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美学研究综述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36-03

作为一部传统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颇为引人关注。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蔚为大观，最终成为一门显学，号称“龙学”[1]。对于近年这些“龙学”的研究成果，既有总结的必要，又有归纳的需求。因此，本文拟以2001年作为研究的起点，对学术界至今的重要成就进行如下的C述。并以期达到对这特定时间段内，特定研究对象的研究经历与研究结果进行宏观层面的总结与归纳。

一、研究焦点的转化

随着“龙学”的出现，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焦点在2001年后出现了转化的趋势。而且，这种研究焦点的转化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确证：

首先，原著与研究者之间的转化。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由于其蕴含丰富的理论内涵而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无论是对于文学的创作而言，还是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而言，其作者刘勰都有精辟的论述。因此，对其相关的研究，一般都是以对《文心雕龙》的文本为对象的理论探索。但随着“龙学”的显现，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对历代研究者及其研究结论的分析与探究。对此，张连科曾经对其20世纪的“龙学”研究进行了如下的归纳：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到作品的版本、校勘、及其批评原理等，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地进行深入研究，取得骄人的业绩[2]。进而又在这样总结的基础上，列举了宏观研究的代表人物――牟世金和微观的研究代表人物――黄侃等人。即，对《文心雕龙》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对其版本的校勘等都属于对其原著的研究；对于后者而言，在宏观的层面上对其研究主要是指从文学史、美学史、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对《文心雕龙》的说明。例如，王运熙等人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李泽原等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等学术作品都以大量的篇幅对其原著与相关历代的研究成果都进行了客观地说明。这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出现了研究对象的变迁。既有研究者对其原著文本内涵的挖掘，又有研究者对其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体系里，既有研究者对传统结论的列举式说明，又有研究者对传统研究结论的再细化式分析。

其次，研究结果的重新审视。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不仅出现了研究焦点由“文本”为研究对象向以“研究者”为研究对象的转化趋势，而且这种研究趋势还逐渐出现了两者并重的研究局面。例如，周勋初的《〈文心雕龙〉书名辨》一文就是论述了自己对于《文心雕龙》书名的思考。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他还列举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家给予骈文的重视。从而得出了《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从构思与美文两个层面上探讨相关的文学问题。再如，在2005年时，王小盾题为《〈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为王运熙老师80华诞而作》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详细论及了《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及具体范畴，而且还结合《周易》的具体内容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王运熙老师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此相类似的研究还有戚良德的研究文章《〈周易〉：〈文心雕龙〉的思想之本》等。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中，它不仅涉及到对传统易学研究成果的审视，而且还在对比的基础上，探讨了易学给予《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术专著的诞生，都不能脱离其作者的学术背景。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中得到确证。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作为《文心雕龙》的创作者，刘勰的理论视野也不可能局限于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因此，探讨其传统易学给予其创作的影响，既是对其创作实践的一种关注，也是对其作者知识理论体系的一种挖掘。

再次，总结性概述给予研究新的方向。任何一项理论研究，都可以基于宏观的视角和微观的视角进行探析，对于《文心雕龙》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微观层面的研究具有针对性，更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从宏观层面对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总结则更能在发现这一特定时间段研究中存在的缺欠。从而为弥补研究的空白提供了可能。因此，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综述性文章时见各大理论期刊。而且这类综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上，它是指更具宏观性的，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综述。例如，潘玲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在第二个方面，它是指针对《文心雕龙》某一特定内容而进行研究性综述。例如，张敬雅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文心雕龙・神思〉研究综述》的文章；陈亦桥发表于《贵州师范学院学报》的《〈文心雕龙〉“通变”释义研究综述》等。第三个方面的研究综述为针对某些学术会议的综述。例如：陶礼天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文心雕龙〉研究与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平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2009〈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仔细阅读这些研究性综述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研究综述虽然详细总结了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其确定的时间段稍显短小。特别是以“五年”作为时间标准进行综述性分析，似乎过于简略。第二个问题，以上诸多内容的研究综述确实为当时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那些以学术会议为研究对象的综述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二、探索范围的拓展

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焦点的转化带来的第一个学术影响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有关《文心雕龙》“探索范围的拓展”。在这里，“探索范围的拓展”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客观地分析：

首先，“研究”的再“研究”拓展了传统探索的范围。众所周知，当《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出现“文本研究与‘研究’的研究并重”的局面后，对于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既更正了传统研究中的错误，又深化了传统研究的范围。因此，这个层面上的“拓展”是一种基于“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性拓展”。例如，针对《文心雕龙》中的第三十六篇“比兴”的研究历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众所周知，比兴是古代诗歌的重要创作方法，因此它也就成了刘勰创作论的核心内容。在近年的研究中，有关“比兴”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变化：总体说来，主要包含了“比兴”的本源考证、“比兴”的理论内涵界定、“比兴”的特征辨析、“比兴”概念的成因探讨、“比兴”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辩证、“比兴”的价值地位考察等几个方面[3]。所以说，这种通过“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拓展在细化有关“比兴”研究的基A上，扩大了传统有关“比兴”的研究内容。

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文本的阅读一样，不同的研究者因其所持学术观点的不同，因其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的不同，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进行再“研究”，既是对其传统研究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传统研究实践的客观拓展。

其次，另一种“研究范围拓展”是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有关《文心雕龙》研究问题的阐释。即，通过新的视角挖掘《文心雕龙》与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傅炜莉基于认知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术语的分析。其研究结论集中于《〈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之中。再如，王晓军基于语用学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语用问题分析的《〈文心雕龙〉的篇章语用学思想》一文等。虽然不能在此穷尽与此相关的其它研究性文章，但是，以上两个简单的列举却非个案。因为，这足以代表一种这样的观点：近年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其研究范围的层面上表现扩大化的趋势。无论是对《文心雕龙》传统文本研究结论的细化，还是对其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其客观的结果都表现出了范围的拓展。

三、审视视野的更新

研究焦点的转化与探索范围的拓展都会为《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带来审视视野的更新。这里所谓“审视视野的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研究理论的参与更新了传统的研究视野。例如，语言学理论的参与。作为一种语言作品，《文心雕龙》的研究课题一定会涉及到语言学的理论。因此，在《〈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中，作者就从语言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文心雕龙》中核心术语的语言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其文言韵语中存在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作用的阐释；包括对这种语言兼有的审美与认知双重价值的挖掘。所以，对此次研究的目的似乎可以这样总结：这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传统训诂学的研究，以《文心雕龙》为个案，对相关术语的语言学问题进行重新分析。特别是对概念、术语隐喻的分析，既深化了《文心雕龙》的传统研究，又丰富了现代语义学的相关理论。

其次，核心问题的多维解读需要多维的理论视角。《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因此，它必然会涉及到相关的美学问题。对于其美学问题的解读也需要新的理论视野。美学又有“艺术哲学”之谓，在此姑且不论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但对其美学问题的分析需要哲学的视角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仔细分析《文心雕龙》的创作，读者就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影响《文心雕龙》的哲学思想又是颇为复杂的。从这篇文学理论著作之中，既可以发现传统哲学著作《周易》的影响，又可以从中发现荀子哲学理论的客观身影。甚至还有魏晋玄学和外来佛教理论的影响。这还只是从《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哲学渊源层面进行的分析。

再次，《文心雕龙》的传播需要更新传统的研究视角。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心雕龙》的翻译问题逐渐进入近年的研究实践之中。特别是对《文心雕龙》的英译进行的分析，无疑更能在比较研究的层面上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例如，刘颖发表于《中外文化与文论》期刊上的《从〈文心雕龙〉“风骨”英译及阐释看关键词的重塑和话语秩序的建立》一文；钟明国的《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等文章都是对其传播问题进行的客观分析。虽然这些传播问题似乎与其文本内涵的研究无关，但在实质上，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却是制约其价值实现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于国外研究者而言，翻译质量决定着他们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从另一个层面上，翻译的质量是其针对《文心雕龙》所有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没有忠诚于原著的翻译，国外一切针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都无从谈起。没有对其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译作介绍，国外研究者就不可能了解到国内研究现状。

总之，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实践出现了诸多的变化趋势。这些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研究焦点的转化、探索范围的拓展和审视视野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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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篇（2）

2、英若诚与《茶馆》原著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经典话剧《茶馆》剧本故事发生在维新运动到成功这50年期间，以裕泰茶馆的王掌柜为贯穿人物，描述以北京各阶层人物为缩影的中国广大群众在这一社会背景的生活状态及其最后不同的命运去向，由写裕泰茶馆的兴衰路程而反映出，清末到民国时期，再到抗日胜利初期阶段中国百姓生存状况变化。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话剧导演。在中外戏剧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3、英若诚《茶馆》英译本再现文学的美学价值

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中，就翻译而言，审美再现是使一切审美活动尘埃落定的终端环节。审美再现一般遵循的规律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TAO全部审美信息）的理解对理解的转化对转化加工结果的加工对加工结果的再现。可见再现的起点就是理解。笔者通过分析，认为审美客体只有通过审美主体的理解和表达才能实现其美学价值的再现，力求实现语义信息和美学信息的统一，形式美和意象美的统一。

1）词语的翻译

《茶馆》中叹词的贴切运用对传情达意起了重要作用。对《茶馆》中频繁出现的叹词“唉”，英若诚根据人物说话的语气，结合上下文的语境，译或不译，都力求体现人物当时的心情和说话的语气，力求表现原文的“美”。

2）习语的翻译

《茶馆》的语言是老舍先生从活的日语中提炼出来的，英若诚在处理习语时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翻译手法，保证了剧本的需要，体现了原文的美。例如：

茶客乙:那总比没有强啊! 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Second Customer: Still that ’s better than nothing! A dog ’s life better than no life. If I were to earn my own living，I ’d surely starve.

英译以形象的英谚“A dog’s life better than no life”代替汉语中的惯用表达法“死不如赖活着”，从而使译文像原文一样具有极强的表达力.

3)对白的翻译

人物对白是《茶馆》主要构成。在翻译人物对白时，英译尽量避免使用主谓宾齐全的完全句，多用简洁明快、朗朗上日的不完全句和简单句，很好地再现了人物说话的神态。例如：

吴祥子: 逃兵，是吧?有些块现大洋，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有钱就藏起来，没钱就当土匪，是吧?

老陈: 你管得着吗?我一个人就揍你这样的八个。(要打)

宋恩子: 你?可惜你把枪卖了，是吧?没有枪的干不过有枪的，是吧?(拍了拍身上的枪)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

Wu Xiangzi : Deserters , right? Trying to hide in Beijing，with a few silver dollars in your pockets，right? When the money runs out，become bandits，right?

Lao Chen: None of your bloody business! I can lick eight of your sort with one hand!(Prepares to fight)

Song Enz: You? Pity you sold your gun，right? Bare hands aren’t no match for a gun，right?(Patting the gun under his gown) I can lick eight of your sort with one finger! right?

特务吴祥子和宋恩子与逃兵老陈的对话中二个“……是吧?”充分体现了特务抓住逃兵把柄的得意神气。逃兵自不会乖乖就范，回答的语气也相当强硬。干净利落的日语化措辞用句，删繁就简，不译多余累赘的话，创造性地使用借代手法生动再现了原文生动的对话场面。

4）中国文化中称谓的翻译

由于受“家国”的宗法伦理影响，在我国，常把亲属关系词汇引申作社交称谓。《茶馆》虽然只有二幕，但事件多，人物关系复杂。译成英语时，繁多的称谓是译者面临的一个难题。英译无论在处理亲属称谓还是社交称谓，都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理解人物之问关系的即时性需求。例如：

王利发:怎样啊?六爷!又打得紧吗?

Wang Lifa:How are things，my friend?Is the fighting fierce?

篇（3）

[2]戴宗显，吕和发.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5（6）.

[3]冯国华，吴群定.论翻译的原则[J].中国翻译，2001（6）.

[4]倪传斌，刘治.标记语的英译原则及实力分析[J].上海科技翻译，1998（2）.

[5]倪晶.浅论标示语的翻译[J].河南社会科学，2005.

[6]赵湘.公示语翻译研究综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

[7]万正方等.必须重视城市街道商店和单位名称的翻译[J].中国翻译，2004（2）.

[8]王银泉，陈新仁.城市标识用语英译失误及其实例剖析[J].中国翻译，2004（2）.

篇（4）

1.前言

习语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对本族语言进行提炼和升华,并在长期积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比喻性词组、俚语、俗语和谚语等[1]。习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习语,是指由基数词和序数词构成的习语[2]。作为习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字习语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通常简练、生动、形象。具体到英语和汉语,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历史、宗教、风俗习惯等不同,各自习语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也不同。若不正确处理这些文化因素,在翻译中就难免犯很多错误,使得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源语的真实含义,因此在数字习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特别注意读者的接受与理解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翻译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是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读者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接受美学影响深远,其核心理论是以读者为研究中心,从“视野融合”的角度,通过考察文学接受和产生效果的过程来揭示文学的本质和特征。接受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读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文学历史能动的创立者。它强调接受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和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

翻译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复杂的活动之一,它是原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动态作用的统一体。翻译研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最初的只言片语到现在层出不穷的各种翻译观点,人们对翻译活动这一认识越来越深刻,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过程,更是一种文学接受和建构的过程,那么进行双语转换就必须认真考虑译语读者这个审美主体。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阅读译本的过程不是译者与译本单向地向读者灌输形象和意义,不是读者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读者积极参与,与译本、译者形成辩证的对话关系。接受美学在转变传统的文学翻译观的同时,开拓了语言与阅读过程的关系这一广阔的领域,使人们站在新的角度去考虑读者与作品的关系,为应用翻译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3.接受美学在数字习语翻译中的应用

3.1读者地位与数字习语翻译

译者在翻译习语的过程中,要考虑译语读者的作用和地位。读者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能动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如果读者在译语文本中的习语翻译中发现不同的文化因素,他就会根据上下文去理解并接受这些文化因素,变成他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调整并扩展自己的期待视野。如果源语中的数字习语与其母语中的数字习语有相似性,读者会积极地调动知识储备使之与源语中的数字习语相比较与联系,结合上下文来理解译文中的数字习语,进而理解源语中数字习语的真实含义。

(1)ST: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来自《选集》)

TT:The old saying,“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would equal Zhuge Liang,the master mind”,simply means the masses have great creative power.

如果读者仅是被动接受,当读了译文后就会有以下的问题:①谁是诸葛亮?②诸葛亮和皮匠之间有什么关系?③皮匠的智慧指什么?但如果读者采取主动态度去理解和接受外域文化并具备一定的审美观和接受能力,通过阅读处理过的译文,读者应该就可以理解源语的文化背景。在例(1)中,“the master mind”解释了“诸葛亮”的内含意义,“wits” 代表了三个皮匠的整体智慧;“equal” 澄清了皮匠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wits”和“the master mind” 说明两者之间的可比性。这样,读者便可获得以下信息:①“诸葛亮”是中国文化中智慧和天赋的象征;②在中国文化中“诸葛亮”和“皮匠”都运用暗喻,前者代表头脑聪颖而后者代表头脑简单;③在这个数字习语中,“三”是虚指,代表数量众多而并非实指物品数量。通过运用接受美学翻译的数字习语,读者可主动并能够接受到源语中数字习语所表达的所有信息。

3.2期待视野与数字习语翻译

读者的阅读经验包括他的期待视野,其期待视野会影响他对翻译作品的接受程度。如果没有读者的积极参与,很难想象一部艺术作品会实现其价值。在数字习语翻译方面,当读者的期待视野产生不断变化时,习语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就会逐渐被读者认同和接受。读者的接受能力会随着他期待视野的扩展而不断增强。读者的期待视野能增强译者翻译习语的信心,同时好的翻译有助于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两者密不可分。

(2)ST:六亲不合,有孝慈。[3]

TT:

Version One:It was when the six near ones were no longer at peace/That there was talk of “dutiful sons”.(translated by Waley)

Version Two: When the six family relationships fell into disharmony we got “Respect and Caring.” (translated by LaFargue)

众所周知,英语中并没有“六亲”的表达方式,而汉语中“六亲”却是固定用法,如“六亲不认”等。由于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六亲”成为语言空白并带来不确定性。

在2005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六亲” 指“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妻子、子女”。韦利(Waley)的翻译将“六亲”作为一个整体,他的版本创作时间为20世纪30年代,那时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寥寥无几,大多数的西方人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其中包括《道德经》的读者,可以说当时的读者完全被动接受文学作品的翻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韦利采取了加注的方法向读者解释“六亲”的含义。在版本2中,拉法格(LaFargue)于20世纪90年代重新翻译了《道德经》。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在英、美等国家已经出现了不同版本的《道德经》,同时中国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成外文。与30年代相比,90年代的读者期待视野更加广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更加深刻,拉法格的翻译不再采用加注的方法。这恰恰反映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不断变化,因此翻译的过程和方法要尊重读者,与读者进行同步的改进。

3.3文化交流与数字习语翻译

译语读者阅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接受的过程,还是文化交流的过程。

(3)ST:The new electric cars may turn out to be a nine day’s wonder;no one seems interested in buying them any longer.

TT: 新型的电动车可能会成为九天的奇迹,仅仅一时轰动;现在看来人们不再有兴趣购买了。

在例(3)中,译者采用了直译并在句中稍加解释的方法,既表达了源语中的文化形象又解释出了其内含意义。英文中的数字习语“a nine day’s wonder”源自古罗马的一个古老的风俗:无论何时出现罕见的自然现象,古罗马人总将其认为恶兆,并举行长达九天的宗教仪式驱散厄运,带来福祉。现在这一习语通常指“短期内引起轰动并很快被人忘却的事物”。而汉语中的数字习语“昙花一现”指“像昙花一样短暂存在的事物”。若简单地将其译为汉语中的习语“昙花一现”,读者很易理解但源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却荡然全无。因此,正确处理数字习语翻译中遇到的文化差异问题并确切地传达源语习语的文化内涵不仅能帮助读者理解源语文本的文化背景,促进文化交流,消除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障碍,还将开阔读者的期待视野。

4.结语

数字习语是英汉两种语言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对英汉数字习语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交流活动,更是英汉文化交流的契机。接受美学独辟蹊径,为数字习语的翻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读者能够真实地体会和理解源语的内含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享受。概而言之,借鉴接受美学到翻译研究这一尝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接受美学的关注范围之广,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我相信随着研究领域和深度的不断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具备更大的潜力与更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李丽,王成.英语数字习语的文化探源[J].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5,3,(4):55-57.

[2]殷莉,韩晓玲.民族文化心理与英汉数字习语[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9):40-43.

[3]LaFargue,M. The Tao of the Tao-Te-Ching[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4]陈逢丹.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综述[J].安徽文学,2009,(2):74-75.

[5]Hawkes,D.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 Penguin Books,1973.

篇（5）

[2]包汉宗，李海良.高校移动教育平台的构建[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1（11）：33-35.

[3]姜新春，陈章其.网络教学平台支持移动学习的探讨[J].现代教育技术，2009（9）：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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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商洛花鼓山歌电视剧《天狗》的生态文化价值

贴着老百姓的心窝写戏——论秦腔新剧目《西京故事》

催人泪下振人眉宇爽人胸怀——评大型秦腔现代剧《西京故事》

拨动最敏感的一根神经——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观后

陕西洛南方言声母的读音类型

商洛地方特色饮食及其翻译研究

论《孽海花》中的“颓废”美学内涵

论《巨翅老人》所揭示的人性

论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个体生命意识

素心如白雪雅意属清神——林凡楹联艺术管窥

补研究之不足启研究之新境——读赵望秦、张焕玲《古代咏史诗通论》

图式理论视阈下的英语新闻听力理解策略

外籍教师在英语第二课堂活动中的作用

论日语汉译中人称代词的加译

商洛学院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教育资源利用策略

数字化阅读的现状及其趋势

从影视传媒中教师形象的变迁透视受众心理

《白鹿原》小说叙述语言的自觉实践

贾平凹散文语言风格演变及其特征

贾平凹小说神秘化现象探析

个人·地域·先锋·历史——对贾平凹诗集《空白》的解读

商洛民俗文化的区域特征

1950年代以来商洛考古工作综述

方言宝藏的广采深钻——张成材新著《商州方言词汇研究》评介

刘体仁窃书辨诬兼及其它

元杂剧结构: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兼论关汉卿《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情节结构

《经今古文学》汉代今古文经学两派说考辨

《御览诗》诗人选录简论(二)

《围城》中的两性关系探析

论约翰·克里斯多夫形象的悖谬性

死亡与重生——艾略特《荒原》的再解读

大学生的现状及其对策

近代陕西商会的组织结构和特点

从文化角度看海外华人遭袭

论传媒文化对晚清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

略论我国教育传播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小说的难度

方英文写作的轻与重——《落红》与《后花园》解读

《秦腔》:一曲传统文化没落的挽歌

论贾平凹《秦腔》的独特叙事艺术

论文化传承的地方激励与劝诫机制——以明清时期的陕西商洛为例

商洛特色饮食开发的几点思考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当代价值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货币思想之比较

论日常交往中的主体非中心化及其限度

现代化对土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冲击

景观设计中运用景观文化之探讨

近十年寒山研究综述

社会转型背景下大学生消费模式探析

金融危机下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配偶权立法完善刍议

汉语恭维语中的性别语言实证研究

从《敦煌变文集》看“了”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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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单位是普通翻译理论领域最基本的命题之一。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都绕不开翻译单位的确定。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对翻译单位这一命题做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

从翻译单位的定义方面来看，对这一命题的探讨已经经历了从形式到意义，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王德春（1984）将语言的六个层次上的单位视为翻译单位；李爱玲、武景全（1995）认为句子是翻译单位。这些学者从语言的形式角度对翻译单位进行划分，因此他们提出的都是静态的翻译单位。有些学者从语言本身的意义出发，提出了动态的翻译单位。其代表人物巴尔胡达罗夫（1985：157）认为“任何一个语言层次单位―从音位层到整个话语层―实际上都可以成为一个翻译单位”；Andre Lefevere & Susan Bassnett（1990）将“文化”作为翻译单位。

从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方法方面来看，传统的大多数研究是以规定性研究和定性研究为主，描写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较少，近年来本命题开始通过语料库提取数据的方法开展了定量研究。如陶源（2015）通过俄汉平行语料库对翻译单位展开研究。另一种典型的定量研究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过程导向（Alves，2010）和有声思维法（Lscher，1991；Gerloff，1986）对译者的翻译单位进行分析研究。

总之，多年来这一命题研究成果丰富。研究方法日趋成熟多样，但关于翻译单位这一命题至今仍无定论，甚至很多观点之间互相对立。

一、文本类型理论

七十年代初，文本类型理论首次由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塔琳娜・莱斯在《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1971/2000）一书中提出。莱斯根据文本语言功能的差异将文本类型分下以下三种类型：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

莱斯指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现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性较强，文本的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以简朴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与信息。表情型文本用于表达信息发送者对人对物的情感和态度，其语言具有美学的特征，侧重点是信息发送者及其发送的形式。表情型文本的翻译应采用仿效法，以使译文忠实于原作者或原文。感染型文本旨在感染或说服读者并使其采取某种行动，以读者和效果为导向，其语言形式通常具有对话的性质，其关注点是信息的接受者，侧重于感染的作用。翻译感染型文本时，可用编译或适应性的方法达到感染读者的目的（Reiss，2000：30-48）。见表1。

二、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翻译单位的划分

莱斯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指出文章类型、语言功能和翻译策略互相关联，源文和译文的功能关系为翻译批评模式的根本。而翻译策略直接影响了翻译单位的确定。

由于翻译活动这一过程本身是动态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根据文本类型自主选择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作为翻译单位。如表1。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单位绝不是唯一不变的某一特定语言层级，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下，翻译单位既可以是静态的短语、句子或段落等；也可以是动态的文化、修辞和意群等。因此翻译单位是动态性和静态性相结合的。

三、总结

文本类型理论根据不同文本特点具体分析其对应的翻译方法等，指出以翻译为目的，根据原文和译文的功能关系采取翻译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文本类型理论下的翻译单位的确定，即信息型文本多以短语、句子和段落为翻译单位；表情型文本多以文体、修辞、文化和篇章为翻译单位；感染型文本多以语义、意群和话语为翻译单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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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模式新颖独特，富有创见和开拓精神首先，在绪论中，作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为起点，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契丹人”切入，细细梳理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入、接受和影响的历史流变。全书内容分为七章，作者从《哈姆莱特》入手，进而进入悲剧的文本与舞台，以及莎氏历史剧和戏剧的人民性与人性的关系;另外，对莎氏的传奇剧和诗歌批评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五、六两章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和莎氏戏剧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的还原与变形也是莎学研究者值得深入的一个领域。最后一章是多元化的批评方式，特别是现代性的莎学批评更是值得关注的。莎士比亚悲剧研究历来是莎学研究中的重点，四大悲剧又构成了莎氏悲剧中的重点《，哈姆莱特》研究则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并没有按部就班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记下莎学研究的“流水帐”，而是从《哈姆雷特》着手，全面剖析了哈姆雷特在中国形象批评在中国的演进以及对哈姆雷特的形象认识辨析，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我们知道，对待哈姆雷特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众说纷纭，多棱镜里的哈姆雷特的影像也是雾里看花，使人琢磨不透。李伟民从哈姆雷特强烈的自杀意识、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以及对女人的看法和行为等几个方面深入细致的论述了哈姆雷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哈姆雷特在中国的形象问题，作者提出了应该全面看待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应该从人民性、人文主义者、并非人文主义者进行研究。事实上，在哈姆雷特身上，很难看到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却存在相当多的非人文主义思想。接下来，在第二章，作者从莎氏四大悲剧出发，探讨了中国语境下文本与舞台的莎学批评演进。重点论述了作为舞台演出的莎氏戏剧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戏剧的影响以及对莎翁戏剧的改编接受情况。莎士比亚的贡献除了悲剧之外，历史剧和喜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作者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与人性的独特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了莎士比亚批评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与认识。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他是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把他的作品誉为“世界艺术高峰之一”。历来文学研究家们都把莎士比亚当作试金石，作为检验其理论的依据。因此，对莎学批评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方式。进入20世纪，由于莎士比亚的丰富内涵及深远意义，传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日显局限。历史学派针对浪漫主义对莎剧诗性、阅读性和不可演出性的无限扩大和盲目崇拜，研究莎士比亚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契合，包括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舞台及演员表演，揭开了对莎士比亚“现代”解读的庞大序幕。于是，种种冠以“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派”等以“现代”语词为核心的解读此起彼落，甚至一涌而上，使这一世纪的莎评既呈现出极其壮观的景象，又放射出无比怪异的光芒。其壮观固然体现出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可喜成果，其怪异却也展示了对莎士比亚的无限夸大和歪曲，并产生了对莎学研究的深深困惑。作者在最后一章就是采取多元化的视角对莎学研究在中国的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批评演进为出发点，从哲学上矛盾对立和美学范畴来认识这一对文学观念的深层涵义。

三、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文学批评理念第五章:从历史走向未来。主要论述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50年的发展脉络，也是本书的另一个特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莎评通过对苏俄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莎评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国人对莎作有了更深的体会。20世纪30年代对苏俄莎学的介绍，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有了较系统的观照。这一时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深受苏联莎评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莎士比亚被中国的政治涂上了各种油彩，在中国政治的影响下不断变脸。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对中国莎学研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中国莎学中，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研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构成了评论、研究与演出的基础。”[2]272中国的莎学研究大都是从文本出发，但是却鲜有人对他们的翻译经验，翻译研究中的各种批评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学理的探讨。显然，这与翻译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作者对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作了一番梳理，以便对此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作者不仅对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翻译作了资料性的梳理，更重要的是从具体译家出发，通过梁实秋和鲁迅对于莎士比亚翻译的论争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中的理论问题。另外，莎剧翻译中的版本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版本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早期的莎作翻译中，相当多的译者忽视了莎作版本的选择。早期的莎剧译者或限于条件或考虑不够，一般不大讲究版本。朱生豪、梁实秋采用的是牛津版，而牛津版在19世纪的莎学版本中，地位实在不能算是很高。由于在版本的选择上或因条件限制，或因认识不足，因而对版本问题注意不够;那么在对莎氏时代的语言的性质、语音、拼法和词汇的研究就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一些莎作的翻译受到了批评。顾绶昌认为，粱实秋译的莎剧，在文字上显得干燥乏味，每句似乎都通顺，合起来整段却不像舞台上的对话，并且译文语气很少变化，原文诗意也很少保存，这是译文最大的缺点。朱生豪译文虽做到“明白晓畅”，然而喜欢重组原句，损益原文，不是太罗嗦，就是太简，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段落，往往又过于渲染铺张，它的最大缺点是任意漏译，并且译文中还时常夹杂些不必要的诠释。[2]285本书在研究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基础上进而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思考，不仅总结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的成果，也提出了以后研究的方向。如对莎氏翻译家比较系统、全面的翻译思想的探讨基本上是空白。在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中有些批评的目的并不在翻译批评本身，而是为了思想和文学论争的需要。这样的批评虽然也涉及到对莎作的翻译批评，但是醉翁之意不在莎作批评，而是在于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翻译观点的论战。[2]304-305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与莎士比亚时代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生死、战争与和平、人与宗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和谐问题都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因此，阅读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目的是从文化、文学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艺术精髓，结合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点进行阐释，为我们今后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批评以及对这种批评的梳理，或许我们会在现代意义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2]505这是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但同时他又是属于世界的。约翰逊曾这样称赞莎士比亚作品的永恒性“: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走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常冲刷其他诗人们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像花岗石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3]125李伟民莎学研究的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在这本专著中，读者可以看到伟民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有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辞书研究，也有莎学传记研究、莎学批评研究和莎学家的研究，还有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的研究。做到了史论结合，以中国当代莎学发展史为线索，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特定作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总之，研究角度丰富多采，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富有创见的莎学学者思想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总的来看，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正如著者在绪言中所说，中国莎学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规模宏大声音色彩鲜明响亮的长篇巨制交响乐，而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则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形成了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色。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李伟民先生对这种特色加以梳理，勾勒其历史的痕迹，研究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规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莎氏作品的本质和特色，掌握文艺批评规律，提高对莎作的鉴赏水平和批评的理论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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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116-02

一、绪论

中国翻译事业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有一个翻译家们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翻译标准,这也是翻译的根本性问题。翻译的标准是什么?清代翻译家严复曾经提出:优秀的译文应该做到“信”“达”“雅”。即忠实于原文,文笔流畅,文字典雅。自严复“信、达、雅”三字说问世以来,我国译界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问题的探讨。综述起来大体上分三类:一是主张继承发扬“信、达、雅”标准,但要赋予它各种新的含义,如劳陇先生的《“雅”义新释》,周煦良先生的《还是信、达、雅好》等;二是主张摒弃译界争议最大的“雅”字,在“信”、“达”的基础上对严复的翻译标准加以发展,给前人的理论注入新的内容,如刘重德教授的“信、达、切”,许渊冲教授的“信、达、优”,海外学者思果的“信、达、贴”等;第三种主张是在对严复的“信、达、雅”全面剖析之后,用新的标准取而代之,如二三十年代陈西滢先生的“神韵”说,傅雷先生的“神似”说,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等,在所有这些译论中,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尤为引人注目,译界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也特别耐人寻味。

钱钟书先生是我国当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不光是文学研究者、文艺研究者、翻译理论家、小说家,同样也是一个翻译实践者,或曰翻译家。人们曾经这样评论他:“他的有关译学方面的论述不过是其巍峨的学术宫殿的一雕栏,一基础,然而已在当代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这么一位权威性的人物却没有为翻译实践设定唯一正确的标准。只是将其描述为“翻译的理想”。这种作法充分显示了钱先生理解翻译问题的独特视角,钱钟书没有以理论家的身份为翻译“规定”什么,而是采取了翻译本位主义,从翻译实践的立场出发、以观察家的姿态来“描述” 自己所能洞察到的关于翻译属性及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

二、什么是“化境”

钱钟书先生是从汉代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的一段训诂引申出文学翻译的性质、功用、理想和境界的: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辍,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日‘辍,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

许慎的这段训诂所蕴涵的含义,历代译论家都不曾留心,钱钟书先生却信手拈来,轻而易举地用之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在“信达雅 和“神似”之外独举“化境”之旗帜,为文学翻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钱钟书先生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境界本来是我国古典美学里的一个概念,钱先生把它推广到翻译领域里来,一方面指明“境界”是各门学科的一个共性,诗心、文心和译学相通,另一方面把文学翻译理论划入文艺美学的范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罗新璋先生在《钱钟书的译艺谈》一文中分析“化境说”, 引用谚语:“酿得蜜成花不见”指出钱先生所标举的“化境”,是“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罗新璋先生的见解十分中肯,蜂采百花而酿成蜜,我们很难辨别这蜜采自哪朵花卉。钱钟书先生综贯百家,博通中西,从文艺学美学推衍出文学翻译审美的理想境界“化境”。

钱先生的“化境说”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这一最高境界――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从而读起来不像译本,即原文的思想、情感、风格、神韵都原原本本地化到了译文的境界里。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概括钱先生的“化境说”:

1.化即是转化(conversion),即上文所述的“将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2.化即是归化(adaptation),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即能不因表达习惯的差异而使译文牵强,又能保持原有的风味”,“读起来不像译本”;

3.化即是“化境”。也即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这与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和以翻译莎士比亚名闻遐迩的朱生豪的“保持原作之神韵”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化境说的内涵及意义

“化境”被誉为是翻译应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如果单纯把“化境”理解为翻译标准或方法,那就掩盖了“化境”的丰富内涵。笔者认为,如果要想深刻的理解“化境说”的丰富内涵,须先将“诱”、“讹”、“化”三个概念诠释清楚。

(一)诱:翻译的功能

钱钟书一向重视文化交流和相互关照,认为翻译的基本功能是“媒”或“诱”:译者从事媒婆的工作,介绍大家去认识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让他们有机会相识、相知乃至相爱,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正所谓“翻译者的艺术曾被比于做媒者的刁滑,因为他把作者的美丽半遮半露来引起你读原文的欲望”。“诱”有正负之分。正“诱”即是好的译本给予了我们阅读原作的欲望;负“诱”在坏翻译会在无形中使读者拒绝阅读原作;他对译本看不下去,连原作也不想看了。钱先生指出,林纾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发挥着重要的引诱功能,他本人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甚至在若干年之后仍然发现林译小说有很大的吸引力。林纾作为译介西方名家名篇的第一人,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视野,为中国的新文学打开先河,许多一流的作家包括鲁迅、周作人、叶圣陶、郑振铎、郭沫若、朱自清等,都提到他们曾受林译作品的影响或熏陶。因此,成功的译者必须充分发挥译作的正“诱”功能,吸引译文读者了解原作、接受异域文化。

(二)讹: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

“讹”即伪言。以“言”破坏“化”,是指由于主客观原因在理解或表达中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钱先生说“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也就是钱先生的“译必讹”的观点。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讹”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这些“距离”势必影响译者在理解原作者及其作品、表情达意、愉悦读者等方面能力的发挥,妨碍译文读者了解、喜爱原作,从而导致双方的隔阂,因此,“讹”在所难免。钱先生还借用中西译论中关于“翻”或“翻译”的定义来进一步解释“讹”,如赞宁“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西洋谚语“翻译者即反逆者”;塞万提斯关于文艺翻译中“花毯的反面跟正面差得很远”;艾伦・坡翻译的“翻”就是“颠倒翻覆”,等等。钱先生很欣赏这种“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钱先生所肯定的仅仅是“化”中之“讹”。

(三)化:翻译的理想境界

“化境”的核心是“化”,正确理解和把握“化”的内涵,是系统、全面地诠释“化境”说的关键所在。

钱先生在《管锥篇》里说过:“安[道安]言之以为‘失’者而自行之则不得不然,该失于彼乃所以得于此也”。说明“化”是一种易与不易、得失兼备的量变过程,是没有改变原作“质”的渐化过程。译者易去的是原作的外形,不易的是原作的意义、内容,失去的是原作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方式,得到的是它在译语中的“再生”。

在钱先生的“化境”理论里,“化” 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的“化”。另一种是不完全、不彻底的 化”。前者是译者去努力实现的大目标,而后者是译者的翻译实践。译者只有胸怀大目标,尽量在翻译中缩小“距离”,减少“讹”,才能提高译作入化的程度,接近理想中的“化”,避免可避免的“讹”。他对“化”的解释是辩证的,在“化”与“讹”的辩证关系上,“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讹”是次要方面,好的翻译要有克己意识,尽量避免“讹”,才能提高翻译质量。

虽然40多年来,钱先生的“化境说”在译界一直享有盛誉,但是,不免有学者对“化境”心存误解。有学者认为,在翻译标准上(这本身就是对“化”的一大误解,钱氏已作过修正:“化”是最高理想而非最高标准),“化”的实质是“信”也有人认为钱氏是“信”、“达”二元论者。他们立论的依据就是钱氏曾明确指出的“译作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出来的东西”。这是对“化境”说的又一误解。尽管钱氏一向重视“信”,并强调“译事之信,当包达雅”,但“信”与“化”不可等量齐观,“信”是“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求“化”是在“信”的基础上求“美”,译者忠实于原作并不是要亦步亦趋,而是在对原作融会贯通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审美判断和选择,对原作进行一番简择取舍之功,进行艺术再创造。郑海凌尝言:“‘求美’的翻译概念,生发于以‘信’为本的翻译传统,渐渐游离于主流之外,正在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诗流。而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则在这种诗流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许渊冲指出:“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真是必要条件,美是充分条件。如果真与美能统一那自然是再好没有”。由此可见。“化”是对“信达雅”的突破和发展,是“真”和“美”的有机统一体。

四、“化境”的翻译实践

钱先生本人在翻译实践上的成就,也为他的“化境”说的实践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一幕第一场中,安东尼赞美埃及女王的话:

Fie,Wrangling queen!

Whom every thing becomes,to chide,to laugh,to weep;whose every passion fully strives to make itself,in these,fair and admired(钱译)嗔骂,嬉笑,嘀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

他的翻译,将诗句中国化,达到化境之极。钱先生的理论不仅应用于英译汉,也体现在汉译英。例如,他把“吃一堑,长一智”巧妙地译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又如“三个臭受匠,顶个诸葛亮”被他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这些译法一直为众多译家所称道。他的翻译堪称“越规矩而有冲天破壁之奇”和 守规矩而无束缚手脚之窘”(《谈艺录)439),为“化境”之典范。

五、结语

通过对钱钟书先生“化境说”的讨论.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译学观点的深刻之处。罗新璋先生曾经做出过这样评价:“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可视为‘神似’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亦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

“化境”虽然是翻译的最高理想,但也并非不可企及,,翻译的过程正如古老的化学工艺流程“化”一样,可以分为熔解、提炼、重铸三个步骤。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向着这个最高的理想境界去追求,让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学派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世界译坛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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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语是一种公开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产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1]它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应用范围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对净化城市语言环境,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公示语的特点

1.文字简洁明了,有时配以图文。公示语广泛地运用于公共设施、公共交通、旅游景点、涉外办事机构等场所,客观上要求其简单明了。通常只使用实词、关键词、核心词,冠词、代词、助动词等一概可以省略。如“营业”(Open)招牌,“游客止步”(Closed to Visitors)等。另外,缩略语也经常出现在公示语中,如“停车场P”、“广场sq”等。

2.具有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和强制性和号召性五大功能。[2]指示性公示语较多地运用在公共场所,向公众提供一种信息服务,告诉公众这是什么。如“问询服务”(Information)、“租车服务”(Car Rental)等;提示性公示语向公众提醒一个事实或现象,它既没有限制的意义,又没有强制的意图。如“油漆未干”(Wet Paint)、“预留席位”(Reserved)等;限制性公示语以相对委婉但明确、直接的口气向公众提出要求,含有限制、约束对方的意思。如,“办公场地,非请莫入”(Employees Only)、“施工现场,禁止通行”(Construction Site,Keep Out)等;强制性公示语是公示语里口气最为强硬的一种,它要求公众“必须”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如“禁止超车”(No Overtaking)、“靠左行驶”(Keep Left)等;号召性公示语对公众起宣传、激励、号召的作用。如“桂林山水甲天下”(East or west,Guilin landscape is best.)等。

3.可分为“动态”和“静态”。[3]指示、标示、告示类的公示语往往用静态词,如“紧急出口”(Emergency Exit)。与其相对应的是含有动态性质的公示语,此类公示语往往口气强硬,含有要求、限制等意义,其目的是希望引起公众的关注以达到其宣传信息的目的。如“(航班)抵达”(Arrived)、“紧握扶手”(Hold the Hand Rail)等。

二、公示语的翻译理据

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在语言功能理论基础上将语言功能分为六大类,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on function)、召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美学功(aesthetic function)、酬应功能(phatic function)和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公示语是一种向大众展示的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它把必要的有用的信息传达给大众,进而唤起大众的注意,并按照公示语的指示、提示、限制、强制等要求去履行或规范自己的行为,属于召唤功能性的文本。针对公示语的翻译,Peter Newmark提出了两种基本的方法: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5],以“忠实”为基础,遵循简洁明了、语气得当、规范化和适度诙谐的原则,向公众传递信息。

三、公示语的翻译策略

1.熟悉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在翻译时语汇要简洁,措辞要精确,用寥寥数词,或简单明了的图示,让读者一目了然。如“总经理”(General Manager),“收款处”(Cashier)、“保持车距”(Keep Your Space)、“严禁吸烟”(No Smoking)、“节约用水”(Save Water)等。

2.了解公示语的功能意义,借用已有成果。对于交通等国内外可以一致的标识,完全可以直接借用外国的公示语。国家技术监督局编制、翻译、的国家公共标志与标志语提供了广泛应用于道路、旅行、安全、环保、储运等方面的标准汉英翻译规范,应严格参照执行。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景点介绍、文明口号和标语,要在英语中找到有着相同意义和功能的公示语,不可望文生义。如许多商店或购物场所为了招引更多的顾客,经常推出购物优惠活动,对其商品打折销售,“打7折”不是“70% discount”而是“30% off”等。

3.分析语境,正确把握译、雅译或不译的原则。公示语是一种应用文体,形式丰富,运用广泛。但并不是所有的公示语都可以照搬过来翻译成外语。[7]商店招牌、街头路牌等含有指示意义的公示语我们一般直接翻译,如“长安街”(Changan Avenue)、“第一百货公司”(No.1 Department Store)等;对于那些提示、限制、强制性的公示语则要借鉴跨文化交际理论,遵循Peter Newmark的交际翻译方法进行“有效”、“优雅”的翻译。比如“不得自带酒水”译成“Consumption of our foods only”而不是“No self―wine beverage allowed”、“所有商品不得讲价”译作“Fixed price”而非“No bargaining”。

4.注重跨文化意识。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社会背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上都存在差异,他们的语言表达也各有千秋。公示语的翻译就既要保持源语中的信息,又要顾及文化差异,使译语读者能正确地领会信息,不能因文化差异导致意义上的误解。例如将“上海万象服饰公司”译为“Shanghai Thousand Elephant Garment Co.,Ltd.”就不如直接译作“Shanghai Wanxiang Garment Co.,Ltd.”,因为大象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忠诚、憨厚、可爱之物,而在西方人眼里却是卤莽、愚昧、凶猛之物。将之译成“elephant garment”,谁会穿上“凶猛、愚昧”的衣服呢?

四、结语

公示语是语言中的一类重要的人际沟通工具,因此,我们要充分领略其在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中的隐含内容及使用公示语民族的思维方式,深入研究公示语的语义与语用模式及范围,使汉语公示语的英译更符合英语语言文化习惯,从而达到对外宣传的效果。[8]

参考文献:

[1]赵湘.公示语翻译研究综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2-26.

[2]王银泉,陈新仁.城市标识用语英译失误及其实例剖析[J].中国翻译,2004,(2):18-23.

[3]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1:21-26.

[4]戴宗显,吕和发.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5,(6):35-38.

[5]冯国华,吴群定.论翻译的原则[J].中国翻译,2001,(6):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