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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人民公社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已成为乡村个体化的需求,乡村个体化也为农村宗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机会,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必须结合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个体化的出现对中国农村宗教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这说明,乡村的个体化形成推动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本文就个体化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的问题进行以下研究。
一、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现状
(一)宗教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
随着宗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发展,社会的世俗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日益严重,当代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不能仅通过宗教本身发展变化与国家政策中追寻答案,不能单一从宗教本身性质方面进行探讨,更不能否定宗教本身特点的重要性,将视线拓展到社会中,综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农村的个体化促进了农村宗教的发展,导致了中国农村宗教迅速发展的现状。
(二)以基督教为主要的
在农民生活的流动性为农村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的前提下,基督教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很多,根据基督教本身的特点而言,基督教组织性极强,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增强了信徒的归属感,其独特的管理体系,提升了教会信徒的凝聚力,并通过极强的传播性从而够成了这个庞大的组织。在其教会内部,信徒相亲友爱、团结互助,富有极强的归属感。乡村个体化在促进基督教发展中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基督教自身的特点与农村个体化的融合,为基督教契合个体化农村社会需要创造了坚实基础。因此,中国农村大多选择基督教为重要。
(三)多种并存现象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较为多样化,基督教、家庭教会、三自教会等遍布城乡社会,通过其组织结构的严密与完善的管理体系,促使的传播更加广泛,进而形成了巨大的组织机构。近年来,为给行动不便、年老体衰的信徒提供方便,许多农村地区频繁的出现家庭教会现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集会的形式,通过互助的方法使人舒缓愁闷、焦虑的心情,家庭教会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信徒的日常生活需要。使每位信徒有着共同的信仰与理念,借助精神理念使集体更加团结,随着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多种并存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
(一)个体化与基督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的基督教在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督教在个体化之前并没有在中国农村广泛推广,通过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理念得以改变,农民逐渐了解的自由性,由排斥转变为认可。个体化的出现,在改变农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将农民从传统的束缚中得以解脱,加强农民选择自由的意识,由于农民在信仰上逐渐实现自由化、多元化,致使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从社会角度分析,个体化便是造成基督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个体化与新兴宗教的关系
中国农村的宗教主要属于分散性宗教,当代社会逐渐趋于个体化,中国原有传统的理念以逐渐消散,在此时期,的自由性得以实现,新兴宗教成为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兴宗教之间的竞争当中,基督教在农村宗教市场占据强有力地位,在众多新兴的宗教中,基督教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在个体化的村庄里新兴宗教得以崛起。这些新兴宗教的传播,历史关联性极强,个体化的出现为新兴宗教提供转变的契机。
(三)个体化与农村宗教组织的关系
农村宗教组织的发展依赖于个体化的存在,改革开放以前,宗教组织在农村体系中并不被看好,农村居民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其发展状况十分困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的社会体系得到巨大改变,农民的思想逐渐开放,乡村体系个体化之后,人们不再干涉他人的,在传统社会中,农民主要靠各个阶层的领导解决问题,进入个体化后,农民的自主意识增强,个体化将意味着传统意识的消失,使人在行动上得以自由,严格意义上讲个体化是导致中国农村宗教组织发展的必要因素。
三、结语
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经历了及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农村实现个体化发展,为宗教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于宗教的迅速发展,农民应保持理性对待,尊重信徒的宗教活动与信仰,提倡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通过了解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与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结论:个体化的存在促进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晓荣.新农村建设中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农学通报,2012(02):155-159.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不同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质的差异,即在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城市自兴起的那个时刻起,其社会结构就与农村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文明的表现首先在于地缘关系打破和替代了农村所存在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所谓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基础条件及文化氛围[1]。虽然农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是与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够对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响和制约的因素,要比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围广阔的多。
1.农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
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以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领有主导的地位。
2.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先后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因为各个地方的不同人员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环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适应其中。
3.农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
农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语词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
三、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的时间原因和地理的空间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有的乡土农业文化和都市工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异质并存,体制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2],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在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总体差异,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乡村是圣贤期待心理占优势,而在城市则是独立自主意识占优势。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如乡村社会第一代人表现为苦难的忍耐和听天由命,而城市社会的人则表现为解放的追求和艰苦创业;如对第二代人的比较:以食为天、故土难移与忍辱负重、游离谋生;对第三代人的比较:压抑的变态欢愉与新生的困惑奋起;对第四代人的比较:不畏天命的发财意识与自觉平庸的享乐主义。
四、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整合
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
1.城镇化的发展决定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的连通、行政区划的调整、卫星城镇的建设、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立、郊外大学城的发展、一小时都市圈的规划等,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确立了大都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2]。
2.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乡民、市民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着共同的民族精神。这就是:爱乡爱国、团结统一、平和勤劳、自强不息、入世乐生、包容天地。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属于民族的整体,它超越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的限制,促进了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民俗传习。
3.“移风易俗”的倡导与推进将最终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风易俗”看作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则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时空变化对风俗的必然要求,体现出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移风易俗”既有伦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时空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
在城镇化、市场化、知识化、现代化的驱动下,城乡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更反映在精神观念的层面。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观念的互感,并从深层推动着城乡民俗的整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之时,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这两条轨迹便会融为一体,变成一条轨迹,从而构成华夏民俗板块,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但也许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完成。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212-01
一、现代农村业余文化具有的独特性
(一)农村业余文化具有季节性。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种地,所以农民的业余生活是随着农忙农闲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农村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这就需要农民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与之相适应。由于农忙时农民所需的文化是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所以娱乐需求相对较少。但在农闲的时间,由于空闲时间多,文化的需求主要是娱乐需求多些。娱乐需求的高峰期是春节前后。
(二)农村的文化还处于过渡时期。由于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民受到外来各种观念的重大冲击,使得农民对传统娱乐失去兴趣,但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使得旧的文化解体,新的文化娱乐方式还没有形成。使得农村文化处于“尴尬”阶段。农村文化处于过渡的阶段,这时候是最薄弱的,如果不尽快形成先进的文化来化解这一情况,赌博等一些不良风气就会肆意盛行。
(三)农村文化的发展不平衡。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差距开始拉大,如:公共设施的建设,城乡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展的活动,人员队伍的素质等等各个方面。随着农村以家庭消费观念深入人心和长足发展,这种“私性文化”的文化与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村传统的公共文化如:舞狮子,扭秧歌,戏班等等都已经销声匿迹,这些草根文化主要受到农村设施落后和农民观念变化的限制。农村文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农民精神生活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所以,迫切需要先进的文化来补充,否则不良腐败之风会滋生发展。
二、现代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现状
(一)农民的文化基础设施落后。农村文化的基础设施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基本保障,是提高农村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保障农民文化权益的基本条件。现阶段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从而大大的制约了文化的向积极方面发展。
(二)文化的建农民没有积极广泛的参与。农民缺乏农村文化建设的热情。主要原因是现有的文化活动不能满足农民的本质需求,与农民的生活差距大,没有贴切生活化。例如:目前多数电视节目都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农村,农业的影视作品相对较少。
(三)文化活动与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差距较大。有于传媒信息,农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农民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他们有了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现阶段,由于政府加大对农村的文化进行建设,如:建设乡镇的综合文化站、农村图书馆、有线电视户户通等重点惠民的文化工程。但是,这些活动不能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这些文化设施和活动离农民的文化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对策思考
(一)立足于农村实际,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投入力度
要建立适应农村的文化设施项目。加大对农村图书馆,各种文化站等惠民的文化工程。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文化设施。例如:来宾市的“三求”惠农工程得到了国家,自治区等领导的高度重视,自身创新思路,超前的谋划,科学的决策,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努力营造出现代农村文化氛围
利用各种传媒方式宣传党对农村文化方面的方针政策。让全社会关心参与建设农村文化,加强文化方面的教育工作,提高农民文化素质,鼓励创作关于农村文化方面的作品,营造文化氛围为农民更好的服务。例如:来宾市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造势,使“三求”惠农工程深入人心,使来宾市各个部门增强责任心,农民热情高涨,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
(三)因地制宜,拓展现代农村文化建设多元化渠道
要加大农村文化市场监管机制和加大整治力度,防止不良文化侵蚀农民思想。例如:来宾市在做文化建设方面都是结合本村庄的新农村规划相结合,根据来宾市各个民族文化,设计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多种建设方案,共各地选择。
(四)政府加强引导,呼唤起农村群众的文化自觉性
加强引导鼓励农村民间艺人组织文化活动,积极探索和发展为农民服务的特色文化,努力引导农民形成良好互动,把农民吸引到文化建设的项目上来,让农民成为文化的真正受益者和建设者。
四、结语
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以及劳动争议都是引起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其中征地拆迁是近几年来发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是原因,该种原因导致农村社会,,矛盾现象十分突出。政府不能对上述现象进行有效的治理,只是一味的进行压制,对社会以及经济发展都有十分严重的影响。农村发展以及城镇规划建设是解决上述矛盾的主要途径,因此相关领导以及责任人一定要提高对村镇规划工作的重视程度,真正意义上的进行新农村建设与发展。
一、社会管理创新趋势下的新型村镇规划
特殊性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显著特征,我国为促进城乡发展,实行一系列制度,例如城乡二元体制等,但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在某些方面仍然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共性。国家建设以及社会契约是西方国家在实际进行发展时采取的主要政治思路,发展中国家为追求经济发展,不断发展工业化以及现代化,最终导致农村在实际进行发展时也出现相关的国家建设特征,也可以说是由政府对空间规划以及工业化进行指导,这不仅是我国农村建设的未來发展趋势,也是全世界人民在发展时体现出的未来方向。现阶段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家建设思路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与需求,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创新,从真正意义上促进社会以及经济发展。
1.村镇规划主体以及规划方式的变化
政府、专家、民众以及非政府组织共同构成完整的规划主体,在实际进行转变工作时需要上述人员一同参与完成。政府推动、专家制定规划是传统的国家建设思路下村镇规划的主要形式。我国自从20世纪初期就对规划方式进行一定的改变,民主规划应运而生。但民主规划不是指在进行规划工作时完全交由民众进行,而是需要各部门一起协调合作完成。规划方式变化主要是由规划主体变化所决定。新型的城镇规划工作逐渐摆脱传统的国家建设思路,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化,该种方式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
2.规划内容与规划观念的变化
规划方式从“国家建设”向“社会契约”的方向发展,这也使得规划理念与内容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在“国家建设”思路下,规划内容是以空间规划和建设为核心,并直接为工业化、国家利益服务。而在“社会契约”的规划方式下,规划理念转变为以地方和民众利益为重;相应的规划内容则从单一的空间规划演变为社会、经济、文化与空间等共同构成的综合性规划。实际上,村镇规划已经成为了广义上的社会治理。
(1)社会发展:成熟的社区是社会能够得以自治的基础。西方理论很早就指出,具有相同兴趣的人组成社团,是地区自治的基础。只有使得村镇居民具有地方的归属感和主体性,才有可能实现由当地居民主导的具有地方性的发展。因此,村镇规划的首要任务是形成并发展农村社区。早在2000年,国内的规划师即提出小城镇规划的根本任务是社区发展。针对我国农村居民的实际状况,农村社区发展的首要任务即是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2)经济发展:地方经济的持久是村镇得以发展的根本。“国家建设”思路下的村镇经济发展基本是以现代工业、土地开发为主,忽略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性及利益的本地化。转变社会治理方式,应以村镇地方社区为基础,进行地方本土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地方经济的特殊化、特色化是重要的、不易的课题,但却必须要面对。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完成工业化任务,而不是孤立地推进工业化;并处理传统工业化道路存在的种种弊端”。在这样的规划理念下,村镇规划应转变规划方式,不再仅仅是规划工业区和招商引资,而应着重引导地方社区对所在地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再利用和发展,积极推进地方特色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将重心放在对地方产业创新力的培育上。
(3)文化与空间发展:“国家建设”思路下的村镇空间规划是村镇规划的重心,其本质是对城市集中空间的开发。而在“社会契约”的新型规划下,村镇空间规划的核心应放在保存农村的文化与空间特色上;村镇空间规划的首要任务则是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
二、村镇空间规划的首要任务: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
空间规划始终是规划师的技术核心。对于新型村镇规划来说,社会、经济与文化规划先于空间规划进行,而空间规划的部分则仍需要规划师及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新型的村镇规划不再以城市为核心,而应首先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保持农村的特色文化与空间资源,物尽其用。这个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规划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城乡资源的整合与空间结构规划。城乡空间包含城市、产业、村庄、农田、水源、林地和湿地等多种不同类型的资源。村镇空间规划需首先完善各类资源的空间分析,并进行各类资源的发展策略与空间发展规划。这个规划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城乡资源贯通开敞发展的空间骨架,完成各项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整合、在城乡之间的互补和自由流动。
(2)农村特色空间的保存。农村特色空间,是指农村分散的自然形态,也指农村特色的文化、社会与空间资源。在空间结构规划的基础上,新型村镇规划尤其强调对村庄、农田和林地等农村特色资源的保存与利用,切不可采取在“国家建设”思路下以城市为中心、“消灭农村”的发展方式。
(3)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城乡—体化规划。城乡空间的内在结构是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基础。其中,基础设施包括路、电、水、气、信息和生态环保等设施,应逐步从城市向周围农村地区延伸;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培训、养老和保险等,应逐步取消城乡二元制度的限制,并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的均等化和—体化。
三、结语
就空间规划来讲,新型的空间规划,应转变规划实施的主体和内容。规划应从政府主导向地方社区自主转变,并寻求政府、专家、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等共同行动的多元合作模式;规划内容应以培育地方社区与经济为首要任务,并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保存农村的特色空间,探索并实现城乡资源的整合、流通,促进村镇因地制宜地发展。
参考文献:
一、“文化下乡”现象与影响
1.“文化下乡”及存在的问题
“文化下乡”活动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一个组织项目,推行者为中央政府,执行者为各级地方政府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推行此项目的目的在于达到“惠民”即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社会效益。
“文化下乡”活动,内容包括电影电视下乡、戏剧艺术下乡、图书报刊下乡等。各级政府都会组织艺术团、戏剧团在地方农村巡回演出,电影巡回播放、以及在农村设立图书室等。这些做法看起来都是很好的,实施过程中的花费也是很多的,然而收效如何,就不能仅从表面上来看了。就拿剧团下乡演出来说,一般情况下,省政府组织省剧团、到某一个县演出,名曰“送戏剧下乡”。出发的排场都会很大,名号很响。到达目的地后,周围乡镇很多人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观看节目,轰动几天,人群爆满,座无虚席,场周边也会有很多人聚集观看,人们的兴致一般情况下都会很好,互动故障很卖力。当节目表演完后,剧团就出发到另一个地方或回去了。当剧团走后,村民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去,茶余饭后,将看到的演出或演出的人员作为一种谈资闲聊。这种“送”的文化并不会在农村得到更持久的存在。
2.“文化下乡”存在问题的相关原因
从前面所述之中可以看到,“文化下乡”活动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城乡差距是事实。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距很大,这是当今社会诸多问题之中的一个,是无可避免的,人们必须去面对。城乡差距,在医疗、卫生、教育、保障等等诸方面都有表现。在文化方面,“文化下乡”本身就是一种表现,因为农村文化水平不高,这是由教育资源、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其次,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欣赏水平有限。当雅文化与俗文化相撞时,表面上会出现排斥的现象,这是“送”的文化与农民“要”文化之间的冲突。客观的说,农村的文化环境与城市是不同的,当文化从作为“文明中心”的城市扩散到作为“文化边缘”的城市时,它所传达的价值不同于农村原有的价值。农村的原有生活结构不会因为一次两次文艺演出而发生根本上的变化。所谓的文化也不会真正的被人们接受,那些并不适用于农村生活。
再次,农村的本土文化与城市的大众文化有差别。农村有其独特的本土文化形式和文化体系,称之为俗文化也好,民间文化也罢。相较于城市外显的文化形式,它的存在大多是隐性的,并且需要发掘的。农村的思想观念仍较多的保存着中国传统的思想成分,较为保守。当一种外来文化侵入时,大多选择排斥。“文化下乡”所送的更多的是带有城市的价值观念,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矛盾就存在了。
3.影响
“文化下乡”活动由政府组织,其影响自然是巨大的。该活动的范围波及全国各个地市,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地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实际上,各地的文化活动还是比较能够结合当地的文化传统的。如,河南地区主要以豫剧团下乡演出为主。然而具体到地方以后,这种文化的波及程度就大大降低,颇有些雷声大雨点小的态势。文化下乡带给农村的除了新鲜之外,也是城乡差距的真实体现。人们可以亲眼看见其中的不同所在。文化下乡活动是一种文明普及的方式,它能够将城市中的好的一面展现在人们面前。笔者认为,如今农村向城镇移民趋势的加剧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文化下乡并不能在农村将文化持久的传播下去,它是具有暂时性的和间歇性的,没有可以根植文化的机制。
二、农村城镇化与文化建设的对策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的文化建设有一定的进步,如前所述,“文化下乡”和活动对农村文化建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单纯的文化下乡活动并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未得到有效的利用,城镇规划过程中,综合文化站的设备、物资、人员等变动频繁,文化设施和物资被随意挪用;农村文化工作人员年龄较大,队伍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没有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和激励机制;居民参加文化生活的方式单一,可供农村居民参加文化活动的途径、渠道十分有限、形式也很单调,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现象普遍存在,“文化下乡”的作用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当下的文化需求。文化下乡活动在近年来不断出现一些令人不满意的状况,然而国家政策还在提倡这种做法。虽然文化下乡的作用不能完全抹灭,但是,以目前的方式发展下去,前途是十分渺茫的。近两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由“文化下乡”到“文化进城”,由“送”文化到“种”文化,这是文化推广的一种新的思路。从目前一些地方的发展效果来看,还是很有前景的。
文化的认同问题是一种身份形象的生产,在原本的“文化下乡”的模式中,文化被标以“城市”的标签,它融入农村群体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在农村发掘和发展当地文化体系,塑造出当地的文化形象,才能将文化植根于民众之中,通过这种内生机制,村民能够很好的接纳这一文化体系,并且融入其中,发明再创造。这样,在有意无意间,现代社会的元素就会被融入其中,被人们接受。当一个地方拥有自己的文化体系之后,人们的观念自然就可以提升,能够更好的接受外来的文化价值。此外,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需要得到政府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地方教育部门和文化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建立多元化的文化交流渠道,多形式的文化建设机制和文化参与模式。在文化建设的同时,要建立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农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同时也可以加大志愿者队伍的建设,通过政府建立群众文化场所以及对文化志愿者的奖励机制,成立文化志愿者的服务队伍,整合多种文化资源,拓宽公共服务的渠道,最大限度的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
参考文献
[1] 邢红梅,谢士法,于彩辉.城市化视域中的农村文化建设[J].河北学刊.2009(7).
[2] 张志坚.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科技信息.2008(35).
第一,一些城市政府在有意无意套取农民的土地资源,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非常多。随着农民进城,农村的空壳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只剩下老弱妇孺留在农村。这不仅影响到农村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导致农村的传统文化、信仰的空洞化,对农村的打击很严重。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全面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发展生产、改变生活方式,还是建设文明乡风、改善人居环境,都离不开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本文以“非农化与农民意识的变迁”为视角,针对已经分化为“非农社会阶层”,但仍居住于农村或城郊并作为人口主要结构之一的“非农化农民”为对象,探讨现阶段社会转型期间农民的基本心态和意识的变迁,以期为从培养新型农民角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非农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非农化与城镇化是我国改革以来农村社会变迁的两大特色。非农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引的必然结果,非农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是推动城镇化乃至城市化的基本动力。非农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分化”,这些分化出来的人不只是单纯职业上的变迁,而是随着职业变化逐渐形成一些不同社会地位、声望和不同利益的群体,并最终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非农劳动者”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下的农民,而是一种职业类别,非农劳动者也不再被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或等级。在非农化的趋势下,农民的流动空间、职业选择和社会接触迅速扩大,传统农民意识和农村家庭结构也处于多方面的冲击之中。非农化是农村社会转型的产物,它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一)传统农业劳动者比例大幅下降
据统计,自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呈递减趋势,而新增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还在继续增加,传统农村劳动者在全国劳动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二)一对多分化
改革以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多样化,非农化趋势也因而呈现多样化和多层化。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农村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许多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了转换职业身份的新机会,他们或者离开村庄到城里寻找理想的职业,或者“离土不离村”、就地转换身份走上非农化道路。
(三)向城市集中
随着城镇发展和农民流动的扩大,非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形成“农民工”这一特殊阶层。1995年,进城的农民工超过5000万人,2002年达到9400多万人。根据我国全面小康指标,到2020年,我城镇化率要达到56%,这就意味着今后每年将有1300万农民涌入城市。
(四)优质分化
能够从传统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非农民,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技术装备和管理知识。因此,同样是农民,非农民已经趋近于现代农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转型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农村社区化”和“农村家庭质变化”两大趋势。农村社区化是“联产承包制”和农民经营自扩大的产物,而农村家庭质变则是更为复杂,它包括:家庭核心功能的变化;农民的活动方式和生活界面扩大;家庭消费结构多元化;家庭决策的变化。
三、农村家庭决策的演变
(一)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
在家庭权力结构方面,可以分成“家庭代际权力”、“家庭性别权力”和“家庭成员个体权力”几个方面。一项以广州市北郊蓼江村实地研究显示,“第二代当家”的现象已经逐渐取代“年长者当家”的趋势,家庭性别分工也出现两性平权的趋势。
调查中,现在家中当家人为第二代的占59.65%,为家中辈分最高者的仅占5.26%;认为“无论如何,晚辈不能与长辈顶嘴”的占5.3%,“谁的意见对听谁的,不管长辈还是晚辈”的占70.2%。“当家者的性别差异”方面,“丈夫说了算”的占66.1%,“妻子说了算”的占1.9%;“家庭成员的权力”最主要部分是经济权力,“各人赚的钱各人用”的占10.7%,“各人赚的钱全部交给家长”的占51.8%。从当家者分布、当家者性别差异、辈分冲突形态、家庭收入分配等指标和数据来看,可以判断出农村中已逐渐出现“非辈分意识下的第二代当家”是家庭权力主轴的趋势。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变迁的农村社区,在非农化的影响下,代际关系基本上倾向于平等协商的关系;家庭基本上呈现丈夫掌握权力的结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偏低,但似乎已在向民主协商的方式转换;在家庭权力分配方面,也与其他生活方式一样,经历着某种变革或“转型”;而在婚姻自主性和家庭所得的支配权方面,个人支配权明显增加,家庭对个别成员的情感约束明显下降,个人对家庭经济的摊派义务也明显减弱。
(二)生育观念的变迁
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广大农村,但是随着非农化及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的契机。尽管农民的生育观念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经济生活的改善是否必然促进现代生育观念的养成,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数据作支持,但许多研究已显示,非农化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确实正在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
根据前述对广州市北郊蓼江村的调查,在生育目的选择上,以“传宗接代”为第一选择的占21.2%,以“养儿防老”为第一选择的占57.2%,认为“增添生活乐趣”的占14.4%。由此看来,尽管“传宗接待”和“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仍居主流,但现代生育观念已明显改变。
(三)消费观念的变迁
农村消费是农户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目的,农户消费水平不仅反映农民物质生活满足的程度,也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特别是农民消费结构与消费观念的变化,也可作为衡量农民“现代化意识”增长的指标。
从1995年导2003年,我国农民收入缓慢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577.74元增长到2622.24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310.36元增长到1943.30元,除1998年和1999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下降外,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消费支出的变化,农民生活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恩格尔系数下降且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金额增加且比重下降;居住面积不断增加且住房质量显著改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显著上升;交通通讯费迅猛增长;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快速上升。农民的消费结构由“自给性消费”转向“商品性消费”,消费形态市场化和多样化已经成为农村消费的主流。
四、现代意识的生成
开放意识是农村社会价值观念转型的一个重要窗口,其内容是指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评价程度。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普遍具有反风险的心理特征,农户的生产决策总是处于“风险最小化”。农民传统的反风险的主观性加上农业生产多风险的客观性,构成了农业市场化的最大障碍。非农化发展,虽然未必是“背井离乡”,但一定距离的区域流动往往不可避免。对中国农民而言,区域流动往往只是职业的选择或基于生存危机所做的突破,但其前提必须首先克服“背井离乡”的心理冲击和压力。因此,非农化基本上是对农民“反风险性格”的直接挑战。
农民风险意识的转变主要来自外部客观因素。改革以来,农村的内部就业空间急剧缩小,我国开始取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资金投向的限制,城乡分割和相互封锁状态被打破,促成农村劳动力和资金流向非农业部门;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需求增加,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价格明显提高,加上产业分工加速,非农产业的比较利益相对提高,在农业间比较利益不均衡的状态之下,农民的风险意识也产生明显的质变。
在城乡二元地域壁垒被打破之后,常年禁锢于土地和简单生产模式下的农民,开始兴起浓厚的“外闯意识”,传统的“宿命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在摈弃平均主义思想后,农民贫富差异观念开始增长,传统的农村生活的世界观、价值观也都相应发生改变。
(一)外闯意识
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或所得高低的不同,农民普遍产生“到外面世界闯一闯”的意识。根据对江苏昆山周庄镇和北京“浙江村”的一项调查,同意或比较同意“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2%和15.1%,而不太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却占34.9%和20.8%。当然,所谓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等于“现代意识”,农民有机会愿意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意味农民已具有开放意识,还须进一步加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农民的生产决策已逐渐由“风险最小化”向“风险最大化”转变。
(二)进取意识
进取意识在此界定为“自我努力”、“机会捕捉”与“生活成功性”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因此进取意识应包括“非宿命论”和“风险观念”两重心理动力。进取意识是农民传统性格与现代性格强弱对比的标志。从心理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是推进整个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从社会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也是农业建设和农村稳定的基础。
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外出经商和做工的经历,使农民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有很大的增长,在自己和命运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农民的乏力感已大大降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力量充满自信,他们不信命运,甚至对城里人也不以为然。农民的“自我成就取向”的态度已经形成,由于乡镇工业已有较大机遇选择,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农民也懂得捕捉社会转型的各种机遇,使个人努力与外部机遇都受到相当的重视。
(三)贫富观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贫富差距与非农化、农民流动和城乡二元关系的缓解,是一组因果相关、并生伴随的现象。“非农化”社会转型必然因各地区外部环境及其内部成员的多种复杂原因,而使人们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进而产生收入和财富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
农村居民内部贫富差距大于城镇居民,且今年来有扩大趋势。1995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3,2000年为0.32,2004年为0.34。而城市居民1995年基尼系数为0.29,2000年为0.26,2004年为0.29。一般而言,脱贫致富是农民大胆创新的基本动力,但对于改革创新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又总是持“不公平”心理,这是农民对待贫富差距的主要心态。
五、结论
正如前述,非农化是我国改革二十多年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更是农村社会学理论研究上的第一个主轴。非农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也带动并促进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综合若干实证研究可以看出,非农化农民正处于一个体制变迁和观念冲击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明显的特征是:传统农民的世界观与生活价值观已经逐渐剥落,现代意识正在逐渐形成。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经过这些年的洗礼,广大农民的视野已经相当开阔,观念不断更新,现代意识日益加强,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正在朝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化方向转变,生活水平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偏僻封闭的地方,陈旧的观念仍然在农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这些旧观念制约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发展的进步。因此要大力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加快传统农民到新型农民的转变,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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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年我们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太少欠账太多,致使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别越来越大。教育的均衡发展也成为水中月镜中花。目前偏远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仍然停留在九十年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上。教育设施设备“普九”后基本没有补充充实更新过。由于经济落后,教育缺少经费的支持,农村的教育设施极其落后。一些教育必需的设施比如基本的体育设施、多媒体、实验器材很少甚至没有。由于基础设施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教育内容以及教学管理不能正常的开展并完成。
(二).学生个人问题———留守儿童越来越多
在农村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长时间的缺乏父爱母爱导致任性、偏执等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问题学生越来越多。也就造成了正常的教学工作无法很好的在他们身上开展并得到相应的效果,使得教学工作的困难日益加剧。并且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与教导,许多儿童的思想顽固不化,身上带有不良的风气,这就给教学工作增加了困难,老师很难的去管理与教育。
二.做好农村小学教育管理的方法
(一).加大资金投资力度,切实做好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为了使农村教育更好更快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资力度,政策向农村教育倾斜。当地政府应切实把教育工作放在首位,不仅加大资金的投资力度,同时也要积极协调人力、物力、财力,努力发展农村的教育事业。
(二).加强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
基础设施是农村小学教育管理中一个重要因素,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健全会对小学教育管理起到莫大的作用。因此,面对当前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与关键,当地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基础设施的修建与维护,力图保证孩子们在一个较好的硬件环境中生活与学习。
(三).师资力量的扩充
首先国家应加大对大学生与农村教书的鼓励与支持,并相应的给予物质上的支持与精神上的支持。大学生是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是教育事业的最新成果。他们带着无尽的新鲜活力和与时代靠近的知识,让他们去农村教课最合适不过。其次,也要加大对农村小学教育的宣传,使这些大学生知道农村小学教育对于他每年的迫切需要与渴求,使他们懂得自己的社会作用。同时,也要提高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使他们的思想境界以及人生观,价值观。
(四).完善老师的管理运行机制
老师作为农村小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可控对象,如何管理老师,留住老师成为农村小学教育管理中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工资作为一种调控老师的手段,要与老师的工作和相结合。充分尊重有能力,能者多劳的老师,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局势,让老师真正体会到工作的切实必要性与紧迫性。留守儿童作为一种群体,缺少父母以及周围人的关心,从小心理就会产生变化与阴影。因而心理辅导就极为重要。一个好的心理教育不仅会改变孩子心里的整个世界,同时还会对他以后的健康成长有莫大的帮助。
农村是我国下一个经济发展动力的主要方面,无论是三农的发展还是整体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进行深入,都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而目前的农村金融存在很多弊端,这些弊端有些是长久以来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有些则是我国的相关金融单位部门对于农村金融服务的忽视。即使在农村设立的相应的服务站,其自身得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也不能够与城市相比。目前,农村经济增长缺乏良性的动力,某些金融机构甚至直接从农村撤离,进一步加大了农村涉农资金的短缺。农村的金融市场正在违背规律的被城市所边缘化。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村没有强大的金融实力的支撑,其发展的愿景势必难以的到实现。农业发展受到影响的同时,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农村发展的停滞与阻碍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的公平与全民富裕的目标。因此,对于农村金融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得到大力的重视。
一、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
农村金融发展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历程,但因为多种因素影响,农村金融目前仍是金融改革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
(一)农村需要人性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在以往的观念之中,农村代表着死板,代表着陈旧与落后,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农村经济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农村金融服务很难与城市相提并论,农村的金融服务缺乏在城市之中的人性化、现代化与多样化。由于实际条件限制,农村的金融服务单位的投入较小,这使得这些金融服务单位的规模、现代化程度与人员的配备都不能达到城市的水平,这样的结果就是对农的服务质量差,态度差、效率低下,而单一的服务项目则会严重制约农民多余多样化金融服务的需求。现状是,大部分的农村金融服务单位只注重国家或政策性的指导性规定,即发展农村的耕种贷款、养殖贷款等等。这种单一化的金融服务项目会严重制约农村的城市化进程,进而影响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发展。
(二)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成本过高
我国农村的金融服务单位的成本普遍过高,这种高并不是因为农村金融单位的实际成本,因为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无论在人力、物力的成本都要远远的不如,这种成本是相对过高,是收入对于成本支出的想对数据。由于农村的金融服务单位必须服从于国家政策的指导,而这些政策本就是惠农,因此其利润较低。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不签农村的金融市场尚不成熟,农民对于金融服务的认知度不足,这更加加重了金融服务在农村的阻碍。
(三)农村的金融市场被逐步弱化
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农村的资金倒流向城市之中,是的金融本就不发达的农村的资本差距与城市更加显著。这种资金的流失对于农村的发展是致命的,城市中的资金非常充裕,并且我国的楼市与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客观的金融资本。但是对于农村来说,其内部缺乏城市之中备受诟病的热钱,农村的资金流向城市之时,其自身的尸体经济以及三农服务资金与涉农贷款的发放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最现实的问题是,农村的金融服务企业虽然有四大银行以及信用社等多家组成,但是现实中农民获得涉农贷款最可行的渠道却仍然只是在信用社。所以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撤并与调整都会造成农村的资金外流,影响农村的整体发展。
如表1.1所示,主要的涉农机构的相关情显示出了我国农村的金融主力机构仍然是信用社与商业银行,但是由于商业银行的规模与网点的制约,信用社仍是最主要的商业金融机构。
二、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一)国家提供财政补贴防范资金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存在行业效益的差别,金融资本从低效益、高风险的产业流向效益相对较高的产业就是一种必然。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调整相关政策,实行各项优惠,进行利率补贴,大力扶持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和成长。对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给予更大的资金支持,增强其资金实力。
(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实施有效监管,强化股东和社员风险、股权意识,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建立监管部门交流和协调机制,构建有效监管网络,对出现问题的信用社,要启动限制分配分红、差别准备金率、限制或停止部分业务等及时校正机制,防止农村信用社在人民银行票据兑付后走下坡路。
(三)发挥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作用
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国有的银行,其自身必须负担起来稳定全国金融市场的责任,所以必须加强商业银行在农村的投入,其中包括了网点的建设,机构的重组。单一的农村信用社的支持是完全不足的。国家以及地方政府也要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农村商业银行发挥应有作用。充分考虑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制定更加符合基层实际的信贷管理方案和信贷政策。四是按照城乡统筹发展。(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资料
[1]钱水土,俞建荣.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演进路径与政策规范[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