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9 17:31:25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近年经济发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一、老城区近年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中部崛起战略的逐渐贯彻,合肥市年生产总值逐年提高,城建面积不断扩大,城镇化率突破68.2个百分点。合肥市的交通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地铁正在稳步建设之中,这将大大地便利了人们的出行;新桥机场的建立给人民群众提供了舒适的环境,提供了便捷的服务;高铁南站的建成缩短了人们的出行时间。
合肥市的创新能力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现已拥有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实验室。合肥处于江淮之间,要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中部崛起战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实验区和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合肥经济圈的推进,这将显示出合肥市蓬勃的发展力。然而在合肥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面临着很多挑战。老城区改造成功与否决定我市经济能否稳健、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老城区近年的变化
(一)老城区交通变化
在老城区拆迁改造之前,老城区的日常交通状况,尤其是节假日内的交通状况,十分不容乐观。老城区道路拥挤的情况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合肥在对老城区进行拆迁改造过程中,建设不少立交桥和高架桥来缓解交通的压力,多处修建大型停车场,避免造成大量车辆停在人行道,从而对交通造成影响。并且对道路的排水系统进行了整修,避免暴雨天对交通的影响。
改造后的交通对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使得交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相关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这会加快合肥市运输业的发展速度,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会让本市与外地的联系更加方便、快捷,促进本市与外地的经济往来增多,此外还能促进合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交通快速、方便、准时的优势将给商务、旅游、购物等出行带来质的飞跃,区域之间的协调能力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提高了经济质量,节约了成本。
(二)老城区住房变化
在一些老城区普遍存在着人口拥挤,基础设施落后,生活环境脏乱差等不好的现象,这就迫切需要政府予以改造来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因此政府对城区的拆迁和改造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改造后,截止到目前,合肥市已基本完成了城中村和危旧房的改造,极大地提高了基础设施的能力同时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真正实现了建设成果与民同享,提高了人民的整体的生活水平。诸如一些房屋建筑密集,人口众多的老城区经过了科学的规划,实现了城区环境的巨大改善。合肥老城区在拆迁改造过程中,政府出台限购令,增加了保障性住房以及公租房的数量,这也将缓解广大毕业生毕业之后对住房的迫切需求和许多普通居民住房的需求。
在改造中要注意保留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的建筑和历史遗产。在改造之前需要对老城区进行合理的规划,调整好老城区的布局,要以人为本,要为居民提供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三)老城区商业变化
作为核心老城区的庐阳区承载着繁华与名气的同时,却也存在着交通拥堵、硬件老化、配套设施落后、规划布局不尽合理、文化特色不够鲜明等诸多局限与不足。合肥淮河路步行街承载着繁华与名气,集餐饮与娱乐于一体。明教寺和李府也成了有名的人文景点。但其在建筑上难显整体,显得杂乱无章,各种建筑参差不齐,从视觉上看色彩也难以统一,显得错落无章。此外在一些巷口中,也存在着小商小贩等乱象。
三孝口承载着老合肥人的美好回忆,也是合肥市繁华的商业区。对于三孝口天桥的拆迁改造许多老合肥人表示不舍,但是事物总是发展的,发展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只有新事物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所以三孝口要发展,天桥被拆是必然的。
对于淮河路步行街的改造,就是要修建一条新的商业街与之对应。可预想的是,在不远的将来,拥有着大型商业设施的“安徽第一路”的商业圈随之产生。发挥其历史优势,调整商业布局,实现突破和创新,符合人民的需求,才能实现合肥商业的繁荣。
(四)老城区生活变化
民以食为天,就要对菜市场的整洁和规范化进行整治,以前的老城区的菜市场脏乱差现象普遍,所以针对老城区菜市场的整改就需要进行提升型的改造。提升型改造主要是对道路和环境的改造,使之成为规范型的整洁的菜市场。除了对环境和摊位的整治,更要对流进菜市的食品的质量进行严格把关,确保环境的整洁、菜品的质量,才能确保居民日常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增强民众的幸福感。
(一)国内外工业化阶段的不同划分法
以钱纳里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家,把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即工业化初级、中级、高级阶段;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即发达经济初级、高级阶段。
国内经济学家把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分为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新工业化阶段。
(二)新工业化内涵
新工业化实际上是为了应对传统工业的危机而出现的,突破了传统工业化的界限而进入了比传统工业社会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有完整的新科技体系作为科技支撑和完整的新产业体系作为生产方式。
新工业化作为一种比传统工业化更高级的物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并不仅仅是一两种高科技成果及产业化,而是通过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生态科技和太空科技等一系列新科技革命形成完整的新科技支撑体系,并通过产业化而形成了更深物资层次、更大活动时空的物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把人类从传统工业时代推进到新工业时代。新工业化是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绝不能忽视新工业化这个根本方向。
(三)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新工业化的区别
新型工业化中既包含高于传统工业化的新工业化因素,同时也仍然包含传统工业化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新型工业化,“新”在它不再是完全的传统工业化,“新”在它包含了新工业化的因素。因此,新型工业化并不完全等同于新工业化。即从内容看,新型工业化具有工业化与新工业化的两重性,是从工业化向新工业化的过渡状态,它已明确指向了新工业化,它既是在中国未实现工业化之前所采取的工业化调整发展战略,又是一种包含了新工业化内核的新发展观;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历史线索看,工业文明之后走向新工业文明。因此,从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再到新工业化,是我国2l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四)新工业化的目标
新工业化的目标是:以智能化微制造科技为关键科技支撑体系,以深层次循环式人工化学生产为主导生产方式,以有限消耗自然资源的循环经济为根本经济体制,以崇尚创造、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观的新工业文明社会。
二、以新工业化理念谋划发展是吉林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全球范围看,由能源短缺和生态恶化导致的工业危机日益严重,与此同时,由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所形成的新工业革命也正在全球兴起。世界正处于新的转型时期,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面临着新的发展抉择。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出现了明显变化,智力(技术、管理、信息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物质投入的量和弹性系数趋于降低,矿产资源利用率也明显提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新的科技革命和新的产业革命,催生了大量新兴产业,引起整个工业化发展本质及其特征的改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逐渐兴起和发展,发达国家已基本迈进了信息化社会,产业结构比重向新型服务业转化,我国工业化发展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由此我们看到,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已迈入新工业化进程,它们并不是在工业化框架内寻求发展,而是突破了工业化进入了新工业化。我们的发展观也必须走出工业化的桎梏,建立和坚持中国特色的新工业化发展观。
新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这给经济加速爬坡阶段的吉林省经济带来了历史发展机遇,使我们有了能发挥后发优势,跨越一些次要的或不必要甚至是错误的环节,而尽快走向新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十二五”期间,吉林省经济由追赶型向先导型转变,必须以新工业化理念超前谋划发展,这是实现吉林省工业经济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以新工业化理念促进吉林发展的战略对策
(一)树立新工业化和新工业产业发展理念
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迈入新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新一轮全球化的产业转移与分工。发达国家的很多传统产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大力开拓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来充实国内的产业,以此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本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层次。事实表明,吉林省要想真正发展起来,不能完全依赖于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低层次化转移,应在新工业化发展观指导下,大力推进新产业革命,发展新工业产业。虽然我们还很难在短时期内摆脱工业结构落后的现状,但我们必须在发展战略上充分认识到新工业产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必须以推进新工业产业为主导,加快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达到工业经济在总量和质量上都有大幅度提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战略
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战略是吉林省走新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保障
1.加快高层次、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1)推动观念创新和意识创新。人才培养必须从过去的注重人才使用转变到有利于人才长期发展的体制建设上来,依靠教育出人才、依靠体制出人才,依靠竞争出人才。
(2)加快推进高层次、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一是以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大力加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要进一步研究制定加强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加快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继续教育。二是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要继续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制度,明确企业参与培养教育的责任。并在运行机制、管理体制、投入机制、评价监督机制等方面,制定出一系列政策和规定。
(3)鼓励高素质留学人员来吉林工作。探索建立有效的吸引留学人才工作机制和工作载体,加快构建留学人员服务体系,加大留学人才创业园建设力度。进一步做好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充分发挥在吉林省的高等院校、国家级科研院所等集聚高层次人才方面的战略高地作用,努力吸引、聘用更多的境外高级专门人才。
2.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高水平工业创新体系
(1)构建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企业、政府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体系。集中优势技术、资金、信息、政策力量,以市场应用为导向,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加强应用技术研究,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创新,建设优秀的创新体制和创新文化,促进创新活动。依据吉林省工业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建立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应用基础研究平台、科技企业孵化平台、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科技创新体系。
(2)积极推动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强产学研合作,注重引进技术的整体性和消化吸收,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向科技产业转型。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在技术开发、创业投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合作,协助他们进行新产品开发活动,使中小企业进行联合行销、联合投资、联合研发,实现资源共享。
(3)成立由产学研联合的工程研究中心管理机构。通过这一管理机构,组织工程研究中心总结交流运行经验,并对工程研究中心的运行进行必要的监控。引入评估机制和淘汰机制,对在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工程研究中心给予进一步的资助,对不能发挥作用的中心不再予以支持。
(三)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循环经济属于新工业化经济体系,它是比工业经济体系更完善更进步的经济体系,新工业化的循环经济在克服工业危机的同时实现了真正的生态化。
1.分阶段逐步实施循环经济
实现新工业化,必须树立新工业化的循环经济观念,走重质量、重生态、重创造,深层化、效率化、循环化、减量化的经济发展之路。目前,吉林省仍处在工业化建设之中,不可能完全依靠循环生产来满足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应从实际出发,分阶段逐步实施循环经济:(1)大力倡导循环经济,在一些污染严重的领域加快建立循环生产体系,重点放在以循环利用来防治污染;(2)在一些自然资源紧缺而开发较大、社会资源总量较多、依靠循环利用可较好满足经济需要的领域,应坚决走循环生产的道路,重点放在以循环利用来满足经济需求;(3)随着新工业化科技与生产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基本实现,资源的社会总量已趋于稳定,应毫不动摇地全面建设新工业化的循环经济。
2.强化科技支撑和确立建设重点
建设新工业化循环经济,要有先进的科技支撑。这主要包括深层微观生产技术、清洁生产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资源回收和再循环技术、资源重复利用和替代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等等。要抓住科技创新环节,以科技突破推动循环经济建设与发展。
(四)实施政府推动战略
1.政府引导,积极推动新工业产业发展
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往往是一些基础性、长期性、前瞻性的战略产业,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未来层面上,即关系地区的发展前途及地区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并不一定在短期内直接影响企业或个人的利益;而以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需要一定的高新技术和大量资金的投入以及各方面配合等,企业尚处在被动状态。因此,发展新工业产业,必须实施政府推动战略,要在地区未来发展层面上给予高度重视;要有全面的战略安排和运作框架;要有政府的持续支持和有效投入;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创新;要有积极的法规和政策引导与保障。只有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新工业产业才会得到较快的发展,并逐渐得到社会尤其是企业界的认可,最终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热点。
2.超前谋划,科学引导
以创新为动力,用新工业化眼光谋划发展。充分发挥工业经济综合管理部门的职能,组织社会资源,加强经济发展规律性研究和对产业发展影响大、带动作用强的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研究。紧紧把握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最新变化,以创新思维,超前谋划项目。要突出项目谋划的战略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要注重谋划平台产品和产业链延伸项目。同时,也要注重产业间的关联和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立足比较优势,谋划一批对经济发展带动作用大的项目,适时提出指导意见,为企业提供信息和项目咨询,引导企业科学决策,以达到培育新的增长极,实现大项目带动战略。必要时,对重点项目,政府可委托社会专业咨询机构,按照国际标准做好重点项目可行性研究,引导省内外金融部门、企业集团和外商外资的投入。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3周年之际,本文围绕重点工作进行解读,并就热点问题采访三地发改委等部门负责人,展示发展进程,回应群众关切。
北京甩包袱?河北留不住人?
北京是不是在甩包袱
记者:有论调认为:无论是产业转移,或是人口调控,是为了缓解北京压力,却增加了其他两地的承接压力。北京如何处理好协同发展关系?
北京市发改委党组成员王海臣: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并不以大小、高低为标准。三地之间定位不同,按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做更大空间上的布局。
北京不是在甩包袱。我们这几年关停了1341家企业,主要是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企业,没有把所谓的低端企业丢给河北、天津。但高端制造业中,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制造环节,要疏解。
疏解过程中,也包括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在2015年基础上,2016年北京向津冀的技g输出额达154亿元,同比增长38.7%。可以看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绝不是向天津、河北疏解北京压力,而是更好地谋划三地产业发展。
实际上,河北产业结构亟须调整升级,承受着去产能等压力。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助力河北的产业升级。3年来,这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天津比较优势在哪里
记者:协同发展过程中,天津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哪里?比较优势是什么?
天津市发改委主任薛新立:天津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中央给予我们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4个定位。
这反映了对天津比较优势、城市功能、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赋予了天津更大责任和更多期望。
记者:有媒体报道,一些高新技术开发区大楼等硬件建好了,但出现空置。如何改变现状?
薛新立:天津主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科学安排功能承接布局。围绕建立分级分类对接机制,防止同质竞争和资源浪费,实施产业、平台和项目“三级清单”管理。
河北靠什么留住人才
记者:有人认为,河北、天津留不住人才。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现实情况如何?
河北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了河北人才在三地间的交流合作。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资格互认协议等政策打破了区域限制。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园、博士后成果转化基地等京津冀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落户河北,为河北人才带来更多创新创业机会。
但我们也面临人才流失加重考验。与京津相比,河北缺乏先进技术、资金支持,产业结构欠佳、技术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滞后,难以吸收优秀人才。随着京津冀户籍限制放松、城际交通完善,河北优秀人才流失可能进一步加剧。
为此,河北全面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和人才兴冀工程:人才引进上,放宽外省市人才到河北工作的户籍、学历等条件限制,实行“先落户后就业”。通过直接引进、公开选拔、聘任、挂职等办法,畅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流动渠道。
人才激励上,不断完善人才评价激励办法,给予业绩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相应的荣誉和待遇,深化改革职称制度。
薛新立:三地交通日趋便捷,人才流动更方便。既有离津去北京、河北的,也有离京来天津、河北的,这属于人才自由流动。
做好人才工作,天津做了不少努力:第一,与京冀联合开展引智引才活动。第二,推动实现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资格互认互通,共建劳务用工基地。第三,简化人才引进审批流程和手续。第四,发挥示范性高职院校专业优势,为京冀培训了大批院校师生和企业职工。第五,实施三地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服务措施,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异地办证便利举措。
协同发展还有哪些难点
记者:按照3年工作目标,哪些没有实现?难点问题是什么?
王海臣:按照纲要,2017年是近期目标的目标年,是重要时间节点。北京市委市政府确定了3年工作要点,按年度任务,每年制定的重点项目、重点工程都实现了,而且都达到了比较好的预期效果。有些任务还在年度持续推进过程中,比如交通工程、城市副中心、新机场等建设。我相信,今年底,疏解非首都功能尤其是三地协同发展产业方面会取得显著成效。
河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河北认真落实纲要,出台实施河北省总体规划、功能定位规划和27个专项规划。积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打造芦台・汉沽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等重点承接平台,交通一体化格局加快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目前主要困难是区域空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雾霾未见明显好转,与群众期待相比,差距很大。
要完善科学发展与经济法理念,就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全面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念。要将科学发展和经济法理念要不断进行适应和完善,贯彻落实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因此,文章中笔者针对科学发展与经济法的相关理念,对其如何完善进行详细论述。
一、现阶段我国经济法现状
(一)在计划立法方面缺少一定的筹划
现阶段,在经济法立法方面还缺乏相关的整体筹划,因此会造成经济法立法的总体架构失去平衡。在经济法立法的过程中,立法过程中要遵循的相关法律、具体制定哪些法律以及法律之间的种种关系,都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划,在立法的长期过程中,会欠缺对经济法立法的食粮,给经济法立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二)在经济法立法方面缺乏一定的完整性
现阶段,尤其是经济方面在法律方面仍然存在法律缺失的现象,导致在经济发展中的相关行为缺少一定的约束,由此可见,在经济法方面还存在需要完善之处,例如相关的票据法等等。即便有些经济行为存在相关法律约束,但是在法律操作方面还存在需要完善之处,有些法律对其对应的经济行为还不是完全适应,在真正运用的过程中欠缺灵活性,因此,在相关的经济立法方面,还欠缺一定的完整性。
(三)在经济立法的过程中,缺乏相关经验
由于现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呈现的状态是开放型的经济,在整体状态中存在一定的国际性质。但是在经济法立法的过程中,既要结合我国基本经济状态与国情,同时还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从这两方面中进行有机结合。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法中,这种现象比较少见。因此,在经济立法过程中,仍然缺乏相关的立法经验。
二、促进科学发展与经济法理念共同发展
(一)全面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念
促进科学发展与经济法理念的持续发展,其重点是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其中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要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的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共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理念,全面促进人们经济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今后的发展谋求利益。
(二)持续推进“五个统筹”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到“五个统筹”的发展理念,其主要是指促进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全面发展,将经济、政治、精神文明进行全面推进,全面体现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促进科学发展与经济法理念的共同发展,除了持续推进“五个统筹”的发展理念之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其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采取相关法律对其进行认证解决,从中发现“五个统筹”之中包含的种种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与经济法理念的共同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全面促进经济的发展
促进我国科学发展与经济法理念的全面发展,必然要大力推行“五个统筹”的发展理念,然而从其内容来看,仍然与经济发展相关联。所以,在推进“五个统筹”发展理念的基础上,要全面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也就是国家在行使相关权利的同时,能够与客观规律相符,以免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执法人员出现主观意识,以客观角度进行执法。
三、以科学发展为基础,全面改善经济法理念
(一)在经济立法的基础上与国际进行结合
我国要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法理念的改善,其发展的重点是要在立法的相关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国际性质。现阶段我国的经济水平,在国际中仍然需要对其进行加强,尤其是在经济立法的思想以及公开透明程度上。进行经济立法理念的改善,采纳国外经验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要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国外优秀经验进行结合,从而整理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法理念。
(二)在经济立法的过程中要具备一定的方法
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要将能够发生的状况进行全面考虑,避免今后在执法的过程中出现无法可依的状况。但是在立法的同时,不要对此进行固执的突出强调,因为现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是十分成熟,因此,在经济立法的相关制定政策上还是应该敢于创新。尤其是一些涉外立法方面的法律,通常是在总结自己的经验进行建立的。所以,在经济立法的过程中要具备一定的方法,制定法律的同时滞后并不等同于落后,在立法时善于为今后总结经验,才是立法的基础所在。
结束语
由此可见,在发展经济法的基础上,必然要与科学发展相结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立法的基本目标,是制定经济法的起始点。在制定经济法的同时,与科学发展相结合,能够实现更加长远、更加全面以及科学的经济法理念,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3-212-03
广西桂林作为传统的风景旅游城市闻名于世,但整体经济发展较全区和外省其他同规模城市而言发展速度较慢,发展模式在争论中也未得到很好定位。近几年桂林市确定把工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和突破口以来,工业经济各项主要指标均以两位数的增幅增长,桂林工业加快发展的成效逐渐显现。“十一五”期间桂林工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全市工业总产值由2005年的507.2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1263亿元,年均增长20%,高于“十五”年均增速3.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由2005年的180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427.6亿元,年均增长18.9%,高于“十五”年均增速4.9个百分点。2010年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8.6%,比2005年提高8.2个百分点,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05年的23.4∶36.5∶40.1调整为2010年的18.3∶45.3∶36.4,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4%,对财政贡献率达到50%以上,工业化率由“十五”末的2.0提高到2.2,工业化进程迈入中期阶段。由此可见,桂林工业目前正处在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和经济发展周期的上升阶段。如何抢抓机遇,继续加快桂林市工业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改变有基础、没实力,有产品、没规模,有特色、没产业,有资源、没优势的现状,在三产旅游为主导的中小城市如何实现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达到产业转型,从而完成城市现代化改造,实现产业发展和旅游经济互为补充,突破城市发展瓶颈,这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就以上问题笔者想从地方政府角度提出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政府在规划指导上要从注重微观转向注重宏观
思路决定出路,制定切合实际的工业发展规划是加快发展的前提。近年来,桂林市领导高度重视工业经济的发展,把工业作为桂林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和突破口,科学计划,合理统筹,工业经济保持了平稳、协调、持续的增长,全市的工业经济也进入到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新时期,为提升桂林市的综合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导地位不断得到强化。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桂林市领导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不断转变思想观念,适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结果。但在调研时也发现,企业中“小富即安,小进则满”、“宁做鸡头,不为凤尾”的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部分企业片面看重自身的优势,不愿主动走出去寻找战略发展伙伴,缺乏借势、借时、借力发展的激情。这些与市场经济发展相悖的思想观念不消除,势必影响桂林市工业经济的发展进程。而且,区内的南宁、柳州、百色、钦州等地工业发展十分迅猛,小进则会落后。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站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加快发展,从单一的就工业某个领域发展而计划统筹整个桂林市工业发展乃至整个桂林市经济发展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从单一的靠发展旅游业为主来带动整个桂林市经济发展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从单一的依赖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某个“拳头产品”来打造整个桂林市工业发展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以思想的大解放来促进工业经济的大发展。要牢固树立只有坚持大开放、大解放,联大靠强,才能加快发展自己的务实观;破除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保守思想,树立只有借势、借时、借力发展,才能更快、更活、更富、更强的开放观;破除单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唯我”思想,树立与时俱进,在机遇面前抢占先机是能人,不抢不抓是庸人、错失良机是罪人的发展观;破除只讲困难、不讲潜力,只看劣势、不看优势的片面思想,树立依托区位优势、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加快发展的优势观;破除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什么就做什么的狭隘思想,树立敢字当头、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效率观,把不断解放思想、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谋求发展手段贯穿于工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以此统筹工业和旅游业及商贸业的发展,统筹市区工业和县域工业的发展,统筹规模工业和规模以下工业的发展,统筹区域协作和整体联动的发展,统筹工业经济和其它经济的发展,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科学规划桂林市整个工业经济,从而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和效率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目的。这既是桂林市加快工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观念,也是解决当前工业发展中诸多矛盾应遵循的原则。
二、全市工业布局上要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
有质量的规模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经过多年建设,目前桂林市工业已有了一定数量上的积累,初步形成了以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制药、食品饮料、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覆盖面较广、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日益增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苏桥园、铁山园和综合信息产业园的加快启动和实施,为全市今后加快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与全国各地上项目、谋发展的势头相比差距还较大。从调研分析来看: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有些企业干部认为项目建设是上级领导、主管部门的事,对跑项目、上项目这种苦差事,不敢干、不愿干,造成上头“热”、下边“冷”,少数人忙、多数人看的被动局面。二是工作力度不到位。在争取项目和招引项目上,缺乏锲而不舍、一抓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三是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作为项目建设的主体,还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自主上项目的内在动力不足。四是缺乏大的工业项目和项目源。工业项目的来源仍然较少,特别是大的工业项目不多,目前已实施的项目中,超亿元的虽有153个,但超5亿元的仅24个,超10亿元的不到10项,没有大投入、大项目,就不可能有工业经济的大发展。全市工业要加快发展,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除了要有量的积累外,还必须夯实基础,强化支柱,完善布局,注重效益,协调发展,有质的飞跃。随着中国加入WTO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自治区“三点一面”工业格局的确立,为工业加快发展创造了一个崭新且广阔的平台。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强项目谋划研究,牢固树立项目是工业工作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项目建设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的思想,进一步强化投入意识、项目意识,紧紧抓住项目建设和投资这个工业发展的“牛鼻子”,以新型工业化为指导,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围绕做强做大支柱产业、培育发展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园区建设以及形成新工业布局等投资重点,按照“开工一批、续建一批、投产一批和储备一批”的要求,建立健全推进重大项目的责任、协调、通报、跟踪服务等制度,加快实施工业项目带动战略,把项目建设作为改善全市工业经济结构和质量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提高工业项目投资的成功率。只要是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不违背环保和安全生产、有一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有利于改善工业经济的质量及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因时制宜争取上马,特别是要把工业园区作为招商引资的主阵地,并在园区招商上寻求新突破。形成市县共抓,各部门配合,大中小项目并举,各种所有制齐上,齐心协力抓项目的格局,再掀项目建设新,以此提升全市工业经济的质量,进一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工业发展方式上要从注重“点状拉动”转向注重“组团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桂林市工业发展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工业园区和制药、机械、电子、汽车及配件、食品饮料等为代表的数十家企业,在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在推行改革、对外开放、吸引投资、大胆试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桂林市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为整体提高桂林市工业经济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和整合规模的有效扩大,一批集团化、一体化、簇群式强强联手的企业日益增多,特别是一些跨国大公司、知名企业相继进入中国市场,给全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为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全市工业化进程,推进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必须审时度势,构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走“组团式发展”的道路。由“点状拉动”向“组团式发展”的演进,这种历史的必然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也是全市改革开放前期成功经验的有效放大,同时也是今后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新思维和新模式。为此,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工业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稿带动,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带动转变。重点是要推出一批有基础、有优势、有活力、有效益、产业链长、关联度大、对全市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重点骨干企业对外招商嫁接,靠强做大做强。尤其是要突出抓好南药股份青蒿琥酯产业化升级、三金药业脑脉泰中药产业化、千方药业公司提取槐米产业化,燕京(漓泉)公司年产5万吨啤酒扩产改造和三花公司宏兴酒业年产3万吨米酒生产线建设,福达集团曲轴扩产和传动系统等新品种的产业化、万向钱潮汽车底盘部件公司自行研制开发的磁式制动器扩大出口创汇和汽车底盘生产线、客车工业集团与柳州五菱集团重组桂客发展公司V2城乡客车系列新产品苏桥园生产基地、机床股份公司以自主研发的五轴联动数控万能铣床为核心大型数控机床产业化项目建设、橡机厂高精度硫化机生产线、航天电器公司固体继电器生产线和星辰电子公司交直流伺服系统生产线改造等一批高新技术项目。通过招商引资、嫁接重组,力争年内我市工业总产值上10亿元的企业有15家,亿元以上的企业有250家,初步形成一批有规模、有市场、有竞争力、有辐射示范带动作用的大型骨干企业,提升桂林市工业经济的规模和质量,为全市工业经济“组团式发展”奠定基础。
四、地方政府在工业管理职能上要从注重管理转向注重服务
加快职能转变,增强政府对工业发展的协调服务能力,这是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按照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来管工业,存在许多“越位”和“缺位”现象。这不仅弱化了职能部门参谋助手作用的发挥,甚至还影响全市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环境上来,尤其是要围绕市委、市政府和企业关心的问题,研究制定工业发展战略,研究通过改革开放促发展的政策措施,提出工业调整规划和实施意见,组织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加强工业经济运行的分析监控和重大问题的协调解决,加强对企业生产安全的指导管理。只有做好这些工作,才能真正发挥好政府职能部门参谋助手作用,改变过去那种既当“婆婆”又当“媳妇”、既“越位”又“缺位”的被动局面,不断提高协调和服务工业经济运行的能力和水平。市县两级职能部门要针对机构改革后新的职能,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进一步理顺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服务大局、服务企业的意识,一心一意为企业的发展着想,积极主动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坚持硬件不足软件补,政策不足服务补,优惠不足感情补,切实提高服务质量。特别是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运行的协调和服务工作,做好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应运输,千方百计做好工业生产用电、用煤、用油和运输的协调工作,为企业的加快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和物资保障。
五、工业企业在管理上要注重管理方法、模式和产业方向的转变
先进科学的现代管理制度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一流的企业要有一流的管理,一流的管理来自一流的制度,有制度的管理才是最有效的管理。从桂林市的工业企业发展的情况来看,还存在凭经验管理、凭个人的主观意愿管理的现象,导致内部资源没有有效利用,企业管理效率低、效果差,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桂林市工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与世界经济接轨,这些与市场经济规律相悖的制度不仅需要不断完善、改进和健全,还要主动与市场经济接轨,与世界经济接轨。因此,我们在抓企业壮大发展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制度建设,并善于用制度来管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人治多于法治甚至代替法治的现象。要以《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按照世贸要求和国际惯例,建立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产权、生产、经营、用工、人事和分配等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有了科学高效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管理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企业才能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同时,全市工业企业要能充分引入和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通过引入技术,引入人才,引入资金的方法,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要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灵活运用ERP、SAP等先进管理软件,全流程改造自身管理方法和模式,与世界先进制造业企业实现同步,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在自身发展是思路上要更加注重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紧紧跟随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全区“十四加四”产业布局,积极主动淘汰落后产业和技术设备,把重心放在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资源低消耗产业上,保护好桂林的青山绿水,桂林的工业企业才能得到长远发展,否则只图一时之利的企业迟早会被要求改造和搬离桂林。因此在桂林的工业企业要很好地利用和爱护好桂林这张难得的世界名片,不仅要有全球的发展眼光,能抓住新兴产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获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多方支持和补贴,实现企业的突破性发展和高速进步,同时还要为桂林环境的保护、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现代化改造作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桂林工业经济的发展是桂林整体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关键,桂林工业济的产业转型是工业经济发展必由之路,只有在工业布局上、产业选择上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定位,在政府服务上、企业观念上都实现了突破性的转变,桂林的工业经济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桂林的才能实现向现代化城市的转变。因此,以上所提出的五个方面的转变是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笔者对桂林如何才能改变工业发展现状,实现快速发展的几点思考。
参考文献:
1.桂林市人民政府.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
目前,在国内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循环经济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认同为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并且开始着手将其纳入实际操作层面。然而,循环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障碍,亟须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惟此,才能促进其从先进的理念发展成现实的经济运行模式。
1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障碍
1.1认识方面偏颇
狭义地理解循环经济,认为循环经济就是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是生产、经济管理和环保部门的事,与己无关;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贫穷是主要问题,因而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与环境的协调;对自然资源稀缺程度了解不够,以为资源不会枯竭,看不到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已经不起传统发展模式的高消耗和高污染,认为发展循环经济为时尚早。认识偏颇,影响了各方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2管理方面缺失
(1)缺乏协调统一的管理机构。循环经济覆盖面广,综合性、交叉性强,现行管理体制中没有统一的管理协调部门。
(2)缺乏系统长远的发展规划。循环经济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有科学的长远规划和分步实施规划的指导。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如何结合“十一五”规划的编制,搞好适合区域(部门)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难题。
1.3经济社会运行方面体系不完整
(1)经济运行系统中缺少物质循环链。现行经济运行体系是按产品流向构造的,即具有前向、后向关联的产品之间构成产业链和产品链,而缺少按物质流向构造的循环链,即上游产品、企业、产业的废料成为下游产品、企业、产业的原料等等。
(2)人类社会组织分工中缺少“分解者”。人类社会目前不乏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缺乏相当于自然界中“分解者”地位和作用的废弃物处理者,影响了“废物”在人类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内循环”和使“废物”友好进人环境的“外循环”。
1.4制度方面有待建立
(1)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外部化。自然资源的使用价格没有反映其生态成本,造成成本外部化;环境容量属公共财产,使用时具有公开获取性,使用结果具有排它性,由于监管不严,企业和公众使用它的收益大于其分担的成本,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这使得循环型生产成本高于传统生产,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成本障碍。
(2)价格形成机制不科学。初次资源价格和生产支付的环境成本过低;国际分工中存在对原材料和能源提供国明显的价格不利因素;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收集、整理、运输成本高,再生技术滞后,使再利用原料成本高,以上各因素构成了推进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
(3)法律法规建设滞后。我国已有4部环境法、8部资源法、20多项资源管理行政法、260多项环境标准。但循环经济法律法规较缺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4)相关政策支持不利。现行的循环经济相关政策主要是环境管理制度,以命令控制型政策为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策较少且效率不高,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不够。
1.5技术支撑体系方面落后
(1)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建立。现行指标体系缺少反映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物质投入(消耗)、排放(废弃)、利用效率和循环利用方面的指标,不利于评价和跟踪监测其发展情况,以作为对区域(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的重要参数,扭转单纯追求GDP的政策目标。
(2)技术支撑体系落后。现行技术体系更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对污染治理、废物利用、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链接等技术开发和重视不够,无法支撑循环经济发展。
(3)缺少相关的信息平台。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循环经济信息网络平台,特别是缺少固体废弃物和循环型技术的供求信息,不利于构建循环型社会经济体系。
2推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
2.1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引导全社会参与
(1)要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认清循环经济的本质是:把经济活动的中心从单纯以价值流循环为核心,转变为以价值流和物质流循环为双核心。它不仅包括能够创造价值、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而且包括全部有物质、能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的社会基本单元。因此,人类必须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不仅是物质流动形式的转变,更是一场经济运行方式的革命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
(2)要转变发展观、价值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摒弃传统发展思维和模式,坚持科学发展观,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全社会倡导并确立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以是否有利于世界系统良性运行作为价值尺度,检验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制度和政策以及技术发明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企业要充分认识到资源和环境也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增强竞争力必须树立绿色生产、清洁生产观,树立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观。
主动消费未被污染或者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改变对环境不宜的消费方式;在消费后注重对垃圾的分类处置,促进其资源化等。
(3)要引导全社会参与。广泛开展绿色教育,将环境常识列入学校教材,加强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加强舆论宣传,普及环境知识;完善环保工作制度,带动民众广泛参与环保实践;经常举办环境污染案例听证会,加强其社会影响;向消费者提供消费选择和消费后果的相关信息;对绿色产品广告予以优惠;定期公布环境质量状况等。引导全社会自觉地进行环境保护,为建立循环型社会贡献自身的力量。
2.2健全管理体制搞好长远规划
(1)成立专门的领导和管理机构。成立以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发改委、经委、财政、城建、规划、环保、水利、绿化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各级循环经济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对循环经济发展工作实施统一领导和部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上述部门组成,负责日常组织协调工作。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目标责任考核奖惩办法》,把有关任务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和单位,严格考核,认真兑现奖惩。
(2)制定科学的规划。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要采用超前性理念和系统工程思想,制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首先,各级政府应将其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其次,在加强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国家、地区和部门循环经济发展的统一规划、专门规划和分阶段、分步骤实施规划;第三,工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企业、社区等开展循环经济示范,也要编制具体规划;第四,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各类规划的编制,如,城市建设规划中应增加对地表水的收集管线设施建设、中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城市污水分类处理设施改造等完善水循环系统的内容、方法和步骤;环卫规划要充分考虑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作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科技规划要体现对循环经济重大支撑技术研发的引导和促进,技术支撑体系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经济发展规划要充分考虑产业循环链建设、清洁生产和静脉产业发展方面的内容等。这是搞好循环经济规划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使循环经济贴近、融入经济社会活动的关键环节。
2.3构建循环型社会经济运行体系
运行体系的核心是把各个环节和子系统中的断点或缺损的半环接续起来,形成反馈流程。
(1)发展企业废物代谢网络,塑造生产循环链。首先,在企业层面,组织企业内部物料循环,将生产中流失的物料或生成的废料回收或经适当处理后作为原料返回原流程或厂内其他流程;实现清洁生产,减少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和排放量。其次,在生态工业园区试点基础上,由各级工业主管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等牵头组织对所辖企业进行废物代谢网络调研,按工业生态学原理进行相关分析,对具备输出、输入潜能而未形成输出、输入关系的企业组织洽谈,促成其建立链接关系;对在本辖区范围内无法找到链接对象的企业,可跨产业和地区寻找链接伙伴,建立产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消除循环链的断点。第三,结合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在新拓展区域的招商引资、项目摆放上突出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和网络,使企业在发展横向耦合和纵向闭合关系的过程中向工业园区聚集,使大部分企业都能成为各种特色生态工业园区的成员,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第四,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它既是生产循环链的补链环节,又是形成全社会完整的循环经济环路的重要环节。
(2)发展废旧物资回收产业,塑造流通循环链。流通领域既要减少商品流通中的物质消耗,还要将可再用的产品和包装物回收上来,返还到相关企业。首先,大力发展废旧物资回收产业。逐步形成多渠道的废旧物资分类收集、运输、处置的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循环经济环路。其次,培育再生资源集散交易市场,把分散回收集中到规范的市场中来,为资源调控和优化配置提供更多选择。
(3)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塑造消费循环链。首先,各级政府应增加相关投入,保证垃圾分类的物质设施建设。其次,由政府与环保企业、房地产开发商联手,在新建住宅区推广使用专供家庭或小区使用的生活垃圾处理器,通过加热干燥和微生物分解等方式,将有机垃圾转换成家畜饲料、有机肥料等。第三,结合文明社区建设,开展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由小区保洁员负责指导、监督居民将不同类垃圾正确投放到不同的垃圾箱内,由环卫部门或相关的产业化公司将垃圾分别送往相关企业。第四,在试点基础上,向全社会推广。
(4)实行城市污水集中分类处理,塑造社会整体循环链。社会整体循环链的核心是形成城市内部、乡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废弃物互换的循环链条。近期重点是解决城市污水资源化问题。针对城市污水大部分直接排人河流、湖泊,小部分进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多为集中综合处理的现状,应加快推进其向集中分类处理转变;将居民、企业、机关单位、公共设施(除医院)的洗浴问下水与厕所公桶的下水管道分设,在城区分别建设城市污水和肥源排放输送管网,在城郊或城区分片建设污水处理厂和肥源处理厂,将厨房、洗浴问污水通过污水管网输送到污水处理厂,经处理后再利用;将厕所的人粪尿下水通过肥源管网输送到肥源处理厂,经加工处理形成系列肥料,运往乡村。企业废水经集中处理后再利用或达标排放。
2.4创新循环经济制度基础
(1)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逐步取消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补贴制度,使资源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生态学、经济学价值。对环境容量等共有财产使用者征收高税费,提高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排污和废弃成本,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解决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障碍。
(2)建立基于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制。该体制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发建立,需政府有计划的组织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对资源价值进行货币化评估,计算出其真实价值,并以税收形式计人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消除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障碍。
(3)健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框架法,以《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为基本法,包括((绿色消费法》、《包装物再生利用法》、《家电再生利用法》、《食品再生利用法》、《建材再生利用法》、《汽车再生利用法》、《节能法》、《废弃物处理法》及相关子法。制定城市垃圾处理、水和大气污染治理的监管条例,将责任主体和监管部门的行为置于法律规范之下。制定可持续发展认证体系、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环境标志和标准体系。
(4)完善循环经济激励政策。征收资源税,实现资源有偿使用,限制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和使用、限制资源型产品出口;征收废弃物处理费、垃圾填埋和焚烧税,推动垃圾分类处理,促进其减量化、资源化;以废弃物为原料的企业,可获相关废弃物处理费的补偿;对环境有害的技术和产品,在销售环节加征环境附加费,使其在成本效益选择中更乐于采用洁净技术、生产洁净产品;将循环技术纳入科技创新体系,在风险投资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支持循环型技术研发;对循环经济项目,给予财政补贴、贷款担保与贴息、低息贷款、优先贷款、延长信贷周期、减免税收或税前还贷等支持通过倾斜的产业政策,支持其到资本市场融资;对清洁汽车、能源及获环境标志和能源效率标志的产品,减征消费税;对原污染型生产设施,折旧率可以提高到30%以上等。
(5)健全循环经济保障制度。包括有利于循环经济的资源、产权、市场和产业等经济制度;循环经济核算、会计、审计、生产、消费、贸易、包装和回收等规范制度;有利于循环经济的财政、金融税收和投资等激励制度。
2.5创建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
(1)加快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开发。针对物质在传统线性济体系中不能环状运行的技术根源,研发环境友好技术,包括:消除污染物的环境工程技术,如固体废物处理技术,大气、水、噪声及环境污染综合防治技术;废弃物再利用的循环生产技术,包括:废弃物分解技术,分解物再生产成原材料的合成技术,把再生资源加工成产品的制造技术等;清洁生产技术,包括清洁的生产和清洁的产品技术。近期重点是开发引进资源节约和替代能量梯级利用、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零排放、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可回收利用材料和回收处理技术,特别是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术等,突破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
城市化我们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目前官方公布的我国城市化率是46.6%,这个数据远远低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大致要低11个百分点,这是一个有潜力的数字。只要到处走走,肯定会发现城市化在加速,由此带来新一轮的消费和建设。
内地快速发展有人讲中国会进入一个低速发展阶段,韩国、日本他们那个时候出现了停顿。笔者认为中国有一大批的内地和落后城市,大规模的内地市场还有待开发。
1. 发展生态农业的意义
1.1实施生态农业,可以建立和管理生态上自我维持的、在不会明显改变原生态环境的情形下,形成一个投入产出合理的农业生产系统。生态农业要求合理地安排生产结构和产品布局,努力提高太阳能的固定率和利用率,促进物质在系统内部的循环和多次利用,以尽可能减少燃料、肥料、饲料和其它原材料的输入,以求得尽可能多的农、林、副、渔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输出,从而获得生产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能源的再生利用、经济效益四者统一的综合性效果。
1.2实施生态农业,有利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环境不仅常常遭受其外源污染与破坏,而且现代常规农业已成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耗竭资源的重要源头。生态农业有利于缓解农业资源过度消耗、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过度开垦、乱砍乱伐、过度放牧、过度捕捞等,控制或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化肥农药、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农用塑料薄膜等)、农产品生产加工造成的污染以及农产品消费带来的生活废弃物、废水、废气污染。
1.3实施生态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生态农业的研究与实践一直是全面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衔接、连成一体。以循环经济理念来发展生态农业,可以推动各相关领域的“产业共生”、“要素耦合”、“整体循环”、“综合利用“和“产业生态链”,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载体。因此,实施生态农业,有利于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使农业融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经济之中。
1.4实施生态农业,有利于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沿用以往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顾生态环境后果、单一追求高产农业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以循环经济理念为中心的生态农业,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可行途径。
1.5实施生态农业,有利于改善农村居往环境。循环经济在生态农业中的体现,可以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居往环境,促进新农村建设。如,实施“生态家园”式生产,把农家的猪舍、厕所、沼气池连建,人畜粪便入池发酵,形成无病菌、肥效高的农家肥,同时又改善了庭院的卫生环境;农民不再焚烧作物秸秆,减少了空气污染等。
2. 我国农业结构现状背离循环经济理念
我国当前农业结构无论从农业内部农业结构,还是农业的投入产出结构以及技术结构,抑或是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不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要求,不符合循环经济的理念。
2.1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导致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
农作物种植单一化连作,使农业系统中生物多样性遭到削弱,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加大,对自然灾害及病虫害的抵御能力下降,而且这会破坏土壤中的营养元素的平衡,导致农田生态系统逆向演替。种植业内部一直粮饲不分,饲料作物依赖于粮食作物生产,导致对粮食和农业资源的非经济利用,相应增加对粮食的需求;林业内部长期以林业产业体系为主,忽视林业生态体系的建设;畜牧业则形成了以养猪业为主体的耗粮型结构;在渔业上,我国渔业以捕捞为主,捕捞强度不断增强,生物资源结构日益恶化,生态环境遇到破坏。这种不合理农业结构使得在资源投入方面产生倾斜和偏差,影响了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2.2可利用资源与日俱减与农业粗放经营之间的矛盾
农业资源总体不足,加上有效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等,使可利用资源与农业粗放经营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在水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农业用水往往要让位于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的紧张局势将日益加剧。与可利用资源的与日俱减相比,农业粗放经营却是大行其道。据农技部门的调查分析,农田季节性抛荒面积很大,长年性抛荒也存在。传统的沟港、漫港等灌溉方式,造成了水分的大量流失,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40%左右,同时也使肥料的利用率降低。典型的粗放经营生产方式,造成农业资源浪费,比较效益低下。
2.3农业产业链短,各环节联系不紧密
农业产业链是指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贸易与服务,农产品消费领域之间通过物质交换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企业都是从环保和经济效益两个角度对加工原料进行综合利用,把农副产品转化为饲料和高附加价值产品,从玉米芯、果皮、果肉和果渣中提取膳食纤维、香精油、果胶物质、单宁、色素等,我国的农业产业链较短,主要表现为农产品加工业不发达,加工层次低,导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产品单一、科技含量低。许多农产品直接进入消费领域,消费后剩余物质也是直接排放于自然界中,没有很好地将各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
3. 农村产业生态转型是循环农业发展的必须选择
生态农业实际上是农村地区运用可持续发展原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为主的经济活动,其基本内涵是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因地制宜,通过合理规划、组织农业生产,建立和管理一个结构、布局合理,效仿生态系统的能量梯级利用和物质循环的、生态经济效益良好的农业生产发展模式,从而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自调节能力,提高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业生态系统。农村生态产业不仅能提供无公害农产品,更能提供生态公益服务。在循环经济中主要发挥四种功能:一是经济功能。提供各种直接供人们消费的绿色农产品以满足都市消费需求,优化城郊产业结构,带动农业环保产业兴起,增加就业机会,提
高农民收入。二是向生态工业等其他产业提供可再生的原材料。三是生态功能。消化利用来自生活领域和其他产业的排放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促进可持续发展深入,直接发挥净化、美化环境和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四是社会功能。在优美的农业生态环境中增强现代农业的文化内涵和教育功能,为都市居民提供接触自然、体验农业以及观光、游玩的场所与机会。生态产业发展除具有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外,更重要的在于直接接受大都市里强大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辐射,与工商产业、服务业融为一体,发育成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新的市场经济增长点。
4. 循环农业产业转型的战略重点
随着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生态农业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深化。生态种植业、生态林业、生态渔业、生态牧业以及延伸的生态型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以及农产品消费领域间通过废物交换、循环利用或产业生态链延伸生成网状分布、相互依存、密切联系和协同作用的生态农业产业体系。农业经济系统在不断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农副产品的同时,与其他产业间有着密切的能量、物质、资金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换等联系。生态农业的发展同样应放在大的生态系统中,并且系统地研究其与生态系统及包括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系统等于系统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才更具有科学性。因此,生态农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态农业,它指的是在农业经济子系统与外部社会经济及其他子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符合循环型社会的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经济系统内部规划、组织的生态化。
参考文献: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开创性的工作是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ing等从77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中进行采样,并且系统地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选取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物质资本积累率、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Depth指标(其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选取Bank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除以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与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之和)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选取Private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国内信贷总量减去银行间贷款之差)和Privy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GDP)两个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测度指标和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尝试地考察了1960年的金融深化程度是否能够用来预测此后30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运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表明。初期的金融深化率确实可以作为预测此后30年经济增长水平的有效预测因子。因此,该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解释和预测能力(1993)。
Beck等运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其因果关系,首先将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以去除金融中介体发展中的外生性因素,然后对71个国家1960-1995年间的纯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使用差分动态面板估计量和系统动态面板估计量去校正纯横截面估计量所引致的误差。在此基础上,用广义矩方法对71个国家1961-1995年间的以5年为单位进行分段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工具变量法的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的外因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金融发展在经济学意义上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
Benhabib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中介机构发展指数与经济增长、投资和总产出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机构的发展与总产出增长因素、人力与物质资本投入的累积因素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不同的金融机构发展指数与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有关(Benhabib等,2001)。短期中银行信贷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的重要指标(Loayza等,2006)。
(二)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993年,Atie和Jovanovic研究了1980-1985年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股票上升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时期(Atie等,1993)。
由于Atie和Jovanovic提出的衡量股票市场的指标单一,其他学者采用多指标研究,提出了六个较为全面的指标,在这基础上提出四个总体指标,运用这些指标并以44个发展中工业化国家1986-1993年的数据进行横截面跨部门分析得出:一般说来,在人均实际GDP较高的国家,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也较高(Demirga Kunt,1996)。
对于股票市场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莱文和泽沃斯(1996)使用41个国家1976-1993年的数据,把整个样本期以1985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子时期,得出在股票市场总体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的结论。莱文(1996)细化了选取的指标,采用GDP增长、资本形成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股票市场规模、成交量、交易率、国际一体化水平和股票市场波动率等6个指标来衡量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用47个样本国1976-1993年的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股票市场成长与现在及未来的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及生产率提高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股票市场不只是反映经济增长的变化,而且股权交易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分配、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致力于从整个金融体系角度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莱文和泽沃斯(1998)在King和Levin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对金融功能从不同侧面给予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银行指标和股票市场指标都与同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是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很好的预测指标。
虽然Levine和Zervos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但遗憾的是这个研究并没有为我们指明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法发展下,有学者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法检验巴西1980-1997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通过Dicky-Fuller检验来判断经济增长率和金融发展指标这两个时间序列是否平稳,以避免出现由非平稳变量带来的伪回归,紧接着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断影响关系及其方向,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互为因果关系(Akerlof,1993)。
以上研究所选用的金融发展指标无法刻画出各国金融体系的差异,因而无法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一些国家具有因果关系,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回归结果不显著的现象。于是,有学者把金融体系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在金融部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相对发达时,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主导型(Ta-desse,2002)。另外,有学者使用VAR模型实证研究了两种金融体系的经济绩效,结果发现一方面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远远小于银行部门发展的效应(Arestis等,2001)。这些研究正好解释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某些国家显著,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显著的结论。
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对横截面数据还是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因遗漏了一些变量而产生的偏误,以及应用联立方程组去描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可能存在的联立性偏误。新近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研究,这些方法能更好的控制不同时期其他影响因素,可以提高数据的差异,较精确地证明因果关系。较著名的研究是通过对40个国家1975-1998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用广义矩方法消除差分统计量潜在的估计
有偏问题,同时为了从长期的角度来考察股票市场、银行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时间按每五年划分为一个阶段后再取平均数,实证的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发展和银行发展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股票市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存在紧密的联系(Beck等,2004)。这表明并不是公司上市本身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是经济个体能否在市场上交易以及能否带来高生产率的生产技术所有权,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采用一个差分面板估计量去消除由尚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误。并力图消除由联立性偏误所引致潜在的参数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分析技术对47个国家1980-1995年间的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Rousseau等,2000)。
从前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从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结合的角度看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金融中介的促进效应大于股票市场的促进效应,同时,如果股票市场波动较大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这也暗含股票市场如果发展好的话即波动不大的话将会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二、西方学者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从金融体系角度综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实证研究中,样本的选取对实证结果存在影响,在此研究中,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可能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因此,有必要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进一步分析。
(一)对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关于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分析,有的学者使用单位根检验、VAR模型中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弱外生性检验考察了德国、美国和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样本为1979年第四季度-1991年第四季度,德国和美国检验结果相似即股市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而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韩国的金融发展用金融抑制指标来测度,样本为1956-1994年,检验结果显示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金融抑制指标是弱外生变量,这表明韩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Arestis等,1997)。
有的学者选取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个国家的三变量系统(GDP、货币基础和由金融部门资产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1820-1929年的数据进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和水平VAR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这两种方法检验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这五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反馈效应并不显著(Rous-seau and Waehtel,1998)。有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关于金融发展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历史性作用的研究,加进了股票市场,并对1790-1850年的数据采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方法进行分析,考察了银行、股票市场同投资、进口和建立公司之间的关系,结果支持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的理论(Rousseatl等,2005)。
由于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存在差异,有的学者选取德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五个工业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的,美国和英国是市场主导型的。结果发现在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三个银行主导型的国家中,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市场主导型的国家中,经济增长微弱的影响金融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法国和英国股票价格多变性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在德国不显著,只有在美国有正面影响(Arestis等,2001)。这说明股票价格多变性可能增加了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进而削弱了经济增长。
(二)对发展中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有的学者使用71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的年度数据,选取实际GDP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投资与GDP之比、对外出口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金融深化即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之比作为衡量金融中介的指标。将样本数据分为三组,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别进行了估计。首先,对所有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其次,将国家按地区分为不同的组分别进行回归,最后,单独对每一个国家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跨国和跨地区的面板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二是85%的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三是低收入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影响强于高收入国家;四是金融中介与出口扩张、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所发挥作用比劳动力增长因素更为重要;五是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趣的是,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金融中介促进增长的模式却是相同的。即研究结果间接的说明了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Odedokun,1996)。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局限性,有的学者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考察了10个发展中国家1970-2000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短期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Christopoulus等,2004)。有的学者则对样本数据划分了层次,选择14个中、低收入国的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和动态异构面板方法进行跨国研究,分析不同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敏感性。他们利用自举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样本国家存在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异构性(Luintel等,2008)。
(三)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
从Atie和Jovanovic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实证研究已表明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除此之外,有的学者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41个国家1960-1993年金融发展对投资和产出的增长效应。实证结果拒绝了金融发展的需求跟随型假说,支持供给导向型假说(Xu,2000)。即拒绝了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的假设,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作用显著。
有的学者则运用面板VAR模型和Geweke分解技术检验了109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0-199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通过分别回归得出:一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得出金融发展一般都能导致经济增长;二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三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显著强于发达国家;四是样本区间越长,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越明显,这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五是金融发展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且该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强于发达国家(Calder6n C6sar等,
2003)。
另外,有的学者对74个国家1966~1995年的数据选择不同的分位数作为高低两个分界点,把每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区域,采用广义距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在金融发展的低水平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在中级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比较大的正向作用;而在高水平阶段,作用虽然也是正向的,但是比中级阶段小(Rjoja and Valev,2004)。
从以上分析看,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有力证明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尽管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非常发达,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明显大于股票市场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在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但是,部分研究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国家(低收人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
三、中国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综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的研究方法,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形成了一批成果。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不管从时间上还是技术方法上都比较落后,早期的研究采用1993-1998年的时间序列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检验在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线性关系。其中金融发展用金融深化指标(其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M2与当季GDP的比率)和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来表述,经济发展指标用季节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和当季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来表述,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谈儒勇,1999)。
考虑到谈儒勇没有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及选取的样本比较短,有的学者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其研究进行补充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扩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曹啸,吴军,2002)。后来又有学者扩大了样本,利用中国1952~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一个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李广众等,2002)。
以上学者都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地区差距方面的探讨比较少,有的学者利用中国1988~2002年期间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对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性。另外,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周好文,钟永红,2004)。还有学者对中国大陆除和重庆29个省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单独对各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就长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供给导向型的,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短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需求跟随型的,即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孙力军,2007)。
(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学者仿照Demirgu-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得出在样本区间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谈儒勇,1999)。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的分析运用一些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且以经验性的单方程为主,在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方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在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时,在滞后期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因此得出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鉴于此,有的学者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冲击响应方法对中国1995-2001年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季度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资本化率、交易价值、季度周转率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着由经济增长到股票市场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股票市场规模扩张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十分微弱(冉茂盛,张宗益,陈梅,2003)。有的学者得出反映股票市场规模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有正的相关关系,而反映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冀志斌,彭克强,2004)。有的学者采用1996―2005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序列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代表经济增长的GDP增长率指标和代表股市规模的资本化指标、代表股票市场流动性的交易价值指标以及代表股市流动性的换手率指标之间都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并且存在由GDP增长率到资本化和交易价值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指标GDP增长率和换手率指标之间不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李冻菊,2006)。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于中国金融市场、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有的学者对指标做了改进,选取家庭部门所持有的直接证券数量和企业部门所发行的直接证券数量作为衡量金融市场的发展指标,选取银行对家庭部门的主要负债额一储蓄总额和对企业部门的资产一信贷总额作为衡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尽管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重要(战明华等,2002)。有的学者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运用中国1981~2002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联系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王志强等,2003)。
有的学者则使用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技术对1994―2002年的季度数据检验了中国信贷市场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效应是通过信贷比重的增长起作用的,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赵振全等,2004)。有的学者在控制股市流动性和波动性的情况下,采用多元VAR模型对1991-2004年的季度数据对中国股市发展、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正,说明银行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股市发展和股市流动性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在考虑银行发展的情况下,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负面的影响。考虑到系数的非显著性,认为股市发展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促进作用。相反,股市的波动性与经济增长和银行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负(粱琪等,2005)。
中图分类号:TE951 文章编号:1009-2374(2015)22-0152-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5.22.075
1 现代石油钻井技术50年进展分析
1.1 井下测量与评价技术
第一次在钻定向井中使用MWD是在20世纪80年代,将MWD与近钻头测斜器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得出钻井的方位角与井的斜度,并求出井眼的实时偏差矢量,实现几何向导的功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钻测井仪(LWD)的问世,又进一步促进了石油钻井工艺的发展。随钻测井仪除了能够将井下的信息实时传输到地面并进行详细记录以外,还能够实时检测异常高温层,及时调整钻井液的性能,形成保护油气层和衡钻井,另外,随钻测井仪还具有不占用钻机时间的特点,因此该项技术能够有效降低油气层浸泡的时间以及完井的时间,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油气层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
随着MWD与LWD发展的逐渐成熟,在20世纪90年代,这两项技术便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形成了新的随钻地层评价测试技术(FEMWD)。同时产生的还有集成钻井信息系统,该系统不仅具有实时测试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对钻井液密度、应力状况、扭矩波动以及流动压力与井斜等数据进行传输,另外该系统还能对钻底层的电阻率以及岩石的密度等进行详细的测量,因此该系统能够分别所钻岩石的层位边界,从而能够有效避免误入其他层位现象的发生。
1.2 井下钻井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应用技术
在进行旋转钻井时,钻柱在钻井时会存在扭转、转向以及横向的振动,在振动式钻头便很可能出现短暂离开井底,出现钻头空转的现象,这便会加大钻头的磨损程度,甚至会造成扭转振动、钻具脱落以及滑扣等事故的发生。传统的检测方法都是在地面对钻柱的振动进行监测,没有根据钻柱的特性以及钻具的具体情况建立相应的监测模型,因此传统的监测方法不能准确地将钻柱的真实状况进行准确的反应,也不能进一步减少钻柱相应事故的发生。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微电子技术与传感技术的发展,开发出了动态的传感元件以及高效的监测与应用系统,实现了钻井动态数据的采集与应映,并且该项技术能够将应用结果及时地反馈到地面,因此地面的工作人员便能够实现对地下钻井钻柱情况实时监测与控制。
1.3 大位移井与水平井
大位移井主要是指的是水平井,当井的水平位移与垂直深度的比值大于2时,则称该井为水平井或者是定向井,当比值大于3时,则称该井为特大位移井。根据相关研究显示,在全球水平位移超过7000m的井约有20口,而水平位移在10000m以上的全球仅有三口。大位移井的斜井段较长,一般来说大位移井的井段几乎在3000m以上,因此在大位移井中进行钻井应该特别注意井眼的清洁以及井下钻柱的摩擦阻力。水平钻井技术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现代的水平钻井技术与传统的水平钻井技术相比较,不仅钻井成本得到了显著的降低,同时钻井的效率也得到了成倍的提高。
1.4 多分支井与重入井钻井技术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多分支的钻井技术,并且当时该项技术被认定为21世纪石油工业的重要技术。多分支井技术是在一口主井眼的底部钻出两口或者是多口进入油气藏的分支井眼,主井眼既可以是直井,也可以是水平井,甚至可以是斜井,而分支井则多为水平井、波浪式水平井以及定向斜井。多分支井可以在同一个主井中实现多个油气层的开采,同时多分支井还可以从老井中钻分新的分支井,老井中钻分支井就是人们所说的重入钻井。重入钻井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油田管道以及井场和设施,同时还能将老井作为新的主井,这样不仅能够极大地简化了石油的开采步奏,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石油开采的经济效益。
1.5 欠平衡井钻井技术
虽然欠平衡井钻井技术在20世纪初期便提出来了,但是该项技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解决。欠平衡压力钻井又称为有控制的负压钻井,其具有以下的优良特征:(1)能够避免井内液体渗入地层,减少油气层渗漏对环境的污染程度;(2)能够及时发现新的油气层;(3)能够有效消除钻井时井内液柱压力对岩屑的“压持效应”,大幅度提高机械的钻速,提高石油开采的效率。总而言之,欠平衡井的钻井技术能够及早发现油气层,同时还能进一步提高石油的开采效率与油井的产能,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该项技术便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应用。
2 现代石油钻井技术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近50年石油钻井发展进程的分析并结合国际石油工业发展的趋势,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国现代石油钻井技术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两方面:
2.1 向有利于新油气藏与高油田的采收率方向发展
进入20世纪以后,油田的发展开始步入产业的中后期,寻找新的石油资源越来越困难,并且随着石油的不断开采,石油的产量开始迅速下降,寻找新油气层和提高油田的采收率必然是石油钻井技术发展的必然。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钻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同时现有的水平井钻井技术、欠平衡压力钻井技术以及多分支与重入钻井技术也为其在这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持,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石油钻井技术向有
利于新油气藏与高油田的采收率方向的发展是大势所趋。
2.2 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目前很多产业已经逐步向信息化、智能化进行转变,石油钻井技术未来也必将向信息化、智能化靠拢。在进行井下作业时,可以将钻井的参数以及导向工具的状态以及液体参数等进行实时的测量,然后以全数字的方式进行实时的反馈,这种全数字化的信息化发展,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人们经验主义对石油开采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全数字的信息化产业模式还能有效地提高石油生产的效率。当前的很多测试工具、导向钻头都开始向智能化进行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钻地层评价测试系统与自动控制的导向钻井工具的成功研发与应用,更进一步地体现了现代石油钻井技术向智能化发展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