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新格局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金融监管新格局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更名、扩编、增责是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式与实现路径

首先，由于在我国并不存在一个综合性、统一性的中央的金融监管部门，故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名称并不统一，如“金融工作办公室”、“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监管办公室”以及“金融监管服务中心”等名称。更名是各地方政府金融办推进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例如，广东省金融服务办公室更名为“广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北京市金融办更名为“北京市金融局”，从而，金融监管权也随之得到适当扩大，服务地方经济金融的功能也得到一定健全。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重视金融协调、服务和培训的职能，密切联系地方金融实际，注重强化金融产业规划、金融政策实施、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和新兴金融机构监管等职能。其次，在编工作人员数量与人才结构是衡量一个组织机构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从全国来看，上海市金融办是较大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机构编制一百多人，可它们感到人手还是不够。另外，江苏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在编制数量和职能完善程度上存在较大差距。一般地，提供传统公共服务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功能，而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则是对地方政府的重大挑战。传统地方政府既缺少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的现代金融人才，也缺乏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的实践经验。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快速变化，地方政府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有效利用金融这个有效的经济手段，为此，充实各级政府金融办的编制与人才力量迫在眉睫。第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监管体制内具有重要地位。它是规划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大管家、地方金融生态建设的组织者、金融产业布局的掌控人、地方金融监控的防火墙。地方政府金融办重要职责与功能的有效发挥，必定以一定的权责为保障。否则，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际上，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金融办正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增责扩权来发挥其重要功能的。例如，温州市于2011年成立温州市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与金融办合署办公，其职能已经由服务、协调两项拓展至十一项，其中包括：负责股权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监督和管理；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专项检查；配合相关金融监管和其他管理部门开展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专项管理；聘请第三方组织对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机构和相关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统计、分析地方金融组织的相关数据信息，等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职能进一步向监管领域延伸，使得金融办无疑已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实施金融产业建设的核心权力部门。

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过程是扩权增责与强化协调、服务功能的有机统一

近年来，地方政府金融办扩权潮起。2009年上海市印发《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这个被外界称为“三定方案”的规定，新增了监管地方金融国资企业、地方各类新型金融企业等职责，从而赋予了上海市金融办更多实权。同年，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于3月30日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省（市）级金融工作局。它改变了过去金融办不在政府序列的情况，其职能也进一步强化。以此为鉴，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市、自治区也提出类似的地方政府金融办实体化改革思路，分别将金融办调整为政府直属机构。地方政府金融办实体化改革的扩权思维并不应放弃成立金融办的初衷——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服务当地的金融工作。鉴于经济与金融深度融合发展的形势，地方政府金融办作为地方政府管理当地金融工作的职能部门，在合理、适当扩大权责的过程中，其协调与服务职能更应该得到强化。当然，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协调服务功能的目的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加强对局部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通过金融改革创新，采取得当措施，尝试建立“一办一行三局”即地方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证监分局、保监分局、银监分局相互协调、沟通和协作的地方金融监管格局，尤其是要理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派驻地方机构与当地政府金融办信息收集、交流与共享机制，以克服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构建新型地方金融监管打下坚实的信息合作基础，更好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篇（2）

搭建新的全球治理平台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新兴经济体的壮大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全球金融的发展将不再只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为适应这一局面，世界各国应以多边协调为基础共商全球金融大局、共同作出稳定全球金融格局的决策，并在监督机制下具体实施。为使多边协调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可考虑建立起主要国家间的协商机制，搭建新的全球治理平台。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逐步发挥重要作用的G20集团，是未来多边协调的一种现实选择。由于该集团代表了全球85%的GDP、80%的贸易和2/3的人口，代表性远高于G7，而工作效率又远高于一些国际组织，因此决议的可操作性和约束力较强。为使G20在全球多边治理结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考虑未来在该组织中设立常设机构，使其制度化，确保各国能在具体问题上充分沟通、在涉及重大经济利益上达成一致，维护全球金融秩序。

应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组织实施改革，推进其内部决策机制向更加平等、对称的方向发展，以反映各国经济实力新的变化。

搭建跨国金融监管的沟通平台也是全球多边协调合作的重要方面，需在各国之间以及具体负责金融监管的各个国际组织，如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机构之间搭建平台，统一监管理念，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

金融危机后，以美元为主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由于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或实物支持来实现增发，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流动性过剩、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这成为爆发危机的深层原因。为防止美元超发引起的全球流动性问题，需要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独大的局面，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进程。由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格局不能适应新的全球经济发展形势，欧盟倡议对当前秩序进行“全球范围内大洗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在未来十至二十年，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形成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以及特别提款权等多种货币相互制衡的国际货币格局，实现多极平衡。

完善国际金融监管

未来十至二十年，全球金融监管将从理念到规则，从工具到方式，从机构设置到监管模式，设立更加理性的金融监管框架。未来金融监管者将在“市场”与“监管”之间努力寻求动态平衡的路径，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更多的金融产品将纳入监管范围，特别是多年来完全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的衍生金融产品将受到监管；更多的金融机构将接受严格监管，特别是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大量对冲基金、财富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等将被纳入监管范围。

构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

为实现未来十至二十年全球金融稳定，防范可能出现的国别性、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需加强协调与行动，构建早期危机预警系统，尽早甄别金融风险，提高全球金融风险预警的有效性，使决策者可以实施相应的危机应急计划。

一是多边金融机构将与各国一道进一步加强跨境危机预警合作。包括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对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进行提前预警，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制定跨境金融危机预警合作的原则、组建关键的数据库、金融监管当局签订协同行动意见书等。

二是协作开发早期危机预警体系，鉴别隐患新来源。未来G20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与各国、区域性组织一道协作开发早期危机预警体系，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应用定量分析侧重分析跨行业、跨市场、跨国家传播的金融风险，在确认隐患之后，量化最终形成危机的可能性，评估其带来的实际影响。

中国对形成国际金融

新秩序的影响更大

中国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和决策者，应在加快国内金融产业发展、积极参与多边金融机构治理的过程中，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新秩序。

篇（3）

当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必须调整自己的金融策略，这种调整是深度的、复杂的，也是必要的。为此，国际金融监管的内容、规则、策略、程序、效率都需作相应的调整。发达国家着意在世界改革金融监管策略，出发点当然离不开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设计必须基于全球大的格局和视野，因为，只有在全球视野下，新与旧经济体的利益关系、严与松共相容的平衡关系、内部与外部共安全的协作关系才能统筹协调好。世界金融监管应该审时度势进行改革，很好地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以及功能性的差异，而任何不顾世界发展趋势的盲目之举都是霸道的；作为新兴经济体，任何不顾自己发展需要的盲目屈从，都将会成为这场危机的冤大头。国际金融监管亟待调整的矛盾关系无处不在。

一、调整新旧经济体的利益关系。

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就意味着旧的格局的破坏，新的格局的建立。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深刻教训，那就是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造成了风险和危机分摊，从而被动地为发达国家造成的金融危机埋单；同时，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同发达国家争取自己的权益，把损失降到最低的斡旋和斗争。可以预计，经过一番博弈后，新旧两大经济体利益关系面临新的调整，新的格局将会出现。面对经济全球化，每个国家都应清醒地认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争夺话语权，争夺规则的制定权、参与权。

由于新兴市场的开拓，国际金融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的银行业被新型经济体所创造的市场繁荣所吸引，不断建立同这些经济活动的联系，不断将金融触角伸向这些地区；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为适应发展的需要，也主动适应发达国家所建立的规则体系，加快改革步伐，开放搞活，放松管制，以便为经济交流大开绿灯。这种频繁的交流和渗透，使得发达国家不能再忽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银行业中的重要地位。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和需要变得空前的强劲和重要。

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深切感受到：创建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金融中心势在必行，同时也刻不容缓。俄罗斯与中国贸易活动频繁，寻求实现与人民币的贸易结算；巴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在新的格局中呈上升趋势；印度凭借其产业优势与人力优势雄心不减，勇居上游。中国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将使中国同时拥有香港和上海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金融创新和改革的尝试也将影响全球，对未来新的格局的建立必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而美国不愿拱手相让自己的霸主地位；欧洲则急于建立一个国际金融统一体以扩大其权力和影响；新兴国家集团也想建立一个国际金融统一体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自己国家的资源安全与货币安全。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发展背景，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核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公开、安全预警和联合干预在开放交流的世界经济活动中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新一轮的调整中，作为新兴经济体，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力，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进一步增加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改变长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国际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只能追随其后的旧格局。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政策的制定，推动增强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进一步增强参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能力；作为发达国家，也应该具有超越本国利益的视野，综合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和精神，平衡新与旧经济体的利益关系，为世界金融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二、调控严与松共相容的平衡关系。

在过去十多年里，全球金融业的膨胀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 年年末，全球股票市值几乎较高峰时下跌了一半，金融衍生品名义价值较高峰时下跌了 24.6 万亿美元，债券余额和银行资产增速均下滑。2009 年很多资产抵押债券发行几乎停滞，许多大银行资产规模开始缩减。[1]在监控失当的情况下，由于贪婪和野心的操纵，金融危机出现了。

经济全球化是有代价的，作为参与其中的成员无疑是有义务和责任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责任大小还是有区别的，金融监管的严与松的选择也是有区别的。西方国家作为始作俑者，理所当然应该采取更严格的金融监管政策；而作为新兴国家，由于其金融政策本身就市场化不足，干预太多，所以在全球设计金融监管政策的框架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承受能力、发展要求和实际情况，应采取激励宽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区别情况，区别对待。

次贷危机后，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调整了金融监管政策。为了加强集中管理，英国确定了英格兰银行在维稳中的地位和职责。2009 年 2 月颁布的《2009年银行法案》，不仅明确了其法定职责和核心地位，而且还赋予了其维稳的政策和权力范围：

一个是监控。通过监控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资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用途怎样。二是实施支持。银行可以对问题性金融机构实施支持，这是实施监控的重要保障。三是相对灵活。有保密的权力，有不公开的权力。2009 年 7 月出台的《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从组织机制上予以了完善，即建立金融稳定理事会。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对风险和稳定进行控制，这个机构的职能是追踪、识别、控制、降低金融风险。

为了避免下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确实需要一个全面的、全球性的、一致性的改革方案，改革全球金融监管系统。但是，在设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区域的差异性，因为不同地区的业务模式不尽相同，特别是在银行和非银行的界限方面。这些差别体现了各个地区结构性的差别。比如在亚洲像欧美那样的“影子银行”存在的范围就非常小。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在长期利益和短期成本之间，监管方面可能要作一定的取舍，因为长期的监管，在长期可以带来稳定性，是有益处的，但是如果过快地采取过于严厉的监管，可能会使目前脆弱的经济复苏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更存在这样的情况。

比如在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因为许多金融企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下，创新能力不足，盈利动机缺乏，自我发展能力有限。

当前的重点应是创造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让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良好地在市场上相容。把经营性金融机构塑造成真正的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激活其创新的内在动力，克服政府金融管制过于严格、抑制金融创新的局面。如果外部环境过于限制和压制，其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对于世界经济也必将是损失。

在这一轮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进程中，欧美发达经济体势必要主导全球监管规则的制定和调整，亚洲新兴经济体更多扮演的还是接受和履行规则的角色。虽然目前建立全球统一金融监管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欧美仍有可能就加强金融监管的某些具体内容和标准达成共识并在全球推广，使亚洲新兴市场金融业发展面临更为严厉监管下的巨大挑战。例如，G20 首尔峰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Ⅲ》关于银行流动性的规定，就没有考虑到部分新兴市场债务资本市场规模的情况。而且，亚洲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主要是存贷款为主的银行体系，在此次危机中表现得相对稳健，并不像高度发达的欧美金融体系那样，包含各种高杠杆的金融机构和场外衍生工具，蕴含着巨大风险。对于发达国家内部监管和外部建立国际化合作的框架是应该有区别的，发达国家不能内松外紧，把更多的不良资产让新兴经济体消化，从而转嫁危机，祸及他国。

三、调整内与外共安全的协作关系。

为了降低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采取了不少措施。美国提出“大而不能倒”的策略：其内容是指金融机构的倒闭必然会对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远的，所以，政府必须给予扶持和注资，帮助其度过难关。因此美国金融改革法开篇就阐述其立法宗旨。但现在，它似乎又在欧洲卷土重来。布鲁塞尔敲定的对爱尔兰 850 亿欧元的援助方案，是一次银行救助行动。与希腊不同，爱尔兰的危机，并非因为过度举债、逃税漏税或国家统计数据造假所致。拖垮爱尔兰的是该国的银行。

在金融危机期间，“太大而不能倒”的政策推而广之，演绎到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这包括对贝尔斯登和 AIG（美国国际集团）的救助，还有对非银行机构的支持，“太大而不能倒”福泽更大的范围。[2]“太大而不能倒”使金融机构从中获得了更多政府的隐性补贴，而买单的人就是纳税人。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的内部是“利润私有化但风险社会化”，推演到国际上就是“利润本国化但风险国际化”。

面对金融霸主采取的策略，新型市场国家要保证内部与外部金融的安全，势必有更大的难度和困难。既要与外界建立这样或那样的协助关系，又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或少受侵害，这确实增加了不少难度。但是，金融监管全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是金融风险全球化的客观要求。金融监管框架全球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一些国际性的金融组织，例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等，在全球金融监管准则的制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准则代表秩序，准则也代表规范。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例，尽管其所制定的各项准则并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但是，因为这些规则事实上已经被国际金融领域广泛认同和采用，因此具有事实上的国际经济法的性质和地位，各国自觉遵守履行国际金融安全的义务和责任。否则，就可能在国际金融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承受金融风险全球化的影响是必然的。

从世界金融业体系来看，新兴国家应对“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是紧迫而长期的。这些国家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和整体规划，要建立各种各样的预警机制，把风险控制在事前，把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加强对大机构的事前约束，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也要把握前行的节奏和控制的力度，降低“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完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以及对不良贷款容忍度等工具的运用机制，加强对大机构的监管力度和频度，加强对“大而不能倒”设立的各类子机构的监管。加大监管力度，要在监管资源上充分加大对“大而不能倒”银行机构的倾斜，严守风险底线。促进建立能有效抵御和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全球金融稳定制度框架，坚持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大方向，维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与发展权益。

矛盾关系的处理和协调需要对话和协商，前提是理解和尊重。在新的格局的建立中，新兴经济体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制定什么？如何制定？国际金融霸主长期以往都处于主导的地位，规则的制定自然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的。在协商和对话中，如何能够由弱变强、由被动变主动？还不完全取决于这些新兴经济体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新兴经济体的努力和抗争，取决于新兴经济体的决心和坚持，取决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联合和团结。当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都应该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做一个能担当的国家。只有这样矛盾关系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才能有利于建立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的新格局。

篇（4）

(一)农村信用社自身存在的问题央行监管效能的提高

1．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不够明晰，增加了农村信用社经营目标和基层央行监管目标实现的难度。合作制原则决定了农村信用社要服务于社区、服务于“三农”，客观上要求农村信用社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但“资本自聚、资金自筹、经营自主、盈亏自负、风险自担”的机制，又决定了农村信用社盈利目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农村信用社也只有以盈利为目的，才能真正建立以上“五自”机制。必须服务于“三农”的“准政策性”职能和必须“以盈利为目的”的基本要求，二者相互矛盾、有时甚至相互抵触，严重制约着农村信用社的正常，加大了基层央行金融监管的难度。

2．法人治理结构不，加大了农村信用社的各项支出，增加了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的“隐性”流失，削弱了农村信用社的盈利能力。也给基层央行的全方位监管留下了空白。县级农村信用联社仍实行的是基层法人社管理模式，这既不利于县级联社辖内人力、物力和资金来源的统一管理，又增加了税费缴纳(如所得税)，形成了信贷资金“隐性”流失，尤其是对部分法人社盈利、但整体亏损的县联社，信贷资金的“隐性”流失更为明显。基层法人社管理模式也给基层央行增加了监管难度。由于基层央行监管人员有限，对基层社实施全方位监管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改变基层法人社管理模式十分必要。

3．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弱、抗风险能力较小、经营效益欠佳等客观现实，决定了公众短期内难以对农村信用社树立足够的信心。

4．经营理念相对滞后，市场营销观念较差，业务品种单一。直接影响了农村信用社信贷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的提高，基层央行的监管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5．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化程度低、服务手段落后、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使农村信用社在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环境更为不理想。不良资产的核销等包袱只能靠自身消化。给农村信用社经营目标和基层央行监管目标的实现增加了极大难度。

(二)基层央行监管中的不足和困难影响了监管效能的提高

金融监管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重要方面，是一种全方位、多功能、综合性的执法行为，这就要求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工作中，要谙熟法规“会”监管、求真务实“敢”监管、超前监测“早”监管、多方并举“巧”监管。目前，基层央行在金融监管的实践中，还存在着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监管方式相对落后，机构设置不尽科学，监管人员素质偏低，监管职责落实不够等问题，直接影响了监管效能的提高。

(三)人民银行上级行的管理不够科学，也影响着基层央行监管效能的提高

1．人民银行信用合作管理部门与合作金融监管部门对县级农村信用社的管、监职责相对模糊，县级农村信用联社的处境尴尬，给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带来诸多不便。

2．人民银行对监管指标的考核不尽合理，时点多、时期内容少，重叠(或相似)内容多、创新(或结合实际)内容少，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方向，也束缚了基层央行的监管思路。

3．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支农再贷款的“钢性”约束多，“弹性”管理少，如期限较短，设置不符合农业生产周期、用途限制过多等，影响了支农再贷款的使用效力，也给基层央行的监管工作增加了难度。

二、对策及建议

(一)各级央行要增强服务意识，帮助农村信用社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促使农村信用社更新的监管理念，改善经营管理，尽快走出困境。

1．准确确立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要突出农村信用社是“盈亏自负、风险自担”、并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的基本观念。服务“三农”的宗旨应主要作为服务范围或服务区域来对待，以减少政策性职能，确保信用社利益。

2．督促信用社尽快完成县级联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行县联社一级法人的管理，充分集中运用信用联社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增强抵御风险、支持地方的能力，并根据效益原则对机构进行合理布局，提高经营效益，逐步实现农村信用社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化。

3．帮助农村信用社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要借普遍开展创建“安全区”活动之机，帮助农村信用社尽快启动并建立“农村信用工程”，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配合、村组响应的良性互动格局，增强广大农户的信用观念，努力为农村信用社创造宽松的外部信用环境。二是要站在有利于培育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后劲、有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的高度，积极寻求减免支农服务方面的有关税费、提高呆帐准备提取比例等，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财税环境。三是尽快帮助农村信用社建立跨区域的资金汇划系统，努力为农村信用社创造与商业银行相当的结算环境。以提高信用社的市场竞争力。四是帮助农村信用社多渠道、多方位地筹集自有资金，增强社会公众对农村信用社的信心和增强农村信用社抵御风险的能力。

4．鉴于农村信用社包袱沉重的现实，帮助农村信用社转变经营机制，在无法实现剥离资产的情况下，实行新、老贷款分账经营、分别管理，甩下包袱，轻装上阵，努力创建支农服务与信用社自身增效的新格局。

篇（5）

(一)资本充足率

它是以银行资本为核心，以规范统一的方法，对银行经营及资产面临的风险持续进行识别、计量、分析、判断，以确认银行资产损失及拨备率状况、资本净额及充足率情况，进而对银行的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督者提出保持性、完善性、治理性、整顿性、处置性措施，以确保银行经营的拨备充足、资本达标，始终是一家运行稳健、治理健全的好银行。

(二)持续监管

它是指银行业监管部门对银行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运行和市场退出的事项、活动及行为的全过程持续监管。围绕这三个过程，通常是准入事项的审查和审批，业务运行的现场检查和借助统计信息的持续非现场监管，重大变更事项的审查与机构和业务的重组甚至市场退出。市场准入监管主要是银行业机构的资本、高级管理人员、业务与技术、章程与管理办法、营业场所等。业务运行监管是针对银行机构的业务活动及规范、风险程度等相关的检查与分析和治理，这是影响甚至决定监管组织体制、工作方式的关键。重大事项变更与市场退出监管与业务运行或者风险处置密切相关，是持续监管过程中治理性或整顿性措施的具体体现。

(三)市场纪律

也有人称之为市场约束，还有人称之为信息披露。就是通过持续有效监管，严格依据资本充足率的计量方法，对银行的决策、经营、管理和经营效果作出风险综合评价与分类，并将结果披露。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让银行的客户和其他金融消费者清楚与他交往的银行的本质与情况，据此判断和选择后续银行服务。目的在于让好的银行做大、做强，具有持续发展的市场客户基础，让差的或不好的银行面对市场压力，自觉改善管理，提高竞争力，由市场竞争力淘汰坏的银行。

二、从国际银行监管发展到三大支柱监管的简况

(一)针对具体业务活动而开展的业务行为监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逐步新兴的银行，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央银行，基本上是在国家所有制下集中统一办理具体存、贷、汇、兑业务的机构，其上级对下级基于具体业务行为的监督和检查，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监督管理内容。通过对具体业务行为的监管，确保操作规范、政令统一、风险最小，实现银行的经营安全。这种针对具体行为的监管，来自于一体化经营的组织内部，也是银行为实自身持续安全经营，通过保障操作规范来实现。这种方式，至今依然在一家银行的内部适用，这种针对具体业务行为的监管，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监管的持续。中央银行如此，银行业监管部门如此，银行业经营机构也如此。

(二)针对银行业经营活动的规则监管

中央银行或银行业监管部门功能从商业银行中分离后，特别是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和业务创新后，银行业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不可能深入渗透到商业银行内部的具体业务活动。银行外部监管也没有必要主要针对商业银行的具体业务操作提出具体操作的制度要求。在商业银行追求赢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目标后，其内部也有确保操作规范的制度安排和监督机制，外部监管主要应维护市场秩序、竞争行为和行业安全及银行服务需求者的权益。确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在规则下的充分竞争，提升银行业服务质量，避免单个银行的业务风险传导，防范高风险业务品种出笼，适时服务于宏观调控等成为银行业监管的重要职责。中央银行或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规则监管，成为了多家银行开放与竞争经营格局下的必然。

(三)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探索与实践的资本监管

对银行实施资本监管，是银行业跨国开放、综合经营、出现多币种、多种类资产的必然。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的银行经历了开放与综合化经营，一家跨国银行同时面临着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等。一个国家的规则、一个币种的风险、多种资产的不同价值与价格、不同国家的规则与法律、不同背景的银行经营管理、不同经济体的银行业务机会等，均对银行经营和银行业监管造成巨大挑战，单个国家或地区对银行业继续采取封闭的规则监管，明显不合银行开放、多元、综合经营的时宜，探索新的资本监管在美国率先登台。抽象出资产内在价值、采取综合方法计量不同资产及其风险程度、预测资产价值与损失拨备、确定资本充足率，据此对银行经营行为自律、有效监管他律，及时披露银行分类信息，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的普遍做法，并逐步形成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2006年我国金融全面对外开放后，对银行业探索和推进资本监管，由此逐步按照国际规则监管银行及至整个金融，这已经毋庸置疑。资本监管既是自律标准，也是监管标准，更是全世界的中介评价标准。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金融监管格局

构建和谐金融，必须构建和谐金融业与和谐金融监管。构建我国和谐金融是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必然，也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内外金融关系、协调各种金融矛盾的结果。通过分析和掌握全球经济与金融运行规律，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既要能够促进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又要能够发挥有效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处置金融风险，服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根本的社会制度。为此，需要推进我国银行业监管内容、方式、体制的创新。

(一)创造条件推进以风险为本的监管、修正行为与操作监管

个人的金融业务操作及其风险防范与监管，主要依靠教育培训和道德约束。不具备金融上岗、从业资格的人员，在当前金融人力资源条件下不能够仓促上岗，不懂得金融操作的人员、不能够控制操作风险的金融从业人员，本身不能够上岗。前者依靠专业培训，后者依靠个人道德与纪律约束。在金融开放与改革现状下，从业人员个人行为监管和操作风险，主要依靠道德和纪律。这方面的监管不应是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而应是金融企业自身的内部管理范围。作为金融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监管与操作风险，需要监管当局的制度规定和监管纪律来维护，但也需要出资人的持续监督与权力约束。特别在金融监管出现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操作，对于潜在风险主要采取计量分析判断之后，尤其需要将风险的防范与计量重点放在员工个人以外的其他不可抗拒因素上。实际上，国际上基本没有将个人道德风险作为金融监管的范畴，我国也逐步修正这方面的习惯监管做法，改善监管的方式，调整监管重心，终止不适当监管做法，确保金融从业人员道德的纯洁性、业务的专业性、操作的严谨性、从业的审慎性，共同把防范和化解风险

的精力集中在非人为的外部因素，并逐步与国际接轨。最终促成金融从业人员坚持审慎经营、从资本监管为主发展到风险为本监管，实现金融经营与金融监管的和谐，促使金融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二)积极推进资本监管。探索风险监管，扬弃规则监管

当前，我国必须遵循国际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以资本监管为重点，以此引入国际银行的风险计量、识别、分析、判断和确认的标准、流程、方法，银行自律，监管持续，分别治理，保障安全。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创新风险为本的监管体系和方法，适应全球化经济与金融体制下的金融审慎监管和持续发展。对于暂时还适用且利于我国社会和谐的银行规则监管，需要进一步扬弃。发扬中央及宏观政策的导向性、指导性作用，服务于改革开放大局，服务于科学发展大局。放弃片面的、个人自主自为的、适合宏观与大局的小规则，避免将小规则凌驾于大规则之上，并以此为监管规则。

(三)创造条件，整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功能。探索金融综合监管，以适应国际、国内新的需求

整合了中央4个金融监管与服务机构的功能后，充分发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行业协会的作用，尊重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审慎经营，自求发展，自我约束，自主创新，自担风险，构建和谐金融新格局。在全国金融格局有新的变化后，地方各级对于金融服务与监管的主要事务压力减轻，因责任明确，其新兴的专门组织机构需求必然下降，并能够充分尊重和运用全国统一金融服务与监管体制，推进经济发展。金融对外开放与监管合作自然理顺，责任与权利矛盾也随之清晰。

(四)银行业的综合、开放经营，当前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合作

篇（6）

作者名片：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v)，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1934年7月19日出生在中国哈尔滨一个俄籍犹太富商家庭，婴儿时就同父母一起被日本关东军拘押在日本一年。战后由于无法拿回在哈尔滨的巨大家产，移居英国，六十多年后才重新访问幼时的故园(2005年9月曾来华讲学)。

制度、模式与中国投资银行发展

篇（7）

一、“银监会”的设立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银监会的成立将促进央行的独立决策和银行业监管的进一步专业化

银监会设立前，我国实行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而中国人民银行兼具监管银行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双重任务。从现实来看，央行担任的双重角色(既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又是银行业监管者)的预期目标有可能发生冲突，央行有可能在调整利率和制定货币政策时，站在银行业监管者的角度去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现在国有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金融运行与实体运行脱节，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在央行内部强大的政策影响力对某些改革的进行施加影响，这一点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最为明显。这样既影响了央行的监管能力，又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挥。

目前，各国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四种模式：第一，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欧元区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从央行中剥离出来。第二，英国、日本、瑞典、丹麦、澳大利亚将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等职能统一集中在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第三，美国由美联储作为伞式监管者，负责监管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银行、证券、保险则分别由其他监管部门分别监管。第四，许多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仍由中央银行统一负责。但从总的趋势看，越来越多的国家金融监管采用了与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相分离的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成立单独的银行监管机构，符合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和国际上银行监管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根据国际经验，银行业监管的分立与中央银行的独立往往同步进行。银监会设立后，由于目标单一，银监会将着重控制系统风险，进行更专业化的一体化监管，逐步由法规监管向市场监管过渡，有利于减少利益冲突、降低监管成本和提高监管效率，进一步增强银行业务的透明度、提高银行监管绩效、防范金融风险，并逐步由法规监管向市场监管过渡。而且，由于银监会独立承担银行业监管的职责，不可能通过货币发行来掩饰监管责任，只能依靠自身监管水平的提高，因而，从长期而言，银监会的设立将有助于真正维护金融安全。

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中央银行制度发展的客观趋势。例如，在美国，美联储只向国会负责，政府无权干涉，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美国货币监理署则专事银行监管，也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因此，银行监管职能的剥离，意味着我国在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央行将专注于货币政策职能，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的利益，开阔视野，更多地着眼产业部门和实体经济，从而有助于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稳定。

此外，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以后，中央银行为了更好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仍然拥有对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银行开户的金融机构必要的“检查权’，这种权力来源于中央银行与其交易对象金融机构之间的商业合同。中央银行只根据场内外检查和实地调研得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宏观的货币政策走向，而不对具体的金融机构承担微观的监管责任。这样做，有利于中央银行把握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风险。

2．银监会的成立，有利于提高货币决策和银行监管的透明度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面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WTO遵循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透明度原则，首先就是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的透明度。所谓透明度，是指“在通俗易懂、容易获取和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政策目标以及政策的，机构和经济框架，政策的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责任范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高货币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金融制度建设的重点。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中央银行履行问责义务的目的，而且是为了避免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误解或不当解释，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货币和金融政策的支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透明度较低，难以适应加入WTO的要求。

3．银监会的成立有助于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将面临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使国内金融市场形成新的经营格局——国内金融界的分业经营和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并存。但是，目前外资银行的经营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如多存少贷、转移利润，违规经营、使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等等。因此，这一格局在给我国金融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了挑战，尤其是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大挑战。

从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和投资范围、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比例、对关联的贷款比例、流动性比例和各项准备金的情况都作了规定。但是，对外资银行监督管理的规定仍较为原则和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和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在监管内容和监管手段上仍处于合规性监管阶段，主要是事后合规性检查，缺乏预防性的事前和事中检查，风险监管处于起步阶段，出现了重审批服务，轻监督管理的现象。例如，监管方式还停留在对报表的审核上，但一些外资银行上报的报表却不能完全反映其经营活动的真实情况，而且偏重定性，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对国际上通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加以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的违规操作。

银监会设立后，将努力实现对外资银行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的协调统一。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前的监管者认为只要制定好市场游戏规划，并确保市场参与者遵照执行，就能实现监管目标。因此，监管当局过去一直将监管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但是，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缺点不断暴露，这种方法市场敏感度较低，不能及时全面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银监会将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以风险性监管为主题，改进和提高现场检查的效能，同时充分借助审计力量，对有问题的外资银行进行重点监管。在完善非现场监督体系方面，将谨慎原则和弹性原则结合起来，合规性指标和风险性指标结合起来，设置监管指导线和最低比率，包括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大额风险、外汇风险等。并且在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加强风险监管。

二、银行业监管对策

1．尽快制定和出台有关金融法规，并与国际接轨，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依法监管无论用何种形式监管，都必须有监管的依据，也就是各种法律、法规，而中国目前显然多种金融法规缺位。在这种情况下银监会工作的开展将受到许多限制。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完善金融法规，促进金融监管与法律法规的协调统一。对已出台的金融法规，应建立本系统内相应的实施细则，增强现行金融法规的可操作性，解决当前金融监管中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问题。

2002年以来，国务院、人民银行总行先后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金融法规，这些金融法规充分体现了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外资金融机构平等竞争的基本原则。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还要进一步修订，以达到确立监管架构、规范监管准则、统一监管标准的目标。对金融机构的任何处理、处罚，都要有确切的法律依据、政策依据、制度依据。在监管工作中，要公正、公开、公平地处理监管中遇到的问题，做到依法监管，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2．尽快建立银监会和央行之间的有效的协调机制

银监会成立之后，将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管职能，但央行依然是商业银行最后的贷款人，同时，央行对商业银行仍拥有检查权。这就涉及到一个银行协调成本的问题。

从国外实践来看，在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金融监管局与财政部之间有一种三方小组会谈机制，定期磋商，交换信息。 而在日本，中央银行的职能由日本银行担任，金融监管的职能由日本金融厅执行。根据《新日本银行法》规定，应金融厅长官的要求，日本银行应向金融厅出示检查结果并允许金融厅职员查阅相关资料。在实际工作中，金融厅和日本银行的职员实际上经常互换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此外，为了不加重被检查金融机构的负担，双方经常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安排。

从我国实际出发，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种职能分离以后，部门内目标冲突转变为部门间冲突，因此，一方面要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合作，防止部门间扯皮现象，减少磨擦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中的一些关系尚未理清。如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金融监管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从现实来看，独立行使监管权力的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决策时仍然要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影响，这使其独立监管规范的程度打了折扣。因此，银监会需要在体制上有所突破，尽量加强其监管独立性。这就要求加大金融相关部门之间及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力度，建立相对稳定的协调机制。

3．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解决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承担问题

随着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深化，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金融的风险累积也越来越大，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也面临着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必须尽快健全金融体制，特别是包括市场的退出机制，在此情况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显得日益重要。

存款保险制度是国际上银行监管的通行做法，是维护存款人对银行信心的保障手段，也是解决银行市场退出的有效措施。实行存款保险，可以使小金融机构在乎等的条件下和大型金融机构开展公平竞争，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困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消除地方政府和储户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中央银行也可以真正与存款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确立商业性融资关系，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体制的健全和健康运行。

目前，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通过加强存款保险机构的作用等方式来防范道德风险。我国应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样，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在提供救助资金时，就可以会同(或转贷)存款保险机构来实现，通过存款保险机构所特有的约束机制来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

4．解决遗留问题

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以后，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下一步应着重解决央行大区分行改革的遗留问题。大区分行改革从根本上打破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级次同构、地方割据的原有格局，使金融监管中心与地区行政中心相脱离，地方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预明显减弱，但是，在监管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跨地域监管成本高昂、监管工作得不到地方政府配合等。为此，要从技术上的可行性及经济上的可行性出发，对金融监管结构做适当的安排，使金融监管当局以最低成本实现既定的监管目标。要继续完善监管机构内部管理体制，逐步建立日常监管制度、举报查处制度、监管责任制度、信息沟通制度、档案管理制度、报告报表制度等一系列内部制度，使各部门职责分明，高效完成工作任务，要继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合作，使监管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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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燕君楼拥勤：“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策略”，《商业研究》，2002年第9期。

2．阎冶军：“论我国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与完善”， 《甘肃》，2002年第10期。

篇（8）

一、“银监会”的设立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银监会的成立将促进央行的独立决策和银行业监管的进一步专业化

银监会设立前，我国实行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而中国人民银行兼具监管银行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双重任务。从现实来看，央行担任的双重角色(既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又是银行业监管者)的预期目标有可能发生冲突，央行有可能在调整利率和制定货币政策时，站在银行业监管者的角度去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现在国有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在央行内部强大的政策影响力对某些改革的进行施加影响，这一点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最为明显。这样既影响了央行的监管能力，又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挥。

目前，各国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四种模式：第一，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欧元区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从央行中剥离出来。第二，英国、日本、瑞典、丹麦、澳大利亚将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等职能统一集中在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第三，美国由美联储作为伞式监管者，负责监管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银行、证券、保险则分别由其他监管部门分别监管。第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仍由中央银行统一负责。但从总的趋势看，越来越多的国家金融监管采用了与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相分离的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成立单独的银行监管机构，符合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和国际上银行监管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根据国际经验，银行业监管的分立与中央银行的独立往往同步进行。银监会设立后，由于目标单一，银监会将着重控制系统风险，进行更专业化的一体化监管，逐步由法规监管向市场监管过渡，有利于减少利益冲突、降低监管成本和提高监管效率，进一步增强银行业务的透明度、提高银行监管绩效、防范金融风险，并逐步由法规监管向市场监管过渡。而且，由于银监会独立承担银行业监管的职责，不可能通过货币发行来掩饰监管责任，只能依靠自身监管水平的提高，因而，从长期而言，银监会的设立将有助于真正维护金融安全。

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中央银行制度发展的客观趋势。例如，在美国，美联储只向国会负责，政府无权干涉，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美国货币监理署则专事银行监管，也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因此，银行监管职能的剥离，意味着我国在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央行将专注于货币政策职能，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的利益，开阔视野，更多地着眼产业部门和实体经济，从而有助于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稳定。

此外，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以后，中央银行为了更好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仍然拥有对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银行开户的金融机构必要的“检查权’，这种权力来源于中央银行与其交易对象金融机构之间的商业合同。中央银行只根据场内外检查和实地调研得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宏观的货币政策走向，而不对具体的金融机构承担微观的监管责任。这样做，有利于中央银行把握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风险。

2．银监会的成立，有利于提高货币决策和银行监管的透明度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面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wto遵循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透明度原则，首先就是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的透明度。所谓透明度，是指“在通俗易懂、容易获取和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政策目标以及政策的法律，机构和经济框架，政策的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责任范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高货币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金融制度建设的重点。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中央银行履行问责义务的目的，而且是为了避免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误解或不当解释，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货币和金融政策的支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透明度较低，难以适应加入wto的要求。

3．银监会的成立有助于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将面临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使国内金融市场形成新的经营格局——国内金融界的分业经营和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并存。但是，目前外资银行的经营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如多存少贷、转移利润，违规经营、使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等等。因此，这一格局在给我国金融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了挑战，尤其是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大挑战。

从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和投资范围、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比例、对关联企业的贷款比例、流动性比例和各项准备金的情况都作了规定。但是，对外资银行监督管理的规定仍较为原则和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和方法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在监管内容和监管手段上仍处于合规性监管阶段，主要是事后合规性检查，缺乏预防性的事前和事中检查，风险监管处于起步阶段，出现了重审批服务，轻监督管理的现象。例如，监管方式还停留在对会计报表的审核上，但一些外资银行上报的报表却不能完全反映其经营活动的真实情况，而且偏重定性分析，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对国际上通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加以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的违规操作。

银监会设立后，将努力实现对外资银行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的协调统一。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前的监管者认为只要制定好市场游戏规划，并确保市场参与者遵照执行，就能实现监管目标。因此，监管当局过去一直将监管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但是，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缺点不断暴露，这种方法市场敏感度较低，不能及时全面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银监会将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以风险性监管为主题，改进和提高现场检查的效能，同时充分借助社会审计力量，对有问题的外资银行进行重点监管。在完善非现场监督体系方面，将谨慎原则和弹性原则结合起来，合规性指标和风险性指标结合起来，设置监管指导线和最低比率，包括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大额风险、外汇风险等。并且在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加强风险监管。

二、银行业监管对策

1．尽快制定和出台有关金融法规，并与国际接轨，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依法监管无论用何种形式监管，都必须有监管的依据，也就是各种法律、法规，而中国目前显然多种金融法规缺位。在这种情况下银监会工作的开展将受到许多限制。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完善金融法规，促进金融监管与法律法规的协调统一。对已出台的金融法规，应建立本系统内相应的实施细则，增强现行金融法规的可操作性，解决当前金融监管中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问题。

2002年以来，国务院、人民银行总行先后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金融法规，这些金融法规充分体现了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外资金融机构平等竞争的基本原则。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还要进一步修订，以达到确立监管架构、规范监管准则、统一监管标准的目标。对金融机构的任何处理、处罚，都要有确切的法律依据、政策依据、制度依据。在监管工作中，要公正、公开、公平地处理监管中遇到的问题，做到依法监管，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2．尽快建立银监会和央行之间的有效的协调机制

银监会成立之后，将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管职能，但央行依然是商业银行最后的贷款人，同时，央行对商业银行仍拥有检查权。这就涉及到一个银行协调成本的问题。

从国外实践来看，在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金融监管局与财政部之间有一种三方小组会谈机制，定期磋商，交换信息。而在日本，中央银行的职能由日本银行担任，金融监管的职能由日本金融厅执行。根据《新日本银行法》规定，应金融厅长官的要求，日本银行应向金融厅出示检查结果并允许金融厅职员查阅相关资料。在实际工作中，金融厅和日本银行的职员实际上经常互换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此外，为了不加重被检查金融机构的负担，双方经常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安排。

从我国实际出发，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种职能分离以后，部门内目标冲突转变为部门间冲突，因此，一方面要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合作，防止部门间扯皮现象，减少磨擦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中的一些关系尚未理清。如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金融监管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从现实来看，独立行使监管权力的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决策时仍然要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影响，这使其独立监管规范的程度打了折扣。因此，银监会需要在体制上有所突破，尽量加强其监管独立性。这就要求加大金融相关部门之间及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力度，建立相对稳定的协调机制。

3．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解决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承担问题

随着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深化，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金融的风险累积也越来越大，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也面临着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必须尽快健全金融体制，特别是包括市场的退出机制，在此情况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显得日益重要。

存款保险制度是国际上银行监管的通行做法，是维护存款人对银行信心的保障手段，也是解决银行市场退出的有效措施。实行存款保险，可以使小金融机构在乎等的条件下和大型金融机构开展公平竞争，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困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消除地方政府和储户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中央银行也可以真正与存款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确立商业性融资关系，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体制的健全和健康运行。

目前，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通过加强存款保险机构的作用等方式来防范道德风险。我国应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样，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在提供救助资金时，就可以会同(或转贷)存款保险机构来实现，通过存款保险机构所特有的约束机制来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

4．解决遗留问题

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以后，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下一步应着重解决央行大区分行改革的遗留问题。大区分行改革从根本上打破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级次同构、地方割据的原有格局，使金融监管中心与地区行政中心相脱离，地方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预明显减弱，但是，在监管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跨地域监管成本高昂、监管工作得不到地方政府配合等。为此，要从技术上的可行性及经济上的可行性出发，对金融监管结构做适当的安排，使金融监管当局以最低成本实现既定的监管目标。要继续完善监管机构内部管理体制，逐步建立日常监管制度、举报查处制度、监管责任制度、信息沟通制度、档案管理制度、报告报表制度等一系列内部制度，使各部门职责分明，高效完成工作任务，要继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合作，使监管工作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黄燕君楼拥勤：“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策略研究”，《商业研究》，2002年第9期。

2．阎冶军：“论我国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与完善”，《甘肃金融》，2002年第10期。

篇（9）

根据当前的金融组织结构现状，温州在金融改革中尤其需要加快发展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与温州企业生态相匹配的、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这些小型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互相依存，共生共荣，契合度较高。发展小型金融机构一方面可以吸纳大量的民间资本，推动民间融资阳光化；另一方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让实体经济直接受益，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要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鼓励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为小微企业和“三农”服务的“草根银行”。温州应在总结瑞安汇民资金互助社经验基础上扩大试点，先在各县市区各试办一个，然后在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同时要推广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兴办资金互助社的做法，以解决资金季节性供求矛盾。大银行与小微金融机构也应该加强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使小微金融机构成为大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重要平台。

正确处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不仅要拓宽间接融资的渠道，而且要努力开辟直接融资的通道，逐步提高企业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的比重，做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正规金融融资和民间融资的有机结合，提升民间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能力，实现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的有效对接。在间接融资中，要从实体经济实际出发，综合运用信贷、投资、债券、信托、租赁、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提供形式多样的信贷模式，如采用“银行+保险”、“银行+担保”、“银行+保险+财政补贴”、“银行+信托+租赁”等多种融资工具相结合融资模式，形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增加债券品种，通过发行公司债券、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集合债券、集合票据、区域集优债等，以及积极争取中小企业发行私募债试点，拓展企业直接融资的通道，使债券市场成为发展实体经济新的动力源。

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增殖服务的关系

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责任。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当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方面为全省乃至全国作出示范，尤其要在完善专注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方面创造经验。必须明确，金融创新必须根植实体经济，面向客户，适应市场，以金融创新产生的社会、银行的增殖和效果，以及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增加收入、节省开支、提高服务效率为检验标准，坚决制止以创新为名搞“转型收费”、“贷款搭售”、产品捆绑销售等不正当做法，减轻企业负担。当前小微企业不仅缺资金，更缺科技，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小微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创新产品和服务，是企业转型升级，做强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金融机构要针对种子型、创业型、扩展型、成熟型不同的小微科技型企业，采取针对性的融资模式、信贷产品、服务手段和抵质押方式，量身定做。要制定适合小微科技型企业特点的信贷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单独客户认定与授信评审，建立绿色通道，并单独予以统计和考核。要创新符合小微科技型企业特点的抵（质）押担保方式，积极探索以科技型企业的股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作为贷款的质押进行融资，探索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等，为企业融资提供方便。

篇（10）

1行政性金融控制思想阶段

1948年—1957年，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异化为人民银行的内部行政管理，制度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信贷管制和利率管制，在高度集中的资金管理体制下，人民银行按照行政命令执行信贷计划。从1969年至改革开放前，人民银行隶属于财政部，在这样的行政隶属关系中，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不过是政府贯彻信贷计划、调控经济的手段。不难看出，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正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必然产物，这种特定的经济体制所独有的局限性特征决定了银行体系的高度集中，“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更加有利于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局掌控，增强了政策贯彻的畅通性。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银行体系具有极强的历史局限性，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层次时，这种银行体系的不适应性和局限性就会暴露无遗。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忽略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得价值规律无法有效地在市场运行中发挥调节作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过低，基层金融机构成长缓慢，整个金融系统缺乏活力和动力，起不到经济剂的作用。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高度集中和统一的单一金融体制。在这种金融体制下，金融监督管理虽然也要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但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理念发展缺乏良好有利的制度环境，处于“禁锢”期。应当肯定的是这种控制性的金融管理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完全符合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资金通过这个银行体系有力地集中起来，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相较旧中国的经济面貌，不合理的生产布局得到完全颠覆，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尤其在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国家颁布了“银行六条”，通过信贷和货币发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和货币发行，使国家很快度过了困难时期，取得了利用金融业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经验。与此同时，由于这个时期以严格的行政指令作为措施手段，因此相应的制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政策特征，控制性金融管理思想过度依赖行政体系和行政权威，以行政指导为主要实施手段，也使金融管理具有政策特征。行政指导的具体内容可能是无法可依、无据可循的，不仅受短期政策目标影响，还受执行机关的意志左右。这种不透明性和无规则性，使得金融管理思想的发展与深化受到了严重的束缚，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我国实施经济改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只有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挥社会主义活力的方针提上日程的时候，克服这种思想弊端的改革要求才有其现实性和紧迫性。

2控制性金融监管思想的形成与弱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行政部门对经济活动具有全权管理的职能，指导政府经济管理活动的主要思想来自于有关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理论。计划理论及其政策实践居于经济社会的核心地位。在金融体制改革以后，政府主管部门对金融活动的管理职能逐渐的转变为监督管理。简要地回顾金融监管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们发现，注重规则监管是改革开放以来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第一阶段。计划体制下的行政主管部门体系虽然经历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基本上保留下来；在主管内容方面，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审批制渐次得向核准制转变、更在一些领域内向登记备案制过渡等等），但是，对金融机构而言，政府方面“主管”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应该说，现实正处于监督管理的阶段，虽然这一阶段，“管理”色彩还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与此同时，“监督”职能开始凸现出来。1978年—1983年，理论界形成了对中央银行性质与职能的一致看法，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1984年1月，人民银行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这样的思想基础形成了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起点。在金融改革初期，各家专业银行严格执行人民银行的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并将原有的信贷计划推广到四家国有银行，对信贷计划执行的合规性监管是我国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的初始安排，另外，人民银行同时履行着金融机构审批、金融秩序整顿的管理职能。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实施，迈出了依法监管的第一步。但是，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尚不系统，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方面的规定比较宽松。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的不完善催生了金融业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金融业务多元化发展。形成了金融业数量扩张和机构竞争的新格局，同时也带来了金融秩序的混乱。这是学界和政策界都始料未及的。随后所展开的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都始终围绕治理整顿金融秩序为主题。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各种行政性直接调控工具被重新启用，人民银行以约法三章的形式对一些新兴金融业务严厉禁止，以约法三章和信贷计划指标为凭据对金融机构组织实施大规模的临时性的稽核检查。至此，理论界和政策界形成了控制性监管制度思想。在我国，对金融监管的高度重视始于1993年，在此之前，虽然也有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业务的检查，但是，所要达到的目标、采用的手段和检查的内容基本上都只能满足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至今，监管工作的开展都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我国15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从业人员的队伍成百倍的增加，初步形成了一个多门类多层次和竞争有度的金融市场，极大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加快增长和取向市场的经济改革。1993年以后，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金融法规，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金融监管迎来了“法制之年”，1995年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票据法》等法律法规，对监管市场制度的相关措施从法律上进行了明确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业的新变革，许多政策措施对控制性金融监管进行了弱化，譬如：取消贷款规模限制、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利率改革、监管组织体制调整等。由此，控制性金融监管逐渐弱化，放松管制和审慎监管的相关措施开始逐步得以推行。但是，理论界仍然存在控制性监管思想的基本倾向，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思想体现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中遗留的行政控制性监管思想中调整与突破的脉络，由弱行政控制性监管思想向审慎监管思想过渡的局面。执行初期，由于金融控制思想的遗留，审慎监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为制度，但大多流于形式。在冲突中，控制性监管思想逐步弱化，审慎监管思想逐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