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89-02

中国一直享受着人口红利，低廉的人工成本为中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扩大内需、产业升级以及国内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需要，中国劳动力报酬上涨势在必行。然而，提高劳动者报酬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外，美欧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并非劳动力成本越高越好。因此，探讨中国劳动力报酬维持怎么样的水平很有实际意义，同时对中国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提高劳动者报酬将会面临的困局

（一）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出口、投资、房地产是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旧马车。其中房地产泡沫已经影响到中国金融安全和实体经济，2008年国家投入的4万亿导致产能过剩，大规模的投资也不能再继续。靠出口拉动经济，这被过去证明可行，但如今人民币持续升值超过30%，如果提高劳动者报酬可能进一步减小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中国经济将可能陷入衰退。

（二）助长通货膨胀

第一，中国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对商品的需求增大，导致商品价格上涨；第二，劳动成本提高，企业提高商品价格维持利润。商品价格提高了又将进一步推动劳动报酬的提高，并形成膨胀的恶性循环。

（三）劳动力供需面临新的挑战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现有企业劳动需求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新建的企业将减少，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因此劳动力成本上涨将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此外，高等教育的普及，劳动力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许多大学毕业生缺乏毅力和工作经验使制造企业或服务业望而生畏，导致企业招不到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对口。

二、提高劳动者报酬具备可行性

如今，城镇化、服务业以及高新产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新马车，加上中国日益国际化的人民币，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大博弈中拥有更多筹码，中国经济将再次腾飞！

（一）中国出口行业竞争优势依然存在

刘厚俊、利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中通过对1999—2008年中国31个省区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外资流入量及出口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证明工资上涨对出口量及外资流入量均无显著负面影响。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上升幅度仍然小于中国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再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的出口行业更是保持优势，因此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国际竞争优势是依然存在的。

（二）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

中国拥有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城市人口只占40%，每1%的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就能带动GDP5%的增长，如果每年有2%的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则带动GDP增长为10%，那么中国城市化进程能维持二十年，加上另外98%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经济就能轻易维持十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

（三）扩大对内供给，稳定物价

内需市场的打开和人民币升值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因此必须增加国内供给，满足需求，增加大量就业岗位，带来制造业的繁华，也带动服务业欣欣向荣，又防止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此外，中国正在逐步放开金融管制，合理的民间借贷让更多的民间小企业家发现市场供给的不足，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促进竞争，使市场更完善、让消费者更满意。

（四）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就业

美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80%，而中国为43%。中国目前制造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以美国的15%为标准，中国将近50%的制造业劳动力将在未来二十年将转向服务业，最终使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25%，务农劳动力占10%，服务业劳动力占65%。服务业蓬勃发展可以带来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

（五）效率工资理论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工人工作的效率与工人的报酬有很大的相关性，报酬越高工人效率会越高。另外，政府应带头增加社会的垂直流动，给更多有能力的人上升的空间，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社会生产率。

三、维持中国经济持续性增长的人均报酬水平分析

然而，并非报酬水平越高越好，从欧美的发展过程中发现，欧美国家人均报酬太高，达到GDP的70%～80%，藏富于民固然重要，但国民藏富过多就意味着国家财政集中能力有限，容易出现国家财政赤字，不利于国家发展。

（一）基于科技水平与人均GDP关系修正后的竞争优势比较模型

一个国家的产品要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价格和科技水平。首先价格方面要比较世界商品平均价格水平，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情况下，报酬越高，则成本越高，商品价格就越高，越没有竞争力，即人均收入越高，竞争优势越低；当科技水平越高，则生产效率越高，产品质量越优越，越有竞争力。因此，为两个影响因素加入权数得到：

竞争优势=a科技水平-b人均报酬

一个国家的GDP等于人口与人均产出（即人均GDP）的乘积，当两个分别属于不同国家的人投入劳动的时间相同，而产出却不同，这就是由于科技水平的差异导致，可见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越高，则人均GDP越高，该国家人均产出的产品或服务价值越高，即有：人均GDP=1人*科技水平。因此科技水平可认为等同于人均GDP。以美元为标准，2008年美国人均GDP为47 422美元，假定科技水平的单位为ke，则美国科技水平为47 422ke。中国2008年人均GDP为3 387美元，则科技水平为3 387ke。人均GDP与人均报酬的差值占人均GDP的比重就是竞争优势的值，修正后的竞争优势比较模型化简为：

竞争优势=（人均GDP-人均报酬）/人均GDP

此公式可以理解为，人均报酬与人均创造的GDP之间的差值便是竞争优势。当差值越大，即报酬比创造的价值少了越多，则成本越低，产品越实惠，同时政府越有财政实力进行调控建设和收入再分配。因此本公式具备合理性。

通过调节人均报酬，使本国竞争优势与竞争国持平，在竞争优势持平下得到的报酬水平便是人均报酬上限：

本国人均报酬上限=本国人均GDP-（竞争国竞争优势*本国人均GDP）

（二）中国产品与美国产品竞争力比较

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关系影响着世界繁荣稳定，贸易平衡是两国一直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贸易平衡呢，那就是要两国的竞争优势相等。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美元为单位）：

中国竞争优势=（3 387-2 254）/3 387=0.3345

美国竞争优势=（47 422-35 486）/47 422=0.2517

0.3345>0.2517，因此中国产品比美国产品更具备优势，所以中国对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合理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提高中国产品的制造成本，实现贸易平衡。因此中国可以提高平均报酬水平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那么要实现贸易平衡，中国平均报酬应该是在什么水平？当中国竞争优势与美国一样为0.2517时，中国人均报酬上限=中国人均GDP-（美国竞争优势*中国人均GDP）=2 534美元

2 534=2 254*112.4%，因此2008年中国人均报酬须提高12.4%才能实现中美贸易平衡，又或者该年实现人民币升值12.4%。

（三）中国产品与世界产品竞争力持平下的平均劳动者报酬水平

中国工资水平只要在中国产品与世界产品平均竞争力持平的报酬水平之下，中国的产品便具备竞争优势。以下是用2010年的数据得出的产品竞争优势（世界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均取世界排名的中位数，美元为单位）：

中国产品竞争优势=（4 440-2 852）/4 440=0.3577

世界产品竞争优势=（4 478-3 941）/4 478=0.1200

0.3577远远大于0.1200，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工厂。那么当中国产品竞争优势和世界产品竞争优势相等时，中国的人均报酬应为：

中国人均报酬上限=中国人均GDP-（世界竞争优势*中国人均GDP）=3 907美元

则，中国人均年报酬只要在3 907美元及以下就可维持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即201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工资为每月人均报酬2 181元人民币，中国人均报酬仍有42.6%的上升空间。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劳动者报酬严重偏低，为了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中国必须提高劳动者收入。即使在提高劳动者报酬方面会遇到困境，但中国产品竞争依然存在优势，可以通过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扩大供给稳定物价，发展服务业提供就业岗位，产业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及发展科学技术维持增长，因此提高报酬具备可行性。为了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必须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就是[本国人均报酬上限=本国人均GDP-（竞争国竞争优势*本国人均GDP）]，只要劳动力报酬在人均报酬上限范围之内，都可以保持本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保证本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清楚了解本国劳动报酬上限，可以在国际竞争、博弈上做到运筹帷幄、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1] 王燕武，李文溥，李晓静.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统计研究，2010，（10）：60-67.

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出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我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正逐渐减弱。劳动力成本主要包括工资和福利待遇，目前的统计主要以工资为主，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上升占据了主要部分。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分析

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来看，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逐渐形成的，而不是突然上涨的。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制度因素，本文将这些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

（一）劳动生产率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劳动成本的上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等几个方面。虽然我国教育总体水平不高，但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方式，劳动力的素质有了显著上升。生产技术通过引进和自主研发也有了较大进步，管理水平在实践和摸索中也有了重大进步。

（二）经济快速发展引起的通货膨胀

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高经济增长率一般伴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进一步导致生活成本的上升，生活成本的上升必然要求工资水平提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大概是9.8%，近5年来更是达到了10.6%的高速发展，而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4%左右，总体来说较好地抑制了物价水平上涨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但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是不可避免地随着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上涨。

（三）国家保障水平的提高

国家最低工资水平保障的提高是导致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大部分地区自1995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同时，依据2004年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我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提高一次。最低工资保障水平的逐年上升，也导致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四）农民工生产素质提高

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老一代农民工有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新一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提高，使得农民工整体生产率水平有了较大进步，这也是导致农民工工资水平上升的重要原因。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降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加速通货膨胀等几个方面。

（一）降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的产品成本上升，而产品价格的上升会相对滞后，这就导致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尤其是对我国传统的制造业来说，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之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企业的竞争异常激烈，这也是金融危机期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

（二）加大国内就业压力

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削弱了国内产业竞争力，并可能因此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一方面，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导致现有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新建的企业逐渐减少，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就业岗位减少。与此同时，国内劳动力的供给总体状况仍旧是供大于求，因此，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状况下，劳动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三）加速通货膨胀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导致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企业生产的产品成本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提高了，企业为了维持生产经营会将由于工资上升带来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产品价格的上涨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然而，令人更担心的是这种通货膨胀将会是“螺旋形”的，也就是，价格水平的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工人又会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从而又使产品价格进一步提升，两者相互推动，周而复始加速了通货膨胀速度。

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在劳动力成本提高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为改善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转变产业结构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

（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改变我国绝大多数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的状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对于西部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来说，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把握时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二）加快企业改进技术和管理水平步伐

长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大多数的企业丧失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动力，企业长期处于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获取微薄利润的状态。这种经营管理模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企业应该把握时机，率先实现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技术水平，这对实现企业自身发展壮大具有积极意义。

（三）降低对国外投资和低级出口的依赖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改善改革开放初期不加选择的外商投资，改善外商投资在我国的结构和分布也会起到重要作用。对外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利于改善对外出口结构，改善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利润的状况。

（四）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消费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主要体现在工资水平的上涨及福利待遇的提高上。工资水平上涨，可以使劳动力在教育和职业技能的培训上投入更多，以提高自己的素质和生产能力；同时，较好的收入水平可以促进国内消费，在国外需求萎缩的背景下，对于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五、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应采取的措施

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把不利转化为有利；对有利的方面我们要把握住时机，以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

对于能够自我升级改造的企业，减少对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依赖，加强企业的竞争力；对一些难以转变生产方式的，可以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提高生产和竞争能力。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等手段，加大产业转移力度，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

（二）完善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机制

首先，应当确立我国劳动力流向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宏观劳动力配置的总体政策。其次，应当通过立法规范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模式、规模及劳动力市场交换场所的规则和制度。另外，应当进一步理顺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体制，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篇（3）

中图分类号：F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2-0122-02

0　引言

竞争力是竞争优势在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综合力量的体现。因此，竞争优势是产生竞争力的基础。从不同的竞争力主体考虑，竞争力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企业层次、产业层次和国家层次，各个层次的竞争力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即生产经营各类型汽车产品的企业个体竞争力。

伴随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近几年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2009年以来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一新车生产和销售国，汽车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产品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已经形成了多品种、全系列的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及配套体系。但是，与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相比，我国核心骨干汽车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仍然与国外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存在较大差距，企业规模和组织结构不合理、自主研发能力薄弱、产品结构单一、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等问题依然突出。

目前，国内关于汽车产业竞争力评价的研究较多，而针对汽车企业竞争力的评价以及如何在新的竞争环境下进一步提升我国汽车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还比较少。由于单个企业是构成产业的基础，企业综合竞争优势的强弱将直接影响相关产业竞争力的高低，因此，结合汽车产业的特点，有针对性的研究汽车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对于指导我国汽车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保证我国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本文应用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研究了新竞争环境下汽车企业竞争力的特点，构建了基于成本动因理论的汽车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并应用AHP方法分析了影响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为提升我国汽车企业竞争力提供有益指导。

1　战略成本动因理论概述

战略成本动因是影响企业战略管理活动的成本动因，战略成本动因分析是立足于企业长期竞争战略的实现，研究对企业长期竞争战略的成本构成和成本实施具有战略影响的驱动因素。波特将其归类为规模经济、学习曲线、生产能力利用、相互关系、选择时机、自主政策、地理位置和政体等因素月。赖利在波特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战略成本动因划分为结构性成本动因和执行性成本动因，其中，结构性成本动因是指与企业基础经济结构有关的成本驱动因素，通常包括规模效应、整合程度、学习曲线、地理位置等，具有全局性、深远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执行性成本动因指的是与企业作业执行程序有关的成本驱动因素，通常包括员工参与、质量管理、生产能力利用率、联系等。

根据战略成本动因理论可知，战略成本动因就是基于战略管理的需要对影响成本的各项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并将其贯穿于整个战略管理的全过程，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分析方法是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战略动因分析，其中，战略成本动因分析是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的基础，主要包括动因描述理论和决策理论。该理论框架的构建也采用了由“选择”到“优化”的逻辑顺序，即首先确定影响企业战略成本结构的重要因素，然后进行战略决策和优化。

2　基于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的汽车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2.1基于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的指标体系构建根据成本动因理论和汽车产业的特点，本文结合新竞争环境下汽车企业竞争的特点，将影响汽车企业竞争能力的战略动因分为两层，准则层包含规模效应、纵向整合、技术创新和基本能力等四类指标，子准则层共选择15个指标。

其中：①规模效应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包括企业整体生产规模、核心产品在市场中的表现，规模生产时的质量控制体系和生产能力调整程度等内容，本文通过产量、产品市场占有率、生产质量控制体系和生产能力调整速度等指标反应。②纵向整合主要反应汽车企业与上下游配套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包括企业间的技术创新方式、合作模式、交易模式等内容，本文通过纵向一体化程度、互补性、专用性投资金额和交易成本等指标反应。③技术创新是汽车企业吸收、改进和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重要手段。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出现，通过增强产品研发能力建设、拥有自主品牌、创造性的选择和改进技术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产品更新速度、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R&D投入比率等指标反应。④基本能力是企业的基本要素，本文选取人员流动性、企业文化、企业信息化水平和服务柔性等指标。

2.2基于AHP方法的指标体系排序根据建立的指标体系，本文应用AHP方法计算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具体流程如下：

①设计调查问卷、评定标准和评估表格；②建立层次结构模型(见表1)，通过专家打分构造两两判断矩阵，并计算层次单排序(见表2)；本次选取专家20人，其中，5人为系统工程专业背景，1Q人为会计专业背景，5人为企业管理专业背景。共发放问卷25份，回收20份，回收率80％。经过一致性检验，合格问卷为12份，有效率为60％。各有效问卷分别构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判断矩阵。③计算层次总排序。

2.3关键影响因素分析从准则层指标的排序来看，对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影响程度的排序为技术创新>规模效应>纵向整合>基本能力。其中，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规模效应对汽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具有深远影响，已经成为当前汽车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

从子准则层指标的排序来看，对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中，企业核心技术研发能力(P32)的影响最大，其权重达到O.2312；其次是产品更新速度(P31)，权重为0.1631：第三位是产品市场表现(P12)，权重为O.1201；第四位为纵向一体化程度(P21)，其权重为0.0934。

3　对策与建议

汽车企业只有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形成并提升竞争优势，才能保持持续的稳定发展。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创新、规模效应、纵向整合和基本能力等对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不同，本文在前述结论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提高我国汽车企业竞争力的几点建议：

3.1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研发中心建设，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提高企业整体研发能力，同时要加强企业研发人员的培训和引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一支强大的科技开发队伍，争取从技术上拉开与其它企业之间的差距。

3.2加快新产品研发进程，不断提升产品等级。随着消费者购买力的不断增强，对汽车产品的评价标准和使用需求也不断发生转变，价格、可靠性和品牌等传统标准在未来消费者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将大大降低，环保、燃油经济性、安全性、娱乐性、智能化和个性化等特点将日益成为关注的重点，而整合这些技术的中高档汽车将成为未来市场发展的重点。因此，要求汽车企业一方面要加大新产品

的开发力度，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开发流程，尽可能缩短新产品的开发、设计周期，提高新产品开发数量，另一方面要加大市场调研力度，明确企业的市场定位，加快引入新材料、新技术提升产品等级，以更好的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产品的需求。

3.3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实施以企业能力为基础的重组整合，提升企业规模。汽车产业是资金、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经济明显，企业集中度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规模经济效益低、能源消耗高、研发能力薄弱、无序竞争等问题，而目前我国汽车企业整体规模分散严重，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效应不显著，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由于当前我国大型汽车企业集团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一方面大型汽车企业和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要不断改革内部运营流程，增强企业内部的运营能力，实施以企业能力为基础的兼并重组；另一方面，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在汽车企业兼并重组中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建立并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退出机制，鼓励和扶持大型骨干汽车企业集团发展，通过税前列支等税制改革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3.4加快实施以整车企业为核心的-体化供应链协作模式。随着消费者需求、标准法规及环境保护的日益严格，使得整车企业在产品研发、零部件供应、技术创新、销售与售后服务等领域与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越来越密切，国外整车企业也已经开始通过吸收和利用消费类电子、信息通讯、智能交通、金融服务、新材料产业等领域的创新来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实力。因此，汽车企业应建立新型的产业链协作系统，一方面要积极延伸合作理念，加强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积极寻找可外包其非核心业务的合作伙伴，共同解决产品开发与技术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共同分担日益提高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汽车企业应着眼于充分利用其他行业的创新资源，开发跨行业合作平台，实现跨行业合作。

参考文献：

[1]罗元青.产业组织结构与产业竞争力研究

基于汽车产业的实证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6

[2]于焱，李京文，赵树宽.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汽车产业零部件竞争力评价[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9)：155-158

[3]王保林.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政策体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7，(11)：39-48

[4]陈伟，刘秋，刘冬.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J]商业研究,2005，(17)：92-94

[5]徐晓明，傅惠敏，金浩，黎明.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分析与对策研究[J]2008,37(3)：74-78

[61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235-242

篇（4）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1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性发展,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1 科学发展观是经济发展观

篇（5）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1

一、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林业经济也遇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从我国林业经济的现状来看，我国林业经济总体发展态势较为平稳，林业经济总量较高。但是也存在地区差异以及产能过剩问题，如何在国家的供给侧改革中强化林业经济改革，成为了关系到林业经济能否得到健康发展的关键。基于对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了解，林业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是推动林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林业经济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应立足林业经济改革实际，探讨供给侧改革的动力以及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

二、供给侧改革对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影响

从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来看，主要是改善产业结构及供需关系，并降低产能过剩造成的负面影响，达到调节供需平衡的目的。结合林业经济的发展形势，在新常态下对林业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供给侧改革改善了林业经济的发展环境

通过开展供给侧改革，林业经济在整体发展环境上得到了改善，林业市场低迷的现状有望得到缓解，林业经济在发展模式上将会取得一定的突破，对提高林业经济发展质量和促进林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供给侧改革调整了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

为了达到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林业经济需要对现有的林业产业结构做出较大的调整，不但要改善现有的产业结构，还要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使其适应供给侧改革的实际需要。所以，供给侧改革对调整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3.供给侧改革增加了林业经济的活跃程度

林业经济特点突出，可开发价值高，要想改变低迷的发展现状，就要根据林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增加其活跃程度。而供给侧改革恰恰赋予了林业经济以新的发展机遇，保证了林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积极因素的支撑。

三、新常态下林业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力

从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发展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林业经济的内在需要，推动了供给侧改革

林业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其发展的繁荣程度受到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林业经济的内在发展需求，使得林业经济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增长方式来推动其整体发展。而供给侧改革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对推动林业经济改革和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2.林业经济的市场形势，催生了供给侧改革

林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产业规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产业经济状况和整体效益处于较低水平，不利于林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并且外界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使得林业经济不得不进行积极转型。所以，林业经济的市场形势，催生了供给侧改革的进行，对林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林业经济的产业变化，促进了供给侧改革

随着封山育林政策的推出，林业经济已经从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得林业经济必须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予以支撑。而供给侧改革正好提供了相应的支持，使得林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的依托，提高林业经济的发展质量。

四、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分析

在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了必由之路，对林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林业经济的发展实际，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将更加合理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将会得到持续的调整，在产业结构优势上将更加突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有所增加，产业经济将会朝着向好的方向发展。

2.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发展方式将更加多元化

经历过供给侧改革之后，林业经济在发展中将会从规模效应向质量效应方面转变，将立足现有经济形式，积极开发多元化的增长方式，使得林业经济实现多元化发展。

3.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发展质量将更加理想

受到供给侧改革的影响，林业经济的产能将有所降低，产业发展质量将会更加提高，对林业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直接推动了林业经济的持续增长。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新常态下林业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既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去产能的安排，同时也是推动林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结合林业经济的发展实际，以及林业经济的产业现状，要想提高林业经济的发展质量，就要认真分析供给侧改革对林业经济的影响，并找出新常态下林业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力，把握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探索出一条林业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所以，正确分析新常态下林业经济供给侧改革的动力和市场前景，对林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世锦，余斌，陈昌盛.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与变化趋势[J].中国发展观察，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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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伟.经济新常态对宏观调控的新要求[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05.

篇（6）

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历史也已充分证明：作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和消失，也都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既可以成为生产力的巨大动力，又可以是生产力的桎梏。经济体制既是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但也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既可以维护它，又可以导致它的灭亡。经济体制既可以受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的维护，但也反作用政府。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进行改革的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依靠政府来推动，反过来也巩固政府。在违反生产力的要求而不进行改革的情况下，也能导致政府的灭亡。这里还要指出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差别。一是前者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后者要高得多。二是前者的延续时间比后者也要长得多。三是前者的根本变革，在阶级社会里一般都要经过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后者的根本变革是在政府维护基本阶级制度的前提下实现自我完善。

需要着重指出：运用经济体制范畴有助于进一步具体揭示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先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论。中国封建领主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转变，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下列两种历史现象。第一，依据历史资料，中国领主经济从产生到消灭，大约只经历了不到600年的时间；而地主经济从建立到灭亡，却经历了近2400年的时间。后者经历的时间约为前者的四倍。还要看到：尽管整个说来，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生产技术停滞，但地主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领主时代还是快得多。所以，这个历史现象证明：地主经济能够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领主经济要高得多。第二，欧洲的封建庄园制度（类似中国的领主经济制度）只绵延了1000年，而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却延续了3000年。决定这个差异的，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地主经济比庄园经济能够容纳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再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现在看来，无论是马/:请记住我站域名/克思，还是列宁，他们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灭亡规律都是正确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时间都估计短了，对它的灭亡时间估计早了。形成这一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古典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来，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这种解释既符合认识论，也符合历史唯物论。

最后，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涉及诸多方面。但苏联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很慢；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逐步走上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可见，如果脱离了政府改革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都难以得到充分说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作用

这里值得提出一点，即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共有本质，但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存在着一种特有的激烈竞争。决定这一点的主要因素有：

（1）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经过一二百年至二三百年的发展，资本早已越过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人民生活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已经步入经济发达和生活富裕的阶段。这时当然还存在竞争，而且在有些领域仍很激烈。但总的说来，与资本主义初期那种资本为原始积累，人民为生存而展开的竞争比较起来要缓和得多。而中国在改革初期，非公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一，全国还有2．5亿贫困人口。这样，对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来说，势必重新为积累原始资本而开展竞争；对广大贫困人口来说，势必存在为生存而开展的竞争。事实表明：这个阶段上的竞争比经济发达阶段上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这是就竞争的发展阶段来说的。

（2）就竞争的主体来说，在经济发达国家，除了存在少量的国有企业不说以外，主要是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在中国现阶段，不仅存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仅存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处于城乡二元体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拥有众多优惠条件的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还存在拥有或实际上拥有大量生产资源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数量极多的、优势劣势同在的、复杂的市场主体，使得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3）就竞争的目的看，在经济发达国家，伴随健全的市场体系、社会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平等竞争的有序进行和充分展开，利润趋于平均化。当然，同时存在争取超额利润的竞争，对垄断企业来说还有争取垄断利润的竞争。但在中国现阶段，市场交易混乱，社会信用缺失，法制不健全，平等竞争并未充分展开。许多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行业还有待发展。由于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并存，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在这些条件下，许多企业不仅不满足于获取中等水平的利润，也不满足于获得超额利润和垄断利 润，而是热衷于追逐水平高得多的暴利。正是这种行为，促使竞争激烈化。也正是这种行为在较短时期内促使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甚至催生了一大批暴发户。这种财富集中的“示范”效应，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竞争的激烈化。

（4）从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看，中国本来劳动力就多，潜在失业人口（特别是农村潜在失业人口）数以亿计。伴随改革进展，从公有企业中还要释放出数以千万计的多余劳动力。伴随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就业弹性系数显著下降。这一切都会激化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中国人均土地面积也少，伴随城镇化和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土地市场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在资金方面尽管国有或国家控股的银行存贷差在扩大，但中小企业、农村和边远地区需要的资金又远远得不到满足，以致利率高得多的民间借贷迅速发展。所有这些都使得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5）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区之间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的问题就很严重。改革以来，由于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并未真正形成，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甚至有所发展。这也是加剧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6）总的说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高科技产品的比重不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也不多，出口产品也多是集中在以劳动成本低为特征的相关产品上。这种低水平的、雷同的出口产品结构也使得相关企业面临着激烈竞争。从积极的主导方面说，正是上述由市场取向改革激发的激烈竞争，使得现阶段经济充满活力，把各种生产潜力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从消极方面说，这种激烈的竞争，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利作用，甚至破坏作用。但这是问题的次要方面。

改革开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

第一，社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是资源在各种所有制之间的优化配置。改革以前，几乎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一统天下。改革以来，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多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在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为例。1978年－2006年，工业总产值由4237亿元增加到316588．9亿元，其中，公有制工业（包括国有和集体工业）由4237亿元增加到134220．97亿元，非公有制工业由0增加到182368亿元；二者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00％下降42．4％，由0％上升到57．6％。但在这期间，不仅非公有制经济以其特有的活力获得了飞速发展，而且在公有工业占主要地位的国有工业领域，伴随改革的进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进行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展以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加强，经济活力大为增强，效益显著提高。1998年－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由98709元增长到548284元。即使扣除价格上升因素，劳动生产率也大幅上升了。二是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的优化配置。1978年－2006年，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数的比重，分别由70．5％下降到42．6％，由17．3％上升到25．2％，由12．2％上升到32．2％。而在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为4．1％、7．4％和4．5％。列举这些数据的目的，在于说明改革以来作为社会资源最重要因素——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它并不否定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篇（7）

1.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各阶段动力

我国的城市化路径表现出了和西方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对我国之前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考察不应太多参照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范式，我国城市化各阶段的动力应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过程的一般划分

城市化阶段 城市化主要特征 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初期阶段 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量”上的扩张，即外延扩大。 工业化与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增加；经济与技术等资源匮乏，制约城市化发展。

中期阶段 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涵的进展。 工业化、制度仍是重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转移推动力开始显露；经济与技术等资源约束机制得到缓解。

后期阶段 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的扩大，即质量上的提高。 产业结构的转移已经成为主要的后续动力；制度的变迁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大动力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城市化进城的动力有很多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力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力量，城市化作为动态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三种基本动力，属于城市化动力的核心表现。 1 制度变迁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区域城市化的影响巨大。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具有明显的政治运动特征，而不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驱动而引起的流动。国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加上在农村不让农民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制度安排，使农村无法内生发展小城镇，致使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一定时段上的停滞和倒退。 2 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加速经济增长。

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源动力。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人口向城市转移。 3 产业结构的转换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所以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则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中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随着工业化步入现代化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成为大城市的后续动力。 4 三者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城市化进程，但其各自推动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体现在城市效率与城市竞争力上，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主要是从整体上、总量上体现的；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影响往往还要体现在结构上、形态上，比如对城市的规模结构的影响。

对策

1 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

我国在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方针已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应顺应潮流，适应形势，及时调整方针。目前应确立“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着城市化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2 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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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地理集中：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捷径

产业地理集中或产业蔟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企业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有不寻常的竞争优势集合体。工业化时代的代表性产业像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造船业等大规模聚集于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硅谷高技术产业和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是单一产业的地理聚集的两个最有名的案例。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硅谷型聚集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具有规律性。现在学者们越来越发现，产业聚集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在美国，有名的聚集还有华尔街的金融业、好莱坞的娱乐业、加利福尼亚的酿酒业、华盛顿的炼铝业等等。伊利森和格拉泽(Ellison and Glaeser)通过对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每个产业都显示出过度的集中，459个四位数SIC产业中的446个有明显的聚集。波特(Porter)指出产业地理集中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并认为“蔟群”(Clusters)的因素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地图，它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内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蔟群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正如波特教授所说；“贫困国家由于缺乏发展完善的蔟群，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参与竞争。要超越这一阶段，发展功能完善的蔟群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那些欲从中等收入转入发达经济行列的国家来说，蔟群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制约性因素”。风行世界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高科技园区、创业园区等形形的园区不是产业区位理论或产业地理集中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无非是运用政府的力量造成产业的地理集中，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蔟群，从而获取更高的生产率和持续的竞争优势。

人们不禁要问，在网络经济时代，通过鼠标的点击就能从世界各地获取信息和生产要素，就能完成各种交易活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区位还能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吗?或者说产业区位在全球性竞争中还那么重要吗?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波特所提出的“全球经济中地理位置的悖论：即全球经济中持久性的竞争优势，却在远方竞争者无法匹敌的当地要素——知识、关系和动机中日益重要”。有鲜明的依据表明在众多的领域中，产业地理集中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创新和竞争优势在地理位置上是越来越集中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了。

二、产业地理集中的理论解释

某一产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自然聚集并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是一个漫长过程。众所周知，我国许多地方的“名、优、特”产品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些产业的早期聚集过程很难考究清楚。据目前的研究来看，产业地理集中引力有：

第一，自然优势聚集力(natural advantage agglomeration forces)。自然优势聚集力是产业地理集中的基本作用之一。自然优势的含义相当广泛，它不但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单个方面的优势，还包括两者的组合优势以及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如某一地区有发展某一产业的自然资源优势，但自然环境地不适合于该产业的发展，则这种自然资源优势的聚集力将相当弱。伊利森和格拉译（Ellison and Glaeser）通过对美国产业聚集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自然优势聚集力可以解释20％左右的产业聚集现象。自然优势可以说明种植业、酿酒业、食品制造加工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造船业、采掘业与冶炼业等原材料产业的聚集现象。但自然优势也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区具有发展某产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两方面的优势，但该地区却并未发生产业聚集的现象。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包括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等。交通运输条件一直是古典区位理论中的最基本要素，交通运输上的便利和低成本是许多产业聚集的基本动力。现代企业行为理论也指出，一些产业中的企业选址决策对区位成本是高度敏感的，区位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选址中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外溢聚集力。这里的外溢是区位外溢，是指某一厂商的建成将降低其它厂商的成本或提高它们的竞争力的现象，包括物理外溢(比如一家厂商的建成降低了第二家厂商的运输成本)和智力外溢。智力外溢可以较好地解释高科技产业大量聚集于大学或研究机构附近的现象，如硅谷型聚集等。物理外溢在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中存在较普遍。我们经常会见到，在一个荒芜的地区一旦建成了较大的企业后，小企业将鱼贯而至。这主要是由于大企业的外溢聚集力的缘故。外溢聚集力较常见于城镇的形成过程中，在由乡村到镇再到城市的扩大过程中，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外溢聚集力越来越大，产品差异化程度也不断增加。传统商业(店铺商业)中外溢聚集力也较显著，如各种商业小区、商业街在实质上是商业的集中，可称为商业蔟群，外溢聚集力是蔟群形成的基本动力。伊利森和格拉泽认为，外溢是产业地理集中除自然优势以外的另一个主要动力。

第三，人文凝聚力。人文环境不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资源，也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在全世界华人移居的地方都能形成有活力的华人经济区，美国的唐人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意大利和我国的台湾省是小企业主宰的经济系统，小企业聚集极为普遍，不同的社区小企业聚集的产业类型是不尽一致的，这种聚集的基本动力就来自传统人文环境的吸引力。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聚集在我国的南方沿海地区如浙、闽、粤等也很普遍，其中以家族团体(血缘、亲缘)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蔟群占主体。这种蔟群产生的动力就是人文关系，系统赖以运行的基本因素是信任和承诺，现代交易的最基本方式契约交易并没有取代信任和承诺成为系统内成员的交易方式，交易成本也相当低，信誉是成员间信任和承诺的最重要因素。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源源流长、丰富多彩，不同的社区其人文环境迥异，劳动分工和交易的秩序很难扩展到不同人文环境的社区之间。因此，蔟群的范围也往往囿于社区的人文边界以内。波特教授也指出，不寻常的、复杂的或紧迫的地方需求也可以产生蔟群。作者认为地方需求形成聚集的动力就是人文凝聚力。人文聚集力在与文化有关的产业如文体娱乐(戏曲、歌舞、体育项目等)、古迹名胜旅游、传统手工艺品和饮食等的聚集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日常所讲的“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产品或工艺也只局限于该地区的某一个小区域内，离开了特定的区域就无所谓“特”了，这是由人文聚集力的引力场决定的。

当然，对于一个具体的产业聚集而言，上述三类聚集力可能是单个起作用，也可能是多个力的产物，或者还有别的作用力在起作用。一旦产业地理集中开始形成，就会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尤其是当地政府持支持态度和地方竞争富有活力时更是如此。

三、产业地理集中理论的应用

篇（9）

经济增长的四组动力

根据一般性和特殊性分类标准，可将经济增长动力分为“一般性动力”和“特殊性动力”。一般性动力是不同体制或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适用的动力，分为“需求侧动力”和“供给侧动力”，其中“需求侧动力”即“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供给侧动力”包括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根据自身的体制或制度特点，为实现赶超发展、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等战略目标，主要利用一些特殊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经济增长动力之一：“三驾马车”

一直以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已成为社会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马车”，很多人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实，“三驾马车”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更主要地是反映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非中长期动力和独立性动力。但“三驾马车”确是影响GDP需求侧的短期因素，因为经济发展确实离不开需求，价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没有需求商品供给就会过剩，同时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降，商品供给就会减少。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需求离不开商品供给，特别是离不开供给侧因素（指所有支撑商品供给的制度、生产要素和结构变化因素）。因为需求依赖于需求者的购买力，购买力依赖于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商品供给者（企业、农民和个体户等）的供给能力或市场竞争力。供给能力的提高可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种新型手机等新兴商品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各种新产品中可得到很好的验证。

（二）经济增长动力之二：要素投入增加

要素投入增加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可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产量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要素指经济主体可运用的资源、手段和工具，包括资本（含外资）、劳动或劳动力、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可延伸到环境）、土地（有时可归于自然资源，但它是一种特殊而重要且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技术、知识（与技术存在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信息（与技术和知识有交叉，但也具有独立性）等。有时，可将基础设施也作为一种广义的生产要素，也可将其归于资本中。以上生产要素投入增加都能带来产量和GDP的增加。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与土地、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有很大关系。

（三）经济增长动力之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或“三大发动机”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增长动力也可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生产函数中产量增加不能被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问题的关键是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笔者多年来将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因素归纳为经济发展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以与需求侧“三驾马车”相对应。“三大发动机”与中央强调的推进全面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简单说是改革、转型和创新）是吻合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发动机。因为其他两大发动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它，甚至“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等都依赖于它。制度包括规则、组织和实施机制三个基本方面：规则又包括文化（无形规则或制度）、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等；组织包括党、人大或议会、政府、政协、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和非正式组织等，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市场也是一种特殊组织；实施机制是将规则落到实处、规范各个组织责权利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自我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会激励和约束机制、司法和执法机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权利分配机制、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产权确认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市场监督机制等。上述各种制度表现形式又可组合出多种多样的制度形态。古今中外各种社会形态和发展结果都是因不同制度组合带来的。现实中的制度很可能是不合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通过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或制度创新）可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是制度改革带来经济发展的生动案例。同样，未来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形成也依赖于制度改革。

结构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优化、财富分配结构优化等。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包括非农产业比重提高（即工业化）、服务业比重提高（即经济服务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比重提高、农业现代化等，也可概括为产业转型升级。总的结果是高附加值产业比重提高，进而带来经济效率或生产率的提高。区域结构优化包括城镇化（其实质是人口区域分布结构优化）、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当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农村向较高生产率的工商业和城市转移后，国民经济效率随之提高，同时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会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财富分配结构优化意味着收入和财富从倾斜于政府向倾斜于企业和民众转变、从主要集中于垄断行业向各个行业公平分配转型、从少数人暴富向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这会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有利于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不管是哪种结构优化，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的理论，都可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要素升级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要素升级指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增加有所不同，前者指生产要素从低到高的提升或升级，即质的改变或提高，后者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即量的变化。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都是理论界已深入论证、现实中都不难感受到的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四）经济增长动力之四：“特殊性动力”

“特殊性动力”包括价格机制动力、财税政策动力、金融政策动力、土地制度动力、考核制度动力等“五驾制度马车”。这些动力确实可短期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以政府干预市场、过度消耗资源环境、超发货币等为代价，不可持续。

价格机制动力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设计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机制动力已内含在前述一般性动力中，不能成为独立的特殊性动力。但在转型国家特别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商品和要素价格，特别是一些重要生产要素价格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可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如资源能源价格、土地征用价格、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等），从而达到将资源等要素过度利用、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实现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财税政策动力是通过财税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形成的动力。财税政策是规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权利关系的制度设计，合理的财税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公共服务，严格控制行政事业费支出，将经济建设支出交给市场。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可通过降低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实现近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政策动力是通过金融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形成的动力。金融政策有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等多重目标。如，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因为货币是社会最重要的契约，但现实中政府可能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更多地发行货币。信贷政策本应主要规范金融机构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但政府可能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促使金融机构过度放贷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的金融政策设计就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土地制度动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动力。我国有城市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者的地位和权利是不平等的，即同地不同权不同价，城市政府和开发区可在只给农民很低补偿的情况下，将农村集体土地低价拿来，经过一定的土地整理后，再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高价转让出去，形成“土地财政”，再通过招商引资等手段滚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经济增长的特色动力。考核制度动力是通过考核评价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考核评价也应全面考核这五个方面。但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评价制度下，地方就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本地的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

应用四组动力解释“中国增长奇迹”

上述四组动力分别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一）“三驾需求马车”是中国稳增长或保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驾需求马车”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它们是政府短期稳增长或保增长的基本手段。仅以投资这驾马车看，2000年以来我国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不断攀升，2003年达47%，2006年达52.3%，2009年达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别达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发达国家20%左右、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40%左右的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通过“四万亿”投资带动数十万亿元信贷投资等，实现了经济的短期快速反弹。

（二）“五驾制度马车”是“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

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需求马车”并非根源动力，它们发挥作用依赖于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五驾制度马车”，或者说“五驾制度马车”才是拉动“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或动力。如，增加出口靠发挥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低价格优势、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提高投资靠发挥政府主导投资体制、GDP导向考核制度、投资优惠税费政策、宽松货币信贷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扩大消费靠消费品低价、消费财税优惠、消费信贷等政策的作用。

（三）制度变革（“三大发动机”之一）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性动力

之所以说是根源性动力，是因为制度变革是其他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上看，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通过四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增长：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等要素升级释放红利。四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从实践上看，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源于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的启动和持续推动。制度变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增长，根据胡鞍钢等人的研究结论，1978～2005年期间相比1952～1977年期间，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从11.5%下降到9.5%，对GDP的贡献率从75%下降到39%；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从2.6%下降到2.4%，对GDP的贡献率从13%下降到8%；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从4.1%下降到2.1%，对GDP的贡献率从20%下降到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从-0.5%上升到4.4%，对GDP的贡献率从-8%上升到46%。

（四）结构优化（“三大发动机”之二）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性动力派智库：政经资讯专家

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可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之所以说结构优化是过程性动力，是因为结构优化最终依赖于制度变革。从结构优化中的工业化看，假设一个农业劳动力年收入5000元左右，同样一个人转移到非农岗位后年收入可达到30 000元以上，千百万个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就能大大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据统计，1978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353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2732元/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1938元/年；到2005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6664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49735元/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31195元/年。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70.5%，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17.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12.2%；到2012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到33.6%，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0.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6.1%。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工业化类似。

（五）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之三）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

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级是要素质量和档次的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长足进展，也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显着的作用。据夏杰长的测算，1979～2000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28.6%。据王小鲁等人的研究，1998～2007年教育对GDP的直接贡献及溢出效应，即人力资本，占GDP的2.2%。据人力资本测度结果，1990年以来我国潜在人力资本保持1.55%～2.38%的年均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就业总量0.40%～2.45%的增长速度。

（六）大规模要素投入始终是上述动力的传输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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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由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扩大内需战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来撬动，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低的。近十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较世界70%的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①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放缓引发国际需求下降，在国际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形势下，以提高消费水平为主的扩大内需战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是最大的市场。②

由依靠廉价初级生产要素转向培育新竞争优势。中国“世界工厂”称号的本质是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初级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和管理经验、技术创新、企业品牌的缺失。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民工荒”预示着中国劳动力已不能无限供给，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为经济发展注入了不稳定因素。③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由价格竞争转向差异化竞争，由模仿走向创新，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培育新竞争优势的根本。

后危机时期河南省经济发展的挑战型机遇

实现保障粮食产量、提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平衡发展。河南省矿产、农产品等基础资源丰富，区位条件优越，劳动力和土地价格相对较低，市场潜力巨大等相对优势是承接发达地区转移产业的巨大拉力。从产业梯度转移的角度讲，这是河南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重大机遇。

但是，省内具有较高生态功能价值和食物安全意义的限制开发区占全省地域总面积的6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全省粮食产量以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6，肩负中国粮食安全的重任。④因此保障粮食产量、提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平衡发展是河南省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现扩大内需规模与调整内需结构有序推进。拥有近亿人口的河南省蕴含着巨大的扩大内需的潜力。近十年来，河南省居民最终消费率不断降低，由2000年的54.3%降至2009年的44.9%，降低10个百分点。⑤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说明其巨大的消费需求被预期收入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等因素遏制，这部分消费需求的释放正是河南省巨大的内需潜力所在。

在扩大内需规模的同时，调整内需结构更显必要。简单来说，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非物质需求指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和培训等社会福利。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可以实现消耗同样资源下获得更多财富，但这种由工业化成熟国家和地区创造的消费模式正是环境压力的根源。因此，让人们在正确的指引下找到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平衡点的制度安排，即通过降低消费物质和能源增量获得尽可能多的非物质需求就至关重要。

实现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可持续发展。河南省是第一劳动力供应大省，但是，河南省劳动力素质偏低已成为河南省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过度廉价使用劳动力资源，使工人没有精力和金钱行使他们享受医疗、接受教育和受培训等基本权利，甚至他们的工资不能满足在打工地的生活需要，或者耽误下一代接受教育，导致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无法实现。因此，在后危机时期，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实现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可持续发展是河南省提高经济实力的根本动力。

健康城镇化：后危机时期河南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健康城镇化是城镇化的高层次，即在低层次城镇化的基础上，以节约土地和保护环境为准绳，实现以最小的资源能源消耗支持最广大的人民获得基本而有尊严的生活，包括实现教育公平，医疗、卫生等基础保障，创造充分就业的机会。

河南省城镇化率只有37.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2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1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一。城镇化率低已成为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的聚焦点。因此，推进健康城市化是河南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内需规模和优化内需结构的最佳途径，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后危机时期河南省推进健康城镇化的对策探讨

制定与主体功能区配套发展的城镇化政策。对于优化开发区域，如中原城市群中的大城市城区，以及郑洛工业走廊等区域，要把解决城镇化中存在的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问题放在首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提升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拉力。

对于重点开发区域，如安阳、鹤壁、濮阳、三门峡、商丘、周口、信阳、南阳等地，要通过充实基础设施、壮大经济规模、加快工业化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承接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的能力，逐步成为支撑河南省城镇化中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

对于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如黄河生态功能区、淮河生态功能区、太行山生态功能区、伏牛山生态功能区等地区，首要任务是保障城镇化与耕地平衡发展。第一，要加强土地管理，依法严格控制“农转非”用地，对城镇建设用地及工矿、交通、能源等非农业建设用地采用高度集约化的用地方式，立体利用土地的空间，最大限度地节约用地，少占用耕地。第二，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力度，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集约化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可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实现生态与经济建设共同发展。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城镇建设和工业发展强度，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成为中原经济区和国家的重要生态功能区，有力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

在区域协调框架下增强中原城市综合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城市群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空间演化形式，具有聚集性、协作性和整体性特征。⑥中原城市群是2006年启动建设的，以郑汴新区为核心，覆盖周边7市，通过轨道交通体系和高速铁路建设形成以郑州为核心的“半小时经济圈”和“一小时经济圈”。虽然经济要素向中原城市群聚集的趋势十分明显，但是中原城市群核心层对周边城市及全省的带动作用有限，如不加强区域增长极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各种经济要素会加快向周围区域增长极流失。因此，首先应提升中原城市群整体实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扩大第三产业总量，提升传统服务业水平，积极发展金融、咨询、科研等现代服务业。其次，应加强中原城市群郑汴新区的增长极建设，协调增长极与周边城市关系及中原城市群与辐射城市关系。第三，要明确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形成优势互补、相互竞争、各有特色的城市分工，组合发展，挖掘各城市潜力，带动河南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增强城镇化根本动力。鼓励“打工者”转变为“创业者”。政府应优化乡镇小企业成长环境，为打工者回乡投资、创业创造环境，使这些在外打工者转变为回乡创业者，通过民间力量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和非正规就业发展，从而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强城镇化的源动力。

实现劳动力资源向人力资源转变。首先应加快普及高中教育，政府应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促进农村优质教育普及化，同时应推进高中教育义务教育化，在扩大受教育人群的基础上提高受教育者素质能力基础。其次应加大职业技能教育力度，建立至少一年的职业技能义务教育体系，对低素质劳动力尤其是中青年劳动力和未进入高等教育院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免费培训职业技能，同时继续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引导劳动人口提升职业适应力和竞争力。三是重视对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根据公司发展状况和员工队伍状况，通过定期深造和定向培训提高员工技术能力、管理水平和思想认知，使员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实现劳动力资源向人力资源的转变。（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

注释

①韩海燕，何炼成：“经济危机下的低收入阶层与扩大内需的关系”，《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

②林毅夫新浪财经专访，2008年10月，finance.省略/economist/jingjixueren/20081022/19405419033.shtml。

③蔡：“顺水行舟――失衡世界经济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调整”，《经济前沿》，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