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前言：经济学研究是一门系统学问的研究，其源自于《国富论》中，且在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后形成了众多派别。纵观经济学发展历史，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衍生与新古典经济学始终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针对此现象，当代经济学专家开始对其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与了解。以下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比较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相关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并由此带动新兴古典经济学考察的不断深入。

一、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差异

（一）二者研究核心不同

从大量的研究数据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差异，而研究核心的不同即为二者间差异的主要体现。经过经济学者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出，在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其研究核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将资源配置问题化为了自身研究重点。而导致研究核心发生转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马歇尔专家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数学工具较为匮乏等问题，最终导致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将重点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层面。然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的选择存在着异议，进而致使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中的限制，并借助现代化研究工具展开了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重点研究[1]。

（二）二者分析框架不同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的分析框架也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即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由于其自身研究重点定位的不准确导致其分析框架的设置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因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在设定分析框架过程中强调了对于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绝对两分限制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中利用了供求边际分析方法对资源配置等问题展开了详细阐述，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无法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剖析。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是利用生产函数来对厂商的生产情况进行描绘的，因而其对专业化经济概念来说无丝毫作用。在此背景下，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摒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符合自身研究特征的新型经济分析框架，且通过经济化概念的形式体现厂商生产状况。

（三）二者的基本分析工具不同

分析工具的选择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将最优决策中的某个变量设定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边际分析。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采用了超边际分析形式，即通过对文定理的分析排除不可能的数据解释，然后对剩下的角点解展开局部最优值求解处理，最终达到分析目的。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

（一）二者都是四层次分析法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四层次分析法。四层次分析法中的第一层次即表示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通常通过数学函数来描述决策前的经济环境，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等。第二层次的决策结果取决于个人，此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环境存在着随时变动的特性，因而利用环境变化来描述人的自利行为必然会受到人为因素的限制。第三层次是由个人行为和人与人间相互作用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常常处于静态分析状态。此外，若在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结合时间因素对研究的影响，那么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及第三层次均会呈现出动态决策结果。第四层析的分析是对前面分析结果的一种诠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继承的同时，亦对其分析法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与说明[2]。

（二）分析工具是一脉相承的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一脉相承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应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即超边际分析工具分析的结果要更为集中且精确。此外，超边际分析应用了现代化的数理模型及工具，简化了分析过程，同时深化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第二，超边际分析内容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工具中分析的核心与关键，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重点研究问题，即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展开了有效解决。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处在发展中阶段，因而在此背景下对其展开细致的评价具有一定深远意义。即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兴起的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也由此迎来了新的挑战，并为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拓宽了其分析范围，致使其在此基础上必须通过整合自身核心理论达到最佳的分析状态。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对超边际分析工具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且强化了相关专家学者对分析工具的研究，最终由此提高了分析工具的应用水平。另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在我国经济改革中起到了引导作用，且调动了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3]。

结论：综上可知，古典经济学在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后实现了不同派别的分化，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思想，其在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与分析工具的基础上，也继承了其四层次分析法，且对其分析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相应补充，最终达到了精准分析的目的。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分析工具的分析内容，且通过对分析工具的优化解决了分工与专业化等相关问题。（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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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金融市场是现实生活中最为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例证，有效市场理论假设证券市场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信息，任何公开或非公开的市场信息能够立刻通过价格传导到市场参与者，参与者能够根据市场信息做出理性的反映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因此市场能够实现动态的一般均衡。但是金融史上的历次金融危机的普遍特征却是市场远离均衡的剧烈波动，而且每一次波动中市场参与者都表现出了如同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指出的种种非理性的表现，这使得人们开始反思有效市场理论和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希望通过经济学基础假设的改进使得经济学更为准确地描述人们的行为和接近现实世界，从而减少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及其破坏性。

一、有效市场理论――从微观到宏观

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核心就是市场参与者追求个体效率，围绕这一逻辑核心的分析范式是：首先阐明理论假设；在理论假设基础上用数学的方法描述研究对象的行为；用经验事实检验理论模型。贝克尔对经济分析的核心做了精彩的概括并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可，他指出，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理论考察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人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互动过程及结果，因此理性假设既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分析起点也是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人行为有两个最根本特征：其一是动机的“自利”性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经济人行为方式的“理性”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所有人都是经济人，都按照边际均等原则实现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这就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可以通过求解市场参与者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的最优解实现市场参与者的效率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则主要描述了通过市场参与者的最优行为实现市场的动态一般均衡。至此，新古典经济学实现了从微观个体均衡到宏观一般均衡的刻画。

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理论则是新古典经济学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刻画，通过假设市场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证券市场价格能够迅速反映市场上公开或未公开的信息，参与者充分了解购买证券后果的概率分布而且能够选择使自己目标函数最大化的方案。在这样的假定之下，证券市场的常态应该是动态均衡的，任何的短期波动或冲击都能够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迅速恢复。因此，理性假定奠定了有效市场理论的微观基础，是金融市场长期均衡的基石。

二、金融危机的主观机理――有限理性

根据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的有效市场假设，只要市场参与者满足完全理性的假定条件，市场均衡是常态，任何的非均衡是短期的而且市场能够迅速修复。但是人类金融史上金融危机并不新鲜，而且大规模破坏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市场远离均衡而且恢复缓慢。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破坏力惊人，各国纷纷启动救市计划。金融危机的现实促使人们反思有效市场理论的核心假设――完全理性。

总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遭到了两方面的批评。西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太强，能够在任何时候准确计算自己收益和成本的完全理性的超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并提出市场参与者实际上只具备有限理性。西蒙指出：市场参与者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市场，参与者无法知道各备选方案结果的概率分布；参与者认知现实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类的理性是在有限的认识能力约束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化。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卡尼曼认为：完全理性是不可能的，人类有很多认知偏差如人类的自负即往往趋于高估自己的能力等，因而容易走向个人非理。

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中指出，人们获得最终的结果并非出于对于各种可能结果精心计算概率分布而最终实现最大化。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静态到动态，由于所处世界的复杂性超过了人们的认知理解能力，面对现实的极端复杂性，人们不得不假设人的理性是完美的，并以此作为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为研究真实的市场提供了参照标准，从而测度、估计现实的市场状态是否达到最优，用与理想的市场（资源配置达最优）的差距来评价现实市场。但实际上，完全理性是不可能达到的，现实市场中参与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因此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观方面的原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现实参与者的有限理性与有效市场假设下完全理性的冲突。

三、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

理性可以分为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新古典经济学把个体理性建立在理性公理的基础上，即：反身性，完备性，传递性等，但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排除了集体理性，排除集体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市场失灵。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来自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等，这就在于个人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最大化的结果，经济学中即称为“社会困境”，因此大部分市场失灵现象具有个人理性导致社会困境的一般特征使得完美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境界。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往往不断恶化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这就在于金融市场的主导理论有效市场假设只关注市场参与者单个的最优化，而不考虑市场整体最优化的实现，而市场整体最优化的实现有赖于参与者单个的最优化外和市场整体最优化之间利益冲突的有效调节。

例如金融危机的爆发首先要有泡沫的膨胀期，这就如同凯恩斯的“选美”理论，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想实现个人的最优化，但由于市场整体理性考量的缺失，在个体理性的驱动下，市场参与者考虑的不是市场将来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泡沫，而是积极的猜测大多数投资者的选股倾向和购买行为。而且在金融泡沫不断堆积衍生的过程当中往往有很多投机致富的示范效应从而使得个体投资者视投资行为为非理性而投机从众行为为理性。从市场参与机构来看，参与机构在金融泡沫的堆积过程中往往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在金融衍生品创新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金融衍生品一方面可以控制金融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因而是风险管理的很好工具；可是另一方面若金融衍生产品使用不当，或者被滥用，反而会放大风险，造成灾难性后果。在金融泡沫不断堆积的过程中，参与机构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往往会视金融创新本身为点金术，如此次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失控的金融创新的后果。新古典经济学排除了集体理性的研究，从而使得市场如何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的过程研究成为缺失的一环。因此，金融危机的破坏性通过个体理性向集体非理性的传导机制而不断堆积和恶化。

四、经济学需要更接近现实世界――几点建议

从郁金香狂热、南海泡沫、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史上历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使得人们又一次反思和追问经济学的解释力。笔者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经济学的启示是经济学的完全理想假设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改进，此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要进一步的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得经济学更加接近现实世界。

（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有效协调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使用很多假设以实现逻辑自洽，如一般均衡模型假设不存在货币、政府，法律制度，产权体系，银行等等，所有信息通过价格进行传递和调节，而自由市场机制还需要非市场制度才能使市场得以有效运行。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悖论说明仅依靠价格机制难以协调市场参与者与市场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在无秩序的、多元的个人理性与有秩序的集体理性之间搭建均衡应该是此次金融危机对于经济学的启示之一。

（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自从马歇尔把边际分析引入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出现了数理化的倾向，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把数学最优化和经济学均衡原理相结合，使用数学形式表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此后，西方经济学逐渐从语言表达和图解式的分析方法转变为用现代数理经济分析方法等高深数学为主的工程化研究方法。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方面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但正如波普尔和哈耶克在《经济学》杂志中表示，社会科学不可能得出像物理学那样的结果，哈耶克猛烈的抨击了机械的、不加鉴别的适用自然科学的定量方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建立在个体理性假设基础上，严格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数理化求解目标函数的最优解。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根本不同，只有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相结合才能更准确的解释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现象，比如借鉴神经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结论。但是，由于很多社会科学的结论是很难或没法定量化的，比如集体理性该如何衡量，有限理性该如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即使能够量化，纳入后经济模型能否求解，这些都需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经济学家哈恩曾指出：为证明“无形之手”，新古典经济学家走上了一条非常狭小的羊肠小道才走到了峰顶，而走上峰顶的重要垫脚石就是理性公理假设。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启示就是：为认识复杂的经济世界而不得不做出的理性假设使得经济理论不足以对现实予以充分准确的刻画和解释；理性假设本身需要改进，作为新古典理论大厦的基石，理性假设的改进需要付出精心的探索和长期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著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

［2］［美］乔治・索罗斯《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4月

［3］张平，刘霞辉《中国经济增长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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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者都关注经济行动中交易组织和制度，并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将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领域研究在基本假设、方法论主张等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所区别。本文旨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主张进行简要梳理和比较。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回顾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熊彼特、韦伯等人都使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但这一时期的学科界限还不明确，学者身份往往带有综合性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数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对认识一些经济现象的局限，并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反思，结果是经济学发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学的新取向。

经济学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贝克尔。他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及范围，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拓展到个人、家庭等范围，使经济学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物质生产领域，把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学领域。经济学家的这种学科“入侵”，引起了社会学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会学者也尝试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使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的产生。他认为，社会网络是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市场是一种社会网络，它体现了社会关系。怀特的研究极具开创性，这标志着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这种学科交叉，在经济学领域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代表，在社会学领域则表现为新经济社会学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体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核心概念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Williamson，1975）。诺斯（North，1981）的研究关注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中的运用。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假设

通过对科斯、威廉姆森、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但这些假设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1）“经济人”假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关注制度或松散地对制度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产生及变迁问题。围绕“交易成本”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学派具体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质上仍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效益最大化问题。（2）“有限理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主张“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科斯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这样的假设，即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当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预判后发生的行为（Coase，1994）。（3）“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确定性”和“简单性”假设相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环境中充满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因此交易双方都力图将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纳入契约之中，契约的达成在交易过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体系

（一）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的，他在《大转折》一书中写道：“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对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企业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著名观点（Granovetter，1985）。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主张，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中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经济社会学也因此得名。新经济社会学是建立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的。

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关于个人的原子化假定，他们认为社会个体决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个人的社会行动和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其中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社会的网络关系特征，因此研究社会关系网络是十分必要的。新经济社会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是一项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即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关注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并对此进行广泛研究。

（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假设

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从新经济社会学的上述基本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1）“社会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行动只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行动者有多重动机。格兰诺维特认为“尽管重要，经济行为也仅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类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设。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具有“嵌入性”，经济行为被“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仅仅用个体的动机来解释”。（3）“社会建构”假设。20世纪90年代初期，格兰诺维特阐述了“嵌入”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关系性嵌入，另一种是结构性嵌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由关系性嵌入转向了结构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经济制度何以被社会建构。格兰诺维特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个社会命题：经济行为总是社会性定位的，它不可能仅仅用个人动机来解释；社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来形成。

四、结论和讨论

在行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有不同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中基于个体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则是建立在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基础上，特别是强调“嵌入性”，即经济行动嵌入于特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已有的研究和基础和假设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两种理论的不同取向，这种不同也根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方法论差异。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没有突破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单一性局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则是多层次多方向的，不仅限于某一单一领域。一个显著的表现在于具体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规范分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则更像一种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对地忽视规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以组织和制度分析为共同切入点，为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行动打开了新的一扇门，引领了新学科的交叉。同时，两种理论的发展，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两门重要分支学科的进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J].法律与经济学杂志，1960（3）.

[2]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和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3]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G]//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奥利弗・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8]兰建平，苗文斌.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2009（1）.

篇（4）

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要服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对资产阶级的经济从质上进行分析，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又区别于重商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最早提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命题。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威廉•配第曾说：“还不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威廉•配第没有区别好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没有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仅仅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是他没有区别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继承和发展了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体系建立起来。亚当•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特征，他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还认为商品价值有工资、地租、利润三种收入共同决定和调节的，现在的学者将这个理论称为“收入决定价值理论”。在亚当•斯密之后，大为•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形成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马克思写到：“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时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使得以后的理论带有非科学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性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部分也有不科学的部分。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共同的来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为代表的，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其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继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成了两个支流，一个支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另一个支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是由英国马歇尔和凯恩斯，美国萨缪尔森和斯蒂里茨发展的经济学，经过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发展，成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棵大树，引用：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比喻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树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同的理论，都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扬弃。

三、西方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源一样，同样，西方经济学也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是由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的，宏观经济学主要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理论的，微观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理论的。均衡价格论的本质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批判继承了亚当•斯密“收入决定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是由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等理论有机组合的产物。西方经济学是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体系。无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了劳动价值论，使得它们的理论体系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理论来源都是一样的。

四、大学生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要树立正确认知

首先，大学生要树立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观看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其次，大学生要从感性和理性上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认识，大学要在学校课堂上认真听课，课下要积极地查阅相关的资料。再次，大学生对两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可以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起来，从实践中再获得认识。最后，大学生要能力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回归与实践，要与当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1]（苏）弗•谢•阿法纳西耶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5）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转贴于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篇（6）

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学者并不是陌生的东西。且不说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如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著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即使30年代以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加尔布雷思、熊彼特等人的理论，也都时髦过一阵子。更不可忘记的是，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经济学”，并且还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先驱。然而，人们在狂热推介新制度经济学时，却很少有人比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甚至还断然否认它们之间存在任何理论关联性。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历史演进和逻辑联系两个方面，把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一番比较研究，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制度经济学比旧制度经济学有质的飞跃

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有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形成时期，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为主要代表；第二阶段为过渡时期，以艾尔斯、贝尔、米恩斯、加尔布雷思等为主要代表；第三阶段为发展时期，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等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众多、成分复杂的庞大理论体系。虽然加尔布雷思等人的理论曾经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而风行一时，但时过境迁，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成了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的专有名词，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称为旧制度经济学。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认他的理论与旧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系。他把新制度经济学称为当代经济学，而旧制度经济学则称为近代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还是对立的。科斯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他们尤其反对古典经济理论”。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提出实证的理论学说，它当时所表现的仅仅是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不满和批判态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东西，近代制度经济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工具(或范式)供别人或后人去使用”。科斯和施蒂格勒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划清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们否认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则不符合实际。

且不说新制度经济学派在重视制度因素分析这个基本点上与旧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继承了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传统和思路；在许多基本理论范畴上，也可以明显看出新旧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或者说，在旧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范畴的雏形。例如，科斯理论最核心的交易费用范畴，与康芒斯的交易范畴就有理论渊源关系。康芒斯把“交易”作为与“生产”概念相对应的经济学的范畴，并且对交易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与分类。在康芒斯看来，交易活动是“制度”的最基本单位，制度只不过是无数次交易活动的结果。因此对不同类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转化为对不同经济制度的分析。这样，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从而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不过，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学、心理学、法学及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本身的内涵，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最重要经济制度的产权范畴，从旧制度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遗传更多。凡勃伦提出无形财产的概念，并认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础，这样就为公司产权分析开辟了道路。康芒斯强调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从所有权稀缺到制度稀缺展开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体行动来建立秩序的制度体系。艾尔斯、贝尔和米恩斯等人继承凡勃伦传统，以技术与制度的矛盾为主线，深入分析公司内部权利结构的变化。诸如此类的研究，直接为产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果进行更仔细的比较分析，几乎所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或深或浅都闪耀着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学派继承了旧制度学派的传统，在研究出发点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理论生涯的。凡勃伦摈弃了边际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认为马歇尔建立在资本主义“和谐”基础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论”，与事实不符。并且，庞巴维克把人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抽取出来，孤立地分析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途径，也是错误的。他强调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的分析，主张建立分析制度变迁的“演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沿袭着“凡勃伦传统”，无不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经济人”基本假定的修改，从制度方面或经济结构方面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建立一个与新古典迥异的制度经济学体系。

指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传承关系，不是要抹杀它们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新意所在。的确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学派的革命性转变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来展开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实证科学的范畴，从而使制度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真正成为了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简明起见，如果不考虑在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从总体上看，新制度经济学相比旧制度经济学的创新主要有四点：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凡勃伦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学方法，康芒斯应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学派严格按照实证性的新古典方法进行研究。诚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是用经济学方法去研究制度问题，大大拓宽了理论视野和提高了理论的逻辑实证性。二是理论体系上的创新。除了康芒斯试图创建一个理论体系之外，可以说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不成体系。而新制度学派依托较为成熟的新古典体系来展开理论分析，就使其理论大致能够保持逻辑一致性。虽然目前新制度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初步可以自成体系了。三是基本理论范畴上的创新。旧制度学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凡勃伦的“无形财产”、“有闲阶级”、“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导向”等等，但基本上没有形成严格的理论范畴。相比之下，新制度学派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范畴，而且范畴的界定相对严格规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辟了一片新领域，形成了经济学上的一场革命。“交易费用”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产权结构、关系、外部性问题、集体行动、寻租活动、多种体制组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领域。最后，表现为研究领域方面的创新。旧制度学派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在企业层面或微观经济领域，新制度学派的理论视野却要广得多。虽然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及组织仍然是一个研究的重点，但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及其理论应用，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到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到历史的制度变迁，已经涉及到社会经济一切领域，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庞大的理论体系。

二、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创新

篇（7）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25-05

对许多非经济学专业的人士甚至许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这门学科好像是超越了与妇女权利运动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斗争。毕竟，经济学总是力求成为一门客观的科学，其模型和方法的设计保证了经济分析的严密性。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承认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可能存在一些性别歧视，但是他们认为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克服。然而，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却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知识本身也折射着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女性主义对经济学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而严厉的批判，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由男性创建的、反映男性社会信念的学科(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参见参考文献［11］。)

福利经济学是从伦理的层面来阐述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面貌出现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主要包括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以及后来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社会选择学派福利理论等。女性主义者认为，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理论有很多，但皆是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为蓝本，二者成为当代诸多国家福利政策和福利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也正是由此来批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竞争）市场（即信息对称、物品具有完全分割性和可交易性、没有外部性、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和拥有标准性偏好的市场）会带来产品（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主张建立市场机制，这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社会分配状态）都可以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来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或进行合理的总量税调节。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思想是在女性主义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思想碰撞和交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为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认为，每一个人一生都离不开关怀和被关怀。从作为类的人来说，如果失去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延续下去。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在于它所追求的福利标准是以功利主义伦理原则为基础的，不管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帕累托福利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卡尔多―希克斯虚拟补偿福利标准，都是以功利主义的福利观为基础的。这种福利观崇尚市场价值，把外在的功利或者是效用看作是福利的最高准则，把福利等同于效用，忽略福利的内在价值层面，贬低甚至是无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生产活动的价值，割断了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割断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女性重视关系导向、以关怀为主的伦理，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以关怀伦理为基础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批判和挑战。

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挑战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挑战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市场，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实质上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效用最大化。换句话说，以效用为核心的市场价值标准构成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当“效用”达到不可改善的规模时，社会成就最大，社会的幸福程度达到顶点，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被称作帕累托经济效率。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效用最大化当作福利的全部内容，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率目标，混淆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忽略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活动(注:当然，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这种情形有所改变，但是妇女所承担的家庭劳动份额仍然很重，同时即便这一点不存在了，家庭劳动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用性也有很大的缺陷。)的价值，忽略了家庭也是人类福利源泉的事实，从而使福利经济学陷入了效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死胡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把由妇女完成的家庭劳动看作是生产性活动，国民经济核算（GDP）完全不考虑家庭生产的因素,从而排斥和贬低了妇女的非市场劳动对人类社会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其功利主义福利观切断了人的福利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切断了人与其母体之间的关联，违背了女性的关怀伦理福利观。

从更高的层面来对关怀伦理加以拓展，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围，从而包括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的关怀，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缺乏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特别是女性）的关怀，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因为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以是极度不均的，因而可能会把所有的产品或资源分配给某个人或某个特定阶层（男性），而女性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居于屈从地位。并且，由于测算帕累托最优必须考虑（男性）社会成员对产品初次分配的偏好程度，因此，如果他们倾向于更偏好初次分配，那么初次分配时的（男性）富人在最终分配中至少也必须是同等富有，而穷人（包括女性）始终在贫困的边缘上挣扎。另外，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生态环境看作是人类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仅仅是从环境能够给人带来效用的层面来界定环境的福利影响，忽视甚至无视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因而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怀。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通过忽视妇女的家庭价值将人类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外部化的，这一外部化抹煞了生态环境所固有的内在价值为人类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是以狭隘的功利主义福利观为基础，它只注重市场效率，从而把家庭、公平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置于边缘化的位置上，从而忽略了家庭生产、社会公平和生态平衡的福利内涵。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挑战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暗含着（经济）效率问题和（公平）分配问题可以分开解决的“可分离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方法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场来实现生产和分配的效率；而出于“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则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改变收入初次分配来实现。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明确地把公平（分配）问题当作福利问题来解决，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以“惟效率标准”为目标的，把公平问题推托给税收政策而草草了事。尽管现实中效率和公平的分离是不可能的，但是可分离性方法论在很多情况下被看作是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框架。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经济）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主张归根到底是一种男性本位的务实性、工具性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当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 (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 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他指出总额税的缺失和委托―问题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成为幻想。)是一个伪命题的时候，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强词夺理地把效率和分配分离开来，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含有的务实性价值判断，而这一务实性价值判断是男性本位的，因为所谓的效率问题实际上是男性本位的市场经济效率问题。可分离性方法论追求市场效率标准而忽视家庭内部的公平分配问题，特别是妇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反映了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所宣称的价值无涉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仅有终极性的价值判断，即信奉“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男性本位意识形态，而且还有务实性的、工具性或称现世性的男性价值判断，这两种价值判断都背离了女性的关怀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价值判断和道德伦理，而在于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客观性亟待加强。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挑战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以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信息对称、所有的物品都具有完全分割性（divisibility）、可交易性(tradability)和不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等模型假定为基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模型假定非常苛刻，根本无法解释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照护劳动和权利（如自立的权利、免遭歧视待遇和免遭骚扰的权利等）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批判正是以这两个主要的福利议题为基准而展开的。

1．照护劳动（caring labor Care (关照) (注:一词有两重意思： 一方面指照护活动(caring activities)， 如换尿布或者提供“倾听的耳朵”； 另一方面指关怀情感(caring feelings)，如关心者所表现出的关爱。 从内在关系上来说，照护活动是关怀情感的体现，关怀情感是照护活动的灵魂。从广义上来说，照护活动包括对老、幼、弱、病、残的照护，包括对生态环境的照护等等，同样关怀情感也包括对人与自然等的关怀。 ）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家庭中照护工作和照护劳动的分析，因为照护劳动传统上主要是由妇女完成的，它也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冲击最大的领域。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论题是市场，并把市场化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边界的标准，把市场活动当作福利的惟一源泉，从而忽略了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的价值，也就否定了照护劳动作为人类福利重要源泉的价值。当然，福利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也使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家庭生产、特别是照护劳动的重要性，试图把照护劳动当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由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来提供。但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照护劳动是一种旨在为他人创造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劳动，很多时候都是完全受到内部动机的激励而完成的。照护劳动由受到非货币动机激励的个人（如父母）提供时，它具有独特的属性。照护劳动的受益人（如儿童）通常情况下不具备辨别其质量的能力或不具备订立合同而获得这一服务的资格。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根本就无法解释照护劳动的生产、组织和质量问题。如果强调儿童获得优质的照护劳动和社会资本（表现为诚实、信誉、市民责任、互惠、遵纪守法等）生产的关系来说，照护劳动明显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同时，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可行能力（由照护劳动创造）的培养，而可行能力的培养具有正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不仅使受照护的个人受益，而且还为社会培养了有涵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提供了创新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照护劳动的复杂性特征意味着解决公共品和外部性问题的传统方法已经不适合关怀照护劳动的分析。为了促进照护劳动的生产，就必须培育市场对照护劳动的有效需求。需求可以来自于照护劳动的受益人、照护劳动的供给者或者说来自于整个社会。但是，许多照护劳动的直接受益人却没有能力对照护的价值做出估价或不够资格来进行照护劳动供给的交易（因为他们是儿童或患有疾病）。向这些受益人或其人进行收入（资源）转移支付有可能增加照护劳动的市场供给量和提高照护劳动的质量，但是那些急需照护劳动的群体如果没有有效需求，那么结果就不是最优的。

2．权利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还以权利为基础从法律的角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进行了批判。权利，比如关于堕胎、订立合同或被雇佣等独立决策的权利或者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可以根据这些权利如何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怎样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机会等可交易性层面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按照功利主义的传统，妇女享有的堕胎、订立合同、被雇佣等独立决策权以及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它东西（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确保妇女拥有平等机会）的工具。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权利本身是不可交易的，可以是价值的源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因此，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12]

权利不仅仅是获得其它产品的工具，权利展示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和道德身份与地位，是尊严和平等关系的象征。具体说来，享有免遭骚扰权利的价值与免遭骚扰本身的价值大大不同，因为享有免遭骚扰的权利隐含着社会大众（包括雇主、男性和有职权的人）的承诺和责任。享有权利赋予个人使用国家公共权力的身份和地位：有对坏事或不道德行为的知情权和起码揭发坏事的权利。权利本身不可分割，也不能由市场来生产和交换。

二、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对于正确理解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缺陷、对于福利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于正确理解市场活动、非市场活动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及重构福利经济学，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福利、特别是女利的研究表明，非货币或非市场经济是人类特别是女利的重要来源，独立、自由、权利本身构成了人类尤其是女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统上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等家庭价值是人类福利极为重要的源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能只研究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福利，还必须研究以家庭、社会、法律、伦理等为基础的非市场福利。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现代福利经济学应该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1998年诺奖桂冠得主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框架作为福利标准、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基础，这一福利框架不仅囊括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的福利主题和内容，还可以用来分析照护劳动、（性别）不平等、正义、贫穷、权力关系、妇女权利、独立和自由等与女利息息相关的福利议题。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是以可分离性方法来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可分离性方法实际上是只关注效率，而把公平或公正问题简约为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并推脱给税收政策来解决，这也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惟市场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本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照护劳动的研究说明：当研究特定的法规政策对经济中照护劳动供给的影响时必须完全抛弃可分离性主张。社会政策、法律或法规采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率标准是不充分的，原因不是惟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在该领域不适用，而是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失败的。这一启发有着广泛的影响。现代公司治理经济学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标准，表现为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公司治理问题对于工作场所的组织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照护劳动的供给更有深远的影响。照护劳动的独特属性意味着不能仅仅实现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利润最大化），然后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照护劳动的社会最优水平，意味着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实现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工作时日法，产假政策，最低工资制等――必须从效率标准和社会对照护劳动生产和质量的需求两方面来估价，绝不能仅仅依赖效率标准。抛弃可分离性主张有助于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依据照护劳动在生产宝贵的社会人力资本的作用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效率。可分离性主张倾向于暗示人们：通过再分配来调整市场配置资源的惟一目标是调整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消费水平。对于照护劳动进行更详细的经济分析使社会认清产假政策和工作规章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程度，而且还使人们意识到从根本上对社会有益的东西。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权利特别是妇女权利的研究表明：福利经济学解决正义、性别不平等不公平问题也必须抛弃可分离性方法。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主张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来改变收入初次分配这种纯经济杠杆而不是通过立法等法律手段有很大的缺陷，利用税收政策这种经济杠杆仅仅实现了法律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法律权利所体现的妇女尊严和平等关系等内在价值被忽视了。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层次的拓展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照护劳动和权利两个福利议题的研究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要么忽视照护劳动和（妇女）权利等非市场产品的福利价值，要么只关注产品的工具性价值，因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是一种狭隘的“福利主义”福利观。以可分离性主张的惟市场效率福利标准为基础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政策，仅仅实现了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权利的内在性价值（即权利作为权利所产生的价值）无法通过可分离性主张得以实现：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纠正权利最终生产和分配中的市场扭曲问题。同样，照护劳动的内在性价值（人类关爱、关怀、特别是女性的关怀伦理）也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实现。金钱不是万能的。即使金钱（收入再分配）可以买到权利可以买到的东西，但是金钱买不到权利本身。新古典福利经济学通过把平等、照护劳动等规范性的问题当作公平的事物或分配问题来解决，也就是说只通过收入转移政策而不是立法和执法来解决，暗含着权利只有工具性的价值或者照护劳动的供给是照护劳动提供者在劳动／休闲之间做出的选择而已。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对福利问题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福利问题。因为通过总量再分配或总量税而实现的公平或公正是一种以效用或者功利为基础的低水平公平或公正，通过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无法达到高水平的公平或公正，无法真正地使有关公正或公平的观点和政策得以实施，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权利和照护劳动等问题。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标准基础上把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幸福、自我实现、公平、自由、良好的社会关系、生态平衡等作为人类福利的终极目标，拓展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层次，弥补了功利主义的缺陷，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福利观和人类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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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同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二、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应当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推动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经典范式是迄今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相比，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其次，我们之所以要实现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创新、现代化，是因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类十分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反常现象”，其二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大量“反常现象”。这两类“反常现象”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学只有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大量“反常现象”具有适应性，才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在马克思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学。再次，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经济学应充分吸收这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形成制度经济学范式。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运用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特征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并对其进行的科学解释，形成了引人关注的经济理论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目前，“经济学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其自身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兴经济学门类进行科学综合。一般说来，经济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与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胡进，2004)。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是一个“建立——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纵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我扬弃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成果与方法的横向综合过程。从历史上看，经济学经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当时经济学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构建现代制度经济学范式，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广泛借鉴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与科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四是广泛应用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总的来说，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临经济社会生活的挑战，但其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数学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因而是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应科学借鉴和利用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门类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0世纪以来，新制度学派、西方马克思学派、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等学派广泛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经济学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张，接近于经济学，成为构筑现代经济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新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如，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经典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引入实验室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方法。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及相通之处。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历史感。“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第二，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第三，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代经济学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进行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过现代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还能在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带来重大的理论创新，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怎样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说，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就是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制度经济学理论，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形式。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是由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因为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远距离、深层次、长镜头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但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对短时期内的具体制度变迁过程，这种研究就无法直接回答。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深入的微观分析，又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综合，某种程度上就是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是一项宏大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工程，需要科学设计、正确推进。从总体上说，这一工程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构建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一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是本质层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从本质上剖析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一个人类社会长期的、本质的整体制度分析的框架结构，以此作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其次，在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吸收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综合的制度分析的科学框架。二二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经济学的新观点。三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客观规律，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提出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化的新观点。

具体说，进行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应抓住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在经济学宏观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微观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研究对象的制度经济学综合。总体而言，制度经济学属于宏观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客观必然及其各种主客观条件，并从现存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推演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既体现人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构建能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观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这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制度经济学将这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一是要在生产要素所有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即在分析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二是要在分析各种法律、契约、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时，研究各种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种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这样，既可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的真实过程，又可以用更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来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统一上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二)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制度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质和真实演变过程的科学方法，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同时，制度经济学还应采用个体方法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个体分析方法在细致描述和刻画制度形成和变迁特征方面，在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过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个体方法论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制度经济学能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补充与完善制度经济学。

(三)在阐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实现基本理论的制度经济学综合。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繁盛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当而且必须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的变迁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来分析，认为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计较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前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后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构建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与阐明制度变迁两种动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内在联系：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相应变革时，必定同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主体会通过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来努力实现该种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分析上，我们将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体步骤、原因及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更不能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进行数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阐明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并将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

从总体上说，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的综合，也包括理论观点的科学综合。通过这些综合，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得到丰富、完善、发展与创新，形成制度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这一科学范式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制度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以此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体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基本主体和主要内容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二是制度经济学的“保护层”部分。如，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谈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逻辑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数理——模型”的数学分析方法。又如制度经济学的新观点：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根本动力与具体动力综合作用的统一：制度变迁的范围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统一；制度变迁过程是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制度调整的统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集团的集体力量与个人参与的统一，等等。

实现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这种综合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综合和演变过程。它既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理论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种关于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思想认识的深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经济学提供了营养，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四、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方法论方面看，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与指导作用。同时，应把经济学研究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努力实现其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

篇（9）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经济学是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思潮，它们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公理化演绎、理性选择等研究范式，强调要以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来替代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这种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假定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对精致，尤其是数学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广泛应用。这种形式上的精致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极具诱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经济学者的解释，“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其原理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怎样成为主流，解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学科的式微。我们可以在经济思想史中发现式微的线索，它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30、4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而非与之竞争的制度经济学或其他相关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支配范式。”

对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经济学演化方法发展的直接原因。很显然，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学应该是演进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认为的物理学机械意义上的。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然而，尽管演化经济学以反新古典的姿态出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理论内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两者互补?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历史观有何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概念的简单梳理，来解答以上的理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演化观的比较分析，来凸显各自的理论洞见与局限，从而揭示演化经济学兴起对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筑

现代演化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只有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与相互对立中才能得到较好的揭示。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物理学中的机械力学为隐喻，以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市场的完全信息假设为理论前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和市场均衡分析作为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将时间和历史作为既定因素来分析经济过程。皮奇(J.Peach)曾认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演化经济学从理论假定前提和方法论等多维度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了全面批判。

演化经济学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行为主体的“同质性”假设，认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体行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因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差异反映在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差异，引发了各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形成经济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是经济过程中的一种自主因素，这种自主因素与导致心智过程的知识结构和变化着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着学习和知识的重要。“知识的可能状态是导致世界可能发生变化的关键性力量，是产生创造性的源泉。”部分演化经济学家还认为这种知识的可能状态，说明知识并非是完全真实的，而错误是非偶然的。这种立场被称为“激进可错论”。从这种演化观得出的结论是，谬见是新知识唯一可能的来源。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切地知道决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优选择。人们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是一种试错过程，选择的目标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满意”即可。演化经济学用“抱负水平”来表示“满意的期望值”，并认为由于人们的心智状态和历史经验不同，人们的抱负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满意”在演化经济学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威特(1978)运用“满意”假设来解释经济体创新的动机和能力，认为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对现状的不满意是人们搜寻新的未知选择的推动力量。人们一般有搜寻“新奇”体验的倾向，它以一种可能较低但持续的基本速度进行。在一种社会或组织层面上，在一个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选择性增强引导着创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碍个体的新奇创造。

演化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断出现，现实世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现的时间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即意味着世界结构的变迁和世界新奇的突现，“不确定性是与想象和新潜能的创造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创造，

“经济行为者能够预期到利润和经济境遇的改善。”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变化要取决于推测人们如何获得新奇。任何新观念都是在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中突现出来，对它的评价也是以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为基础主观上做出的，它们在人与人之间是极为不同的”，由此他们得出，

“个体行为的创新性变化和种类都难以用个人主义术语来解释”，而只能从个体群层面上来进行观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认为“经济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释为与一群不同的个体相关，而不是与某个个体群中的单一个体相关。”“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理论中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与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演化经济学文献中，“个体群思维”更有着直接意义。“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学中可理解为，个体群成员的共时性个体决策表现为行为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作用的过程。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这种作用倾向增加事象的多样性。

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的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着重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纳尔逊和温特(1982)曾指出，经济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这种马尔科夫过程所体现的就是路径依赖现象。不可逆或路径依赖反映了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历史至关重要，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

综上所述，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对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大量行为主义的思想，充分考虑了人的本能、社会习俗和制度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确定性”、“多样性”、“历史重要”等几个理论假设，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简化的”、“确定性”的世界观而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论中，不确定性是世界结构变迁的前提；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历史重要”假设则突出了时间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意义。“时间不可进性”概念的引入，更凸显了演化分析与静态均衡分析之间的重要区别。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对新古典方法论上个人主义和牛顿力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态度，可以说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共识。经济学特别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点与演化经济学观点基本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将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同视为演化方式，认为马克思是经济演化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马克思是演化学者。霍奇逊曾将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概括为三个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还原论和采纳生物隐喻，认为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或至少满足这三者的前两者，才能够得上演化经济学标准，而马克思经济学就违背了这个标准。

所谓的新事象，是指经济演化过程中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强调新事象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威特(ulrich Witt，1992)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恰当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关键作用、新事象的突现和扩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 Foss，1994)力主从是否接纳新事象的本体论上将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区分开来。他认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威特等人所发展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演化经济理论立足于一个开放的宇宙，从而允许新事象的出现；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压制了新事象。

还原论一般可理解为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在一个水平(或一个单位)上得到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除了基本的元素层面，再没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没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现的特征。在霍奇逊看来，所谓的“还原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含义大致相同。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则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一切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他们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与此相关联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不懈地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与此相反，演化经济学家则认为，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现突现的特性，每一个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或不能在另一个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释。

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演化经济论者认为，经济系统在性质上更接近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喻更为恰当。20世纪初，已经有了像凡勃伦和马歇尔那样使用“生物学”隐喻的理论家。虽然在他们的逻辑结构体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学进化论观点，但是在阐释他们的经济学观点时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末的理论家，既运用了因发现基因而得以发展的生物学进化论，也使用了“种群动态学”、“遗传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学理论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当然，也有一些演化论者并不十分赞同在经济分析中生物学隐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对生物学的隐喻持批评态度。甚至实际使用隐喻的人们也拒绝使用生物学隐喻，，因为对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因此有论者指出，经济学中的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潜在的，因而许多演化论者对此不做特别的强调。霍奇逊就将演化经济学称之为NEAR经济学，即“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 embracing anti-reductiorrism)”的经济学。

霍奇逊根据以上三个标准，断言马克思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理论仅符合三个标准中的一条即反还原主义，而违反了另两条，即不接纳新事象和没有采用生物学隐喻。而这三者围绕新事象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构成了演化经济学判定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愿将经济学列入演化阵容的，在西方学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样化来源时，就将马克思拒之演化门外。

当然，西方学界还是有众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对当代演化分析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杜格和谢尔曼(W.H.Dugger和H.J.Sherman)认为，19世纪第一位提出进化理论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家是卡尔・马克思。纳尔逊和温特(1982)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许多观点与现代演化论思想是一致的。目它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将马克思与凡勃伦、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视为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西方学术界目前已经发展出了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学派，以柯兹纳和拉什曼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门施、弗里曼、戴维斯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等四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法国调节学派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法国调节学派的特点是，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而每一种积累体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着积累过程。调节学派对经济理论文献的贡献是，试图把制度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演化分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历史的特定制度条件与总需求发生机制结合起来，内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演化经济学的这四大流派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分歧，从发展态势看，它们之间有相互融合的倾向。

四、现代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演化观的分野

现代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由于观点和方法论上的相近，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曾伯格在《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一书中提及，罗斯托在晚年时曾对经济学做过这样的总结：“尽管要冒极大的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还是可以说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分为两派，新牛顿学派和生物学派。”根良教授认为，前者即是以静态的、原子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哲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后者即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研究传统，包括制度主义学派、学派、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等，并将后者称之为达尔文主义学派。

作为同一研究传统的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学上赞同实在论；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联结。但现代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在制度演进观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

演化经济学家一般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贾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经济学》一文中将演化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路径概括为“遗传”、“变异”和“选择”等三种机制。所谓的“遗传”是指制度、习惯、惯例等因素通过企业等各种组织结构相互模仿而传递，这里的制度、惯例等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化的“基因”，各种组织结构则为承载这些“基因”的载体。

“变异”则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创造过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经济学正是研究经济系统中新奇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所进行研究的科学。”而新奇来源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大脑活动持续地对已知的认知要素的重组”，形成了各种新的认知结构，即创造了新奇。这种重组过程越深入，新产生的认知结构就越复杂，因此新奇的创造是不可预测的。

威特(1978)认为，新奇的产生在于“相对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和“对新认知激励的偏爱”。前者意味着，对新奇的搜寻通常要由挑战或危机来触发；后者意味着，在环境不提供激励的地方，人们可能通过发明或尝试新事物而创造他们的动机。这两种动机是互补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类行为而言，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而这种新奇意念可能被传播，也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这种新奇被接受而产生行动，这种行动就被称之为创新。而创新在各演化经济学分支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从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纳尔逊和温特(1982)等的观点来看，在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和创新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推动了演化的进程。

“变异”机制说明的是新奇如何产生的问题，而“选择”机制要说明的是，新奇或创新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的问题。演化经济学认为这种机制只能从“个体群”概念上来进行理解。就新奇的传播而言，演化经济学认为，个体群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和“选择一占据效应”。前者揭示个体行为的选择规律，认为“个体某种行动选择依赖于这种行为已经在个体群中出现的频率。”就后者而言，一般认为，“竞争过程在新奇或创新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续地为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而制造压力”，重要的是，“它会以某种方式强制进行”。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效应”。而“占据效应”指的是，单个变异的存续对与之竞争的其他变异具有依赖性。

演化经济学正是以心智的创造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以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即以“遗传”―“变异”―“选择”机制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的演化观主要体现在历史唯物观中。历史唯物主义是者的历史演进观的共识，它将社会变迁的动因归结为经济原因，在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

马克思通过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来揭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并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产关系只是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发展到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时，生产关系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决定并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从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过程，即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的演进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进化中的重要作用，将阶级冲突视为历史的发动机，认为阶级关系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在这整个分析框架中处处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机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核心，也是者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出发点。从这两种演化机制中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演化观的根本区别。尽管经济学与现代演化经济学这两者都坚持以历史和演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的意义。但在坚持历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后者则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创造性的个人“心智”。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两者哲学观的区别，前者贯彻的是唯物主义，后者渗透的是唯心主义。从制度变迁的方向看，前者认为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将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后者则强调演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和多样的。

霍奇逊等演化论者也意识到这两者演进观的差异，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演化预设了历史演化的方向”，与“演化主义”的无目的、无方向和多样性原则相背离，并从而论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进程设想是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学界有学者还由此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视为“技术还原论”或“经济还原论”，并进而认定马克思理论就“反还原论”的演化标准也是不满足的。当然，有不少研究者为此进行过多方辩解，试图寻找各种证据来说明经济学符合演化标准。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姑且不论，事实上，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能否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学能否冠以“演化”头衔，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经济学如没有“演化”头衔，也不会失去它的理论光辉。霍奇逊的这些演化标准恰恰从侧面印证，演化论者决不是者。

五、演化思潮复兴对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自二战以来，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在与各经济学流派斗争中胜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贯彻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致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数学形式主义日益偏离现实的追求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愈趋明显地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始发于长期倡导并践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而其他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为此次危机的重灾区，这愈加凸显了新古典范式的现实局限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研究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的经

济学研究视角。演化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它的理论假设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关理论也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断有旧的理论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演化经济学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新古典经济学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下，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论在基本框架内也做了些许边际上的调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内容。

经济学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无疑有着积极意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也必将在积极总结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新经验、探索经济关系变化新情况、吸收和借鉴当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创新和发展。事实正是如此，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与非经济学的竞争和融合中得出，如“调节理论关于需求带动生产率进步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经济剩余创造和榨取的论断借助了斯拉法经济学和效率工资理论，灵活生产理论关于积累体系空间的论断有赖于新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如此种种显示，吸收和借鉴非经济学的积极成分对经济学创新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认为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它们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联结，等等。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存在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演化中的协调和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两个问题上的研究，可以为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启发和支持。杨虎涛教授认为，“在制度分析上，马克思非常强调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结构性变迁，而演化经济学则对制度的构成、分类和知识属性等问题非常重视。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经济学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Jeames Peach，2003)。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各种异端经济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排斥和打压，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国家里，经济学也正在“被边缘化”。这里既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的“挤压”作用，也有经济学自身阵容的“收缩”和经济学在中国高校教学中呈现的教条化趋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经济学在西方学界的兴起和趋热，令许多中国研究者为之振奋，近年中国学术界演化经济学研究也蔚然成风。不少学者对演化经济学备加推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将引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还有学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给经济学带来创造性转化的机遇，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某种创造性的综合，并试图多方论证马克思也是演化论者。有个别的演化论研究者对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认为经济学也不过是落后的牛顿主义，经济学只有与演化经济学结合才能获得新生。

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自然是离不开向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经济学科学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但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必须坚持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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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7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普遍出现了困难，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谋求用市场经济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选择。虽然基本目标一致，但各计划经济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绩效更有天壤之别。由此催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经济体制的变迁进行动态研究，转型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各个经济学流派都对经济转型进行了研究，我国一些学者则力图建立转型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范式。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极富价值的理论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但是，一种统一的、被广为接受的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还没有形成。这将不利于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一、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在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有三个重要概念，即过渡、转轨和转型。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这几个概念，是理解转型经济学的前提。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改革措施，是转型经济学的源头。国内外学者一般将改革与转轨、转型严格区分开来。如周冰(2004)认为，改革与转型或转轨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论的目标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而转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纯理论研究，其目标是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作出科学的阐释。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改革理论研究的母体是经济学，而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世界银行(1996)指出，转轨涉及到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深刻、系统性的变化；当改革能够渗透到社会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能够对规范行为和指导组织活动的制度加以改变时，才发生转轨。波兰G・W・科勒德克(2000)认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替代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过渡、转轨和转型三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它们各自所突显的重点并不相同(周冰，2007)。“过渡”一方面表明逻辑的起点在计划经济、终点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两头明确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强调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过程。转轨也同样暗含了两端明确的意思，但转变的内容更狭窄，即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化。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改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起点虽然还是计划体制，但终点则出现了动态和不确定的特征。目前这三个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混用着，核心的内涵还没有很大的争论。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转型是最能准确表达这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术语。

靳涛(2005)和周冰(2007)把转型的概念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是经济转型，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最狭义的转型，也是转型经济学目前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转型或者说国家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加上政治制度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指社会或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是最广义的转型。显然，经济转型是整个转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础，而且经济转型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国家和中国的转型实践说明，对于成功的体制转轨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条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对转轨更有积极意义(王蕴，2005)。主张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分的观点实际上还没有理解经济转型的特有规律，将政治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起来的分析，可以作为第二个层次转型理论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转型，显然不能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种社会科学领域，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几种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

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等为代表，其中，货币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最大。货币主义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仅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允许当事人的自愿谈判，不管权利初始界定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外部性都会得到解决。他们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当中，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

在“休克疗法”指导下的转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中国的转型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此，他们又认为，转型取决于各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初始状态，中国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如“休克疗法”的倡导人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1994)等人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开始改革进程的，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冲突。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内部条件，或者说是“经济落后”的产物。但是，中国的改革正面临着产权陷阱，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研究市场的生成问题。而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变化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性变革，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在这里都难以发挥作用。根据他们的理论，计划经济被打破之后，市场体系会迅速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新体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2、新凯恩斯主义的范式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凯恩斯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必要条件的思想，强调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能像

“华盛顿共识”那样做一个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统地论述了“后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该共识大大加强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为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必须采用多样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货膨胀、治理预算赤字和往来帐户赤字、稳定产量和促进长期增长、审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在竞争政策方面，主要有促进贸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促进私有化、确定管理控制机制等。钱颖一(1999)认为，“后华盛顿共识由简单的转轨公式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文贯中(2001)进一步指出，“后华盛顿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并且让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后华盛顿共识”把转型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竞争的作用，认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个关于市场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虽然它强调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着重于阐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对市场内在缺陷的认识提出的，没有明确区分转型条件与市场条件下政府功能的实质性不同。德・维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转型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

3、演化经济学范式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来自于达尔文主义，其奠基者凡勃伦与现代开拓者纳尔逊、温特都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凡勃伦是第一个将“演化经济学”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成为演化经济学重要的灵感来源。经济演化思想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被广泛应用，经典例子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哈耶克等人则试图为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论证。现代演化经济学发源于美国，以1981年博尔丁出版的《演化经济学》和1982年纳尔逊、温特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演化经济学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为解释持久的经济变化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要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前提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取决于“新奇的创生”。新奇的创生是永无休止的经济变化的原因，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中它被处理为经济系统内生的。演化经济学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他将“北京共识”概括为：“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如中国的经济特区)；2、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3、循序渐进，不断精心积聚具有不对称能量的工具(如外汇储备等)”。他明确表示，“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贾根良(2006)认为，“北京共识”的精髓与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观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转型会发现，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

虽然经济演化理论对转型过程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意义，但演化经济学范式也并不能成为最佳范式的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经济学对转型过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转型的本质特征。演化经济学所考察的是经济系统的一个长程的、自发的、渐变的过程，它考察的是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和方向。而转型则是较短时间内整个经济系统结构性的变化，它是急剧发生的。从历史长程来看，这种变化只是“系统演化路径上的分叉或者突变的那一个点”，“转型的结束正是一般意义的制度演化的开始”(周冰，2007)。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比与矛盾冲突，尤其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演化经济学很难对这些关键的力量与矛盾作出细致、深入的考察。从演化范式的政策观来看，它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4、制度变迁范式

制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激励机制，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组织演进的轨迹，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根据热若尔・罗兰的定义，转型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理论来解释、研究转型过程就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在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也最多。制度变迁理论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需求一供给”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转向老制度主义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则多用演进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虽然制度变迁理论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还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范式，但由于这一理论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正契合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在转型经济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樊纲(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两种改革成本并将其用于对两种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则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认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旧冯涛(1996)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战略主线，可以总称为“替代型”的改革战略。杨瑞龙(1998)通过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周业安(2000)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并认为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黄少安(2000)基于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刘(2004)则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

在单项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很容易确定制度变迁的主体，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动力、阻力等关键性概念。但是，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罗兰所谓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并不是单项制度变迁涵盖范围的简单扩大。“转型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制度系统的结构和性质的改变，由于这种变化程度的剧烈和显著，以至于使得改变之后

的制度在形态分类的意义上不能再归入原来制度的同一类型，因此才称之为体制转型”(周冰，2007)。简单地用单项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解释整体性的制度结构的变迁，不仅难以得到对转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会因遗漏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变量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三、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前景

转型经济学的起点是计划经济，终点是市场经济，中间是转型过程。目前，对于转型经济学两头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资源，但对于转型过程，也就是转型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还没有十分恰当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还没有对转型的本质进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众多的理论范式都企图“用一个子集的特征去规定全集的特征”(陈甬军，2000)。“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对过渡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过于依赖已有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观点组成理论拼盘，对过渡经济学分析问题做出的回答和解释，必然导致逻辑混乱和各种观点之间的逻辑不一致性”(张新，2005)。因此，无论从经济转型层次，还是从国家转型层次，转型理论研究急需一种统一的范式。

国外对转型理论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凯恩斯和制度范式为主，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作者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阐明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理解。但该书并没有提出转型的一般理论，更没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