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立法的具体措施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科学立法的具体措施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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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环境工程中垃圾处理方法与利用相结合的路径分析

城市环境工程中采取生态工程，实现对垃圾处理及利用整合，生态工程系统中包含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产业化及系统化五个子系统，具体表现如下所述。

2.1城市垃圾减量化

城市垃圾减量化属于城市生态工程实现的关键，指的是从垃圾产生的源头到垃圾最初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采取措施，如在垃圾产生环节、收集环节、清运环节、回收利用及完成处理环节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垃圾实际数量与体积。城市垃圾减量化，其具体措施为：其一，城市生活用能结构向燃气化、电气化发展，降低生活煤炭量，提高燃气普及率，则可以有效降低灰渣等无机垃圾产生量，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研究表明，煤气普及率每增加10%，则可以降低3%垃圾量；其二，限制一次性物品应用。虽然一次性物品能够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但其资源浪费严重，会增加垃圾量，引起环境污染问题，为此，可以通过经济措施及立法措施，限制一次性物品应用；其三，组织净菜入城，净菜销售可以降低5%左右的垃圾产生量，然而其当前销售量及影响范围较小，这与消费习惯及净菜价格较高有关；其四，倡导适度消费，降低浪费；其五，制定并推行垃圾收费制度，依据区域实际，进行地方立法，征收垃圾处置费用，依据科学的计量方法进行落实。社会实践证明，设置垃圾收费制度，能够有效降低垃圾产量；其六，对商品外包装进行限制。包装过度是当下存在的较大问题，很多商品包装成为垃圾，浪费了资源并增加了垃圾量，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鼓励商家进行包装回收再利用。

2.2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

城市垃圾无害化属于垃圾处理的基础性目标之一。针对垃圾，采取技术措施降低垃圾危害性，让其不对环境及人体产生危害。具体措施为：有序控制垃圾流向，从生活垃圾产生环节便采取分类措施，区分进行处理。如针对有害处理，电池、灯管等应尽量采取单独处理方式，针对医院等特殊垃圾，应专门安排处理；开发并推广垃圾清运设备，如采取地下集装箱收集运输等。

2.3城市垃圾资源化及产业化建设

在城市垃圾资源处理中，采取资源化措施是生态工程的重要内涵，为积极主动的垃圾处理方式。城市垃圾可利用性属于垃圾产业化的内在驱动力。然而实现城市垃圾产业化处理其难度较大，需要相关的可行性论证及风险评估。如针对废纸垃圾，可以采取再生造纸技术，对有机物垃圾进行堆肥并生产无机复合肥料，废旧玻璃可以通过清洗加工后重新加工等。

2.4城市垃圾处理与利用应体现系统化

在城市垃圾处理与利用中，整合相关机构，协调其职能，为系统化处理城市垃圾提供保障。结合城市区域状况，科学分析城市垃圾生命周期，依据实际编制出切实可行的垃圾处理计划、处理方案，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管理结构，设置相关监管队伍，切实落实城市垃圾处理与应用，做好宣传教育，树立群众环境保护意识，自觉将垃圾分类，为城市生态工程开展提供支持。

篇（2）

一、创新与自主创新

1.创新的定义

创新，英文为Innovation，起源于拉丁语。原意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

创新作为一种理论，起源可追溯到1912年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概论》。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

创新的概念经过近百年演化，不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特征。一方面，在涉及范围上更加广泛，由原来的技术创新不断扩展到制度创新、经营创新、理论创新、教育创新、分配创新等多个领域；另一方面，在涉及层面上也不断延伸，由原来的关注实物层面创新不断延伸到关注思维层面创新、理念层面创新、进程层面创新等多个系统层面。

从命题研究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在此不宜将创新概念集中在某个特定范围或者某个特定层面，应在坚持以技术创新为主要创新突破点的前提下，从更宽泛的角度来定义创新，即创新是主体根据动机需要，运用一定的手段，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对某个对象进行创造或重大改造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及活动结果的总和。

2.自主创新的定义

自主创新概念的提出，是为了保证国家在技术、经济乃至政治等方面的独立主导权，在提出创新概念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对“自主”因素加以强调。从概念提出的本意和实际运行效果来看，自主创新与当前我国所提出的创新概念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我们所鼓励的创新就是依靠自身实力开发，并对创新成果具有控制权的自主创新。正是基于这一点，创新和自主创新的概念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被互相替用，但应该明确我们所提的创新就是自主创新。

一般认为，自主创新包括三种模式的创新，即原始创新（original innovation）、集成创新（integrative innovation）以及模仿创新（imitative innovation）。其中，原始创新是核心技术的创新和突破，而自主创新就是要把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结合起来。

二、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1.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英文为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是个人或集体对其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领域里创造的精神财富依法享有的专有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最早起源于17世纪，主要倡导者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卡普佐夫，后来经过比利时法学家皮卡第等人的论证和发展而不断被广泛引用。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公约》将其解释为：人类智力创造的成果所产生的权利。

WTO《知识产权协议》规定保护的知识产权权利范围包括七项，即著作权与相关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未披露的信息权。

知识产权是典型的私权，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但它与物权、债权等其他民事权利相比又有一些独特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对象的无形性，范围的地域性以及时间的有效性等三个方面。正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这些独特属性，在当今复制与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知识产权本身又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背景下，该项权利不断遭受侵犯，因此也成了各项权利中最需要关注和保护的重点所在。

2.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狭义上通常被理解为通过司法和行政执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但这种局限于司法和行政执法双轨制的保护体系既不能完全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也不能构成知识产权保护所涵盖的全部内容，因此就有必要将知识产权保护的概念扩展到更广的意义层面。

广义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指依照现行法律，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打击的所有活动总和。这样更广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定义才能更系统、全面的反映知识产权保护的所有内容。

具体来讲，知识产权保护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立法保护，即指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民事主体对其知识财产和相关的精神利益享有知识产权，并予以法律拘束力的一种保护。其二，行政保护，即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某些比较严重违反知识产权法律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以及对某些知识产权向权利人予以授权等的行政行为。其三，司法保护，指对知识产权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保护。其四，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保护，即较弱小的知识产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势力通过形成某种组织，由该组织代为处理知识产权保护相关事宜。其五，知识产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自我救济。知识产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通过设立专门从事知识产权法律或管理事务的部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确定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和避免对他人侵权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与手段。 其六，舆论导向保护，通过正确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三、实现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良性循环的具体措施

1.国家层面对促进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良性循环的具体措施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鼓励自主创新

一是要不断调整知识产权保护范围，逐步完善知识产权法相关细节，使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制度能够符合实际，便于执行。 二是要逐步引入反垄断法和反限制自由竞争法，从立法角度避免知识产权保护过度损害自主创新所需的创新资源和创新基础。三是要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与完善，使修改后的国际知识产权相关立法体现国家利益。四是要立法保障有关鼓励企业创新的制度能够坚决贯彻实施。

(2)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开展自主创新

可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支持，如：政府资助、创造购买、明确导向、专利制度、税收优惠、直接投资、集合创新、金融政策优惠等等。通过政策引导，使企业更加自发的开展自主创新，既提高了企业的研发与经济实力，也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

(3)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加强科技管理水平

现有的科技体制和管理手段过分依赖于政府支持，研究开发工作带有封闭性，既不能充分调动研发人员积极性，又使研发成果难以顺利转化为生产力，弱化了国家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改革科技创新体制，第一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第二要加大创新奖励制度的激励性；第三要重视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第四要建立计划制定、计划执行和成果评价三权分立、互相检验、互相监督的制度 。

2.企业层面对促进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良性循环的具体措施

(1)制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重视灵活的自主创新

企业应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知识产权战略，从战略的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作为关系企业生存与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确定，首先要明确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竞争实力，明确企业所处的产业特点和经济环境，然后通过综合分析得出适合企业未来几年发展的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既要高层领导的充分重视和参与，又要明确自主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创新方式，还要选择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与手段，是一项综合性的战略制定工作。从内容上划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包括知识产权开发战略、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知识产权经营战略、知识产权管理战略等。

(2)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制度建设

知识产权战略一旦制定，在执行层面上就要依赖于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对战略的推进。大型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往往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和独到之处，他们通常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统一负责企业所有的知识产权事务，机构人员由研发人员、法律事务专家、营销人员、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等共同组成，并可根据知识产权内容或地域划分为不同的二级单位。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方面，跨国公司一般都有比较健全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价制度、知识产权控制制度、知识产权激励制度等。我国企业应努力学习发达国家在该方面的经验，不断提高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

(3)高度重视知识产权诉讼工作

高度重视知识产权诉讼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要积极应对被告侵权诉讼。许多侵权诉讼可能是因为企业实际侵权导致，对于这类型的诉讼应积极通过与权利人进行协商解决，力争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取得庭外和解；还有一些企业并不一定构成侵权或者说存在争议，这就需要企业聘请专业的知识产权诉讼律师，有针对性地收集不侵权证据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要积极通过诉讼保护企业自主创新成果。对于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的行为，平时应注重证据的收集，一旦该侵权行为对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声誉构成实质性的损害时，坚决对该行为提讼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篇（3）

我国行政法治的涵义

在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针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其中的难点之一。自我国改革开放至今，行政法治建设已取得了重要成就，但迄今为止，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想要达到依法治国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特别是随着党的十的顺利召开，行政法治建设又增添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及措施，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道路必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法治的概念由来已久，它的出现是相对人治而言的。将法律视为治理我国的根本原则及制度，实行行政法治、依法办事的治国方略，实际上是依法治国这个基本方略在我国行政范围上的具体运用及体现，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包含了我国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要求。

我国行政法治的现状

行政立法。国家行政机关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制定行政规章和法规的活动即是行政立法。行政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对我国法律法规的补充，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宪法及其他法律的不足之处。《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实施提高了我国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但由于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起步较晚，现阶段仍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我国行政立法的主体存在越权立法行为。其次，我国的法律法规与行政立法在精神上存在差异。某些立法者立足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及个人利益，置我国法律法规于不顾，使我国的行政立法沦为推行行政立法意图、不正当利益人的工具。再次，在立法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利益协调机制也有待完善。在我国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虽然也有一定的参与度，但是行政机关对此并不具有法律上的责任及义务，人民最终是否可以参与立法的过程及参与立法的程度，往往是由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志来决定的，从而造成行政立法的科学性及民主性出现折扣的情况。①

行政执法。行政主体（实施人员）进行行政管理的时候，对具体的事物及人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行政执法。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颁布了大量行政法规及法律，这些都对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我国行政法执法在某些方面发挥了巨大功效，但从客观上来看，行政执法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缺乏参与机制及透明度，造成我国的行政执法出现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问题。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些垄断行业、经管部门、行政部门等单位利用垄断地位或职权优势，造成了权力的商品化及市场化。运行过程的不透明性，滋生了、权钱交易等现象的出现。

第二，我国行政立法具有滞后性，违法现象较多。许多执法缺乏规范的指导，继而导致在行政法执法过程中，出现、执法过度、执法疲软的现象，致使许多行政执法措施明显有违法定程序，直接损害了法人、公民及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严重阻碍了我国依治治国的进程。②

第三，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致使善形情况的产生。正确使用行政自由裁量的权力，必须遵守合理性、合法性的原则。“异化”是我们在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时经常会出现的情况，与其本身的目的出现背离，大多数是以看似合法的行为来掩盖其真正的违法性，执法者假公济私的行为，便是其中一例。

立足十精神，深化行政法治建设

从党的十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法治建设在我国治国方略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效，在今后的发展中，进一步深化行政法治建设，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在今后的5年里，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要在完善行政体制这个前提之下，配合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完善公务员及行政组织法，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就是行政管理的体制改革。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到今，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我国先后历经多次改革，这些措施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由于世界及我国的经济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我国政府职能还有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集中体现在权责脱节、职能交叉等方面，我国的行政法治部门仍需进行优化及调整。

基于此，十报告指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继承以往的经验的同时，又特别提出了新的措施即“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规范和精简了我国行政法治这条战线上的办事员机构，直接降低了运行的成本，着重规范职责交叉、机构重叠等现象。

综合我国目前提出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措施可以看出，我国行政管理当前目标就是要将我国建设成为法治型政府。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首要的制度建设就是要健全公务员和行政组织法。这些措施有利于促进我国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的健全与完善。

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坚持民主、科学的立法原则。我国的行政立法作为构成我国法律的一部分，也适用于科学、民主的立法原则。

从立法的科学方面来说，我国的行政立法必须与把其与权力机关的关系摆正，且权力机关制约着立法本身，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两个奋斗目标，严格遵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按照统筹兼顾、重点突出两项基本原则，实现立法规划的科学性，多层面提升立法的质量。

从立法的民主性方面来说，即是从人民的参与度及立法公开两个层面上来说，首先，立法公开是人民实现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知情权的有效途径，它是加强政务公开主要方式之一。要想实现立法的民主性，必须完善立法论证会、座谈会及听证会制度，以便吸收人民大众的正确观点、公开我国行政规章及法规。依照十科学发展观原则，我国的行政立法在社会公共安全、医疗卫生、人权、居住等方面的立法力度必须加强，从根本上保证需要我国行政法制的执行力及可操作性，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③

全力推行依法行政，把行政执法规范落到实处。严格推行依法行政，这是因为它不但是行政执法的依据，并且还关系着执法方式、执法目的及行政执法依据。十强调“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并提出了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这些展望无疑对未来行政执法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首先，加大整合机构的力度，积极探索并实施行政各部门有机统一的体制，深化执法体制改革。大力推进集中行政许可权与集中行政处罚权建设，进而全面落实这些政策，应加强执法试点、行为规范、权现明确、保障有力等方面的建设，从制度上避免相互扯皮、执法扰民、多头执法等情况的出现。其次，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范我国行政执法的行为，将规范和减少审批列为重点。自十召开以来，政府职能再次出现转变，我国的行政执法部门也应顺应时代的发展，从以前注重审批转向严控监管、从在意结果转向过程控制上来。再次，实行健全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奖励、行政给付等一系列措施，全方位、多角度深化法治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是十报告所强调的。在这个基础之上，解决我国人民在住房、就业、医疗卫生、教育、抚恤等方面的民生问题，都离不开深化行政法治建设这一手段。④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针以来，我国行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行政法治是我国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所在。行政法治建设，在于人民经由他们认可的法律及来实现约束和控制政府的一种行为，促使政府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保障我国公民相应的权利。

在某种程度上，深化行政法治建设对依法治国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党的十报告，对行政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起着重要作用，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补充，可以说，党的十不仅是对今后5年之内发展的战略布局，而且也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线。

（作者单位：北京市顺义区委党校）

注释

①朱晓斐：“建设服务型政府亟需行政合作”，《知识经济》，2010年第24期。

篇（4）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8-0065-03

一、保安处分的理论蕴含

保安处分的概念，至今没有明确而统一的定论。笔者所能检索到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概念表述主要有：第一类，从适用对象的分类出发，强调保安处分的广义与狭义概念之分――“广义的保安处分，是指作为依靠刑罚以外的处置来补充或代替刑罚的措施，由国家施行的有关犯罪对策的一切处分。广义的保安处分不仅包括对人的保安处分，还包括对物的保安处分。狭义的保安处分，是指使社会摆脱每个犯罪人的危险性而得到安全的处分，是指因此而把这些人隔离、拘禁或者教化改善的国家的处分。狭义的保安处分，仅仅意味着对人的保安处分。”第二类，在概述保安处分的含义时，集中在其相对于刑罚的突出特点上――“保安处分，是国家基于维护法律秩序之必要及满足社会大众之保安需求，对于特定的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行为人，替代或补充刑罚适用的，以矫治、感化、医疗、禁戒等手段进行的具有司法处分性质的各种保安措施的总称。”第三类，对保安处分（偏狭义）适用对象上进行适当的精分――“保安处分，是指国家刑事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对实施了危害行为的无责任能力人、限制责任能力人以及其他有相当人身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代替或者补充刑罚而适用的，旨在消除行为者的危险状态、预防犯罪和保卫社会安全的各种治疗、矫正措施的总称。”

保安处分可归纳出如下特征：①制定形式上，保安处分必须由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具体明确地做出规定，其制度设计应是国家意志的体现。②适用对象上，保安处分具有对象的特定性，主要适用于犯罪人和具有犯罪危险的人，当然更广义的保安处分还适用于特定的与犯罪相关的物。③适用条件上，其核心集中于人身危险性，只有行为人具有犯罪的危险趋向，才能对其处以相应的保安处分；同时人身危险性又具有反复性和可变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保安处分的开始、变更和终止，都应当根据保安处分对象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而改变，因而保安处分在适用期间上具有灵活性。④制度属性上，保安处分的性质基本可视为是作为刑罚的替代措施或补充措施而存在的，其最突出的目的在于预防，通过对行为人适用保安处分措施，以预防犯罪或者再犯罪。⑤具体措施上，保安处分在其强制性之外，更注重对适用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的预防性矫正，包括矫治、感化、隔离和医疗等具体措施。

二、保安处分之于中国刑罚结构的定位分析

在刑法和一些行政法律中，存在着多种与保安处分性质近似的保安性措施。相较于国外系统化、理论化的保安处分制度，我国的保安性措施欠缺刑法上保安处分所应当具备的条件和特征：①没有被系统、明确地规定在刑法或单行法律中；②主要关注社会危害性，而忽视了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③不构成与刑罚的直接关联和衔接；④我国的保安性措施缺乏司法化的适用程序，其惩处主要由公安机关进行，在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的体制下极易被滥用。

保安处分制度为何在中国无法在制度配置和司法实践上得以系统化的规范呢？笔者认为应当先从中国的刑罚结构入手进行分析。

（一）中国特色刑罚结构的制度解析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就已明文规定了非刑罚处理方法。当时的刑法理论指出，“非刑罚处理方法不是刑种，不具有刑罚的性质和作用，作为处理案件的一种手段，其主要是刑罚的必要补充。”1997年《刑法》在沿用1979年《刑法》规定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而基本奠定了当前我国刑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的核心结构。

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刑罚的种类”指出，主要的刑罚结构可分为三类：主刑、附加刑和非刑罚方式，三者在适用关系上主要是以主刑为核心，以附加刑（和赔偿经济损失）为辅，并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即免予刑事处分者适用包括民事强制处分（赔偿损失），强制教育方法（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司法建议方法（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三类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从这三大刑罚种类的区分，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刑罚结构上是排斥保安处分制度的配置和适用的，而如前述符合完全意义上保安处分的强制医疗和刑事没收或者刑法修正案新设的禁止令，不是视为诉讼法层面的制度，就是作为刑罚或行刑制度的配套性措施。亦即中国特色的刑罚结构在本质上是力图通过刑罚和非刑罚处理方式所形成的体系来实现治理犯罪的目的。

（二）中国刑事立法新动态的体系化解读

具体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将社区矫正和禁止令作为犯罪治理的重要手段做出规定，这事实上已颇具保安处分的性质，体现了我国为预防和治理犯罪而进行了非常有益的尝试。而201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第1条即直接将“禁止从事相关职业”作为《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之一纳入规定，并分三款明确规定了职业禁止的适用条件、适用主体和期限与违反的法律后果，进一步扩大了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范围，其实质亦学界谈论的保安处分的刑事法律化。中国刑事立法的新动态为保安处分在中国现有的刑罚结构中的定位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保安处分制度融入中国刑罚结构必是一个颠覆突破传统、任重而道远的过程，但毫无疑问也必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是中国刑法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应共同致力和前进的方向。一方面，保安处分事实上从未退出过学界的各种重大讨论，并且其与现代刑法“目的刑”取代“报应刑”的治理观念又是格外契合，刑罚结构开放化、轻缓化，乃至国际化的趋势不可违逆。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今刑民互动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等相关制度完全废除的过程正需要更为与时俱进的治理方式与其衔接，对违法行为的处理不仅要着眼于对犯罪行为人的惩戒，更重要的是预防其进一步危害社会并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

（三）保安处分预防机理对中国刑罚结构的意义

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保安处分以专章形式进入刑法典”的建议未被采纳。此后，仍不断有学者提出在刑法典中采用“刑罚――保安处分”双轨制的建议，这或许多少是受到德国刑法的影响。将保安性措施刑事法律化的理由，从法治层面分析，就是使保安性措施的决定权法治化、司法化；从人权保障层面分析，就是要禁止保安性措施的滥用；从实体层面分析，就是要确保保安性措施在设置和适用上合乎法定性、正当性与合比例性；从程序层面分析，就是要实现保安性措施适用的司法化、诉讼化，并为适用对象设立完备的救济程序与途径。

保安处分与刑罚相衔接，不仅可以使刑罚结构更具开放性，还意味着刑罚机制渐趋轻缓化。不同于以往“报应刑”思维下的惩戒犯罪，其更多体现为刑事实证学派所提倡的“目的刑”思维和广义刑事政策概念。

三、保安处分在中国刑事法律化的瓶颈及其解决

（一）当前，通过对保安处分刑事法律化的中国情境分析发现，中国法学界对保安处分刑法化的热度依旧有增无减，实务界更是多能在近几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和（九）中看到诸多借鉴保安处分制度的端倪

1.传统法学对犯罪原因的认识仍在深入发展，从原先对社会危害性的考量发展到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我国刑罚目的中的预防，与保安处分中的预防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2.适用保安处分有其自身的困难――人身危险性的判断过于主观，导致了各国的立法规定过于原则；人身危险性的判断与可控性较差，对人权的保障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当然《刑法修正案（九）》新近规定的“职业禁止”已将该保安性措施的适用主体明确规定为法院，无疑已大有将法官裁量作为保安处分刑事法律化的重要适用主体之势。

3.我国目前诸多保安处分措施在实质上有违人权保障的宪法精神。保安处分直接涉及到适用对象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我国的保安性措施在形式合宪性上虽已通过立法的规定实现正当化，但在实质合宪性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除了已废除的劳动教养外，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强制治疗性病、强制戒毒等保安性措施在期限和限制程度上颇近似于短期自由刑。对这类措施在实质的权力分配以及权力行使规制方面缺乏科学设置，必定导致权力的不当使用，甚至出现“被精神病”等荒唐的情形。

4.现有法律对保安处分的规定非常混乱，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尤其像将强制性病和戒毒医疗等直接关系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权仍交由行政机关，就明显有违人权保障的原则。另外，刑事法律内对保安处分措施的规定仍存有矛盾之处。如根据刑法的规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应归于政府，属于行政权中的治安权；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决定权应归于法院，属于司法权。

5.保安处分面临着公正和效率双重缺失的质疑。

（二）保安处分在中国制度建构的两大层次

1.宏观规范与微观协调。刑事立法宏观规范。中国现行法律中的保安性措施系统性不足，各类保安性措施散见于众多的法律法规甚至行政规章中，故而相关的法律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其他国家保安处分的具体规定中，主要是依据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和人身危险性程度，从预防再犯可能的作用出发进行分类整合。我国将来的刑事立法也可以考虑对保安处分进行全面的刑事法律化，并在刑法典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基础上，对保安处分的具体制度和适用条件及程序进行专章宏观规定。

中国目前实际上也存在着颇具突破性的立法尝试，比如尚处于起草阶段的法律提案――《违法行为矫治法》，用以替代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当然，这一名称多少有些名不副实，首先矫治的对象不应当是行为而是人，其次只有经常性的违法行为人才有进行强制矫治的必要性，而规范上过于笼统仍有待讨论和修正。

单行法律微观协调在相关配套制度方面仍有待建立健全，也应当考虑通过单行法律对部分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保安性措施进行先期规范。如2008年6月我国首部《禁毒法》正式实施，其第四章即专门规定了戒毒措施，包括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康复等四种戒毒措施。

2.特别预防与一般预防。从保安处分预防犯罪的不同形式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保安处分在中国的适用还应当考虑其预防的两个渐进性的层面。保安处分措施实际上还有两大分类：其一是适用对象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或刑事违法，为预防适用对象再次犯罪或再次实施严重违法行为而设置的保安性措施；其二是适用对象的违法行为虽未构成犯罪或刑事违法，但为预防其实施犯罪或者实施严重刑事违法行为而设置的保安性措施。学界一般也称前者为特别预防，后者为一般预防。保安处分措施的刑事法律化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注重该措施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又要注重与我国的法制和社会实际结合的可行性。第一类保安性措施在刑法化时，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关联程度较小，在理念上也易于为民众所接受，作为刑罚之外附带性的保安性措施，其主要目的显而易见，是为预防行为人再次犯罪设置的一道防线，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可以考虑优先在刑法修正案，如禁止令的制度设计和单行法律中进行规范化、体系化建构。而第二类保安性措施的刑法化，会涉及到其他法律法规，乃至与其发生冲突，引发国家权力不当、侵害公民自由等一系列问题。考虑到当前民众的刑法观念和现行的刑事政策，应重点增加第一类的保安性措施，待到日后时机成熟，再逐步增设第二类保安性措施。

综上所述，保安处分具有与刑罚相辅相成的巨大优势，应当纳入我国的刑事制裁体系，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矫正违法犯罪分子和维护社会治安。我们将来的刑事立法可通过制定单行刑法或在刑法典中专章规定，包括禁止令和强制医疗等现有制度在内的保安处分制度，将更多具有现实作用的保安性措施纳入该制度体系中，同时也要充分借鉴国外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形成刑罚与保安处分并存的二元化刑法结构体系。

参考文献：

[1]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M].第三版.顾肖荣，郑树周，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2004：464.

[2]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441，449.

篇（5）

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下，信息量是结合公司的实际和行业会计规则，反映公司涉及会计信息的货币形式的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2.非定量的信息

非定量信息的变化，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准则和会计变更等信息。

3.经营期间的重要事项

这包括直接影响财务报表事项，期间严重改变资产负债表评估的事项，严重影响股权事项或对未来收入和未知或不确定的事项以及估值的影响。

4.公司的商业信息

公司的商业信息是一种信息聚合的结果。从现有的财务报表中的数据来看，很难准确地揭示公司整体业务的管理及未来发展趋势。因此，上市公司必须在对外公布的数据和信息中统一口径，以满足信息披露原则。

二、目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目前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来看，由于会计信息披露涉及到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益的分析与核算，如何给投资者提供优良的经营记录成为了上市公司关注的问题。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上市公司的业绩有可能未达到预期水平，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势必不会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上市公司会对会计信息进行调整，由此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会计信息披露不真实、会计造假严重

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迎合投资者心理，出现了随着篡改会计信息数据，导致了会计信息披露不真实，同时还存在一定的会计造假行为，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对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误导，不利于上市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对于这一问题，证监会必须加大查处力度，保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完整

有些上市公司虽然在会计信息披露时没有随意篡改会计信息数据，但是却存在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完整的现象，在会计信息披露时，只将会计信息中的业绩优良部分的信息披露出来，对于业绩较差的部分不予公布。这种有选择的披露方式不符合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必须得到有效制止，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必须保证准确全面。

3.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

按照证监会的要求，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应按照固定时间进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或取消。但是在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的实际过程中，有些上市公司会以各种理由推迟会计信息的披露，导致了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使投资者不能及时看到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了投资者全面深入了解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

三、上市公司做好会计信息披露工作的具体措施

1.尽快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上民事赔偿的立法

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的立法，有助于约束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行为，使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相对准确。一旦上市公司由于会计信息披露不准确，影响了投资者的收益，投资者可以通过民事赔偿的手段申请上市公司予以赔偿。

2.加快改革，提高认识，按证券市场的规律办事

为了保证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正确性，应积极推动上市公司改革，加强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认识，并且按照证券市场规律办事，采取具体措施，加大对上市公司的管控力度，满足证监会要求，使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满足实际需要。

3.制定科学、配套的会计规范体系和审计执业规范体系

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实际过程来看，应在证监会的倡导下，制定科学、配套的会计规范体系和审计执业规范体系，保证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能够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进行，既满足证监会要求，又能够达到上市公司的实际管理要求。

篇（6）

1 产学研结合的概念

在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中，企业有对创新的需求、科技成果转化的物质能力、捕捉市场需求的能力；大学和科研机构有丰富的知识和人才资源、较强的科研能力；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等机构为产学研结合建立创造的环境资源。最终企业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高额的利润，而高校和科研机构利用企业提供的资金和获得的利润改善科研条件，继续进行新的技术创新活动。

产学研结合的概念应包括主体、核心、目的等基本要素。产学研结合的目的是加快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结合的核心是技术创新。因此本文将产学研结合定义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政府、中介机构等外部主体的参与和支持下，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合作进行技术创新，加快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过程。

2 我国产学研结合法律保障的现状与评价

我国从“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实施以来，出台了一些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其中部分为产学研结合的立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包括（一）相关基本法律。如《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转化法》、《合同法》、《专利法》、《著作权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二)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如《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条例、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2年《关于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机构的意见》，、2009年《关于动员广大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意见》、《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2008年《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此外还有《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若干规定》、《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试行办法》等。（三）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之后，各地方也紧跟着对条例进行修订。其中不乏促进地方产学研结合的具体措施。比如，陕西省《陕西省“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11-2015年）》明确产学研结合的研究开发体系、《陕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厂校技术合作实施办法》；《厦门科技进步条例》首设产学研发展基金，专项用于支持产学研开发项目；广东省《广东企业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试行）》、甘肃省《关于产学研联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若干意见》、重庆市《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管理试行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产学研，差不多覆盖到了产学研结合的主要领域，但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现行法律法规之间错综复杂，缺乏衔接，有些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二是尚没有针对产学研方面的专门立法，许多领域在立法方面还是空白，整体未形成体系；三是所需政策和配套的措施不到位。

3 我国产学研结合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

3.1 产学研结合法律保障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说，关于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的改革和发展有待立法巩固和法律升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把“产学研结合”作为“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突破口，将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明确了产学研结合的战略地位，得到了国家总体战略层面的支持。并确立了我国科技政策法律环境建设的总目标：建立健全以《科学技术进步法》为龙头的、相对完备和完善的科技政策法律体系，构建和完善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政策法律平台。而对起关键作用的产学研结合进行法律规范，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从产学研结合的自身特点来说，产学研相结合涉及市场、技术、权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等多方面的关系和多方主体的利益，较为复杂，仅依靠分散在不同地方的现有规定不足以对其进行规制和调整，产学研结合的发展迫切需要法律制度的促进、引导、规范和保障。产学研的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突破口，是涉及到国家长远的、基本的重大问题，应当通过专门的法律来引导、促进、规范和保障。

产学研结合的过程涉及许多复杂的法律问题，包括产学研结合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利益分配、合作协议的签署、知识产权的归属、商业秘密的保护、政府的推进职责等，合作行为不能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存在着诸多法律风险。因此，对产学研结合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能够有效防范产学研结合的法律风险，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3.2 产学研结合法律保障体系构建的可行性

篇（7）

民事速裁是各基层人民法院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累对简易程序进行的探索与改革，并在实施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出台，小额诉讼合法化的身份得到确立。在民事速裁未能法律化的情况下，其地位愈发显得尴尬。但其自发性、非外来移植性的特点又注定了民事速裁这一制度必将长期存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在此情况下，厘清民事速裁与小额诉讼之间的关系，从法律上明确二者之间的立法模式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在不考虑小额诉讼情形下民事速裁的立法模式

在不考虑小额诉讼的情况下，关于民事速裁立法的路径选择，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作为简易程序的再简化或是特殊的简易程序，属于简易程序的范畴；二是作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之外独立的程序；三是认为不应将民事速裁作为一种程序来确立，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注重效率的理念，贯穿于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之中，无论是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一审程序、二审程序，都应当贯穿这种理念，提高审判效率，维护司法权威。①目前我国民事速裁的实践整体上未突破简易程序的框架，实务界对这种现状大都持批评及否定的态度，总体而言独立构建民事速裁程序是目前实务界呼声较高的一种立法选择，也有学者持类似的观点。

在考虑小额诉讼情形下民事速裁的立法模式

在考虑小额诉讼的情况下，民事速裁的立法模式如何选择就必须将其与小额诉讼的关系考虑进去才比较客观全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出台，小额诉讼在我国的合法化已成定局。由于改革决策者在改革之初和改革的过程中未就这场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定位、改革效果、具体措施等原则性、根本性问题明确下来，导致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为了适应不同的需要而出台一些应急性措施，小额诉讼和民事速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实践中的小额诉讼和民事速裁无论是从称谓上来看，还是从法律基础、价值取向、制度功能等方面来看，都具有趋同性的特点。这种小额诉讼和民事速裁并存的客观现状要求我们在考虑民事速裁立法模式的问题时不能回避其与小额诉讼之间的关系。设计出能使民事速裁和小额诉讼兼容且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二者制度价值的立法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小额诉讼与民事速裁之间大概有如下四种立法模式可以选择。

民事速裁被小额诉讼吸收兼并，变身为小额速裁程序。这一模式具有较大可行性但也存在明显弊端。由于我国司法改革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小额诉讼和民事速裁一直都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和趋同性，这种模式推行起来应该阻力是最小的，也比较切实可行，但最大的弊端在于，民事速裁本身的价值被抹杀了。我国的民事速裁应用范围有限，基本是没有脱离简易程序的框架，因此其被小额诉讼吸收后最大的遗憾是制度上的自我否定，已积累的丰富经验也许会付之东流，或者因不能很好地整合到新制度框架内而变得无用武之地。但从国外民事速裁的应用情况来看，其基本类型既包括普通程序“速裁审”、简易程序“速裁审”，又包括特别程序“速裁审”、小额诉讼“速裁审”。②以德国为例，德国立法者已通过多次法律修订，将“速裁性”规定渗透到了诉讼程序的每一个相关角落，而并非仅依靠某一项或几项具体措施来实现目标；③而法国在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上采用了“分散性简易与速裁程序性规定”和“集中性‘紧急审理裁定’程序规定”并行的立法体例及其法律规定模式；④美国的民事速裁程序制度分为分散性和集中性两类，其种类繁多、立法具有较强的技术性、速裁程序结果均具有既判力。⑤可见，与我国相比，国外的民事速裁制度具有更广阔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制度内容。我国现阶段的民事速裁虽与国外较成熟的制度模式有不小的差距，但如果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合理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完全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而若将其并入小额诉讼中，民事速裁作为一项制度的独立地位完全丧失，其自身的发展和优化也无从谈起。

小额诉讼被民事速裁吸收兼并，变身为民事速裁程序。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很小。目前《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已明确确立小额诉讼，虽然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立法者赋予小额诉讼合法地位已成大势所趋。如果此时还会出现民事速裁吸收小额诉讼的情形，实际上意味着立法者从制度上对自己全盘否定，这种做法不符合基本逻辑和常识，可行性很小。

民事速裁成为与小额诉讼并列的独立程序。即在目前确立小额诉讼的前提下，依然保留民事速裁，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值得商榷。理由如下：第一，小额诉讼与民事速裁在实践中具有趋同性和融合性，两种制度在实践中难以作出根本区分。在已规定小额诉讼的基础上再规定民事速裁，在制度上未免有重复建设之嫌；第二，民事速裁是否具有独立的制度价值，目前仍存在许多分歧。实务界一直不乏独立构建民事速裁程序的呼声，但笔者认为这些呼声都不是民事速裁具有独立制度价值的真正原因。

首先是不少人在立法模式上总是“言必称独立”，仿佛只有独创一个新的制度，简易程序的改革才有希望，这种脱离本国国情、崇洋的心态尤其值得批判；其次是这种呼声反映了一些人希望民事速裁能够摆脱简易程序限制的主张。因为这些人认为民事速裁在简易程序的框架下依然要受到正式审判程序的诸多束缚，独立出去反而更有利于速裁特点的充分发挥，但目前并没有实证数据证明民事速裁独立能够发挥更大的优势；再次是因为受小额诉讼独立构建惯性思维影响的缘故。国外典型的小额诉讼立法模式多采取独立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模式，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多持认可态度。且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纲要（2004～2008）》和《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纲要（2009～2013）》一直力推建设简易民事速裁程序，小额诉讼和前些年相比不太受到重视，民事速裁似乎成了小额诉讼的替代品。在此情况下，人们习惯性地沿袭了以往小额诉讼独立构建的思路，认为民事速裁也应当独立构建为宜。从以上分析可知，构建与小额诉讼相并列的独立的民事速裁程序，其实并没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加以支持，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并非一种理性的明智选择。

在简易程序的框架下构建起小额诉讼制度，同时重塑民事速裁。效仿德国采取简易程序再简化的形式构建小额诉讼，同时民事速裁作为一种推进民事诉讼高效运作的措施广泛应用在民事诉讼的所有程序中，这一模式较为合理也更切实可行。首先，小额诉讼独立构建已是大势所趋，但目前其法律定位是模糊不清的，到底算不算独立构建，至少从草案的现行规定上无法分辨。在此情况下，我国小额诉讼的立法模式可选择效仿德国，在不突破简易程序的框架下对其进行程序简化的再改造。因为相似的制度背景使德国模式对我国而言更具借鉴意义，且这一做法的制度成本是最小的。⑥当然，小额诉讼程序最理想的立法模式应该是独立建构。如果将来立法对此予以明确的话当然最好，如若不然以效仿德国采取简易程序再简化的形式构建小额诉讼也是可采用的权宜之计。其次，民事速裁目前还没有合法地位，但法院系统基于解决积案、提高诉讼效率的自身需求在大量地使用，且仍未能脱离简易程序的框架，这使得民事速裁通过快速裁判来推动民事诉讼进程的特点远未发挥出来。因此，我国应合理借鉴国外关于民事速裁的有益经验，将民事速裁的应用扩大到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特别程序的所有类型中，让“速裁性”规定渗透到民事诉讼程序的每一个步骤，从整体上全面提高民事诉讼效率。

总之，我国的司法便利化改革是在法制现代化尚未建成的情况下开展的，是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之一，这是我国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因此这场改革不仅要强调民事诉讼程序的简化、便利，更应关注改革形式的合法性，这一点似乎更为重要也更容易被忽视。尽快从法律角度确立民事速裁与小额诉讼之间的立法模式，赋予民事速裁应有的合法地位，这才是对司法便利化改革合法性质疑的最好回应。

（作者单位：广东惠州学院政法系；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学科共建项目“社会组织在多元解纷机制建设中的功能整合研究―以广东创新社会管理为视角”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D11XZZ04）

注释

①程婧：《我国民事速裁程序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

②廖中洪：“‘民事速裁’：类型、特征、与设置原理研究”，《现代法学》，2011年第1期，第 134～135页。

③程林：“德国的民事速裁程序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35页。

④廖中洪：“法国民事速裁程序及其基本理论思想”，《法治研究》，2010年第7期，第38页。

篇（8）

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全世界都对它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然而，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束，人们的期望逐渐转化为失望。仅具有政治指导作用的《哥本哈根协议》使人们陷入了对未来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2012-2020年中期减排目标的不确定性的忧虑之中。但是，无论如何，根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担不同的责任和义务，这些不同的责任和义务成为影响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决定性因素。

一、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及模式

各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的立法进程以及形式和内容。

（一）英国的专门立法模式：《气候变化法》

《京都议定书》要求英国减排8%，这一规定对英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于2001年开始征收气候变化税；2002年，英国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成为最早实施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的国家；2003年，英国政府了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2008年，英国通过了《气候变化法》；2009年，英国又通过了《英国低碳转换计划》。由此可以看出，英国通过一系列政策与立法来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到目前为止，英国是欧盟成员国中唯一制定了专门的《气候变化法》的国家。[1]

英国《气候变化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确立目标，即规定2050年英国碳排放总量应当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第二，建立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机构——气候变化委员会，其职能是就实施减排目标和碳预算向政府提出专项建议；第三，建立碳预算体系，确定从2008年到2012年为第一个预算期，此后每四年为一个碳预算期，以求确保每个预算期的碳排放量不超过碳预算；第四，授权建立减少温室气体或限制排放的贸易计划；第五，规定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第六，对国内废物的减量化和再循环利用实施财政刺激计划；第七，关于生活垃圾的收集；第八，修改《2004年能源法》中有关可再生能源运输燃料义务。从英国《气候变化法》的这些内容来看，它试图避免与相关能源立法的重复，在涉及能效、节能、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有关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上不进行重复的规定，它侧重于规定减排目标、机构以及碳预算、碳贸易体系、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

（二）美国的综合立法模式：《清洁能源与安全法》

1997年，美国的克林顿政府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考虑到国会的批准障碍，克林顿政府索性没有把《京都议定书》提交国会。2001年，美国的布什政府宣布反对《京都议定书》，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新的气候变化战略。这一战略抛开《京都议定书》，单独为美国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鼓励美国企业自愿报告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对进行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资金支持。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气候变化问题开始显示出一种积极的态度，并把“新能源”、“绿色经济”作为振兴经济的切入点。在立法上，美国国会中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提案大量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是2009年美国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这一法案主要包括八个方面：（1）清洁能源；（2）能源效率；（3）全球变暖减缓；（4）排放贸易；（5）温室气体的标准；（6）向清洁能源经济的转换；（7）气候变化的适应；（8）农业和森林的相关抵消。这些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

（三）日本的政策型立法模式：《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

日本于《京都议定书》签订的第二年就颁布了《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并进行了三次修改，目前日本正在对《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进行第四次修改。从《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的具体内容来看，它规定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事业者以及国民之职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方针与政策，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事业者应对气候变化之计划。但是，该法的各项规定都是原则性的，基本上是一种政策性的宣示。日本《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的内容与英国、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完全不同，它没有涉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条款，更没有涉及气候变化之减缓与适应等具体措施，只是在宏观上确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政策，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该法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

（四）菲律宾的政策型立法模式：《气候变化法》

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中较早颁布专门的气候变化应对法的国家。菲律宾《2009气候变化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即降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并将气候政策与其他政策进行整合，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2）成立气候变化委员会，委员会由各部部长组成，委员会在总统办公室下设，负责协调、监督、评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规划和行政计划；（3）气候变化的框架战略与计划；（4）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5）政府机构的角色；（6）气候变化基金的分配。从整体上看，菲律宾《2009气候变化法》主要是原则性的，致力于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高层次决策机构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计划的制定，几乎没有涉及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性措施和适应性措施，与日本的《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比较类似，属于典型的政策型气候变化立法模式。

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启示

从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均根据各自的利益和具体情况选择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不同内容的气候变化应对法。

（一）是否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法与一个国家现有的立法状况关系不大

美国、日本等国家有十分健全的能源法体系和环境法体系，并对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也有完备的立法，但是，这些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气候变化法。同样是欧盟国家，也同样有完善的能源法、环境法和可再生能源政策与法律体系，英国制定了专门的气候变化法，德国却没有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法。可见，一国国内现有立法状况的完备程度与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法没有直接关系。

（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措施是否得力与一个国家立法的多少无关，而与一各国家立法中所确立的具体制度的有效性有关

就英国与德国比较而言，英国有专门的《气候变化法》，而德国却没有，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英国应对气候变化一定比德国做得好。英国虽然早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并于2002年实施了《可再生能源义务令》，但是，由于英国所实行的是依靠市场运作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因而“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成就甚微”。在英国生产的全部电力中，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只有2%。根据它的规划，2020年，英国只有5%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仅相当于欧盟目标（20%）的四分之一。[2]而德国则不同，德国于2000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该法的制度核心是对可再生能源电力实行由政府补贴的固定价格，这项制度远比英国的配额制有效。[3]

（三）是否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法与一个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大小和国家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

从已经制定了专门性的气候变化法的国家来看，英国、日本和菲律宾是岛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因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最积极；美国虽然国土面积大，但是海岸线也长，东部和西部各州以及沿海发达城市如纽约、洛杉矶等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因而美国东部和西部各州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态度十分积极，甚至提讼要求美国环境保护局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加以监管。[4]

（四）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立法没有统一的模式，繁简程度完全取决于各国的选择

美国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显然是一部比较繁杂的立法，它非常全面，几乎可以涵盖气候变化应对的方方面面。英国的《气候变化法》则较少涉及有关气候变化的减缓措施，其主要目的表现在建立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日本、菲律宾的气候变化法属于一种政策性宣示，内容比较简单，其规定也主要是原则性的，基本上没有涉及具体的制度、机制和措施。

参考文献：

[1]曹明德.气候变化的法律应对[J].政法论坛，2009（7）.

[2]阿什利·西格，马克·米尔.英国在浪费可再生能源发展机会，2008（6）.

篇（9）

一、序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工程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及项目成本管理控制工作在工程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及地位越来越重要，是工程项目能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决定因素。粟永辉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三控制”分析》一文中提出：“建筑工程管理是应用科学中的一种，是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手段，而作为建筑工程管理实施过程根本出发点和重要手段的三控制，即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和成本控制，越来越被行业人士看作是提高施工效率、保证工程质量、降低项目成本的核心管理思想”。因此，工程管理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工程管理重要性分析

随着建筑业的发展，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不断地出现及大量地应用，工程项目的结构更复杂，功能更特殊，装修更新颖，对工程管理有效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工程管理体制的改革及工程市场环境的变化，与传统的工程管理相比较，现阶段的工程管理更加趋向于标准化、科学化、程序化和信息化管理，这也就使得工程管理应用显得更加重要。建设部于2003 年颁布的《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指出：“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是国际通行的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积极推行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是深化我国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提高工程建设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重要措施；是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企业调整经营结构，增强综合实力，加快与国际工程承包和管理方式接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新形势的必然要求；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国际承包市场，带动我国技术、机电设备及工程材料的出口，促进劳务输出，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该指导意见对工程管理的重要性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也使得尽快提高工程管理的管理水平成为势在必行的重要工作任务。

三、加强工程管理的重要措施

随着建设工程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工程管理应用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进行工程管理，有必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充分发挥全体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并在工程管理应用中，进一步加强对工程质量的管理和控制，加大对工程进度的管理力度，加强对工程成本的管理和控制；且要能够迅速发现在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要建立健全工程管理法律法规及各种管理实施细则，制定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工程管理体系和管理工具，用于指导工程建设的整个过程，进一步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一） 加快立法进程，使工程管理管理实现有法可依加快立法进程，使工程管理管理实现有法可依是我国工程管理应用科学、健康发展的首要措施。我国的工程管理应用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和不足，严重制约着工程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工程管理的无序状态是主要原因，不能实现有法可依制约着我国工程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立法机关应当加快工程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对工程管理的市场准入、管理标准、工程建设资质、工程人员管理、工程市场的管理、工程承包公司等方面的运作方式进行规范，使工程管理做到有法可依。并且，要建立健全工程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工程市场和工程建设行为。

（二） 进行管理技术创新，为工程管理的科学应用提供技术支撑进行管理技术创新，为工程管理的科学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是我国工程管理应用科学、健康发展的第二个措施。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工程管理能否上水平。由于工程管理方面新技术的采用，决定着我国工程管理如果能够上水平。就必须提高自动化控制程度，运用工程管理集成系统进行工程管理成为必须。

（三） 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是我国工程管理应用科学、健康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措施。不能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是造成我国工程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工程管理才会在应用上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工程管理各部门之间不能够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互相扯皮，互相牵制，职责不清问题经常出现。所以，必须以过程控制为手段、以计划为基础、以业务流程为主线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促进工程管理的全面顺利进行。

总之，工程管理由于在应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制约着工程管理水平的提高，致使工程管理水平低下。只要我们正视我国工程管理的实际情况，加快工程管理立法进程，进行管理技术创新，为工程管理的科学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大胆创新，就可以加快提高工程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 杨昌明.浅谈工程管理的新理念[J].山西建筑

[2] 陈大海,章表,钟云海.建筑工程管理的质量控制要素分析[J].价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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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明确立法是为了更好地为发展提供规范依据和服务，是为了确保发展能够顺利进行。针对跟网络有联系的部分，我们可以将其归到传统的法律范围内，并尽量通过修订或完善传统法律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如果一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才能解决，我们再实施新法律的制定也不迟。并且新法律必须具备良好的开放性，能够随时应对新问题的发生。

2.要重视适度干预手段的运用。

为了促使法律可以跟社会的现实需求相适应，我们应当积极改变那些落后的调整方式，将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重点转移到为建设并完善网络信息化服务，争取为网络信息的安全发展扫清障碍，从而通过规范发展来确保发展，并以确保发展来推动发展，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以促进我国网络信息化的健康发展，形成一个跟网络信息安全的实际需求高度符合的法治文化环境。

3.要充分考虑立法应当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在立法的具体环节，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消极性法律制定出来将造成的后果，还应当充分考虑积极性法律附带的法律后果。因此，我们不仅要制定出管理性质的法律制度，还要制定出能够促进网络信息产业及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并涉及一些必要的、能够积极推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二、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及时更新我国网络信息的立法观念

当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大多数发达国家正主动参与制定网络信息化的国际规则，尤其是电子商务的立法，这些国家的参与热情最高，欧盟、美国及日本正在想方设法将自己制定的立法草案发展成为全球网络信息立法的范本，其他国家也在加强对立法发言权的争取，于是国际电子商务规则的统一出台是我们指日可待的事情。从这一紧张且迫切的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在实施网络信息化立法时应当要适度超前我国实际的网络信息化发展进程，及时更新我国网络信息的立法观念，勇于吸取发达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加快建设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速度，尽快将国内的网络信息化立法完善。与此同时，我国也应当积极争取在制定国际网络信息化规则时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切实将中国的利益维护好。

（二）加强研究我国网络信息的立法理论

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国人在从事我国网络信息化的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为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然而，这些研究工作并不具备必要的组织及协调，在力度和深度上都远远不够，至今也没有得出实际的法律草案，根本无法跟立法的需求相符。为了配合法律制度的完善，我们需要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地研究立法理论。具体地，我们要做好两个主要的工作：其一，建议我国的一些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专门的学术研讨会，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政策进行研究，掀起我国研究立法理论的热潮，积极推动网络信息立法的实现。其二，积极研究国外的网络信息立法，借鉴其中较先进的法律体系及经验，同时要处理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跟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

（三）积极移植国外先进的网络信息法规

跟中国相比，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更早进行网络信息立法的研究和实践，并已经制定出很多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个别发达国家甚至已经构建了完善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所以，我们应提高对国外新的信息立法的关注度，争取把握好他们发展网络信息立法的趋势。但是，对于国外已经完善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我们并不能照搬，而是要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基础，勇于借鉴它们先进的立法成果，致力于使我们制定出的法律制度跟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符，从而真正提高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速度，提升我们的立法质量。

（四）完善网络信息法制建设的反馈机制

在制定并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全过程中，我们坚决不能忽视反馈。反馈能够确保我们顺利实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并为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积极的参考依据。然而长时间以来，我国并没有建立健全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反馈渠道，从提出需求、编制条文到执行法规、监督法规，几乎都是立法领域的主管机构在负责，这种管理方式自上而下，将法规的执行者摆在了被动的地位上，没有跟法规的制定者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沟通关系，对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可行性、科学性等有极大的消极影响。所以，我们应当建立起通畅的网络信息立法反馈渠道，构建完善的安全法律制度反馈机制，进一步明确各执法部门的反馈职能，全面收集运行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相关信息，确保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立法是科学的、现实的，促使法律制度在运行时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动态平衡状态。

（五）健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

网络信息化最重要的保障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基本法，因此我们应当尽快制定出这一基本法，加快健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国至今仍不具备网络信息安全的基本法，这对建设及完善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制约作用。随着网络信息化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社会发展及国民经济当中信息网络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作用也愈加关键，一旦网络瘫痪、数据丢失，人民的财产安全及社会的稳定都将遭受无可估量的巨大损失。也就是说加强保障我国网络信息的安全已经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网络信息化工作之一。目前，网络安全事故造成的经济影响及社会影响正在逐渐加大，一旦事故发生，受到影响的将是数以千百万计的国人，我们将要遭受的经济损失将是几百上千亿。因此，我们更要进一步健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切实维护信息网络的数据安全、物理安全，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头，加强对安全管理的改革，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严厉打击利用信息网络及针对信息网络实施的刑事犯罪。

（六）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执行重点

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执行重点应当体现在管理体制、网络信任、信息保护、等级保护、研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应急处理、人才培养、监控体系以及应用推广网络信息安全标准、信息安全意识等各个方面。在实践这一系列重点措施的过程中，我们应特别加强对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效率的提高。在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拥有的积极作用不仅仅是滞后和适应，还应当充分体现为技术发展的前瞻性及主动规范性。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必须是能够促进网络信息技术发展进步的，于是我们务必要提升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效率，在法律制度的创设阶段要科学借鉴主流的技术中立思想，重视法律对特殊技术要求的符合程度，超前为发展技术和完善技术留下一定的空间，提高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社会适应性。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我们应当加强研究国外先进的立法模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鉴其中有益自身发展的成分，有效解决法律制度跟技术之间存在的矛盾，积极鼓励创新技术，大力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技术指标体系，提高法律制度的规范效率。换言之，在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时，我们不仅要遵循现有的法律体系，也要敢于跳出现行的立法理念，只要是跟现行的法律体系内容不符，我们就要将其突破；我们反对动辄立法，因为一些法律条文我们完全可以自行解释、执行。在创制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时，我们不仅要重视制定管理性质的规范，也要颁布实施能够促进网络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并积极引导从业单位自律；积极防止对网络信息传播有害的管理机制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法规体系，建立起通过网络信息弘扬我国优秀文化的激励机制。在执行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时，我们不仅要完善其行政执法体制，还应当加强建立起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由具备专业的网络信息知识、拥有快速的安全反应能力的人员组成，以进一步明确职责，健全我们的执法机构，力求真正做到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加强完善我国网络信息领域的司法公工作，力求通过司法的途径切实维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促使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得到保障，进而大力推动我国网络信息有序、健康、安全地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