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特点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发展特点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是全民创业氛围浓厚。目前全镇共拥有各类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234家，平均每6户就有一个小老板，被誉为“安徽的温州模式”，从事电子等产业的工业企业和加工制造个体工商户852家，其中产值超500万元以上的180家，超1000万元的72家，超5000万的12家，超亿元的11家,超5亿元的2家，拥有10家省级集团企业。全镇有3家企业进入全省私企百强企业，3家企业进入全省私企出口创汇50强，88家企业通过iso9000论证，42家企业通过美国ul和欧盟ce、fcc、vbe认证，67家企业通过rosh环保认证，企业注册的商标超过300件以上。农民人均收入的80%以上来自个私企业打工收入。

二是产业发展特色鲜明。__的工业主要有电子、光伏、光电、汽车摩托车零配件以及长毛绒玩具等十大门类，但以电子产业发展的规模大、水平高，其产值、税收、从业人数都占到全镇工业的85%以上。目前，全镇高压包、遥控器组装企业共有400家，但配套企业就达800多家，使__形成一个大工厂，街道就是流水线，你的车间就是我的仓库，我的仓库就是你的车间，相互配套，相互协作，降低了成本，增强了竞争力。目前，高压包和遥控器年生产量分别达到1.5亿和4.5亿只以上，正因为如此，省信息产业厅把__的电子产业集群列为全省四大电子产业集群之一。

三是经济外向水平较高。全镇有60%以上的规模企业从事对外出口生产经营业务，其中68家企业获得了进出口自营权，出口产品涉及到5大类8000多个品种，远销欧美、中东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__年出口供货值达22.4亿元。20__年直接出口创汇突破1亿美元，成为安徽省首家以乡镇为区域出口突破1亿美元的乡镇，并连续10年出口创汇名列全省乡镇第一。其中，电子产品占全部出口额的84%，被省商务厅授予安徽省电子产品出口创汇基地。电子产业驰名海内外，__谚云：“高压包包揽天下，遥控器遥控东西”，__的遥控器，国内外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高压包三分天下有其二。

四是科技创新能力较强。近年来，__电子企业针对自身研发能力相对较弱的现状，纷纷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部分企业已与中国科技大、合肥三十八研究所等30多所国内著名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由他们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研发和管理中遇到的难题。兴业、华宇、天富等企业还兴办了研究所，进行产品研发，先后开发生产出多功能遥控器、烧录遥控器、可视门铃、微型变压器等新产品。目前，__民营企业拥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3家，滁州市民营科技企业35家，各类科技人员1000多人，专利38项。20__年以来，电子企业新上和利用原有设备转产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控制器的企业已达34家；有17家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和内外资合作的形式，联合投资进入光伏产业，主要涉及多晶硅、单晶硅、破方、电池片和组件等生产环节，产业链条已比较完整，20__年，被省发改委授予“安徽天长光伏产业基地”。

在推进全民创业方面，我们主要抓了五个方面工作：

第一，营造氛围，激发创业热情。多年来，我们把营造创业氛围，扶持引导全民创业作为产业兴镇、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点，致力于扶持能人当老板，引导企业上规模，培育产业成气候。一是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深入宣传国家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不断激活民间投资，引导全民创业；二是正面引导，大张旗鼓地表彰成功创业典型，激发群众创业的光荣感和积极性，把群众的注意力和创造力集中到创业致富上来；三是对个体私营业主做到“服务零距离，服务零收费，服务零缺陷”，着力在全社会树立“自主创业光荣、服务创业为荣”的良好风气，营造“只要想创业就能做老板，只要是能人就能成老板”的浓厚创业氛围。近几年来，__镇每年新增民营企业数量都保持在200户以上。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本镇80%的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农民收入约80%的来源，还吸纳了外地农民工2万余人，每年从__带走打工收入2.5亿元以上，全镇形成了“人人有事做，家家无闲人，天天能赚钱”的喜人景象。

第二，打造平台，推进产业集聚。一是建设产业发展平台。我们抢抓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的重大机遇，举全镇之力抓好省级__经济开发区的扩容建设，每年投入的路网、供排水、供电、路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在5000万元以上，目前，开发区规模已扩大到5.8平方公里，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8亿元，申请入园企业已达191家，其中146家建成投产，45家正在建设，企业总投资超30亿元。此外，我们今年还在开发区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启动了中小企业创业促进中心建设，建设标准化厂房和服务设施8万平方米，进一步提升了开发区的承载能力。二是建设人口集聚平台。产业的集聚需要人口的集聚作支撑，针对__用工紧张的瓶颈，我们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另一方面按照城镇规划，加快面积为0.8平方公里的省级农民小康住宅示范村建设，现已基本完成了道路、电力、供排水以及路灯、通讯、绿化等配套工程建设。目前，示范村已入住居民1200户，并且每年都保持400户以上的农民洗脚进镇。示范村建成后可安置农民3千户，新增集镇劳动力1万人。三是建设行业自律平台。我们在成立__电子商会的基础上，通过支持商会开展活动，加强同质化企业用工、价格自律来提高商会的影响力，目前已发展会员企业180多家。企业竞争由恶性竞争转变为合作竞争。四是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我们根据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积极争取和协调相关部门，先后成立了示范区管委会、中介信息服务、法律服务、物流服务、rohs指令检测中心、融资服务、会计服务等公共服务机构，基本满足了现阶段企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第三，破除瓶颈，化解创业难题。与其他地方一样，__在全民创业中，也遇到了融资难、用电难、招工难、人才缺乏等发展瓶颈问题。为打破瓶颈制约，我们在融资方面已连续十年争取到省农行对__企业直接授信，累计授信额度超过15亿元，另外通过担保公司等平台，每年为出口企业融资1.5亿以上。在电力保障方面，通过争取，电力部门在__建设两座35千伏变电所，其中一座今年将升级为110千伏变电所。在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我们每年都聘请专家对企业老板、中层干部分别培训两次以上，我们还与南京大学合作举办“高级工商管理emba”培训班，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家队伍素质。此外，我们还通过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帮助成长型以上企业招聘素质相对较高的办公室主任，建立企业办公室，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在招工方面，我们支持电子商会成立了“天长市英才劳务输入服务中心”专门服务企业招工，同时，每年春节前后，我们都专门派人与外地劳动部门接洽，在媒体上做宣传，介绍__产业发展状况、工资待遇等方面情况，帮助企业招工。

篇（2）

一、旅游经济活动的普及性，亦称大众性

旅游活动的初始阶段只是王公贵族、达官富贾消闲寻乐的行为，后来又有一些文人骚客出于某种目的也加入到外出旅游的行列，但这些都表现为极少数人的个人行为。现代旅游经济最明显的特点是参加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全世界每年出境旅游的人数，2002年已近7.95亿人次。旅游已不再是少数富人权贵们的专利，而成为普通大众人人都可享有的权利。在我国，2002年国内旅游的人数高达8.7782亿人次，参加者多是普通劳动群众。现在，旅游已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在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它是人们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内容之一。人们通过旅游满足了求新、求异、求奇、求知等多种心理需求，实现了自主、自乐、自娱、自教为基本内涵的体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和完美。

现代旅游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还因为它是实现人们社会交往的一种独特方式。通过旅游，人们可以在有限的时空中不受特定的政治信仰、宗教派别、社团宗旨的制约，接触不同种族、国家、阶层的人们，在自主、自由和轻松的氛围中，沟通思想、交换认识，享受社交的乐趣。

由于各个旅游目的地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特定的人文历史环境，形成了互不相同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特定的文化内涵，成为人们前往该地旅游的吸引力。游人通过与异地人们的接触和观赏，饱览了异地的山水风光，了解了异地的风俗礼仪，接受了异地文化的感染，在交流的过程中得到启迪和受到教育，其乐无穷。所以，旅游的发展和参与程度的广泛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二、旅游经济活动的全球性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大为改观，空间距离缩短，旅游突破了地域和疆域的界限，全球性的旅游经济活动蓬勃开展。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形势趋于缓和，更加促进了跨国、跨洲旅游活动的开展。全世界每年数以亿计出境的游客足迹遍布了地球七大洲四大洋的山山水水。

全球性旅游活动的发展又促使了国际投资中相当比例的投入到旅游服务业。以我国为例，据世界旅游组织（WTO）统计，截止至1998年，已有18个著名的跨国饭店集团涉足我国92家旅游饭店（Hotel）。从70年代末到1996年底，外资投资到我国旅游业资金已超过200亿美元，其中旅游饭店150亿美元，度假区20亿美元，旅游景观10亿美元，度假别墅和公寓20亿美元。旅游经济活动已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资源正在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为全人类服务。

三、旅游经济的产业化和运行的规范化

（1）旅游经济产业化的标志有二：一是旅游消费需求的集中化；二是旅游产品供给的专业化。工业化进程不仅使社会物质生产极大的丰富，而且还使社会需求在结构上发生了深刻变化，促使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产业结构不断地进行调整，一些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新兴产业应运而生。旅游产业即是为适应人们的需求重心由过去保障生存的低层次物质需要，逐步转向注重个性发展和精神享受的高层次需要变化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们积极参与旅游不仅达到了愉悦身心，增进健康，陶冶情操，扩大交流之目的，而且也为社会提供了广泛和集中的市场需求，为旅游经济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适应旅游需求日益增大的需要，旅游产品的生产经营部门在效率和利润的驱动下，必然要使自己的生产经营迅速集中，并从其它行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旅游产品的生产供给，成为向游客提供食、宿、行、游、娱、购综合性一条龙服务的新兴产业。这一产业的龙头当属旅行社，现代旅游经济在20世纪能有如此大规模的发展，是和20世纪初英国的托马斯・库克旅游公司、美国的运通旅游公司和比利时的铁路卧车公司兴起并发展成为世界旅游业务的三大公司，以及为数众多的旅行社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国涌现分不开的。旅游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把世界旅游经济推上了新的阶段。

（2）现代旅游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运作模式，无论是国际旅游还是国内旅游，多是由旅行社作为主要组织者，将分散的游客组织起来，依托各类旅游企业和景区，按照预定旅游路线、活动内容和时间，通过提供综合性的一条龙服务，满足游客多方面的需求。对于旅游服务，通过经验积累和各国相互学习、借鉴，将游客经常的、重复的、必需的服务需要分别制定成标准，使旅游企业的行为规范有序。这种统一或近似的规范性不仅大大方便了游客的出游，而且又进一步推动了旅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进程。

篇（3）

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距离服务经济形成还有一定差距,但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一些与服务经济发展特征一致的发展趋势,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型经济中心城市出现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势头,为我国服务经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经济形成的起点要求尚有差距

1.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滞后服务经济形成的基本要求。服务经济形成是以现代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是工业化高度发展和经济发展达到相当水平的产物。一方面,我国正处在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加快及制造业加速发展仍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按现价美元计算,我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刚刚突破3000美元大关,仍属于中等偏下水平。根据服务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国际经验,即进入工业化后期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4000美元(1970年美元)的标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经济初步形成的起点要求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

2.服务业发展尚未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200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为40%和33%,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41%,均低于50%这一服务经济初步形成的基本水平。说明我国向服务经济转型还有相当距离(见图1)。

(二)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势头初步显现

1.服务业持续快速发展趋势显现。一是服务业规模持续快速扩大。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872.5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3432.9亿元,增长了84倍,30年来平均增长速度为10.8%,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9.8%的增长速度。

二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稳步提升,2008年达到40.1%,比1978年的23.7%提高了16.2个百分点,表明30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见图2)。

三是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1990年的17.3%提高到2008年的42.9%,提高了25个百分点。尽管低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见图2),这表明长期以来我国仅仅依靠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正在改变,由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已经形成。

四是服务业逐渐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渠道。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78年的12.2%上升至2008年的33%,30年间上升21个百分点。从1994年开始,服务业已超越工业成为国内第二大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产业,同农业从业人数的差距也在逐年缩小。在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方面,服务业优势更为明显。1978~2008年间,我国新增劳动力3.73亿,其中第一产业就业0.23亿,第二产业就业1.42亿,而第三产业吸纳新增就业人员达到2.08亿,占全部新增劳动力的55.8%。这表明服务业在解决就业方面发挥着第一、二产业难以替代的作用。

2.服务业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服务业加快发展,且在结构调整升级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

首先,代表服务经济发展方向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增加值上升幅度最大的三个行业是房地产业、邮电通信业和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业,分别上升了6.7、3.84和2.2个百分点;增加值下降幅度最大的三个行业是批发零售餐饮业、金融保险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业,分别下降了5.4、5和3.19个百分点,其他行业的变动幅度不大(见表1)。这说明,代表服务经济发展方向的现代服务业已出现快速发展势头,有利地促进了服务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表1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比重变化单位:%其次,现代服务业成为带动服务业发展的动力。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增长速度来看,1991~2007年间,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及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部门增长较为平缓,增速基本上介于5%~12%之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特别是以金融、房地产等为代表的生产业,近年来出现了增速加快的趋势,尤其是金融业,2004年至2006年的平均增速超过20%,远高于其他服务行业(见图3)。

三是新兴服务业大量涌现,特别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如图4所示,2007年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新兴服务业在内的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其中,1992~2007年期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产业就业人员年均增长达到19.5%;房地产业达到15.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达到17.4%;科技交流推广服务业达到19.5%,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

四是传统服务业现代化程度快速提升。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发展与延伸,大量现代化管理方式、经营组织、服务业态、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商贸、餐饮、运输、仓储等传统服务部门逐渐发生更新与产业创新,形成具有新型管理方式和营运业态的服务业。这极大地提升了传统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保证了传统服务行业的持续性发展。

3.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逐年增加,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步伐也在加快。

一是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我国服务贸易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82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基本上逐年增加,在1982~2008年26年间增长了68倍,年均增速为17.7%,为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增速的两倍左右。

二是服务领域吸引外国资本的能力不断提高。2008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约为380亿美元,是2000年的3.6倍,2001~2008年年均增长达19.3%;占全部利用外资的比例从2001年的21.6%提高到41.1%。

三是服务外包规模迅速扩大。2008年我国服务外包收入已接近80亿美元,2001~2008年间年均增长达到20%以上。随着国际服务外包产业转移浪潮的来临,国内和离岸服务外包需求的增加,以及政府对20个试点城市发展进程的进一步推动,未来几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四是服务业开放领域和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开放度。从服务业内部行业开放范围看,中国的服务业开放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个小类中的100个。2006年底,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全部向外资开放,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

4.大型经济中心城市出现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态势。首先,大型城市成为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主要承载地。2008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共有287个,人口超过50万人的大型城市占80%。

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服务业增加值为72658亿元,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72.6%,比2006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出现了服务业向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聚集发展的趋势。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和全国性、区域性经济中心,服务业加速集聚的态势更为凸显,出现了高端服务业和创新业蓬勃发展,形成CBD、金融街、物流园区、创意产业园区等服务业高度集聚的发展区域。

其次,大型经济中心城市出现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态势。200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平均比重已经达到46.2%,高于全国40%的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国共有13个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或超过50%,其中,除张家界和固原之外,其余11个城市均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涵盖了我国主要的全国性及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其中,北京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已经超过70%,居于全国领先水平。

表22007年全国服务业发展领先城市的产业结构单位:%再次,东部沿海地区大型城市初步具备服务经济发展条件。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水平领先的区域,服务业发展也居于全国领先水平,2008年东部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已经超过62%。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业的加快发展,东部地区大型城市已经或接近具备服务经济形成和加快发展的条件。如表3所示,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大连、厦门等城市,人均GDP已经达到2000~4000美元(1970年美元)水平,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0%左右的水平(除大连外),已经进入服务经济的初步形成阶段。此外,杭州、青岛、南京、沈阳等城市的人均GDP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也已接近服务经济形成的起点标准。说明,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型经济中心城市已进入服务经济形成或加快发展阶段,成为带动我国加速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龙头和基础。

表32008年东部地区部分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及人均GDP(三)我国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还面临多重约束总体来看,我国距离服务经济的真正形成尚有相当差距,在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发展过程中,还将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

1.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偏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突出反映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两大关键指标上。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0%,而全球经济中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65%,其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已经超过70%,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则分别为53%和50%。可见,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不仅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落于发展水平相近的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及南非并称金砖五国(即金砖四国Brics加上南非)。与其他四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相比,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比印度大约低10个百分点,而与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差距还在持续加大(见图5)。

(四)我国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面临严峻的制度障碍

二、影响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和问题

(一)服务领域多元化市场主体发育和企业制度建设滞后

(二)要素和服务市场发展改革滞后,市场机制作用不强

(三)监管体制和方式亟待改革创新

(四)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篇（4）

第一点，以增进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公民福祉为核心。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公民福祉又是发展的核心。目前中国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达到13.1448亿。近几年，年出生率12.1‰左右，年死亡率6.8‰左右，年自然增长率5.3‰左右。按此计算，年人口净增量近700万，十年净增人口近7000万。中国的发展以13亿人的价值和13亿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并促进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实在是举世无双的事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应强调这一点。

第二点，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有若干质的规定性，这个制度是有潜力的。在所有制问题上，在调节机制问题上，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中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这种新的体制模式，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大致只有三个，中国、越南和老挝。应该说，在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上，中国是最早的国家。这种“内在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正在释放过程中，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又一特点。

第三点，努力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和作为后发国家三大优势。一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目前，中国16岁以上，60岁以下且已就业的劳动者约有7.6亿多人，劳动力队伍庞大且成本较低，这是很大的优势。二是拥有广阔的市场。从商品市场来看，近几年中国每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七八万亿元人民币，2006年进口货物8000亿美元。从资本市场来看，29年来，中国引进外资7000亿美元，相当多的国外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就是因为看中了中国大陆的市场。三是后发优势。随着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的到来，无论是老的工业化国家，还是新的工业化国家，都处于同一个起点上，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正在发挥并利用这种后发优势。

第四点，着力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四轮推动”，即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

第五点，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建设，即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五位一体”的建设，基本宗旨是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研究发展模式，应该有此广阔的学术视野。

紧扣一个核心，整合两种制度，发挥三大优势，实行“四轮推动”，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四轮推动”

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力最。

(一)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目前，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3.1％；制造业的总产值占全社会物质总产值的比重是67.4％。按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工业产值应超过40％、制造业产值应超过60％的经验，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并且加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拒绝复制前工业化国家“危机转嫁”等传统模式，使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探索新路。这里所说的“新路”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有别于“传统的”工业化模式，真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要有别于当今世界别国的工业化，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这种“新型工业化”与“有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交叉结合，即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可概括为下列“五个结合”：

第一，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紧密结合。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把工业化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重在提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是区别于以要素(主要是资本)大规模投入为特征的旧式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同时，鉴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特点，努力寻求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的结合点，以此形成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的多层次工业发展格局，进而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发展城市工业与发展乡镇工业紧密结合。中国有600多个大中小城市，这是中国工业的重要增长地。同时，鉴于全国密集着3.5万多个乡镇，也是中国工业增长的“沃土”之一。20世纪80年代期间，乡镇工业的数量、就业人数和总产值分别以年均26.6％、11.2％和29.6％的速度增长。到90年代，中国乡镇工业的产出占到工业总产出1/3左右，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势。近年来，中国乡镇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迅速升级，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发展来看，新式武装的乡镇工业已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第三，推进工业化进程(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传统工业化在增长方面的所谓“辉煌”，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不少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传统的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在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之后，只有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之路。“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单位GDP能耗五年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五年降低10％的目标，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节能减排已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明显特征之一。

第四，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是以基本稳定的体制结构为基础的，虽然也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但全面的体制转型以及社会转型并不突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且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工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型这“两个转型”扭在一起，无论是微观领域的工业企业的体制模式，还是宏观领域的政府管理工业模式，都对工业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五，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紧密结合。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中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巨大历史机会。

中国正是利用全球化和“后发优势”，有效吸收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发达国家用很长时间才造就的工业化格局。同时，鉴于中国是一个走独特道路的大国，颇为注重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尤其是存在投资、技术、贸易、环境等壁垒的情况下，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寻求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的最佳结合点。

此外，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面临一个与信息化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今世界各个推进工业化国家(以及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紧紧抓住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历史机遇，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一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特别是注重发挥信息化在工业发展中产生的“倍增效应”和“催化效应”；另一方面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业支撑，着力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为一体，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城市化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城镇化”道路。国际上一般称“城市化”，而中国的城市化是将镇(指镇本级)纳入其中的，故称为“城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比较缓慢。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率迅速提高，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6年的43.9％，28年间提高了25.9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0.93个百分点，特别是1996年-2006年间，城镇人口比重从30.48％提高到43.9％，年均提高1.34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

第二，中国城镇化走的是“立体网络型”的协调发展之路。所谓“立体网络型”，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构筑一个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网络。这是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第三，中国城镇化采取的是区域布局“差别化”推进方略。所谓区域布局“差别化”，表现在中国的东部重点是丰富城镇内涵、提高城镇化质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镇带、都市圈、大城市连绵区；中部重点是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扶持区域性中心城市；西部则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超出环境承载容量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

第四，中国城镇化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或城镇，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相应地要求进行体制转型。中国为实现城镇化目标，应着力打破城乡分割的格局。一则，打破城乡人口管理的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二则，改革城乡管理体制，为简政放权、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创造条件。可见，中国上述的城镇化战略，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明显不同。

(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

中国曾经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需紧紧抓住体制转型这一链条，由到核心，逐步“攻坚”。现在，市场调节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已达到95.6％，生产资料达91.9％，农副产品收购达97.7％。从国际上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目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遇到了如何继续深化的难题：国内方面，要素市场市场化程度还较低，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等适应市场化的程度还有距离，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各种体制性机制依然存在，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行政壁垒等仍在妨碍公平竞争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实现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等。国际方面，应破除进入全球市场过程中“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实现围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对接。

(四)以全球思维推进国际化，并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

篇（5）

2006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居主要发达国家之首，为3.3%，主要原因是就业市场强劲，失业率大幅度下降，以及企业获利增长所支撑。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预计降到2.2%，比IMF以前的预测下降了0.7个百分点，2008年可望回升到2.8%。主要原因是受房地产市场疲软不振，以及企业投资减缓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房地产市场降温走缓并趋稳后，2008年美国经济可望重拾增长动力。

近期，对美国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分歧较大，IMF在维持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率4.9%不变的基础上将美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2.9%下调至2.2%，其它一些机构也下调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但从整体看，尽管美国的住房市场正在降温，但尚未扩散到其他经济领域；油价回落缓解了通胀压力，令经济增长进一步减缓的风险降低；出口增长继续超过进口增长，个人消费支出也在持续增长，但是次级房贷市场问题加剧可能影响经济复苏。因此，总体上看，美国经济目前正以一种“可持续的速度”在增长。

按照IMF预测，欧元区经济2007年和2008年均将增长2.3%，增速低于2006年的2.6%，其主要原因是货币和财政紧缩效应及外部需求下降。尽管德国消费有所降温，但欧元区经济到目前为止仍保持良好形势。2007年英国经济可望增长2.9%，增速超过去年的2.7%，法国经济可望保持去年的增速，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经济增速则可能有所下降，但降幅均低于美国。

由于私人投资增加、企业盈利强劲和出口贸易回升，日本经济2007年和2008年将分别增长2.3%和1.9%，而去年增速为2.2%。日本经济近期的增长前景主要取决于去年第四季度的消费开支反弹能否持续。随着企业继续扩大生产能力和增加雇工，日本失业率已下降到9年来的最低水平，申请就业成功率则上升到1992年以来的最高点。就业和收入增加有利于消费开支扩大。

篇（6）

提要：

本文根据《中国经济史·清代经济卷》，参以师友与时贤的研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诸方面阐述了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在清代前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不仅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制度形式、经济运行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其间有新的因素显现。但从更广阔的范围看，当时的生产与交换以家庭劳动为基础，落后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落后于近、，落后于资本主义。

关键词：

清代前期、经济发展、家庭劳动、雇佣劳动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绪论》的开篇中说：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有重大发展，诸如粮食生产、农业和手的商品生产、市场一体化，以及财政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均大大超越前代。清代社会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笔者在此所关注的，只是它的特点和水平。

这里，笔者根据《中国经济史·清代经济卷》，参以师友和时贤们的研究，试行撮要归纳为12条，分别叙述如下：

一、 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总量与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清代与前代一样，以农立国，但土地的垦辟有很大成就。康熙二十四年耕地约600万顷，嘉庆十七年增加到近800万顷，前夕估计在800万顷到850万顷之间。人口也从顺治年间的一亿多，增加到前夕的四亿一千多万。只此两项已可见清代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粮食产量，考虑到复种的发展、玉米和番薯的引进，总产和亩产都有增长。据郭松义教授估算，前，全国平均亩产239市斤，粮食总产量274 509百万市斤，人均占有粮食653市斤。如果把全国划分为北方旱作区和南方稻作区，则北方平均亩产114市斤，总产量60 123百万市斤，人均占有464市斤；南方平均亩产344市斤，总产量214 386百万市斤，人均占有737市斤。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总体上要高于北方。这个估计并不包括粮食而外的商品性农作物，如棉花、蚕桑、苎麻、烟草、甘蔗、茶叶、蓝靛、花生等等的种植均有发展，其中棉花、烟草、甘蔗、花生等的种植，发展尤为显著。据估计，清代前期商品性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大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10左右。至于清代前期的手工业和商业，都有空前的发展，下面有专条论述，这里暂时不提。

这里要说的是全国人口的构成。据郭松义教授估计，前，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10。其中，大概自耕农占四成到四成五，半自耕农占二成到二成五，佃农占三成五到四成，农业雇工占百分之一、二。这里农业雇工不包括临时打短工的人数。非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10。其中，大概手艺工匠、矿工、航运工人等占三成，地主绅衿占二成五，商人和小贩接近一成五，各级吏役兵弁占一成，盐灶人户占一成，从事牧畜业和游民、下层求食者各占百分之五、六至七、八。此外，在前夕，全国的城镇人口不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6%，人口的城市化比例还是很低的。

仅仅根据以上的两类数字，我们就可以推论，中国封建经济到了清代前期，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高峰。不过，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是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虽然已经存在，但数量不大，在人口中所占比重还低，作用并不显著。所以，在劳动生产率时，就不应该采用适应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计量生产和交换的概念和，而应该采用适应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计量生产和交换的概念和方法。因此，李伯重教授提出了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他认为，应该按照一个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计算，包括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自给部分和商品部分，统统在内。他说：农民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其劳动生产率并不等于农夫和农妇二人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总和。这是因为合理的经营规模和合理的劳动分工，能

够使农夫和农妇的劳动更好地彼此协调，以及使得农民家庭中的辅助劳动力更好地得到动员，从而产生更高的综合劳动生产率。这里要申明一句，清代前期农业生产工具的变化不大。纵然如此，根据他的估算，清代前期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还是有所增长的，而不是停滞或者下降的。李伯重教授是根据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江南的情况估算的。因此，随着江南地区先进技术和生产结构向四方扩散，受益地区的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该是更为显著。

在家庭劳动生产率普遍增长的基础上，清代前期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商品性生产、自给性生产总量都分别达到了上的高峰。

二、 土地分配中出现的分散趋势显著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情况，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清代，大规模实行暴力强制以改变土地分配状况的现象，只在清初发生过。清初圈占民地为旗地，以及施行更名田政策就是其最突出的表现。此后，虽然各地还时有强占、强买的现象发生，暴力因素在土地分配中的作用是越来越不明显，越来越不普遍了。改变土地分配状况的机制，一般说来，是通过分家继承和买卖、典押和转让。随着地权和佃权的分离，佃权像地权一样进入流通过程的现象日益普遍化，因此，所谓土地分配状况，就不止包括地权的分配，还包括佃权的分配。这时候，国家，还有宗族，对于地权和佃权买卖、典押和转让的干预也大大地减弱了，土地买卖的自由程度是空前地提高了。可以设想，与佃权和地权流通相对应的，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货币流通量。地权和佃权与商品货币关系如此紧密联系，形成了土地集中与分散，地主、自耕农、佃农新陈代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运行机制。这是历史上土地买卖的重大发展。

土地分配的因素很多，比如官田、旗地的民田化，宗族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地租转化为高利贷和商业资本，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投入土地，等等。这里只谈主要的两个。一个是农业生产中剩余的积累速度。从上说，农业生产剩余分配在地主和农民手中，扣除了地主和农民全家的消费基金以后，剩下来的都可以作为积累基金，用于购买土地。这一兼并土地的力量还是随着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而增强的。但是，这一兼并土地的力量受到了一个使土地分散的因素的制约。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里通行的遗产多子均分制度。一户人家，不管有多少个儿子，都可以分得其家产的一个部分。所以，通过遗产多子均分制度，一个大土地所有者可以分成几个小土地所有者，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可以分成几个穷困人户。在所说的这两个因素中，一般说来，积累农业生产剩余、兼并土地的速度是缓慢的，而分家析产则大约30年一次，是比较频繁的。清代前期，30年内使土地增加一、二倍的家庭是不多见的，而参与分家的兄弟超过一、二人的家庭则是相当普遍的。准此而论，土地的分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由于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清代前期的土地分配，虽然是时有集中，时有分散，此地集中，彼地分散，发展极不平衡，但总体看来，并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十分集中、日益集中的。根据江太新教授的研究，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是存在的，同样，土地高度分散的地区也是存在的。这两者都属于极端现象，不可以据以概括一般。一般情况是，土地的40%到50%集中在地主手里，土地的50%到60%掌握在农民手里，亦即土地是分散的，至少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集中。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分散的趋势还有所发展。清代前期，人均土地占有量下降，绅衿地主衰落，庶民地主增加，自耕农普遍发展，每户地主和农民平均土地占有规模日益缩小，都是土地分散化的具体表现。三、 租佃关系的演变与佃农中农化趋势的

在地主制体制下，地主的土地，除了极少量自己经营外，绝大多数是用来出租以收取地租的，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化。但是，具体的租佃形式却是随着的发展而变化的。清代的情况是这样的：严格隶属关系，亦即劳动者作为土地附属物的佃仆制度，只在部分地区存在，而且日益趋于衰落。明清时代的新型租佃关系，即摆脱了严格隶属关系的分成租制度和定额租制度，在向前发展。而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佃农支付代价取得耕作权的永佃制度和押租制度。这三类租佃关系，标志着租佃关系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它们的发展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当然也是不平衡的。

这里要强调的是，通过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类型，可以看出：

佃农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方面：在严格隶属关系下，进入租佃关系的劳动者是一无所有，他们住主屋、佃主田、葬主山之后，就丧失了自身和家人的自由，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依附农。摆脱了严格隶属关系的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下的佃农，他们多少不等地具有土地而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分成租制下，他们所有的不多，还要靠地主补足。在定额租制下，他们可能具有全部经营资本，经济实力，一般而言，较之分成租制下的佃农，要殷实一些。至于永佃制和押租制下的佃农，他们不但自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且还有能力支付佃权的代价，他们的经济实力，与分成租制和一般定额租制下的佃农相比，是更为殷实的。

主佃关系方面：在严格隶属关系下，劳动者处在地主的直接统治之下，没有人身自由，不得自由离开土地，不得自由出雇，不得自由婚嫁，他们处在低下的等级地位，到封建法庭上不得与地主平等相对。摆脱了严格隶属关系的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下的佃农就不同了，他们取得了与地主平等的地位，可以自由离开地主的土地，自由出雇，自由婚嫁，他们虽然还要听从地主的役使，但与佃仆一类相比，是少得多了。至于永佃制和押租制下的佃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实力较强，无求于地主，纳租而外，两不相问，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地位，一般而言，比前此是好多了。

分配关系方面：从严格隶属关系到享有佃权的佃农，他们应负担的劳役地租部分，是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而减少的，到了享有佃权的佃农，其劳役地租部分，一般而言，都消失了。交纳分成租的佃农，随着分成向定额的转化，应纳的实物地租数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削减。当然，也有分成向更高定额的转化现象，但大量的是减少而非增加。享有佃权的佃农，由于享有部分所有权，可以保留一部分地租在自己手里，应交纳的地租数量，当然会相应地减少。如果考虑到佃农工农结合体生产的发展，则定额地租在佃农家庭总产量中的份额，更可能是下降的。结合这两个因素来看，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一般而言，这个时代的地租剥削率，不应该是上升，而应该是下降的。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说，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变化，佃农中农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永佃制和发展了的押租制就是佃农中农化的最显著的标志。

四、 农民经济向商品性生产和手生产倾斜以及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化

明清时代，佃农和自耕农是农民经济的主体。在地主制经济体制下，农民经济是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又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兼业化的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是马克NFEB3教授用语）。农民经济的这一双重结合，在清代的显著变化，是向商品性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倾斜加强。农民经济的这一双重结合又是以自有或佃入的土地作为基础的，从而，清代前期土地占有的分散化又促进了倾斜的加强。通过上升运动和辐射运动，农民经济的商品性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日益普遍，农户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率有明显提高。因此，在农民经济中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方行教授指出，它包括：自给型生产、半自给型生产、为温饱的交换型生产、为利润的交换型生产四种。他说：从清代前期的情况看，第一种类型的生产还占有一定的比重，特别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第四种类型的生产虽有增加，但为数仍然很少。只有第二种类型的生产有比较普遍和大量的增加。第三种类型生产也有明显增加，但它在整个农民生产中的比重却仍然不是很大。这就是说，清代前期农民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自给性生产为主，商品性生产为辅的农户有大量增加，自给性生产为辅，商品性生产为主的农户也有一定增加，但为数并不很多。李文治先生根据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不同类型，对农户产品的商品率分别作了估计。他认为，以中等户计，买布而衣的种粮户，产品的商品率约为30%到35%，以种粮为主兼营植棉纺织的农户，黄河流域20%到40%，长江流域23%以上，以植棉及蚕桑为主兼事纺织的农户，60%到80%，棉蚕以外其他经济作物同粮食作物混合生产的农户，一般在30%以上，50%到60%者占大多数，高者可达80%。商品率是相当高的。有的学者因而强调此时小农已转化为小商品生产者。我认为这种说法，以之说明少数地区的情况，或有可能是正确的，以之概括全局，就有点太夸张了，应该说此时小农正在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正在小商品生产者化。

这里需要回答一个：此时，这样的农民还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时的农民还没有摆脱农民地主相互循环依存的圈子。地主由于分家继承和遗产多子均分制度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大地主变为小地主，小地主变为自耕农，而自耕农又可以通过勤奋劳动，积累财富，购买土地，转化成为地主；或者，经营不善，抵御不住天灾人祸，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土地，不得不佃种地主的土地，转化成为佃农；或者变成一无所有，不得不受雇于地主的雇农。由此可以看出，地主经济的发展是以小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其基础和条件的，而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分化必然导致地主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这要算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它所从属的地主经济的性质，从而小农经济构成了地主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地主制经济下，农民和地主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所以，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组成的单位经济实体，并不是稳定的、恒常不变的，而是处在经常变动和新陈代谢之中。地主制经济的生命力就是依靠这一变动不居的新陈代谢来维持的。五、官营手工业衰落，以兼营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家庭手工业普遍发展，少量手工业工场出现在整个明清社会生产中，农业而外，还有次于农业的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构成当时国民经济的两大生产部门。明清时代，手工业经历了一个从官营手工业占统治地位到民营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此乃前此所无的变化。

明代官营手工业占统治地位。官营手工业是依靠强制手工业者劳役来经营的。明初，国家把手工业者编人匠籍，称为匠户。隶匠籍者按例不准分户，世代相承，永充不变。匠户必须向封建政府提供一定的徭役，然后才有为自己的作活时间。劳役形式分为住坐、轮班和存留三种。凡籍隶京师就近当班的工匠为住坐，籍隶各行省赴京应役的为轮班，留存本省地方官局服役的则为存留匠。成化二十一年明政府改变征发轮班服役制为出银代班制，嘉靖四十一年规定轮班工匠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由劳役改为以银代役，叫匠班银。至于住坐工匠以及存留工匠，则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一制度下，明代官营手工业，如矿业、瓷器业和造船业等获得了突出的发展。

清代顺治二年，清政府废除了匠籍制度。此后，官营手工业规模缩小。官营手工业和公共工程中使用的匠役，改为一种计工给值的雇募制。对民间丝染织手工业者，则用承领机帖、轮值等方式加以控制和利用。又，随着匠籍制度的废除，清政府从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间改变了矿业政策，特别是对于供鼓铸制钱原料的铜矿、铅矿和作为银货的银矿，准许各省任民采取。对铁矿、煤矿也采取了比较放任的政策。因此，清代矿业手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采矿冶金业看，尤为明显。铜矿乾隆盛时大约年产铜1 500万斤左右，贵州铅年产最高达1 574万斤，前全国年产铁5 000万斤以上。矿业中间，使用雇佣劳动不少，但个体户仍然很多。据董孟雄教授，云南铜矿业中，正是在个体专业户中，发展出了炉、石曹、炭、马专业户组成的联合经营。

铜矿业中的现象并不是唯一的。据徐建青教授研究，在发达的江南丝织业中，许多工序都独立为社会分工的一个行业。在景德镇陶瓷业中，瓷土、制坯、绘彩、烧窑形成几大行业，每一行中又分为一系列专门工作。井盐业中，有井户、汲户、笕户、灶户，还有牛户，专为使用者提供牛力。佛山铁器业中分为土针、铁镬、铁砖、铁线、铁钉等行业。甚至造船业和造纸业等行业中，也有类似情况。这都表明工矿业中，行业内分工发展。但的内部分工，除少数行业外，并未有相应的发展。

清代前期，构成城市手工业主体的仍然是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除两京外，还形成了某些手工业的重要产区。如苏杭的纺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和市镇中差不多都存在着磨坊、油坊、机房、纸坊、酱坊、铜作、漆作、铁作等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作坊。乡村中，有手艺人走乡串户，在那些不便的偏远地区，他们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此外，随着乡村手工业的普遍发展，有一些手工业者集中到城市和市镇中来，虽然他们未必都同农业割断了联系，但毕竟具体地表明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一些不适宜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行业中还出现了少数的手工工场。

清代前期，发展得最为普遍的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手工业，不但增加收入，还可以充分利用农闲时间和农业闲置劳动力，是最合理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这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突出的表现是，棉纺织业由江南扩散到华北、华中、华南，桑蚕业也在江南、广东、四川普遍兴起。全国各地，许多农家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选择有利的副业进行经营。农民家庭经营手工业的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了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地区性分工。不过，以农民家庭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如棉纺织业中纺与织的分工，并不脱离农业，仍然与农业相结合。这是在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兼业化，是与专业化并行的发展趋势，它们结合起来，与上面提到的行业内分工发展、企业内分工欠发展一起，构成了清代前期手工业发展的时代特点。

概括地说，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虽有生产技术、生产结构上的变化，但生产工具方面的改进有限，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的数量增多。除少数行业外，手工业行业内的社会分工虽有发展，但还有限。手工业与农业和商业的结合密切，并从属于农业和商业，手工业成为主业的情况不多。虽然如此，地看，清代前期手工业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是毫无疑问的。

当时出产的棉布、丝绸、茶叶、食糖、瓷器、铁器、白铜、锌和船舶，在国外所到之处，都可说是抢手货。前夕，英国需要购买中国的手工业品，无以抵偿，就运来鸦片和白银以平衡贸易。但是，手工业产品的广大市场还是在国内。

六、市场的形成，市场上物流的增长，市场一体化与封建的繁荣

明清，中华大地上一个覆盖全国的市场网络正在形成。它通过新的陆路线的开辟，内河水路交通延伸到偏远的上游地区和沿海航线的联结，把东北、塞外、西北、西南、沿海以及周边地区同内地紧密联系起来。它也把基层市场、集散市场、中转市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事实上，基层市场、集散市场、中转市场是相互联结的，根据联结的构成不同，大体上可以区分为集市、市镇和城市。

农村集市，包括市、集、场、墟，是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品的出售，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随着小农经济向手工业和商品性生产的倾斜，越来越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就越强，农村集市的也就越来越突出了。据许檀教授估计，明代农村集市在10 000左右，清代中期发展到至少22 000到25 000个，清末超过30 000个。集市密度和开市频率都超过以前。农村集市是商品物流的起点和终点。在此基础上，起着集散市场和中转市场作用的市镇随之而发展起来了，大市镇也随着中、小市镇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了。市镇中最多的是地方供需型市镇和商业转运型市镇。此外还有手工业者集中的产品产销型市镇，以及三者兼备的综合型市镇。市镇与市、集、场、墟不同，有基础设施，商铺林立，人口众多，有经常性的集市。清代前期，在集市和市镇空前增长的基础上，城市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沿江、沿海交通枢纽型城市，如广州、上海、天津，重庆、汉口最为突出。也有例外，比

如随着沿海、沿江航运的发展，运河航运衰落，沿运河的交通枢纽型城市如临清、淮安就式微了。此外，还有由于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山东的博山镇，但为数不多。上述农村集市、市镇和城市由四通八达的商路联结起来，组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市场网络，是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这个市场网络中流通的主要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竹本、盐、铁器、茶、丝绸等。其中长途贩运的粮食，据邓亦兵教授估计，每年可达8 000万石，布疋据徐新吾先生估计，每年超过3亿匹。《的资本主义萌芽》估计，前全国年产盐约32亿多斤。流通中的商品数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更应该注意的，也是更重要的是，据晚近学者们，在不同城市中粮价变动的同步性相当高。这表明市场一体化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为商品流通服务的机构——钱庄和票号。在这个市场网络中活动的商人群体也空前庞大，形成了晋商、徽商、陕西商、宁波商、山东商、广东商、福建商、洞庭商、江右商和龙游商等十大商帮。在许多城市中都新设了商人会馆。

根据以上说明，清代前期，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上述商品粮不过占粮食总产量的11%，布匹也不过是总产量的一半稍多一点。许多商品仍然是自给有余的剩余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部分不但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总量也有不小增加。自给产品和上市商品基本上都是包括佃农和自耕农在内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产品。因此，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重复一句，清代前期的生产和交换是以个体家庭劳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不占重要地位。所以，不论是自然经济的增长，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反映的都是小农经济的繁荣，地主制经济的繁荣，和封建经济的繁荣。这里，是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与封建经济有着本质联系的角度来审视封建经济的发展的，这样看也许更加符合的实际。

七、工商业经营中出现了近代化或化的因素

明清时代工商业中，除了独家独资经营、自购自造自运自销的工商单位外，合伙经营的现象，愈来愈为普遍，而且，随着工商业规模的扩大，合伙的形式和经营方式也随之而有所发展。

据徐建青教授的研究：合伙的初级形式是劳动合伙。合伙人身份平等，多半自带工具，共同经营，不置备共同的财产，收益按人头或劳动分配。进一步的是劳动与资本兼有的合伙。合伙人既出资金又亲身参加劳动，置备有共同使用的工具和财产，收益分别按投资数量与劳动数量分配。再进一步的是资本的合伙。合伙人只投入资本，并不都亲身参加劳动。有的亲身参与管理，有的并不参与。这后一种情况下，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就分离开来了。不论合伙人是否参与管理，合伙人都共负盈亏。收益依投资数量按比例分配，一般称为“股”或“分”。这后一种合伙形式，只是资本的合伙，已经摆脱了与劳动合伙的联系，可以称之为股分制合伙。合伙开始时多发生在同姓宗族亲戚之间，后来才出现在异姓之间。在股分制合伙形式

下，出现了土地入股、人力入股乃至字号招牌入股的现象。这需要作些说明。

先说土地入股。在冶铁、采煤、铜矿、制盐业中，合伙出资人租佃矿山土地，将收益的一部分分给矿山地主。这一部分，在京西煤矿，一般是收益的1/6，在云南铜矿，一般也是这样。这大概是传统的惯例。1/6并不是土地的价格占总股本的比例。这实质上是以土地入股，所取得的矿山地租。当然，如果矿山地主另外又以资本入股，其分配所得就兼有矿山地租和投资收益双重性质了。

再说人身股。在较大规模的工商业中，需要有专门人才进行经营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管人员，称为经理等等。这类人不出资本，不出土地，而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经营管理获取一份报酬。这份报酬以股分所得的形式出现，不像后来的工资。这种股分称为人力股、身股。接受这种股分的人，一般说来，并不意味着对拥有所有权，在企业亏损时也不承担责任，一旦违约或退出企业，所接受的股分也就随之而被勾消了。由于这类人出现，出资人不再参加经营管理，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就分离开来了。在晋商经营的企业中，人身股，或称股俸制，首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里，出资人称为财东，财东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涉，日常盈亏也不过问，静候期终决算报告。经理的人身股由财东确定，各职能部门的职工的股分则由经理确定。这种人身股的总和在分红中的比

例可以相当的高。说不清在什么时候，形成了股息、红利、花红三者组成的分配制度。股息是股分的应得利润，也称股利，后来按固定利率分配，形成所谓官利。股东提取股息后始能分配红利和花红。红利是股东所得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花红是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分给董事、监事和以额外报酬的形式分给职工的部分。

在合伙制下，也有以字号招牌作为资本参加合伙的，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原有独资店铺无法继续经营，招集资金，改为合伙经营之时，这时，商业信誉已经被视为无形资产了。

此外，股分合伙制的集资方式还是相当灵活的。在四川井盐业中，投资者事先并无投资数量的限额，而是随着工程进展的需要陆续投入的。如果原有的投资集团无力继续投资，还可让第二集团继续投资。前者只提留不再出工本的股分归己，让出若干股分归第二集团，由第二集团承担继续投资的责任。这样，每股的投资量并不是相等的，但最终却是按股平均分配。

总而言之，不同的合伙形式是适应经济发展、资本集中对企业形式、企业管理的要求提高而出现的，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多层次发展。它们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在空间上又可以是并存的。在这中间，集资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等的发展，实开近代企业之先河。不过，发展缓慢，到前，股分合伙制也不曾发展到近代股分制企业。

八、赋役征课制度的完善化与封建国家对劳动者控制的松弛化

明代的赋役征课制度繁琐复杂，流弊日益突出，明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即将赋、役、丁口银等等征课项目，折银、归并、简化。明代的一条鞭法，实际上是将各个征课项目简化，而非总归为一。名为一条鞭，实为多条鞭。但是，改革并没有成功，只能说是试行。清代一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并且有所。具体地说，清政府陆续将四差银全部摊入地亩，实现了赋役合一、役归于赋。又将丝、绢、麻、棉、红花、马草全部折银和摊入地亩，将土贡物料的绝大部分也折银摊入地亩，城市中废除商役等，只征商税。此外，又将力役之征，治河、修城、修仓等等工程，以及临时夫差，实行官购物料，对民夫实行官为雇役。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完成了赋役归并，形成了赋役征课时的地赋和丁银两大项目。这就为摊丁入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决定：“嗣后编审人丁，据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首先把丁银数额固定了下来。接着，雍正初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地，将丁银均摊于地粮之内，造册征收。此后，赋税正项出自田赋，完全改变了田赋、差役、丁银和土贡物料分征的格局。这就是摊丁入地、地丁合一。由于地亩增长变动不大，地丁合一实际上使得清代赋税正项的总额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这样一来，税制统一、简化、货币化和定额化的鲜明特点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地丁合一取消了丁银，最终使编审人丁制度失去必要而被废止了，从而，清政府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

这一赋役征课制度改革的效应是有重大意义的。袁良义教授指出：赋役制度的改革，免除了贫苦农民和手者、商人、作坊主的无偿劳役，削弱和消除了他们对封建地主和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把佃户、雇工人和小自耕农从类似农奴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迁徙的农民和雇工；使手工业者、商人、作坊主获得较前此广阔的发展天地。

九、依附关系的松弛化与劳动的自由化

明清，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对劳动者人身的束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封建国家，地主和雇主。

清初，封建国家废除了匠籍制度，解除了手工业者的劳役负担，手工业者获得了解放。清前期，实现了赋役征课制度的改革，使手工业者、商人、作坊主、自耕农、佃户、雇工人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这些，上面都提到了，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要说的是地主、雇主对佃户、雇工的束缚也松弛了。这也是重大的变化，需要作些说明。

关于地主佃户之间的关系。根据经君健教授的，明王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把宋元两代所有关于佃户身分低于佃主的全部废除，从而置佃户于凡人等级之中。佃户摆脱了比地主低下的法律地位，甚至出现了禁止地主役使佃户抬轿的法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佃户的利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明代主佃之间完全平等了。佃户见佃主需行以少事长之礼，佃户不得编入乡约等规定，都表明他们身分仍然低下。清政府继承了明朝的政策，承认佃户为凡人而非贱民，并将其作为清代法制的出发点之一。在这项政策的贯彻上，清政府较为彻底，它多次指出社会上将佃户视同奴仆的非法性。从顺治到雍正初，陆续颁布禁令例案，禁止地主不准佃户迁移、随田买卖佃户、霸占佃户妻女、勒令佃户服役、反对佃户子孙参加以及私刑佃户等等。清代在保甲制度中也不象明代乡约规定那样歧视佃户。雍正五年颁

布条例，承认民田佃户具有凡人等级身分而非地主个人的私属。与此同时，国家也保护地主的土地私有权，并助其实现收租权。清政府在保护地主土地私有权和收租权的同时，要求在上体恤佃户。乾隆五年将报灾时不赈济佃户改为赈济佃户。上述雍正五年的条例，从法治方面，完成了佃户对地主个人之间人身隶属关系、依附关系的解放过程，开始了确定主佃之间以纳租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关系的时代。但在实际生活中，主佃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这就是清末法律学家所说的主佃之间与平人不同。

关于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明清法典中都有关于雇工人等级地位的明确规定。雇工人指的是编制在雇主家长制统治下的一个低下的社会等级，终明清之世，都无改变。但雇佣劳动者与雇工人等级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是并不相同的，不是一贯制。粗略地说，从明王朝建立到万历十六年，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在内，都被视为雇工人。从万历十六年开始，短工取得了同雇主平等的法律地位，从雇工人等级中解放了，大概在同一时期，手工业和商业雇工也不再被视为雇工人。但农业长工显然还被视为雇工人。从雍正年间开始，越来越多的农业长工不再作为雇工人对待，开始从雇工人等级中解放。乾隆五十三年颁行雇工人律新条例以后，以有无主仆名分作为区别是否属于雇工人范畴的标准，不再考虑长短工的区别，实际上，多数长工也不再作为雇工人对待了。这个条例可说是长工解放的重要标志。不过，从万历十六年起，从雇工人等级解放出来的长工和短工，仍被视为雇主一家，处在雇主的家长制统治之下。一直到光绪初年，没有主仆名分的雇工才不再被视为雇主一家，从雇主家长制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如果把属于雇工人等级的雇佣劳动者称为等级雇工，那末，摆脱了雇工人等级而仍属雇主一家的劳动者，是由等级向非等级过渡的雇佣劳动者。万历十六年以后，这两类劳动者一直并存着，才结束了这一并存的。

总起来看，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封建国家和地主、雇主加在劳动者身上的束缚在日益松弛化，亦即劳动在日益自由化，是无可怀疑的。

十、资本主义萌芽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或社会过渡的诸种因素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热潮过后，再来审视资本主义萌芽，也许可以客观一些。我们肯定明清时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估计不高。

根据徐建青教授的研究，在手工业中，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有：一种是商人以借贷或预买方式控制小生产者，在农产品加工业中最为常见；再一种是包买商形式，即商人向小生产者提供原料，收购产品；第三种是商人直接投资开办工场，雇工经营，即商人雇主制。在清代前期的手工业中，无论从范围上，还是形式上，商人支配生产的程度还不高。在前，在十几个手工行业中真正称得上是工场手工业的只有四川井盐业。不过，一些商人开设的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也可称作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生产关系。丝织业、铁器业、盐业中的包买商制也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形式。此外，在云南铜矿业中，有政府放铜本支持生产，产品由政府按一定比例收购，可称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前，这些萌芽性质的生产关系都还处于微弱发生的阶段，在各行业中均未占统治地位。

在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形式有：1自耕农、佃农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2地主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3商人租地雇工经营农业。不论什么人经营，这些都是雇工经营。这时的农业雇工还处在由等级性雇佣劳动向非等级劳动过渡之中。至于雇工多少才算是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一个标准。雇用一、二个劳动者的经营，恐怕算不上是脱离了家长制经营范围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萌芽形式。不管标准定在那里，都还要考虑超过地租的余额，亦即利润的有无和多少。上述三类雇工经营方式，以及把雇佣和租佃结合起来的过渡性的分益雇役制经营方式，都视这个余额的有无和多少为进退。在清代前期，这个余额还没有摆脱地租的限制，所以上述各种经营方式虽有发展，但并没有普遍开来；有时候，雇工经营不利，还往往退回到租佃经营或家长制经营，反映了这些过渡性的经营方式的优越性并不稳定。

如果把资本主义萌芽看作是传统社会向近代或现代社会过渡的因素之一，那么，要提到的因素就不止上述生产领域里出现的萌芽。在流通领域里出现的市场的形成，市场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工商业经营中的股份合伙制、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官利分红制度的发展；商人集团的崛起；财政管理体系中的赋役征课制度的完善化；租佃制度中的佃权与地权分离与佃农的中农化；小农经济向手工业与商品性生产倾斜，亦即小农小商品生产者化；在封建等级制中劳动的自由化，如此等等，上面都提到了，这里只不过是把它们归总起来，一并考虑。这样一来，就把资本主义萌芽考虑的范围扩大了。我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社会的近代化、现代化，本来就是同一个范围的问题，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罢了。

十一、家庭劳动与雇佣劳动以及家庭劳动优越性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

上面说过，清代前期生产与交换的是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不占重要地位，这是清代前期封建的一个根本特点，那末，家庭劳动优越性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就是事关全局的一个重大了。

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小农和小手者，十之八、九经营的是兼业化的二元经济，亦即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这里，小农兼营手工业，小手工业者也不脱离土地，他们的区别只在兼业中的主业不同。在这类经济中，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劳动成本是难以分别的，而且，其商品性生产部分又可以自给性生产部分作为底垫，所以，生产者只要能在扣除货币支出的成本以后，还可以得到多少一点收入，那怕最低的价格，他也可以接受。出售的产品的价格可以低于其价值，而且经常低于其价值。无论是农产品，或者是手工业产品，都是这样。对此，马克思曾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使市场价格提高到同他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相等的水平。这就是兼业化的二元经济产品价格的一个特点。使用雇佣劳动的专业化经营就不同了。这类经营可能具有大生产和分工

专业化的优势，但在劳动成本上同家庭劳动兼业化经营有很大的区别。粗略地说，当时，雇工应得报酬包括工钱和工食两个部分，工钱部分占整个雇工应得报酬的30%到50%；或者，更多一点。家庭劳动的经营，只支出工食，不支付工钱，而雇工经营不但要支出工食，还要支付工食以外的工钱，两者劳动成本的差别是不小的。如果雇工专业化经营所带来的优势，不能抵销其劳动成本的增加，则雇工专业化经营产品的价格就难以同家庭兼业化经营产品的价格相竞争。这就意味着，在同样生产力水平上，家庭产品在价格上是有竞争力的，它体现了兼业化二元经济的优越性。也因此，雇工经营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这就说明了，生产同类产品的专业户，以及雇工经营的同类专业户，难以大量地、普遍地出现的原因；这也说明了地区性分工有所发展，而专业性分工难以同步发展的原因；当然，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出现了，但未曾发展起来，原因也在于此。这就是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兼业化的二元经济的优越性的负面作用。至此，家庭劳动优越性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说到了。

但是，从更广阔的范围看，雇佣劳动给生产力发展开辟的广阔空间及其优越性是不能忽视的。此时的英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大量使用雇佣劳动，农业中的雇工已占人口的1/4到1/3。英国的雇佣劳动比的自由。这些都是清代前期所远远不及的。笼统地说，从家庭劳动与雇佣劳动，传统与近、社会，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从多个角度两相比较之下，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经济是落后的。落后于资本主义，落后于近、现代社会，落后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如果拿上述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剑桥欧洲经济史和方坦纳欧洲经济史所叙述的同时期的西欧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较，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客观事实。

十二、从更广阔的范围看问题

篇（7）

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示范效应与外部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示范效应，其内部的制度安排和经营机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参照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所有的企业，不论所有制成份如何，都必须面向市场，在同一个市场条件中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所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对国有经济形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外部压力，推动着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有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从民营经济的性质和定义可以看出，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构造了新的主体，诱发并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发育，民营企业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其次，要使市场经济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必须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扩大，不仅要求进一步开放商品市场（包括其派生形式：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等）也要求开放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开放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民营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形态，它的发展要求实现人才自由，资金自由、货物自由和服务自由，这对政府职能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对现行各种进入规制进行放松、调整、撤消和废除；要求其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许可认可项目和环节，由许可制向申报制转变，批准和处理的时间要尽可能缩短。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政府机构改革要实现全面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的政府管理体制的目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社会充分就业的需要。民营经济不需政府投资，涉及的领域广，覆盖的行业范围宽，就业的容量和潜力大。民营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企业规模来看，民营企业多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是增加就业岗位的源泉。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有效地改变了人们的就业观念，使下岗职工从过去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国有职工”“铁饭碗”的禁锢中彻底解脱出来，真正树立就业的新观念。

二、民营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县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2005年，全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总数达7792户，比2004年增长11.3%。其中私营企业84户，增长7.7%。原创：民营企业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民营经济正逐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经济支柱，深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2005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45294万元（第一产业根据上级业务部门要求不计算），增长11.2%，占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56.9%提高到57.8%，上升0.9个百分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明显上升，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

（二）民营经济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在农业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2005年底，全县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及个体户已达852个，广泛涉及饲料、饮料、纺织、皮革、造纸、中药材、竹木加工等10多个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0260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3.6%。县农副产品加工龙头民营企业湖北大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加工鲜冷藏冻肉2213吨，实现总产值2180万元，增长32.0%，并投入资金800万元完成了技术改造，预计今年可完成产值5000万元，加快了农业产业化步伐。

民营经济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全县工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05年，全县民营工业增加值（包括全部规模以下工业及规模以上工业中民营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为16088万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86.0%，比2004年提高6.7个百分点，超过国有工业对全县工业增长的贡献。

从规模以上工业看，截止2005年底，在全县规模14个以上工业中，民营企业12个，比上年末净增3个，占全部规模工业企业总数的85.7%。民营规模工业实现增加值7768万元，增长24.6%，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在全县规模工业中所占比重为83.4%。

（三）民营经济增强了县域经济自主增长的内在动力。近年来，××县民营经济投资快速发展，打破了国有经济垄断投资领域的局面，投资领域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2005年，全县民间投资总额已超过国有经济投资总量，民营经济投资完成60112万元，增长33.7%，占全社会投资的份额为81.6%，比2004年上升7.1个百分点。

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民营经济投资领域不断拓宽，逐步由非生产性投资向生产性投资转变。经过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所从事的行业由比较单一的第三产业向第一、二产业发展，经营范围由传统的餐饮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大型种植业和养殖业等方向拓展。一些个体私营业主主动上山下乡，利用当地农业资源开发绿色产业，农业开发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一批企业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初露头角，如湖北大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嘉龙贡果有限责任公司、金鹰公司、西部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综艺公司××县分公司等，正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挺进。在服务业领域，也由一般业向经纪人、广告业、信息咨询等高层次发展。经营形式向多元化发展。经营范围的逐步放开，民营经济由单一买卖小本经营、小规模投入资金向承包、兼并、购买国有、集体企业等形式发展。一批优势企业开始跨地区、跨所有制走联合发展的道路。如山力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购买恩施州莲珠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四）民营经济促进了市场体系的完善。到2005年底，全县以个体从业人员为主的各种农贸产品市场和工业品交易市场26个，其中专业市场5个。各种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市场体系的完善。2005年，包括个体私营贸易企业在内的民营经济商贸流通企业零售额达到37930万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0.9%。

（五）民营经济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民营经济是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缓解了城镇就业的巨大压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2005年，全社会从业人员为18.1万人，其中，民营经济从业人员为2.7万人，占14.9%，比2004年提高5.6个百分点。从业人员进一步优化，一批民营企业家初步涌现。民营经济发展初期，从业人员多为社会待业人员，闲散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近几年来，市场经济大潮迅速荡涤着人们陈旧择业观念，民营经济已由一种生存选择发展到职业选择，成为许多人士追求事业成功，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一些国有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富余人员，部分高中等院校毕业生，部队退役人员纷纷加入民营经济队伍，大大优化了民营经济从业人员结构。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家脱颖而出，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并有一定社会知名度，有的是州、县人大代表，有的是州、县政协委员，有的多次受到省、州党政主要领导的亲切接见。

三、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全县民营经济发展较快，但发展中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制约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自身素质不高，制约了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一是民营经济企业主整体素质不够。有相当数量的个体工商户、企业主文化水平和个人素质偏低，不懂现代传媒与管理，法律知识匮乏，大多数企业主，整天忙事务，没深入钻研企业经营管理方法、企业法律法规、市场经济规则等,与市场经济环境不相适应。二是企业制度滞后。民营企业在实际运作中，大部分是实行的家族化管理模式，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中以家庭成员居多，以致形不成管理优势，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创业发展。三是统筹安排差。一些企业主受农业文明的影响，热衷于对与土地的本质特征相近的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的追求，对公司设立缺乏科学、稳健的财务安排，办厂伊始不问产品生命周期，一上马就跑马圈地、盖厂房、买机器，结果固定资产投入很多，流动资产难以为继，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四是企业主存在依赖心理。一些在争取财政、计划的无偿支持项目上投入精力过多，而用于研究市场、加强营销和内部管理上投入精力较少，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五是人文环境不优。全县民营企业普遍缺乏人才，没有形成人才优势。参加劳动和医疗保险是每个企业员工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来××民营企业职工参保情况却不能令人满意，大多数民营业主没有为员工保险，使得一些人才对民营企业感到无安全感，企业员工缺乏事业目标与成就感，走人现象颇多，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及产品开发创新能力。全县民营企业目前最需要的是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人才欠缺成了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最大阻碍之一。

（二）服务与政策不到位。××县虽然出台了许多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具体落实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如：一是一些部门仍然存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最大化”的现象，实际工作中没能很好地为民营企业做好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乱收费、乱罚款等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现象依然存在。二是工作效率不高，管理不规范，没有形成公平的经营环境。三是部分执法、执收部门，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至上，不执行甚至抵制县里的政策，四是社会信用缺失，部门、单位、个人拖欠甚至恶意逃废民营企业应收账款，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三）民营经济规模小。尽管近年来××县民营企业规模正在逐步壮大，但相比较而言规模偏小。私营企业的原始积累较少，使用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单一，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非常有限，市场竞争力差，企业发展能力不强，易于解体，不太稳定。

（四）融资难制约企业的发展。目前，各级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对民营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十分有限，民营经济融资步履艰难，原因有：一是一些个体私营企业人格信用差；二是无可用以抵押的资产；三是金融界对民营企业贷款有认识误区，认为贷款市场风险及个人前途风险与所有制密切，倾向国有企业。四是融资渠道单一，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它们在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中更多关注风险防范，很难满足中小民营企业扩大再生产以及技术开发对资金的需求；五是银行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担保手续繁、周期长，综合借贷成本较高；六是中小企业担保、融资与风险投资体系不健全。私营企业也不能享受各级政府提供的技术改造贴息贷款等财政优惠政策。由于中长期发展资金的匮乏，以致一些企业的产品市场前景虽然看好，却苦于资金不足而难以扩大再生产，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民营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的重要因素。

（五）传统行业比重大。近年来，民营经济不断向新领域拓展，逐步涉入房地产、科技与信息开发、生物医药等行业，在商业贸易、餐饮娱乐、运输修理、简单加工等传统产业仍相对集中，科技含量较低、市场占有率低，产品寿命和市场份额的预期风险较高。而从事产品开发、高新技术、出口创汇的很少。

（六）知名企业缺乏。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大程度反映到“叫得响”企业的拥有量上，××县民营经济缺乏像鹤峰八峰药业总公司、长友食品公司、华龙集团等在全州叫得响的企业，更缺乏像红桃k集团、娃哈哈集团等在全国叫得响的企业。与知名企业缺乏相伴而行的是名牌产品的缺乏。名牌产品的创建要借助产品自身的科含量，更须借助现代工具系列运作。

四、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从民营企业自身建设和政府扶持两方面努力。

（一）加强民营企业的能力建设，从整体上推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民营经济具有经营机制灵活，产权明晰，市场机制鲜明等特点。在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思路下，进一步拓宽民营经济的发展领域和空间，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步伐，是大势所趋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因此，当前加强民营企业在科学管理、科学决策、市场竞争和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制约发展的问题，突破阻碍发展的“瓶颈”，促使民营企业“强身健体”，是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性工作，是实现民营经济与本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结合点，重点着力四个能力的提高。

一是着力提高科学管理能力。在现代企业里，企业管理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产权制度一样，都是企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产权制度依托好的企业管理制度发挥作用。然而，不重视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管理简单粗放，是××民营企业的通病。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民营企业要实现进一步发展，必须认真建立企业管理制度，在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能力上下功夫。一要建立起好的企业管理模式。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大多数是采用亲情化、友情化管理模式，自觉地采用制度化管理模式的企业还比较少。这在企业初创阶段是必要的，适合企业当时的发展要求。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企业的发展，必须建立起制度化的管理模式，或者以制度化为基础，适当地吸收其他管理模式的优点，构建一种以制度化管理模式为基本框架的混合式管理模式，为企业实施科学管理打好基础。二要切实加强企业的基础管理，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营销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管理工作，是企业能否正常运作的关键，财务、生产、质量、营销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对企业带来不良影响。在做好这几方面基础性的管理工作的同时，要善于学习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积极探索开展物流管理。三要切实抓好企业的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是民营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使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实现既定战略目标而展开的一系列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谋划与活动。民营企业家要着眼于企业未来的生存发展，从本县生产力的基础和企业自身的实际出发，切实把握好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策略等要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企业战略规划的研究、制定和实施上。四要认真抓好人力资源管理。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第一因素，人才兴、则事业兴。办企业需要建立管理人才、营销人才、技术人才和财会人才四支队伍。在选拔人才、借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等方面有新的举措，取得新的突破，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拘一格，选贤任能，以优质的人力资源推动企业发展。还要加强人才培养，这是改变民营企业人才紧缺状况的根本途径。

二是着力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面对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民营企业必须实现由个人经验型决策向民主科学决策转变，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提高民营企业的科学决策能力，要把握好两方面：一是企业决策者要自觉加强学习，提高决策水平和能力。决策者的水平和能力是科学决策的关键。从整体上说，民营企业家队伍中，由于很多人学历不高、文化水平低，致使个人综合素质偏低。要提高科学决策能力，首先必须提高企业决策者的综合素质。作为企业决策者，要自觉提高政策水平，努力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要掌握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法规，保证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善用政策，用好政策，充分运用政策赋予的权力促进企业发展。二是要积极构筑企业科学决策机制。着力点要放在决策结构和功能的优化上。要优化组织功能，在企业班子结构上，要实现优势互补，重视发挥领导班子的作用，运用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要优化反馈功能，在企业的某项决策目标确定后，在实施过程中要严密组织，明确分工，科学指导，加强检查督促，切实抓好决策反馈；要优化计划功能，善于运用综合计划，制定科学决策，对每项决策，要结合企业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综合分析，超越企业承受能力的决策项目要坚决取消。

三是着力提高创新能力。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是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参与国内外竞争成败的关键。提高创新能力，一是要进行体制创新。目前，民营经济资本主要集中在家族式企业，实行家长式管理和封闭式管理，难以扩大规模，创出名牌。因此，民营企业要适应发展的要求，主动从家族式管理向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等管理模式转变，有条件的企业，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产权关系，逐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争取早日上规模、上水平，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二是要进行科技创新。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适应民营经济现有生产力状况的。民营企业要在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主动开展科技创新，使企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转变，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提升产品质量、档次，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三是要进行组织创新。民营经济组织结构不科学、不合理，企业分散、管理粗放，低水平重复生产成为普遍行为，极大地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要通过实施组织创新，积极推行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市场引导、政府扶持，在有条件的地方形成有特色、有规模的民营企业群，发展规模民营经济。一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要主动通过资本联合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上效益。

四是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的强弱，决定企业的生存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中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扩大和满足市场需求乏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提高民营企业市场竞争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要根据地域特点、资源优势和原有基础，因地制宜，制定结构优化、优势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方略。要在继续兴办投资少、见效快、直接为生产、生活服务的运输、中介、修理、饮食、服务等行业的同时，结合实际，合理布局，逐步构建以城市为依托的容量大、吞吐大、集散大的民营经济大市场框架，避免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趋同化。要拓宽经营领域，做到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切实增强民营企业经济实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发展民营经济的良好环境。加快发展民营经济，既需要民营企业不断改革、创新，提高素质，增强内在发展动力，同时，还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从配置资源的角色转变到为经济发展服务上来，努力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干事创业、壮大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是加强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核心内容的宣传教育，为发展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充分发挥宣传工作凝聚人心、激励斗志、激浊扬清、鞭策促进的积极作用，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首先，要坚持开展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教育，进一步深化对发展民营经济重要意义的认识。通过教育，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既是发达地区超前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缩小比较差距的希望所在。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战略的高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要积极宣传民营经济对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提高生产力水平，这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在全社会形成爱护、关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舆论围。

篇（8）

有观点认为，在以往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浙江经济在收缩期回落较早，下降幅度较大；经济回升也较早较快。但是，我们认为，2005年的经济运行轨迹不是以往这种情势的再现。首先，从本轮宏观调控和经济周期看，并未进入由回落转向上升的阶段，浙江经济2005年3季度所呈现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生产和效益“三回升”，主要是省委、省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抓重点、抓保障举措，对工业和投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次，从全国经济环境看，已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况不同，那时全国经济体制内成分较大，浙江的“体制外经济”在“短缺经济”环境中，凭借市场机制的作用，较易获得发展的先机。再次，浙江自身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结合浙江目前发展阶段和演进趋势，2005年的经济运行轨迹，呈现以下几个新的特点和趋势：

1.“三重约束”同时并存。一是资源约束。2006年、2007年电力供应将有所缓解，但煤炭、石油等一次能源和其他一些初级产品的供需矛盾突出。土地资源稀缺，建设用地供给将长期严格控制；虽然建设用地存量目前还有一定潜力，但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机制和物质技术条件有待改善。二是环境约束。由于目前单位产出的排污量较大，经济增长中污染排放总量还在增加，加上居民的环境诉求越来越高，使环境约束日益加大。三是市场需求约束。全国和省内投资增幅有所下降，扩大消费需求虽有潜力，但增长速度受居民收入及其他多种因素制约，外贸出口的高增长趋势趋缓，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情况相当严重，表明今后几年工业经济的市场需求约束将有所加大。当然，就一个区域来说，市场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产品的竞争能力，因此，市场需求约束问题的实质是技术约束，是创新能力强弱的问题。

2.经济增长进入成本上升期。全国从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中，高消耗、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已经受到冲击，浙江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这表明，浙江经济进入了成本上升期。从趋势看，可以说是开始进入“高成本时期”。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浙江进入人均GDP“3000美元门槛”，比全国超过“千美元关口”更意味着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成本的上升。二是土地、能源、矿产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主要原因有：（1）国际价格上升；（2）我国工业化中期正是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阶段，需求拉动资源价格上涨；（3）资源价格过低已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障碍，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调整和改革，提高资源税征收标准，已是势所必然。浙江土地、能源、矿产资源贫乏，省外国外输入量大，供需矛盾特别突出，因而资源性产品和运输价格水平相对较高。三是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上升。主要是不同群体利益协调成本、生态补偿和环境保护成本等跟随发展阶段的推移而不断上升。四是涉外经济的成本上升。特别是贸易摩擦、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导致出口成本上升。成本上升的现实问题是压缩利润空间，影响投资机遇，而出路则在于创新、转型，把成本上升的压力转化为集约经营、循环经济、提高效率的动力。

3.产业结构进入转型升级阶段。我省2004年三次产业结构为7.2∶53.8∶39，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26.1∶43.6∶30.3，比全国平均水平超前10年以上，已开始步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转型阶段。目前，农产品主要面向城市和出口需求，这一需求结构要求农业加快向生态、高效方向调整结构。工业在市场需求、资源供给、环境容量和成本上升的多重约束下，必将出现剧烈的结构调整。在这一结构变动过程中，企业可以选择的途径是：（1）通过原有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链延伸，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方向发展；（2）进入新的产业领域；（3）向具有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或淘汰无利可图的生产经营项目。就政府而言，关键在于推动创新，促进成长性好的产业加快发展，平稳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

4.发展的协调性、公平性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随着我省进入人均GDP“3000美元门槛”，前一阶段发展中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人与自然和谐方面的矛盾也将进一步加大。显然，这类矛盾和问题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时期，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增进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公平性，已越来越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这就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加强统筹协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要求企业作为社会的“企业公民”，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企业劳动条件、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救助等方面履行社会责任，而这对我省经济增长和涉外经济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2004年下半年以来浙江经济的运行轨迹和面临的新情况表明，浙江经济增长不能再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的粗放型投入，而必须转向集约发展；不能再主要依靠提高投资率来拉动经济增长，而必须转向技术创新；不能再主要依靠外贸出口的数量扩张来扩大外需，而必须转向以质的提高来开拓国外市场和增加外汇收入。总之，必须加快增长模式转型。

二、2006年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展望2006年，全省经济仍将在10%以上高位稳定运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致与2005年增长幅度持平或略高一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与上年持平，外贸出口增幅将有所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继续保持稳定。政府经济调节的政策取向在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促进社会和谐，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经济增长质量。

1.国内外经济环境仍较有利。从国际环境看，2006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与2005年4.3%大体持平，低于2004年的5.1%；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将略高于2005年预计的7%，上升至7.4%，但低于2004年的9%。由于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等制约因素继续存在，对我省经济将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体上看，2006年国际环境仍然较好。

从国内环境看，据有关机构和经济学家研判，2006年全国经济增长率在8.5%～9.2%之间，较大可能在8.8%～9%之间，比2005年下行幅度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将在保持“双稳健”的前提下适时进行微调，政策取向上更加注重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推进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国内经济环境中，值得关注的是：（1）支持经济增长的供给能力主要是能源紧张状况难以明显改善；（2）部分加工工业产能过剩状况加剧将带来更多矛盾和问题；（3）国际石油和其他一些初级产品价格在高位运行或继续上涨将推动我省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小幅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有待消化，企业盈利空间进一步缩小。

2.本轮经济周期趋向平稳增长。全国本轮经济景气周期，2002年进入上行期，到2004年3月至4月份国家针对局部过热采取调控措施，当年下半年开始逐步见效。无论全国还是浙江，经济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在2004年上半年达到峰值，GDP全国增长9.7%，浙江增长15.5%，城镇以上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全国增长31%，浙江33.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3季度达到最高点，全国和浙江均上涨5.3%。2005年全国经济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前3季度GDP增长9.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这三项指标浙江分别增长12.1%、14.4%和1.2%。对于本轮经济周期的变化趋势，主流的看法是从上行期进入了平稳增长期（平台期），速度小幅放缓。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2006年应防止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

从浙江看，影响周期变化的市场信号比较复杂。支持2006年经济走强的因素，主要是：投资和消费增幅将有所上升；进口增长率反弹（2005年1季度增长8.8%，上半年11.8%，前3季度13.3%）；规模以上企业在技术改造、产品研发、资本运作、品牌经营等方面有所进步，市场竞争能力有所提高。支持2006年经济放缓的因素也较多，主要是：部分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外贸出口增势放缓；企业存货增加，销售成本高企（2004年前3季度工业企业销售成本已高达87%）；居民消费价格走低因素多于上涨因素；部分初级产品国际价格上升不利于浙江经济增长；银行业市场约束有所增加，现金收支主要项目增幅均明显回落，这是经济景气降温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经营活动降温的反映。与此相关，规模以下工业的增长速度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差距较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限额以下投资规模收缩，占全社会投资比率下降。而这也是浙江经济运行轨迹不再像以往那样，在周期低谷后快速反弹的原因之一。综合来看，支持经济放缓的因素略多于支持经济景气上升的因素。

3.三大需求对浙江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取决于产品的市场份额。2006年省内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增长比较平稳。三大需求对本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取决于浙江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这是因为，一个区域的三大需求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与全国有较大差异，一方面，省内需求相当一部分被外省产品占有；另一方面，本省产品可以通过开拓市场占有省外需求。

第一，2006年消费需求继续平稳增长。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市场销售走势和城乡居民收支状况看，2006年增长幅度大体与2005年持平。鉴于浙江零售市场省外产品所占比重较高，零售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变化不大。

第二，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初步估计在15%或略高一些。支持2006年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体的重大建设项目仍将是支撑投资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十一五”规划中的重大项目将陆续启动；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循环经济、现代服务业、社会建设等方面将出现新的投资增长点。制约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建设用地依然偏紧；银行信贷政策仍不宽松，直接融资渠道狭窄，建设资金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房地产投资增长趋稳；而且浙江投资品供给，特别是技术设备供给主要依靠省外国外；浙江建筑队伍大量占领省外市场，而省内重大建设工程大多由省外建筑队伍承担。因此，投资对省内经济拉动作用的相关性较低。投资对于浙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在于提高生产能力和改善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等基础结构。

第三，2006年外贸出口增幅将有所降低。增幅可能会在25%以下。从一省区域来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高度相关的，出口增长率下降，可能成为影响2006年浙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基于三大需求对浙江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取决于浙江产品的市场份额，因此，争取2006年浙江经济既好又快发展的途径，在合理引导消费、投资和促进出口的同时，着力点在于调整结构、提高效率、增强竞争能力、扩大浙江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

三、几点意见和建议

1.正确把握开局之年的发展要求，全面分析评价地区发展指数排位

2006年作为“十一五”的第一年，必须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开好局，按照省委“十一五”规划《建议》确定的七项任务开好局，特别是在深化体制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开好局。就深化体制改革而言，就是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出发，发挥浙江原有体制机制优势，力求在若干重点方面有新的突破。可供选择的优先项目是：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保护中的排污权的市场化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地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改革，激活民间投资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等，这些改革都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掌握公共资源如何合理配置，需要适应新的形势，适应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要求，深入细致研究，制定方案，积极有序推进。就经济增长而言，就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既要克服追求数量上“开门红”的老观念，又要防止短期内过大的波动。“十一五”的开局之年，特别是在投资规模方面，必然会有一批重大建设项目新建和续建，但要把握好持续协调的投资强度和建设规模，把投资效益、促进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防止片面追求数量，更不要搞干预企业自主决策的“排项目”，切忌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

与此同时，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全面分析评价地区之间发展指标的位次排序。地区生产总值、投资、利润、科技、教育等发展指数的地区排位，无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激励作用，但往往忽视了地区之间的不同情况和相互之间的不可比因素，并带来盲目攀比，不重视科学发展等负面影响。对于地区之间发展指数排位，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增长区位在地区之间是移动的。增长率高的地区会随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珠江三角洲曾是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上海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经济增长率由低于全国平均值改变为高出3~4个百分点，目前又有略微放缓趋势；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有的地区近年来已在振兴和崛起。浙江过去多年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值2～3个百分点，2003年、2004年高出5个百分点左右，目前可能进入了合理回归的过程。

第二，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的动态变化是不同步的。例如，近几年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52%～53%，可以说已经达到最高限度，而有些地方这一比率不到45%，甚至40%以下，投资增长率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再从地区生产总值的构成看，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包括劳动报酬、剩余（税收和利润）、折旧，这三个部分之间呈消长关系，既要增加农居民收入和职工工资福利，又要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以大幅度高于GDP的增幅持续增长，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

第三，有些指标的地区差异，是由各地资源禀赋和结构特点决定的，因而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例如，浙江科技研发经费（R&D）占GDP的比重2004年为0.84%，低于全国1.44%的平均水平，与北京（7.88%）、上海（2.29%）、陕西（2003年2.83%）等省市更是无法相比。这主要是因为：（1）浙江省国家级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较少，相应拥有高端科技资源也较少；（2）浙江具有研发实力的大型企业较少，大批中小企业以购买技术进行成果转化或直接应用为主，这部分购买技术支出不列入本省研发投入统计（与此相关，浙江全社会科技活动经费相对较多，占GDP的1.97%，R＆D经费只占全社会科技活动经费的42.8%）；（3）浙江不少企业参与产学研结合的研发投入，使用于省外高校和研究机构，有些企业的研发机构建在省外，利用省外科技力量进行研发。从这些情况看，浙江研发投入占GDP比率及在全国排位的提高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为正确对待地区之间发展指标的位次排序，除了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价之外，实质问题，首先是要全面深刻地认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其次是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情况，分类指导，建立并实施更加合理的政绩考核制度。

2.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程中素质和数量的关系

浙江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近两年来“粗放型发展、低成本竞争”增长模式受到很大冲击的事实表明，创新发展模式，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而且比别的省份更为紧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也是实现创新、跨越的新机遇。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涵义和要求，一是要把粗放、低效转变为集约、高效，也就是节减消耗、降低成本、减少排放、提高效率；二是要把原来依靠廉价资源、低成本竞争的比较优势转变为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动态比较优势，就是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为重点，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三是要把原来开放层次比较低的增长模式转变为适应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的增长模式，就是要把浙江民营经济的产业升级转型与扩大开放结合起来，形成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按照这三方面涵义和要求推进增长方式转变，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发展之计。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素质提高与数量扩张的关系，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一是要正确估计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景气周期中，经济快速上升后的理性回归；二是要立足于长期持续协调发展，正确估计浙江经济增长的潜力；三是要按省委“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确定的经济增长率年均9%的预期目标，及其所包含的优化结构、提高质量、集约节约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立足科学发展的丰富的内在要求，正确分析预测年度增长水平，正确引导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投资项目，特别是招商引资项目，要把资源、效益、环境评价放在首位，合理选择，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篇（9）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10-0255-1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从1995年即“九五”计划时就正式提出，到现在已有15年时间。“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三个“新”：新的高度，“规划建议”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到了整个“十二五”期间发展主线的高度；新的广度，“规划建议”把转变发展方式主线统揽包括结构调整、资源环境、民生的改善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新的深度，“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方式转变不但有明确的方向，而且有明确的路径、明确的措施，更深入，更系统，更完善。这三个“新”，着力点就是坚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2 吉林省经济发展的策略

准确认识吉林省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在发展中积累，在调整中发展，乃是当前吉林省的首选战略。要着眼于长远发展，全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全面增强经济社会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内需外需结构，不断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力，更加注重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发展社会事业。实际工作中，应正确处理四个关系，防止四种倾向。

一是正确处理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防止思想松懈倾向。没有量的积累，就不可能有质的变化。没有发展的积累，就没有调整发展方式的动能。当前吉林省不能放松加快发展的步伐，要把发展作为主题，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志地、殚精竭虑地去筹发展之策、谋发展之计、践发展之行、干发展之事，按照近年来吉林省发展的好势头，再持续快速发展三五年。

二是正确处理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防止等靠要的倾向。发展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积累财富才能为改善民生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富民，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民生是第一目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现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坚持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在确保发展质量、优化发展结构、加快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努力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改善民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成果，使推动发展成为永恒的主题，使改善民生成为工作常态，使发展的过程成为民生状况持续改善的过程。要大力发展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好城乡困难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通过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扩大内需，让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得到实惠、不断提高幸福指数。

改善民生不简单等同于涨工资、增福利，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要防止等靠要的思想，既要眼睛向上，用好用足国家政策，又要眼睛向下，靠发展、靠调整支出结构，更要眼睛向内，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同时，量财施政、量力而行、倾力而为，切不能一轰而上盲目攀比，等政策、靠财政、要资金。要统筹政策措施，实现各方面利益兼顾；要统筹资源要素，集中力量办大事；要统筹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坚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把居民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全民创业、重商富民，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拉动力量，进而实现加快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

三是正确处理传承和创新的关系，防止转弯过急的倾向。为实现既保持短期经济较快增长、又使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双重目标，必须审时度势、科学判断，充分利用经济调整期带来的转型契机，把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作为动力，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回升的好形势，着力夯实支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稳固基础，着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强化整体竞争优势，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导、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以集约内涵发展为特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新引擎，促进吉林省经济进入新一轮良性循环。

篇（10）

一、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特点分析

1、经济金融进入复苏和缓慢调整阶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持续进步，世界经济也处于逐步深化调整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成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化。美国经济复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工业生产水平恢复较为缓慢，产能利用率依旧较低，私人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失业率依旧较高。而欧元区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其复苏的力度十分有限。新兴市场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普遍遭受了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2、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明确

由于国际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全球股市产生了相应的分化。世界经济处于复苏阶段，然而其复苏是不平衡的。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趋向明显分化发展。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失业率持续居高发展，市场发展缺乏支撑，在短时期内依旧需要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支撑。然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十分有限，新颁布的货币供应向新兴市场国家流向。而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增长速度趋于缓慢，然而受到通货膨胀压力，较多国家需要颁布货币紧缩政策。全球流动性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聚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通货膨胀管理的难度。货币升值压力增加，同时资产泡沫也有所增加。

3、经济再平衡难度较大

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实现再平衡具有较大的难度。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处于长期的发展阶段，要缓解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需要主要经济体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结构的推动以及调整。其关键以及核心在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超前消费以及透支消费结构体系的调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强制性调整，然而随着经济的复苏，世界经济要实现再平衡发展具有一定的难度。

4、宽松货币政策负溢出效益影响加大

主要经济体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太高资产价格，从而帮助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家庭资产负债表，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投资以及消费，压低汇率以及拉动出口，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国际上具有十分明显的负溢出效益。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利益竞争，提升了资产泡沫；另一方面，流动性泛滥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最后，若是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增加，为了应对经济发展的滞胀局面，则被迫进入加息通道，从而将逆转流动性过剩现象，充分暴露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最终对实体经济复苏产生影响，并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4、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对经济不平衡调整的冲击

在很大程度上而言，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发展现象受到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发展影响。这种经济不平衡，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可归结于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以及追逐利益的结果，也是全球产业转移以及重新分工当中，国际资本以及发展中国家廉价要素的结合发展。在全球化趋势无法逆转的背景下，资本、要素的不对称分布，难以扭转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同时，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之下，将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增加较快以及明确的成本优势，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进一步的强化。世界经济的在平衡发展需要调整各国的发展方式以及治理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发展，实现推动消费并且逐步摆脱过度依靠投资以及出口拉动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对经济利益的重要调整，需要大量的投入。若是不改变当前以美元为主的国家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依旧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整发展阶段。

二、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形势

1、发达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为了有效应对债务危机而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使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为了有效推动经济的复苏发展，主要的发达国家将持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

2、增强对国际资本流动性的监督管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可了解到，持续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扩大是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资本流动利弊并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性的监督和管理，各国政府也应加速监督管理以及改革的发展进程，逐步完善金融框架体系，提高对资金流动性监督管理的有效性。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

当前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较为严峻，宏观紧急面临调整。世界经济的内生动力依旧不足，发到经济体的私人需求乏力，美国依旧面临失业率增加困扰，并且欧元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持续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增加。

要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趋利避害，则应抓住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机遇，首先，通过扩大内需，保证投资的合力增长，同时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尤其是扩大内需，增加消费需求，在推动城镇化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建立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效发展机制。同时，还应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发展战略，培养我国商品以及服务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尤其是通过体制改革以及政策的配套发展，持续形成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优势。

参考文献：

[1] 丁斗. 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与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J]. 国际政治研究. 2010（02） .

[2] 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 共克时艰推动经济复苏[J]. 中国统计. 20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