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特点一：

“知”易“行”难

“提高自身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当然很重要，可是太忙了，没有太多时间读书学习呀。”谈起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李先生无奈地说，自己平时工作、应酬很忙，很少坐下来静心学习，“即使偶尔有点时间，也在打游戏中打发了”。

调查显示，贵州公众普遍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重要性，且具有提高自身素养的愿望，但缺乏相应的积极行动。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对贵州公众而言可谓是“知”易“行”难。

例如，调查中，对于“即使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人们仍然可以生活、工作得很好。”这一观点，66.6％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对于“是否有必要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37.9％的人认为非常有必要，50.5％的人认为有必要，共计88.4％。可是，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座谈会和入户访谈中，绝大多数人表示几乎从不去图书馆、博物馆、阅览室等场所学习人文社科知识。

“1997年至1998年是贵阳市图书馆的借书卡办理高峰期，当时，前来办理借书卡的市民平均每年达两万名左右。此后，借书卡办理量便开始持续下降。近年来，每年新办理的借书卡数量维持在1600～1800张之间。”贵阳市图书馆副馆长谭荣说，目前，贵阳市图书馆实际办理给市民的借书卡有3万多张，然而，据统计，一年内来图书馆借书三次以上的市民人数为1万人左右，“只有总数的三分之一”。

贵州省统计局副局长刘带春认为，调查结果显示，贵州公众普遍具有提高自身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期望，但缺乏积极提高的行动，“这不仅体现在我们这次调研中所了解到的公众自主获取人文社科知识行为缺乏上，而且体现在作为被输入人文社科知识对象时其接受行为的被动上”。

特点二：重“显”用，轻“隐”用

如今，走进各大书店，书架的显著位置大多被炒股、玄幻小说、养生等书籍占据着，而一些经典的人文社科著作则被挤在不起眼的角落里，且乏人问津。

“现在，市场上真正卖得好的书都是比较贴近生活，比较实用的，例如养生、美容、经营管理、股票……”对这一现象，从事图书批发生意多年的杨老板有自己的理解，“现代人要的就是立竿见影嘛”。

调查显示，人们对实用性较强的生活、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知识兴趣浓厚，但对哲学等知识兴趣较低。在被问及“公众最希望获得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信息”时，53.3％的接受调查者选择时事热点问题，生活教育(42.2％)，法律知识(42.0％)，经济管理(27.7％)，投资理财(25.0％)，收藏借鉴(10.8％)，其他(4.6％)。对于“你最感兴趣的人文社科科普讲座”，经济、法律、教育类讲座明显更受欢迎，选择道德意识、行为规范等的则寥寥无几。

2009年世界读书目前夕，省内一家书店准备组织一次大型讲座，然而，主办者最先想到的却是办一场炒股讲座，“没办法，股票是时下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刘带春认为：“这一现象表明，作为‘经济人’的知识需求相对得到公众较广泛的重视，而作为‘生态人’的素养需求相对还不为公众层面所重视”，“贵州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状况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

“其实，一些看似无用的知识恰恰十分重要，其内在的文化含量给人的滋养是巨大而持久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辑周溯源认为，学习知识不应过于功利化。

特点三：

不平衡与反差性

调查同时表明，贵州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还具有不平衡性与反差性特点。

不平衡性具体表现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我省公众人文素养最高的是城市：为74％，最低的是农村，为61.45％；社会科学素养最高的也是城市，为75.70％，最低的是农村，为55.36％。文化层次上的不平衡。我省不同文化层次的公众人文社科素养与其文化程度成正比关系，亦即文化程度越高，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也越高。职业群体间的不平衡。在接受调查的不同职业群体中，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最高的是公务员，回答正确率为79.2％，最低的是农民，回答正确率为52.3％。学科知识的不平衡。在涉及人文社科知识的各学科中，贵州公众掌握最好的是文学，正确回答率为87.9％；掌握情况较差的是经济学和哲学，正确回答率为61.0％和58.2％。

反差性主要体现在：区域性反差。调查结果显示，区域发展水平与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并不一定成绝对正相关关系。例如，在9个市(州、地)中，人文知识掌握较好的是黔东南自治州，回答正确率为88.25％，而黔东南州却是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民族地区的反差。一些民族地区尽管公众人文社科素养整体水平不高，但一些以少数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所传承和宣扬的意识和行为中，不乏先进的人文要素。知识素养与行为素养的反差。无论是不同类别的公众群体还是同一类别的公众个体，知识素养与行为素养往往存在较大反差。

制约因素不容忽视

专家指出，以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贵州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提升：

人口综合素质偏低。同全国平均水平和发达地区相比，贵州人口综合素质偏低。这是制约贵州公众人文社对素养提升的基础性因素。在全省总体小康进程监测指标体系的5项指标中，2007年贵州有4项指标超过90％，只有“人口素质”一项的小康实现程度最低，只有57.1％。而农村“人口素质”指标实现程度更低，仅有22.7％。

教育“欠发达、欠开发”。教育的发达与人力资源开发程度，是影响公众人文社科素养提升最直接的制约因素。以高等教育为例，2007年，尽管全省各种形式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达25万人，比2006年增加2.1万人，增长了9.2％，但贵州高校的毛入学率仅为11.5％，比全国2007年平均毛入学率的23％低115个百分点。

篇（2）

一、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研究现状

近十年来，我国高职高专院校特别重视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主页的十个栏目之一“教学改革”内容主要是实践教学改革，登载了53篇有关实践教学的文章，但其中仅有5篇反映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方面的改革举措与理论进展。查阅知网近五年高职教育论文，输入“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搜索到的论文加文献仅有3篇，换句话说，我国理论界在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方面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研究领域非常薄弱。

二、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实践教学特点

1.教学理念从国外向国内引进

（1）实践教学模式。学者们重点介绍国外发达国家教学（应用）型、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实训基地建设的模式，比较典型的有以北美为主的CBE（Competence Based on Education）模式和德国的“双元制”模式，[1]借以对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实践教学改革有所启迪。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的王建勋等《高职院校实践教学体系与基地建设比较研究》（《职业技术教育》2001年第34期），概括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的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现状，能够较为清楚地了解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践教学体系的某一环节的代表性特点。学术界对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举措也有零星的介绍，丰富了国外职业教育的范围和地区。

（2）实践教学师资。辛治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趋势》一文认为师资队伍是提高职业教育水平的关键，德国的职业教育师资要求较高，一般要有博士学位。国外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中兼职教师的比例很大。美国社区学院、澳大利亚TAFE学院的兼职教师比例基本达到了1∶1。1992年德国职业学院有专职教授245人，承担了18.7%的教学量；兼职教师数高达5000人，承担了81.3%的教学量。

（3）法规建设。我国学者特别注意国外教育法规和政策的演变，以及投资渠道和投资体制。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经验表明：通过法律的形式，约束和规范企业在产学结合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全球教育展望》和《世界职业技术教育》编排了这类文章，介绍了整个职业教育包括高职实训方面的条文，可见修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在内的教育法律势在必行。

2.规律探讨从感性向理性转移

郭静[2]认为，人文类高等职业教育校内实训基地承担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任务，其基本功能有“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培训功能，人才培训功能，技术交流、资源共享功能，生产与技术服务功能共四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朱方来《试论高职高专院校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工业中心的建设》（《职业技术教育》2002年第25期）中谈到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基地作用是实践教学与职业素质训导，职业技能训练与鉴定考核，职业资格认证与职业技术教育师资培训，科技开发、生产和新技术推广，强调技术开发。

3.研究重心从局部到系统的转化

高职实践教学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运用先进的教育理念，进行组织管理，以求最佳的效果。刘仕辉在《加快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策略思考》中提出，教学时间上实践教学力求达到总学时的50%左右，教学方法上采用“模块式教学”（MBS）和边讲边练。2009年《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发表了李飞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一文，提出建立“双向受益”的互惠机制，稳固校外实训基地，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评估体系，设计了“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和“专业实习教学评估评分表”。有关此课题从用人单位等角度研究，本人采取了定量分析和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另文详细阐释。调查结果认为，学生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课程设置满意度较低，人文和社会科学实践教学场地有限，专用基地更少，设备和资金投入的力度也小。

参考文献：

篇（3）

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篇（4）

1.2.美学的性质是什么?

1.3.怎样理解美学属于人文学科?

1.4.怎样理解美学以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为基础?

1.5.为何说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

1.6.审美对象的特点是什么?

1.7.审美经验的特点是什么?

参考答案

1.1.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什么?答：(1)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体现着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一切审美现象或审美活动。也就是说，不是美，而是审美活动，才是关学研究的真正对象。(2)审美现象是审美关系的现实展开。其包括四个方面：①艺术美，比如唐诗宋词的美;②自然美，比如高山大川的美;③科技美，比如细胞结构的美;④日常生活中的美，比如服饰的美。

1.2.美学的性质是什么?答：美学是一门关于审美现象的综合型的人文学科。包括三个层面：(1)美学研究对象是审美现象也是审美活动。(2)美学是一门人文学科。(3)美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学科。

1.3.怎样理解美学属于人文学科?答：(1)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一样。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面对的物质的自然现象，而是与人的生命感受息息相关的自然现象。也不同于社会科学面对的客观物化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非物化形态的社会现象，即审美现象。而这些，都是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围。(2)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不一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侧重一种冷静的理智的客观的态度，而美学则要求研究者更多的介入、参与、体察甚至投入。这也是人文学科的特点。

1.4.怎样理解美学以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为基础?答：(1)首先要看到，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人的审美感觉与现实的审美对象都是在实践中双向建构、同步发展的。这一点为美学提供了实践存在论的根基。(2)美学以实践存在论为哲学基础，还需要借助自由概念和范畴作为中介，因为自由乃是通向审美的根本途径，也是哲学通向美学的桥梁。

篇（5）

一、学科范围的界定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Education Statistics，简称NCES) 的最新学科专业分类系统2010 版( 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2010，简称CIP -2010)，所有的48 个学科群( 即二位数代码) 中，与人文学科相关的学科群共计9 个，约占学科群总数的18. 75%; 其中，人文学科群下属的具体学科( 即四位数代码，类似于我国的一级学科)共计43 个，具体专业( 即六位数代码，类似于我国的二级学科) 共计196 个。CIP - 2010 所涉及的人文学科大致包含哲学、神学、宗教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及文理通识研究等具体方向。

与CIP -2010 中人文学科范围略有不同的是AAAS采用人文发展指( Humanities Indicators，简称HI) 。1998 年，AAAS 启动了人文发展指标的研发工作，旨在设计一套量化的指标以客观地描述人文学科的发展轨迹。最终公布的人文发展指标包括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人文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的人文学科、人文领域的职业发展、人文学科的基金支持和学术研究、生活中的人文等五个方面。人文发展指标所涉及的人文学科包含艺术史、经典著作、语言研究、沟通、英语、民俗学、历史学、科学史、外国语言文学、语言学、音乐学、哲学、宗教等具体方向。前文提到的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人文学科报告和AAAS 的《人文学科发展现状: 2015 年的高等教育》均采用了人文发展指标搜集的数据。虽然对于人文学科的精确的范围界定未能达成共识，但是一般来说，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的精神文化及其历史积淀，拥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特征

二、学科现状及原因分析

虽然美国大学一向坚持优质的人文学科教育，但是最近几年，关于人文学科的颓势甚至危机论不绝于耳。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第一份报告描绘未来( Mapping the Future) 中，就列出了许多针对人文学科的负面言论。这些言论并非空穴来风。比如，美国很多公立大学都减少了对人文学科的资金支持，甚至有些州立大学撤消了那些就业前景不乐观的系。2014 年，联邦政府大幅削减了对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简称NEH) 的资金支持，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客观来看，目前美国的人文学科确实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与挑战。比如，从美国全国不同层次的人文学科学位授予比例( 即人文学科学位获得总数与所有学科学位获得总数相比) 来看，人文学科总体呈现出下滑趋势。哈佛大学的数据也显示，从2003 年到2012 年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人数比例从21%减少到17%，社会科学学科从51%减少到46%，而STEM (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学科则从27%增加到37% 。这反映出人文学科专业的社会需求疲弱、学生攻读意愿不强等问题。从2012 年美国全国范围内各学科学术研究与发展经费的具体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文学科所处的位置。人文学科落后于除了法学之外的其他各学科大类，与理工类相比更有天壤之别( 详见表3)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各学科从联邦政府得到的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都在50% 以上，有些甚至达到85%，但人文学科只有20%左右。也就是说，联邦政府直接拨给人文学科的经费实在是少得可怜。那么，美国人文学科发展何以如此惨淡，原因何在?

( 一) 实用主义与国家战略

人文学科，就其本身而言，是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的学问，它帮助人们建立起走向自我的通道。然而，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代，人文学科却由于无法快速地产生效益而遭受冷落。那些实用的学科更受到大学利益相关者的青睐，从而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这些宝贵的资金有助于实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争取更多的经费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些学科实现了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

除此之外，政府及社会的实用主义导向使得这些学科的毕业生拥有更高的就业率，从而对新生的学科及专业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人文学科也似乎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奥巴马政府一贯坚持的国家创新战略将STEM 学科置于战略发展的新高度，不断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物力等用于STEM 学科的建设。相比之下，人文学科并没有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有些言论甚至认为，大学的发展应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而人文学科对国家面临的实际威胁没有直接用处。在这样的经济政治环境下生存的人文学科必然面临进一步发展的严峻挑战。

( 二) 教师与教学问题

尽管大多数人将美国人文学科发展日渐式微的比较教育 美国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首要原因归结为资金投入的不足，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报告却与众不同，认为对于哈佛大学来说，并不存在什么资金不足的问题。经过调查和分析，报告把问题的主要症结归因于课堂教学。这也许可以代表一部分资金充裕的美国大学人文学科发展受阻的原因之一。美国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被公认为本科教育的精华所在，但是目前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比如，哈佛大学人文学科的一些教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研究，造成了本科通识教育中人文学科吸引力的下降，以及教授与学生之间的疏离。有学者指出，教师学术的过分专业化是造科教学质量降低的重要因素。另外，人文学科教师的教法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导向。哈佛大一新生普遍认为人文学科教师所教的内容与社会脱节，导致前两年通识教育结束后，本来想选择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转向了其他学科。从2003 年到2011 年，57%的初选人文学科的学生转向了与社会联系更紧密的社会科学学科( 52%) 和自然科学学科( 5%) 。

( 三) 女性的选择

传统观念认为女性更适合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发展，尤其是诸如英语、历史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人文学科; 而男性则更适合自然科学学科。但是哈佛大学的报告显示，目前在哈佛本科生中，女性比例只有在社会科学学科中超过男性，而人文学科和STEM 学科中都是男性占多数。更多的女性不再攻读人文学科的专业，从而造科学生数量的减少，哈佛大学历史系的Heidi Tworek 认为这才是造科危机的真正原因。Heidi 所言不无道理。近几年，奥巴马政府正通过各种方式鼓励更多的女性选择STEM 学科。在现代女性的世界观里，没有什么学科是女性应该或者适合选择的。女性和男性一样，不仅可以攻读各类学科专业，而且可以胜任各种职业。而根据AAAS 的数据显示，从2012 年各学科毕业生的年平均工资薪酬来看，人文学科毕业生的收入低于总体平均数，更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学科毕业生的收入。因此，要求收入平等的女性转而攻读其他学科也在情理之中。这或许也是近几年人文学科学生数量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

( 四) N 世代的崛起

加拿大著名的数字未来学家Don Tapscott 于上世纪末率先提出N 世代( Net Generation，简称N - Gen)的说法。N 世代即指伴随网络与通信技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从小便沉浸在信息海洋中的他们早已习惯于虚拟的网络生活，习惯于通过电子手段进行快速学习、快速沟通甚至快速思考。这与人文学科深度沉浸的主张背道而驰。严肃刻苦的思考和深刻理性的批判是人文学科必不可少的学科训练，因为人文学科最优良的传统即在于追寻过往，从前人伟大的思想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为应对现实问题的策略选择提供思想基础。显然，N 世代缺乏这种意识，更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需要指出，造成美国大学人文学科发展困境的原因错综复杂。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种因素外，还有认识论、价值论上的因素，或许它们的影响更为深远。哈佛大学的报告中就提到，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来看，人文学科倾向于为个人提供丰富的体验，而不能为公众做贡献; 从科学主义的角度来看，人文学科与追求真理的科学范式格格不入，只能提供个体的解释，等等。由于这些影响因素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可以预测，在未来十年内，美国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仍将步履维艰。

三、哈佛大学的应对策略

面对人文学科的现实困境，哈佛大学于2011 -2012 学年发起了旨在重振人文学科的人文学科计划( Humanities Project) 改革。改革主要在负责本科教育的哈佛学院进行，目的是提高学生交流、解释和辩论等人文素质，并在学科间的合作中发挥人文学科的重要影响。人文学科发展的第二份报告《课程工作组的任务声明》( Curriculum Working Group Mission Statement)阐述了这次改革的目标、策略和项目。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课程方面重振

人文学科的首要任务是留住学生，而想要留住学生则必须建设高质量并具有吸引力的课程体系。在这次改革中，新入门课程( New GatewayCourses) 成为了重点建设项目，包括于2013 - 2014学年实施的三门人文学科框架课程 《倾听的艺术》、《阅读的艺术》、《探寻的艺术》，以及于2014- 2015 学年实施的针对大一大二学生的艺术人文概论课。通过新入门课程的学习，改革者们希望学生从一开始就对人文学科充满兴趣并打下扎实的基础。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跨学科课程建设。哈佛大学跨学科培养的传统由来已久，而人文学科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天然优势。跨学科课程建设有助于比较教育 美国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人文学科冲破专业的藩篱，在人文学部及整个大学内部实现自我复兴。同时，改革者们正在设计新的跨学科性质的人文学科专业。这个新专业有些类似哈佛大学的特别专业( Special Concentration)，将为那些在人文学科有特殊兴趣及突出表现的学生量身打造。

( 二) 教师与教学方面

篇（6）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医学人文学得到了很多高校的重视。目前，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已经走过了“探讨其重要意义”的阶段，其重要性已经被医学教育界普遍接受。［2］山东大学、大连医科大学等院校设置了医学人文学博士点。但是在我国的医学学科门类设置中，至今没有医学人文学一级学科及相关内容设置，国内这些院校的医学人文学学科都是作为医学交叉学科来设立的。显然，相对于医学人文实践发展的迫切社会需要而言，我国医学人文学科建设是薄弱的。

2我国医学人文学学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医学人文学学科与医学学科门类其他一级学科的关系问题目前我国将医学人文学学科作为医学和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来设置，在具体进行学科设置时，往往忽视了医学人文学科与医学学科中的其他一级学科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单向的、忽视了分支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缺乏与医学学科的交流与融合的医学人文学科设置无法充分发挥医学人文学在医学发展中的“规范与引领”作用，甚至与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2．2医学人文学内部各学科群之间的关系问题按照目前的学科设置，医学人文学的各学科被分散在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大学科门类中。这种以知识源流为学科划分依据的方法，虽然能反映出分支学科与母体学科之间的衍生关系，却在实际上割裂了医学人文学科基于特殊研究对象的学科整体性。如医学伦理学与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等诸多分支学科有着种种割舍不断的内在联系。这种以横向联系而不是按纵向梳理构建学科群的方法更适合于跨学科发展和交流。［2］因此，医学人文学各学科之间的种种必然联系迫切要求将各个学科从原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建立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群，从而更好地促进医学人文学学科的发展。

2．3医学人文学学科设置的规范化问题医学人文学涉及哪些学科，贺达仁将医学人文学划分为6大类4个分支约118门课程;［3］张大庆主张将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和医学法学以及医学社会学作为医学人文学的核心课程;杜治政认为医学人文学应该由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史、医患沟通学、医学法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群构成，其核心价值是维护人类生命尊严和人的权利。由于没有明确的学科设置政策，使得医学人文学的学科定位、科学体系结构、学科培养目标、学科业务范围以及学科课程设置等相关工作缺乏规范化建设，对学科的长远、科学、健康发展都十分不利。

2．4医学人文学学科发展理念问题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G．L．Engle)发表了《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一文，标志着人类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正式诞生。为医学人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确立了核心价值理念———医学人文关怀。这一观念正在改变着世界医学教育的样式。但是，目前国内很多医学院校和医学教育者对此还不够重视，主要表现已经建立的医学人文学学科的描述和培养目标中，尚无关于医学人文学科理念和医学专门人才人文素质培养目标的精准表达。

3我国医学人文学学科设置和发展的建议

由于医学具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双重属性，根据当代医学发展和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基于我国医学人文学学科设置及医学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增设医学人文学一级学科。

3．1在医学学科门类下，增设医学人文学一级学科医学人文学一级学科主要是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分别从人文和社会角度研究医学及医学中的各种相关问题，同时又运用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医学的角度研究与人的生命、健康有关的人文和社会问题的相关学科的总和，是人文社会科学与医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交叉学科。该一级学科主要研究范畴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史、医学法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①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医德观，提高学生判断善恶、荣辱的能力，正确把握医学实践的道德原则;②医学哲学是医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将思维方法与思维形式相互结合、相互渗透，才可能逐渐把握各种医学对象的一般特性和内在联系;③医史学是医学各学科的高度综合，也是医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合，医学学科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继承和总结，任何医学成就都不可能在割断历史的情况下取得;④医学法学主要以医学领域的法律现象和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在现代医学非人格化和医患关系不断物化的环境下，通过医学法律制度来对医务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也将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⑤医学心理学是把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到医疗实践中的产物，它研究和解决人类在健康或患病以及二者相互转化过程中的一切心理问题，即研究心理因素在疾病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中的作用;⑥医学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医疗领域中的社会角色、角色关系、角色行为、角色流动、医疗社会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医疗领域与整个社会生活的互动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按照我国《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规定，首先设立医学人文学一级学科，然后在通过学位授权审核的高校，进行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招生和人才培养。设立医学人文学一级学科、明确学科范畴，不仅可以大力促进该学科的自身发展，而且还可以对临床医学等其他医学相关学科起到规范和引领作用。

3．2明确医学人文学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医学人文精神的医学人才，具体表现为:在知识结构方面，具有哲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相关知识，系统掌握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对国际和国内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和科技哲学、方法学等知识及发展趋势有一定了解的知识理论体系;在能力结构方面，培养对人文思想的敏感性和思辨能力，进行原创性研究、发现和解决实际人文医学问题、指导他人成功从人文角度化解医学困惑以及为医疗卫生决策和管理提供建议的能力;在素质结构方面，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较强的法制观念、诚信正直、有社会责任感和求实创新精神、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健康的体格和健全的心理素质的人文医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高素质人才。

篇（7）

文学、哲学、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主干对大学治校理念、育人模式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从治校理念说，人文学科影响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大学核心价值观是一所学校长期运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学校师生的群体意识，是师生群体实践活动的产物。人文学者的反思和批判活动构成了这一群体实践的主要部分，他们高度关注人及其尊严和价值，从人道主义和审美需要的角度审视社会、批判现实。这种学科共同体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判断通过先后影响学生的学习、教师的研究和校长的行为，从而主导和规范着大学办学治校的理念。从育人模式说，人文学科通过课程教学、经典阅读、贤者示范、终极追求等雕刻着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大学师生的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产生渗透性。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学问变化气质”。人文学科的这种渗透看似不明显，其实在社会转型时期就会体现出来。20世纪初叶，北京大学在中的贡献实际上是和它的学科文化、学科体系密不可分的。中强调立人、个体精神自由和人格自主以及思想解放，是当时北大引进和支持的新哲学、新文学等学科的主要观点和主张。第二，社会科学规范大学制度文化。相对于人文学科关注人的精神而言，社会科学关注的更多的是社会制度及其规则。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经把社会这种极其特殊的存在方式近似地称之为“制度”，相应地把社会学或社会科学近似地称之为关于制度及其产生与功能的科学。例如经济学要研究如何建设能够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经济制度，政治学要探讨如何建立既代表经济利益又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政治制度，社会学关注的是怎样构建和谐、健康的社会制度。对一系列规范、规则乃至形成良好有序的制度文化的诉求，成为社会科学共同体一致的声音。这种声音一定会回响在大学之内。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理论往往能够直接转化为现实政策和师生行动规则，直至改变社会生活过程。正如英国当代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社会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发现，不断地‘循环穿梭’于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之中。这些话语、概念、理论和发现反思性地重新建构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自身也学会了用社会学方式思考。”

例如，教师必然会将社会科学研究中养成的制度意识、规则观念运用到大学教师管理中来，以至形成和学校的互动局面，推动大学教师管理的制度化。学生也会运用从社会科学得到的武器评判学校有关学生管理、社团管理的是非得失。从此点讲，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既为国家和社会的外因所推动，也是不断满足师生科学治理学校这一主观诉求的需要。第三，自然科学引领大学创新文化。一个大学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创新成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主要工业国家的崛起无一例外都是从科技进步而来。而大学容纳科学、技术等学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英国古典大学为例，长久以来，英国古典大学都奉行的是博雅教育和绅士教育，有关科技方面的学科只是蓬勃于民间的手工工场、工厂和实验室，并没有登上牛津、剑桥的“高雅殿堂”，这种对科学技术学科的漠视和拒斥，使得英国古典大学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甚小，从而因为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潮流、代表社会先进文化而在17、18世纪走向了没落。相反的，同时代的德国大学却能高扬科学研究的旗帜，积极发展有关学科，进而走在了时代前列，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要求。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证明，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对大学的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作用是重要的。无论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都属于基础学科，从整体上看，基础学科奠定了大学文化的主色调，这一主色调既表现在显性的校园文化生活、校园生态文化、师生行为方式甚至言谈举止之上，也表现在隐性的思想构架和价值选择上。此外，应用学科随着社会变迁在大学文化的建构上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基础学科是一种主色调之中的暖色调的话，那么应用学科就是一种冷色调，二者共同描绘出大学文化景观。应用学科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学和社会的关系上。例如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能对硅谷企业的生长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根源在于斯坦福大学始终保持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卓越，发挥应用学科的优势，不断创新技术成果。当然，应用学科在影响大学文化的过程中，大学要将其在社会服务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功利性甚至庸俗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其既能发挥应用价值又不沾染社会的商业气味。

二、在学科建设中提升和巩固大学文化

篇（8）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7.02.009

Abstract Guangming Net is “one of a few keys”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its “theory” and “academic” column is a sample of the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tatus. Based on this column， this paper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library scie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needs the supply side reform， and the supply side reform boosters the ascension of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quality.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upply side reform. Problem consciousness. Guangming Net.

0 引言

“光明网”与“人民网”“新华网”等一样，都是中国社会科学主流媒体中的“关键”媒体，其中，备受中国人文学界与社会科学界（学界也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两个专栏“理论”与“学术”具有三大特点：①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是中国人文界与社会科学界最坚强的思想阵地。②具有强大的学术力量，代表中国人文界与社会科学界最高的学术水平。③具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依托“母媒体”强大的技术力量。所以，它们可作为考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的优质样本[1]。这两个专栏对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研究起着学术“标杆”“旗帜”与“灯塔”的作用。

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供给侧改革”时代，“光明网的精神”就是人文社会科学供给侧改革的精神，是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者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光明网”创新理论文章的阅读分析、比对以及数据处理，我们认为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领会“关键”媒体的精神，即图书馆学“领头羊”要有供给侧改革的学术思想准备与实践：图书馆学必须经历供给侧改革的洗礼。（2）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诸如制度建设、大学教育、人才培养、理论宣传、研究课题动向的把握与评价体系的跟进，将大有作为，并给图书馆学界的“把关人”“关键少数”以及一般的理论研究者提出“精准”的要求，不会给太多试错机会，否则，必定带来社会争议，如“试座惹争议”[2]。因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面临着公众的监督，不能给以太多“试水”，要有“精准”设计。（3）图书馆学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对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者最大的“刺激”是：问题意识的品质必须提升。这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是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提升，进行图书馆学供给侧改革的终极目的之一。问题意识品质是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形上概念”。图书馆学界应抓住这个机会，真正起到引领“问题意识品质提升”的关键作用。

1 图书馆学理论创新必须经历供给侧改革的洗礼

理论创新只能保持一定范围与一定时间内的“自由张力”，但不能大范围或长期处在“无序”“自由”钐。任何“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学术争鸣”“学术试错”要基于一定的限度与原则。在这个限度与原则下，任何一个学科很难弃绝它的传统，很难抛弃固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式是一把双刃剑，其中包含着宝贵的文化传统，也隐含着束缚人民心智手脚的陈规陋习。

当今的图书馆人处在大数据时代，面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格局，面对着“不确定的世界”，面对着社会群体对图书馆学界提出的“精准”要求，当今的图书馆学界在时代的洪流下同样面临着供给侧改革的挑战，图书馆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也必然是时代的选择，经历供给侧改革的洗礼。

当前图书馆学需要更加灵活，更加紧扣时代主题，更能反映社会需求，在学术经营上更加高效。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学不可以“按兵不动”或沿袭以前的习惯与传统。如果当今的图书馆学界还把主要精力放在论述诸如“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等问题上，在供给侧方面不作为，图书馆学界仍将在“黑暗中徘徊”，仍将守持着陈规陋习。如果图书馆学不进行供给侧改革，进行问题意识品质的提升，几代图书馆学人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将无法在短期内有效提升，图书馆学科只能停留于“自生与自灭”的状态，甚至停留在“落后”的状态，或者走向“反方向”。

2 图书馆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的学术追求

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占领图书馆学的“制高点”，抓准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图书馆学供给侧不改革，图书馆学科将付出沉重的“机会成本”。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成本中，图书馆学利益诉求这一“机会成本”是图书馆学发展最大的成本。图书馆学理论创新的供给侧改革的追求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在“互联网+”时代，探讨图书馆学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我们需要论证的是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上，阐述在网络时代、社会转型期，社会更需要图书馆学这把“交椅”。在理论创新研究中强调中国图书馆学的存在与发展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图书馆学合法性的进一步证明包括图书馆学在“互联网+”“大数据”“社会转型期”“业务外包”时代的逻辑支撑、发展价值、新境界开拓等的问题探讨、逻辑与实践证明。在当下或未来，中国图书馆学界需要把图书馆学的“责任田”耕好，需要论证“去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危害，并坚决与“去图书馆学”作斗争。

（2）在社会转型期，增强图书馆学的合法性资源。我们需要探讨在大学教育、期刊建设、理论实践等方面增强图书馆学资源的必要性，大力培养理论创新性人才和图书馆网络管理人才，从“做大做强”图书馆事业的角度出发，增强图书馆发展趋势前瞻性的探讨。

（3）增强图书馆学的社会性作用，以得到社会认同。图书馆学界要厚植于中国国情，汇聚磅礴的力量，重视图书馆学在社会各界的学术话语权，增强公信力，加大学术关注度，让全社会认可图书馆学的专业人才。“图书馆学界要事半功倍地讲好图书馆故事”，把图书馆事业这个“蛋糕”做大，让人民群众普遍尝到图书馆服务于社会的“甜头”，增强图书馆学创新理论指导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成就感，这样才能在公共图书馆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让普通公民增强汲取文化的获得感。

当前图书馆学供给侧改革的攻坚点在于：（1）不断推动本学科的理论创新，完善理论创新体系。（2）结合时代背景，加强图书馆学科的专业特色建设。（3）推动理论话语权到传播话语权以及教材话语权到课堂话语权的转化。这三个方面是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提升的“剑指”。图书馆学界并非无事可做，相反任重道远。要从理论到实践论证“去图书馆学学科化”行不通，在社会转型期中探讨图书馆学存在意义、学术资源丰富以及如何提高公信力、话语权等问题。这三个方面的“反方向”最大的危害就是，图书馆学界失去发展机会，其中最大损失就是，图书馆学界失去问题意识品质提升的机会，俗称“找不着北”。

3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创新过程不可能走出“独立行情”

要坚决反对意识形态的泛化与过度化现象再度发生。在图书馆学中，有的专业领域与意识形态存在直接关系。有的离技术较近，渴望汲取西方优秀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精髓。虽然西方的人文学与社会学成果不能“一棍子打死”，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做好甄别、批判与消化工作。事实证明，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比如公共图书馆学理论、大数据处理技术，等等。但这些成绩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超越、发展，尤其要在人文学与社会学主体领域多下功夫。

但作为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与科学技术学科“混合体”的图书馆学理论，其主体实质上是社会科学，不存在绝对自由。理论创新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人文社会科学不存在“要不要把握政治方向问题”，存在的只是“政治方向是否正确问题”[3]。

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今状况可以用“命运共同体”进行概括，是所有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真实与客观的写照（见表一）。所有社会科学在“命运共同体”中都要“一荣俱荣”，中国图书馆学人难以逃脱这一“宿命”。

为了研究问题方便，人们通常把科研队伍分类、社会科学类、科学技术类三类。从学科性质角度看，中国图书馆学的主体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问题集”。本文着重探讨图书馆学界中人文社会科学类的问题。在这里和其它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一样也必须探讨生存与发展问题，比如学科是这样[4]，经济学、历史学、史学也是这样。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图书馆学的社会科学类问题不可能走出“独立行情”，不可能与其它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脱轨”，比如图书馆学不能与政治学、经济学“脱轨”。我们必须把它放到整个社会科学大环境中去考察。

4 没有“压舱石”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注定要消亡

图书馆学中的人文研究与社会研究的“压舱石”，是图书馆学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这一“压舱石”的基本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对立统一规律。它的灵魂就是问题意识、领域研究意识、实践意识、创新意识等等[5]。

首先，没有“压舱石”的图书馆学中的人文研究与社会研究，注定要做“时尚的囚徒”。从总的趋势与发展来看，中国图书馆学取得了辉煌成绩，但也存在阶段性问题，甚至存在很严重的极端性问题。“真理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这句话从人类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来看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要有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个时期，图书馆学如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出现了“信马难，行马更难”的阶段性现象。在某个时段，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有更多机会进行“渗透”。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形容当今图书馆学某个时段的现状一点也不为过，比如，在整理图书馆学中的学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图书馆学中的学派重大成果较少[1]。基于光明网“理论专栏”与“学术专栏”的阅读分析，笔者认为，从学术研究行为角度来看，靠“粘贴”“嵌入”“偷运”的模式发展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必然走向末路。这些错误的思想包括：不认为是图书馆学理论学派的指导思想；否认图书馆学理论思维的价值。

其次，没有创新的图书馆学没有前途可言，没有“压舱石”的图书馆学注定要消亡，就容易做“时尚的囚徒”。这些时尚的“囚徒”包括：（1）西方人文主义的“囚徒”。例如，有的学者做了库恩“世界三”的囚徒，认为“世界三可作为图书馆学的哲学思想”，妄想用“信息”概念的“奇异性”与“歧义性”来对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x；有的学者做了西方“人权”“女权”“平等”学术思想的奴隶，用这些概念来诠释与指导当今图书馆事业，“创新”出“自由图书馆学”。这些时髦的学说在某些时段很有市场。有的学者“中毒”西方人文思想太深，对中国的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持“悲观论”。（2）西方科学主义思想的“囚徒”。有的学者认为，科学技术能解决图书馆学所有的问题。作为过程的技术很有必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如果不顾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强调中国图书馆学“精确”“数字化”“量化”，过一段时间，那些靠“记忆”与“师傅带徒弟”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将因学术体制问题而面临着消亡，比如古籍整理专业。（3）的“囚徒”。我们不能用“电子阅览室的消亡”来否定电子阅览室的历史功绩。（4）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囚徒”。这些理论看似时髦，但往往因为“割裂”与“孤立”的看问题，注定包含着不为图书馆事业的实践所接受的一些错误认识。

在“网络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公共体中”，仍将是图书馆学的“压舱石”，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源泉。

6 供给侧改革能够助推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的提升

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需要“供给侧思维”，“供给侧改革”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思维和理论。中国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研究仅仅有理论创新是不够的，还需方法论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为图书馆学方法论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综述上文的分析，中国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与社会学的主流思想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对立统一规律。基于这样的认知，那么，可以认为图书馆学中的问题意识品质的提升要达到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贯彻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主流学术思想灵魂，并具有时代意识、问题意识、领域研究意识、创新意识与实践意识；二是丰富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发展的学术流变史，并全面提升学术思想层面的品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高理论与本土实践的创新水平，强化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 张瑜.《新华文摘》关注的图书馆学学派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5（6）：98-108.

[ 2 ] 李攀.南京大学图书馆“试水”微信预约选座惹争议[N].中国青年报，2016-04-17（2）.

篇（9）

随着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原因、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学者们将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意义归纳为是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的需要，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需要，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需要。有学者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论述：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是理、工、文相结合，高等教育的结构必须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化趋势要求实现理工文相结合。

文科发展历史悠久，学科体系成熟，在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趋势下，文理工日益交叉渗透，文科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人们一般把文科划为文史哲等基础性的传统文科，以及应用型、交叉型的新文科；也有的从工科所需的文科教育将文科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培养对职业岗位有用的知识才能，例如，学习语文，熟练掌握阅读、写作、说话的能力；学习法律知识，以求工作上、生活上借助法律的保护；学习财政经营之学，以求在处理生产和销售问题的过程中不致违背经济规律。这些是工科学生走向社会所必备的文科知识，谓之“安身立命”的文科。第二层是作为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修养所需要的，如美术、音乐、文学、道德行为的教育，谓之“怡养性情”的文科。第三层是培养人参与社会、认识社会、贡献社会，并对事物能有战略发展的分析能力所需要的文科，这就是哲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教育，谓之“济世达人”的文科。总之，文科内涵丰富，性质有别。因此理工科大学办文科的第二步是定位与取向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可行之道是背靠理工科，充分利用理工条件办好应用文科专业，培养应用文科人才，出应用文科的研究成果，提高理工科的教学科研水平。对于一些实用价值不高、发展潜力较小的文科专业，则可以进行调整，以使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建设与发展能充分形成与体现理工科大学特色。总之，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倾向于应用、交叉、渗透型的新文科的定位。

文科发展的思路和策略问题是怎么办文科的问题。部分研究人员和教学科研部门的领导提出了明确的意见，认为应当从实现文理工管相结合的目标出发规划文科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应用为主，以交叉见长，建设和发展新型文科；统筹规划，重点扶植，逐步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群。提出了“小规模、多学科、分层次、高水平、有特色”的文科发展指导思想，认为应当使文科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以文理交叉的方式，使文科的发展与学校各学科综合发展战略相联系；以国际交流与合作为纽带，使文科的发展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从转变思维模式、树立品牌意识、开展创新性研究和加强制度建设等方面论述了文科发展思路。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理工科大学教育首先要培养的不是“技术专家”，而是“合格的公民”，通过科学世界观与高尚人生观的教育，使学生懂得如何正确地观察世界、对待人生，摆正理想与现实、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向学生进行必要的美学、心理学教育，帮助他们鉴别真伪、区分美丑、健全身心、陶冶个性，而这些将形成学生从事任何职业的重要基础――为人的基础。在《人文、工程和教育》一文中讲道：“人文学课程对工科学生的基本价值是，它们教给一种方法去探索与工程诸学科不同的疑问、看法、问题。这些课程促使学生思考，由此促进学生心智的成长和发展。”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如科技史、逻辑史、辩证法、文学、美学等，有助于他们构建广博的背景知识，活化他们的认知心理定势，扩展其过分局限的视野，促进他们思维的开拓、求异与创新，推动他们不拘一格地想象与联想，点燃学生创造性的思想火花。

文科在重点理工大学的发展中虽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但近30年的实践也充分证明，重点理工大学不仅能办文科，而且能办好文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办好文科，不能停留在原来从无到有的初级阶段，必须明确方向，选择一流的发展战略目标。这既是重点理工大学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推动学科融合，促进人类文化知识的丰富与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也是文科上台阶、上水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定位于一流的学科发展目标，重点理工大学应选择以下发展思路与举措：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教育部于2003年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并开始实施“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因此，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要从根本上转变理工科院校文科教育观念，充分认识大学文科教育在全面素质培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正确认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全面素质培养，按照教育规律办好理工科院校的文科教育。科学精神的真谛在于求真、求实，人文精神的主旨在于求善、求是。因此，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科学教育是大学素质教育的两翼，两者同时发展才能做到真、善、美的统一。

重点理工大学办文科不是权宜之计，不是跟风追潮，文科也不是应景式的花瓶摆设。文科既服务于全校文化素质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又有着自我存在的价值与作用方式，它与理、工三足鼎立，必须独立自主地自由发展。同时，高水平的学科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必须经过较长的时间磨砺、实力累积与文化积淀，才能稳健地发展，最终走向一流。没有一定的学科基础与实力，单从一个历史时间点切入，希冀一时的强投入与高速度追赶就能够实现目标的达成，这只能是奏效于一时的教育短期行为。因此，必须把文科纳入学校整体发展目标之中，从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与交流、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投入等方面制定中长期工作规划，拟定目标、任务、措施与步骤，使文科在重点理工大学得以稳步发展，逐步进入一流学科水平的行列。

文科要上档次、上水平、力争一流，必须依托现有学科力量，加快现有学科的发展，使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现有文科应明确责任与目标，“立足于发展，立足于自己”，苦练内功，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有基础和条件的学科应积极申报博士点，增设硕士点，在相关领域中形成特色与优势，进入国际、国内学术研究的前沿。在提高教师整体水平基础上，采取超常规措施引进和培养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广泛深入地开展科学研究，重视解决“重大课题少，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少，部分教师的研究意识不强”的主要问题，从各门学科实际出发，围绕学科建设开展科学研究，使现有重点学科步入全国一流行列，成为推动整个文科发展的先导。

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的普遍薄弱或缺失已成为制约整个文科发展的瓶颈，也是阻碍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基本文化素养的桎梏。重点理工大学应从加强大学素质教育，增强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底蕴，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和文科专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的高度，充分认识人文学科的特殊教育价值和基础地位，采取超常规措施来扶持和加强人文基础学科的建设。

文科发展的失衡源于以“应用为主”的文科发展指导思想。如前所述，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等一些重点理工大学都确立了各自文科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大都是基于“就文科论文科”或“就工科论文科”的“小文科”思维模式提出来的，它们的缺陷是，重视发展应用文科而轻视基础人文学科的建设，甚至以应用文科的发展来牺牲和取代人文学科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人文学科基本建设的滞后，师资水平、课程质量都难以提高，限制了人文学科在整个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和文化氛围营造中应起的作用。综合上述研究，21世纪新的文科发展指导思想应当是，以促进全校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类科学文化知识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人文学科的发展为基础，谋求人文学科与应用文科的协调发展，并通过文科内部及文、理、工之间广泛、深入、富有成效的交叉渗透融合，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创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一流文科。

人文学科的“精神性”、“教化性”决定了它不能像应用文科、工科那样直接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创造出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对人文学科的发展要采取积极的扶植政策，对其图书设备购置、师资的引进和培训、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课题的资助等加大投入力度。要切实把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当前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活动结合起来，通过教育、科研活动项目来促进人文学科的发展。同时，根据人文学科的特点，营造适于人文学科发展的校园文化氛围。总之，人文学科的发展有别于其它应用文科。人文学科发展的滞后，意味着学校所培养人才的基本素质的缺失或低下，意味着学校科学发展后劲和潜力的贫乏。因此，必须优先发展人文学科，努力使人文学科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学校的优势学科群。

任何一场思想深刻的教育改革，只有全面进入人才培养计划才能最终成功。而人才培养计划要发挥出预期的功效又首先取决于传统教学理念与模式的突破与超越。否则的话，教育改革往往是“新瓶装旧酒”，形式转变了而实质内容难以改变。前一阶段许多理工科大学在所开展的人文社科教育的试点与探索中，虽然都配置了文科，学科形式较为完备，文科教育也进入了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才培养计划与教学课程体系之中，规定了相应的学时和学分，但教学的效果并不很理想，作用有限。究其根本原因，仍是传统教学理念与模式的阻碍。因此，定位于加强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点理工大学文科建设，应确立新的教学理念、模式与方法，让文科教育真正进入学校每一个理工科大学生的培养计划。

原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靳诺曾指出：“要切实解决认识问题，按照‘四个同等重要’和‘五个高度重视’的要求，在学科建设的经费投入、科研条件、科研队伍等各方面切实保证文科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需要。要充分认识理工科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需要。要充分认识理工科院校及文科院校发展文科，特别是发展新兴学科的重要性，在发展传统优势的基础上，选择具有前途的新的学科生长点、发展点，努力推进高校实现学科创新。在发展传统优势基础上创造新优势。要加强科学管理机制和体制的改革和建设问题，努力探索大学文科建设和文科管理的规律。对文科科研业绩的评价，对文科科研成果的评价，对文科学者的评价以及对大学文科的评价，都值得认真探讨。在探索出成果，出人才以及出管理经验的同时，努力形成科学的管理机制、体制、建立科学的、规范的、充满活力的文科科研管理体制。”

建立一系列制度以保障文科的发展，这应该是我国理工科大学发展的重要途径。理工科大学主管领导、学术委员会大多由理工科类专家担任，必须在理工科大学增补一定数量的文科学方面的专家进入学校领导和学术委员的行列。很多理工科大学大多采取以前办理工科大学时候办文科的制度和思路，这显然不合适。要发展文科这种灵活多样的软科学，就要建立一种具有弹性的制度和评价体系，而不能采用生硬的定量评价体系。以文科科研评价体系而言，有的文科科研成果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挥其社会经济效益，如果以效益来评价社会科学的科研成果的话，就会导致教师短视，急功近利，从而忽视基础学科的研究和发展，限制文科的可持续发展。应根据本校文科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文科发展的规律制定相关的文科研究学术规划和学术评价标准。在研究过程、科研成果、基金资助额度等很多方面，文科同理工科存在很大差距，应该用不同的考核办法。理工科大学“以理工为主”的战略，决定了学校集中大部分的资源发展理工科，对文科的发展投入不足，如有的理工科大学图书馆文科书籍文献和必要的数据库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文科研究。由于经费投入不够，理工科大学文科学科普遍存在师资引进困难和教师队伍不稳定的问题，因此适当的经费投入和政策倾斜必不可少。所以从制度上保障文科的发展应该是我国理工科大学的当务之急。制度的好坏决定了文科的发展方向，建立一系列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类学科不同的评价体系和发展体系，是理工科文科发展的根本出路。

任何发展都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发展，所以说我国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不能脱离我国的国情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在具体的发展思路上，理工科大学应当遵循强化基础、应用为主、文理渗透的原则。文史哲等学科是一切文科的基础，也是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必须积极加以强化。其主要措施是扶持、培养、引进一批素质较高的基础文科教师队伍，但不必办有关的专业。应用文科应当是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重点，因为应用文科比较容易实现与理工科的对接和渗透，社会对应用文科也有比较广泛的需求，应当积极加以发展。一些文理交叉性质的学科更应成为理工科院校发展文科的重点。

从总体上说，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应主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以“两课”建设为核心，强化基础性文科建设；文学艺术学科要进一步加强；大力发展以工商管理和经济、法律为核心的应用文科；大力促进科学技术哲学、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等文科的发展。

文科发展是一个时代气息较为浓厚的学科，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体现出其特有的特点。因为文科的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就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学科之间交叉综合趋势的大发展，再加上文科内部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特点，办文科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而我国的理工科大学人文底蕴大多不是很深厚，其发展文科的思路明显存在机械化的痕迹，这就需要理工科大学要有改革的精神和勇气。不仅要发展社会急需的人文社会科学，而且要下大力气支持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如哲学、历史学等。这些学科的发展不只为文科的发展铺垫了人文底蕴，而且为整个学校人文素养的提高提供了很好的保障。除此之外，还要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这一点尤为重要。而且对于学生在文科选课方面要放松，在保障本专业学习的基础上，可以选修其他专业的文科类学科。

总的来说，发展文科需要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理工科大学的文科改革应该着重关注以下几点：1、重视基础教育。2、课程内容应当避免过细的专业分化，而且要求文理科相互融通，不断开拓跨专业学科，使课程设置向综合化方向发展。3、扩大选修课程的范围。为了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和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积极采取缩减必修课、扩大选修课范围。4、各系（学部）灵活安排课程内容，办出自己的特色。各学部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在课程内容上，在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比率安排上在规定学分、实习、毕业论文等教学的制度和形式等方面不拘一格，力求多样化。

文科在促进理工大学生全面发展中拥有特殊的教育价值。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理工科大学教育必须全面革除传统教育思想、人才培养模式及学科结构上的弊端，发挥文科教育在理工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这是重点理工大学创办文科的根本动因之一，同时也是重点理工大学加强文科建设，推动文科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我国教育资源有限，又面临着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重任，如果把市场的功利价值作为办学的唯一标尺，在有限的教育资源分割与占有中，“势单力薄”的文科(包括应用文科)是无法与实用的理工科相竞争的，也难以与基础雄厚的综合大学的文科相匹配。以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根本目标，重点理工大学的文科建设必须定位于加强全体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以更好地促进理工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基础和前提，来积累文科专业教育的实力，使其稳步发展。

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它以体验性、教化性、评价性与其它客观性、实用性的应用文科相区别。人文学科的教育不是一种职业、技能的训练，而主要是受到高层次教育的人所必备的一种教养、素质的养成教育。同自然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相比，它更深刻、更直接地表现了人的本性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更能洞察和发展人存在的意义。

人文学科的独特教育价值奠定了它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基础教育地位，这种基础教育地位是其它文科教育所不能代替的。纵观整个教育史，人文学科与人文教育一脉相承，联系紧密。人文学科是人文教育的依托，人文教育是人文学科传承发展的重要桥梁。在古代人文教育时代，中国的“六艺”和西方的“七艺”等人文学科被视为“显学”，处于专业结构、课程体系上的独尊地位。在经历了单一的人文教育阶段、科学教育阶段之后，历史正沿着螺旋式发展轨道步入现代人文科学教育时代，即以科学教育为基础，以人文教育为导向的两种教育相融合的新型教育阶段。重点理工大学加强文科教育，必须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而不能囿于片面功利化的价值观念，忽视、排斥人文学科的教育，或通过发展其它应用型文科，把这些文科教育等同于全部文科教育，来绕过人文学科的发展，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偏离了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文科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推动文理工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融合是重点理工大学文科发展的历史使命，也是其发展的优势、动力、特色之所在。但客观地评估文、理、工学科融合，其现状是融合得不多、不全、也不深，文理工学科之间更多的只是形式上的共存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的深度融合，基本上仍停留在“理工+人文”并存的层面上。应通过其他途径切实促进和深化文理工之间的学科融合。

篇（10）

自1998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1998】2号）文件颁布以来，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究其原因既有指导理论上的贫困，又有学科专业化和社会职业专门化的冲击，还有缺乏一支优秀的人文素质教育教师队伍。此外，对相关概念理解不清，也影响了教育目标的实现。为此，有必要对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课程与课程群、人文课程与通识课程等一系列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以便更准确地进行课程群设计与建设，推进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工作。

一.“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

（一）“人文学科”

“人文”一词，在我国古典文献中，较早出现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彖传》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很显然，这里的“人文”是指人伦社会规律。“人文”与“化成天下”联用，凸显了“以文教化”之思想。我们今天之所以特别强调“人文”以及“人文文化”，主要是为了匡正科技文化之局限性而言的。

人文学科（美国叫人文科学）源出于拉丁文humanities，意即人性、教养，在欧洲15世纪就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其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人文学科是指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的人文学科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学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人文学科”的解释：是指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从上述解释可以看出，欧洲的人文学科是包含了一部分社会科学内容的（如法学、经济学），而美国的人文科学则主要是指文、史、哲、艺等学科，法学与经济学则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对于人文学科内容的界定，中国官方与民间学术界也有区别，中国官方习惯称“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很少称“人文学科”或“人文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附属于社会科学之中，这种学科分类法在学理上是有一定问题的。而在民间学术界则比较认同美国的学科分类法，把人类知识体系一分为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习惯称“人文学科”或“人文社会科学”。

（二）自然科学

它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其任务是揭示自然界发生的现象和过程的实质，把握这些现象与过程的规律性，以便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合理而有目的地利用规律开辟各种可能的途径。自近代以来，科学在给人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同步呈现。基于此，反思与规范科技发展，就成为当今一项世界性课题，为达目的，一度被冷落了的人文学科又被重新提出来，并成为了前沿问题。

（三）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比较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语言特征、论据来源和社会职能等五个方面。在研究对象上，人文学科是以人的生存和人与世界的感受价值关系为基本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主要是回答‘人应该怎样’的问题，引导人们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去追求人的美化。它是一种评价性和体验性的学问”。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它主要关注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属性、状态及其运动规律，它是一种工具性的学问。在研究方法上，人文学科主要以想象、直觉、思辨、体验等个体性、独特性、创造性的感觉和表达为基本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受到人的主观情感和人生经验的影响，具有主观性。自然科学则以数学、实验、实证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尽量避免人的主观影响，具有客观性。在语言特征方面，人文学科偏重评价，自然科学偏重描述。在证据来源方面，人文学科主要关心经验中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蕴含“应该怎样去做”的意义；自然科学则主要关心因果关系，强调合理性的逻辑。在社会职能方面，人文学科没有直接的功利性，其主要功能在于发展人性、提升人格。自然科学则通过技术中介去实现效益，有强烈的功利性。

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

理想的教育应该是以全部人类文化知识为基础的教育，它包含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两个方面，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教育的一体两面关系。

（一）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文、史、哲、艺等）通过知识传授与环境熏陶的方式，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和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更加强调“全面发展”、“通才教育”与“文雅教育”，是一种区别于专业教育的非专业、整体性优化教育，实质是人性的教育，主要途径是文学文化名著经典的研读，核心教育目标是人文精神与人文素质的养成。

（二）科学教育

科学教育的目的重在培养人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任务在于揭示和把握自然界各种现象及其规律，为人们合理利用这些规律开辟各种可能途径。科学教育的特征是“教学内容学科化”、 “教学方法心理化”、“教育制度职业化”、“教学手段现代化”、“教育目的功利化与唯知识化”。

（三）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比较

在教学理想上：人文教育重人格塑造，培养完人；科学教育重培养科学家。在教育目标上：人文教育重发展素质，追求开发潜能、传递文化与增进和谐；科学教育重知识传授，追求传授科学知识、培养科学能力与养成科学品质。在教育内容上：人文教育内容人文学科化；科学教育内容自然科学化。在教育方法上：人文教育重名著研读、榜样激励、对话讨论与环境陶冶；科学教育重观察、实验与问题探究。在教育手段上，人文教育注重良好人际关系和情感氛围的营造；科学教育注重物质条件的建设。在教育主体上，人文教育要求教师热情、感性、有主见；科学教育要求教师冷静、理性、保持中立。

三.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教育）、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

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等概念是同一层面、意义比较相近的一组教育观念或教育思想，可分别对应于专业教育，并与专业教育一起构成完整的教育。

（一）“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叫“文雅教育”或“自由教育”，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把人分为自由人和奴隶两种，并认为自由人有责任从事博雅学科的实践，应该能够进行逻辑思考、理性阅读和生动演讲，否则，他就不可能是个自由人，如果一个奴隶能够具备自由人的品质，他就可以得到自由。亚里斯多德曾经把博雅教育看成是与职业教育相对立的教育观念，他认为博雅教育为自由而设立，不应当有适应性和职业性，教育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培养能够自由地对新的变化的境遇独立做出正确判断的人——绅士。

（二）“全人教育”与“全面和谐发展教育”

1.“全人教育”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依据柏拉图的“和谐就是善”和裴斯泰洛齐的“和谐发展教育”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于20世纪中期在日本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是指培养“完美和谐的人”的教育、“全人格”人的教育或“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全人教育思想由学问、道德、艺术、宗教、身体和生活六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学问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宗教求“圣”，身体求健，生活求富。这六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全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多方面和谐发展的人，其途径就是实施上述六个方面的教育。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研究通识教育有重要意义。

2.“全面和谐发展教育”是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依据马克思列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结合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于20世纪中期在前苏联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人，其途径就是要坚持德、智、体、美、劳等诸育的协调发展。苏霍姆林斯基把对学生进行“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过程，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由外部教育环境、校内教育结构、师生集体关系三个部分组成。学校、社会、自然、家庭构成外部教育环境，校内教育结构是“三维系统工程”的基础，德、智、体、美、劳等五育的科学实施，是校内教育结构的核心。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要重视大自然的教育，要把利用自然、保护自然、改造自然作为强有力的教育手段。苏霍姆林斯基的关注环境、关注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注重人文知识对人成长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推行的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有重要意义，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思想对我国教育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

（三）“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由亚里斯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发展而来，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本土化创新。它主要相对于专业知识教育（special education）而言，是高等教育中人人必须接受的非职业与非专业性的共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保证学生拥有健全的知识结构而采取的措施，其观念是强调文理知识整合和智慧教育，其内容是一种广泛、非专业性、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能力、态度和价值的教育，核心是文理教育，目的是引导学生从狭隘的学科中走出来，为学生将来的学习打下广博而坚实的基础，把学生培养成健全的个人和负责任的公民。开设核心课程、以经典名著研读为中心、小班化教学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最普遍、最基本、最有效的形式。

大学通识教育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两次“通识教育运动”。第一次通识教育运动以耶鲁大学的《1828年耶鲁报告》为标志。报告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有两个，那就是智力开发和知识传授，但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情趣爱好、判断力和想象力，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共同学科”的学习，对学生从事任何职业都是必需的，职业科目不应该在大学存在；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与重要手段；经典科目的学习，是奠定学生正确情趣的基础，也是从事各项职业的最好准备；博雅教育与职业（专业）教育并不完全对立，但教育必须以博雅教育为先导和基础，反对过早专业化；要求以经典和基础科目来训练学生心智，反对课程杂乱无章。第二次通识教育运动以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哈佛红皮书》）报告为标志，显示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理论体系的基本成熟。红皮书认为：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完整而有教养的人；这种人才应该具备“四种能力”，即有效的思考能力、清晰的沟通能力、恰当的判断能力、分辨价值的认知能力；“四种能力”的培养，必须依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领域的全面知识。红皮书还认为，为了应对现代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高度分化现象，以实现彼此沟通与达成社会共识，必须提供一种“共同教育”，这种教育的基础乃在于对西方文明传统和美国历史的共同体认，这种“共同教育”将使大学生毕业后无论涉足哪个行业、哪个领域都能够因为有“共同教育”背景而现实有效沟通。

（四）素质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

1.素质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开展的以面向全体学生（主要是针对中小学学生）、以提升国民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一场教育改革运动。素质教育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回应基础教育领域“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素质教育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知识传授为重点、以升学考试为目的教育模式，重新调整教育思路，重新确立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把教育的重点从以知识为重点转移到以学生全面发展和实现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它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教育改革运动。素质教育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学习，注重为未来生活打好基础，强调自我学习、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知识和能力，努力使学生掌握具有继续学习、继续生存、继续工作的本领。

2.文化素质教育是对应于西方通识教育的概念，是基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和实际，并结合外国经验而进行的本土化创新。它主要发端于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素质教育，如果以官方文件为标志，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始于1998年，比素质教育要晚十多年时间。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不仅涉及课堂教学与课程体系，还涉及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活动。主张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史、哲、艺等人文学科知识的教育，同时也加强对文科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其核心是强调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引导大学生学会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

3.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比较

中国内地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与美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实施的通识教育属于同一层面的概念，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其一，就产生的背景来讲，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主要是针对西方高等教育越来越专业化、大学生知识结构越来越专门化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是针对高等教育专业化与职业化、大学生知识结构越来越窄、人文素养不高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其二，就发展历史来讲，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承接古希腊和欧洲的博雅教育传统而来，提出和实施已有了近100年的历史，有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完整成熟的课程体系；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提出与实践，至今不到20年历史，其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三，就概念内涵来看，通识教育比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要窄一些，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都通过完整的课程体系去实现，此外，文化素质教育还强调要进行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是美国通识教育没有强调的。其四，就教育目标和实现途径来看，两者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培养高素质人才和负责任的公民，但达成这一目标的教育内容、途径、方法与手段却不尽相同。

（五）专业教育（special education）。东西方的古代教育都不是专业教育，专业教育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与大机器生产的结果。我国的专业教育主要是学习西方教育的产物，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学习前苏联教育模式以后，我国的教育进一步专业化，为当时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但随着专业教育的发展，其弊端也不断表现出来。由于学科关系的断裂，造成了人才知识结构的不健全，进而影响到人才的心理健康发展，其结果是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大多是有“才”无“人”的半成品，这极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人文教育加以匡正。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比较。关于两者的关系，《红皮书》做了这样的解释：1.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同为人的生活的两个方面，是平起平坐与平分秋色的关系，两者彼此关联，不可分离。通识教育意在培养视野宽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健全、具有综合知识和综合眼光的公民；专业教育则更主要是给人以“本领”，意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技能与能力。2.专业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力，更需要通识教育提供一种协调与平衡的力量。教育的作用应该在于提供广泛的批判意识，使学生成为既掌握某种特定的职业或技艺、同时又掌握作为自由人和公民的普遍技艺的专家。专业教育主要关注与操作活动有关的知识，其作用在于扩增新的知识领域并推动技术的进一步应用。

（六）“课程”与“课程群”、“人文课程”与“通识课程”

1.课程与课程群

课程。现代学者认为，课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课程是指所有学科（教学科目）的总和，或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狭义课程是指一门学科。现代课程类型有很多，如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综合课程、核心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等。

课程群（简称课群）。是为完善同一施教对象的认知结构，而将本专业或跨专业培养方案中若干门在知识、方法与问题等方面有逻辑关系的课程加以整合而成的课程体系。课程群组建有几个基本特性：在组建规模上，是若干门课程，一般不得少于3门、多于6门，少于3门，难以成群，多于6门，则系统过于庞大，协调性差，不利于统筹规划、设计与管理；在课程性质上，是从属于某个学科，也可以是跨学科，彼此具有关联、渗透或互补之关系；在建设目标上，是要优化教育资源，以获得整体教育效果；在建设方法上，要对原有课程进行重新规划、整体设计、创新构建新课程体系；在建设层次上，课程群是与课程（微观层面）和课程体系（宏观层面）相对应的处于中观层面的课程体系。

2.人文课程与通识课程

人文课程是指以发展学生人性、完善学生人格、实现学生人生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如文学、语言学、哲学、美学、艺术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其职能是精神引领、意义探寻和价值实现。人文课程与专业课程都是完整的和谐人教育的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