出和更高的绩效水平。因此，转向公众立场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

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共利益是现实的。它表现为公众对公共物品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与公众个人对私人物品的需求相区别。后者可以通过在市场中进行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而得到实现；而前者则需要集体行动、有组织的供给方式才能得到满足。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供给主体，这由政府传统的公共责任所决定。但仅仅有公共责任并不能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的能力和绩效状况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对传统政府理论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在于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并不能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即使对这一相对普遍的现实忽略不计，也应当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基于这两大前提，必然要求寻求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从西方七十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来看，基本上都倾向于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改革的成功经验都贯穿着“政府不必是唯一提供者”的多元化主体信念。这一信念应当这样理解：

第一，政府的有限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是必然的理性选择，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基础。

第二，政府虽然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但政府的某些传统责任和职能是不能放弃的，而且某些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也就是说，主张多元化供给并不能全盘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毕竟是最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

第三，这一信念意味着政府不必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它可能通过有效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供给，也可能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样，政府既不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也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篇（3）

中图分类号：F239.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7（a）-0199-01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依法有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保证人民群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的途径。

1 公民参与概述

1.1 公民参与的基本概念

公民参与也称为公共参与、公众参与，是指有参与愿望的公民通过一定的途径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公民参与，是官民合作，是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通过无遮蔽的意见表达，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达致有公信力的决策。公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第二，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第三，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1.2 基层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内容

政治生活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一起构成，公民在参与政治生活时，既要行使政治权利，又要履行政治义务。公民还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我国的政府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我国政府工作的改进，决策的完善，政风的廉洁，效率的提高，都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所以，公民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我国公民更应该积极广泛的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决策机关可以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组织跨学科、跨部门、跨专业的专家学者对决策加以研究论证。公民还可以通过社会听证制度参与决策。公民通过民主管理参与政治生活，我国发展基层民主，可以通过参与村委会和居委会方式，这样可以有效的调动广大居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公民可以行使监督权，实行民主监督。

2 基层管理中公民参与的障碍

2.1 公民的选举意识淡薄

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但在生活中，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并不乐观，公民参与意识淡薄，远不及其他国家，我国公民有这种思想，和我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有着必然的联系，我国人民不愿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人民惧怕权威，更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这和我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制度有关，为了让人民真正的实现当家作主，一定要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2.2 公民反应的意见、要求并没有得到重视

公民在积极的参与政治生活时候，一定希望自己所提出的意见、要求得到实现，并发挥有效的作用，但是有很多公民提出的要求都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很多公民的上访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所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降低，有很多人就不愿意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意用法律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说，政府应该不断地完善基层管理中公民参与制度。

3 更好地实现我国基层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途径

3.1 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并不高，导致了很多问题，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缺失，我国的民主制度得不到真正的实现，所以我国要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让公民有序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加强对我国公民的素质教育，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我国更要加强对公民的文化素质教育，我国可以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让公民懂得基层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

3.2 完善基层公共管理公民参与制度

公民参与基层公共管理的意识淡薄，和我国基层公共管理公民参与制度不完善有关，所以我国应该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完善我国基层公共管理公民参与制度，我国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公民参与的法律地位，通过法律的手段让公民参与管理的权利得到有效实现。我国更应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和公开办事制度，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性，我国的一些省市已经陆续向群众开展了对政府“红头文件”的查阅，政府的这一举措，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也被人民称为政府的“阳光工程”。所以应该将政府的“阳光工程”在各省市广泛推广，这样既可以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便于群众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也有利于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更能够完善基层公共管理公民参与制度。

3.3 创新基层管理中公民参与的方式

我国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中采取了多种方式，例如：举行论证会、座谈会、听证会、重大事项社会公证制度、给国家机关写信或打电话，向有关人员当面反映自己的意见，向人大代表反映自己的要求，还可以通过舆论监督制度行使监督权，但这都是传统公民参与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应该不断推出新的管理方式，比如利用网络技术让公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让公民更方便有效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但是让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政治生活时，要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管理让微博等网络平台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达到创新的作用，正如“微博达人”蔡奇所说：“政务微博体现应有之义，政务微博既是社会管理创新”。

4 结语

依法有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要求。在现阶段，我国应该采取一系列合理有效的措施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基层公共管理中，并且要引导公民有序的参与政治生活，遵循法律、规则、程序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并正确处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真正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参考文献

[1] 丁倩梅.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J].才智，2008（19）：267.

篇（4）

    从标准学术意义上来说,公共管理学是在1970年代以后才真正作为一门完全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理论渊源来源于公共行政学。回顾公共行政学发展演进的历史,可以发现,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期形成的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1960年代起开始流行的新公共行政学。发展至1970年代末,公共管理学在公共政策和工商管理两个学科的强烈影响下,终于形成自己的体系。如今的公共管理学已成为一个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整合型的学科体系。学术界一般认为,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在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一书,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学科,是公共行政的奠基之作。随后,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一系列的理论随着时间的延续相继诞生。1960年代的布凯南的“政府失败说”,以其实用性和创建性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他们认为:政府官员们追求私利必然导致政府管理的无效性,因此必须对整个政府的管理体制重新进行设计,否则就不会出现行政改革家们所追求的行政行为的高效率。随着时间的演进,先前的理论在风靡世界的同时也遭受到了许多批评,在这些批评之中能够真正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尤其是企业家政府理论的一套具有替代性的新理论被提出来,即是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建立一些具有完整的整合力的公共机构。到198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出现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目的是以解决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为核心目标,通过对各个学科相关知识的融合,重新创建一个公共管理的新知识框架,从而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发展的迫切需要。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问题为核心,融合来自于各个学科的知识,突破了先前的公共行政学的学科限制。它研究的核心议题是“提供公共服务时,除了拓宽和完善官僚机构之外,其他机构也可以提供所有这些职能”,并围绕该核心展开对公共机构与公共部门经济效益之间关系的研究。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问题远远包括以往的公共行政学涉及的主题,如公共服务供给、制度选择、政府腐败等。总之,一系列与公共管理相关的理论的提出,共同拓宽了公共政策研究的主题和范围,形成了广泛综合的知识结构框架以及新的公共管理方式。

    二、美国公共管理学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管理学的可信性随着上述众多的公共管理理论学说在美国的诞生及发展,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所吸收以及包含的知识框架也越来越多。然而,美国的公共管理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早在1980年代初,就有学者(VanRiper,1983)提出警告:学者要认真了解公共管理学的历史,否则便会误解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传统。然而,直到2001年芝加哥大学的林恩教授(LaurenceE.LynnJr.)才开始关注到该问题。林恩在2001年发现,许多着名的学者连学科发展的真实情况都不能掌握,因此所建立的理论的可靠性以及所提供的建议的可行性都存在众多疑问。例如威尔逊在1887年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之后,并无意推广这个并不恰当的主张,这个事实就被当时的众多学者所忽略。

    (二)重要问题研究的肤浅即使众多的公共管理理论发源于美国,而事实上,美国的公共管理学者的学术水准以及对政府改革的影响并非如外人想象中的理想。许多美国学者也没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在某一时刻的公共管理现象,而是只对其作镜花水月式的简单描述,不能深入地分析出可以随环境、价值以及权力的转变而改变的公共管理的本质。例如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直接致使美国政府权利极度扩张,公共管理部门膨胀,继而是加强对大企业的监管,继而导致美国大政府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出现即能印证这一点。

    三、美国公共管理学对我国的启示

    鉴于以上对于美国公共管理学的现状以及问题的描述,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公共管理学在为该学科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重大问题。因此,认清美国公共管理学的现状,对于我们学习和掌握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任晓林教授曾撰文指出:“中国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学习、吸收与创新的道路,包括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

篇（5）

一、对“共同利益”的概念辨析

“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在词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通常所说的“共同利益”有两个英文词与其相对应，即commoninterest和generalinterest。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common在被解释为“共有的、共同做的、共同受到的”时，是指“两个人或更多人，或者是团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或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他们有影响的东西”。而general则被解释为“普遍的、全面的”，此时它指“影响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事物）”。（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第612页。）

可见，“共同利益”首先是指“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可能是指两个人、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从“共同利益”中获益或受其影响。这是共同利益的相对普遍性。

同时，“共同利益”是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担的、或者是共同受到影响的”。它与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行动相关。它不局限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其所独有。这是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通常，共同利益可以指代共同体利益，或是利益关系的产物。我们将分别阐述这两种指代关系。

（一）共同利益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作为现实的载体，这些不同层次的共同体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利益共同体。在对这些利益共同体进行考察时，可以采取几种视角：一是以单个的利益共同体为单元，分析其共同利益的属性；二是以不同层次利益共同体的相对关系为单元，分析共同利益的相对性。

1.共同体的规模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由相关成员组成的。其成员数量的多少，影响着共同体利益的内容。既然共同体利益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特定成员，它就应该是绝大多数成员或者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体规模越小，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简单、越狭窄；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复杂、越广泛。但无论如何，共同体利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这是由利益需求“总量”和利益差异程度所决定的。

最为主要的是，共同体规模制约着共同体利益的认可和确认。在共同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利益聚合比较容易实现；或者说共同利益容易被认可和确认。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增大，利益的差别性和多样性使得共同利益的“形成”越来越困难，因此也只能在形式上用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来代表共同体利益。这在实践中存在困境：“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中原则是否忽略甚至是侵犯了少数人的利益？

通常认为，不管采取怎样的表达机制，共同体利益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抹杀其实质上的“普遍性”或“差异性”。如果少数人的利益被忽略或侵犯了，他们就会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共同体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共同体总要采取一些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其背后的逻辑是：这些少数人的“共同利益”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得到确认，但在实际上应该得到实现。就是说，共同体利益并不以大多数人主观的确认和认可为限度，它还包括一些客观的、在特定时期内没有得到确认和认可的利益。

比如，人们在和平时期可能并不会感受到共同体安全的重要性；一旦共同体安全受到威胁时，任何成员都不可能否认共同体安全乃是最大的共同体利益。再比如，在追求共同体利益的过程中，共同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可能被“无意”地破坏了，此前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生的”自然环境也是共同体利益；当共同体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或威胁时，保护自然环境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同体利益。可见，形式上的共同体利益并不能抹杀那些客观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潜在共同利益。

这表明，共同体利益并不否认差异性和客观性，它既包括形式上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客观的“普遍利益”。

2.共同体的性质与共同体利益

以上，我们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了共同体利益。事实上，除了规模之外，共同体的性质也是影响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组织这类利益共同体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区分为“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这近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显然，两者都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因为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其共同体利益也有所不同。这正如斯托克斯所说，“‘公共’与‘私营’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而是追求公共利益与追求私人所得之间的区别”（注：DavidMathasen:TheNewPublicManagementandItsCritics,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l,1999．）。

在这里，政府被看作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这种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挑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因而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公共利益。事实上，这种冲突可以用共同体利益来解释。布坎南等人所说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近似于政府这个公共组织的共同体利益，而斯托克斯所说的“公共利益”乃是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利益。传统观点认为，这两种共同体的利益根本一致；而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两者可能相分离。可见，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这取决于共同体利益的指向。

3.共同体的层次与共同体利益

既然共同体及其组成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利益实体，那么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层次共同体及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这个最大的共同体是由若干层次的次级共同体按一定规则组成的。高一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制约着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冲突。比如，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国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共同体。基于国家利益，一些国家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威胁；同样，一些核大国发展核力量形成核威慑也是对人类社会安全与和平的挑战。这是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间合作，则是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措施。

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国家、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政府部

本论文转载于论文天下：/product.free.1996185.1/门、地方政府都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利益共同体，但它们在形式上具有利益共同体的某些特征。如果将国家看作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那么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利益共同体。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这里都可以理解为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它们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各自的范围内也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们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这种冲突再次表明：不同层级共同体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国家利益显然是高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

上述分析表明，共同体利益首先是共同利益，它是共同体成员利益的综合。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的提升，共同利益聚合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是否是共同利益时，必须选定合理的参照系、辨别其适用范围。因为低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高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二）作为利益关系产物的共同利益

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时，实际上是从静态意义来理解共同利益的。除此之外，共同利益也表达了利益主体横向的利益关系。通常认为，“由于利益自我性和社会性的作用，任何利益关系中都包含着三种利益内容，即利益关系两个原构利益主体的利益及其相互结成的共同利益”。确切地说，共同利益乃是“利益关系中的第三种利益”（注：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页。）。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引伸：

1.共同利益的本质属性

如果我们承认利益的普遍性以及利益驱动假设的话，那么就同样应该承认利益关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发生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在利益关系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原构利益主体”的性质不同，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两个公共机构基于公共目的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及共同利益，显然与两个私营部门基于私人目的产生的利益及其共同利益有所不同。换言之，不同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可能具有私人的性质，也可能具有公共的性质。

2.共同利益的动态变化性

尽管利益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上述逻辑，如果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其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会随之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同利益也具有动态变化性，而且在变化过程中其主体内容也将有所调整。这使得共同利益本身也是一个难以完全把握的概念。如果仅仅是共同利益的内容发生变化，那么共同利益的公共性或私人性就不会变化；如果两者同时发生变化，那就意味着利益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显然，两个私营机构为垄断市场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与基于合作性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意味着共同利益作为利益关系的产物，可能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改变其公共的或私人的属性。

由此可见，共同利益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难以分辨，这取决于作为共同利益基础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属性及其动态变化性。或者说，不能仅仅从概念上将共同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尽管公共利益也具有共同利益的某些属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呢？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注：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第37页。），尽管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要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作出概念上的界定。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6页。）在这里，公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首先与共同体利益相关。不过这个由单个公众以一定方式组成的共同体，与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私人性质的共同体存在实质性差别。前已述及，共同体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共同体利益的性质。基于这种认识，公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包含着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内涵。

其次，公共利益意为“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现代公共管理转向公众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众除了消费公共物品之外；还大量地消费私人物品。反之，公共利益则应该代表公众利益，否则它就失去了依托而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

再次，公共利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给相关。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决定的。尽管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也具有自利性，但谁都无法否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这一方面，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即因为政府是代表者和维护者，而认为公共利益只能由政府来维护、增进和分配。这排除了政府以外社会主体的补充作用。事实上，西方国家大量出现的志愿性团体、社区自治，以及“治理(govenance)”概念的提出都表明：“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作为共同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往往被当成一种价值取向、当成一个抽象的或虚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并没有告诉人们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内容，它只阐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也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

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

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利益客观地影响着共同体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共同体成员明确地意识到。

2.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

既然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既然它影响着共同体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社会共享性。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所谓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所谓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并且这种受益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明显的“正受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事实上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潜在威胁。

以上两种特性都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虚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一般认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如果将非排他性看作是源于产权而派生出的特性的话，那么，它在形式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共有”的性质。而非竞争性则从实际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可以是“共同受益”的。这决定了公共物品是公共利益的物质表现形式；进而，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新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物品的这种特征往往被误解，即公共物品往往被理解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能否认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存在，但不能借此认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该具有这种特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是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来实现的。

从纵向上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共同体利益的层次性来界定公共物品的层次性：(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共物品：世界和平、一种可持续的全球环境、一个统一的世界商品及服务市场和基本知识，都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例子。（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2)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初等教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公共设施（比如道路），都是全国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道路）、垃圾处理、街道照明、警察保安等都属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区性公共物品：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乃是社区性公共物品。

从横向上来说，同一层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1)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基础设施一类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安全或地方治安。(3)保障性公共物品，比如社会保障、疾病防治。(4)服务性公共物品，比如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服务性公共项目。

由此可见，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实际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了。这是现代公共管理探讨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从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的基础。

三、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从上述对公共利益本质属性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既然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共享性，既然它具有相对普遍的影响力，那么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就应当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传统观点基本上秉持着管理者的立场，即以政府公共管理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这对于探讨政府这个最大的管理主体如何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大有稗益的。不过，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却力图改变这种立场，顾客取向和结果取向并不仅仅是政府公共价值观念转型的目标，它也蕴含着公共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同时，市场化供给机制的引入似乎并没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甚至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的参与同样能够带来有效的产出和更高的绩效水平。因此，转向公众立场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

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共利益是现实的。它表现为公众对公共物品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与公众个人对私人物品的需求相区别。后者可以通过在市场中进行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而得到实现；而前者则需要集体行动、有组织的供给方式才能得到满足。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供给主体，这由政府传统的公共责任所决定。但仅仅有公共责任并不能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的能力和绩效状况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对传统政府理论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在于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并不能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即使对这一相对普遍的现实忽略不计，也应当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基于这两大前提，必然要求寻求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从西方七十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来看，基本上都倾向于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改革的成功经验都贯穿着“政府不必是唯一提供者”的多元化主体信念。这一信念应当这样理解：

第一，政府的有限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是必然的理性选择，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基础。

第二，政府虽然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但政府的某些传统责任和职能是不能放弃的，而且某些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也就是说，主张多元化供给并不能全盘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毕竟是最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

第三，这一信念意味着政府不必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它可能通过有效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供给，也可能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样，政府既不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也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篇（6）

引文

积极推进城市文化治理工作进展是当前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如何塑造、保护、开发城市文化既是城市问题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也是当前城市发展的现实要求。

1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1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

当今世界，文化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和公共管理者的公认，重视城市文化、发展城市文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一座城市是否拥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关系到这座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城市文化治理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值得欣慰之处，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新的文化建设理念的提出，对新的治理方式的摸索，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数量的不断增加，市民素质的提升等。这些进步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看到城市文化治理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我国城市文化治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主体等多个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1.2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共性问题

1.2.1治理主体单一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城市文化治理的根本要义，现实情况中，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治理主体依旧只是政府一元，其他治理主体参与不足，治理效果不明显。社会组织和公众都是城市文化多元治理主体中极为重要的一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治理力量得到壮大。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社会组织依旧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不足、独立性不足、人才不足、协作能力不足等方面。1.2.2治理方式落后受传统行政模式的影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方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管理方法缺乏民主理念和服务精神。多数情况下，政府管理方法属于专制型方法，多数的政府工作人员把自己看作是高高在上的“官”，把管理对象看作是普普通通的“民”，极大降低了城市文化治理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专制型的政府管理方法使得政府只注重统一性，忽视了差异性，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掩盖了人们的个性，他们的积极性也无法发挥出来，致使行政工作单调乏味，缺乏灵活性，降低工作效率。②治理方式缺乏引导性。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然而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法制建设还存在较多空白，治理工作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不理解，从而产生各类矛盾。③治理技术手段更新滞后。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是现代政府管理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府部门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不足，技术手段更新滞后，电子政务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1.2.3治理资金投入不足传统的城市文化管理领域政出多门，城市文化治理在资金投入方面存在资金投入方式单一、投资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效益低下等问题，从而导致城市文化治理资金投入不足，无法满足治理要求。1.2.4治理队伍建设滞后人是一切工作的实践主体，队伍建设关系到城市文化治理工作的具体落实情况。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队伍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治理队伍规模较小，队伍积极性不高以及队伍专业性不强等三个方面。

1.3各类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问题

①政治类城市文化治理：政府过度集权，宣传效果不佳。②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缺乏科学完善的经济文化治理体系。③教育类城市文化治理：经费投入不足，服务质量较差。④生活类城市文化治理：不能充分满足市民文化生活需求。

2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2.1政府在治理理念上缺乏服务意识和系统规划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发展压力渐大，政府培养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势在必行。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政府行政管制的色彩大于公共服务的色彩，官本位思想横行，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效率低下，政府短视等问题层出不穷。

2.2政府自身角色定位不准确

治理理论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去中心化，即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原来的绝对核心角色转变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份子，政府在公共管理总的核心地位被动摇，向市场分权、向社会甚至公众分权是治理理论的内在要求。因此，政府自身准确的角色定位是城市文化治理有序进行的关键。

2.3市场组织、市民等治理主体参与意识淡薄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城市文化治理的题中之义，城市中的各类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市民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然而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市民等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不足，从而使的城市文化治理未能取得一定进展。

3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对策建议

3.1完善城市文化治理主体

①充分释放市场潜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经济类城市文化和生活类城市文化的治理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市场参与，实现市场经济组织与政府对城市文化的共同治理。②充分发展社会组织，让社会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既需要政府鼓励第三部门等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组织自身谋求变革，追求创新，从而加速自身发展。③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城市文化的治理当中。公众参与城市文化治理一方面需要政府要赋予公众一定的权利，包括政策制定前期举行市民听证会，通过网络渠道倾听市民政策建议等。另一方面也需要公众提高自身素养，养成城市主人翁意识，提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3.2创新城市文化治理手段

①更新文化治理部门的设施设备，提高文化治理部门治理效率。设施设备的更新是创新治理手段的物质基础，没有先进的设施设备，治理手段智能化、科技化都无从谈起。这既需要文化部门引进相关人才，以合理选取设施设备，操作维修设施设备；也需要有合理的资金配置机制，以满足设施设备更新的需求。②转变文化治理部门工作人员观念。设施设备的更新不是创新治理手段的全部，如果人的观念得不到及时更新，再先进的设施设备也无法起到提升治理效率的作用。文化治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在充分学习相关技术知识的同时，转变传统行政观念，奉行效率至上、服务群众的理念，尽快掌握新的治理手段。

3.3创新城市文化治理体制机制

首先，创新城市文化治理投融资机制，建立多种投资渠道、多种投入主体的城市文化发展机制。一方面需要转变政府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的角色，合理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增进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的参与程度，改善社会力量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鼓励捐赠以吸引社会资金，转变传统的单一财政拨款形式，畅通社会资金投入渠道，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最后，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为科学的城市文化治理投资机制提供立法支持。

3.4提高城市文化治理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①改革文化部门聘任制度，区分文化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对专业技术人员坚持按照岗位要求择优聘用，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构建科学的社会评价机制；对管理人员实行直接聘任、推选聘任和委任等多种任用方式，建立竞聘上岗制度，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增强文化部门活力；对工勤人员实行合同聘任制，加强工勤人员职业技能培训，规范工勤人员的进管出环节。②完善文化部门聘后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辞退制度。对受聘人员的工作情况实行年度考核，坚持客观、公正的考核原则，努力形成科学的领导评价机制，把考核结果作为晋升、奖惩、辞退的主要依据。

3.5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

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方针，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各类社会问题、城市病也随之出现，实行以以人为本为根本理念的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势在必行。改善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现状，关键在于政府要加强引导，同时也需要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

3.6提高市民参与度

由于政治类城市文化特殊性（政治性、权威性、敏感性）的关系，本文认为该类城市文化的治理主体应该包含政府和市民，政府作为当前政治类城市文化的最重要主体自然不用多提，市民对政治类城市文化治理的参与不足是其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完善治理主体最为关键的就是增进市民的参与。

4结束语

城市文化治理的要义在于清楚地认识到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全面践行治理理念。因此，对“城市文化”和“治理”两个概念的认识深度直接影响城市文化治理的效果。论文以上述两个概念为重心，对城市文化治理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以期对当前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铺垫。

参考文献

篇（7）

一、对“共同利益”的概念辨析

“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在词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通常所说的“共同利益”有两个英文词与其相对应，即commoninterest和generalinterest。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common在被解释为“共有的、共同做的、共同受到的”时，是指“两个人或更多人，或者是团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或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他们有影响的东西”。而general则被解释为“普遍的、全面的”，此时它指“影响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事物）”。（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第612页。）

可见，“共同利益”首先是指“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可能是指两个人、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从“共同利益”中获益或受其影响。这是共同利益的相对普遍性。

同时，“共同利益”是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担的、或者是共同受到影响的”。它与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行动相关。它不局限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其所独有。这是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通常，共同利益可以指代共同体利益，或是利益关系的产物。我们将分别阐述这两种指代关系。

（一）共同利益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作为现实的载体，这些不同层次的共同体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利益共同体。在对这些利益共同体进行考察时，可以采取几种视角：一是以单个的利益共同体为单元，分析其共同利益的属性；二是以不同层次利益共同体的相对关系为单元，分析共同利益的相对性。

1.共同体的规模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由相关成员组成的。其成员数量的多少，影响着共同体利益的内容。既然共同体利益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特定成员，它就应该是绝大多数成员或者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体规模越小，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简单、越狭窄；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复杂、越广泛。但无论如何，共同体利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这是由利益需求“总量”和利益差异程度所决定的。

最为主要的是，共同体规模制约着共同体利益的认可和确认。在共同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利益聚合比较容易实现；或者说共同利益容易被认可和确认。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增大，利益的差别性和多样性使得共同利益的“形成”越来越困难，因此也只能在形式上用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来代表共同体利益。这在实践中存在困境：“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中原则是否忽略甚至是侵犯了少数人的利益？

通常认为，不管采取怎样的表达机制，共同体利益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抹杀其实质上的“普遍性”或“差异性”。如果少数人的利益被忽略或侵犯了，他们就会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共同体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共同体总要采取一些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其背后的逻辑是：这些少数人的“共同利益”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得到确认，但在实际上应该得到实现。就是说，共同体利益并不以大多数人主观的确认和认可为限度，它还包括一些客观的、在特定时期内没有得到确认和认可的利益。

比如，人们在和平时期可能并不会感受到共同体安全的重要性；一旦共同体安全受到威胁时，任何成员都不可能否认共同体安全乃是最大的共同体利益。再比如，在追求共同体利益的过程中，共同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可能被“无意”地破坏了，此前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生的”自然环境也是共同体利益；当共同体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或威胁时，保护自然环境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同体利益。可见，形式上的共同体利益并不能抹杀那些客观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潜在共同利益。

这表明，共同体利益并不否认差异性和客观性，它既包括形式上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客观的“普遍利益”。

2.共同体的性质与共同体利益

以上，我们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了共同体利益。事实上，除了规模之外，共同体的性质也是影响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组织这类利益共同体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区分为“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这近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显然，两者都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因为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其共同体利益也有所不同。这正如斯托克斯所说，“‘公共’与‘私营’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而是追求公共利益与追求私人所得之间的区别”（注：DavidMathasen:TheNewPublicManagementandItsCritics,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l,1999．）。

在这里，政府被看作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这种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挑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因而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公共利益。事实上，这种冲突可以用共同体利益来解释。布坎南等人所说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近似于政府这个公共组织的共同体利益，而斯托克斯所说的“公共利益”乃是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利益。传统观点认为，这两种共同体的利益根本一致；而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两者可能相分离。可见，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这取决于共同体利益的指向。

3.共同体的层次与共同体利益

既然共同体及其组成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利益实体，那么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层次共同体及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这个最大的共同体是由若干层次的次级共同体按一定规则组成的。高一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制约着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冲突。比如，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国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共同体。基于国家利益，一些国家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威胁；同样，一些核大国发展核力量形成核威慑也是对人类社会安全与和平的挑战。这是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间合作，则是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措施。

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国家、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利益共同体，但它们在形式上具有利益共同体的某些特征。如果将国家看作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那么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利益共同体。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这里都可以理解为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它们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各自的范围内也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们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这种冲突再次表明：不同层级共同体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国家利益显然是高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

上述分析表明，共同体利益首先是共同利益，它是共同体成员利益的综合。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的提升，共同利益聚合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是否是共同利益时，必须选定合理的参照系、辨别其适用范围。因为低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高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二）作为利益关系产物的共同利益

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时，实际上是从静态意义来理解共同利益的。除此之外，共同利益也表达了利益主体横向的利益关系。通常认为，“由于利益自我性和社会性的作用，任何利益关系中都包含着三种利益内容，即利益关系两个原构利益主体的利益及其相互结成的共同利益”。确切地说，共同利益乃是“利益关系中的第三种利益”（注：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页。）。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引伸：

1.共同利益的本质属性

如果我们承认利益的普遍性以及利益驱动假设的话，那么就同样应该承认利益关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发生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在利益关系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原构利益主体”的性质不同，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两个公共机构基于公共目的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及共同利益，显然与两个私营部门基于私人目的产生的利益及其共同利益有所不同。换言之，不同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可能具有私人的性质，也可能具有公共的性质。

2.共同利益的动态变化性

尽管利益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上述逻辑，如果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其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会随之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同利益也具有动态变化性，而且在变化过程中其主体内容也将有所调整。这使得共同利益本身也是一个难以完全把握的概念。如果仅仅是共同利益的内容发生变化，那么共同利益的公共性或私人性就不会变化；如果两者同时发生变化，那就意味着利益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显然，两个私营机构为垄断市场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与基于合作性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意味着共同利益作为利益关系的产物，可能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改变其公共的或私人的属性。

由此可见，共同利益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难以分辨，这取决于作为共同利益基础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属性及其动态变化性。或者说，不能仅仅从概念上将共同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尽管公共利益也具有共同利益的某些属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呢？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注：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第37页。），尽管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要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作出概念上的界定。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6页。）在这里，公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首先与共同体利益相关。不过这个由单个公众以一定方式组成的共同体，与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私人性质的共同体存在实质性差别。前已述及，共同体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共同体利益的性质。基于这种认识，公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包含着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内涵。

其次，公共利益意为“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现代公共管理转向公众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众除了消费公共物品之外；还大量地消费私人物品。反之，公共利益则应该代表公众利益，否则它就失去了依托而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

再次，公共利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给相关。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决定的。尽管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也具有自利性，但谁都无法否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这一方面，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即因为政府是代表者和维护者，而认为公共利益只能由政府来维护、增进和分配。这排除了政府以外社会主体的补充作用。事实上，西方国家大量出现的志愿性团体、社区自治，以及“治理(govenance)”概念的提出都表明：“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作为共同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往往被当成一种价值取向、当成一个抽象的或虚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并没有告诉人们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内容，它只阐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也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

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

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利益客观地影响着共同体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共同体成员明确地意识到。

2.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

既然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既然它影响着共同体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社会共享性。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所谓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所谓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并且这种受益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明显的“正受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事实上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潜在威胁。

以上两种特性都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虚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一般认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如果将非排他性看作是源于产权而派生出的特性的话，那么，它在形式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共有”的性质。而非竞争性则从实际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可以是“共同受益”的。这决定了公共物品是公共利益的物质表现形式；进而，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物品的这种特征往往被误解，即公共物品往往被理解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能否认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存在，但不能借此认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该具有这种特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是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来实现的。

从纵向上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共同体利益的层次性来界定公共物品的层次性：(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共物品：世界和平、一种可持续的全球环境、一个统一的世界商品及服务市场和基本知识，都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例子。（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2)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初等教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公共设施（比如道路），都是全国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道路）、垃圾处理、街道照明、警察保安等都属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区性公共物品：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乃是社区性公共物品。

从横向上来说，同一层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1)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基础设施一类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安全或地方治安。(3)保障性公共物品，比如社会保障、疾病防治。(4)服务性公共物品，比如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服务性公共项目。

由此可见，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实际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了。这是现代公共管理探讨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从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的基础。

三、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从上述对公共利益本质属性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既然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共享性，既然它具有相对普遍的影响力，那么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就应当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传统观点基本上秉持着管理者的立场，即以政府公共管理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这对于探讨政府这个最大的管理主体如何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大有稗益的。不过，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却力图改变这种立场，顾客取向和结果取向并不仅仅是政府公共价值观念转型的目标，它也蕴含着公共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同时，市场化供给机制的引入似乎并没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甚至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的参与同样能够带来有效的产出和更高的绩效水平。因此，转向公众立场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

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共利益是现实的。它表现为公众对公共物品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与公众个人对私人物品的需求相区别。后者可以通过在市场中进行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而得到实现；而前者则需要集体行动、有组织的供给方式才能得到满足。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供给主体，这由政府传统的公共责任所决定。但仅仅有公共责任并不能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的能力和绩效状况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对传统政府理论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在于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并不能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即使对这一相对普遍的现实忽略不计，也应当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基于这两大前提，必然要求寻求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从西方七十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来看，基本上都倾向于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改革的成功经验都贯穿着“政府不必是唯一提供者”的多元化主体信念。这一信念应当这样理解：

第一，政府的有限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是必然的理性选择，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基础。

第二，政府虽然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但政府的某些传统责任和职能是不能放弃的，而且某些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也就是说，主张多元化供给并不能全盘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毕竟是最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

第三，这一信念意味着政府不必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它可能通过有效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供给，也可能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样，政府既不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也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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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口老龄化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其衍生出的问题种类较多，尤其是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讲，人口老龄化加大家庭负担，间接降低社会转型效率。尽管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下，老龄化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但也令社会机构承担更多的风险。无论是儿女，还是国家服务机构，在服务赡养过程中，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发挥现有的社会力量，在家庭与社会方面进行整合，制定出多维度的服务方案，切实令老人感受到老有所依的氛围。

1公共管理特性论述

公共管理是一种服务组织机构，从工作机制上来讲，可将其界定为国家管理机制的一种补充形式，起到监督管理的公共化作用。从学科角度来看，公共管理涵盖的类别较多，如行政、市政、政策等，都在公共管理的范畴内，公共管理隶属于现代化管理专业中，其对于新常态下的社会发展体系具有一定的制约效用，维系管理范畴内各项社会行为的正常运作。公共管理的承载部门为政府，在相关指令的下达与执行下，其将成为政治、经济、法律的执行机构，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保证基层人民合法权益不会受到损害。公共管理具有多元性、拓展性、协调性等特点，可依据社会形势的变化来对自身的管理机制进行调整，满足新时代社会的动态化发展需求。此外，公共管理是由政府主导对某一项行为进行制约或服务的，其在政府与基层群众中起到过渡协调的作用，政府依托于公共管理服务，可了解基层人民的诉求；反观，基层人民通过公共管理的作用形式可认知到政府的公信效用。对于现阶段国家面临的社区养老问题，公共管理服务体系的作用对象则为服务机构，通过将信息进行反馈，将养老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单独提取出来，然后通过政策、资源、老人等方面的协调，制定出具备可行性、可信性的制度举措，以维系社会体系的稳定发展。

2公共管理视角下我国社区养老中存在的问题

2.1资金扶持力度不足

资金是维系养老机构运作的基础保障，从资金扶持方面来看，社区养老机构的资金导向一般包括政府拨款、服务收缴、资金自筹备等方面，通过资金的合理利用，保证机构各个环节的运作。养老作为一种社会普及问题，每个地区的养老人口基本属于一种相对定值，然而，受到地区发展因素的影响，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相比较，无论是经济体系，还是服务机制等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进而造成社区养老质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从服务收缴方面来看，如老年人未在国家保险的范畴内，且自身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一切赡养费用将出自于家庭，当自身家庭没有条件扶持老年人的话，则将直接缩小有偿服务体系。从资金自筹备角度分析，绝大多数城市社区尚未形成自发性的捐助意识，间接阻碍养老机制的建设效率。

2.2养老设施陈旧

近年来，老龄化人口数量的增多，拉高了行业领域的内在需求，老年人服务机构必须具备相应同等化的服务质量，满足当下公共服务的管理需求。然而，大多数服务机构中，老年人所处的空间位置，并不具备完整的基础建设，与之对应的活动器材也较为陈旧，甚至部分服务机构只在空闲场地上摆放桌子与椅子来替代活动设施。此外，社区医疗配备、娱乐配备、文化配备等尚未完善，单一化的设施建设无疑是将老年人独立在一个空间中，容易令老年人产生心理疾病，其与我国公共管理的服务宗旨相悖。

2.3服务专业性不足

相对于家庭来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相当于独立的个体，承接老年人在社区机构中服务工作为专业性护理人员，通过多方位的服务，满足老年人在社区机构中的生活需求、娱乐需求等。然而，部分社区的服务人员存在专业性不足、管理意识差的问题，无论是资源利用，还是综合管理等都与基准核定存在一定的偏差。多数社区机构的工作人员为下岗者、大龄妇女等，且服务范畴也是局限在做饭、洗衣、采购等方面，如出现突发性状况，不具备及时处理的能力，增加不可预见性事件的产生几率，严重降低社区养老服务质量。

3公共管理视角下社区养老机制的完善策略

3.1为老年人树立养老观念

老年人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由于老年人不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社会服务机构必须分化出一部分力量予支持，要想正确提高社区老年人服务质量，应先强化养老意识，令养老真正实现家庭到社区的转变。从社区角度来看，老年人赡养的承接者，必须做到让儿女放心，老人舒心，解决老年人为家庭所带来的负担。为此，社区应起到意识强化的重要作用，宣传社区养老机构的服务性与应用性等，并对自身机构的建设情况进行细致分析，将未来一部分的发展规划进行展示，使老年人所在的家庭成员信任社区养老机构，同时也提升老年人的认同感，进一步解决养老问题。

3.2拓宽资金扶持渠道

社区养老资金体系的建设与规划，是服务机构运行的根本，如想使养老机构上升到新的服务层面，满足公共管理服务体系的发展需求，地区政府必须针对社区养老机构提供相应的财政补贴。通过对老年人保障体系的资金消耗进行分析，在财政资金可控的范畴下，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此类举措的施行，不仅可缓解社区养老机构的发展问题，同时也可减轻家庭的负担，让青年群体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在社会建设中发挥最大的价值。此外，具有一定规模的社区养老机构可向社会体系寻求自助，如吸引企业进行赞助、开展与养老事业相关的活动等，然后将资金进行整合，依托于养老机构的资金消耗比例进行正确分配，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优质的保障服务。针对家庭角度来讲，如老年人不具备社会保障，且家庭人员不具备服务项目缴费的能力，则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机构，应严格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先与相关部门进行核实，查证老年人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然后在依据财政部门储备资金的耗用情况，制定对接型的保障策略，以此来缓解社区养老机构的工作压力。

3.3完善规章制度

老年人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受社会因素、地方政策的影响，具备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基数与不具备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基数划等号，受经济条件及地区发展态势的影响，在选择服务机构时，老年人保障服务对象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老年人因无法缴纳费用，以流浪、乞讨的形式维系着生活，此种现实与国家发展战略不符。为此，地方政府必须制定较为严格的管制计划，依托于地方社区的统计优势，制定出可行性的策略，同时应与地方公共管理服务机构进行协商，深度挖掘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政策及地区社会发展形式，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与此同时，应建立第三方评估体系，针对养老机构的规模，制定相应的服务基准，并对享受或申请服务补贴的老年人进行逐一核定，确保每一位老年人在服务保障机构内可行使其应用的权利。此外，必须对每一项扶持资金进行监管，严格记录各项资金的输入与输出途径，将资金配发者与资金应用行为建立对接渠道，使每一项资金的应用都可找到相关负责人，此类问责制度将对管理者形成一定内的约束，能够使政府给予的资金补贴发挥出应用的效用。

3.4加强社区养老机构的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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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伦理；公平正义；道德责任

公共伦理是具有时代性的，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公共生活或者说公共领域都是以公共管理为“主导”；结合公共伦理的背景可以得出现阶段的公共伦理所要规范的公共领域也是以公共管理为主体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公共管理是占据着公共伦理所规范对象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当今在我国政府、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失范问题的形势下对公共伦理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1公共伦理的概述

1．1公共伦理的涵义

公共伦理是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社会精神价值趋向，直接决定着社会民众的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我们可以将公共伦理理解为主要用来规范公共管理活动的伦理范式，是公共管理主体包括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公共管理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一个准则体系。张康之教授曾在其《公共管理伦理学》中，运用研究方法的研究技巧提出了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三种社会治理模式，论述了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的相关因素，并指出服务型的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伦理为本质的，由此公共伦理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经之路。对公共伦理的概念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普遍的是将公共伦理视为公共管理伦理。持有这种观点的原因是认为公共伦理学的对象是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内容是研究公共管理的主客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及伦理规范问题，即公共管理主客体之间的道德关系。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伦理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的一种新型伦理形态，是规范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基本伦理维度与社会公共行为的一种基本道德准则。所以公共伦理可以说是为公共领域或参与到公共生活的成员所提供的精神服务体系。

1．2正义论视域下的公共伦理

罗尔斯把他的正义论之所以成为“公平的正义”理论，罗尔斯明确的表达了，在他的正义论中，正义的主体或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罗尔斯所讲的正义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强调的社会秩序强调的是人的自由与平等，罗尔斯认为所讲的正义原则是体现了由自由、平等以及对公共利益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这三个观念结合起来的正义。罗尔斯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都强调了一个基本的原则立场，就是“权利优先于善”，它可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公共伦理学的原则。我们一般将认为“善”是伦理学的中心概念，因为我们现在的伦理学通常是指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前者旨在以获得人的行为的善的价值而推论出道德规范体系，后者是探讨如何获得善良意志，如何进行涵养，达到心灵的善的状态，即美德，所以说善是伦理学的中心概念。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曾将善看作是不可定义的，但随着公共伦理学的发展，善不再是中心概念，只有在“自由平等权利”的引导下才能是正当的，可以说权利是善的前提。若我们真正的能理解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及的权利优先于善，那么我们对公共伦理问题就会更进一步。

2我国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伦理失范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为适应国情的变化和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及领导水平，党和政府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建设、价值观教育活动和反腐倡廉建设，这无疑已经为我国公共伦理建设进行了铺垫，但依旧存在着各种伦理失范问题有待解决。

2．1制度及体制的不完善

道德伦理失范，我们往往会联想到的就是制度的设置和体制不合理的问题。公共伦理的失范，我们会认为是缺乏制度及体制的约束或是政府的监督不到位，然而与我们常忽略的制度建设滞后和体制自身问题往往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我国政府的管理模式来看，在当代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政府习惯了用行政手段来进行管理，从而致使我国忽视了对制度建设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处在不够完善的地步，社会主义法制也并不健全，因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主要是依赖于政府来进行推进，法律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政府权威，但法治的本质就是要求法律力量要超越政府力量。此外行政体制及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也是公共伦理失范的原因，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是在曾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将政府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身，很难受到制约及监督，虽然也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而改革了行政体制，但目前依旧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及理论支持。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有限的，大部分应交由市场，当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政府过多的干预，必然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从而会造成政府的“权”与市场的“钱”相关联，衍生出权钱交易，寻租现象，产生腐败等伦理失范的问题。

2．2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

一些学者根据经济人假设，认为政府及公职人员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偏好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诉求。政府及公职人员这种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行为与身为人民公仆要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产生了冲突，阻碍了我国公共利益的发展与实现，这似乎也可以说是我国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伦理失范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是在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政府高度介入经济发展，导致政府对经济利益的高度追求，忽略了要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公职人员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活动中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仅是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的提供者和维护者，随着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公私合作的越来越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断相交往往会产生利益冲突，当公职人员在处理公务时，他们会在自己权利允许范围内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问题。因为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当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可能会优先考虑自身而忽略了作为人民的公仆应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这也成为我国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公共伦理失范问题的原因。

2．3思想道德观念的影响

认为经济决定着伦理道德观念，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传承等思想文化因素也对伦理道德的塑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公共伦理失范问题不仅受传统的思想文化影响，还与我国当前的文化与道德观有着关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也进行着交融，引起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在不考虑国情及体制不同的情况下被机械的结合，一些社会成员包括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扭曲，引起了一些公共领域道德与诚信失范等公共伦理失范问题。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也在不断加深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迷恋，并缺乏一个新的伦理道德观来对我们的思想道德进行约束，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公共伦理建设的发展。

3强化我国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伦理建设的对策

3．1加强制度建设，深化体制改革制度与体制

对人们道德观具有客观的约束力量，加强公共伦理制度的建设及对相关的体制进行改革，是我国公共伦理的建设的必要保证，对我国公共伦理建设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制度建设要从增强制度的约束力着手，建立一套明确的、完善的规范制度，明确公共管理主体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重点要加快制度建设，同时完善已有制度。此外加强公共伦理的法制建设，除了加强对政府组织及公职人员的伦理立法，更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在深化体制改革方面，首先要明确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责与权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并加快推进政企分幵，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3．2提升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诚信建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诚信缺失是造成公共伦理失范的关键所在，并且已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所以加强诚信建设显得日益重要。首先是加强政府及公职人员的诚信建设。我国提倡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进行国家治理，因此，政府诚信不仅讲法更讲德。我们不仅要加强行政立法以规范我国政府的行政行为，还要加强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做到真正的依法行政。此外要做到加强对我国政府及公职人员的监督及加强反腐力度，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我们党在不否定对个人正当利益的正当追求前提下，坚决对不正当行为进行严惩，旨在建立一个廉洁自律的好政府。我们政府不仅要做好自身的诚信建设，还要用自身的诚信带动非政府组织的诚信建设同时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此外，还要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实践的责任意识，正确合理的履行责任，对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个人利益等失范行为进行行政问责，以促进政府及公职人员将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所进行的公共伦理建设。

3．3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营造良好的公共伦理建设环境

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就要加强公共管理主体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及道德素质建设，这对加强公共伦理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就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多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弘扬我国优良的传统美德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并引导人们提高自身的道德判断能力。进一步推行廉政思想建设，开展旨在加强公共管理主体廉政思想的教育实践活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公共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加强道德素质建设主要是在公共管理活动主体的思想上加强其责任意识及公仆意识，同时要树立“德治”的理念，做到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治国，达到德才兼备。忽略德的重要性必将造成公共伦理的失范问题，通过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共伦理建设环境，从而减少我国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伦理失范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詹世友．公义与公器－正义论视域中的公共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3］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1）．

［4］张康之．论伦理精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6）．

篇（10）

一、对“共同利益”的概念辨析

“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在词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通常所说的“共同利益”有两个词与其相对应，即common interest和generalinterest。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common在被解释为“共有的、共同做的、共同受到的”时，是指“两个人或更多人，或者是团体、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或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他们有的东西”。而general则被解释为“普遍的、全面的”，此时它指“影响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事物）”。（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第612页。）

可见，“共同利益”首先是指“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可能是指两个人、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从“共同利益”中获益或受其影响。这是共同利益的相对普遍性。

同时，“共同利益”是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担的、或者是共同受到影响的”。它与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行动相关。它不局限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其所独有。这是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通常，共同利益可以指代共同体利益，或是利益关系的产物。我们将分别阐述这两种指代关系。

（一）共同利益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作为现实的载体，这些不同层次的共同体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利益共同体。在对这些利益共同体进行考察时，可以采取几种视角：一是以单个的利益共同体为单元，其共同利益的属性；二是以不同层次利益共同体的相对关系为单元，分析共同利益的相对性。

1.共同体的规模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由相关成员组成的。其成员数量的多少，影响着共同体利益的。既然共同体利益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特定成员，它就应该是绝大多数成员或者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体规模越小，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简单、越狭窄；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复杂、越广泛。但无论如何，共同体利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这是由利益需求“总量”和利益差异程度所决定的。

最为主要的是，共同体规模制约着共同体利益的认可和确认。在共同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利益聚合比较容易实现；或者说共同利益容易被认可和确认。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增大，利益的差别性和多样性使得共同利益的“形成”越来越困难，因此也只能在形式上用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来代表共同体利益。这在实践中存在困境：“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中原则是否忽略甚至是侵犯了少数人的利益？

通常认为，不管采取怎样的表达机制，共同体利益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抹杀其实质上的“普遍性”或“差异性”。如果少数人的利益被忽略或侵犯了，他们就会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共同体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共同体总要采取一些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其背后的逻辑是：这些少数人的“共同利益”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得到确认，但在实际上应该得到实现。就是说，共同体利益并不以大多数人主观的确认和认可为限度，它还包括一些客观的、在特定时期内没有得到确认和认可的利益。

比如，人们在和平时期可能并不会感受到共同体安全的重要性；一旦共同体安全受到威胁时，任何成员都不可能否认共同体安全乃是最大的共同体利益。再比如，在追求共同体利益的过程中，共同体赖以生存的环境可能被“无意”地破坏了，此前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生的”自然环境也是共同体利益；当共同体的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或威胁时，保护自然环境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同体利益。可见，形式上的共同体利益并不能抹杀那些客观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潜在共同利益。

这表明，共同体利益并不否认差异性和客观性，它既包括形式上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客观的“普遍利益”。

2.共同体的性质与共同体利益

以上，我们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了共同体利益。事实上，除了规模之外，共同体的性质也是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组织这类利益共同体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区分为“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这近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显然，两者都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因为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其共同体利益也有所不同。这正如斯托克斯所说，“‘公共’与‘私营’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而是追求公共利益与追求私人所得之间的区别”（注：David Mathasen: New Public Management and Its Critics，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Volume 2，Numberl，1999．）。

在这里，政府被看作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这种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公共选择的挑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因而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公共利益。事实上，这种冲突可以用共同体利益来解释。布坎南等人所说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近似于政府这个公共组织的共同体利益，而斯托克斯所说的“公共利益”乃是这个共同体的利益。传统观点认为，这两种共同体的利益根本一致；而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两者可能相分离。可见，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这取决于共同体利益的指向。

3.共同体的层次与共同体利益

既然共同体及其组成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利益实体，那么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层次共同体及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这个最大的共同体是由若干层次的次级共同体按一定规则组成的。高一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制约着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冲突。比如，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国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共同体。基于国家利益，一些国家在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威胁；同样，一些核大国发展核力量形成核威慑也是对人类社会安全与和平的挑战。这是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间合作，则是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措施。

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国家、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利益共同体，但它们在形式上具有利益共同体的某些特征。如果将国家看作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那么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利益共同体。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这里都可以理解为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它们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各自的范围内也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们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这种冲突再次表明：不同层级共同体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国家利益显然是高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

上述分析表明，共同体利益首先是共同利益，它是共同体成员利益的综合。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的提升，共同利益聚合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是否是共同利益时，必须选定合理的参照系、辨别其适用范围。因为低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高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二）作为利益关系产物的共同利益

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时，实际上是从静态意义来理解共同利益的。除此之外，共同利益也表达了利益主体横向的利益关系。通常认为，“由于利益自我性和社会性的作用，任何利益关系中都包含着三种利益，即利益关系两个原构利益主体的利益及其相互结成的共同利益”。确切地说，共同利益乃是“利益关系中的第三种利益”（注：王浦劬：《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页。）。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引伸：

1.共同利益的本质属性

如果我们承认利益的普遍性以及利益驱动假设的话，那么就同样应该承认利益关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发生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在利益关系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原构利益主体”的性质不同，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两个公共机构基于公共目的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及共同利益，显然与两个私营部门基于私人目的产生的利益及其共同利益有所不同。换言之，不同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可能具有私人的性质，也可能具有公共的性质。

2.共同利益的动态变化性

尽管利益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上述逻辑，如果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其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会随之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同利益也具有动态变化性，而且在变化过程中其主体也将有所调整。这使得共同利益本身也是一个难以完全把握的概念。如果仅仅是共同利益的内容发生变化，那么共同利益的公共性或私人性就不会变化；如果两者同时发生变化，那就意味着利益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显然，两个私营机构为垄断市场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与基于合作性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意味着共同利益作为利益关系的产物，可能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改变其公共的或私人的属性。

由此可见，共同利益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难以分辨，这取决于作为共同利益基础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属性及其动态变化性。或者说，不能仅仅从概念上将共同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尽管公共利益也具有共同利益的某些属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呢？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从上文的中可以看出，“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注：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载于《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第37页。），尽管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要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作出概念上的界定。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6页。）在这里，公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首先与共同体利益相关。不过这个由单个公众以一定方式组成的共同体，与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私人性质的共同体存在实质性差别。前已述及，共同体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共同体利益的性质。基于这种认识，公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包含着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内涵。

其次，公共利益意为“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公共管理转向公众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众除了消费公共物品之外；还大量地消费私人物品。反之，公共利益则应该代表公众利益，否则它就失去了依托而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

再次，公共利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给相关。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决定的。尽管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也具有自利性，但谁都无法否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这一方面，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即因为政府是代表者和维护者，而认为公共利益只能由政府来维护、增进和分配。这排除了政府以外主体的补充作用。事实上，西方国家大量出现的志愿性团体、社区自治，以及“治理(govenance)”概念的提出都表明：“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报告》，中国财政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作为共同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往往被当成一种价值取向、当成一个抽象的或虚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并没有告诉人们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它只阐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也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

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

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利益客观地着共同体整体的生存和，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共同体成员明确地意识到。

2.公共利益的共享性

既然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既然它影响着共同体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社会共享性。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所谓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所谓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并且这种受益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明显的“正受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事实上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潜在威胁。

以上两种特性都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虚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一般认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财政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如果将非排他性看作是源于产权而派生出的特性的话，那么，它在形式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共有”的性质。而非竞争性则从实际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可以是“共同受益”的。这决定了公共物品是公共利益的物质表现形式；进而，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物品的这种特征往往被误解，即公共物品往往被理解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能否认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存在，但不能借此认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该具有这种特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是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来实现的。

从纵向上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共同体利益的层次性来界定公共物品的层次性：(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共物品：世界和平、一种可持续的全球环境、一个统一的世界商品及服务市场和基本知识，都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例子。（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2)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宪法、等制度安排，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初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公共设施（比如道路），都是全国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道路）、垃圾处理、街道照明、警察保安等都属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区性公共物品：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乃是社区性公共物品。

从横向上来说，同一层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1)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基础设施一类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安全或地方治安。(3)保障性公共物品，比如社会保障、疾病防治。(4)服务性公共物品，比如公共、医疗卫生保健等服务性公共项目。

由此可见，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实际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了。这是公共管理探讨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从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的基础。

三、公共利益：公共管理的本质

从上述对公共利益本质属性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既然公共利益具有共享性，既然它具有相对普遍的力，那么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就应当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传统观点基本上秉持着管理者的立场，即以政府公共管理作为核心对象。这对于探讨政府这个最大的管理主体如何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大有稗益的。不过，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却力图改变这种立场，顾客取向和结果取向并不仅仅是政府公共价值观念转型的目标，它也蕴含着公共文化转型的核心。同时，市场化供给机制的引入似乎并没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甚至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的参与同样能够带来有效的产出和更高的绩效水平。因此，转向公众立场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

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共利益是现实的。它表现为公众对公共物品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与公众个人对私人物品的需求相区别。后者可以通过在市场中进行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而得到实现；而前者则需要集体行动、有组织的供给方式才能得到满足。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供给主体，这由政府传统的公共责任所决定。但仅仅有公共责任并不能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的能力和绩效状况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对传统政府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在于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并不能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即使对这一相对普遍的现实忽略不计，也应当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基于这两大前提，必然要求寻求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从西方七十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来看，基本上都倾向于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改革的成功经验都贯穿着“政府不必是唯一提供者”的多元化主体信念。这一信念应当这样理解：

第一，政府的有限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是必然的理性选择，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基础。

第二，政府虽然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但政府的某些传统责任和职能是不能放弃的，而且某些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也就是说，主张多元化供给并不能全盘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毕竟是最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

第三，这一信念意味着政府不必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它可能通过有效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供给，也可能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样，政府既不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也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