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投资的可能性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保险投资的可能性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1-0089-09

一、引 言

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新创业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去。包括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实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可“以创业带动就业”，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全方位支持创业者创业。

创业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行为。 Johnson（1991）通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3.7%的创业项目在两年后失败，超过一半的项目在四年内失败，而超过63%的项目在六年后失败。因为创业的高风险特征，和金融资产类似，家庭的创业决策要考虑家庭的背景风险。在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居民投资者要承受除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外的其他风险，如健康风险、支出风险、收入风险、长寿风险、住房价格风险等，这些风险被称为背景风险。 Cardak et al.（2009）发现居民的背景风险会影响他的风险态度，影响他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进而影响当期的消费、投资决策。医疗支出风险是家庭主要的背景风险之一，医疗保险能有效分担家庭的医疗支出风险，进而对家庭风险性投资产生影响。Goldman et al.（2013）研究发现，居民如果参与了单位的职工医疗保险计划，则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比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居民更高。据此我们预计医疗保险对家庭的创业决策可能存在正向影响。

中国目前的社会医疗保险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城镇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必须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不是个人的自主决策。目前，绝大部分农村居民也都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加主体是没有被正规单位聘用的城镇居民，有些人参保，有些人没有参保，样本分布具有可比价值；这部分人员正是失业人口或潜在失业人员，是自主创业的主力军，研究这部分人员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根据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决策有正向的影响；在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了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选择问题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文章还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通过缓解健康风险和风险厌恶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从而激励了家庭创业。

二、文献综述

医疗保险可以降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从而影响家庭的储蓄和消费决策。医疗支出风险增加家庭支出的不确定性，风险厌恶者会以增加预防性储蓄的方式应对医疗支出风险。Arrow（1963）指出，医疗保险能分担健康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Chou et al.（2004） 将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得出居民最优的消费路径受医疗支出不确定性的影响。Atella et al.（2006）对意大利的数据研究得出，家庭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对医疗服务消费的不确定性。臧文斌等 （2012）利用入户调查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和未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加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年非医疗消费支出约高13%。医疗保险除了对消费产生影响，也对家庭投资组合产生影响。由于医疗保险减小了家庭未来的不确定性，家庭更愿意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 Goldman et al.（2013）研究发现，居民如果参与了单位的职工医疗保险计划，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比那些没有参与的居民高出6% 。何兴强等（2009）研究发现，中国居民若享有社会医疗保险或者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进行有风险的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更高。

国内外研究医疗保险对创业决策影响的文献比较少。美国主要的医疗保险是企业职工医疗保险，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增加了职工离职的成本，减小了职工放弃现有工作的意愿，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性减弱，即出现“工作锁定（job-lock）”的现象，从这一方面来看，职工医疗保险减小了创业的可能性（Buchmueller et al.，1996；Gruber et al.，2002）。Wellington （2001）研究发现，配偶享有医疗保险的个人更有可能选择自由职业。美国在1986年实施了一项名为“TRA86”的税收改革法案，法案大大降低了创业者的税后健康医疗保险价格，这一税收政策对进入创业者群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用1999～2004年的面板数据，Gulcin et al.（2014）发现这项政策使个人进入创业者队伍的可能性上升1.5%，使个人离开创业者队伍的可能性减少2.8%。Malathi（2012）从女性的角度研究这项政策的影响，对于没有被配偶医疗保险覆盖的女性，在该法案实施后，创业的可能性上升10%。Philip （2010）研究1993年8月新泽西州一项专门针对创业者的个人健康医疗保险覆盖计划的政策对创业的影响，该政策降低了创业者购买医疗保险的价格，与没有实施相同政策的州相比较，该政策对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没有结婚、年老的、健康水平较差的个人对医疗保险的依赖更高，这项政策对这些群体创业的正向影响更大。

国内的保险制度和国外有很大区别，针对没有被正规用人单位雇佣的居民，国内有专门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国内还没有文献研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创业决策的影响，这正是本文要做的工作。

三、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2011年的调查覆盖了全国除、新疆、内蒙古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5省80个县320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多达8 438个家庭。CHFS数据包含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数据，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本文只考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是受雇于正规企事业单位的，很小可能是创业者，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基本上可以排除创业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排除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在其他样本中，如果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则urbmi=1，否则，urbmi=0。关于创业的数据，CHFS调查了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参照甘犁（2012）、李凤等（2014）的做法，将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视为创业，家庭创业即entrepr=1；否则，entrepr=0。

考虑到家庭规模、家庭人均收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户主年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健康状况、所在区域等因素对家庭的创业决策都有影响，我们控制了这些变量，变量的定义请见表1。

2011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总共有8 438个样本家庭，删除样本缺失值，得到6 565个样本家庭，再排除320个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家庭，得到6 245个有效样本家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请见表2，在有效的 6 245个样本中，有683个家庭（占11%）有创业项目，有633个家庭（占10.1%）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创业资产中位数为45 000元，90%的家庭创业最大项目的资产不超过100万元，这说明创业项目大多是规模小的企业或个体户，资产较小，抗风险能力较低。根据对家庭上个月医药费支出项目的统计，上个月医药费用支出最大的家庭这项支出达到15 000元，超过5%的家庭上个月医药费用支出超过3 000元，由此看来，医疗支出确实对家庭构成比较大的支出风险，可能制约家庭进行有风险的创业投资活动。

表3给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创业统计。所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633个家庭中，有创业项目的家庭为101户，创业占比为15.96%，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5 621个家庭中，有创业项目的家庭为586户，创业占比为10.44%。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创业占比更高。部分农村户籍的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他们的创业占比为28.04%，农村户籍的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居住在城市，这部分人创业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些农村家庭有成员在城镇从业，有更多的信息、经济实力、便利从事创业活动，创业占比明显高于没有家庭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户籍家庭，后者的创业占比为12.34%。农村户籍样本家庭的创业占比均高于城市户籍的家庭，可能的原因是城镇户籍家庭大部分至少有一方有工作并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他们创业的动力较低。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

家庭是否创业是二元因变量，我们首先用Pob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请见表4。全样本的估计结果表明，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虚拟变量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影响。针对农村户籍的家庭样本和城市户籍的家庭样本分别回归，结果都显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呈正向影响。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风险厌恶程度（risk）的系数显著为负，越厌恶风险，家庭创业的可能性更小。不健康程度（unhealthy）的系数显著为负，家庭平均健康状况越差，家庭创业可能性越小。家庭人均收入的系数显著为负，越是富有的家庭，创业的可能性越小。教育水平的系数成倒U形，教育程度中等的人创业可能性最高。结婚有利于创业，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经验在这里得到验证。另外，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家庭创业要高于西部地区。

为什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影响呢？我们考虑到家庭的健康因素，健康水平差的家庭医疗支出风险更大，家庭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会减少风险性投资。Rosen et al.（2004）使用美国退休与健康调查（HRS）的数据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居民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及其比例存在负向影响。Cardak et al.（2009）用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发现，健康状况不良的人因为风险提高，会更少持有风险资产。医疗保险能够减小健康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预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够缓解家庭健康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加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家庭健康水平的交叉项，结果请见表5。健康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健康水平确实制约了家庭创业；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家庭健康水平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针对农村和城镇户籍样本的估计结果也大同小异，农村样本回归的交叉项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城镇样本。

针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于家庭创业的正向影响的原因，我们认为这可能与风险态度有关。风险厌恶程度会制约家庭创业，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减小家庭医疗支出风险，因此，我们预计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减小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加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户主风险厌恶水平的交叉项，估计结果请见表6。表6第（1）列为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第（2）（3）列分别为农村样本和城镇子样本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在全样本中，还是在农村和城镇家庭的子样本中，风险厌恶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风险厌恶程度制约家庭创业；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

（二）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

由于家庭是否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并不是随机分配的，可能存在样本选择问题。假设研究吸烟对大众健康的影响，研究人员常常得到的数据是观察数据，既一部分样本是吸烟者，另一部分样本是不吸烟者，这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但不是随机对照实验的数据，随即对照实验要求招收大量被试随机分配到吸烟组和不吸烟组，这种实验不符合科研伦理，很难实现这样的实验，针对观察数据，如果不加调整，很容易获得错误的结论，比如拿吸烟组健康状况最好的人和不吸烟组健康状况最不好的人作对比，得出吸烟对健康并无负面影响的结论。倾向评分匹配就是用来解决样本选择问题，Rosenbaum et al.（1983）提出“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其基本思想在于，在评估某项政策或行为的效果时，若能找到与一类型样本组尽可能相似的另一类型样本组，那么样本选择偏误就可以有效降低。PSM将多个维度的信息浓缩成一个得分因子，可以根据多个维度将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与其特征相似的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从而得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净影响。在操作上，首先，我们尽可能多的考察会影响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因素，估计影响家庭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Probit方程。其次，根据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计算出每个样本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倾向性得分（propensity score），并根据该得分按照一定匹配方法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常用的匹配方法有最近邻匹配（nearest neighbors matching）、半径匹配（radius matching）与核匹配（kernel matching）。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要求用于匹配的各个变量要满足平衡性检验，即通常所有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偏误要小于20%，或者匹配后各个变量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均值不再显著异于0。

为了提高配对的精确性，我们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个子样本分别配对。先分析城镇户籍的样本。由于样本比较多，可以匹配的样本也比较多，我们按照1：3的比例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匹配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首先，估计影响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probit方程，除了前文的自变量外，考虑到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受周围居民风险意识以及社区宣传力度的影响，我们加入社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rate）作为自变量，根据臧文斌等 （2012）发现本地户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大于非本地户籍，我们还加入户主是否为本地户籍（local）作为自变量，估计probit模型得到最优方程，鉴于篇幅，估计结果不再报告。根据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计算每个样本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倾向性得分，并根据该得分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本文主要使用最近邻匹配，并做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7，所有匹配的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偏误都小于20%，而匹配后的t检验表明，所有变量均不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无显著性差异的原假设，匹配结果满足匹配平衡性要求，说明我们的匹配是合理的。

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针对农村户籍的子样本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匹配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各个用于匹配的自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8，结果显示，各个变量满足平衡性，说明匹配合理。

分别计算城镇户籍样本和农村户籍样本家庭创业可能性的平均效应值（即ATT值），即匹配后的创业可能性组间差，结果见表9。结果显示，城镇家庭最近邻匹配的ATT值为0.0532，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半径匹配（半径为0.02）和核匹配的结果基本上和最近邻匹配的结果接近，三者的均值在0.048左右，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对城镇家庭样本，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比没有参加的家庭创业可能性大4.8%左右。农村户籍家庭最近邻匹配的ATT值为0.134，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半径匹配（半径为0.02）和核匹配的结果基本上和最近邻匹配的结果一致，三者的均值约为0.128，说明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户籍家庭比没有成员参加的农村户籍家庭创业的可能性高于约12.8%。

按照最近邻匹配方法得到的样本重新做前面的估计。城镇户籍样本的估计结果见表10，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样本选择问题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的创业仍然有正向影响，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分别加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健康水平、风险厌恶程度的交叉项后，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同样，将农村户籍按照最近邻匹配方法得到的样本重新做前面的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1。结果显示，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样本选择问题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的创业仍然有正向影响。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程度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这一结论也是稳健的。

五、结 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角已经吹响，同时也需要相关的体制机制来促进创新和创业。创新和创业都是风险比较高的经济活动，人们还需要应对健康因素带来的风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缓解健康因素造成的医疗支出风险，进而促进创业活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证实了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作用。至于这一结论的原因，本文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水平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从而达到激励家庭创业的效果。对于户主和配偶不是全都受雇于正规单位的家庭，只要没有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应该鼓励他们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不但可以分散健康因素带来的医疗支出风险，也可以促进创业活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不但促进家庭消费，也能促进家庭创业，无疑对稳增长和调结构也具有正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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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保险与信用担保的相同点

现代商业保险是保险双方当事人以等价有偿且平等互利为前提条件，以损害赔付及风险转嫁为保险合同内容的一种货币交易行为。信用担保的基本含义是企业在向银行融通资金时，按照合同约定，由依法设立的合法的担保机构以保证的方式为借款企业提供担保，如其不能履约偿付债务时，由担保机构承担偿还责任，从而保障商业银行债权能够实现的一种金融支持方式。实质属于属于第三方担保。

现代商业保险与信用担保具有以下相同点：第一，二者均需要签订合同约定相关事项，只是合同主体不同而已。商业保险是企业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信用担保是企业与担保机构签订合同。第二，二者均具有融资功能。保险的融通资金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保险公司通过开展承保业务，将社会的闲散资金汇集起来。形成规模庞大的保险基金；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通过投资将积累的保险资金投放出去，以满足未来支付和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稳定、期限较长、规模庞大，通过持股或者相互参股的形式，成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资金供应方，是金融市场中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同时由于其要考虑到未来对被保险人的偿付，因此投机程度不强，也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稳定力量。在保险经营过程中，保险人必须提存与承担风险相一致的责任保险金以备未来赔付，而尚未赔付出去的资金就为其资金运用提供了可能。保险基金中暂时闲置部分以有偿返还方式重新投入社会再生产过程。第三，同样面临风险。风险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担保机构在担保业务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有来自中小企业的风险。有来自政府部门的风险，这方面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政府不适当干预风险和政策的不稳定性风险。有来自担保企业自身的风险。还有来自担保体系的风险，包括社会中介服务体系缺乏以及担保法律体系不健全的风险。对于商业保险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转移风险的手段，在经营风险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可保风险以及道德风险等。

二、商业保险与信用担保的不同点

（一）信用担保与商业保险的功能不同。信用担保最重要是促进资金和商品流通，保证实现债权，所以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保障功能，其次是补偿功能，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担保人按照约定承担相应责任。保险的基本功能是分摊损失和经济补偿。派生功能保险的派生功能是投融资功能和防灾防损功能。

（二）信用担保与商业保险的运营原则不同。一般情况下，担保承担的责任载体是担保人自身的财产。而商业保险根据互助共济的原则，其承担的责任载体主要是投保人所交纳的保费。保险基金具有开放性，而担保基金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对担保机构来说，提供担保的前提一般是确认没有损失的可能性，而商业保险的前提则是肯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从责任确定来看，商业保险遵循近因原则，对于那些对风险的发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原因造成的损失，商业保险不予赔偿。而对于信用担保来讲，一般只要发生了约定的损失后果，不论损失是出于何种原因，一般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信用担保与商业保险处理的风险不同。担保处理的风险是合同中载明的债权债务相关的一切风险，而商业保险处理的风险一般为客观风险。担保处理的风险既包括主观因素产生的风险，又客观因素产生的风险。但是商业保险是一种相对比较单纯的经济关系，其只承担保险合同中所载明的责任风险。

三、商业保险的功能作用在信用担保方面的优势

（一）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可以避免金融风险的发

生，降低金融机构发生大量坏账而引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当中小企业不能如约按时还款时，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大大地减轻信用担保机构的负担。虽然， 信用担保公司也会承担其中的一部分损失，但是，在三方共同承担各自损失的前提下， 风险会被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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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几年来我国保险行业的投资收益率情况

表中2010年的收益率为前八个月份的，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的高低与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有关。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不稳定，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也不稳定。我国保险平均投资收益率5%左右，而国外投资收益率一般在10%以上，我们与之相比较低，保险公司经尽量防范风险，做好各项投资，提高保险资金的投资回报率。

二、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中的主要风险

（一）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因市场利率的不寻常波动而给保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价值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保险公司投资的资产中有相当比例的利率敏感型资产，利率的变动会对资产的价格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收益率。保险资金的来源大多是负债，尤其是寿险，在定价时有一个预定利率。利率下调时，保险公司投资回报率可能低于预定利率，出现偿付能力危机，属于“利差损”。而当利率上升，保险投资收益率高于预定利率，一些投资性的保险产品可能会出现高的退保率。

我国近几年的利率不断调整，而预定利率上限却保持2.5%不变，这对保险公司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对中小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有时就不得不通过调整保险产品的价格来避免利率风险。

（二）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是指保险公司持有资产的变现能力。如果保险公司持有资产的流动性较差，在面临赔付时不得不以低价变卖一部分资产，如未到期债券或到市场上临时筹集高成本的资金以应付给付之需，那将会给保险公司的稳定经营带来严重影响。不同险种对于资产流动性的要求是不同的，非寿险对于资产的流动性要求大于寿险。

（三）其他风险

保险公司在进行资金投资运作是还会面临其他的风险，例如，信用风险，是指因交易对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约承诺而给保险公司造成损失的可能性，银行或发债企业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是保险公司在资金运用过程中由于信息系统或内控机制失灵而造成意外损失的风险；其他的一些市场风险，汇率风险、商品价格风险等等。

三、保险公司应积极应对保险投资风险

（一）适时调整保单预定利率

保险公司应该根据利率的变动对保单预定利率进行调整。我国寿险保单预定利率上限为2.5%，根据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现状，此时完全开放预定利率并不适合，若完全开放，可能出现有的保险公司为获得更多的保单，将预定利率指定的过高，加大风险，并且会加剧恶性竞争，市场混乱。

（二）进行资产负债管理

资产负债管理要求保险公司根据其所管理的资金的不同性质、期限长短、成本高低、对现金流的要求、可能承受的风险大小等因素，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使资产与负债在数额、期限、结构上对应和匹配，并根据情况不断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构建科学的投资组合，以保持动态相对平衡来有效降低风险，谋求最大的收益。

一般说，保险资产期限不同，对资产配置的需求就不同。财产险公司投资资金的负债期限较短，目前在管理上还不存在太多的资产负债不匹配问题。但寿险公司，大部分寿险产品的负债期限都超过10年，有的长达20年、30年，所以就需要积极为这部分资产配置相应期长的投资品种。而我国市场缺乏长期可以长期投资的产品，造成保险资产的长期配置很难实现100%匹配。

（三）进行投资组合以分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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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既定的财务目标可能是养老或支付子女教育费用，这些都要求投保行为必须安全可靠，投保资金不能承担过多投资风险，又可以实现保值增值。分红保险使投保人可以通过红利分配分享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果，即便在产品经营不善时，对投保人的影响至多不过是无红利可分，客户根本无需分担更多的经营风险。

    稳定的收入使客户投保后可以按照传统的交费方式即定期定额交费，获得相应的保险保障。应该说，抗拒通货膨胀及利率变动带来的资产贬值风险是分红保险红利收益的最实际的意义所在。

    红利不能当养老金，但可以使您为养老购买的保险到您开始养老时还物有所值；红利不能以一当十，但可以使您为子女出国留学准备的资金到时还一样够用。

    收益当先——须投连担纲

    已有一部分较为稳妥的资金安排，收入较为丰厚或有一定积蓄，具备承担风险能力，较适宜投保投资连结产品。

    投资连结产品的突出特征是没有保单预定利率的概念，保单的价值完全通过投资收益核算后的单位计价来体现，并可以设立风险程度不同的投资组合账户。投资风险亦由客户承担，账户资金运作成功，有可能获得极高的回报；若投资不利，投保人也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因此，在选择投连产品前要充分作好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当然，若既看中投连产品的投资收益性，又不愿承担过高的投资风险，亦可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风险程度较低的投资组合。

    以目前保险资金的运作渠道而言，投连产品账户基本上还是由低风险组合构成。近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了平安、新华、中宏三家寿险公司的投连产品可以将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提升至账户资金的100％。从1999年保险公司获准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后的投资表现看，证券投资基金应该属于收益较高、风险较低的投资品种，此番投资比例变化无疑提高了投连产品获取更高收益的可能性。但证券投资基金与变化起伏的股市联系十分密切，从几家公司的账户单位价格的涨跌亦能发现这一规律，投保此类产品必须保持长线投资的心态。

    灵活投入——显万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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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965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2-11-13

作者简介：章雁（1975-），男，上海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会计学博士，研究方向：财务与管理会计、技术经济与管理；黄美玉（1988-），女，福建南安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与审计。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C630397。

一、引言

审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为满足社会的特定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审计出现的动因及审计的本质是什么，理论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不同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比较认可的是审计需求理论、审计需求信息假说以及审计需求信号理论。随着审计师民事责任的不断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审计理论界开始出现另一种审计需求理论，即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它认为审计事实上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实质上是财务报告所附带的一份“保单”，如果财务报告存在虚假陈述，而审计师又没有依据执业准则做出合理的判断，投资者依据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财务报告进行决策，并因此造成了损失，则会计师事务所应作为共同被告，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即为投资者提供了审计的保险价值。审计需求保险假说是基于审计的保险机制探索审计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本质功效，认为审计是财务报表风险的一个转移机制。Doogar（2003）认为审计的价值在于保证（Assurance）与保险（Insurance）。

Menon & Williams（1994）针对原美国第七大会计师事务所Laventhol & Horwath事务所破产对审计客户股票的影响，其研究结果都表明由于事务所的倒闭使得被审计客户的股价呈现了负的超额回报率。Baber（1995）认为股票价格的下降不但可以用保险价值消失来解释，也可以用鉴证价值下降来解释。Simunic & Stein（1996）的研究表明，由于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实力雄厚，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充当了投资者的深口袋。Chaney and Philipich（2002）针对审计的“鉴证价值”的研究间接证明了“保险价值”的存在。2005年6月，KPMG因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非法销售避税产品导致美国司法部对其展开调查，并可能面临刑事诉讼的危险，2005年8月23日，美国司法部与KPMG达成诉辩交易，停止对其进一步调查，Darryl Brown等（2008）认为这个事件并没有威胁到市场投资者对于KPMG的审计质量（Assurance）的怀疑，很好地排除了审计“鉴证价值”的影响，他们比较直接地对审计的保险假说进行了研究。伍利娜、郑晓博和岳衡（2010）以我国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颁布为事件窗口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上市公司股票在短时间窗口内的累计超额回报率与公司的审计特征和其他诉讼因素显著相关，说明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认识到审计师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使得审计具有了一定的保险功能。

可见，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创造性地指出审计是投资者进行风险管理、进而提高企业价值的一种形式，它为审计需求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另一重要视角，对该假说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审计的认识，拓宽认识独立审计制度的视野，在理论上也可以搭建起一个更加宏观的理论体系，为进一步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全新的思维模式，这在审计制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一）研究假设

注册会计师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制度是审计需求保险假说的制度基础，是审计保险需求的动因。它实际是依侵权行为法的逻辑，贯彻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在被审计单位――事务所――第三人（即财务信息提供人――财务信息鉴证人――财务信息使用人）之间公平分配因被审计单位经营失败或舞弊、事务所审计失败而导致的利害关系人损失。虽然《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正式拉开了我国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序幕，但它是一条针对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总体规定，对于追究注册会计师欺诈和过失的民事责任这一专业性强的复杂问题并未做专门、详细的规定。2007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更加具体规定了注册会计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与审计需求的保险假说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本文以2007年6月11日司法解释的颁布为研究事件。事件日定义为2007年6月11日，事件窗口取事件日以及之后的10个交易日。法律的变更使得审计的保险功能从无到有，为股价中注入了“审计保单”的价值。因此，司法解释出台后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证券市场会出现显著为正的投资回报率。而且，“审计保单”对不同公司股票的价值应该不同，正如一份相同理赔条件健康保险对老年人和对青年人的价值不同一样，由此我们可以预期哪些公司的股票回报率会更高，哪些会较低。如果事实与预期相符，就得到可支持审计保险假说的证据。从而，提出如下假设：

H1：盈余管理幅度较大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比盈余幅度较小的公司获得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大量的研究表明，有配股、扭亏为盈动机的公司或是附属于企业集团且控股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虽然说盈余管理并不构成违法，投资者不能以此来对上市公司进行诉讼，但盈余管理与违法有一定的相关性。高雷、宋顺林（2008）对关联交易、线下项目与盈余管理的研究表明，由于监管政策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开始将目标从线下项目转移到线上项目，手段越来越隐蔽，但其仍为“不良动机”。当一个公司耗尽其盈余管理的空间时，为了维持其股价或是避免投资者失去对其公司的信心，往往会选择进行财务欺诈，或是做出虚假陈述。因此，往往盈余管理幅度较大的公司，对于审计师来说风险越大，在事件窗口内，盈余管理幅度较大的公司更能够获得比盈余管理幅度较小的公司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H2：在事件窗口内，受资本市场系统风险影响较大的公司会比受系统风险影响较小的公司获得更小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在计算投资者的实际损失过程中，司法解释虽然并未明确规定系统风险的扣除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考虑利害关系人的损失时，会将由系统风险所造成的损失部分扣除。这就意味着，在投资人向虚假陈述行为人索赔时，如果损失是全部或者部分由系统风险造成的，那么投资者所获得的赔偿将要扣除系统风险部分。因此，投资者将会从那些承受系统风险较大的公司获得相对于承受系统风险较小的公司更少的损失赔偿。

H3：在事件窗口内，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会比由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获得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审计师对投资者损失的补偿是以审计师本身拥有的财富为基础的，如果审计师自身的财富不足以补偿投资者的损失，则审计的保险价值只是一纸空文，并无实际意义。“四大”作为目前规模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资金最为雄厚，对于投资者最有保障，一旦被法院判定需要为其提供的虚假陈述报告对投资者进行赔偿，在投资者看来，“四大”完全有能力来执行此项赔偿，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上市公司为了购买审计意见等原因而聘请他们，往往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没有保障。投资者不但怀疑他们所提供的审计质量，而且还担心审计失败时，即便那些事务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再大，也没有足够的赔偿能力，自然而然，他们对于投资者的审计保险价值也就越低。

H4：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会高于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

如果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是标准审计报告，那么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审计师以专家的身份鉴定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可靠公允的，是值得投资者相信的。此时，这份审计报告代表了审计师对于投资者的最高承诺，审计师的责任重大。如果未来审计单位出了什么状况，事务所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果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是非标准审计报告，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审计师已经向市场投资者传达了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非公允可靠的信息，未来投资者的决策失败与审计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则审计师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的风险也就越小，审计的“保单”价值也就越低。更极端的是，收到对持续经营能力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公司，其在事件窗口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会最低。

H5：对于那些在事件窗口内双重审计的公司会比那些非双重审计的公司获得更大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在2007年正式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审计准则达成实质性趋同之前，中国证监会了关于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双重审计）的暂行规定。所谓的双重审计（补充审计）是指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规范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此外，应聘请获证监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通行的审计准则，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补充审计，也就是双重审计。但是事实上该双重审计的暂时性规定在2006年之前已废除，或者说至少在2006年之后是否实行双重审计取决于上市公司本身，这就为判断审计保险价值提供了另一个视角。那些在2006年仍然实行双重审计的公司比不实行双重审计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会获得更大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因为这些双重审计的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度较高，对于投资者来说更有保障。

H6：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较为频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会高于一直聘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公司。

大量的研究表明，上年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与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更倾向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即购买审计意见。往往在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后，这些公司能够获得一份较为美观标准的审计报告。我们当然不能排除有些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是因为要获得更高的审计质量、降低审计费用或是由于管理层的偏好，但更常见的原因往往是“购买”审计意见。通常，这类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具有很强的动机修饰财务报表进行财务欺诈或是做出虚假陈述，由此被揭发的可能性也越高，审计师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样，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更为频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日会获得相对更大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H7：在2006年和2007年受到证监会、上交所或深交所处罚的有违规记录的上市公司在事件窗口内的累计超额回报率高于没有违规记录的公司。

最高法院规定，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所以本文用了2006年与2007年的记录。朱春艳、伍利娜（2009）在《上市公司违规问题的审计后果研究――基于证券监管部门处罚公告的分析》中指出，有2523%的公司在2001-2007年间至少在两年里被处罚，因此相对于没有发生舞弊行为的公司，不但被“一会两所”处罚过的公司再次发生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较大，且这类公司再次被监管部门审查的可能性也会更大，给审计师审计带来的风险也会更大。由于有违规记录的公司被的可能较大，因此，在事件窗口内，它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会相对较高。

H8：在事件窗口内，ST公司比非ST公司会获得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为了摘掉ST的帽子，ST公司在出具财务报表的时候比非ST公司有更强烈的掩盖真实数据的动机，为了追求“ ROE>0”，其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操纵、粉饰数据。因此，在对ST公司进行审计的时候，审计师面临的风险很大（受到的可能性也很大），审计的保险价值相应地也越大。

（二）盈余管理幅度――非正常性应计利润的计算

所谓的应计利润，是指不直接形成当期现金流入或流出，但按照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应计入当期损益的那些收入或费用（或者是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部分），比如折旧费用、摊销费用、应收账款增加额等。根据应计利润的纵程度，可以将应计利润区分为正常性应计利润和非正常性应计利润。夏立军（2003）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研究》中针对中国股票市场，通过寻找主导上市公司应计利润项目的变量控制公司正常的业务活动对应计利润项目的影响，对各种计量盈余管理幅度的模型进行检验，认为基本JONES模型或调整的KS模型比较适合中国股票市场，因而本文采用基本的JONES模型来计量非正常性利润。JONES模型主要是选取固定资产以及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主导变量控制公司正常业务活动对应计利润的影响。基于该模型，将所有上市公司采用证监会的标准分成十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综合类；由于金融保险业资产负债以及业务经营活动的特殊性，未将金融保险业纳入研究范围。

四、样本的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实证研究数据库以及万得资讯金融终端，采用的是在2005年与2006年均上市的所有公司样本，总计1 351家公司，不包括期间上市或退市的沪深两市A股，由于金融保险行业营业活动的特殊性，所以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22个样本），以及一些数据缺失的公司（89家），最终取得的有效样本总计1 240个。其中，由“四大”审计的公司为85家，占比685%；得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为1 154家，占比9299%；双重审计的公司为108家，占比870%；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包括由非“四大”转向“四大”、由“四大”改为非“四大”、非“四大”间的转换以及“四大”间的转换四种情况，我们假定由非“四大”审计转向由“四大”审计的公司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审计质量，而排除了“购买审计意见”的风险，因此不在此研究范围。在样本中，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总计139家，包括由非“四大”转向“四大”的公司5家，不在研究范围内，所以最终所获得的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为134家，占比1080%；在2005年6月11日至2007年6月11日之间有过违规记录的公司总共59家，占比475%；此外，在样本中，总共有93家ST公司，占比749%。

五、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均值T检验

在2007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前后，资本市场整体出现正的回报率，而且有接近70%的个股在事件窗口内出现正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接下来，我们分别就事务所类型、审计意见类型、是否双重审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是否违规以及是否为ST公司对累计超额收益率进行均值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以big4作为分类变量来对累计超额回报率进行均值T检验时，结果表明两者的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在事件窗口内，由“四大”审计的公司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以standard作为分类变量对累计超额收益率进行考察时，发现两者的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得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高于得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以double作为分类变量对累计超额收益率进行均值T检验时，结果显示两者没有显著的差异，即实行双重审计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与未实行双重审计的公司并没有显著的差别；而在分别考察change、brch以及ST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关系时，发现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高于未更换会计师事务的公司；近两年有违规记录的公司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与没有违规记录的公司有着显著的差异；在事件窗口内，ST公司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高于非ST公司。

（二）多元回归分析

为进行审计需求保险假说的多变量分析，本文拟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首先对各自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共线性检验结果，我们认为：（1）系统风险SYSTEM与是否得到标准审计意见STANDARD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承受较大系统风险的公司，公司的经营风险较大，越有可能操纵报表，此时，审计师可能越加谨慎，公司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因此较大。（2）更换会计师事务所CHANGE与是否获得标准审计意见STANDARD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正如假设所述，上市公司往往是为了获得更加美观的审计意见才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因此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3）违规记录BRCH与是否获得标准审计意见STANDARD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CHANGE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审计师在对那些有过违规记录的公司进行审计时，面临的审计风险较大，因此越加谨慎，而且这些公司再次违规的可能性很大，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也越大；为了获得美观的审计意见类型，这些有过违规记录的公司更加有可能通过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来购买审计意见。（4）被ST的公司与盈余管理幅度DA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是否获得标准审计意见STANDARD在00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与更换会计师事务的CHANGE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是否有过违规记录BRCH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与之前的假设相一致，说明那些盈余管理幅度越大的公司往往耗尽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为了达到某一财务目的，更有可能进行财务欺诈，被ST的可能性越大，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也越大，继而更轻易地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但是，上述相关性可能对多元回归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可以作为多元回归分析的基础。本文以事件窗口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作为因变量，以影响审计需求保险价值的一些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见，投资者认为那些盈余管理幅度较大的公司越有可能进行财务欺诈，审计提供的保险价值越大，因此H1得到验证；而那些受资本市场整体风险影响较大即承受较大系统风险的公司，即便受到，由于投资者所获得的赔偿额中要扣除很大一部分由系统风险影响的金额，保险价值相对于那些承受较小系统风险或承受较大特有风险的公司较小，因此在事件窗口内，累计超额收益率较小，H2得到验证；由“四大”进行审计的公司及那些得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会获得较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这正验证了之前所提出的假设，“四大”作为“深口袋”实质上为投资者提供了充分的审计保险价值，因此H3、H4得到验证；此外，被ST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获得了显著高于其他非ST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说明ST公司的经营风险很大，经营失败导致审计失败进而被的可能性相对较大，保险价值较大，因此H8得到验证。

然而，进行双重审计（DOUBLE）、更换会计师事务所（CHANGE），以及有过违规记录（BRCH）这三个变量与累计超额收益率（CAR）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即H5、H6和H7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投资者看来，那些进行双重审计的公司，在近两年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以及那些有过违规记录的公司，都不是影响审计保险价值的主要因素。进行双重审计对于审计的保险价值没有显著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证券会取消A股双重审计的暂时规定并没有像后来2007年9月以及2009年取消B股和H股双重审计那样有个明确的表态，在投资者看来，2006年某些公司进行双重审计可能更多的是由于证监会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并没有将它作为加强审计承诺的举措。更换会计师事务所（CHANGE）在回归分析中不显著，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近年来随着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壮大，在投资者看来，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纯粹只是“购买审计意见”，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更换的会计师事务所能否像以前事务所一样起到有效的监督机制。此时，投资者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方面对审计“鉴证价值”的关注远甚于审计“保险价值”。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可能会存在数据不充分的情况，根据张伟、张小利（2011）在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披露情况的实证研究，在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下，只有一半的公司愿意在年报中披露，而在披露的这些公司中，只有一半的公司在当年年报披露，其他公司则选择在当年年报报出后再披露。所以在收集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中，可能有些公司变更了却没有披露出来，这也很可能会影响到该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解释力度。而有过违规记录与累计超额收益率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正如对那些有过违规记录的公司进行审计的事务所已经预期到这些公司存在的审计风险一样，投资者也预期到审计师对于这些公司的谨慎性，以及随着近年来证监会对于那些违规公司惩罚力度的加强，这些公司再次违规并受到的可能性逐年降低，因此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否违规可能并不像以前年度一样可以作为“保险价值”的一个主要风向标。

上述研究表明，审计客户股票的十日累计超额收益率与审计单位的一些审计特征及其他一些公司相关的因素显著相关（如是否由“四大”进行审计、是否获得“标准”审计意见、所承受的系统风险等因素），说明中国资本市场上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已大致成立，审计已能为投资者提供一种保险的功能，有利于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但由于事件窗口内其他事件的干扰或者其他原因，使得一些假设（如H5、H6与H7）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有待于以后重新收集更有效的数据或者是重新设置变量来检验，使得该实证研究更加具有说服力。

六、结论

本文在对传统的审计需求理论（审计需求理论、审计需求信息假说以及审计需求信号理论）进行探讨回顾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审计需求理论在于强调审计的鉴证机制而忽略审计的风险转移机制，而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审计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审计的鉴证机制，还在于审计的风险转移机制，它为审计需求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拓宽了审计的外延。审计的根本目标是降低信息使用者的财务信息风险。审计除了在实质上通过实施审计程序、发挥审计的鉴证机制降低了信息使用者的财务信息风险外，还将审计师的一部分利益作为抵押品与信息使用者捆绑在一起，以进一步转移财务信息风险，而这种风险的转移机制取决于风险转移系数，即“抵押品是多少”的问题，或者是投资者在依赖审计报告导致决策失败时，是否可以从审计师获得赔偿以及赔偿金额多少的问题，这就将审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纳入审计需求保险假说的研究体系中。通过实证检验，表明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在中国资本市场是大致成立的，在审计师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存在的前提下，投资者可以进一步转移其财务信息风险，其利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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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雷，宋顺林.关联交易、线下项目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会计评论，2008（1）.

篇（6）

正增长已“超乎预期”

从1月份保费收入来看，保险业表现功过相抵。平安证券保险研究员童成墩说：“1月业绩并没有全行业负增长，这样的成绩其实已经超乎大部分研究人员的预期。但‘开门红’是由保险行业节奏性特点所决定的，跟经济环境没太大关系，故而这种趋势不会延续到后三个季度。”

他指出，如果剔除国寿、平安的寿险两位数的保费收入，整个寿险行业保费同比增速几乎为零，这意味着接下来今年整个行业的表现还是要仰仗“三巨头”：“国寿有可能实现正增长，但是有难度；平安两位数正增长是可能的；太保相较之下负增长的可能比较大。如果说三巨头能带动全行业实现正增长的话，那么我认为整体实现个位数增长可能性较大。”

第一创业黄秋菡则表示：“保险公司主要是搞一些类似促销活动来做好他们新年前一两个月的事情，所以保费收入会增长较快，但从全年来看这种增长能否持续，应该从整个国民收入的预期来分析，2009年经济危机并不会很快结束，收入预期本来就有所降低，有的人甚至会失业，而保费增长和居民收入挂钩比较紧，由此可见增长一定不如2008年快。”数据显示，1月沪上寿险公司保费增幅仅为7.01%，而去年同期，沪上寿险公司保费收入同比增长62.46%。

光大证券研究报告中将保费增长回升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银保渠道销售能力的恢复，同时在个险方面，人销售情况也有良好的表现，同时造就了保费增长的回升。

转型增员初见成效

中国人寿日前公告，1月份单月原保险保费收入366亿元，同比增长19.4%。平安人寿本周也公布，旗下四个子公司1月份共实现保费收入172.81亿元，较去年的145.47亿元增长19%，其中平安人寿1月份实现保费收入133.11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08.20亿元的上涨23%。中国太保的公告显示，太保寿险1月保费收入70亿元，虽然同比下降14.20％，但环比增长了100％；太保财险1月保费收入42亿元，同比增长15.39％。

“国寿保费收入好于预期，是源于公司采取了相对温和的调整产品策略，既调整了银保渠道的投资型产品，又兼顾了分红等保障型产品的销售”，中金公司研究员周光在他的研究报告上写道。

平安的保费大增也离不开转型因素。平安人寿副总经理张振堂表示，“从去年四季度开始，我们突出高价值的核心产品，关注产品的内涵价值，在坚持‘分红、万能’并重的前提下，进一步突出分红保险的销售，适当收缩万能保险。”

据了解，各家保险公司都在今年提出了明确的增员计划，并希望利用人力资源市场的特殊阶段，提高人整体素质。人寿计划3内个人人数量增至100万，平安计划增至40万，太保人寿也拨付了专项费用来鼓励分支机构进行增员。

能否持续尚待观察

“说实话，对于这样的开门红我也觉得很意外。”一家外资寿险公司的负责人坦言，他所在的公司1月份保费收入并没有同比大幅增长，“外资寿险公司一般要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才会迎来全年的销售高峰，而中资寿险公司的销售高峰却在第一季度。”

知情人士透露，这可能跟中资保险公司的考核机制有关。保费的考核通常是基于上年的数据，如果当年保费增长率大幅高于上年，该年的保费考核指标就可以完成。2008年底，一些被考核的分公司可能有动机将部分业务转移至2009年：一方面可以降低今年的考核基数，另一方面可以将部分业务计入今年的考核指标中，因此造成了年初的保费“井喷”行情。

不过，这样的增速能否持续依然尚待观察。“单单1个月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并不难，但全年保持这样的增速比较困难。”前述外资寿险公司的负责人分析表示，毕竟今年的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公司20的销售目标制定得比较保守，力求保持平稳发展。

兴业证券的研究报告也对国内寿险业全年保费增长持保守态度。报告指出，由于收入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就业形势也不乐观，保险需求将会受到影响。

保费影响正面为主

尽管业内普遍不看好2009年的业绩，但东方证券分析师王小罡对经济危机对保险业的影响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表示，2009年宏观经济的下滑难以避免，居民的风险意识和避险情绪必然增强，从这一点来说，危机时期也正是寿险展业的好时期。

他认为，经济危机对寿险和财险业务都具有双重影响：“对于寿险业务来说，一方面，由于客户风险厌恶的转向以及收入预期的下滑，投资型产品保费收入有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疲弱的经济前景提高了居民的风险意识和投保意识，储蓄类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反而有上涨的动力。”

财险业务方面，“由于新车销量和航运市场的低迷，车险和水险业务都将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出口信用风险提高，贸易摩擦加剧，客户对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产品责任险的需求增长比较显著。”王小罡表示。

对于经济危机的影响，童成墩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支付能力和保障意识的双向影响都左右着今后保费收入的表现：“支付能力下降是负面影响，保障意识提升则是正面作用。个险渠道增长的可能性较大。”

不仅如此，两人还认为，经济危机将可能从以下几方面使保险业中有能力的公司获益：首先，经济衰退导致失业人数增多，这使得个险人增员更为容易；保费收入“零现金”制度的通行杜绝了人挪用保费的可能性，同时保障了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的利益；人管理逐步强化、活动日趋活跃等因素对经营业绩的影响都是正面的。

投资影响负面居多

中国保监会披露，截至2009年1月底，保险业投资总额22363.6亿元，比2008年底投资总额减少101亿元。对于“是否减仓101亿元”的质疑，保监会回应称，保险机构1月份是增仓而不是减仓。对此，王小罡估计101亿元损失可能发生在债券市场上。

对于2009年投资收益的预期，童成墩指出，保险资金权益类投资13.9%的比重不算低，如果经济持续低迷，股市、债市都表现不好、利率维持在低位徘徊的话，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是非常不利的。黄秋菡则认为，去年险资的权益类投资亏损已到低点，很多股票市值已经很低了，2009年即使投资环境仍然恶劣，程度应该好过去年，“国家的一些政策对于市场的支持是支持这一预期的因素之一。”

同时她也认为，债市投资将是今年险资投资的不利之处，因为债券收益率是呈缓慢下降趋势，“目前险企投资的债券多为期限在1年以内的短期债，长期债业内普遍不看好，因为考虑到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因素，长期债的利率可能为负。保险公司如果投资一些固定利率的债券，在短期内受的冲击会相对小一些。”

业务转型需匹配成本

不少个险渠道的人感觉到，前两年热衷于权益类投资的人在经济疲弱的背景下，对寿险产品的接受度正在提高，保险意识也逐渐回归理性。事实上，新年以来保障型保险和养老保险等产品再度受到市场关注，而略带“投资回报”性质的保障型分红险成为投保人“新宠”，在一些公司中正逐渐取资型保险的地位，成为保费收入的主要来源。

篇（7）

一、加强建设项目投资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对现代建设工程项目迫切需求加强风险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风险管理方法的不断改进及其在西方工业国家的成功应用吸引了许多项目组进行自身风险管理。一方面，风险管理以对风险的预测、识别、评估和科学分析为基础，为管理人员运用各种对策的最佳组合对风险进行全面、合理地处置提供了可能性，是现代管理风险的一种科学而直接的方法；另一方面，风险管理克服了那种传统的以保险为单一手段处置风险的局限性，综合利用各种控制风险的措施，并使处于冒风险的方法日益完善，这些都使得越来越多的项目组自觉地争相采用风险管理方法。第二，保险的局限性要求各项目组合加强自身风险管理。首先，保险业只承办纯粹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致损失的保险，而且只承办其责任项下的业务，其他损失不属于理赔范围，保险人均不赔偿；其次，保险业务的扩展不能与生产的发展完全同步，保险条款难以全面反映新的风险存在和发生的可能性；再次，各项目组合负责保险的管理人员更了解本行业的内外环境，可能比保险人制定和实施更有效的处理方案；最后，保险单中的许多条款都给项目带来不利的条件。因此，各项目不能完全依靠保险解决风险问题，必须实行自身内部的风险管理。第三，风险管理是各项目组合的内在要求。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各方面的广泛应用，从而使各种风险因素及风险发生的可能大大增加，并且扩大了风险事件造成的损失规模，这就对各项目组合所负担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使风险管理的各种手段倍受青睐。

二、建设项目投资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财务学上，将投资风险定义为：“投资风险是指投资决策必须考虑的一种特种风险，即由于投资活动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使得实际投资出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而导致投资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可概括成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整个投资期内投资费用的不确定性；二是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三是投资收益期间金融市场变化所导致的购买力风险和利率风险，对投资项目的收益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四是政治风险和自然灾害等也会影响投资项目的收益；五是人为因素造成投资决策失误。当前，建设项目投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由于经营上的事物造成的实际经营结果偏离期望值的可能性。在建设项目投资或者说是在房地产投资风险中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建筑市场的不充分，使投资者可能因为得不到充分而准确的市场信息而造成经营决策失误；二是由于投资者不熟悉建设项目所涉及的众多的法律、规章、城市规划条例、税收规定等造成投资的失败；三是由于投资者的管理水平低、工作效率差而造成的损失或失败；四是由于周围环境因素发生变化而致使原来的计划与设计落空而造成投资失败。

2、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借入资金而导致经营收益产生不确定性而形成的风险。财务风险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融资中的财务风险，投资者通常以其自有的一部分资金和借贷的一部分资金来进行投资，借入的贷款比例一般都比较高，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当利率上升时，经营者的资金成本会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随之降低。因此，一方面生产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市场需求降低。这无疑会给投资者经营者带来损失。财务风险的第二种情况是拖欠风险，如果甲方不能按照约定的时期支付工程款，这样，投资者的资金周转就会发生困难，从而造成收益下降；或者购房者的公司破产，清算时该公司按照法律费用、职工工资、所欠税款等顺序支付，致使投资者收益无法全部收回，甚至出现亏损局面。

3、政策风险

项目投资的政策风险是指由于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而给投资者可能带来的损失。项目投资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的业务，它受多种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投资政策、金融政策和房地产管理政策。投资政策主要是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管理。投资政策主要是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管理、制约和导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房地产投资的对象、规模和获利情况；金融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导项目投资者筹集资金的难度，也会影响导各种金融性抵押活动、贷款行为等，更会直接影响到需求状况，从而引起市场价格的波动。这些政策性因素的变化，会使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充满不确定性。

4、意外风险

意外风险是指除了以上介绍的各大自然因素造成的以外，还包括一些人为因素所产生的后果，它既有人们的过失行为，也有一些是人为有意造成的。如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遭遇的暴雨、飓风等使房屋倒塌或延误工期，使房屋受到损害，或者由于坏人纵火烧毁建筑等，这些意外事件都会给投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以上这些都是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无法预知的，对于这种具有未预知性的风险，人们除了主观上做好随时的防范根本就无法避免。

三、建设项目投资风险处置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项目风险的评估和分析，把项目风险发生的概率、损失严重程度以及其他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就可得出项目发生各种风险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再与公认的安全指标相比较，就可确定项目的危险等级，从而决定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及控制措施应采取到什么程度。对项目进行风险处置就是制订并实施风险处置计划。风险处置的方法包括风险回避、风险控制、风险自留和风险转嫁。对不同的风险可采用不同的处置方法，对一个项目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应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处理。

1、风险回避

风险回避是在考虑到某项目的风险及其所致损失都很大时，主动放弃或终止该项目以避免与该项目相联系的风险及其所致损失的一种处置风险的方式，它是一种最彻底的风险处置技术。它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前将风险因素完全消除，从而完全消除了这些风险可能造成的各种损失，而其他风险处置技术，则只能减少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的严重程度。在对某项目进行风险预测、识别、评估和分析后，如发现实施此项目将面临巨大风险，一旦发生事故，将造成项目组无法承受的重大损失，而且风险经理又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其风险和损失大小，保险公司也认为该项目风险太大而拒绝承保，这时就应放弃或终止该项目的实施，以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更大损失。风险回避虽可彻底消除实施该项目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可能产生的恐惧心理，但它是一种消极的风险处置方法，因为同时也失去了实施项目可能带来的收益。

2、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减小损失幅度而采取的风险处置技术。为了控制工程项目的风险，美国学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根据风险因素的特性，采取一定措施使其发生的概率降至接近于零，从而预防风险因素的产生；减少已存在的风险因素；防止已存在的风险因素释放能量；改善风险因素的空间分布从而限制其释放能量的速度；在时间和空间上把风险因素与可能遭受损害的人、财、物隔离；借助人为设置的物质障碍将风险因素与人、财、物隔离；改变风险因素的基本性质；加强风险部门的防护能力；做好救护受损人、物的准备。这些措施有的可用先进的材料和技术达到，此外，还应有针对性地对实施项目的人员进行风险教育以增强其风险意识，还应制订严格的操作规程以控制因疏忽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风险控制是实施任何项目都应采用的风险处置方法，应认真研究。

3、风险自留

风险自留是由项目组自行准备基金以承担风险损失的风险处置方法，在实践过程中有主动自留和被动自留之分。主动自留是指在对项目风险进行预测、识别、评估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风险的性质及其后果，风险管理者认为主动承担某些风险比其它处置方式更好，于是筹措资金将这些风险自留。被动自留则是指未能准确识别和评估风险及损失后果的情况下，被迫采取自身承担后果的风险处置方式。被动自留是一种被动的、无意识的处置方式，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使项目组遭受重大损失。有选择地对部分风险采取自留方式，有利于项目组获利更多，但自留哪些风险，是风险管理者应认真研究的问题，如自留风险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4、风险转嫁

风险转嫁是指项目组将风险有意识地转给与其有相互经济利益关系的另一方承担的风险处置方式。保险是最重要的风险转嫁方式，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在风险管理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可以参考有关论著。非保险型转嫁方式是指项目组将风险可能导致的损失通过合同的形式转嫁给另一方，其主要形式有租赁合同、保证合同、委托合同、分包合同等。通过转嫁方式处置风险，风险本身并没有减少，只是风险承担者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风险转嫁是建设工程风险管理对策中采用最多的措施，工程保险和工程担保是风险转移的两种常用方法。

篇（8）

一.人的非理性拒绝保险

让我们来做这样两个实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1000，1) ，B是50％可能性赢2000 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超过80%的人都选择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这样两个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损失（-2000，0.5）。结果，超过70%的人选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仔细一下上面两个，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假定你现在先赢了2000元，那么肯定赢1000元，也就是从赢来的2000元钱中肯定损失1000 元；50％赢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损失钱；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当于50％的可能性损失2000元。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人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了。这就是卡尼曼“前景”的两大“定律”。

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喜欢躲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时，却又倾向于冒险了。这是卡尼曼[2]（Kahneman）与特沃斯基（Tversky）的“前景理论”[3]的重要观点。理性使我们规避风险，非理性又让我们有风险偏好。

在人寿保险行为中人们有同样的非理性行为。纯粹保障型产品没有储蓄型产品受欢迎。保险是一种损失性风险，这是由保险基本原理——损失补偿——决定的。用“前景理论”的实验描述人寿保险就是两种选择保险A有50%[4]可能死亡损失生命和1000元（保费）获得2000元（保险金），50%生存但损失1000元（保费），不保险B有50%可能死亡损失生命，50%生存而没有损失。如果把保险金当成对生命损失的补偿，那么A是（-1000，1），B是（-2000，0.5）。大部分人选择不保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所以人们的非理性拒绝保险——风险规避——而寻求风险。

二.非理性人寿保险产品

显然，保险公司不会有上述的损失概率达到50%的产品。保险人经营的风险发生的概率一般不高。这是保险产品的经济可行性要求。理性上讲，保险的目的是风险转移与损失分担。只有纯保障性产品才是被保险人最理性的保险选择。由于人们面对损失的非理性，纯保障性保险产品往往不被市场接受。人寿保险市场主要是具有储蓄[5]功能的产品。长期死亡险和短期意外险占总保费比例不到十分之一，加上健康险也不到五分之一。

2002年全国人身保险保费2275亿，其中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79亿，健康险保费122亿，寿险保费2074亿[6]。占人身险保费91%以上的寿险保费中属于纯保障责任的保费不到10%。大量的还本性的两全险和养老金险，客户可以反还保费同时又得到了保险保障。其实是用客户保费的利息充当了保险保障的保费。这种利息收入对客户不敏感。这就是芝加哥大学萨勒（Thaler）教授所提出的“心理账户”的概念。

钱就是钱。同样是100元，是工资挣来的，还是彩票赢来的，或者路上拣来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事实却不然。一般来说，你会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存起来舍不得花，而如果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了。

这证明了人是有限理性的另一个方面：钱并不具备完全的替代性，虽说同样是100 元，但在消费者的脑袋里，分别为不同来路的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打算去听一场会。票价是200元，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你发现你把最近买的价值200元的电话卡弄丢了。你是否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实验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仍旧会去听。可是如果情况变一下，假设你昨天花了200元钱买了一张今天晚上的音乐会票子。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把票子弄丢了。如果你想要听音乐会，就必须再花200元钱买张票，你是否还会去听？结果却是，大部分人回答说不去了。

可仔细想一想，上面这两个回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丢掉的是电话卡还是音乐会票，总之是丢失了价值200元的东西，从损失的金钱上看，并没有区别，没有道理丢了电话卡后仍旧去听音乐会，而丢失了票子之后就不去听了。原因就在于，在人们的脑海中，把电话卡和音乐会票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所以丢失了电话卡不会音乐会所在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旧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票子都被归入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好像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了。

同样的，保险客户对所交保费与保费的利息建立了不同的帐户，保费是自己付出的而利息是获得的“意外”之财。显然，保险客户更看重保费。

这种保险市场的选择正好映证了“前景理论”的结论。面对客户的非理性选择，保险人要有针对性的非理性产品。

三.非理性寿险营销

面对人们的非理性决策，在寿险营销中必须抓住客户心理，理性地进行非理性营销。

1 让计划书看起来很美

卡尼曼在做诺贝尔演讲时，特地谈到了一位华人学者的成果，他就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7]。

来看一个奚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冰淇淋实验。现在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冰淇淋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但是装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所以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份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呢？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评点：也就是不能把这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人们反而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实验表明：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用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

这契合了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是去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比如在冰淇淋实验中，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给不同的冰淇淋支付多少钱的。

在为客户设计保险计划时，可以附加风险很低的保障责任。客户花相对主险保费很少钱获得很高保障（保额）。这让客户看起来很美的计划书必容易让客户满意。

2 突出客户获得

“前景理论”的另一重要“定律”是：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在寿险营销中通过适当的话术突出客户获得的快乐，弱化损失的痛苦。

先让我们来看一个萨勒曾提出的问题：假设你得了一种病，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低于美国年均车祸的死亡率）会突然死亡，现在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把死亡的可能性降到零，那么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种药呢？那么现在请你再想一下，假定你身体很健康，如果说现在医药公司想找一些人测试他们新研制的一种药品，这种药服用后会使你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突然死亡，那么你要求医药公司花多少钱来补偿你呢？在实验中，很多人会说愿意出几百块钱来买药，但是即使医药公司花几万块钱，他们也不愿参加试药实验。这其实就是损失规避心理在作怪。得病后治好病是一种相对不敏感的获得，而本身健康的情况下增加死亡的概率对人们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损失，显然，人们对损失要求的补偿，要远远高于他们愿意为治病所支付的钱。

健康险中有一种住院津贴的责任，相对补偿性的医疗报销责任，住院津贴是很受欢迎的产品[8]。被保人觉得报销性责任没有给他带来额外“收获”，而津贴却有“收获”。

再来看一个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著名实验：假定美国正在为预防一种罕见疾病的爆发做准备，预计这种疾病会使600人死亡。现在有两种方案，采用A方案，可以救200 人；采用B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救600人，三分之二的可能一个也救不了。显然，救人是一种获得，所以人们不愿冒风险，更愿意选择A方案。

现在来看另外一种描述，有两种方案，A方案会使400人死亡，而B方案有1/3 的可能性无人死亡，有2/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死亡是一种失去，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冒风险，选择方案B。

而事实上，两种情况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救活200人等于死亡400人；1/3可能救活600人等于1/3可能一个也没有死亡。可见，不同的表述方式改变的仅仅参照点——是拿死亡，还是救活作参照点，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表述方式上将得与失参照点平移以“获得”为中心。例如损失20元保费，获得200020元保额（保额加反还保费[9]），表述成（净）获得200000元。

3 改变客户的参照系

不过，损失和获得并不是绝对的。人们在面临获得的时候规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偏爱风险，而损失和获得又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改变人们在评价事物时所使用的参照点，可以改变人们对风险的态度。

比如有一家公司面临两个投资决策，投资方案A肯定盈利200万，投资方案B有50％的可能性盈利300万，50％的可能盈利100万。这时候，如果公司的盈利目标定得比较低，比方说是100万，那么方案A看起来好像多赚了100万，而B则是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多盈利200万。A和B看起来都是获得，这时候员工大多不愿冒风险，倾向于选择方案A；而反之，如果公司的目标定得比较高，比如说300万，那么方案A就像是少赚了100万，而B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少赚200万，这时候两个方案都是损失，所以员工反而会抱着冒冒风险说不定可以达到目标的心理，选择有风险的投资方案B。可见，老板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盈利目标来改变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

在制订保险计划时，有两种可以改变参照系。一种是将保费损失隐含必要消费中或相对必要消费不明显。例如，航空意外险保费相对机票价格不是损失。同样，可以有列车旅客意外险、汽车旅客意外险等，只要保费不超过车票价格的5%，人们是不敏感的。另一种是提高客户对现有生活的优越感，进而产生保持这种生活持久下去的愿望，从而厌恶风险增加保险需求。

4 帮助客户完美

再来看一个奚教授做的餐具的实验。比方说现在有一家家具店正在清仓大甩卖，你看到一套餐具，有8个菜碟、8个汤碗和8个点心碟，共24件，每件都是完好无损的，那么你愿意支付多少钱买这套餐具呢？如果你看到另外一套餐具有40件，其中24件和刚刚提到的完全相同，而且完好无损，另外这套餐具中还有8个杯子和8个茶托，其中2个杯子和7个茶托都已经破损了。你又愿意为这套餐具付多少钱呢？结果表明，在只知道其中一套餐具的情况下，人们愿意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却只愿意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

这里显示了人们追求完美的心理。“完整性”本身是一种美。一套餐具件数再多，破了几个就不美了。如果客户已经买保险了或是老客户，我们可以指出他保险计划存在“缺陷”，需要新的保险保障来完善。象补充医疗是对社保医疗的完善，补充养老是对社保养老的完善。人的生、老、病、死都需要保险保障。“完整性”是我们拓展保险市场的金钥匙。

5 调整客户“心理帐户”

人们分别为不同来路的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是不一样的。同样，也为不同的消费建立“心理帐户”。有些消费帐户预算总是会比较充裕而稳定，有些帐户波动性大而成为临时和备用帐户。如果说服客户动用临时帐户进行保险计划相对比较容易。在客户收入帐户与消费帐户之间有些关系紧密几乎是同一个帐户，有些比较随意，有一个分配过程。往往固定收入用于固定消费联系非常紧密，只有有盈余时才分配到非固定消费和投资帐户。

我们不要将保险计划固定到消费帐户。针对客户的财务状况，让投资帐户贫乏的客户把保险列入消费帐户，让投资帐户充足的客户把保险列入投资帐户。有些收入帐户的“意外”收入需要时间分配到消费和投资帐户。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客户参与保险计划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6 小数法则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往往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概率论中贝叶斯定理的大数法则告诉我们，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所有的先验信息。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只是重视了条件概率，而忽视了先验概率。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提出了他们称之为“小数法则”的许多例子，即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作推测。我们都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接近于总体概率。而“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人们在根据现有信息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似乎不关心样本的大小，也就是与“样本无关”。例如，投掷6次硬币如果出现4次正面2次背面，人们会将这个结果“推论”到投掷1000次的情况，因而高估出现正面的概率。这也说明人们往往会过于简单地将对不确定事件条件下的判断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有句古话，“亡羊补牢”。如果发现邻居被人偷盗，会加强自己家的防盗系统，安装防盗门和防盗网等。其实，从总体上看，入屋盗窃发生的概率与邻居家被盗没有直接关系。人们往往从身边发生的小数有时是偶然事件去推理，判断。这正是与大数法则相对的小数法则。如果保险人从大数法则出发判断损失概率是理性的，那么个人从个别事件推理出的损失风险是非理性的。

保险人可以通过各种媒体，用专题节目、专栏[10]形式广泛报道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灾难事件，加深读者对各种危险的印象，触发客户非理性联想，提高公众投保意识。

7 悲剧的感染力

假设这个小岛上有1000户居民，90％居民的房屋都被台风摧毁了。如果你是联合国的官员，你以为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但假如这个岛上有18000户居民，其中有10％居民的房子被摧毁了（你不知道前面一种情况），你又认为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后面一种情况下的损失显然更大。可实验的结果显示，人们觉得在前面一种情况下，联合国需要支援1500万美元，但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人们觉得联合国只需要支援1000万美元。

90%的破坏性产生的悲剧色彩给人们以震撼。这正是航空意外险在没有推销的情况下购买比例超过80%的原因之一。因为航空事故的死亡率几乎是100%。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加深了人们对航空事故印象，提高了对航空危险的厌恶程度。同样的原因，保险人通过各种媒体广泛报道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灾难事件时，要选择更惨烈、悲剧色彩更浓的事件进行更深入的跟踪报道。

四.最大化人们的幸福

人们最终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金钱。这是学新的方向。人们在追求金钱时，往往异化了。金钱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奚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 GDP 翻了几番，但是许多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归根究底，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

我们不能一味地用金钱来衡量客户的得失。安全感的满足、爱心与责任心的体现、的追求等是一份保险计划给人们心理上幸福感。所以在引导客户的享受保险的诸多幸福与快乐前提是保险的交费计划要确实可行，不至于成为生活的负担。只有这样客户才能体验纯粹的幸福与满足。

通过完善的客户服务，保险人与客户建立紧密联系，使客户产生归属感。

五.

结语

大多数人的行为作为个体不是非理性的，人们不会断然地去冒险、也不会不加考虑地去买保险。我们总是会遵循某种可以使我们有预见地或系统考虑问题的方式来进行决策，只不过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型。绝对的理性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占有足够信息，二是具有完备逻辑。这两个条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是无法真正满足，何况在比较紧急时还有一个时效性问题，即运用逻辑尽可能快。所以人们非理性是绝对的。保险产品的特点和人们需求隐性化决定了人们非理性地拒绝保险。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要针对人们的非理性进行产品设计和保险营销。 [1] 创立博弈论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教授用个人收入的效用曲线解释了理性人也有风险偏好的情况。

[2] 卡尼曼因为对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建立了“前景”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3] 概括来说，前景理论有以下三个基本原理：（a）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b）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c）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

[4] 生命表显示60岁的人在20年间的死亡率超过50%。

[5] 这里不指因平准保费必然产生的储蓄。

[6] 保险监督委员会统计资料。

[7] 奚教授用心来研究经济学、市场学、决策学等学科的，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学者之一。

篇（9）

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保险公司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可以起到防范和化解风险、保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保证经营活动合法合规和企业经营战略有效实施等重要作用，因此，是否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是衡量保险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一)保险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险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表现为客户保险需求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基于其全球经营业务在世界范围内安排其风险管理与保险计划；另一方面表现为保险人通过国际间的保险资本运作、对冲机制、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满足巨灾保险、金融风险管理等迅速增长的需求，在国际范围内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真正意义下的自保公司，70年代由荷兰人首创并迅速风靡全球的银行保险，80年代人寿保险业出现的以万能寿险和变额寿险为代表的产品创新，90年代出现的保险风险证券化以及大量新型风险转移工具，特别是近年来，处于前锋地位的保险人、保险经纪人、政府保险机构及民间保险组织，如安联保险等，已经在综合风险管理(IntegrateRiskManagement)、非传统风险转移工具(AlternativeRiskTransfers)等新型保险产品和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保险保障的范围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可保风险范畴，从而预示着未来保险业的革命性变化。

(二)保险资金面临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

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与融合，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逐步拓宽，可投资品种逐步增加，从普通的债券投资发展到权益类投资、从国内市场拓展到境外市场，保险资金特别是寿险业资金面对的各种风险也越来越复杂。例如，寿险保单存续期一般都长达20至30年，相应的在资金运用中要考虑20-30年存续期的投资与之相匹配。投资于固定收益资产的寿险资金，对利率的变动非常敏感，市场利率的微小波动会导致资产价值的较大变动。据统计，到2006年8月，债券已经成为保险资产配置的最主要工具，投资规模已经达到8777亿元，其中，持有国债和金融债余额分别达到3674亿元和2416亿元，债券资产占保险资产运用的比重由2001年的28.4%上升到2006年的55.2%，保险公司持有的企业债、银行次级债、国债和金融债的余额分别占总余额的69.6%、45.5%、12.1%和11.6%。在央行上调利率、国债等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保险公司投资风险显然还在加大。投资效益低下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经营的稳定性。据测算，1999年以前的保单会导致我国寿险业利差损每年增加约20亿元，到2004年底寿险业利差损总额超过720亿元，占到行业总资产的9%左右，即便各寿险公司将全部业务盈余都用于弥补利差损，也需要10年的化解时间。而权益类投资，包括金融衍生物投资风险巨大，给许多公司带来几亿、以至几十亿金额的损失，如德国哥达保险公司、克罗尼亚保险公司、汉诺威再保险股份公司、伦敦巴林银行等。因此加强资金运用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对资金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三)全面风险管理成为现代保险企业管理的基础和核心

随着金融保险市场的日趋深化和扩大，各保险机构之间的竞争也从原来的规模扩张逐渐转变为内部管理、业务创新等方面的竞争，从而导致了保险企业的经营理念的深刻变化，使全面风险管理成为现代保险企业管理的基础和核心。从世界范围来看，风险管理正在从传统的“点对点”式的管理走向全面的、一体化的管理。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内控和风险管理模式有英国的Cadbury、美国的COSO和加拿大的COCO，特别是美国的COSO模式从理论到操作方法上阐述了一整套完整的全面企业风险管理框架。WilliamJ.Mc·Donoush所称，“内部控制将对投资者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因为稳固的内部控制是抵御不当行为的头道防护线，是最为有效地威慑舞弊的防范措施”。2005年，保监会制定《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办法(试行)》。2006年，国资委制定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这对于推动保险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我国保险业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近几年来，国内保险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在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和加强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全面风险管理的认识不到位，存在着严重的“竖井效应”。二是没有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框架。大多数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没有贯彻到公司的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许多关键控制点形成所谓的控制盲点，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多维、多视角、跨时点的风险监控体系。三是风险管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出现了许多违纪违法的现象。因此，只有从我国保险公司的实际出发，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上先进的企业风险管理模式和风险管理技术，特别是应该使CO—SO框架成为保险公司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的标准，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缩小我们在风险管理方面与国际上的差距，才能够增强保险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使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

二、COSO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的内涵

目前，国际风险管理领域存在诸多的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标准，但都与COSO框架紧密相关，COSO框架已成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标准。因此，要完善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加强风险管理，需要准确理解COSO界定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的内涵，以COSO框架为依据，建立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框架和机制，取信于投资者，提高保险公司在公众中的美誉度。

早在195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内部控制”区分为两类：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1992年，COSO提出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并在1994年进行了增补，指出：内控是为了实现经营的效果和效率；财会报告的可靠性；对现行法规的遵守三大目标的过程。2004年10月，COSO正式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以下简称ERM框架)。ERM框架在1992年报告的基础上吸收了各方面风险管理研究成果，并进行了扩展研究，提出了内部控制框架与企业的风险管理相结合的风险管理思路。

COSO对ERM框架的定义是，“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由一个主体的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实施，应用于战略制定并贯穿于企业之中，旨在识别可能会影响主体的潜在事项，管理风险以使其在该主体的风险容量之内，并为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COSO的风险管理框架扩展了其内部控制框架，强调企业风险管理有三个维度，分别是目标、风险管理要素和管理层级。目标由内部控制框架的3个扩展为4个，即战略、经营、报告和合规。风险管理要素由内部控制框架的5个(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扩展为8个，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管理层级包括整个企业、职能部门、业务单位和分支机构4层。各管理层级是风险管理主体，风险管理要素是必备条件，目标是企业努力实现的对象，企业的各个管理层级都要按照风险管理的8个要素为4个目标服务。

COSO于2001年起开始进行企业风险管理研究，强调风险管理框架必须和内部控制框架相一致，把内部控制目标和要素整合到企业全面风险管理过程中。因此，ERM框架是对内部控制框架的扩展和延伸，它涵盖了内部控制，并且比内部控制更完整、有效。首先，该框架扩展了内部控制框架，强调风险管理与企业战略目标相协调，并最终融人企业文化之中；其次，该框架更强调风险管理贯穿于企业运行过程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企业的治理、管理和操作等所有层级，扩展了单纯的内部控制职能；最后，引入了风险组合、风险和机会的区分、风险应对、风险偏好、风险容量等风险管理理论新的研究成果。ERM框架是对传统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发展，是一个具有清晰的文化理念、完整的架构体系、科学的控制流程、有效的技术和方法，能够覆盖企业各类风险，对企业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因此，应用该框架对于我国保险企业有效实施风险管理、遵循监管机构的风险控制和监管要求有着重要意义。

三、ERM框架在保险企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全面风险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我国保险业必须尽快转换长期以来固化的观念和思维定式，努力构建全面风险管理的新体系和新机制。ERM框架强调，认定一个主体的企业风险管理是否“有效”，是在对八个构成要素是否存在和有效运行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所作的判断，如果构成要素存在并且正常运行，那么就可能没有重大缺陷，而风险则可能已经被控制在主体的风险容量范围之内。

(一)内部环境

保险企业的内部环境是整个风险控制框架的基础，包括主体的风险管理理念、风险容量、董事会的监督、主体中人的诚信、道德价值观和胜任能力，以及管理当局分配权利和职责、组织和开发其员工的方式。这其中包含了组织的基调，它影响组织中人员的风险意识，为主体的人员如何认识和对待风险设定了基础。

风险管理的顺利实施必须得到一个良好的组织体系的支持，ERM框架建议了基本的组织结构以及各结构层的职能和责任，同时框架也强调，主体的组织结构的适当性部分取决于它的规模和所从事活动的性质，因此保险企业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运用企业风险管理的思想，设计一个适合自身的组织框架。ERM框架关于组织结构的基本思路为：董事会通过选择管理当局在确定期望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董事会在特定关键决策上的保留权力使其在制定战略、规划高层次目标以及广义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作用；管理当局直接负责对风险管理进行全面整合、统一协调；各部门责任明确、各司其职，如财务部进行财务计划与控制，精算部设计合理的费率以及充足准备金的提存，投资部控制投资损失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核赔部控制赔付率和维护公司信誉等等；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官员，跨子公司、业务、部门、职能机构来分析和评价公司的风险，研究潜在的风险因素和防范措施，为董事会和各部门提供风险报告及风险管理建议。ERM框架还强调每个人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明确指出：在企业中，不仅仅是董事会或者风险管理官员，其他人员，如内部审计师、财务官员以及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对企业风险管理负有一定的责任，都能够对其过程施加一定的影响，因而所有员工的职能与责任都应该被很好地界定和沟通。这有利于督促企业的所有员工重视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问题，把维护及改善企业的风险管控当作自己的事，而不是站在与管理阶层对立的角度，被动地执行各自的任务。

(二)目标设定

必须先有目标，管理当局才能识别影响目标实现的潜在事项。企业风险管理框架要求管理当局采取适当的程序去设定目标，确保所选定的目标切合、支持该主体的使命，并且与它的风险容量相协调。

不同的企业由于战略不同而有不同的风险管理目标。对保险企业而言，如果其总目标是收益一定条件下的风险最小化，则保费收入、赔付支出、投资收益、公司收益等下一层的子目标就会与总目标有所不同，子目标的具体划分必须依据保险公司的战略进行。例如某保险公司的战略目标是，在未来经过10-15年的努力，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知识型、现代化非寿险公众公司”。这样的企业总目标对企业风险管理的要求会更高，因为它对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的要求比较高。另一保险公司具体战略目标是：对市场具有明确的判断，能使企业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与盈利能力；降低运行风险；与国际接轨，将公司的管理标准化，国际化；进一步提高企业运行效率。这样的战略目标则偏向纯粹风险的管理。

(三)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

ERM框架中不仅仅把风险定义为损失的可能性，也把风险看作盈利的机会，其目的在于强调现代风险管理的主动精神和积极态度，这完全符合保险企业以风险换取收益的业务本质，也有利于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因此，风险的识别更需要区分风险和机会，对风险予以评估和应对，将机会反馈到战略和目标制定过程中，平衡风险与收益。

风险评估是对识别出来的风险事件进行风险影响分析。一般从两个方面来评估：一是估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概率，另一方面是估计如果风险发生所产生的后果。风险评估是企业制定和实施风险管理战略的依据。风险评估的方法有很多，并一直有新的方法被开发出来应用于风险管理实践。通常采用的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的方法主要有风险评级，即采取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进行分级，如依据风险发生可能性和重要性程度划分为若干档次，并分别拟定相关的指标作为判断可能性和影响程度的依据。定量的方法有概率工具和非概率模型等，比较成熟的方法有VaR方法，历史模拟法、MonteCarlo模拟法、情景分析、RiskMetrics方法、GARCH模型等等。风险地图也是最常用而最有效的风险分析工具，在一个一维代表风险发生可能性，一维代表风险的影响程度的二维坐标中，根据在风险分析中得出的结果，即各种风险不同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在该坐标系中标出其所在位置，这将直观显示出某一风险或多个风险的重要性程度，并以此决定进行风险控制的先后顺序及投放资源的大小。

(四)风险应对

风险应对是指管理当局采取回避、承受、降低或者分担风险等一系列行动，以便把风险控制在主体的风险容限(RiskTolerance)和风险容量以内。

1.传统风险管理方法。该方法主要侧重于企业自身资产负债管理。对于保险企业具体来讲，主要能采取的措施包括：(1)选择性承保。主要包括控制保单质量(主要从可保风险的审核和加强保险核保入乎)和控制保单过分集中的风险。(2)内部风险抑制。一是通过资产负债的组合配置来实现风险分散和风险对冲的目的；二是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来有效控制风险，确保稳定经营，实现价值最大化。(3)自留风险及提存准备金。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的风险水准(主要参考其自身资本实力、风险控制能力及风险偏好等因素)和经营方向的定位，确定一个企业自留风险限额并将其逐级分配到各具体业务部门。自留风险后，企业要做好补偿风险损失的财务安排，包括提存各种准备金和安排表外资本等。(4)再保险安排。

2.非传统风险转移方法方式(AlternativeRiskTransfer，简称ART方法)。该方法在传统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引入了资本市场进行风险转移。主要包括：(1)多险种多年期产品。该产品将几种不同的风险捆绑在一起，可以节省管理成本并通过时间分散成本。(2)有限风险再保险。有限风险再保险是一种风险转移和风险融资相结合的产物，主要特点是再保险承保人仅承担有限风险、保险合同多年期、再保险承保人与分出人共同分担损失和分享收益等。(3)保险风险证券化。可以通过创设并发行保险衍生产品，比如巨灾期货、巨灾期权、气候衍生品等，将保险企业承保的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市场的强大融资能力来消化承保风险。(4)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保险公司通过购入特定类型的保险期货、期权来分散、对冲风险。例如芝加哥交易所(CBOT)的巨灾风险损失指数的期货和期权交易。

在风险应对的过程中，管理当局还应该考虑一些事项。一是潜在应对的成本和收益。二是除了应付具体的风险之外，企业所面临的新的机会。企业在风险应对时不应该仅仅只是考虑降低已经识别出来的风险，同时还应该考虑给主体带来的新的机会。如保险风险证券化除了能分散保险企业的风险，同时也有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可能性。

(五)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帮助确保管理当局的风险应对得以实施的政策和程序，即在选定了风险应对后，确定用来帮助风险应对恰当、及时地实施的措施。控制活动贯穿于整个企业主体，包括了批准、授权、验证、调节、资产安全以及职责分离等一系列不同的活动。

(六)信息沟通

有效的沟通包括信息在主体中的向下、平行和向上的流动。公司不同部门风险管理职责不同，各部门职责也有交叉，任何一个部门不可能单独完成某一风险的管理。因此，保险公司在风险管理中，需要建立包括投资、精算、财务等各部门紧密合作的体系结构，同时要有完善的信息系统和信息沟通规则。沟通方式可以采取备忘录、电子邮件、公告板、网络等等，在沟通过程中还应该注重信息的即时性以及信息的质量。另一方面，公司内部与公司外部也应该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例如与客户之间，与同类公司之间。

(七)监控

监控指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监督，必要时加以修正，可以通过持续的管理活动、个别评价或两者结合来完成。

持续的管理活动主要来自经常性的管理活动，例如部门管理人员定期的经营报告、内部审计等，当然也包括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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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标准，国际投资风险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加拿大银行家纳吉根据六类标准将对外投资风险划分为不同的类型：（1）按地理位置和国别划分，以特定典型国家给国际投资风险命名，如美国投资风险、英国投资风险、泰国投资风险、印度投资风险等。国际投资风险首先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存在。（2）按筹资主体的性质来划分国际投资风险为风险（政府或国家风险）、私营部门风险、企业风险、个人风险等。（3）按风险的触发因素将国际投资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等。（4）按资金用途将国际投资风险划分为贷款风险、出口融资风险、项目风险、国际收支风险和开发投资风险等。（5）按风险严重程度划分国际投资风险有高风险、低风险、一般风险等。（6）按风险发生的原因分类，国际投资风险包括拒付风险、否认债务风险、债务重议风险等。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类的细化和完善过程是随着人们对国际投资风险的认识而逐步加深的。目前通常根据风险的重要性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划分为以下几类：

1．国家风险。国家风险也叫政治风险，是指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东道国政府在政权、政策法律等政治环境方面的异常变化，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进而给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国家风险是国际投资者面临的最具威胁性的风险，因其发生一般都比较突然，难以识别和预测，单个投资者更难以控制其发展。往往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失。从理论上讲，国家风险对外国投资者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产生有利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现实中以不利影响居多。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较大，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较小。

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东道国的国家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政策变动风险；转移风险；制裁风险等。

2．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变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上各国汇率、利率的变动，或国际信用的变动而引起国际投资者资产价值变化的可能性。金融风险主要包括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两类。

1）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因汇率的波动而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的资产或负债价值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也可能带来收益。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遇到的汇率风险主要有交易汇率风险、折算汇率风险和经济汇率风险三种。

2）利率风险是指国际投资所涉及的国家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化导致利率变化，直接或间接引起外国投资者资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3．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或生产、管理、决策的原因导致企业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经营风险的类型较多，主要包括：价格风险、营销风险、信用风险、财务风险、组织风险和技术风险。

以上这些风险始终贯穿于跨国投资的整个过程，而且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20世纪80年代，一些跨国公司在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国内市场发生了长达近10 年的萧条，使跨国公司遭受了金融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一系列打击。

在跨国投资的各种风险中，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是由外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可控性差。经营风险是由于内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其管理融于对外投资者日常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可控性较好一些。

二、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防范

1、针对国家风险的防范：在投资前期办理海外投资保险，与东道国政府谈判，并达成协议，以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投资中投资者通过生产和经营方面的战略安排，如控制原材料及零配件的供应；控制产品的出口市场及产品出口和分销机构，使得东道国政府实施征用、国有化或没收政策后，无法维持原公司的正常运转，从而避免被征用的政治风险。同时，投资者通过对企业融资渠道的有效管理，积极争取在东道国金融市场上融资，达到降低国家风险的目的。

2、针对金融风险的防范：1） 交易汇率风险与折算汇率风险的防范对策有，利用远期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套期保值。在对汇率变动进行正确预测的基础上，采取提前或推迟支付手段，合理选择软、硬币，尽量使用对投资企业有利的币种结算，以规避外汇风险。2） 防范经济汇率风险的最佳管理模式是通过调整销售收入和投入品的币种结合，使得未来销售收入的变化与投入品成本变化两者可以相互抵消。主要的规避风险技术有分散化经营策略，跨国公司将经营业务深入到各个不同国家和不相联的各个行业中，通过分散化经营降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使整个公司业务现金流的波动较小。生产管理营销战略是指当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在地货币贬值时，母公司应安排子公司用国内投入品替代成本上涨的进口投入品，从而维持其生产成本的原有水平；或通过扩大销售额及提高产品定价来增加销售收入，来降低经济汇率风险。

3、针对经营风险的防范：应采取风险规避、抑制、自留、转移的策略。跨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应事先预测风险产生的可能性程度，判断导致其产生的条件及因素，对风险进行正确的评估，避免风险或改变风险的流向。如改变生产流程或产品、改变生产经营地点、放弃对较大风险项目的投资等。风险规避是控制风险最彻底的方法。

风险抑制是指采取各种措施减少风险实现的概率及经济损失的程度。对外直接投资者在分析风险的基础上，力图维持原有决策，减少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而采取的积极措施。

风险自留是跨国投资者对一些无法避免和转移的风险采取现实的态度，在不影响投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自行承担起来。应注意企业需要定期提取一笔资金作为专向基金，以供将来发生意外灾害或事故时抵偿损失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