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的方式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海外投资的方式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国富人的投资潮席卷各国投资移民的热点城市。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3月底之前的一年里，中国籍人士在美购房总价值达123亿美元，占外国人在美购房总额的18%，紧随加拿大成为美国市场的“外国房东”亚军。而根据世邦魏理仕的报告，未来数年，中国富人还将花费数十亿美元在美国房产上；美国是中国投资人首选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分列二、三位；富有的中国个人和精明的中国企业正大举买入世界级城市中的物业。

中美房价解剖对比

去美国旅游的人，通常回国后都会有一个颇为一致的感慨，美国东西好便宜。不用说中国，相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美国国民收入不低，但不论是吃的用的都比两国便宜。这同样适用于房价，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多数城市房价回调三四成，美国的房子似乎成了中国富人眼中的“白菜”。

理论上，美国房价应比中国贵，仔细比较，其实比中国便宜不少。房产产权可私人永久拥有，房产的寿命是中国的2-3倍，加州很多社区都能见到上百年的木制房子，品相、价格与新房相差不远。而中国住宅物业只有70年使用权，但房价已堪比发达国家水平。

更重要的是，在房价对比中，很多人忽略了建筑面积与基于居住面积项目产生巨大的价格差异。中国新房得房率（实际居住面积和建筑面积之比）多数只有70%，而在美国居住面积必须是可用面积，阳台、车库都不能计入在内。因此，相同的出售面积下，美国房产的实际面积比中国多20%-40%，每平方米房价被低估至少30%。此外，美国没有毛坯房的概念，出售房产按中国标准均属于精装修，包括卫生间和厨房配套设备还有空调和地板暖气，所以，比较房价应从美国房价中剔除装修和设备费用，或在中国房价中加入相应费用，除面积上30%的差异外，还需要计入另外至少10%装修和设备成本。

房市回暖 中国豪客扎堆

自2006年7月房价到达高点至2012年3月探底，标普美国20大城市房价指数一度累计下跌了35.08%。在经历了这期间从不断探底到缓慢筑底的痛苦过程后，美国楼市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于2013年二季度加速回暖。截至2013年7月，标普美国20大城市房价指数比同期上涨12.2%，新房销售、成屋销售、建筑支出和住宅开工等数据均呈现持续改善迹象，而同期按揭贷款利率跌至历史低点，存量房供应开始萎缩，创造出对投资人十分有利的投资环境。

这当然主要归功于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推出的多项住房救助项目，但中国资金的推波助澜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一边是国内房价的步步攀升，一边是移民热、留学热的助推，回暖中的美国房地产市场自然而然吸引了大批中国买家，购房团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美各州。如今，在美国的50个州，中国人已在44个州跻身当地外国投资客的前5名，在纽约、夏威夷排第二，在加利福尼亚排第三。过去一年，加州房地产市场出售的房子有一半是卖给中国人。在华人买房首选的大洛杉矶地区，学区较好的热门地段，房价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甚至有翻番的。

更令美国人大跌眼镜的是，当许多美国人被沉重的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甚至有不少人因为付不起按揭房子被没收拍卖的时候，70%的中国买房客是用现金一次付清。不仅如此，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统计显示，中国人在美买房的中位价格是42.5万美元，是全美中位房价的大约一倍，比外国人在美购房的中位房价27.6万美元也高出5成，显示中国人对高端住宅情有独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房市的反弹速度似乎有点急，房价急升意味着推动的力量来自外部，虽然中长期恢复的趋势不变，但短时间内回调的压力较大。房价的涨幅已经超过同期经济和家庭收入的增速，说明美国经济复苏仍过度依赖房地产回暖，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复苏，容易出现反复。

最大机遇在商业地产市场

篇（2）

【中图分类号】D9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6－0006－02

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运行的重要环节，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国家保证，决定了代位权的行使对象是投资东道国，这区别于一般商业保险代位权的行使对象，所以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不能直接通过国内法实现，而必须与国际立法接轨而获得国际法上的效力才能顺利实现以保障海外投资者与资本输出国的合法权益。

一 概念与特征

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是指海外投资由于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而受损，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向海外投资者（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国内保险机构从而代位取得海外投资者向东道国政府索赔的权利。国内商业保险的代位求偿权是指在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由于第三者的原因导致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后，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取得代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行使请求赔偿的权利。其原理是，由于第三者的过错在保险期间造成保险事故而使保险标的遭受损失，被保险人同时产生两项权利：一是作为被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请求或支付保险金的权利；二是作为受害人，依据侵权法律关系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后，并不能免除第三者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被保险人同时行使这两项权利，那么被保险人所获得赔偿总和就可能超过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从而获得额外利益，违背了财产保险的补偿损失原则。但是，由于海外投资保险是一种国家保险，其代位权的设置、实现与一般商业保险代位权有所不同。

第一，代位权客体的特殊性。海外投资保险承保范围是来自于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所指向的财产和权利，一般情况下处于东道国的政府禁令或其他控制之下，其他任何国家或法人都不可对其自由地主张权利。而一般商业保险承保的是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风险，行使代位权的客体是可以自由流通与转让的财产和权利。

第二，代位权行使对象的性。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行使的对象是东道国国家，依据国际法，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即使是国家保险机构在对东道国索偿时也存在着法律障碍，其代位权的运行方式较一般商业保险代位权更复杂。

第三，行使代位权依据的复杂性。海外投资保险是一种具有涉外因素的国内法的制度，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为具有资本输出国国籍的法人或自然人。根据国际私法，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行使依据的准据法为国内海外投资保险法，关于海外投资保险事故而发生的争议只能适用国内法。但是，代位权行使的对象是一个国家，依据国际法显然不能适用国内法向另一个国家主张权利，所以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行使必须寻求国际法的支持。目前，有关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多边国际立法仍是空白，主要依据双边投资条约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约定解决，但如果资本输出国与投资东道国之间尚未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或保护协定的，代位权的实现就困难重重。

二 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运行方式分析

依据资本输出国法律取得的代位权涉及国内法和国际法，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不能直接对东道国政府行使，同时代位权的行使还要面临东道国政府依据国际法和本国法提出的国家经济和公共秩序保留等问题，基于维护本国利益而否定代位权的合法性。例如，东道国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公共利益考虑，要求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或征收等类似措施，其合法性与补偿只能适用东道国的国内法，无需经过任何国家、法人或自然人的同意而行使其，因赔偿问题引起的争议应由实现国有化国家的法院依照其国内法加以解决，除非有关各国自由和互相同意根据各国平等并依照自由选择方法的原则寻求其他和平解决办法。①海外投资者因为东道国国有化或征收行为而受损，只有东道国国内法规定予以补偿的情况下该国才负有补偿义务，才能产生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才能产生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问题。如果东道国实施的行为是平等、无歧视的，国内法又没有规定国家补偿义务，这也没有违反国际法，那么依据资本输出国法律产生的代位权也会因此而无法实现。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国家保护本国海外投资的国内立法，要真正发挥其保障作用并维护投资母国的权益，必须要依赖于双边投资条约中代位权条款的设计和国家外交保护权的行使。根据两国间的投资条约可使政治风险致损引起的赔偿争议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避免了经济问题政治化。海外投资者亦可以在用尽当地救济②和国籍连续③的条件下向母国寻求外交保护。但是，投资者一旦寻求母国的外交保护，则会在很大程度上令国家卷入私人投资经济关系中，不利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推行和发展。

篇（3）

二、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管理的现状和风险特点

（一）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管理的现状

从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管理的现状分析，它的表现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第一，投资区域较为集中。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不仅是因为两个地区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比较突出，还因为两个地区和中国的政治关系比较密切，资源互补性较高，而较为发达的欧美国家，因中国企业自身技术和管理的缺乏、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的差异，投资风险较高，投资力度并不大。[1]第二，投资行业比较狭窄。在海外投资的项目中，中国企业的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技术水平附加较低的商务服务和批发零售业中，针对技术获取型、信息服务、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的投资比例不是很高。第三，投资动机规划不够。自改革开放之后，因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了一种粗放式的模式，国内自然资源明显短缺，资源需求矛盾导致海外自然资源的投资力度得以增强，在这种环境影响下，国内海外投资力度逐渐加强，但还存在战略动机不够明显的问题，传统优势逐渐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取代。第四，面临多重投资风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是跨国企业的关注焦点，而和国内投资市场相比，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更大、更多、更复杂，风险种类较多。

（二）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管理风险的特点

从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管理风险的特点分析，它主要表现在客观性、不确定性、项目投资风险可变性、投资风险多层次性四个方面：第一，客观性。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发生是由各种决定风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每个项目的寿命周期内，这种风险都处于一种无处不在的状态，只要企业存在海外投资行为，风险就不能避免。第二，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本质特征，虽然投资风险的存在可以确定，但风险的发生却是不能确定的，而它的不确定主要集中在投资风险是否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呈现什么状态、产生什么结果等方面。[2]第三，海外项目投资风险的可变性。海外投资风险的可变性存在于整个项目的全过程中，它的存在会导致各种风险的质与量随着项目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而在这一发展变化中，有些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一些风险也会在项目的发展中产生新的变化。第四，海外投资风险的多层次性。企业海外投资具有周期长、规模大、涉及范围广等多个方面的特点。因此，导致风险发生的数量也比较多而杂，所存在的风险发生因素也比较多，而在这种状态下，各个风险因素和外界的交叉影响就导致风险的发生呈现出一种多层次性。

三、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管理中所存在的风险

（一）生产风险

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受东道国政治环境、生产原料、器械设备、技术人员、生产工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均会导致产品在生产环节无法按照规定完成生产计划。但是，产品的生产作为企业海外经营活动开展的第一环节，它对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对于海外投资企业来讲，企业的预期收益往往是依靠生产资料能够在规定时间内转化成产品来决定的。企业海外投资生产中，因对当地生产环境认识程度的不足，任何一个细小的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生产的完成度，而产品生产环节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对整个企业的经营产生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在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生产风险的规避非常重要，也是很多企业海外投资中都会面临的一种风险类型。[3]

（二）销售风险

销售风险就是企业产品海外销售中所产生的一种风险类型，它的发生主要是因产品生产过剩、海外销售市场认识不足、销售渠道不畅通所导致的。首先，企业产品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导致生产量大于需求量，产生产品滞销，但因海外投资企业所在国和投资国环境差异的存在，销售风险是不能避免的，还需企业在产品生产前就对市场做好准确、客观的分析，这样才能减少企业海外投资中的销售压力。其次，因每个国家和消费者所需产品的样式、品质和价格都存在差异，若产品无法被海外投资国所认可，这就存在着产品滞销的风险，而要想减少这种风险的存在，还需加强对产品的宣传力度，丰富产品的种类，提升产品的质量，合理调整产品的价格。最后，销售渠道作为提升产品销售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海外投资企业在进入到新市场后，需要积极打开销售渠道，提升销售量，降低销售风险。

（三）投资决策风险

企业海外投资管理中，其存在的投资决策风险主要存在于投资区位选择风险、投资项目选择风险、投资方式决策风险三个方面。在投资区位选择风险上，企业海外投资区域的选择会受到地理位置、文化差异、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而我国企业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偏爱，正是因国家地理位置较近、文化差异较小的影响，和其他地区相比风险较低，稳定性较高。在投资项目选择风险上，因不同国家间消费动态不同，企业若在投资中没有对他国的市场环境进行充分的了解，没有实时掌握全球市场的动态信息，不仅会导致风险隐患决策的出现，还会导致经济收益受到损失，导致整个投资活动的失利。在投资方式决策风险上，很多企业的投资方式都是以跨国并购为主，这主要是投资企业在财力、资源、实力比较雄厚和充足的情况下，跨国并购具有降低成本风险、双方资源共享、收益获取较高的优势。因此，企业跨国投资的方式还需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和战略目标合理选择。

（四）财务管理风险

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管理中，财务管理风险的发生是客观存在的，它作为企业海外投资活动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风险因素，是指公司内部不合理的财务构成、筹集资金不当所导致企业预期收益下降的可能性。[4]目前，企业海外投资活动不仅有实体性的投资，还有很多金融性质的投资，这种投资环境的存在就导致企业财务管理中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多而杂，而资金的运用、管理和各国财会之间的差异，都导致企业财务管理风险的存在。而在此基础上，不仅各国之间财会制度的差异会引发一系列的风险，企业资本构成状况的不合理以及利率的波动均会引发各种财务风险，给企业的收益带来严重的影响。

四、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管理风险的控制措施

（一）加强海外投资的宏观调控和指导

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管理中，面对各种风险要想有效规避，还需加强对这类投资的宏观调控和指导工作。首先，政府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定期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投资信息，在投资形式和方式上给予政策性的指导，以帮助企业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并加强对企业风险管理咨询机构的培训，形成一个系统的海外企业风险诊断制度。当然，风险的诊断也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企业自身还需借助中介机构的力量展开针对性的咨询，从整体上提升企业境外投资的效率。其次，针对我国民营企业审批放权不足的问题，简化海外投资的审批手续，适当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开展国际业务，给予竞争力较强和管理较为规范的企业一定的投资自主权，以增强企业海外投资管理的灵活性，提升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再次，针对海外投资项目和投资行业的管理问题，采取投资申请分类登记管理制度，将海外投资分为鼓励性和限制性两种投资项目，按照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对外投资产业方向展开合理规划。[5]最后，加强海外投资信息交互平台的建设力度，让企业能够在这一平台中准确掌握当期或之前海外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变化情况，全面掌握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和行业区域分布情况，以及发展现状，减少企业海外投资的盲目性。

（二）主动防范海外投资中的商业经营风险

和国内经营中所存在的风险比较，海外经营中的风险不仅较大，还具有难以预测的特点，更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内容。针对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管理中的商业经营风险，跨国企业需要从四个方面给予防范：第一，完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提升企业产权结构的清晰程度，在完善的治理结构中保证企业内部各部门经营和管理活动的有效运转。第二，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诊断制度，加强对企业日常风险诊断程序化的分析和处理，这不仅降低风险的处理成本，还能有效预防突发性风险的发生。第三，充分发挥企业的竞争优势，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投资项目向优势较高的产业和产品聚集，通过合资开发和战略合作等形式，提高自身的创新技术，形成自主核心技术，以提升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以及风险的抵抗力。第四，明确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决策的权限和责任，在管理上既不过严，以保证其经营活动中的灵活性，也不能过松，以防止海外企业投资自行决策中投资失误和失控行为的发生。

（三）充分利用海外投资保险的风险分散功能

在现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其涉及的功能有损伤补偿、市场开拓、融资便利、信用提升、风险管理五个方面，在运用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它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选择合适的投资保险模式，目前，国际上的海外投资保险模式主要有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双边保证制度，以德国模式为主的单边保证制度，两组制度各有利弊，选择不同的投资保险制度，所关系到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和补偿内容也有差距，而当前比较流行方式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灵活使用。第二，选择合适的海外投资保险保单产品，就目前海外投资中所存在的股权保单、债权保单、租赁保单等形式而言，股权保证以承保投资者投资的资本和收益为主，适用于股本投资；债权保单以承保债权融资的本金和利息为主，适用于银行带环和其他债权性的融资；租赁保单以承保租金收益为主，适用于租赁。海外投资保险产品的选择中，若选择合适，能有效防范海外投资中的经营风险。[6]

（四）建立海外投资安全监控的会计管理体系

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管理中，海外资金的安全性和财务审查机制的建立非常重要，也是保证企业财务得以动态监测，有效规避企业海外投资经营风险的重要内容。在保证投资的安全性上，可根据企业海外投资和经营管理的特点，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财务、会计、审计等专业信息优势，以会计监督为核心的投资风险管控体系。[7]在这个体系中，加强对海外投资企业的财务监督，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体制，完善企业内部的控制机制，以有效解决企业与海外投资风险相关的财务预警、决策、预测等方面的问题；建立海外投资运营即会计信息联动平台，做好企业会计信息生产角度问题、会计核算规制的设计问题、投资所在国的法律环境和会计规范的适应问题；建立海外投资的绩效监督体系，以负责海外投资企业的资本投出安全监控、审计和绩效评价为主，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上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篇（4）

作者简介：王敏，苏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F27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078－15

基金项目：2009年度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苏南地区日资企业本土化研究》(编号：09－C－08)。

国际合资是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方式之一。一般认为，其主要优点是可以减少投资风险，获得企业自身缺乏的经营资源，而不利之处则是母公司的控制权会受到削弱，合资双方容易产生控制权冲突。传统的海外子公司控制理论认为，母公司掌握了对子公司的控股权就能掌握控制权。但本文通过对日本企业早期的海外投资活动进行分析发现：母公司即使掌握了控股权，也不一定能够掌握子公司的经营控制权；反之，母公司即使没有掌握控股权，也有可能掌握对子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权。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国际合资企业的控制权与控股权

母公司追求海外子公司控制权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保证其海外投资战略目标的实现，而掌握控制权的基本手段就是获得合资企业的控股权。换言之，企业是否需要掌握海外子公司的控股权，受母公司海外投资战略的影响。但企业是否能够掌握控股权，则受合资双方经营资源的特质、东道国的外资政策、东道国的投资风险以及企业对当地投资环境的了解程度等因素的制约。

(一)控制权与控股权的关系

控股权是影响控制权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各国的公司法基本上都规定了持股比率与董事会席位的对应关系。获得控股权，原则上就意味着可以获得董事会的多数表决权，从而掌握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因为“拥有投票权也就是拥有契约中没有说明的事情的决策权”。

但事实上，获得控股权对于掌握控制权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这是因为：(1)控股权可能受到东道国的外资政策的限制。例如，关于合资企业的重大决策，如果东道国的法律或法规规定必须在合资双方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通过的话，就会削弱控股权的作用，即使母公司控股也无法单方面决定合资企业的重大问题。(2)获得控股权只是掌握了法定的控制权，可以在合资企业的决策机构即董事会层面规定决策权的分配，但并不一定能规定日常经营管理层面的实际控制权。这是因为，合资双方投入企业的经营资源是影响合资企业日常经营控制权的重要因素，一方所投入的经营资源越重要，其对合资企业经营活动的控制力就越强。按照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based view)的观点，这样的资源具有“有价值”(valuable)、“稀缺”(rare)以及“难以复制”(imper-fecfly imitable)等特点。因此，谁拥有这类资源，就拥有对合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权。

由于法定控制权主要由持股比率以及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决定，而实际控制权主要由经营资源的相对优势决定，因此拥有法定控制权不一定拥有实际控制权，反之亦然。这就导致以下三种状况都有可能出现：(1)同时拥有法定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由于二者集中于合资企业的一方，即决策权与经营权相统一，合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相对稳定性。(2)拥有法定控制权，但没有实际控制权。在这种状况下，控制权仅限于董事会层面，其对经营活动的决策权往往被架空。(3)没有法定控制权，但拥有实际控制权。遇到这种情况，由于对合资企业的控制力集中在日常经营活动层面，所以一旦经营资源的相对优势地位发生变化，控制权就难以持续。可见，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由于控制权不完整，导致其对日常经营活动的控制具有不稳定性，一旦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合资企业的经营系统就会失去平衡。中国30年来发展合资企业的经验也证明，在控股权与控制权相一致的情况下，合资企业的稳定性较好；如果不能提供对合资企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营资源，即使获得了控股权，其控制力也是暂时的、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关系迟早会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方向与经营资源的对比关系趋向一致。

(二)控制的强度与母公司战略的关系

母公司的海外投资战略规定了其实施海外投资的目标和基本途径，而海外子公司是这种海外投资战略的具体实施单位。因此，可以说，母公司追求控制权进而控制海外子公司经营活动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保证战略的有效实施和目标的顺利实现。

正如美国战略管理学者斯托普福德和韦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为了保证战略目标的达成，所有母公司都有控制海外子公司经营活动的欲望”②。他们在对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母公司的海外投资战略决定了其对海外子公司实施控制的必要性，这种控制权的必要性又决定了海外子公司是采用独资方式还是采用合资方式。日本国际经营学者吉原英树认为，日本企业需要对海外子公司实施控制的具体理由是：(1)为了将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活动置于母公司的经营战略框架之中；(2)为了使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以及海外子公司之间在生产、供应、销售等业务活动中保持紧密的配合关系；(3)当必须采用合资方式时，掌握经营控制权，可以使决策时间缩短并减少摩擦，也可以降低技术及商业机密泄露的可能性。

由于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进行控制是为了保证其海外投资战略的实施和目标的达成，因此根据战略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控制强度。在某个特定战略的条件下，母公司或许需要对海外子公司实施强力控制，而在另一个战略条件下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需要实施强力控制时最合适的是独资方式，而不需要强力控制时则可以采用合资方式。根据斯托普福德和韦尔斯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母公司需要对海外子公司进行强力控制(即采用独资方式)的战略包括以下四种：实现产品有差别的市场战略、实施事业部制的国际化战略、控制原料供应战略以及超越竞争者的新产品开发战略。反之，母公司可以对海外子公司实施宽松控制(即可采用合资方式)的战略包括：满足当地市场的产品多元化战略、产品垂直统合战略以及相对小规模企业的战略。

然而，事实上，在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活动的初期，多数企业采用了与东道国企业合资且少数持股的方式(参见表1)。既然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实施控制是践行海外投资战略的需要，而独资方式正是获得控制权的主要途径，为什么多数日本企业在初期的海外投资活动中没有

采用独资方式或控股方式?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存在其他一些因素限制了日本母公司的控股欲望。这些因素包括：东道国外资政策的限制、对东道国合作企业经营资源的依赖、东道国的投资风险以及企业对当地投资环境的了解程度等。

(三)控制的强度对控股权的影响

控制的强度是影响控股权的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发现，海外子公司的市场定位是影响母公司控股权策略的重要因素，以东道国市场为对象的日本企业大多采用了合资且少数持股的方式，而以国际市场为对象的日本企业则倾向于采用完全控股方式。其后，又有学者通过对日本的纺织产业与电机产业的对比分析，提出了控股权的影响因素在不同行业各有不同的观点。90年代后各种观点趋向统一，认为影响控股权决策的因素主要包括母公司实施控制的必要性(决定了控制的强度)、海外子公司对当地经营资源的需求程度以及东道国的外资政策等。

(1)从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实施控制的必要性来看，如果从海外投资战略来看有必要对子公司实施控制的话，日本企业的控股要求就会非常固执，反之则可以有一定的弹性。(2)从经营资源的角度来看，如果东道国合作伙伴的经营资源对合资企业而言非常重要的话，日本企业就会降低对控股权的要求，选择少数持股或对等持股的方式，反之则要求己方控股。(3)从东道国的外资政策来看，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外资控股有所限制，如果日本企业要在这个国家进行投资的话，就只能采用少数持股方式与该国企业合作设立合资企业。日本企业最终是否选择对海外子公司进行控股，取决于对上述因素的综合判断。

笔者认为，除上述三个影响因素以外，对东道国投资风险的判断和对当地投资环境的了解也是影响日本企业是否追求控股权的重要因素(参见图1)。从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实践可以看出，在初次进入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时，日本企业对控股的态度均比较谨慎，采用少数持股方式的趋势较为明显，其后随着对投资环境的了解逐渐增加持股。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多数日本企业都是从少数持股起步，其后逐渐增加持股比率直至完全控股(参见表1)。

二　日本企业追求海外子公司控股权的特征

日本企业大规模开展海外投资活动始于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从投资对象来看，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等三大区域。20世纪90年代后对亚洲地区进行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大。从投资行业来看，日本企业设立的海外子公司在初期主要集中于制造业，90年代后非制造业企业增长较快。从投资规模来看，日本企业设立的海外子公司以中小规模为主。例如，1996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在海外子公司中，100人以下的企业约占一半，1000人以上的企业不到一成，但总体来看，承担制造业务的子公司的规模明显大于销售子公司。对这些海外子公司的建立与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日本企业在一系列海外投资活动中的控股权策略具有以下特征。

(一)从以非控股为主逐步转变为以控股为主

在开展海外投资的初期，即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企业在是否取得海外子公司控股权的问题上，大都采取以非控股为主的态度。直至80年代前期，在海外进行投资活动的日本企业仍限于部分大企业。即使是这些大企业，其在海外设立的子公司也大部分以合资方式为主，而且掌握控股权的仅占少数。例如，1974年的调查显示，在亚洲设立的子公司中，采用少数持股方式(即出资比率低于50％)的日本企业所占的比重为57％，而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分别为48％和17％。之所以出现这个特征，背景主要有两个：(1)这一时期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对亚洲各国进行的投资较多，而亚洲国家在这一时期大都执行严格的外资政策，包括限制外资企业的控股；(2)日本企业大规模开展海外投资，是在1985年之后。因此，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企业都处于海外投资方式的摸索阶段，对控股权的态度比较谨慎。

但是，进入90年代后，这一趋势出现了变化。1994年的调查显示，此时进行海外投资的日本企业中，采取多数持股方式(即出资比率超过50％)和完全控股方式(即独资)的企业的比例大幅增加，采用少数持股方式的日本企业在上述三大地区分别减少至32％、7％和6％(参见表1)。截至2008年，对海外子公司采取完全控股方式的日资企业，即使在亚洲国家也超过了一半，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更上升到80％左右。这主要是因为：(1)世界各国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国家。进入8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对外资控股的限制逐渐放宽，为日本企业获得控股权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2)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出现转变。至80年代前期，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战略都是以出口为主，海外子公司的作用仅限于“对当地市场的保卫”，即维持当地市场占有率。之后，由于受到贸易顺差的压力，这一出口导向型战略受挫，大批日本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其海外投资的战略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此种情况下，日本企业需要强化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而控股或独资方式正是掌握控制权的最重要手段。

(二)控股取向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

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追求对海外子公司的控股权的另一个特征是，虽然总体上看日本企业对海外子公司的控股较少，但对设在发达国家的子公司采用控股方式的，明显要比设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多。1974年，日本企业对设在欧洲的子公司有33％为完全控股，42％为多数持股，而在亚洲地区，完全控股和多数持股的比率分别只有11％和22％。

形成这种地区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对外资控股一直较为敏感，在很多行业对外资多数持股或完全控股有所限制，而欧美发达国家对此一般没有限制。以中国为例，1986年《外商独资企业法》颁布后，外资企业完全控股即在中国获得了法律上的许可，但直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采用合资方式的日资企业仍然占到全部在华日资企业的七成以上，采用独资方式的不到三成。这主要是因为，虽然独资方式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但是独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市场进行销售时仍然受到限制。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企业对在华子公司采取的控股权策略是，如果是为了获得中国的国内市场则多采用合资方式，如果是为了获得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就选择多数持股。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市场开始对外商独资企业解禁，于是大多数中日合资企业很快转为日本独资企业。这再次证明，东道国的外资政策是日本企业调整控股权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多家企业联合投资以共同控股

在初期的海外投资活动中，日本企业在东道国设立合资企业时，往往由数家日本企业联合出资。结果是，虽然单独的一家日本企业不能控股，但日方合计持股比例上升，从而保证了总有一家日本企业获得法定控股权。

日本企业联合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产业链关联型”，即参加投资的制造业企业之间有生产技术或产品制造层面的互补或交易

关系。这种联合方式使日方的经营资源更加强势，从而提高了其与东道国企业进行谈判的能力，同时也减少了单个企业的投资风险。另一种是“商社参加型”，即制造业企业选择一家综合商社参与共同投资，而且二者往往属于同一个企业集团。在这种模式中，商社往往只是象征性地投资，所占股权比率一般较低，但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商社对世界各国的外资政策比较熟悉，而且拥有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可以在判断市场风险、寻找合资伙伴和供应商以及进行产品销售等方面弥补制造业企业的不足。据调查，20世纪70年代，这种商社参加型海外投资接近全部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一半，其后随着制造业企业自行开展进出口业务以及海外投资经验增多，商社参加型投资逐渐减少，至1994年降到一成左右。

日本企业追求海外子公司控股权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重视控股权对控制权的重要作用，在外部环境及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获得控股权；(2)在初次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或认为当地投资风险较大时，暂时采用少数持股方式，其后视环境变化逐步增加股权比率直至获得多数持股或完全控股；(3)强调控股权策略的灵活性，根据所在国具体的投资环境和外资政策确定合适的股权结构；(4)采取多家企业联合投资的模式，以股权合计和经营资源的协同效应获得控股权。

三　日本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控制权策略

考察日本企业在初期海外投资活动中获得控制权的手法可以看出，当母公司具有经营资源的垄断优势，且控股权不受当地政府外资政策的限制时，日本企业就会竭力获得控股权。如果因不具备上述条件而无法获得控股权时，日本企业就会转而采用其他方式获得实际控制权。这些方式包括：用经营资源优势获得实际控制权，确保海外子公司的总经理职务由母公司派遣，以及通过与东道国政府或当地企业的谈判获得控股权等。

(一)重视利用经营资源优势获得控制权

获得控股权是获得合资企业控制权的重要手段，因为控股权为控制权提供了法律正当性。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合资企业控股权的获得。但是，在亚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外资企业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获得控股权。除了受东道国外资政策的限制以外，东道国存在的投资风险也是影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往往放弃控股，转而采用少数持股方式。但放弃控股权并不一定意味着无法掌握控制权，这是因为合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权主要来自于经营资源的相对优势。如果掌握了对合资企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经营资源，即便没有控股权，母公司也能够掌握对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所谓的核心经营资源，可以是先进的生产技术或管理方式，也可以是国际销售渠道或国际品牌。这种依靠经营资源获得的实际控制权，虽然在法律上不一定具有正当性，但由于其有利于东道国合作方引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并扩大出口，因此往往能获得合作方的同意。另一方面，当东道国的投资风险减小或外资政策放宽时，日本企业就会适时追加投资以获得控股权，使自身已经拥有的实际控制权取得法律正当性。而作为合作方的东道国企业，由于经营资源存在相对劣势，往往不得不接受日本企业增加出资比率的要求。

(二)重视合资企业的最高经营者职位

国际合资企业多采用公司制治理模式，因此其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执行机构是以总经理为首的高级管理层。在决策层与管理层中，日本企业往往更看重管理层中的总经理这一职务。所以，在日本企业设立的海外子公司中，无论是合资的还是独资的，多数的社长(即总经理)由母公司派遣。

据调查，1994年，在日本企业采用多数持股方式的海外子公司中，日本人担任总经理的比例为78％，当地人担任总经理的比例仅为22％。该调查还总结出海外子公司的总经理由日本母公司派遣的比率特别高的几种情况：(1)子公司由日方控股；(2)子公司的规模较大；(3)东道国的当地市场规模巨大；(4)子公司与母公司的业务相同；(5)子公司以绿地投资方式设立。由于该项调查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企业在发达国家设立的子公司，所以可以想象这个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应该更高。例如在中国，在中日合资企业中，无论日方是否控股，总经理一职多数由日本人担任。虽然近年来日资企业人才本土化的呼声较高，但总经理这一职务由当地人担任的比率仍然较低，而且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日本企业总是牢牢掌握总经理这一最高经营管理职务，以确保其对海外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总经理职位，日本企业通常根据经营环境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发达国家，通常是通过控股的方式来获得，而在发展中国家，则通过为合资企业提供核心经营资源的方式来获得。从本文后面所列举的两个具体事例也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在获得总经理职务上的灵活性。

(三)重视与东道国政府及合作伙伴的谈判

一些具有丰富海外投资经验的日本企业还善于通过与当地政府进行谈判来获得控股权。长期以来，亚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资企业的控股有一定限制，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本国的产业和企业。但是，跨国公司通过与当地政府进行交涉，在当地政府较为重视的方面做出让步，有时也可以换来当地政府对外资控股的许可。日本老牌企业松下电器公司在这方面就有丰富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投资就是其成功的典范。

1962年，松下电器公司计划在中国台湾地区与当地企业合作设立合资公司，双方商定松下出资60％，当地企业出资40％。当时，台湾当局按外资政策要求松下出资不超过50％，但是松下公司通过交涉成功地说服了相关主管部门，在做出三项保证的前提下获得了60％的控股权。这三项保证是：(1)合资企业的资本和技术不受松下公司的控制；(2)协助培育当地管理人才，最终由台湾人管理合资企业；(3)制造当地品牌，产品完全出口。

另外，通过与当地合作伙伴交涉获得实际控制权，也是一种变通方式。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当地政府实行强硬的外资政策，坚持不允许外资控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往往采取放弃控股权但维持实际控制权的策略。当然，这就需要与当地合作方交涉，取得对方的认可，并在合作协议中明确下来。20世纪60年代松下电器公司在对菲律宾的投资中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1967年松下电器公司打算在菲律宾投资设立合资企业。按当地外资政策的规定，当地企业的出资低于60％的话即不认定为合资企业，相应地在经营上会受到诸多限制。在此种情况下，松下电器公司负责人亲赴当地与合作方进行交涉：“松下只能获得40％的持股，因此没有法定控制权。但是如果贵方不同意由松下主导企业的经营活动，松下就不能提供经营资源的支持，反之则可以提供。如贵方同意，请在合作协议中写明。”最终，松下电器公司说服了当地企业，双方在合作协议中增加了这一条。

(四)日本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时实施的控制权策略的效果

控制权策略是企业海外投资战略中的一个环节，其效果往往难以单独体现出来。但是日本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所实施的控制权策略至少

在以下两个方面清晰地发挥了作用。

1、促进了母公司战略目标的达成

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控制，归根结底是为了保证其海外投资战略目标的实现。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制造业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为了实现从以出口为主向以海外生产为主的平稳过渡，维持并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事实证明，这项战略目标获得了成功。据统计，1970年日本制造业的海外出口比率为8％，1985年前后达到顶峰为15％，其后开始下降。与之相比较，日本海外投资企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在1979年为1.6％，1986年为11.5％，1995年上升到23％。这说明，在出口减少的同时，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不断增加，从而填补了出口减少的部分。

当然，这应该是日本企业所实施的投资战略与经营战略整体的成功，但不可忽视的是，其中的控制权策略奠定了日本企业这一时期进行海外投资的基础，起到了促进其产品快速进入东道国市场的作用，而且为日本企业建立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提供了保证。

2、减少了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战略与东道国外资政策的矛盾，也降低了投资风险

在当时的投资环境下，如果日本企业一味追求控股权的话，至少其在亚洲各国的投资会遇到很大阻力，因为当时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大都对外资控股有所限制。而如果单纯迎合这些国家的外资政策，长期维持少数持股以致失去经营控制权的话，日本母公司的海外投资战略目标又无法实现。日本企业灵活运用了少数持股、对等持股、多数持股以及完全控股等多种方式，不断调整其海外投资战略与东道国外资政策的平衡关系，从而加快了海外投资的速度，也提高了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另外，初期阶段的少数持股及对等持股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少东道国社会的敌意、降低投资风险等作用。

四　日本经验对中国企业实施海外投资战略的启示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近年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多数集中在亚洲地区，其投资行业以制造业为主，投资对象以发展中国家居多。这种状况与日本企业在20世纪70～80年代时的海外投资状况有相似之处。因此，日本企业早期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一)认真分析东道国的投资风险和外资政策，慎重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

东道国所存在的投资风险是影响企业选择直接投资模式的主要因素。在一些政治风险或金融风险过高的国家，企业在不具备规避风险的能力时，应谨慎采用控股方式或独资方式。在进行投资风险的分析时，企业应该尽可能地搜集东道国的相关信息，例如利用本国驻外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等获取当地信息和咨询服务，政府部门也应该发挥相应作用。以中国为例，中国商务部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对本国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指导，充分发挥其驻外机构的作用，建立对外投资信息平台和风险预警系统，为企业提供专项咨询和服务。这也算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

另外，企业自身也应仔细研究东道国的外资政策，不仅要了解东道国对外资控股等有没有限制，还要分析外资政策产生的背景以及变化的方向。这样的话，在需要与当地政府进行交涉时就有可能提出双赢的方案，并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二)明确战略目标和控股目的，按照战略的需要确定合适的控制强度

采用国际合资方式的企业大多数倾向于获得控股权，但事实上控股本身并不是目的。控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经营决策控制权，从而减少不稳定因素，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所以，当海外子公司对母公司实现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且母公司具有海外子公司必需的核心经营资源时，就应力争获得控股权，甚至直接采用独资方式实现完全控股。即使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对外资控股有限制，也要通过交涉获得控股权或实际控制权。

另一方面，母公司在确定是否获得控股权时也要考虑到控股可能带来的风险。从外部来看，主要表现为东道国的宏观环境以及外资政策造成的风险，这是企业无法控制且难以预测的。从内部来看，如果母公司不具备合资企业必需的核心经营资源的话，一般来说合作方企业是不会同意其控股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获得了控股权，也控制不了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因此同样具有不稳定性风险。

基于种种考虑，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企业需要首先明确自身海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并据此界定控股权和控制权的关系，进而选择合适的控制权策略。

篇（5）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1 年 10 月 15 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郊区的东方工业园，当地人得知中国制鞋厂招工的消息后争先恐后的赶来。埃塞俄比亚正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不过这里还是能感受到埃塞多年的传统文化和习惯，想要真正改变他们的做事风格、办事效率以及办事的灵活性，还需要很长时间。

分析中国海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时，由于历史尚短的中国海外投资多由国有企业领头出海，研究者和评论家们难免会简单归纳：中国的海外投资仅和国家的能源保障、国土安全、外交关系相关，与国际通行的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学分析范式无关，即边际效益影响下的产业转移，以及投资带来的溢出效应。

然而，《财经》通过对中国在非洲、欧洲、中亚、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广泛存在的海外投资案例调查后发现：在国家意志背后，企业的商业行为凸显，并与国家意志相互表里。

篇（6）

经济发展理论表明，发展中国家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赶超战略，进行有效的海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根据Dunnling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借鉴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一旦达到2000美元，产业结构就应进行调整，把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转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为迅猛，部分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已经具备海外输出资本的基本条件。

中国海直接投资目前具有如下新特点：

从投资主体看，所有制类型日益多元化，国有企业比重有所下降。海外直接投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集体企业及联营企业等类型。民营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地位日益突出。

从投资行业看，涉足领域不断扩大。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已从过去以贸易领域为主，逐步拓宽到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农业及农产品开发、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研发中心等行业在内的更广泛的产业领域。2005年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和采矿业都占了2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占了26％，海外承包工程涉及的房屋建筑、交通运输、石油化工、电子通讯和电力工业都在快速地发展。

从地域流向看，海外投资对象国逐步增多，亚洲地区仍是重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从起步时先进入香港地区，到目前已遍及世界五大洲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8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90％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直接投资企业，欧洲有80％；，非洲有79％。

从投资方式来看，跨国并购趋势加强，成为当前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中海油、联想、海尔等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涉足跨国并购领域，2005年，我们跨国并购占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57％，2005年甚至被称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年”。中国企业集群式投资显现。国内企业也开始尝试集群式“走出去”路线。为推动企业集群式“走出去”，今年我国启动了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工作。目前已确定首批八个合作区项目，部分项目已开工建设。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根据近几年的发展状况预测，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将呈现出以下主要趋势：

投资规模将继续快速扩大。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已步入海外投资快速增长时期。海外直接投资将由传统制造业逐步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拓展，跨国并购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将得到巩固。有学者预计2006至2010年五年问，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累计600亿美元，2010年将达到176亿美元，年均增长22％。

制造业海外投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很大，国际竞争力较强，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些行业已产能过剩，对外贸易摩擦增多。今后，出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拓展市场的需要，也为了减少贸易摩擦，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制造业企业将加快海外投资，逐步实现市场、外贸方式和原产地的多元化。

民营企业成为生力军，大型企业龙头作用继续增强。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发展的环境得到法律保障，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积极性日益提高，已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并将以其明晰的产权、灵活的机制，以及快速反应能力成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生力军。民营企业在中小技术产品、差异产品、服务行业的竞争力将得以发挥。中国大型企业国际化经营经验日渐丰富，国际竞争能力和整体实力不断增强，龙头作用将进一步显现，中国跨国公司也将更具规模。

投资战略模式转变。海外投资企业从最初的单纯获取资源和市场，转变为通过海外投资实施全球战略，开始从生产要素、市场、多种资源总优化配置角度实施全球化，利用投资整合海外资源，获得技术，得到营销网络，增强竞争能力。

进一步促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当前，阻碍中国海外投资迅猛发展和效益提高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还不成熟。我国目前还缺乏一整套促进和管理企业海外投资的法规和制度，也没形成一套健全的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息服务的社会服务机制。二是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管理也不成熟。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的战略规划，存在短视行为；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制度、财务混乱；从事跨国经营的高级管理人才还比较欠缺。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促进和优化海外直接投资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政府要营造良好海外投资环境

加快海外投资立法，逐步完善促进体系。推动海外投资立法进程，保证企业海外投资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制定相关法规条例，在财政、金融、税收、外汇、保险、出入境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促进政策，积极构建境外投资担保制度，鼓励企业境外投资办厂，提高企业海外投资的积极性。

加强指导和信息服务能力。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能力和愿望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政府提供权威性的海外投资市场导向信息服务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完善海外投资服务体系，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和信息服务，明确中国境外投资的鼓励重点、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提供以及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投资环境等情况，促进企业充分了解东道国情况，减少盲目性和投资风险，提高海外投资的成功率。

增强协调保障能力。利用多双边磋商机制，加强与东道国政府的交流，及时协调解决我国驻外中资企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依法保护中国投资者和境外资产的合法权益。加快签署双边投资促进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推动中国企业集群式海外直接投资。商务部推动在境外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设中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选择牵头实施单位和实施方案。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建设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将有力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为密切中国与东道国的经贸合作做出贡献。

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提升竞争力

稳步推进，制定积极稳妥的海外投资战略。中国企业大多没有海外直接投资经验，海外发展的持续性和整体布局性就较差，导致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初期竞争中缺乏后劲。且有的企业在投资前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可行性研究，匆匆决策，往往也导致投资后经营效益不佳。

篇（7）

建立海外营销渠道投资模式，指的是我国一些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目的并不是在东道国设立生产基地或研发中心，而是要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机构，借此构建自己的海外销售渠道和网络，将产品直接销往海外市场，减少中间环节，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3年底，境外贸易性企业占境外企业总数的55%，这些贸易性企业中有相当数量是国内主办企业的海外营销机构。这说明到目前为止，建立海外营销渠道投资模式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最主要的模式。

中国最大制药企业三九集团的海外投资基本上属于这种模式。三九集团的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等均在国内，海外公司主要是营销机构。自1992年以来，三九集团先后在香港、俄罗斯、马来西亚、德国、美国、南非、新加坡、日本、中东地区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营销公司。这些营销公司作为三九集团在海外的窗口，担负着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了解三九产品，开拓三九产品海外销售市场的重任。海外营销公司的发展壮大，使三九集团产品的市场由单一国内市场逐步演变成为全球性市场。另外，福建福耀集团、天津天狮集团、中粮集团、中化集团和中技集团等企业的海外投资也主要是为了建立本企业的海外营销网络，也属于建立海外营销渠道投资模式。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企业建立海外营销渠道具有其优点和制约条件，其中优点表现为：一是企业通过构建自己的海外销售渠道，减少中间环节，将产品直接销往海外目标市场，有利于扩大出口规模。二是在此种模式下，企业不仅可以直接扩大产品出口，通过直接掌控海外销售获得流通领域的可观利润，还能直接了解市场信息。三是“国内生产、国外销售”的做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中国企业具有吸引力，因为导致中国生产的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力充裕等因素有可能会保持较长时间。四是对于部分大企业而言，设立海外营销渠道，有利于其通盘考虑进出口和国内外市场，通盘考虑国内外可利用资源，实施其全球发展战略，既推动出口也寻找进口赢利的好机会，真正做到国际化经营。五是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还能够为国家出口创汇，并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建立海外营销渠道还存在一定的制约条件，即采用这种投资模式主要是销售走出去了，企业的生产、采购和研发等并未走出去，因而容易遭受国外包括反倾销在内的各种贸易壁垒的限制，所以企业需要适当增强这方面的应对能力。

由此可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为完备的制造业配套能力是当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应充分重视和利用好这个优势，把国内作为生产基地，向海外销售产品。企业到底是直接在海外市场销售产品，还是通过中介机构间接销售，需要对利弊进行比较分析。如果企业出口规模小，并且是刚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缺乏经验，则委托中介公司出口也是一个选择。对于具有一定出口规模和资金实力的企业而言，应积极考虑建立自己控制的海外营销网络，以增强对产品销售市场的直接了解，与国外消费者直接见面，减少中间环节，扩大盈利空间。

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

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是指我国有些企业通过在境外建立生产加工基地，开展加工装配业务，以企业自带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投资为主，经加工组装成制成品后就地销售或再出口到别的国家和地区，借此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出口。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由于适合我国目前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近年来日益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一种重要模式。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3年12月底，经商务部批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已达490家。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国内企业主要集中在技术成熟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纺织服装、家电、轻工、机械和原料药等行业。

近年华源集团境外加工贸易投资的规模已接近3亿美元，起到了示范和龙头作用。1992年诞生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华源集团，是以纺织业为支柱产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纺织业面临的是国内市场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在国际市场上又不断受到以出口配额和保障措施等为主要形式的贸易壁垒的限制。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华源集团抛弃单纯依靠出口占领海外市场的传统做法，另辟蹊径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先后在塔吉克斯坦、尼日尔、墨西哥、加拿大和泰国等地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加工基地，并合理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绕过国外贸易壁垒，规避反倾销，拓展了海外市场，并带动和扩大了国内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出口。华源集团在墨西哥和加拿大设立了两个纺织企业，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的贸易区成员国境内生产的棉纱或纤维制成的纺织品享有免税、免配额的优惠政策，扩大了对北美尤其是美国的棉纱和面料产品出口。

此外，深圳康佳集团、珠海格力集团和江苏春兰集团等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多属于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

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的最大特征是两个互动，即投资与贸易的互动和对外经济贸易业务与国内经济的互动。通过对外投资带动和促进外贸出口第一个互动；通过对外投资与出口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第二个互动。这些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开拓国外市场、带动出口，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的第二个特征是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是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开展加工装配业务，以企业自带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投资为主，经加工组装成制成品后就地销售或再出口到别的国家和地区。

采用这种投资模式的企业一般是我国技术成熟、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纺织服装、家电、轻工、机械、原料药等行业的制造业企业，投资集中在亚、非、拉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等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条件是企业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但其产品在国外又有市场。

企业采取境外加工贸易模式开展海外投资，首要的优点是可以将成熟的技术设备和过剩的生产能力搬迁到市场销路较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样就能够使企业过剩的生产能力继续发挥作用，继续获得收益。其次，采用这种投资模式，主要是以国内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零配件等实物作为出资物，另外再加小部分外汇资金，可以节约外汇支出，符合一些企业的实际需要。第三，企业采取境外加工贸易模式开展海外投资，还能够合理地利用原产地规则，规避和突破各种贸易壁垒，有效拓展海外市场。

企业采取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进行海外投资有两个基本条件：一国外市场前景看好；二是技术设备和生产能力较为成熟。

海外创立自主品牌投资模式

海外创立自主品牌投资模式是指我国某些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不论是采取绿地投资方式还是采取跨国并购投资方式均坚持在全球各地树立自主品牌，靠长期的投入培育自主的国际知名品牌，靠消费者认同自己的品牌来开拓海外市场。

该模式以海尔集团为代表。海尔集团在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过程中，始终以创立世界知名的自主品牌为核心目标。早在20世纪80年代，海尔集团总经理张瑞敏就提出了“创海尔世界知名品牌”的战略。1998年后海尔全力实施国际化战略，使海尔成为国际化的海尔，让海尔由中国名牌成长为世界名牌。

海尔集团在海外投资办厂时，坚持打海尔的牌子，中方投资方是海尔，企业的名字是海尔，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是海尔牌的。由此看来，海外投资不仅是海尔占领国际市场的手段，更是其创立世界名牌的有效途径。海尔赋予了海外投资新的功能和含义。海尔采用的“先难后易”策略是由海外创牌模式决定的：海尔先进入欧美等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份量最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靠质量让当地消费者认同海尔品牌，取得当地名牌地位，然后靠品牌优势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海尔在美国、欧洲实施设计、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的本土化战略，正是为了在欧美国家树立起本土化的名牌形象，进而让海尔成为世界名牌。?随着一个个本土化的名牌崛起于世界各地，海尔实施的创世界名牌的目标正在成为现实。2004年1月31日，世界五大品牌价值评估机构之一的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报告揭晓，中国大陆只有海尔集团一家入选，排在第95位。

在海外自主创牌投资模式的主要特征十分明显，一是企业海外投资无论采取绿地投资方式还是跨国并购方式，其核心目标之一始终是创立世界知名的自主品牌。二是采取“先难后易”策略，其中有两层含义：即采取该模式的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采用先难后易的策略，如海尔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先进入欧美等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有份量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靠质量让当地消费者认同海尔的品牌取得当地名牌地位后，再靠品牌优势进入发展中国家；同时，采取该模式的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道路也是先难后易的，即先到发达国家建厂，而后再向发展中国家扩展。由于创自主品牌定位很高，所以企业在跨国经营的初期注定要经历较长的困难期，之后品牌才能逐渐被消费者认识、认知和认同，才能打开局面。三是“先有市场，后建工厂”，如海尔先通过出口拥有自主品牌的产品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等海尔的品牌被当地消费者认同、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后再投资建厂。

海外投资自主创立品牌的模式有其优点和制约条件。从优点来说，首先，这种海外投资模式属于“厚积薄发”型，虽然开始阶段起步艰难，面对的成败风险大，但一旦打造出世界上知名品牌，就能在国际投资和生产中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就可以不再为国外跨国公司打工，从而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和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其次，该模式将树立统一自有品牌和本土化战略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例如，为了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的不同需求，海尔在坚持统一自有品牌的前提下实行设计、生产和销售“三位一体”的本土发展战略。

从制约条件来看，这种海外投资模式具有相当的挑战性。首先它要求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和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拥有具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的品牌，同时还需要国内投资企业有熟谙国外当地市场情况的专业人才来成功地打造和管理品牌。因为，到海外去办企业已经有一定的难度，而在那里林立的名牌之中创立自己的品牌就更难，而要将一个有待树立和打造的品牌在当地塑造成知名品牌真是难上加难。这要求国内投资企业起点要高，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大部分企业不具备这些条件。其次，这种海外投资模式成本较高，风险较大。国际知名品牌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积累起来的，需要进行长期大量的品牌投入，应当说品牌的价值实际上是品牌投入的回报。那么，海外企业既要进行生产投入，又要进行品牌投入，由于进行双重投入，短期效益肯定要受到影响。

中国企业要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必须重视培育一批国际知名的自主品牌。品牌体现一个企业的素质、信誉和形象，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品牌也是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品牌好则意味着竞争力强。创立和发展品牌是企业长久不衰、保持市场生命力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一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不管采取何种方式，都要考虑贯穿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创立企业自己的品牌。有一定实力想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国内企业需要实施国际品牌战略，需要在海外投资中坚持打自己的牌子，树立自己品牌的国际美誉度，形成国际品牌，以此来获得竞争优势。

海外并购品牌投资模式

海外并购品牌投资模式是一种与海外创立自主品牌投资模式迥然不同的投资模式，它是指通过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借助其品牌影响力开拓当地市场的海外投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一是“买壳上市”， 即先收购国外当地知名品牌这个“壳”，然后借助这个“壳”对产品进行包装，获得或恢复当地消费者的认同，快速进入当地市场。二是由于所并购的多是经营不善或破产的海外公司现成的知名品牌，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销售渠道，所以该模式省去了海外品牌塑造和品牌推广的时间与费用。三是该模式适用于具有一定资金基础、信誉较好、有能力收购和驾驭海外知名品牌的大型企业。

海外并购品牌模式，已成为TCL集团独特的海外投资模式。2002年9月，中国TCL集团下属的TCL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其新成立的全资附属公司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Schneider Electronics GmbH），收购了具有113年历史、在德国和欧洲有广泛的基础、号称“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百年老店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其中包括“SCHNEIDER”（施耐德）及“DUAL”（杜阿尔）等著名品牌的商标权益。继收购德国施耐德之后，TCL集团又于2003年7月花费几百万美元间接收购了美国著名的家电企业戈维迪奥（Govedio）公司，这次收购是一次全资收购。戈维迪奥公司是一个做录像机、DVD等视像产品的渠道公司，一年的销售额约2亿多美元。并购美国戈维迪奥公司后，TCL集团仍计划在美国市场继续使用戈维迪奥品牌销电、碟机等产品，努力扩大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借外国品牌开拓海外市场，已成为TCL集团独特的海外营销策略。

中国企业目前在国际竞争中的最主要优势是成本优势和产品优势，最差的是品牌优势，通过海外投资并购一些国外知名品牌，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实现三个优势的结合，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海外品牌输出投资模式

海外品牌输出投资模式指的是我国那些具有得天独厚品牌优势的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时不投入太多的资金，而多以品牌入股的合资形式或采取特许加盟与连锁经营等其他方式进行拓展。采用该模式开展海外投资的我国企业目前为数不多，比较典型的是北京同仁堂。

中华老字号同仁堂已有330多年的悠久历史，如今已成为一家现代化的大型中药企业。同仁堂的品牌誉满海内外，作为中国第一个驰名商标，其品牌优势得天独厚。目前，同仁堂商标已受到国际组织的保护，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并在台湾进行了第一个大陆商标的注册；同时同仁堂的产品已经畅销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仁堂在中国拥有300多家零售和专营药店，在海外也成立了10多家公司或药店，是2002年全国出口创汇最多的中药企业。显而易见，同仁堂的知名品牌已成为同仁堂集团开展跨国经营的特有优势。同仁堂的海外投资，无论是品牌入股的合资形式还是采取独资、特许加盟、连锁等其他方式，都注意把“同仁堂”这个中华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向海外输出，拓展海外市场。同仁堂的海外品牌输出投资模式与前面分析的以海尔集团为代表的海外创立自主品牌投资模式不同，后者是一边“走出去”一边进行创牌活动，而前者则是在往外“走”时已经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比较成熟的品牌。

采用这一模式的前提条件是企业需拥有知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大多数企业的“软肋”。因此，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还不具备采用这一模式的条件。但是，伴随着中国企业争创名牌进程的加速，相信在一定时期以后这种模式将会逐步流行开，因为来华投资的许多外国跨国公司都采用这种模式进入中国市场。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确缺少世界名牌，但是在中药和中式餐饮等行业，中国的一些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商标，在国际上拥有核心竞争力。这些行业的企业进行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一定要注意发挥自身品牌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争取早日将企业做大做强，早日成为独具中国产业特色的跨国公司。

海外资产并购模式

所谓海外资产并购模式是指中方企业作为收购方购买海外目标企业的全部或主要的运营资产，或收购其一定数量的股份，以实现对其进行控制或参股的投资行为。中方企业并购目标企业后一般不承担目标企业原有的债权债务及可能发生的赔偿，只承接目标企业原有的资产和业务。2000年4月，万向集团整体收购美国舍勒公司即属于海外资产并购模式，另外，像海尔集团收购意大利电冰箱制造厂、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收购韩国现代电子、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购并西班牙瑞普索公司在印尼五大油田的部分权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两亿多美元收购印尼油气田资产、中国网通(香港)公司牵头收购亚洲环球电信网络资产、华立集团收购飞利浦在美国圣何塞的CDMA移动通信部门、上海制皂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美国SPS公司和Polystor公司可充电电池生产资产项目等也属于这类投资模式。

美国舍勒公司始建于1923年，是美国汽车市场上的三大零部件生产供应商之一。早在1984年，舍勒公司给了万向一笔3万套的万向节订单，万向由此开始了汽车零部件生产之路。万向的产品在美国市场销售都冠以“舍勒”商标。从1994年开始，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内部决策的失误，舍勒公司的经营开始下滑。后来，舍勒主动提出请万向并购的要求。结果，万向花了42万美元收购了舍勒公司的品牌、技术专利、专用设备及市场网络等主要资产，而厂房、设备等由另一家公司买走。并购“舍勒”的最直接效果是，万向在美国市场每年至少增加500万美元的销售额。更深远的意义则是，由于并购了“舍勒”，万向产品有了当地品牌、技术和生产基地的支持。

采用资产并购方式进行海外投资，可以避免目标公司向我方企业转嫁原有债务及“或有债务” 。因此，以并购方式进行海外投资时，若我方企业考虑到海外目标企业可能存在债务不清、可能因对他人提供担保而在交易完成后引起赔偿等问题时，可采取资产收购方式。另外，在资产并购方式下，只要目标公司赞成资产出售的股东达到法定人数即可进行收购，即使目标公司有少数股东想阻挠也不影响我方企业的实际收购。

这种方式的制约条件一是由于多以现金方式进行收购，故需我方投入较多运营资本。二是由于中方并购企业在完成并购后要对目标企业进行整合，以实现海外并购的目的，因而应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和整合人才。三是对目标企业债务、税收和法律诉讼等情况掌握方面的任何疏漏都可能形成并购陷阱，制约并购目标的实现。

由于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业务中主要的方式是并购投资，而不是新建投资方式（或称绿地投资方式），所以应当说海外资产并购模式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海外投资方式。还有，资产并购模式是以大量非上市企业为交易对象，上市公司终归只是海外企业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因而这一模式比海外股权并购模式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更适合广大中小企业。随着我国海外投资规模的日趋扩大，并购投资将日益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式，其中资产并购模式会被更多的企业选用。

海外股权并购模式

海外股权并购模式是指我国公司购买一家海外目标公司（通常都是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认购其新增注册资本，所获得的股份达到一定比例可对该公司行使经营管理控制权的一种海外投资行为。在海外股权并购模式下，其交易的对象是海外目标公司的股权，而最终取得的是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我国企业作为收购方成为海外目标公司的新股东。近年来，国内企业选择股权并购模式进行海外投资的事例逐步增多，如2001年万向集团并购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国UAI公司、2003年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收购上市公司冠捷科技等都属于此类并购。

2003年8月，北京东方电子集团以10.5亿港币收购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上市的冠捷科技有限公司股份3.56多亿股，以占有其超过26.36%的股份成为冠捷科技第一大股东。冠捷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CRT显示器、液晶显示器、PDP显示器以及液晶电视类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通过本次海外股权收购，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将自此拥有从TFT-LCD面板到显示器整机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以及遍及全球的市场、研发、服务体系，从而奠定了实现“通过产业整合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

在股权并购模式下，作为投资主体的我方并购企业可以是上市公司也可以是非上市公司，但海外目标企业一般为在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权并购实施过程复杂，但法律程序简单。在法律程序上，只要并购方取得股权优势后即可进行董事和监事的改选。股权收购完成后，海外目标公司作为我方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存在，拥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由于买卖协议的签订方是我方收购企业和海外目标公司的不同股东，故该投资模式的交易决策具有分散性。

采用股权并购方式进行投资，由于不增加海外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的税收支出，故收购成本较低；同时可以运用股权并购方式取得目标公司的控股权，使目标公司在经营上与我方公司形成一个整体，为我方公司的国际化战略服务。但采用这种模式，在股权收购条件下，我方企业要对海外目标公司的一切债务负责。另外，由于并购交易决策具有分散性，可能会遇到少数股东的阻挠。

随着国际证券市场的发展，股权并购模式日渐通行。采用股权并购模式进行海外投资，我方企业既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又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获得生产要素内部化收益；运用股权并购方式，我方公司可以在部分出资控股的情况下，以“小资本”控制“大资本”，取得海外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实现企业资本滚动式发展，迅速实现企业海外扩张的目标；通过股权并购，还可实现我方企业海外间接上市的目标，即买壳或借壳上市。

国家战略主导投资模式

国家战略主导投资模式是指我国一些大型能源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主要是政府的推动，注重的是国家的宏观利益，是为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而向海外资源开发方面进行的投资。海外能源开发投资是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步骤，这类投资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投资回收期限长，投资风险大，需要政府来推动和承担主要风险。在这种模式中，即包括新建海外企业也包括通过资产或股权并购而设立的海外企业。现阶段，这种投资模式主要体现在能源战略方面，今后将向资源战略扩展。

开展该模式海外投资的代表性企业当属我国三大石油巨头即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石油能源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能源，开展国家战略主导模式的海外能源投资是解决能源瓶颈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三大石油巨头积极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着眼国家长期能源安全，纷纷进行海外油气田的投资开发，先后启动了二十几个项目。三大石油巨头与国外的很多合作项目采取的是“份额油”的方式，即中国石油企业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石油进口数量以及价格的稳定。

海外投资的主体一般是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重点能源企业，有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资金来源有保证，抵御风险能力较强，从而有利于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实施。由于把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宏观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就比把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第一位的其他投资模式能更有效地为国家战略服务。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有些自然资源如石油的供给形势已越来越严峻，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国必须通过海外投资参与国际能源生产分工，尽可能多地利用海外能源，落实国家的能源安全战略。当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海外投资就发生在自然资源行业，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国家战略主导模式的海外投资仍将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模式之一。但这种投资模式在非能源行业一般不采用，由于所需投资数额较大，眼下非国有大型能源企业采用也不现实。

海外研发投资模式

篇（8）

防范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保险。海外投资保险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进行的一种特殊保险活动，通过本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或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对适保投资者的海外投资因东道国发生的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和违约等政治风险和其他风险而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保险业务。

为了保护和促进海外投资的快速平稳发展，中国早在2001年就已建立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但是这次利比亚危机还是暴露出了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执行中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借鉴国际经验，加以完善。

首先，中国企业在利比亚受损200亿美元，但是能够得到保险赔付的只有4亿元人民币，保险覆盖面明显不足。

据了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企业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海外投资保险在中国已有10年历史，但对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仍是个新鲜事物。我们需要加强这些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二是保费相对较高，对于一些小型投资或项目，人们会感觉不值得。需要科学制定保险费率。目前，就综合保险费（投保险别为所有）率讲，美国为1.5%，德国0.75%-1.5%，日本0.55%-1%。

其次，目前国际通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三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双边主义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单边主义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混合模式。中国实行的是单边主义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这种制度不以中国与资本输入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法定前提，有个较为明显的缺点，即保险机构实现代位求偿的依据只能是外交保护权，不利于投资母国保险机构理赔的代位求偿权的实际有效行使。这样可能导致政府成为他国政治风险损失的最后承担者，不利于保护整个国家的利益。专家建议，可以考虑向双边模式调整。

篇（9）

房地产投资历来都是高净值人士热衷的主要投资领域，但当前低迷的国内房地产市场，让广大高净值人士急于寻找新的投资方向，而且高净值人士的投资方式也日趋理性，他们开始将眼光放得越来越广，越来越长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搜罗低风险高附加值的投资方式。《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调查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13。海外资产在可投资总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为19％。投资标的以房地产为主。在目前没有海外资产的高净值人群中，也有将近30％的人在未来三年有进行海外投资的计划。海外投资已经成为了当下富豪投资的潮流趋势。

在海外投资中，“海外购房团”这一词汇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范围内。中国的海外购房团纷纷奔赴全球各大楼盘销售地，一时之间，中国富豪成为了世界房产销售中心的心头爱，在海外房产亦不景气的今天，只要看到了中国富豪，就仿佛看到了希望。由此可见，海外投资最主要的方式仍以房地产为主，这也契合了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国富豪在全球掀起了买房狂潮，以加拿大为例，据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投资者在加拿大温哥华购房比例持续增加，已达到29％，较去年25％的比例上升4个百分点。中国富豪的巨大经济影响力也波及到了海外房产价格，报告称，在去年，由于中国人的大量置业将温哥华的房价推高了12％。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富豪在海外房地产市场的巨大力量。

除国内房产调控政策的影响以外，人民币升值、海外房产信息透明化也是海外购房投资热的有力助推器。人民币兑美元5年内累计升值了22％，海外购买力也不断增强，海外贷款的还款压力也持续降低，这让众多的富豪人士看到了投资新希望。而且在次贷危机之后，国外房价大幅下跌，去国外买房的性价比高要远远高于国内，在国外的一些城市，无论是出租回报还是升值空间都相对比较合适。而且很多国家也实施了有吸引力的购房政策，吸引了大量中国买家。因此，海外投资无疑成为了高净值人士当下的明智之选。

当海外投资成为一种趋势，我们不仅要问，是什么原因让如此众多的国内高净值人士选择将资产投向海外?

根据《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的调查报告，我们可以得知，子女教育成为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一半的高净值人群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做家长的最大心愿，富豪人士尤为甚之。国内素质教育改革已经喊了很多年，但海外教育与国内教育体制之间的差距仍然是不言而喻的。欧美等国一流的教育水平，科学的课程设置，综合性素质的培养，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些都成为了富豪人士为子女搭建美好未来的理想地。

而且，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海外购房，这也是很多家长为子女接受海外教育而做出的附加选择。“以房养学”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而是留学生中比较流行的生活方式。家长为孩子在国外购买房产，留学生读书期间可以住，留学结束以后则交房屋托管公司继续赚租金，这也成为了一些人的投资方式。

《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的调查还显示，13海外投资是为了移民。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中，还有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

篇（10）

目前，中国海外投资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从分散投资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这既是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必然一步，也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历了货物输出、劳务输出到国外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资本输出，买企业，买股权，投资建厂等。

从资本流出角度来看，在直接投资的方面，海外投资行业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商务服务业，海外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但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正在崛起；投资方式从初期的投资办厂、将原材料基地或制造基地由国内转向国外等简单的方式，逐步过渡到跨国并购、参股、换股、BOT等多种方式和选择各种收购目标。

在间接投资方面，海外投资主要是境内机构、企业和个人在境外股票市场或向境外融资。自2007年下半年起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中国境内个人直接对外证券投资业务试点，居民个人可在试点地区通过相关渠道，以自有外汇或人民币购汇直接对外证券投资。从当前的QDⅡ理财产品销售状况来看，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背景下，目前个人的直接对外证券投资需求还是有限。但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开展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成为境

内居民投资多元化和分散风险的有效渠道。

二、中国海外投资的机遇和挑战

全球资本市场风云变幻对中国海外投资提出了挑战。次贷危机发生一年多了，美国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美国前5大投资银行已消失了3个，仅雷曼兄弟的负债就高达6亿多美元，如此大规模公司的破产，使格林斯潘称其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此次导致全球资本市场日益动荡，对中国资本市场也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包括对中国股市产生冲击、造成外汇储备损失等。中国的海外投资，尤其在资本市场方面，同样承受与日俱增的市场系统性风险，投资业绩下滑较快，分别在对商业银行境外理财产品、境外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方面不可避免遭受较大的损失。

这场危机尽管对中国海外投资造成了冲击，但同时也提供了一次非常特殊的发展机会，如把此次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会，从长远来看更多定位在参与全球资本市场构建这一层面，则可能意义更为深远。究其原因：一是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核心竞争力有所削弱。对其他国家而言，是重大的战略机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加大；二是中国经济还需通过海外投资进一步分散国内经济的风险，未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将会更大，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不仅可拓宽海外市场，而且可为其在国内的竞争增添诸如研发、品牌、人才、新经营模式等多方面的优势；三是获得高端的金融人才资源。金融危机的冲击改变了金融业高端人才市场的格局，华尔街顶级机构的一大批高素质金融从业人员现正面临寻找新工作的处境，这些人才在以往千金难求，此时招贤可谓天赐良机。此外，当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击整个金融业时，海外金融服务机构与高端技术处于供过于求的形势，资产价格相对较低。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尚且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急切需要先进的金融服务技术。如果判断准确的话，中国此时可出手收购海外金融机构，可低成本获取较高的金融服务资源，打响中国自身的品牌。

三、中国海外投资策略的探析

首先，中国的海外投资从长期的战略角度出发，应采取审慎渐进的原则。中国在对海外市场走势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仅要立足于获取长期和稳定的收益当前的投资利润，还要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安全，抓住机遇，要做好长期战略资产配置，把海外投资的宏观效益与海外投资机构、企业和个人的自身效益相结合。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应当引起对美国投资模式的反思，美国由于过度使用金融工具进行投资，导致市场流动性过剩而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因此，推动中国的海外投资尤其在资本市场方面的投资，宜采取审慎渐进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