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经营规则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保险经营规则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国际劳动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劳工保护标准，很多公约中国也已经签署和批准。这意味着这些劳动保护的国际标准适用于中国，中国更有履行这些公约的义务。国际劳工公约中没有对女职工保护的一个专门性公约，而是散见于相关的公约中，比如关于保护妇女的母性机能的相关公约：第3号、103号、183号公约；孕妇、乳母禁止加班加点：第3号、89号公约等。此外还有预防相关职业危害的公约，如关于禁止使用白铅，辐射保护，防止苯中毒、职业癌，防止空气污染、噪音和振动，安全使用化学制品等一系公约，更有特定行业的安全卫生公约，如建筑业、采矿、农业、港口装卸、商业和办事处所等，很多都有对妇女和未成年人的特别规定。这些国际标准建立在各国大量的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之上，是对女性劳动者劳动保护科学而适当的标准。因此，从科学性客观性的要求，特别是从中国全面、适当地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来看，对中国女职工劳动保护标准的规定应该与这些国际标准相衔接。

二、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具体措施中应体现国家责任

女性最大的一个生理特点就是承载了人类再生产的使命，对女性劳动者的特殊保护正是缘于生育这一特点以及其带来的其他生理特点，如月经。这种再生产是需要过程的，这个过程会造成女性的工作状态不如男性稳定，其“有效职业寿命”同男性相比较为短暂，除了这些间接成本，女性在怀孕生产过程中还会发生直接费用。目前中国的生育保险履盖率不够，而且经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没有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则要承担女职工的生育费用并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这种“生育亏损”成为企业不愿雇用女职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再生产不仅仅是对家庭，也是对人类、对社会的贡献，由此而产生相关成本和费用，应该由社会承担。因此，在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中应该规定生育保险的全员化，并体现国家的责任，此外还应该规定对妇女实行定期的专项检查，费用由政府承担。

事实上在安全卫生方面，国际劳工公约也强调了政府的责任。国际劳工大会第91届会议(2003)提出了建立预防性国家安全与卫生文化，并指出这种文化是使享有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境在所有级别受到尊重，政府、雇主和工人可通过一种界定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制度积极地参与确保一种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境。大会提出了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方法在国家级别实施的建议。

三、应该体现对女职工适度的保护

基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特点，国家制定了很多保护妇女劳动者的法律法规，比如《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还专门明确了妇女禁忌从事的一些劳动，比如妇女不得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不得从事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以及电力、电信行业的高处架线作业；怀孕女职工不得在空气中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苯、镉、铍等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作业场所作业等。这些法律法规的立法愿意是，妇女的生理特点不适合这些工作，应通过制度设置来保护妇女，禁止妇女进入这些职业。不可否认，其立法原意是好的，但是否都科学、适当?

篇（2）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保险业呈健康发展态势。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日益增强,保险市场主体大量增加,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保险产品日益完善。保险公司由此面临着如何全面、客观地反映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如何为保险公司的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投保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进行投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如何为保险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提供重要信息等会计问题。然而,尽管2007年新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包含了保险行业特殊会计准则,但是该准则内容过于概括并且缺乏权威的应用指南,我国保险会计规则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势在必行。

一、我国保险会计的发展

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慢,相关保险行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研究相对滞后。尽管保险业在中国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保险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却只有二十余年。主要原因是因为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认知需要以行业的发展为前提,据此才能制定出适合于行业特点并且有利于行业发展的会计规则。

我国的第一个保险行业会计制度是1984年2月份颁布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会计制度》。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的保险公司还处在起步阶段,所以该保险公司特殊会计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作用,而更多的是采用“资金占用总额=资金来源总额”这一计划经济会计原则,突出保险公司在财务会计制度上进行统一计划、分户经营、以收抵支、按盈提奖的财务管理制度。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保险公司开始转型,外资企业开始涉足中国保险业,1993年的《保险企业会计制度》具有转折性意义,奠定了目前保险业会计规则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紧接着我国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实行《保险公司会计制度》和《保险公司财务制度》,并且通过2000年颁布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对会计要素进行重新定义,以此为契机推出了针对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企业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保险业实行专门的会计规则,既是保险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保险业的发展。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保险公司开始进行海外融资和开拓海外资本市场,我国保险行业特殊会计规则面临着新的挑战。新会计制度不仅要立足于国内保险业发展的状况,更应该从全球视角出发,对保险业面临的特殊会计问题比如保险合同确认、准备金计提等实行改革,最大程度地实现国际会计趋同。2007年我国开始执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尽管适用于所有企业,但是具体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和第26号《再保险合同》充分兼顾了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改变过去以保险公司为规范主体的特点,进一步从保险产品属性的角度规范会计规则,基本上保证了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前提。

二、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原因分析

保险行业会计规则研究是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它既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又要求把会计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于保险公司,核算和监督保险公司的各项经济活动。这就要求这一会计规则必须充分兼顾到保险行业的属性,以保险属性与特点为基础来发展和完善保险会计理论。

篇（3）

商业性再保险在农业保险风险管理中作用有限。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和保险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单一市场区域和单一保险公司无法建立足够多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基金以保持其流动性，也无法实现年度保费收入和潜在巨灾损失之间的科学匹配。目前大部分省市政府采取的农业保险“封顶赔付”政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管理工具。保险公司无法通过政府的“封顶赔付”政策豁免自身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2.农业保险的经营管理不规范

《农业保险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实际上对政府引导、财政支持和商业经营模式的肯定和支持。这种经营模式是最适合我国现阶段农业保险的发展的。农业保险的市场化运作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必经之路，这就要求建立合理合法的市场化准入和退出机制。农业保险的经营组织机构也不可能完全由市场决定，需要法律的规制，《农业保险条例》对其仅是定性的规定，而没有量化标准，这就要求在农业保险的实践中不断地完善。

3.农业保险监督管理不严格

新颁布的《农业保险条例》中规定，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农业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农业保险本身的风险性较大、运营成本高、运行复杂，可能存在巨大的效率低的问题。农业保险运营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相应的监督管理部门。近些年，保监会也出台了一系列农业保险管理规定和相关办法，用以规范农业保险的运营。然而，我国农业保险起步晚、基础弱、经验少,当前的农业保险监督管理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

二、我国农业保险法律机制优化建议

1.提高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水平

针对我国财政补贴方式单一的问题，可以将试点地区的探索成果运用到全国范围内。如政府和农业保险经营公司的保险责任分摊、在遭遇巨灾风险时政府的财政兜底以及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公司管理费用的补贴。将这些措施连续稳定的推广，形成完善的运行机制。同时，为了激励各级政府扶持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和连续性，必须清楚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合理分工，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方式。因为农业保险所具有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在制度和财政支持方面，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即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应逐步扩大中央政府财政补贴的比例，相应降低地方财政补贴的比例，提高财政补贴层次，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灵活性和自主性，发展与本地区经济结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当然，中央政府也可以根据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和覆盖面情况对地方政府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进行激励和制约。

2.完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措施

（1）建立和完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管理措施，理顺巨灾风险的组织管理框架。建立政策性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将一部分农业再保险业务分包给商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充分调动商业性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建立以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为基础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公司为基，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积极发展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管理机制。

（2）建立和完善农业巨灾保险保障基金。我国自然灾害频发，以及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农业巨灾损失很容易形成。如果一旦发生农业巨灾风险，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资金和准备金必然会用来赔偿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损失，造成农业保险公司的财务出现波动，更有甚者会危及到农业保险公司的存亡。所以，政府建立和完善农业巨灾风险保障基金是十分有必要的。农业保险公司可以在农业巨灾风险保障基金中得到一定的补偿，增强其巨灾风险抵御能力，也能使政府在巨灾风险发生时得到缓解。农业巨灾风险保障基金是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制度。

（3）发行农业保险巨灾风险证券。农业保险的风险分散机制对整个保险体系而言十分重要，除了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和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保障基金外，一些农业保险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农业保险巨灾风险证券，同时出现了一系列农业保险衍生品，不断增强农业保险公司抵御农业巨灾风险的能力。

3.规范农业保险的经营管理

（1）农业保险需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很多商业保险公司纷纷涉足农业保险，参与农业保险的市场经营。我国现行的《农业保险条例》中规定，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将农业互助组织纳入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范围，是适应农业保险的市场化运作。《农业保险条例》中规定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不仅包括农业保险公司还包含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但是该条例中并没有对农业保险中介组织做出相关规定，如果一味的扩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实行无条件的市场化，就有可能影响农业保险市场的正常进行，市场化就有可能影响到农业保险保费，进而不利于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2）农业保险需建立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建立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评价标准、定期不定期的考核农业保险经营机构，进而肃清不合格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提升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业务水平，完善自身内部管理，规范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行为，这样才能使得农业保险在健康有序的环境中发展。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经营中的作用，增强农业保险公司自身的专业化程度。

篇（4）

保险业经营的负债性和保险市场的自由竞争引发的“市场失灵”决定了保险监管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保险监管本身也存在失灵问题。针对监管失灵的“监管治理”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的非管制化和监管改革，是以明确连续的方式解决监管本质问题，克服监管作为政府政策工具的局限性的最早尝试。“有效保险监管”的概念便是监管治理在保险领域内的展开。“有效”包括效益（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两层含意。在法律研究的范畴内，有效保险监管主要体现在作为保险监管依据的监管规则的革新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偿付能力监管就是在立法上对原有监管规则进行反思与批判并追求监管效率提高的表现。偿付能力监管由于抓住了保险监管中的核心问题，因而减少了对市场主体行为的限制，能够有效节约保险监管的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各国开始接受实行偿付能力监管：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在1974年建立了保险管理信息系统（InsuranceRegulatory　Information　System），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为主的偿付能力进行监控，并于1992年在美国各州强制推行偿付能力标准；日本自1985年《保险法》中明确提出偿付能力的概念之后，围绕偿付能力制定了极为详细的监管标准；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在1997年推出《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并于2000年对其进行了首次修订，确立了偿付能力监管的核心地位，这一规则获得了IAIS成员的普遍认可。自此，偿付能力监管已经成为一种模范，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监管规则，并成为各国保险监管制度的核心。有效保险监管也就成为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

（二）偿付能力监管的核心化

1975年至1990年，美国有140家寿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1997年至2001年，日本有7家寿险公司宣告破产或重组，引发日本寿险业严重的市场信心危机。这促使各国对以市场为基础的严格监管在预防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无效进行反思。监管变革的结果是保险监管进入对加强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阶段，保险监管制度普遍由传统静态监管实现了向现代动态监管的转变。英国通过对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及其匹配关系的监管，实施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美国则采用监管风险资本的方式，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管。表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上主要是，NAIC从1992年开始在各州强制推行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AIS在1997年推出《保险监管核心原则》、日本在1985年《保险法》中明确提出偿付能力的概念、2008年2月欧盟委员会向欧盟议会提交了《Solvency　II法令框架草案》等等。由此可见，偿付能力监管成为国际通用的保险监管规则。

（三）市场行为监管的放松趋势

与偿付能力监管加强同时出现的法律现象是放松监管的趋势。1994年欧共体第三代保险决议将保险费率和条件的决定权交给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自由商定，监管目标仅限于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日本从1998年开始放松对保险费率的监管：由非官方机构———费率算定委员会订立纯费率标准，保险公司在纯费率的基础上依据公司的经验数据和管理水平拟定附加费率，纯费率加附加费率就是公司的承保费率，该费率经监管部门审批后可上下浮动12．5％56。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相继取消了非寿险费率表。保险条款和保险合同的定价市场化已经获得了各国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保险机构设立的限制也有所松动，国内市场基本开放，保险业也进入了国际竞争的时代。我们仔细审查这种放松监管的趋势，在监管领域主要表现在对市场行为监管的立法松动，由以前的通过法律限制的严格监管变为依靠市场力量的自由化。放松监管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之上的：太多的监管会扼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进而抑制经济发展。但是，放松监管并不是不要监管。保险主体的市场行为仍然是保险监管的主要领域，只是可以通过监管主体的转换，实现更有效率的保险监管。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能够从根本上并有效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是通过其他监管方式实现的。

二、我国保险监管的发展与困局

我国政府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保监会”）也在监管治理的理念下践行保险监管制度的变革。保监会先后颁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2003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从2005年至今共16号文件）及其解答和实务指南、《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2005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2008年）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加强偿付能力监管。2009年《保险法》更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偿付能力的法律规则进行了完善。至此，我国业已形成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偿付能力监管法律建设加强的同时，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并没有在市场行为监管上表现出放松的迹象，或者虽然有所表现，但是并不明显，总体上还是坚持对市场行为严格监管的原则。在保险机构的设立上，2009年《保险法》对保险公司的设立条件、分支机构的设立、保险公司的经营活动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保险业经营范围的限制上，2009年《保险法》坚持了“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基本原则，严格的市场行为监管方式并未改观。通过立法考察我们发现，我国保险监管的法律规则在强调和加强偿付能力监管的同时，也在强化对市场行为的监管力度，形成了多头并进的局面。这种监管格局的存在，有效地保证了保险市场的良性竞争，规范了保险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推动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但是，抛却因双管齐下所造成的立法资源浪费不谈，这种监管格局带来的问题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一）监管不能承受之重

因法律要求全面，导致保监会的行政审批过多。虽然保监会两次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但是保监会的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比如保险合同条款的制定、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经营分支机构的设立、营业场所的变更等，仍需要保监会的审批。这与保险业的发展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保险业的发展。同时带来的问题是，由于审批的拖累，不能将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偿付能力监管上来。再者，由于保险监管机构自身受财力和人力及物力的限制，造成了监管力量的不足，造成监管真空的出现。

（二）市场不能承受之重

监管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与创新是有冲突的，过度监管会成为保险市场创新的障碍，与市场不能承受之重同时存在的是市场亦有不能承受之轻。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够激发保险企业的活力，实现保险创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自身的竞争会引发过度恶性竞争，出现保险公司破产，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出现保险行为的诚信问题，保险欺诈，保费设计不合理，保险赔付不及时等问题。市场缺乏监管会在失灵的状态下走向无序，不利于保险市场的发展。监管困局由此形成：过度的监管和市场干预阻碍了保险市场活力和竞争力，缺少政府干预与监管的市场又会由于竞争本身而走向反面。寻求一种更优的制度，能够达到对市场主体的有效约束而非束缚，能够存在竞争的舞台而不至于使竞争走向“死亡”，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三、我国保险监管制度的重构

（一）困局突破的路径分析

保险市场必须创新，保险市场的创新呼唤保险监管的创新。保险监管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保险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险市场的这种发展是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互动配合中实现的。所以，有必要对现在的监管规则予以重新审视，这本身也是监管治理的应有之意。有效保险监管体系的法律与制度上的构建就成为本文解决监管困局的方案。本文通过保险监管体系从两个角度对保险监管困局在法律层面上展开：

1．给政府减负。

通过实现保险监管规则的优化，将政府监管严格限定在“核心事项”的监管上。具体表现在监管规则上就是，加强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保险监管规则的法律完善，同时明确政府监管的目标，划清政府保险监管的边界；在监管手段上，通过采用多样化的监管手段，使偿付能力监管真正发挥其监管价值。这是有效保险监管制度应有之意。

2．给市场空间。

政府监管尤其是对市场行为的监管会缩小保险市场的发展空间。这对保险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是种束缚。在政府监管之外，寻求第三方监管力量或第四方监管力量就成为保险监管的必然选择。通过保险公司的治理可以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健康的合格的保险市场主体，通过保险行业自律可以塑造良好的保险行业自治秩序；通过保险社会监管可以对内控制度健全、市场行为规范的市场主体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所以，保险公司治理、保险行业自律和保险社会监管是有效保险监管制度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它们与政府保险监管组成的保险监管体系是保险市场创新和保险监管创新的必然选择。

篇（5）

 

 

    商法理念其实是商事法律制度的建设、商法条款的设计和实施均应针对商事活动的特点，在商事活动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强调的是按照商事活动的需要制定和运用商事法律规范，发挥其维护和促进商事经济发展的社会价值。

    一、基本要求：用民商法的眼光观察和处理商法之下的各个具体领域

    就整个法律体系而言，我国理论上存在着私法与公法的划分，其中的私法部分是以民法为基础，其所确立的诸多基本的法律原则和通用法律规则在私法领域中具有共同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其效力涉及私法的各个领域。而商法作为民法基础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别法，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自然是其首要准则。在此前提下，商法又因商事活动具有的诸多特点而形成自身独特的法律规则和处置方法，以之规范调整商事活动。这意味着民法是我国私法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体系，商法是专门用于商事活动的直接法律依据。

    因此，商法理念就应当体现上述民商法的体系关系，要求在商法的建设和运用过程中，根据民商法的理念来设计商法总论体系中的各个法律制度，如商事主体制度、商事行为制度、商事名称（ 商号）制度、商事登记制度等，从而引导商法建设和运用的基本法律思路，建立商法与行政法、经济法、财政税收法之间的科学关系，协调处理彼此之间的适用。用民商法的眼光去观察和处理商法之下的诸多领域，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破产法、证券法、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信托法、保险法、海商等法域，能使这些领域的具体制度建设和法律运用遵循民商法的基本规则，适应各自的商事活动的特殊性，实现卓有成效的法律调整功能。

    首先，建立商法理念需要坚持运用民法所确立的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公平、等价有偿等各项基本原则来作为商事法律制度设计和规则适用的指导思想。因为，私法领域与公法领域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其法律活动的参加者相互之间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彼此之间不存在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参与私法活动的决定权由其个体掌握，自愿和公平就成为从事私法活动的基础。同时，这些私法活动的实施目的在于满足参与者的生产或者生活的需要，表现为各类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使其公平有序地在私法活动参与者之间进行，等价有偿是各方必须遵照执行的原则，尤其是素有“帝王条款”之称的诚实信用原则更在民商领域内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根据该原则的精神，参与民商事活动的法律主体应当在民商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具体表现在要以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来尊重对方的利益。这些法律原则不仅为民事法律所接受，也应当对商事活动具有指导价值，引导商事法律规则的制订和适用。

    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决定着其对于民商法的指导意义。第一，民法基本原则是制订民商法律规范的立法准则。这意味着民法和商法的具体法律规则，一律应当服从民法确立的公理性原则。可见，民法和商法的立法活动的一般规律，是由立法者先确定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方针，再以其为准则来完成具体法律规则的制订。第二，民法基本原则对于民法和商法规则的适用具有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这表现在，参与民事活动和商事活动的当事人在从事相应的法律活动时，首先要执行具体的法律规范，而在法律规范缺乏规定时，就应当遵守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对于司法审判者来讲，在民法和商法未有具体规定时，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示范作用就得以体现了，也就是说，“民法基本原则是其效力贯穿民法始终的民法根本原则，是对作为民法主要调整对象的商品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立法者在民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1]。

    其次，建立商法理念应当在商法领域内从与民事领域的共性出发，贯彻运用在整个私法领域具有通用意义的民事法律制度。既然私法领域涵盖着民事领域和商事领域，民法的诸多基本制度的法律理念和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民事活动，也同样对商事活动具有适用意义或者指导价值，例如

，民法上的所有权制度、他物权制度、合同制度、侵权责任制度的基本内涵便是商法有关领域进行商法制度设计的法律基础，其中的基本法律规则也在相关的商事活动中具适用意义。可见，商事法律制度本身并非孤立的制度体系，而是基于商事活动诸多特点逐步从民事活动中分离出来，以民事法律制度为基础，根据商事活动的特殊需要而形成的具有特色的商事规范内容。因此，“不论是采取民商分立制的国家还是采取民商合一制的国家，作为实质意义上的商法较民法都具有其特殊性。但尽管如此，民事法和商事法仍有着共同的原理”[2]。

    再次，建立商法理念应当适应商事活动的特殊性来设计和运用商事法律规范，使其准确地规范调整和服务于商事活动。商法是顺应商事活动对于法律调整的特殊需要而在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基础上出现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商法具有特殊的调整对象——商事关系，“即因从事营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3]。此类社会关系统称为商事法律关系。因此，独立的商事法律关系作为商法的调整对象，反映着商法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商法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是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本质特征所在。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包括奉行民商分立抑或民商合一的国家，均承认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正是独立的调整对象，构成了独立的商法典或商法部门，建立了商法学学科体系。”[4]将商事法律关系作为商法的独立调整对象，是由其自身特性所决定的。这突出表现在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由商事经营主体所从事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其中的经营性行为意味着商事经营主体在一定的时间过程中持续实施的营业活动。商事法律关系基本上表现为财产关系，其范围涵盖着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与经营关系，涉及财产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等权利类型。

    因此，商法特殊的调整对象是建立商法理念所应把握的首要因素，将商法的调整对象——商事法律关系作为界定商法理念适用范围的依据，可以形成商法理念的适用价值并使其特定化。

    第二，商事主体的专业资格是其从事专业化商事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必然包含商事主体，可能是一方参与者为商事主体，也可能是各方均为商事主体，这是商事法律关系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要特点，其具体表现为商事主体必备的法律拟制性。从商事活动实践角度讲，商事主体的法律拟制性普遍地存在于各类商事主体中，不论是商事经营，还是采取公司、合伙企业等组织形式，或者是个人独资企业，甚至是以个人或者家庭形式从事商业活动，只要具备法定资格条件并履行法定登记程序，便可取得商事主体资格。

    由于商事活动势必涉及特定范围的专业活动，从事此类经营活动的商事主体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营经验。为此，国家立足于维持商事经营活动的有序性，以法律形式设计了商事主体应有的诸多条件，作为其进入商事活动领域和开展商事经营的前提，用以确保商事主体在进入商事领域后能够向其相对人（ 消费者） 提供合格的市场经营服务，实现其商事经营目标的社会效果。而国家的主管机关或者登记机关对于各类商事主体实施的审核批准或者核准登记，就是将法定的商事主体进入商事领域所需具备的资格条件加以落实的过程，确保商事主体以相应合格的身份资格和专业知识水平参与商事经营活动。

    因此，建立商法理念必须认可商事主体拟制性的特点，吸收商事主体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按照商事法律规范所确立的商事主体类型、条件和设立程序等设计商事主体制度，为商法的建设和运用奠定思想核心和基本观念。

    第三，商事主体在商事经营过程中所承担的谨慎注意义务是维持商事经营活动正常秩序的重要保证。

    现代商事立法是针对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商事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因各自主体地位实质意义上的不同、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的差异以及商事交易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彼此在商事交易活动中形成强者与弱者的悬殊差异问题而制定的规范，其法律表现就是商事立法对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结构设计出现从“买者当心”到“卖者义务”的转化，要求处于强者地位的商事经营者承担披露、保密、说明等附随义务，以求重新回归公平交易的效果。商事立法赋予商事经营者的上述诸多附随义务的法理基础，均产生于商事主体的谨慎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是民商法领域普遍适用的法定义务，其共性内容在于法律要求行为人在实施相应的行为时所持有的心理状态，即行为人为实现预期的目的而应当尽到适当的努力、勤勉，防止不利后果的出现。出于维护民商事活动正常秩序的需要，民商事立法应当要求所有参与民商事活动的法律主体均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不过，根据不同的民商事活动领域的需要应不尽相同，民商事立法对于相应的民商事主体在履行其注意义务时所应持有的注意程度亦不一样。

    据此，可以将注意义务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民事主体对自己利益的注意义务，即民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过程中，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所持有的注意心态而作出理性判断。

    二是民事主体对他人的注意义务，即民事主体基于他人对自己的信赖，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在行为过程中所应持有的注意，此类注意义务往往存在于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法律环境下，要求管理人出于善良心态像管理自己事务一样去为他人管理事务，故又称其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三是商事主体承担的谨慎注意义务。由于商事主体是依法取得特定经营范围而从事商事业务的资格，其具备特定的经营条件、专业知识和经营经验，而这些恰恰是与其从事相应商事交易活动的相对人（ 消费者） 所不具备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强势与弱势便由此生成。商事立法立足于重新平衡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赋予了具有专业经营资格的商事主体以谨慎注意义务，成为“卖者义务”。即要求商事主体在相应的商事活动领域内，以与其具有的专业知识相吻合的注意心态实施商事经营行为，基于诚实信用和相对人对其经营资格和专业知识的信赖，应当向其相对人提供缔约信息，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保证相对人的商业信息不向第三人泄露，提供其他有利于实现相对人利益的服务等。如果商事主体在与相对人实施的商事经营活动中未能达到上述法律要求，便构成了谨慎注意义务的违反，应当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可见，谨慎注意义务是商事立法赋予商事主体在从事商事经营过程中所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其有别于民法要求民事主体承担的注意义务，目的是维持商事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相对人（ 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因此，商事主体的谨慎注意义务应当成为商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有关的商事立法条文没有“谨慎注意”义务的文字，在商法理念上也仍需要强调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活动中应履行此项义务。

    二、法律价值：作为思维方法协调法律适用关系

    法属于上层建筑，它通过人们的思想意识而被具体化为行为规范，并在思想领域中得到贯彻执行。而商法理念作为一种法哲学的思维方法，亦是人们的一种思想活动。其内容要求人们应当用民商法的眼光从宏观的整体角度对商法体系内容进行法律思考和分析，判断商法体系的构成以及其各个具体领域的制度设计是否有利于实现其适用目标和相互之间的分工协调关系。法哲学作为我国法理学的组成部分之一[6]，强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法的起源、本质及其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借用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法的辩证运动”观点，法作为社会事物是运动发展的，具体到私法领域，同样应当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我国私法领域的法制建设重点在于确立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承包权等他物权类型在内的物权体系，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而创建和保护各类合同关系的合同法律制度。私法领域出现了以《民法通则》为代表的民事立法的创建高峰。继《海商法》于 1992 年 11月颁布之后，又出现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破产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一系列商事立法。这表明我国的商事立法适应中国商品市场的发展而逐渐从民事立法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日趋完善成熟。

    与此相适应，商法理念的建立亦成为我国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商法理念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体系，是我国商事法律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提升。借助商法理念之思想内容的形成和分析，能够解读我国商事立法所追求的适用目标和立法精神的内涵，理解商事立法各项制度与条文的深刻含义及其彼此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有利于建立我国科学的商事立法体系和制度框架。

    第一，运用商法理念，从民商法的宏观角度掌握商事领域的立法趋势和立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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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运用商法理念便于分析我国商事领域的诸多法律现象，理解其法律内涵，寻找相互之间的法律联系，从而可以在宏观上根据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共同属性与法律区别，判断具体的法律现象的法律属性，进而研究我国商事立法的发展趋势和法律适用事宜。因为，商法理念的核心思想就是确认商法作为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与民法之间的紧密联系。商法理念一方面应当坚持民法在私法领域不可动摇的统领地位，尤其是确立的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商法理念又必须兼顾商事活动的特殊性而设计有别于民事法律规范的特殊商事法律规则，用以符合商事活动提出的特殊的调整需求。例如，交强险作为我国保险法领域中第一个全国范围内适用的强制保险险种，显然是为了满足保险法调整保险市场的特殊需要而对自愿原则的否定。

    第二，运用商法理念，有助于从微观角度，就个别的商事现象加以分析，并根据其法律特殊性而设计出与其相互适应的法律规则。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商法的实用性是极为突出的。与民法相比较而言，商法在适用中强调的是法律条文的解释，而其理论研究则退居其次，使得商法的理论性无法与民法的理论体系相比拟。由此也表明商事立法往往是针对商事活动的具体情况提出解决方案，设计相应的法律规则。例如，针对保险市场上经常被予以适用的格式条款，《保险法》规定了特殊的异议解释原则（注：在保险法理论上，对于此项特殊的解释原则，有学者从解释结果不利于保险人角度出发，称其为“不利解释原则”； 也有学者从解释结果有利于被保险人、受益人角度出发，称其为“有利解释原则”。笔者立足于中立立场，称其为“异议解释原则”。），并将其适用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于格式条款的理解存在异议的情况。

    商法理念基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哲学思想，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捕捉具体的商事活动现象，分析其具体特点，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进而归纳出与此雷同的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制订相应的解决规则。因此，建立商法理念就应当力求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剖析商事个案入手，发现其中存在的特殊情况和具体问题，归纳商事立法存在的法律疏漏，研究解决此类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显然，实证分析的方法应当是落实商法理念的重要手段。因此，商法理念并非抽象空洞的哲学思想，而是与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商事司法实践关系密切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活动，从事商法研究和商法实践工作的主体，都应当建立商法理念，并将其与自己的商法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借助商法理念的运用推动我国商事立法和商事司法事业的发展。

  三、实践体现：商法理念在保险法、海商法领域的适用

    第一，用商法理念研究保险法，应当确立其立法体系是保险合同制度与保险业法的并存。

    如果运用商法理念分析我国的保险法领域，可以发现保险立法与保险法理论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现在《保险法》包含着保险合同制度和保险业法两部分主要内容，而保险法理论研究则明显地注重保险合同制度的研究而忽视讨论保险业法的倾向。保险法作为我国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保险合同制度与保险业法并存。

    因为，保险法的生命力是与这两部分紧密相连的。其中，保险合同制度是其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表现形式，保险法通过确立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追求的公平基础上建立保险法律关系，并通过各方当事人依法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来实现保险制度的保障价值。为此，按照商法理念应处理好《保险法》之保险合同制度与我国《合同法》的适用关系。保险活动是典型的保险商品交换，作为其法律表现形式的保险合同绝非是《合同法》以外的“孤岛”，而是我国合同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只因立法技术而被规定在《保险法》之中。故保险合同制度与合同制度之间的联系不可割裂。这在2009 年修改后的《保险法》中有所规定，比对 2009年新《保险法》与原《保险法》，其法律条文已由158 条增加到 187 条，其中的保险合同部分却由 69条减少到 66 条，而保险业法部分则由 89 条变为121 条，增加了 32 条。上述立法结构的变化说明，新《保险法》处理保险合同制度与《合同法》之间的适用关系更为科学，即《保险法》针对保险合同特有问题加以规定，但涉及合同制度共性问题的则无需规定，直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同时，《保险法》中的保险业法部分所体现的则是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与保险业经营者之间的监督管理关系

，表现出国家为了确保保险业发挥其在商事活动中的保障作用而对其实行严格监督管理的法律意义。与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加强银行、保险等金融业监督管理的动态相适应，我国新《保险法》有关保险业法部分的规定得到强化。

    当然，用商法理念的思想审视《保险法》的保险业法部分，就应认识到其作为商法的组成部分，与民法具有广泛的联系。例如，其确立的保险公司制度不仅反映了保险市场对于商事经营主体的特殊需要，同时，也是民法的法人制度以及《公司法》规定的具体化。而保险制度亦是在民法的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一方面要适应保险市场对于保险人的专业经营资格的具体要求，并适用诸多保险市场的惯例； 另一方面仍然沿用民事制度的基础原则和法律理论。这进一步说明保险业法是《保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用商法理念考察海商法，是作为国内立法的商法属性所决定的。

    关于海商法的定位，法律理论界和海运实务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海商法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注：参见车丕照：《国际经济法概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9 页。另，我国国务院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将国际法作为二级学科，其中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而海商法则被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分支。）有学者认为，海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7]因此，海商法应当纳入我国商法领域，作为商法的一部分，这才符合商法理念的思想精神。

    海商法的适用范围集中于我国海运市场，以海运企业在海运市场上从事海上运输过程中的海事法律关系和与船舶使用有关的社会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这些社会关系均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海运市场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其特定的市场活动内容是借助海运企业的海事运输而完成商品从 a 生产场所到b 生产场所或者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空间转移。因此，它又是我国商事活动的一部分。因为，海商是指在船东与货主分离（注：早期的海运活动是船主用自己的船舶运输自己的货物，并非海上交易活动。）后成为独立的海运业经营者所从事的海上交易活动，实质上是以海上运输市场为平台开展的商事活动。其中，船东作为专门经营海上运输业的商事主体向货主提供海上运输的专业技术劳动而赚取运费，在此意义上，将调整海运市场活动的海商法纳入到商法范畴就无可置疑了。

    运用商法理念来分析海商法，必须承认海商的独立地位。

    首先，海商法所针对的海上运输市场具有风险特殊性。海商法所调整的海上运输及其他海上业务活动是在海洋这一特殊领域实施的，该领域存在着不同于陆路的诸多特殊风险，为此，从事海运经营的海运企业不仅要有巨大的投资，而且，应当具备一定的抵御海上风险的能力。与此相对应，海商法建有一系列特殊的法律制度，用以促进海上运输市场的正常发展，诸如，船舶优先权制度、海难救助制度、共同海损制度、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等。

    其次，海商法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这与一般的民商法律部门不同。因为，其所调整的海上运输活动往往跨越国际海域，其赖以存在的法律事实经常涉及不同国家的当事人，而且，其法律渊源包括国内立法、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但是，这却不能否认海商法作为国内法的基本性质，例如，美国国会不久前针对英国石油公司造成的墨西哥湾油污事件，通过了不封顶赔偿议案，这对海商法的海上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充分说明了其国内法的本质。

    运用商法理念分析海商法的内容体系，就应认可其与民商法之间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认为，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我们仍然要以民法基本原则来指导海商法研究”，“但是，在坚持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还应充分考虑和照顾海商法的特点，用商法理念研究海商法问题。”[7]

    首先，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制度，其诸多法律规则亦为各国保险立法所接受，成为各国保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现代保险制度的来源，例如，1906 年的英国《海上保险法》以成文法形式确认了海上保险。因此，在适用关系上，海上保险部分有规定的，应先予以适用，其未有规定的，就应当适用《保险法》的一般规定。

    第二，作为海商法基础制度的船舶制度。其作用在于确立了船舶作为生产要素与船员的劳动力有机结合，为开展海上运输经营创造了条件。而且，上述法律制

度所运用的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船舶登记等制度均源于《物权法》的相关制度。

    第三，作为海商法核心部分的海上货物运输制度和海上旅客运输制度是我国《合同法》有关运输合同规定的具体化。海商法以调整海上运输市场活动为己任，海上货物运输制度和海上旅客运输制度当然是其核心内容。基于海商法的国际性特点，其海上货物运输制度和海上旅客运输制度必然受到“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以及最近的“鹿特丹规则”的影响。但是，该海上货物运输制度和海上旅客运输制度毕竟是以我国《合同法》为基础的，应当依循《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则，并在其运输合同框架内作出具体规定。

    第四，船舶租用合同制度和海上拖航合同制度是我国《合同法》确立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精神的典型表现。因为，上述海商制度的突出特色在于其任意性规范。这意味着其法律规范的适用让位于当事人在船舶租用合同或者海上拖航合同的约定。

第五，海商法的船舶碰撞制度、海上油污损害赔偿制度以及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等，均是以我国《侵权责任法》为基础的。船舶碰撞或者海上油污损害实质上就是海上领域的侵权行为，其行为人应当依法向受害人履行赔偿责任，所以，船舶碰撞或者海上油污损害的认定就应当以《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为基础。然而，《海商法》又要适应其特殊性，实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这与一般的民事赔偿责任形成法律区别。

 

 

 

 

注释:

[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8 页。

[2][3]赵中孚：《商法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2、12 页。

[4]范健：《商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8 页。

篇（6）

数据结构在过去以科目报表为基础的会计制度的条件下,是可能实现的。新会计准则作为财务报表导向的会计规范,不再规定统一的会计科目和账务处理,而是把这些本应由企业自主决策和专业判断的项目,还权于企业。这才是会计标准的本来面目。因此,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企业的核算原则和系统已经无法支持传统的以科目为基础的会计和统计规范,如果保险监管信息系统不改变以多级科目为基础的数据获取结构,那么监管者获取的数据的质量将显著下降,使统计数据逐渐失去决策价值。因此,新会计准则对保监会监管信息系统设计理念和数据模式提出的重构和调整的迫切要求,影响是长期和深远的。新会计准则与原来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相比,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金融工具的核算。新准则对金融工具的核算,完全采纳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但是,公允价值的引入,将明显增大保险公司利润和净资产等财务指标的波动性,而监管机构面对一家偿付能力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急剧波动的保险公司,要实施恰当的监管措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新会计准则对偿付能力监管更重大的挑战也许还不是指标波动性问题,而在于在公允价值模式下,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与投资市场周期是正强化关系,即投资市场的泡沫越多,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浮盈)会越多,偿付能力也表现为越充足,那么就越有实力去投资更高风险的品种,从而表现为有更多的收益和更高的偿付能力。本来监管指标的本意,是要在市场风险增大的情况下,即时显现潜在的风险。但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这一最核心的监管指标,与市场风险(泡沫)是相互强化的正相关关系。这对于监管的有效性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危险。

二、保险企业在新会计准则下的应对策略

1.利润生存

改变重保费、轻利润的绩效模式和经营理念,由“赶超型”的增长模式向注重效率、保持良好的现金流转变,这在资产波动性增强的未来显得尤为重要,应树立利润生存的经营理念。

2.产品研发

公司在设计和推出此类保单时,为了较高的保费增长率,可能会做一些技术性的改动,弱化投资性、储蓄性余额的性质,增加保障的部分,或者使投资风险与保除风险难于区分,不能单独计量,以期尽量使其能够计人保费。

3.强化资产负债管理

谨慎投资以防止金融资产的波动性带来的不稳定为了避免资产波动带来的投资者、利益相关方对公司的负面评价,保险公司有可能倾向于采用保守的投资策略来降低这种不稳定性,如寻找长期且收益稳定的基础建设投资,持有至到期的债券。

4.加强风险管理,防范经营风险

现金流敏感性测试等适应多变市场环境的动态财务分析、监测、预警手段,保证公司良好的现金流和充足的偿付能力一旦公司因净资产减值造成偿付能力下降,信用评级和对投保人吸引力弱化,公司的经营状况可能会随潜在客户的流失和老客户的退保而恶化。这也将促使保险公司增强自我风险管理的意识,由监管压力下的被动管理转变为维护信用的主动管理。

篇（7）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保险业呈健康发展态势。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日益增强，保险市场主体大量增加，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保险产品日益完善。保险公司由此面临着如何全面、客观地反映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如何为保险公司的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投保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进行投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如何为保险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提供重要信息等会计问题。然而，尽管2007年新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包含了保险行业特殊会计准则，但是该准则内容过于概括并且缺乏权威的应用指南，我国保险会计规则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势在必行。

一、我国保险会计的发展

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慢，相关保险行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研究相对滞后。尽管保险业在中国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保险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却只有二十余年。主要原因是因为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认知需要以行业的发展为前提，据此才能制定出适合于行业特点并且有利于行业发展的会计规则。

我国的第一个保险行业会计制度是1984年2月份颁布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会计制度》。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的保险公司还处在起步阶段，所以该保险公司特殊会计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作用，而更多的是采用“资金占用总额=资金来源总额”这一计划经济会计原则，突出保险公司在财务会计制度上进行统一计划、分户经营、以收抵支、按盈提奖的财务管理制度。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保险公司开始转型，外资企业开始涉足中国保险业，1993年的《保险企业会计制度》具有转折性意义，奠定了目前保险业会计规则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紧接着我国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实行《保险公司会计制度》和《保险公司财务制度》，并且通过2000年颁布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对会计要素进行重新定义，以此为契机推出了针对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企业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保险业实行专门的会计规则，既是保险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保险业的发展。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保险公司开始进行海外融资和开拓海外资本市场，我国保险行业特殊会计规则面临着新的挑战。新会计制度不仅要立足于国内保险业发展的状况，更应该从全球视角出发，对保险业面临的特殊会计问题比如保险合同确认、准备金计提等实行改革，最大程度地实现国际会计趋同。2007年我国开始执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尽管适用于所有企业，但是具体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和第26号《再保险合同》充分兼顾了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改变过去以保险公司为规范主体的特点，进一步从保险产品属性的角度规范会计规则，基本上保证了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前提。

二、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原因分析

保险行业会计规则研究是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它既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又要求把会计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于保险公司，核算和监督保险公司的各项经济活动。这就要求这一会计规则必须充分兼顾到保险行业的属性，以保险属性与特点为基础来发展和完善保险会计理论。

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从保险行业的特殊性看主要分为三个原因，即保险行业宏观意义、保险产品的无形性和未知性以及保险运营资金链的反向性。首先，保险业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转移公众的风险从而自己承担风险并且通过大量风险的集合内部消化和平衡风险。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公司运营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保险公司破产或者倒闭，负面影响将使广大被保险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受到损害，带来社会福利损失和影响社会稳定。普通企业会计制度无法保证保险公司保持应有的偿付能力。

其次，保险产品是一种无形的产品，它以经营特定风险为前提，以集合大量风险单位为条件，以大数法则为数理基础进行保险赔付，风险的无形性决定保险产品的抽象性。由于保险公司在保单的有效期限内无法准确预知事故发生概率和造成损失程度的大小，因此保险产品的经营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更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保险公司执行普通企业会计制度而没有兼顾行业特点，其会计数据将无法满足基本会计准则的谨慎性原则，也无法为报表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

最后，保险运营资金链有别于传统制造行业。对于传统制造业，资金链表现为先支后收，即成本发生在前，收入发生在后。保险运营的逆向性表现在先收后支，保险产品定价在先，成本即保险理赔发生在后，因此保险公司在计算利润过程中需要采用特殊的程序和方法。一般企业所适用的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等并不适用于保险企业，为了正确评估保险公司的运营，不仅需要对保险会计进行详尽的披露，而且必须单独界定保险企业财务指标，增加赔付率、退保率等特定指标。

由此可见，保险会计所适用的会计规则必须有别于一般企业。保险规则既要考虑会计的一般特点，又必须充分体现保险业的特殊性；既要考虑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要求和保护投保人利益，又要兼顾保险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和股东权益；既要考虑我国保险业现行的发展特点，又要兼顾国际会计制度的趋同性。

三、保险属性对保险会计规则的影响

尽管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成为全球性的认知，但是极少有学者关注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本文将影响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主要保险属性归类为4性，即时间关联性、利润射幸性、产品无形性和大数平衡性。该部分重点分析以上四类保险属性，并结合其特点分析其对会计制度的特殊要求和影响。

(一)时间关联性

时间关联性是影响保险业会计制度最主要的保险属性，其表现为保单的出售一般都横跨一定的时间，公司运营的优劣与时间的关联十分密切。这一关联性引出了会计学上的两大基本问题，即保险公司资产账户投资科目类的确认和负债类责任准备金的计提。

保险公司在签署保单的同时向保户收取保险金，承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对保险合同约定条件下对投保人进行保险赔付。从收取保费到支付理赔之间，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将该部分保费收入进行再投资，通过同业拆借或者购买金融工具等形式获取收益。保险公司的投资类科目成为保险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重中之重。另外，由于目前市场上大量的人寿产品引进了投资的概念，许多保险公司出售投资连接账户人寿保险中包含了保户有权利参与分红的投资，如何在财务报表中科学合理地反映这一部分保户投资，成为保险会计制度中的特色之一。

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是我国目前保险会计制度规范的重点，这也是保险经营时间关联性使然。尽管大部分财产保险合同都为短期合同，但是其合同的有效期不同于保险公司的会计年度。因此保险公司在年终会计报表上有必要对保费收入进行调整，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此外，由于保险公司处理理赔需要相应的时间，保险会计年度报表为了客观反映保险公司的运营状况，有必要对保险事故已发生已报案或已发生未报案的保险赔付计提准备金。对于人寿保险合同和健康保险合同，该类合同的有效期间往往超过一年，收入补偿和发生成本之间存在着较长的时间差。对该类合同计提责任准备金是会计制度谨慎性原则的要求，也是为了保证保险赔付，从而更好地为投保人提供服务。

(二)利润射幸性

利润射幸性是指保险公司的利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影响，保险行业利润周期的震幅很大，随机性很强。利润射幸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保险会计计量方法的特殊性，即会计确认和计量必须运用特殊的方法和假设，保险会计必须与精算密切联系。

在确认非寿险保费收入时，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作为保费收入的调整项目；在非寿险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在确认寿险保费收入时，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与其他行业会计制度相比较，保险会计中凸显了精算的重要性，实现精算与会计的资源共享。此外，利润射幸性引发了保险会计中对巨灾准备等会计问题的探讨，针对目前众多学者对巨灾准备确认负债或者所有者权益的分歧，利润射幸性的会计要素界定成为未来解决这一分歧的主要途径。

(三)产品无形性

产品无形性是指保险商品的构成要素在很多情况下是抽象和不可见的，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很难凭借外在的直观感受获得对保险商品品质的准确判断。产品的无形性使得保险会计的披露制度远远复杂于其他行业。

保险公司产品的无形性加强了市场交易信息的不对称性。一般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很难简单地从会计信息中获得保险公司相关风险评估、产品定价等详细信息。为了帮助报表使用者获得有效的信息，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较其他行业财务报表而言必须披露更为详细的信息，以识别和解释承保人财务报表中因保险合同而产生的金额和相关风险。除此以外相关的信息还必须帮助报表使用者理解源于保险合同的未来现金流量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

(四)大数平衡性

大数定理是保险运营的基础法则。大数平衡性是指保险公司承保的风险单位越多，风险在内部平衡的可能性就越大，保险总赔付相对于保费总收入而言就越小。大数平衡性给保险会计提出的挑战是，如何在保险会计中使用单一评估法和综合评估法。

保险的大数平衡性为会计实践中采用综合评估法提供了可能。单一评估法是指对会计要素的计量采用单独分开计价(比如针对每个保险合同或者每个风险的评估)，综合评估法是指通过简易的方式对多个合同或者多个风险进行综合评估计价。保险会计中综合运用了这两种方式，比如我国保险公司当前适用的会计制度中对准备金充足性测试中综合运用了整体测算、按产品大类测算和按照个别产品测算等多种方式。保险公司既可以按公司所有产品品种计算应补提的整体准备金差额，也可以选择按照产品大类分别计算各产品大类应补提的准备金差额或者按照个别产品分别计算各产品应补提的准备金差额。大数平衡性客观上增加了保险会计计量方式的选择性。

四、由保险属性确立保险会计规则的意义

我国2007年开始执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包括了适用于生物资产、保险和石油天然气开采等特殊行业的会计规则，这主要是由各行业的特殊行业属性使然。尽管我国新企业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基本的趋同，但是现行的会计制度仍然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着不少差异，趋同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各个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程度不同，各国所适用的保险企业会计规则也存在差异。但是各个国家保险业之间的共性所在便是保险属性相同，保险产品和经营主体等要素在本质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实现保险会计的国际化趋同，只有从保险行业的属性出发，并且根据其属性制定相应的会计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差异，使保险会计服务于保险业，加强国际保险市场融合和推动国际保险业的发展。

为了使保险公司在2005年能够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将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即保险合同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成果于2004年3月，主要对现行保险会计实务做出一定修改，第二阶段是由保险合同专家组对保险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视，帮助分析保险合同相关的会计问题。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尚处在讨论阶段。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比，我国目前实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所涉及的保险行业特殊会计规则内容更为丰富，规定更为详细，对保费收入的确认计量和准备金计提等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随着国际会计准则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未来我国的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还存在着与国际会计准则磨合和修改等问题。研究保险属性决定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必然性，有助于减少磨合时间和降低修改成本，从制度上保证我国保险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篇（8）

问：条例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作了哪些规定？

答：多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力支持发展农业保险。2007～2011年，中央财政累计给予农业保险费补贴达264亿元。各级财政对主要农作物的保险费补贴合计占应收保险费的比例达80%。可以说，没有国家的财政支持等措施，就没有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为使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条例作了如下规定：一是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二是对符合规定的农业保险由财政部门给予保险费补贴，并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三是鼓励地方政府采取由地方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建立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措施，支持发展农业保险。四是对农业保险经营依法给予税收优惠，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信贷支持力度。

达成赔偿协议后10日内支付保险金

问：针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业务经营规则，条例作了哪些规定？

答：条例总结农业保险发展的实践经验，侧重于保护投保农户的利益，针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特点，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业务经营规则作了如下规定：一是为保持农业保险合同的稳定性，规定农业保险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发生变化而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二是为保障受灾农户及时足额得到保险赔偿，规定保险机构接到发生保险事故的通知后，应当及时进行现场查勘，会同被保险人核定保险标的受损情况，并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后10日内，将应赔偿的保险金支付给被保险人，且保险机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根据保险标的损失程度足额支付应赔偿的保险金。三是为保证定损和理赔结果的公开、公平、公正，规定农业生产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等单位组织农民投保的，保险机构应当将查勘定损结果和理赔结果予以公示。四是为合理确定保险费率和保险条款，规定保险机构应当在充分听取省级人民政府财政、农业、林业部门和农民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拟定农业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并依法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或者备案。

篇（9）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2011年寿险保险收入占全球寿险保费收入27%，非寿险保费收入占比为34%，如此巨大的保险市场需求需要强大的境内外再保险公司为其提供支持。从再保险市场分入保费和分出保费衡量，美国再保险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市场，2011年全球再保险保费收入共计2090亿美元，美国再保费收入近290亿美元，占全球再保险费收入的14%，分出保费占比将近50%。

分入保费和分出保费不断增长

首先，美国非寿险市场的分入和分出保费比例较高。从2007年到2012年期间，美国非寿险市场的分入保费比率几乎均在40%左右（2011年除外，如表1所示）;非寿险市场的分出保费在此期间虽然略有波动，但整体都保持在48%左右（如表1所示）。其次，美国寿险市场的分入保费和分出保费也在不断增加。2007年到2011年期间，美国寿险市场的分入保费从687.73亿美元增长到838.79亿美元，分入保费占比从9.42%波动增长至11.30%;与此同时，寿险市场的分出保费无论是数量还是比重也在不断提高，其中分出保费数额从1186亿美元增长到1389亿美元，分出保费占比从16.27%上升至18.72%（如表2所示）。

美国再保险市场的主体多样化

目前，美国再保险市场的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美国本土再保险公司，其代表是美国再保险集团，它们的特点是总部设在美国本土，控股权由本土公司掌握;第二类是境内外资再保险公司，这是由外资再保险公司设立在美国境内的再保险公司，截至2012年共有339家此类公司在美国再保险市场活跃经营;第三类是离岸再保险公司，它们均是在美国通过持有特许经营执照，接受美国保险公司分出业务的境外再保险公司，截至2012年共有3066家离岸再保险公司参与美国再保险市场业务经营。

随着境外再保险公司和离岸再保险公司不断涌入，美国本土再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本土再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高达三分之二，2005年境外各类再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已然提高到52%，2010年本土再保险公司市场份额跌至最低只有40%，之后略有回升，截至2012年本土再保险公司市场份额为41.3%，同期境外各类再保险公司市场份额高达58.7%，成为美国再保险市场的重要经营主体。

美国再保险市场的业务结构趋稳

截至2012年，美国非寿险再保险保费收入高达8966亿美元，其中财产险再保费收入占60%，责任险再保费收入占30%。从再保险合同来看，财险比例再保险、财险超额再保险、巨灾超赔再保险三大再保合同占有近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如表3所示）。从具体的业务分出比例看，航海航空及交通运输险、建筑工普通第三者责任险等非寿险业务的毛保费分保率都在40%以上（如表4所示）。

2012年按照合同形式，美国寿险再保险占寿险再保险市场54%的市场份额，另外意外健康险和年金分列第二和第三（如表3所示）。从具体的各项业务结构可以看出，寿险毛保费分保率远超50%，是美国寿险再保险市场的第一大业务品种，其他诸如年金、责任及健康险等业务的分保率不高。

美国再保险市场的监管制度

1871年美国成立了国家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目的是为各州再保险监管法律提供基本的法律模板，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采用或修改示范法并制定独立的再保险法律。目前NAIC制定的再保险法律主要包括 “再保险信用示范法”、“再保险中介示范法”和“风险资本示范法”等。

美国再保险监管方式采取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相结合，以间接监管为主的方式。其中直接监管政策主要包括市场准入门槛、偿付能力等内容，通常针对州内再保险公司;间接监管以再保险信用监管体系为代表，通过再保险信用体系对抵免责任准备金的限制和约束，分类监管境内外各类型再保险公司及再保险经纪人。

监管政策

市场准入监管。美国鼓励再保险市场自由竞争，没有制定严格的再保险公司业务准入规则。对再保险市场的准入监管主要通过财务规则等间接监管方式，具体主要包括：第一，实施宽松的准入制度。美国对设立本土再保险公司通常要求提供商业计划书及高管任职资质证明;对境外再保险公司申请设立在美经营机构细化为子公司、分公司、并购美国本土再保险公司三种形式，均需提交财务证明获得经营许可证。第二，实施自由分保政策。美国原保险公司能够自主选择合适的再保险公司，即原保险公司可以选择美国本土（包括本州内或者州外注册再保险公司）或境外再保险公司;同时美国无法定分保限制规定。第三，分保业务的会计处理。鉴于防范风险考虑，绝大多数州根据经营许可和授权规定了再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和净资产，但不是强制规定，而是通过会计财务规则来调节。例如：州内保险公司分保业务给未经州保险监管许可或授权的再保险公司，则该项业务不得作“未获得保险负债”抵减项，同时此项再保险业务获得赔偿亦不得作“认可资产”处理，通过类似财务规则影响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实现间接规范和引导再保险市场发展的目的。

偿付能力监管。目前，美国绝大多数州均采用NAIC制定的“风险资本示范法”（Risk-Based Capital（RBC）Model Law）实施偿付能力监管。RBC模型主要包括资产风险、承保风险、利率风险和一般风险等。当再保险公司的实际风险资本低于RBC模型计算的最低资本水平区间时，州保险监管部门就可以采取如下四类监管措施：第一类，当再保险公司实际风险资本占最低资本水平的150%～200%之间，州监管部门会要求再保险公司提交财务改进计划。第二类，当实际风险资本占最低资本水平的100%～150%，州监管部门进行监管检查，同时要求再保险公司提交财务改进计划。第三类，当实际风险资本占最低资本水平的70%～100%，州监管部门可以接管再保险公司。第四类，当实际风险资本占最低资本水平的70%，州监管部门会强制接管再保险公司。

信用监管。美国对再保险公司分入业务实施严格的信用监管政策，这也是其再保险市场监管的核心。根据NAIC的再保险信用示范法及示范监管条例，原保险公司只能将业务分给以下五类公司方可将相应再保险业务作为监管法律认可资产或净负债进行抵扣：第一类是在所在州获得从事保险或者再保险交易许可的再保险分入公司。主要是美国本土经营再保险业务的直保公司、再保险公司以及国外再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第二类是经所在州保险督察官认可的再保险分入公司。这是指至少获得一个其他州保险监管部门许可经营再保险业务的美国本土直保公司、再保险公司以及国外再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同时还有诸如财务如净资产不得低于2000万美元等要求。第三类是类似监管条件及自身信用等级更高的再保险分入公司。这主要是采用与本州相类似或者更高信用标准的其他州注册成立的再保险分入公司或者通过采用与本州相类似或者更高信用等级标准的其他州进入的外国再保险公司美国分支机构。第四类是由美国合格金融机构建立信托基金的再保险分入公司。这主要是国外再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以及离岸经营的国外再保险公司。第五类是经所在州保险督察官认证的再保险分入公司。目前主要是离岸经营的国外再保险公司。

根据再保险公司的安全评级等级缴纳保证金，评级越高，所需缴纳保证金越低，而原保险公司仍可以全额抵扣净负债或增加认可资产（如表5所示）。

中介监管。通过NAIC关于“再保险中介示范法”，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将再保险中介细分为再保险中介经纪人和再保险中介管理人两大类，并且要求它们必须获得开展业务所在州保险监管部门许可，获取再保险中介经纪人或者管理人资质。第一，对再保险中介管理人经营行为监管。规定再保险中介管理人不得代表再保险公司转分保（再保险协议中包含临时业务转分保的除外）;不得指定次级再保险中介管理人等，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可能越权对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造成不利影响。第二，对委托人责任加以监管。规定再保险公司不能参与再保险中介经纪人的相关业务;除非满足“控股公司法”，否则不得雇佣再保险中介经纪人员工;再保险公司每年都应该查看再保险中介经纪人财务状况的报告副本等。

除了上述内容，美国再保险市场监管还包括对再保险公司资金投资、分保方式、信息披露等内容。总之，美国再保险市场一方面积极开放市场，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承保资源分散美国灾害风险，另一方面实施详细复杂的监管政策，充分保护本国原保险公司的利益（通常是分出公司）。

美国再保险监管政策对我国再保险市场监管的启示

与美国发达成熟的再保险市场相比，我国再保险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无论市场经营主体还是市场规模都较小。事实上，早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我国就承诺：首先开放再保险市场，取消对再保险和再保险经纪业务跨境交付限制;允许外国再保险公司在我国入世时即可以分公司、合资公司或者独资公司形式经营寿险和非寿险的再保险业务，而且未规定地域限制或营业许可证发放的数量限制;法定分保比例20%，从入世后一年起每年减少5%，4年后完全取消。目前我国本土只有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唯一一家专业再保险公司，急需培育本土再保险经营主体，减少境外金融风险对国内的不利影响，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

重视间接监管方式的运用。相比于直接监管的强制性和刚性，间接监管方式更具有灵活和弹性等特点。美国再保险市场准入法律几乎无任何硬性规定，实际上美国信用等级评级体系复杂详细，其评级结果相当于对再保险公司的资金、风险、利润等综合因素进行了评价，因此对再保险公司经营业务构成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其财务规则也对选择何种再保险公司进行了间接指引。此类间接监管措施形成了筛选再保险公司市场准入和经营业务的重要监管政策，对规范和引导再保险公司和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完善监管空白地带。众所周知，再保险中介经纪人和管理人对促进市场交易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也可能利用其客户资源违规经营，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美国再保险市场要求中介必须获得经营许可;中介管理人必须提供债券作为保证，另外还规定了“错误与遗漏”政策。相比于美国，我国再保险市场参与者目前主要是专业再保险公司，未来随着业务量增加，再保险渠道和中介等参与者必然提高，因此我国的再保险监管要对各类市场参与者进行全面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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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保险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保单处理采用成本费化的方式，可以帮助企业更新经营目标与规划。保费收入确认标准的改变会引起公司的会计核算体系、预算管理、业绩考核都会做出适当的改变或调整。重大保险风险测试以及保险准备金计量标准的应用，一方面使保险企业获得较大的自，另一方面要求公司必须要进行分级授权、分工协作、制约配合。

（三）实现保险监管与会计分离为了完成不同的任务，需要将会计规定和监管规定分离开来。在过去，保险公司通常是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定来计提保险合同准备金，但是往往公司计提的准备金远大于实际的保险负债，这样严重阻碍了公司财务的透明度与公正度。这次的修订改革，使得保险监管与会计规定有效分离开，保障了保险市场稳定、持续、全面发展。

二、保险会计发展对保险行业经营和监管的负面影响

（一）提高了会计信息处理成本保险公司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需要具备某些特定功能，比如分拆保险合同储蓄成分、识别内含衍生金融工具等等。而且要按照准则规定，实时评价估测保险负债是否充足，再保资产是否减值，是否有完善可用的测算模型。而从建立模型到系统都会提高会计信息成本。

（二）引起财务数据的波动在新实施的保险会计制度中，保险企业不能依靠准备金来调整经或平滑历年的经营成果。但是如果关于公司盈利的会计信息被泄露，就会提升融资成本。财务数据的波动在对内融资方面，可能会加大经营风险，股东因此提出高回报率，从而提高了融资成本；在对外融资方面，银行等一些金融机构会根据新的会计制度确认信贷风险，并及时修改和调整指标，这极有可能增长了融资时间，加大了代价。总之，财务数据的大幅波动会降低投保率，提高退保率，保险公司需要采取措施来防止和杜绝。

（三）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1）评估准备金主要依靠的是保险公司的专业经验，这样的会计信息不仅缺乏可比性，且易成为调节利润的手段。公司盈利多，计提的准备金可以适当增加，税负降低；盈利少，准备金可以降低。最佳估计原则的应用使得准备金的评估变得宽松，保险公司依据自身的条件和状况确定利率，方便整理好财务报表。（2）很多评估标准都没有完善，包括：重大保险风险测试标准、保险费分拆标准、准备金评估标准等等。一是因为没有建立风险划分标准，保险费分拆的落实有待商量；二是因为没有确定统一的细则，不同的公司对其所做的分析理解及措施各不相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增添了会计报表编制的难度。

（四）保险公司的业绩未必增长公司业绩的大幅提升是会计准则修订的直接反映。据资料统计，我国一些知名保险公司，净利润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股价却也有不同程度的下跌，会计信息并不明确，也没有实现完全的透明化。新的准备金评估准则可以更好反映保险公司的负债状况，但是在体现公司经营成果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一是改变了准备金评估方法后，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负债额度，在某段时期内可能会增加公司的盈利，但是这种利润的增长可能只是短期的，并不一定就是公司真实业绩的反映。

（五）监管与会计分离增加了监管成本和风险（1）针对偿付能力监管，新准则确定了新的要求。新会计准则改变了过去偿付能力基于旧准则及报表科目的计算分析，这会影响到监管指标以及实际的偿付能力额度。在这种环境形势下，保险监管部门要努力落实监管的有效性，建立和健全偿付能力监管制度。（2）监管与会计的分离导致监管方加大了偿付能力监管的关注度，往往更针对保险业务风险，而对非保险业务风险会产生疏忽心理。（3）新准则与监管规则可能存在矛盾。监管规则的基础通常是会计数据，新准则的实施难免会阻碍到某些实施中的监管规则，所以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六）分业监管易发生监管真空现阶段，金融行业已经基本实现一体化，我国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再明显，诸如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等等。过去的银保合作、银证合作发展到如今的混业经营，比如金融控股、金融集团，均波及到保险公司的管理以及风险防范。这是个投资主体逐渐发展为多元化的时代，保险公司的风险将更加不可预测，其股权结构也将更加复杂。分业监管体制使得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不再容易协调，而且各监管部门的信息不能及时共享，最终降低了监管效率。

三、关于保险会计发展的建议

（一）加快监管步伐，改善监管方法（1）促进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时要加强保险公司与银行、银监局以及证监局的配合，健全相关的协作机制，统筹监督保险公司跨行跨市场的经营行为，努力完善监管体系。（2）促进会计准则与监管指标的协调性。新准则中指出要及时调整监管指标，从而使信息更时效、实用、透明。（3）改善监管方法，不仅要加强偿付能力监管，也要注重防范非保险业务风险。为保障保险业稳定、持续发展，建立高效的保险标准，健全保险业的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