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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统计学发展阶段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一、统计学的提出与发展
配第主要是利用统计学的方式,利用数量比较方法来进行政治经济的分析研究,这充分的表示统计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之后相关的学者也利用统计学知识进行相应的问题研究,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逐渐的,统计学在生活中逐渐的得到了应用,人们开始利用数据来对问题进行研究。随后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相关学者开辟了统计学的新路径,学者们将概率论引入到了统计学之中,并且将统计学划分为边缘学科,将统计学中实质性的学科过渡到了通用的方法论学科。并且在统计学中,其中概率论是基础,对统计学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在现今的统计学之中,概率论也是占有很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并且随着相关学者的不断研究,统计学在物价指数编制、国民经济测定以及经济前景预测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之后社会步入了二十世纪,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统计学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并且统计学也在不断的发展,并且其发展的空间也在不断的拓展,逐渐的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空间,各个学派林立,不断的进行讨论研究,使统计学科不断的发展并且完善,在统计学中,其中社会经济经济统计与数理统计不断的进行讨论完善,并且多年来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体系以及理论,但是随着不断的研究发展,这两种统计学理论终会汇聚到一起,从而来形成新型的统计学发展理论,那么将会更加促进统计学的发展,使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学者们经过研究发现,统计学最终将会彻底的摆脱数学学科的约束,最终而形成自身独立的学科。经过不断的研究,统计学来最终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完善,在现今很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国外的相关学者,为了能够确立社会经济统计学体系,将社会经济现象中的数量问题作为了相应的研究对象,最终建立了统计观察法、指标法等,从而来确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应用体系。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计算机激技术迅速发展,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路径。
二、统计学提出的现实依据
在现有的学科中,没有一种学科的存在落实充满充分与争论的,但是唯有统计学除外,统计学是充满的冲突的一个学科,是一种边缘学科,同时也是一种通用的方法论科学,对于统计学的分类,根据不同的性质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统计学属于社会科学同时也属于自然科学,并且统计学既属于社会经济统计范畴,同时也属于数理统计范畴,因此对于统计学的了解十分的重要,一定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相应的研究分析,从而来加强对统计学的认识,促进统计学的发展。在统计学中,其中存在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对于统计学的归类,由于统计学中设计到的方面十分的复杂,并且很多,因此在统计学中,无法很好的来对其进行相应的分类,统计学技术与自然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同时也属于其他一些范围,因此必须要对统计学进行相应的研究,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明确的回答,要能够对统计学中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思考,这是极其重要的。在统计学中,会设计到很多的数据的收集以及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同时统计学也涉及到了很多自然现象中的数据的收集以及分析,这充分的展现出了在统计学中的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属性。另外统计学的这一点特性也充分的展现出了其复合性以及综合性,因此,相关的学者基于统计学的复杂性,将划分为一个全新的科目。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对于统计学的科学建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动了统计学的发展以及进步。根据相关的研究,最终可以发现,对于统计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认识,统计思想主要是以一些零散的思想进行完善确立,主要是认为社会经济方面的统计则是属于社会经济学,而数学统计则是属于数学领域,将其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这样的划分,其本质就是属于社会经济以及数理统计的分立。对于统计学的研究,主要是对统计学的共性以及特性进行相应的研究,并且在不同的领域以及方向,对于统计学的研究也各不相同,在统计学中,对于统计思想的研究还是不够完善,各个研究学者都是利用相应的方法,将统计学的各个学科的分支相互融通并且由开辟出独立的发展空间,从而来促进统计学的研究发展。
对于我国的统计学研究来说,主要是以科学差异取代了学科性质的惯性差异,另外,我国主要是将统计学分为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将统计学列入了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其中包括了社会经济科学,并且在其中主要是对经济资料进行收集,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分析研究。而另一种则是实质性的社会科学,其中主要的含义是要将各个方面的学科都有效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来将各个方面的思维路径得到肯定。其次我国的统计学是关于数学分支的统计,主要是数学分支学科为主要的理论,以概率学为主要基础。
三、我国统计学发展面临的任务
(一)注重对象的统一
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大量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即通过社会经济现象在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数量表现、现象应运的数量关系及数量界限来揭示其规律性。由于统计学与统计工作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因此,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致的,即统计工作的对象也应是大量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同时,统计学中对象的统一是很有必要的。统计学的研究对象,一般是事物总体数量方面的实质论与统计活动的规律和方法,而事物总体数量方面的实质论与统计活动的规律和方法是完全应该统一的,这两者相结合才有完整的统计学。统计学是指导统计活动的理论,反映出了事物总体数量方面的统计指标,而研究对象的统一是“大统计学”思想的需要,也是推动统计学发展的必要措施。
(二)实现学科体系的综合
统计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定量认识问题的工具,其中贯穿着方法论,因此,要发挥出其强大的数量分析功效,就必须要统计方法与具体的实质性学科相结合,只有做到结合科学体系,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统计学的价值。基于统计方法,我们可以将现代统计方法归类于一些实质性学科的研究活动,现代统计方法是经过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统计学家或者生物学家或经济学家创新与改进过的,这些改进和创新是经过他们应用和实践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基于学科体系的方面,统计学与实质性学科之间是相交的关系,而统计学中相应的统计学分支则是在统计方法与相应的实质性学科相结合的情况下才产生的,比如经济统计产生于统计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而统计学与教育学相结合产生了教育统计。统计学的这些分支学科的属性都是双重的,它们既是统计学的分支,也是相应实质性学科的分支,因此经济统计学不仅属于统计学,同时是属于经济学的,教育统计学不仅是统计学的分支,同时也是教育学的分支,而这些分支的存在则解决了很多实质性学科研究中的有关定量分析的问题。因此,统计学与科学体系的紧密结合,已然成为了统计学发展的路线方向和必然模式。统计学与科学体系的结合为统计学的应用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领域,也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三)促进研究方法的完善
随着研究层次的加深和领域的扩展,统计学在统计探索和实践中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过,统计学领域依然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抓住统计实践中各工作环节上突出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去进行研究,以促进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要坚持“大统计”思想,遵循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鼓励统计学各分支学科相对独立发展的同时,也要促进各分支学科的相互融合,因此,在统计学的领域,学科发展的结果是各学科的相对独立,而学科发展的前提是各学科的相互融通。在做到各学科相互融合的基础上,还需要联系实质科学研究,用与统计方法应用领域相关的学科推进分支统计学科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坚持把概率论当作指导,并且加深对统计方法的理性认识,同时提高统计科学水平,和政府统计实际相联系,在新的层次领域中找出统计工作各个环节上的问题所在,解决问题,并且研究和发展新的统计技术。
结语:统计学是一门实质性的社会科学,它在研究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在研究统计方法。在基础的统计的理论的基础上,统计学继承和发展统计的理论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坚持着统计学的社会与科学性质,以便使统计理论研究与统计工作实际更加的接近,在国家和社会中得到更广阔的发展领域和发展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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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开明.统计数据预处理的理论与方法综述[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4(6):56一59.
(二)全员参与,扎实开好本局学习实践活动转段会议。5月21日下午,根据党组会议的部署,迅速召开了学习实践活动第一阶段工作总结暨第二阶段工作动员会议。会议回顾总结了我局学习调研阶段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全面动员部署了分析检查阶段相关工作,要求按照领导班子、普通党员、一般干部“三个层次”分别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党员组织生活会和专题思想分析会,认真撰写好分析检查报告。
(三)行动迅速,及时印发本局学习实践活动分析检查阶段实施方案。5月23日,我局以《xx统计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析检查阶段实施方案》(xx党组[**]13号)文件形式,对如何深入开展分析检查阶段工作做了具体部署,确保相关活动平稳有序进行。
二、集思广益,开好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员组织生活会
6月10日上午和下午我局先后召开了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员组织生活会。这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旨在进一步查找领导班子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查找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查找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通过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议定形成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提出整改措施。
(一)精心组织,充分做好民主生活会准备。我局制定了工作计划,民主生活会前,在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干部职工之间开展谈心活动,摸清和掌握思想动态。通过召开座谈会、民主恳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和网上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为开好民主生活会做了充分铺垫。
(二)发扬民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统计局班子成员之间开展了开诚布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组书记xx带头发言,他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这一重点,紧扣“为科学发展提供优质统计保障、为率先发展开发优质统计资源”这一实践载体,认真总结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以来的认识,系统全面梳理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存在问题的主客观原因,剖析了精神状态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能力水平与岗位要求,工作效能与工作责任等三个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并从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分析了原因。
(三)自我剖析,明确努力方向。在全体党员参加的组织生活会上,每位党员畅谈了学习实践科活动开展以来的心得体会,深刻分析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从各自的岗位出发提出了努力向,大多数党员还在网上作出公示。
三、深入剖析,认真撰写分析检查报告
分析检查报告在学习调研的基础上,回顾了十七大以来特别是近段时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取得的成效,对照科学发展观,结合统计工作实际,仔细查找问题,认真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在分析检查报告初步形成后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反复修改,最终得以完善。
(一)实事求是查找问题。分析检查报告系统全面、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依法统计的氛围有待进一步营造;二是优质服务的水准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是统计工作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统计数据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深入具体分析原因。针对查找到的问题,统计局领导班子经过细致认真地分析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科学发展观认识上的全面性;二是缺乏统计事业上的开拓性;三是缺乏调查研究上的深入性;四是缺乏学习实践上的紧密性。
(三)研究制定整改措施。针对分析检查中查找出来的问题和原因,局党组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以“普法”、“执法”为先导,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统计。一是全面、深入组织实施统计“五五”普法教育;二是深入开展面向领导干部、企业法人代表和统计人员的统计法制
宣传教育;三是开展从业资格培训和统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四是继续加大统计执法稽查力度。
2、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核心,认真搞好统计优质服务。一是增强服务的时效性;二是拓展服务的广度深度;三是增强服务的全面性。
3、以推进基础工作为抓手,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一是进一步增强镇(街)、部门统计力量,尤其需加强服务业统计力量;二是进一步完善服务业统计制度;三是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数据质量。
4、以完善管理制度为基础,进一步加强机关学习氛围。进一步完善机关内部管理制度和内部考核办法,不断健全干部考核激励机制,规范机关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四、征求民意,广泛开展群众分析评议活动
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形成后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各种形式进行评议。评议着重从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深不深、查找的问题准不准、原因分析透不透、发展思路清不清、工作措施可行不可行等方面对分析检查报告进行评议。评议结果认为满意的达到81%,较满意的为15.6%,认为一般的占3.4%。在征求意见和民主测评过程中,我们把有利于改进统计工作为主导方向,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结合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找出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并及时总结经验并加以改进,切实把分析检查工作引导到党员干部建言献策解决实际问题上来,引导到为今后工作明确思路和方向上来,引导到真正把思想和行动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要求上来。
五、突出实践特色,进一步推进整改落实阶段的各项准备工作
局党组把搞好分析检查阶段工作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协调推进。按照县委学习实践活动的总体要求和局党组制定的《xx统计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要求,分析检查阶段的报告形成后,要出台和形成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和措施,保证学习活动的成效能够发挥到实处。在第三阶段,我们将重点作好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加强学习。重点学习有关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论述、党的十七大报告、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县领导有关讲话精神。同时组织学习有关统计法规和制度。
二是制定整改落实方案。整改落实方案要以分析检查报告为依据,结合统计工作实际,注重可操作性,明确整改落实的目标、方式和时限要求,明确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和职责任务。整改落实方案制定后,采取适当方式公布,做出公开承诺;整改落实的情况及时通报,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
三是解决突出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点解决制约统计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普遍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面推进统计工作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1-0011-05
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首先提出“产业集群”一词,认为“产业集群是竞争且合作的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供应商、服务提供者、相关产业的公司以及有关机构在地理上的集聚”。产业集群支配着世界经济地图,是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基础。从产业集群转变为创新体系需要加强区域的制度基础结构,即有更多的知识组织参与到创新合作中来。大学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可以帮助产业集群依托大学各种创新资源和科技研发平台,有针对性地组建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研发机构与研发团队,形成一批在国内外同行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区域特色与优势的产业集群著名品牌。同时,大学在服务产业集群的过程中,能够不断转变办学理念,提高教学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新教学内容,提升科研水平,优化专业设置,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进而实现教育教学、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促进自身的科学发展。
一、从游离分散到整合协同――大学引领产业集群发展
布鲁贝克认为,“中世纪的大学把他们的合法地位建立在满足当时社会的专业期望上”[1]。大学社会服务意识的萌发充满了历史偶然性,欧洲新兴世俗阶级、职业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大学与行业领域的对接。尽管没有直接的融合互动,但大学为学术文化和理性思维的复苏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奠定了人才和思想启蒙基础,直接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 展[2]。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欧洲中世纪大学为意大利乃至欧洲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以“早期机械化”为核心的技术革命社会基础,促进了以大规模手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经济的形成。
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地理大发现时代,再到工业革命时代,直至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在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逐渐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与动力站。与此同时,大学与产业集群的协同互动经历了观念和结构的根本性变革,遵循高等教育中心―科技中心―形成产业聚集中心的演进规律。按照史学家的划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顺序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这其中蕴涵着一个规律:一个国家往往先成为高等教育中心而后才成为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而且科技中心的到来往往发生在高等教育的高峰期;一个国家往往先失去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之后才失去科技中心的地位[3] 。中世纪以来,大学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与更替,而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则进一步支撑着区域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与更新,引领着新兴产业集群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纵观大学发展史和科技进步史,大学引领了全球五次产业革命:意大利中世纪大学引领了以“手工业时代”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促进传统手工制造逐步向大规模的工场制造演进;英国古典大学引领了以“蒸汽和钢铁时代”或“铁路化时代”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蒸汽机成为主要的动力机,并使之普及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和工业国家;德国近代大学引领了以“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促进了电动机和内燃机在工业部门中的普遍应用;美国现代大学引领了以“信息、通讯技术时代”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推动了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以及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应用;全球大学引领了以世界各国的“新能源革命时代”为标志的第五次产业革命,推动新能源将不仅仅局限于其生产过程,还将渗透到很多传统产业中,如汽车和建筑业等,形成新能源技术产业集群,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由此可见,在大学的引领下,每次产业革命都形成相当长的产业链和产业聚集,满足人类生存与进步的需求。大学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共赢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从偶然联系到必然结合――大学支撑产业集群发展
大学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经历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迎合,从偶然、零星的联系到紧密合作的巨大跨越,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中叶以前。在纽曼等人的古典大学观的影响下,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注重维护自由教育的传统,强调知识获得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科学研究在大学中没有地位,大学和工业这两大系统几乎是相互分离的,偶然的联系仅存在于人才培养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兴起,古典大学也适时地改革课程与教学,以迎合工业领域的诸多新诉求。例如,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等主动改革课程设置,增添更现代更实用的医学、化学、自然历史、地质学、天文学以及农学等课程,并努力将科学技术应用到渔业、农业、交通和工业等领域。随着格拉斯哥大学的机械师瓦特发明了分离冷凝器,从原理上革新了蒸汽机,由此便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中叶到二战之前。19世纪末蒸汽机、电话、汽车和铁路的出现给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引发了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戏剧性变革,科技创造了工业化社会的雏形,使国家开始了城市化进程。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生产力的更新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了大学与工业界的交流合作,大学对工业发展的引擎作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追崇。德国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大学的原则之一是研究和教学的统一[4] 。英国赫胥黎也认为,理想的大学应该成为一个能获得真才实学的学府,一个自由研究的中心,一个智慧之光的聚合点。在理想的大学里,教授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处在新的科学知识潮流最前列[5] 。随着洪堡改革赋予大学以科学研究的新职能,重视大学的理性知识与科技应用之间的融合,注重科研与工业生产相结合,开创教学、科研相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而使大学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便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创新与应用。此外,德国大学倡导科学独立发展,并在发展中创造了科学的组织方法和教育制度,如实验室、专业科技刊物的出版等。正因如此,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才得以为各国大学所接受和仿效,科学研究也成为各国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研究工作已经成为大学学历所必须具备的资格,并且也是教授功能的一部分。然而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学与工业逐步建立起的联系仍只是停留在形式较为单调的阶段,合作模式与机制尚不够成熟。
第三个时期是从二战结束后到21世纪的目前阶段。大学在推动产学研合作方面越来越起到一种积极主动的作用,大学与产业集群的联系形式也更趋向于多样、成熟、稳定和丰富。19世纪的大学理想是德、美、英等国教育遗产的“混血儿”,德国重视学科而不注重学生,英国注重学生在理智上的修养,美国的特点是着重在学者与公民之间或在学术知识与实用知识之间进行对接[6]。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的《莫雷尔法案》(《赠地法案》)是美国产学研结合的标志性开端。自此之后,美国大学愈加注重与行业企业的互动联结和集体创新,将服务工业经济发展视为大学的生存与兴盛之路,大学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是生产和创造社会所需的各行业的专门知识和科学技术。自20世纪初的辛辛那提大学赫曼?施纳德教授首次提出了产学研结合的合作教育模式以来,美国诸多大学在物理、化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项目便开始支持农业、工业及军事等领域的企业发展。“二战”期间,美国大学积极参与技术创新活动,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攻关与新技术发明,其标志是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研制。
二战之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日常生活对大学知识产生模式的依赖愈加显著,国家与产业知识间形成的历史契约逐渐变得松散迷离,知识的外溢推动对民族、国家的知识生产由封闭性走向开放性。随着国家间以科技创新和技术发明为主导的知识竞争日益加剧,大学知识不再局限于精英群体,而是更多地被公众掌握,大学愈加服务于社会现实需要。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直接刺激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电信设施、机场和空间项目的发展,许多被视为理所应当存在的技术,从半导体到小型飞机、从计算机到混合材料都源自国防的需要[7]。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为促进高校与企业的合作,相继颁布了“国家科学基金”法案、“大学工业合作研究计划”、“小企业等价研究计划”、“大学工业在材料研究方面的合作计划”、“工业与大学在生物技术和高级计算机研究方面的合作计划”和“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等七个促进产学研合作的计划,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国家工业发展未来有机结合起来[8]。时至今日,大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紧密相联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成为高等教育政策话语的主要议题。而伴随着美国大学诸多现代教育理念的兴起和传播,如倡导社会服务的康奈尔计划、威斯康星思想和重视研究生教育的霍普金斯理念等,大学逐渐走向社会中心,开始成为推动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集群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三、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大学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早期的大学与产业集群互动,主要表现为一种依赖物质资源的外部驱动力促使大学与产业的结合,即大学围绕各国工业布局和物质资源基础而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人才供给和社会服务,进而提升工业知名度和产业集群竞争力。以德国为例,近代德国工业在全球都享有崇高的声誉,煤和铁的结合产生了欧洲最强大的钢铁产业集群,尤其是德国的机械、钢铁、化学和光学等产业,雄踞世界同行业的最高峰已达一个多世纪。强大的煤炭和钢铁产业集群使德国得以发展化学工业、铁路工业、汽车工业、海运船队和军事工业。新型大学牵动下的德国科学技术空前繁荣,德国的煤炭产业集群、钢铁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化学产业集群和电气产业集群已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在国际上最有名望的工业。
当代社会正进入到一个后工业时期,一个以知识创新为主要资本的社会转型时期,创新已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与曾经驱动早期经济变革的钢铁和石油等自然资源不同,知识具有无穷尽的开发潜力和膨胀空间。今天的工业生产正在由以物质生产和劳动力为主的产品,平稳地向以知识创新为主的信息产品和远程服务转移,大学是发现、塑造、获取、传播和应用新知识的重要活动载体,信息与数字知识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最新形式。在美国,由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克拉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聚集建立的硅谷,依托麻省理工学院和坎布里奇实验室等建立的波士顿128号公路等,进一步催化了以“信息、通讯为特征”的技术革命兴起,并大规模地引发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兴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主导的经济聚集现象,如印度班加罗尔高科技城、巴西波尔多数字园区、南非高科技工业园区及我国北京中关村等。依托大学智力与科技资源的高科技现代产业集群已成为创新知识甚至是科技革命的代名词。
而面对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及能源紧张等国际公共问题,大学知识创新已成为各国抢占经济、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攻坚利器,成为引领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催生科技革命和推动经济实现绿色增长的引擎。新能源产业革命将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全球形成新的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集群符合人类减少对地球资源过度消耗和环保的需求,各国政府依托本国大学的智力资源和科研优势,都不遗余力地进行新能源项目的开发与应用。荷兰正在大力发展大学新能源专业;美国韦恩州立大学不断夯实新能源汽车研发优势;以约克大学为代表的英国大学在新能源领域的研究成果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仅英国石油每年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就超过10亿美元。此外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以及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等著名大学,也是各国新能源研究领域的核心。全球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兴起与创新发展,迫切要求大学主动寻找新技术突破点,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的水平与能力,持续带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
四、推动大学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积极策略
区域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加速推进了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引发了对科技和人才需求的变化,高等教育正面临新的挑战。首先,以创新作为基本动力的新兴战略性产业集群,对科技和人才的需求更高,使得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职责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其次,针对组织行为的内部生长机理而言,产业集群不是同类企业的简单聚集,而是产业系统属性的深度变革,这要求大学传统的学科专业体系和教学科研组织形式要与新的产业结构重新协调。再次,产业集群正在呈现出经济圈、产业带等多种聚集模式,高等教育的宏观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必须灵活适应新的情况。最后,产业集群内部正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在链条上的不同阶段和生产环节,对人才与科技有着不同的需求,从而对各级各类大学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的分工与协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些大学要进一步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一些大学则更加趋向特色化和专业化。在经历了长期依靠投资和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后,我国的经济开始以调结构、转方式为主的战略转型期。因此,依托产业集群实现区域经济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大学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全面提升大学服务产业集群的能力。
1.汇聚大学科技与智力资源,开展协同创新与多样化的公共服务
发展产业集群,提升区域集群经济优势,需要大学充分发挥智力与科研优势,提业集群所需的高精尖科技支撑与公共服务平台。
首先,开展高水平的协同创新。在全球创新要素流动与普遍融合的大科技时代,协同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以大学为主体的协同创新活动正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零散走向整合,从单一模式走向多元协作。协同创新模式已突破传统的直线性和链条式管理模式,呈现出非线性、多角色、网络化、开放性及常态化的特征,演变为以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模式,并成为一种全新的科技研发范式。协同创新从浅到深存在着一个“光谱”,即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等[9]。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不仅成为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在机理和发生路径。因此,应积极构筑以大学为核心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立科学有序的集成创新模式,形成人才、资本、信息、技术及设备等创新要素的有机融合、合理流动与共享利用的新机制,产生聚集效应和协同效应,重点解决创新主体的生产关系问题,进而更好地释放生产力。
其次,联合组建大学、科研院所和主要企业的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和专家顾问团队,依托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围绕产业集群成长的不同阶段和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状况,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转变,提升行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最后,针对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监测及节能减排等问题,整合大学科研资源,组建为产业集群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配套服务的公共研发和公共检测平台。第一,建立产学研协同发展信息平台,促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设备的有效对接;第二,发展各类专业中介与咨询机构,发挥信息沟通、技术评估、法律咨询、组织协调和知识产权服务等作用;第三,发挥行业专业组织在资源共享、人才培训及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优势,扩大本行业的产学研合作层次与范围。
2.构建高等教育区域中心,探索大学服务产业集群的多元互动模式
首先,根据产业集群生产力和工艺技术的特点,构建高等教育区域中心,建立多样化的产学研战略联盟。
高等教育区域中心是在某一特定地域空间,以区域内一所或若干所高校为核心,形成人才与知识高度集中、具备学科创新与成长环境、有利于多种类型不同规格的高校和谐共生、协同发展并具有一定辐射范围和功能的高校区域。高等教育区域中心包含资源聚集、资源辐射、资源配置与协同发展四大功能[10]。这种复合型的知识紧密联系组织不是多所大学的简单堆砌,而是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将大学组织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最大化地发挥,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产学研合作模式由短期合作、松散合作及单项合作向长期合作、紧密合作和系统合作的转变。
第一,对于数字技术、光伏产业、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与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和新兴战略型产业,采取直接孵化成企业的方式,通过市场需求导向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第二,对于装备制造、液压产业、仪器仪表、精细化工和粮食深加工等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集群,则立足于生产链自主核心技术研发,采取大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与企业生产环节直接对接形式,加速技术扩散,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打造高品质产品。第三,对于钢铁深加工等具有传统优势和条件成熟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产业等高端专业技术领域,可以通过组建学科性公司的形式,实施重大项目牵引,把大学与企业凝聚起来,引发产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
其次,按产业化思路、商业化模式和资本化途径,探索科研、中试以及生产三位一体的大学科技园创新发展模式。
第一,积极利用政府创业基金、民间创业投资资本和金融机构信贷等各类资金,推动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加快大学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如法国在大学增设“成果转化服务中心”,该中心负责与大学公开科研成果转化相关的所有服务、科研合同管理及专利和许可证转让等业务。此外,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支持大学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风险投资就成为企业创新发育成长不可或缺的条件,大规模的产学研结合项目都是依托创业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11]。美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的微软、苹果等企业都是风险投资基金支持下孵化的超大型企业。因此,鼓励大学建立风险投资基金,通过政府引导性投入,广泛吸纳社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风险资本,对成长快、风险大、收益高的生物医药、清洁能源和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进行大学风险投资,使大学获得一定的收益回报,并缩短科研成果转为生产力的应用周期。第二,培育孵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大学生就业创业,打造具有大学特色品牌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支持成熟大学高科技企业上市,实现现代大学精神与市场文化、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的成功对接。第三,选择基础条件齐全和优势明显的产学研合作科技园区,通过校企联合建立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校企合作委员会、校企合作研究院和重点实验室等形式,分类建设一批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第四,充分发挥政府和行业协会在产学研战略联盟体系中的组织、管理、协调和政策保障功能,强化利益分配与资源共享机制在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3.拓宽产业人才培养渠道,积聚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要素
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大学的智力支持与人力资源输送,大量不同层次的高校所提供的训练有素的高级劳动力,为所在社区科技产业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2]。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肯定“研究”对大学之重要,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同时他没有轻视大学之“教学”功能,大学之目的不止在发展知识、研究学术,同时也在培育人才[13]。人才培养既是大学之核心任务,也是大学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活力的显现。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是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的共同外显特征,它们对人才培养的定位十分明确,能够有针对性地组织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活动。例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侧重于培养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精英;麻省理工学院重视培养工程技术英才;斯坦福大学主张教育要使学生为个人的成功和生活中的实际工作做好准备,强调要培养有用的人,要掌握未来职业所需的实用技能,鼓励学生创业[14]。
大学人才培养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服务,而是以大学的前沿学术理论、知识创新体系和科技成果转化为基础的、基于高素质的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之上的智能型服务。
首先,充分结合研究型、教学科研型以及教学型等各类大学在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中的不同服务方向,针对传统型、创新型和资源型等产业集群类型,积极构建与集群产业链相适应的集高端研发人才、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及高级技能型人才于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链。从国家的层面讲,不同层次的学校应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创新人才培养者的金字塔,在注重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同时,不能忽视基层实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15]。
其次,广泛开展产学合作教育。产业集群建设需要大量有技术、懂市场及应用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而这类人才单独依靠大学独立教育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在生产实践和与企业的合作教育中造就。这就需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现专业的调整、改造和优化,并根据产业集群需要增设新专业,搭建以产业、项目为依托的人才培养载体。通过科研内容积极向教学内容转化、科研成果向教学成果及时转化、科研方法与教学方法的渗透以及教学问题与科研问题的双向延伸等,促进人才培养的灵活性、柔性和多元发展[16]。
最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一专多能”的通识人才。赫胥黎认为大学的目的首先是改善人,人的发展才是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他主张大学应进行通识教育,并强调 首先培养“作为人的人”,其次才是“承担某种社会责任的人”[17]。当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潮流进一步明晰,产、学、研一体化的运作方式更加明朗之时,大学类似课程建设等更加规范,科学的发展有了更为雄厚的基础,高等教育的特色“通识教育”也就应运而生[18]。对于面向产业集群需求的高校人才培养路径,重点是发掘和培养学生的多元智能、技术应用与知识转化能力,由过去较为狭窄的企业“定点式”专业教育向适应现代产业结构与集群化协作生产的“宽口径”培养转变,由单纯重视知识传授向综合素质教育转变。
4.整合大学学科资源,构建全面适应产业集群发展的立体服务网络
产业集群与大学学科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学科是大学培养创新人才、集聚高端人才及开展知识创新和科技服务的基本平台,学科集聚是产业集群基础研究的战略储备,更是产业集群应用研究的战略先导。汇集西门子、博世、奔驰和大众等世界巨头的德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强力依托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工程科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微电子专业、亚琛工业大学的机械制造、不来梅大学的工业工程以及卡尔斯鲁厄大学的计算机信息等特色学科的支撑。
首先,依据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与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内大学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构调整和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合理布局,增设适应产业集群发展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其次,重点发展优势学科,竭力培育特色学科。集中建设一批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主干学科,整合区域大学整体学科优势,成立服务产业集群生产链中某一环节或主导工艺的联合研究中心。
再次,根据产业集群的不同生产环节需求,开展学科集群建设。遴选对接行业技术的主体学科或精干学科,以学科组织化作为切入点,促进学科组织从离散状态到集约模式的生态群落建构,实现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通过推动与产业集群对接的学科集群和专业集群的建设,促进高等教育整体功能的优化,促进大学特色的凝练。例如,斯坦福大学电子学科群的形成与发展探索了一条高校优势学科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成功道路,创造了一种高校优势学科群形成的重要模式。没有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学科群,就没有硅谷的产生[19]。学科群建设必须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符合学科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并适应外部经济社会现实。因此,构建对接产业集群的学科群,还应组建校企联合专家论证团队,全面开展行业景气度调查和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为学科群建设周期和发展规划提供可行性和必要性的依据。
最后,针对产业集群发展的现代产业文化需求,构建对接产业集群发展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充分发挥人文教育对大学教育的引领作用。洪堡曾指出:“大学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大学的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其宗旨、核心就是育人或让学生学会做人[20]。芝加哥大学前校长哈钦斯同样认为,如果教育内容过分偏重科学知识而忽视人文知识,就会影响学生能力的充分发展。因此,应充分发挥企业文化与专业文化在构建学科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将现代产业文化植入学科文化之中,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中心,建立大学生产业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开展科技哲学领域技术伦理、工程伦理研究,培养学生的创新风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服务奉献精神,形成理性的科技创新观,提升高等工程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人文情怀教育和危机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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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调度的计算本文用协调度来衡量城市或者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状况。设城市化集合:X={X1,X2,…,Xi,…,Xm}Xi>0,m是自然数,是描述城市化的特征向量。设生态环境集合:Y={Y1,Y2,…,Yi,…,Yn},Yi>0,n是自然数,是描述城市化的特征向量;城市化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分别为。1,,取值越大越协调;k为调节系数,一般情况下2≤K≤5。
2.协调发展度协调度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反映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或综合发展水平,即:相同协调度的城市或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高低会有所不同。因此用协调发展度D来度量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高低,计算公式为:式中D为协调发展度;T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两者的整体效益与水平;α和β为待定系数,本文取α=β=0.5。
3.协调发展类型的分类及标准根据协调发展度的大小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协调状况划分为10类,按等级分为三类区间,依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指数(fX)和(fY)的对比关系也可以划分为3种基本类型,如下表所示。
二、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演进分析
根据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熵值法确定的权重,代入到协调度和协调发展的计算公式,求出2000—2012年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的数值。计算过程中,为了消除数据的数量级和量纲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运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设调节系数K=2,计算出吉林省从2000—2012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并据此确定协调发展类型。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吉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指数快速提升。生态环境指数波动较大,先下降后上升。2000—2012年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逐年提高,协调发展类型经历了严重失调衰退、中度失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共8个发展阶段。2000—2002年为失调衰退阶段这个时期是研究时段内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最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都较低,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内部关系中,生态环境保护相对超前,而城市化的发展相对滞后。
2002—2005为过渡调和阶段这个时段内吉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但是有了较大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对生态环境破坏及资源的利用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这个时段城市化的发展仍滞后于生态环境的发展。2006—2012为协调发展阶段这个时段内吉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逐渐加强,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二者间走向协调发展阶段。2010—2012年二者协调发展处于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的发展阶段,并且城市化发展水平超前,而生态环境保护相对滞后。
统计在经济与管理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通常反映的是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状况、发展阶段、主要的经济成果等等指标;二是揭示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性质,通过分配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统计资料来说明;三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比如两个现象间的依存关系、比例关系、结构变化以及因果关系。统计信息的充分利用,不仅能对事物本身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还可以针对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比较的分析,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统计学都有用武之地。
这些企业的营销管理中无处不渗透这统计学的知识。统计学作为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一门科学,恰能在市场营销中的市场策划阶段的各个方面发挥科学决策的关键作用。
在市场营销活动中,要想做到策划准确,必须要广泛的收集信息,科学的处理信息,以便结果准确、决策科学。统计学作为一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科学,无论是在收集信息阶段的市场调查之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查样本的确定,还是在处理信息阶段的数据甄别和数据分析,都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分析实际操作中,主要包括统计整理与统计分析。
2.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是将统计调查和统计整理的结果通过各种对比,通过动态数列,指数指标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的总结,分析。形象的显露事物变化的规律。从质的角度剖析事物数量的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通过分析,与既定的指标指数相对照,从而得出内在联系或结论。以此为依据进行工作调整,达到统计的最终目的。在市场本文由收集整理营销之市场策划活动中,要想做到策划准确,必须要广泛的收集信息,科学的处理信息,以便结果准确、决策科学。统计学作为一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科学,无论是在收集信息阶段的市场调查之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查样本的确定,还是在处理信息阶段的数据甄别和数据分析,都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3.当今的经济管理发展
当代的经济管理中,提倡以人为本的导向使管理方法进一步由定性向定量方向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统计方法的使用。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调查,我国税制的绿色化程度近年来是后退的,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生态经济的投入、对环境的保护也要加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管理是件庞大的事情,国家也不可能把全部的调查报告放在一起查看,那么如何更清晰、直观的表达出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情况,就需要统计学的加入。经济管理不是单一程序,这个过程中需要很多不同的因素来共同完成,统计经济学可以简洁、清楚的表达出经济的现况,统计分析也是统计学在经济中的一个很大作用。然而统计科学就它的实质来说,应该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且可以认为是被应用于观察资料上的数学。同一公式可以同样地适用于绝对不同类型的具体对象,这是统计学的一个特征。经济应用统计学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必然要利用数学方法。
一、起步阶段
(一)研究成果
“把”字句的习得研究源于海外汉语二语习得。在靳洪刚之后,Zhang发现“把”字句习得顺序呈U型发展状态。Du发现习得者生成“把”字句的数量虽低于母语者,但语法判断测试的表现与母语习得相似。此外,目的语环境下的研究也值得注意。如高小平用统计学方法验证了“把”字句的习得顺序与李向农得出的一语习得顺序成正相关。林载浩得出了以韩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习得15类“把”字句的顺序。李英、邓小宁按留学生“把”字句的使用正确率划分难易等级,进而排定教学大纲顺序。
(二)成果小结
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多采用问卷调查,也有学者,例如魏红还采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语料多源于问卷,靳洪刚、李宝贵、李遐、成燕燕等学者对其做了另外补充,但样本数量少,均属小规模样本考察;研究角度基本上都是进行偏误分析,总结习得顺序或偏误原因。但李遐则从认知入手,探讨偏误产生的认知原因。黄月圆从情状类型入手,探讨其与“把”字句习得的关系;研究对象多为欧美、日韩以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学习者,未涉及东南亚、非洲、美洲习得情况研究;研究结论多是对偏误进行归类并提出教学对策。但是,本阶段的研究多是通过不同水平习得者对“把”字句的掌握程度来确定“把”字句的习得顺序,然而对学生汉语水平的界定还是个难点。其次,因调查方法、题目、样本量、U型发展及回避现象等因素不尽相同,致使研究所得习得顺序有出入甚至相反。再次,研究多用语法判断测试,不能反映出实际的语言表达能力;虽采用了诸如翻译、造句、看图、口头表达等多种测试手段,但所获语料仍然有限。最后,多数研究并未用统计学方法验证数据的有效性,结果的有效性令人质疑。
二、发展阶段
(一)研究成果
此阶段的研究大致分为四类:(1)从二语习得的影响因素入手探究习得规律,如许晓华从化石化现象入手,分析“把”字句习得顺序。(2)以问卷形式探究“把”字句习得特点、策略,如高小平设置的问卷采用多选形式,之后还对习得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追踪访谈。吕桂云在题型设计上加入了翻译题。
(3)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把”字句表现分析、习得顺序和使用策略的探讨,如张宝林、许晓华、郭理慧、李柏令、由h等都基于北语HSK动态作文语料库进行研究,郭理慧还采用了暨南大学文学院中介语语料;黄自然、肖奚强采用了南京师范大学的“60万字韩国学生中介语语料”;胡韧奋则基于汉语国际教育动态语料库进行研究。(4)分国别分析“把”字句偏误与习得研究。这一阶段对东南亚、中亚、非洲及美洲国家学生习得情况的研究也有所增加。例如,杨柳、程南昌和吕桂云对中高级越南留学生的习得情况分别进行偏误分析和习得顺序探讨;汪翔、张小克则对中级泰国学生进行考察;闻静、谢翠、盛丽则分别将初级印尼、中亚、阿拉伯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不乏对国内少数民族学生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如马世才、李飞、金英实、李新等。
发展阶段仍把“把”字句偏误分析与习得研究作为热点,但偏误分析已从探索性、描述性阶段进入了解释性阶段。多数学者将偏误分为遗漏、误代、错序、误加四类。如在遗漏方面,除众学者提到的遗漏谓语中心词、宾语、补语、“了”外,杨柳、程南昌还提出了方位词遗漏。还有一些学者虽未按这四类进行讨论,但我们也可将他们的分类归入遗漏、误代、错序、误加中。如,朴爱华、崔桓。同类研究还有马世才、王占华、曹丽、李飞、宋洁、崔淑燕、王子嘉、李芳菲等。学者们大多提出采用隐性教学法来规避偏误,如沈丽丽、李柏令等。同时,学者们还关注了回避问题。张宝林详细论述了回避与泛化问题,认为高水平的二语者“把”字句的回避问题并不严重,习得者使用“把”字句的频率并不低,甚至比母语者还高一点,因此并不存在回避一说。但黄自然、肖奚强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回避”是二语习得者的主要偏误之一,其他多数学者也与黄、肖观点一致。由h还发表了《留学生“把”字句偏误之回避现象》等。
(二)研究方法
此阶段多数学者仍偏重于定性分析,但也有定量实证性研究。如吕桂云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运用“卡方检验”和“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统计结果进行验证。黄自然、肖奚强综合运用正确使用频率、正确率的排序及本族人的使用频率,得出韩国学生“把”字句的习得顺序,用蕴涵量表法来探讨验证,进而确定教学顺序。同时,还出现了动态分析的方法。如金英实通过考察七、八、九年级朝鲜族学生的自然习作,最终发现:七到九年级“把”字句使用率基本持平,八年级略有增多;七年级偏误最多的是“把”字句谓语,八、九年级则为“谓语前后成分”;除“谓语前后成分”外,八、九年级的偏误主要出现在“V”上;语序偏误率较低,各年级都不超过8%。
(三)研究角度
多数学者走语义研究路线,讨论过介词“把”、动词、宾语、NV之间、句式、句群等的语义特征。王占华从实践出发,在检验语义特征的解释力,并指出掌握和运用困难的基础上,主张淡化语义,从结构和时间的角度解析“把”字句,提出“把”字句教学顺序。万日升从构式角度出发,划分“把”字句的构式义项并分析义素,在此基础上进行偏误分析,给出了认知角度的解释。许晓华则从化石化角度出发,对“把”字句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四)成果小结
该阶段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之前有了较大进步,但仍存在共性问题。第一,学者们的研究仍局限于语言学视角,缺乏心理、社会文化、认知等视角下研究。第二,语料运用应充分考虑研究语料与参照语料在来源上的可比性、代表性、有效性。第三,研究语料是测试中刻意输出的,样本交际性有待提高。第四,研究多运用共时静态描写的方法,并未进行历时动态性研究,难以描述出语言习得的过程性。第五,缺少试测环节,在正式实验前应通过试测考察实验的可行性,并进行相应调整。最后,重复性二语习得研究较为罕见,重复性验证对寻找令人信服、普遍认同的答案很有必要。
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财务指标上看反应在投资效率,经营效率等多个方面,但财务指标始终是经营结果的反应,可以作为下一阶段经营活动调整的依据,但不能作为企业经济活动理论研究的基础。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内外界非市场因素的因素较大,尤其是中小企业,突发事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巨大。因此,全面的企业经济效益分析,需要将非市场行为或因素抽象量化,并结合经营指标,建立多元统计分析模型。
一、企业经济活动的特点
企业经济活动的特点主要有稳定性较差,非市场因素较多,信息不透明三个方面:
首先,经营活动缺乏稳定性。企业的经营活动缺乏稳定性包括内在和外在的稳定性缺乏,且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中。企业在发展初期,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实力都较弱,且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中。这一阶段的企业经营效益往往随着投入要素的变化更剧烈波动,如新技术的创新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发展阶段,面临的市场环境也不同,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发展方向及其他企业的竞争,都对企业产生直接的冲击。正是由于统计假设和统计要素的不断变化,才使得企业经济效益分析显得十分困难。
其次,非市场因素较多。企业经营活动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水平。许多企业之所以能够不断消除发展过程中的困难,竞争实力和规模效益持续提升,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经营管理者在每个阶段正确的计划,控制和分析。其次,在我国,国家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会给行业发展带来巨大变化。而企业作为行业中微小的一份子,必须充分理解国家政策的意义。非市场因素及其影响对于企业来说是全面和隐形的,难以量化和规律化,因此给企业经营统计分析带来的很大的困难。
最后,缺乏透明性。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及经营指标属于商业机密,不会对社会完全的公开,企业经济的研究者想获取完整准确的数据和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企业自身的统计分析又大多局限在财务和战略层面,并不具备系统研究的能力,同时也没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而对于外部研究者而言,企业公开的信息大多只是经营的结果,或许可以从宏观经济的特征中洞察一定其中的原因。但对企业内部许多经济管理活动不得而知。而这些经营管理活动是企业公开数据真正驱动力。
上述企业经营活动的特点在不同的企业中,或者在同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表现的形式和程度具有较大差异,这也是企业经济活动研究无法形成统一的统计分析模型的原因。
二、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及规律
企业的经济效益通过财务指标及市场指标来体现,财务指标如收入,利润率,周转率,资产负责等等;市场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商誉,市场影响等。对于企业经营指标的评价必须立足企业特性及行业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例如企业的利润率,充分竞争的企业利润率不可与垄断或垄断竞争行业企业进行横行比较。企业经营指标自身也不可以直接以数量大小来衡量,如同宏观经济发展,增长率从10%下降到7.5%,并不意味着发展在走下坡路。而是应立足与实际的发展背景和发展阶段来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统计分析也是如此。
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分析,首先应明确企业经营效益影响因素及其规律,才能建立正确的统计指标和分析模型。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宏观经济环境。在假设所有同类企业的状态都固定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环境对同类所有企业的影响是具有普遍性的。例如,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实施调控,无论是在哪个城市,哪个房地产企业,都是负向的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将受到约束;如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任何一个企业而言都意味者成本的上升。因此,宏观经济因素是企业经济效益分析的基础变量。
企业发展阶段。企业发展阶段是企业经营分析的重要前提之一,只有正确理解企业所处的状态,才能科学地评价企业经营活动。首先,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拥有的资源以及受到的制约是不同的。各个因素对企业经营效益的影响方式和大小也不同,例如资本在企业发展初期可能是核心因素,但对于市场地位稳定后的企业而言,发展方向选择及选择的效率成为最核心的因素。企业发展阶段应作为虚拟变量,是指标筛选和分析的主要依据。
财务指标。财务指标能够反应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从资金流,物流,人流等多个角度解释企业经营活动之间的联系,并反应非市场因素对企业经营活动影响的最终效果。财务指标并不直接反映经营结果产生的原因,而是需要研究者透过数据,解释数据背后关联的经济活动。同时,财务指标的好坏有事会掩盖企业的一些问题,如片面追求财务指标,可能会使企业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难以维持可持续发展。
人为因素。企业的发展,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业务的规模,运作模式等等。企业的每一个活动都是在管理者的指导下进行的。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个人能力直接决定企业的经营效益。而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具有很强规律性的,因此不可将其作为普通变量,而应同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一样,作为虚拟变量应用到分析模型中。在特定的分析时间短,这些虚拟变量可以视为固定。
企业经济效益的全面分析,需要建立在多个虚拟变量的基础上再来研究财务指标以及其他量化的评价指标。多元化统计分析模型的建立,能够将企业经营效益的所有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更加有助于全面理解企业经营效益的好坏及产生的原因。
三、企业经济效益多元统计分析模型
基于上文分析,设定多元统计分析模型如下公式:
其中,H为企业经营效应健康指数,指企业运行是否正常。H取值为-1至1,即不健康到健康;X为财务指标,即财务管理中的综合财务指标,综合财务指标的好坏直接反应企业运行的状态;Y为企业经营能力,表征企业所有者即管理者的能力水平;Z为外部环境指数,用以表征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优劣;C为经营偏离度,指企业发展战略及业务运营与企业发展阶段和经营环境的偏离度,偏离度越大,说明企业经营存在较大风险;
在上述变量中,综合财务指标直接应用财务管理中的综合财务指数,量化可衡量。而企业经营能力、外部环境指数和经营偏离度都是评价指标,分别由一组表征变量进行评估。
企业经营能力表现为企业管理者的能力、企业业务风险大小、企业文化及氛围、企业员工素质等多个方面:
各表征变量下的子变量运用助成分分析法进行筛选和归类。将企业经济活动调查问卷中的大量繁杂指标或数据简化成最后的综合指标,同时保存了原始样本中的信息。不同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数量级,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也不能直接用于多元统计分析,而需要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异,使其具有可比性。如上述变量调查问卷获得的原始数据如下:
上述指标虽然都是数值,但其量纲和数量级具有差异,如经营能力与外部环境是评分,而偏离度则是离差。因此,在原始调查数据收集和筛选完成后,一般常用标准化变换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后再对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筛选相关性较高的变量作为主成分。不同时期的企业,主成分筛选的结果不同。因此,对企业经营效应的分析应选择经营环境和内部组织结果或经营战略较为稳定的区间,才能获得有效的样本。对企业经营分析的采样区间建议以季度或月度进行,因为在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企业的经营策略,业务运营都是依据年度计划进行的,各变量所处的环境相对稳定。
四、结语
从财务指标上对企业经营效应进行评估具有一定局限性,切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企业经营效应应用企业经营健康程度来表征,它不仅反映企业的经营财务指标,更反映企业对经营环境的适应,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等多个方面。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基于发展环境,提示适应环境变化,控制业务风险并及战略调整的能力,才能在快速变化的竞争中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
Abstract:Time-series data of 268 MFIs show that,for MFIs,while the bread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increasing,the depth is declining. Further,using data of 1027 MFIs in 2009 to analysi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onclusions are:formal legal form of organization will inhibit the pro-poor MFIs breadth,and if taking the form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in a larger scale and targeting in the low-end customers,the MFIs will have a larger bread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ormal legal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strict supervision will inhibit the dep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while in the mature stage of the MFIs,the depth of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decline. However,more profitability and bigger outreach will make the MFIs a greater depth.
Key Words:microfinance,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outreach,target market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10-0008-05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随着微型金融机构(以下简称“MFIs”)的不断成长,以及微型金融产业的不断成熟,MFIs赖以生存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引发学者广泛关注的是,经营环境的变化会否导致MFIs偏离其社会扶贫的初衷?莫斯利和休姆(Mosley和Hulme,1998)、默多克(Morduch,2000)、马丁(Martin,2003)等学者通过理论逻辑演绎得到的结论是,在商业化引致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MFIs必然会减少对穷人的服务。而Tchakoute-Tchuigoua(2010)利用202家MFIs2001—2006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的法律组织形式对MFIs绩效(包括社会绩效)的影响。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当选取的绩效指标不同时所得结果并不一致。卡尔和德米尔居奇(Cull和Demirguc-Kunt,2009)研究了政府监管对MFIs社会扶贫的影响后给出的结论是,监管将抑制以利润为目标的MFIs向穷人和妇女提供服务,但对不以盈利为目标的MFIs没有显著影响。此外,Hishigsuren(2007)指出,规模扩张也有可能导致MFIs偏离其社会扶贫的宗旨。因为,当MFIs努力扩大规模时,其将倾向于向更富裕的客户提供更大额度的贷款,并采用更为严格的贷款筛查程序将风险较大的穷人排除在外。
显见的是,以上文献都强调了经营环境某一方面的改变对MFIs社会扶贫深度的影响,而没有将这些经营环境纳入一个整体分析框架,也没有分析其对MFIs社会扶贫广度的影响。那么,随着经营环境整体的改变,MFIs的社会扶贫功能是否改变以及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哪些环境因素诱发了这样的改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二、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演变
本文利用268家MFIs2004—2009年间的数据,对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演变,从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两个维度进行刻画,结果见表1。值得说明的是,根据统计数据,目标市场为小商业企业的MFIs平均贷款额度最大,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本文都将其相关数据汇总到目标市场为“高端”的MFIs。
表1数据中,覆盖力表现的是社会扶贫广度,而目标市场反映的是社会扶贫深度。从该表数据可以发现,在2004—2009年的6年间,覆盖力为大和中等的MFIs越来越多,覆盖力为小的MFIs越来越少;但与此相对应的是,除2008年略有不同外,其他年份都呈现出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越来越多,而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越来越少的趋势。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虽然整体而言,MFIs的社会扶贫广度在增加,但其社会扶贫的深度却在下降。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及数据
本文分别以覆盖力和目标市场作为MFIs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的指标,以法律状态、是否盈利、是否监管、发展阶段、是否金融中介、发展规模以及是否可持续作为MFIs经营环境的指标,利用1027家MFIs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见表2)。
(二)实证结果及解释
1.影响社会扶贫广度的因素。本文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的多分类Logist回归模型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在回归分析过程中,本文采用了逐步筛选法。篇幅所限,下文都只列出全部变量显著的结果。模型拟合信息、模型估计结果及参数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4和5。
表3对模型中所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进行似然比检验,结果P
表4的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法律状态、是否金融中介、是否监管、发展规模和目标市场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是否盈利、发展阶段以及是否可持续对扶贫广度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当P
(1)正式的法律状态会抑制MFIs的扶贫广度。结果表明,相对于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覆盖力为“小”的MFIs,其法律状态为“正式”,即以银行、乡村银行、信用社/信贷联盟及非银行金融中介组织等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而以非政府组织形式存在的概率较小。表明法律状态越正式,覆盖力越小,而扶贫广度相应也小。
(2)采取金融中介组织形式的MFIs,扶贫广度更大。相对于覆盖力为“小”的MFIs,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其采取金融中介组织形式的概率都更大。但覆盖力为“大”的MFIs,其采取高度金融中介的形式更多,而覆盖力为“中”的MFIs,其采取低度金融中介的形式更多。
(3)发展规模越大的MFIs,其扶贫广度也更大。结果表明,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其规模为“大”和“中”的概率都更大。并且,发展规模大的B系数值较大,说明发展规模越大,对覆盖力的影响越大,对社会扶贫广度的影响也相应更大。
(4)定位于“低端”客户的MFIs,其扶贫广度更大。目标市场的参数回归结果都为负数,表明相对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覆盖力为“小”的MFIs其目标客户定位于“高端”和“广泛”的概率都更大。
2. 影响社会扶贫深度的因素。采用同样方法,本文对影响社会扶贫深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拟合信息、模型估计结果及参数估计结果分别见表6、7和8。
表7的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法律状态、是否监管、发展规模和覆盖力对扶贫深度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是否金融中介、发展阶段以及是否可持续对扶贫深度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分析表8的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会抑制MFIs的扶贫深度。相对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目标市场为“高端”的MFIs,其以银行、信用社/信贷联盟及非银行金融中介组织等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以农村银行和非政府组织形式存在的概率较小。而目标市场为“广泛”的MFIs,其以银行、农村银行、信用社/信贷联盟及非银行金融中介组织的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
(2)是否盈利对社会扶贫深度的影响。参数结果为负数表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相对于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其盈利的概率更大。这一结果意味着,对于MFIs而言,服务于低端客户,可能比服务于高端客户更能获得利润。
(3)严格的监管会阻碍扶贫深度的扩大。结果表明,是否监管对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有显著影响。并且,相对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前两者受监管的概率更大。这一结果说明,监管概率越大的MFIs,其定位于高端客户或广泛的概率越大,定位于低端客户的概率越小,其扶贫深度也越小。
(4)MFIs的规模越大,其社会扶贫深度越小。参数结果为正数表明,相对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其发展规模为“大”和“中”的概率也更大。
(5)扶贫广度的扩大有助于扶贫深度的扩大。结果表明,覆盖力对扶贫深度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且,由于系数为负值,说明相对于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获得较大覆盖力的概率更高。由此证明,覆盖力越大的MFIs,其扶贫广度越大,扶贫深度也越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68家MFIs在2004—2009年间的数据,对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演变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在过去6年间,整体而言,MFIs的社会扶贫广度在增加,但其社会扶贫的深度却在下降。进一步地,利用1027家MFIs2009年的数据对可能影响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内、外部环境因素进行量化,并纳入整体分析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法律组织形式、是否金融中介、发展规模、目标市场都会影响到MFIs的扶贫广度。并且,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会抑制MFIs的扶贫广度,而采取金融中介组织形式的MFIs、发展规模越大的MFIs,其扶贫广度也更大。此外,本文发现,越是定位于低端客户的MFIs,其扶贫广度也越大。
第二,法律组织形式、是否盈利、是否监管、发展阶段以及覆盖力都会影响到扶贫深度。并且,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和严格的监管都会抑制MFIs的社会扶贫深度,同时,随着MFIs自身的发展成熟,其确实出现了使命漂移,偏离服务于穷人的社会扶贫初衷。不过,盈利能力越好的MFIs,以及覆盖力越大的MFIs,也更愿意服务于低端客户,其扶贫深度也越大。
第三,是否可持续对MFIs的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似乎难以解释,因为,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保障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前提条件。不过,如果考虑到对MFIs的无偿捐赠和各种政策扶持仍然大量存在,这一结论就具有合理性。这一结论从侧面说明,在MFIs尚未实现可持续发展之前,各种捐赠和政策扶持对于保障MFIs社会扶贫功能确实具有积极作用。
以上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首先,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由此,是优先服务于更穷的人,还是优先服务于更多相对富裕的穷人,就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其次,金融中介组织形式和更大的规模都有助于扩大社会扶贫的广度,这给我国MFIs今后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第三,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严格的监管都有助于MFIs安全有序的发展,但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和严格的监管都会抑制MFIs的社会扶贫深度。因此,如何在MFIs安全有序发展的前提下,以及如何在促进MFIs的发展成熟中,保障MFIs的社会扶贫功能,将是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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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油藏描述的概述
油藏描述,简称R D S技术服务(ReservoirDescriptionService),就是以多种地质学科理论为基础,以计算机为辅助手段,对油藏的各种特称进行模型重建的过程。
油藏描述的突出特点体现在从单井到多井的飞跃、单学科到多学科的综合和定性半定量到定量的飞跃。其中要将多学科结合起来并促进油藏描述技术的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不断提高和发展单相技术水平,单相技术是整个油藏描述的基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着多学科技术的综合效果。其次,应把地质统计学更广泛地应用于油藏描述。由于地质统计学综合了多种油藏描述所需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广泛应用必定能推动油藏描述的发展。再次,要致力于建立完善的综合运用多学科以实现高效油藏描述的机制,只有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综合后的效力才能发挥到最大。
根据油藏描述技术发展的历程以及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可将油藏描述技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为技术积蓄阶段,发展缓慢,主要是理论知识的积累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为确定描述技术及描述流程阶段,以沉积学、构造地质学、储集层地质学的理论为指导,将多学科融为一体,能对油井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快速发展阶段,通过计算机科学的应用建立三维定量地质模型,并运用随机模拟技术,使描述和预测的准确性不断提高。
2 油藏描述技术的特点
油藏描述技术在新世纪有了很大的发展,与之前的传统油藏研究有了很大的不同。总结这些年国内外油藏描述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列出了油藏描述的以下特点。
2.1 整体性
油藏的各个系统属性从本质上是一个整体,现代油藏描述也将油藏的构造、地层、储集层、油气水等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研究。油藏描述工作要遵循从一维“井剖面”到二维“层”的描述最后再到三维整体描述的三步工作程序,依靠完整的描述系统对油藏进行整体性描述。
2.2 综合性
油藏描述是一门集多种学科为一身的综合性学科,需要地质学、数值模拟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理论的共同综合,因此,在油藏描述中进行合理的统筹规划至关重要。
2.3 预测性
现代油藏描述不仅要准备描述地下油藏的三维特征,更要的是利用较少的资料准备预测出油气藏的属性等具体细节。
2.4 阶段性
油藏描述贯穿于勘探开发的全过程。由于不同开发阶段的任务不同,所拥有的资料不同,因此不同开发阶段油藏描述所要描述的重点内容和精度的不同,要根据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描述策略,因此油藏描述具有阶段性。
2.5 先进性
现代油藏描述需要先进科学技术的辅助才能完成,新学科的发展使油藏描述的精确成为可能,因此在实际的应用中尽量采用各种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和方法,使人们亲身领略到地下油藏的三维面貌,紧跟时代的发展。
2.6 早入性
油藏描述要在油气藏发现之初开展,油藏描述进行的越早越好。
3 油藏描述的重要技术
3.1 层序地层学对比方法
层序地层学就是根据钻测井和地震资料,结合实际的沉积环境和岩相地理解释,对地层层序结构进行综合分析的地层学分支学科。油藏描述的重点是解决发现油气藏之后的地层问题,因此可以利用层序地层学对比方法有效揭示其三维配置关系,并为地层对比和沉积相分析提供一个理想的年代地层格架。运用层序地层学建立高分辨率的地层框架,根据低级次旋回特征进行局部地层精细对比,可以为精细油藏描述提供基础。因此,层序地层学的对比方法可以对油藏描述提供基础性的帮助。
3.2 广泛地将地质统计学应用于油藏描述
现代油藏描述中需要提供准确的油藏数值模型,尽可能的减少不确定参数。由于常规统计方法不能很好的应用于油藏描述,油藏的模型是非均匀化并伴有随机性的,因此,为寻求油藏描述各项特征参数的新方法,近年来区域化变量理论和随机模拟理论为油藏描述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使参数估计更为准确。因此地质统计学在油藏描述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包括参数估计与储层非均质性研究。
3.3 应用储层微观结构模型方法
用来描述储集空间填隙物中粘土矿物的类型、数量及其与空隙空间位置关系的模型被称为储层微观结构模型。构建此模型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提示填隙物是否具有敏感性,减免与岩石的地层损害。
岩石的损害对于油藏描述非常不利,因此,我们要根据岩石损害的不同原因寻求有效的处理措施。岩石损害的主要机理是由于储层的组分的溶解度不同而使颗粒脱落,矿物溶解重新沉淀,流体冲击引起颗粒运移,地层与流体之间的化学不配伍。因此,将储层微观结构模型方法运用于油藏描述中可以大大的减少储层敏感的因素,使油藏描述更为精确。
4 油藏描述技术的发展
随着各学科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油藏描述应用新技术、新方法的节奏迅速加快。在当前油藏描述领域中,油气田开发面临的地质问题也更为复杂,因而需要多学科综合的油藏描述软件。综合油藏描述学科的特点,该学科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向多学科协同的方向发展,工作者们要致力研发出集成化描述软件,理论研究向系统化、理论化和精密化方向发展。未来油藏描述的宏观研究规模将更大,微观研究将更深更细,紧密结合多个学科,从定性向定量向预测方向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油藏描述功能将更加完善,解决地质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将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5 结束语
油藏描述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不断进步,多学科的不断融合也将推动油藏描述的发展。当前的油藏发展技术实现了从二维到三维、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的飞跃。当前油田勘探状况尤为复杂,为了适应实际油田工作的需要,为了顺应学科的发展,急需开发油藏三维动态描述的新技术来加大油藏描述的应用价值。科学家们在探讨油藏描述的新方法,争取使油藏描述在工业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Abstract】Statistics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This paper simply expounded the situation of health management statistics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laborated the existed problems in some medical university and presented corresponding proposals, in the hope of making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health management statistics education.
【Key words】Health management statistics;education;situation
【中图分类号】G633.26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2)05-0004-02
当前,无论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医疗服务的监管,还是传染病的预防控制等卫生管理工作,都需要统计信息的智力支撑。统计学在卫生事业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实践证明,医学统计学已成为提高科学管理水平的重要保证之一。卫生管理统计为各级卫生机构提供信息价值较高的决策依据,实现管理的精细。高校提高卫生管理统计学的教学质量,培养高质量的卫生管理统计专业人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简要对比了国内外卫生管理统计学的教学现状,并详细剖析了国内某高校的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引起各卫生管理相关专业教学与科研人员的重视,为进行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一、国内外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学现状
英、美等国的医学院校中,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学往往融合在医学统计学的教学中开展,结合不同的专业开设相关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同时根据培养的目标和层次不同,实施两阶段的教学,如在大学本科基础教育阶段进行基础的医学统计学或卫生统计学基本理论、方法的教学,而在实习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结合不同专业的需求开设高级统计学方法以及应用型统计学方法的教学,其中在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以及卫生管理专业的统计学教学别强化了卫生管理统计学技能与方法的培训。日本的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学则更多的集中在大学生的毕业后继续教育过程中,这也和日本的教学管理体制别注重毕业后的职业和继续教育有关。
我国从1948年郭祖超教授编著的《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出版并被当时的教育部定为大学用书算起,在医学院校中开设统计学课程已经有60年的历史。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医学院校的培养专业层次的不断丰富,医学院校中的统计学教学不断分化为医学统计学、卫生统计学、卫生管理统计学、教育统计学等分支。特别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设立卫生事业管理本科专业后,“卫生管理统计学”的教学就成为了该专业科研能力方法培养的必然需求。但由于专业培养定位、课程分类等问题,国内大多数院校在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统计学方法和能力的培养上,仍然选择进行基础的医学统计学或卫生统计学的教学,没有与其他医学专业形成专业的区别性和针对性。
二、某高校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学现状
早在1954年国内某高校便由国内卫生统计和医学统计学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的薛仲三教授在当时招收的卫勤管理干部学员中开设了“卫生统计学”的课程,主要讲授卫生管理统计的基本流程、卫生统计报表的制作以及基础的卫生统计分析方法等。随着卫生统计学学科的发展,卫生管理干部培训的需求以及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本科学生的招收和培养,卫生管理统计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主要讲授卫生事业管理和医院管理中各类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统计报表的设计制作以及卫生工作调查的方法等,用于培训各级卫勤管理干部。目前,该校卫生统计学教研室按照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在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中开设了“卫生管理统计学”的课程。该高校拥有专业的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师队伍以及较为完善的教材讲义,卫生管理统计学的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某高校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医学统计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卫生管理统计学在该校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在教学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不强。
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的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学的教学内容与其他临床医学、麻醉、护理等专业的教学内容相近,教材仍然使用国家的统编的《医学统计学》教材,没有相关卫生管理统计学专门的教学内容设置和实践环节的训炼,没有达到专业化教学的目的。
2、学生对卫生管理中的统计工作缺乏了解。
卫生管理统计工作是卫生事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日常卫生管理工作的开展、政策的制定及卫生措施的评价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是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必须了解的重要内容。而目前在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的专业课教学中缺乏该部分内容的介绍,在统计学的基础训练模块中也缺少相应教学内容的安排,使得学生对该部分的知识了解甚少,如对医院常用的统计指标、人群常用的健康指标等缺乏了解,影响其毕业后相关工作以及卫生管理科研的顺利开展。
3、学生的卫生管理科研的基本素养缺乏锻炼。
由于卫生管理科研工作的开展有着区别于医学临床与基础科研的特殊性质,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本科学生虽然通过医学统计学课程的学习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数据收集及处理方法。但是,由于目前公共(卫生)事业本科学生缺少卫生管理科研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系统训练,导致了其在开展卫生管理科研实践工作中的思路不够清晰,方法选择不够合理。在毕业论文的设计、撰写以及毕业后的管理工作和科研实际中不能正确地选择和应用卫生管理统计的科研方法,影响了论文和科研的质量,同时不利于实际管理工作的开展。
四、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学改革建议
为了克服当前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本科专业卫生管理统计学中存在问题,提高教学和专业培养的质量,十分有必要对当前的卫生管理统计学的教学内容和实施方式进行适当的改革和调整。
1、建立“双模块”教学模式。
目前,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卫生管理统计学的教学,完全照搬医学统计学的教学模式,没有形成针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特点的教学模式。针对此现状,在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本科学员进行基础的医学统计学科研方法训练的同时,应增加卫生管理统计学的教学模块,形成“基础医学统计学训练+卫生管理统计学专业训练”的“双模块专业化卫生管理统计学”教学模式。基础的医学统计学教学模式只要培养学生统计思维能力,掌握对医学研究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的基本方法与技能。卫生管理统计学专业训练培养学生解决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2、尝试多元的实践教学形式。
改变传统的教师说教式课程教学方式,教学中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形式,培养学生“主动实践”理念,提高学生卫生管理统计知识的应用能力,并加强学生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工作的了解。例如,可尝试案例式教学、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方法等。案例式教学形式,可通过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中的实例,介绍卫生管理统计学在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中的作用及应用。PBL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的问题为中心,用问题把已有知识和未知知识联系起来,学生在问题讨论、相互激发、协作和互助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引导学生自主参与教学。
3、增加软件实习教学。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数据的处理基本都依赖于计算机软件。统计软件的使用使得卫生管理统计在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中数据的处理变得简单化。卫生事业管理的学生将来开展卫生管理科研实践工作中必然用到统计软件,所以在教学中有必要加强学生统计软件的训练。软件实习的教学能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实际操作练习,把理论知识与实际数据结合在一起,把一些抽象、难懂的统计理论和方法直观的展示出来,培养学生应用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基本的统计软件方法,不但有利于学生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也有利于将来管理工作和科研实际中应用卫生管理统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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