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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2)07-1560-03
收稿日期:2012-03-02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基金资助项目(2010ZR007)
作者简介:黄建波(1973-),男,浙江慈溪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基础, 中医病因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探究病因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医病因学说是在不断发展的,关于中医病因的层次理论体系也在不断的变化,从阴阳分类到内外分类,从三因学说到原发、继发病因理论等,每一次变革都促进了中医病因学说的发展。中医病因的层次至今还是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这些理论为什么被更替,主要是这些理论存在时代的局限性,缺乏可以持续发展完善的特征。
1 中医病因层次理论的发展
中医病因层次理论的发展中最具有影响性的包括阴阳病因理论、三因理论、内外病因理论、天地人病因理论和原发继发病因理论等。
《黄帝内经》根据各种病因的致病特点归纳为阴和阳两大类。东汉末年张从正根据病因的致病途径和传变规律,将病因分为三类,即内所因,外皮肤所中和房室、金刃、虫兽;梁·陶弘景在其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三因论》中将病因分为内疾、外发和它发三大类;南宋陈无择著《三因极——病证方论》,称六所感为外因,七情所伤为内因,其他如饮食、房室、劳倦、金刃、虫兽等为不内外因,最终发展成为中医病因“三因学说”。明清时期很多医家把病因概括为“内因”和“外因”两大类,把六和戾气称为外因,七情、房室、劳倦、饮食等均归纳在内因。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把病因归纳为天邪、地邪、人邪。现代很多学者认为引起疾病的原因大体可以分为原发性病因和继发性病因。
还有些学者提出了其他的分类方法,如宋鹭冰\[1\]在《中医病因病机学》中提出将中医病因分为自然因素、生活因素、情志因素、体质因素、内生因素和其他因素等六大类;赵学印\[2\]认为气、血、津液是人体的三大基本物质,三者郁滞分别形成滞气、瘀血、痰饮,成为三大致病因素,通过三者之间的比较,提出滞气是病因;黎敬波\[3\]等认为病因辨证第一层次为天和地,第二层次为生态和社会,第三层次为人体。
2 发展中的中医病因层次理论的局限性
2.1 阴阳病因理论局限性分析
《黄帝内经》首言:“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这是最早的中医病因分类法——阴阳分类法。《黄帝内经》的阴阳分类法存在理论范畴过大化和阴阳标准模糊的局限性。所以这种分类方法不为后人所宗。
传统中医学范畴内的阴阳,将阴阳作为是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应当说理论范畴有明显的过大化。将中医阴阳作为是宇宙事物或现象的概括,而宇宙对于我们现代人类认识尚且不够,那么再将医学上的阴阳理论联系到这一层次进行认识,未免使中医学更抽象、难以把握。《黄帝内经》中并没有说明邪之“生于阴”或“生于阳”的客观标准,就是说,其分类原则是不够明确的。例如为什么把“饮食居处”与“阴阳喜怒”统之于阴呢?可以说这两个因素无论归入“阴”或“阳”都是模糊的。
2.2 内因外因病因理论局限性分析
按中医阴阳学说,外为阳,内为阴,所以内外病因理论分类法的原始理论依据实质上是阴阳分类法。学者把六和戾气称为外因,七情、房室、劳倦、饮食等均归纳在内因。内因外因分类法没有充分考虑病因致病的相对性,分类的具体内容不够详尽。
外因是机体之外客观存在的或人为造成的各种能影响机体而直接或间接致病的社会、生物、理化因素等。内因是机体内部固有的或受外因影响而产生并可进一步致病的原因。所以这里存在病因致病的相对性,还包括一些外因通过一定的过程转化为内因,而内因也可以转化为外因,或者内因、外因同时作用而致病。
分类中把饮食、七情作为内因是不全面的,饮食是外来之物,只不过吸入体内的渠道和六致病不一样,所以饮食因素归纳为内因也是不够严密的。“内伤七情”是人体对外界事物的心理反应,是机体内因与外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时又是进一步致病的原因,仅视之为内因是不够全面的\[4\]。比如“怒”为致病因素,大多数情况都是由于病人忍受不了外界的刺激而发怒,最终导致疾病的产生,所以七情致病的很多情况是外部因素引起的。中医病因还有外伤、虫兽伤等,内外因病因理论中的病因种类的阐述也不够详尽。
2.3 “三因学说”病因理论局限性分析
1 理论研究
1.1 病因学说概述
温病病因学理论研究从不同的层次展开。刘氏[2]将温邪归纳为除具有从外感受、性质属热的特点外,还具有表象性、整体性、定位性、辨证性和物质性等特点。杨氏[1]总结了历代医家对温病病因的认识,并将温病病因学说总结为“六气”过则为灾说、感受寒邪说、“伏阳”致温说、非时之气说、外感六与六化热说、时邪说、戾气说、温热病毒说、邪毒说等9种。在此基础上,又不断有新的病因说提出,如荀氏[3]提出“潜血杂气说”,其“是指具有嗜血习性并常潜伏血脉且藉血染易的一类特殊致病因子,包括有现代传染病学里乙肝、丙肝、丁肝病毒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疟原虫等以经血传播为主的诸类病原体。”治疗时“时刻注意血分药物通络达邪的应用,以期彻底清除伏潜于血之邪,”以便“见病知原,循因论治”。姜氏等[4]通过临床观察实践提出“环境毒”致病说,将在环境中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危害,甚至能引发多种热病的各种异常因素的总和统称为“环境毒”;指出毒邪从口、鼻、耳、皮肤等进入人体后,侵袭不同的脏腑,造成管道不通,机体排毒不畅,最终引起各类不同的热病。
1.2 病因体系探颐
温病病因的物质性虽更接近病因本质,但因其:①未能揭示温病病理变化的特性,②难以和中药性味功效相结合[5],所以对审证求因的辨证论治帮助不大,因而不能融入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没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温病病因体系的现代研究中,疠气病因的重要性已逐步达成共识,如李氏[6]对温邪主导温病传染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不属于温邪的疠气是温病传染流行的根源所在,建议组构温病的温邪和疠气二元病因体系;并认为外感病因是六和疠气,六是气象变化形成的物理性致病因素,意义在于辨证求因、审因论治[7];疠气是生物性致病因素,从本质上说明传染和流行的发生,两者必须结合。病机不仅讨论发病和病理传变,还应剖析怎样在人群中播散及预后、转归、复发等,务求掌握其动态演变过程。黎氏[8]则认为,外感病因与机体状态相互作用决定外感病的证候表现,将外感病因分为直接病因(病原及物理因素)、防御应对机制(免疫调控等)、中医传统病因(相当于西医的综合反映病因)和证候病因(即病因的辨证归纳)等4个层次。在病因与辨证相关性方面:李氏[9]认为,中医对外感病因的认识依托于临床证候,是在辨因之后形成的理性模型,对外感病因的确定源于对病机的分析,中医病因与发病有相关性,而非决定性。
1.3 六病因气象医学研究
“六”是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病邪的合称,是自然界气候反常(六气太过不及或非其时而有其气)或气候正常,并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孽生传播而成为致病的邪气[10]。如从气象医学的观点认识“六”,风邪可能是传染性微生物的气溶胶;寒邪、暑邪、火邪与温度有关,同时也同致病性微生物的作用有关[11]。中医学是将气象因素、生物性致病因子及机体反应特征结合起来论证疾病的。“六”作为致病物质或致病条件,是物质性、条件性、人体反应性的综合概念,是指直接或间接受“六气”(自然气候)影响,既包括受气候影响的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致病原,亦包括受气候影响的机体免疫状态、病理生理状态[12]。郭氏[13]则认为,“六”既是外感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也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条件。从现代病原学角度来看,它虽然包括生物(细菌、病毒等)致病因子在内,但不同的气候变化对病原体的孳生繁殖、疾病的传播以及机体的抗病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研究探讨“六”致病的科学性及定量标准,如朱氏[14]等对10年来黄疸性肝炎发病与气象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临床湿热症状的出现与8天前的湿度、雨量和阴天呈正相关,与晴天负相关。提示中医学认为黄疸因感受湿热外邪所致,这一理论具有科学意义。
由此可见,六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季节性的环境致病因素,二是病原性生物的致病因素,三是审证求因后的病因概括[15]。
1.4 疠气说与微生物病因
温病病因学说与现代病原微生物学有很大的差异,其优势与特点在于除戾气病因之外,还看到了人体与气候因素,不象西医学的病因体系中只有病原体[16]。但就疠气病因说而言,吴氏所言杂气类似于导致感染性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时疫之邪类似于致病微生物中导致各种急性传染病的病原体;以口鼻为门户侵入人体,潜伏于膜原,吴氏所言伏于膜原的“邪”,“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客观的致病物质,故其“邪伏膜原”之说与传染病学中所说的潜伏期近似,所谓“膜原”类似于病原体潜伏部位的假说[17]。如果用微生物学的知识取代比较含糊的戾气与时行之气,那就是比较完满的传染病的病因学了[16]。
2 实验研究
温病病因学实验研究是通过模拟温邪的形式及致病机制,以探讨温邪是由哪些因素构成,是单一因素致病,还是复合因素致病。张氏[18]通过外湿环境使大鼠自然发病,通过对免疫、内分泌、肠道细菌、能量代谢、病理形态等指标分析,认为外湿的科学内涵是季节气候环境、生物致病因子及机体反应性相结合的综合概念。可见,外感湿邪与病毒、细菌等病原体的感染有直接的关系[19]。目前研究较为成熟的是湿热证模型[20],运用传统中医理论造模,对模型从病理、生化、免疫、微量元素等多角度、多侧面探讨。普遍认为采用多因素复合造模法效果好,提高空气温度与湿度的同时感染鼠伤寒沙门氏杆菌以模拟外感湿热[21-23]。如佟氏[21]探讨高温环境,同时予高脂、高糖饲料,并感染不同的病原微生物学因素对大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高温环境下,机体免疫系统呈现应激状态[24]。湿热环境能使兔在内毒素刺激下杀菌/通透性增加蛋白mrna表达减少,并认为这可能是湿热致病和湿热缠绵难愈的病理机制之一[25]。
温病的病因及机制有一定的分子生物学基础。人的生命活动很复杂,包括发育、分化、细胞周期调节、内环境稳定、对刺激的反应、衰老等,但其本质都是不同基因随时间空间而有选择地表达的结果。同一种细胞在正常和疾病状态时,基因表达亦有差异。病理变化是由基因表达的改变所致,中医的病因及致病机制是这种病理变化的体现。因此可以认为,温病的病因及致病机制的“内涵”是基因表达的改变[26]。在实验研究方面,应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
3 临床研究
3.1 湿邪与病毒感染
唐氏等[27]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成人呼吸道病毒感染患者临床症状多见有湿证的表现,证明呼吸道病毒感染与湿有一定的相关性,初步证实病毒感染可降低患者的免疫功能,并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失衡,而化湿方药具有直接杀灭病原微生物的作用,还能双向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对抗自由基损伤。陈氏等[28]通过329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观察研究,表明谷丙转氨酶(alt)升高者辨证为湿热证占92.4%,其中急性肝炎100%属湿热证,湿热的进退与alt升降呈正相关。徐氏[29]发现,流行性出血热(ehf)患者可出现各种心律失常,但以心动过缓最为常见,表现为迟脉。ehf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因其出血及流行性又称为“疫斑”,疫斑中出现迟脉与湿密切相关,湿为温病中迟脉形成的主要病理因素,在疫斑患者出现迟脉时,其辨证治疗应围绕“湿”而采取利湿、化湿、燥湿等法。
3.2 湿热与脾胃病
温病湿热证,由于临床较为多见,诸多学者亦对其实质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依据清代温病学家薛生白关于“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湿热病证以脾胃为中心,其证包括发热、胸闷、纳呆、头重、腹胀、恶心、便溏、小便黄赤、汗出不畅、舌苔黄腻、脉濡数或滑数等。一般认为湿热既是病因,又是证候类型。目前的临床研究集中于对湿热证患者相关指标的检测,力图从免疫功能、微量元素水平、自由基水平等层面揭示湿热证的本质。有研究认为脾胃湿热与hp感染[30]、炎症的活动性密切相关:其p50表达缺失,使结肠黏膜增殖周期发生紊乱;tgf-α表达增高,促进上皮细胞增殖,使病变缠绵难愈[31]。
3.3 火邪与脑病
丁氏[32]认为,火热是脑病的重要致病因素,是热性脑病过程中的病理改变,因此清热泻火是其治法;并分析了中风病与温病在发病基础、病理因素、证候、病位、传变,治法方面的相似性[33]。
3.4 温毒、热毒与心系疾病
病毒性心肌炎的病因主要是外感时邪温毒、湿热温毒[34]。其临床表现和病因病机特点显示,该病具备温病的一般特征。从临床表现来看,尽管该病表现复杂(可见发热、咳嗽、腹泻、头晕、乏力、胸闷,甚至胸痛、水肿、气喘、气急、黄疸等诸多见症),但发热一症的出现是恒定的,几乎必具。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为感染性疾病,而且符合温病的三个特征:①从外感受;②由表入里,由卫及气及营、血;③必有发热见证[35]。
王氏等[36]提出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热毒致病的理论,其病机为热毒伤及血络,属实证或本虚标实,其现代生物学内涵与炎症因子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有关。丁氏等[37]指出,目前气候环境、饮食结构、工作生活习惯、体质等较以前有所不同,易导致火热之邪,同时体内脂毒、糖毒、浊毒、瘀毒蓄积蕴结,变生热毒,邪气亢盛,败坏形体,损伤心及心络,导致冠心病、高血压、病毒性心肌炎等多种心系疾病。临床及实验研究资料证明:以清热燥湿、解毒通络法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清热解毒通络、滋阴和营法治疗冠心病、不稳定心绞痛,清热解毒法治疗高血压,清火化痰解毒法治疗过早搏动,益气补心、养阴解毒法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均取得良好效果。并认为热毒学说深化、发展了对心系疾病本质的认识,经过长期的临床与系列实验研究验证,已成为指导心系疾病防治的一个重要学说。它的核心是重视热毒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积极应用清热解毒的方法阻止疾病的发生及发展,以减轻脏腑气血的损害。
3.5 伏邪与其它
杨氏等[38]对以伏邪学说指导治疗的部分急、重、疑难病症如白血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艾滋病等进行了重点介绍,并认为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对疾病防治的深入研究,伏邪学说有重新认识和研究的必要,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应得到重视。
3.6“环境毒”与急性放射损伤
冯氏[39]认为,急性放射损伤属于中医温病范畴,有起病急、传变快、热象偏重、易动血等特点,结合临床表现分析,有发热、口渴,甚至肌肤灼热等热象。并认为射线属外感热邪,与中医温病病因特征类似,具有直中脏腑,易损伤气血、耗损肾精之重要特点,而肾精耗损为病变的中心,也是导致辐射远后期癌变等效应的重要因素。当前,急性放射损伤的治疗以清热解毒、益气养阴等为主。
4 展望
综上可知,近年来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温病病因,不仅丰富和充实了温病的病因学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温病病因本质,为临床辨证提供了客观依据。实验研究中运用传统中医理论造模,对模型从病理、生化、免疫、微量元素等多角度、多侧面探讨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本质及其内在的相互关系。临床应用上温病与内科疾病虽然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疾病,致病因素的差异是其关键所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可出现诸多相同的病机与证候。温病学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基础,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较为完善的论治方法,故可借鉴于内科疾病的治疗,以加深对相关内科疾病的理论探讨与临床研究,从而提高对相关疾病的防治水平。但也应该看到,对温病病因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尤其表现在实验研究方面:①实验条件。气候因素在动物造模中的设定值得商榷。中医学中对气候环境与疾病的作用大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动物实验中,大多动物都处于应激状态。②实验动物的选择。大、小鼠的散热机制很不发达,尤其汗腺少,不适应高温高湿环境,在湿热类模型中,环境气温高于32 ℃,基本上可以认为实验是失败的。尽管实验研究中的检测指标林林总总,但仍应牢记中医学的病因概念是包含了机体的反应性在内,不能单纯凭几个指标确定。目前的分析性研究为数不少,但缺乏整合性研究,应该将已有的成果进行综合,并建立起相应的数学模型,以明确各指标与病因致病的相关性,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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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指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于2018年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中医理论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而来。
(来源:文章屋网 )
3、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统一性的认识。整体观念将机体作为一个多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的思想与系统论思想不谋而合,首创系统论思想的贝塔朗菲也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中医学认为机体各个脏腑官窍之间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作为个体的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具有统一性,这也是系统论思想在中医思想中的体现。具体表现为:①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生理上,构成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与功能上是完整统一的,即中医学以五脏一体观来认识人体;在形神关系上,中医学认为人的形体与精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割的,即形神一体观。②人体的生命过程受到大自然的影响,自然界的气候与环境均与机体疾病的产生、变化与康复有直接的关联,因此,《灵枢·邪客》中就有“人与天地相应也”的说法,即天人一体观。③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生理、病理还会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等社会因素。采用数字“一”来概括中医整体观念,便于学习者掌握中医学的特点,又符合中医系统论的思想。
2“二分天下”:两个着力点——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法,是中医学用来阐释机体的生命活动、疾病的发生原因和病理变化,指导疾病的诊断与防治的基本着力点,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具体到中医学中的简单数字上,就是用阴阳,即项数为2的二元极性类的总类这一双变量均衡的动态模型来分析问题。中医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结果。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事物的发生并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因此,中医学不但以阴阳来描述事物的属性、变化,还将其用来阐释机体的病理变化与病因的属性、分析四诊资料与概括疾病症候、确定治疗原则、归纳药物性能以及指导养生等。把握中医学中的数字“二”,可以接近中医思维的核心。
3“三生万物”:三个量化点——三分法
中医学在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思维方式基础上,进一步将阴阳在定性的辨证基石之上作出量值辨证,即把阴阳各分为三,这一点也类似于系统论中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情况划分系统类型的思想。中医学以阴阳三分法表示事物的属性,一阴分为太阴、少阴、厥阴;一阳分为太阳、阳明、少阳,既体现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德经》)的发展变化模式,又为疾病的量值辨证提供了主体框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丰富了三阴三阳六经辨证,为后世医学留下了以阴阳定性辨证为纲,以三阴三阳量值辨证为目的框架。此外,这种三分法还在经络学说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和进一步拓展,手足经络的命名也是基于此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十二经脉等概念。数字”三“为学者提供了量化指标。
4”四诊合参“:四个切入点——四诊法
望、闻、问、切是中医诊察疾病的基本方法,中医通过四诊合参,诊察疾病外在的症状与体征,进而揭示疾病的病因、病机,从而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四诊合参是以望、闻、问、切为切入点,并将四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法,而综合四诊、全面系统地了解疾病,进而做出判断与治疗的做法本身就是系统论的方法。如《难经·六十一难》中所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数字“四”提示了中医医生确诊时的四个切入点。
5“五彩缤纷”:五个支撑点——五行学说
中医学把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领域,以五行学说来阐释机体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体表与内脏的有机联系,以及机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五行学说贯穿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机体的生理病理,并指导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是整个中医理论的支撑点之一。同时,以五行为中心,配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和机体结构的五脏构成了解读中医学的基本框架,如表1,即五行与自然界的五音、五味、五色、五化、五气、五方、五季和机体的五脏、五腑、五官、五体、五神、五志、五声、五变相互对应,加强了对中医学整体观念的论证,使中医学所采用的整体系统方法进一步系统化,数字”五“在五行学说中多次出现,形象地总结了中医学说的重要支撑点。
表1五行与自然界和机体的相互对应
6“六七情”:多个落脚点一病因学说
中医学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分析致病因素时要注意综合客观条件与临床疾病的症状、体征,全面推求病因,为治疗提供依据,体现了系统论思想的中医病因学,将常见病因形象的总结为外感六——风、寒、暑、湿、燥、火(热)和内伤七情——过喜、过怒、过优、过思、过悲、过恐、过惊。常见数字“六”、“七”高度概括了中医学中的致病因素。
此外,中医学中还有其他的简单数字也体现了中医学的系统论思想,如机体健康和疾病关系的五运六气学说;经络系统中沟通、渗灌十二经脉的奇经八脉;《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描述男子、女子生长发育规律时间性节律的“七”、“八”,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葵至……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同时,同一简单数字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如“四”和“五”既可以用于提示四诊合参与五脏一体,又可以用来描述中药的四气五味,虽含义不同,但并不影响其传达概括中医学概念的整体思想。
慢性心衰(Chronic heart failure,CHF)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是多种原因造成心脏原发损害,以心脏功能异常,运动耐力下降及神经内分泌系统激活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也是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系统疾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其患病率高,5年存活率与恶性肿瘤相仿。目前对慢性心衰的治疗主要是西医综合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西药有一定副反应,耐药性强。笔者临床20余年,应用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疗效明显,和西药配伍有增效减毒作用。若能找出中医病机实质,对研究慢性心衰将起到推动作用。
1.慢性心衰实质研究的意义
慢性心衰发病率、住院率、病死率都极高,是临床常见疾病,是各种心脏病及其他疾病的最终表现,尤其是我国步入老年化阶段,慢性心衰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是我国卫生资源及卫生经济的重大负担,有效地控制慢性心衰将成为我国卫生领域的一个重点课题。深入研究慢性心衰的中医病因,对于探讨新的治疗途径,提高疗效具有深远意义。
2.病因学研究创新推动中医病因学发展
慢性心衰中医归属为“心悸”、“心痹”、“胸痹”、“心水”等范畴中,目前中医研究慢性心衰较多,分型较复杂。大多从慢性心衰病因病机及分子生物学机理方面研究,对中医证在疾病的实质研究尚在探讨中。笔者根据临床经验,发现慢性心衰病人多表现为心悸,胸闷,气短,活动后加重,胸胁满闷,夜间憋醒,双下肢浮肿,口唇青紫,舌质淡红或舌质青紫有瘀斑,瘀点,脉沉细或沉涩等。中医辨证属气虚血瘀水停证。通过文献研究和前期笔者实验及临床20余年经验,认为心气虚是慢性心衰的根本原因,血瘀水停是其主要病理结果。前期笔者应用特异性强的能够去除病因的“益气活血利水”中药,作用于慢性心衰动物模型,控制慢性心衰发生、发展。对动物模型病因的确立,对于确定治则,筛选方药具有支撑作用。病因研究方法的创新能推动中医病因学发展。
中医病因学研究应立足于临床症状、体征,通过“审证求因”取得一致的病因辨证,笔者根据慢性心衰的以上症状表现,分析辨别病因,用中药干预措施,控制疾病因素,消除“瘀”、“水”。“瘀”、“水”在其他疾病中也可以出现,如何通过“审证求因”、“辨证求因”分析出慢性心衰的“虚”、“瘀”、“水”,分清轻重,层次是关键所在。
3.慢性心衰研究现状及分析
3.1中医的病因学研究 中医的病因学研究主要通过直接询问,辨证求因,以疾病表现和病人感觉为依据,综合分析,根据中医理论,归属于何种病因。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慢性心衰属本虚标实证,以气血阴阳脏腑亏虚为主,以血瘀痰湿水停为标,主要分为心气虚、心阳虚、心血瘀阻、水饮凌心、阳气虚衰、心阳欲脱等证型。孟昭阳认为慢性心衰主要沿循气阳亏虚、瘀血阻滞、气阴亏虚的发展演变规律,病位虽主要在心,但与肺肾关系密切,并可涉及肝脾。陈可冀认为慢性心衰的病机可用“虚”、“瘀”、“水”三者概括。严夏认为慢性心衰的病机关键点是心气阳虚、心血瘀阻,提出“有一分阳气,便有一分生机”、“瘀血乃一身之大敌”的观点,进而把本病分为心气阳虚、心血瘀阻两大证型来把握慢性心衰的辨治规律。周迎春认为在心功能代偿期和心衰早期,不仅存在气虚表现,而且伴随着瘀血、痰浊的存在,气(阴)虚、血瘀(痰浊)是无症状性心衰或轻度心衰的主要病机。李瑞认为心肾气虚是慢性心衰发生的基础,且伴随着慢性心衰的整个过程。尤其“瘀血”与“水肿”均为心肾气虚的病理产物。可见气虚血瘀水停是慢性心衰的主要中医病机。
①关于“瘀”的概念:血瘀证作为人体的一种病理状态,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变化有一定联系,“因于寒”、“因于热”,“心主血脉”,“气为血帅”,“气行血行”,血液的运行主要依赖心气的推动,寒热、情志、心气不足等原因均可导致瘀血。中医的“瘀”―指病人症状有胸疼,固定不移,舌质暗有瘀斑等血瘀表现。二指血脉不通,血液瘀滞的病机表现。
从分子水平看血瘀证的本质,在血液中存在以下几种分子平衡系统:凝血因子-抗凝因子;前列环索-血栓素;内皮素-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等。这些平衡系统受到各种体液激素的调节而在体内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极有可能造成血液的瘀积。在生理状态下,它们经神经、体液和局部的正、负反馈的内调节作用,在数量、活性和效应上是平衡的,维持着人体血压、凝血、纤溶等血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的正常;但在病理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动态平衡发生了改变,使血液处于高凝低纤溶状态,或引发血管的高阻力状态,或产生了血管组织结构的重塑。为此,笔者就慢性心衰血瘀实质研究,必须探讨以上指标变化,找出相关血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变化依据。
②关于“水”的概念:《素问・逆调论》说:“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是指在生理状态下,饮入之水应该在脏腑功能的作用下化生为津液而为人体所用。而《素问・经脉别论》则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是对人体津液之生成、输布及排泄(即水液运化)过程的概括性阐述。可见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人体水液代谢,须由肺、脾、肾、三焦、膀胱等脏器的协调作用下共同完成。盖脾主运化,饮人于胃,脾为胃行其津液而转输全身;肺主气,为水之上源,行治节而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肾为水脏,主水液之气化开合;膀胱为水府,通过气化作用贮存与排泄水液;三焦司人身气化,主津液的升降敷布。病理情况下,中医的“水饮”为有形之邪,流动性较强,表里内外,无处不到,表现为饮停胸隔、水饮凌心等。中医的“水”指病人的临床表现有水停的症状和肉眼可见的水邪,如水肿、腹水等症状。
3.2现代医学对慢性心衰的认识 慢性心衰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引起的心功能减退,心排血量减少,不能满足组织代谢需要的一种综合征。临床主要表现为肺循环及体循环瘀血及脏器组织缺血、缺氧,是各种心脏病最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主要病因为心脏前后负荷增加,心肌本身病变等,以冠心病和高血压病多见。心衰时的基础改变是心肌在特定的负荷条件下心肌收缩的强度及收缩的速度降低。心衰的发病机制不能用单一的机制解释,还包括外周的适应、神经体液机制、代谢改变、基因表达异常等。
目前认为心室重构是心衰发生的主要机制,心室重构是心室容积改变,心脏扩大。心室重构机制包括心肌细胞减少,代之以瘢痕形成及剩余的存活心肌细胞生长。心肌重构的因素有神经内分泌激素,左室压力及容量的改变,心肌细胞的拉长,细胞凋亡,心肌坏死,心梗扩展,心室的扩张及心肌重塑等。这些变化和神经体液等多种因素有关,是一个慢性综合的过程。心室重构是慢性心衰“标实”的表现,是“血瘀水停”的结果,探讨其病机实质,为中医药应用提供客观根据。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114-01
一、诸种辨证方法的实践根源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中医学对辨证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相继创立了多种辨证归类的方法。这些辨证方法是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代下形成的,时间跨度很大。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多种辨证方法的相继出现呢?
概括的说,是在实践的逼迫下产生的,是追求治疗效果所致。疾病使生命受到损害,身体受到损害就会出现临床表现,而医学必须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给出不同的解释说明,然后方可指导临床诊疗。但是仅一种辨证方法是不够的,因为对其他很多疾病,依据这一解释指示的方向而处方用药时不能获得预期效果,这就使得人们重新寻找解释的方法。其实一种辨证方法只抓住了一种问题进行说明,而在治疗不同的疾病时,如果按照此种辨证方法得出的方药是有效的,那么这种方法的治疗范围就会拓宽或者被固定下来,如果治疗效果是无效的,那么这种方法的治疗范围就会被限定,人们也就会寻找新的方法来重新解释疾病,治疗疾病,直到这种方法被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不同的辨证方法是应实践不同要求而产生的,由于实践中疾病种类的改变,导致原有的辨证方法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这时作为医疗实践的主体必须建构新的经验体系,以满足临床实践的需要。
从古到今,中医学的创新和发展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新的医学实践中,援用新的思维方式而得以实现的。物理学家温柏格说:“只要有效地继承人类知识,同时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拿到手,我们再向前迈半步,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第一流的科学家”。张仲景在发现《内经》理论不能有效治疗当时流行的“伤寒病”时,创立了六经辨证方法;明清时代的温病学家发现《伤寒论》六经辨证方法不能用来治疗温病时,就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方法。
二、辨证方法产生的理论根源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实践要求对疾病重新作出解释才导致各种辨证方法的相继出现,但是一个完整的辨证方法只有实践的推动是不够的,要想对新出现的问题作出分析,还要有理论工具。
首先,中医学为新辨证方法的产生提供了工具条件。可以说,所有的辨证方法都是导源于《内经》的。中医学的奠基之作《内经》中就已有阴阳、寒热、表里、虚实、藏象、经络、卫气营血等中医基本概念的出现,也有了病因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等,这些构成了中医学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其中气血津液是生命的基本物质,脏腑经络是器官,阴阳五行是动力源泉,这就组成了工具库。当实践要求产生新的辨证方法,人们利用这些不同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概念,形成新的分析工具来构建新的辨证体系。
1 毒邪的含义、分类和特性
毒的本意,是指毒草。《说文解字》曰:“毒,厚也。”厚有程度重之意。在古代医药典籍中,毒具有多重含义,或言病邪,或言病证,或言药物,或言治疗等。《内经》中首先提出了寒毒、热毒、湿毒、燥毒、大风疴毒等概念,《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少阳在泉,寒毒不生……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太阴在泉,热毒不生……太阳在泉,燥毒不生。”又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素问・刺法论》又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记载。可见《内经》毒邪的概念,是根据其本义,指有强烈致病作用、对人体毒害深的邪气,是有别于六的特殊病因。《伤寒杂病论》中有阴毒、阳毒为病的记录,《金匮要略・百合狐惑病证治》说:“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至《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六中有关蛊毒、药毒、饮食中毒及蛇兽毒和杂毒病诸候的记载,不仅丰富了致病毒邪的内涵,同时使有关病因学理论进一步发展。近代温病学中,温热疫毒致病的理论已占据主导地位。现代中医学家对毒邪学说也不断地丰富和阐述,认为“毒”为邪气(包括六、七情、痰饮、瘀血等)蓄积不能疏散,郁久顽恶,厚积超过常态而形成。
毒邪有内外之分。外毒由外而来,从《内经》之“大风苛毒”,“五疫之毒”至《诸病源候论》之中的蛊毒、药毒、虫兽毒等,以及近代温病提出的温毒、疫毒致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所谓毒邪,是从外界直接感受的,为外来毒邪。刘更生[1]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如粪毒、尿毒、痰毒、瘀毒等。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内毒之生,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中医大辞典》内毒条下载:“内毒,指内发的热毒。表现为痈疮、发斑或吐血、衄血,神志不清,舌绛,苔焦甚或起芒刺,脉浮大而数或六脉沉细而数等”[2]。“毒”作为一个独立的病因,有其特殊致病特性,如暴发性、剧烈性、危重性、传染性、难治性、顽固性等。四时之气往往是毒邪产生的先决条件,所以不能把毒邪与六截然分开,毒邪也具有类似六的属性,故临床上可称为风毒、湿毒、温毒等。
2 肾病从毒论治的理论依据
2.1 毒邪是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急性肾炎或慢性肾炎急性发作多因风毒所致。风热毒邪壅于咽喉或皮肤疮毒内陷,导致肾炎的复发、迁延不愈。风为阳邪,毒属阴,风毒为阳中兼阴邪,善走表而又易于入里,故风毒侵袭不仅局限于卫表,而且易伤脏腑,客营血;既能从阳化火,又能从阴寒化,临床可见风毒在卫表,恶风发热,肢节疼痛,肌肤奇痒;风毒留滞肌肉经脉,气血互阻,酿成疮疡疔疖;毒入血分者见吐血、便血、溲血等;客于肾者,小便不利,肢体水肿或尿血尿浊。
湿毒、瘀毒是慢性肾炎迁延难愈的重要因素。湿毒重浊、粘滞,易损脏腑,腐血肉,生恶疮癌肿。湿毒犯肾,开合失司,可见通身浮肿,二便俱闭。瘀毒为多种病邪致病后,影响血分,形成瘀血,久而化为瘀毒,表现为面色黧黑或晦暗,腰痛固定或刺痛,肌肤甲错,皮肤瘙痒等。痰毒由湿邪痰浊久积而成。兼有痰和毒的两种致病特征,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痰多、胸脘满闷、心悸眩晕、苔腻脉滑等;尿毒症时因痰蒙神窍、毒邪攻心而见神识迷蒙、昏迷、昏愦;亦可见继发性癫痫发作。这些均为痰毒与湿毒、浊毒兼夹为患。在慢性肾病的后期,由于脾肾衰败,湿毒无以排泄而贮留,形成溺毒,表现为头目昏蒙,面色晦滞,呕吐频仍,烦躁不安,二便俱少等。湿毒、瘀毒是在慢性肾病中加速脏腑虚损、阴阳失调的两大因素,常常导致病情的突然恶化,危及生命。因浊毒流布全身,怫郁不解,夺粪而出,是为粪毒。临床常见口臭口糜,大便臭秽,入于脾胃及肠腑,粪毒弥漫,清不升,浊不降,故恶心、呕吐、呃逆;大肠主津,为传送之官,粪毒往往与糟粕及食积、痰饮、瘀血等病邪结聚于大肠,壅塞出入道路,气机郁滞不畅,易致腑气不通,毒聚而热生,热炽津伤,则肠失濡润,以致腹满肠燥便秘,灼伤血络则便血。
药毒对肾脏的损害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提出的“马兜铃肾病”应引起临床的警惕。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说:“凡药物云有毒及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现代研究表明,常见的能引起肾功能损害的药物主要有木通、防己、槟榔、雷公藤、土牛膝、草乌、全蝎、蜈蚣、巴豆等。有毒之品,合理使用可以疗疾,若无充分依据和用药经验,须避免盲目使用。
2.2 肾病的现代医学发病机制与毒邪相关:现代医学认为,机体免疫炎症贯穿于肾病发病机制整个过程。肾小球肾炎的发生始动因素多以感染(细菌、病毒等)为起点,这种“外毒”因素侵入机体后,由于机体免疫炎症反应,机体在清“外毒”的同时,而把“自我”(肾小球基底膜)组织当作“非我”物质而产生相应的清除效应。清除效应的结果就是免疫损伤的过程,最终则是造成肾脏的免疫性炎症。机体把肾小球基底膜当作“邪毒”目标而攻击,即使在“外毒”因素的消失下,仍继续进行攻击活动。《内经》云:“亢则害”。这种炎症反应已经过度并造成机体的自我损伤,因而可称之为“内生邪毒”。蛋白在机体内供给自己营养及为精微物质,倘若蛋白离开自己应该循行的轨道,“离经之血便为瘀”,这种精微物质就不能称职,而且已为害,即尿中之蛋白对肾组织产生破坏作用。尿蛋白漏出过多,导致肾小球压力增高,迁延日久,使肾小球动脉逐渐硬化而使肾小球萎缩,同时还会加重了肾小管负担,久之则导致肾小管变性萎缩。这种“离经之蛋白”已成为肾脏损害的“邪毒”因素,已经形成了“内生邪毒”,这种免疫性内攻击之“邪毒”与离经之蛋白之“邪毒”互为因果,从而造成机体的恶性循环,使病情缠绵难愈。肾衰无论是急性还是慢性,其发病机制也都与外源性毒物或内源性毒物相关、尿毒症时,“内生邪毒”表现更严重些。
2.3 肾病的现代医学治疗蕴涵着从毒论治理论:现代医学论证了肾病主要病理环节是免疫炎症反应,所以采用具有抑制机体免疫和炎症作用的激素类和细胞毒类药物两大类,这两类药物都具有较为明显的毒副作用,以细胞毒类药物更为显著。这两类药物的作用机制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具有抑制机体正常的细胞和体液免疫作用,广泛用于肾病治疗中,特别是对肾病大量蛋白尿上两类药物具有较为显著的临床疗效。这其实就是“从毒论治”的理论之一“以毒攻毒”方法的具体运用,因为只有药物之偏性才能纠正机体之病。这两种药物不仅从中医或西医均认为是“有毒”或“剧毒”之品,而之所以能清除机体的免疫反应而达消除尿蛋白之目的,其机理就是运用“以毒攻毒”之方法。肾衰时使用肾必胺、开同等药物及优质低蛋白,是抑制内生毒邪。运用麦淀粉、爱西特等药及血液净化,是祛去体内毒邪。这些现代医学治疗无不蕴涵着从毒论治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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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肾病从毒论治的临床
3.1 针对导致肾病的不同毒邪可以采用不同的解毒排毒法:根据毒邪性质不同,可采用不同解毒方法。应该注意的是脏腑虚衰是毒邪久留不去的原因之一,故祛邪解毒不忘扶正,在临证时要灵活辨证用药。以风热毒邪为主,治宜祛风清热解毒,方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或五味消毒饮,以透毒外出。常用药物有金银花、连翘、牛蒡子、芦根、蒲公英、蝉蜕、桔梗、地肤子等;湿热瘀毒明显者,治宜凉血化瘀、利湿解毒,方选血府逐瘀汤,常用药物有桃仁、红花、乳香、没药、土茯苓、益母草、泽兰、泽泻、琥珀等;溺毒症状突出者,如《重订广温热论》所说:“溺毒入血,血毒攻心,甚或血毒上脑,其症极危,急宜通闭开窍,利溺逐毒。”治以通腑泻浊解毒,方选大黄泻浊汤,常用药物有大黄、生牡蛎、蒲公英、白马骨、槐花等,可配合益气健脾温肾等法,逐毒与扶正并举。痰毒者,化痰蠲毒,以流畅血脉,醒神开窍。痰本乎湿,早中期患者多痰湿合病,常利湿化痰泄浊并举,常用黄连温胆汤加减:半夏、陈皮、茯苓、竹茹、枳实等;痰毒瘀毒互结于血分,治痰治瘀必然有利于血液畅行,痰化瘀消,则浊毒无所依附,无由攻心犯脑。无虚痰难生,治痰重在健脾运湿,温阳化痰,脾健则湿去痰消,阳旺则气充津畅,痰无以生。尿毒症期痰毒蒙蔽神窍,则宜芳香化浊,豁痰醒神,方选温病三宝或苏合香丸、指迷茯苓丸;汤剂如菖蒲郁金汤、涤痰汤之属。粪毒,通腑泄毒,内外兼治。经内服与灌肠给药,以通腑导浊解毒,通过腹泻因势利导,直接祛除毒邪,排出毒素,是重要的排毒管道。以大黄、芒硝、玄明粉等为代表药物。
3.2 根据现代中药药理研究采用攻毒药物:近年中药与免疫功能研究发现,不少清热解毒中药具有清除抗原、抑制抗体、抑制活性免疫细胞产生及抑制过敏介质的释放等作用[3]。由此研究而发现的中药雷公藤,其对于肾病具有肯定的疗效,临床有效率达80%以上;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雷公藤具有较强的非特异性抗炎作用与免疫抑制作用,动物试验也表明其对多种肾病模型的病损具有逆转作用;但就雷公藤这味药来讲,中医认为其不仅有大毒[4],而在古代多为外用药,俗称“断肠草”,而现代把雷公藤做为治疗肾病蛋白尿的专药,其实就是“以毒攻毒”疗法的产物。无独有偶,当代名老中医如张琪、徐嵩年、林鹤和等,就贯用具有攻毒抗癌之白花蛇舌草、重楼、半枝莲、半边莲等清热解毒类药来消除肾病之蛋白尿[5],这类清热解毒类药,其清除“内源性之毒”,就是通过抑制炎症介质、细胞因子等多种环节而发挥作用的。
4 结语
葛酮通络胶囊:成分为葛根总黄酮,功用活血通脉,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
逐瘀通脉胶囊:组方为虻虫、水蛭、桃仁、大黄,功用破血逐瘀、通经活络,主治血瘀型眩晕证。
行气活血
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组方为银杏叶、丹参、灯盏细辛、三七、绞股蓝、山楂、大蒜、天然冰片,功用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用于气滞血瘀证。
益气活血
蛭龙血通胶囊:组方为水蛭、地龙、三七、黄芪、红花、赤芍等11味,功用活血通络、益气通络,适用于中风恢复期及后遗症期。
平肝、熄风、通络
心脑静片:主要成分为牛黄、朱砂、钩藤、天南星、黄芪等16味。功能主治:清心、清脑、镇惊安神、降低血压、疏通经络。用于防治中风,是熄风通络法治疗中风病的惟一药物。
[中图分类号] R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3(c)-0154-04
New understanding of acupotomology for chronic soft tissue injury disease
ZHANG Tianmin1 LIU Jianmin2
1.Staff Room of Acupotomology,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61, China; 2.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ubei Provinc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by Acupuncture & Moxibustion,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6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setting forth the concept of chronic soft tissue injury, the classification and etiology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chronic soft tissue injury, the current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modern wound healing ways, this paper draws forth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acupotomology for the etiology and pathology from the aspects of biomechanics, points out that the root cause of chronic soft tissue injury is dynamic disequilibrium of human anatomical bowstring mechanics system, its essence is pathological adhesion, scar and contracture,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is a three-dimensional reticular pathological structure with point to line, line to surface, surface to soli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guiding function of acupotomology theory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soft tissue injury.
[Key words] Acupotomology; Soft tissue injury; Etiology and pathology
慢性软组织损伤中临床一类迁延难愈的慢性常见病、多发病,也是颈、肩、腰腿痛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人类的健康质量,一直是中西医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找到它的病因和病理机制,导致慢性软组织损伤的诊断和治疗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针刀医学从生物力学层面对这一大类疾病的病因及病理机制进行研究,提出各种原因引起人体相关弓弦力学系统解剖结构的形态变化,导致弓弦力学解剖系统的力平衡失调是导致慢性软组织损伤性疾病根本原因,其病理机制是力平衡失调导致的病理性粘连、瘢痕和挛缩,从而为针刀治疗这类疾病奠定了理论基础,针刀治疗将中西医“以痛为输”的病变点治疗提升到对疾病病理构架治疗的高度上来,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困扰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
1 人体组织的分类
1.1 西t对人体组织的分类
西医将人体分为九大系统和四大组织,九大系统分为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循环系统、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九大系统,四大组织为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组成。西医解剖学将每一个解剖系统的形态功能、生化指标、病理生理研究得很透彻,但是忽略了各个系统之间的横向力学联系,造成了对慢性软组织病因研究的过细、过于微观层面的研究,缺乏统一宏观的认识。
1.2 针刀医学对人体组织的分类
针刀医学将组成人体的各种物质从外部物理性质来分类,可分为刚体、柔体和流体。骨组织属于刚体;各种软组织,包括大脑、脊髓和各种内脏器官、肌肉、韧带、神经、腱鞘、滑囊、关节囊、筋膜等都属于柔体;各种体液包括血液都属于流体。因此人体只有三种基本的力学形式:即拉力(作用于各种软组织)、压力(主要是刚体)和张力(流体)。基于这种分类方法,将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病因归于力学失衡,更加宏观清晰。
2 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病因
2.1 中西医对慢性软组织损伤病因的认识
西医对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病因学说主要有无菌性炎症学说、闸门学说、激发中心学说、筋膜间室综合征学说、骨性纤维管卡压综合征学说等5种[1-6]。中医对慢性软组织损伤病因的认识包括痹症学说、筋出槽学说、气滞血瘀学说、肌筋紧张学说等4种。这9种病因学说都是从静态的组织学、形态学、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角度对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病理机制来研究的,没有从人体解剖组织的力学功能和力学关系进行研究,主要针对某些运动系统软组织损伤的组织形态结构及有效成分变化进行研究,所以得出的结果共性小、差异性大,同时没有将内脏等组织列为软组织的范畴,所以,更谈不上研究慢性内脏疾病与软组织的关系。比如,说它是无菌性炎症,将无菌性炎症解决了,治疗后吸收了,病情也好转了,甚至恢复了正常工作,但不久又复发了;说它是“痹”症,气滞血瘀,用药疏通气血,时或有效,时或无效;说它是中枢传导路有闸门控制人体的痛觉,膜电位的生物电流有变化,用电子治疗仪进行调整,疼痛可顿时减轻或消失,可是离开电子治疗仪器不久,疼痛又会依然如故;说它是筋膜间室内压升高,何以休息时就不升高,活动一段时间就升高了;说它是骨纤维管卡压,休息时就好转,活动后就复发或加剧;说它是筋出槽,出槽日久,还能归槽吗?归之很难,休息可缓解,活动后加剧和复发;说它有一个激发中心,将这个中心挖掉很难,甚至不可能,一活动就加剧[7]。
依据以上这些病理学说,发明相应的治疗措施,大都有效,尽管有的收效很慢,说明这些有关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病理学说都是科学的、客观的、不可否认的。惟一的问题,就是疗效难以巩固,甚至无法巩固。无法巩固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体需要运动造成的[8]。人要劳动,要完成生活自理,要进行体育活动,就在一个“动”字上使我们毫无办法,无能为力,十分沮丧。
综上所述,由于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病因和病理机制模糊,所以对慢性软组织损伤的治疗就成为治疗学上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因为对该类疾病的主要病理机制还未全面搞清楚的缘故[9-11]。
2.2 针刀对慢性软组织损伤病因的认识
2.2.1 慢性软组织损伤的分类 慢性软组织损伤有两个层面的内容,狭义是指运动系统软组织损伤,广义是指弦和辅助结构的损伤。过去对慢性软组织损伤疾病的范围认识不足,认为慢性软组织损伤就是运动系统组织器官的损伤。其实这种认识是极不完整的,慢性软组织损伤疾病不仅是指以上这些组织器官受到损害而导致的疾病,还包括内脏器官以及与其相连的神经、血管、韧带、筋膜、大脑、小脑、延髓、脊髓等。这些组织既然是软组织,那么它们的损伤性疾病就应该是软组织损伤疾病,由此导致的慢性疾病,就属于慢性软组织损伤的范围[12-15]。比如众所周知的慢性支气管炎、中风后遗症、慢性盆腔炎等,是不是慢性软组织损伤范围的疾病?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不是要把原来认为不是软组织损伤范围的疾病,一定说成是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疾病,而是因为这些器官本来就属于软组织器官,当它受到各种损伤以后,导致的一些严重慢性病与通常所说的慢性软组织损伤疾病的病因病理完全一致。正因为过去不认识这一点,才使一些顽固性内脏器官损伤性疾病的病因病理难以认识,从而也就找不到有力而有效的治疗方法[16]。这一观点的改变至关重要,它会使我们重新认识这类疾病的本质,而不会被临床错综复杂的现象所迷惑,因而也就能够找到针对性极强的治疗措施,使绝大部分顽固的内脏器官的慢性病变得到根治,为成千上万的患者解除痛苦[17]。
2.2.2 慢性软组织损伤的各种形式 损伤就是指人体组织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如破裂、断裂、变形、坏死、循环通道堵塞、缺损等。造成机体这些变化的形式大约有如下11种:暴力损伤,积累性损伤,情绪性损伤,隐蔽性损伤,疲劳性损伤,侵害性损伤,人体自重性损伤,手术性损伤,病损性损伤后遗症,环境性损伤,功能性损伤。以上所列举的造成人体软组织损伤的11种形式,只有暴力性损伤、积累性损伤是过去医学上研究软组织损伤所指的范围,其余都被放到其他的疾病研究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因为以上所举各种形式的损伤对人w软组织破坏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更为重要的是从组织形态学上来说,它们的病理变化的过程几乎是相同的,而且这些损伤过了急性期之后,都会导致一个新的疾病的致病因素。人体在哪里损伤,人体的自我调节机制就在哪里发挥作用,进行自我修复,在自我修复的过程中,导致四大新的病理因素――粘连、瘢痕、挛缩、堵塞(包括微循环阻塞、淋巴管阻塞、体液通道阻塞等)的产生。由于软组织的附着部位不同,同一个骨骼又有多个软组织的附着,而这些软组织的行经路线也是各不相同,所以就形成了以软组织在骨骼的附着点为结点,以软组织的路线为网线的立体网络状病理构架[18]。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新的疾病,即常说的慢性软组织损伤疾病。
3 慢性软组织损伤的根本病因――人体弓弦力学解剖系统力平衡失调
针刀医学研究发现,各种原因引起人体相关弓弦力学系统解剖结构的形态变化,导致弓弦力学解剖系统的力平衡失调是导致慢性软组织损伤性疾病根本原因。见图1。
图1 弓弦力学解剖系统力平衡失调
各种致病因素如暴力损伤、积累性损伤、隐蔽性损伤、情绪性损伤等引起相关的弓弦力学系统受力异常,最终导致弓弦力学系统的组成部分(骨与软组织)形态结构改变,失去正常位置。弓弦力学系统的形态结构异常是慢性软组织损伤的根本原因,但由于人体具有巨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潜能,所以,在弓弦力学系统的形态结构异常的情况下,受损的软组织和骨关节的功能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由邻近其他软组织或者骨关节代偿,故此时临床症状和体征轻微甚至没有临床表现。换言之,虽然弓弦力学系统的形态结构已经异常,如软组织的粘连、瘢痕、挛缩、硬节、条索、硬化、钙化和骨关节的错位等,但如果这种形态结构异常在人体的代偿范围以内,就没有临床表现或者只有轻微的症状;只有当弓弦力学系统的形态结构异常超过了人体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潜能的极限,破坏了人体的力平衡,和/或卡压行经于弦(软组织)之间的神经、血管,才会导致受损软组织和骨关节的功能异常,引起各种复杂的症状和体征。所以,当患者出现临床表现时,其自身的弓弦力学解剖系统已经处于异常位置了。
4 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病理构架――网眼理论
4.1 网眼理论的定义
慢性软组织损伤不是一个点的病变,而是以人体弓弦力学解剖系统为基础,形成以点成线、以线成面的立体网络状的一个病理构架。可以将它形象地比喻为一张鱼网,鱼网的各个结点就是弓弦结合部,是软组织在骨骼的附着点,是粘连、瘢痕和挛缩最集中、病变最重的部位,是慢性软组织损伤病变的关键部位;连结各个结点网线就是弦(软组织)的行经路线。
由于同一骨平面有多个软组织的附着,一个软组织损伤后,就会引起周围软组织的粘连和瘢痕,导致周围软组织的受力与异常,而同一骨平面所附着的软组织的行经路线各不相同,又会引起这些多个软组织的粘连、瘢痕和挛缩,从而形成一个以点成线、以线成面、以面成体的网络状病理构架。以肩周炎为例,肩周炎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代偿性疾病,由于局部的一个病变点,如肱二头肌短头起点损伤后,由于肩胛骨肱二头肌短头的附着点喙突处,喙突上有5个解剖结构,喙突外1/3为肱二头肌短头起点,喙突中1/3为喙肱肌,喙突内1/3为胸小肌起点。喙突外上缘为喙肩韧带,喙突内上缘为喙锁韧带(锥状韧带和斜方韧带)。肩胛骨肱二头肌短头损伤后就会引起喙肱肌、胸小肌、喙肩韧带、喙锁韧带的粘连,导致周围软组织的受力与异常,而这些软组织的行径路线又各不相同,又会引起这些行经路线多个软组织的粘连、瘢痕和挛缩,从而形成一个以点成线、以线成面、以面成体的网络状病理构架,从而导致肩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滑液囊之间形成广泛粘连、瘢痕,最终导致肩关节功能严重障碍,甚至引起关节强直。
4.2 慢性软组织损伤的本质
慢性软组织损伤的本质是人体弓弦力学解剖系统失代偿的结果。慢性软组织损伤后,人体通过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过程对受损软组织进行修复和重建,其修复重建方式有3种:一是损伤组织完全修复,即组织的形态、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与原来组织无任何区别;二是损伤组织大部分修复,维持其基本形态,但有粘连或瘢痕或者挛缩形成,其功能可能正常或有所减弱[19-20];三是损伤组织自身无修复能力,必须通过纤维组织的粘连、瘢痕和挛缩进行修复,其形态和功能都与原组织不同或完全不同,成为一种无功能或为有碍正常功能的组织。软组织在损伤后的自我修复过程中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如果过分的制动,受损的2个或2个以上组织就会粘连到一起;如果反复损伤(或较大损伤)就不仅会粘连,而且会形成内部瘢痕;如果损伤后,人体为了自我保护,使受损组织长时间处于收缩状态,而没有在适当时间进行舒张性活动,就会使组织挛缩,从而造成人体内力平衡失调,形成新的病理因素,这就是慢性软组织损伤的根本病因。
4.3 慢性软组织损伤理论对针刀治疗的指导作用
4.3.1 治疗原则和目标 针刀医学认为慢性软组织损伤性疾病根本原因是人体弓弦力学解剖系统的力平衡失调,因此治疗慢性软组织损伤针刀的治疗原则是调节弓弦力学解剖系统力平衡,治疗的目标是恢复力平衡。针刀通过切开瘢痕、分离粘连与挛缩、疏通堵塞,从而恢复动态平衡,恢复力平衡,使疾病得以治愈。在对针刀治疗的指导中,针刀是闭合性手术,非直视的,不可以全部切开粘连和瘢痕,但根据病理机制,不能完全切开瘢痕,只能切病理性的,这就解释了医学界对针刀的误解,即针刀切开粘连和瘢痕,又形成了新的粘连和瘢痕,针刀治不好病的问题了。
4.3.2 治疗方法 根据网眼理论我们可以知道,慢性软组织损伤不是一个点的病变,而是以人体弓弦力学解剖系统为基础,形成以点成线、以线成面的立体网络状的一个病理构架,因此治疗疾病也不能单纯地以痛为腧,应该针对病理构架,点、线、面、体整体松解,即实行针刀整体松解术。传统针刀治疗是以痛为输,有效率高,治愈率低,根据弓弦,不是一个点的问题,是网络状的病理构架,整体松解就解决了效率高、治愈率低的问题,有了弓弦解剖系统,彻底解决了针刀安全性的问题。
4.3.3 针刀为主,手法为辅,康复理疗,配合药物 针刀相信人体的生命性和自我修复潜能,不切除病变组织,不采取赶尽杀绝的治疗方式,不追求残缺的健康,在保留人体正常组织的情况下进行治疗,分解异常应力,恢复人体弓弦力学解剖系统力平衡后注重患者的休养,在针刀为主要治疗手段的基础上,进行针刀术后手法,理疗,配合药物,帮助人体自我修复,对粘连瘢痕进行进一步的松解,增强针刀疗效,针刀是医养结合的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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