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的含义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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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更要明确工商管理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要居安思危，探寻出更好的工商管理措施，来净化市场经济环境，稳固市场经济体制。在对市场经济其调控作用的因素中，工商管理是一种现代化比较成熟的方式。自由经济体系是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其产品和销售是由价格所决定的。所以，工商管理作为影响价格和商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文中，我们将着重介绍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深远意义。

1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简述

何谓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商管理，其含义是管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具有应用性强的特点。其主要内容即是运用管理学的手段以及经济学专业知识和现代化管理手段来对市场经济如何进行有效管理以及发展来进行研究。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是不同的。管理现有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工商管理者拥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有开放的思想把市场经济的特性同国内目前的形式结合起来。以往在对于工商管理人员的培养中，往往过分注重对其专业知识的传授，这种培养方案培养出来的人才并不能很好的对当前的市场经济进行管理。工商管理作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主要体现出以下的几种职能：首先是工商管理可以规范我国的经济发展，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进行完善，而工商管理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它为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其次，工商管理起到了桥梁作用，积极沟通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等国家基础性建设。我国的工商管理属于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部分，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最后，工商管理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工商管理的职能发挥对象主要是企业，其发挥的主要职能也是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各个企业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工商管理则给这些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防止企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

2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现状

对于我国而言，工商管理的作用是很明确的，就是要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市场经济不受国家的宏观调控，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所不同的地方。价格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企业的制造成本直接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同时消费的对象也由产品的价格所决定。在这样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每个企业间的竞争会变得异常激烈。所以不同的企业会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增大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但在这个过程中，工商管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工商管理负责监督商品的价格，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目前的工商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时候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对商品的价格起着决定性因素。还有工商管理部门的内部审计结构也需要被改进，目前工商管理的经济监督功能并不能充分的发挥。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的艰难之处。

3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的作用

3.1工商管理可以净化市场环境

我国之前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对其加以监督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商管理，它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监管每个行业每个领域的发展，对准备进入市场的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督。企业是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监管指导作用的主要对象，所以在企业管理中主要体现了工商管理的作用。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领域，每个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工商管理在其中一方面监督企业间的竞争行为，防止违反乱纪的行为发生；另一方面，保护每个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他们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绿色的市场环境。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由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得我国经济遭受的伤害降到了最低，工商管理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3.2工商管理可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的经济体制在不断的变革，与之相对应的工商管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改变。我国的经济类型从主要由国家控制逐渐发展为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形式，这使得我国经济类型得到多样化，也导致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变革。工商管理的作用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类型的改变逐步作出调整的，不断的推动我国经济分配制度和流通制度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主体仍然是社会主义，所以工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还要发挥监管与净化作用。但有一点需要明白，无论如何改革目前的经济体制，我国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类型共同发展。但毕竟是市场经济，要尽量减少工商管理对其的干预，保证其自由经营，提高企业对于风险的抵抗能力，提高他们的自主性。

3.3工商管理可以引导经济发展方向

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经济制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国家宏观调控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工商管理正是我国宏观调控常用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国家与市场进行双重调控，自从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市场对于经济的调控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调节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宏观调控作为控制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不可能被抛弃的。因此，新时期下国家会加强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可以保证总的经济性质不变，以及保证经济的发展方向始终朝向正确的方向，工商管理正是我国用于宏观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细看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以及政府逐渐放权给企业，造成我国很多企业都将发展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位，而没有考虑到人民的真正需要。国家作为经济的宏观调控者，势必要将偏离正确轨道的经济发展引导回来，发挥宏观调控应有的作用。我国通过工商管理的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力度，努力使经济发展走上正确的方向。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国家更应当加强宏观调控，运用工商管理的措施，将拉动内需作为奴隶的方向，努力减少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各个企业的危害。虽然工商管理的作用很重要，但也要注意其仅限于起到监管作用。一个企业的发展不能只靠工商管理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监管部门也并不能对企业的经济实际发展起到控制作用。在引导企业进行发展时，要注意使用恰当的方法，不可盲目采取强制的方式进行管控，而是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鼓励企业设计出适合自身的发展计划，使其将国家与需要放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位。

4结语

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管理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职能部门。社会逐渐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工商管理部门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变革。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工商管理，需要其提供相关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也为每个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工商管理部门需要不断作出调整，来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主义经济，为我国的经济保驾护航，助其早日腾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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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体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

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市场经济的含义中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从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上看，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一层是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根据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信号和自身的生产经营条件，自主决定扩大或减少某种商品的生产和需求，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着人、财、物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

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其含义体现在:（1)在市场上经济活动参加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2)经济活动参加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竞争;（3）健全的法制是协调和处理矛盾、体现公正平等的依据和准则;（4)市场不是相互封闭的，区域或者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并同世界大市场连在一起。市场经济体制的上述特点表明：通过市场可以有效地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引导企业按照社会需要组织生产经营，并且可以对商品生产者实和优胜劣汰的选择。

二、民营经济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民营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来分析“十五”期间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

1.民营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推算，一方面，从增长率上看，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5年共增长246%，年均增长28%；特别是私营工业增长更为迅猛，私营工业增加值5年增长7倍多，年均增长约50%；私营工业利润5年增长7.2倍，年均增长超过50%；远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21%和工业利润平均增长25%的水平。另一方面，从总量来看，截止2005年，包括外资和港澳台在内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占65%(其中内资民营经济约占49.7%）。由此可见，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2.民营经济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民营经济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净增7000万人，其中城镇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净增5700万人。民营经济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从2000年65%左右增加到2005年的75%以上。民营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不仅分担了国企减员增效的后顾之忧，而且吸纳了更多的新增劳动力，保持了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情况下的基本稳定。

3.民营经济是安邦富民的基本力量。一方面，民营经济为国家税收的持续增长做出了贡献。2000年以来，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税收明显快于全国税收增长速度。在不少地方，民营经济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0%，成为地方的财源主体。另一方面，民营经济还是中国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力量。民营企业的家庭多属于富裕家庭，而且民营企业户数在第一产业中所占比重最高（达到92%），乡镇民营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着几亿农民的生计。

4.民营经济是对外贸易的新兴主力。货物进出口总额方面，2005年实现了14221亿美元，“十五”期间年均增长24.6%。而民营经济对外贸易的情况是，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1328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6043亿美元，增长了3.6倍,年均增速35%;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53.3%提高到了2005年的77.4%，5年间提高了24.1个百分点；其中私营企业在外贸出口中占的比例由2000年仅占1%提高到2005年的15%左右。

据统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国已有3200多万户个体私营企业，解决了8000万人的就业问题；我国民营企业总户数已达800万家，分别占全国企业总数99%、工业产值60%、工业增加值40%、实现利税77%、出口额60%、城镇就业机会的75%；民营企业的年产值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扩大城乡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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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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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财政；政府外债；国有资本外债；政府外债管理体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模式应向公共财政模式转化。财政模式转换后，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该不该转换及如何转换？在公共财政条件下，政府外债该如何管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目前较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以上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做一些粗浅的分析与研究，以期对政府外债管理工作提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财政模式与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的构建

（一）政府外债

政府外债管理体制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词。“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可能被理解为“政府”的“外债管理体制”，也有可能被理解为“政府外债”的“管理体制”。本文中的“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是指后一含义。

为了能够尽可能准确阐述本人的观点，本人对“政府外债”给以新的定义。我认为，政府外债应包含三层含义，即外债、政府的债务、政府的外债。政府外债应当是最终由政府对非本国居民承担的已拨付但尚未清偿的契约性负债的数量，这种负债或是须偿还本息（不论是否支付利息），或是须支付利息（不论是否偿还本金）。在这个定义中，包含如下的几个方面的意思：

1．政府外债是最终由政府承担的外债。政府外债既有政府借的外债，也包括政府担保的外债。政府外债一般是指政府公共外债。国有企业外债不属此范围。国有企业外债是国有资本外债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外债最终还是国家的负债，但是是国有资本的负债。

2．政府外债应是一国政府对非居民承担的债务。非居民是居住在本国以外的法人和自然人。

3．政府外债是指已经拨付但偿未偿还的债务余额。对签订借款协议但尚未提款使用的金额和使用完毕已还本付息的金额不再算做外债的一部分。

4．政府外债必须是契约性的债务。直接投资以及间接投资不属于外债范畴。

（二）财政模式同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

财政模式同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以政权组织的身份，同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的身份合二为一，从而政府不仅从宏观上而且从微观上干预经济，干预的最基本手段是计划。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而不是真正的企业法人。基于这种双重身份，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属单元财政，“大锅饭”财政，公共财政职能与国有资产财政职能不分。

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是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中，产品有个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分。个人产品（个人产品是只适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或服务）可以通过市场有效率地满足；而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指具有联合的、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或服务）则不能通过市场有效率地满足。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之时，有失灵之地：公共产品的存在；外溢性；自然垄断；风险和不确定性；社会分配不公；宏观经济运行不稳等等，都可以使市场失灵。市场的失效决定了政府必须干预市场。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正是因为存在着市场失效现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才有了全新的内涵：公共财政。

所谓公共财政，概括起来讲，指的是仅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它是国家财政的一种具体存在形态，即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公共财政的分配主体是作为政权组织和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政府。公共财政的分配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即是为了保证满足各类通过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公共产品财力的需要。公共财政是凭借政治权力经由非市场性的渠道进行分配的，因而既具有强制性，又具有补偿性。公共财政基本上是依靠税收来取得其收入的，公债和规费尽管也可以作为收入手段使用，但是只能是临时性的和补充性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目标经济体制模式。就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产生于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代表所具有的经济职能；二是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所具有的经济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将政府的两种职能分离开来，将真正的公共职能归于政府，将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及国有资产财政归于相对独立的国有资产总代表。相应地，我国的财政模式也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的财政模式也不能是纯粹西方的公共财政模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的财政模式还是以公共财政为基本目标的。双元财政模式即由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构成的新模式应是我国财政的目标模式。这一目标模式愈益清晰。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公共财政只承担弥补市场失效的任务，而发展壮大赢利性国有经济的任务，则留给国有资本财政去解决。

单元财政模式必然导致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上的混乱及管理模式的不科学，而双元财政模式的建立又对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的建立产生重要的影响：

1．政府外债应属公共财政的范畴。政府外债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结果。以外债形式获得的收入在支出上却执行的是公共财政的职能。外债偿还的真正基础仍是政府税收的增加。职能的统一使政府外债统一管理成为必然。因此，公共财政是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的理论依据之一。公共财政为外债借、用、还的统一找到了理论依据之一。

2．双元财政模式的建立将国有资产财政分立管理，最终将使政府外债统一管理奠定财物基础。公共财政的相对独立大大方便了外债的统一管理。

3．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外溢状况大小不同，导致财政收入的来源与支出的范围不同，因此政府外债又是可以分级别的，可以实现外债的分级管理。国家和社会受益的项目由中央政府负责外债借用还的安排，地方受益的项目由地方负责外债的借用还。

4．政府外债资金只能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项目。外债资金应用在科教、卫生、市政、交通、通信、农田水利、环保、江河治理等项目上。

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外债管理模式

（一）政府外债管理科学化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基础

没有科学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基础，就不会有科学的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

我们已经知道，政府外债是政府作为偿债主体的债务。如果政府除了行使政权的职能外还主要提供公共产品，那么政府只能以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其借债和偿债的基础。如果政府除了行使政权的职能和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外，政府还拥有、管理、运营大量的国有资产，那么，政府外债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既有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负债，又有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经营性或资本性负债。

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外债同作为一个经营单位（或生产单位）的外债是完全不同的。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外债主要是以政府的税收收入作为偿债的资金来源的，尽管外债的偿付主要依靠出口的增长带来的外汇增加，但由于外债主要是弥补财政收入的赤字，因此外债的负担最终还是本国的公民。而对于一个经营单位（或生产单位）来讲，外债转化为投资投入到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收回的投资及盈利以及企业的资本金是企业还债的物质基础，外债的负担是企业。另外，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外债的偿还是有弹性的，因为在短期中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或行政性收费来增加外债的偿还力度，而对企业来讲，外债的偿还就缺乏弹性，必须通过增加出口创汇才能解决。因此，同一债务人很难同时管理好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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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并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经济职能未能发生转变，政府在经济职能管理上的一些问题日趋突出，对正常的经济活动产生干扰，阻碍了经济发展。因此政府在经济职能上进行转变，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的含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政府要从宏观角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要制定规划、协调发展、服务人民、监督调控的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等，来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统筹安排。这些职能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对扰乱正常市场经济活动的违法犯罪进行有效打击，对市场正常运行进行监管，防止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在经济职能上的建设要对市场体系的建立与运行进行监督、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要加强监管、加大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缩小贫富差距并消除两极分化、解决人民群众的就业问题。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上，必须要符合市场经济体系的规律与特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起着决定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作用效果显著。但是，如果市场脱离政府干预，那将导致市场的决定作用失灵。价格由于供求关系出现变化导致价值上下波动，使资源出现浪费，部分行业出现垄断的情况造成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发生，最终出现对抗性的矛盾，造成社会动荡。市场配置资源本身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存在市场因素的关系决定了政府要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这就要求政府的经济职能要不断进行转变。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经济职能要进行转变的要求。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再加上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所以在针对实际国情上，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并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政府在经济上要加快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同时要把发展方式进行转变，避免走向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能转变的方式

（一）从掌控市场职能转变为市场调控职能

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政府包办一切，对所有经济社会事务进行直接承担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市场配置的资源逐渐得到增加，使政府对相关资源的控制有所放松，但是政府在部分职能上面管理内容仍然较多较死。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仍然需要市场来发挥相应的职能，政府不应过多的干涉。但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环境仍不健全，部分企业在经济管理水平仍然较低，市场经验能力不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发展无法对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无法进行正确的引导。因此政府在部分职能上要进行相应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的管理上要有选择有重点。

（二）从直接管理职能转变为间接管理职能

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我国政企合一现象，虽然政企分开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在进行中，但是政企分开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重大趋势。只有将微观经济的职能交给企业，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涉有所减少，才能对市场经济条件的环境建设上有所完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将相关审批的项目要逐渐减少，政府在市场经济建设当中绝对不能出现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在相关决策上要有透明度，积极鼓励公众参与度，通过转向间接管理的职能，为企业正常经济生产提供一个平等、独立、稳定的环境。

（三）从参与竞争职能转变为制定规则职能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我国确定到现在仅仅只有25年的时间，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得到确立。但是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新旧体制的转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政府在经济体制的转轨上的问题要引起重视。但由于政府参与市场活动并进行监督管理的现象一直存在。因此，在职能转变上政府应为市场服务，来对市场活动进行监管，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四）从管制市场职能转变为服务市场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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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产生

（一）现实基础

市场经济是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等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具有竞争性、趋利性、自发性、平等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它是一个历史现象，是相对于封建经济而言的一种经济形式，是发达商品生产阶段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也相应地经历了早期市场经济体制、近代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

国家干预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各个国家的不同条件只会影响国家干预经济的时间、方式及程度，却不能排除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的程度和方式必须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而不断调整。

（二）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的建立主要源于市场经济调控理论，其法理基础是脆弱的。目前法学界普遍从国家干预市场的角度，定位宏观调控，形成有限干预、适当干预和谨慎干预等不同观点，这些观点为宏观调控立法模式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学说。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了与时代对应的几种不同的学说和理论，它们分别是：经济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

二、混合经济制度中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

国家调节和市场机制调节的结合，可称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现代市场经济也可叫“混合经济制度”。根据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在各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组合方式，混合经济又表现为三种具体的市场经济类型，在这三种经济类型基础上产生了三种经济法类型：

（一）市场主导型经济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

绝大多数国家是介于纯粹统制经济和纯粹市场经济这两种极端模式之间的，英国和美国属于偏向纯粹市场经济。支配“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只要能不限制个人的经济自由，就不允许国家或文化因素去限制这种自由。

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1）经济调节强调多市场、少政府。（2）采用经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3）以稳定增长为经济调控的目的。（4）宏观调控的透明度较高，政府、市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与活动，一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社会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

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和理想目标就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鼓励和发展自有竞争的市场经济，同时通过各种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等政府干预措施，来防止市场自有竞争可能引起的垄断、贫富分化和经济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便达到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币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实现大众的福利。

社会市场经济的直接起因是对战争期间严厉的经济统治的反感。

联邦德国之所以把它的市场经济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是因为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市场经济必须具有“社会意识”。他们力图在个性自有与社会公平、个人积极性与社会平等之间建立平衡，使市场经济具有“社会意识”。

（三）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强调企业与政府的合作，为此建立了二者直接对话和协调的机制，企业在政府调控的直接规范下自主程度相对较低。企业决策既受市场支配，又受政府影响，具有双重决策参数，而最终决策在长时间内与政府意图相一致。政策宏观调控直接指向企业时，实际上开辟了资源配置的另一通道，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有所下降。宏观调控手段侧重于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追求力度和时间效应，由于存在政府对企业大量随机监督与指导的缘故，宏观调控的透明程度较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主要代表国家为法国和日本。

三、完善中国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法律的构想

完善中国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构想，应该从五个方面出发：

第一，立足国情借鉴西方成功立法经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殊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化进程更多地表现为对西方相关法律制度的移植。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也比较完善，如果吸收借鉴这些发达国家的成熟制度，正是研究西方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意识所在。

第二，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

第三，按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晚上宏观调控专项法，包括：关于经济计划法、关于产业政策法、关于财税宏观调控法、关于金融宏观调控法。

第四，对反垄断执行机关的构架：反垄断机构设立应当遵循科学合理、精干高效、权威独立原则，以及专家化和专业化标准。我国应当设立类似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准司法反垄断专门机构――“国家公平贸易监督委员会”与“证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对应。

参考文献：

[1] 刘翠红.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研究[J].学周刊, 2011,(24)

[2] 何志鹏.西方国际经济法研究:重点、方法与立场[J]. 国际经济法学刊, 2009,(1)

[3] 叶秋华.西方宏观经济法与市场规制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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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与效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表现，从一个管理学定律谈起

管理学范畴有一个著名的80/20定律，即通常一个企业80%的利润来自它20%的项目。将这个概念延伸到企业的经营上，也可以解释为一个企业80%的利润来自它20%的客户。因此企业都会把更多的资源放在为这20%的客户服务上面，例如现在银行每年都要征收小额账户管理费。这些小额度账户的持有者大都是中、低阶层收入者。在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本身就有一种摆脱掉自己所应负有的社会职责的冲动。由此可见，如果拥有资本数量不同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能会享受到不同的待遇，富人会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待遇，而穷人则有可能被排除在这些服务以外。因此加强政府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的力度，如加大对教育、医疗、居民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这种差距。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范围和种类也应该逐渐加大，特别是为穷人子女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如职业教育，创业贷款等，尽量缩短富人和穷人子女在竞争起点上的差距。

在这里私人机构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采取各种措施为富人提供各种个性化的服务就是追求效率的体现；而政府机构加大公共服务力度，就是注重社会公平的体现。

2 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最易激化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者处于买方市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作出抉择，可以选择的余地是最大的，而且此时整个社会的福利是最高的。当这个市场是垄断市场时，市场上的需求大于供给，消费者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厂商则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得更多的利润，此时即是典型的效率优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厂商自身的理性行为肯定是逐利的，其原则也是以效率为先。下面以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例进行说明，由于我国人多地少，且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阶段，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中来，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旺盛，房价居高不下。因此如果从社会公平争议的角度出发，政府不应该允许发展大型豪华别墅和豪华墓地。虽然开发豪华别墅和豪华公墓可以帮助开发商更快更多的创造利润，却以变相的减少了市场供给，推高了房价为代价，将大量的中低阶层收入者挡在了房地产市场大门外。当房价不断高涨时，商品房已经成为最有价值的投资产品，因此先富起来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囤房、炒房来实现保值、增值。在此过程中，房价上涨的成本主要转嫁给了拥有刚性需求的中低阶层收入者。在房价不断高涨期间，资本获得了太多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先富不仅没有带动后富，反而是在剥削后富，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现在房价的歧高已经对我国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持续攀高的房价很容易积累起大量的泡沫，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

房地产商对利润的追逐对应着效率，而提供符合中低收入者支付能力的房源则对应着公平。很显然，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中突出的显示了效率的含义，而忽略了公平。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都是由保障房或者廉租房市场和商品房市场共同构成的。只有在商品房市场，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遵循价高者得的市场经济规律。在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中，保障房和廉租房处于极度短缺的状态，使得大多数中低收入者也不得不进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因此从公平角度出发，我们就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重新作出一个更加全面的规划，大力发展保障房和廉租房，使房地产市场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市场。

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这都是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本身的机制并不能到达这样的效果，在不加以制度规范的前提下市场经济是“一切向钱看”的，一切以利润为导向的，一切以实现利润的多少为评价标准的。

3 现阶段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就是过于重视效率而忽略了公平，从而导致了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已经达到了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经济总量的急剧膨胀往往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类似的情景在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历史上都发生过，人们处置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一些国家成了当今世界上的“成功国家”，另一些要么坠入了动荡不宁的泥淖，要么重新回到了贫困的深渊。

我国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根据当前的社会形势与客观国情，作出了新的调整。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表明我国政府已将宏观管理与调控的操作重心从效率转向公平，为我国今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如何正确认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方向。

注重效率是我国经济社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关键所在。公平起着稳定社会情绪，为经济社会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后续力量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应只看到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关系还应该看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追求公平而牺牲了效率，这是我们早就丢弃了的“平均主义”；我们也不能只追求效率而不顾公平，这样只会引起社会贫富严重分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一旦失去和谐安定的发展环境，更无效率可言。因此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公平和效率的和谐共存。

效率将整个社会的发展引领到更高的层面上去，公平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加健康，为社会的后续良性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4 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共存

（1）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指导，促进公平竞争和充分竞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以中国药品市场为例进行说明。中国目前药品市场上部分药品在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后，部分药企会因为利润微薄而逐渐停止生产这些药物。在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制下，药企做出上述决定是很正常的反应，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一种损失。利润微薄并不等于没有利润，仅就制药企业出现的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药品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所造成的。公平被迫让位于效率。为此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降低医药企业进入门槛，力促市场竞争，或者出台相应的强制性政策，对参与竞标的药企要求其必须信守承诺，并给予一定的优惠。但是从长远来看，最有效的仍然是成立以非盈利或微利为目的的国有大型药企，完善社会公共药品的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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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34；F120.4 文献标识码：A

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这种体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主要以个人能力及禀赋为依据，必然会导致贫富差别。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表明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能够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教育公平实质上是社会公平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公平的不断延伸和发展，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反映，所以从本质上也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它反映生产关系的性质。因此，我国的教育公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紧密相连并相互作用的。

教育公平被人们认为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因为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权，教育还能够显著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增进社会公平”，“是使人类朝着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迈进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王牌”。教育公平可以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接受适合其天赋的、良好的教育，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其中作为教育体系基石的基础教育公平问题尤为重要。没有基础教育公平的实现，整个教育体系的公平实现则无从谈起，犹如妄想建立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

1基础教育公平的含义

理论界一般认为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方面，瑞典著名教育家托尔顿・胡森认为教育机会均等应有下列三种涵义：第一，起点均等。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都可以进学校，使所有的人入学机会平等。第二，过程均等。即享受的教学条件均等。同时还要强调因材施教，能够按照学生的能力给学生以适当的教育。第三，结果均等。结果均等即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取得成功的机会是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公平享用。虽然教育公平理论具有其客观性和有效性，但教育公平理论作为一种认识，受认识主体、认识客体、认识范围的相对性的制约，决定了没有普遍适用性及永恒不变的教育公平理论，因此教育公平的含义应随社会背景及经济体制的变化而变化。

如同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一样，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率的关系问题是教育公平理论的基本问题。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率的关系问题其实就是在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如何处理平等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教育平等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基本指标。而在教育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教育效率又成为某个社会某个阶段追求的基本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正确处理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率的关系是教育公平含义的重要内容。基础教育的特殊性――基础教育作为具有传递功能、发展功能、陶冶功能和审美功能的教育，它可以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决定了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效率不应成为教育平等所考虑的重点。因此基础教育公平的含义首先是教育平等，这个平等是建立在实际基础上的平等，即适龄儿童都享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平等，而并不要求基础教育结果一致平等。

2我国基础教育不公平的突出现状及原因

当前我国的教育达到了空前规模，尤其是我国的基础教育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及免除中小学学杂费的目标，然而我国基础教育不公平的现状仍一直存在并被人们关注和讨论，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表现为城乡、地区、阶层、学校间的资金及师资配置不合理及基础教育与其它教育阶段资源配置失衡；

（2）公权力寻租影响下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还普遍存在；

（3）弱势群体子女接受的基础教育条件和环境差，弱势群体包括贫困农民、下岗失业者以及进城民工等，这些弱势群体的子女是基础教育不公平中受损最大的群体。

（4）教育政策导向不平衡，入学、招生制度弊端严重，例如在义务教育入学制度方面，我国采取学生按户口所在地实行就近入学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我国目前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构成一种制度。除了这些笔者认为基础教育不公平还存在于中小学阶段就普遍存在着重点学校及示范学校，这些学校集中了优势教育资源，而这些学校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唯分是尊’，造成了对中小学生能力培养的忽视，对学生的心理发育及健康也有负面影响，加剧了基础教育不公平的加剧。

教育公平问题的产生有教育自身的原因，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矛盾和问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正确的分析基础教育不公平存在的可控性因素，有利于对其‘对症下药’。

（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基础教育的资源配置逐渐走向社会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资源共享”，教育资源配置走向社会化的另一特点就是形成多渠道的教育投资办学体制。这些进步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资源配置的弊端而言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巨大差异，人与人之间在社会财富的占有量和占有方式等方面出现了一定差异，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越来越大。而国家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考虑，将更多的教育投资投向了大中城市，而又由于教育资源本身的不足，使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农村中小学的投入更加不足。近几年来，国家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将公平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对基础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而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积重难返，多年问题的积累使得教育公平成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2）从基础教育的自身相关制度和政策设计的弊端来看。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受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市场化的影响，基础教育中设置了 “重点学校”、“示范学校”、“窗口学校”，人为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国家虽曾多次强调义务教育阶段不许举办重点学校，但各种变相的重点学校依然大面积存在，如果说重点学校制度使得学校之间产生了差距，那么择校和择校费制度则使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当前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出现了择校费，这种不合法的收费被默认，因为主管部门无法规范它；另一方面师资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是在市场机制和教育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首先市场机制的存在促使人们自主选择、自愿从业，各方面条件更好的城市比农村更吸引师资尤其是高素质的师资力量。其次是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政策不利于师资向农村流动。如在中小学教师编制政策上，没有因地制宜合理配置教师，形成了城镇教师严重超编，而边远地区教师严重短缺；城乡教师福利相差很大，很多地方存在着“翻过一座山，工资翻一番”的说法。由此造成农村中小学形成了松散的教学管理环境，缺乏有效的激励因素，造成农村基础教育不公平的恶性循环。

（3）从人们的思想观念来看。近年来国家的扩招政策使大学毕业生激增，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的问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学生就业问题更严重。“读书无用论”再次沉渣泛起，基础教育作为培养基础能力的教育的所受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这些观点影响教育的重要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另外教师职业的幸福感和荣誉感在乡村学校和薄弱学校的教师中还没有普遍存在，学生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和关爱，出现接受教育过程中事实上的不公平。

3实现基础教育公平的路径思考

教育公平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和探讨，并借鉴西方教育公平理论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公平理论，学术界对实现教育公平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这些探索对实现教育公平具有改革性的意义，其中不乏创新实效之举，但是有的也存在局限性。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下，许多学者借鉴西方的教育经验，提出将“教育券”制度引进基础教育中，将教育进一步产业化，市场化。所谓“教育券制度”，就是政府把价值约等于该学区每个学生平均费用的教育券发给学龄儿童所在的家庭，供家长选择学校，学校凭借所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兑换教育经费。学校办学质量越高，招生越多，得到的教育券自然就越多，就是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越多，也就更有实力竞争，就能获得更大成功，从而更能招徕优良师资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用引进“教育券”制度实现教育公平不能照搬照抄，需要同中国的客观实际联系在一起，真正实现基础教育公平化。

（2）教育政策应最大限度的改善最差者地位。按照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应“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在社会公共资源分配时，应奉行一种最大限度地改善处境最差者地位的原则，哪怕这可能意味着损害另一些人的权利和经济利益。因此，优先保障处境不利人群的受教育权益，成为在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过程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政府应当进行“弱势补偿”，从政策制定上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倾斜，大力扶持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合理规划和布局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加大农村学校的教育经费投入，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师的地位和福利待遇，从总体上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3）当前基础教育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点学校的存在，有人说重点学校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中考升学的压力，重点学校以及择校费等都会应运而生。所以实现基础教育公平，废止重点学校制度应从源头抓起，也就是对中考进行改革，缓解小升初、中考压力，均衡生源。目前在安徽、大连、盘锦等都尝试中考制度改革，他们把重点高中60%―70%的名额下放到每一所初中，使学生无论在什么样的初中，只要在中考中通过录取的及格线都有机会上重点高中，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没有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之差，择校费也就无从谈起，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化分配也有道可循，基础教育公平有待实现。

作者简介：向玲（1986-），女，河南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武昌理工学院讲师，从事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文献

[1] 杨东平.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认识和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0（8）.

[2] 雅克・德洛尔.教育：必要的乌托邦[A].教育――财富蕴藏其中[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 袁杰.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教育公平影响因素解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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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改革

一、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的含义

姬汝茂认为，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是有关政府在管理文化产业方面具有的政府职能、组织体系、管理方式以及政府与文化单位间的关系，处理的规范和准则等等。通过管理体制，从而规定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管理等相关活动的特征。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是对社会文化价值的一种反映，并在不同时代下，因生产环境、文化氛围等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

二、新形势下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背景

我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管理都是由国家全部包办。政府在该过程中既充当所有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扮演着经营者和举办者的角色，成为一个全能的选手。文化机构则依附于政府，通过政府这个机构，实现对文化企业的控制和管理。在这样的方式之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非常非常严重的“政事不分”和“管办不分”的特点，从而导致其一方面弱化了政府在调控当中的宏观作用，同时也进一步弱化了社会办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最终的结果导致行政力量对文化产业的管理效率低下，缺乏自身活力等严重的后果。而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开始逐步完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项政策和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文化产业开始面临着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如在电影行业中，大量进口影片开始进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电影文化市场。而随着外国企业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从事文化经营和服务，它们凭借自身在资金和管理方面的实力，对这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诱人利润有清楚的了解，对中国文化市场，他们志在必得。因此，加快我国文化市场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当前迫切的任务。

三、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改革滞后，发展秩序紊乱

在管理体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宏观管理体制。在这方面其主要存在着政府过多地干预经营管理，并出现政府职能交叉、缺位、多头管理等问题。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当前政府还存在统管不同文化产业，并可直接参与和决定文化产业自身的运行，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游离在了市场经济体制之外，使得其严重缺乏活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在微观运行机制方面，政府过多地干预了文化市场，而对其中的价格、产品质量、市场执法方面却缺乏监管，缺乏相应的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由此这些问题导致文化市场发展混乱，盗版、欺诈等行为更是屡见不鲜。

(二)投资渠道单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活动逐步活跃起来，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对于文化产业来讲，面对充裕的民间资本，其投融资渠道却比较单一，很大程度是依靠企业自身资金来源和政府财政投资。资金缺乏，成为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障碍，究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民资引导政策。

(三)管理体制缺乏活力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较晚，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比较落后，在文化市场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问题仍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如其中的行业分割问题，文化、新闻、广电和出版等部门包揽了从宏观调控到微观的所有运营管理方面，企业运行等仍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思维；其次，针对一些区域分割，很多文化资源的流动受到区域壁垒的严重影响，从而不利于整个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结构优化。同时，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的经营方式，文化市场方面很多的规范和注入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也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严重阻碍了市场不同主体的活跃程度，使得整个文化市场在建设中缺乏活力，并带有严重的行政干预的色彩。

（四）管理方式与手段比较落后

在管理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如在用人机制方面，没能形成流动机制和淘汰机制，导致在文化产业中冗员过多，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文化程度也比较低。在管理手段方面，存在着“重行政、轻法律，重管理、轻市场”的现象，严重影响着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如在管理中，通过条例、决议等方式直接干预文化市场的建设，忽视市场机制在文化产业建设中的作用，从而导致文化产业的产出比较低下，人力资源也严重浪费。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如长期计划体制影响、思想观念的滞后、政策法规不健全、管理方式落后等等。

四、加快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

面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只有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因此，笔者提出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第一，树立全新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管理思想。俗话说改革的前提是思想的转变。只有广大的管理者在改革中树立改革的思想意识，才能够更好地为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改革奠定基础。同时科学划分各级管理部门的职能，使得各个部门在实践中做到权责分明，分工明确。同时进一步优化文化管理部门结构，以此使文化部门能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求。第二，加快文化管理体制的创新。体制性创新是新时期文化产业竞争的关键所在。政府要逐步转变自身的“垄断性生产和提供者”的角色，并创造各种政策和环境，为文化产品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创新文化发展的模式，采用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并将这种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从而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同时培育一批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混合企业，并加快在法律法规、审批制度、监管制度方面的建设，从而构架更为开放、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第三，构建完整的国有文化产业管理监督体制。国有文化产业资产在当前的形势下数量庞大，从业人员也非常多。因此，做好对国有文化产业资产的管理成为发展的关键。因此，必须充分做好对国有和私有之间的产权界定，为国有文化产业的管理奠定基础，同时按照“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实现对国企的现代化的管理。第四，加快当前的投融资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大力推进文化产业中的合并、兼并、重组等，从而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优秀文化企业；同时加快对我国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拓展企业资金来源的路径，为实现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强大的资金驱动力。对此，应放宽民资进入文化产业的门槛，允许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和资本进入到资本市场，从而增强文化产业的活力。

五、结语

总之，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只有正确认识到文化产业发展中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才能从思想上、行动上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作者：祖令 单位：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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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 萍，女，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0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成都 610074孙群力，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4

自1978 年开始制度转型以来,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升,但同时,地区经济增长出现非均衡发展,地区间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表现在沿海和内地、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拉大。本文拟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从产权制度进程和体制变迁这两个层面来论证制度因素是中国制度转型时期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理论分析:制度转型和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曾经认为，一个地区(国家) 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取决于要素投入，从而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制度给定的理论假设来分析经济增长的事实。新增长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制度”是重要的，而且其作用也可以被模型化。[1]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初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提出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Coase,1937）。[2］(386-405)诺思从产权的角度研究了产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North,1990）。[3]此外，研究者还从制度变迁、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来进行了探讨。[4]

在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变迁一方面通过经济增长制度结构的改变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形成,从而使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规模不断增长并使其潜能得以更大程度的发挥；另一方面,制度转型通过改变要素的激励机制而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从而制度变迁引致的激励机制的改进也就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制度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他因素的投资及其效率。并且，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当一个国家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制度的效率是最高的。因此,研究中国制度转型以来的经济增长问题,必须把制度因素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加以考察。然而，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是非均质的，在渐进式制度变迁方式下,不仅存在制度转型进程的区际差异、而且还存在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区际差异。因此，要完整地解释制度转型时期的区际经济非均衡增长,就必须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引入制度因素,建立新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转型时期的区际非均衡增长问题。

二、制度要素的指标选取

为了阐明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制度因素的度量指标。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正式制度。由于中国的制度变迁主要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本文将经济体制变迁作为一个制度变量。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因此，本文分析的第二个变量是产权制度变迁。基于此，本文主要考虑了正式制度中的两个变量，即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由于制度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正式制度涉及到方方面面，而本文采用的方法是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每一个变量都涉及到大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因此，在选择制度变量时，既要考虑到变量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又要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可行性。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代表体制变迁，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需要说明的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一指标通常又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规模，且存在着一个反映财政支出规模发展变化一般趋势的“瓦格纳法则”，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正处于发展中而且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中的国家，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以及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水平，目前仍处在调整和探索之中。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6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一路下滑，直到1997年才开始回升。因此，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所代表的这一指标在1996年以前对GDP的增长有着负的影响，代表着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程度。而1997年以后，由于区域制度变迁的差异，在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已基本完成的地区来说，它不代表经济体制变迁程度。而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变迁还没有完成的地区，则仍然代表经济体制变迁程度。所以1997年以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产权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产权结构由国有经济为主向多种所有制结构转变。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统计各种经济类型的GDP比重，本文用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近似地代表产权制度的变迁。这也是研究人员通常采用的一个指标。因此，本文关于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主要分析市场经济制度变迁和产权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包含制度要素在内的经济模型的构建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为了阐明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采用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检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在此，选用资本、劳动、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来构建三要素模型。

根据历年的数据, 回归处理, 从而求出α、β、γ的值。

其中Yi,t为各省1978―2003年的国民经济产出,即GDP，α、β、γ为系数,SYSi,t表示各省1978―2003年的制度变迁水平,Ki,t是1978―2003年各省的资本投入,Li,t是1978―2003年各省的劳动投入,t为时间参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SYS是一组表示制度的变量,由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构成（参见表1和表2）。它们分别是： RG表示产权制度变迁，由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来代表；PI表示经济体制变迁，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代表。

根据前面的分析，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产权制度变迁对GDP增长有着正的影响，因此，可以期望以上指标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为正。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加快增长，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以及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水平，仍有待于调整和探索。因此，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这一指标在1996年以前对GDP的增长有着负的影响，而1997年以后的影响则不确定。

可以设想，由于各区域制度变迁速度、强度不同，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GDP增长的影响这两个制度变迁指标在四大区域具有较大的差异。

本文对中国的区域划分，是按地理区域将整个经济划分为四个区域，①分别为东部地区、中部六省、西部地区、东北地区。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模型统计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及各省市区的年度公报数据和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2003年。实际GDP系以1978年为100的GDP指数得出GDP平减指数，然后根据GDP平减指数得出，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劳动力就业系采用当年全部从业人员数。

工业总产值和非国有企业产值的计算1998年前后统计口径不一致。1998年以前的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是当年工业总产值减去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1998年以后，统计年鉴上关于该项统计数据的统计口径改变了，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是工业总产值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由于统计口径的改变，所以图2的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在1999年突然下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回归分析结果。

关于资本存量K的测算方法是由Goldsmish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它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2）式中，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资，αt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测算中国的资本存量K有四个关键：基年资本存量的确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k的确定、当年投资I的取舍、折旧额或折旧率的确定。[5]各省区实际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Ki,t=(1+δ)Ki,t-1+Ii,t/Pi,t计算，为1978年不变价，基本上采用张军等人（2004）[6]的方法。

四、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根据四类地区的划分，采用1978－2003年的面板数据，以1996年为分界点，分别研究1978－1996年和1997－2003年两个时间段各地区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变化对GDP增长的影响。

由于重庆单列时间不长，本模型把重庆数据并于四川；海南和的相关数据缺省较严重，分析中没有考虑，以保持各年度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同时内蒙古在1979年的就业人员数缺省，所以在1978年到2003年间，28个省市区的分析样本数为727个。

在全国及四大区域的面板分析中，以LnY为被解释变量，LnK、LnL、PI、RG为具有相同系数的变量输入，并假设面板数据库各成员有相同截距，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对于D.W.值与2相差较大的估计结果，采用一阶（AR1）、二阶(AR2)或三阶(AR3)自回归的方法进行修正，考虑各系数在显著性水平较佳的情况下，进行取舍，选择理想的结果，以消除序列相关问题。表1和表2是用Eviews3.1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1分析的是1978―1996年时间段，表2分析的是1997―2003年时间段。

从表1的分析结果看，在1978―1996年间，全国及四大区域的模型调整后的R2均在0.99以上，从调整后的R2和F统计值来看，5个计量模型均具有十分显著的统计意义。在这期间，全国样本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的系数分别为：-0.219、-0.138、-0.403、-0.014、-0.815，均为负数，其中全国样本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中部六省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东北地区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而东部和西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全国样本及四大区域的市场经济体制变迁有很大差别，且各区域体制变迁对GDP的增长具有负的影响，但影响作用差别很大。东北地区的系数绝对值大于中部，说明东北地区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干预大于中部，其市场经济体制变迁慢于中部。东部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市场化程度最高，市场经济体制变迁最快，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少，政府干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对GDP增长的回归系数对GDP的影响不显著，表明至少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这一角度来看，在东部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最少，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已基本完成。表1中西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对GDP增长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但根据经验判断，西部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于东部。进一步考察1978和1996年两个年度东部和西部这一指标的变化， 西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18％降到1996年的11％，19年间仅下降了7个百分点，东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由1978年的14％降到1996年的0.07%，19年间下降了将近14个百分点。可见，尽管西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从1978年到1996年也在下降，但十分缓慢，到1996年，其比重仍相当大，这说明西部的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在1978到1996年间几乎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由于自变量变化太小，对因变量GDP的变化不敏感，从回归分析的角度看，表现为其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回归结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从非国有经济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系数看，全国样本、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系数分别为0.285、0.577、0.016、0.266、0.092，系数均为正，表明其对GDP的影响为正，但各区域的显著性水平不同，全国样本及东部地区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从全国平均水平及东部地区看，产权结构的多样化、产权制度变迁对全国及东部地区GDP的影响非常显著，而中部和东北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两个区域的产权制度变迁缓慢，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影响了地区经济增长。根据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西部整体来说，其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趋势在四大区域中是最缓慢的，而西部该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与其经验判断不一致。进一步考察西部的非国有经济产值及工业总产值，可以发现，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很低。1996年，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为5972.15亿元，工业总产值仅为11665.23亿元，远远低于同年东部工业总产值56907.78亿元。西部工业总产值较低，导致其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较高，因而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系数较大，可见，该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是由于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总数较小的缘故。

表2是1997―2003年的回归分析结果，由于时间序列较短，模型的D.W.统计量不理想，但也可从中大致看出，1997年以后，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的系数对GDP增长的影响开始显著了，而非国有经济占当年工业总产值比重的系数对GDP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表明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制变迁还未完成，产权制度变迁缓慢，非国有经济对GDP的影响不显著。东部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对GDP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依然很显著，与前一阶段的结论一致。其他区域则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这一阶段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的系数为0.057，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已大体完成，但瓦格纳法则是否开始起作用还需深入研究；非国有经济占当年工业总产值比重的系数为0.025，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权结构的多样化对GDP增长的影响显著。

五、结 论

本文设定了衡量制度变迁的两个指标，即用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表示的经济体制的变迁，用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来表示的产权制度的变迁，并用这两个指标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以上实证分析中，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1.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区域有显著的不同。东部地区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目前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变迁还是产权制度变迁均走在全国前列，中部和东北地区居中，而西部地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变迁缓慢。制度变迁的这种差异是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之一。因此，推进区域之间制度的协调发展应该成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2.推进制度变迁是不同的区域加快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东部地区要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基本建立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所有制结构。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应加快市场化道路的步伐，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要适当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让市场在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

注 释：

①本文对四大区域的分类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六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湖南、河南、湖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主要参考文献：

［1］夏威尔・萨拉－伊－马丁．15年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学到了什么？［Z］．比较，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19）．

［2］ Coase Ronald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s,(4).

［3］North D.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Person, T. and Tabellini, G. ,2000, Political Economics : 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 , Cambridge MA: MIT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