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实施意见》强调，上海将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政策、待遇上的平等，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一切行业和领域，包括资源垄断性行业，放宽股权比例限制。卫生方面，允许非公有资本采用多种形式，参与基本医疗服务主体框架外的公立医疗机构的改制、兴办公益性或经营性医疗机构以及组建医疗投资公司、医院管理公司和医疗集团。教育文化方面，积极探索建立非公有制教育基金会；探索公办学校通过竞标方式选择民办教育管理机构实行委托管理；允许个人声誉和版权、经理人资质等无形资产作价参与组建文化企业。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方面，鼓励非公有资本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多种方式参与投资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已建成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项目，具备条件的可依法向非公有资本转让特许经营权或产权。除了开放更多的领域让非公经济进入外，实施意见还打破公有企业独享一些优惠政策的壁垒，让非公经济也能政策均沾。

《实施意见》重点突出了“两个基本政策取向、五个鼓励、两个加强”。“两个基本政策取向”，就是指平等待遇和开放领域。平等待遇，就是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政策、待遇上的平等。开放领域，就是要打破垄断，突破体制、政策障碍，全方位、多领域扩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开放力度。“五个鼓励”，就是指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科技型企业，推动科技创新；鼓励非公有资本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社会事业；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领域以及投资农业；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鼓励公众创业，拓展就业新渠道。“两个加强”，就是指一方面要加强和改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服务，形成比较完整的公共服务平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改进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方式，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和社会信用环境建设。

重点涉及11个方面：（1）强调非公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2）全方位、多领域地扩大开放力度；（3）鼓励非公有制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4）鼓励非公有资本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社会事业；（5）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领域以及投资农业；（6）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7）鼓励公众创业，拓展就业新渠道；（8）加大对非公有制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9）大力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壮大；（10）加强和改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服务；（11）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

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六大政策措施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建设节约型社会国际研讨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指出，为了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我国将着力实施六大政策措施。

篇（2）

一、引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近年来政府在制定政策目标时多次强调要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在首要位置。质量代表增长的优劣或品质，其内涵范围之广、细节之多，恐怕很难全面而详细地概括成若干条目。但是从保障民生的角度，“有质量的增长”首先要实现以下目标――居民增收、提高福利、促进公平、扩大就业、降低税负。因此，本文依据上述几个标准，探讨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导向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上的作用。

之所以从公共支出的角度出发，是因为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密不可分。根据导向或侧重点的不同，政府支出政策大体可以分为偏重经济建设型和偏重社会服务型，随着中国政府从“生产者”和“管理者”逐步转变成社会的“服务者”，财政支出是否也应当从“以生产投资为中心”走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呢？面对这一颇具规范性色彩的问题，本文并无意确切地给出“应该”或“不应该”的答案，只是希望通过政策模拟，量化性地展示不同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对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的作用效果，为财政政策选择提供实证性的依据。

虽然经济增长是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改善的基础，而后者是增长的根本落脚点，但至少在短期内这两大目标并非完全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当政府将大量公共资金用于投资国有企业和生产建设时，必将使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滞后，迫使居民自己承担教育、医疗、养老的负担，不仅降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而且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当财政支出流向民生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又可能挤占经济建设投资、暂时牺牲资本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幅度。因此，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取舍；而全方位地理清各类政策的影响和效果，是正确决策首当其冲的任务。

经济建设支出又称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支援农业、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补贴等，一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30年间占据财政总支出的60%之多，并被认为是国家资本积累和深化的重要源泉（王小鲁等，2009），以及1978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魏杰，2012；栾大鹏、欧阳日辉，2012）。尽管取得了经济增长上的突出成效，这种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形成的投资型公共支出战略还是在当代受到了质疑甚至诟病，主要原因是在总量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未能实现居民收入和公平的同步提升――居民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9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当前的53%，经济的绝对增长反倒伴随着劳动者的相对收入降低；再加上城乡、地区、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久未缩小，于是对“民生财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民生财政，顾名思义，要求财政支出重点投入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等公共消费，并通过对居民转移支付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享有增长成果，也就是服务导向型公共支出政策。这种支出战略符合“以人为本”的主旨，将群众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改善福利水平的不平等作为根本目的，特别重视健全公共服务、提高教育医疗水平等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目前中国民生支出占比仅为29.5%，与主要发达国家60% 以上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差距（罗志红、朱青，2013），那么，如果扩张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相关支出，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是否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阻碍？尽管公共服务类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证明（宫晓霞，2011；汤跃跃、张毓雄，2012；张荣霞等，2013），但其对收入和分配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清晰。

针对公共支出的方向选择问题，Anand和Ravallion （1993）曾经指出，政府应当优先投资于公共服务领域，其中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都是最有可能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领域；同时公共支出也应优先照顾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这样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边际效用。Barro（2002）尽管同意公共支出应该考虑政治、、犯罪行为、贫富差距等社会因素，但由于这些领域难以度量和把握，因而退一步讲，坚持最大化经济增长的公共投资战略仍是现实中政府的最优选择。Tavneet等（2011）研究了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之间的两种作用机制，认为在拉美、中东、东亚、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地区，民生发展是公共支出的首要目标，因为它有助于促使经济增长步入可持续模式。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其《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2011）中提出，健全的公共支出目标体系需要包容以下方面：贫困与不平等、经济增长与就业、关键基础设施禀赋、享受教育和医疗、享用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性别平等和机遇，尤其强调通过改善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基本服务，帮助生活福利条件比较差的人群参与经济活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在中国，经济转型30年间经济迅速扩张大多体现在总体增长数量的层面上，居民福利水平虽在稳步提升但速度较慢，而增长成果的分配状况却不断恶化（钞小静、任保平，2011）。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增长”和“民生”导向的公共支出间的抉择更加重要而迫切。郭晗（2011）认为，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期之后，政府财政政策应当加大支出中基本公共服务比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水平，才能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从而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董万好等（2011）的CGE模拟结果表明，保持当前的公共支出结构将降低劳动报酬占比，而增大科技等财政民生支出比重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劳动报酬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魏婕（2012）分析了各省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及分配状况，中国各地区增长数量与福利改善不一致现象十分明显，因此各省在公共支出重点的选择上也应有所差异。刘沁清（2012）也指出，需要根据各地区需求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不同，适当地选择加大民生支出还是建设投资。

选择投资还是服务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既要看其是否利于经济增长，更要考察其能否高效地为人民群众创造收入和福利效用提高的机会，改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态。所以本文在包含多种公共产品的多部门CGE框架下，分别模拟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侧重型的公共支出政策，探析不同支出策略对居民的收入、福利（效用）、公平以及经济增长等指标的影响，为公共财政政策导向的选择和确立提供理论依据。

二、多部门CGE模型的基本结构

之所以选择CGE模型，因为相较于计量回归方法对经济总量指标的强调，它更关注经济系统各个因子间的结构性关联与互动，不会桎梏于因果关系的方向性，并且情景分析更加灵活，便于模拟政府行为及政策变动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模型以SAM为基础，包括9个生产部门――农业、矿产、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和运输、私人服务业，6个居民部门――城乡高中低收入组，3类劳动力要素――低学历（小学及以下教育）、中等学历（初高中教育）和高学历（大学以上教育）劳动者。综合Jung 和Thorbecke（2003）、Clausen和Schürenberg-Frosch（2012）的模型，本研究遵循标准多部门CGE建模技术：

产品及要素使用方程：

价格方程：

收入方程：

支出方程：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公共支出，在一般CGE模型的基础上还将引入4类重要的民生公共产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公共教育。作为与普通居民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这4类产品的供给和配置直接影响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储蓄决策，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也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公共养老金体系

假设居民21岁开始工作，60岁退休；20岁以下完全依赖父母（作为额外消费负担且不产生效用）；成年居民作为唯一的劳动供给者，将时间在养育孩子和工作之间分配，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老年居民没有劳动收入，储蓄与养老金是其主要消费来源。居民在毕生收入的约束下最大化效用，瞬间效用函数采取相对风险厌恶不变（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形式：

（1）

其中， ：成年期消费； ：老年期消费； ：贴现因子或时间偏好率（Rate of time preference）；θ：跨期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Inverse of the intertemporal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成年人的储蓄和消费不能超过税后工资收入： ；老年人的消费不能超过储蓄、利息收入和养老金： 。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出生于T时期居民的代际预算约束为：

（2）

其中，cH：所得税率； ：社会保障缴费率；n：人口增长率（近似出生率）；δ：居民工资中用于抚养幼年的比重； ：出生于t年的居民一生财富；ps：养老金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η发放。以上预算约束对现收现付型和积累型养老保险均适用，保险类型将影响变量ps、τ、w、r。

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保险系统。个人养老金账户实行基金积累制（funded pension system）。居民在成年时期T向社保基金缴费 ，交纳的社保金用于购买资本，T+1时期进入老年，积累的资本总额为 ，则每户居民得到的平均养老金为：

（3）

统筹账户实行现收现付制（PAYG），没有资本积累，T期老年人的养老金由T期的成年人支付，平均每人领取金额为 ，nT为T期平均人口增长率。

（二）医疗保险体系

如果将税收、养老、医疗系统作为外生制度，则第i代居民在第t年需要满足预算约束：

其中w是有效工资率，r是资本回报率，GT为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总量，N为居民数量。 分别表示平均所得税率和社保贡献率（个人收入中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比重）。社保账户由养老和医疗保险构成，因此居民缴纳的社保费用最终将分配为这两种用途；ps代表人均养老保险福利金， 代表医疗支出中由公共医疗保险覆盖的部分，φ表示医保共付率。以上预算约束强调，居民第t年的财富等于上一年财富本息和、交纳水费后的工资资本收入、政府福利、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的总和减去当年消费。

假设政府拥有一个一般账户和一个社会保险账户。一般账户支出包括政府的公共消费、投资、债务利息、对居民转移支付与对社保基金的转移支付，资金来自税收。社保账户包括公共养老金和公共医疗保险，定义政府对社保基金转移支付金额与社会保险金总额之比为μ，那么其余1-μ由居民和企业缴纳。令τg、τy分别代表生产税和所得税税率。因此，政府需要满足预算约束：

（三）公共教育

现在考察公共教育对不同层次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设受教育居民一生的期望收入为I Et，不接受教育的期望收入为I Nt：

（4）

（5）

其中，指数R是代表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Wl是教育水平为l的劳动者工资率，m代表比l更高的教育水平，则Wm是劳动者在l基础上继续受教育所得到的更高的工资率，τ仍旧是所得税税率，T是总工作年份。如果I Et大于I Nt，劳动者将选择接受教育，因此劳动者选择上学的条件为：

居民i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主要取决于公共教育支出GE：

RiT=xi+φGEi

那么，一个国家受教育的劳动力供给结构近似为：

三、政策实验情景与分析思路

（一）实验情景的建立

政策实验1构建了一个宽松的预算约束情景：假设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增加25%。增加的资金可能来自国家当前倡导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政策，通过严厉制止公款浪费，为政府进行有效的公共支出提供额外资源；这一假设与总理在201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省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的目标相一致。也可能来自加强税收征管、提高征税技术、打击逃税避税。因此，政府预算收入在随经济常态化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额外的资金。那么，这笔资金的合理支出方式是什么？

本文考察4类主要的支出战略：①完全进行生产性公共投资（PUBINV），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国有企业发展，扩大公共资本的积累；②完全投入公共消费（PUBCON），例如投入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当前性公共服务支出；③通过外包、投资信用等手段转移到私人企业用于私人投资（PRIVINV）；④完全作为转移支付以改善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状况（TRANS），增加私人消费和储蓄。作为以上实验情景的比较标准，基准情景（BASE）假设在使用增加的预算收入时，政府沿用当前的支出结构配比：公共投资-44%，公共消费-31%，转移支付-15%，行政管理-10%。

政策实验2放弃预算约束宽松的假定，而是在遵循常态化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假设政府用于医疗和教育这两大关键民生公共品的投入提高15%，同时生产性公共投资降低15%。这一情景的设定从表面上看来，符合当前政府努力弱化GDP数量目标而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的政策导向，那么这种牺牲当前增长的做法能否如愿换来改善民生的预期效果呢？

政策实验3是前两个实验的后续，无论是公共消费还是投资，其扩张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来源。“遏制浪费、提倡节约”固然可行，但更需要从体制上为政府寻求可持续的压缩开支渠道，而降低养老金支付规模正是可能的选择之一。因此实验3模拟当下备受争议的养老保险改革方向――延迟退休：假设自2013年底男性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65，而女性则推迟到63；为了鼓励劳动者接受这种改革，将未达规定年龄标准退休的劳动者每月养老金领取额降低0.5%。如今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亏空严重，承担兜底义务的政府也面临沉重的社保负担，因此，政府期望通过实施这一政策来削减社保乃至总体公共支出，这也是公共支出政策可能的改革方向之一，但是否具有合理性，模型预测的宏观经济影响和社会福利效应将给予一定的解答。

（二）实验模拟的思路

图1展示了政策实验1的分析过程：扩张公共支出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在于需求拉动――政府既可以自己购买消费品和投资品，又能够转移给私人企业和居民进行消费或投资，其变动直接影响经济系统的最终需求，进而波及产出、增加值以及各类要素的收入。这些影响能够在公共支出变动后的短时间内显现出来，因此称为即时效应（Immediate effect）。本文首先通过变动模型中的资本要素投入量，计算需求驱动的即时效应，其对部门产出均衡稳态值的影响见表1上半部分。

然而由于时滞因素，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未来，本文将这种影响称作能力提升效应（Capacity-adjustment effects），属于非即时影响，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能够使经济活动摆脱现有的能力限制与条件约束，开拓生产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潜能，属于供给方面的效应（Psaltopoulos， et al.， 2000）。因而除了分析各类公共支出的即时影响，更重要的是考虑其在未来长期内带来的资源容量扩大和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尤其是用于教育、培训、医疗、文化事业的公共支出，尽管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增加产出，但是通过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来提高劳动力质量、改进劳动生产率，无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种供给方面的影响主要通过公共投资对各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实现，因此本文从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中国TFP的投资弹性，以此为依据对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进行调整，重新运行模型，得到包括供给效应在内的产出变动（见表1下半部分）。政策实验2的分析思路与实验1类似，由于篇幅限制，便不再分别考虑需求和供给影响。政策实验3对部门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因此将主要集中于税收负担率、社保缴费率及居民效用的变动。下一节将在产出影响的基础上，详细考察公共支出的收入和分配效应。

四、政策实验结果分析

（一）政策实验1

图2描绘的需求驱动效应仅指政府支出扩张通过直接增加国内需求进而对各行业和部门的影响。从产出角度看，公共投资情景（PUBINV）对除了教育以外的几乎各个行业的产出都发挥了明显的带动作用，尤其是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私人投资情景（PRIVINV）除了抑制农业、医疗和教育，基本上提高了其他各产业的产出水平，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推动作用与公共投资相当，对其他服务业的促进最强。而在公共消费情景（PUBCON）下，产出增长较为明显的仅仅有公共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公共管理），同时制造业的下滑幅度在所有情景中最大，因为政府购买的商品主要是不可交易产品（如社会服务、住房等），进而降低了可交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实质上诱导生产资源从加工、制造和出口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再分配，这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具有一定的意义。在转移支付情景下（TRANS），由于增加的公共转移大多数将指向低收入群体，而这部分居民对食品、衣物、日用品、电器等生活必需品需求尤为强烈，需求的增加导致以上商品价格的提升，必然吸引厂商重新分配有限的生产能力、削减出口以更多地服务国内市场，所以转移支付政策下的净出口水平最低。就国民总产值的绝对水平来看，公共投资最高、私人投资其次，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甚至低于基准情景。

相较于需求影响，公共支出的供给驱动效应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更加深远。从要素供给角度来看，公共投资情景（PUBINV）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供给，私人投资情景（PRIVINV）直接将资源转移给企业以增强其投资能力，公共消费情景（PUBCON）通过医疗和教育改善劳动力质量，赋予居民积极参与市场的机会，转移支付情景（TRANS）直接实现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本文中，这些效应均是通过刺激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实现的。图3描绘了包含要素供给效应的GDP增长率，显然，无论公共投入方向如何，经济增长率都在单纯的需求扩张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根据实证估计，TFP对教育和医疗支出的弹性高于其他部门（见表2），因此，最强的实际GDP增长效应出现在PUBCON情景下。图4比较了公共支出结构不变时与侧重公共消费时若干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率――考虑了生产率提升效应之后，PUBCON政策使GDP增长率从基准情景的6.5%提高到8.0%，增长路径几乎抬升了22.96%；TF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路径提高0.59%；总需求相对于基期路径上扬了20.7个百分点；其中投资和私人消费比基准情景分别上涨了9.55%和20.42%。因此，从长期来看，服务导向型的公共支出战略（PUBCON）通过增加高质量生产要素的供给形成了最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综上，如果仅仅考虑支出的即时需求推动效应，公共投资情景（PUBINV）对各产业的促进作用最强，并实现7.2%的GDP增长率；而公共消费（PUBCON）和转移支付情景下（TRANS）的增长率只有6%和6.1%，甚至低于基准情景的6.2%，可以说暂时牺牲了经济增长。但如果综合考虑公共支出对生产率的长期提升效应，公共消费（PUBCON）战略将超过其他支出方式，带来8.9%的最高增长速度。因此，服务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以降低增长速度为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要素质量的提高终将带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回升，成为持久、稳定的内生性增长的重要源泉。

那么，如果综合考虑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效应，以“民生”为目标的服务型公共支出能否真正改善居民收入呢？表3显示，从要素回报来看，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消费扩张，均拉升了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前者通过增加劳动力需求，后者则带来了技术溢价（skill premium）；但显然在公共消费（PUBCON）情景下，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提升幅度较大，尤其是中低学历劳动者由于健康和教育水平改善而获益匪浅。资本收益率在公共消费（PUBCON）情景下基本未受影响，反而在公共投资情景（PUBINV）下有略微降低，说明中国社会的资本并不稀缺。中高水平的劳动力供给仅在公共消费（PUBCON）和转移支付（TRANS）政策下有显著增长。综合起来，公共消费政策下劳动力总收入扩张最高，是基准情景的2.4倍，其次是转移支付（1.7倍）和公共投资情景（1.2倍），私人投资战略使劳动力收入降低了约30%。

判断公共支出方式的有效性还需要考量合适的福利指标。一般来说，消费是效用函数的关键决定变量，因而能够近似地反映福利变动。图5灰色横条代表各个情境下居民（私人）消费相对于公共支出扩张前的增长率，结果显示，除了私人投资，其他所有情景下的私人消费都随着劳动总收入的增加而增长：转移支付由于将100%的额外公共资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因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公共消费一方面减轻了居民在医疗、教育上的支出负担，另一方面政府购买也挤占了居民可使用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所以对消费的综合效果要弱于转移支付。当然，仅仅考察私人消费不够全面，因为当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变化时，居民效用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本文还计算了Hicks等价性变化 作为居民福利测度指标，由私人消费改变产生的效用变化为EV（t）=[（Ut-U0）/U0]I0，假设公共总支出GEXP中对k产品的购买为Gk，则包含公共消费的EV为 。图5斜纹横条描绘了EV指标的变动情况，显然，如果将公共和私人消费一并考察的话，则PUBCON下的EV增长率将反超TRANS情景，说明消费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比其他选择更能有效地提高居民的综合效用或福利水平。

再看公共支出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图6进一步考察了收入差距的3种衡量指标――城镇高低收入群体平均收入之比、城镇贫困线上下居民人数之比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在服务主导的政策情景中（PUBCONS和TRANS），劳动收入占比从53%上升到60%左右，而资本收入占比则相对下降，因而收入分配效应更有利于被雇佣劳动者不利于个体经营者和企业主；而投资主导（PUBINV和PRIVINV）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则恰恰相反。由于最高收入阶层主要由资本所有者构成、而依靠工资生活的普通劳动者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组成部分，所以贫富阶层收入差距在PUBCONS和TRANS情境下较基期下降，而在PUBINV和PRIVINV情景下进一步扩大。转移支付情景（TRANS）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城乡差距。公共消费（PUBCON）由于显著地提高了中低水平劳动力价格，因而在降低贫富收入差异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效果；但是对城乡差距的缓解作用略低于转移支付，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有机会享受政府资金支持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侧重投资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能够促进增长，却几乎没有改善收入不公平。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政策情景都未能显著减少贫困线以下人口规模。

注：贫困线适用联合国当前标准，即每人每天生活费为1.25美元。

图6公共支出方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模拟公共支出对产出和居民收入、福利、分配的影响，本文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策矛盾：投资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能够通过需求驱动效应即刻促进经济增长，却无法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分配状况；侧重于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战略能够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并通过提高TFP产生持久的增长效应，不仅高于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且将会推动居民消费和效用的提升，提高劳动者（尤其是中低水平）的边际报酬、改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但是，生产投资导向的公共支出的效果是即时的、在短期能够显现的，而服务性公共支出的供给方面的效应却有相当长的滞后期。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短期和长期目标中做出选择，在当前利益和未来的福利与公平之间进行权衡。

（二）政策实验2

政策实验1表明，政府在获得额外的财政收入前提下，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消费项目将会产生持久的增长和公平效应。那么，在预算约束不变时，能否将教育作为最优先发展部门，从其他部门抽调资金支持教育呢？政策实验2假设公共教育支出增长15%，而其他支出类型总和降低15%，并通过模型预测劳动力供给、回报率及收入所受的影响，这里将同时考虑公共教育投资对需求的带动效应和对劳动要素的生产率改善效应。假设总劳动力增长率与预测区间平均人口增长率2.5%相同。

表4教育优先的公共支出政策的经济影响

基准情景 教育扩张情景 基准情景 教育扩张情景

劳动供给增长率 GDP增长率 6.4 6.7

低（无）学历 2.5 1.7 储蓄和投资（%GDP） 29.9 30.1

中等学历 2.5 2.8 劳动总收入增长率 8.3 7.7

高等学历 2.5 2.9 资本总收入增长率 1.4 1.9

居民收入增长率

城镇低收入 4.2 3.3

工资率增长率 城镇中等 5.5 4.9

低（无）学历 3.1 6.2 城镇高收入 8.3 8.7

中等学历 4.6 4.0 乡村低收入 2.2 2.3

高等学历 4.7 4.3 乡村中等 4.2 4.4

乡村高收入 6.1 6.5

表4模拟结果显示，受教育劳动者供给的增长率比基准情景提高了0.3-0.4个百分点，而未受教育劳动者的增长率则比基期值有所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高学历者由于供给相对富余而工资率的增长速度放慢，而低学历者由于变得稀缺而工资增长率显著提高，不难预见在未来，剩余的非熟练劳动者（当前可能处于失业状态）将重返就业市场，这种流动直到工资率降至预期最低水平（基准情景工资率）才会停止。为什么教育投入的增长反倒导致整个经济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下降呢？可能的解释是：公共投入向教育倾斜使得生产建设性公共投资的绝对水平下降，加上中国长期存在的私人投资不足的问题，导致社会资本积累不够，未能满足快速增长的中高水平劳动力对资本的需求；当熟练劳动者数量的增加没有充足的资本增长相匹配时，劳动生产率及工资水平将会受到限制。这一点恰好印证了现实中的现象――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但是政府和企业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导致高学历人才大量富余和闲置进而压低了高学历劳动力的工资率。而相较于高学历劳动力，中等学历劳动力的收入增速下降更大，因为低学历劳动者的替代性远远大于对高学历劳动者。

积极的方面是，在公共教育支出增长带动下，GDP增长率略有提高，但考虑到TFP对教育投资高达0.4的弹性，0.3个百分点的提升幅度却相当有限。原因依旧来自两方面：第一，被挤占的公共投资导致需求对生产的直接扩张效应减弱；第二，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加快，高于储蓄投资率的增长速度0.2%，这样新增加的劳动者可能得不到相应的工作机会和设备。由此可见，政府在重视人力资本培养的同时，也不能放松物质资本的深化。随着中高级教育背景劳动者的增长，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回报率自然在增速上快于劳动回报率，资本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工资水平，成为推动私人投资的激励因素。而土地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并获得土地租金收入，进而在某种程度提高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虽然幅度并不算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城镇贫困及中等居民的收入增长降低，原因在于这一群体主要是没有资本收入的中高等教育水平劳动者；正如前文所述，此类型劳动力在公共教育投资扩张后变得相对富足，同时有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替代的威胁，收入情况恶化就不足为奇了。与此相反的，却是具有低等或者毫无教育背景的农村人口从不熟练劳动力稀缺溢价中得到好处。

综上所述，收入提升最显著的是农村居民组和城镇高收入组，前者获得数量可观的土地租金以及低水平劳动力稀缺租金而提高了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后者包括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他们的收入地位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上升愈加提高。与政策初衷恰恰相反，由中高教育程度熟练劳动力构成的城市贫困及中等群体收入增长反而显著降低。图7沿用图6的3个指标描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加入城镇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组收入之比。城乡差异由基准时期的3.96下降到教育扩张情景下的3.02，主要得益于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提高和占城镇人口多数的受教育雇佣劳动者工资率相对下降；城镇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差距却由14.89提高到16.51，而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的差距由6.47提高到7.33，分别扩大了11%和13%；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依然变动不大。因此，通过牺牲其他公共产品而优先发展教育将损害依靠工资生活的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结果恰恰与政策的初始目标是相悖的。

图7公共支出方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模拟结果显示，单纯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虽然有助于经济总量增长，缓解部分弱势群体的贫困状况，却无法改善甚至恶化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必须同时实施其他的政策措施以支持教育支出扩张战略。其中较为关键的是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否则，由于熟练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不协调，教育投资扩张也只能对扶贫济困起到有限而寥寥的作用；如同当前的中国，很多受过教育甚至学历较高的劳动者由于工作机会的缺乏依然贫穷。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很明显：加强人力资本的扶贫战略必须由充足的公共或私人资本积累作为补充，这样才能保证占贫困人口主力的中低教育水平劳动者报酬率增长，社会的总体收入水平和公平度得以提升。如果大规模扩张资本有难度的话，增加劳动力需求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改革教育产出结构，使其生产出的人力资本类型更好地迎合当前的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尽可能地降低结构性失业。

（三）政策实验3

政策实验1强调了教育和医疗等服务型公共支出的重要性，同时政策实验2又提醒不能在扩张教育的同时削减公共投资，那么，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如何有效地降低公共支出是政府的当务之急。现存的养老保险基金是政府未来需要长期背负的包袱，那么，中国能否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的方式，降低养老金支付额，为政府消费和投资节省资金呢？政策实验3将探究这一提案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其一，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影响。图8对比了两种情景下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演化路径。如果不实行改革，养老保险收入由2013年的1.56万亿元扩大至2070年的44.5万亿元，而支出规模则由1.33万亿元增加至120.6万亿元；账户将在2031年左右出现收不抵支的状况，收支逆差将在2070达到76.1万亿。如果延迟退休，那么资金缺口首次出现的年份将延长至2040年以后，在此之前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支出，每年都有结余；2070年赤字额为34.8万亿，几乎是不改革时的一半。显然，养老金亏空额越低，政府的社保负担越轻，可以节省下资金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务和建设投资。

图8延迟退休对养老基金缺口的影响

为了应对退休年龄的延迟和养老金收益的降低，居民将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同时降低消费以弥补退休后养老金收入降低的损失。但是在政策施行的最初5年内，这些响应总体来看非常小，因而社保缴费率并未立刻明显下降，而仅仅是增速放缓，并在2045年左右达到最大值20.06%（图9a），这一年以后，所有世代都将按照推迟后的年龄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因而缴费率始终保持下行状态。

图9延迟退休政策对居民负担率的影响

失业率的相对变化来源于净工资的变动，对于青年群体，社保缴费率降低带来其隐性税负率下降及净收入增加，同时极大抬高了闲暇的机会成本，青年劳动力供给相对增加，反而导致这一群体失业率的上升――改革头年最年轻工龄人口的失业率由9.42%增加到9.55%。相反，中年劳动力面临的则是隐性税率的增加和净工资收入的减少，因为他们不仅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减少，而且退休前并未赶上社保贡献率的大幅降低，因而中年劳动者供给减少，反而使其失业率降到基准情景以下――改革初期最年长劳动者的失业率由16.17%下降到15.89%。由于整个社会处于人口老龄化状态，所以总体失业率在预测区间的路径比基准情景略低（图10）。

图10延迟退休对失业率的影响

最后，随着养老保险支付的减少和失业率的降低，政府得以削减对养老及事业保险基金补贴和公共支出，这样在整个预测区间，居民的综合税收负担相对于基准情景将平均减轻约7.3%（图9b）。

其二， 福利和收入分配影响。根据Hirte（2009），效用变化可以分解为额外税收负担（excess burden）变动和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变动，而收入变动能够进一步分解为要素收入变动（本文为0）和净社保收益变动，其中社保收益变动由养老和失业保险收益减去社保缴费。以上分解可以通过效用最大化方法、预算约束以及市场出清条件推导得到。表5计算了各个世代居民改革实施前后的等价性变化EV，以衡量其效用变动ΔU，并将ΔU分解为额外税收负担ΔE和社保净转移支付变动ΔS――ΔS代表净社保收入增加、-ΔT代表税负降低。最后一行则是所有世代居民贴现到改革初始年份的效用变动率总和。

表5效用变动的分解

世代 ΔU ΔS -ΔT

1921 0.12 0.04 0

1931 0.28 0.18 -0.02

1941 1.33 2.04 -0.45

1951 0.27 0.72 -0.36

1961 -0.69 -0.34 -0.44

1971 -1.57 -0.91 -0.79

1981 -2.36 -1.51 -1.22

1991 2.88 1.77 1.48

2001 3.57 2.01 1.62

2011 4.24 2.29 2.35

∞ 4.5 1.83 1.85

∑ 0.6 -0.03 0.64

ΔU显示，在改革初期已迈入退休年龄的居民（1951年及以前出生），并未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养老金领取总量不变，因而没有遭受效用损失。改革年份处于青年阶段的群体以及更加年轻的居民（90年代以后出生）效用水平有所上升；而改革时正处于中年的世代（1961-1981出生）效用则有所退化。为什么只有年龄稍长的劳动者遭受损失，而年轻和未来世代实际都是收益群体呢？

对于90后以及更加年轻的未来世代，社保收益ΔS为正值，因为延迟退休的政策将推动社保缴费率不断下降，所以年轻世代将在相当长的工作生涯中享受社保缴费负担降低带来的好处，这种正面影响甚至要大于养老金领取时间推迟带来的损失。同时，平均税率也是随着时间不断下降，进一步降低了未来世代的税收负担ΔT。根据图9，社保缴费率和平均税负率的下行都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显现，而中年劳动者已经在过去的很多年份缴纳了高额的社保费用，又没有剩余的工作时间充分享受低税率，因而其终身收入和效用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代际再分配的结果是将大部分效用从中年居民转移至年轻和未来世代，同时一小部分转移到已退休的老年居民身上。所有世代福利总和略有上升――总的贴现效用大约提高了0.6%。

五、结语

在制定公共支出政策时，政府是选择有利于生产建设性的公共投资，还是侧重社会服务的公共消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全面考察不同导向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与分配公平的影响。本文利用多部门动态CGE模型，模拟并预测了在投资导向、消费导向和转移支付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下，部门产出、GDP、居民收入水平和差距的变动情况。比较发现，消费主导型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GDP的增长作用有限，但却能够有效提高国内需求，并引导生产资源从出口流向内需市场；长期来看，能够通过供给效应刺激TFP的提高，带来经济增长率的回升，但是这种效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同时，强调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结构可以增加劳动报酬，改善以EV测度的福利指标，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缩小高低收入群体之间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

但是，上述模拟结果是在假设政府财政收入出现额外增加的基础上得出，换句话说，在保证其他支出类别绝对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相对增加社会服务类公共支出可以产生以上种种好处。那么，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可否牺牲生产性投资以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呢？模拟结果显示：这样做虽然能够增加熟练劳动力供给，但由于资本积累下降导致就业机会不足，这部分劳动者将相对富余，反而造成失业率上升，工资率下降；对GDP的增长贡献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资本、土地等回报率相对抬高，劳动报酬相对下降，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中高水平劳动力收入地位反而降低，结果是加剧了贫富不均。这说明，国家在施行科技兴国、教育扶贫战略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强资本深化，否则，将出现越来越多“学历越高反而越穷”的反常案例。

以上两点说明，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服务支出的确需要加强，但“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削减建设投资以扩张服务支出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么强化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金从何处来？这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考虑了一种方案――通过提高退休年龄以降低政府的社保负担，节省公共支出，并模拟了延迟退休的经济和福利影响。结果表明，这项政策将推迟养老金缺口出现的时间，将各年份的收支缺口减至原先的一半，并在未来逐步降低居民的社保缴费和综合税收负担，对失业率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显然，延迟退休的措施减轻了政府和居民双方的支出责任，对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促进私人消费都有积极的作用。从效用变动的角度来看，改革前已经退休的居民未受太大影响，年轻和未来世代的效用得到提高，而改革时处于中年的劳动者却遭受了损失。因此，这是一个代际的效用转移过程，整体看来，所有世代的效用总水平略有增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存在两点局限性。首先，仅仅探究了不同公共支出战略对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和分配公平度的影响，而政府在进行公共财政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内容无疑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产业结构优化、投入产出效益提高、资源环境合理利用等，也是衡量支出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标准。第二，政策模拟中没有包含“混合型”支出战略。既然投资型支出有利于当前经济增长，而服务型支出有利于长期增长与收入改善，那么能否找到一个最优的公共投资与消费之比，在短期和长期最优之间进行折中，既保持当前适度增长，又实现长远的收入提升呢？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利用多目标决策系统，对公共资金进行合理化配置，以期达到长短期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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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ending and Quality Economic Growth： Policy Experiment In A Multi-Sector CGE Framework

Zhang Xiaodi

篇（3）

中图分类号:TE624.512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Solvent Refining Technique to Produce HVI Lubricating Base Oil

LI Shao-ping1, CHEN Shu-qun1, DAI Qing-xin1, ZHAO Liang2, CHEN Ying2

(1.Petroleum Processing Research Center,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2.SINOPEC Shanghai Gaoqiao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Shanghai 200137, China)

Abstract:Enhancing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by optimizing the processes being used for lubricant base oil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which refineries are facing with due to today′s high crude oil prices. A laboratory evaluation method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lube solvent refining. No.3 and No.4 fraction dewaxed oils produced from Xijiang and Daniel mixed oil at the ratio of 1∶1 were processed by solvent refining and clay finishing to produced HVI lube base oil. The data obtained in the processes are necessary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intermittent simulation method was used as lubricating solvent refining method. The group composition and other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has been obtained th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in furfural refining unit is three. Experimental data showed that three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experiments can simulate the furfural refining process in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Key words:lubricating oil; base oil; furfural refining; clay refining; separating funnel intermittent simulation method

0 前言

油基础油是四大石油产品之一,基础油品质关系到石化企业整体实力和经济效益,开展生产油基础油的工艺及相关技术研究是及其重要的[2]。石油大学谭均权对胜利原油350～510 ℃馏分每40 ℃切割一种馏分进行糠醛精制,考察了实验室条件下不同温度、不同醛油比条件下精制对提余油质量和收率的影响。采用醛油比为3,抽提温度在70～95 ℃,可使精制馏分油粘度指数提高10～27个单位,精制油收率高于70%[3]。因此优化工艺具有良好的技术经济效益和开发运用前景。

为配合高桥石化炼厂多品种原料生产油生产需要,本研究工作对其中西江和尼尔(混合比为1∶1)减三线、减四线脱蜡油生产HVI基础油进行了溶剂精制和白土补充精制工艺条件的系统考察和研究,为工业生产和改造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从而增加高质量油基础油的产量,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1 实验方法及原料

1.1 试验原料性质及试剂

本次试验采用了西江和尼尔1∶1减三线、减四线脱蜡油作为实验室溶剂精制原料,各原料性质如表1所示。

糠醛由上海新亨化学试剂厂生产,使用前经减压蒸馏净化,分析所用的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油精制试验流程

油精制试验流程如图1所示。

脱蜡油先进行糠醛精制工艺,精制油再进行白土精制得到基础油。

本实验采用实验室三级萃取试验(分液漏斗间歇模拟法[1])是模拟车间萃取塔的逆流方式:溶剂从塔顶进入,自塔底流出;原料从塔底进入,自塔顶出来。进入塔底的新鲜原料首先接触的是已与原料接触过两级的溶剂,其次接触的是已与原料接触过一级的溶剂,再次接触的是新鲜溶剂,成品自塔顶流出。实验室试验就是按照这个原理:新鲜原料先与已反应过两次的溶剂反应,其次与反应过一次的溶剂反应,最后与新鲜溶剂反应至成品出来。实验室三级萃取试验过程如图2所示,四级萃取试验过程如图3所示,其中精制温度是为塔顶温度和塔底温度的平均值,溶剂比及为工业生产的容积比。图2以三理论级为例说明了假逆流模拟萃取试验的操作顺序。图中每个圆圈表示一次萃取操作,圈中数字n(1,2,3……)表示第n组实验。一般说,当n为理论级数的3倍时,各串级内两平衡相基本达到稳定,精油可作为样品采集。每次萃取操作,我们在实验中发现,如经过10 min预热,10 min搅拌和10 min分层,就完全能够实现恒温、传质与分相。

1.2.1 标定糠醛精制装置的理论级数

油糠醛精制其实质为逆流微分接触式萃取,其萃取效果一般用理论级数来表示。N个理论级数的萃取效果相当于N个级效率为100%的级式萃取的萃取总效果。由于实际生产中不能通过测试或分析直接得到理论级数,因而,一般都要通过实验室标定来确定。

由于油体系的复杂性,至今仍不能用简单而准确的解析法或图解法计算油溶剂精制的理论级数。我们采用分液漏斗间歇模拟法作为实验室标定方法。选用油品族组成、油品理化性能等质量状况类数据来确定糠醛精制装置的理论级数。

整个标定工作与生产装置的联系如图4所示。

采用酮苯脱蜡油进行分液漏斗间歇模拟法模拟糠醛精制试验,然后进行白土精制,最后选用基础油油品族组成、油品理化性能等质量数据和生产实际数据进行对比,从而确定模拟萃取试验的理论级。萃取原料及糠醛溶剂均采自生产装置。溶济比与装置生产一致,萃取温度取装置塔顶温度与塔底温度的算术平均值。标定试验具体条件见表2。

根据以往经验,我们按表2条件做了三、四两个相邻理论级的假逆流模拟萃取试验,得到三理论级精油和四理论级精油,并与车间精油一起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4。

由表3我们可以看到,车间精制油其粘度指数、残炭、中和值、碱氮、色度等指标与三理论级精制油相近,S、N则略高,说明车间萃取的理论级数接近三理论级而不到三理论级。表4为一段萃取得到的精制油族组成结果。

由表4我们可以看到,车间精制油与三理论级精制油相比,族组成基本相当,相对来说,车间精制油饱和烃含量略低,而胶质含量略高,我们认为萃取的萃取效果相当于三个理论级略低的水平。

1.2.2 白土精制

白土精制在实验中操作程序如下:先将溶剂精制油倒入三口烧瓶,然后通过油浴加热并搅拌,期间往三口烧瓶中通氮气以避免油品的氧化。待油温升至控制温度后,按比例加入白土反应30 min后抽滤收集成品。实验室装置简图见图5。

2 溶剂精制及白土精制工艺条件优选结果与讨论

按照高桥石化的要求,本次试验的目的主要是对西江和尼尔1∶1减三线、减四线脱蜡油生产HVI基础油进行工艺研究,以确定溶剂精制的工艺条件及白土精制的工艺条件。其中减三线脱蜡油生产HVI250型号油,减四线生产HVI500型号油。在使油基础油的粘度、粘度指数、凝点、闪点、色度达到要求时使生产油基础油的综合收率最大。中国石化对HVI250、HVI500油基础油的协议标准如表5所示。

2.1 减三线生产油基础油加工工艺的研究

图6是减三线临界溶解温度曲线,由图6可观察到临界溶解温度随溶剂比先增后减,因而临界溶解温度有最高值。

溶剂精制的抽提过程在抽提塔内进行,其中的过程是连续逆流抽提过程,塔顶温度高,塔底温度低,其间有一温度梯度。塔底温度较高,溶解度高,可以保证提余油的质量;塔底温度较低,溶解度低,可以使理想组分从提取相中分离出来,保证提余油的收率。通常把临界溶解温度减去30 ℃作为塔顶温度,塔底温度按高桥石化的要求(减三线塔底温度为55~65 ℃),实验室精制温度取为塔底温度与塔顶温度平均值。

白土精制条件如表7所示。

根据以上操作条件进行实验,得到西江和尼尔1∶1减三线基础油性质结果如表8所示。

表8列出了这些精制油的粘度、收率和性质,从表8的数据可以看出,精制工艺大幅度提高了减三线馏分油的饱和烃含量,降低了油馏分中非理想组分以及酸值的含量,有效地提高了馏分的粘度指数,改善了油品的色度,且随着糠醛溶剂比的增加和糠醛精制温度的提高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精制前的脱蜡油凝点-14 ℃,精制后的油的凝点回升了2~4 ℃,这表明按先脱蜡后精制加工工艺存在凝点回升的问题。

对表8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参考表5中的标准,得出在精制温度90 ℃,溶剂比为3的条件下所得到的精制油粘度指数和凝点等物性都达到要求,其收率为64.8%,粘度指数为102.8,达到油HVI250基础油的性质要求。本实验糠醛精制选择的最佳条件为:溶剂比为3,精制温度为90 ℃;白土精制条件:白土用量4%,精制温度155 ℃,精制时间30 min。

2.2 减四线生产油基础油加工工艺的研究

图7是减四线临界溶解温度曲线,由图7可观察到临界溶解温度也是随溶剂比先增加后减小,因而临界溶解温度也有最高值。

我们把临界溶解温度减去30 ℃作为塔顶温度,塔底温度按高桥石化的要求(减四线塔底温度为60~70 ℃ ),精制温度为塔底温度与塔顶温度平均值。

综上所述,本次实验选择的精制温度:85 ℃、90 ℃、95 ℃、100 ℃,选择的溶剂比 :2、2.5、3、3.5,并且除去一些边缘的条件,本实验选取了10个条件进行实验,具体见表9。

白土精制条件如表10所示。

根据以上操作条件进行实验得到西江和尼尔1∶1减四线基础油性质分析结果如表11。

表11列出了减四线精制油的粘度、收率和性质,从表11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加工工艺中,精制工艺大幅度降低了油馏分中非理想组分以及碱性氮的含量,有效地提高了馏分的粘度指数,改善了油品的色度;且随着糠醛溶剂比的增加和糠醛精制温度的提高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将精制前后的凝点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精制前的脱蜡油凝点-11 ℃,糠醛精制后的油凝点回升了3~5℃,这表明按先脱蜡后精制加工工艺存在凝点回升的问题。

对表11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参考表5中的标准,得出在精制温度85 ℃,溶剂比2.5的条件下所得到的精制油收率和粘度指数都很高,其收率为80.7%,粘度指数为92.5,并且它的性质除了酸值都能够达到油HVI500基础油的性质要求。本实验精制选择的最佳条件为:糠醛精制溶剂比为2.5,精制温度为85 ℃;白土精制条件:白土用量4%,精制温度165 ℃,精制时间30 min。

3 结论

(1)本研究采用分液漏斗间歇模拟法作为实验室油糠醛精制评定方法,由油品族组成、油品理化性能等质量数据确定糠醛精制装置二段萃取的第一段的理论级数为三级;用三级逆流萃取可以实验模拟生产中的糠醛精制过程。

(2) 精制工艺大幅度提高了减三线馏分油的饱和烃含量,降低了油馏分中非理想组分以及酸值、碱性氮的含量,有效地提高了馏分的粘度指数,改善了油品的色度,且随着糠醛溶剂比的增加和糠醛精制温度的提高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3)西江和尼尔(混合比为1∶1)减三线脱蜡油推荐采用的糠醛精制条件为溶剂比3、精制温度90 ℃,白土精制条件:白土加入量4%、白土精制温度155 ℃、白土精制时间30 min,在此条件能够生产符合HVI250标准的基础油。

(4)西江和尼尔(混合比为1∶1)减四线脱蜡油推荐采用糠醛精制条件:溶剂比2.5、精制温度85 ℃,白土精制条件:白土加入量4%、白土精制温度165 ℃、白土精制时间30 min,除了酸值达不到要求基本能够生产符合HVI500标准的基础油:粘度指数92.5,凝点-6 ℃,酸值0.179 mgKOH/g。

(5)脱蜡油采用较高精制深度条件的精制以后,脱蜡油的粘度指数可以提高20以上;中和值可以降低80%以上。但过高的精制深度将会造成凝点更大的回升。

参考文献:

[1] 邓修,吴俊生. 化工分离工程[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99-205.

[2] 杨道胜.世界基础油的进展[J].油, 2003,18(3):6-8.

[3] 谭均权,张秀英,李俊岭,等.胜利原油350～510 ℃馏分糠醛精制的研究[J].炼油设计, 2002,32(4):28-30.

[4] 杨秋新,焦丽菲.高粘度指数油生产工艺探讨[J].油, 2006,21(3):16-20.

[5] 刘彦峰,王莆村,吴显军,等.加氢裂化尾油异构脱蜡生产高粘度指数油基础油的研究[J]. 化工科技市场, 2007, 30(1):45-47.

[6] 裘峰.提高油基础油质量的工艺研究[J]. 高桥石化, 2008,23(1):20-23.

[7] Khan H U, Nautiyal S P, Anwar M, et al. Studies of Lubricating Oil Base Stock: Characterization and Composition[J].Wiley InterScience, 2006,12:57-65.

篇（4）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2

对于新兴经济体的界定，根据2010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亦首次官方提出了以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这11国作为“E11”，即“新兴经济体11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说法②。

在国内外学者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内容可谓各有千秋，涵盖了新兴经济体自身的诸多方面如国际资本流动、对外贸易、金融发展等等；亦有新兴经济体内部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诸如探讨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联系，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与新型南南合作的探讨等；而还有很多文献研究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在对新兴经济体的了解之中，笔者对新兴经济体各个国家之间在国际贸易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产生了进一步探究与实证的兴趣，因此，本文将从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贸易之中竞争、互惠的两个角度结合新兴国家间贸易的数据，探究新兴经济体在对抗冲突与合作之间的贸易交流。

一、出口结构相似性与新兴经济体在贸易中的竞争、冲突

本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便以其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走进世界舞台的聚焦视野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影响更加凸显。为了探讨新兴经济体未来更加辽阔的合作前景，笔者想，有必要探究一下，在“新兴经济体”这样一个看似统一的光环笼罩之下，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或是已经存在的有可能阻碍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进一步合作的贸易竞争与冲突。

首先，在贸易竞争这一方面，近年来，国际贸易的增长中，新兴经济体的贡献占到了很重要的部分，而新兴经济体的外贸出口又是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在出口方面，要素驱动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共同点，故而在资源要素上富集程度的相似性便成为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出口贸易竞争的重要因素。为了分析这11个国家之间贸易竞争的强度，从贸易竞争的诱发因素——出口产品结构上的相似性来分析是一个切入点。

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③中这11国2010年④的贸易出口数据来分析，如果将这些国家的出口类别按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依据的商品编码进行分类，并依次列出每种商品编码下11个国家各自的出口额，便可以发现，即便11个国家各自在大部分主要出口品仍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它们在某些重要的出口产品类别上，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交叉与重叠。如果将这些国家在各个商品编码下的出口额为数据制作出折线图，将更加直观地看出在某些商品的出口量之下，出现了多个国家竞相出口同一类别商品的情况，例如，选取商品编码为70至89⑤的商品的各国出口额，绘制成为折线图大致如下：

从折线图可以看到，几乎11个国家的出口额占比走势在70至89这一段商品中都是相似的，占比较高的几个点都非常一致的落在71（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和72（钢铁），84（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和85（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87（车轮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轮除外）这几个点之间。例如，在71（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项上，阿根廷的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约3.3，印度则占14.7%，墨西哥为3.1%，而南非与土耳其则分别为16.5%与3.3%；阿根廷在84（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项上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2.5%，巴西则占5.5%，中国占比为19.6%，印度占3.7%，印尼则为3.2%，墨西哥为14.0%，韩国占比为11.2%，南非与土耳其的出口额则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7.2%、8.3%，呈现出尤为一致的态势；在85（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项上，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南非与土耳其的出口额都占到它们的出口总额的较大比重，分别为2.5%、24.7%、4.0%、6.6%、24.0%、23.8%、2.0%、6.6%。

如果再分析更细一步，如将商品编码为84类的商品再进行细分，按照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编码分为8401至8484⑥，则每一类商品相应的11国出口情况的相似度便降低了，但仍然可以看到，无论是参考各国出口额较大的商品的列别，还是分析在每一个出口额度突出的商品点及其附近点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百分比的走势，各个国家仍然具有较大的相似度。例如：商品编码为8421（离心机；液体或气体的过滤、净化机器及装置）处，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的出口额占第84类商品出口额的百分比依次为4.10%、2.13%、1.02%、2.90%、2.52%、3.28%、1.48%、1.37%、1.80%、42.62%和2.67%，即大部分国家的出口情况十分类似。将包含在84类商品之下的8401至8484类商品出口额占84类商品总出口额的百分比情况以折线图表示如下：

造成新兴经济体国家出口结构类别上具有如此大相似性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首先，根据新兴经济体“成长陷阱”一说的理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赶超型经济大都采取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及数量扩张的“要素驱动型”模式⑦，在这样的一个局限之下，其一，自然资源因素下导致的某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资源丰富的原材料上具有相似性；其次，劳动密集度高或劳动力成本低的加工制造产业等上的相似性；再加之新兴经济体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及普遍性的劳动力平均素质水平不高引致的服务业结构上的相似性，这些因素都将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家出口商品具有相当大的重合度。也正是因为这些贸易出口结构与产品类别的相似的方面，必然地导致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这个大家共同享有的市场上，共同争夺同一种出口品的消费者市场而引发的贸易竞争。

在冲突方面，贸易保护主义亦是一个造成贸易冲突的重要因素。例如，新兴国家之间的反倾销调查频繁发生。2012年4月以来发生的包括：阿根廷外贸秘书处2012年第52号决议对原产于中国和巴西的宽度大于或等于300毫米、用纺织材料加固的硫化橡胶传送带开启反倾销调查；土耳其公告称决定对中国的储存式电热水器进行反倾销调查；印度商工部反倾销局已于日前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子绝缘管发起反倾销调查；阿根廷决定对中国产铜版纸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等等。

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个国际贸易交流愈发强势的现今促成了它们经济增长的快速前进；然而，伴随着增长迅猛的新兴经济体系中国家出口贸易的突飞猛进，另一个不利之面便也逐渐显现：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大量出口对象必定包含着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这便不可避免地抢占了这些国家国内相同行业的市场；再加上新兴经济体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完善导致国家内部产业结构转型成本大、时间长，劳动力再就业培训及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企业转型代价高昂，因而，其他国家的大量出口将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内部产业造成比发达国家更加大的打击。这样的结果是，在新兴经济体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产生的摩擦冲突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更紧密的交流合作。

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合作

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出口结构与类别上的共性一方面，导致了它们在这些相同的出口贸易上的竞争摩擦；另一方面，也为它们提供了共同合作以加强在世界贸易中地位与话语权的一把利器。

首先，新兴经济体国家之中，有的诸如中国和印度具有低廉劳动力资源；诸如中国和还有的诸如俄罗斯和巴西自然资源富足——俄罗斯天然气探明储量占全球1/3，石油探明储量占全球13%；巴西铁矿石，南非黄金、钻石等多种重要资源都居世界前列，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优势资源远远高于一些规模不大的发达国家；更有国家拥有广阔的待开发的需求市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意味着，这些在不同的方面具有经济增长优越性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们，一旦真正意义上的达成长期的互补互惠条约，形成一个真正成形的联盟，在世界市场资源日益紧缺、价格日益昂贵的当今，这些国家将获得更稳定的增长。

形成一个合作密切，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新兴经济体联盟，能够实现劳动力、生产要素在成员之间自由流动；更能组建一个由新兴经济体成员国市场联合成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以改善出口过分依赖于美日、欧盟等其他市场需求的缺陷。这将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其独立性，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冲击的严重打击的风险大大降低。

此外，新兴经济体的众多国家，在具有相同出口竞争的一些贸易品上，新兴经济体出口额相加以后，占世界总额的比重是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的。例如，2008年与E11相关的国际贸易，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23.2%，进口总额的19.8%；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13.2%，进口总额的16.9%；同样根据2008年的数据，E11生产了占世界产量35.66%的原油；而作为世界主要的粗钢生产者，2008年E11出口的粗钢总额占到全球总量的58.7%，此外中国与南非等国的黄金出口量也占据了世界总出口额的很大一部分；再近一些，2010年，如之前分析过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出口的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及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总额分别占世界出口总额的25.50%与32.65%，都占到相应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的相当大的份额。如果在这些产业领域，新兴经济体国家能够站在通过合作站在一个相对协调的共同立场上，那么在这些产业领域的出口中，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应对世界市场，便会拥有具有影响力的话语权，达到互惠共赢的合作效果。

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合作交流的道路上，尽管充斥着各种贸易竞争与贸易摩擦的阻力，然而，一个不可变更的事实是：为了实现各自利益，壮大各国实力、掌握国际贸易话语权，为了应对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为了共同抵御目前新兴经济体国家均面临的“成长陷阱”、“美元陷阱”，为了携手应对在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盛行的经济增长“瓶颈”， 新兴经济体各个国家必须进一步地深化经济合作，形成更加相互依赖与紧密联系的整体，以期在发达国家操纵的全球贸易体系中，打破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顺应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使得新兴经济体这样一个具有活力的团体能够在其成员国之间愈发深化的交流与合作中，迎来真正全方位的发展共赢。

注释：

①本片文章中所指出口均指一国的所有出口品，包含服务于贸易。

②参见2010年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09年度报告》。

③http：//。

④为保证数据完整性，在此选取2010年的各国出口贸易数据。

⑤商品名称（HS2002 Description）为“玻璃及其制品”（70，Glass and glassware）至“船舶及浮动结构体”（89，Ships， boats and floating structures）。

⑥商品名称为“核反应堆及其未辐照燃料元件；同位素分离机”（8401，Nuclear reactors； fuel elements （cartridges）， non-irradiated， for nuclear reactors； machinery and apparatus for isotopic separation.）至“密封垫及类似接合衬垫”（8484，Gaskets and similar joints of metal sheeting combined with other material or of two or more layers of metal； sets or assortments of gaskets and similar joints， dissimilar in composition， put up in pouches， envelopes or similar packings； mechanical seals.）。

⑦张茉楠《成长陷阱挑战新兴经济体》，《经济参考报》。

参考文献：

[1]林跃勤.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方式评价——基于金砖国家的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05）.

[2]刘洪钟，杨攻研.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J].经济学家，2012（01）.

篇（5）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需要由政府通过投资等必要的方式直接负责，免费向公众提供。而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国家权威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和手段，社会成员是公共政策的承受者，政府应注重社会成员的回应度。

一、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即实现公共产品的供需平衡，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失灵等各种因素，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效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时提供信息量不足，形式主义导致供给效率低下，制度不完善导致供给渠道受阻。

二、供需失衡现状及原因

（一）公民方面

1.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理性经济者，经济个体都是会在既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于公民来说，他们要考虑参与政策制定这一过程的成本和收益，以获得效益最大化。如果公民参与成本很低并且效果很好，那么公民会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如果公民参与成本高并且又起不到什么作用，理性公民会选择消极参与，不会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不会真正地思考和参与其中。

2.公民参与意识不足

我国千年来的帝王封建统治造成我国社会的“顺从”思想，这一思想使得公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政府代表公民的利益，凡是政府做的就是对的，个人的意见对政府的决策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便公民对政府的决策有什么不满也不会表达出来，只是选择沉默。

（二）政府方面

1.政府与群众缺少沟通，信息公开不足——供给量不足

我国从2008年开始就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地各部门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公开渠道，各省市政府网站都专门开设了信息公开栏，为公众提供信息。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尤其是在面对重大突发问题时，政府总是习惯于封锁消息，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事实上却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挫伤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

2.公民参与流于形式——供给效率低下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分配过程，是利益冲突均衡的结果。在实际发生过程中，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往往借助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来谋取部分群体或个体的利益，从而使公共政策偏离了其本意，失去了其利益调和功能，继而造成公共政策失衡。公共政策制定会牵扯到多方利益，以2003年怒江建设水电站为例。针对是否在怒江建设水电站，公民，专家，媒体，政府之间进行了一场博弈。环保组织抵制建设水电站，专家则呈两派意见，一方认为建设水电站有利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则认为这会破坏当地环境。在整个过程中，作为最重要的当地居民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从中可以获得巨大收益的当地政府和国家水电却成为了政策制定的主要对象。

3.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供给渠道受阻

目前我国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主要有三条，即通过选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他们的政治活动来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党政部门中设立的信息反馈部门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及党政部门的领导通过政策决策前举行的各种座谈会、听证会调查研究收集决策信息。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还没有明确的制度体系和法律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订处于被边缘。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脱离，的“滚雪球”效应，听证会的“听而不谏”，这些都降低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使得参与渠道基本上都只是发挥了“形式作用”而已。

三、为实现有效供给，政府应如何改进工作

（一）培育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文化

随着近年我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公民开始逐渐参与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府决策也更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首先需要政府提高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使公民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公民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除此之外，利用好社区基层这一平台，大力宣传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进社区服务工作，培育公民参与文化的氛围。

（二）做好“公开，透明”工作

信息作为当今发展的核心要素，其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公民只有掌握了相关政策信息，才有可能真正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为此政府应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包括政策制定相关信息的公开化，政策背景和资料的公开化，政策决定理由的公开化，政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公开化。信息公开应做到两方面的公开，即“群体增长”和“内容增长”，加大宣传力度，开辟多种渠道信息，放宽对信息的控制，尤其是在制定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时，有关政策的具体细节，行政程序，制定理由和政策结果必须向公众公开。

（三）领导者转变观念，注重社会舆论和民意

篇（6）

一见面，潘兴修就忙着向《电器》记者介绍了公司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与上市公司天泽信息（股票代码：300209）共同成立南京点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将南京点面光电有限公司有效资产和智能家电相关业务剥离并入新公司；公司主营业务由生产触摸显示屏扩展为智能家电触摸显示人机交互系统；承担江苏省纳米材料电容触摸屏工程技术中心的建设任务；与美的、海尔、TCL等知名家电品牌的合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看好智能家电发展前景

“近年来，智能家电发展迅速，推动整个产业价值升级。有数据显示，到2020年，智能家电生态产值将达到1万亿元。借此推算，触摸显示及人机交互系统这部分的市场需求也将被带动，到2020年，产值将超过1000亿元。”潘兴修分析认为，智能家电领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目前，智能家电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参与竞争的企业并没有形成成熟完善的思路，今后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大家都在尝试摸索，谁的眼界更开阔，创新能力更强就能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潘兴修进一步介绍说，“对于智能家电，人机交互系统至关重要。传统家电增加人机交互系统可大幅提升用户体验，有效扩大智能家居生态圈，提升家电整机的产品价值和竞争力。此外，良好的人机交互系统能帮助企业通过智能家电衍生出诸多新的商业模式，创造更多商机。”

“在智能家电概念下寻找发展机会，我们的优势在于，关注智能家电领域的时间比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潘兴修说。据介绍，南京点面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金5000万元，是从事触摸屏研发和制造的专业厂商。不久前，南京点面光电与天泽信息共同成立新公司，专注于智能家电用触摸显示人机交互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相关业务，标志着在智能家电核心控制系统配套领域，企业完成了从零部件提供商向人机交互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转型。对此，潘兴修表示：“在智能家电发展进程中，现阶段，本机智能控制已经基本实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不断深入，各个智能家电个体单元的互联互通也会逐步实现，上游配套企业必须跟上智能家电发展的步伐，不断拓宽思路，加强配套能力，顺应智能家电和物联网的发展大潮，才能赢得更多机会。”

技术创新是核心竞争力

事实上，智能家电的“脉”很不好摸，很多智能化功能最初甚至只是用户的一次突发奇想，如何实现全无章法可循，这对上游智能人机交互系统方案提供商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在实现家电智能化控制的技术层面，潘兴修坚信自己的优势，他介绍说：“首先，我们在触摸显示屏应用于智能家电这个课题上已经探索了多年，解决了触摸显示屏寿命、灵敏度等诸多问题，能将iphone、ipad美好的用户体验转移到智能家电上。其次，通过对控制主板硬件、液晶显示模组、电容触控模组、QNX操作系统、用户界面和应用软件等环节的创新设计，我们能为智能家电提供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此外，我们拥有发明专利数十项，多个产品获得高新技术产品认证，很多关于智能家电控制的理解和认识，我们走在了整机生产企业的前面，能针对整机厂的需求迅速提供成熟的思路和方案，帮助整机厂缩短新品研发和上市的周期。”

“智能家电的功能设置、面板设计多种多样，对人机交互系统的需求趋于定制化，这一点也考验着上游配套企业的创新能力。”潘兴修告诉《电器》记者，“南京点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在中国无线谷，这里聚集了多家科研院所、研发机构，这种良好的技术环境有助于我们对整机生产企业有关智能控制方面的新要求做出快速反应，并帮助家电智能化与无线通信技术协同发展，为智能家电迈入网络化、信息化以及互联互通提供更专业的服务。”据了解，南京点触智能科技下一步的目标是参与或主导相关行业标准的制定，形成系列自主知识产权。

精彩产品为智能家电增色

篇（7）

一是创新理念谋划工作。机构编制工作任务重，头绪多，人手紧。我们将全面激发改革管理的生机和活力，用创新的思路、创新的举措、创新的方法来破解工作中的难题和掣肘。树立“一盘棋”思想，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处理好行政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严控机构编制总量与保障重点工作需要的关系，最大限度发挥机构编制资源的使用效率，坚决做到精简、统一、效能。当前，机构编制工作已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直接面对具体的矛盾问题，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我们将坚持开门搞改革强管理，积极借鉴各地区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断扩大社会参与度。

二是规范管理机构编制。进一步提高机构编制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精细化水平，更加科学合理的配置机构编制资源。建立完善机构编制动态调整机制，按照“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有增有减”的要求，在确保财政供养人员“零增长”的同时，处理好严格控制和满足事业需要的关系，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向基层、向亟需加强的领域倾斜，不断提高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效益。找准新时期机构编制工作的定位，当好参谋、出好主意，不断创新机构编制工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方法和路径。

三是提升部门服务形象。一是建章立制，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完善工作规则，强化“每位同志都是最后一道关口”的意识，把目标任务分解到部门、落实到岗位、量化到个人，激发出人人有分工、处处有任务、“全办齐上阵”的干事创业热情，以责任制促落实，以责任制保成效，形成规范有序高效、执行有力的日常管理机制。二是主动服务，提升部门形象。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主动把机构编制融入大局中去思考、去定位、去谋划，设身处地为基层、为部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坚持“服务上门、送政策到家”的工作作风，并使之成为工作常态和工作自觉，积极认真沟通、耐心宣传政策、细致沟通解释，引导单位积极转变观念，优化编制使用，提高工作效率。

二、构建“一盘棋”格局，形成“一张网”制度

（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自觉把机构编制工作放在全局中去思考和谋划。重新修订《县机构编制委员会议事规则》，凡涉及机构设置、加挂牌子、职能划转、编制调整、人员调整、拟定公务员考录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申报计划事宜，全部提交编委会研究，任何部门都不得擅自审批机构编制和绕过编制部门请示机构编制问题。编委领导对编委会的召开高度重视，每年平均召开编委会6次，编委会的议事决策职能进一步凸显。构建形成了领导有力、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全县机构编制工作“一盘棋”格局，真正建立起了编委主任一支笔审批、编委一家行文、编制部门一家承办的“三个一”审批制度，实现职能配置科学化、机构设置最优化、编制配备精简化。

（二）建立完善编办、组织、人社、财政“四位一体”协调配合约束机制，从根本上控制了人员的“进口”，提升了进人用人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一是坚持空编使用申请制度，严把人员入口关。实行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使用空编申请制度。坚持“凡进必考”原则，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参公人员）考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必须先由编制部门逐级申报编制使用计划；

各单位出现空编需调整人员，先由编制部门对其是否空编进行把关，由编委统一研究后，再由组织、人社部门选调人员。通过加强空编使用管理，进一步规范了进人程序，杜绝超编进人。

二是完善人员编制与财政预算联合管控制度，严把财政供养关。不断完善人员调整审批制度、人员工资传送审批制度，促使机构编制与财政预算挂钩的制度和措施得到落实。每年年底财政局编制下年度经费预算，先由编办对各单位在职人数及离退休人数进行审定，加盖核定章，财政部门见到经编制部门审定后的工资预算表，才予编制下年度人员工资预算。这一做法已作为一项长效机制固定下来。通过人员编制与财政预算联合管控，实现了编制与人员供养一体化，堵塞了各环节上容易产生的漏洞，进一步控制财政供养人数，节约了行政成本。

三是规范程序严格职数管理，严把科级干部配备关。出台《县干部选拔任用职数预审办法》，明确党政群机关、参公单位、事业单位科级干部的选拔任用，均需进行职数预审。县委在动议干部时，由组织部门向机构编制部门提出职数预审要求，机构编制部门进行职数、编制的预先审核，组织部门根据编制部门的审核意见选任干部。通过职数预审前置，进一步规范程序环节，有效杜绝了超职数配备干部现象的发生。

（三）活化存量编制资源，内部挖潜统筹优化。

篇（8）

[中图分类号] R47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5（a）-0137-02

围术期的护理对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的术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可有效提高患者治愈率，改善其预后[1]。本研究对本院妇科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妇科2011年3月～2012年2月收治的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共82例，患者年龄均在21～55岁，其中，单发肌瘤48例，多发肌瘤34例；肌瘤大小在2～10 cm，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41例，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为（44.32±3.76）岁，其中，单发肌瘤24例，多发肌瘤17例，包括肌壁间肌瘤29例和浆膜下肌瘤12例，平均肌瘤大小（5.44±1.10） cm；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为（44.82±3.52）岁，其中单发肌瘤24例，多发肌瘤17例，包括肌壁间肌瘤28例和浆膜下肌瘤13例，平均肌瘤大小（5.22±1.32） cm。两组患者在年龄、肌瘤类型和大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临床诊断

患者临床症状均符合子宫肌瘤诊断标准，且经妇科常规检查、彩超检查及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子宫肌瘤，并确定肌瘤位置和数量。术前行诊断性刮宫以排除子宫内膜恶性病变或其他性质病变，且患者无严重器官功能障碍和血液系统疾病，无腹腔镜手术禁忌证等。

1.3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基础护理和生活护理等，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优质护理服务，具体为：

1.3.1 术前护理 术前与患者进行耐心的沟通和交流，了解患者内心需求，对其进行健康教育知识宣传，使患者了解自身疾病相关知识、手术治疗的必要性和注意事项，消除患者紧张、焦虑及恐惧等不良情绪，树立康复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1.3.2 术中护理 加强术中监测，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护理人员应具有较强的责任心、较高的服务水平，对术中气腹机、双极电凝等运转情况进行检测，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医师进行处理；术中进行腹腔冲洗的护理，并及时更换腹腔冲洗液，并保持冲洗液的进出平衡；护理人员应掌握各种技术及手术操作，如手术床的使用，患者的适当固定，高频电刀的使用等，配合手术医师完成各项操作；做好充分应急准备，减少术中并发症的发生。

1.3.3 术后护理 术后12 h内严密观察患者血压、脉搏及呼吸等生命体征变化，并给予常规吸氧；指导患者术后进食高热量、高维生素的流质食物以促进胃肠功能恢复；对于切口、导尿管、术后阴道出血等并发症进行护理，以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1.4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本院自行设计的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内容包括基础护理、健康教育、医患关系及护理主动性等，其中85分以上为满意，75～85分为基本满意，60～75为一般，60分以下为不满意。

1.5 统计学方法

将结果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各组指标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值P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由临床结果可知，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总有效率为95.12%，明显高于对照组（75.61%）；并发症发生率为7.32%，明显低于对照组（19.51%），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表1。

2.2 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对护理满意度为100.00%，而对照组护理总满意度为80.4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表2。

3 讨论

子宫肌瘤是临床较为常见的女性生殖器官良性肿瘤之一，多发于30～50岁中年妇女，具有较高的发生率，目前临床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为子宫切除术[2-3]。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腹腔镜设备的不断改进，腹腔镜下行子宫肌瘤剔除术的适应证不断拓宽，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术后并发症少、患者住院时间短等优势[4]。

优质护理服务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强化基础护理的基础上，尊重患者需要，为患者提供最准确、最及时、最全面及最贴心的服务，利于患者的临床治疗和康复[5-6]。本研究对本院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临床有效率和患者满意度[7-8]，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王金玲.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围手术期护理体会[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18（11）：1308.

[2] 张广亮，黄琦丽，邢福祺. 腹腔镜在宫外孕合并富内孕治疗中的应用（附5倒报告）[J]. 第一军医大学学报，2004，24（9）：1087.

[3] 杨菊芳.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护理[J]. 护理实践与研究，2011， 8（4）：50.

[4] 张军，张广亮，柯妍. 腹腔镜下复杂子宫肌瘤剔除术114例护理体会[J]. 广东医学，2007，28（8）：1363.

[5] 毛芳，颜红霞，张琳. 优质护理服务对脑卒中患者的影响[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2，28（21）：73.

[6] 叶小丽. 优质护理服务对妇科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分析[J]. 中国美容医学，2011，20（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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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2016年1-12月期间来我科室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进行治疗的患者80例，入选患者应用随机数字表进行分组，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组内40例患者。两组患者的组间资料分布如下：

观察组患者的年龄28―52岁，平均年龄（34.8+6.3）岁；其中24例为单发、16例为多发；25例位于肌壁间、15例位于浆膜下。

对照组患者的年龄30―53岁，平均年龄（35.3+7.4）岁；其中26例为单发、14例为多发；23例位于肌壁间、17例位于浆膜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比性良好。

1.2 临床方法

观察组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的优质护理如下：

1.2.1 术前优质护理。首先护理人员要为患者营造一个舒适的住院环境，保持病房干净整洁、尽可能的而减少一切嘈杂的噪音。其次护理人员要与患者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主动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消除患者家属的不正确观念，告知其性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并不会影响夫妻生活。在患者实施手术治疗前，护理人员要向患者介绍整个手术过程，手术实施的必要性和意义，并给予患者一定的心理安抚，消除患者的焦虑、恐惧和紧张情绪[3]。

1.2.2 术中优质护理。护理人员在患者进行手术前，首先做好术前准备。在手术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在不影响手术者操作，不违反无菌操作原则的基础上，要尽量使患者保持舒适[4]。患者手术结束后，护理人员帮助患者擦净身上的血迹，系好腹带、穿好衣服，盖好被单，在搬动患者时护理人员要尽量保持动作轻柔，避免由于搬动而引起患者的疼痛和不适。

1.2.3 术后优质护理。护理人员术后要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严密观察，指导患者采取舒适卧床休息，避免度切口造成压迫。指导患者术后禁食4―6h，然后给予流质或半流质食物，少食多餐。在患者康复后可以出院时，护理人员要叮嘱患者出院后要观察自己的腹部情况，避免切口受压，加强切口周围皮肤清洁护理，注意保持充分的休息，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活动。

1.3 疗效标准。痊愈：经治疗患者的临床症状基本消失，腹部彩超检查提示肌瘤完全剔除。好转：经治疗患者的临床症状明显减轻，腹部彩超检查提示肌瘤基本剔除。无效：经治疗患者的临床症状无改善，甚至恶化，腹部彩超检查提示肌瘤有部分残留[5]。

1.4 统计学处理。本试验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计数资料用（%）表示，用“”检验；计量资料采取“±s”表示，用“t”检验，检验水平为0.05。

2.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手术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97.5%，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的85.0%，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95.0%，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的80.0%，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综上所述，对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在围术期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可明显改善患者的手术治疗效果，从而促使患者的临床护理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

参考文献：

[1]陈静.优质护理在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围术期中的护理效果研究[J].当代医学，2014，20（12）：106-107.

[2]陈庆生，刘海霞，王唐清.优质护理干预对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的作用[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5，22（4）：48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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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它在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多种市场经济主体，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不同市场主体的良性竞争，能提高不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外资经济的存在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及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借鉴。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把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者统一起来。那种把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两者对立起来的看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经济发展就是充分调动和利用其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经济活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积极性，其作用表现为：一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加供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具有相对分散、规模小、易吸纳劳动力的特点，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三是非公有制经济有助于调动多种积极性。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特点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形式，所以能够充分调动所有者、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四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培养和造就了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经营、管理人才。五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运行机制最接近于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在中体现得最充分，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据统计，2012年，非公有制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60%，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已超过60%，提供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73.1%，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大量创新型科技企业都是民营中小企业，涌现出华为、海尔等一批技术创新走在行业前列的民营企业，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成为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在各种所有制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增长是最快的，税收贡献超过50%。

二、应准确认识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内在联系

第一、在我国当前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无论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只要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都应该提倡鼓励。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只发展某一种所有制经济，排斥另一种所有制经济。既不能搞单一公有制，也不能否定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第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生、出现从根本上讲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高度适应。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我们既然已经是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坚持公有制，决不能搞私有化。因为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在这方面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如果取消或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实行私有化，那就没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了公有制这个根基，社会主义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1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为我们坚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和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指明了方向。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探索和改革，都是以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也是以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条件的。任何否定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因此，在坚持公有制和公有制主体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第三、必须充分估计和正确看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地位。应该指出的是，从本质讲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在现阶段我们之所以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因为我国生产力落后，还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还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活跃市场和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等方面的积极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最终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我们今天利用私有制，发展生产力，是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物质条件。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三、当前应如何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第一、正确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两重性，做到支持和引导相统一。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和引导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倾向，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讲鼓励、支持，而不讲引导，这是不全面的。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鼓励和支持它们发展;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存在雇佣和剥削关系，这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有矛盾的，因而必须加以引导，以便使它的发展能够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如果只讲鼓励、支持，忽视引导，会使得非公有制经济同社会主义的矛盾激化，从而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