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发展的着力点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当代贵州》:近一段时间来,中央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了一系列的决策部署,在全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这个大背景下,对于我省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晓东:对我省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既是压力更是动力。中央作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我省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关键是如何应对。应对得当,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应对不当,就会在挑战中丧失机遇。

如何抓住机遇,搭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艘大船,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们当前必须认真思考并努力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抓住了机遇,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就会上一个大的台阶;如果丧失了机遇,我省经济发展方式将更加落后、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将会更弱、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在机遇面前,既不能得“色盲症”,见事迟,看不到机遇;也不能得“痴呆症”,行动慢,错失了机遇。我们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敏锐的眼光认识机遇,早认识、早部署、早推动,坚持把贵州发展放在全球经济大趋势中考虑、放在全国经济大格局中去谋划,顺势而为,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代贵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地而异,对于贵州这样一个“两欠”省份,在转变发展方式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晓东:这要求我们要充分认清贵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特殊性:第一,我省是一个经济发展滞后省。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发展速度慢、整体质量差,是我省一切问题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加快发展、做大总量,仍然是我们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也决定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实现超常规发展,舍此没有别的选择。这样,必然会带来既要加快扩大经济总量,又要提高发展质量的突出矛盾;既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又要改善经济结构、增强发展效益的突出矛盾。第二,我省是一个资源型产业比重大的省。面对这样的资源环境现状,如果我们继续重复走发达工业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再转型的老路,显然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浪费不起、消耗不起、破坏不起,这必然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坚持把提高技术含量、执行行业准入标准放在突出位置,走出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延长产业链、降低资源消耗、优化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第三,我省是一个生态脆弱省。面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大开发,那样代价很大,得不偿失,但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开发。要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坚持发展与保护同步、经济与生态双赢。第四,我省是一个“三不沿”省。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没有平原支撑,长期处在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是我省又一重大基本特征。面对“三不沿”省情,我们必须把交通建设摆在事关全省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位置来抓,努力突破瓶颈制约,实现我省与发达地区的快速连接,融入全国经济的大循环,充分借助外力加快发展。第五,从我省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性特征看,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问题突出。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人均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三大需求不协调、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经济社会不平衡。

总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贵州来说,尤其重要,尤其紧迫,尤为艰巨,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作为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坚决打赢打好这场硬仗。

“三个方面”、“七大关键”找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着力点

《当代贵州》:从您上述的总结中可以看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我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必由之路。具体该怎样做?

王晓东:这就需要我们突出重点,找准抓手,协同推进。在我看来,就是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要在“加快”上下功夫。对我们这样一个“两欠”省份,如果不加快转变,就必然使原本已经很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必须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在“加快”上下功夫,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真正落到实处。二要在解决“三大基本问题”上下功夫。一是解决不愿转的问题;二是解决不会转的问题;三是解决不能转的问题。三要在做好发展特色经济这篇大文章上下功夫。

《当代贵州》:如何做好发展特色经济这篇大文章?

王晓东:在我看来,做好发展特色经济这篇大文章,就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力争在转变上下功夫、在加快上见成效。具体讲,就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握七个关键环节:

一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首要任务。一是要始终坚持“好字当头、能快则快”的重要方针。能快则快是我们贵州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必须坚持的重要指导方针。二是不仅要努力争取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要努力保持一个较长的快速增长期。近几年来,我省经济发展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我省是可以做到的。贵州必须保持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快速增长期,这样才能缩小差距。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志气。三是要把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作为一个基本目标。我省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经济。要做大经济总量、提高人均水平、缩小发展差距,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根本要求,奋力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10%以上的速度。

二要把改善发展基础条件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工程。一要加大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基础条件首先是交通、水利建设,对我省来说,这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二要加快生态建设力度。加强生态建设,我认为就是“封、退、种、治”四个字,坚持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种草养畜、采取生物和工程措施加以治理。三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我看来,就是要做到三个切实抓好。一个是切实抓好基础教育。要完善义务教育的保障体系,在“两基”达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攻坚成果,促进基础教育持续发展。一个是切实抓好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这是产业发展的需要,我省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富余,另一方面许多企业缺乏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这说明我们的职业教育还有很大的欠缺。再一个是切实抓好高等教育。要推进高校资源优化配置,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合理规划高校布局和办学规模,发挥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要把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作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抓住经济结构问题,就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从我省看,要着力从三个方面推进。

一是要调整优化需求结构。贵州现阶段经济特征仍然是投资拉动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因素中,扩大投资仍然是最大的任务、最主要的抓手。在扩大投资力度的同时,逐步提高投资效益,重点投向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符合转变发展方式的领域,以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扩大消费。再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

二是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2009年,我省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14.2∶37.9∶47.9,全国一二三产业比例为10.6∶46.8∶42.6,第三产业的比重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我省的产业结构是建立在“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三次产业都不发达基础上的。而在第二产业内部,我省实际上是在轻工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走上重化工之路的。在我看来,优化产业结构,关键是要大力推进“三化进程”、着力抓好“两大增长点”,切实改变产业层次低、布局散、竞争力弱的状况。“三化”就是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绿色城镇化;两大增长点就是旅游和县域经济。在农业产业化方面,要围绕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培育和引进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引导企业按照集团化和专业化模式进行重组联合,推广龙头带基地、公司连农户、产加销一条龙等多种模式,加快建设农业科研开发和技术服务体系。在新型工业化方面,就是大力培育特色优势支柱产业,关键是要根据资源禀赋状况,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我看来,就是要“建立三大基地、打造两大品牌”,即建立南方重要的能源基地、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要充分打造贵烟品牌、茅台品牌。在绿色城镇化方面,就是要扩大规模、完善功能、发展产业、消除壁垒。我认为,要扩大城市规模,把城市规模做大,是推进城市化的首要任务。在做大规模的同时要大力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的聚集力、服务力和辐射力。同时,如果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没有就业,就不会有收入,所以要下功夫发展城市经济,有产业才能有就业,有就业才能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有消费。消除壁垒,就是要革除限制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政策壁垒。当务之急,是要下决心改革城乡人为阻隔的户籍制度,化农民为市民。在旅游业方面,在硬件建设上,既要大力加强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大力加强景区内的景观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增强吸引力。在软件建设上,既要大力加强管理,从小处着眼、细处着手,努力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又要大力拓展市场,加强旅游推介宣传。在县域经济方面,贵州经济发展滞后,转变方式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县域经济方面实力弱、基础差。要加大力度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形成区域新的增长极。

三是优化所有制结构。加快发展非公经济。必须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四要把节能减排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战来打。节能减排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我们必须狠下功夫。一要抓重点。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节能减排,抓住主要矛盾,积极推动耗能大户、排放大户的节能减排工作。二要抓技术。要加快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广泛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采用节能环保的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量。三要抓淘汰。要综合运用行政、法律、市场和经济的手段抓紧进行淘汰。要在2010年年底前,再关闭79对小煤矿,淘汰水泥湿法生产线、炭化室高度4.3米以下的小机焦、7200千伏安以下黄磷生产线、6300千伏安以下矿热炉。四要抓建设。根据中央的要求,到2010年,COD排放总量要控制在21万吨以内,比2005年下降7%。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设污水处理厂。要抓紧完善措施,建立健全机制,确保每一个污水处理设施长期投入运营。五要抓发展。一方面要发展低碳经济。另一方面要发展循环经济。六要抓追究。要建立节能减排专项跟踪督查机制和考核制度,形成定期督办、定期通报、定期考核的制度,确保各项节能减排目标扎实推进。在年度考核中按照节能减排的考核规定实行“一票否决”,对地方行政领导实行严格的“行政问责制”。

篇（2）

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经济若按照原有增长方式继续前行，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瓶颈制约。

首先是劳动力的瓶颈；其次是资源瓶颈；第三是环境瓶颈。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社会产品商品化的过程，那么，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启动的重要改革进程，就是社会及个人资产的金融化、虚拟化。金融和虚拟资本的运作必须服从于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如果为了片面追求GDP，或者为了某项其他的价值目标而将金融虚拟资产的扩张当作所依托的主要路径，最终的效果常常是适得其反的。

甄别利用比较优势

如果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角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除了劳动力成本较低外，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别的优势。其实，换一个角度，若从经济整体来看，我国却有着巨大、众多其他各方面的优势。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优势也是毫不逊色的。

这首先表现在大国的特有优势。诸如：拥有世界排名前列的庞大国土面积，拥有世界上最为众多的人口，因而拥有十分广阔而纵深的市场潜力，也拥有了自建国以来长期积累形成具有相当实力的制造业骨干企业，以及作为支撑的科教体系等。

要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比方说，我们的很多企业都不愿意在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的研发上头花费很多投入，认为这是不划算的，还不如用我们的所谓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去交换他国的先进产品。从静态的意义上说，这样做也许有其道理。但是，从动态的形成竞争优势的角度看，则显然是很不适当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可能把自己本来拥有的优势拱手让给了别人。从更加深层意义上分析，现代经济并不像一些经济学教科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单个企业和个体代表的经济细胞的简单组合。事实上，它是由大小不同的经济细胞所组成的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就全球的经济网络体系来说，其中的一些大经济体依托所拥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尤其是处于高端的经济和产业位置，可以让那些较为弱小经济体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经济体。像中国这样日益壮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依附于其他的经济体上。

篇（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时各方意见纷纭。

这看似与2010年的财政政策一样，实际上并不是简单地延续2009年以来实行的以公共投资扩张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政策，而是在总结前两年经验的基础上，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使财政作用更宽广、更有效、更长远。从政策的连续性来看，主要表现在财政手段的运用上依然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淡出，更不是退却。而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重点、措施来看，不会“涛声依旧”。

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将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即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整分配、促进和谐。显而易见，与前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标已主要不是保经济增长，而是从上述后三个方面来重点发挥影响力。因为2011年的经济增长已经不需要财政来“保驾”。

由此可看出，201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预期将有四大转变：

一是从以总量扩张为主转变到以结构调整为主。2009年、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分别达到9500亿元、10500亿元，与2008年1800亿元财政赤字相比实行了跳跃性的财政扩张。显然，2011年按照8%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不用财政扩张投资需求即可实现。2011年财政重点转向结构调整，即通过财政收入结构、支出结构的调整来促进和推动产业结构、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各方面结构的合理化。

篇（4）

所谓“财政政策”，一般指的是运用税收和政府开支的增减变动以调节经济活动总水平（总需求水平或总供给水平）。例如，失业过度时，则减税――变动所得税和消费支出税，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影响取决于减税的多少和乘数。又如，递增的政府开支，也会提高经济活动水平，其总量相等于政府开支变动乘以一定乘数。有些经济学者已论证，与现在收入分配有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变动是调节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恰当手段。而只有在对公共品的需求有变动的情况下，才应当改变政府开支。政府预算的变动，包括有可能出现赤字，如为了减少严重失业和提高总需求水平，那是可以的，或完全恰当的，但是也应注意赤字财政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如可能引起高通货膨胀。

一、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长期“高增长、低膨胀”的一个重要前提

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造成经济“滞胀”现象。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严重“滞胀”现象就是长期实行扩大性财政政策的结果。在饱受了经济“滞胀”的痛苦之后，美国政府逐步把控制赤字、追求相对平衡的财政作为其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欧盟国家制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超过3%，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超过60%。由此可见，实行审慎的财政政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总是伴随着比较高的物价涨幅；而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则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高增长、高通胀”――“低通胀、低增长”这样的一种循环，已成为妨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顽症。1993年以来，我国在深化改革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7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挤压了过热经济的泡沫成分，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实践证明，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项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今后一个时期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低通胀”态势的重要前提，必须长期予以支持。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自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开始，由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导致的金融风暴，造成美国近30家金融企业倒闭，4000多家金融企业陷入财政危机，并且很快影响到了实体经济领域。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市场机制自动熨平经济波动的功能失灵，而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公共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对金融危机负有兜底责任。于是市场把应对金融危机的期望寄托在各国政府身上，期望政府及时伸出“看得见的手”有效地稳定市场并刺激经济。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出台配套的救措施来应对脆弱的经济系统，政府的财政政策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因此为了更好的应对金融危机，我国的财政政策应由稳健走向积极。

通过对比当前时期新积极财政政策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发现，需求约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财政政策无论如何转型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通过财政拉动内需的实质没有改变。但更深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两个阶段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却存在着很大差异。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投资拉动内需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而当前时期的财政政策则注重刺激消费需求的导向，同时在两大着力点――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期望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这“双重动力”的合力来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可见，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简单的延续，因此发挥新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能将会产生可以预见的积极效应。

三、财政政策应当实现“四个转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分明确地提出，2011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即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整分配、促进和谐。与前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标已主要不是保经济增长。因为从危机后国际国内经济复苏的情势来看，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不需要财政来“保驾”。这意味着，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从主要扩张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全面地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作用，也就是要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从以扩张社会需求总量为主转变到以改善结构为主。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转向改善结构，即通过财政结构的自身调整。

篇（5）

判断是否存在市场失灵，是界定现代政府活动范围所必不可少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包括竞争的不充分、垄断的存在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市场的功能性缺陷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效应问题、公共产品问题、分配不公及个人自由选择并不一定会实现社会公平。

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是市场失灵的突出表现。市场机制本身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自身不能提出明确的经济运行总体目标，而只是一个自然的运动过程，消极地接受既定的运行结果。市场机制无法应付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停滞与膨胀并存局面，因为市场机制本身不可能促进总需求的同时又抑制总需求。

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的种种表现告诉我们，市场机制虽然是公认的资源配置高效率的机制，但不是万能的。说明没有来自市场以外的力量加以干预，市场机制将无法解决它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这就为政府进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原动力。政府在维持竞争与限制垄断、提供经济信息、矫正外部效应、提供公共产品、调节收入分配、治理“滞胀”方面，能发挥其优势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是互补的。

当然，我们说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原动力是市场失灵，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校正市场机制偏差。但并不是说市场失灵是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唯一动力，也不是说若市场不失灵就不需要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了。从根本上说，社会经济活动离不开人及社会组织的参与，在这种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不仅能够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而且还能够通过人类的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人类的经济活动是通过运用一定的手段进行的旨在达到一定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人不是仅仅能够被动地适应自然和自然规律，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经济发展本身已不单纯地表现为各客观经济要素相互作用的自然过程，同时还意味着是一种为人们所自觉探求和指导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看不到前一点，就不能正确认识经济和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就现代经济而言，就会忽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看不到后一点，就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国家或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动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对社会经济有计划地组织和调节的客观要求，尤其是继生型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又往往更强烈地意识到组织和调节社会生产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因而，总是较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以促进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二、正确认识政府职能是优化财政支出的基本前提

市场失灵给现实社会生活带来诸多矛盾：垄断限制了竞争，公共产品的免费搭车，外部性问题，分配不公，滞胀并存等。这些都严重影响资源配置的优化，经济稳定和公平分配。要矫正市场缺陷，政府应涉足市场不愿参与或无力参与的领域。政府既要引导竞争，又要限制垄断；既要讲究效率，又要注重社会公平；既要经济稳定发展，又要抑制通货膨胀。因而，关于现代政府所具有的职能，至今形成的共识是稳定、配置。分配三大职能。

稳定的职能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使经济周期波动趋于平缓，实现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这是由于历史证明，只靠市场机制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

配置的职能是指资源配置，广义的理解是指社会总产品的配置；狭义的理解是指生产要素的配置。如果说稳定的职能是国家政府的专利的话，资源配置的职能则是政府与市场机制共有的。且从总体上说，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配置是起基础作用的，市场配置是有效率的，也可以说迄今还没有比市场更有效率的配置机制。但市场对满足诸如国防、行政、司法、公安等纯公共需要也是无能为力的，而这些又是社会和经济正常运行之必需。市场原则是等价交换，要求利益边界和所有权的精确性。而社会公共需要具有非排他性，具有外部效应，它是一种社会公众的集体需要，每个人享受的份额无法精确计量。政府应从弥合市场配置缺损的角度，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这就是说在资源配置的对象、方式、目标上，政府与市场是不同的。正是由于两种配置机制的不同，两者才有相对独立存在的互补性。

分配的职能是指收入的再分配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所提供的生产要素不同、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以及各种非竞争因素的干扰，各经济主体获得的收入会出现较大的差距，导致分配失之公平。从总体上说，分配的职能也是政府和市场共有的，但两者的作用范围、侧重点、目的是不同的，如市场分配更多地注重效率，而政府分配则更多地侧重社会公平。

三、政府职能着力点的转变是调整财政支出方向的基本动因

无论从整个世界历史上看，还是从某个国家的发展史上看，国家的政治职能主要表现在阶级统治、政权建立和巩固上。在国家产生之初或某一国家政权交替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国家职能的着力点是政治职能。随着统治阶级地位的确立与巩固，经济大大发展，社会稳定成为常态，国家政府的职能着力点就发生了变化。从国家政府职能全面来看，着力点是由政治职能转向经济职能，再由经济职能转向社会管理职能。就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来说，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着力点由配置转向分配。而已在着力点变化的同时，政府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着力点的转换与政府职能的扩大绝不是否定国家政治职能和阶级性，恰恰是更顺利地实施统治阶级意图的保证。这些变化在近现代表现的尤为突出，同时这些变化也证明了瓦格纳定理、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及恩格尔定律具有普遍意义。

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从发展政府机构以满足较高的社会发展的理论出发，提出了“国家活动不断增加的法则”。这一法则的基本含义是，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国家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提高，他把财政支出上升的原因分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所谓政治因素，是指国家活动的规模的扩大；所谓经济因素，他初步提出了市场缺陷与外部性的观念，还提出了收入弹性概念。瓦格纳认为，随着经济的工业化，正在矿张的市场与这些市场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复杂，而这种市场中的相互关系就对商业法与契约关系产生了需求，而后者又要求建立司法与行政制度。城市化与高居住密度将产生外部性，拥挤又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与调节。瓦格纳还把对于教育、文化、保健与福利的财政支出的增长归因于需求的收入弹性。随着收入的上升，用于这些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将会超过收入上升的比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刺轮效应”。世界各国国家职能的强化及政府支出扩张的实践证明，这一法则是正确的。

美国学者罗斯托曾著有《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一书。在他看来，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部门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如道路、运输、环境卫生。法律与秩序、健康与教育及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等。在此阶段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这时政府主要倾向配置作用，政府的这些投人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国家进入“起飞”、进人发展的中期阶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经济发展的中期，政府投资只是对私人投资的补充。一旦经济达到成熟阶段，政府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投入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的支出。而在“大众消费”（MassConsumption）阶段，政府突出再分配的作用，维持公平的政策性支出会大大超过其他支出的增长幅度，同时也会快于GNP的增长幅度。政府职能着力点的转变，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它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恩格尔定津揭示了消费者消费需求变化的规律，当人均收入较低时，总支出中用于食物和必需品的比例就高，用于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比例就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用于食物和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便会下降，而舒适和奢侈品的消费支出比例就会上升。这种需求变化势必引起农业部门或第一产业部门生产所占比例下降，制造业或第二产业和服务业或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上升。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政府职能着力点变化、政府投资方向有着重要影响。当人们实际收入提高时，人们对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需求都会增加。但公共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市场私人产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代社会的公共产品不属生活必需品，而越是非必需品，它的收入弹性就越大，当个人收入超过一定的水平时，公共产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诸如医疗保健、文化体育、交通运输、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开始“侵蚀”消费结构中的私人产品的相对份额。这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需求结构的变化，由低到高，由单一到多样，由注重物质到注重精神，不仅对市场供应私人产品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在质、量、品种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以满足居民个人需求和社会共同需求为价值取向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恩格尔定律中得到这样的启示：当财政收入较低时，财政支出中用于国家政治职能、维持国家正常秩序的基本需要的比例就高，用于经济社会管理职能方面的支出比例就低。随着收入的提高，用于国家政府基本需要的支出比例会下降，而用于经济社会管理职能方面的支出比例将会增加。

四、支出的科学划分与政府职能分工层次及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紧密相关

如上所说，现代国家政府具有稳定、分配、配置的职能。一般地说，稳定的职能主要由中央政府履行，涉及稳定的事权和财政支出权限应划归中央政府及其财政；分配的职能也主要由中央政府履行，有关分配的事权和财政支出的权限应主要由中央政府及其财政掌握；配置的职能主要由地方政府履行，与配置相关的事权和财政支出权限应主要由地方政府及其财政掌握。这是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这样的基本分工适合中央政府有能力把握全局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要求。

如果说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政府职能分工上具有的层次性，从主观上为支出划分提供了约束条件，那么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的层次性，就从客观上为支出划分提供了依据。

篇（6）

第一种观点笔者不赞成。一是因为财政投资原本缺乏产权约束，效率内在地相对低下；二是因为继续集中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按照经济规律，其投资边际收益将会愈来愈大地递减，况且基础设施投资的传导链条短，对各产业的拉动作用小，这意味着财政风险将愈益加大；三是笔者认为，如果今后财政政策仍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为着力点，则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引发财政危机。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近几年的内需不足，说到底是消费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收入分配不公。消费需求不足使得继续扩大财政投资支出对解决内需不足问题效率甚低。

我国当前的消费需求显著不足。这鲜明地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降。据测算，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84一路下降，到1998年已下降到0.40；二是表现在当前我国的消费率即平均消费倾向偏低。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0%-80%之间。而我国整个90年代的消费率则一直在60％上下波动，而且呈下降趋势。消费需求显著不足，使得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扩大内需。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则意味投资乘数（政府支出乘数）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因此这便会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消费率偏低则意味着投资率偏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内需占全部需求90％以上的大国，也就意味着我国的总需求过多依赖投资需求来实现。然而我们知道，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没有必要比例的消费需求的支撑，则投资需求作为中间需求，其形成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供给能力过剩，民！司投资便会自发地萎缩，扩大内需的财政投资只能“孤军深入”。这样，消费不畅，以及由此产生的民间投资不振，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启动内需。这几年民间投资增长率不高，直接原因，就是我国近几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1998年至2000年，我国政府持续实行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3年里，分别拉动gdp增长1.5、2.0和1.7个百分点，对这三年里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功不可没。但由于一方面消费需求低下，投资乘数不高，另一方面国家财政风险虽尚未超过警戒线，却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为继。有人认为，加大政府投资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则消费也会增加，消费增加则民间投资也会增加，这样政府投资便可以拉动民间投资，到那时，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便达到了拉动内需的目的，可以“功成身退”。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源于我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分配不公。只要分配不公问题不解决，则社会边际和平均消费倾向必然持续低下，政府投资难以有效地提高gdp和国民收入，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消费的增加额又仍然低厂，民间投资也就不可能拉动起来。2001年上半年，中央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1－6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5.1％，其中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同比增长17.9％。然而，民间投资仍然不畅，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平均同比仅增长7.5％，便是明证。

我国当前消费需求不足，根本原因是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状况的最常用指标。国内外理论界一般公认，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基本合理，0.4以上则达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0.5以上则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测量基尼系数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按家庭总收入计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其中，第一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略小于第二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后者又略小于第三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但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别并不大。

近几年来，中外许多学者以不同的样本和不同的方法测算了我国的基尼系数，绝大多数测算结果表明，我国自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明显超过0.4，有些测算结果，基尼系数达0.45以上，显然超出了通常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世界银行在1997年公布了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太快，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可见，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充分表明，我国当前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这还没有考虑到我国高收入者大量存在的工资外收入、非法收入等隐性收入太基尼系数过大，国内学者们更多看到的是它影响公平，是它将引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的群体的不公平感，从而造成社会不稳定。然而实际上我们应当看到，基尼系数过大的弊端，不仅在于影响公平，而且在于影响效率，即宏观经济效率；甚至可能首先在于影响效率。进一步说，一种收入分配状况是否公平，应主要以其是否有宏观经济效率来判断。对应宏观经济效率高的基尼系数区间就是公平合理的区间，对应宏观经济效率出现明显下降的基尼系数值就是警戒线值。就公平谈公平，不仅难以得出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及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而且还可能得出平均主义分配最公平合理的荒谬结论。这里，宏观经济效率高显然意味着国民经济基本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按照这一认识，基尼系数到达某一上限后之所以可以认为其不公平、不合理，就是因为它明显偏离了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求的平衡，具体说，就是因为它造成了全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使全社会总需求不足或供过于求，大量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实现。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这一警戒线，出现了较明显的分配不公，是因为过高的基尼系数导致了当前消费需求明显的不足，从而导致全社会需求不足。深入的理性思考还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应当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可以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越单调、低级，此时老基尼系数过大，则高收入者虽有购买力，但现有商品需求已得到满足，又缺乏新的消费热点；低收入者缺乏购买力，对现有各种商品有较强烈需要却缺乏消费能力。可想而知，其结果，便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大量地供过于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多元化、高级化、个性化，基尼系数合理区间的水平就可以逐渐提高一些，因为此时尽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但一方面高收入者可以不断追逐新的、有时其价位比传统商品高出一个甚至数个数量级的消费热点，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绝对收入也较为可观（加之有社会保障支撑），对社会现已生产出来的大量各类商品具有较大需求，这样，全社会商品供求仍可以保持平衡。美国被公认为二战后收入分配差距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直到8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现在高得多，可其基尼系数也仅在0.35－0.38之间，只是到了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的90年代后，基尼系数才越过了0.4，超出了通常公认的警戒线。就此而言，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反映出的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经济转轨的现阶段存在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体制改革等这些将使我国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将来支出预期，以及将来收支差额预期会进一步加大，从而进一步缩减即期消费的制度变量因素，则我国现实的0.4以上的基尼系数的水平更是远远高于合理的水平。我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仅800美元，就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其城镇居民1999年的收入水平，也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1／4的水平，按照国际经验，这时本不应出现带全局性的总需求不足，我国却出现了，这是极不正常的。商品供过于求，当然有各省市重复建设，却在现有体制下不能实现企业优胜劣汰等原因，但不可否认，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多数居民对许多日用或耐用消费品有需要却无需求是一个重要原因。

找国当前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公，还可以从“五分法”清楚地看出。“五分法”是将居民按收入高低依次分为五个等级，通过比较五个等级各占收入的百分比来判断一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状况。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三月统计分析，我国以“五分法”计算的收入分配不公，超过了工业化国家一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纪录；我国学者近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1999年，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到总人数的64.15％。这种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状况，显然使全国大多数居民缺乏充足的货币支付能力，严重制约了市场消费需求。可见“五分法”显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已经严重不合理，使得社会需求不足，需求结构较明显地不适应生产结构，使得社会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价值得不到实现，使得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严重性，还可以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看出。对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1998－2000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分别达到2.52倍、2.66倍和2.80涪，远高于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时城乡人均收入分配差距约1.70倍的国际一般差距状况。

我国当前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公，还可从不同阶层的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存量状况得到佐证。据1997年国家统计局、劳动部、总工会等6个部门对职工生活状况的联合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14978户居民中，最富裕的10％的居民拥有60％的金融资产，最贫穷的43％的居民仅拥有3％的金融资产，最富裕家庭户均金融资产是最贫穷家庭的359倍。存量是流量的积累，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存量差距如此悬殊，超过了当今许多发达国家，足见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总之，由于我国近几年的内需不足，实际上是根源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主要着力点。

第二种观点笔者也不赞成。表面上看，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放在减少企业税收上面，既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刺激当前内需，又可避免高额财政赤字和财政风险，一举两得。但实际上，以减税作为主要着力点比之以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作为主要着力点，并无优越性。第一，减税后若政府财政支出不削减，则政府财政赤字更大，政府势必不得不发行更多国债，这样财政风险将比不减税时更大。第二，若在减税的同时，国家有能力削减一些经常性财政支出，则可以降低国家债务压力和财政风险，但在我国现有行政体制下要想使国家经常性财政开支削减几百亿乃至上千亿水平无异于天方夜潭。第三，若在减税的同时，减少一些财政基础设施投资，这确实可以减少国家债务压力，但是否能达到既刺激内需，又降低财政风险这“一箭双雕”的目的呢？恐怕要大打问号。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很难达到刺激内需的目的。减税刺激内需的途径是：减税后，企业负担下降了，税后利润上升了，则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会上升，这样企业便会加大投资，进而通过投资乘数的放大，导致内需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在我国当前有效需求明显不足的特殊形势下，减税后，企业负担虽下降，却由于分配不公导致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缺乏活力，以及企业的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便使得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直接、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间接地对销售收入预期，从而对利润预期并不看好，这样企业并不会有多大的扩大投资意愿，而内需也就很难拉动起来。国内有些学者津津乐道于美国80年代里根减税政策的的实施，导致如年代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财政状况的极大改善的故事，并以此证明我国目前减税是最好的政策。其实，美国当时的情况与我国现在的情况具有很大差别。美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滞胀，在这种情况下，减税不仅有利于提高有效需求，解决“滞”的问题，而且有利于降低物价，解决“胀”的问题，而我国现在还不能说真正走出前几年出现的通货紧缩的阴影。不但不需要物价下降，相反还需要达到并保持几个百分点的通胀率，以便使实际利率下降，促进企业投资。况且，美国整个90年代经济的强劲增长，并不能仅仅归功于80年代的减税，灵活调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因素同样功不可没，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国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结出的硕果发挥了极大作用。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也很难达到降低财政风险的目的。道理很简单，若在减税的同时，对等地减少一些财政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则一方面财政投资下降；另一方面如前面分析企业投资很可能并不会有明显上升，这样总需求就会恶性循环地萎缩下去，如此年复一年积累，反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而且那时可能财政投资、扩大内需的压力会更大，会造成以后若干年更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这样一来，财政风险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会上升。

总之，基于我国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导源于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的消费需求不足，笔者对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的两种观点都不赞成。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是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

分析至此，笔者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已经明朗化：“十五”期间，至少近两年，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选择运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只有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才能有效地扩大全社会消费需求，并进而有效地扩大民间投资需求，从而有效地解决社会总需求不足问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将“十五”期间几年内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确定为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力图以此提高全社会有效需求，保持国民经济高水平的均衡增长和发展，这里便有一个理论认识问题需要解决：我国多年来一直在调整产业结构，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即生产必须努力适应需求，生产结构必须努力适应需求结构；若不适应，则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不能实现，得不到社会承认，就表明这种生产劳动不是有效劳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必须加以调整使之适应需求。这株认识既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又符合现代产业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学原理，其正确性毋庸置疑。但本义的政策建议，其本质内容似乎是要使社会需求结构去适应生产结构，这岂非违反经济学原理？其实不然！首先，本文的政策建议并不排斥调整生产结构、供给结构。我国长期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存在不少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项目，由此带来一些产业、产品的供过于求，这一块不属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必须加以适当的压缩和调整；但是当前我国的总供求失衡中需求方也存在问题，于是也需要以政策扩大有效需求，使之适应那种客观上正常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其次，货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需求”不能被看成一个外生变量，它很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按照观点，就连人们的“需要”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内生性，而并非纯粹的自然属性，“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要”，而购买力在货币经济条件下涉及到整个社会相对价格体系和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因此“需求”就更具有内生性了，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受到收入、价格等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这四个环节在动态中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每一个环节都与其他三个环节矛盾着，既受其他环节制约，也都制约其他环节。很显然，在这里，分配这个环节如果与其他环节的矛盾关系失调，便会影响其他环节，阻碍再生产的正常运行。这时，分配这个环节就必须予以调节。这就是我国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理论依据。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当前调整收入分配，其目标是要使社会再生产畅通运行，是要达到现代宏观经济学所称的“帕累托”最优状况，使全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绝不是“均贫富”，搞历史倒退。我们讲要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只是在探寻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比例，是要提高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是高收入阶层应当也能够予以接受的。

理论分析和国际社会现代化经验都表明，较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应当是“橄榄型”，中间大，两头小；而不应是“金字塔型”，下面大，上面小；或者“哑铃型”，两头大，中间小。我们以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目标，就是要使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现在的“金字塔型”（或“哑铃型”）转变成“橄揽型”。

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能合理地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我们就能相当程度上解决好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从而解决好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国家统计局有关人民生活水平状况的一系列统计数据。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的代表性商品数量中，糖果、果酒、糕点、鲜乳品、奶粉、女装、皮鞋等日用生活必需品，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全年购买量约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平均每人全年购买量的2倍以上；奶粉、男装、童装等商品前者也接近为后者的两倍。统计数据还显示，1999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中，毛皮大衣、影碟机、照相机、空调器、微波炉、电炊具、排油烟机等商品，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拥有量均约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每百户拥有量的2倍上下；家用电脑，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约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每百户拥有量的3－4倍；移动电话，更约为5－6倍；至于电冰箱和彩电这两种严重供过于求的商品，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每百户的拥有量，也比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每百户拥有量约多20－30台。以上还只是就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家庭作比较，若再考虑到农村居民家庭，则有关差距更大，别的不说，仅就电冰箱和彩电这两种“标志性”的供过于求的商品而言，1999年，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电冰箱仅io.64台，仅约及城镇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每百户拥有量的1／6；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仪38.24台，还不到城镇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每百户拥有量的1／2.

可见只要我国适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和农民的收入份额，则食品、服装、家电、纺织等一些表现出严重过剩的消费资料生产行业生产出的大量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量将会增加百分之几十，甚至成倍以上地增长，许多商品将会出现供求基本平衡的良好局面。例如彩电，如果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适当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仅仅使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拥有量增加30台，则全国农村居民需增电7千多万台，这样，我国的彩电供求局面就不是每年过剩三千万台，而是未来两、三年里，供求能保持平衡。由于内在的正向比例关系，一些消费资料生产部门需求上去了，还会拉动机电、冶金、建材、石化、煤炭等一些表现出严重过剩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需求，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有效需求。

以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着力点在内容上包括三个方面。

1.使农民和城镇占60％以上人口的低收入阶层和中等偏下收入阶层享受税收优惠。给收入偏低的居民减免税负，是以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的最基本要求。具体做法：

——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以往我国执行的起征点是月薪800元，这一起征点是二十年前制定的，如今明显偏低，违背了税收的负担能力原则，以及受益原则和机会原则。应将起征点提高至月薪1000元以上，部分富裕地区还应有权把起征点适当上浮。我国税务部门目前已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希望税务部门在对这种探索的积极意义予以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加快改革步伐。

——科学制定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豁免和扣除。豁免和扣除额的大小应该将纳税人工龄长短、年龄大小、赡养负担、工作性质（如防止对个人独资企业双重征税出现）和个人收入的支出用途（如对个人收入中用于支付住房贷款利息部分予以免税）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

——坚决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降低农民税收负担。要以合理计征的农业税、屠宰税和特产税，取代过去乡村政府各种名目的收费，坚决取缔乱收费，使农民税负能总体上降低50％左右，并且使农村税收征管规范化、法制化。为了切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应当下决心裁减县、乡两级机构，特别是主要靠行政收费支撑的乡级政府，可以考虑将全国四万六千个乡镇缩减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2.适当增加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居民的实际税负。适当增加对高收入居民的税收，既是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也是加大财政支出，包括加大转移支付和农业财政投资等投资支出的资金来源的需要。具体做法：

——加强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征管。要健全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体制，采取必要举措，改进和加强对高工薪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改进和加强对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经营者（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一些中介机构）经营的个人所得的税收的征管（但要注意免征其企业所得税），强化高收入行业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要堵塞漏洞，加大对违法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行为的惩处力度。

——随着储蓄实名制的完成，将利息所得税从比例税率逐步转变为累进税率。让高利息收入者更多纳税，同时也刺激高利息收入者提高消费倾向。

——在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基础上，稳妥而坚决地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财产类税域称财富税）对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财产税占了各级政府全部税收的40％以上，相当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提高了社会有效需求。这也说明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政府应当以财产税等税收手段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需求。

——在周密规划的基础上，合理征收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如今在发达国家是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第二大税，它迟早将成为我国的一个大税种，对于我国在“十五”期间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个重要举措。不过，考虑到其牵涉面大，而且在我国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弄不好具有“累退”性质，故其近期可行性不如财产类税，应周密筹划；稳步推行。

3.切实加大对农村居民、城镇中下收入阶层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和农业、农村财政投资力度。这里，对农业、农村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同样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体做法；

——尽快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在我国目前，要想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功能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资金缺口尚相当大，任重道远。为扩大有效需求，当务之急，是要初步建立起覆盖面尽可能遍及全部城镇的、较为规范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以及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立起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体系和农村独生子女教育资助体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建立的起步阶段，应当首先用于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和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问题。

篇（7）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6-0013-01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科学技术水平逐年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各方面社会需求的急剧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整体凝聚力的增强，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更多的社会职能回归到社区建设中。社区的相关组织发展和政治体系构建的完善，离不开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的宏观指导，同时也需要社会保障有关机构给予大力的支持与配合。社区建设发展中折射出来的人性化关怀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谋而合，相互支撑，相互补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社区建设同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区建设的着力点与社会保障的着力点一致

我国长久以来的社区基层管理一直本着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心的宗旨。在广大人民与国家和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社区建设与发展在个人与国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起到了举足重轻的作用。维护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缓和诸多内部的矛盾，化解社会进步的构成中催生出来的许多不和谐因素；推动社会稳定、和谐的向前发展。这些根本着力点正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民生，顺应民意。所以说，社区建设的着力点与社会保障的着力点高度一致。

二、社区建设发展中折射出来的人性化关怀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谋而合

我国的社区建设，主要是通过培养大家的集体团结意识，凝聚所有人的力量，集中精力建设社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和谐发展局面，通过人性化的关怀，增强大家的归属感和认同度，从而切实保障好广大人民群众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依据。社区建设发展中折射出来的人性化关怀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谋而合。

三、完善社区社会保障建设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功能最有效的发挥渠道

给广大居民提供基础的社区保障服务是社区建设的初衷之一。社区建设致力于满足日渐多样化的优质生活和全方位发展的要求。我国社会保障各项政策的贯彻实施，需要基层社区建设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社区全方位建设是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补充，确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各项政策与措施得到充分贯彻和落实。因此，大力加强和完善社区建设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各项具体进程意义深远。完善社区社会保障建设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功能最有效的发挥渠道。

四、在广大社区进行基层社区社会保障是积极响应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趋势的具体实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旧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过于落后，远远不能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高标准要求。面对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仅靠总体上的社会保障泛泛性规定是完全不行的。建立完备、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我们将目光投向基层社区全方位的建设层面上。将社区社会保障和救济纳入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实践计划中去。在广大社区进行社会保障建设是积极响应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趋势的具体实践。

五、广大基层社区建设、社区社会保障相关工作的发展和完善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石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每一项具体措施的实践操作，都离不开基层社区建设的参与与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需要社区建设承担起更多的社区社会福利性保障工作来为其提供支撑。所以说，基层社区建设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石。

六、结语

社区建设的着力点与社会保障的着力点一致，社区建设发展中折射出来的人性化关怀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谋而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每一项具体措施的实践操作，都离不开基层社区建设的参与与配合。因此，探寻社区建设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从而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造福百姓。

【参考文献】

篇（8）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市场条件不断变化。为了很好的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企业要如何管理经济，它们分别是管理模式、发展理念、经营模式和企业的兼并与重组。

一、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和精细化

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发展，需要制定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即对企业员工和工作项目实行全方位的监督和管理，使企业始终运行有序，管理受控。例如，在企业实际的施工项目中，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益，实行精细的项目管理，积极推进使用节能环保技术。

二、运行过程中始终贯彻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理念，协调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开放发展理念和共享发展理念，共五大发展理念贯穿企业管理经济的始终，将有助于企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带动经济管理实现飞跃发展。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以及在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必须把发展的基础放到创新上，塑造企业的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企业创新的着力点是产量的扩张，除此之外，企业创新还包括培育新要素、创造新模式、扶持新产业、开辟新市场等，不断推进企业制度的创新、企业科技的创新、企业产品的创新，让创新在全公司蔚然成风。协调是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求企业兼顾经济效益和企业文化的软实力、以及员工的素质等，在协调发展中拓展发展空间。企业协调的着力点是调整产量，置换出闲置的资源，从而为新产品的发展腾挪空间。绿色一直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也是企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企业应坚持生产方式要绿色，致力于为人民提供优质而纯天然的生态产品。企业绿色的着力点是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为新产业、新产品的落地提供市场空间，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文明的生产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开放是企业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协同推进我国与他国的经贸合作，利用好外部的资源和市场，同时引入新的要素和技术，为国内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企业开放的着力点是要奉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即坚持内外需的协调，进出口的平衡，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智力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高我国的地位和制度性话语权。共享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企业共享的着力点是让生产更好的符合分配，让分配更好的适应需求，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时引入市场的力量进入到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领域，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三、经营模式的独特性和科学性

市场的要想良好发展就必须转变经营模式。过去，我国企业的经营模式以传统型经济为主，因此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我国企业的经营模式以新兴产业为主，因此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慢慢占据主导。市场的有序发展离不开企业的诚信经营，因此企业要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生产优质的节能环保产品，不欺骗消费者。最后，结合市场需要，形成属于企业自己的独特经营模式。例如，在郊区，打造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的产业链；在少数民族地区，经营和出售地区特产等。让这种模式在企业竞争中持久发展，最终使企业处于不败的局面。

四、企业重组优化、兼并破产

激烈的市场竞争，表明企业的成功不是靠运气。竞争虽然会让那些适应能力弱的企业淘汰，但是也会让那些具有长远发展空间的企业留下。企业在竞争中不断进行重组兼并和优化，生产相对集中，增强综合实力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企业管理经济的模式也得以不断的更新。但是，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本身的管理制度是存在缺陷的由于我国一直以来都轻企业内部的管理，重企业外部的利益，所以有些企业就算制定出了与之相关的经济管理制度，要么是因为经济管理制度存在不周全性，形同虚设，要么是因为经济管理制度不具有实用性，从而不能够针对企业本身的情况。2.企业的组织机构是存在缺陷的，单一而又缺乏灵活性由于我国企业大多数组织机构采用比较单一的方法，因此处理问题缺乏灵活性，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有点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步伐，也不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一些企业管理人员只顾追求经济效益，完全忽视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导致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存在缺陷，影响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3.企业内部在人力资源方面是存在缺陷的由于企业内部一些人力资源的人员本身具有较低的素质，再加上企业缺乏一定的薪水奖励机制，导致了人力资源部门比较大的动荡。人力资源的人员流动比较频繁，导致企业经济管理的繁琐工作无法很好的运作，影响企业的工作进度。又因为企业员工在工作中得不到比较好的经济鼓励，他们往往工作起来没有较高的积极性。又由于企业工作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因此使企业人力资源的员工素质普遍不是很高，最终导致企业的业务形象也被破坏，在与对手企业的形象竞争中，就不能占据有利的市场优势。

综上所述，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企业要想长久地立足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需要把经济管理工作做到极致。首先要有规范和精细的管理制度，其次要用经济管理理念更新带动企业经济管理进步，再次必须要有科学和独特的经营模式，最后必须遵守企业优胜劣汰的破产、兼并、重组和优化的规律。同时也不能够忽略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缺陷，要致力于更新经济管理模式，让企业管理经济的模式与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作者:徐秀新 单位:大庆石油管理局公共汽车公司票务收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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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谋发展的战略构建，应强化信贷业务转型发展的推进，在发展中寻找着力点与突破点，这才是实现创新驱动式发展的关键所在。信贷业务转型是一个过程，转型发展的着力点与突破点，在于如何坚持以“优势产业”为导向、以特色业务发展为核心，夯实业务转型发展的基础，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本文立足于当前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转型发展的现状，就如何构建信贷业务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点，提出了以下两点建议。

一、坚持以“优势产业”为主导，强化信贷业务转型发展

信贷业务转型发展依托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契机，强调优势产业为主导地位下，信贷结构、客户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强化小微信贷的良性发展。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转型发展，着力点在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突出市场行业发展的同时，更着力于构建信贷业务转型发展的突破点，实现商业银行战略性发展。

1.做好政策研究，推进信贷结构优化

信贷结构的优化，应强化政策导向力的重要性。通过对国家政策的研究，抓住市场行业发展走向，为信贷业务的转型发展创造更加积极主动的发展空间。因地制宜、大胆尝试的发展思想，为银行信贷业务转型带来动力，强化了银行在立足于行业发展的同时，更够紧扣政策的导向，寻求与行业之间最大契合度的融合发展。例如，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政策的导向与扶持显而易见，商业银行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信贷业务中，应着力新兴产业信贷业务的发展，更加主动的适应市场行业的发展需求。此外，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之下，积极开展小微企业等信贷业务，对传统单一的信贷结构群进行优化与拓展，将产能过剩、一般制造业的信贷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并进行严格控制，实现信贷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经济发展相协调、相同步。

2.实现“大、中、小”合理发展，改善信贷客户结构

行业、客户群集中，是当前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显著特点。但是，信贷业务转型发展，不能仅仅盯着“大客户群”，而忽视“中小客户群”巨大的信贷需求，以及巨大的金融市场。因此，实现“大、中、小”合理发展，是当前改善银行信贷客户结构的有力之举。首先，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强化小企业信贷业务发展的重要性。针对当前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调整对小微企业信贷服务体制，建立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员集中营销、办理等业务模式，强化信贷业务构建与小微企业发展良性对接；其次，强化重点市场建设，提高个人信贷业务发展。例如，拓展个人抵押贷款市场，发展个人循环贷款等业务，个人经营系列贷款做成具有批发性质的业务。这些都改善了信贷客户结构，推进了信贷业务转型发展。

二、积极构建银行特色业务，逐步优化信贷产品结构

信贷产品结构的优化，是商业银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构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推进，也是积极构建特色信贷业务的重要基础。不同的行业特质、不同的信贷对象，对信贷产品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在差异中寻求信贷产品结构的优化，以更好地突出自我的特色业务，这是信贷业务转型发展创新性突破的关键所在。因此，商业银行在业务转型中，一是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抢占业务先机的产品；二是要开发更具竞争性、吸纳性的优质信贷产品；三是信贷业务方式多样化，能够契合并满足不同对象的信贷需求，提高信贷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1.强化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等信贷市场开发，提高信贷产品结构的平衡性

抢占业务先机产品的同时，也应注重信贷产品结构的平衡性，坚持平衡发展的原则，更能激发信贷产品活力，提高银行整体信贷业务发展。首先，积极做好新产品的投放工作中，在发展优势业务的同时，注重争取优质客户，提高信贷产品的市场覆盖率；其次，产品结构应在高端市场份额领域有所突破，占领好、开发好高端市场，这对于提高信贷产品的结构质量，非常之重要；再次，准确定位目标市场，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客户的现实和潜在金融服务需求，量身设计针对性较强的信贷产品，让信贷产品的市场属性更加显著。

2.积极构建银行特色业务，提升业务转型发展活力

信贷业务同质化，是当前信贷业务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如何积极构建银行特色业务，对于提升业务转型发展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无论是国有四大行，还是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都具有自己的企业特色，特色的发展与融合，对于提高信贷业务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特色”就是竞争力，就是产品活力的重要体现。别人没有的，我这里有，并且在服务上、利益上，都做的比其他银行要好，这就是转型发展突破的基础。

总而言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转型发展，一是要注重着力点的搭建，夯实转型发展基础；二是要以创新发展为驱动，以特色业务建设为重点，寻求信贷业务转型发展的突破点，以更好地推动商业银行战略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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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强于消费。1978-2007年期间,四川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由1978年的1:2.85上升为1:1.09,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逐年上升态势。四川省“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的前三年,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一般在60%以上,消费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一般在40%以下。预计整个“十一五”期间,我省投资与消费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都会保持60:40的比例。

二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比重明显上升。2008年四川省的三次产业比重已由2000年的23.3:42.7:34.0变为18.9:46.3:34.8。其中工业所占比重由31.76%提高到39.36%,上升7.6个百分点,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8.4%上升到53.5%。

三是三次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目前,第一产业中的优质粮食作物、畜禽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食品所占比重逐步提高;第二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特色优势产业比重上升,“7+3”产业完成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74%;第三产业中的金融、物流、信息、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

四是民营经济比重占据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2008年全省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52.1%。形成了以新希望、宏达、龙蟒、四海、科伦等为代表的民营重点企业集团,民营经济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6%。

五是城乡结构出现加速变化和融合的新趋势。进入“十一五”以来,全省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比“十五”期间明显加快。2008年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38%左右,部分地区城乡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甚至一体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六是各区域开始具有互补发展、良性互动意识。近年来,四川省根据各地的主体功能和发展优势,确定了各区域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通过推动区域经济向合理分工与协作转变,通过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投入,通过以产业园区构建产业集群,以产业集群催生特色产业带等,推动了区域结构向合理化的方向转变。

七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和财政增长。四川最近30年的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0%,农民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9.1%,均低于GDP年均10.0%(不变价)的增速。2004年以来,四川省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均在15%以上,最高的2007年达到40.2%,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八是高速增长的出口对全省经济的贡献依然很小。尽管四川省在1997年至2008年期间进出口年均增长23.27%,尤其是最近几年出口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即使2008年以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增长势头显著回落,增速在全国也仍然居于前列,但由于出口总额太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同时,我省在与其他省(区、市)的商品贸易中,仍然是进大于出。

四川当前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八偏低两慢于”:“八偏低”是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偏低,第一产业中现代农业的比重偏低,工业中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行业比重偏低,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偏低,民营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偏低,城镇化率水平偏低,外贸出口占GDP的比重偏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偏低。“两慢于”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慢于城镇居民,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慢于先进地区。

未来几年四川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

未来几年,在“两个加快”推动下,四川经济会迎来又一轮快速发展的势头。本轮经济发展与过去比较,其最大的特征将是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结构调整对持续快速增长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显著。因此,未来几年,四川经济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可以考虑: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取向,在继续促进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逐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着重抓好关键领域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全面优化,通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将发展重点由偏重量的扩张转移到偏重质的提升上来,实现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转变,基本改变“八偏低两慢于”的现状,使四川经济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化。

四川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思路是:

坚持将提高工业增加值比重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大力推进具有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7+3”产业和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确保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产业增长速度,使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比重达到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坚持将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大力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和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吸引国外有实力的大企业投资四川的优势产业,使民营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逐步上升到全国平均水平。

将加速推进城镇化作为城乡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大力发展大、中城市和重点集镇,发展城市集群和城市带。积极推广成都等地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经验,让更多有条件的农民进城,为农民增收创造有利条件;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城镇功能,增强产业进入后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使城镇化水平提高到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坚持将区域合理分工作为区域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大力加强先进地区产业与落后地区产业之间的协作,积极促进先进地区的企业向外扩散产品和发展配套协作,通过共建产业链、产品链和产业园区,增强落后地区的发展能力,使各区域间形成更加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

坚持将扩大本区域产品外输作为贸易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大力发展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和服务类产品的输出,提高我省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通过建立外输商品加工基地、扩大机电产品出口数量、增加产品出口种类、拓宽出口市场结构等,改变四川输出商品小于购入商品的状况。

坚持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作为调整收入结构的着力点,大力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向居民消费分配的比重,通过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为促进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转变创造条件。

加快四川经济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

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当前发展实际出发稳步推进。四川地区差距大,生产力呈多层次,结构调整任务落实到各地区,重点和力度都会有很大差异,必须根据各地实际进行。如我省目前投资率过高,与现阶段的大规模交通枢纽建设、弥补社会事业欠账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大规模的投资又使地区生产总值能够以快于全国几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我们最近几年要做的工作,就是逐渐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基本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增强最终消费能力,逐步为以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发展阶段的到来创造条件。又比如产业结构优化在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地区是必要的,但对于尚处在产业起步阶段的地区而言,主要任务还是扩张总量。

将大力引进和培育新兴产业和企业作为重点。四川是一个大省,要支撑经济发展和壮大经济实力,必须形成多门类的产业结构。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缓解后尤其是未来几年国际经济再次走向复苏过程中,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将引发产业转移的热潮,四川应充分利用现有产业基础好、生产要素总量大、综合配套条件好、交通枢纽功能增强等明显优势,以抢占中西部产业高端、推动更多企业进入价值链后端为目标,大力吸引外部投资,进一步扩张产业门类和提升产业层次,不仅“7+3”产业要扩容和升级,各重点优势产业内部的产品种类也要扩容和升级。

注重对先导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研究与培育。本轮经济复苏的根本动力是产业创新与结构升级,随着经济走向复苏,会涌现一些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会有一些行业呈爆炸式发展。目前依稀可以看到的有新能源、物联网、电动汽车、生物工程、软件、低碳产品等。我省目前发展这类产业,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应当注重加强对这类产业发展的研究,提前规划和培育这类产业发展,制定政策措施引导社会资金和政府资金向这些产业投入,争取在部分先导产品或产业的发展上取得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