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发展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近年来经济发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近年来，我国的高速铁路的进步带动了高铁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卓有成效的促使我国各省各市的优秀人才、各类资源能源的进行均衡配置，这对促进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一、我国近年来的“高铁”与高铁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所谓高铁，即高速铁路的简称，相较于普通铁路而言，高速铁路也就是胜在时速比普通铁路多很多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的时间成本。而高铁经济，则是有高铁衍生出来的，依托高铁速度的优势，使得资本、技术、人力物力、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能够在高速铁路沿线城市之间完成优化配置以得到充分利用这也就逐渐形成了高铁经济这一种的新兴产业经济形式。高速铁路能够带动该行程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进程，这在我国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强大的战略意义。

我国地域辽阔，国土面积大，同时，我国还是人口大国。因为地域的差异性，我国的资源能源分布不均，为了迎合我国的整体发展，因此，就需要进行物资运输。而高速铁路运输时代的到来，则有效的缓解的我国人口流动、物资运输、资源配置的难题，减少了时间的耗费，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由此可见，高速铁路是一种带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适合我国地理经济发展的运输方式。

我国高铁的发展有效的占据了我国未来新能源利用的制高点、政治的制高点，高铁经济的发展也打破了我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瓶颈。研究了一些开通高速铁路的城市，对它们的前后几年的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后，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吸引了海内外商家投资的热潮，旅游行业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我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高铁建设带来的高铁经济发展还表现在当地交通行业、房地产经济、旅游行业、物流行业等附属行业的兴起与强化，有效的整合了社会经济结构，促进了多种产业经济的协调发展。由此可见，高铁的发展带动高铁经济效应提升了区域经济并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近年来的“高铁”与“高铁经济”发展问题分析

其实，综合近几年的高铁与高铁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高铁建设是一把双刃剑，这其中还是会存在少许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高铁”与高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并进行理性的思考以寻求对策加以解决。

1.高铁主要是因为自身的安全快速而被人们所接受，是目前航空运输最强的竞争对手，更何况是传统运输行业呢？一定也会受到高铁行业的影响而出现较大的落差对比。

2.高铁的发展刺激了人才、技术、资金、资源能源的流动，因为高铁的建设“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城市之间人员的流动性，使得人才、技术、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都往经济水平高的城市流动。从另一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综合能力强的城市吸收了综合能力弱的城市的资源能源，那么，这个过程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弊端出现。

3.高铁的发展拉大了城乡之间发展的差异，同时也加剧了经济产业链上的发展不均衡，在原产业结构的基础上，随着高铁建设的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越来越大的。而且高铁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通道，使得新兴产业发展迅速，而传统的工业化行业则面临着转型的境地。

三、我国近年来的“高铁”与“高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解决合理对策

1.高铁建设吸引了人才往发展水平好的城市行进，吸收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那么，受到高铁建设弊端的城市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人才引进机制来留住高素质的专业型人才，以此来提升中小城市的发展水平。再加上大城市的人才竞争激烈，属于供过于求的状况，那么，优秀的人才引进机制会很好的吸引人才驻留，构建适合人才发展得平台。

2.高铁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各地间特色商品的流通，因此，中小城市更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合理的加强自身的专业化产业分工，彻底的激发产业链带来的聚集效应以及规模效应，充分高效地利用当地资源以实现资本的供给输入。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再加上快速的高铁这一交通运输工具，能有效的提升城市间的整体经济水平，尤其是高铁沿线中小城市的发展状况。同时，还可以适当的发展当地的旅游行业以及交通运输业。通过输入大量当地劳动力的情况下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了当地居民的就业率。另一方面，高铁沿线中小城市还可以建立健全的招商引资计划，通过吸引外资的注入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3.现今的城镇发展规划极不协调，自高铁体系建设后，加剧了城镇之间的差异化，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的城镇体系，通过促进城镇发展来缩小双方之间的差距。我国的城市因为地域的局限性，各地的经济发展优势均各有特色，因此，可以建立多层次的、多样化的城市合作关系，主要是涵盖了产业链、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市场的开拓、人力资源的开发、技术的更新等等，加强法制建设，建立起人文素质高的城市。

四、总结

随着高铁建设的进程日益加快，以高铁运输为主的方式俨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伴随着高铁衍生出的高铁经济效益也日渐显现出来，但是与此同时，我国近年来的“高铁”与“高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是不容小觑的，只有有针对性的合理去处理高铁建设与高铁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利用高铁建设将我国的高铁经济带到一个新的高度。总体而言，高铁建设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作者单位：嘉善县交通运输局）

参考文献：

篇（2）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开创性的工作是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ing等从77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中进行采样，并且系统地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选取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物质资本积累率、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Depth指标(其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选取Bank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除以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与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之和)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选取Private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国内信贷总量减去银行间贷款之差)和Privy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GDP)两个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测度指标和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尝试地考察了1960年的金融深化程度是否能够用来预测此后30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运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表明。初期的金融深化率确实可以作为预测此后30年经济增长水平的有效预测因子。因此，该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解释和预测能力(1993)。

Beck等运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其因果关系，首先将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以去除金融中介体发展中的外生性因素，然后对71个国家1960-1995年间的纯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使用差分动态面板估计量和系统动态面板估计量去校正纯横截面估计量所引致的误差。在此基础上，用广义矩方法对71个国家1961-1995年间的以5年为单位进行分段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工具变量法的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的外因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金融发展在经济学意义上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

Benhabib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中介机构发展指数与经济增长、投资和总产出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机构的发展与总产出增长因素、人力与物质资本投入的累积因素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不同的金融机构发展指数与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有关(Benhabib等，2001)。短期中银行信贷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的重要指标(Loayza等，2006)。

(二)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993年，Atie和Jovanovic研究了1980-1985年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股票上升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时期(Atie等，1993)。

由于Atie和Jovanovic提出的衡量股票市场的指标单一，其他学者采用多指标研究，提出了六个较为全面的指标，在这基础上提出四个总体指标，运用这些指标并以44个发展中工业化国家1986-1993年的数据进行横截面跨部门分析得出：一般说来，在人均实际GDP较高的国家，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也较高(Demirga Kunt，1996)。

对于股票市场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莱文和泽沃斯(1996)使用41个国家1976-1993年的数据，把整个样本期以1985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子时期，得出在股票市场总体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的结论。莱文(1996)细化了选取的指标，采用GDP增长、资本形成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股票市场规模、成交量、交易率、国际一体化水平和股票市场波动率等6个指标来衡量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用47个样本国1976-1993年的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股票市场成长与现在及未来的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及生产率提高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股票市场不只是反映经济增长的变化，而且股权交易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分配、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致力于从整个金融体系角度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莱文和泽沃斯(1998)在King和Levin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对金融功能从不同侧面给予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银行指标和股票市场指标都与同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是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很好的预测指标。

虽然Levine和Zervos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但遗憾的是这个研究并没有为我们指明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法发展下，有学者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法检验巴西1980-1997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通过Dicky-Fuller检验来判断经济增长率和金融发展指标这两个时间序列是否平稳，以避免出现由非平稳变量带来的伪回归，紧接着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断影响关系及其方向，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互为因果关系(Akerlof，1993)。

以上研究所选用的金融发展指标无法刻画出各国金融体系的差异，因而无法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一些国家具有因果关系，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回归结果不显著的现象。于是，有学者把金融体系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在金融部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相对发达时，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主导型(Ta-desse，2002)。另外，有学者使用VAR模型实证研究了两种金融体系的经济绩效，结果发现一方面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远远小于银行部门发展的效应(Arestis等，2001)。这些研究正好解释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某些国家显著，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显著的结论。

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对横截面数据还是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因遗漏了一些变量而产生的偏误，以及应用联立方程组去描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可能存在的联立性偏误。新近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研究，这些方法能更好的控制不同时期其他影响因素，可以提高数据的差异，较精确地证明因果关系。较著名的研究是通过对40个国家1975-1998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用广义矩方法消除差分统计量潜在的估计

有偏问题，同时为了从长期的角度来考察股票市场、银行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时间按每五年划分为一个阶段后再取平均数，实证的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发展和银行发展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股票市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存在紧密的联系(Beck等，2004)。这表明并不是公司上市本身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是经济个体能否在市场上交易以及能否带来高生产率的生产技术所有权，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采用一个差分面板估计量去消除由尚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误。并力图消除由联立性偏误所引致潜在的参数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分析技术对47个国家1980-1995年间的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Rousseau等，2000)。

从前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从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结合的角度看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金融中介的促进效应大于股票市场的促进效应，同时，如果股票市场波动较大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这也暗含股票市场如果发展好的话即波动不大的话将会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二、西方学者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从金融体系角度综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实证研究中，样本的选取对实证结果存在影响，在此研究中，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可能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因此，有必要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进一步分析。

(一)对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关于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分析，有的学者使用单位根检验、VAR模型中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弱外生性检验考察了德国、美国和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样本为1979年第四季度-1991年第四季度，德国和美国检验结果相似即股市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而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韩国的金融发展用金融抑制指标来测度，样本为1956-1994年，检验结果显示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金融抑制指标是弱外生变量，这表明韩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Arestis等，1997)。

有的学者选取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个国家的三变量系统(GDP、货币基础和由金融部门资产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1820-1929年的数据进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和水平VAR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这两种方法检验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这五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反馈效应并不显著(Rous-seau and Waehtel，1998)。有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关于金融发展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历史性作用的研究，加进了股票市场，并对1790-1850年的数据采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方法进行分析，考察了银行、股票市场同投资、进口和建立公司之间的关系，结果支持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的理论(Rousseatl等，2005)。

由于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存在差异，有的学者选取德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五个工业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的，美国和英国是市场主导型的。结果发现在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三个银行主导型的国家中，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市场主导型的国家中，经济增长微弱的影响金融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法国和英国股票价格多变性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在德国不显著，只有在美国有正面影响(Arestis等，2001)。这说明股票价格多变性可能增加了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进而削弱了经济增长。

(二)对发展中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有的学者使用71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的年度数据，选取实际GDP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投资与GDP之比、对外出口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金融深化即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之比作为衡量金融中介的指标。将样本数据分为三组，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别进行了估计。首先，对所有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其次，将国家按地区分为不同的组分别进行回归，最后，单独对每一个国家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跨国和跨地区的面板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二是85％的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三是低收入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影响强于高收入国家；四是金融中介与出口扩张、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所发挥作用比劳动力增长因素更为重要；五是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趣的是，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金融中介促进增长的模式却是相同的。即研究结果间接的说明了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Odedokun，1996)。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局限性，有的学者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考察了10个发展中国家1970-2000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短期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Christopoulus等，2004)。有的学者则对样本数据划分了层次，选择14个中、低收入国的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和动态异构面板方法进行跨国研究，分析不同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敏感性。他们利用自举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样本国家存在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异构性(Luintel等，2008)。

(三)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

从Atie和Jovanovic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实证研究已表明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除此之外，有的学者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41个国家1960-1993年金融发展对投资和产出的增长效应。实证结果拒绝了金融发展的需求跟随型假说，支持供给导向型假说(Xu，2000)。即拒绝了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的假设，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作用显著。

有的学者则运用面板VAR模型和Geweke分解技术检验了109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0-199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通过分别回归得出：一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得出金融发展一般都能导致经济增长；二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三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显著强于发达国家；四是样本区间越长，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越明显，这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五是金融发展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且该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强于发达国家(Calder6n C6sar等，

2003)。

另外，有的学者对74个国家1966～1995年的数据选择不同的分位数作为高低两个分界点，把每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区域，采用广义距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在金融发展的低水平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在中级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比较大的正向作用；而在高水平阶段，作用虽然也是正向的，但是比中级阶段小(Rjoja and Valev，2004)。

从以上分析看，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有力证明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尽管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非常发达，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明显大于股票市场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在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但是，部分研究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国家(低收人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

三、中国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综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的研究方法，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形成了一批成果。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不管从时间上还是技术方法上都比较落后，早期的研究采用1993-1998年的时间序列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检验在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线性关系。其中金融发展用金融深化指标(其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M2与当季GDP的比率)和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来表述，经济发展指标用季节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和当季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来表述，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谈儒勇，1999)。

考虑到谈儒勇没有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及选取的样本比较短，有的学者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其研究进行补充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扩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曹啸，吴军，2002)。后来又有学者扩大了样本，利用中国1952～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一个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李广众等，2002)。

以上学者都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地区差距方面的探讨比较少，有的学者利用中国1988~2002年期间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对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性。另外，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周好文，钟永红，2004)。还有学者对中国大陆除和重庆29个省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单独对各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就长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供给导向型的，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短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需求跟随型的，即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孙力军，2007)。

(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学者仿照Demirgu-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得出在样本区间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谈儒勇，1999)。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的分析运用一些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且以经验性的单方程为主，在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方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在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时，在滞后期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因此得出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鉴于此，有的学者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冲击响应方法对中国1995-2001年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季度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资本化率、交易价值、季度周转率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着由经济增长到股票市场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股票市场规模扩张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十分微弱(冉茂盛，张宗益，陈梅，2003)。有的学者得出反映股票市场规模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有正的相关关系，而反映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冀志斌，彭克强，2004)。有的学者采用1996―2005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序列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代表经济增长的GDP增长率指标和代表股市规模的资本化指标、代表股票市场流动性的交易价值指标以及代表股市流动性的换手率指标之间都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并且存在由GDP增长率到资本化和交易价值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指标GDP增长率和换手率指标之间不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李冻菊，2006)。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于中国金融市场、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有的学者对指标做了改进，选取家庭部门所持有的直接证券数量和企业部门所发行的直接证券数量作为衡量金融市场的发展指标，选取银行对家庭部门的主要负债额一储蓄总额和对企业部门的资产一信贷总额作为衡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尽管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重要(战明华等，2002)。有的学者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运用中国1981～2002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联系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王志强等，2003)。

有的学者则使用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技术对1994―2002年的季度数据检验了中国信贷市场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效应是通过信贷比重的增长起作用的，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赵振全等，2004)。有的学者在控制股市流动性和波动性的情况下，采用多元VAR模型对1991-2004年的季度数据对中国股市发展、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正，说明银行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股市发展和股市流动性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在考虑银行发展的情况下，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负面的影响。考虑到系数的非显著性，认为股市发展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促进作用。相反，股市的波动性与经济增长和银行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负(粱琪等，2005)。

篇（3）

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急性的“治标”政策。包括高频率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央行购买债券、大幅减免税费和发放消费券等超常规举措。一类是长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等。正是前一类政策,在较快地稳定国际金融局势的同时,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增加了各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可以预计,随着经济的好转,这类超常规之举必然会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经济复苏进展差别较大,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国实施退出政策的步调并不相同。具体情况是:

(一)恢复较快的美国已开始为退出刺激政策热身

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和私人投资增长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增速达5.6%,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正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联储上调商业银行贷款贴现率25个基点至0.75%,把基础贷款最长期限从28天缩短至隔夜,把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最低拆进利率从0.25%提高到0.5%,并从3月8日起关闭该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银行倒闭潮仍在持续,商业地产市场继续恶化,失业状况的改善不明显,美联储今年3月声称,仍需在较长时期内把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时,美国政府还公布了鼓励放贷机构减记还贷者部分或全部次级抵押贷款的新住房救援计划。

(二)复苏迟缓的欧盟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经济复苏较慢,2009年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1%,逊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又遭遇了债务危机,即由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过高,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和葡萄牙的信用评级,并暗示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此欧盟应对比较迟缓,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决方案,致使欧盟经济遭到严重冲击,欧元区失业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这一背景下,今年3月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均宣布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也未调整“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但欧洲各国政府都已宣称要控制财政支出,以便削减政府债务。

(三)陷入通缩的日本实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9%,好于三季度却逊于二季度。推动日本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是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但日本继续面临内需低迷问题。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连续12个月下降,陷入通缩的迹象明显。近期丰田等日产汽车的召回事件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增长。为此,日本不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财年预算,用于扩充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住房投资、就业保障与环保,今年3月还通过了数字创历史新高的2010财年预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维持原利率水平0.1%不变的同时,把向金融机构提供的紧急贷款金额上调一倍至20万亿日元。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待退出问题态度迥异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弹推动,印度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经济快速回升,为防范通胀风险,2009年下半年起,两国货币政策均逐渐转向从紧,分别采取了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国也采取了上调基准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业以及消费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了7.9%,俄罗斯央行今年两次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至历史最低的8.25%。

综合各方面情况,对于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调整状况,可以做出四点推断:第一,在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增长前,不应对世界经济的元气恢复盲目乐观。第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会让各国从实际出发谨慎渐进地实施政策调整,在时机和步骤上很难做到全球协同。第三,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把调控重点转向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第四,各经济体今后会继续推进长期性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础。

二、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尽管今年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有利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各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退出进程不一对我宏观调控的实施及效果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尚待继续巩固,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上不能有效协同,将增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二)各国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热钱”流出冲击我国金融市场

2009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外资看好我国发展前景的同时,境外“热钱”也在加快流入我国股市和房市。今后随着各国央行逐步收缩流动性,可能会导致热钱无序流出,引起我国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剧烈调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强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逐渐好转,今后全球能源资源需求会继续增加,从而推动价格上涨。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预测,今年石油需求将增长1.7%,钢材需求将增长9.2%,铜、铝需求分别增长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资源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率先实施的紧缩政策可能促使该国货币兑美元继续升值,该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也将因此难以下降。因此,预计全年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荡,我国今年会继续面临一定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外需的非经济因素制约强化

一些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和日本的“无就业复苏”状态在年内难以改观,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升温,我国也可能继续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夹攻的对象。今年1―3月,美国、欧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继对中国油井钻管、铜版纸、三聚氰胺、服装、高碳锰铁和打汁机等众多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韩国从2月起也对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出口的生姜、马铃薯等各类植物实行禁运。同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将继续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碳关税”等各种名目向我施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处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国宏观政策的传导效应日益明显的今天,为有效应对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各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我们应继续未雨绸缪、做好预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密切跟踪形势,加强政策协调

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各国宏观政策变动。敏锐捕捉主要经济体各种经济数据和政策信息的最新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做好应对预案。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控。及时跟踪分析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汇率和利率变化对世界资金流向的影响,做好防范国际热钱冲击我金融稳定的调控预案,最大限度减少其他国家政策调整“溢出效应”对我的不利影响。灵活机动地搞好国际合作。大力呼吁各国在G20框架下协调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原则和步骤,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平稳渡过后危机时期。

(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努力稳定和拓展外需

篇（4）

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急性的“治标”政策。包括高频率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央行购买债券、大幅减免税费和发放消费券等超常规举措。一类是长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等。正是前一类政策，在较快地稳定国际金融局势的同时，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增加了各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可以预计，随着经济的好转，这类超常规之举必然会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经济复苏进展差别较大，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国实施退出政策的步调并不相同。具体情况是:

(一)恢复较快的美国已开始为退出刺激政策热身

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和私人投资增长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增速达5.6%，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正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联储上调商业银行贷款贴现率25个基点至0.75%，把基础贷款最长期限从28天缩短至隔夜，把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最低拆进利率从0.25%提高到0.5%，并从3月8日起关闭该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银行倒闭潮仍在持续，商业地产市场继续恶化，失业状况的改善不明显，美联储今年3月声称，仍需在较长时期内把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时，美国政府还公布了鼓励放贷机构减记还贷者部分或全部次级抵押贷款的新住房救援计划。

(二)复苏迟缓的欧盟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经济复苏较慢，2009年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1%，逊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又遭遇了主权债务危机，即由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过高，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和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并暗示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此欧盟应对比较迟缓，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决方案，致使欧盟经济遭到严重冲击，欧元区失业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这一背景下，今年3月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均宣布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也未调整“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但欧洲各国政府都已宣称要控制财政支出，以便削减政府债务。

(三)陷入通缩的日本实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9%，好于三季度却逊于二季度。推动日本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是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但日本继续面临内需低迷问题。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连续12个月下降，陷入通缩的迹象明显。近期丰田等日产汽车的召回事件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增长。为此，日本不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财年预算，用于扩充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住房投资、就业保障与环保，今年3月还通过了数字创历史新高的2010财年预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维持原利率水平0.1%不变的同时，把向金融机构提供的紧急贷款金额上调一倍至20万亿日元。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待退出问题态度迥异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弹推动，印度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经济快速回升，为防范通胀风险，2009年下半年起，两国货币政策均逐渐转向从紧，分别采取了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国也采取了上调基准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业以及消费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了7.9%，俄罗斯央行今年两次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至历史最低的8.25%。

综合各方面情况，对于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调整状况，可以做出四点推断:第一，在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增长前，不应对世界经济的元气恢复盲目乐观。第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会让各国从实际出发谨慎渐进地实施政策调整，在时机和步骤上很难做到全球协同。第三，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把调控重点转向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第四，各经济体今后会继续推进长期性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础。

二、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尽管今年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有利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各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退出进程不一对我宏观调控的实施及效果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尚待继续巩固，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上不能有效协同，将增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二)各国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热钱”流出冲击我国金融市场

2009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外资看好我国发展前景的同时，境外“热钱”也在加快流入我国股市和房市。今后随着各国央行逐步收缩流动性，可能会导致热钱无序流出，引起我国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剧烈调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强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逐渐好转，今后全球能源资源需求会继续增加，从而推动价格上涨。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预测，今年石油需求将增长1.7%，钢材需求将增长9.2%，铜、铝需求分别增长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资源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率先实施的紧缩政策可能促使该国货币兑美元继续升值，该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也将因此难以下降。因此，预计全年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荡，我国今年会继续面临一定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外需的非经济因素制约强化

一些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和日本的“无就业复苏”状态在年内难以改观，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升温，我国也可能继续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夹攻的对象。今年1—3月，美国、欧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继对中国油井钻管、铜版纸、三聚氰胺、服装、高碳锰铁和打汁机等众多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韩国从2月起也对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出口的生姜、马铃薯等各类植物实行禁运。同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将继续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碳关税”等各种名目向我施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处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国宏观政策的传导效应日益明显的今天，为有效应对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各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我们应继续未雨绸缪、做好预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密切跟踪形势，加强政策协调

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各国宏观政策变动。敏锐捕捉主要经济体各种经济数据和政策信息的最新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做好应对预案。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控。及时跟踪分析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汇率和利率变化对世界资金流向的影响，做好防范国际热钱冲击我金融稳定的调控预案，最大限度减少其他国家政策调整“溢出效应”对我的不利影响。灵活机动地搞好国际合作。大力呼吁各国在G20框架下协调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原则和步骤，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平稳渡过后危机时期。

(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努力稳定和拓展外需

篇（5）

云南省作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板块，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与东盟对外贸易进程中取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国家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高速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得到了显著提高；通过对外贸易的增长实现了出口创汇；促进了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的增加；同时也推动了国家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云南省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当下的新常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过度利用、资源浪费、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和污染的现象也与日俱增。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存在的，文章分析了云南省经济发展现状和生态环境现状，选取近年的云南省相关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检验近年来云南省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

本文选取了自2005年至2014年云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反映生态环境的四个指标，分别是：废水、工业废气、烟尘和工业固体废物的年排放量。根据数据显示，近年来云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在不断增大，增长速度也处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废水、废气、烟尘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都出现了大幅度增加。如果长期下去势必会阻碍云南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实证分析

通过使用SPSS对五个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国内生产总值与废水、废气、烟尘以及工业固体废物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国内生产总值与这四个指标的相关性分别是：0.948、0.935、0.768、0.897，并且通过了显著性的检验，如表一所示。显然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国内生产总值与这四个指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我们还可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一步定量研究。具体方法是：1、将国内生产总值设为因变量Y，分别将废水、废气、烟尘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用自变量X1、X2、X3、X4来表示。2、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3、建立的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检验。如下表二（系数表）所示。

根据数据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Y=-3093.167+1261.809X1+0.722X2+126.881X3+0.782X4从系数表可知模型中各变量经过t检验，均显著成立；另外可决系数R2=0.966，表明该回归方程拟合的好，具有一定代表性。也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就会使得废水、废气、烟尘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增加，由此可见云南省经济的增长带来环境的破坏。

三、结论

当前很多地方将自身的发展局限在经济发展的范畴，而经济的发展需要依赖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支持，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又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二者能否兼顾？从长期来看，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环境的改善可能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也能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1、不应该对GDP过度强调，这个指标并不能涵盖社会、经济的全部内容，我们应该更加关注GDP的质量和效益，即发展绿色GDP。2、增加技术投入，转变发展方式；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降低企业污染物的排放，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3、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中应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其次，通过不断宣传和法制建设，形成全社会自觉保护环境的强大理论，依法打击破坏资源与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通过以上措施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兼顾环境生态的保护，这样就能促使云南省经济、社会以及各方面呈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6）

在文章的方面，首先，文章依据北京近些年经济发展数据分析了北京经济发展的现状，列举了北京经济发展在当前的特点，对北京经济整体发展现状做出了客观评价。其次，文章又在分析北京近年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基础上，分析北京近年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数据，从而对北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整体特点做出了评价。最后，文章通过后两章用了较大的篇幅，综合分析了北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对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对北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对自身经济影响正负两方面效应，对北京未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北京经济提出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建议。

关键词：经济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 实际利用外资 产业结构

篇（7）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以及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的房地产产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创造出了众多的经济奇迹，大多数加入房地产产业的商人几乎都是一夜暴富，这令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投身于房地产行业，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由于房热，使众多人民选择购买多处房产，房子就在这样并不健康的炒作中逐渐加价，使能买得起房子的人都是为了转手卖出，真正想买房子自己居住的人却买不起房子，从而造成了十分不健康的房地产经济现象，造成了一个无法逆转的恶性循环。想要在房地产领域取得成功，不仅仅要有经济头脑，还要有理性的思想。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决策做出的决定，才是适合当代的社会和当代经济发展的。如同鄂尔多斯市一样，在商业发达区与交通便利区着重进行发展。

一、 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

1、 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近年来，随着房地产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总体经济也在不断提升。并且由于房地产经济的，也辐射性与发散性比较强，带动了许多的相关企业的发展。例如建筑业，装修行业，家电领域，电子领域等等。而像这样关联程度高的产业，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是众多相关企业的福音。这样一来，除了房地产本身可以增加社会经济效益，房地产所能带动起来的相关企业也会带来不容小觑的经济效益。

2、 改善人们生活质量。一直以来，住房问题都是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我国虽然土地面积较为宽广，但是人口基数大和土地利用不合理，导致了住房资源严重不足。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城市的不断发展，中国原始的房子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了，所以房地产的出现，无疑是中国人民在房屋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房地产经济的出现，对于我国来讲，不仅仅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源泉。

3、 房地产发展不健全。虽然我国房地产近年来发展迅速，并且有效的大幅度提高了社会经济的效益，但是总体上来讲，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并不是足够的健全，甚至存在着许多不小的漏洞，而这种漏洞所引发的，就将会不仅仅止于经济方面，而是会延伸到更多的方面，造成许多无法弥补的损失与缺憾。例如现今市场上已经出现的状况，楼盘已经竣工，但是由于过多的考虑经济的因素与经营理念的不合理，使许多楼盘价格过高，人民因为无法支付巨额房款而选择放弃买房，导致房子空下无法卖出。这样既导致了一般百姓住房难，有导致了房子剩余量过大卖不出去影响经济效益，并不利于社会的人文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且由于房地产过大的经济利益，使许多商人盲目投资，使本就不够完善的房地产市场受到更大的冲击。

4、 房价上涨幅度大。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房子的渴望程度逐渐增加，房价也开始呈上升趋势，并且没有要下降的势头，这并不利于房地产的发展。虽然当代中国的经济已经较以前发达许多，但是毕竟还是正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地方的人民并不是太过富裕，他们无法支付日渐高涨的房价。而有些沿海的较为发达的核心城市，房价更高，使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的同时，高端房却需求量小于商品所有。这不仅仅给房地产经济带来无法缓解的麻烦，更是导致了普通人民与房地产经营者的矛盾逐渐计划，最后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例如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市的土地面积86752千米，土地比较宽广，但是房价也是持续增长，无法遏制。

二、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趋势

1、 房地产市场日趋成熟。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出现的许多的弊端，与许多急需调节的矛盾，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上来讲，我国的房地产产业依旧处于正在上升的阶段。而作为正在上升期的企业，出现一些问题是非常正常的，而这些问题则是需要政府与房地产经营着解决的。所谓的解决，并不是指让政府与房地产经营者哄抬房价，造成人民恐慌，而是要政府用科学的指导思想与经营者的经商理念结合到一起，积极的调整和改善房地产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使房地产经济能够健康蓬勃的发展。

2、 房价日趋稳定。近年来，房价的涨幅虽然很大，不仅仅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还影响到了人民的正常生活。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房地产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在逐步的改善。近几个月来，房价已经较之前数年稳定许多，这不仅仅要归功于政府稳定的操控和科学的理念，更要归功于日渐平稳的社会经济。只要社会经济平稳下来，就可以保证与之息息相关的房地产经济日趋平稳，再加上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房价稳定已经不是空想与妄想，而是在当代政府和社会的影响下的大势所趋。

3、 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环境。事实上，在社会与城市的建设中，所出力气最多的并不是有钱有权的人，而是低收入的劳动力群体。他们由于所得工资较低，无法支付得起城市中的房价，无法保证自己与家人的生活质量。而政府近年来也慢慢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政府投资建设了众多楼房，虽然简单但并不简陋的地方，这样既能够使低收入人群得到生活质量的保证。并且我国的房地产事业也将会一直关注着并逐渐完善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环境，在给低收入群体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的同时，也是给人民、给政府一个放心满意的未来的建设道路，和一个更加用心完善的未来的居住环境。并且就像鄂尔多斯市一样，要注意交通与居住环境的关系。

4、 国家政策积极调控。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发展的好，发展的对，就要与政府相结合，接受来自政府的、科学的、实际的理论指导的指挥。如果想要房地产经济发展得既快又好，国家就必须要出台关于房地产经济的政策。要加大对恶意炒房，制造恐慌的行为的管理力度，加大对房地产方面税务的管理。针对市场需求调整建设方向，积极适应人民的需求，对供应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加以合理的解决与利用。使企业与政府有机的结合到一起，企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政府为企业提供科学的理论与政策。只要遵守国家的政策，房地产经济未来的发展一定不可限量。

总而言之，房地产经济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关乎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国家要适当的对其进行调控，才能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既要注重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又要关注民生的问题，不能一边倒，只注重经济发展而不注重社会问题。就像鄂尔多斯市一样，在建设楼盘是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例如交通和商业发展。只有加大对房地产经纪的管理力度，才能使房地产经济顺着正确的道路发展，适时地解决一些存在于房地产经济中的问题，才能使房地产经济健康的发展。使房地产经纪的未来更加光明美好。

参考文献

[1]戴胜兰 我国房地产经济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A] 产业经济

篇（8）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为了本国经济的起飞，大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的经济，这就形成了借用外债来发展经济的模式。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初，就吸引外资，引进设备和技术，利用我国的原料和生产力发展我国的经济，使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冲向世界，使我国成为利用外资的成功经验，多年来是我国人民的生活得到提高，同时，促进了我国经济产值的持续增长。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外债并不只是显示它有利的一面，同时外债也有极大的风险性，所以说外债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外债的潜在威胁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带来巨大的风险。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的外债开始由于规模小还没有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 1994 年开始，由于引进项目的增多，使外债规模呈现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最大债务国。2012 年 6 月末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 3 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 7512.61 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其中，登记外债余额为 4801.61 亿美元，企业间贸易信贷余额为 2711 亿美元。从债务类型看，登记外债余额中，国际商业贷款余额为 4128.80 亿美元，占 85.99%；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余额为 672.81 亿美元，占 14.01%。因此，有计划有步骤的利用企业利润进行偿还债务，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一、我国外债现状与外债扩大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近年来的外债规模现状。

从我国外汇管理局网站的信息得知，2012 年我国的债务期限结构来看，中长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 1935.59亿美元，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 5577.02 亿美元，其中，企业间贸易信贷占 48.61%，银行贸易融资占 26.50%，二者合计占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的 75.11%，主要与我国近年来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从债务人类型看，登记外债余额中，中资金融机构债务余额为 2448.37 亿美元，占 50.99%；外商投资企业债务余额为 1371.58亿美元，占 28.57%；外资金融机构债务余额为 545.91 亿美元，占 11.37%；国务院部委借入的主权债务余额、中资企业债务余额以及其他机构债务余额分别占 7.81%、1.23%和 0.03%。上述数据是我国债务的现状，这些数据的掌握有利于掌握我国外债的存、流量，同时有利于适度的分析和掌握，这对于我国的外债的借贷和偿还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对于一个国家的外债存量是某一时段的国家外债净流量的累积数额，也反映出该国对债务的负担能力。

（二）对我国近年来外债规模扩大的原因分析。

在 2007 年－2009 年暴发了世界的金融危机，这是影响到全球的一场金融风暴。它源于美国房屋信贷的危机，使美国的广大投资者对按揭失去了信心，这才引发了美国的流动性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巨额的资金，但最终也没能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世界经济发展的动荡。到了 2008 年 9 月9 日，这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开始失控，开始波及到整个世界，并导致许多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为了不引起广大投资者的混乱只好由政府接管，稳定市场经济的动乱。由于我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这场世界级的金融风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影响较小，虽然是好事，但也有值得深思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在国际国内的经济大环境下，经济形势得到较好的发展。在我国出现了外债来源充足和国内经济发展对外债需求两旺的局面，这也成为提高我国外债规模扩大的根源。近年来，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快速的增长期，是我国 GDP 的年均增长量高于同期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这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得到深化和提高，使我国市场经济的投资取向和市场环境更加稳定、透明，增强了海内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赖。为国际资本流入到中国创造了较大空间。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需求旺盛，但由于我国的储蓄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难以吸引广大投资者的热情，因此，许多中小企业只能寻求境外贷款来解决建设资金缺口。

二、关于对我国外债规模的适度性的研究。

适度外债规模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需要的，对于外债确切地说是指一个国家在它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适度的外债规模是可以被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并具有偿还能力，同时不会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时的利用外债的规模。对于一个国家外债应该是多少才是适度的外债规模，这取决于国内经济发展对资本的客观需求、国内资本的积累能力、国际资本的供给状况和国内经济对外债的承受能力。其中衡量外债适度规模最重要的原则是本国经济对外债的吸收消化能力和偿还能力，即外国资本流入能否保持国内财政、信贷、物资和国际收支的综合平衡能力。

（一）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外债规模。

对一个国家的外债规模应处于何种水平为适度和合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从经验来看，难以进行确切的定量分析，只能寻求一个适度性的规模。国际上流行的评价指标及国际警戒线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这些指标较多，在这些指标中，偿债率和债务率是两项最重要的指标。一般而言，国家的债务率突破 100%和偿债率突破 20%，就有可能发生偿债困难。但是偿债率和债务率等项指标作为考察国家对外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其适用和有效范围是有限的。因为一个指标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债务状况和偿债能力，而不能反映问题的所有方面。其他经济因素甚至非经济因素都会对国家的偿债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情况下，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的急剧变化，金融创新手段的飞速发展，对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对国家的外债形势造成更多的不可予测的因素。

（二）一个国家如何利用外债加速经济的发展。

在国家利用外债加速经济发展中的实践证明，如果有效的利用外债，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否则，将会加重国家的债务负担，影响国际收支平衡，阻碍经济发展，甚至危及国家的经济主权。因此，建立适度外债规模指标体系，研制早期预警系统，对于防范债务危机的发生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切实把握影响外债规模的因素，必须形成外债适度规模的评价体系。第一，是国家对外债承受能力的指标。这类指标是外债的总量指标，它反映出外债余额和国民经济实力的关系，具体可分为负债率和债务率两个指标；负债率是指国家对外债务余额占 GNP的比重。债务率是指国家外偿余额占当年商品与劳务出口创汇的比重，反映国家创汇能力对外债的承受能力。第二，是国家对外债偿还能力的衡量指标。反映每一年还本付息总额和经济实力的关系。主要有偿债率、还本付息和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和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率。外汇储备是衡量国家对外经济实力的标志，外汇储备量可以标志国家对外偿债能力的强弱。第三，是国家对外债结构的衡量指标。这类指标是在外债规模既定的衡量指标。

通过债务内部的各种对比关系反映举债成本，并预示偿还时间和偿还能力。

三、结语。

一个国家的债务结构和外债规模之间是具有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的。因此，任何国家在发展中都可以采取适度的外债规模，保持合理的债务结构，这对于快速的发展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探讨我国外债的适度规模及偿还问题分析时，应对比分析我国的外债现状，提高对债务危机的预警能力。尤其是我国加入 WTO 后，由于受到 WTO 组织的制约，资本流速加快和汇兑限制已经放开，未来影响我国偿债能力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如贸易收支、资本收支、外汇储备、利率、汇率等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债务规模过大就可能出现较大风险。

因而，在今后的外债规模管理方面，更应该合理控制外债余额及外债规模，并对已有的外债制定适宜的还债计划。

参考文献：。

[1]李广舜。我国外债规模的现状及其适度性研究[J].铜陵学院学报 2008-08-15.

[2]李研妮，冉茂盛。我国外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预测。20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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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破解发展要素瓶颈的需要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劳动力、资本、资源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全市企业工资总额增速远高于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推高了劳动力价格，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泰安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9.6%，超过老龄化社会标准2.6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达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能源资源约束日益加剧。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阶段，同时，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这个阶段的能源资源刚性需求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但能源资源短缺给工业发展带来极大制约。另外，近年来，环境质量下降明显，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排放也给发展方式转变带来动力。

1.2破解培育新增长点的要求近年来，各地竞相发展，竞争日益剧烈，要实现工业经济的跨越发展，必须加快新增长点的培育。当前工业新经济增长点就存在于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发展方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为泰安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注入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1.3破解发展压力的推动在经济相对低迷时期，市场竞争往往更为激烈，其结果是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附加值低、市场需求不足的产品以及相关产业遭到淘汰。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再一次证实，以低端产业、低附加值产品、低层次技术、低价格竞争为主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处在价值链末端、技术管理落后的企业面临微利化和倒闭的风险。因此，在经济尚未走出低谷，经济发展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必须将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压力转变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

2、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

2.1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缺乏自主创新的工业发展方式，使得多数竞争性产业长期处于低端地位，面临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等突出问题。面对新的经济格局，要顺利实现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使自主创新成为工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近年来，泰安积极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显不足，对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带来不利影响。

2.2投资驱动特征为发展方式转变带来困难泰安工业增长具有明显的投资依赖性，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2010-2014年全市工业投资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全部工业增加值)分别为67.6%、70.0%、74.6%、75.5%和81.3%，呈高位运行并逐年提高的态势；而工业投资效果系数（全部工业增加值增加额/工业投资额）分别为0.209、0.120、0.089、0.071和0.042，投资效率呈降低趋势。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工业投资率居高不下，但工业投资效果系数明显下降，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状况，制约了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和发展方式转变进程。

2.3产业发展外延粗放为集约发展带来压力发展方式转变主要是实现由速度型经济向效益型经济转变。目前，泰安工业仍为规模效益型，利润增长主要来源于规模扩张，而不是效率提高。装备制造业虽是全市的重点行业，但多数行业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增加值率偏低。从产品看，初级产品、传统产品多，名牌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核心竞争力不强。

2.4工业结构性制约仍然突出近年来，泰安在工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为，一是资源的瓶颈制约进一步显现。高耗能行业在工业经济中占比较高，2014年泰安六大高耗能行业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23.2%。二是产业层次较低，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仍比较粗放。泰安的工业结构重化特征明显，重工业占近八成，优势产业仍主要集中在能源、原材料工业，主导产品仍以初级加工和中间产品为主，带动性强、适应市场需求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产品与最终消费品比重较低。大型企业多处于产业上游，关联度不高，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仍非常紧迫和艰巨。

2.5人口素质和观念的影响泰安市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还不够高，全市仍有七成的劳动年龄人口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市劳动年龄人口中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占比高达74.8%。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不高，不能适应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另外，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片面追求数量的增加和产值的提高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忽视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种落后的思想观念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所以一谈到经济增长，就会想到物质财富的增长，忽视科技的投入和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以及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从而出现了“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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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马歇尔认为：“在所有投资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论，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对人的投资，能够提高生产力的部分。他指出，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主要形式。人力资本投资既是发达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更是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教育和经济发展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在全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就成了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当务之急。云南省是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省份之一，故研究云南省的教育与经济的发展状况对我国整体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一、云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从1997年到2007年全国及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国GDP从1997年的78060.8亿元到2007年的251483.2亿元，增长了2.22倍。其中云南省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GDP从1997年的1676.17亿元到2007年的4721.77亿元，增长了1.82倍。北京市发展较快，GDP从 2075.63亿元到2007年的9006.23亿元，增长了3.34倍。具体GDP的变化情况如图1和图2。

我们看到，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很快，尽管云南省经过多年的建设，经济有了明显的进步，GDP有显著的增长，但相对全国增长是缓慢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属于落后的。对比北京市，发现云南的经济发展缓慢，云南GDP总是低于北京GDP，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越来越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计算出云南省的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见图3。从图3可以看到云南GDP占全国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2.15%，1998年略有提高，然后逐年下降，到2007年为1.88%，说明尽管云南的经济是在发展的，但在全国经济比重中呈下降趋势，也说明在中国相对其他大部分地区，云南省经济发展的速度缓慢，属于发展落后地区。

从衡量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人均GDP来看（见图4），全国人均GDP逐年增加，其中北京市人均GDP增长最快，从1997年16609元到2007年56044元，发展迅速，远远领先于全国，而云南的人均GDP也在逐年增加，从1997年4121元到2007年10496元，但一直远远落后于北京市，并且低于全国水平。2007年云南省人均GDP不足北京的1/5，约为全国的55%。

10年前云南和中国平均水平差距不是很大，但这十年来一些地区发展迅速，例如北京、广东等地区，而云南的经济也在发展，但发展缓慢，故云南和其他发达地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通过对比，我们看到云南省在中国不仅经济落后，而且发展落后。

二、云南省教育投入状况分析

“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息息相关，为了促进云南经济长远发展，尽快缩小与发达省区的差距。我们来分析近年来云南省教育投入的状况，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作为衡量教育投入的指标。

按照全国各地区2000年到2005年的GDP，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计算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各地区GDP百分比，利用统计计算软件SPSS13.0分别对全国31个地区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采用类平均法，聚类距离用平方欧式距离），分成三类，结果如下。

按2000年到2005年的GDP聚类（结果见表1），其中广东自成一类，六年来GDP最高，远远高出其他地区，平均约是北京是的3倍、云南的6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第二类由江苏、浙江、山东组成，GDP在全国属于高水平，是经济发达地区；第三类以北京为代表的11个地区，GDP在全国属于中上水平；第四类以云南省为代表的16个地区，属于经济落后地区。

按2000年到200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聚类（结果见表2），可以看到分类结果和GDP分类结果差别不大，说明教育投入与GDP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其中广东的GDP最高，教育投入也最高；第二类的除了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外，其他三个地区都是GDP高的经济发达地区，教育投入相对也高。而北京、上海是我国直辖市，理应加大教育投入。第三类除了云南外，都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教育投入在全国也属于中上水平。第四类属于经济落后地区，教育投入也相对落后。我们看到云南经济落后，但教育投入并不落后。

按2000年到200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聚类（结果见表3）。可以看到，最高的是，其次是北京，最后就是云南、贵州等经济落后地区，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贫困地区对教育的投入比经济发达地区要普遍高一些，政府对西部落后地区在教育投入上是倾斜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选择对比了几个特殊地区2000年到2005年间的教育投入占GDP的百分比的变化（见表4）。

其中广东省由于GDP最高，教育投入比例低于全国水平，而、云南等经济落后地区教育投入比例高于国家水平。

三、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的回归分析

1、全国教育投入与GDP增长的回归模型

为了进一步研究教育投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来分析教育投入Y与GDPX1、GDP增长X2、上年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X3之间的关系，以2000 年到2005年，全国31个地区的数据为分析对象，利用统计软件SPSS13.0作二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得相应的线性回归方程。

2005年：Y=-14070 + 501X1-1728.642X2+89158.672X3

其中样本相关系数r=0.999， F检验（伴随概率接近于0），并通过T检验，说明X1，X2，X3对Y 影响显著，均被引入模型，并且模型拟和效果较好。

2004年：Y=-385824 + 496.708X1-1449.872X2 + 138864.4X3

2003年：Y =-464441 + 396.438X1-990.407X2 + 148232.1X3

2002年：Y =-724091 + 290.57X1 + 211876.5X3

2001年：Y =-675402 + 278.987X1 + 222127.6X3

以上回归方程都通过检验，回归关系极显著，模型拟和效果好。

2000―2005年的回归模型有共同点，教育投入Y与GDPX1，上年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X3正相关，说明教育投入是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也随着上年教育投入占GDP的百分比的增加而增加。

其中2003年到2005年的模型显示，教育投入与GDP增长X2负相关， 教育投入随着GDP的增加量X2的增大而减小，也就是说明经济增长快的地区教育投入量反而降低。这是因为我们分析的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地区的情况，一个国家是一个整体，经济发达地区要对贫困地区作出贡献，政府对于像云南这样的经济落后地区在教育投入上是倾斜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更能促进整个社会共同协调发展。

2002年和2001年的回归模型显示，教育投入Y只与GDPX1，上年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X3有关，正相关；而GDP增长X2没被引入回归模型，说明2001年和2002年GDP增长X2对教育投入Y影响不大。

2、云南省教育投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回归模型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是国际公认的考核各国教育投入的主要指标，由国家的能力及考虑对教育支出的优先程度来决定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这个比例目标定为4%，16年来一直未能达到。纵观全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与经济落后省区有很大关系，为此我们从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分析云南省教育投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关系，为寻找促进云南教育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途径奠定基础。

根据2000年到2005年云南省GDP、云南省财政性教育经费，计算出2001 年到2005年的增长数据。以云南省教育投入增长作预报量Y，以云南省GDP增长作预报因子X，利用统计软件SPSS13.0作线性回归分析，得相应的线性回归方程：

Y=61579.854+274.578X

其中复相关系数r=0.75， F检验的伴随概率等于0.144，经检验模型拟和效果不好。

根据散点图看到，云南省的教育投入增长与GDP增长成曲线回归关系，分别利用Spss13.0提供的10种曲线模型（二次模型、复合模型、生长曲线模型、对数曲线模型、S曲线模型、三次曲线模型、指数曲线模型、逆曲线模型、幂指曲线模型、逻辑曲线模型）进行曲线拟合，比较结果，其中二次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

二次曲线回归方程为：Y=242477.3-1132.376X+2.153X2

其中r=0.969， F检验的伴随概率等于0.061，拟和效果较好。

四、结束语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近年来整个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教育投入在增加。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在全国属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并且与发达地区差距越来越大。通过统计分析建立了全国的教育投入与GDP、GDP增长、上年教育投入GDP百分比的多元回归方程，以及云南省的教育投入增长和GDP增长的二次回归方程，为进一步研究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另外，在分析过程中我们看到云南省在教育投入占GDP百分比上是超过发达省区的，政府对云南省加大了教育投入，但云南省的经济状况近5年并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仍然偏低。增大教育经费投入没有达到相称的经济增长效果。这我们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思考，首先，教育投入的收益是个长久而持续的过程，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也不是短期内能看到的，我们要坚信教育一定是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其次，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地区教育发展和提升的基本物质保证，作为贫困地区也要优先发展经济，为教育促进发展创造条件，最终实现经济教育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西奥多・w・舒尔茨著：教育的经济价值[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