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管理的特征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科学管理的特征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52－08

一、引子：“学科”正名

孔子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因此，在正式进入本论题的讨论之前，必须对“学科”加以“正名”。

按照《汉语大词典》的收集与梳理，古人和今人所说的“学科”，大致有以下四种：一是指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的学业科目。宋人孙光宪（？－968）《北梦琐言》卷二：“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二是指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经济学等。三是指学校教学的科目。如语文、数学、地理、生物等。四是指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区别于“术科”）。对于以上四种类型的“学科”，必须说明者有以下三点：

（1）第二种和第三种“学科”，实际上是互通的、重合的（或者说大致互通、基本重合），即均按照所研究的领域或所学习（或教授）的对象来加以划分；并且，它们设立的时代背景也是基本相同的，即均借鉴自“西学”，均属“西学东渐”的产物，它们所对应的英语单词是“discipline”。所不同者仅仅在于，前者是基于研究的方便而加以划分，后者是基于学习（或教授）的需要而加以划分。因此，第三种“学科”，有时又叫做“科目”（subject），在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中尤其如此〔1〕。

（2）区别“术科”与“学科”（第四种），实际上极其合乎古中国的传统。众所周知，《庄子?天下》篇曾经颇为严格地区分过“道术”与“方术”，并且推崇的是“道术”而非“方术”；但事与愿违的是，世俗之人注重的是“方术”而非“道术”，“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按照庄子的这一思路，今人所习称的“学科”，实际上仅属“方术”而已。按照近人严复（1854－1921）、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刘师培（1884－1919）、黄侃（1886－1935）等人的理解，“学”所指的是事物之原理，“术”指的是原理之使用①；易言之，“学”与“术”或“学科”与“术科”，约略近于今人所言“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

（2）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9页；（3）舒大刚、彭华：《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4）彭华：《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7－208页。

（3）在以上四种“学科”中，第一种“学科”争议最大、歧义最多。在古人看来，“以《孟子》为学科”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天经地义的；简言之，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包括科举考试时代），儒家经典《五经》和《四书》等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学业科目（相关论述，详见本文第二、三部分）。但在今人看来，皮日休（约834－902后）咸通年间（860－873）进书“请以《孟子》为学科”，几乎就是一派胡言，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如此而视、如此而言，似乎又“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借用《荀子?非十二子》语）。因为，按照时下的学科分类体系，“以《孟子》为学科”是全然站不住脚的（相关论述，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关于“中国儒学”是否为“学科”的讨论，在当下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同时也是一个严肃的话题。笔者才疏学浅，今不揣浅陋与固蔽，略陈管见一二，权作抛砖引玉耳！

二、“中国儒学”学科的

观存在

本部分侧重于“纵向的研究”，即以时间为序，简要梳理“中国儒学”学科的发展与演变，从而说明“中国儒学”学科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历史长河中的“中国儒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中国儒学”的形成期（春秋）。在本阶段，由孔子创立了“儒家”，形成了“儒家学派”，“中国儒学”正式问世；与“中国儒学”相辅相成的，是“六艺”的经典化（教科书），是儒学教育的成功实践，等等。

根据章太炎的研究，“儒”字渊源于“需”字，“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原儒》）；根据徐中舒（1898－1991）的考察，甲骨文之“需”字即原始的“儒”字②。但是，甲骨文中已有“需”字和殷商已有“儒”家，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如果由前者而推导出后者，中间尚有太大的逻辑缺环。因此，我们可以说，殷商时代尚无“儒家”；充其量，当时仅有章太炎《原儒》所说的作为“术士”的“儒”，“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后来，“儒”缩小为类名之“儒”，成为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民的“儒”，“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来，“儒”缩小为私名之“儒”，即刘歆《七略》所云“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儒”③。换句话说，在孔子（前551－前479）之前已经存在“儒”者、已经有了“儒”名之称，但还没有作为学派的“儒家”。从“儒”到“儒家”学派，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是由孔子完成的，是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④。 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相继兴起，迎来中国教育史上的“平民教育”时代（相对于“贵族教育”而言）。诚如古书所云，“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开馆授徒，在教育对象上实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在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上，孔子所倡导和所实践的是“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习行并重”、“温故知新”、“循序渐进”等，至今仍然沿用不绝，并且被奉为教学的“金科玉律”。客观而言，孔子的教育实践是极其成功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儒家学派所传授的经典（教科书），也就是后来被列入经部的“六经”（又称“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世以儒家经典作为学习教材或考试科目，可谓“渊源有自”也！

其时与儒家唱反调的有墨家，也同样的拥有其社会影响，故韩非（约前280－前233）有“世之显学，儒墨也”之谓（《韩非子?显学》）。张岱年（1909－2004）对《韩非子》此语的论断是，“其所谓‘学’，可以说即大致相当于今日所谓哲学”；但他又特别提醒，“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先秦时所谓‘学’，其意义可以说与希腊所谓哲学约略相当”〔2〕。

（2）“中国儒学”的发展期（战国）。在本阶段，儒学虽然有所分化、有所演变，但总体上都具有“原始儒学”的共同特征。

孔子去世后，作为孔门弟子的七十子散在四方，但他们多有弘扬儒学的举动。如，子夏（前507－？）为魏文侯师而教于西河，使儒学赓续传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所谓的儒家“八派”（《韩非子?显学》）。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是以下两派：一是子思、孟子一系（思孟学派），重传“道”；二是子夏、荀子一系，重传“经”。这两派虽然互有争论，但都具有“原始儒学”的共同特征：以孔子为自己的宗师，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经典，主张礼乐、仁义和中庸之道，重视道德教育和心性修养，提倡以“德治”和“仁政”为基础的“王道”政治，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伦理关系。这些内容，成为后来儒家所尊奉的最根本的主张，也是后世“中国儒学”学科的指导原则和根本宗旨。

以上所云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所说的“轴心期”（axial period）。雅斯贝尔斯指出，“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

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3〕。

（3）兴盛期（上）（两汉魏晋南北朝）。随着儒学的日益制度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化，“中国儒学”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兴盛期，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儒学”的学科化特色。

秦朝以法治国、“以吏为师”，推行“焚书坑儒”政策（《史记?秦始皇本纪》），使儒学几尽灭绝，但儒学终究不绝如缕。汉兴，废除“挟书令”，儒家故书屡屡复出。汉武帝时，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世习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颇具政治意义与思想意义；揆诸史实，当称作“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是为西汉置太学之始 《汉书?武帝纪》：“兴太学，修郊祀。”。其后，太学在西汉继续发展。昭、宣、元三朝，太学生人数由一百人而二百人而一千人；汉成帝时，“增弟子员三千人”（《汉书?儒林传》）。东汉之时，太学大为发展，汉顺帝时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后汉书?儒林列传》）。

不管是汉文帝时设置的“一经博士”，还是汉武帝时设置的“五经博士”，抑或是汉平帝时设置的“六经博士”、汉宣帝时设置的“十二博士”，或者说东汉初设置的“十四博士”，中央官学无一不以儒家经典为始基和皈依 于此，敬请参看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6－137页；彭华选编：《王国维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6－123页。。至于地方官学，亦归本于儒学。比如说，西汉初期（汉景帝末年）文翁在四川设立的郡国学（“文翁石室”），不仅是四川地区、也是当时由地方政府最早建立传播儒学的地方 参看《汉书?循吏传?文翁》和《华阳国志?蜀志》的相关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学校废置无常，官学数量大大减少，学校总的趋势是衰落了，但也出现了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比如，北魏（336－534）政局比较稳定，因此学校比较发达，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和太学，教学中很重视经学。史称，“于是人多砥尚，儒术转兴”，“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北史?儒林传》）。再如，南朝四朝，惟有宋梁比较重视教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京师开儒学馆；次年（439），又设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其时设立的专门研究儒经的“儒学”，与研究佛老的“玄学”、研究历史的“史学”、研究词章的“文学”等并驾齐驱（《南史?王俭传》），其“学科”的独立性非常明显；今人云，“玄、儒、文、史诸科，近似综合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4〕。史称，“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南史?文帝纪》）。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五经》、《论语》和《千字文》等传到了日本和朝鲜。

（4）兴盛期（下）（隋唐－晚清）。在本阶段，儒学仍然是中央学校（太学或国学）和地方学校（郡学以及书院等）的特别重要的教学科目，并且成为科举制度下的必考科目。

隋朝（581－618）置国子寺为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开皇十三年改国子寺为国子学，大业三年又改为国子监），下辖五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此外，大理寺还设有律学（参看《隋书?高帝纪》、《礼仪志》、《儒林传》等）。史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 907）继承这一制度，只是改国子寺为国子监，以“（国子监）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新唐书?百官志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九经”）及《国语》、《尔雅》、《说文解字》等。至于其他的教育机构，如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以及在京师的专门学校广文馆、京师学等，均为《五经》研习之地，教学内容以经学为主。（另有崇玄学，专攻道教经典《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而地方州（府）学的一部分以及县学都以经学为主，私学的内容也主要是经学。唐朝太学所规定学习的“九经”，分为大、中、小三类。大经即《礼记》、《左传》，中经为《毛诗》、《周礼》、《仪礼》，小经为《周易》、

尚书》、《公羊传》、《穀梁传》；大经为分科必修科，小经为选修科。

宋朝（960－1279）实行“右文”政策，其教育分官办和民办两大类。官办教育沿袭唐朝，在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宗学、武学、书学、算学、医学等十类，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也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地方行政分路、州（府、军、监）及县三级，州以下设置教授儒经的学校。宋朝的民办学校，以书院为特色。书院兼有藏书、祭祀、教学三大功能，教学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文史，尤其偏重义理之学和实践精神的培育。“至此，尊孔崇儒达到。儒家经典、十三经正义成为官定教材”〔5〕。

就地方民族政权而言，辽（907－1125）和金（1115－1234）的教育多仿效宋朝，在京师设有国子监和太学，在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和书院。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经、史、子及本民族语言文字等。西夏（1032－1227）立国后，在文化上番、汉兼容，以贯彻民族传统的“番学”为其底蕴，以儒学和佛学为王朝的两大思想支柱，实行“以儒治国”、“以佛统民〔6〕”。可以说，西夏文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儒学的文化思想，已较全面地渗透到西夏文化之中；儒学的文化结构，也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7〕。西夏之时，除“蕃学”外，还建有“国学”（“汉学”），专门学习儒学。

元（1279－1368）地方行政分路、府、州、县四级，各级均设置教授《四书》、《五经》的儒学，内附设小学。中央所设立的国子学，其教学内容是先学《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次学《诗经》、《尚书》、《礼记》、《周礼》、《春秋》、《周易》，以周敦颐（1017－1073）、程颐（1033－1109）、朱熹（1130－1200）说为准。

明朝（1368－1644）和清朝前期（1644－1840）的学校教育大致沿袭了唐、宋旧制，但比前代更完备。国子监（又叫国子学）仅是中央学校的名称，而不再有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责。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等。在地方教育机构中，也洋溢着浓郁的儒学色彩。其时，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崇儒尊经思想成为文教的指导方针。又，明清两朝实行八股取士；由此所带来的弊端与危害，亦属不可否认之列。《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四》云：“学者屏《六经》、《左》、《国》、《史》、《汉》于不顾，而惟程文是习。毋怪乎仿刻盛行，而学术日就于荒陋，人才日即消耗也。”

（5）衰落期（晚清以来）。在本阶段，由于西学的涌入及教育的改革，使“中国儒学”无所归依；但学脉尚存，学统可续。

晚清以来，随着“西化”潮流的盛行（向西方学习），科举被废除、读经被废止，使得“中国儒学”无所归依、无所依托。“五四”前后，自西方舶来的“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反传统”（主要是反传统儒学）成为时代的主流。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作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被否定了。至此，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学派”已经不复存在；但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而言，儒学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矫枉过正、否泰往复，“现代新儒学”又应运而生，并且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另外两大思潮是“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就教学而言，虽然还有部分院校、部分教师讲授与儒学有关的课程，但“中国儒学”已经若存若亡。故唐君毅（1909－1978）有中华文化“花果飘零”之叹，余英时有中国儒学“游魂”之说。

反观历史，古有“贞下起元，往而必复”之说（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陈寅恪（1890－1969）亦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木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8〕未来的“中国儒学”，亦复如是乎？

于此，谨以四川大学为例。从1999年开始，四川大学在“历史文献学”下设立“儒学文献研究”三级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从2000年开始，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周易讲座”、“孔子研究”两门选修课；从2003年开始，又在“专门史”下增设“中国经学史”和“儒学文献研究”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促进《儒藏》编纂与儒学研究的顺利进行，加强儒学研究专门人才的培养，四川大学于200

05年申请“中国儒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专业代码060123），已经获得国家教育部批准。

三、“中国儒学”学科的学科特征

本部分侧重于“横向的研究”，即以专题形式，探索“中国儒学”的学科特征及其价值与功能等。删繁就简，谨述以下五点：

（1）研究对象与教学内容的相对稳定。大致而言，“中国儒学”在知识、思想和文化上是博大而精深的，其培育目标是切实而高远的。

佛法初渐中华之时，有所谓“格义”之说〔9〕，但“先旧格义，于理多违”〔10〕。参照“西学”以剖解“国学”，实则不无“格义”之嫌。依照“西方哲学”的分析路数，“中国儒学”亦有其独到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实可谓博大而精深。因兹事体大，不便在此详述，故一笔带过。

就培养目标而言，“中国儒学”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与“小人”相对）。于此，《论语》所论甚多，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不忧不惧”（《颜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等。 结集与完善。随着儒家典籍的文本化、经典化、集大成，儒学文献在古代目录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且在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兹事体大，笔者拟另文申述。于此，谨介绍王国维（1877－1927）和谢维扬的看法，《诗》、《书》、《礼》、《乐》是“古代之公学，亦儒家之外学”，而《易》、《春秋》是“儒家之专学，亦其内学”。这六部典籍之所以被尊之为“经”，是因为“皆孔子手定” 《经学概论》，亦称《经学概论讲义》，系仓圣明智大学讲义，作于1920年春至1922年秋冬间。此书沈晦数十年，《王国维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王国维先生全集》等均未收录。后收入以下四书：（1）《经学研究论丛》第2辑，桃源：圣环图书公司，1994年10月，第1－9页；（2）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5－195页；（3）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六卷，第311－323页；（4）彭华选编：《王国维儒学论集》，第1－9页。。其后，由六经而演变为七经、九经、十二经，最终定型为十三经；又由经而传而注疏，最终形成《十三经注疏》。《十三经注疏》，便是历史上“中国儒学”最标准的教科书（经文）和教辅材料（注疏）。清人所编《皇清经解》、《续编》，以及近年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陆续推出的《儒藏》，更是煌煌巨观、蔚为大观。在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中，儒家经典一直被列为第一类；从《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莫不如是。

谢维扬先生指出，文献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形成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对中国早期重要的文献文本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并表现出儒学的“文献主义”的特征〔11〕；其最高表现是特定文献的组合即儒家经典，不仅是人们行为目标和规范的最高说明，而且是表明国家活动合理性和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终极依据，使儒家经典组合最终具备指导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的至高品质〔12〕。

（3）就教学实践与教育地位而言，“中国儒学”在古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通观自汉至清的教育，中央官学的教学内容均以儒家经籍为主（一般以“五经”、“四书”为主要教材），地方学校亦大致如此。中央官学的学校制度比较完备，形式多样、名目繁多，但以太学、国子监以及其他高等学府、各种专科学校为封建国家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他们在培育各种优秀人才、承继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科学、学术事业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促进中国与亚欧诸国文化交流、加强古代中国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也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4）就“中国儒学”在中国之历史影响而言，毋庸置疑，“中国儒学”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并且尚在“中国佛教”和“中国道教”之上。

陈寅恪尝云：“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13〕就三教之影响而言，儒尚在

释老之上。于此，仅举二例为证。《北史?周本纪下》：“十二月癸巳，集群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明陶宗仪《辍耕录?三教》：“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岂可一日阙哉！’”李学勤说，“实际上，整个中国学术的核心都是经学”，“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学术的核心不是佛道，应该是儒学。儒学的中心就是经学”〔14〕。就个人或学派而言，谨以“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及其“蜀学”为例。三苏蜀学虽然貌似“驳杂”，实则又有宗旨存焉。所谓“宗旨”者，即道也，即儒门道德性命、经世济民之道也。所谓佛老之学，所谓纵横之学，所谓文章词赋，实则为之辅翼耳。一言以蔽之，“三苏”之于儒释道三教，自有其思想抱负和理论野心，即力求以儒为宗，会通三教 于此之详细论述，详见笔者以下二文：（1）《苏轼与禅师的交往及其影响——兼论苏氏蜀学与三教会通》，《宋代文化研究》第十八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2）《博求“三通”：苏氏蜀学的形神与风骨》，初稿载载《苏轼研究》（眉山），2010年第4期；修订稿载《存古尊经 观澜明变》，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432－451页。。

（5）就“中国儒学”之世界影响而言，“中国儒学”在东方儒教文化圈各国乃至西方主要国家的地位和影响，确实是不可忽视、不可小视的。

“中国儒学”在东方儒教文化圈的影响，早已是不证自明的事实（至少在古代是如此）；只要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历史略加浏览，便会油然而生这一感受 于此，不妨翻阅以下诸书，如：（1）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郑杰雄编：《东亚视域中的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947年，方豪（1910－1980）发表《论中西文化》。他在文中批判了只看到儒家学说民族性的片面说法，认为儒学本身也具有世界性。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日益国际化、日渐全球化的世界。在此时代大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儒学是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儒学是中国切入全球化浪潮的重要文化资源〔15〕。

四、可悲的现实与尴尬的现状

审视当前的“学科分类”，“中国儒学”所直面的现实是非常可悲；按照公布的“国家标准”，“中国儒学”所正视的现状是非常尴尬的。直面现实、正视现状，于此谨以二者为例，略作分疏。

国家标准gb－t13735－92依据学科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目标等五个方面对学科进行分类，分成a自然科学、b农业科学、c医药科学、d工程与技术科学、f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下设一、二、三级学科，共有58个一级学科。据统计，当今自然科学学科种类总计约近万种。另一种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观层次上已发展出约5500门学科，其中非交叉学科为2969门，交叉科学学科总量达2581门，占全部学科总数的46.58%。分类有多种。目前，普通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学科划分均为13大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近年来，主要的学科分类有以下变化：

1997年，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我国高校一级学科由原来的72个增加到88个，二级学科（学科、专业）由原来的654种减少到381种。

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高校本科教育学科专业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12大学科门类，72个二级学科，249个专业。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这是我国27年来第四次更新学科专业目录。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从“文学”所属的“中国语言文学”（0501）、“外国语言文学”（0502）、“新闻传播学”（0503）、“艺术学”（0504）四个并列一级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第13个学科门类，即“艺术学门类”。艺术学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即“艺术学理论”（1301）、“音乐与舞蹈学”（1302）、“戏剧与影视学”（1303）、“美术学”（1304）和“设计

学”（1305，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此外，《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将一级学科由89个增加到110个。比如说，“历史学”（0601）门类即“一分为三”，下设三个一级学科，即“考古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是“哲学”（0101），二级学科有“中国哲学”（010102）、“宗教学”（010107）等。

不管是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还是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抑或是2011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国儒学”均榜上无名。

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数据代码表（2011）》中，“宗教学”（学科分类）下有“佛教”（代码zje）、“道教”（代码zjh）、“基督教”（代码zjf）、“伊斯兰教”（代码zjg）等，“哲学”（学科分类）下有“中国哲学史”（代码zxc）、“东方哲学史”（代码zxd）、“西方哲学史”（代码zxe）等，完全没有“中国儒学”的身影，甚至连带“儒”、“儒家”、“儒学”、“儒教”字样的学科都没有，而“经学”则更是踪影全无。于此，或可套用古语，“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左传?僖公十四年》）

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1）古中国向有儒、释、道“三教”之说，何以在学科分类体系中有“佛教”、“道教”而无“儒教”？就“三教”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历史影响而言，“中国儒学”尚在“中国佛教”和“中国道教”之上，其地位最为尊贵，其范围最为广泛，其影响最为深入（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学科分类体系中有“佛教”、“道教”而无“儒教”，于情于理、于史于实，这都是无法解释的，也是难以接受的。

或曰：“儒教”（或“儒家”）非宗教也。首先，关于儒家究竟是否为宗教（religion），在学术界争议甚大，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看法。有的学者（如康有为、、陈汉章、贺麟、张岱年、任继愈、李申等）认为，儒家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却具有宗教的功能与作用，故可称之为“儒教” 相关讨论，可参看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其次，不管“儒教”（或“儒家”）是否为宗教，都不应该成为学科分类的根本依据或至上理据。于此，谨以佛教为例。众所周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名副其实的三大“世界宗教”。但在部分中国佛教学者看来，佛法非宗教、非哲学、非科学；持此说者，以欧阳竟无（1871－1943）、王恩洋（1897－1964）为典型 欧阳竟无、王恩洋二人阐述此说的论著，有《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须》和《佛学概论》、《唯识通论》等。相关论述，可参看：（1）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黄志强等：《近现代居士佛学》，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末次，佛教、道教在中国的发展，后来都不约而同的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其中尤以道德伦理的“儒学化”最为典型〔16〕。

（2）“儒学”在古代中国一直绵延不绝，“经学”直至晚清一直传承有序，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详见上文）。揆理度情，“儒学”和“经学”，既是哲学亦非哲学。退一步而言，既然在“哲学”门类下设有“中国哲学史”，何以不能设立“中国儒学史”或“中国经学史”？

其实，如果抽去了“中国儒学”或“中国经学”（一种假设），“中国哲学史”便无由作为“学科”之一而存在。于此，谨以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为例，对此略做说明。1930年代初，冯友兰（1895－1990）以其上下册《中国哲学史》而享誉学林（陈寅恪、金岳霖的三份审查报告便是最好的说明）。《中国哲学史》分为上下二册，但实际上就是二编：上册为第一编，名之曰“子学时代”；共计十五章，上起先秦（实自孔子始），下迄《淮南子》。下册为第二编，名之曰“经学时代”；共计十六章，上起董仲舒（约前179－约前104），下迄廖平（1852－1932）。冯友兰明言，“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以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古代哲学，大部在旧所谓诸子之学之内。故在中国哲学史中，上古时代可谓为子学时代”〔17〕；“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中古近古时代之哲学，大部分

于其时之经学及佛学中求之”〔18〕。

或曰：可以“中国哲学史”包之，不必单独设立“中国儒学史”或“中国经学史”。答曰：非也，不可也。诚如前文所言，“佛教”、“道教”业已自“中国哲学”中抽出而单独列入“宗教学”，“儒学”、“经学”何以不能单独列入“中国儒学”？ 源，中国时下之学科建设，当上溯至晚清时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学堂章程》正式出炉，“它可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有关全国学制规范的计划书”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3页。说明：本段此下之文字，参考该书而成（第33－40页），但出处则不尽相同。，是为“壬寅学制”。诚如张百熙（1847－1907）所说，这份章程是他参照欧美、日本分科、选科之说而制定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中国之传统。遗憾的是，这份章程在颁布之后实际上并没有施行。一年后，张百熙奉慈禧之命会同荣庆（1859－1917）、张之洞（1837－1909）修改前议（张之洞居于关键性的主导位置），重新拟就《奏定学堂章程》，正式颁行全国，成为1912年以前兴办学堂的根本大法，是为“癸卯学制”。该章程除将“大学院”改名为“通儒院”外，另将大学改立为八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原来附入“文学科”的“经学门”独立出来，成为第一科“经学科大学”，下设11门：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其尊经的用意至为明显”。但是，该章程却遭到王国维的激烈非议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原载《教育世界》第118、119号，1906年2－3月。后收入以下三书：（1）《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影印）；（2）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32－40页；（3）王国维著、彭华选编：《王国维儒学论集》，第94－98页。。可是，王国维毕竟人微言轻。刘龙心说，“（该章程）至少在学科建置上已粗具近代学科体制的模型，即使是民国以后大学的分科形态亦不出此一规则之外，传统四部分类的概念，至此亦逐渐消融于西方学术分类体系之中”。

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教育机构中，不时可见“儒学”、“经学”科目的开设。其典型者，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1892－1982）“四大导师”领衔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唐文治（1865－1954）领导的无锡国学专修馆，有章太炎主讲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苏州），有马一浮（1883－1967）苦苦支撑的复性书院，等等。再以鄙人所供职的四川大学为例，作为其前身的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院、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公立四川大学等，在晚清民国时期便开设了经学、儒学、理学等课程（科目）；直至1950年代初高校改革、院系调整以后，这些课程（科目）才被取消 于此，可参看以下著作和论文：（1）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四川大学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2）舒大刚：《百年学府开新运 再向儒林续逸篇——记四川大学的儒学教育》，《儒藏论坛》第三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3）彭华：《谢无量年谱》（附：论著提要），《儒藏论坛》第三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

或曰：那早已是“老黄历”了，如何翻得？答曰：非也。举例来说，“社会学”、“人类学”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度被取消，但现在不也照样恢复了吗？在“法学”门类下，赫然就有一级学科“社会学”（0303）；在一级学科“社会学”之下，赫然就有二级学科“社会学”（030301）、“人类学”（030303）。试问：何以厚此而薄彼耶？

五、简短的结语与殷切的期望

总之，纵观“中国儒学”的发展历程，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直至晚清废除科举、取消读经，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校改革取缔儒学、废弃经学，直至目前旧话重提、学科再建，历史的书页已然整整翻过了二千五百余年。自晚清以来，“中国儒学”和“中国经学”虽然曾经一度若存若亡、黯然沈晦，但尚可谓绵绵缗缗、不绝如缕 四川大学蒙默教授在重新编辑蒙文通（1894－1968）《经学抉原》时，于此深有感触，“经之为学，与世相忘久也。自清末以来，经学已渐若存若亡，迄于今日，近百年矣”（《重编前言》，《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1页）。。

不管是就教学之内容而言，还是就教材之编写而言，抑或是就教学实践以及社会影响（中国与世界）等而言，作为学科之一的“中国儒学”，毫无疑问都是自成系统的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且有其鲜明的学科特色。换言之，将“中国儒学”作为一门“学科”，不但有其历史依据，也有其学理依据，并且有其现实需要。

因此，我们殷切地期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儒学”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如此，则愿望足矣，心愿了矣！此乃“中国儒学”之大幸，亦“中华文化”之大幸！

〔参考文献〕

〔1〕〔英〕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m〕.石孝殊等译.北京、香港：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0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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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14.

〔4〕〔5〕李定开，谭佛佑主编.中国教育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159－160,223.

〔6〕史金波.西夏学与国学〔a〕.李晋有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c〕.成都：巴蜀书社，1997.35.

〔7〕张迎胜.儒学与西夏文化刍论〔j〕.宁夏大学学报，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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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梁〕慧皎.高僧传：卷四〔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152,195.

〔11〕谢维扬.儒学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贡献〔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6）.

〔12〕谢维扬.经典的力量：中国传统的现代去路——从汉代经学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影响谈起〔j〕.上海大学学报，2011，（2）.

〔1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a〕.金明馆丛稿二编〔c〕.北京：三联书店，2001.283.

〔14〕李学勤.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a〕.中国古代文明研究〔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93.

〔15〕舒大刚，彭华.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255－262.

篇（2）

从客观角度而言，《财务管理》是高职院校财会专业开设的一门核心课程。当前我国已进入财务管理信息化阶段，《财务管理》课程的传统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材都遭受到各种冲击。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财务管理信息化实践对本课程教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作为一名高职院校的财会专业教师务必将信息化的财务管理思想融入《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中，将该课程的教学和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完全融合起来，培养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应用型财务管理人才，财务会计信息化环境下高职院校的《财务管理》课程进行改革迫在眉睫。

一、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存在的弊端

（一）高职院校《财务管理》教学没有将企业管理信息体系理念作为指导

会计信息化体系与财务管理信息体系皆是企业信息化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会计信息化体系提供在决策层面有效的会计信息，即内外部的会计报告，财务管理信息体系则会充分借助会计报告信息、企业各项业务信息和金融市场信息，借助会计领域的信息工具开展资金方面的管理、资产方面的管理、预算方面的控制以及成本领域的管理，进行财务层面的分析、财务层面的预测与财务层面的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实现企业价值目标的最大化。企业的财务管理信息化体系绝对不能和会计信息化体系完全割裂开而独自存在，高职院校的《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绝对不能和会计学的教学分开而独自存在。当前形势下，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教学虽然已指出企业在财务层面的管理目标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利益最大化，可是却十分缺乏企业在管理信息体系的全局理念，没有把握好会计学和财务管理之间的逻辑联系。高职院校在《财务管理》课程教学体系设计进程中通常存在局限性的认识，仅是重视企业在理财领域、估价领域与价值领域的创造，却很大程度上轻视了会计学对财务管理学的重要功效。实际上，即使是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所能大面积使用的现金流量模型等方法，也必须借助信息化技术编制成套的预算财务报表的财务预测方法来获取未来现金流量数据。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忽视了借助企业会计报告等会计信息，从而让企业财务管理所制定的决策成为无源之水，最终严重影响了《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效果！

（二）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没有融入现代化的会计信息技术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日益激烈，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相当一部分企业的财务管理面临诸多问题：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复杂，企业面对纷繁复杂的海量数据让财务领域的决策变得十分困难，所以需要运用新型会计信息技术来进行辅佐。高职院校的《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往往忽略了会计学对财务管理学的基础功效，致使会计信息化技术很难和该课程教学融为一体，具体而言表现为当前形势下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通常停留于手工层面的计算、运用相关计算器或者借助Excel构建财务模型来处理相关财务问题的阶段，对于ERP、XBRL、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大数据、云计算等新颖的会计信息化技术在财务管理信息化领域所获取的进展往往忽略，最终无法借助信息化的相关工具获取上市企业最新会计领域信息数据进行分析与利用，更加不能教会学生在财务管理实践进程中，面对稍纵即逝的现实与大量的信息时应如何科学合理的做出有效的财务决策。

（三）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专业教师会计学水平和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

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专业教师对会计学与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清晰。有些老师将会计学与财务管理课程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清楚，有些老师单纯地将财务管理误解为数学方面的计算。对于会计学的不了解、对于会计信息技术的不了解致使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专业教师对于ERP、远程访问、大数据、财务共享服务平台、云计算等会计信息技术的新进展不是很了解，不能利用会计信息技术相关工具在第一时间内获得企业财务管理案例方面的信息，更不能对企业财务管理的进展与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在第一时间内进行研究，影响了学生系统化地学习《财务管理》课程，也很难调动学生学习《财务管理》课程的积极性，最终钳制了学生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

二、会计信息化环境下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改革举措

（一）进一步转变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思想

高职院校在《财务管理》教学理念上务必形成以下观点：彻底摒弃割裂认识财务管理学习的思想，必须从管理信息体系的角度来看待财务管理与会计学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会计是一个提供决策有效会计信息的体系，然而财务管理是充分借助外部的相关金融信息、业务信息与相关决策有效会计信息进行决策层面体系化的合理认识。高职院校《财务管理》教学还必须根据管理信息体系理念，充分认识到会计和财务管理实际上是对整个企业业务领域的信息进行与之相关的确认、记录、计量、报告、分析、决策、预测与操控的体系化过程，进而充分认识到会计与财务学基本的原理、方法与技术领域相关的工具，最终实现企业在价值领域的最大化目标。

高职院校的《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务必要清晰明确，对整个企业价值的评价和价值创造的进程应构建在对企业财务报告进行分析、对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价格进行综合性判断的根基上。清晰地明确此点之后，就完全能够运用高职院校会计学基本的原理、基本的概念与基本方法，并把它与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知识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在高职院校的《财务管理》课程教学中应该将会计信息化环境下完成的相关财务报告与相关财务分析作为根基，并在会计提供的决策有功效的信息――会计报告根基上大力开展财务领域的预测与企业领域的价值评估，以此实现企业在价值领域的创造。如此一来不但体现了管理信息体系中会计信息体系与财务管理信息体系在信息生产领域、传递领域、利用领域的连续性，更能借助《财务管理》课程对会计信息利用的教学进程最大限度发挥它推动会计学等先学课程教学的功效。

（二）在《财务管理》教学中引入新颖的会计信息技术

高职院校《财务管理》课程教学需要进一步继承会计类课程在应用会计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譬如在会计信息化的环境下，相当一部分的财务管理问题都能够借助ERP等企业管理软件的应用来进一步解决，然而会计信息化也能够给《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提供新颖的教学手段与便捷的教学工具。要最大限度借助譬如ERP等企业管理软件、云计算、移动互联、远程访问、XBRL、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等现代化的会计信息技术，提升高职院校《财务管理》教学的质量。譬如可以在借助EXCEL做NPV方面的计算和EOQ方面的计算，并在构建财务模型的根基上，借助XBRL财务报告工具大力开展对上市企业财报的财务报表分析。高职院校的《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务必引入新颖的会计信息化技术，向广大学生不断展示会计信息化工具在企业财务管理进程中的运用，引导学生能够运用新颖的会计信息技术完成各项常规的财务管理工作，从而让学生在会计信息化手段的支撑下走出课堂，把《财务管理》教学和企业实践中的财务管理实务充分结合起来，最终能够尽快使用将来会计信息化情境下的财务管理工作。

（三）不断提升高职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师适合财务管理信息化教学要求的能力

在会计信息化日益发展的环境下，不管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研究界都不能对此置若罔闻。高职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教师自己必须在管理信息体系理论的指导下，构建起在会计信息化领域开展财务管理的思想，重新打造一个与时俱进的《财务管理》课程教学体系，进一步确定新颖独特的教学目的与相关教学内容，运用新颖独特的会计信息化教学手段，以此适应财务管理日益信息化的发展要求。

高职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师应主动利用XBRL等信息化的财务报告工具，以此解决高职院校会计方面的人才难以去企业实践的困难，进一步指导学生借助XBRL等信息化工具对上市企业的财务报表做财务层面的分析，真正意义上在会计信息化技术的帮助下大力开展财务预测工作与财务决策工作，并且在第一时间内和实践中的企业财务管理情况密切结合起来，甚至还可借助相关研究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三、结束语

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高职院校的《财务管理》课程的传统教学方法已难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财务管理》课程教师如能根据上述建议不断提升自身信息化的水平，实施科学合理的教学法，定能有效提升《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质量！

作者简介：刘建春（1971-），男，汉族，湖南衡阳，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本科，会计师，主要从事财务会计教育研究。

篇（3）

[摘要] 目的 分析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感染的临床特征。方法 对2006年1月—2012年12月本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的1746例病人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探讨引发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1746例住院病人的感染发生率为14.95%；最主要的感染部位为呼吸系统占67.05%，其中上呼吸道占22.99%，下呼吸道占44.06%，其次为泌尿系统感染占17.62%，随之为胃肠道感染、皮肤感染、血液感染，分别为11.88%、9.96%、7.66%；共320个感染部位，其中单个221，合并两个部位者28例，合并多个者12例；年龄大于60岁，心功能分级在III级以上，住院时间大于1个月，合并有其他疾病，接受侵入性治疗，服用抗菌药物等均是引发心血管内科病人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并发感染的危险因素较多，且临床症状不典型，治疗要有针对性，避免侵入性操作以及抗生素的滥用，减少住院时间，以降低感染率。

[

关键词 ] 心血管内科；医院感染；临床特征

[中图分类号] R44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2（c）-0105-02

心血管内科住院病人常伴随有心功能异常、供血不足等症状，且治疗周期长，住院时间久，往往机体的免疫能力较低下，医院感染一直是其常见并发症，尤其是随着各种侵入性介入治疗不断应用，更是加大了心血管内科住院病人并发医院感染的危险性。为进一步探讨如何更好地防治医院感染，本文以261例心血管内科住院病人为调查对象，对其临床资料做回顾分析，总结其并发医院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其引发原因，并提出合理的预防意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研究对象为2006年1月—2012年12月期间入本院心血管内科接受住院治疗的1746例病人。

1.2 医院感染的诊断标准

参照2001年国家卫生部颁发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1.3 研究方法

对所有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记录每位病人的姓名、性别、病型、疗法，根据其医嘱、检验单以及影像学分析结果确定病人合并感染的部位，并统计其发生率，分别从年龄、心功能、伴随疾病、住院时间、介入性治疗以及抗菌抗感染药物等方面分析引发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

1.4 统计学处理方法

全部数据经spss 15.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感染相关性用单因素χ2 检验，P<0.05即视为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感染发生率

1746例病人于住院期间并发感染者共261例，发生率为14.95%。

2.2 感染患者一般资料

该261例病人中，男性病患146例，女性病患115例，年龄范围在35~90岁，平均年龄约63.7岁，以60岁为界，大于60岁者共174例，小于60岁者87例。病程：最短4年，最长29年，平均约8.9年。疾病类型：冠心病54例，高血压心脏病102例，风湿性心脏病43例，扩张型心脏病19例，急性心肌梗死33例，其他10例。心功能分级：II级69例，III级101例，IV级91例。侵入性介入治疗175例，主要包括气管插管及切开、深静脉插管、留置导尿管、鼻饲、呼吸机等，使用广谱抗菌药物者82例。

2.3 感染部位

最主要的感染部位为呼吸系统占67.05%（175/261），上呼吸道感染者60例，占比重22.99%，下呼吸道感染者115例占比重44.06%，其次为泌尿系统感染，共46例，占17.62%，随之为胃肠道感染、皮肤感染、血液感染，分别为31名（11.88%）、26例（9.96%）、20例（7.66%）。其他部位感染者22例，占8.43%。共计320个感染部位，其中单个部位感染者221例，合并两个部位感染者28例，合并多个部位感染者12例。具体结果如下表1。

2.4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单因素统计回归分析得，年龄、心功能、伴随疾病、住院时间、侵入性治疗、广谱抗菌药物均是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年龄大于60岁，心功能分级在III级以上，住院时间大于1个月，合并有其他疾病，接受侵入性治疗，服用抗菌药物等均是引发心血管内科病人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具体结果如下表2。

3 讨论

随着社会的进步，医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各种介入性治疗使心血管内科病人的病亡率逐年下降，但其常见并发症——医院感染至今仍未有降低，受介入治疗过程中的各项侵入性操作以及广谱抗生素使用的影响，其感染率甚至有增长趋势。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心血管内科住院病人并发感染是进一步改善疗效的关键，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其临床特征及其相关危险因素。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感染率为14.95%略高于文献报道[2]的6.64%~14.2%。这与各医院总体条件以及采用治疗方案的不同有关。同时，通过结果分析，不难发现心血管内科住院病人感染有以下几个临床特征：①病人年纪越大，感染的可能性越高，60岁以上病人的感染率明显高于60岁以下者；②感染部位主要是呼吸系统，尤其是下呼吸道。此结果与文献[1,2,3,5]均一致。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为心血管病人通常要卧床，长期下来其咳嗽与吞咽功能出现退化，因未能及时排痰而引发肺部感染，另一方面侵入性操作如气管插管、鼻饲等均会提高呼吸系统感染的可能，器械消毒不完全也是一大相关因素；③心功能分级越高，并发感染的危险系数越大。心功能分级在III、IV级者其机体供血能力明显不足，病人的抵抗能力更低下，且随着病情的加重，治疗更复杂，疗程更长，故其感染率比I—II级病人更高（P<0.05）；④住院时间越久，感染率越大。结果显示住院时间超过1个月者的感染率为21.24%，而一个月以下者为12.43%，前者接近于后者的2倍，差异明显（P<0.05）；⑤侵入性操作使导致病人感染率增加的重要原因，本文结果显示有侵入性治疗病人的感染率达34.93%，是无侵入性操作病人感染率（6.91%）的5倍以上，与黄红漫[3]等报道相符合。气管插管与鼻饲很容易使鼻、咽部黏膜受损，使咳嗽与吞咽反射出现减弱甚至消失，导尿管的留置既可能损伤阴道黏膜还可能引发尿液逆行感染，而深静脉插管可导致血液感染，而且留置管时间越长，感染的可能性越高；⑥广谱抗生素的应用可导致不可预期的结果，如增加耐药性、引发继发性感染等[4]；⑦临床症状不典型，合并其他疾病会提高感染率，而合并感染是致使病情恶化甚至致死的重要危险因素[5]。

综上所述，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并发感染的危险因素较多，且临床症状不典型，要尽可能地避免感染的发生，必须了解病人原发病及伴随的疾病类型与症状，严密观察其是否并发症，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与护理，严格控制抗生素的选择和使用，合理给予导管留置，操作规范并及时更换，一旦病情允许及时拔管，以防感染。同时应做好各项无菌操作，加强病房管理，保持室内温度和湿度适中，空气流通，定期消毒，严禁过多的人员探访等。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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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红雷,李长岭.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的临床特征[ J]. 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08, 18(11) : 1567-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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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学(Labor Relations Science)，又称产业关系学(Industrial Relations Science)，是研究劳动关系存在和运行的一般规律的学科(常凯，1995)，以平衡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及相关组织的利益诉求从而促进社会劳动的顺利进行为研究目的。在西方，劳动关系研究已有一个世纪的历程。随着美国学者邓洛普于1958年发表的《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一书，劳动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学已成长为一门成熟的应用型的社会科学学科。在我国，专门对劳动关系进行研究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劳动关系日益成为瞩目的经济、社会及至政治问题。在当前，和谐社会的建立亟待劳动关系的有效调整，这也赋予了劳动关系学研究以新的更高的历史使命。

目前在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许多学者纷纷倡议加强对劳动关系的研究，认为这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增强其社会应用性。为此，首先必须明辨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学与劳动关系学的学科界定与互动关系。本文想在此议题上作些探索。

1 从历史和现实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属于劳动关系学研究的微观部分

Bruce E. Kaufman认为，劳动关系研究同时作为大学专业设置和企业从业范围始于北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时虽然也有众多的学科标签，但人们后来逐渐将凡是探索有关工作、雇佣和雇主与雇员关系的理论和实务统一到劳动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这一学科范畴下。劳动关系研究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学派，即人事管理(PM)学派和制度劳动经济学(ILE)学派。虽然两者都关注雇佣和工作场所问题，都寻求劳动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但区别是明显的(见表1)。人力资源管理是人事管理的发展，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继承了人事管理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思路。而制度劳动经济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工会运动的低落和人事/人力资源管理的昌盛而走向衰落。

综观劳动关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人力资源管理是从个别劳动关系的层面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的雇主与雇员的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学不仅从个体劳动关系，而且还从集体劳动关系及社会劳动关系的层面广泛研究工作及雇佣问题[1]，人力资源管理是劳动关系学的微观研究部分。

2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局限性决定了必须加强劳动关系学的研究

对劳动关系的理解有三种主要的观点:一元主义、多元主义和理论。Fox于1966年概括了理解劳动关系的两种基本观点: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其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基本上属于一元主义的观点。Fox(1966)将一元主义定义为:一种将组织看成是由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的团队，而这一共同的目标就是组织成功的思想。[2]一元主义的主要特征有:

①组织的全部雇员都属于一个由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的团队，全体雇员都追求这一共同的目标。

②只存在单一的权威来源，那就是管理方。

③因为所有的雇员都追求同一个目标，所以冲突是不合理的，并且肯定是由于沟通不佳或没有共享这一目标的“麻烦制造者”引起的。

④第三方的出现对劳动关系是一种侵扰，所以工会没有存在的必要。

由此可见，人力资源管理强调了“管理特权”，即认为管理者有能力解决组织发展的所有问题而不需要其它力量的干涉和挑战。这种单源权威的思想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学家的批判。对组织权威的理解涉及到对组织存在本质的认知。现在一般认为，组织存在是为了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而管理者的行为只是为满足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所以过分强调管理特权容易侵害雇员、社会等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血汗工厂、雇佣童工、用工歧视、组织不公等雇佣现象无疑是这种思想所致的恶果，管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与工作有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对劳动关系学的研究学术界多倾向于采取多元主义的观点，Fox(1966)对多元主义的定义是:组织像一个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小型的民主国家，政府的职责就是尽力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劳动关系学的研究其根本目标是探讨如何建立一个社会范围内的和谐的劳动关系系统，它强调通过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文化的和管理的手段，实现劳资双方力量的平衡和合作劳动。特别是在我国背景下，国家性质和当前的发展理念也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多元主义的思路来思考所有关于工作和雇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加强劳动关系学的研究，探索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如何充分体现人在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如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及可持续发展。

3 劳动关系学研究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实务提供了基础条件

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阶段，非常注重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弹性。所谓战略弹性，指组织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等特征能适应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弹性集中体现了组织的动态核心能力，是组织培育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来源。所以从事人力资源管理活动首先必须要善于进行环境分析，理解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政策、劳动法律法规、劳动力市场状况、劳动者的就业心态等等，从而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政策、实践活动作出灵活的调整。

劳动关系学以现代社会中劳动关系的环境、主体、运行协调、矛盾处理作为基本的研究内容，将劳动关系置于宏观的层面进行广泛的审视。所以劳动关系学的研究成果有益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与从业者明确组织内部劳动关系所发生的宏观背景，探索出有利于组织降低用工风险、增进成员组织承诺、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提高组织用工弹性、履行组织社会责任的途径，从而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绩效的贡献度。

4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的研究方向探讨

劳动关系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学从来就有一种交流的关系，这种关系为两学科的发展不断地注入动力和养素。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学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而劳动关系学在我国的诞生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这种状况使得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主要限于对西方文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同时也缺乏来自我国劳动关系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和滋养，这制约了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的社会应用性和认可程度。在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为促进社会范围内劳动关系的和谐，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须跳出既有窠臼，结合我国情境下劳动关系的特点，重新审视其学科体系和研究内容，从企业的层面探讨如何促进劳动和谐的问题。目前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应注重并加强对以下几方面问题的思考:

4.1 经济全球化和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和方式问题。经济全球化带来劳工标准全球化的问题，企业要想在跨国经营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企业形象，必须根据国际上普遍承认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并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以备审查。同时，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企业更加重视人才管理，这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4.2 增进柔性雇佣问题。柔性雇佣建立在员工分类管理和不同雇佣模式选择的基础上，它有利于组织节约人力成本、增强用工弹性、保持和发展核心能力，也有利于员工自主管理职业生涯、平衡家庭与工作关系。在西方国家，柔性雇佣已是一种普遍的劳动现象，在我国柔性雇佣也发展迅猛。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应注意研究如何对员工进行分类管理、如何为各类员工设计并施用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套餐”、如何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以规避法律风险、如何对外围员工进行有效激励等问题。

4.3 改进员工参与问题。改进员工参与有利于发挥员工在经营中的主体性地位、增强员工的组织承诺、建设学习型的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应探索有利于改进员工参与的组织变革、文化营建、制度机制问题，从而使员工的利益和组织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员工在劳动中的纯工具性地位。

4.4 组织文化建设问题。组织文化建设不仅是组织的一种战略安排，也是满足员工自尊、成长和归属等高级精神需求的手段。人力资源管理应承担起进行组织文化建设这一重任。所以应研究人力资源管理者如何进行组织文化的设计、实施，如何通过各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捆绑”以支持特定组织文化的实现等问题。

4.5 劳动法律的适应问题。劳动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形式体现政府对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利益的调整，其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有巨大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为了减少用工的法律风险，必须要研究对劳动法律的适应问题。同时，劳动力使用者也可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对劳动法律的制订、修订、实施等方面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4.6 管理方与工会的关系协调问题。管理方与工会在我国情境下应是一种合作管理劳动关系的关系。为充分发挥这一关系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要求工会不断增强其独立性和组织性，另一方面也要求管理方与工会解决好合作的机制问题。对人力资源管理来说，需要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如何认知工会的地位、如何充分发挥工会在组织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如何建立健全与工会的合作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4.7 劳动冲突的有效管理问题。劳动冲突在劳动关系的运行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劳动冲突处理不善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甚至使组织卷入法律的纠纷之中。人力资源管理能在组织层面上对劳动冲突进行有效的预防和疏导，进一步研究劳动冲突的预防、识别、处理机制应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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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是施工企业根据建设单位的要求和项目本身的特点，并在保证项目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对工程项目实际发生的成本进行预测、计划、控制、核算、考核的全过程。施工企业作为一个盈利性的企业主体，成本管理一直是工程项目管理的关键环节和保证盈利的关键，直接关系着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和企业的收益情况。数学方法在项目成本管理中广泛使用，将数学人才运用到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具有较强的必要性，能够保证管理过程的科学性和可量性，是实现工程项目中科学化成本管理的关键所在。

一、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所需的人才

目前，大多数的施工企业已经认识到了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并开始将数学人才引入到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管理团队中。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引进高级别管理人才，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首先，随着科学管理方法的发展，能够促进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科学管理水平的提高，进行成本控制和管理，提高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其次，高级别管理人才的引进，能够保证成本管理的科学性，提高管理的可测量性，杜绝当前成本管理中的不良习气，促进工程项目的规范化管理。成本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关键环节。在实际的建设和施工过程中，成本管理一直贯穿始终。在拟定施工之前，项目施工企业往往会借助相关资料来估算出成本预算，这一过程属于成本预测，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数学方法进行合理预测，将会使得未来可能发生的成本过于不确定，施工企业无法了解可能产生的成本费用，也无法进行提前的融资和资金准备。而高级别人才的引入，是使用管理科学方法和成本管理方法的基础。

在施工的过程中，需要对实际发生的成本进行统计、汇总和控制，这属于成本控制的工作内容。在规范化的市场背景之下，只有采用科学合理的控制方法和统计方法，加强事前、事中的成本控制工作，才能保证施工企业获得最大的利润。工程项目的成本，需要根据建设工程的原有资料、行业背景、项目特点、施工环境与条件、工期要求、质量要求、材料要求等方面，并根据施工企业的技术水平来确定可能发生的成本费用。这一过程非常复杂、影响因素多，必须采用科学方法，引进高级别管理人才，才能实现科学的成本计划和成本控制，指导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并提高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利于施工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已经使用的科学管理方法

目前，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已经使用的科学管理方法包括：六西格玛统计法、人工神经网络法、模糊数学方法、灰色系统理论等。

（一）六西格玛统计法

六西格玛统计法，主要是用于工程项目成本的控制。它最初是一种质量管理方法，通过对缺陷产品的控制，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的利润。这种方法，最初是在摩托罗拉公司中使用，用于产品质量控制与改进。这种方法通过对质量参数的测量，将参数的方差/标准差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保证产品的质量符合技术标准。这种方法同样也可以使用到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利用σ值来保证发生的成本处于可控范围内，确保实际成本的执行情况。基于不同的成本控制精度，可以选择不同的σ标准（±σ、±2σ、±3σ、±4σ、±5σ、±6σ）。

（二）人工神经网络法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主要适用于项目成本的预测。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借助大脑神经突触联接的结构，来进行信息处理和反应的数学模型。目前，已经充分使用在了成本预测中。例如：人工神经网络的动态可变性和自学习性，能够进行成本预测和过程中的成本改进；在人工神经网络中，加入动量法和学习自适应调整策略，能够将工程建设项目的物价指数、造价指数、工程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都纳入考察范围内，提高成本预测的科学性和精度；在人工神经网络中，加入径向基函数和模糊数学的方法，能够让模型更加贴合实际，将不确定性因素纳入考虑范畴。另外，在实际的成本管理过程中，所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会导致测算过程慢、耗时长，可以将粗集理论排除冗余变量，利用约简后的影响因素纳入人工神经网络之中，保证成本预测的快速进行。

（三）模糊数学方法

在工程项目建设的过程中，成本会受到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让成本预测和管理控制具有模糊性。于是，有学者在工程造价中引入了模糊数学的方法，借助特征向量的构建、工程特征隶属度和模糊程度的判定，来确定本项目与其他历史项目的相似程度，并进行相似的成本管理工作。此种方法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的使用，本质上讲，并不是在进行成本管理，而是通过模糊数学方法来找到相似的工程项目，并找到可参考的成本管理案例，提供借鉴。但是，这种找寻已完工工程与待测工程的相似程度的方法，并没有考虑造价因素和物价变化的影响。目前，很多学者将工程项目的成本费用分解成了多个板块，利用模糊数学的方法，找寻各个子板块的相似板块，按照板块来确定相似性板块，然后通过汇总，得到整个工程项目的总成本。但是这种方法，仍然无法准确预测出涉及到物价的子板块。

（四）灰色系统理论

“灰色系统理论”最初是由邓聚龙提出，其思想是：通过原始数据来建立灰色模型，发现数据之间的规律，并进行科学的定量预测。因此，在成本管理中，灰色系统理论主要是用于成本预测。该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在少量的成本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准确的预测。因此，该方法适用于新工程项目、历史资料缺失的情况。最常使用的灰色预测模型是GM（1，1）的单阶、单变量的灰色预测模型，当然在多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还可以推广到GM（1，N）单阶、多变量的灰色预测模型。还有的学者通过建立已完工工程与待测工程的关联程度，并利用“灰色系统理论”进行成本预测，形成了“灰色关联预测模型”，进一步提升了模型的精度。近年来，还有学者提出了动态化的灰色预测方法，以当期成本控制现状作为参考点，建立动态预测分析图，使得成本预测能够随着施工的进展而不断进行改进。

（五）其他科学管理方法

除了上述四种主流的数学方法之外，还包括了指数趋势模型、粗糙集理论、蒙特卡罗模拟法等等。这些方法的主要思想都是在工程项目的成本管理中，提炼出实际面临的成本管理情况，并在科学管理方法中找到能够满足这些情况与特征的模型，使得模型更加贴近实际，让模型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

三、当前成本管理中引入科学管理人才的状况

将高级别的科学管理人才引入到成本管理团队之后，还需要将项目成本管理的实践与科学管理人才所掌握的专业化科学管理方法进行进一步结合。目前，较为主流的项目成本管理思想包括了全面成本管理思想、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思想，这些方法都能够与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结合。例如：在全面成本管理和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中，可以使用人工神经网络法、模糊数学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来对前期融资、不确定性风险和后期运营问题进行预测，再借助指数趋势模型等方法进行绩效评价。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还存在计价问题，可以采用六西格玛、模糊数学等方法来进行计价控制和分析，来估算费用和造价仿真。但是，当前成本管理中引入科学管理人才，存在如下的几个问题：第一，科学管理人才在成本预测中的参与度。通常，工程项目在方案设计结束后，才会进行成本预测，并将成本预测结果和方案设计合并，形成最终的评审方案。在成本管理中引入的科学管理人才，并不能真正参与到成本预测的工作中，成为了方案设计的一个附加工作，而无法根据成本预测结果来调整方案设计。第二，科学管理人才在成本控制的参与度。在实际的工程建设过程中，如果科学管理人才发现工程项目的成本已经超出了控制目标和预算要求，他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后期的成本控制工作当中，其专业知识仅限于成本预测阶段。而成本控制工作都是项目施工方来完成，通过降低工程质量、压缩工期、降低材料标准来控制成本。

四、结语

工程建设项目的成本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工作，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关键所在。目前，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已经使用的科学管理方法包括：六西格玛统计法、人工神经网络法、模糊数学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指数趋势模型、粗糙集理论、蒙特卡罗模拟法等。这些现实情况，都需要在成本管理的团队中引进高级别的科学管理人才。但是，当前成本管理中引入科学管理人才，存在如下两个问题：科学管理人才在成本预测和成本控制中的参与度很低，无法发挥专业知识的作用。在未来的工程项目成本管理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高科学管理人才与项目成本管理各个阶段的参与度，才能保证科学管理专业知识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的科学使用，提高项目成本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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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内涵及特点

1、科学管理的内涵及特点

科学管理是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并利用组织结构、责权分配来实现由支配到服从的管理。科学管理重“管”、重“权”，也就是重控制，强调原则性、强制性、规范性和目标性，从而达到管理的统一性。科学管理规定了管理的目标、幅度、时间、空间及必要的刚性手段，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建构了一个框架，从而将学生的行为控制在规定的框架内，使学校工作有序地进行。

2、人本管理的内涵及特点

人本管理是按照人们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规律，利用人际关系来实现的在非强制的情况下被管理者自觉行动的管理。人本管理重“理”、重“知”、重“感”、重“交流”，也就是重协调，强调的是规律、非强制性和自律；对学生的教育效果是潜在的、渐进的。这种管理强调学生在管理中的作用，把学生看作管理的核心，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把激励学生的自觉行为作为管理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可采取多种具体措施，比如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合理需要，激励他们自我教育的动机，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优化学校内部环境；建设团结、合作、创新、进取的校风，使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充分感受到自身的价值等。

二、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结合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意义

1、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结合是管理思想和实践发展的结果

从管理理论与实践演进的过程看，20世纪初，科学管理出现后，人们在享受它带来的效率的同时，也在强烈抨击它的不足。进入二十、三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人的工作动机、情绪、行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等，以及如何根据人的心理规律，去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为人本管理奠定了基础。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人本管理思想的出现是在科学管理之后，是基于科学管理思想的不足，但它并不是对科学管理的简单否定。人本管理是对科学管理的完善，是在具备科学管理框架的基础上，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升华。可以说，科学管理构成了管理的骨架，人本管理则构成了管理的血肉。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在管理中是各有侧重的两个方面，二者无高低优劣之分，只是互有长短，互为补充。

2、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结合是高校学生管理的有效形式

从高校学生管理的实践看，科学管理是通过法纪等强制性的措施约束学生的行为，可以使学生在学校中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保证学校工作的稳定有序。因此，科学管理的优点在于，科学管理的强制性可以使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秩序井然，使学生的行为规范统一，并且有利于学校中敏感问题与突发事件的处理；科学管理的直接性，可以使教育效果迅速高效，科学管理的强制性与规范性还可以规范教师的管理行为，避免管理过程中的随意性。但是，科学管理存在一定的弊端，它偏重强制性与权威性，用简单的奖惩代替细致的教育，用居高临下的权威代替人格的感召，这样做忽视了学生自身的心理因素。学校管理的核心是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尤其是高校学生都具有知识性特征，他们有思想、有能力、有各种精神需求。不考虑学生的这些特点，一味地利用权力与规章来约束、控制他们，久之会使学生产生受人控制、人格和自尊受到伤害的感觉，这将会学校师生关系紧张，造成学生的逆反心理，以及与管理人员的对立情绪，影响教育的实效性，更难谈教育的长效性。

人本管理是依据学生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规律，运用非强制的手段，包括激励、感化等，使学生发自内心接受管理与教育，变“要我…..”为“我要……”。人本管理充分体现了尊重人、理解人、以人为本的思想，突出了学生作为人的主体地位。因此，人本管理的优点在于，它尊重学生的个性和自利，有利于在师生间形成合力，促进学生和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人本管理是基于学生内在思想的自觉改变，一旦生效其效果能够持久稳定。当前，学生的民主、法制意识增强，更需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但是，人本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人本管理弹性大，具有变动性、灵活性，而且学生的个性及所处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处理得不好极有可能造成管理的混乱；加之人本管理要经过“外在要求——内在愿望——自觉行动”的过程，见效慢。

三、高校学生管理中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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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管理对象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以及自主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增强，学校文化管理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文化管理：对传统学校管理模式的历史超越

纵观学校管理的历史发展，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曾出现过经验管理和科学管理两种传统的管理模式。学校的经验管理是指凭借管理者的经验和权力来进行管理的一种模式。其特征是重经验、重传统；管理手段行政化，管理方式具有强制性；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忽视理论预设，缺乏科学性。

学校的科学管理模式是在20世纪初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人的管理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对企业科学管理的借鉴。学校科学管理的最大特点是科学性，强调学校的一切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注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其目的是追求效率。学校科学管理模式的最大不足是没有区分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的不同性质。其主要问题是过于强调标准化而忽略人的灵活性和复杂性，过于强调制度的刚性管理而忽略了文化等柔性手段，注重提高效率而忽略了学校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人，从而导致了人作为主体在管理中的部分失落；导致了学校管理中的“物本主义”、“事本主义”、“管理主义”的倾向。

适应“知识社会”和“文化时代”的要求，针对传统学校管理模式的局限性，“走向文化的管理”已成为“21世纪的必然选择”。学校文化管理是继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模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不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简单否定和取代，而是对传统学校管理模式的整合和超越。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再到文化管理，三种管理模式的历史迭变反映了人类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学校文化管理的含义

学校文化管理是一个新事物，目前尚难给它下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定义。目前一般认为，所谓学校文化管理是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同范畴的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以人为本是文化管理的本质。文化管理就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的价值实现为最终管理目的的尊重人性的管理。这种管理是通过管理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文化力的互动来实现的。文化管理与以往的科学管理有着显着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两者的比较中进一步认识文化管理的内涵。

总的来看，学校文化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就是强调人在管理中的主导地位，人是管理的最重要资源，尊重人的价值，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开发人力资源，以实现组织目标、谋求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的管理。文化管理是重视人、尊重人、依靠人、激励人、发展人的管理。

学校文化管理是以重视软要素为重要特征的管理。传统的管理靠的是制度、结构、物质等硬要素，管理是直接的、显性的、刚性的，而文化管理重视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价值观、品德规范、团队精神、组织氛围、管理艺术等软要素，以道德和精神引领教职工和学校的发展，管理是间接的、隐性的、柔性的。当然学校文化管理是一个管理系统，它不仅包括管理的软要素，也包括管理的硬要素，是把学校管理软要素放到中心位置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系统。

学校文化管理是一种强调非理性因素、主张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统一的管理模式。传统管理模式强调科学与逻辑等理性因素，在学校管理中把一切都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容易导致管理的强制性，妨碍教职工的创造性发挥。学校管理的核心要素是人，而人是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主体。人并非完全是理性的，还有非理性的一面。学校文化管理考虑到人的复杂性，既主张尊重人格，适应人性，强调情感、意识、性格等非理性要素对管理的作用；同时，也要弘扬人的理性精神，把管理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统一起来。

要准确地把握学校文化管理的内涵，还需要对以下三对关系进行辨析。

学校文化管理与对学校文化的管理。虽然文化管理离不开对文化的管理，但无论是“对文化产品及其传播和共享的管理”或是“对组织文化的管理”，都不等同于文化管理。这里的文化管理是指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而“对组织文化的管理”则是学校管理的主要内容，如同“教学管理”、“德育管理”一样。

学校文化管理与学校文化建设。学校文化是继人、财、物、时间、信息和空间之后的第七大教育资源和管理资源。学校文化管理要以文化这种管理资源去影响、引导教职工和学校的发展。因此，创建高品位学校文化是学校文化管理的基础。学校文化建设与学校文化管理有密切联系和诸多方面的交叉重叠，但作为学校管理模式的文化管理与作为学校文化管理实施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文化建设毕竟不是一回事。

文化管理与管理文化。文化管理是一种管理模式，管理文化则是一种文化样式。管理文化主要是指管理思想、管理哲学和管理风貌，其核心是管理的价值观念。一定的社会、民族和文化圈的文化必然会渗透和反映在一定的管理过程中，管理文化其实就是一定文化特征在管理中的体现。管理是一种文化，管理模式的更迭暗示着人类文化的演进。经验管理时代有经验管理时代的管理文化，科学管理时代有科学管理的管理文化。但不能说有了管理文化就有了文化管理。

三、学校文化管理的实施

1.建设高品位的学校文化。

学校文化管理是通过管理的软要素“文化力”来发挥管理作用的。因此，自觉进行高品位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文化管理的基础和重要标志。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区别只是在于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低品位的还是高品位的，学校文化建设就是通过继承、创新和整合，使先进的、高品位的学校文化成为学校的强势文化、主导文化。从学校文化的形态来说，应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四个方面进行学校文化创建，增强学校核心发展力。

2.塑造学校共同价值观。

学校价值观是学校文化的核心。一所学校选择什么、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外显为教育行为和校风，内隐的则是学校价值观念。学校价值观为学校全体师生提供了共同愿景，影响着师生和学校的日常行为、精神追求和发展方向，是学校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学校文化管理就是要通过调整、创新和整合，塑造正确的学校共同价值观，以实现对教职工的价值引领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3.建设教职工的精神家园。

学校文化管理是一种柔性化、隐性化的管理，所以它必须诉诸关心师生员工的情感和精神生活。因此，建设精神家园，让教职工视学校为自己的“家”，视自己为“大家庭”的一员，才能使教职工具有归属感，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教职工对学校的依恋度，进而充分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来看，建设以归属感、被尊重的价值环境、交流对话的精神平台、融洽关爱的心灵空间为基本特征的精神家园，是学校文化管理实施的重要途径。

4.构建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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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学校管理的发展历史,为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曾出现过经验管理和科学管理两种传统的管理模式。学校的经验管理是伴随学校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管理模式。管理者凭借经验和权力来进行管理,其特征是管理手段行政化,管理方式具有强制性,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忽视理论预设,缺乏科学性。学校的科学管理模式是20世纪初在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人的管理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对企业科学管理的借鉴。学校科学管理的最大特点是科学性,强调学校的一切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注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其目的是追求效率最大化。

学校科学管理模式的最大不足,是没有区分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的不同性质,过于强调标准化而忽略人的灵活性和复杂性,过于强调制度的刚性管理而忽略了文化等柔性手段,注重提高效率而忽略了学校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人,从而导致了人作为主体在管理中的部分忽视,导致了学校管理中的“物本主义”“事本主义”“管理主义”倾向。

为适应“知识社会”和“文化时代”的要求,针对传统学校管理模式的局限性,“走向文化的管理”已成为“21世纪的必然选择”。它不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简单否定和取代,而是对传统学校管理模式的整合和超越。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再到文化管理,三种管理模式的历史迭变,反映了人类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化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学校文化管理是指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的价值实现为最终管理目的、尊重人性的管理。这种管理是通过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间所形成的文化力的互动来实现的。文化管理与以往的科学管理有着显著的不同。总的来看,学校文化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强调人在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尊重人的价值,想方设法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实现组织目标,以谋求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简而言之,文化管理是重视人、尊重人、依靠人、激励人、发展人的管理。

学校文化管理是以重视软要素为重要特征的管理。传统的管理靠的是制度、结构、物质等硬要素,管理是直接的、显性的、刚性的。而文化管理重视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价值观、愿景、品德规范、团队精神、组织氛围、管理艺术等软要素,以道德和精神引领教职工和学校的发展,管理是间接的、隐性的、柔性的。当然,学校文化管理是一个管理系统,它不仅包括管理的软要素,也包括管理的硬要素,是把学校管理软要素放到中心位置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系统。

学校文化管理是一种强调非理性因素,主张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统一的管理模式。传统管理模式强调科学与逻辑等理性因素,在学校管理中把一切都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容易导致管理的强制性,妨碍教职工的创造性。学校管理的核心要素是人,而人是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主体。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还有非理性的一面。学校文化管理考虑到人的复杂性,既主张尊重人格,适应人性,强调意志、情感、意识、性格等非理性要素对管理的作用,同时也要弘扬人的理性精神,把管理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统一起来。要准确把握学校文化管理的内涵,还需要对以下三对关系进行辨析。

学校文化管理与对学校文化的管理。虽然文化管理离不开对文化的管理,但无论是“文化产品及其传播和共享的管理”或是“对组织文化的管理”,都不等同于文化管理。这里的文化管理是指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而“对组织文化的管理”则是学校管理的主要内容,如同“教学管理”“德育管理”“后勤总务管理”一样。

学校文化管理与学校文化建设。学校文化是继人、财、物、时间、信息和空间之后的第七大教育资源和管理资源。学校文化管理要以文化管理资源去影响、引导教职工和学校的发展。因此,创建高品位学校文化是学校文化管理的基础。学校文化建设与学校文化管理有密切联系和诸多方面的交叉重叠,但作为学校管理模式的文化管理,与作为学校文化管理实施重要途径的学校文化建设毕竟不是一回事。

文化管理与管理文化。文化管理是一种管理模式,管理文化则是一种文化样式。管理文化主要是指管理思想、管理哲学和管理风貌,其核心是管理的价值观念。一定的社会、民族和文化圈的文化,必然会渗透和反映在一定的管理过程中,管理文化其实就是一定文化特征在管理中的体现。管理是一种文化,管理模式的更迭暗示着人类文化的演进。经验管理时代有经验管理时代的管理文化,科学管理时代有科学管理时代的管理文化,但不能说有了管理文化就有了文化管理。

学校文化管理如何实施

建设高品位学校文化。学校文化管理是通过管理的软要素――“文化力”来发挥管理作用的。因此,自觉进行高品位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文化管理的基础和重要标志。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区别只在于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低品位的还是高品位的。学校文化建设就是通过继承、创新和整合,使先进的、高品位的学校文化成为学校的强势文化、主导文化。从学校文化的形态而言,应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四个方面进行学校文化创建,增强学校核心发展力。

塑造学校共同价值观。学校价值观是学校文化的核心。一所学校选择什么、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外显为教育行为和校风,内隐的则是学校价值观念。学校价值观为学校全体师生指明了共同的向往和愿景,影响着师生员工和学校的日常行为、精神追求与发展方向,是学校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管理的任务就在于使个人的价值观和志向转化为组织的力量和成就。”学校文化管理就是要塑造正确的共同价值观,从而实现对教职工的价值引领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建立和实施共同愿景。“愿景”包含两层意思,即愿望与远景。愿景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图像、价值观,以及达到的目的和完成使命的途径。愿景是组织未来发展的远大目标和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望,而非外加的或短期内就可以达到的目标。愿景和价值观是学校文化管理的根基,共同价值观是愿景的灵魂。学校的共同愿景是规范教育行为、凝聚力量、唤起希望、激发内动力,是引领学校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建立共同愿景要选择的实施策略可描述为五个阶段:告知、推销、测试、协商和共同创造。告知阶段是告诉教职工组织的愿景是什么,传达信息的方式要直接、清晰和一致;推销阶段是帮助教职工自发地投入愿景之中,而不要操纵他们;测试阶段是了解教职工对愿景的真实想法,可用问卷和面对面交谈的方式,调查教职工对学校发展和能力的看法和希望;协商阶段是邀请教职工给组织当顾问,塑造共同愿景;共同创造阶段是每个教职工开始为他们想建立的愿景而工作。实施共同愿景的方法与技巧主要有:以个人愿景为学校组织共同愿景的基础;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并彼此尊重;寻求相互合作,休戚与共,而不是意见一致;每个人的意见只代表自己;避免“抽样”;以团队学习为基本形式,提炼学校组织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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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管理的基本假设

科学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它以以下几个假设为前提:

(1)当时,劳资矛盾日益尖锐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如果能通过科学管理将社会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则劳资双方都会得到利益,这些矛盾就可以解决。

(2)对工人,其基本假定,即人是“经济人”。人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货币收入,或者说只要能使人得到经济利益,他愿意配合管理者挖掘出他自身最大的潜能。

(3)单个人是可以取得最大效益的,集体的行为反而导致效率下降。科学管理是使单个人提高效率的有效办法。[1]

泰勒科学管理试验及其理论是建立在这三个前提假设基础之上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科学管理理论,但这三个前提假设并不全面和科学,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补充和完善。

2.科学管理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科学管理的基本假设及作业研究和时间研究两个基本原理,以及科学管理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任务,科学管理理论的内容可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管理哲学、作业管理和组织管理。

(1)管理哲学。科学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它是以管理哲学为指导的,管理哲学是管理中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从思维和存在的角度对管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所作的哲学概括。而科学管理正是在管理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管理进行了归纳和变革。泰勒指出:“从实质上讲,‘科学管理’是人和公司或产业中工人方面的一种切实的精神革命——是这些工人在对待他们的工作职责、对待他们的同事、对待他们的雇主方面的一种彻底的思想革命。他同样也是管理当局(工长、监工、企业主)方面的人的一种精神革命——是他们对待职责、对待同事、对待工人、对待所有日常问题方面的一种彻底的精神革命。如果没有这两种彻底的精神革命,‘科学管理’就不会存在。”[3]

(2)作业管理。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也是科学管理的基本出发点之一。首先,泰勒通过试验和研究,对工人的工时和动作进行研究,从而制定出有科学依据的工人的“合理的日工作量”。其次,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挑选“第一流的工人”。泰勒认为,人具有不同的天赋和才能,只有工作对他合适,才能成为第一流的工人。企业管理者的责任就在于为雇员找到最合适的工作,同时,运用培训工人的科学方法,最大程度地挖掘他们的最大潜力。在制定了恰当的工作定额,并挑选了“第一流的工人”后,还应当实行标准化原理,即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标准化。

(3)组织管理。泰勒把计划职能与管理职能分开,改变了凭经验工作的方法,代之以科学的工作方法,以确保管理任务的完成。计划职能归管理当局,并设立专门的计划部门来承担,计划部门从事全部的计划工作并对工人指令和命令;工人和工头从事执行职能,按照计划部门制定的操作方法,使用规定的标准工具,从事实际操作。

在组织机构的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所谓例外原则就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把一般的日常事务授权给下级管理人员去处理,而自己只保留对例外事务(即重要事项)的决策和监督权,如有关企业重大政策的决定和重要人事的任免等。[1]

二、高等教育管理的特点

高等学校相对于其他组织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主要是由高等教育的目标、要素、活动、结构与功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即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规律决定了高等教育管理的特点。高等教育管理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教育管理目标的特殊性

高等教育系统的目标是根据高等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来制定的,因此,高等教育的管理也应该以高等教育的规律为指导,而不能采用企业管理中的各种原则或原理。高等教育管理是以更好地培养人才并且着眼于提高人才质量为根本目标的管理活动,它不能、也无法只追求经济效益,更不能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应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2.高等教育管理要素的特殊性

高等教育管理包括管理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即组成高等教育系统的主导性成员——教师和高等教育的主体性成员——学生。高等教育管理要符合他们的劳动特点和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系统组成人员的特殊性,管理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管理现象——自我

管理。自我管理是管理中存在的一种普遍想象,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自我管理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人都是具有高层次文化水平的人,因此具有很强的自我管理、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二是他们的心理特征也表明,在管理过程中有必要让其发挥自己的自我组织管理的能力。 3.高等教育管理活动的特殊性

高等教育管理要协调学术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矛盾。学术目标体现了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性质和本质功能,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一定要以学术目标为主导目标,与高校的学术目标一致。

鉴于高校师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管理师生的过程中,民主性比其他任何系统的管理显得更加重要,教学民主、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管理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在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健全民主管理制度,首先要求管理思想民主化,尊重教职工的智慧与才干,在管理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其次,建立健全民主管理的各项制度,充分发挥各个学校成员的作用;第三,积极创造多种形式的、生动活泼的、简便易行的、有利于广大师生员工参与管理的民主运行模式。

4.高等教育管理功能的特殊性

与一般管理一样,高等教育管理具有两个基本的目标功能:管理的“维系”功能和管理的“结合”功能或“放大”功能。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与其他社会系统有所不同,高等教育为社会提供的主要是精神产品。因此,在高等教育管理中,上述两个功能都有特殊的表现:首先高等学校的管理对“凝聚力工程”提出了更高也更难的要求。更高体现在高校的师生对于人际关系交往比较看重,在人的需求层次中,教师对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这就要求注重人本管理,提高师生员工的向心力;其次,高等教育系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社会系统,通过各成员、各要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系统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效果”。[2]

三、科学管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的评价

1.科学管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需要高效率的教育管理的配合,否则无法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而高效率的教育管理实践又需要管理理论的指导。科学管理是一次管理思想上的大综合,是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又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管理思想体系。因此,科学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管理理论,是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理论支撑,为高等教育管理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为人才培养服务,最终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2)科学理念。科学管理通过对时间、动作、工作的研究,第一次使管理由经验上升到科学,第一次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方法应用于管理,使管理从此成为一门科学,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尊重科学、运用科学的理念亦是高等教育管理非常重要的管理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管理顺利进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高等教育培养出高质量的高级专门人才。其次,大学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以追求学术目标为重的组织,因此高等教育的各项活动都应该尊重科学、运用科学,各项决策都应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高等教育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高等教育活动也应运用科学方法,通过科学研究,进行科学决策,科学地解决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教师激励。根据“经济人”假设的原理,科学管理为最大限度挖掘工人的潜能和提高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主张对工人实行激励性的报酬制度。对员工进行激励在管理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理念,包括经济激励和精神激励,其能够有效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在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教师激励是教师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关系到教师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积极性,更关系到教学质量的好坏与否。没有良好的教学质量也就无从谈起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因为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者。但根据教师劳动的特点和其作为具有高层次文化水平的群体,精神激励比经济激励更为重要,教师对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教师激励应符合教师需要的特点,遵循教师激励的公平性原则、社会性原则、闭合性原则及支持性原则等一些基本原则,可采取目标激励、竞争激励、情感激励、榜样激励和考评激励等多种激励方式,促进教师的良好发展。

(4)组织理论。科学管理主张把计划职能与管理职能分开,实行职能工长制和例外原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组织管理理论,大学作为一个复杂的组织同样需要这些组织理论的指导,因此,科学管理中的组织理论对高等教育管理活动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大学组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复杂性,大学组织的成员复杂、结构复杂,大学组织的权力结构也较为复杂,同时,大学的职能又具有多样性。因此高等教育管理需要把计划职能与管理职能分开,各部门分工合作,如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有其存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2.科学管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缺陷

(1)“经济人假设”。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假设前提就是“经济人”。认为人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即如何实现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与后来的行为管理学派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相比,科学管理中对人及人性的理解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过多侧重于从理性的、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人、管理人,忽略对人的非理性层面、人的自由发展的全面认识,使得泰勒本人尽管在其着作中和生活中对科学管理做过许多辩解,但总给人们一种冷酷无情、缺乏人性的印象。[4]人性是复杂的,同时也会根据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高等教育管理的对象——教师和学生,比起一般的普通工人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精神层面的尊重和自我实现,比较看重人际关系的交往。因此,科学管理的“经济人”假设不符合高校师生的特殊需要,高等教育管理也就不能照搬科学管理的一些相关原则和原理,而应根据高校师生的特殊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才能完成预期的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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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需要应运而生的。总体来说,人类的管理经过本能、经验、科学三个阶段,而当下,正在由科学管理向哲学化进步。

一、从本能管理到科学管理

人类由聚居部族到城邦,最原始的管理,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供参考,主要依靠管理者的“悟性”和个人的地位与魅力。那个时候,大凡优秀一些的管理者通常被视为圣人,他们是“上帝”或者“道”的化身,他们凭借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开创了一些初始的管理理念,例如中国的“仁政”。东周“百家争鸣”的时候,诸子开始总结前人的智慧,本能管理已经进入了尾声,开始进入另一个时期――经验管理时期。

当人类积累一定管理经验的时候,借鉴前人经验成为管理智慧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阶段,管理者一般都精通历史,从历史中找到管理的得失和方法,《资治通鉴》也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但是,经验管理容易厚古薄今,而且经验毕竟是前人的经验,不可直接使用。更让人惋惜的是,中国的经验管理因循色彩和习惯都很浓重,以至于没有朝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

科学管理源起于西方的企业管理,经过工业化的催动从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到今天为止,从泰勒到德鲁克,管理科学已经成了一门内容丰富、使用范围广泛的科学。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科学,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二、从科学管理向哲学化管理是大势所趋

科学管理思想是不是人类最好的管理理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中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的历史都看到这样的局限,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以往的经济问题,印证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局限甚至失败。

首先,科学止于人性。科学管理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原先的所说的科学层面的管理,其实都是单模块的“事”与“物”上的管理,如物流、财务、营销、生产、甚至人力资源的部分内容。当管理上升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时,科学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其次,科学管理是分专业的,是以相对特定的领域和静止的环境为前提的。科学管理系统,大多是方法和工具,而研究这些具体的方法与工具之间的关系、研究更高层的规律,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人和化无常,确立组织的根本规律,就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辨模式了,这就是管理哲学。

当人类管理进入真正的“人本”时期,进入整体思维时期,进入不是对具体表象而是对规律加以研用的状态,就是管理的哲学化开始。管理的哲学化不是否定科学,相反,管理哲学化是以管理科学为基础的。

那么管理哲学研究什么呢,有人用企业文化来代替,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按照中国术语来说,管理哲学的内容起码应包括:立心、立制、立人,其中,立心为本。立心,就是确立企业的基本精神、性格、价值取向、基本思路,包括企业在若干问题上的决策依据,如:稳定与发展,合作与竞争,知与行,个体与团体等。这些问题与企业文化的理念部分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绝对的相等。立制,就是建立企业基本的运行模式与规则,尤其包括企业权利体系,这是企业运行的基础。立人,在企业是培养团队,在个人则是安身、立命、智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哲学轨迹

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丛林”,直至今天的“企业文化”阶段。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900-1930),是以F•W泰罗、 M•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主要把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引入企业管理,提高效率,但其实质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它忽视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动精神的主体。这个时期,泰罗尽管侧重研究管理技术问题,但他却注意到了科学管理的本质问题。他认为:“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某种哲学。”因此,有人把泰罗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学的管理论者。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30-1960),是以梅奥、麦格雷戈、马斯洛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阶段。行为科学的崛起及其广泛应用,心理学展开了对管理科学的实验研究,社会学也开始把管理作为社会群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研究。此外,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学科也日益与管理学相结合。在上述诸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管理方法论、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管理逻辑学、管理伦理学等各门分支学科相继发展起来。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阶段的自然科学数量方法转向理论研究的哲学思辩方法,以探求管理主体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和人文倾向。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1960-1980),是以多种管理学派并存为特点的“管理丛林”阶段。这个阶段上的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管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哲学色彩大大加深。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1980-),就是“企业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来,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在当今企业经济活动中,人是最宝贵的财富。许多发达的国家把聚集培养人才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生存发展的源泉。这就是说,在现代管理中,重视管理主体的价值,进而形成现代化管理的主导力量和核心,是现代化管理思想哲学倾向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