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方式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对外贸易的方式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1-0009―04

收稿日期：2006－08－3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影响和制约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我国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进行解析，探求其存在问题的根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导致了对外贸易的粗放型增长

(一)出口创汇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决定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粗放型

我同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出口创汇(1994年前)，政府对外贸企业的要求是“奖出限入”和增加外汇收入；二是拉动经济增长(1997年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外需、增加出口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价值观念是出口越多、创汇越大、经济增长越高，形成的思维定式是顺差好于逆差、高增长好于低增长。在这种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从1979年至1994年各级政府层层下达创汇指标给外贸企业，外贸企业在出口过程中以完成创汇任务为第一位。成本则放在第二位，我国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快速增长，由1979年的21，54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516，20亿美元，增长了24倍，国家外汇储备也由此进入了较为宽松的时期：从1997年至现在各地方政府对出口企业也有形无形地下达了出口额指标，以多出口为第一位，资源配置和利用为第二位，我国对外贸易额快速增长，到2005年，对外贸易额已排在世界第3位，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35％左右。

由于对外贸易的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我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一方面，我国与主要贸易对象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2004年间我国共遭受反倾销365起，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由此造成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贸易利益的巨大损失。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2005年贸易与发展报告》，2003-2004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6％左右；因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相当于我国当年GDP的1，1％和2，1％。另一方面，出口贸易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趋势。2003-2004年，铁矿石和石油等资源性和能源性产品进口激增且进口价格猛涨，出口产品普遍不增价；如2005年1月，中国出口欧盟的女式衬衣和罩衫等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增长2倍以上，而出口价格却下跌了41％。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最适合衡量一个国家经济业绩的尺度是该国的生产力，而不是国际收支平衡：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归根到底是为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服务的。应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去甚远。

(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强化了我国产业的低端构成，进而决定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粗放型

一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其各产业的内部构成)决定了它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决定了它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如果不能适时和有妒调整反过来又会强化它的产业结构，而被强化的产业构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丧失比较优势，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了重工业，但在重工业上我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相反，我国可能具有比较优势的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由于世界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一国的比较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快了纺织、轻工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据此逐步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对外贸易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内需求不足和技术创新乏力等因素的影响下，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得到进一步强化，对比较优势的一味追求制约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和需求趋于饱和以及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趋同的影响，在过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对外出口的商品普遍出现了量增价跌的态势，对外贸易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我国面临着比较优势陷阱的威胁。

二、对外贸易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对外贸易在粗放型增长的轨道越走越远

(一)重数量轻质量的对外贸易推进制度，固化了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粗放型

我国促进对外贸易增长的制度供给多与数量型增长相关，而与对外贸易的质量型增长的制度供给少之又少。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是影响和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状况的主要制度，从我国促进对外贸易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上看，基本上是为满足出口贸易的数量型增长而制定的。从财政制度上看(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调控机制及其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率高低的调整影响出口商品的成本和利润，最终影响出口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是通过出口退税率结构的调整影响不同出口商品的成本和利润，进而影响出口贸易的结构并最终影响出口贸易的质量。从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践上看，一方面出口退税率高低的变动频繁(见表1)，这对出口贸易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商务部有关部门粗略估算，出口退税率每上调1％，就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下降约1％，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表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是促进我国出口贸易数量型增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出口退税率结构的调整呆滞，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善，同时也加重了我国对资源型、能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过度依赖，致使我国的出口贸易及整体经济运行质量难以提高。从我国的金融制度上看，人民币汇率制度也是为了促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而不断使人民币贬值的(见表2)。

(二)重规模轻效益的对外贸易评价制度，使对外贸易在粗放型的增长轨道上越走越远

我国在对外贸易的评价指标体系上的制度安排主要集中在进出口规模上，而与进出口效益相关的制度专排少之又少。长期以来，我国对进出口贸易的宏观统计和监测的制度安排主要集中在进出口价格变化，出口对GDP、税收和就业的贡献度等规模(或数量)指标上。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

外贸强省、市和县的各类评比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宣传，也多以规模和增长速度来衡量和宣传的，这使得粗放型的外贸评价体系得到进一步强化。而与出口效益(或质量)相关的制度安排如对外贸易企业的竞争力指数，进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等指标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应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评价制度直接导致和决定了我同对外贸易在粗放型的轨道上惯性运行。评价制度不改，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难变。

三、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在相关制度的影响下形成超强的路径依赖

(一)财政包干和分税制的实施，使地方政府对出口贸易的数量型增长形成了超强的路径依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财政包干体制和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各地方政府在增加本级财政收入的动机诱导下，产生了积极和大力推进外贸出口总量扩张的热情。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出口退税和人民币汇率等制度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人民币币值越低、出口越多，出口越多、退税越多；另有相当数量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只有靠国家的退税才能维持生存)。并一度出现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骗税，并经常使国家退税大于征税，从而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同时，因出口的高速增长也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和最终被迫升值。另一方面，在企业对现有制度形成超强的路径依赖的情况下，企业既无创新动力也就必然缺少具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因此各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收只有大力发展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不仅造成了我国资源的低效和过度利用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也使得我国企业过分依赖国家的出口退税等出口优惠政策来保持产品的低价竞争优势，这也是导致我国出口贸易“量增价跌”的主要原因。

(二)官员升迁的唯GDP论的制度安排在官员政治晋升的激励下导致经济上的短期和机会主义行为，使外贸出口在粗放的轨道上惯性运行

在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经济发展逐渐成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制度强调速度、规模和顺差等数量型增长指标，因此上级政府在评价下级政府业绩时也就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的快慢、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和顺差的多少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导致了各地方政府为推进对外贸易数量型增长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这一方面导致了我国各地近年来在外资(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引进中的“恶性竞争”。造成了国家利益的损失(低廉的土地价格和低于国家优惠政策底线的税率等)：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省份或地区相邻、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为获取政治晋升的优势而投资于相同的出口产业(投资相同产业的结果可能导致投资的负利润，但却有可能改变政治竞争参与人的相对位次)，造成了地方产业结构的雷同和严重的重复建设，因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产品的无差异性和出口市场的集中等原因，低价竞争和以数量取胜就成为必然。

四、政府推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的举措，受现行制度缺陷的影响而收效甚微

(一)经济体制存在不足，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重要原因

我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以外贸体制改革为例，宏观上政府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管理和调控对外贸易的职能还没有完善，而仍过多地依赖行政调节，即使依赖行政调节，也因部门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导致国家促进外贸的政策缺乏权威性、严肃性、统一性和有效性，结果导致国家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失效：中观上行业协会的监督和服务职能还十分有限，对出口价格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协调，也无法提供公平竞争的外贸环境；微观上国有外贸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于市场分割导致竞争的有限性。众多的外贸企业展开了无序竞争。这不仅导致市场价格难以形成而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率，也使得国家调控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各项政策失灵。

(二)国家科技创新制度的缺失，使国家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努力难以实现

我国推动对外贸易质量型增长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一条通过引起先进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但“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缺乏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创新和输出的制度安排，导致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不足。以引进技术用于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投入为例，我国每花1元钱引进技术，只用0，07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而工业化成长时期的日本和韩国用5～8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㈣，从而使我国的产品，出口仍停留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粗放层面和价值链的底端，也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近年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趋势：二是科技创新制度缺失，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我国自主创新的平台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导致我国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只能是以数量取胜：三是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严重不足。以企业制度为例，我国外贸企业多为缺乏激励的国有企业(我国外贸企业构成为：国有外贸企业占30％、外资企业占60％、民营企业占10％)，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多数企业愿意在原有的水平上维持企业生产，缺乏采用新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机制，导致企业即无创新动力也无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在关键技术上的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在5％左右。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五、促进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对策

(一)端正对外贸易指导思想、确立科学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这是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

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属于制度构成中的非正式制度，它是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最高标准。因此，要想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构建好这个理论基础和最高标准。一是对外贸易指导思想要从出口创汇、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出口创利和推动生产力发展上来，因为只有出口创利才能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当前利益，也只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确保实现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二是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要从单纯的出口导向转变到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上来，科学确立大国的贸易战略，有效提高经济整体的运行能力和质量，避免国际风险。

(二)改善对外贸易制度的供给结构，适度增加促进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制度供给，这是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在原有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已深入人心的背景下，突破这些稳定性强和影响力大的非正式制度的禁锢，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正式制度的安排和有效实施。为此，一是要尽快改善推进对外贸易增长的制度结构，主要是增加质量型的制度供给，如适当提高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装备制造业等产品的出口退税；尽快提高企业生产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和资源、能源利用标准等，不断实现对企业的国际化标准管理；适当减少数量型的制度供给，如不断取消加工类、资源类和能源类产品的出口退税，使制度供给符合对外贸易集约型增长的需要。二是尽快制定和出台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对外贸易评价体系。为对外贸易的集约型增长提供科学的价值标准。三是完善对外贸易制度的实施机制，强化制度的贯彻和落实。

(三)完善政治、经济等相关制度建设，这是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必要保证

篇（2）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122-03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建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东亚开始了经济合作的探索。随着世界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合作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东盟“10+1”会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共识，是东亚经济合作最大最受关注的成果。

2002 年 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按照该协议中国首先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2015年实现零关税。于是，一个拥有17亿消费人口、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开始浮出水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按既定的日程安排逐步推进。

为了不落在中国后面，日本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在2003年12月东京举行的日本一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计划在2012年建成FTA的协定。韩国也宣布要加快与整个东盟建立FTA的谈判进程。2003年，韩国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了就签署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开始与新加坡就双边自由贸易进行谈判。中国-东盟“10+1”关系的发展竞争性地提升了另两个“10+1”的进程，使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以3个“10+1”的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

我们抛开复杂的政治、边界等因素，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东亚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盟、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0+3”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还是中、韩、日三国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3个“10+1”模式)对中国经济有利。

2 模型的建立与回归

2.1 模型的假设与建立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S模型，一国具有不同于他国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从而需要进行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实现要素互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与社会福利都得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与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加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我们用这种联系来衡量中国与他国或地区贸易自由化后，两国间贸易额的增加对我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

为简化模型、便于统计与计算，我们假设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全是优势互补贸易的结果。同时假设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外贸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同等效应的推动作用。这样，我们通过经验分析，就能求出中国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还是中日韩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即哪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更有经济利益。

这里，我们假设中国对某国的或地区的进出口额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线性关系。模型基本形式为：

Y=e+aX1+bX2+cX3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i为中国与Xi国的贸易额，各系数为两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

2.2 样本的选取

在数据选取方面，截取了中国比较稳定的1994-2005年的出口总额以及与各国贸易额为样本数据。复旦大学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这里用更长、更新的数据进行分析。

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相对其他五国要明显密切很多。2001年这五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占东盟总进出口额的94.56%与93.36%，且这五国已统一了内部关税。另外按照《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中国将首先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文莱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所以选取中国与这五国的经贸数据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截取1994-2005年的数据见下表。

2.3 回归分析与检验

首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即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在模型中表现为促进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表示为:

Y=e+aX1（1）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进出口额之和，a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把上表的数据用EVIEWS5.0进行OLS回归:

Y=757.4226+11.10771X1（2）

t（12.85） （104.3397）

R2=0.998991，F=10886.78，D.W=1.724

（2）式的拟合优度R2,F值、t值和D.W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之和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2）式这样的线性关系。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即系数a约为11.108

接着分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即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如果“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有较快速度的增长。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可表示为:

Y=e+aX1+bX2+cX3（3）

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贸易额之和，X2为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X3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a，b，c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回归得出：

Y=856.9932+8.6886X1+3.18X2-0.37X3（4）

t（3.44） （3.63）（1.39）（-0.54）

R2=0.999，F=3811，D.W=1.69

（4）式的拟合优度R2,F值、D.W检验、X1的t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但是和X2,X3的t检验不通过。检查发现第三、第四、第五期有异常值，估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波动。引入虚拟变量D4和D5克服第三、第四期异常值。再次回归得:

Y=1159.513+8.32X1+4.53X2+1.08X3-320.8282D4-115.0581D5（5）

（5.48） （4.89）（2.74）（-1.94）（-3.22）（-1.16）

R2=0.9997，F=4708.55，D.W=2.27

可以看出（5）式引入虚拟变量后拟合优度R2, F检验,t检验和D-W检验结果都不错，t检验值也比（4）式有很大的改进，其中拟合优度R2, F值、X1的t值远远超过其临界值。由回归结果得知，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存在（5）式的线性关系，他们的边际产出分别为8.32、4.53和1.08。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分别会增长8.32,4.53,1.08亿美元。

3 模型结论并分析

3.1 模型分析

从上面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和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促进双方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而贸易额增长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其边际产出达到11.07，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会增长11.07亿美元，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所得的10.69还要大。

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种贸易额的增长同样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不过边际产出值会发生变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下降到8.32，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分别只有4.53和1.08把三个边际产出加起来有13.93，大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型中的11.07。

这说明建立但从贸易额方面讲，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各增加1亿美元，中国的总贸易额会增加13.93亿美元，而如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增加1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国贸易总额会增加11.07亿美元。如果仅仅从贸易方面讲，这个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国内许多学者的结论一样。但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个人认为原因是我们的时间序列选取比前者大，数据比前者有了更新，且最近两年中日、中韩贸易增长幅度也有很大提高。从长期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更能体现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增进贸易。

3.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利益

上面对两种自由贸易区形式进行了在严格假设条件下的模型分析，但是现实情况比这个模型复杂得多，模型只是在某种层面上对现实有指导意义，复杂的实际问题要具体分析。下面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两种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额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5年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达到1200亿美元，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东盟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TCD从1993年的0.87上升到2001年的1.18，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正在快速加深。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深化，加上东盟国家希望减轻自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扩大彼此间以及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相信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会得到快速发展，并通过模型中的边际产出效应对中国外贸总额造成11.07倍的扩张，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3.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足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优势

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亦有美中不足之处。比如：它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这又是中国长期竞争力提高的关键。由于模型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无法反映出来。

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近似性将会制约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空间。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的近似性较强，而且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产品都存在一定竞争性关系。根据一家研究所对东亚地区各国制成品的贸易特化系数(TSC=(Xi-Mi)/(Xi十Mi )，其值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趋同，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异化)的估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相关系数都分别在0.8与1.0之间。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与中国的相关系数为负数。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都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虽然双方的贸易会有较快的增长，但进一步的分工，特别是产业间分工受到了制约。

从上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外贸总额的推动作用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即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需求更迫切些。这一方面说明了近几年，尤其是从2004年以来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保持了不亚于与东盟的外贸增长值，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种互补的经济关系在比较长的时期来看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虽然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比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要成熟，所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相对不如东盟那么快（增长的绝对值不相上下，但东盟五国的基数较小）。但从中日韩的产业分工看，中日经济关系以互补性为主。日本的国际资本密集型和研究开发、专有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优势。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关系十分明显，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的一般特征。中韩之间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互补性，产业分工基本反映了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条件。三国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各国产业优势的发挥。

贸易关系是对外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从吸收国外投资、技术引进等非贸易经济角度看，中国更需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目前还处于东亚经济“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在整个东亚产业结构链的中、低端。一国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中国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推动与处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产业结构链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另外，与这一地区建立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稳定中国周边的政治安全也有重要意义。

4 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对中国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短期优势已经由着数据样本时期的变长而不复存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对中国来说首选的是发展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关系，其次才是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应当采取的政策是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实，从而实现中国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使另两个“10+1”得以竞争性地提升，从而加速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2004年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日本和韩国的诱惑无疑是不可抵挡的，他们都不愿意与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失之交臂。所以即使中国不积极推动FTA的建立，他们也会为之努力。但是，中国不必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做出太大的牺牲和让步。东亚地区的复杂历史、政治关系的现实，使得中国应该在不过多牺牲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政策安排才能为中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李靖宇.“10+3'合作框架下的东亚经济发展前景”［J］.和平与发展，2001，（2）.

［2］王世金,宋健.“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选择”［J］.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莫长炜.“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东亚'雁行模式'的发展趋势”［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

［4］田中青.“东亚合作与中国的战略利益”［J］.当代亚太，2003,(5).

篇（3）

一、制度安排制约外贸增长方式

一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形成不仅由该国的要素结构、科技及生产力发展水平、贸易政策导向等因素所决定，而且也受制度安排的制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诺斯、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兴起，他们通过把制度因素作为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考察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基于科斯所确立的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以及诺斯强调制度因素变化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本文将制度分析法引入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研究中。

（一）制约外贸增长方式的制度层面

诺斯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正式约束制度、非正式约束制度和实施特征的制度。基于诺斯对于制度的理解，即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可以把影响贸易的制度因素分为三类：正式约束制度，包括产权保护制度、法律规范程度等；经济制度，包括贸易制度、货币制度、外资政策、金融政策等；企业运行制度，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企业研发机制、政府干预程度和工资政策等。另外，鉴于企业是国际贸易活动及促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将制约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制度因素分为两个层面，即内生动力制度层面和外部督导制度层面。

1、内生动力制度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把国家作为贸易主体，忽视了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这对于一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的研究是偏颇的，企业才是参与国际贸易并形成竞争优势的主体。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从根本上是外贸企业的行为，是投资者对经济利益的具体追求，涉及到外贸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可以说，影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内生动力机制即是企业内生制度。内生动力机制反映了企业潜在的能量与现实行为之间的转换过程和转换效应，机制越完善，企业成功和发展的希望就越大。

企业内生动力制度涉及到政府干预程度、市场透明度、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企业研发投入机制和企业工资政策等。政府干预，一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无形中加大企业的运行费用和交易商之间的交易费用。因此，政府干预越小，贸易额越大。另外，政府干预会扭曲企业内生动力机制，对于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会有负面的影响。对于市场透明度来说，如果一国市场透明度越低，获取其市场信息所支付的交易费用越大，促成交易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至于工资政策，如果一国的工资水平由市场决定，则企业的交易费用就小，促成产品出口的可能性就越大。

2、外部督导制度

外部督导制度主要涉及到正式约束制度和经济制度。

正式约束制度主要是指产权保护制度和法律规范程度。权责明确、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和公允、规范的法律体系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更是国际投资及国际贸易的基本要求。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制度，它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它能帮助降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从而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对于国际贸易来说，一国对财产保护的程度越高，产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对贸易的健康发展就越有促进作用。同样，一国法律体系越完善，则越有利于交易和贸易的实现。建立健全约束制度体系，是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及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制度保障。

经济制度包括货币制度、贸易制度、外资政策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等。经济制度的功能在于约束人的选择、引导人的预期来减少经济运行中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其中，货币制度对外贸影响的主要变量是汇率，货币制度通过对外贸易传导的机制也称为汇率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虽然是深刻的，但是对于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推动性却是间接的，作用有限。贸易制度是指贸易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表现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其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措施的总和，是一国政府在其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外贸活动的方向，数量，规模，结构和效益所进行的一系列有组织的干预和调节行为。外资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是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短缺，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是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推动本土企业提高竞争力等。

（二）制度制约外贸增长方式的一般性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劳动力、资本、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技术可以转移，资本可以转移，劳动力也可以转移，但制度因素却无法转移。制度安排作为重要的制约内因，与其他因素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制度安排是通过作用于其他内因，从而对一国的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产生作用的。

1、制度启动对外贸易

篇（4）

一、低碳经济条件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存在的不足

（一）低碳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创新不足

要想实现低碳经济，低碳技术必不可少，因此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技术创新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出口产业中低碳技术处于低端水平，低碳技术创新严重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低碳技术创新能力薄弱。这是由我国整体科技水平较弱，技术研发能力有限的现状所制约的。第二，低碳技术创新R&D投入不足。第三，低碳技术创新人才匮乏。

（二）货物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贸易相对滞后

在贸易结构上，我国货物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贸易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中货物贸易发展异常迅猛。从表1可得2008～2014年这7年间，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68倍，从2008年的25632.6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43030亿美元，由比美国少8818.47亿美元到赶超美国3343.7亿美元；货物贸易出口额从14306.9亿美元增加到23427.4亿美元，增长了1.6倍；进口额从11325.7亿美元增加到19602.9亿美元，增长了1.7倍。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则相对滞后。同样在这7年中，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虽然从3045亿美元增加到6069亿美元，增长了近2倍；出口额增长了1.5倍；进口额增长了2.4倍；但是截止至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却仅为美国的近一半。此外，中国服务贸易同时也落后于中国的货物贸易。不仅如此，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并呈现总体上升趋势。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为主，那些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业如保险服务、金融服务、通信服务、电影音像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大致在0.12%～4.25%之间，国际竞争力薄弱。

表1 2008～2014年中美两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bea.gov）

我国以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就必然导致了出口产品碳排放量过高，造成大量的消耗和污染。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意味着外贸产品多为工业制造业企业提供，而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而言，工业对能源的需求更大，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也较高。

（三）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过大，一般贸易相对薄弱

在贸易方式上，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过大，一般贸易相对薄弱，对外贸易对产业的拉动力不足。1985以前，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最小比重都为86.54%，显然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1990年以后，加工贸易开始反超一般贸易，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567亿美元，占当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的51.24%，并且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之后的十年中一直超过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最重要渠道。2010年以后，这一比例才大致维持在40%～45%之间，略低与一般贸易的比重。我国的加工贸易是通过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然后在国内组装加工出口销售的。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在面向全球配置资源时，通过产品内贸易将高排放、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至中国，由此便可光明正大的将大量的碳排放转移至中国，并利用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榨取“要素租金”。此外，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充当终端加工制造者的角色，主要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企业只能选择价格低廉的煤能源作为加工的主要能源，使碳排放过大。作为全球加工厂，中国不仅承担了生产和加工这些产品的全部排放成本，包括能源燃料排放成本、加工过程以及进出通运输排放成本，而且还承担了隐含碳的转移成本，这客观上造成了与低碳经济的矛盾。

（四）出口产品结构比较落后，高新技术产品有待加强

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结构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优化这个事实应当承认。但在我国的出口产品中，中低等技术含量制成品仍然占据很大比重。2012年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占总出口的27%。但是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比重仍维持在55%以上（其中低技术含量制成品超过30%，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接近25%），这表明出口产品结构依然落后。同时，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所谓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也大多只是在华跨国公司组装加工后的出口（电脑、手机、汽车等组装后出口），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由我国民族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可谓少之又少。这种以中低端制成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决定了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只能以依靠大量生产取胜，而大量生产又必然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排放。这就是说，要适应低碳经济的潮流，我国的对外贸易出口结构必须逐步走向结构多元化和产品高级化。

总结得之，贸易结构上，货物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贸易相对滞后，货物贸易产品主要依靠工业制造，工业又是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因此，此种贸易结构直接导致了出口产品的高碳化。贸易方式上，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过大，一般贸易相对薄弱，导致企业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很低，利润微薄；我国现有的低碳经济条件下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健全，存在很多漏洞。以上所有方面都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现实存在的不足与低碳经济对其的要求相背离，由此可见，要想实现对外贸易跟随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向可持续低碳化发展，转变现有的外贸发展模式就成为必须且尤为重要了。

二、低碳经济条件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策略选择

在低碳经济条件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存在的诸多不足与客观要求要背离，为了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大国形象，提升国家竞争力，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低碳化发展，转变传统的外贸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推进技术创新，推广低碳技术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而技术创新是重中之重。我国低碳技术创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第一，开发低碳产品。例如，现在地板行业就已经向着研发低碳地板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第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国家政府应该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对低碳技术进行战略投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第三，自主研发新技术。

（二）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我国外贸出口产品的能耗大、碳排放高，出口产品结构亟须调整，而产业作为外贸出口的基石，要调整外贸出口产品结构，就必须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因此，必须把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一方面，运用技术创新降低传统大宗出口产品的能耗和碳排放；另一方面，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支持低碳经济的税收体系，如严格限制高碳产品出口，鼓励低碳行业的产品出口，大力推进低碳产业发展。同时，抓住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契机，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

（三）调整能源结构，开发利用新能源

低碳经济的实现形式是积极开发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合理调整能源结构。首先，我国应把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率作为重点，加快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低碳和固碳技术的研发；然后，要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推进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以及碳收集与埋存技术的应用，向“低碳富氢”方向发展；最后从长远看，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洁净煤、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

（四）推进低碳制度创新，加强法律体系建设

就制度政策层面而言，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参与，同时也需要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以及每个公民的参与，其中，政府引导是关键。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推进低碳制度创新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低碳技术创新机制。二是从政策上为企业节能减排创造条件。三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交易制度。四是从人们的消费习惯着手，倡导绿色消费，崇尚节约，引导合理消费和反对过度消费及奢侈消费。

就法律层面来说，要在熟悉掌握低碳经济的国际公约和各国政策法规的同时，建立适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应尽快出台《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法律上促进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和地热的进一步开发，实施强制性的最低能耗标准和节能认证，推行能效标识制度。

参考文献

[1]俞顺宏.贸易政策和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国际视角――以碳关税为例[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10）：18～20.

[2]焦芳.低碳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J].经济与管理，2011（02）：49～54.

[3]李D.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J].节能减排，2010（02）：56～72.

篇（5）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2004年我国外贸总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4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位。2005年，我国外贸总额达到1.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3.2%。2006年，我国外贸总额达到17606.9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23.8%，我国已经成为了贸易大国。国家信息中心预计2007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增长26%，进口总额增长19.5%；预计全年外贸顺差将高达27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

贸易地位的提升，反映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前景，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不高，外贸结构和外贸增长方式还属于粗放型。因此，我国外贸应着力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积极转变增长方式。

一、我国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出口商品主要依靠低价格竞争，大多存在“三高一低”的现象。“三高一低”即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我国出口产品大多是依靠低成本采取低价竞争的方式。目前，我国的平均工资是主要发达国家的1/40左右，广大农民工的待遇更是低下。土地也是这样，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低价出让土地，没有完全反应土地的真实成本，扭曲了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高物耗和高能耗加剧了国内能源的紧张，甚至使得世界原材料价格上涨，并且对多种战略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上升，如对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35%、36%和46%，镍和天然橡胶的对外依存度更是高达55%以上。我国出口增长越快，资源消耗就越多，环境压力就越大。

2、与货物贸易相比，我国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我国是一个商品贸易大国，服务贸易规模却并不突出。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表明，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世界排名第八位，占同期出口额10%以下，且长期逆差。2006年，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已占60%以上。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金融、保险、咨询、邮电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行业，我国仍处于较低水平。

3、缺乏自主品牌。目前我国有700种产品的产量和出口居世界第一，但我国几乎没有世界性的自主品牌。目前，我国自主品牌培育方面主要存在四个问题。一是企业自主研发投入不足。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投入只有1%，比世界500强低一个百分点。二是一些企业尚未建立“搞开发，树品牌”的意识。我国50个最著名的商标有一半在境外没有注册，很多商标在境外被抢注。三是政府扶持政策不配套，没有形成促进品牌树立与发展的体系。四是还没有想成有利于品牌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很多消费者还没有建立起对民族品牌的消费认识。

二 、外贸增长方式路径依赖的原因

1、体制约束。我国现行的外贸政策强调顺差，在评价地方政府业绩时，也就把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和逆差与顺差作为其中的一个标准，导致很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的促进出口，更多的关注出口创汇，从而导致很多不良影响。各地政府急于建功立业，只注重经济的短期发展，不考虑经济的长期发展，从而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雷同，技术含量低，再加上管理混乱，导致出口市场集中，为了争夺市场，很多地方企业甚至以低价竞销为手段，造成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口市场结构单一，出口价格持续下降，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等问题。

我国的煤、电、水、土地、天然气等资源产品的价格长期由国家管制，价格明显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且企业不需要支付环境污染成本。这就导致了企业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不仅客观上容易鼓励资源低效滥用和浪费，造成生态恶化，还无形中鼓励企业满足于依赖资源来获利，从而失去创新动力，长期依赖于价格竞争。

2、产业水平及产业结构的约束。我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即传统部门（如农业）比重过大、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城乡差距明显。我国的农业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生产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些导致了我国农业对二三产业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2%，仍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30%左右。

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也处于附加值比较低的环节，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据统计，中国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和石油化工设备的80%以上，轿车制造、数控机床和纺织机械的70%被外国产品或外企挤占，多家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占据垄断地位。

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值一般都在6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达到50%左右。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相当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的服务业存在供给不足、比重偏低、结构不当、竞争力差等问题，见表1。

3、企业营销渠道及技术创新的制约。我国企业由于生产规模较小、产业链较短及创新动力不足，缺乏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能力。另外，我国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存在着国内外企业待遇不平等、信息服务不充分、法律法规不完善、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

我国大多数出口制造商产品设计生产能力差，主要是为国外企业做加工，没有自己的品牌；企业没有自己的营销网络，主要是为国外企业做加工出口贸易，大部分企业的出口营销活动还停留在国内，在海外没有自己的营销渠道，主要依赖外贸公司海外商或合资中的外方销售渠道；企业促销方式单一、实力弱、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品牌，出口的产品没有品牌，也仅仅依靠低价促销等营业推广手段来促进商品的销售，没有实力综合采用广告、人员推销、公共关系、销售服务等促销手段。

三、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建议

1、转变观念，改变对外贸业绩的评价机制。建立以出口效益为主结合资源利用率、污染程度、职工福利、技术含量等的综合考核指标。在出口退税上，实行差别退税政策，对于出口效益好的企业，给予较高的出口退税率；对于那些出口效益差，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企业降低其出口退税率甚至取消对其的出口退税。同时，主动调控过大的贸易顺差，改变顺差偏好，重视进口的积极作用，保持进出口基本平衡。

2、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加工贸易目前仍然是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贸易方式，要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提高我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应提升加工贸易的水平和档次，发挥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和产业带动效应，鼓励发展和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应逐步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增加就业和满足现阶段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应鼓励和扶持加工贸易向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延伸和发展，逐步积累比较优势。要针对“中国制造”所存在的产品安全问题、质量问题、环境问题下功夫，朝高技术含量、高产品品质、高环保品质、具有自主核心技术及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比重的方向发展。

3、发展服务贸易。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之相关的许多服务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海外开拓市场，形成服务出口。但许多服务业的发展主要靠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所以应当创造和提供相应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及各类服务标准和条件，同时转变传统观念，把有关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为了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国家政策应向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倾斜，提供税收、设施、信贷等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应以专门人才培育为基础，提高国内现代服务业生产力水平，扩大服务业开放，引导外国企业投资服务业，改变过去只重视投资制造业等一般产业的做法，提高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能力，使中国成为全球服务业外包的重要基地。

还要顺应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新趋势，推进服务贸易的立法，大力发展来华旅游、承包工程、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国际服务贸易，加大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金融网点建设，增加对重要贸易伙伴的运输航线。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提高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抓住国际服务业外包快速发展的机遇，积极承接新一轮的国际服务业转移。

4、加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企业首先要对国际市场进行及时准确的调研，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各种手段广泛了解市场的供求状况、价格动态、竞争情况以及有关国家的进出口政策、法规、措施和贸易习惯，以使企业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寻找并发现新的市场营销机会，择优选择适当的目标市场，制定合理的出口计划和市场营销方案，扩大企业产品出口。

同时，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争创优良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政府也应给予优惠政策，对于研发投入大的企业给予适当的减免税等，建立有效的出口品牌建设政府支持体系，推进品牌展会建设，为中外企业提供开拓国际市场的信息、采购和合作平台。

【参考文献】

[1] 杜玉平：从国际营销角度探讨中国外贸出口型企业发展[J].国际经贸探索，2005（9）.

[2] 耿协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促进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J].国际经贸探索，2005（6）.

篇（6）

最近，我国积极参加中外贸易的活动，并且加入国际贸易世界的次数与越来越多，从而使得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也越来越大，这对我国外企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一份特别大的挑战。而在这些不良影响中，外汇风险就是举足轻重的一个。所以，为了中国经济能够更健康更稳步发展，为了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需要加强国际贸易当中所存在的外汇风险的防范。

一、国际贸易中的外汇风险的分析

外汇风险的现状分析。即因为汇率的变动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和损失。在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中，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国际收支状况等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和进出口结构与其他国家存在的很大的差异，人民币又无法自由的进行兑换。从而导致我国外汇风险。

二、国贸中对外汇风险产生原因的分析

（一）兑换对外汇风险的影响

外汇风险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不同的结算方式也导致了各国之间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外汇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自己利益的产生，开始采取外汇结算、本币记账的方式。而如果企业能够采取本币进行交易和记账的方式，我们企业能够有效地规避风险，虽然在现实中，这有点不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规避风险。

（二）我国不强大的企业应变能力对外汇风险的影响

众所周知，强大的企业应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够和各国跨国公司相对抗的重要力量，是能够与外国交流贸易的主要力量，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我国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企业没有好的规避风险的能力、企业需要的相关专业人员的缺乏，所以这些企业难以在困境中生存，难以用健全的方案规避风险，乘风破浪，成为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的国有企业，从而导致了外汇风险的加剧。

（三）结算方式多样性对外汇风险的影响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结算方式的不同是由各国不同的经济状况造成的，而如今产生的结算方式有：商业汇票、汇兑、委托收款、银行汇票、信用证等。进而使得汇率的变动也在所难免，因此对企业外汇风险的影响也是情有可原的。

（四）我国外汇市场的不完善对外汇风险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外汇市场这个国家的贸易发展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的外汇市场相当不成熟，特别是有些方面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同时，在有些方面也是不够完善。甚至可以说是我国在外汇市场非常腐败，在我国的外汇体制中仅仅是一个兑换货币的场所。除此之外，由于外汇市场也相当的落后，使得有些防范外汇风险的方法也收到了限制，从而限制了规避风险。

（五）汇率波动对外汇风险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汇率的波动越来越频繁，从而也进一步加剧着外汇风险。我们又可以猜想，如果外汇的汇率一成不变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成功的规避风险。可是这显然是现实的经济格局所做不到的。

三、国际经济贸易中对外汇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我们需要建立健全外汇风险管理管理机制

对于一个拥有良好管理体系的企业来说，企业要从自己的公司做起，制定好应该有的管理制度，并且能够以身作则的来保证其发展。要想有一个好的制度，首先，企业应该认真的分析自己能够造成的风险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努力找出自己企业外汇所存在的风险，从实际的问题出发，寻找属于自己企业适合的道路。其次，为了能够更好的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我们需要借鉴前人或失败或成功的实例，来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个属于自己企业的管理体系，从而来建立健全一个好的完美的风险管理制度。

（二）有效结合市场情况来规避外汇风险

我们知道，对外市场也是能否规避外币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对价格的合理安排，我们或许可以通过适当的产品价格调整来进一步降低汇率风险所带来的损失，交易双方可以通过制定价格这个款项来设置最基本的价格。以此来共同承担一定得风险，从而能够确保交易的完全和规避风险的成功率。

（三）外企需要树立外汇风险的防范意识

我们知道，梳理外汇防范意识是一个企业能够成功规避外汇风险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来让企业养成树立防范意识的好习惯。首先，企业需要制定相应的责任制度，我们知道道德的约束不如制度的约束，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够更好的让企业的每一个员工提高其规避风险的防范意识；第二，企业需要对员工进行良好的思想教育，使其能够树立强大的风险防范意识；可见，作为一个效率高、成功的企业，还需要锻炼其各个部门（尤其是相关部门）的反应速度以及团结能力，使得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出有效而行的应急策略，以此来减少企业的损失，从而使企业能够尽可能的规避风险，乘风破浪，成功的渡过难关。

篇（7）

“入篮”与外贸互为影响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和人民币被纳入SDR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可能正是由于中国在加入WTO后迅速发展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才有可能使人民币入选SDR，就像1973年日元被纳入SDR一样；另一方面，人民币入选SDR后反过来又会对贸易产生影响。但因为这一事件刚刚发生，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提供充足的信息，关于影响到底是什么、是正面还是负面、程度有多大等问题，我们目前还不能给出完美的答案。因此，作为一种事前分析，我们只能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这一答案。

看一看历史经验

从历史经验看，最重要的当属日本，因为日元1973年加入SDR与现在人民币加入SDR的情形有一些类似之处。

日本在1945～1973年之间经济高速发展，平均经济增速都在9%以上。如此长时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不仅在日本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连续增长了30多年， 也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增长奇迹。1973年日元被纳入SDR时，发生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这与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境遇也十分相似。

虽然在1973年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但是其贸易仍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过了其经济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在制造业上，日本的贸易和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1983年，日本贸易超过了德国，并且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世界排名第1位的贸易盈余大国， 同时也是资本输出大国。 如在1987年，日本贸易顺差和经常收支顺差分别高达964亿美元和870亿美元；1986年、1987年和1988年，长期资本输出额连续3年超过了1300亿美元，分别为1315亿美元、1365亿美元和1309亿美元，都大大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长期资本输出的总和。从以上经验来看，短期内人民币加入SDR对我们的贸易发展似乎应该有好处。

但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经验只能给我们以参考，却不能据此简单地下结论。原因很简单：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很大差异。而且，日本1973年之后贸易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日元被纳入SDR带来的，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想要知道确切答案也是极其困难的。这对于我们来评价人民币被纳入SDR将可能对中国贸易带来什么影响增加了难度。

等待中长期释放利好

除了研究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一些分析。全球经济危机后的一个事实是，全球贸易包括中国的贸易增长已经小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和危机前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如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分别为0.86%、2.44%、0.25%和-13.23%，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贸易增长一直高于GDP增长的发展格局。中国的外贸增长同样遭遇了增长率的下降，而且也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分析，人民币纳入SDR可能会对我国贸易产生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影响。

从短期来看，市场可能形成人民币加入SDR的预期，出现对人民币的追捧，给人民币带来一定的升值压力。这对相关外贸行业的出口或许带来不利影响，如服装、机械和工程电子设备等行业，但是对我国进口是有好处的。我们知道，在贸易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下，我国贸易顺差还在扩大，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进口下降更多。如201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7216.7亿美元，同比下降8.7%。其中，出口9854.8亿美元，下降7.7%；进口7271.9亿美元，下降10.2%；贸易顺差2582.9亿美元。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可能对缓解我国贸易失衡有一些好处。

篇（8）

西部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地区，有着悠久的贸易传统。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古代的“经济特区”，发挥了对外（特别是对中亚地区）交流的窗口作用。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著名的“丝绸之路”使得我国的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曾指出：“丝绸之路是古代罕见的国际贸易通道，是联结欧亚大陆的动脉、世界发展的主轴、现代文明的母胎，它为欧亚广大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汉代以来，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当时西北地区与中亚地区诸国的贸易往来达到空前规模。至清朝，西北地区与中亚出现了颇具规模的自由贸易。只是到了近代，西部地区的沙漠化倾向以及其它一些因素，致使“丝绸之路”辉煌不再。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强国。但是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一度低迷，一直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对外贸易依存度长期偏低，1996年，整个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9.4%，而全国平均水平为35.55%，东部则高达48.49%；其贸易绝对额只有109.75亿美元，约为广东省的1/10，仅占全国贸易总额的3.78%。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地理方向上，首先从进口来看，西部地区处于能源、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的前期，原材料供给较为充足，因而主要进口机电产品、钢材、化工材料、汽车及其配件、化肥、农药等物资生产资料，且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如美国、德国、意大利、香港等。其次，从出口来看，西部地区主要出口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近年来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上升，出口商品结构已初步完成了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出口工业品为主的第一梯级转换。以较具代表性的甘肃为例，1998年该省出口初级产品比重占11.5%，工业制成品占88.5%，其中，工矿产品占78.4%，农副加工品占12.6%，农副初级产品占9%。迄今为止西部地区出口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对香港、日本、美国、独联体、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就占西部地区出口总额的80%以上。近年来中亚和西亚地区在西部地区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开始加大。

二　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一）与东部相对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理论及实证分析

传统国际贸易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和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国际贸易的根源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使得各个国家专业化生产本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换而形成国际贸易。比较利益学说指的是：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差异，各国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双方获取最大利益；资源禀赋学说指的是：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即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因此，各国在生产使用本国最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并参与国际贸易时，可以获得最大利益。这些理论不仅是西方全部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大量经验验证的理论基础。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同时其原来具备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却日渐削弱，以致于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了其比较优势。那么，相对东部而言，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力成本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表1显示了1996年东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差异，表2则对他们在该年度的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进行了比较。

表1　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

地区省份　 　国内生产　 从业人口　 从业人口人均

职工平均

总值(亿元) (万人) 年产值(元) 工资(元)

西藏　 　 

64.53

 

115.67

5611

 　8930

四川　 

4215

 　 6464.9

 

6519.8

 　5010

贵州

 

719.83

 1783.20

 　 4032

 　4758

云南　 　 

1491.62

 　2186.2

 　6823

 　6231

陕西　 　 

1175.38

 　1762.7

 　6668

 　4937

甘肃

 

714.18

 

1521.46　 　 　4694

 　5882

青海

 

183.57

 

247.20　 

 7426　 　 　 6513

宁夏

 

193.62

 

245.36　 

 7891　 

5635

新疆

 

912.15

— 

—

 　5098

西部地区 

8757.73

 

14326.69　 

6112.88 

 5888

东部地区 　37903.2

 　23906.41　 

15854.8　 7229.9

全国

 

67795

68850　 

9846.8　 6210

注：(1)本表根据1997年《中国经济年鉴》编制；(2)劳动力成本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来代替；(3)劳动生产率＝从业人口人均产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地区）从业人口

表2　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

地区／省份

 　单位工资产值（元）　 　单位产值工资（元）

西部地区

1.03

 

0.96

东部地区

2.19

 

0.45

全国

1.59

 

0.63

注：本表根据表1编制

由表1可知，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约38%，比东部地区要低61%，而劳动力成本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比东部地区低18.56%。更具体一点说，西部的工资产值偏低，在西部每获得1元的工资只需生产1.03元的产值，而在东部需2.19元的产值，全国平均需1.59元的产值；而同时西部的单位产值工资额偏高，在西部每1元的产值就可获得0.96元工资，而东部为0.45元，全国平均为0.63元。可见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上虽然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此优势还不足以弥补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低的劣势。

（二）西部地区资本、资源的现实比较优势分析

1.资本。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市场不完善，竞争不足，“瓶颈”约束严重等原因，所受到的投入约束往往特别紧，资本不足是这些地区的常见特征。对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国家投资大幅度向东部地区倾斜，使西部的资金短缺问题更加突出。1981年～1995年，东部沿海地区国有单位固定投资占全国比重由45.91%上升到54.27%，15年增加了8.36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另一方面，在1985年～1995年整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东部沿海地区占87.3%，西部地区只有4.2%。与此同时，在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中西部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投资等多种形式流向了沿海地区。

2.资源。在劳动力、资本、资源这几大生产要素中，资源应该说是西部地区目前唯一的丰裕要素和优势所在。(1)能源等矿产资源。西部地区地上虽然贫穷，地下却很富饶。据勘察，西部地区主要的矿产有天然气、煤炭、石油、镍、铜、铅等，其中煤炭保守储量达3009亿吨，占全国总量的20%左右；石油储量为5.1亿吨，占全国陆上总量的23%；天然气的储量为4354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总量的58%；全国近62%的镍、57%的铂储量集中在甘肃，97%的钾盐分布在青海。(2)农牧业等物产资源。西部地区由于具备诸多农林牧物产所要求的特殊的生态条件，如光照、温差、土质、水质等，从而使得其物产资源具有其它地区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天然垄断性。西部的瓜果、药材、皮毛等特产久负盛名，如能深度加工、开拓市场，极有可能成为西部地区的希望产业。(3)旅游资源。西部地区以其悠久的历史与复杂奇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丰富多彩、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在人文资源方面，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有着众多的人类遗址、王朝故都、陵寝墓碑、宗教胜地、石窟城墙等，加之多民族聚居，民风民俗特色突出，由此形成了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在自然资源方面，西部地区大川名湖、奇峰险山、高原盆地、雪峰冰川等自然景观构成了西部地区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基础。

以上对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分析是在与东部地区的比较中进行的。而东部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尽管这种优势正在削弱）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西部相对于东部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将使西部的这种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更为突出，但其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严重的资本约束将极大地制约着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挥。西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虽然较为明显，但是资本“瓶颈”、市场约束、技术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该优势在目前仅能成为一种潜在的优势，而难以演化为商品优势和产业优势。综上所述，依据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分析，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存在着现实比较优势上的不足与缺陷。因此，如何选择一种正确的贸易战略便成为西部开发与开放中的重要课题。

三　西部开放中的贸易战略选择

诚然，比较利益论是一种静态理论，以上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分析也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的。但是劳动、资源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客观上的确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因而上述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并不是要拘泥于静态利益的获得，而是旨在通过对这一影响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的分析，为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提供思路。

（一）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

各国和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这些原则或标准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性。笔者认为，西部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既有着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别区情，又有着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因此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应该遵循下列原则和标准：

1.有利于动态利益的获得和可持续性发展。西部地区多年来处于低度开发状态，若在开放中只强调单纯的贸易静态利益，忽视长期的动态利益，那么在短期内可能会由于其资源禀赋、劳动力的成本（尽管因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而被削弱，但仍具备一定相对优势）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一些贸易静态利益，在长期内却丧失了贸易促进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动态利益。同时，过度的、掠夺式的开采资源又会造成对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应有利于获得动态利益，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取得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开发联动效应的开发性收益，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有利于东西协调，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很不合理，二元经济矛盾突出，而西部、东部地区既要支撑广阔的国内市场，又要共同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时要避免与东部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相冲突，也不能把东部的问题转移到西部，而应该在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分工协作、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使东西经济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

3.有利于充分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多边贸易制度日益自由化的趋势下，西部地区如果不能抓住机遇，不逐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其经济发展的步伐将十分艰难。而且如果其所选择的贸易战略过分倾向于保护，则可能招致贸易伙伴国的报复或贸易冲突，同时也可能给我国加入wto的进程设置故障，或者在加入wto以后因违背wto的原则和精神而招致制裁。因此，如何顺应和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是西部地区在制定贸易战略时应着重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

（二）几种贸易战略在西部地区的适用性分析

贸易发展战略的基本类型主要有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学术界对这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议颇多，但对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和条件缺乏深入的分析，而离开了客观制约因素来讨论贸易战略的优劣是不现实的。应该说各种贸易发展战略都有其自身的有效性和局限性，都有其在特定现实情况下的优越性和适用性。那么，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贸易水平和层次低、现实比较优势不很明显、潜在比较优势较难发挥的落后地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战略呢？

1.进口替代贸易战略。

进口替代型贸易战略是指以国内生产和保护替代进口、以内销代替出口的贸易战略。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途径之一，它主要以保护来求得本国比较劣势产业的发展并实现工业化。

进口替代战略具有明显的政策特点：在关税水平上，高关税是进口替代实现保护下发展的基本手段。国产进口替代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自己的产业和工业体系；在关税结构上，进口替代对资本产品和部分投入品实行较低的关税，甚至进口补贴，以降低国内生产的投入成本；在外汇、汇率方面，进口替代战略一般对汇率进行高估以降低进口投入的生产成本，同时往往对外汇的供给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以控制进口的总量和进口的商品结构、地理方向；在政府管制方面，进口替代是一种典型的政府统制和保护型的贸易战略。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关税及汇率水平的规定、特殊优惠的提供等都是政府干预或管制行为的体现。

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贸易水平严重滞后的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无疑仍是其必经之路。一方面由于其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各种资源要素投入约束较松，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市场都比较大，当一些资源被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其余的资源用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一来，其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后可能就没有多少用于出口了。因此，西部地区的进口替代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在现阶段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从而获得工业化发展的长远、动态利益。但是进口替代在关税、汇率等方面的政策要求极有可能与东部经济逐步外向化、国际化的趋势相冲突，不利于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且进口替代对比较优势的忽视和明显的保护倾向又不利于顺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还可能导致贸易冲突和制裁。

2.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是指通过扩大制成品的出口来带动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的贸易战略。它是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途径。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政策特点主要有：在关税水平上，出口导向所要求的平均关税水平较低，以有利于降低进口投入品的成本，同时也使进口替代不能在过高的保护下发展；在汇率上，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比较适当的均衡汇率，有时还实行低估汇率，以促进和鼓励出口；在补贴方面，出口导向的首要政策工具就是出口补贴，补贴的形式主要有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等；在政府管制方面，出口导向客观上要求实行自由的贸易体制，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取消贸易壁垒特别是非关税壁垒。

出口导向战略重视比较利益和贸易利益，特别是贸易所带来的动态利益，这有助于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出口导向是一种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西部地区若采用该战略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同东部的关系，从而创建整体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对出口的鼓励和扩张则为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渠道和足够的竞争压力，有利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促进西部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出口替代主张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大环境。但是对出口的过于重视会导致依赖国际市场而忽视广阔的国内市场，出口过度将造成西部地区贸易条件的恶化甚至贫困化增长，西部在资源方面的潜在优势使得其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这极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从而不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另外，出口替代所极为强调的出口补贴也可能引致贸易摩擦和违背wto的规则。

3.混合型贸易战略。

鉴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各有其有效性和局限性，有人提出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既通过进口替代保护国内市场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又采用出口鼓励政策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混合型贸易战略”。如果这种有效结合在理论和现实上都行得通的话，那么显然这是西部地区最为理想的贸易战略。然而，尽管许多国家都没有实行单一彻底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但上述理想结合的难度极大、可行性极低。原因在于保护政策会通过经济关联的过程形成对出口行业的转嫁，加重出口的压力和负担。这种转嫁系数据统计低者达0.43，高者达0.95。进口替代既提高了可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又可能提高了不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会使得进口投入品和国内投入品的价格上涨，这相当于对出口产品征税。而出口鼓励政策的实行又会抵消进口替代的保护效用。总之，保护政策的“反出口倾向”决定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战略是不可能结合的。对西部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西部需进口的大多是资本品，技术含量、价值含量较高，对出口产品的转嫁系数更高。

4.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

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就是“以国际比较优势为依据，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适度保护为辅助，全面对外开放的贸易战略”。(1)这种战略强调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外向型发展道路。西部地区尽管现实比较优势不太明显，但还是具备一定的相对比较优势，特别是其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因此在世界经济的广阔背景下挖掘、利用、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自己的出口产业和主导产业，可以保证贸易经济的持续发展。(2)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市场广阔不是拒绝对外贸易的理由，但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市场虽然只占国内市场很小的一部分，但市场潜力很大，东部沿海的一些大型公司和企业甚至一些跨国公司现在都开始把目光投向西部。若西部地区的潜在市场得以开发，将和东部、中部共同组成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国内大市场，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支撑工业化和对外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更多支持与保障。(3)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主张政府适度保护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离不开政府行为，离不开对一些落后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整个贸易倾向是自由的，总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由此可见，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属于开放型贸易战略，追求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一视同仁，适合西部地区现实特点与经济发展需要，总体符合前述的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有利于发挥西部的潜在比较优势，获得动态利益，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东西协调，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有利于遵守wto基本框架和规则，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从而把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把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并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强大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白光主编．西部大开发丛书[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0.

[2]　杨圣明主编．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篇（9）

山东和广东都是我国的对外贸易大省，两者的贸易增长绝对额、相对额均在全国各省市前列，对全国经济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与广东作为沿海省份，依托优越的区位与自然条件，结合当地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外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两省均打造了各具特点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

一、山东和广东两省对外贸易现状

山东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从2010年至2005年，山东省进出口总值增长了150%。2012年，山东省进出口总值为2455.5亿美元，位居全国第六。

广东省对外贸易也实现了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自1985年至2012年连续27年蝉联全国首位，是名符其实的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省。

山东省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是“内部驱动”加“外部力量”，即内源与外源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以一般贸易方式占主体，对外贸易企业以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并重，较偏重于沿海发展；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存在着规模相对较小、农产品等初级产品比例较高、科学技术含量及附加值相对较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广东省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是“外部力量”型，即外源力量主导的结果，以加工贸易为主体，对外贸易企业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对外贸易规模较大，高新技术产业比重高，科学技术含量及附加值相对较高，对外贸易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区域，而珠三角中又以深圳等个别城市最为突出；广东省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存在过于依赖外商投资企业、过于依赖加工贸易、区域对外贸易发展极不平衡甚至两极分化的问题。

二、山东和广东两省对外贸易情况对比分析

两省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对经济发展均具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经济增长对外贸具有十分强烈的依赖性。但由于二者的地理位置、产业基础、政策倾斜等多方面不同，两省在对外开放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本文结合两者的客观条件，从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主体、对外贸易方式、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对外贸易区域5个方面，对山东和广东两省的对外贸易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推进两省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为促进两省经济稳步可持续增长提出建议。

（一）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

尽管近十年来山东省对外贸易规模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但是与广东省相比仍有非常大的差距。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相对值上，二者相差悬殊。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不高，纺织服装产品、农产品等低科学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占相当一部分；机电产品顺差一直较大，高新技术产品顺差极其微小、几近于无，农产品近年来出现逆差，且逆差有扩大趋势。广东省的对外贸易起点远远高于山东省；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全国的占比上，二者差距明显。

（二）对外贸易主体。

山东省对外贸易主体以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为主，外商投资企业约占50%，私营企业约占30%。

广东省区位优越，沿海、毗邻港澳，劳动力丰富而廉价，再加上较早获得国家政策的倾斜，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对外贸易以外商投资企业为最主要主体，自2002年以来常年在60%以上。

（三）对外贸易方式。

山东省的对外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齐头并进，一般贸易较为领先。山东省以一般贸易为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同时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也比较高。广东省与山东省不同，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对外贸易方式。

广东省依托沿海、劳动力密集而廉价的优势，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要出口对象、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的贸易特征。在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中，广东省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最大。

在两省的对外贸易方式上，两省有如下异同：

1.加工贸易均在两省的对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占比均大于40%，成为主要部分。

2.两省对外贸易方式的主要区别为山东省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齐头并进，而广东省以加工贸易为主。

3.从趋势上看，山东省主要贸易方式的比例正在逐步增加，而广东省主要的贸易方式的比例正在逐步缩减。

（四）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山东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以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纺织服装产品、农产品为4大主要类别。其中，纺织服装产品、农产品等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占相当一部分；而高新技术产品占比相对较低。

广东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的比例非常低，而工业制成品占绝大部分。在工业制成品中，深加工及精加工产品、高技术含量及高附加值产品展绝大部分，且比例逐年增加。

在两省的对外商品结构方面，两省有如下异同：

1.山东省以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纺织服装产品、农产品为4大主要类别；广东省以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为2大支柱。

2.山东省对外贸易商品的科学技术含量及附加值与广东省相比较低。山东省纺织服装产品、农产品等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占相当一部分，而高新技术产品占比相对较低；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占比高、机电产品占比高，高技术含量及高附加值产品展绝大部分。

3.从趋势上看，广东省的高新技术产品比例均在稳步增加，代表着该省企业企业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科技含量及附加值明显提升；山东省高新技术产品比例自2000至2010年有了明显增长，自2011年以来反而有微弱的降低。

（五）对外贸易区域。

青岛、烟台、威海、日照4个沿海城市2010年、2011年、2012年出口额均占全省的65%左右。特别是青岛市，在出口贸易中发挥了龙头作用。青岛、烟台、威海、日照4个沿海城市2010年、2011年、2012年出口额均占全省的68%左右。日照市在进口方面较为突出，远胜过威海。日照与威海在进出口方面各有所长，日照出口份额较小，而进口份额较大；威海出口份额较大，而进口份额较小。

总之，山东省的对外贸易区域主要以沿海港口城市为主，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出口可占全省60%以上；4个城市在地域上并不集中，而是以海岸线为纽带连接。

广东省对外贸易区域从地理上主要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珠三角地区，主要由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佛山、惠州、江门、东莞8个城市组成；第二部分为东翼，有潮州、汕头、汕尾、揭阳4个城市组成，也称为“潮汕”，富有历史人文风情；第三部分是西翼，由阳江、茂名、湛江3个城市组成；其余部分为山区，由其他城市组成。

总的来讲，广东省对外贸易发展的区域差距较山东更大，外贸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更高，呈现两极分化。

三、山东和广东两省优化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在现有的外贸发展水平和模式下，充分发掘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以及认识不足之处，相互借鉴和学习；

第二，加快出口产业的技术升级，把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有效地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基本结合起来；

第三，提高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大技术创新，不断增加其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乃静.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新探[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2]张燕生.环渤海地区的对外经贸区域战略[J].中国经贸， 2006，（08）

[3]王春燕.山东半岛对外贸易状况分析[J].山东纺织经济，2007，（3）.

[4]周田君.日韩产业转移与山东半岛制造业发展[J].东北亚论坛（社会科学版），2005（16）.

[5]潘文达.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初探[J].学习与探索，2005，（3）.

[6]刘可.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6，（3）.

[7]姜建华.调整出口产业结构促进山东对外贸易发展[J].山东经济，2005，（9）.

篇（10）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21-0161-02

一、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演变的阶段划分

1.外贸制度改革的探索时期（1978―1987）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处在探索时期，其主要措施为精简政府管理职能，并向地方政府及微观经营主体下放权力。

2.外贸承包经营管理改革时期（1988―1993）

这一时期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处于深化时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行对外贸易承包责任制，并逐步加以完善。

3.新型外贸管理体制建立时期（1994―2001）

这一时期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处于继续深化的阶段，取消了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外贸宏观管理体系。

4.外贸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时期（2002年至今）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是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改革的转折点，改革的力度和速度都得到了加强。

二、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演变的绩效分析

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演变从渐进式强制性的方式变迁逐渐转变为渐进式诱致性变迁，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对外贸易的交易费用，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又快又好的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不断演变，每一次变迁都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改革的第一阶段中，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改革的初期是处在探索的阶段，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演变在初期表现为“强制性”的方式，在推行的过程中在某些领域或地区并不适用，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开始显现。

2.第二阶段对外贸易总额的增长率虽然较第一阶段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而且增长率趋于平稳。因为在第一阶段的改革中积累了经验，推行的政策没有大规模的变动，出口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家继续推行出口承包责任制，并建立企业自负盈亏机制，调动了微观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3.第三阶段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改革重点是建立健全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体制，1992―1995年对外贸易总额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4.第四阶段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改革力度加大，并表现为“诱致性”的变迁方式，更适应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需要。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1978―200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6.5%，加入世贸组织以后，2002―2006年的平均增长率猛增至28.32%，而这说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演变有着积极的作用，是整个演变过程的一个转折点。

总体而言，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外贸易额的增长率一直较高。增长率的波动性说明了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处在变迁的过程中。在各地区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的演变路径，没有一种制度是可以完全照搬套用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化的默示性知识相关，制度演化不可能是单纯的最优化的选择结果。制度的变迁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反复试验、不断完善的过程，探索和创新本身就包含着失败的风险。而我国对外贸易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且增长率的波动性也趋于平缓，说明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演化向着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演变的背景及影响因素

现实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演化的过程。诺斯后期的制度演化思想强调，制度变迁的起源在于决策者所洞察到的机会，这些机会或者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或者是来自决策者在给定的心智结构下对各种制度框架在边际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所以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的变化都影响着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

1.国际环境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日益密切。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很多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分享了参与国际分工所带来的益处，并使得自身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且与其他区域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力度的加强，外部环境促使了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改革。近年来，我国的贸易顺差连年增长，与许多贸易伙伴国产生了贸易摩擦，受到伙伴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侵犯知识产权和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越来越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2.国内环境的变化

一方面，国内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求对外贸易制度的改革、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改革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息息相关。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其改革过程影响着甚至是主导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的改革过程。

四、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演变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不断的探索、学习、改革和创新，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表现出“渐进式强制性”的变迁。渐进式表现为“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强制性表现在“自上而下”政府推动的制度改革过程。随着我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开放程度日益加深，要求对外贸易经营主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变迁方式表现为“渐进式诱致性”的变迁。诱致性表现在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建立和完善制度环境，由经济主体来选择和建立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而诱致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我国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要求越来越大，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商家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商品供应地和销售市场，越适应当代国际市场竞争特点的微观外贸经营制度越能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外贸经营主体微观经营制度安排越快地适应国家宏观管理制度环境的变化，越能获得更多的经营利益。

五、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演变趋势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高，国际国内贸易环境的变化，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演变也会出现新的特点。

1.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将进一步完善

法律手段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外贸管理宏观调控手段，处于外贸管理体制结构中的最高层次。建立健全我国有效的贸易防御和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是将来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趋势。

2.我国对外贸易管理的宏观调控系统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将会加强

我国的产业制度、利用外资制度、外汇管理制度、环保制度等都与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与其他制度产生矛盾，所以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协调将成为发展的新趋势。

3.我国加强与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