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研究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闽南文化研究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篇（2）

《以漫画形式诠释晋江乡土文化的研究》是全国课题《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与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相结合、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实践与研究》的子课题。在近三年的课题研究期间，本课题组以“人人参与，人人受益”为理念，立足校情、学情、师情实际，注重教育教学实践，力求课题研究实效性。课题组发动全组老师和全校基础年段学生广泛参与，开展务实精细的研究工作。

本课题以教育部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的要求“艺术教育对提高学生审美修养、丰富精神世界、发展形象思维、激发创新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及“充分开发利用地方和社区的艺术教育资源，丰富学校艺术教育内容和形式。鼓励、支持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艺术教育资源”为依据，以“益德漫画，漫画益德”为突破口，落实本校“一核心，二基点，四特生”的管理哲学，探索漫画特色教学与闽南传统文化的交集点，尝试以漫画形式传承和发展晋江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学习活动科学化、自主化，培养学生核心人文素养，丰富本校美术学科内涵和德育载体，有力助推本校漫画特色项目更快更好地发展。

马克思说：“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课题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以激励教育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发现教学理论为指导。借助科学研究方法，以学校提出的“高质量，有特色”为工作标准，通过对漫画的绘制技法；漫画的创意方法；晋江乡土文化的内容及核心价值；晋江乡土漫画进社区、进校园的活动方式；乡土美术教材开发和应用等一系列内容研究，依托美术课堂、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等平台进行实际训练，让学生走入乡土、融入社会，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幽默品质，为学生创建良好的人文素养教育环境，发展学生综合能力，体现课程趣味化、乡土化、生活化等特点。课题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一、理论成果

1.教育理念的提升。本课题研究尝试培养学生运用哲学思维探索乡土文化中核心价值，提高学生艺术技能，开阔文化视野和提升人文品质。

2.教研能力的提升。参与课题研究的教师把课题研究和学校哲学研究课题、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美术教学工作有机整合，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实现由集约型教学向科研型教学的转变。

3.综合实践活动整体能力的提升。以课题研究为契机，推动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及多个综合实践活动有序开展，有效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让同学、家人感受家乡传统文化的魅力，使师生均得到艺术体验和能力提升。譬如，有的学生将在课题实验课所学的“核心价值观”闽南四句和晋江歇后语带回家与家人分享，活跃家庭和谐气氛。

二、实践成果

1.出现精品课程。课题组以《美术课程标准》为依据，立足课本，从美术教材中《卡通故事》、《幽默与智慧》等文本中拓展而出，编写教学设计。杨银平老师从《幽默与智慧》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漫画闽南四句》、《漫画晋江歇后语》；张克雄老师从《卡通故事》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童谣漫画》。卢金火老师巧妙地结合学校“五店市寻根”综合实践活动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古厝》。课题组老师坚持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为出发点，以学科哲学为导图，围绕课题研究内容，不断探索课堂教学。

2.形成校本教材。通过课题研究，杨银平老师编写的《漫画创意训练》校本教材富有趣味性和启发借鉴价值，深得同行、学生的喜爱。卢金火老师编写的《五店市寻根》校本教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具有较高参考指导价值。

3.促进教学相长。课题组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乡土漫画创作。完成一批具有晋江乡土文化特征的漫画作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其中有60多幅漫画作品在本市及全国各级漫画比赛中获奖或发表在《幽默大师》、《儿童漫画》、《晋江经济报》等报刊上，出版漫画成果集《石鼓动漫社》和教师作品集《杨银平漫画集》及校本教材《漫画创意训练》等。2015年6月，本校被福建省漫画研究会授予“福建省漫画教学实验学校”。课题研究不仅提高了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还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培养了一批研究型美术教师，从而促进了师生共同发展，实现了教与学相长。

4.收获教育写作。课题组不仅积累了一定量的图片、视频等材料，在教育写作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卢金火老师撰写的《乡土漫画教学反思》；张克雄老师撰写的《用漫画图解闽南童谣的教学反思》；杨银平老师撰写的课题研究论文《闽南乡土文化在校园漫画综合实践活动中绽放光彩》等。

5.发挥辐射作用。研究之后，本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乡土美术教学资源，并开始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课题组积极搭载当地市政府、文化部门开展的活动。先后将课题实验成果“晋江歇后语漫画”、“闽南四句”等成果深入毓英小学、灵水社区、苏安社区、曾井社区、阳光社区、育德小学、五店市传统街区等社区学校，以漫画形式传播晋江乡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市民带去了一次次鲜活生动的乡土文化体验。2015年11月，福建漫画研究会会刊《海峡漫画》第十期展示本校漫画特色教学成果，起到省内辐射引领作用。

本课题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完善的地方，进一步提高学生漫画质量。完善校本教材，增强实用性，利于教师教学、学生实践学习，提高教与学效率，把课题研究拓展延伸到校本课程研究领域。下阶段以本课题研究为龙头示范作用，推广课题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漫画特色教学与乡土文化、美术课堂的深度结合，使之成为基础美术教育有效的补充，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美术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实验。

参考文献：

[1]杨力.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篇（3）

学校的发展是办学思想、教育理念不断创新和提升的结果，确定并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从根本上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方向、发展进程与发展品格。

1.树立核心思想，奠定实践基础

“幸福教育”理念的核心意义，是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功能，为学生智慧和人格的同步发展创设最佳的环境与条件，让学生从小学会体验幸福、感受幸福，具有良好的幸福生存与生活状态；同时，让学生在教育过程中追求幸福、创造幸福，逐步成为拥有幸福能力素质的生命主体，从而在幸福品质的不断提升中为幸福人生奠基。其包含三个维度，即面向全体受教育者、关注学生的终生、崇尚追求人生的幸福。“全体”、“全程”、“全面”三个特点，可以说是对人性的尊重，对生命的关怀，社会发展三者需要的统一和具体体现。

2.转变教师观念，培育学校精神

办学理念，只有为全体教师内化，才能附诸实践。我们着力倡导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尊重差异”，理解善待学生，以学论教，让每个孩子得到适切的教育；“学以致用”，要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紧密联系生活与社会，注重学习中的体验与互动，给学生以充裕的自主学习时空；“特色教育”，以爱育爱，创设民主平等、自由的学习氛围，实施个性化教育，确立学生自主学习的主体地位。学校创建才短短几年，可是“爱的教育”已在校园里蔚然成风，教师以“爱满天下”的情怀去倾心培育“真人”，以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立爱国之志，以平静之中的满腔热情怀爱教之情，以平常之中的极强烈的责任感倾爱生之心。

3.进行态势分析，形成共同愿景

学校组织教师运用SWOT分析模式，共同分析发展内部条件的优势和劣势，外部条件的机遇和威胁；在此基础上制定发展规划、确立办学目标，形成师生的共同愿景。第一个五年，通过实施“人才强校、科研创新、形象塑造、特色构建、硬件支撑”等五大发展策略，建设书香校园、活泼校园、人文校园。在完成了“一年具规模，三年显特色，五年创省级示范”的目标后，我们确立了三大工作重心：“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实施差异教育策略，促进学生充分发展；助推教师专业发展，建立质量保障机制，提升学校竞争能力；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推进特色学校建设。”我们力争通过五年时间，把学校建设成师生“素质提升的学园”“精神文化的家园”“享受幸福的乐园”。

二、实施差异教育策略，建构幸福的生命课堂

“生命课堂”是以尊重学生生命成长和个性差异为前提。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指出重视儿童的个性发展，应当是“立脚处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因此，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因材施教、利用差异，实现有差异地发展，成为我校破解质量发展瓶颈的最佳选择。

1.因人制宜，实施差异教学策略

差异教学要求在关注学生共性的同时也要照顾其个性差异，使教学与每个学生的学习发展最大限度地匹配。因此，我们依托省“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实施差异教育策略”实践研究》的实验，努力建构幸福的生命课堂。生命课堂的建构，我们强调：关注学生智能、学习动机与兴趣的差异，学习方式以及认知准备的差异；教学目标既照顾差异但又对每个学生都应有挑战性；教学中既要根据学生的差异设计一些动态的分层分类的学习活动，又要组织好合作学习；实施弹性、自助餐式作业和扬优补缺的辅导与训练策略，努力体现差异教学“自主选择、差异共享、动态生成”的主要特征。

2.动态全面，建立师生评价体系

对学生的学习评价，我们试行总分、部分分、进步分、等级、评语相结合，重视对学生的形成性评价，鼓励学生自我记录、自我评价、自我激励，“乐在其中”。对教师教学的评价，重在“了解学生的程度，引导教师关注学生的个性特点、评估他们的学习需要”“灵活运用差异教学策略的能力和水平”“全体学生质量的提升，尤其学困生、也能学有所得，在原有基础上充分发展”等方面；评价主体和方式，横向与纵向评价相结合、重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以教师自我评价为主，领导评价、教师互评，并增加了学生参评和家长助评环节，以实现评价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提升差异教学水平。

3.发展个性，实施“星光工程”

我们通过开展“星光工程”活动，开发校本课程和组建社团，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活动，促进学生“德的养成”、“智的开启”、“体的锻炼”、“美的熏陶”，为他们提供适宜自主发展的土壤和空间；通过举办校园民俗文化节、读书节、体育节、科技节和红色少年、绿色少年、橙色少年、金色少年、阳光少年等“五彩少年”评选活动，追求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生活，帮助孩子们融入集体，感受大家的尊重，健全了人格，促进了个性的发展。几年来，从第三实验小学毕业的学生，每个人至少都有一份奖状或喜报，使不同潜质的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得到适切的发展。

三、分层提高特色发展追求幸福的教育人生

追求幸福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取向，符合教师的生命需要和生命本性。幸福源于成功体验，源于不断成长，源于享受教育。正如叶澜所说，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

1.组建教师发展团队，搭建研训平台

通过实施读书分享制度、备课主讲制度、周评课制度、教研沙龙制度、专题论坛制度、校际共建制度，不断完善学习培训、实践研究、反思交流平台。通过“菜单式”的培训服务，“盘活”校内名师资源，让骨干“亮”起来；多元开放，让全员“动”起来，动态管理、分层提高。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建立“博客”平台，形成具有团队个性特色，培育“实践共同体”的校本研究体系；建立学科教育教学资源库，打通日常工作、学习培训、教学研究相结合的成长通道，实现教师教育观念与教学行为的转变，提升了教师实践智慧，有效推进师资队伍的均衡发展。

2.建立“陶研工作室”，形成影子系统

教师们自愿组合成几个微型团队，“志同道合”。工作室围绕当前教育教学的热点、难点和成员的成长经历，注重自主发展，开展读书交流、问题反思、经验分享，着力研究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围绕工作室及个人的成长规划，立足校本课题研究，通过教育叙事、教学研讨示范、撰写经验论文、成果推广等形式，提高教育教学答疑解惑能力和教育科研水平，互助和谐的草根式实践研究成为学校的影子系统。《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地方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获省“十一五”陶研优秀课题二等奖，《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实施差异教育策略实践研究》被确认为省“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陶行知教育思想在差异教育中的实践与应用》被确认为省“十二五”陶研重点课题。全省13篇论文在中陶会论文评选中获奖，我校占4篇……

3.深化特色教师培养，助推专业成长

特色学校源自特长师资，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最好的教师，只有最有特色的教师”。我们以“抓全员，重培训；抓骨干，带一般；抓优秀，树典型”为工作思路，分三步实施：一是特色初认识，自我申报，即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的思考与阐述，同时进行过程的自我设计；二是特色再思考，通过同备课小组内的评议完成对自己教育教学特色的再思考，主动邀请教师听课评课，倾听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作出评价；三是特色初展示，通过“教育教学论坛”交流自己的教学特色和教学思想，展现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听取意见和建议，着手总结和提炼教育教学风格以形成特色。

四、直面经典根植闽南，还原幸福的童年生活

生活是教育的源泉，教育要向儿童的生活回归。几年来，我校深入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行动研究，以其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展多元艺术教育”办学特色的培植点，还原孩子们幸福的童年生活，实现了全国“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的创建目标。

1.荟萃地域文化精品，凸显校园文化特色

为更直观、生动地呈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独具一格的闽南文化，我们不断完善学校民俗民间文化馆、石雕精品园、民俗文化走廊、民俗文化宣教墙、景观廊道、景观小品等校园文化建设，增添闽南文化元素及本土文化气息，给孩子们于潜移默化的熏陶和耳濡目染的教育。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和老师一起挖掘、分享民俗文化中的宝藏。每周的校本活动时间，孩子们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可以感知海西文化，品味地方文艺，欣赏民俗风情，认识惠安雕艺，观览风景名胜，结识历史名人……

2.链接闽南文化经典，形成校本课程体系

篇（4）

中新网7月1日电 据印尼《国际日报》消息，中国华侨大学在印尼雅加达和泗水两地开设了“学士”和“硕士”级的招生，至今已培养出一批批华教事业的人材。6月27日，在雅加达“智民学校”第4楼的多功能会议室里，举行了华侨大学文学系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

当天出席者除有雅加达的13位男女学员和来自泗水的3位，还有由华大校方派遣的，由文学院副院长率领的一行4人及各界来宾。

首先由雅加达组的付若玫的论文题“汉语，印尼语构词法对比研究”拉开核心的教授们的审阅与辅导。随后，黄万秋的“印尼华人马来文学中的闽南语言研宪”，邓金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印尼华文师资培训研究”等相继展开。教授们在此期间并没有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审阅。

最后才轮到泗水的班长顾长福，他的论文题目是:“海子诗歌的文化解析”。同时他也写了一首题为“那棵树就是您，华侨大学”的短诗并当场朗读於表达对“华大和众多教授们”的感恩。 (顾长福)

篇（5）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篇（6）

下面笔者就结合自己平时的语文教学，谈谈地方乡土文化在语文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一、它能够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豪情

华夏历史悠久灿烂、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被人尊称“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朱熹语）的泉州城更是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民俗，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南来北往旅客的目光。泉州秀丽的河山，历史的风云，哺育出灿若星云的英才人物，他们中有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俞大猷、李光地；有政绩卓著的政治家曾公亮、梁克家；有经术精湛的理学家蔡清、陈紫峰；有雄才大略的改革家吕惠卿；有智勇双全的军事家施琅；有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欧阳詹、黄吾野、吴鲁……[2]而在初中语文教材中也有来自泉州籍的作家群，他们是绘声绘色描摹民间口技人高招技艺的清代作家林嗣环、缠绵悠长的乡愁诗人余光中，引领一代现代诗歌风尚标的朦胧派诗人舒婷，在学习上述作家的作品时，笔者会不失时机地，大力介绍他们取得的文学成就，让学生拥有一种骄傲之情，为故乡能诞生如此优秀的人物而自豪欣喜。

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很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每家大门的门匾上，大多会提上“某某衍派”或是“某某传芳”的字样。懂得堂号知识的人，就可以准确判断出这户人家是何姓氏，是从何处迁徙而来，祖上有什么美名遗风。像我们曾氏的堂号就是“龙山衍派”和“三省传芳”。据《曾氏族谱》记载：在孔子的七十二贤士学生中，以孝道著称的曾参非常注意修身，每天就餐前都从三个方面检查反省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语出<论语>）曾氏后人为纪念曾参这种严于律己、刻苦修身的祖谕，提倡“以日三省其身，悟一贯之旨”的精神，就演变成为曾氏子孙的堂号，座右铭。杨姓的“四知传芳”缘于西汉太守杨震。杨震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他的弟子王密夜送黄金十两给他，他拒绝接受，王密不泄气，告之“暮夜无知者”，杨震大怒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为无知！”[3]杨姓子孙便以“四知”为荣，作为本姓堂号，以教子孙。小小的堂号知识就是当地特色文化的纽带，起着加强家族团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正所谓：“欲木之长者，必先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先浚其泉源。”（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只有学生深入地了解和知晓自己乡土的文化，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才能更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豪情，并以此为傲，进而使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真正成为有“中国魂”的国家栋梁。

二、它可以增强学生学好语文的兴趣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现实是许多学生不喜欢上语文课，参与的热情不高，兴趣点不强，恐怕除却学生自身的原因外，与我们目前的许多语文课堂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无法与他们产生情感的共鸣密有关，更可能与语文教师只注重文本内容的解读，而忽视对教材因素及渗透有关。因此，我们语文老师更应该留心开掘教材蕴含着丰厚的地域乡土文化资源，因为这些乡土资源不仅具有知识性，更具有浓郁的地域性，趣味性。

在授课过程中，适当的穿插、无声的渗透当地的文化资源，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例如语文版教科书七年级下册的课文，有两个人物传记单元，笔者便会不遗余力地介绍与我校有不解之缘的两位名人，他们是明学大儒，享有“天下第一通”的陈紫峰和慷慨捐资办学，旅菲爱国华侨陈妈祝，讲述他们两人的道德、气节、政绩、学问、轶事等，并引导学生明白：陈紫峰和陈妈祝两个人的成功都是离不开故乡文化的熏陶与教育的，除了学生课文的内容知识外，让他们学习这两位名人爱乡土，爱故里，爱教育的精神，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同时也拉近了学生与晋江乡土文化的距离。

现在中学生学习语文流传有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周树人，三怕文言文”。许多学生视文言文学习为障碍墙、拦路虎。一看到文言文的作品就畏惧胆怯，在自信心方面先打倒了自己。闽南语被不少学者誉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因为它还保留了相当成分的古代语言的语音、语汇和语法。比如《孔雀东南飞》诗句“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的“新妇”及反复出现的“阿母”这些汉魏六朝时期盛行的语汇，它们和现在闽南语的人物称谓是一致的。

学习有浓厚兴趣，就能保持积极的态度，学习的注意力、记忆力就能提升，学习的效率自然会大大提高。

三、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

学习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有许多学生就不懂得“童养媳”的意思，纷纷向笔者了解“童养媳”这种习俗。笔者向学生简单介绍“童养媳”这种陋习。“童养媳”闽南话也叫“媳妇仔”，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童养媳”的民间歌谣：如：

做了媳妇仔真艰苦：

五更起早嫌我晚，

滚汤洗面嫌我寒，

银鱼烧汤嫌我粗，

白米煮饭嫌我乌。

哎，快快剃头做尼姑。

这首民谣语言质朴平实，但是句句包含童养媳的苦难遭遇，从侧面倾述旧时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畸形婚姻给女人造成的深重灾难。大堰河就是童养媳，她的丈夫可以随意打她骂她，大堰河既要做牛做马伺候一家子人，还要腾出时间与精力来照顾小“艾青”，其辛苦和劳累不言而喻。通过这首歌谣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艾青对贫苦农妇大堰河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和赞美之情。

再如杜牧《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首唐诗七绝，如果用普通话朗读，就感觉不到它的押韵，但是用闽南话方言来诵读，朗朗上口，韵味就袅袅升起。在构词方面，闽南语方言还保留着诸如“鼎”“箸”“厝”等单音节词语。在词意方面，闽南语的“走”“行”与古汉语的意思是一致的，等同于普通话的“跑”“走”。学生有了这些文化常识，对于他将来学习文言文是大有裨益的。

可见闽南语中可以找到很多古汉语的痕迹，学生如果真实掌握这些闽南文化知识，这对于他们学习古诗词、文言文大有帮助。

四、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在获取当地的民俗风情等文化知识

漫步泉州，你便会深深地感受到：这里民风淳朴，人情浓美；这里的人热情好客，慷慨好施，好像走进一片温馨的天地。这里有古称佛国的寺院，有游子魂牵梦绕的家庙、宗祠，有融贯古今中外的独特民居，有蕴含古今中西而生动的地方语言，有多姿多彩的戏曲艺术，有妙趣横生的俗语故事，有诙谐幽默的民间熟语，泉州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厚。

乡土知识是一个人的精神之根，是涵养一个人的灵魂之水。一个人若是不知道自己家乡、民族的文化人文，那是教育的一种大缺失。因此我们要有敏锐的目光，就地取材，充分挖掘身边周围的乡土知识。

通过在语文教学中潜移默化的渗透乡土文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乡土文化被开发出来，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了解、懂得晋江独有的民俗、民风、人情、人文等知识。讲授古典文学孔孟之道时，笔者都会趁机介绍晋江当地奇特的礼仪风俗。譬如诞生礼仪过周岁，轰轰烈烈的十六岁生日宴请仪式等；在学习科学家茅以升的《桥梁远景图》一文时，笔者除了介绍桥梁的专业知识外，还会带领学生实地去勘察、调查、研究我们身边的著名桥梁。像气贯长虹的泉州晋江大桥，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海五里桥，古时候连接晋江市和惠安县的跨海大桥洛阳桥，指导学生通过网络查询，文字记录，拍照录像等形式进行探究，形成研究性学习的材料，同学之间互相交流、启发，最后撰写成具有科研价值的研究性小论文。这样做，不仅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人文素养，也锻炼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能力。

乡土教育是一种最务实的教育，因为一切从乡土出发，以乡土为教材，看得到，摸得着，所以感染力强。而且对每个人来说，从他的启蒙开始，就随时随地接受乡土教育，可以使人们从孩提时代就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深厚。刚刚又荣膺“东亚文化之都”的美誉，这美誉的获得又为乡土教育在课程开发、课堂教育提供有力地支持。

总之，只要我们有着乡土教育的观念和敏锐细致的目光，只要我们处处留心，乡土教育的天地就无比广阔，只要我们充分挖掘教材因素，不失时机地把乡土教育和语文教材内容有机结合，有机渗透，就能够增强学生的乡土乡情意识，也能增加他们的人文知识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实现他们物质价值与精神世界的“比翼双飞”。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篇（7）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戴胜德，黄伟宗.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传[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

[2]刘芝凤.闽台海洋民俗文化遗产资源分析与评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3]曾少聪.闽南的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4]杨国桢.海洋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J].学术研究，2015（2）.

[5]徐晓望，徐思远.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6]黄玲.海洋民俗体育的内涵、流变及发展策略[J].中国体育科技，2009（3）.

[7]毛海莹．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海洋民俗传承与保护：以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渔港为例[J].文化遗产，2011（2）.

[8]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闽台海洋文化的发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9]安成浩.中日韩海洋文化研究动向与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2014（2）.

[10]陈智勇.海南海洋文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11]李传朝，宣正明.浅谈海南海洋民俗学科研究的重要性[EB/OL].[2015-10-14].

[12]朱兵艳，刘士祥，蒋秀娟，等．海南民俗文化汉英翻译研究：接受美学的视角[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13]吴平．东方白查村黎族船型屋探密[EB/OL].[2015-10-21].

篇（8）

中图分类号：TU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泉州是中国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以来，泉州就是闽南最繁盛的地区，曾有“海滨邹鲁”之雅称。漫步泉州，随处可见的皇 宫殿阁式建筑—官式大厝，作为璀璨历史文化的回声，泉州古建筑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建筑理念和风格，又融汇了多种宗教和外域文化，直到今日，仍然以独特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对于所有传统民居来说它们的的特征在建筑上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 平面布局和环境特征。它是社会制度、家庭组织、习俗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在民居中的体现。2) 结构和外形特征。它反映了气候、地理和材料、构造技术等对建筑的影响。3) 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它是文化、习俗和审美意识在民居建筑内部和外观艺术上的表现。[1]

以下将从这三方面来阐释福建泉州的传统民居建筑特色以及成因。

2背景

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处于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汇点上。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千年来随着往来的商旅和行客各种思想文化在此碰撞，交流，融合与传播。在当地民居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形成了自己的强烈个性——红砖白石、飞檐翘然、色彩艳丽、装饰精美、中西合璧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多元化为特征的建筑风格。

3建筑平面格局与成因（图1）

官式大厝又称为“皇宫起”， 在泉州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闽王王审知因皇后黄惠姑，家乡滨海风烈，因此特意恩赐黄皇后“汝母厝皇宫起”。由于在泉州话中，“你母”和“你府”的发音是相同的，于是整个泉州府，特别是达官、豪绅和富商等，便仿效王府的样子造起了房子。

所以说它的平面在文化内涵上，吸收了中原文化帝王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想，沿中轴左右对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传统文化相适应的封闭式主次尊卑尚礼氛围。[2]

官式大厝的建筑格局可以用“护厝式”来概括。以主厝为核心，在主厝一侧或者两侧向外扩张出一个带小天井的护厝进而围合出一个“院落单元”。一般间数以“三间张”，“五间张”为主。向纵、横或纵横结合发展起来的，此类民居布局大多由下落、顶落、榉头、后落、护厝、深井、埕等数个建筑单体及外部空间组成合院式建筑。

官式大厝的布局，具有按中轴线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前后左右有机衔接等特点。主厝居中，两侧护厝护之，充分反映了主厝与护厝之间的从属关系。它的主要特征是：前埕后厝，坐北朝南，其间数取奇数，一般作三开间或五开间，有的加双护厝，进深有一进(一落)、二进（二落）、三进（三落）、乃至四进、五进大门左右各有一间下房，合称下落。下落之后为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一间厢房（或称崎头）。过了天井就是主屋正厝，中间是厅堂和后轩，它的左右各有前后房四间（俗称大房、后房），是住室和起居间，合称上落。[3]间也有讲究，兄弟分家时，以东大房为尊，其余类推。光厅暗房是泉州传统民居的特点。厅堂是祭祀祖先、神明和接待客人的地方，面向天井，宽敞明亮。而卧室房门悬挂布帘或竹帘，房顶天窗很小，房内幽暗。有的大厝前面加门庭（俗称大埕），东西两侧和后轩外面加护厝，有单护厝、双护厝、环护厝之分，作卧室或杂物储藏间用，并且在门庭四周筑起围墙，成为一个封闭型规整独立的建筑群。为了避免外人窥视院内活动，大门只有逢大事时才开启，入门处正中又置有木板壁或屏风，平时都由两侧边门进出。

官式大厝建筑形制（图1）

4结构外形特征

建筑的外部材料以红砖、白石为多，内部材料以木构架为主，建筑中精巧的雕刻，丰富生动的屋面形式，墙体砌筑形式等也很有特色。本地所特有的橘红色贴面砖和层面瓦，使建筑呈现了统一的暖色调，色感异常强烈，形成最具特色的红砖文化区

虽然官式大厝在平面布局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具有宗法等级的院落布局，墙面的红砖拼贴和镶嵌等建筑风格，却又与其地处沿海的开放性有关。它们与欧洲起源于古罗马的红砖建筑和西亚阿拉伯建筑装饰处理十分类似，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其特征是"红砖白石双拨器，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石”。

4.1红砖材料

印象中的中国古代民居都是一片青砖灰瓦，如同静默的黑白世界，而泉州人创造的红砖大厝为中国传统民居的水墨意境添加了一笔亮色。

成因：说法1：泉州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港口城市，对外交流频繁。众多闽南人与菲律宾有商业往来，甚至远赴菲律宾，而当时西班牙人侵占了菲律宾，在菲律宾留下了大量使用石材和红砖红瓦的建筑，给闽南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遂回乡仿建

说法2：红砖采用敞口窑烧制，砖培和氧气充分接触后就会呈现红色。由于泉州一带土壤中的三氧化铁含量高，所以烧制出来的红砖更为纯正，更为鲜艳。当地人们就采用这种带有吉祥喜气的红砖来建造自己的房屋，以达到人们所祈求的平安，幸福。

4.2“出砖入石”的砌筑方法

“出砖入石”是闽南红砖区建筑中一种十分独特的砌墙方式。相传，明末闽南地区发生大地震，将兴盛的泉州府夷为一片平地，震后重建时，老百姓就地取材，利用坍塌破碎的砖、石、瓦、砾来构筑墙体，并由此传承下来。砖与石两种不同材料混砌，石为竖砌，砖为横砌。事实上红砖多近桔，石白而带灰，这些红砖包裹着白石的独特墙体，色彩对比明快和谐。用这种方法砌成的墙不仅坚固防盗、冬暖夏凉，而且古朴美观。

5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

5.1燕尾脊

燕尾脊是屋顶正脊做成曲线的形状，两端往上翘起，形成美丽的燕尾状，使厝顶形象夸张而生动别致，正是这种“双燕归脊”的设计，让“古大厝”利用屋顶形式和屋脊变化丰富了建筑的天际轮廓线，灰塑雀鸟的屋脊装饰也有如真鸟栖息，十分生动有趣，呈现出汉家建筑的装饰特征。其“斯翼如飞”的形象引人无限遐想，被专家学者们誉为“翘脊文化”。

5.2灯号

在很多建筑上可以看到“忠孝传芳”“渤海传芳”“颍川衍派”等镌刻文字，这便是闽南建筑上特有的文化产物——灯号。灯号为匾额中的一种内容：灯为传宗接代，血统繁衍，号为记号，是泉州特有的文化产物。一般安置在民居建筑正大门的门楣上方，镌刻这主人的姓氏所属郡都。而这种习俗的来源是古人会将自家府第大门挂写姓氏、大灯笼，红白喜事也有举姓氏灯的习俗，而闽南人正是把这种习俗安置在住宅上方，便称之为“灯号”。

5.3大门

“皇宫起”民居的大门都装饰得华丽精美，用各种形式及图案装饰正门的两边。常见的有砖雕，青石雕，泥雕，影雕，彩雕。雕镂的常是花卉，山水，动物，人物，书法等传统图案。不同的图案常常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例如：图案上有喜鹊，梅花鹿，蜂窝，猴子组成，就喻为“喜禄封侯”。

5.4筒瓦

筒瓦是中间凸起呈半拱形的瓦片。这种富丽堂皇的瓦片在旧时只能出现在宫殿和寺庙建筑上，当地人模仿闽王府建造官式大厝，体现富贵奢华。

泉州石雕技术有悠久历史传统。泉州盛产花岗岩，有南安石砻“砻白石”，惠安青斗石“辉绿石”，砻白石历史最悠久，最为著名，被称之为“泉州白”。泉州古建筑石雕工艺技法多采用线雕、浮雕、透雕、镂空雕等几种，工匠们以精湛的工艺、流畅的线条、别出心裁的勾勒意境，充分体现当地建筑艺术的巧、类、秀、雅的风格木雕工艺是我国古代建筑长期运用的一种装饰手法。泉州传统建筑的木雕喜用樟木，一是不易开裂，且木纹细密容易雕刻。木雕花饰多以团鹤、虎、蝙蝠、云龙、万字锦、卷草、荷花，人物等吉祥图案为主，极其丰富。砖雕工艺精湛，题材广泛，造型生动，栩栩如生，体现闽南雕刻工艺的高超。

5.6墙饰

闽南墙饰细部形象方面有楼台人物、巾帼人物、吉寿文字、海棠花、相思树等，这些图象都有它本身的一些象征和隐喻意义，或有驱邪镇恶的作用 ，或寄托一些美好的愿望。通过图案或纹样的双关是闽南砖石墙的特色之一。

6结语

泉州民居文化源远流长，是几千年来各种文化在海港泉州融合碰撞，泉州人民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既承继了由晋朝士族衣冠南渡所带来的皇室威仪和贵族气派，同时又糅合海派的动感变化和洋风的繁饰点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对当代建筑很有参考意义。其本身不仅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信仰、习俗和观念的印记，本身也是一项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在保护传统民居的时候不仅要保存其形式，而且要保护其文化的内涵，学习其对自然地尊重。

References（参考文献）

[1]陆元鼎. 中国传统民居的类型与特征[ A] . 民居史论与文化[ C] .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3

篇（9）

“美育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当前，将美育教育提升到改善全民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高度，是教育观念上的一个新的发展和追求。美育作为陶冶情操、提高境界、开启心智、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种潜在力量，对于全面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对幼儿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传统音乐一般是指世代相传，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音乐。民族音乐，它源于生活，与幼儿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并且有着丰富多彩、令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有着适合幼儿年龄特点，易于接受的内容。开发并利用乡土音乐资源中有鲜明民族特色，内容健康向上的精品对幼儿进行熏陶教育，可以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永春地处闽南中部，有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各种传统民间音乐丰富，如：鼓队舞、高甲戏、南音、木偶戏、布袋戏、山歌等。　然而，当前幼儿园对具有乡土特色音乐资源的利用较为贫乏，缺乏对周围生活与地方本土音乐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创造，以至许多富有乡土特色的音乐渐渐失去流传……

因此，我们试图通过以开发利用乡土音乐资源为主线，对弘扬民族文化，萌发幼儿爱国意识，完成《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的“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践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的教育目标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选择贴近幼儿生活的艺术教育内容，开展有家乡、民间特色的艺术活动，即是有可能的又是现实的。而且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我们还注重形成园本化音乐课程。

二、理论依据

建构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布鲁纳提倡使用发现学习法、陈鹤琴的生活即教育理论、《幼儿园指导纲要》中有关艺术领域的精神。

三、研究目标、内容：

1、挖掘、整理和研究适合学前教育的音乐教育内容。

2、探索民间音乐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实践途径和方法。

3、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有效、操作性强的园本化音乐教材。

四、研究方法

文献法、调查法、行动研究法。

五、研究步骤：

（一）准备阶段（20xx.1－20xx.3）

1、课题组成员认真学习曹冰洁、李晋媛音乐教育理论，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幼儿观。

2、制定课题计划，确定研究小组成员并进行分工。

3、研究小组成员搜集材料并进行研讨。

4、课题组成员共同制定前测的测量指标。

（二）具体实施阶段（20xx.4—20xx.5）

1、对实验班进行前测。

2、进一步收集有关本地区民间音乐的教育资料，学习许卓娅的音乐教育理论。

3、制定教育目标，根据目标选择活动内容，让幼儿在活动中初步了解并感受本地区的民间音乐。

4、探索如何在音乐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有效教育的手段与方法。

5、针对幼儿水平设计记录表并进行跟踪记录。

6、能大胆运用各种表现形式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体验。

7、请高甲戏团、木偶剧团的演员来园表演。

8、建立学园小戏团、木偶团。

（三）总结阶段（20xx.5-6）

1、整理成果资料，分析相关数据。

2、汇编成果集（反思记录、活动设计、民间音乐教材、主题活动方案、自编儿歌等）。

3、参加撰写课题报告，课题组研究成果交流。

六、研究成果

调查结果

利用乡土音乐资源的研究调查统计表（单位：人）

项 目

指 标

能跟随音乐节奏节拍协调地手舞足蹈

对各种本土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幼儿看电视、录像等对其中的本土音乐很敏感？

能听辩出几种民族

音乐？

不能

基本可以

能

不

兴趣

比较兴趣

兴趣

不太敏感

基本敏感

很敏感

1-2种

3种

4种以上

前测

26

5

4

20

10

5

16

11

8

29

6

后测

5

30

1

6

28

4

6

25

5

30

注：基本可以：对1-2小节的音乐节奏能协调地手舞足蹈。

对本地音乐的典型节奏能拍对1-2小节。

比较兴趣：对1-2种本土音乐表现出的兴趣时间30秒左右。

基本敏感：听到本土音乐能做出反应。

项 目

指 标

能听辩出本土音乐

能拍出本地音乐的

典 型 节 奏

能哼唱出几种本土

音乐？

会用几种乐器演奏

简单的本土音乐

不会

1-2种

3种以上

不能

基本可以

能

不会

1-2种

3种

不可以

基本可以

可以

前测

22

10

3

35

17

11

7

25

6

4

后测

2

5

28

3

3

29

1

34

1

3

31

《纲要》指出：城乡各类幼儿园教育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土社会资源，形成有地方特色的课程体系，培养幼儿的本土意识和乡土意识，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从以上列表中可以看出有62.9%的幼儿不能听辩出本土音乐、100%的幼儿不能拍出本地音乐的典型节奏、72%的幼儿不会用乐器演奏简单的本土音乐、82.8%的幼儿只能听辩出一种民族音乐。经过两年的时间，大部分幼儿对本土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表现出强烈的探索欲望。了解到本土音乐有高甲戏、南音、布袋戏、木偶戏、鼓队舞、游戏童谣等，高甲戏、南音是我们闽南有特色的戏曲，深受大家的喜爱，加深了对家乡的热爱。82.9%的幼儿能拍出本地音乐的典型节奏、97.3%的幼儿能演唱3—5首的永春民间童谣，如《打铁哥》、《掩乌鸡》和《抓啄歌》等，91%的幼儿能跟随音乐节奏节拍协调地手舞足蹈，如《天黑黑》、《一只鸟仔》、《老鼠嫁女》、《群丑献艺》、《碰球舞》。93.9%的幼儿会用两种乐器演奏简单的本土音乐、90.9%的幼儿能听辩出三种以上民族音乐。在游戏中学习，身心愉快，并初步感受并喜爱家乡民间艺术中的美。我园将本土音乐引入到幼儿园的音乐教育中，不仅开拓了幼儿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还增强了对本土音乐的审美敏感性，体验了创造与表现的快乐，激发了幼儿热爱乡土文化、爱家乡的情感。

实践成果

在开展课题研究中，我们把幼儿与老师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给了教师、幼儿一个非常自由、自主的空间，鼓励幼儿主动参与，做学习的主人。从查找资料、主动发问、参与环境创设、参观访问等都能看到老师和孩子忙碌而愉快的身影，幼儿与老师成了活动的主体。2003年4月，民间舞蹈欣赏《碰球舞》参加省音乐课题组观摩活动，20xx年5月节奏活动《采茶扑蝶》园课题组观摩活动，获得专家的好评；20xx年10月艺术活动《小小新娘》获马来西亚幼教考察团的高度赞赏；20xx年12月艺术体验《群丑献艺》参加县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获一等奖。20xx年1月《幼儿园开展本土音乐欣赏新视点》一文获泉州市幼教年会论文评比优秀奖。学园汇编了两本教师反思集、活动设计和经验总结，取得了一些成果。

教学上的收获

1、营造浓郁的氛围，对幼儿进行本土音乐的熏陶。

幼儿是在与周围环境主动、积极的相互作用中成长的。环境对幼儿的成长是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注重设计环境，丰富环境，变化环境，利用环境对幼儿的熏陶，使幼儿感受本土文化美。您正浏览的文章由(第一·范·文网)整理，版权归原作者、原出处所有。

首先将本土音乐融入到各年段的早操、午间操中；利用晨间、下午起床、离园等自由活动时间播放闽南歌曲、童谣 、乐曲、戏曲等，教师引导幼儿在本土音乐萦绕的环境中心情愉悦地自由游戏、活动。

其次教师在各种活动区增设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游戏的玩具材料，如体育角的两人三足、竹高跷、滚铁环；动手角的“东西南北中”；音乐角的拍子响拳、压脚鼓；表演角的高甲戏、惠安服饰、木偶表演；阅读角的家乡小传、自制民谣小图书等，便于幼儿耳闻目染、潜移默化的了解本地民俗音乐文化。

此外根据主题开展的不同时间，通过布置临时性的墙饰，对幼儿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熏陶。如：在开展《服装设计师》活动时，将收集到的高甲戏、梨园戏等照片、戏服和头饰等挂在“曲苑杂坛”舞台四周，使幼儿真切感受到地方剧种的精华所在；在“精彩十分” 设计、动手制作高甲戏服、教师与幼儿共同制作闽南地方剧种中各种人物的脸谱；在表演角中进行自编自演。又如：春节、元宵节传统节日活动中，在活动室周围布置永春鼓队舞、碰球舞、拍胸舞图片、幼儿制作的花灯等，并在节日中利用中国结、纸、灯笼、红绸等别具民族风味的工艺品进行装饰，让幼儿置身于民族工艺的海洋中，体会到家乡的美，先人的和，传统的乐。

2、选择适合的素材，激发幼儿探索本土音乐的兴趣。

本土音乐虽然来源于生活，与幼儿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的本土音乐都是适合幼儿，关键在于音乐作品的艺术形象要鲜明、生动，所描写的内容应是幼儿生活中比较熟悉和兴趣的事物，思想感情要能唤起幼儿的情感共鸣，这样更能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唤起他们欣赏的兴趣，充分发挥幼儿的联想和想象。

首先，挑选浅显易懂，幼儿兴趣的素材。如南音——《正月点灯红》《直入花园》《春节良宵》；永春民歌——《手巾歌》《园内开花》《心花怒放幸福来》；永春游戏童谣——《天黑黑》《掩乌鸡》《鸡角公》《祛啄歌》《楸楸鸡》《打铁歌》；高甲戏——《新娘上轿》《群丑献艺》等等。《天黑黑》这首用方言朗读的民谣，诙谐有趣，朗朗上口，字里行间透露出民间艺人在文字编排上的深厚造诣。可以在朗诵上配上了闽南地区南音表演中常用的响掌、拍子、压脚鼓等民间乐器，家乡的味道更浓了。这些歌曲的内容生动、有角色、有情节、艺术形象特点鲜明，受到幼儿的喜爱。又如高甲戏《群丑献艺》的舞美独特、新颖，表情诙谐有趣，采用了唱、念、逗的不同艺术形式、表现手法，歌词浅显易懂、节奏明快，民乐配上响盏活泼韵律，幼儿朗朗上口，易学便记，幼儿体验了欣赏——感动——体验——表现——创造的学习过程，幼儿在欢歌笑语中领略了人生生活的真谛、美好，产生对音乐活动较为持久的兴趣和向往，使幼儿获得更多的体验审美愉悦的机会。

其次，挑选具有教育作用，幼儿兴趣的素材。音乐教育是用音乐打动和熏陶幼儿的心灵，引导幼儿热爱音乐、热爱生活。我们在选取教材时注重选择健康向上的内容，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多方面协调发展，潜移默化地培养幼儿的良好个性，为一生打好基础。例如木偶戏的传统曲目《石敢当》、《沉香救母》、《火焰山》等都是宏扬民族正气，激发人们勇敢、善良、勤奋等良好的品质。又如童谣《楸楸鸡》中，押韵的儿歌与手指游戏相结合，潜移默化地教育幼儿多吃蔬菜；《鸡角公》是教育孩子要自觉的读书，还会帮妈妈做事。这些资源即蕴涵着许多文化艺术知识，又有着浓厚的民俗风情，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传承性，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我们将其融入到幼儿生活中，整合各个学科的知识经验让幼儿感受、体验活动的乐趣。

3、渗透创新教育，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和创作。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是知识的源泉。”创造需要想象，而想象又是创造的前提，如果在音乐活动中，注重运用形式的多样化，不仅能激起幼儿学习的兴趣，萌发热爱家乡的情感，而且培养了幼儿的创造能力，让幼儿在本土音乐艺术活动中体验到了快乐。

?首先，巧妙结合文学、美术等艺术形式，引导幼儿在欣赏音乐的基础上，说出自己对音乐的真实感受，，使感受与想象融为一体。如欣赏南音《正月点灯红》时，教师在活动的开始先播放一段音乐，让幼儿闭目想象，引导幼儿在听觉感知的基础上画音乐，借助简笔画把听到的和想到的画出来，培养幼儿的创造力；接着教师再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引导幼儿根据自己对音乐的感受，产生了很大的自由想象空间；然后进行体态律动，创编出各具特色的动作：有的走起圆场步、小碎步、花旦的步子；有的在做亮相动作；有的拿着长条插塑（当灯笼）跟着音乐舞起来-----表现出他们的天真活泼的一面，幼儿在感受音乐情绪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想象和创造力。

其次，提供丰富的材料，鼓励幼儿大胆地创造性地进行表演。在让幼儿理解音乐的基础上，还需要提供丰富的材料，引导幼儿不断自主探索，才能更好的发挥幼儿的创造能力。在区角活动中，经常可以见到创作的影子，如在“精彩十分”中，他们运用铁线、毛线等来制作胡须，用碗面盒制作帽子，用石头、各种颜色的纸、油漆等制作生、旦、净、丑的脸谱，有的直接在T恤上画上脸；“曲苑杂谈”中，女孩子就盖上用丝巾做的红盖头、穿上皱纹纸做的水袖、戏服；男孩子带上自己做的胡须、帽子，穿上自制的小丑、公子服装，跟着音乐唱起来、舞起来；在“动感世界”中听到《碰球舞》的音乐他们跟着老师舞动的彩球创编出许多动作：用头来碰、用后踢脚来碰、用膝盖、脚尖来碰、用肩膀、手掌来碰……由于孩子们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在他们欣赏、了解这些人物特征后，交流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加深了对本土音乐的体验和理解，孩子们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活动中来，并大胆的表现自己。

第三，以想带动，注重培养幼儿尝试、创新。童谣节奏鲜明，富有韵律，在教学中，教师引导幼儿为儿歌配上流畅、朴实的旋律，将儿歌与音乐有机结合，不仅让幼儿有更多机会接受音乐的熏陶，而且能启发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如在学习《拉勾勾》活动中，教师逐步引导幼儿寻找与“拉勾勾”歌谣相吻合的歌曲，让幼儿进行一小节的编唱练习，师给予指导调整，经过不断引导、培养，幼儿完全有可能为熟悉的童谣创编曲调表现自己的情感。在活动中既培养了幼儿的创造力，又让幼儿在本土音乐与艺术活动中获得快乐的体验。

两年来，我们充分挖掘利用了乡土音乐资源，并建构了以歌、舞、乐三位一体以及各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将具有趣味性的本土音乐融入幼儿的活动中，我们惊喜的看到：孩子们不仅对本地区的节日、民俗、文化等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还会创编唱儿童歌谣、民歌。因此，对本土优质资源进行重新组织，灵活运用，创新发展，将民俗文化与幼儿的学习相融合，不仅可以让幼儿植根于民俗文化这一丰富的文化土壤，了解其内涵，继承其精华，萌发热爱家乡、民族的意识，又能提高幼儿的人文素养，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篇（10）

文化身份是台湾原住民论述的最重要焦点，原住民文化复振、文学书写及原住民叙事都是围绕着文化身份的认同、重构来展开。但是如何重构文化身份却是原住民知识分子面临的迫切重要问题。语言是建构知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范畴、行为模式均与用户的文化背景有着深远联系。因此，原住民的文化身份建构首先要涉及到用何种语言来建构。事实上，原住民无论是使用汉语还是母本族语言，创作者、读者都是在原住民抗争历史脉络下进行思考与解读，因而使语言不可避免地附带着政治论述意义：“虽然作家、文学作品‘使用语言’的问题其实少有语言学、文学本身的理论基础，只是一种策略论述，然而作为研究问题，似乎必然触及语言作为文学的符号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学书写置于在台湾社会整体论争与族群关系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将会对台湾原住民族的书写有一个重新认识与思考，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台湾原住族的语言策略。

一 创制文字与交掺对照——符号背后的意识形态

原住民族语言按语言发生学归属于南岛语系。台湾现在约有30多万人使用着南岛语系的十几种语言。但是正如台湾学者何大安等所指出的：“高山’和‘平埔’之分并没有语言学上的意义。唯一可说的是，平埔族由于汉化深，她们的语言也消失得快。大部分的平埔族语言，现在已经没人会说了。”由于多年来，台湾当局并不重视对原住民族语言的保护，甚至有意进行弱化和消除；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交流越来越密切。原住民族语言在这种潮流里并不能发挥其交流作用，反而容易造成交流障碍。在这两种潮流的裹挟下，即使是在原住民里，口语也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更何况他们没有发展出书写文字。因此，从延续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个角度出发，有人提倡创制一种新文字，也有人提出利用罗马拼音文字对原住民的语言进行保护性定制。但是，如果从现实的书写状况来看，原住民作家里确实有一大批已经熟练掌握了汉语，要求他们重新学习一种新语言是不太符合现实。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作家既保留了原住民族的拼音文字，同时也利用自己娴熟的汉语来进行创作。

夏曼·蓝波安就是既使用汉语用得纯熟而又善于表达原住民族的独特生命感受的作家之一。例如他在(

夏曼·蓝波安不但有创作汉语作品，他还通过利用原住民拼音语言与汉语的互相交掺，构出一个新的书写模式。如一九九二年晨星出版发行的《八代湾的神话》，就是以每一则口传故事，都以原汉语隔页对照注记，如《小男孩与大鲨鱼》一文：“Kowyowyod na no Kanakan a Zokang ori ranam，do Jimasik rana yam，amiyan SO tawo amiyaven do vahay am，amiyan SO kapaka nateng SO awawan am，abo pa O kanen da sospa ya，am aboji rapong sira a paciwalaman，ta ji sira mangononong SO kalahetan NO keilyna ya，no manireng sira yam，marang—kong kaminang—kongk Wan da，ori tonadpodponi no tawo do naworad da a mangononong．

小男孩与大鲨鱼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Jimasik社有对夫妻结婚了八年膝下仍无子女，在社里他们被喻为模范夫妇，除了天天上山外，在休闲之余成以微笑迎人，甭谈李家长、张家短，因而，社里大大小小，男女老幼皆喜欢到这家人的凉台(Noworad)(类似汉语的院子)说故事。”

在使用何种语言上，作家显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迷失。而夏曼·蓝波安的创作表达了一种民族的取向。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信息交流的载体。语言使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认识到自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因此，语言在一个民族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是鲜而显见的。其次，语言的差异反映的是一系列繁杂的生活系统。每一族群语言文字其背后都有一个实际的“经验世界”与“生活世界”来支撑。卡西尔说“语言间的差异不单单是声音和标记有所不同的问题，而是关于世界的概念各不相同的问题。”因此使用民族创制的新文字背后隐藏着的是建构自己民族身份的努力：“母语得以保留后，文字便成为纪录的绝佳工具。‘有语言无文字形同无文化’的观感多少存在为数不少的汉人朋友的片面印象中；历史的发展也看到不少殒落的民族，因为仅有语言没有文字，即使苟活一时，也必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变迁而遭淘汰的命运。原住民自主意识的抬头，重建母语及发明原住民文字便成为符合时代潮流的诉求。……‘原住民作家有必要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书面语，唯有如此，它才能把作者的心声传达给自己的族人。”

孙大川指出：“显然语言文字不仅能通人情而已，其象征性的力量是人类生存、行为规范、文化社会形式之张本。尤其重要的是：语言文字使人类经验的累积和传递成为可能，使人因此成为一个历史的存有。语言文字的使用，使人们能够了解并族类整体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因而不再是其所属‘环境’的奴隶，他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没有文字，不但无法形成一个以族群为主体的历史传统，也无法将民族有血有肉的情感和想象藉文学的力量绵延下去。”

台湾学者提出创制新的文字策略显然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难度。在口语都被迅速同化的当代，如果没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创制语言最终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孙大川就创制文字指出其范围狭小，容易导致生命力与延续力不强：“这些努力和成果，或只限在少数宣教者身上，或只适宜流传在研究报告里，始终不是一个统一且具有生命力的存在。……不少原住民文化及文学工作者，如泰雅族的娃利斯·，以罗马拼音文字从事原住民的文学创作，……这些当然是值得肯定、鼓励的……但是就原住民文学之可能这个角度说，母语拼音有它一定的限制。”诚然，创制新文字虽然有利于保护传统，但是这种文字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青年一代会学习与运用这种语言，那么创制出来的新文字其传承作用就大大减弱，最终还是逃不出消失的命运。如果提侣以创制的新文字进行文学书写，却会成为原住民族文学推广的阻碍。原住民族的创制新文字文学必须通过翻译才能进入到主流的研究视野里，这对于已经处于边缘战斗的原住民族来说无疑更为艰难。

但是面临现实的要求的时候，原住民作家又必须使用汉语。由此才有孙大川在提出鼓励原住民语言符号化之时，还提出原住民族文学使用语言的策略：一、母语的保存不能等同于文学创作。二、相对于意义和经验本身，语言文字：“相对于意义和经验本身，语言文字终究只是一种‘工具’”，应该积极地去开拓原住民汉语创作可能。但是他也提醒要时时警惕汉语的强大同化作用的：“向族群经验回归，重构部落之古典，可以使我们的汉语写作具有族群的纵深，而不是漫无限制的任性想象，更不是对汉语全面之投降而任其宰割。”坚持原住民的特殊经验，才有可能使语言变成一种工具，否则原住民作家很容易会向更为强大的汉语思绪投降。如何表达原住民的特殊经验呢?孙大川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如在《久久酒一次》书中，他指出酒是原住民的重要经验所在：“就像世界各地的部落族群一样，山地饮洒现象本有它宗教、社会、艺术想象以及集体活动等之丰富内涵。在山地社会未完全崩解之前，饮酒不是‘孤立的行动，它总是和宗教祭仪、婚丧喜庆、歌唱舞蹈等伴随而生；更多的时候它和劳动生产密切地关联着”当然，孙大川也关注到了山地酗洒问题，但是他认为“与其从‘涵化’压力的角度来考虑，不如从‘原始生命力’的扭曲和丧失来构思。”

二杂揉语言——第三条道路的可能与分歧

不同于孙大川的语言“工具”说，瓦历斯·诺干则将“语言”视为是否为原住民族文学的标准。他主张母语书写，以此强迫读者进入作者的世界，理解和阅读作者所试图表达的内容。他注意到原住民族语言在面对强大的现实挤压时的危险处境：“语言文学本身就是一组权力中介的萤要作用，当原住民使用‘帝国语言’(中文)以定义自己的时候，除非是毫无反抗的、拒斥自己的本源、向中心吸纳的欲望靠拢的这种‘向中心模仿’的态度……否则，弃用或否定中心的优惠以及对中心语言的挪用与重构便会发生”。由此，瓦历斯·诺千认为文本中对于汉文词语、逻辑的‘挪用’和‘弃用’，正是向中心对话、挑战、对话与寻求多元并存的重要形式之一。这种以杂揉为手段的语言使用方式，得到其他学者的赞同。傅大为认为一旦介入、寄生、繁殖于主流书写文化中，便在某个程度撼动了汉文逻辑，进而产生颠覆、挑战等效应。”。删这种书写策略就是采用各种语言的杂揉，通过这种杂揉展现原住民族的经验与思考。

杂揉语言的采用绝大多数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后才开始的，特别是在一九九零年代以阿美族阿道·巴辣夫(江显道)发表的作品，此后，原住民文学的小说、新诗、散文、以及报导文学的语言叙事策略均有意识、有目的地向超越出汉语书写模式，转向族语、双语、混语书写的实验，从而强化了原住民在台湾的差异性文化存在。特别是进入到一九九零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台湾的中文发生了很大的杂揉趋向：“……是揉合了中文、福佬话、日语、英语、客家话及其它所有流行于台湾社会的语文。

对于这种杂揉语言的写作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未翻译，直接采用原住民语言。如拓拔斯·塔玛匹玛的忏悔之死趴最后的猎人里大量运用原住民的神祗名称而不加以翻译。夏曼·蓝波安在也有类似的杂揉方法，如“雅玛，在海上看天空很漂亮啊!Yaro mata nO angit!’他的母语脱口而出：‘好多眼睛的天空!同样，原住民作家里的奥威尼在其《云豹的传人》以及《野百合之歌》里都有原汉语言并列的情况。在云豹的传人》里，鲁凯族的母语基本上还是运用汉语拼音。但是在《野百合之歌》里则用罗马拼音字进行标注，使得发音及语法更靠近鲁觊族的使用习惯。如在《野百合之歌》里利用汉语音译再加上罗马拼音，并且不做解释：“底哦得尔(Tiethedrerr)的声音从另一个地方夜深人静着温柔地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