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要素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治理的要素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人们在观看竞技比赛时深有感触:高水平的大赛不仅是技能的较量，更是心理素质的比拼。其实“商场如战场”，公司、企业也需要人们具有优异的心理素质，否则不能成功和胜任。因此，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心理素质的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

随着现代高新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带动当今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方式的深刻变化，就我国而言，还发生着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些，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其具有新的特征：

第一，知识成为最主要的资源和财富。以高科技为特点的知识产业是未来社会的支柱性产业。正如世界管理大师彼得.P.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所说“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

第二，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在高科技条件下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以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以知识和信息的创新、传播和应用为灵魂，以高新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形态。它不同于过去以经验积累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形态，因此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开发出新的成果。

第三，学习成为生活和工作的前提。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里，随着“知识爆炸”、科学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人们必须不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的终生教育成为现实。

第四，经济全球化，加强了世界范围的竞争和融合。现代通信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知识的瞬时全球传播成为现实，为大规模的生产与共享知识奠定了基础，面向世界，在竞争中加强联系已成为大势所趋。

第五，新科技和经济发展要求人们新的价值取向。首先，知识经济的价值体现在知识和智力的占有，要求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真正实现。其次，知识经济要求人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要求人们加强合作，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再次，高科技不再以探索系统知识为标准，而以追求效用增殖为目标。它们能够大幅度地增强产品的功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工作效率，从而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经济社会新发展对人才心理素质的新要求

心理素质不仅指人心理承受挫折、压力的能力，广义的讲，它包括一个人全部心理特征的质量、水平。是指人适应和应对社会生活、学习、工作要求已形成的稳定的个性品质及其发展水平。包括人的性格、能力、气质的特点和水平。而性格又包括理智、情感和意志诸方面的特征，以及对待现实和自己态度的特征。经济社会新发展突出了相应心理素质的要求：

第一，创新的意识和品质。无论是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还是“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灵魂”，都使创新精神和品质成为时代对人才心理素质最重要的要求。

具备创新意识和品质要求人：在性格的理智特征方面，具有主动观察感知，独立思考、富于创造、辨证全面看问题的思维特征，具有能动广阔、创造性想象的特征。在性格中对自我和现实态度特征方面，具有自信、独立意识，积极进取的特征。在性格的意志特征方面，具有对行为目标的明确态度，能够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及认真细致的特征。在性格的情绪特征方面，具有探索热情执著专一、甚至忘我，为实现目标孜孜以求、积极进取，心境保持积极愉快、富有幽默感的特征。

第二，开放和包容的思维方式。经济全球化、通讯技术和网络化、世界面临如环境生态等发展的共同问题、不同民族和国家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要求当代人树立开放意识和包容心态，在世界范围内了解新动态、新信息、新成果，由此去借鉴、吸收、比较，从而获得成功。

第三，竞争性的意识观念。市场经济是效益和竞争的经济，经济和社会活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更趋激烈。人无我有，人有我强。“领先”、“ 专利”、“特色”、“填补空白”已是现代人才具有的意识。

第四，合理的知识信息吸纳、处理能力。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呼唤知识储备、更新和有效应用的能力。这将决定人才的成功与成就的大小。

第五，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活动综合性、复杂性和应用性强的发展特点，已使过去那种脱离社会、远离同行而孤立地从事科技研究和社会活动的人难有作为。无论是科技攻关、公司经营还是企业生产都需要参加者具有良好的整体协作和人际协调的精神和能力，能够在创新活动中解决好独立意识和互相配合的关系，解决好合理竞争和友好合作的关系。这就需要不但有高智商还要有高情商。

第六，坚忍不拔的承受挫折能力。科技创新和知识经济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却同时存在着经历失败的风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价值多元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给人们的心理适应能力带来考验。机遇和挑战、利益和竞争，前所未有的得与失，深重影响牵动着当代人才的心理。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竞争的加剧，随着实现目标挑战性加强，能否具有不怕失败、失利而勇于承受严重挫折的心理能力，成为新条件下个方面人才应具备的重要心理素质。

篇（2）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从管理学原理看，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及运转是否高效，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同样也可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探讨，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价值创造与公司治理

财务目标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关于财务目标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等。

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股东投入的资本，离不开经理人的管理能力，离不开员工的辛勤劳动，离不开消费者的需求，离不开政策支持等。企业作为多种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在确定自己的财务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在目标中得以体现，因此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目标得到了广泛认可。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而不是只依赖股东。因此，企业应为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以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的目标，可以全面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可以与企业的目标保持内在逻辑一致性，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和更广泛的涵盖性。

以价值创造这一目标为起点的公司治理是一整套针对企业内部责、权、利所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公司治理通过合理地设计责、权、利方面的制度来协调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激励和促进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价值创造这一终极目标服务。企业的价值创造可以划分为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两个环节，具体而言，价值创造活动必须先由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提供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然后通过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产品（价值生产），并最终在市场上出售，实现价值创造目标。

在价值创造这一活动中，公司治理所要做的是保护各种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并激励他们为企业价值创造活动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其最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价值创造模式协调一致，即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来协调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激励有利于价值创造的各种活动，同时限制和约束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全面的制度安排，它把各种有利于价值创造的要素都纳入公司治理体系，是对委托理论导向公司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体如图1所示。

二、价值创造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的不断恶化，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发了理论界、政府监管部门、媒体等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企业应当合理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观念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所以实践过程中管理者对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停留在“被动回应”的状态，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履行社会责任。因而是否应该在公司治理中主动嵌入社会责任，要取决于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损害企业价值”两种观点，即二者正相关、负相关。持负相关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带来额外的成本支出，从而降低企业价值。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正相关论的研究者主要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分析手段，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当然，仅靠实证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还不能够从理论上证明社会责任有利于价值创造，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些具体行为方式，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保护环境等，而这些行为方式都体现了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特性，这也是社会责任的本质。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社会责任，在价值生产过程，这种行为方式主要通过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结合方式来影响价值生产，在价值环节则主要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作用于企业价值的实现。

首先，在企业生产要素结合过程中，除了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调非常重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体现出来的互利、合作以及为各方负责的行为方式，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信任的形成与扩散。相互信任有利于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员工对企业信任有助于提高忠诚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信任能改善投资者与企业的关系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保持和谐、健康、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有效结合，提升价值生产效率。

其次，从价值实现环节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内外部关系网络。企业的经济行为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道德习俗以及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是否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健康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至关重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为企业创造健康稳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强调诚信、互利、共赢的社会责任行为在各种利益博弈过程中，可以促进利益相关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网络，如企业与经销商、供应商、投资人、债权人、政府监管部门等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同时企业负责任的行为也有助于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形成，这些网络、环境为企业在其中开展价值创造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的一系列社会责任行为，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及保护环境等，都体现了负责、互利合作、共赢的特质，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作用于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影响价值实现环节。因此，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应把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来看待，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一要素日益重要。

三、价值创造过程中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

在未来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统一是必然趋势，然而由于传统的委托理论导向下公司治理理论体系本身的局限，在其理论体系中无法找到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创造要素的位置，导致实践中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因来自外界的压力而进行被动回应，被动承担社会责任，这种机制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履行其社会责任，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须服从、服务于价值创造目标，所有制度的设计应定位于激励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和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日益重要。因此在价值创造导向下，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之间就具有了严密的内生逻辑关系，换句话说，在公司价值创造活动中，像社会责任这样一种起到重要作用的价值创造要素，公司治理应当主动将其纳入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此时，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形成一种内生嵌入的关系，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有了内在动力，而不是由于法律的强制约束或者舆论压力而被迫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强加于公司治理机制中，致使公司治理对履行社会责任“被动回应”。

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主动嵌入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价值创造。首先，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能促进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传统的建立在委托理论之上的公司治理，侧重股东和管理者两个要素，忽视其他的价值创造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股东和经理人之外的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责任引发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委托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就难以通过调整制度设计、组织安排以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而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主动嵌入社会责任，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传递负责、诚信的信号，促进各个利益相关者互相信任的形成和扩散，促成各价值创造要素提供者之间形成互信、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实现经销商、供应商、股东、债权人、内部管理者、雇员、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等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改善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促进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促进价值创造目标的实现。

其次，在公司治理中嵌入社会责任的理念、精神，有助于企业积极主动、全面系统地履行社会责任。目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不容乐观，造成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短视行为。从短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成本，很多时候，相应的社会责任收益却难以直接量化，它具有潜在性和长效性，这造成了许多企业的短期行为，出于法律的强制性约束而被动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的缺乏也是造成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之一。因此，为了促使企业积极、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应将社会责任嵌入公司治理，使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公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形成，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企业从治理制度设计、组织机构安排层面上，搭建起一个和谐、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平台，激励各种具体的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

具体而言，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求企业建立专职组织机构负责社会责任工作，包括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履行、检查及评估的管理制度，构建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会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和长期化，也就能更好地发挥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了。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内生嵌入式的社会责任，是在价值创造目标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不但统一于企业价值创造实践，而且两者相互促进，实现了内在逻辑统一。嵌入社会责任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一个全面、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它涵盖了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并促进这些要素的有效结合，同时也为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找到了合适切入点，能够促使企业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是企业未来持续生产经营、不断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企业治理结构、演化

[key words] Hayek， duality viewpoint of the society order， corpor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evolution .

一、引言

企业是协调社会分工的一种组织形式，其运作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企业参与者之间合理配置与企业运行有关的权利、责任，（主要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确保他们之间合作及竞争关系的存续和扩展，这就是企业治理的实质。所谓企业治理结构就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企业参与者之间配置的状态。从企业发展的历史看，关于企业的治理结构，两大现象引人注目：一从共时性看，不同国家、地区那怕是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的治理结构也是千差万别的；二从历时性看，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从单边治理到多边共同治理出现了多种的企业治理模式。对于两大现象的解释，很多学者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企业治理结构共时多样性是因为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认为企业治理结构历时多样性是不同企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结果。这样的分析是有缺陷的，要害的问题在于：一他们把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当做抽象的理性人（有限理性）看待，而忽略了其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二把企业概念化为理性的行为者，而忽视了企业作为组织协调内部成员利益差别的复杂的政治过程，也就是忽视了企业治理结构内生演化的方面。结果是，他们既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治理结构的共时多样性问题，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在竞争的作用下，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治理结构应该收敛于某一种最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构，而这与观察到的事实明显不符；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治理结构的历时多样性问题，因为他们只能静态地、逻辑地比较给定条件下不同治理结构交易成本的差异，而不能从动态和历史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说明治理结构的演化问题，这样的分析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选择论（邓宏图，2003）。正如周业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制度安排的比较静态分析仅仅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种制度安排为何会变成另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并没有答案（周业安，2001）”。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曾获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社会秩序理论是其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其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部分。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社会秩序二元观：即社会秩序是由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在各自运动的基础上互动所致。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为解释上述两大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可以避免单纯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分析的缺陷。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对于这两大现象给出一个初步的解释。

二、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个人又是不同的，包括个人的追求、知识结构、技能等等，人际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在所难免，但为什么社会总体上看起却是井然有序的呢？在哈耶克看来，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不是由某些人理性设计的制度调节的结果，而是由社会中个人的互动形成的。个人的互动最终达致了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哈耶克，2000)，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秩序。个人的互动是怎样形成社会秩序的呢？哈耶克是这样分析的：

首先，社会秩序形成所需要的知识是分布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任何一个人在很多方面都处在“必然的无知”状态（哈耶克，1999）。一个人拥有的知识分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明示知识，这些知识是标准化的、可以言传的，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在社会成员间传播，可以依靠学习获得；另一部分是默示知识，这些知识是个性化的、不能言传的，难以为他人理解，只能在实际的操作和人们的互动过程中去感悟和把握。由于默示知识的存在，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拥有完全的知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就会存在障碍。因为他们在很多场合无法理解他人行动的确切含义，合作难以达成，社会秩序就难以形成。

其次，为了克服自身知识的局限性，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实质上就是社会成员互动自发形成的、并愿意共同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是知识的浓缩器。有了这些规则，社会成员依此正确地预期其他成员的行动，并按照这些规则强化自己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如技能和倾向等），进而更好地推动成员间的互动，形成“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哈耶克，1988)。根据哈耶克的解释，规则来自于惯例，惯例被采纳之初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甚至是偶然原因，之后，这些惯例之所以能延续，主要是因为它们使采纳它们的群体在生存竞争过程中好于其他群体。这种经成员互动自发形成的规则，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自发秩序之间的竞争，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某些成员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可能会采取新的行动策略，并通过一个类似惯例产生的自然选择机制，产生一个在新环境下成员更好互动的自发秩序，从而导致自发秩序的演化；也可能由于成员对规则的过度依赖产生规则锁定，从而使得成员不能应付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秩序的瓦解。

再次，为了避免由于人们知识的局限性可能出现的“锁定”效应或降低由人们错误决策造成的“失衡成本”（青木昌彦，2002），社会成员可能形成组织来加以补救，这就导致了外部规则的出现，也被称为人为秩序。它是一种通过“认知分工”部分地克服成员知识有限性的设置，通过人为设计的部分规则，更有效地处理分散化的“关于特定时间和环境的知识”（青木昌彦，2002）。人为秩序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务、目标或职能赋予组织定的个人，从而可以支配组织成员的行动，它一经创立出来，就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它不像自发秩序那样是目的独立和普遍适用的，而往往只是服从于组织或统治者的特定目的。它的优势在于弥补社会成员与内部规则互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失误、促进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具有较强的信息搜集能力及制度供给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等；其局限性在于常常会出现制度刚性和组织僵化，也常常因为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组织失灵。由于组织之间存在着竞争，竞争将推动人为秩序的演化，演化的机制跟自发秩序的演化类似。

最后，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的互动形成总体的社会秩序。一方面，一些人为秩序是在自发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将自发秩序法律化和条文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为秩序也会影响到自发秩序的演进，某种自发秩序的形成完全依赖于人为设定的规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哈耶克，1988)。随着环境的变化，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之间不断发生互动，可能相互耦合，也可能相互冲突，最终达成一种多重均衡状态。至于收敛于那一均衡状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往往由互动开始时的状态、互动的路径及互动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 三、企业治理结构共时多样性的根源

按照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企业首先表现为一种人为秩序，它是由生产要素所有者互动形成的一种生产性和交易性组织。为了克服个人认知方面的不足，它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务、目标或职能赋予组织定的个人，从而可以支配组织成员的行动，权威、奖励、认可和协调形成了企业的组织特征(西蒙1991)。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是经济领域中的活动者，其行动就必然是社会化的、要受到人为秩序约束的。这样，我们可以认为企业是在人为秩序下由企业参与人互动形成的一种自发秩序，是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的统一。由此，我们就不难得出“企业的治理结构是由自发秩序、人为秩序共同决定的关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企业参与者之间配置的状态”的结论。由于从企业的现实运行看，企业不过是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谢德仁，2002），这样，具体企业的治理结构就是在给定人为秩序条件下，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谈判的结果。给定的人为秩序往往给出了谈判的初始规则、要素所有者初始的权利设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要素所有者的目标、偏好、非正式组织状况等等。比如有的国家特别重视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比如德国公司法便明确规定，企业董事会必须有职工代表参加等。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参与人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状况由该参与人的谈判能力决定。在企业设立时，生产要素所有者谈判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要素所有者所提供给企业的生产要素可能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一般来说，发挥的作用越大，该要素所有者获得权利就越大、责任越大，反之，则反是。比如拥有高专有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其谈判能力就相对较高，所谓“专有性”(exclusive)生产要素就是指这样一些生产要素，一旦它们从企业中退出，将导致企业团队生产力下降、组织租金减少甚至企业组织的解体，生产要素专有性程度是决定生产要素所有者分享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杨瑞龙、杨其静，2001）。

2、生产要素所有者对其生产要素不进入企业生产过程而闲置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的承受能力。承受能力越大，谈判能力越强。比如在那些资本短缺、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资本的人的谈判能力就强，而那些只能提供简单操作劳动的人的谈判能力就弱。

3、生产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通用性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由于稀缺，该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就低；由于通用，他就不怕闲置，因此生产要素通用性越强、稀缺程度越高，他的谈判能力就越强。比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些高级技工严重缺乏，他们的收入甚至比部门经理的收入都高，有些企业为了留住他们甚至给他们股票期权。

在企业存续阶段影响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谈判能力的因素，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包括：对该生产要素绩效衡量的难度和监督生产要素所有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难度越大，成本越高，该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谈判能力越强。

在外部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上述谈判结果的主要特征就会被当作企业的惯例稳定下来成为组织的记忆，使企业参与者休战而进入合作状态（纳尔逊、温特，1997）。企业参与者按照上述惯例强化自己的技能、认知、倾向等，使得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得到强化，从而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当的稳定性，直到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企业参与者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时将之破坏为止。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同一时段内，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企业面临的人为秩序不同，也就是所嵌入的社会结构不同；加之，同样人为秩序下，由于不同企业内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谈判的结果不同，因此，同一时段内，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千差万别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技术层面上（产业领域、企业规模、各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看大致相同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企业的治理结构会差别很大，根源在于其背后的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不同。

四、企业治理结构历时多样性的一个粗略机制

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人们的有限理性，企业运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肯定难以消除，这样在一定的人为秩序下，企业作为一个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之履行过程，就是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不断再谈判的过程。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及其交互作用，其治理结构就必然会处于不断的演化过程之中。其演化遵循这样一个粗略的机制，鉴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只给出该机制的主要内容以求抛砖引玉，而不用企业史资料加以印证：

1、企业运营绩效差异的持续性。在某一时期、一定市场范围内，即使是面临相同或类似外部环境的企业，由于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和其所有者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在竞争过程中企业的运营绩效会出现差异。另外，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如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市场的扩大或人为秩序发生较大变化时，所引起的不同企业自发秩序的变化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可能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更适应新环境的自发秩序，当然适应的程度有大、有小；有的企业则可能由于路径依赖作用而锁定在旧的自发秩序之中，而难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等；这也会带来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尽管企业间的模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但是由于关键资源缺乏弹性和企业组织惯性等原因，产生了一种模仿的阻隔机制，单凭简单、机械的模仿是难以消除这种差异的。结果是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就具有了一定的持续性（邸强、唐元虎，2004）。

2、适应性学习。在一定市场范围内，在企业之间多次竞争过程中，企业经营绩效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一些企业因经营绩效太差不能从外部环境获取能量、资源等而被淘汰，竞争过程中始终保持优良绩效的那些企业就会成为企业“明星”。那些绩效较差的企业在生存压力的推动下，启动了适应性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搜寻，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在企业已知的明星企业治理模式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然后加以引进、模仿；一是创新，就是经过成员互动创造崭新的企业治理模式。经过适应性学习，一些原先绩效较差的企业可能通过创造性模仿或创新脱颖而出成为后来居上的企业明星。经过一定时间的市场竞争和适应性学习，与明星企业治理结构有关的一些显性知识便会在一定市场范围内扩散开来，成为公共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竞争起到了“获致知识的途径和程序”的作用（冯兴元，2002）。

3、市场选择。经过多次竞争，市场上就会出现老牌明星企业和后来居上明星企业的若干种企业治理模式共存竞争的局面。哪种治理模式将为主流模式，将接受市场的选择。市场在选择的时候，往往遵循一个所谓的“战略互补性”的机制（青木昌彦，1999），即社会上的企业采用某治理方式的比率越是上升，对每个企业来说，采用该模式的战略优势就越大，该模式就会被当作一个惯例稳定下来。这类似于威特（Witt）所讲的“频数依赖效应”，即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取决于群体中已有多少成员作了这种选择（盛昭瀚、蒋德鹏，2002）。随着环境的重大变化，企业在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有些企业可能会冲破 “频数依赖效应”的束缚对已成为惯例的治理结构进行重大的创新，由于路径依赖和企业适应性学习能力的差异，创新也会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于是进入新一轮适应性学习和市场选择的过程，在经过一个一定的阀值或频数后，某种治理模式成为主流模式并流行开来，形成新的惯例。当然，由于默示性知识的存在，各个企业只能获得那些关于该治理模式的显性的知识，各个企业的治理模式不会完全相同。

通过这样一个粗略的企业治理结构演化机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若干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詹森等人提出的“最小化成本的组织形式会流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弗罗门，2003）。我们认为，流行的不一定是最优的，流行的企业治理结构模式可能只是比较优秀的，也就是说是次优的。它们只所以流行，与其说因为是最优（效率最高），不如说是因为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它们。

五、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对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而言，我们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1、企业的治理结构是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共同演化的结果，并不存在唯一的所谓最优的企业治理结构，现实生活中存在更多的是次优的治理结构，在相应的环境约束下，各种次优的企业治理结构都可能是有效的，具有适应性效率的。那种追求唯一的所谓最优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努力是徒劳的。

2、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推进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自发积累的关于企业治理结构演化的信息，通过有效地模仿发达国家的企业治理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治理结构演化过程中由知识的有限性带来的限制，加快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进程，这是我们的后发优势。但是由于其中很多信息属于默示知识的范畴，无法完全移植，机械地模仿结果只能是“淮橘为枳”，这就会变成我们的后发劣势（杨小凯，2000）。因此，不能将某一国家的主流企业治理模式当作我们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目标，我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3、在企业治理结构演化的过程中，政府作为一种人为秩序，要摆脱那种认为可以人为设计出最优制度安排的被哈耶克称为“致命的自负”的束缚，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让广大企业去探索、去进行组织实验，为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促进产权主体多元化、打破垄断、促进市场竞争等等，用杨小凯的话说就是“政府注意的重点不是立法，而是案例形成和创立与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程序的公正性”（杨小凯，2000）。以自发秩序为主、人为秩序为辅，是今后我国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最优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1]邓宏图.组织、组织演进及制度变迁的经济解释，南开经济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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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白科全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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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篇（4）

准确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篇（5）

演化经济学把公司治理系统看做一个和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自组织系统，该系统能够自我创生、自我生长、自我适应和自我复制。公司要素主体的动态发展和能动性与企业的多样性和动态发展，使公司治理系统成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公司治理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在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则明显带有自组织的特征。

一、 公司治理是一个自组织系统

1. 公司治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开放性是自组织系统的基础条件，只有开放系统才能不断的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获得外界的“负熵”克服系统内部随时间不断增大的“熵”，才能使系统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公司治理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该系统由公司的所有者、经营者、员工、顾客、供货商、社区、国家等要素构成，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影响，构成了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系统内又包括内部治理子系统和外部治理子系统，内部治理子系统是公司治理系统与企业系统交叉的部分，外部治理子系统是企业系统外部的部分。因此，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包括一部分企业内部环境和整个的企业外部环境（见图1）。

公司治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该系统不断从外界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等）中吸取“负熵”（有利于公司治理的理论、信息、资源、技术、人员等）、克服“熵”（公司治理系统导致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结构、机制、惯例等），在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自组织的无序到有序的特征。无论是内部治理子系统还是外部治理子系统，在社会经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地从外部经济环境中获得理论、信息、技术等，并将这些理论、信息和技术应用在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上，从而使公司治理达到有序高效的阶段。

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从外部环境获得的“负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生产要素。企业生产要素包括的种类众多，这决定了公司治理涉及众多主体，并且这些主体不断地从公司治理系统中流出流入，构成公司治理自组织过程中的“负熵”。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各种要素的更迭成为公司治理系统中的“负熵”，不断克服公司治理系统内部随时间而增加的“熵”（企业内部各要素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问题），使公司治理从无序达到有序。

（2）外部信息。公司治理系统不断地从外部获得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技术信息、国家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国外公司治理等。为了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系统，需要国家立法界定公司治理主体的经济利益，保护信息劣势要素主体的经济利益。技术信息对企业的运作模式产生影响，而运作模式的改变会改变各要素在企业运作中的地位，这些不断变化的地位使公司治理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也是公司治理从原平衡态向新平衡态发展的动力，公司治理系统的发展呈显出螺旋上升的特征。

2. 公司治理的非均衡性。自组织理论认为“远离平衡态”为有序提供了动力，也是有序的根源。公司治理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不断地从外界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中，差异、非均匀、非平衡是长期存在的，均衡是短暂的。不同企业的公司治理系统中董事会、股东会以及监事会中的人员、结构、权力等都存在差异、权利和人员的配置也是非均匀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个体使权力的配置往往是不均衡的。不同的要素通过契约组织在一起构成了公司制企业，这些要素的主体无论是能力还是偏好都存在差异性，这就导致不同的要素主体的经济目标不一致，竞争的利益关系使公司内部矛盾普遍存在，要素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就构成了公司治理不断发展的动力。

在公司长期发展过程中，各要素对企业效率或者竞争优势的贡献程度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变化的要素贡献程度是公司治理利益和权力协调非平衡的来源。为了提高公司运作的效率，就需要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体现稀缺资源的价值和贡献，使稀缺资源获得较多的权利和利益。企业动态发展的过程使资源稀缺性和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贡献度也是动态变化的。解决旧利益矛盾的制度安排或系统，在不断获取的“负熵”时则会产生新的矛盾，因此，原有的平衡态被打破，公司治理系统长期处在非平衡的状态。动态变化的资源贡献使公司治理中权利和利益的冲突长期存在，而冲突和矛盾成为公司治理系统发展的动力。

3. 公司治理的非线性关系。企业作为多种要素的结合体，其内部各要素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企业构成的复杂性、内部主体之间、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原因。构成企业的要素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差异的和复杂的要素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作用，这就使公司治理中某一要素与公司治理绩效很难存在线性的决定关系。个人股通过“用脚投票”影响控股的法人股或者国有股的行为，法人股通过“用手投票”影响个人股“用脚投票”的方向。企业内部高层管理者与中层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和行政关系交叉。相互影响的要素使公司治理主体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

企业构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相互作用，使企业内部的某一变量与另一变量之间不可能存在线性联系。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系统，通常由许多存在复杂非线性关系的子系统组成，因此，公司治理不能只考虑单一主体和单一指标。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表现为企业能力不具有加和性，部门能力之和并不等于企业整体能力；部门目标的实现，也并不意味着整体目标的实现；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范围较难完全划分清楚；企业整体创造的价值不能由单个要素创造的价值简单相加。

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由于个体行为的不可预测，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下对个体进行同样的激励产生的效果可能不一样。每个公司都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对初始条件、参数和环境的微小扰动也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因此，同样的治理方法也可能导致不一样的结果。

开放系统要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并使系统重新稳定到新的平衡状态，还必须通过系统内部要素非线性相互作用来完成。自组织理论认为非线性互动能使系统各要素间产生协同作用和相干效应，从而使系统由无序变为有序。公司治理系统内部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是同时进行收集信息、处理信息、指令输出等活动，因此，公司的权利、业绩和利润分配是非线性决定的。在复杂经济系统中，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源于不确定性，而不确定的根源就在于经济系统中的非线性联系。公司治理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存在着控制与反馈，这种控制与反馈不仅涉及两个主体甚至涉及多个主体，多个主体的复杂联系构成复杂的公司治理系统。

4. 公司治理系统中的涨落。公司治理系统中，无论是内外部治理子系统，还是其中的董事会、监事会、产品市场等构成要素，一方面独立发挥着治理作用，另一方也协同发挥治理作用，如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常设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独立地协调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力利益，另一方面董事会利用产品市场获得的信息监督经营者的行为，即董事会和产品市场协同发挥治理作用。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公司，公司治理系统中各个部分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如英美公司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外部治理系统，而日德公司治理系统中则是内部治理发挥主要作用。不同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的构成不同，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不同，往往也会导致公司治理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发挥的作用不同。公司治理系统中各个部分的差异性使公司治理存在“涨落”。当然，公司的动态发展，必定使公司各要素在运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即存在“涨落”。这些“涨落”形成了公司治理中永恒的矛盾，成为公司治理逐渐向有序或者从一个有序向另一个有序发展的动力。

经济系统的非线性作用和非线性涨落是经济系统远离平衡态并产生耗散结构的两个重要的条件，沈华嵩（1991）论证了经济系统的不可逆性、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等特征，阐述了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为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循着该研究方法，本文重新对公司治理机制和手段产生的原因或过程进行了阐述。

二、 公司治理的自组织发展

自组织系统从一个无序、 混乱的状态转变为一个有序、复杂、非平衡的稳定状态。按照自组织过程实现的不同系统功能或方式，自组织过程中包括：自创生、自生长、自适应、自复制等方式。在实际系统中，同一自组织过程常常同时包含几种方式。

公司治理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与外界不断的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可以自发地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公司治理自发地向有序发展过程中存在下列几种规律：

1. 公司治理中的自创生。公司治理过程往往会不断产生新问题和新矛盾，在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治理机制逐渐完善，这就是公司治理的自创生。公司治理在早期主要是要解决经营者利用法人财产的实际控制权侵害所有者利益的问题。随着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构成公司的要素不仅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还包括供货商、顾客、社区等，这就产生了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公司治理的复杂程度，公司协调各要素主体的经济利益的难度也就增大了。

早期公司治理主要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从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防止经营者侵害所有者利益，而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涉及的主体增多，公司治理的复杂性增强，这就对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在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为了解决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新的治理手段和方法不断创生，公司治理的水平也不断地提高，协调各要素主体利益的能力会不断的增强，如我国公司治理上个世纪主要以监事会为主，在本世纪公司治理系统中不仅引进了独立董事，还加强了舆论监督、立法等外部治理手段。

2. 公司治理中的自复制。公司治理中的自复制是指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公司之间，公司治理机制和结构被复制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了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公司制企业产生，随之问题成为了公司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同的国家引入公司制企业的时间不同，解决公司治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但是随着国际投资的不断扩大，不同模式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结构开始相互复制，甚至出现了公司治理趋同化。公司治理系统的自复制是企业在认识到公司治理问题时首要的一个解决方法，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公司，公司治理外部环境不同，还需要根据其外部环境的特点设计适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结构。

3. 公司治理中的自适应。公司治理的自适应是指公司治理内部主体能够与外界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交互作用，并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状态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主体的变更。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主义，个体行动受到环境的约束和塑造，又能通过互动来调整预期并改变环境（黄凯南，2010）。协同论认为，在系统开放条件下，系统各子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产生了协调、同步、默契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在企业长期运作的过程中新奇不断产生，即环境不断的发生变化，企业对新奇的适应性就是自适应，例如，为了产生正的利润或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等，企业家往往会利用新知识、新技术，即企业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适应。公司治理系统同样具有自适应性。

公司治理系统中，各要素主体会根据其他主体的行为和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状态和行为，并且能够通过激励和约束对其他要素主体调整行为和状态施加压力或提供动力，以形成新的行为和状态，使自身发生适应性变化，并使公司治理系统整体做出适应性的变化。

公司治理系统中各要素主体会不断地与外界和其他主体进行交互，并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外部环境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预见，不断调整其在公司运作过程中的行为和状态，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治理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做出主动的适应环境的调整，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发生实际变化时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即被动适应。

4. 公司治理中的自生长。复杂系统中的自生长是系统由小生大、由简入繁、由低到高的自我发展的过程，自生长不仅仅是系统由小到大的简单叠加，而是系统在由小到大的同时由简单到复杂的有机结合或者是低级到高级的跃升。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此更大的整体并不是更大的总和，他们形成了有机结构而非简单叠加。这种交互叠加使企业出现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要素之间的组合变得重要。公司治理系统各个组成部分按照它们的关联性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制约促使公司治理系统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公司治理系统的自我完善是公司治理发展过程中“主动合规”的自主性治理。

公司治理的自生长是公司治理主动适应自身和环境变化的结果。甘德安（2010）论述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系统中的涌现性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有权分化、所有权市场化影响着公司治理系统的形成，公司治理系统经历了交互监督、简单治理、复杂治理和现代治理四个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部公司治理运行机制。

三、 自组织理论下公司治理系统的发展

1. 政府在公司治理系统发展中的作用。自组织理论认为有限开放的系统能够自动地从无序向有序发展，或者是从一个稳态向另一个稳态自动的发展。如果将公司治理作为一个有限开放的自组织系统，那么是否意味着政府对公司治理系统的发展可以不做任何的干涉，只需要做好“守夜人”就可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是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的一部分，公司治理系统要根据该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因此，政府在公司治理系统的发展中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模式、企业组织结构不同，公司治理问题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全球之所以存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不同，表现在企业中就是各要素主体在企业中的相对地位不同。相对地位不同是由要素在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或者是价值创造的贡献程度不同造成的，为了激励各要素主体参与公司共同生产，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就应与此相适应，即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就不相同。国家在公司治理模式形成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立法，使公司治理朝着适合该家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也影响者公司治理系统的外部环境。

2. 要素主体在公司治理系统发展中的作用。企业各要素主体的经济利益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种利益冲突和矛盾是公司治理系统不断发展和演化的动力。不同的企业每种要素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即要素在企业中的作用并不等于平均值，因此，偏离平均值的要素成为了公司治理系统的“涨落”，而“涨落”则形成了公司治理系统发展的动力。

要发挥要素所有者在公司治理系统发展中的作用，就要建立完善的谈判机制和退出机制。退出的威胁构成谈判中的筹码能为要素争取到合理的权利和收益，使各要素有动机增加投资或者投入。合理的全面的退出机制使各要素主体能够在谈判中获得合理的权利，各要素主体要积极主动地参与企业谈判机制，表现在企业实际运作中，不仅需要积极利用“用脚投票”的权利，还要注重发挥“用手投票”的权利，更要建立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对话机制，以更好的使各要素主体的利益得到保护和激励。

参考文献：

1. 杨纯玲.公司治理复杂系统研究.暨南大学学位论文，2004.

2. 韩国文.演化经济学视野下的金融创新.武汉大学学位论文，2004.

3. 甘德安.复杂性的家族企业演化理论系列研究之二――从复杂性自组织理论看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演变.理论月刊，2010.2.

4. 黄凯南.现代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5）.

篇（6）

一、伪形叙事——一流大学建设的价值取向缺失

建设一流大学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叙事共识。

何为一流大学？简而言之，是“由一群世界一流的教授吸引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学生，在世界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条件下，培养这世界一流的人才并从事着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的大学”。［1］

在此，一流大学的所指与能指，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的意义和功能应该为我们所认可。然而事物的符号象征意义（所指）不是由这个事物天生的素质决定的，而必定是被国家体制、时代状况和具体的文化语境等因素所共同赋予（能指）。当今一流大学的存在及其为我们所能直观的治理功能模式，主要是多个世纪不断积累的西方的社会、文化习惯的产物，是一种逐渐形成的知识生活下的学术程序；是一种地域性的学术生活的经验。因而，一流大学所指与能指的文化学意义上的原形意涵，切入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发生伪形的概率就不低。其关键就在于作为异域的后来者，建设一流大学在观念的引领上，如欠缺一个良性治理所需的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把握，建设一流大学就成为一种新叙事或重新叙事，而将一流大学的意义承载变成了对西方社会的想象，将建设一流大学作为表征某种存在的心理诉求。在当下新叙事的主线就是大学治理结构的转型。

就治理来讲，是指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通过这些，一个社会可以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这意味着治理应从全面的、整体的角度把握。即治理既是开发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同时又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治理还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因此，从上述对治理的理解来看，西方一流大学治理功能模式的原理乃是蕴藏于、隐含于、内在于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信息、制度规范和学术实践之中的。而其中学术道德作为学术文化的核心力量，恰恰在于能降低学术制度的运行成本。即效率的追求立足于“正义”之基上，尽管“正义”也是相对的观念。由此西方一流大学的形成和演化就构成了一种原形叙事。

与此相观照，当下建设一流大学如其叙事合法性的取得，在于通过一种意识形态（强国）确立一种理念（建设一流大学），从而论证凡是符合这种理念就是合法的话，其间隐含的风险就是合法性替代真理性。如果理论的作用是为实践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合法性不是靠真理性（或正义性）来保证，而是靠强权来支撑；叙事的呼声愈高，叙事者就争得越多的话语权。这一点已为大学治理结构转型中的行政主导化所印证。建设一流大学应警惕徒具制度规范性框架的治理转型伪形叙事倾向。

二、要素调控——治理结构转型的主要误区

当下一流大学的建设除了上述的通过信而非思来跳过关键性一步的迷思外；另一种观念是基于复杂事物一经分解定会变得简单这样一种默许的信念（世界观或自然观）。即当前建设一流大学在治理结构转型上的主要举措就是要素调控，其理解是建立在通常系统的“元素法”的基础上，它总是先将现象分解为要素，然后研究要素的性质及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获得要素间的基本法则，最后再根据要素间的基本法则理解现象的本质。［2］

以此观察，最具普遍性的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基本上是管理层在追求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目标框架下，针对提升学术竞争力的制度设计，其基础和出发点就在于设计者从最薄弱处突破的系统观。不仅大学转型中存在这样的认识，就大学的管理，以大学行政楼为统率的要素控制观，同样也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

而如果我们认可大学治理包括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则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大学中诸如人才培养与因材施教、知识创新与学术自由、学术评价与学术逻辑等成正比或正性相关的内在联系；尽管这些“确定关系”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意会，但其作为普遍性的内在规则存在于大学的治理结构中，并适用于大学知识生产的所有单元或子系统。其次，在大学系统内耦合的大量单元或子系统，不仅在专业、学科的学理上具有多样性；而且知识的形式上既存在厚积薄发的常态，又有醍醐灌顶式的体味、灵光乍现式的顿悟。这就赋予大学的治理既要把握系统中的确定性与普适性的规定，又能于知识过程的多样性中包容随机性。

大学系统内知识过程确定性与普适性的规定是其治理的结构要求，而知识过程的多样性、随机性又是其治理的结构形式需要。前者体现大学系统中治理的稳定性和基础性，后者体现大学系统中结构形式的不规则性、复杂性。现实中的大学治理如以大学层面的要素管理调控为主导，事实上将人为地扭曲了大学作为复杂系统的存在。显而易见地，作为大学层面上规范性的制度设计，基本上只能求得最大化的最低水准，体现整齐划一的底线刚性。同时以建设一流大学的角度看，这种自上而下、整齐划一的大叙事将因欠缺弹性，更因抽离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变革的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互动，而压抑大学系统内大量子系统、个体的小叙事参与。将一流大学的建设叙事扭曲为强制推行的一厢情愿或迫不得已。

可见，现行的治理机制结构——行政主导的要素调控既欠缺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平等价值之基，又不能面对大学系统的复杂性、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的同时欠缺。事实上一流大学建设叙事可能导致旧病不去，新疾又来的局面。这样不论大学当下的治理还是处于转型中的议程，都必然要作路径上的转型。

三、研究型学院——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选择

我们应该看到，不管多复杂的系统，总是存在着诸多确定的“关系”，这些关系是结构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规律，系统通过这系列关系，获得其基本特性。［3］

因此，大学治理转型遵循的前提就是首先确立大学治理结构“理想类型”。而其建构的原则则应是“上善若水”、“水因地而制形”——体现出大学内生于学术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信息、制度规范和学术实践之中的基本特性，确立大学成其为大学的一系列基本价值。

其次，遵照治理所关涉的权力、关系、责任的原则，划定权利的边界。确立权力谁行使、规划谁作出，以及问责如何进行的基本治理结构框架。

再次，大学系统中，知识如何成为可能是最为根本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治理的结构形式上进行把握和调整。

根据以上的原则次序，以及大学自身的系统复杂性，建设一流大学的治理转型应倾向于大学层面发挥学术价值、学术道德、学术评价、政策规范调整等基础性、整体性特性的确立、引导作用，以满足大学结构要求上的稳定性、传承性。

而针对大学知识过程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在治理转型的结构形式上，资源要素的组合权力、科研教学的组织安排、管理调控的行为运作等要层级下放，并以制度的形式和规范性确认和推进中下层级和相关个体的参与与自组织。

以上内容既体现了一流大学历史演化的传统，又为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了治理转型的路径选项。

从国外一流大学的发展演化看，以剑桥大学等为代表，实行独立学院制的方式，将学术及学术竞争的自交由学院；以老牌的斯坦福大学、英国新秀卡福迪大学等为代表，实行的是先打造有限的几个强势学科，尔后进行扩张或交叉整合形成优势学院，并带动全校实力的提升。虽然治理方式上，两者有差别，但在学术竞争力的生成和提升上都遵循着一条相同的基本路径，即以知识分化构成的学科学院作为基干，以其发展状态作为大学学术声誉的来源和院校间竞争的基础。其实践的经验就在于作为大学子系统的学院，既分有大学的学术性，又可在相对同一的学理上实现子系统的要素自主组合。

因上，在当前国内大学自有所扩大的背景下，建设一流大学完全有可能以部分优势学科学院为基点进行试点，通过在大学内部首先生发成长出一些局部的、新型的学术生态进而汇聚成一种新型的大学形态，以局部创新建设的渐次扩展，推动大学治理结构和功能的重构，向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近，实现大学脱胎换骨的变革。以优势学科学院与一流大学尤其是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的直接性、关联性，我们倾向于将其定位为研究型学院这一概念。

这样研究型学院的建设就在一流大学建设的治理转型上，既产生小叙事的作用，又丰富了大学治理的结构形式。它适应当今大学规模扩张和组织结构日益庞杂对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通过分权和整合资源配置，有利于在大学内部逐渐形成扁平化的管理结构，提升效率。同时，通过大学治理中责权下放调动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有利于院系层面在自主办学和管理科学化方面进行探索。［4］

可以说，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小见大的思维往往是宏大叙事不着边际状况下比较理性的选择。因此，建设研究型学院就其意义来说也成为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路径摹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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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屈世显，张建华.复杂系统的分形理论与应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26-30.

篇（7）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引入公司治理结构，使之得以有效运行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探讨的目的所在。

一.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共性基础

（一）企业生产经营与社会制度环境

企业是社会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以追求生产利益为目标参与社会资源配置，企业经营活动有赖于社会环境提供生产要素与文化要素。一方面，企业从社会自然资源中获取生产要素，其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显著；另一方面，企业从社会自然资源中获取文化要素。正是基于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社会效应，使之无法摆脱与社会制度之间的边界关系，一是企业受到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硬环境约束，它决定了企业从自然社会中获取生产元素的条件、方式与过程，要求企业承担社会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二是企业受到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等软制度环境约束，它决定了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范围与底线，要求企业承担社会道德责任。因此，企业生产经营与社会制度环境的共生性决定了公司治理应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相结合。

（二）企业需求层次与社会责任体系

企业最低需求为生存需求，企业在履行法律责任与义务的基础上追求经济利益，保障自身生存空间；当企业基本生存环境得以确立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需求，此阶段企业开始关注资本的积累，重视形象的塑造，为自身争取更加有力的市场竞争地位；当企业生产经营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物质财富的积累促使企业脱离单纯的经济利益追求，转而为企业社会价值的实现而奋斗。企业生存需求、发展需求，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需求对应着完备的社会责任体系，在生存需求阶段，企业履行的是最基础的社会责任，比如遵守法律法规；在发展需求阶段，企业产生了追求更高社会责任的动机，比如主动建立与政府等非直接利益单位的关系，用以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在实现社会价值的需求阶段，企业正式肩负起对社会道德的守护与践行责任，比如从事公益活动、慈善事业等等。可见，承担社会责任伴随着企业发展的每一步，是公司治理的必然选择。

（三）公司治理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公司治理是企业自我管理的决策机制，企业通过公司治理监督与控制经营者，统筹制度安排与协调利益关系。一方面公司以盈利为宗旨，公司治理涉及对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有机整合，包括公司资本投资者、公司融资渠道人、创造公司财富的员工与经理层等等。他们与公司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关系，公司治理必须维护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的利益有短期经济利益和长远发展利益之分，公司治理的长远发展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一致，企业如果片面追求内部经济利益，忽略社会公共需要，不重视营建公司运作的外部环境，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便无从谈起。因此，公司治理必须建立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主动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机制，促使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化。

二.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途径

（一）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

基于企业生产经营与社会制度环境的关系，公司治理应建立有效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制度，一是完善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二是强化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在公司内部机制的完善方面，比如执行股东提案制度，促使小股东拥有平等发言权，打破一股独大的被动决策局面；又比如在公司董事会设置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代表公司长远的发展利益而非单纯的股东利益，参与与社会责任相关的公司治理事宜，如设置环保董事，应对企业生产可能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再比如健全企业职工代表制度，保障职工董事与职工监事参与公司治理的合法权利，维护职工知情权、表决权、权。在公司外部机制的强化方面，比如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评价制度，将社会责任标准纳入经理人评价体系，约束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又比如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反馈制度，除生产经营的社会成本信息、社会收益信息外，还应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采集与回收，用于全面评价企业经营成效。

（二）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体系的践行

基于企业需求层次与社会责任体系的关系，公司治理不可脱离社会责任体系。根据企业的生存需求，公司治理要体现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对消费者和客户的责任，以及对合作伙伴的责任。比如坚守《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的法律底线，保障员工职业健康；完善售后，增强产品附加价值，维护消费者法定权益；认真履行与供应商或加工方的合同协议等等。根据企业的发展需求，公司治理要体现对政府的责任、对社区的责任。比如企业积极响应政府的宏观管理与调控，既合法经营又依法纳税；促使自身成为社区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包括提供社区就业机会，进行社区公益宣传等等。根据企业实现社会价值的高层次需求，公司治理要体现对生态环境的责任，主要表现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控制污染排放量，改进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积极投身自然环境保护，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三）构建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模式

基于公司治理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公司治理应努力构建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模式。一是除公司股东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外，还应确立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职能范围。比如债权人代表对公司财务拥有监督权，客户代表对公司产品拥有监督权，供应商代表对公司运营拥有监督权，员工代表在企业董事会中也可行使监督权与决策权。二是依靠公司治理的法制化进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强化公司的司法建设，我国通过立法形式颁布了《公司法》、《环境保护法》、《劳动合同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规定了公司股东、债权人、消费者、职工、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公司治理可广泛开展法律普及教育活动，在提升利益相关人的维权意识的同时，营造公司接受政府、员工、社会公众监督的舆论氛围。总之，公司公共治理模式的构建有助于公司广泛地汲取社会意见与建议，从而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篇（8）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上市公司作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牵涉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上市公司不同的行为对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公司不仅仅为其股东或债权人服务，而是要承担在其影响范围内的相关责任。而公司治理是公司责任的得到设计和执行的载体，是公司承担相关责任的中枢。信息披露是检验现代公司治理结果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全球所有的公众公司都要求强制性披露公司治理过程和结果的报告，以向其受影响的群体说明公司在某运营期间的所有重大问题。信息披露的质量及其本身所含的质量越高，可以说明公司在上一报告期间的治理过程效果已达到原来的预期，或已达到了相关规定水平。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公司要素转化能力的基础性指标，全要素生产里能够反映公司治理效度和经营管理水平。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地反映公司在某个生产经营期间公司治理发挥的最大效度，能够更好地代替公司分财务指标反映公司治理的水平。一种可能的猜想是，公司治理的结果体现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司治理效度高，表示其能够调动企业的每一单位资源投入运转当中，实现公司价值的升值；而公司治理引起的价值升值，应该能够得到股票交易所的认可。公司在其下一时期的经营过程中会对交易所对其评价的结果进行实践性的反馈，不断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这样的过程经过不断的循环最后实现“三赢”局面。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文献回顾

现有的研究结论是公司股权集中度有两个不同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控股股东控制的股权比例越大，越有可能牺牲其他股东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标，La Porta（1999）等人认为这是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或抽租行为”，控股股东的这种行为后果是其按照自身利益控制财务报表的编制环境，影响财务表表的真实性。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就会越关注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积极去监督管理层，结果是避免了股权高度分散的“搭便车”行为，这种观点支持股权集中度越大越好，如Shleifer、Vishny、Fan和T.J.Wong（2002）。在国内研究中，黄渝祥等（2003）的研究表明股权制衡能够提高公司绩效，与此相反，朱和汪辉（2004）等研究结论则表明股权制衡不会增加公司的绩效。我国于1999年开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问题，罗富碧、冉茂盛和杜家廷2008年在其公开发表的实证检验证明了管理层持股计划能够增加公司业绩。一般认为，董事会外部成员比例增加能显著减少财务报告欺诈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并且随着企业外部董事任期的延长以及外部董事所任职公司数目的减少，财务欺诈可能性趋于下降。Charles Chen和Bikki Jaggi（2000）以香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为样本，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比例越高，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但他们同时发现，如果公司存在着家族控制（以个人控股超过10%来衡量），则独立董事的这种作用就受到限制。

2、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理论回顾和探讨，本文得出了以下三个基本假设。假设一：公司治理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公司治理体制越完善，治理结构越合理，全要素生产率越大。1a：股东制衡度越大，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1b：管理层持股比率越大，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1c：独立董事与董事会人数之比越大，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1d：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与全要素生产率成反比，即两职合一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假设二：公司治理能够促进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2a：股东制衡度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高；2b：管理层持股比率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高；2c：独立董事与董事会人数之比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高；2d：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与信息披露质量成反比，即两职合一会降低信息披露质量。假设三：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水平成正比。

三、研究设计

1、数据及变量的选择

本文选择深交所2005年以前上市的机械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90家）作为研究样本。机械设备制造业中，固定资产在所有资产中占有比重是最大的，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生产效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固定资产的先进水平，所以固定资产规模可以用来代替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资本要素，再加上公司的职工人数，能更真实地预测出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以选择2005年以前深交所上市的机械设备制造业公司作为观察的样本。变量的选择如表1所示。

2、模型设计

模型1――对假设一的验证：

tfp=?茁0+?茁1VTR+?茁2RATE+?茁3PA+?茁4BD+?茁5SIZE+?茁6LEV+

?茁7Pa+?茁8Pb+?茁9AR+?茁10GZ/Z+?着i

模型二――对假设二的验证：

Q=?茁0+?茁1VTR+?茁2RATE+?茁3PA+?茁4SIZED+?茁5SIZE+?茁6LEV+

?茁7Pa+?茁8Pb+?茁9AR+?茁10GZ/Z+?着i

模型三――对假设三的验证：

Q=?茁0+?茁1tfp+?茁2VTR+?茁3PATE+?茁4PA+?茁5SIZED+?茁6SIZE+

?茁7LEV+?茁8Pa+?茁9AR+?茁10GZ/Z+?着i

四、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结果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显示样本公司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最小2.0×10-6，最大值为1.08%，均值为2.4×10-4。深交所对其年报进行评价最低等级为不合格，年报审计意见最低为否定审计意见。公司治理要素中，董事会规模最小为5人，最大为18人，独立董事规模最低为2人，最多为6人，管理层持股比例最大值为思源电气的35.39%，资产负债率最高达到公司总资产的10倍。

（1）年报评价结果。如表3所示，深交所在对样本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评价结果显示，97.7%的司年报评价结果为合格，仅2家公司年报被评为不合格。在合格的上市公司中，有12.8%（11家）的公司被评为优秀，大部分公司年报（53.5%）被评被良好。表明样本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质量较高。

（2）审计意见统计结果。样本上市公司2008年年报审计意见统计结果（见表4）显示，93%的样本上市公司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有5.8%（5家）被出具了保留意见，另外1家被出具标准保留审计意见。表明绝大多数的样本上市公司年报已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公允的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盈利情况和现金流量情况。

（3）治理结构因素统计结果。董事会规模统计结果（见表5）显示，样本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为7―13人，半数以上（52.3%）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为9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统计结果（见表6）显示，有76.7%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与CEO不属于两职合一情况，另外23.3%则两职合一。

2、非参数假设检验结果

（1）以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作为分类变量，对以其为标准的两个独立总体作非参数检验，序号统计结果（见表7）显示，样本公司中有66家董事长与CEO非两职合一，剩下的22家董事长于CEO两职合一。利用Wilcoxon W统计量和Mann-Whitney U 统计量结果（见表8）显示，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审计和评价有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显著，即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对样本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审计和质量评价没有显著的影响。

（2）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分别为分类变量作多个独立总体的非参数检验，检验结果（见表9、表10）显示，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评价结果和审计结果均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3）非参数检验小结。通过非参数检验，发现通过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和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并不能有效区分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或其年报披露质量的高低。由于董事长规模、独立董事规模取决于公司的规模，公司规模越大，董事会的规模越大。而独立董事的设置数量是公司为了符合《证券法》规定。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的大小并不能真正反映公司治理的全部情况，也不能反映公司治理的效度，它们同公司治理的好坏、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和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检测出的结果是其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报表披露情况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上市公司为了迎合外界的需要将董事长与CEO两职分开，实质上对公司治理和公司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3、控制公司规模下的董事会（独立董事）规模与因变量的关系分析

为了消除公司规模对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质量评价和年报审计意见的相关性，将公司资产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做偏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独立董事）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成正比、与年报质量评价成反比但不显著，说明董事会（独立董事）规模越大，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年报评价结果却也低。董事会（独立董事）与年报评价结果之间的关系与假设相反。以上的正比、反比均为不显著。

4、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评价结果、年报审计意见均没有显著性的相关关系。与假设一相反的是，所选取的公司治理要素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反向关系。一般的理论是，公司治理对企业经营绩效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公司治理越有效，企业经营绩效越高。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本文所选取的公司治理变量不能真正反映样本公司的治理状况从而出现研究的偏差。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制造业企业资本市场中，公司治理与企业经营绩效呈现反比的关系。西方的独立董事制度、管理层持股计划并不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管理的实践。

年报评价结果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成不显著的反向关系，否定了假设二中年报评价结果与其正相关的关系。而独立董事规模、管理层持股计划与年报评价质量呈正相关关系，支持了假设二中的相关假设。

全要素生产率与年报评价结果呈反向关系不显著，否定了原假设三。一定程度上说明深交所对其上市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显著正相关而是负相关。年报质量的评价结果不能很好的反映公司的业绩状况，二者没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与年报审计意见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了年报披露质量与审计意见具有内在一致性，年报审计意见越好，深交所对其披露的质量评价越高。

所设的控制变量中，公司总资产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反向关系、但与年报评价结果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样本数据中公司规模越大，其全要素生产率越低。但其对外报告的质量越高。公司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反相关系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公司固定资产过大，计算时降低了其最后的结果，其实这些公司的业绩是很好的，可以看出公司资产规模的对数与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净资产收益率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五、实证研究结论

通过描述统计、相关性分析和非参数检验，前述的三个假设并不能够被证实。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并不具备显著的相关关系，不能进一步利用回归的分析方法检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前述的研究只是一次尝试，但尝试的结果是失败的。其中原因在分析过程中也已有述及，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数据不具备代表性、或样本不足以支撑想要得到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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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第一次正式将控制环境纳入内部控制的范畴，认为内部控制结构由控制环境、会计制度(或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三个要素组成；1992年，美国COSO委员会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IC-IF）”认为，内部控制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五个相互影响的要素构成；2004年，COSO委员会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对原来的五个要素进行深化和拓展，将其演变为八个要素，分别是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

2008年，我国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下称“基本规范”）规定，内部环境是内部控制的五要素之一；2010年，我国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下称“应用指引”），分别阐述了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等与内部环境相关的内容，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基本规范。

一、中美内部控制环境的内涵比较

IC-IF认为“控制环境决定了企业的基调，直接影响企业员工的控制意识。控制环境提供了内部控制的基本规则和构架，是其他四要素的基础。控制环境对企业行为架构、目标设立和风险评估的方式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控制环境包括员工的诚信度、职业道德和能力；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人力资源政策；董事会的经营重点和目标等。”

ERM框架指出，内部环境包含一个组织的基调，影响其员工的风险意识，同时还是企业风险管理所有其它组成部分的基石，提供纪律和结构。内部环境影响企业战略和目标的制定、业务活动的组织和风险的识别、评估和执行，还影响企业控制活动的设计和执行、信息和沟通系统以及监控活动。内部环境因素包括风险管理哲学、风险文化、董事会、诚信和道德观、能力承诺、管理哲学和经营风险、风险偏好、组织结构、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人力资源政策和实务等。

我国基本规范认为：“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一般包括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职业道德修养与胜任能力、企业文化、法制意识等。”应用指引指出，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支配着企业全体员工的内控意识，影响着全体员工实施控制活动和履行控制责任的态度、认识和行为。

可以看出，中美都认为内部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其他组成要素的基础，是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的保障。但是，美国COSO框架①是通过阐述控制环境在内部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进行解释的，认为控制环境应当包括两大方面或具备两大职能，即设定一个组织的基调和提供内部控制其他要素建立的基础。而我国基本规范没有强调设定一个组织的基调是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职能，也没有说明内部环境是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基础。应用指引中虽然比较全面认识了内部环境的作用，但没有厘定控制环境的内涵。

美国COSO框架中对控制环境因素的划分主要是以控制环境因素责任主体的不同进行的，除了人力资源和实务具有间接影响性之外，其他环境因素都有直接影响性。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中规定的内部环境因素较多，对其划分参考美国COSO框架的痕迹较明显。在应用指引中还提出了如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战略、社会责任等热点概念，但没有充分考虑内部环境的本质，看不出这些因素提出的理论依据和分类标准，并且同一体系下的分类明显不一致，使得设定的环境因素显得不够严密和成熟。

二、中美内部控制环境因素比较

中美对内部控制环境内容的规定相互交叉，相互重叠，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有所差异，二者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一）中美公司治理结构比较

公司治理是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最高层次，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民主、透明的决策程序和管理议事规则，高效、严谨的业务执行系统，以及健全、有效的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中美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有以下不同。

美国采用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和董事大会组成，不设监事会，公司治理中的常设机构是董事会，负责制定决策；执行工作由经理层负责，独立董事负责监督执行董事及经理层；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采用的是“二元制”，即单独设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和经理行政管理系统，并全面规定了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形成的权责分配、激励与约束、权力制衡关系，以及他们在公司治理中的职责。图2、图3对中美两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比较。

美国侧重于规定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相对于管理层的独立性、成员的经验和声望、对企业活动的审查参与度和其行为的适当性，以及他们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我国则侧重于规定公司治理机构的设置和权责分配，分别规定了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在内部控制中的职责。

（二）中美内部审计比较

美国IC-IF中指出，由于在企业中的组织地位和权威性，内部审计在监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内审人员在评价、维护企业内控系统有效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ERM框架也指出，内部审计人员在企业风险管理的监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业绩质量依赖高级管理者、下级管理者或部门执行人员的特殊要求，通过对管理者风险管理过程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监控、检查、评估、报告和提出改进建议来帮助管理者和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

我国基本规范规定，企业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应当结合内部审计监督，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内部审计机构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应当按照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程序进行报告；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有权直接向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报告。

美国相关规定中没有专门对内部审计作明确规定，只是在组织结构中提及了内部审计的重要性，将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作为组织结构中的一个例子，对内部审计多在《萨班斯法案》中作出规定。我国基本规范和应用指引中则有明确规定，专门特别强调了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权责配置和职能发挥要求。

（三）中美组织架构比较

建立和完善组织架构可以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舞弊风险，为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应用指引中的组织架构包含公司治理、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三个方面，相对应于美国内部控制环境中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组织结构、授予权利和责任的方式三个方面的内容。

中美组织架构在规定上详略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一方面，美国的规定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详细，将二者分别进行规定，侧重于对组织结构、授予权利和责任的方式涵义的解释和设计，以及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我国应用指引的规定则带有很强的原则性，侧重于根据企业内部控制需要来设计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进行规定，强调内部控制对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对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作为权责分配的例子，对其规定很简略；而我国则专门强调了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权责配置和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四）中美企业文化比较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整体团队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总称。

我国应用指引中所指企业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的整体价值观，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经营风格与职业操守，员工的行为守则等，这与美国COSO框架中管理哲学和经营方式、员工的诚实性和道德观是相对应的，但是二者侧重点不同。

美国COSO框架中规定了风险观念、正规化观念、会计观念等一些对内部控制建设和运行有直接影响的方面，没有涉及法律法规遵循性的观念，以及其对整个企业内部控制基调形成的重要性；我国基本规范则强调企业法治观念，要求企业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但规定过于宽泛，缺乏企业文化应当包括的行为规范方面的规定，对管理理念和经营风格的规定也不足。

（五）中美人力资源比较

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机制是增强企业活力的源泉，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发展战略的根本动力。

美国的人力资源规定主要从企业员工的角度出发，其内容包括员工的诚实性与道德观、员工的胜任能力，以及人力资源政策和实施三个方面，皆在强调各自的重要性，相关规定的范围比较广；我国则认为人力资源是企业组织生产经营该活动而录用的各种人员，包括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重点强调人力资源政策，对员工职业道德的规定不明确。

COSO框架主要从对内部控制影响的角度来阐述员工的诚实性与道德观、胜任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的建设，强调诚信与道德价值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我国的规定则弱化了人力资源与内部控制之间的相关性，侧重于强调人力资源的建设，甚至包含了如关键岗位员工的休假和轮换制度、机密重要岗位员工的离岗限定性规定等属于控制活动的内容。

三、完善我国内部控制环境建设的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中美内部控制环境规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二者内容详略不同，所含要点相互对应，又略有差异，各有所长，但由于中国的内部控制建设起步较晚，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应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一）完善法规，使基本规范与应用指引的内容相一致

我国基本规范的目的是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应用指引、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是基本规范的配套文件。但是，我国基本规范中规定内部环境因素包括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职业道德修养与专业胜任能力、企业文化、法制观念等；应用指引中的内部环境因素则包括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等，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应用指引中看不出基本规范的指导作用，使其显得依据不足。因此，相关法规制定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基本规范与应用指引，使二者紧密相关，互相补充，相关指引应以基本规范为依据，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

（二）明确内部环境要素内涵，避免相互间重复交叉

在应用指引中，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五个因素中所涵盖的内容互有重复交叉，缺乏明确的划分依据，不便于规范，也不利于明确责任。例如对员工的相关规定，在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中都有交叉，员工的道德价值观影响企业文化氛围，也影响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是企业选拔员工的人力资源政策；再如，企业组织架构的设计，与企业文化中公司的经营管理风格相重复等，这些都使得各要素相互之间的界定不够明确清晰，内容冗余重复。因此，应细化相关指引，明确各个要素的内涵，尽量避免对相关指引笼统的规定，使之更加合理具体。

（三）分别规定公司治理与组织结构的指引

虽然我国基本规范作为一个单独的内部控制环境要素进行了规定，但是，我国应用指引中用组织架构取代了基本规范中公司治理、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三部分内容。尽管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和权责分配，在内容上有所交叉，但各自的重点、主要工作和主体不同，应当是两个互相独立的要素。公司治理层和管理层在企业中所承担的角色和工作任务不同，公司治理主要是治理层对内部控制的指导和监督责任，而组织结构的权责分配主要是管理层的责任，其工作重点是经理层的组织结构设计和权责分配。因此，应将二者分别制定指引，既有利于明确治理层和管理层的责任，也便于发挥好它们各自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

（四）细分企业文化中对治理层、管理层和员工的 规定

企业文化是一个含义广泛且不确定的范畴，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为企业多数员工所认同的道德价值观、管理理念、经营风格和企业精神等。它的主体涵盖了从治理层到普通员工的各个层级，企业的每一分子都会对企业文化的营造产生影响，很难把握其具体内容和边界，这将无法厘清治理层、管理层和员工分别对内部环境要素的关系。企业文化的内容不都属于内部环境因素，有些属于内部控制活动，将企业文化作为内部环境因素之一太过笼统，且具体指引中规定的企业文化侧重于对企业法治观念的规定，要求企业有积极向上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责任，这与社会责任指引有所交叉。因此，应对企业文化指引进行具体细分，厘清企业治理层、管理层和员工在内部环境要素中的作用，将三者分别作为内部环境因素进行规定和建设。

【参考文献】

［1］ 杨瑞平.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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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144-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24

项目治理是指构建和维护项目利益相关方之间治理角色关系的过程，该过程用于规范目标确立、项目执行、项目监控和信息披露等活动，从而为项目运行提供可靠的环境［1］。因项目往往涉及诸多利益相关方，他们之间彼此关联构成了复杂的网络关系。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简称SNA）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从而成为项目治理的有效方法之一［2-3］。现有的社会网络分析更多关注的是项目治理网络的稳定性以及网络静态结构特征。然而，在项目运行周期的不同阶段，项目利益相关方及其行为会发生新的变化，他们之间的网络关系很难用一个静态的网络形式来表示，这给项目治理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一定的风险。本文便是考虑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特点，以某大型水资源项目为典型个例，在构建系统动力学（简称SD）模型基础上，改进现有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寻求控制项目治理风险的有效路径，以期丰富现有的项目治理理论和方法。

1 项目治理的社会网络动态变化过程

1.1 项目及其项目治理的社会网络组成

某大型水资源信息系统项目是为防灾减灾服务的水利信息化工程项目，总投资8.0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国家投资5.71亿元人民币，依据有关法规，项目采用了监理制治理模式。

项目的目标是通过信息系统的建设，全面提高区域水旱灾害信息采集、传输、处理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全面提升传统防汛抗旱效率和防汛抗旱指挥决策能力，进一步发挥水利工程的防灾减灾综合效益。

项目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起水利部与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骨干网络系统，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水资源信息采集、天气雷达和雨水情土壤墒情监测系统建设、数据库系统建设、计算机骨干网络构建以及决策支持应用系统开发等工程和软硬件建设多个方面。其中，重点建设水文信息采集系统，改善一些重要的防洪预警通信系统；数据库主要包括水资源实时信息数据库、防洪工程数据库、旱情数据库和其他数据库；同时，建立重点地区洪水预报和洪水防控决策支持系统，开展一系列水情和干旱管理试点工程。

该项目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主要有相关政府部门、勘察设计部门、建设机构、设备供应机构和监理公司等。利用三角测量方法建立项目利益相关方的网络连接矩阵，使用NetDraw软件绘制出该大型水资源项目的社会网络组成（图1）。

由下图可以看出，该项目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较多，关

图1 某大型水资源信息系统项目治理社会网络组成

Fig.1 Composition of the governance social network of a large water resources information system project

系比较复杂。在该项目治理社会网络中，各个结点(node)代表行动者(actor)，即项目利益相关方。图中的箭线表明一个利益相关方与另一相关方的关系，如监理方指向建设方的箭线表示监理方对建设方有监理责任，而当地水资源管理部门指向监理方的箭线则表示相关管理部门对监理方的监督和管理。

由于该项目范围跨度大，项目治理周期长，项目利益相关方将会随着工程进展而发生新的进入与退出，利益相关方彼此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关联关系，其治理角色（建设方、监理方、供应商等）与角色之间的关联关系很难预先用一个刚性的社会网络形式来表示，它们应是依赖于项目治理特点需要的、随着利益相关方治理行为而变动的“动态治理角色网络”，需要进行动态变化分析。

1.2 社会网络动态变化过程分析

项目治理的社会网络是治理过程中不同相关要素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其目的是获得更大的治理收益或控制项目治理风险。在某一阶段，社会网络内的相关方会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但是随着项目的进展，这种关系将发生动态变化，比如该项目的规划方、勘查方和设计方会在项目初期发挥较大作用，是项目治理的关键环节。但是，随着项目的进展，规划方有可能退出，勘察方和设计方会密切联系，从初步设计到施工图设计有不同的工作内容，会要求进一步提高勘察精度，改进设计方案。他们这种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进入、合作、再选择进入、再合作的方式，不断的调整自身行为，就是社会网络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其目的是满足某一阶段的目标，从而一步一步实现项目治理目标。目标引导的社会网络变化过程如图2所示。为了实现项目治理目标，利益相关方社会网络的状态结构会随着相关方的治理行为发生变化，在特定的网络状态结构下，相关方依据社会网络结构度量和自身属性度量对治理要素进行分析，选择特定的项目治理策略，进而引起相关方社会网络结构的演变，形成新的社会网络结构，为下一阶段的相关方行为提供新的依据。

项目治理的动态社会网络构建之后，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得到该项目的系统流图（The system flow diagram）。系统流图是用直观的符号刻画系统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系统的反馈形式和控制规律，为深入研究系统打基础的图形表示法，见图3。

从图3的系统流图可以看出，它的一个反馈回路包含两类基本变量，即水平变量和速率变量。水平变量表示在某方面某一特定时刻的状况，它的大小是系统内各种行动或活动的结果，而速率变量表示某个水平变量变化的快慢。在变量分类的基础上，采用流图特有的符号将被研究系统的诸变量连接起来，就得到反映系统结构的流图。在大型水资源项目中，项目治理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和网络成员的属性特征能够对利益相关方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正是由于社会网络内相关方选择、建立和解除合作关系等一系列行为导致项目治理社会网络发展变化。而行为主体做出行为决策的出发点就是采取相应治理策略的收益。这一社会网络的演变过程与项目治理风险密切相关。值得关注的是，小派别现象是网络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在该项目中，相关方希望通过加盟或者合资的方式形成小派别以获得更大收益。小派别的存在不仅影响小派别内成员的行为，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网络的项目治理风险。这是因为小派别内的成员遵循该小派别在项目范围内的非正式行为规范，而这些行为规范的制定是基于小派别自身的利益，如果其发展目标不同于项目治理网络整体，就会使项目治理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偏离预期，进而扩大项目治理风险。

2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2.1 模型构建

模型构建的基本步骤为：根据社会网络分析和系统流图构建模型，选择系统要素和输入模型的参数，对模型进行测试和模拟之后，分析模拟结果。在上述项目网络组成动态分析和流图绘制基础上，需要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完整反映项目治理系统的整体结构［4-5］。其构建思路为水平变量受到增大和减小两方面输入流速和输出流速的控制，而速率量又受到系统结构的影响，表现形式为它们是系统某些水平变量和若干参数的函数。可用积分方式来描述，即L(t)=L0+∫t0(∑Rin(t)-∑Rout(t))dt，其中，L(t)表示在时刻t状态变量L的值，L0表示L的初始值，Rin表示状态变量的输入流，Rout表示状态变量的输出流。DYNAMO语言是面向差分方程描述的仿真语言，用来处理行为随时间变化的系统问题，可用其构建上述关系的差分方程，表达为：L.K.=L.J+(∑R.JKin-∑R.JKout)×DT，其中，L.K表示状态变量L在时刻K的取值，L.J表示状态变量L在时刻J的取值，R.JKin表示流入速率变量Rin在JK区间内的取值，R.JKout表示流出速率变量Rout在JK区间内的取值。

用DYNAMO语言描述的系统模型在计算机上运行，进行模型测试和参数设定，观察模拟结果可以发现系统中的关键控制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发现关键控制要素及控制方法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是确定拟达到的目标，其次求得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偏差，最后通过分析产生修正这个偏差的行动，即改变操作量使被控制量接近于目标值。

依据图3描述的流图，构建系统动力学方程。该系统涉及的要素及相应符号如表1所示。

社会网络结构指标包括16个指标，反映的是项目治理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利益相关方行为要素包括网络约束、行动成本、行动收益、资源互补程度等方面，反映项目利益相关方依据社会网络结构和自身属性采取不同的治理行为，社会网络变动要素包括相关方行动速率、网络结构发展趋势等内容，反映项目利益相关方采取不同治理行为后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项目治理风险因子包括相关方角色风险、风险累积速率、风险消减速率及不确定因素，反映社会网络中项目治理风险的程度。

在大型水资源项目中，项目利益相关方通过改变行为规则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相关方为了实现总体与自身的项目治理目标，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单独治理，建立、维持和删除连接等)，而合作伙伴的选择需要考虑网络平均最短距离、地理距离与相关方之间的资源互补性。基于上述思路，该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方程如下：

L：RI.K=RI.J+(Rin.JK-Rout.JK)×DT(1)

L：Nfaction.K=Nfaction.J+(Rfaction.JK-R′faction.JK)×DT(2)

R:Rin.KL=Nfaction.K×RANDOM UNIFORM(0,1,0)+f(T.K)(3)

R:Rout.KL=RANDOM UNIFORM(0,0.5,0)×RI.K(4)

R:Rfaction.KL=IF THEN ELSE(Q.K>0,1,0)(5)

R:R′faction.KL=INTEGER(RANDOM UNIFORM(0,Nfaction.K-1,0))(6)

A:′.K=Emax.K-E.KEmax.K(7)

式（7）基于刘学军提出的一种网络结构熵的演化表达形式［9］，为更好地研究网络异质性提供了刻画度量。

Carayol和Roux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主体在地理位置上越接近，他们建立连接的可能性越大。基于图论理论，网络平均最短距离会对相关方的合作产生影响［10］。因此本文认为随着地理位置和网络平均最短距离的接近，相关方进行合作的概率随之增大。式中u和v分别表示网络平均最短距离和地理接近的重要程度。此外，相关方之间资源的互补性也是重要影响因素［11-13］。

A:Q.K=P.K×V-CO(9)

A:N.K=N0-(Nfaction.K-1) (10)

A:T.K=f(′.K)(11)

A:E.K=-∑Ni=1Ii.KlnIi.K=f(e,Nfaction.K,C)(12)

A:.K=Emax.K-E.K(13)

A:Δ.K=L.KN.K(N.K-1)(14)

A:Emax.K=-∑Ni=1lN.KlnlN.K=lnN.K=ln(N0-Nfaction.K+1)(15)

A:RES.K=α.Δ.K α>0(16)

A:L.K=L0-δ•（Nfaction.K-1）(17)

系统动力学方程用积分方式来描述系统变量的动态变化情况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方程(1)(2)分别表示风险变动情况及小派别内相关方数量的变化情况，方程(3)至(6)表示风险变化速率与相关方行动速率，方程(7)至(17)表示多个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2.2 模型仿真分析

按照仿真设计原则［6-8］，本文选择DYNAMO为编程语言。在该项目中，相关方之间采取特定策略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资源，本文设定在每一个社会网络变化周期内会有至多一个相关方依据其网络位置和资源条件优势与已有的小派别取得合作机会。依据实际经验, 当相关方考虑合作时，与合作伙伴合作创造的价值一般大于所需的成本，因此设相关方加入小派别的成本CO＝3，相关方加入小派别获得的价值V＝5。由于项目相关方间资源互补的概率相对较大，令W在0.6到0.8之间随机取值。案例中相关方间地理位置相距较近，相关方之间的网络平均最短距离相对较小，令u/d+v/ds在0.6到0.8之间随机取值。考虑到网络结构熵影响作用的不显著性和信息收集的复杂性，本文仅在构建动力学模型时考虑其相互作用关系。其他变量依据案例项目的实际情况取值，通过模型测试后，得到的仿真结果如图4-6所示。

系统的仿真结果图表明了多个项目阶段内不同系统变量的数值。由下图的“1”字线型可以看出，大型水资源信息系统项目中，相关方加入小派别的收益随着项目生命周期呈波动状态（图4）；小派别内利益相关方数量随时间发生改变，初始模拟中小派别内利益相关方数量最大达到4个（图5）；相关方角色风险数值一直处于递增状态，在第五个周期内斜率较大, 表明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该项目正朝着高风险的方向发展（图6）。

为了寻求风险控制的有效途径，本文利用该模型，通过调整有关敏感性参数，模拟分析几个周期内不同情况下相关变量对控制项目治理风险的贡献大小。在初始模拟模型的基础上，将相关方与合作伙伴合并的成本提高到3.5，得到合并成本增加后的项目治理风险数值，同时也得到合并成本增加后的项目收益和相关方数量的变化情况。从图4-6的“2”字线型可以看出，增大项目治理社会网络中相关方与合作伙伴的合并成本后，加入小派别的收益以及小派别内利益相关方的数量有所降低，同时项目治理的风险大大下降。由此可见，相关方加入小派别的收益、小派别内利益相关方的数量多少以及项目治理的风险对利益相关方的合并成本较为敏感，我们可以通过管理相关方的合作来达到控制项目治理风险的目标。

就该大型水资源信息系统项目而言，项目治理的主要风险是防汛抗旱信息资源不足、信息共享困难、应用技术力量薄弱、仪器设备老化以及后期管理问题等。项目治理中，利益相关方为了获得较大收益，可能会采取有利于特定个体的治理策略，如不注重技术投入、监测仪器设备脆弱、工程施工质量不高、监理不力等，从而获取小派别利益的最大化，长期来看，影响项目的整体利益，进而使项目整体面临较高的治理风险。解决此类风险的主要方法是加强相关方的约束，增大相关方违背项目承诺的损失，保证权力与责任的独立正常履行，具体措施包括签订多方合作协议、加强过程控制和后续评估、加大违规处罚力度等。

3 结论与建议

项目治理牵扯到多方利益相关方［14］，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网络，该网络又受到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网络。传统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不能反映这种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因而存在较大的风险。利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构建模型，识别影响项目治理动态性的主要因素，模拟分析项目治理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过程，能够揭示项目治理的过程，进而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项目治理的风险，从而达到项目治理的预期目标。

鉴于社会网络构成的不确定环节，建议今后对项目治理的相关变量进行动态监测，在此基础上开发有效的信息系统，强化不同项目动态性信息的沟通与整合，以提高社会网络分析的精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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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n Water Resources Project Governance

LIU Fang SUN 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Relationships of stakeholders in water resources project governance compose a social network, which will change over the projects lifecycle. At present, research based on singlestage static network is insufficient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network in dynamic governanc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social network in project governance and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are significant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among stakeholders and to improve the project success rate. With the large information system project on water resources as an example and with overall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system dynamic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ynamics of the social network in project governance, builds system dynamics model to simulate the system structure and also discusses effective ways to control project governance risk through sensitivity analysis.

Key words Project governance; System dynamic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