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背景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增长的背景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引言

2016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了6.7%，比2015年的6.9%又继续下滑了两个百分点，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第二年处于7%的水平以下，与前几年的8%到10%的增长率相比下滑了不少[1]，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在近几十年所依靠的投资驱动式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几乎已经用尽。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各种问题包括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以及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要转换思路，打破以往一贯的经济推动方式，我们要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推动原有的要素投入驱动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上去。本文主要进行了两个部分的分析，第一部分是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的现有格局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再对我国当下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增长进行探讨。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现有格局分析

（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劳动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由富裕转向短缺的转折点，具体来说就是随着农村地区的富裕劳动力向城市以及城乡结合处转移，农村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并最终达到了瓶颈状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一直是非常富裕的，从而为我们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富裕的劳动力与资本进行匹配，这导致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非常缓慢。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的逐渐增加以及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我国最静的一次人口普查是在2010年进行的，通过查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得知我国目前的劳动人口约在9亿人口左右，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劳动人口大约增加了0.75亿人。但是在人民网上有专家预测说一直到2020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会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而导致我国的劳动力产生短缺，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负效应。

（二）我国环境资源承载超负荷

自然资源是一国发展的首要前提，没有了自然资源，一国的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由于我们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采取的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会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的资源环境造成破坏。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这导致我们的城市不断扩张，而农村的耕地面积不断缩减，从而导致了城市土地的价格不断上扬，这间接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另外，我国对于水资源的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在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当中，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约束，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扶持当地企业不惜以污染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为代价而为这些企业的生产扩张大开绿灯，从而造成了新闻上那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

（三）缺乏创新能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技术引进和改造费用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我们在购买国内技术上的经费支出。2012年，前两项的费用之和达到了392.48亿元，可是后一项的经费支出却只有前两者之和的6%不到，这表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外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外国先进的技术专利以支持我国自身的发展，但是一旦当后发优势用尽以后，我们还是得发展我们自己的自主创新技术以进一步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续航动力。

三、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一）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

新型城化的发展会改善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不仅在土地城镇化方面会配置更加合理，同时也会和人口城镇化相配合共同发展。具体来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会带来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强势发展。从投资需求的角度来看，由于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必定会带动当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会拉动当地的住房投资需求，从而带动当地城市的经济发展。从消费角度来看，由于城市的消费设施配套更加完善，因此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必定会被城市的消费趋势所感染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当地的消费需求，这不仅会拉动当地城市的消费水平，同时也能改善当地的消费结构，使未来的新型城镇化的居民能享受到更多由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城镇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不仅包括城市本身的规模扩张，同时更要注意到这其中的人扩大规模留到所导致的各种问题，比如城市户籍问题，城市基础服务的配套设施更新等等。

（二）提升要素使用效率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着大量的要素投入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城市土地资源吃紧，所以不得不在要素使用效率上下功夫，能否由过去的要素驱动转向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上来决定着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升要素使用效率，不仅需要提高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质量，同时也要在各种要素之间进行更合理的搭配。前者要求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水平以及资本要素的质量。后者则不仅要求我们更合理的搭配生产要素，还要采用竞争机制，及时淘汰落后的生产要素，使生产要素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自由地流动。为此，我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整：第一，大力加强我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不要一味追求学术性人才的培养；扩大师资力量，更加合理的分配教师资源，保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子女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学资源。第二，淘汰一批落后的产能企业，尤其是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同时也要提高企业要素利用效率，尤其是要增加技术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避免政府过度的产业政策指导行为，削弱行业进入壁垒；要更加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尤其是进城务工劳动力的医疗保险制度需要亟待完善，同时也要加快城市基础住房建设；第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土地的利用效率，要以保护资源为前提进行开发建设，不能一味地追求增长的数量二不顾质量，要逐步完善我国有关的资源利用制度体系，加快有关方面的政策法规的制定。

（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通过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也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可以还可以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过度依赖进口外国的先进技术。从供给方面来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就是要政府在资金资助方面加大投入，帮助各个行业领域的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另外也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加大培养力度，不仅要包括研究型人才，也要包括各种技能型人才。从需求方面来看，要提升社会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社会公众对创新产品的消费需求，所以就需要进一步提升公众的收入水平与刺激公众的消费意识，而这又要求我们要注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要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拉近各个阶层的收入水平。

（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也是我国未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方式。在顺应当前的新常态背景下，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充分利用产业集群优势，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保证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具体地说：第一，要优化我国总体产业结构，推动化解各行各业的过剩产能。可以将化解过剩产能与产业重组结合起来，减少化解过程中的资源浪费；第二，要优化我国产业技术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我国“十二五”提出了四大支柱行业，分别是节能环保行业，生物制造行业，新型信息技术行业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这说明我国已经逐步由传统制造业转向资源节约型制造业过渡。在淘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标准的指标淘汰高耗能污染的产业，同时也要大力提倡现有企业投入资金进行生产技术改造和自主技术创新，从而保证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能在市场上留存下来。

四、结论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进程远远没有结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通过利用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加强国际多边合作，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手段可以在改善我国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沈坤荣.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13（08）：31～32.

[2]张秀生.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产业结构优化[J].经济问题，2015（04）：47～49.

[3]李子联.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15（06）：18～19.

篇（2）

历史上，湖北省在我国地理和经济上一直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千湖之省”的湖北尽管经济有所增长，但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差距却越来越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全国普遍实行外向型经济的情况下，湖北省交通地理的优势不复存在，招商引资政策也不如沿海发达省份有吸引力，而招商引资政策引导下的外资流入正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湖北省必须要选择行之有效的经济增长战略，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力争赶超国内发达省份。

我国经济增长战略由政策优惠向产业集群的转移

经济增长应该依靠两方面的合力，一方面是外来资本的流入，包括国外资本的流入以及本地区外的资本流入；另一方面是本地自身产业升级，不断挖掘内部潜力、形成规模经济。但二十多年来，招商引资政策作为湖北省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展战略，成效并不显著。对比1995年和2001年我国各省市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来看，湖北在1995年的业绩指数为0.404，在全国居于第14位；2001年业绩指数为0.522，在全国居于第11位。

一般来说，企业在进行投资时主要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成本因素。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劳动力成本主要是指支付给每个劳动力的工资的绝对数量。交易成本则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一般来说，企业总是倾向于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投资生产。

市场因素。市场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能够体现市场的容量和市场的发展趋势，而较大的市场容量有助于企业形成规模经济，降低边际成本。市场化程度则是指市场机制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程度，而且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对外开放水平是指一国与国际市场的关联程度，有助于生产的国际化发展。所以，企业倾向投资的地区往往都临近于原材料市场或者消费市场。

制度因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对外开放时序，并制定了循序渐进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这直接决定了不同省份、不同地区所享有的政策优惠是有很大区别的，也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实行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资金的流动方向。

产业集群因素。产业集群因素包括基础设施、密集的厂商及专业化的生产、劳动力市场和知识技术创新与外溢等。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密集的厂商及专业化的生产主要是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来加强集群的整体竞争优势，来提供更便利的专业化服务，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吸引新的资本流入。劳动力市场对集群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素质较高的技术型和知识型人才的汇聚。而知识技术创新和外溢更加有助于集群内部企业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使得研发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效率。总的来说，产业集群通过经济活动和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所产生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构成资金流入的主要吸引力。

湖北省经济增长战略的现实选择

通过对以上影响投资流向的区位因素分析来看，湖北省相对于东部沿海省份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不过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首先，目前兴盛的“打工经济”大大削弱了我国省市之间的劳动力成本的差距，较强的劳动力流动性使得湖北省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大打折扣，经济差距导致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加。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直接导致了东部发达省份的消费能力、市场规模、发展潜力都超过湖北省。湖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我国仅居于中游，因此无论是个人消费还是政府购买能力，湖北省的市场吸引力都还不够强劲。

再次，长期以来的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倾斜，使得东部沿海省份比湖北省享有更多的政策优惠。按照我国渐次的对外开放战略，东部沿海省份能够享受比中西部省份更多的税收优惠，直接影响了资本流向。就湖北省而言，享受政策优惠的区域包括：武汉（省会城市及沿江开放城市）、黄石（沿江开放城市）、宜昌（沿江开放城市）、四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包括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出口加工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襄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66个省级开发区。

最后，产业集群是我国工业化的必然阶段，而且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集中使得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大批有特色的产业集群。湖北省与经济发达省份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不过结合湖北省自身的部分产业优势来看，同样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在税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中资和外资企业的税率将会拉平，政策优惠差距的减小将会给产业集群的未来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已经落在了经济发达省份的后面，因此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发展契机，利用后发优势，才是湖北省经济增长战略的可行之路。通过积极学习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成功的发展经验，大力挖掘湖北省潜在优秀的产业集群，创建产业集群品牌优势，培育市场竞争力。通过竞争力强，产业分布合理的产业集群的迅速发展，来带动湖北省经济的持续增长。

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所谓产业集群，迈克尔?波特是这样定义的：“产业集群是相关企业和机构在某一特定区域的地理集中现象，由一系列相关联的企业和其他对竞争有重要影响的实体组成。”结合国内的集群发展现状来看，谢贞发认为我国目前主要的产业集群分为四类，分别为：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原生型”产业集群）、广东外向型产业集群（“嵌入型”产业集群）、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及国有企业衍生形成的产业集群（“衍生型”产业集群）。

但是，湖北省与我国已有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北京中关村型的产业集群并不完全相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湖北省在继续发挥传统农业经济优势，大力培育农渔产品加工业的基础上，逐渐培育出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产业，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纺织服装业以及船舶制造业等，同时还有一些拥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如工业激光业、移动通信系统及设备业等。这些产业通过逐渐的数量积聚和质量提高，已经形成了大量拥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湖北省的主要产业集群可以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武汉城市圈为中心而构成的跨区域产业集群；二是以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地方各个省级开发区为核心的开发区产业集群；三是围绕各个县镇的产业优势而形成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一）跨区域产业集群

跨区域产业集群在我国已经有着长足的发展，尤其以长三角地区的IT产业集群和珠三角地区的电子电器产业集群为代表，通过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以及相关联产业的横向和纵向分布为特点。而湖北省跨区域产业集群以支柱性产业为主，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纺织服装业等。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湖北省是全国三大零部件生产基地之一，围绕着神龙富康、东风本田、东风日产、三江雷诺等中外合资公司而形成了一系列多层次、全方位的零部件配套企业。截止到2005年底，全省汽车行业拥有各类零部件企业共700多家，其中形成一定生产规模的企业共433家，其中整车企业9家，改装车企业63家，汽车零部件企业361家。其中有4个年销售收入过100亿元的企业（东风有限、神龙富康、东风本田、三环），4个过50亿元的企业（东风德纳车桥、东风实业、中誉汽车），3个过30亿元的企业（东风车轮、东风客车底盘、东风创普）。湖北省主要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都主要分布在两条汽车及零部件工业地带，即十堰到武汉沿线和荆州到黄冈沿线。通过两条汽车工业地带的建立，带动湖北省整个汽车行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也能够对钢铁、纺织等相关行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纺织服装业。湖北省一直就是我国纺织品行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这些企业分布在武汉、襄樊、仙桃等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湖北的纺织服装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从原产品生产（棉纺织、毛纺织、麻纺织等）、中间产品生产（丝绸、化纤等）、到制成品生产（服装、鞋帽等）以及制造机械生产（纺织机械）完整的产业结构。而且随着“十五”期间的产业技术改造的实施、高技术纺织设备的引进和产业生产流程的改造，纺织服务业正在逐步扩大高档纺织品的生产，如汽车高档内饰、医疗纺织用品等，加强对高档纺织品领域的开发。

（二）开发区产业集群

1988年以来，湖北省为了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经济开发区（全省最多时曾达到266个）。在2003年国家对各省经济开发区进行了集中清查之后，湖北省目前共有经济开发区70个，其中国家级开发区4个，省级开发区66个。这些经济开发区借助于经济开发区内的政策优惠，吸引相关行业的企业集中，通过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共拥有近20家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成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工业激光产业和移动通信系统及设备产业是其中主要的两个产业集群。其中，工业激光产业集群以楚天激光、华工激光、团结激光和金石凯激光为主体，共有激光制造企业近30家，其市场占有率接近50%，是我国规模最大、产品最全的激光产品生产基地。而以上市公司烽火科技为主，普天北电、虹信通信和凡谷电子等一系列移动通信企业为辅的移动通信产业，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集群，在我国3G移动通信产品的设计、研究和销售中都占据着一定的市场份额。

除此之外，湖北省设立的主要省级开发区也各自侧重于不同的产业领域（见表1），通过开发区内的产业集群的培育，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三）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在制造业产业集群迅速发展的同时，湖北省也出现了具有各地地域特色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由于湖北省是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基地，湖北省的产业集群中有较大一部分为资源型产业集群。江汉平原上广袤的商品粮基地和众多的湖泊使得湖北省粮食产品和水产品都非常丰富，加上各种矿业资源的开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以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产业集群，如罗田的板栗、潜江和洪湖的水产品、英山茶叶等。

湖北省“一镇一业”、“一乡一品”的县域产业集群也非常具有特色，这类产业的发展类似于浙江“原生型”产业集群，最初通过家庭手工作坊或者是小规模的民营企业的试探经营，然后借助于政府政策有效引导，相关联企业逐渐增长，形成规模优势。这其中包括世界无纺布生产基地—仙桃彭场、全国最大的金刚石刀具城—鄂州燕矶、鄂东食品第一城—武穴梅川、中国钉都—武穴花桥等等。

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策略

总体来看，湖北省产业集群有所发展，但是大型产业集群数量仍然较少，绝大部分产业集群内企业间协作和关联度较低，产业集群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必须通过实施有效的产业集群政策，借助政府的引导来推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打造产业集群品牌，进而带动湖北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但是，湖北省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以及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不同，因此湖北省不可能完全照搬已有的成熟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而只能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一）加强产业集群纵向一体化发展，融合湖北交通物流优势

产业集群纵向一体化分工，有利于形成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生产流程，能够有效地减少中间环节的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湖北省的发展现状来看，大部分产业集群都是大量生产同类产品的横向一体化分工为主，不仅产品附加值增值有限，而且容易造成过度竞争。因此，建立以核心产业为中心，积极发展上下游相关企业，打造原材料、中间产品、制成品的一体化产业流程，通过合理有效地分工降低生产成本，是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必然路径。

同时，湖北省还应该借助于交通物流优势，保障产业集群的发展。武汉市是我国主要高速公路干道的交汇地，沪宁和京珠高速公路拉近了湖北企业同东部江浙一带以及东南部广东一带的联系。湖北江河湖泊众多，依附于长江的水路交通几乎可以覆盖湖北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如果加上正在建设中的全国高速铁路网，湖北省便捷的物流优势，使得湖北省发展产业集群战略时，已经变相地拥有了良好的制成品流通网络。

（二）转变政府职能，引导产业集群发展

一直以来，湖北省各级政府主要将政策导向集中于积极地招商引资，但是成效不大，所以今后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应该积极往培育产业集群上倾斜。发展良好的产业集群，不仅能够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能够通过示范效应，吸引资金的流入。而政府的主要作用一般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各级政府应该采取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将政策优惠集中于优势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引导上，摒弃以往“小而全”的发展观念；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政策应该限于规范市场运行规则，而不应过于干预，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通过集群内部适度竞争的优胜劣汰来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

（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集群技术含量

湖北省支柱型产业集群往往规模庞大，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技术水平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同国内同类产业集群相比，却并不占有优势。而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的改造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着手：一方面是结合原有国有企业的改制，剥离不盈利及低盈利资产，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产业，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通过企业剥离来建立配套的上下游产业，仍然维持完善的供应链。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将原有企业的细分和专业化，有效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完善产业集群内产业链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湖北省的大部分产业集群仍然依托自然资源为主，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产业集群的整体技术含量还比较低。这类产业集群主要是初级加工为主要手段，绝大部分产品仍然属于中间产品，无法与消费市场直接挂钩，产品增值空间不大，如：围绕水稻生产进行的粮食加工、围绕水产品进行的水产品加工以及围绕矿产资源进行的开采加工等。有必要通过政府适度引导，提高技术水平，形成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完整产业链。

（四）着力培养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产业集群品牌

从我国成熟的产业集群发展经验来看，特色产业集群往往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目前，湖北省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的生产往往数量众多而规模较小，主要通过企业地域上的集中形成合力，借助规模效应来分摊成本。但这些产业集群中往往缺少龙头企业，或者是龙头企业的作用不够显著，直接导致企业产业结构松散，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特色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必须打破集群内企业平行发展的态势，重点扶持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带动整个集群的技术升级和发展，在打造优秀企业的市场品牌的同时，打造整个产业集群竞争力，把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成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上的优秀品牌。

篇（3）

一、引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日益取决于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科技投入都是全社会科技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地方的财政科技支出更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省属一级财政科技支出作为一种战略性举措，是实现地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前沿阵地。从北京市的情况来看，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之一，科技创新将扮演重要角色。《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北京产业发展要走高端、高效、高辐射之路，提出要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适度发展现代制造业，以科技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就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发挥高端技术产业的进步优势，以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北京市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确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的贡献率，对北京市提高财政科技投入，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学者近几年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单红梅采用广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了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米传民对江苏省1997～2002年的经费支出、科技人员投入和数据，通过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了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其结论表明经费支出和科技人员投入均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且科技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王海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受到长期均衡的影响。在研究的样本期内，发现我国科技投入和GDP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方程，科技投入变动1%，导致GDP变动1.24%，科技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已有文献研究我国以及各省市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多，而研究财政科技投入的文献还并不多见。由于历史经济数据往往是不平稳的，为了避免因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所带来的伪回归问题，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在变量的选取过程中，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因素。最终选择1994～2006年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被解释变量，选择同期的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GS）作为衡量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其中，北京市GDP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年鉴》，北京市政府科技拨款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网站所的数据。考虑到价格因素对时间序列的影响，对所有的数据经物价指数P进行调整。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简单的处理之后，在进行实证分析的之前，还应对其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这样处理首先是为了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其次可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且这种变换不会影响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在下面的分析中，分别用LGDP、LGS代表自然对数化以后的北京市GDP总量、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总量。

（二）分析方法

在考察变量间的关系时，一般的做法是根据现有的样本资料建立比较合适的回归方程，一个常用的计量分析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但OLS方法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变量的平稳性基础上的。如果变量是含单位根的非平稳过程，则基于OLS方法做出的常规统计推断很可能是错误的。在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时，要求所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会产生“伪回归”问题。然而，现实中的经济时间序列通常都是非平稳的，破坏了平稳性的假定，为了使回归有意义，可以对其实行平稳化。常用的方法是对水平序列进行差分，然后用差分序列进行回归，但这样做的结果忽视了水平序列所包含的有用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长期均衡关系的有效方法。为了研究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对GDP的影响。首先，应该明确所研究的对象（时间序列数据）是不是平稳时间序列，如果不是，那就不能用平稳时间序列的一系列理论进行分析；其次，若所研究的对象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且单整阶数相同时，更深一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若二者协整，那么即使二者不是平稳时间序列，序列间仍然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最后，若经过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后，满足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前提，就可以对所研究经济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找出序列间的因果关系。

三、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进行协整分析以前，必须先检验变量是否是平稳的。需先对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LGS）和北京市GDP总量（LGDP）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的方法为ADF检验。先对原序列进行ADF回归，得到ADF统计量，如果ADF的值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原序列为平稳序列，否则原序列为非平稳的，我们进而对原序列的一阶差分，二阶差分或高阶差分进行ADF检验，最终确定其单整阶数。本文使用Eviews4.1软件对时间序列LGDP和LGS进行ADF检验，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在表1中，DLGDP和DLGS分别表示LGDP和LGS的一阶差分，D（DLGDP）和D（DLGS）分别表示LGDP和LGS的二阶差分形式，（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其中C＝0表示不含常数项，T=0表示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从表1的检验结果来看，LGDP和LGS均未通过5%水平的单位根检验，说明北京市GDP与财政科技拨款都是非平稳数据。同时可以看到，北京市GDP序列的一阶差分DLGDP也没有通过显著性5%水平下的单位根检验，说明DLGDP依旧为非平稳序列，虽然财政科技拨款的一阶差分DLGS通过了显著性水平5%的ADF检验，但其并不能通过显著水平1%下的单位根检验，所以其仍为非平稳序列。而通过表1最后两行结果我们可以得知，序列LGDP与LGS的二阶差分D（DLGDP）和D（DLGS）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ADF检验，由此可知LGDP与LGS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得到LGDP－I（2），LGS-I（2）。

（二）协整检验

由上部分可知，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是LGDP，LGS都是二阶单整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可以对LGDP和LGS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的目的是看LGDP和LGS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关系。按照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两步检验法，在只有两个时间序列时，只可能存在一个线性的协整关系。这种情况下，E-G两步法显得非常有效。首先用OLS方法对LGDP和LGS进行协整回归，估计两序列的长期线性均衡关系。如果回归参差et是平稳的，那么LGDP和LGS是协整的，也就是说，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通过最小二乘法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LGDPt=6.825846271+0.615806951×LGSt

（32.20831）

R2=0.9895，D・W・=1.714

由回归方程各参数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且无序列自相关。

由于协整回归中已含有截距项，则模型中无须再用截距项：

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由于检验统计量值-4.265015小于置信水平1％的临界值-2.847250，说明该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证明LGDP和LGS之间是协整的，二者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三）因果关系检验

上文得到的协整检验结果告诉我们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协整关系检验并不能确定二者是否具备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只能说LGDP与LGS之间具备了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即是由财政科技拨款的增加带来经济的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来财政科技拨款的增加需要进一步验证。

通过Eviews软件对1994~2006年的北京市GDP和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表2：

从表2可以发现，当滞后期为1的时候，LGS不是LGDP的格兰杰原因的可能性仅在1.587%，可以拒绝LGS不是LGDP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得出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构成北京市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LGDP不是LGS的格兰杰原因的可能性为7.147%，不能拒绝5%显著水平下的原假设，说明北京市经济增长对财政科技拨款的投入促进作用不显著。所以，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北京市政府科技投入对北京市经济增长构成单向因果关系。

四、结论

本文利用1994～2006年的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与北京市GDP样本数据，对北京市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与北京市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稳定的。但通过协整检验，从长期而言，它们之间却构成了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与GDP建立的长期均衡模型中的系数可知，0.615806951是北京市GDP关于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额（GS）的长期弹性，即财政科技拨款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相应增加约0.65个百分点，表明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对于北京市经济增长有较为积极的拉动作用，但是可能由于科技投入转化为GDP的增长是个复杂的过程，政府科技投入对GDP的拉动作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相反，北京市经济增长对北京市政府科技投入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

（一）积极调整科技政策，强化财政科技投入

针对北京市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现状，积极调整科技政策，强化财政科技投入已毋庸置疑，要充分发挥政府财政带头增加科技投入的作用。政府作为政治主体和社会管理主体，对重大科技发展方向和公共性项目的选择上具有一定优势。任何时期都不可以忽视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主导地位，即便是在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形成后，也不能放松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的重要作用。即使非政府自筹资金的增加，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减少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的力度。

（二）完善科技投入的政策法规，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的结构

要建立、健全科技政策法规体系，把财政科技投入纳入到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上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关键就是对公益性科研活动和公益性的科研机构加大支持力度，合理配置财政科技经费，明确各类经费的功能，实行分类管理，避免重复交叉。

（三）建立一套完整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

所谓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就是指采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一法，对照统一制定的评价标准，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对科技投入的实施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通过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可以准确评价北京市政府科技投入的绩效，是提高政府投入效率、规避政府投入风险的需要，通过定期的评价，可有效地发挥政府资源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进而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单红梅.1991～2003年间中国科技投入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J].系统工程,2006(9).

2、米传民,刘思峰,杨菊.江苏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1).

3、王海鹏.中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J].系统工程,2003(7).

篇（4）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失衡的情况，即净出口强，投资强，消费弱，这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因素。

在净出口方面，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净出口一直是促进GDP增长的重要动力。1980年，中国净出口总额570亿元，占当年GDP的12.6%。之后的三十年里，净出口发展速度很快，到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6.9亿元，占GDP比重超过67.3%。

在投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数十年表现出很强的投资驱动型特征，从1980年到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911亿元增加到93472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2%上升到44.6%。

在消费方面，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2005年下降到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与居民消费率存在此消彼长关系的居民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中国经济陷入“高投资-低消费-高储蓄-再次提高投资率”的循环过程，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粗放式经济增长难以转变，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2.中国扩内需促消费政策下的城乡规划策略

在中国经济增长失衡的背景下，为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适应新的发展约束条件，政府明确提出了“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转向，即从原有注重扩大投资需求，转变为重视消费需求拉动。

城乡规划是以空间为载体的公共政策，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土地和空间资源的配置，来达到其综合目标。既然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线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其中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点，那么城乡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就需以“扩内需促消费”为主线，采取相应的对策。

2.1调整投资比重的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以空间为载体，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与其有直接联系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投资。城乡规划可以通过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安排，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速度、各部分的比例关系进行直接调控。

（1）科学预测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

预测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任务之一。由于传统观念、分税与土地收入、政绩考核制度、土地利用规划与城乡规划脱节、缺乏环境承载力评价等，城市总体规划的人口和用地预测通常沦为地方换取用地指标、争取城市更大发展空间的工具。

为了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使经济增长与城市社会、环境发展相协调，必须科学合理的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目前常用的人口预测方法通常为平均增长率法和回归法，这两种方法都是以过去人口变化的规律为基础进行预测，是增长型的预测，而忽略了未来城市经济发展提供的就业门槛和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决定的制约门槛。因此，有必要引入城市劳动力需求法和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评价作为制约因素，确保城市的人口、用地预测的科学合理。

（2）合理配置各类用地的比例――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的内部组成与城乡空间密切相关，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商住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业区企业建设等。城乡规划编制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内部比例的需求：要以人口预测为基础，确定居住用地的规模和比例，满足近、中、远期人口的居住需求；根据城市等级、性质和地方发展特点，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规模和比例；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确定工业用地的规模和比例。

（3）提高土地使用的综合效益――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使用效益

在中国土地规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土地使用效率低下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工业用地的使用效益方面尤为突出。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批的开发区建设。而与此伴随的现象也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使用效率低下、已批租土地闲置多年。因此，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土地使用的综合效益，以确保已有投资能够有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2.2调整消费比重的城乡规划

要增加居民消费，可以包括以下途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与就业密切相关；加强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制度，壮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确保社会公平；健全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以减少居民储蓄率等。

（1）继续推行城市化国家发展战略――扩大消费总规模

城市化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快速城市化将带来更多的消费积聚效应，因此，城市化本身就可以被视作扩大国内消费规模的直接途径。非农人口的增加可以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推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城镇消费市场的规模，而城市化能够降低农民比例，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因此，城市化战略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发挥扩大中国消费总规模的重要作用。

（2）加强产业发展分析，合理搭配就业结构――以保障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三大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各不相同，产业门类内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差异较大。目前，作为空间政策的城乡规划与城市相关的产业政策常有脱离现象。这一方面源于规划部门与产业部门的横向职能分工，另一方面也与城乡规划编制时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因此，城乡规划的编制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以及相关的政策目标，加强产业发展分析。不仅仅考虑城市产业用地的布局问题，同时将三大产业门类、产业内部结构一并考虑，从合理搭配就业结构的角度安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的规模与比例，保持就业弹性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3）提供公共物品，增加社会福利――降低居民储蓄率，增加居民消费率

要想增加居民消费率，需要降低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很高的储蓄率，只有通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增加社会福利来实现。通过政府财政的再分配效应以及各类政策的引导作用，对居民养老、失业、医疗保健、教育等社会福利进行倾斜。

这对城乡规划的意义在于需要更加关注公共物品的提供，这其中既包括基础市政设施、交通设施，也包括公益设施的规划与建设，涉及到文化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社会福利性设施等国家用地分类标准中的设施，也包括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菜场、社区活动中心、健身场地、医疗点等小区级服务设施。需要对地方发展需求，特别是当地居民的社会空间属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恰当的标准，制定该类公益设施的专项规划，并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确保设施的有效使用。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建设――鼓励农民消费

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城乡二元制的格局。与城市的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95年～2007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中的比重由21.9%下降到14.4%，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在全社会中的比重由40%下降到32.3%。在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总数约60%的情况下，县及县以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3左右，而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则长期在20%以下徘徊。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城乡二元化的格局造成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人居环境较差，抑制了农民的消费需求。

篇（5）

作为“中部崛起”战略的领头羊，湖北省经济相较沿海地区，其经济增长受到的影响出现明显的滞后性。本文基于此，以2008-2009年湖北省与典型沿海地区主要经济指标为依据，分析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湖北省经济增长呈现出的滞后特征。

二、次贷危机背景下湖北省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滞后性

次贷危机的播散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影响亦呈现明显的不同。通过与东南沿海地区相关数据进行类比发现，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相比存在明显的时滞特点。本文以经济体受影响时间及复苏速度为出发点，研究次贷危机影响湖北经济增长的滞后性特征。

（一）时间层面滞后特征分析

2007-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33.8%，而规模以上工业对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等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9.12%、41.33%、37.57%。因此，该指标对经济增长变化有显著的反映。鉴于数据原因,本文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指标，分析次贷危机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在影响时间层面上与沿海地区的差异。

次贷危机爆发后，湖北省经济变化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较呈现出明显不同（如图1）。次贷危机对江苏省影响始于2008年10月，对浙江、广东两省始于2008年12月，而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出现大幅下滑，至2009年2月逐步缓慢回升。受次贷危机影响，湖北省经济增长同沿海地区相比首次下滑的时间出现明显滞后性，其同类指标于2009年1月左右开始出现持续性下滑，下滑速度相对较慢，宏观经济受次贷危机影响不显著。

根据鄂、浙、苏、粤四省统计局的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加值季度数据显示，在受调查的沿海地区中，广东省受次贷危机影响最大，下滑速度最快，而江苏省受影响时间则最早。2008年10月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加值开始下滑，下滑速度为6.32%；2008年12月浙江省、广东省同类指标开始下滑，下滑速度分别为6.54%与37.11%。相比沿海地区，2008年12月份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加值增长速度为3.93%，未出现明显下滑；次贷危机对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影响始于2009年1月份，其下滑速度为10.82%。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次贷危机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呈现明显滞后性，相对江苏省滞后3个月，相对浙江省滞后1个月。

（二）地区生产总值回升速度不同

根据2008-2009年各省地区生产总值季度数据，从回升速度角度分析，湖北省总体经济恢复快于东南沿海地区。2008年第四季度，广东省、浙江省以及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出现大幅下滑，至2009年第二季度，江苏省、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逐步回升，广东省则在第四季度回升至下跌前水平。相比东南沿海地区，2009年第三季度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止跌回升，且回升速度快于东南沿海地区。

根据各地区统计局公布数据，从下滑速度层面分析，受次贷危机影响。沿海大部分地区生产总值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下跌，2009年第一季度后逐步回升。2008年第四季度广东省GDP为10396.78 亿元，2009年第一季度下滑至7687.73亿元，下滑速度为26.06%；浙江省2008年第四季度GDP为6185.00亿元，2009年第一季度为4632.10亿元，下滑25.11%。江苏省GDP则由2008年第四季度的8472.01亿元下跌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6653.17亿元，下跌速度为21.47%。从回升速度来看，粤、浙、苏三省2009年各季度GDP同期平均增长9.48%、6.26%与8.04%，2008年同期水平为16.37%、15.29%与13.03%，东南沿海地区区域经济增长趋于停滞。

与沿海地区相比，湖北省2008年第四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为3416.89亿元，2009年第一季度为2423.15亿元，绝对量下降993.74亿元，下滑速度为29.08%。2009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回升至3278.79亿元。广东省2009年第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回升至下跌前水平，GDP回升至9879.99亿元；浙江省2009年则在2009年第四季度GDP回升至 7004.30亿元；江苏省2009年第二季度止跌回升，GDP回升8877.33亿元。2009年湖北省以20.08%季平均增速增长回升，高于粤、浙、苏三省9.48%、6.26%与8.04%的回升速度。

三、次贷危机对湖北经济增长影响产生滞后性的原因

次贷危机对国内各区域经济冲击主要始于对外贸易行业。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对外贸易拉动，对外贸易受冲击之后，省内经济增长受波及程度大，时效性强。湖北省产业构成与沿海地区存在明显不同，以内需经济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经济发展模式来看，湖北省与沿海地区相比其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且在对外贸易路径与出口产品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次贷危机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影响出现明显的不同。

（一）对外贸易依存度低

次贷危机对各经济区域的影响，主要基于对外贸易传导机制。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贡献率高，地区经济增长受次贷危机影响更显著。根据图2对湖北省对外贸易依存度测算，自2004年起，湖北对外贸易依存度线性增长，2009年受次贷危机影响小幅下降。2004-2008年，湖北省对外贸易依存度平均增长率为2%，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14.37%，2009年下跌至11.11%。

从横向比较来看，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要远高于湖北地区。广东省达到128.52%以上，江苏达到86.76%以上，浙江的对外贸易程度也达到了60%以上，全国平均水平超过50%，湖北省对外贸易依存度不但低于浙江、江苏两省，而且处于全国水平之下。对外贸易对湖北省内经济贡献率低，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在次贷危机影响下，区域经济受进出口额下降影响不显著。

（二）对外贸易的区域分布不同

次贷危机对各进口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因而对出口国经济增长影响不同。从贸易路径层面来看，湖北省与沿海地区主要贸易方向不同，主要集中在受危机影响较小地区。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主要出口对象以欧美为主。湖北省则主要集中于亚洲及澳大利亚等地区。相对亚太地区，欧美国家受次贷危机冲击早，受影响程度更大。

2008-2009年，浙江省对美国进出口额占贸易总额的14.61%与14.43%；2008年江苏省对美国进出口额则占贸易总量的14.99%，2009年为16.01%；广东省则分别为13.27%与13.23%。相反，湖北省对美国贸易依赖度较低，2008-2009年湖北省对美国进出口总额所占比例分别占8.85%与9.41%，对欧盟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为22.51%与23.16%；2009年湖北对日本进出口额占总量的10.07%，对韩国与澳大利亚的进出口额占总量的7.07%与5.13%。

与欧美地区等经济体相比，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国内经济受次贷危机波及较晚、程度较小，其国内对市场进口需求萎缩不显著，经济复苏较快，因此，对湖北省对外贸易冲击较小。与沿海地区对外贸易主要依赖欧美等地区不同，湖北省对外贸易对象受冲击程度明显弱于东南沿海地区。

（三）出口产品结构不同

中国海关统计，在次贷危机爆发过程中，海外市场需求明显萎缩，对一些低附加值，高能耗的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较大；而对于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和一些品牌产品的影响相对较小。湖北省商务厅统计分析，2009年湖北省机电产品逆市而上，同期增加4183.6万美元，增长0.3%，占全省外贸出口额的50.5%。这与湖北省机电产品行业主要以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同行业技术优势明显，具有显著相关性。

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以外包贸易为主要生产模式，在国际分工位于低端价值链上。根据各省市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统计数据显示，东南沿海地区主要出口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额中所占份额较少。2008-2009年，浙江省以轻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42.31%，以船舶、医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只占到出口总额的11.19%；江苏省出口结构分布同样出现严重失衡，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22.56%，而高新技术产品则只占到7.27%；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则相对平均，所占比例分别为22.45%、26.07%。

湖北省产业结构以资源及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参考2008年湖北出口百强企业主营业务分类排名，湖北省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配件制造业、光电子信息产业、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为代表的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其中，技术及资源密集型企业占总量的72%，劳动密集型企业仅占到28%。

同时，高新技术行业快速增长对湖北省对外贸易结构升级起到关键作用。2000-2008年，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平均增速达24.52%，2008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品出货值达到279亿元，同比增长40%。以武钢、长航、冠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均为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200强企业，在对外技术型密集产品中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出口产品产业结构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不同导致湖北省进出口行业在对外贸易传导机制下受次贷危机冲击较小，时间滞后特性显著。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次贷危机对湖北省冲击程度较小，呈现出现明显的滞后性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湖北省贸易的方向不同、出口的产品结构具有显著差异、对外贸易依存度偏低。

而欧美地区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短期冲击难以撼动其主体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探底回稳之后，欧美地区仍然将主导世界贸易。湖北省应抓住时机，拓宽贸易口径，特别是发展与欧美地区的贸易关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促进湖北快速发展。

（一）提升省内经济外向水平

从湖北省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来看，湖北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对外贸易对省内经济增长贡献率不足。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影响日益深远。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借助发展省内国际贸易可以帮助湖北经济改变原有内需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对外贸易依存度，并利用国际市场优化省内剩余产品资源分配，高效、合理地提升省内经济。同时，通过鼓励省内优势企业积极参与国际间竞争，可以促使企业扩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提升自身比较优势。为此，湖北省应依托现有的资源、技术研发和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发展省内对外贸易行业的方式方法。

鉴于湖北省对外贸易企业数量少，涉足的经营范围有限。湖北省应首先着眼于发展如武钢、长航、冠捷、美尔雅等优势品牌行业。利用大企业品牌优势，科学、合理地整合省内产业，形成从原材料到生产到配送产销一体的产业集聚模式，从而带动省内中小型生产上下游企业发展。同时，湖北省应出台更多优惠政策，为省内对外贸易行业发展提供税收优惠与资金补贴，提升研发实力与产品核心竞争力。

（二）拓宽对外贸易路径

湖北省对欧盟、美国等主要进口大国出口份额较小，贸易往来不足。近段时间，以美国为代表的几大世界经济体恢复势头良好。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线性上升，2010年第四季度GDP为14,8610亿美元，平均增长速度为1.04%。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短期经济冲击难以对欧美地区经济实力造成严重影响。

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受阻之后，国外进出口商转而向中西部地区需求新的合作伙伴。作为中部地区的经济领头羊，湖北省应借此机会，拓宽出口路径，与欧美等地区建立广泛多边贸易关系，为湖北省对外贸易产品扩宽出口市场。同时，欧美地区较高生产标准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对高利润的追求驱使企业投入更多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以及科研创新能力，进而在短时间内提升产品比较优势。

（三）“两条腿走路”，加强在内需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

随着国家刺激内需计划的逐步实施，国内市场需求逐步上升。作为资源大省，内需消费一直是推动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企业积聚资金与研发、销售经验，从而为推动外向型经济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篇（6）

中图分类号： F830.572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5-0077-08

1998年以来，我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时期，作为引领经济周期的产业，房地产业也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和过热而成为政府和百姓时下关注的焦点。国际金融危机的案例表明，房地产发展与金融存在紧密联系，金融支持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同时也为自身的不稳定埋下了伏笔。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对金融稳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在总结房地产市场与金融稳定间关系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一个分析经济增长背景下房地产市场供求特性、价格决定及其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综合理论框架。接着，文章重点分析新一轮经济增长背景下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了防范房地产风险，保持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

一、为何房地产市场会造成金融不稳定：文献综述

房地产业向来被视作独立的行业，因而成了一个被忽略的领域。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影响微观财务绩效和宏观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房地产市场对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影响的相关研究多了起来。目前，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已为众多学者和金融管理者所深谙，即房价上涨通过财富预期效应促进信贷扩张，信贷扩张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助长房价攀升（Bernanke，et al，1996）。有关房地产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相关文献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

首先，从银行自身的角度看。抵押物价值评估方式、风险控制模式、经济景气预期和公司治理结构等都是影响房地产金融风险和宏观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支持贷款的抵押物价值评估方式来看，尽管所有银行均采取了以所购房屋为抵押和较高抵借比（Loan To Value，LTV）的方式保障贷款的安全，但是对市场价值非常敏感的抵押物价值评估方法会在房价上涨时期产生信贷供给增长或繁荣，在房价下跌时导致信贷紧缩或恶化（Borio，et al，2001）。在实证方面，Tsatsaronis 等（2004）将1970年至2003年期间经历房地产周期的17个国家分为3个组，分析国家间抵押物评估方法和LTV比率大小的差异对银行房地产风险暴露的影响后发现，在经济上升时期，考虑房价周期波动的评估方法和采用较低LTV比率的国家，银行风险暴露增长较慢，而采取对市场价值敏感的评估方法和较高LTV比率的国家，银行风险暴露增长较快，从而导致了经济下行阶段损失大量涌现。从贷款风险控制看，由于房地产价值决定于租金、贴现率、未来现金流、折旧和空置率等因素，而银行并不掌握这些因素的信息，难以测算长期内房地产的均衡价值或合理价值。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评估只能依赖于过去和目前的信息（称为近视或指拇指规则），当未来经济形势逆转时，银行不得不承担大量损失（Paul，et al，2001）。从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景气预期来看，在景气循环上行阶段，房地产市场的粘性供给与刚性需求（住房需求与投资需求）促使价格上升趋势明显。银行对市场前景一致看好，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所有的银行会增加风险暴露。景气循环由盛转衰时，房地产市场供给存量增加和需求下降促使价格下降趋势明显。为控制损失，银行随之会减少风险暴露（Allen，et al，2000）。从公司治理的结构来看，银行管理者面对股东对业绩要求的压力、职位竞争的压力和同业竞争的压力，很难在经济繁荣阶段减少房地产信贷规模，这是银行信贷和利润波动的重要原因（Kanaya，et al，2000）。

其次，从金融监管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在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转变金融监管的方式，如实施风险加权为基础的资本要求、可变费率和部分保护的存款保险体系及银行风险集中度限制等。金融自由化与监管的不同步恶化了银行收益内化和损失外化的道德风险（Bernanke，et al，1989）。因此，银行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增加高风险的房地产信贷。另外，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评估方法多样化以及市场走势的不可预测性，监管者也难以设计一套有效的针对银行房地产信贷扩张的早期监测和控制指标。在实证方面，Krugman（1998）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考察后发现，不适当的金融安全网是导致这些国家盲目增加房地产风险暴露，进而引起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再次，从银行经营的环境来看。一是房地产信贷供给周期波动与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共同受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这是影响房地产金融风险暴露波动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在经济增长阶段，房地产市场领先于房地产金融走出衰退，实现增长。随后，房价上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推动了房地产资金供给的增长。经济由盛转衰时，房地产市场也领先于房地产金融市场出现紧缩（房价回落和空置率上升）。随后，房地产金融市场出现紧缩。在实证方面，Paul 等（2001）通过对11个国家银行业危机和房地产泡沫案例的总结，发现房价下跌与银行危机存在2～3年的时间间隔。二是金融产品创新也是影响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金融资产证券化和信托等金融资产形式的出现形成了多渠道分散金融风险的机制，避免了风险向银行集中。因此，银行在发放房地产贷款时的谨慎程度下降了。Tsatsaronis 等（2004）的实证分析显示，抵押贷款证券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澳大利亚等）具有较多的风险转移渠道，银行房地产贷款的增长速度较快。三是外来资金对本地房地产价格的推高以及国家间房地产市场的相互传导也导致了过度繁荣与过度衰退以及银行信贷资金的过度需求和过度紧缩的交替（Bond，et al,2005)。

二、房地产市场影响金融稳定的一般理论分析

近年来，由于房地产业在各国经济中越来越彰显其地位之重要，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开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探究房价攀升的原因，认为经济增长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Collyns，et al，2002），或者，经济长期增长对房价上涨具有决定性影响（林毅夫 等，2003）。事实上，尽管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并不一定同步，但是，当经济周期步入上行阶段后，消费和投资的同步扩张将必然使房地产市场进入繁荣阶段（IMF，2002）。因此，经济增长是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基本决定因素。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离不开金融支持，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也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很大影响。要搞明白这一逻辑关系是如何产生的，需要深入研究房地产的特性、市场供求关系和所牵涉经济主体的行为。

从产品特性来讲，房地产是具有长期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的特殊产品；从行业特性来讲，房地产具有建设周期较长、与其它产业关联性较强、牵涉的经济主体较多、对金融支持的依赖性较大等特殊性质；从市场行为来看，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牵涉主体（开发商、投资者、消费者和银行等）的行为时常具有非理性。因此，经济增长阶段房地产价格的决定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较为复杂，需要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综合分析的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房地产价格决定的基本原理，找到房地产市场出现非理性繁荣（或风险累积）的基本原因，也才能提出解决症结的政策建议。

房地产市场的特性决定了房地产短期供给刚性，即受自身行业性质以及技术、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房屋（特别是土地）的供给往往具有短期刚性或粘性，它无法随着价格、收入等变量的变化而发生较明显的变化，相关文献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已经非常详尽（Davis，et al，2004）。短期供给约束下的房地产价格决定取决于市场结构和市场需求。在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如果市场结构越具有不完全竞争性，而市场需求增长却很迅速，房地产价格上涨趋势越明显和上涨幅度也越大。如果垄断型的市场结构与有效需求的突然释放相结合必然产生市场的非均衡性、价格上升预期的必然性和投资主体（包括金融机构）的过度进入，从而使房地产易于成为泡沫的载体和金融风险的导体。

通过抵押贷款提升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购房能力，金融机构的支持将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由潜在转化为现实，从而推动了房价上涨(注：《股市》(Garbade，1982) 、《企业资产出售》(Shleifer, etal,1982) 、《土地市场》( Kashyap,et al,1990) 以及《住宅市场》(Stein，1995) ,这些相关文章所用的一个共同机理是:借款能力与住宅价格直接相关,并对住宅需求进度产生上翘推动(Lamont,et al,2000)。)。由于经济增长阶段的房地产价格具有上涨的长期性，金融机构适度的资金支持是平抑供求非均衡的重要手段和保持房地产价格正常上涨的重要手段。如果以控制资金供给来追求房价的平稳甚至下降，结果只会扭曲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调节机制，加剧房价波动，损害政府声誉（盛松成,2007）。但是，金融支持过度会产生泡沫、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地产价格上升成为显性信息（或共同知识），而市场结构具有非完全竞争性，甚至具有垄断性时，逐利性必然驱使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投资主体趋之若鹜，甚至通过违规手段进入市场。很多学者也从灾难短视、羊群效应和制度性记忆假说等理论视角分析金融机构这种非理产生的必然性（Berger，et al，2003）。同时，在经济上升阶段，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价格上升的预期和对房地产合理定价的困难性，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也可能出现盲目乐观而具有非理性（Carey，1990）(注：Winston 等（2004）指出，只有当经济由盛转衰、大量违约出现时，房地产的真实价格才显露出来（Carey,1990）。)。

综上所述，在经济上升阶段，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掩盖了潜在的风险，而经济主体的行为又具有非理性特点。因此，房地产市场易于出现失灵而需要政府的干预，政府的适当干预也是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关键，这已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日本、美国、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次贷”风波所证实。

三、对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与金融稳定关系的评析

对于本轮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驱动市场繁荣和过热的因素是什么，市场态势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怎样。既有的研究往往就某一个方面展开，忽略了上述综合分析框架的运用，给人以就事论事、不够深入之感(注：如很多学者从房价收入比、空置率等指标来反映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由于这些指标在定义上和统计方法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以此来考量市场问题往往会给人以就事论事的感觉（徐滇庆，2006）。还有学者单单从房地产贷款增速过快或占比过高来分析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没有考虑指标的合理内涵和影响机制，从而也就无法提出可行的建议，给人以不够深入之感。)。下面本文首先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供求关系和价格形成。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一）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供求结构与价格形成

从本质上来讲，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繁荣甚至走向过热是市场供求关系演变的结果。从需求来看，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上升期和住房管理体制改革是此轮房地产周期的主要影响因素。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上升期。在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投资扩张、城市化加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等推动了本轮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和繁荣（张晓晶，2006）(注：影响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其他因素如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大量外资流入、贸易顺差和房地产投机等也与此轮经济增长密不可分。)。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集资建房，实施市场化、货币化的住房供应体制。改革在将居民住房需求完全推向市场时意味着市场住房存量需求突然和巨量释放。如果供给不存在约束，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房地产价格会随着供给的增加而下降。问题是目前的市场供给存在着诸多问题而无法去满足瞬时释放的存量需求。一方面，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管理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市场的进入壁垒相当高。市场的不完全决定了房地产企业所提供的房产数量无法满足广大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时，在开发商具有区域垄断势力的情况下，任何成本的上升都可以通过提高房价来消化（李宏谨 等，2006）。另一方面，国家在实施住房市场化改革时过分地强调了经济发展和提高居住质量，忽视了收入差距较大形势下对多层次住房供给的需求。住房供应趋向于针对中高收入阶层的大面积商品房为主，而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具有平抑房价上涨的中小户型住房和政策性或保障性住房（如限价房、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的供给极度匮乏（王诚庆，2003）。尽管2006年以来国家加大了住房结构调整的力度，但调控市场供给的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目前中小户型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供给存量仍然偏少，而高档住宅还有反弹迹象（表1）。因此，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并不是建立在有效需求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应增长的基础上。

（二）我国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我国房地产市场严重失衡的供需状况决定了银行贷款是提升居民购房能力的首要前提，而严重失衡的供求关系导致房价上涨的必然性驱动银行贷款意愿不断膨胀。这是近年来我国银行业房地产信贷发展迅猛的主要原因（表2）。值得关注的是，房价长期居高不下迫使居民住房有效需求被迫通过节衣缩食和代际转移（相当数量的年轻人购房的首付款由父母来提供）的货币积累和银行贷款来满足，从而创造出一群高负债族，这是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影响金融稳定的逻辑前提(注：受“安居乐业”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居民存在着“租不如买”、“一步到位”的住房消费观念，一味追求“买新房”、“买大房”，既给自身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房奴”，又影响了政策性或保障性住房的推出、住房租赁市场与“二手房”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剧了新房市场的供需矛盾。）。

分析房地产市场对金融风险（特别是对宏观金融稳定）的影响，首先要看银行对这一市场的风险暴露。依据建筑业的周期特征和对国外房地产金融业的调查，在经济上升时期，房地产信贷在银行贷款中一般要占到20%以上（Collyns,et al,200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表2），我国目前银行业在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暴露比较小。实际上，如果加上房地产企业自筹资金中来自银行贷款部分、拖欠施工单位和供货商款项中来自银行贷款部分（中国银监会专题分析组，2005），以及定金及预付款中的个人按揭贷款部分和囤地资金中银行贷款被低估的部分（钟伟，2007），目前这一比例至少达到50%。如果将银行给从事房地产投资的金融公司的贷款、给以房地产作抵押的公司的贷款也算作在内，这一比例会更高。由于数据统计上的困难，我们无法对银行业房地产风险暴露做准确的估算。表3给出了国内一些专家、学者或机构对房地产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部分的重新估计。

由表3可知，投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信贷。增加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暴露是经济上升时期各国银行业调整信贷供给结构的必然结果，也是银行管理层为追求自身盈利、满足股东对业绩的要求和应对同业竞争的必然结果。增加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暴露并不必然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累积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注：香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也出现了风险，许多购房者承受负资产的压力，但银行却没有出现违约率大幅上升的问题。因为，香港银行业自身有较强的抗风险的能力，对个人住房贷款有严格资格审查标准。而且，监管当局对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等方面有较严格的规定。)。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能否严肃金融纪律以降低借款人未来违约的概率，银行能否建立良好的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以控制贷款集中度风险以及针对房地产潜在风险的预警机制建设。而目前的问题恰恰在于我国银行业在严肃房地产信贷金融纪律、建立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以及前瞻性的风险预警等方面存在不足。

1．银行放松信贷标准，盲目依赖抵押物的作用

根据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理论，银行贷款要坚持“三C”的原则，即对借款人基本特征（character）、还贷能力（capability）和抵押物（collateral）进行风险评估。我国商业银行在发放住房抵押贷款时，不考虑居民的收入状况、未来偿还能力和抵押物价值的波动情况，而只以借款人能否提供首付款为标准(注：根据2006年有关部门对16个城市的住房贷款抽样调查发现，平均22.31%的借款人办理贷款时未曾与银行直接见面。引自刘仕余：“2008银行违规放贷加剧房市股市泡沫”,《北京商报》，2008年1月8日。)。事实上，银行放松信贷标准忽略了未来宏观经济波动、借款人收入波动给银行带来的风险。这与“次贷”风波前美国银行业住房抵押贷款风险管理中降低贷款标准是相似的。我国银行业降低贷款标准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着向“零售银行”转型的压力，各商业银行在住房抵押贷款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在发放过程中银行往往审批把关不严，使得一些不符合条件且风险承受能力和信用水平较低的借款人也获得了信贷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宽松的贷款条件也使得“假房贷”、“假按揭”案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没有经历房地产周期变化，一直把住房抵押贷款当作风险最低、收益最稳定的资产而不遗余力地开拓（易宪容，2005）。

如果说“次贷”危机前美国贷款公司降低房贷门槛的原因在于认为可以将风险转移出去的话，我国银行业放松信贷标准的原因则在于认为以住房为抵押品能够保障银行贷款本息的安全。事实上，抵押住房可能会因各种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和经济或交通环境的变化而导致抵押住房价值灭失或下降。即使住房完好无损，价值没变，一旦借款人违约，在处分抵押房产时，因产权纠纷、律师费上升等原因而需花费高昂的处分费用，商业银行同样会遭受损失。在我国，由于个人信用制度、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我国银行业处理抵押物的成本更高。例如，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实施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中第六条关于“对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生活中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抵债”的规定，撤除了房贷最重要的抵押保障，降低了抵押物对借款人违约的威胁，会引发住房按揭业务的道德风险。

2．贷款二级市场缺失，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

增加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暴露是经济增长时期各国银行业的普遍现象，能否实现贷款收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金融市场是否具有多渠道的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美国按揭贷款市场是高度证券化的市场，资本市场转移和分担了银行房贷70%的风险。到“次贷”危机爆发时，银行实际只持有其所发放贷款的很少一部分（汪利娜，2007）。由于当前我国国内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产品缺乏，房地产融资方式尚未形成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绝大部分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这就意味着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任何不利变化都会引起银行信贷质量的恶化和信贷紧缩，从而引起房地产市场进一步逆转和银行信贷进一步紧缩的“放大效应”。房地产市场与银行的这一联动特性将造成宏观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

3．银行缺乏前瞻性的风险管理理念，潜在损失威胁很大

在经济增长、房价持续上扬的环境中，房地产信贷的不良率比较小，银行容易放松对风险的监测。由于贷款的期限长、对经济周期比较敏感、受政策调控影响大，房地产信贷呈现出当前风险小而潜在损失大的特性。因此，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要具有前瞻性，即对影响借款人违约的各个要素评估都要考虑未来的不确定性。例如，银行要预测借款人当前收入的可持续性、抵押物价值的波动性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可变性等对未来银行贷款本息安全收回的影响。

从目前我国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来看，一方面，银行在贷前风险管理中过分注重借款人当前的信用状况、偿债能力和抵押物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银行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以应对贷款预期损失时过分强调对当前损失的缓冲。此外，由于银行和监管当局均将房地产信贷作为优质资产，房地产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的资本要求较低。因此，尽管目前银行业房地产信贷的不良率较低（表4），房地产金融风险管理和预防机制的滞后增加了未来宏观经济波动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和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

我国房地产市场失衡的供求结构和房地产信贷业务中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宏观金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供求结构的失衡导致房价长期上涨和市场垄断利润的存在，这是诱使银行增加房地产风险暴露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时期较低的不良贷款率和放松贷款标准而盲目依赖抵押物的贷款模式在实现银行增加贷款投放目的的同时也意味着潜在风险在不断地累积。在贷款风险分散机制和银行业前瞻性的风险管理理念缺失的条件下，房地产资金来源高度集中于银行是判断未来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释放和威胁我国金融稳定的主要依据。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房地产价格长期上涨的态势和对利润的追求驱使金融机构增加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暴露，这在各国银行业是一个普遍现象。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是否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需要将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金融机构能否严肃金融纪律和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体系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目前，在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时期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繁荣甚至过热的迹象。由于失衡的供求关系导致了垄断利润的存在，这是诱使银行业过度介入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原因。金融纪律弱化以及风险分担机制和前瞻性的风险管理理念的缺失则导致了银行业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支持。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威胁金融稳定的主要原因。经济上升阶段的房地产市场掩盖了潜在的风险，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可能出现非理性，因此，房地产市场易于出现失灵而需要政府干预。政府首先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制定干预政策。从供给政策角度看，短期刚性的供给特性和垄断型的市场结构需要政府鼓励更多的生产商（开发商）进入市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需求的急剧增加需要政府多渠道供应市场产品（如增加小户型房、限价房、经济适用型住房和廉租房等）。从需求政策角度看，在经济上升阶段，由于房地产领域的消费和投资过度是必然现象，政府需求政策的重点应是增加融资渠道和严格融资条件、严肃金融纪律。更为重要的是，微观主体的趋利性往往产生巨大的宏观负外部性效应，而这一点在房地产市场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建立早期的风险预警机制（压力测试、风险模拟等）或监测指标是非常必要的(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指标（住房贷款/总贷款、商用房贷款/总贷款）作为监测金融机构财务健康性和金融体系稳健性的指标纳入2003年3月公布的《金融稳健性指标汇编指南》草案中（Heath,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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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Estate and Finance Stabil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ANG Feng LI Yu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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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005-03

引言

中国的外汇储备自2001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截至到2013年9月末，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3.66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表明，我国的对外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对外支付能力不断提高，为我国降低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外汇储备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因为持有外汇储备也会产生一些成本。过多的外汇储备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本币升值的压力，使本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储备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的外汇储备规模，使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但在实践中，由于难以计算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而且各国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外汇储备最优规模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探讨外汇储备最优规模，而是探讨如何在既定的外汇储备规模水平下，以更加有效的方式管理外汇，使其服务于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需要。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超出合理水平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因此，中国的外汇管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利用好外汇储备存量，二是要控制外汇储备增量。无论是外汇储备利用效率的提高，还是外汇储备增量的控制，都能够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转型产生积极的效应。本文尝试从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转型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而提出提高外汇储备管理水平的建议，并分析了这些建议对加快经济增长转型产生的积极意义。

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外汇储备逐年增加。总的来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93年，这一阶段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偏低，而且外汇储备增长缓慢并伴随小幅波动。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并且人民币存在着币值高估的现象，因此商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经常账户常年赤字，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依靠资本账户的顺差。

第二阶段为1994—2000年，这一阶段我国的外汇储备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1994年，中国政府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1）实行汇率并轨，把调剂外汇市场价与官方牌价合二为一，只保留一个汇价。（2）取消外汇留成，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3）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的形成机制。这些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同时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步增强，经常账户出现持续的顺差。与此同时，我国引进外资的政策进一步放开，引进外资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资本账户也出现了持续的顺差。尽管这个阶段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由于之前的基数较小，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是适度的。

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外汇储备出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储备规模不断扩大并超出了最优规模。2001—2011年间，外汇储备的年均增长率高达40%。图1为这段时间内中国外汇储备、世界外汇储备、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率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世界外汇储备和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率的波动较大，有的年份增长率为负。而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率则相对稳定且都为正值，在图中所示的9个年份中，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率高于世界和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率的年份占7个。这说明，这一时期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二） 外汇储备利用效率低

到2013年9月末，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了3.66万亿美元，这些巨额的外汇储备都用来做什么了？长期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遵循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相结合的原则，并偏重安全性和流动性。基于上述原则，我国的外汇储备长期以谨慎利用方式为主，因此，外汇储备长期投资于各国的政府债券，尤其集中投资于美国长期债券，这种投资方式具有风险低但却相对集中、收益低的特点。美国财政部2011年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在2010年6月突破万亿，截至2010年末达到1.16万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40.74%。在美国持续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国债的收益率也将随之走低，且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累计已经超过23%，这大大降低了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水平。外汇储备收益性整体偏低反映出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

二、成因及影响

（一）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成因及影响

从直接原因来看，我国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来源于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持续的双顺差，一般而言，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是不合理的，也难以长期维系。双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又影响到了经济增长转型，从双顺差产生的原因中可以反映出这种影响。

1.储蓄投资缺口。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形成了储蓄投资缺口（见图2）。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任何一个国家经常项目失衡，必然表现为国内的储蓄和投资不平衡。当总供给（国内生产总值）大于总需求（个人和政府消费、个人、企业和政府投资），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国内剩余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以保持平衡，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反之出现逆差。尽管我国的投资率居高不下，但储蓄率更高，庞大的储蓄一部分转化成投资，剩余部分转为经常项目顺差。过高的投资率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过度倚重投资，而由储蓄投资缺口所形成的经常账户顺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过度倚重出口，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相对较弱。这种增长方式不仅缺乏内生的动力，而且容易产生投资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转型。

2.出口鼓励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很小，政府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国际支付危机，实施了包括出口退税在内的一系列出口鼓励政策，旨在提高企业的出口创汇能力。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中国的出口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出口市场中的巨人。

但是出口数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出口质量的提高。我国的出口结构明显不够优化，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的表现有：在出口的商品中，中低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偏高，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品所占比重偏低；服务贸易的规模较小且提供的服务相对落后，集中在运输、旅游和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3方面，而在新型领域，如商贸、电信、金融、保险等的出口则较少；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过高，并且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一国的贸易结构与一国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落后的贸易结构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转型。

3.FDI的流入。FDI的快速增长是造成资本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FDI，原因有很多：第一，实施FDI的鼓励政策，这些政策包含的内容有较低的税率、免税期长、隐形的补贴、免费的基础设施、环保方面监管宽松以及优惠的用地政策。第二，中国的财政体制和机构安排使得地方政府吸引FDI的动力很强。因为FDI可以大大提高地方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吸引FDI是衡量政绩的一条重要标准，各级政府的各级官员都被分配了吸引FDI的指标，这一做法十分普遍，地方政府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多地吸引FDI。第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FDI的吸引力。

可以看出，尽管FDI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也只是数量型增长而非质量型增长。有关FDI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表明，由于当前我国在吸引FDI的过程中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并且对FDI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使得我国利用FDI的方式更加粗放，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效应却很显著，这与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目标是相悖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超额外汇储备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持续的双顺差，进一步分析双顺差产生的原因则可以看到，中国的双顺差本质上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并影响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因此，必须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结构政策，抑制这种双顺差的持续扩大，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转型。

（二） 外汇储备利用效率低的成因及影响

我国外汇储备利用效率低主要是指，外汇储备作为国家的资产，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无法实现较高的收益。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渠道单一造成的。从币种结构看，美元资产占比超过70%，其他储备货币资产的总和占比不到30%；从外汇储备投资的资产品种以及投资组合来看，我国仍以投资美国国债等低风险、低收益的资产为主，收益不稳定和投资渠道单一成为我国外汇储备投资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并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造成了国家整体资源的浪费，这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目标是相悖的，经济增长转型要求资源的合理配置，资源要从低效部门流向高效部门。因此，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实现低效向高效的转变。

三、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水平的建议及其意义

提高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水平，既要控制好外汇储备的增量，也要利用好当前的外汇储备存量，两方面结合，才能化解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实现对经济增长转型的促进作用。

（一）控制外汇储备增长的建议及意义

第一，改变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对外贸易战略。（1）有效控制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扩大对资源性商品出口的征税，这将有利于减少资源性商品的出口，从而降低我国的资源损耗。（2）取消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出口退税和各种隐性补贴，由于成本增加，这部分企业的出口规模将缩小，有利于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量。一些企业为了达到出口退税的标准，还将努力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采取低耗能、低污染的生产方式，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转型。

第二，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吸收外资考核评价体系，引入技术含量、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新增就业等综合指标，对FDI的引入应该逐渐由“重数量，轻质量”向“重质量，轻数量”转变，取消对FDI的各种优惠政策，并引导FDI投向通讯设备、计算机等高新技术领域或是金融、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服务业领域，增加其进入传统领域的限制。FDI进入中国的门槛提高，一方面有助于缓解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转型。

第三，转变对出口的过度依赖，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现阶段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但一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只有提高本国居民的消费，才能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我国居民的消费率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没有释放。如果能将这些潜力转化成实际的购买力，则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并推动经济增长转型。

第四，改变官方储备和民间储备结构，真正实现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缓解由于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导致的本国通货膨胀压力，为经济增长转型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二）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的建议及意义

第一，科学安排进口。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对于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产品，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因此，我国可以利用超额的外汇储备积极增加能源、技术的进口，可以考虑放开我国紧缺资源的物资进口配额，降低进口税率，鼓励大量进口紧缺物资；扩大进口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免税范围，鼓励企业大量进行技术改造；加大石油和矿产等战略物资进口，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加快经济增长转型。

第二，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继续放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管制，资金流动管理理念应由“宽进严出”向“均衡管理”转变。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可以用来为“走出去”战略服务。随着我国经济实力日渐雄厚，建立起一些优质的本土企业，这些本土优质企业应该积极寻求到海外投资，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我们的民族品牌。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需要用人民币购买外汇，这样，一方面有助于货币的回笼，缓解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提高了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使优质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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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永定.中国的双顺差：根源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6，（19）.

篇（8）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20

1理论和文献分析

目前，学者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内涵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对其基本含义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笔者根据实证分析的需要采用了刘建国、李国平和张军涛（2011）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全要素生产率是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是用来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1]。

衡量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发生集约化转型，学者们一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来表示，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除以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孙辉、支大林和李宏瑾（2010）使用生产函数法对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得出中国各省资本产出弹性与国外相比是非常高的，证明了中国各省目前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投入而不是劳动和技术[2]。卢万青（2013）使用索罗残差法来估算多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国别对比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3]。

通过对上文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到使用生产函数法，使用索罗残差法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范式是比较成熟的。因此，本文决定采取这种方法。

2模型建立和数据择取

21实证模型建立

索罗（1957）是最早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理论分析和定量化研究的，提出了基于技术进步中性、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条件下的总量生产函数，并对其进行一系列的数学推导和经济学意义上的论证，总结出可以用于测算技术进步对总产量增长的贡献大小，其方法思路是在总产量增长中减去劳动和资本对总量增长的贡献，剩下的余值就是技术进步对总产量增长的贡献，即所谓的索罗余值法[4]。本文采用这种方法和公式来建立的实证模型如下：

基于希克斯（Hicks）中性技术进步等假设条件，设立C-D生产函数：

Yt=AtKαtLβt（1）

其中，Yt表示实际产出，At表示全要素生产率，Lt表示劳动要素投入量，Kt表示资本要素投入量，α表示资本要素产出弹性，β表示劳动要素产出弹性。

22数据择取

221实际产出Yt

本文采用河北省地区支出法生产总值和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的数据，根据每年实际支出法生产总值（以1991年不变价格折算）=1991年名义支出法生产总值×对应年份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1991年地区总值指数（1978年=100）这一公式，折算出实际产出Yt。

222劳动要素投入量Lt

劳动要素投入量是指就业人员在经济活动中投入的劳动量。我国要素市场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价格调节机制，劳动要素缺乏市场化的价格定价。因此，国内学者们一般使用就业人数来表示劳动要素投入量，本文也将采取该方法，利用河北经济年鉴中的就业人数数据。

223资本要素投入量Kt

大多数学者经常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要素投入量，这一方法能够简单、比较准确地估算出资本要素投入量，因此本文也将采取该方法，其计算公式：

Kt=It+（1-δ）Kt-1（2）

本文使用Ulrich RKohli方法来估算基年资本存量（1991年），方法是：K1991=I1991 /（δ+r）。其中：K1991为1991年河北省的资本存量；I1991为1991年河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δ为资本折旧率，比较常见的是将δ直接取值为5%；r为1991―2014年河北实际固定资产完成额的平均增长率。

根据上述方法整理出数据，如下表所示。

23模型检验

根据LnYt（即图中LNY）和lnKt（即图中LNK）、LnLt（即图中LNL）两个序列数据通过Eviews60软件做散点图，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到，LNPY与LNPK之间的关系可以拟合为一条直线，证明本文所构建的线性模型Ln（Yt/Lt）=ln（At）+αln（Kt/Lt）是合理的。

3实证结果和分析

分别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结果如图2、图3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河北省1992―2013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波动幅度比较大，其均值仅为001%，这反映了河北省经济集约型成分增长缓慢。在1996―2000年间和2008―2013年间呈现出负增长的情况，期间分别有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者对河北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不论是在持续时间还是波动幅度来说，都是远超过前者，这既反映了河北省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也说明了其应付外部性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脆弱性。一般地，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型特征越多，该经济体应付外部性经济危机的能力就越强，从这一点来看，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型特征是比较少的。

从图3中可以看出，河北省1992―2013年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波动幅度比较大，其均值为-217%，这反映出在这段时间内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下降，结合图2的结论来说，就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提升的作用虽然在缓慢增长，但其相对作用在不断下降，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这表明了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成分不断增多。

4研究结论

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目前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特征为主导的以及其不断增多的情况；该经济体应付外部金融危机或是经济危机的能力比较差，这进一步证明了其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特征过多的现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是互相促进彼此增长的关系，很有可能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看，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其特殊的地方，这表现在其产业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其失衡状况比较严重，特别是产业之间劳动力转移问题，仅凭河北省地方政府是无法彻底解决的，这涉及全国层面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河北省本身经济发展落后于大多数东部省份，这些比较发达省份大多也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这说明了河北省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型还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河北省地区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瓶颈、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或间接与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相联系。面对这种困境，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应走上同时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二元策略[5]。

参考文献：

[1]刘建国，李国平，张军涛经济效率与全要生产率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1，30（10）：1263-1275

[2]孙辉，支大林，李宏瑾基于生产函数法的省际全要素生产率估算：1990―2008[J].南方金融，2010（5）：10-13

篇（9）

一、 引言

北京市是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有两股力量推动了北京市经济不断增长和结构不断演进：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发流动对北京市城乡人口结构形成了冲击；第二，全球化竞争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和贸易改变导致的北京市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之所以强调城镇发展的“协调性”问题，是因为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北京市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的回落阶段，资源环境约束强、各区县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协调、大量进城打工人员等待“城镇化”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如果经济政策应对不当，诸多问题将因“协调性”而凸显。文章在此背景下，排除掉其它差异性因素，首次提出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并采用跨度为三十五年（1989-2012）的北京统计年鉴数据，构建VAR模型，实证分析北京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

二、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结合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城镇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U作为衡量北京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变量，单位为百分比；以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之比I作为衡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指标变量，单位为百分比；以I与U的比值IU作为衡量北京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的指标变量，单位为百分比；以北京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逐年增长速度IS作为衡量北京市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单位为百分比。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35年（1978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北京统计年鉴》和《北京区域统计年鉴》。

三、 北京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制的实证分析

1. 单位根（ADF）检验。首先对变量IS和IU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如表1所示，序列IS和IU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具有时间趋势。取一阶差分之后，D（IS）为平稳的时间序列，D（IU）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取二阶差分后，D（IS，2）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的时间序列，是二阶单整序列；D（IU，2）为平稳的时间序列，是二阶单整序列。根据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非平稳序列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关系，因此在10%显著性水平下分析北京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

2. VAR模型滞后期的确定。在进行检验前，必须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滞后期检验结果见表2。

如表2所示，滞后期为1时，4个评价指标FPE、AIC、SC、HQ都断定是最优的，应建立VAR（1）模型。

3. Johansen检验。VAR模型Johansen检验采用CE中含有截矩项不含确定性趋势项的方法，结果见表3。

从检验水平判断，IS和IU的迹统计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上有14.251 81>13.428 78和0.446 22212.296 52和0.446 222

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VAR系统Granger因果检验采用CE中含有截矩项但不含确定性趋势项的方法的形式，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看出，在0.1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IU不是IS的格兰杰原因，拒绝原假设IS不是IU的格兰杰原因，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是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在短期内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5.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为保障脉冲响应分析的有效性，需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模型的特征根都位于单位圆内，表明VAR（1）模型是稳定的。

脉冲响应如图2所示，其中，横轴表示信息作用的期间数，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两侧的虚线是脉冲响应函数冲击响应的可能范围，四条函数曲线依次为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冲击的反映。

从脉冲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系统对冲击的反应是不稳定的。在样本观察期内，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对自身的冲击随着作用期间数增加而稳定增加，冲击效应逐渐增强，增幅不大；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对自身具有冲击效应，但随着作用期间数的增加，冲击效应逐渐减弱；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冲击效应较小，随着作用期数的增加，冲击效应开始出现，冲击力较弱，并逐渐收敛于某一稳定冲击效应；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的冲击效应随着作用期数的增加，由负向效应转变为正向效应，并逐渐收敛于某一稳定冲击效应。这一现象说明，在短期内，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对自身及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度，能够促进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自身和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也有一定冲击力度，呈减弱趋势，响应程度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6.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将VAR模型系统内一个变量的方差分解到各个随机扰动项上，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相对重要性。本文运用方差分解法分析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冲击的贡献度和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1）短期内，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冲击对其自身的贡献最大，维持在在99.61%以上，且逐年递减，递减速度缓慢；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的冲击在短期中维持在在0.39%以下，而且逐年递增，递增速度缓慢。（2）短期内，经济增长冲击对其自身的贡献最大，维持在92.75%以上，且逐年递减，递减速度缓慢。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较小，维持在7.25%以下，虽然逐年递增，但递增速度缓慢。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可以得出，在短期内，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冲击较小，但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四、 结论

本文基于北京市1978年～2012年的数据，利用VAR（1）模型中的Johansen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析，实证研究了北京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在短期内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明显；（2）从脉冲响应函数看，在短期内，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对自身和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度，能够促进北京市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性发展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和自身的冲击力呈减弱趋势，响应程度保持在较低水平；（3）从方差分解看，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的冲击对其自身的贡献最大，短期内承担了全部99%以上的冲击效应，且逐年递减，递减速度缓慢；经济增长的冲击对其自身的贡献最大，短期内包揽90%以上的冲击效应，且逐年递减，递减速度缓慢。

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在长期明显存在着均衡关系，在短期内两者之间的冲击效应虽然较小，但相互作用明显。由此可以得到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第一，在城镇化、工业化、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只注重眼前的发展，应该采取一种可持续的、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和动力支撑；第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协调区域和城乡发展、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积极面对国际产业转移、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增加进城打工人员收入，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第三，统筹经济结构和城镇布局，降低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出北京市具有的地区优势及活力，使得资源获得更好配置，技术得到更好改进，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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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小瑛，赵忠.城镇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的演化及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12，（9）.

篇（10）

一、引言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生产总值的大幅提升和较高水准的增长率，科技进步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北京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论是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和政策的相对倾斜，还是地方所拥有的大量科技创新人才，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和进步的未来走势。但我们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资本和人力的投入。是否在近几年了经济增长重点和方式的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

科技进步是包括有技术改进、技术效率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提高等的一定数量的资源投入以生产出更多产品的所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广义的科技进步也可以理解为产出增长中扣除了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贡献份额，其他所有生产要素贡献的份额之和。Ricardo很早认识到科技进步相对于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越发重要。Cobb Douglas提出的C-D生产函数成为了测算科技进步的基础。Solow又将科学技术进步要素从其中抽离，用“剩余值法”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国内学者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另一方面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在全社会研究方面，殷林森对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做了关联研究。在区域研究方面，安宁对广东省的科技进步、资金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刘勇则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对广东和全国的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进行了比较。国内学者在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样本的局限性，各地区间的数据结论并没有可替代性。北京作为科技发展极具代表性的城市，不仅掌握大量资源，更有精英人才助力，这些年来科技投入和进步是否真的对经济产生影响。本文将结合1996—2011年的经济指标和数据，运用生产函数对北京市经济增长路径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模型假设

（一）模型假设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应用较为广泛的生产函数，满足索洛模型的全部假设。因此我们可将C-D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作为计量模型构建的基础。主要是为了将经济增长分解为来自各要入投入的贡献。其基本函数形式为：

（二）指标选取

首先对数据进行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口径的统一性原则的收集，选取1996～2011年为样本区间，所有原始数据来自北京市统计年鉴。

1.总产出数据

选取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我国经济产出量的指标，用Y表示。为排除价格影响，将1996年作为基期进行调整。

2.劳动投入指标数据

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和从业人口数量均可以衡量劳动投入。基于我国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年末北京市全社会从业人数作为各年的劳动投入指标，用L表示。

3.资本投入数据

作为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存量，有涉及直接和间接生产以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数据无法精确统计，本文采取历年北京市固定资产存量数据作为资本投入指标，以1996年为基期按不变价格进行了换算，用K表示。

三、模型估计与检验

引入C-D生产函数模型，通过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运用广义差分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可得：

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05下不存在自相关，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另从统计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变量间呈高度正相关。可得到：

四、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

对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测算采用索洛余值法。其增长速度方程为：

变形得到

该模型中，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为扣除资本、劳动投入增长意外的其他因素之和。a为索洛余值，三者的平均增长速度采用几何平均法。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根据北京市1996—2011年的相关数据，相应的资本、劳动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为：

其中EA表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百分比，Ek表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百分比，为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百分比。

据此计算北京市1996～2011年各要素的贡献率，结果如表1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科技进步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值为43%。较前几年的不稳定，近年来科技进步的贡献作用呈整体上升趋势。个别年份表现出来的贡献率负值并不意味着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负作用，而是在测量期间某些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整体来看，劳动投入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说明讲求高效率的现代社会，更依赖于怎样增加个人产出，大部分的经济增长还是来源于资本投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并且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实际上，科技、劳动力和资本之间都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如若没有先进的科技进步作为支撑，有限的资源则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和利用，也会表现为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北京市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国家给予的优先投入权、广阔的发展平台和充足的科技人才都给科技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上表中所呈现的科技进步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持平的态势也体现了北京市的增长转型。要继续保持并推动这一增长态势，还须更好地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也可以提高资金的产出弹性。

五、结论和建议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北京市经济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科技进步的贡献程度有待提高。首先，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呈下降趋势，劳动力的投入也逐渐需要向高水平科技人才方面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在人才教育上，以达到人才资源优势的积累；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广阔平台吸引国内外人才，以人才的溢出效应带动竞争，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贡献便可相辅相成。其次，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加，与资本投入同时发挥主力作用。而随着经济发展，资本投入难以单独发挥引领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在资本投入的同时注重技术创新活动，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增加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更大程度地确保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改革重点。（1）增加科技投入的全面性。科技进步和资本、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本来就是相互渗透和促进的关系。科技投入更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科技财政拨款，激励企业成为新的创新主体，为市场注入活力。（2）优化资源配置。北京地区拥有其它地区无法企及的资源和优势条件，这样的条件更需要构建合理的动力机制和分配机制，根据投入的不同影响合理优化，逐步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3）科技活动常态化。政府需要引导企业通过资本和人力投入手段来加大研发活动力度，并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更多地解决民生问题，使科技活动更直接和持续地推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磊.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性[J].科技管理研究，2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