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领导活动是在一定客观环境制约下，为实现组织某一特定的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的一个创造性实践过程。领导者作为领导活动的主体，在一个组织内可以对个人和集体施加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就是现代管理学上的“领导力”。

（一）领导力的涵义。领导力是作用于领导资源配置过程的力量，是指组织的领导者在确立的组织目标与发展方向下，引导和管理组织全体成员及其相关方，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力和影响力。不难理解，组织的领导作用就是其“领导力”所产生的效率和结果。

（二）领导力的构成要素。研究者过去常把领导力作为领导者的自身能力内容来看，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包含创造力、容纳力、智源力、影响力、心健力、学研力、团队力、沟通力这八项个人特质，但都还没有将其上升到“领导力”概念上来。

王革非在研究企业决策者时，站在了领导力的角度，对决策者的领导力加以解构。将领导力拆分为思维力、决策力、想像力、创新力、执行力、变革力、预测力、评估力、结构力、控制力、沟通力、学习力等十二个构成部分。

本文认为领导力发展至今，深受领导力的作用特征影响，因此在上述对领导力研究的基础上，将领导力的构成要素归纳为战略决策力、权威力、评估力、沟通力、学习力和创新力六个要素。同时，对比传统组织，现代组织领导力的作用特征的内涵有所扩大。本文认为，在现代组织中，以上六个要素还不足够，还应引入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

二、现代组织领导力的作用特征

组织中领导力的作用特征包括内部作用和外部作用，内部作用包括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评审改进创新，外部作用则包括公共责任和公益支持。

过去的传统组织忽略了领导力的外部作用特征，认为领导力有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和评审改进创新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管理体制的健全，本文认为现代组织（包括公共组织）面临的环境发生改变，其作用特征不仅限于内部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可决定组织形象的外部作用特征上。现代组织的领导力对内起着传统组织领导力的作用，对外则起着公共责任和公益支持的作用。

公共责任是指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组织在产品、服务和运营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包括对环境保护、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产品安全、公共卫生的影响和风险。组织的这一影响使领导力要担负起公共责任，发挥公共作用。因此要履行公共责任、恪守诚信经营等道德规范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分析产品、服务和运营中当前和未来对环境保护、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产品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已经或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公众隐忧，为此采取积极措施。

同时，现代组织要求领导力发挥公益支持的外部作用，引导组织为社会做贡献，关注回报社会。组织积极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可使组织员工在这样的氛围中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激发员工的主动性，提高效率。

现代组织通过外部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可以赢得声誉和组织的认同；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为组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帮助组织保持生命力，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现代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新组合

受作用特征的影响，现代组织的领导力构成要素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领导力新的构成要素组合，认为领导力由传统的领导权威力、战略决策力、沟通力、评估力、学习力、创新力这六个要素和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构成。

（一）传统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传统组织强调领导力的内部作用，本文将受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评审改进创新影响的传统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归纳为领导权威力、战略决策力、沟通力、评估力、学习力和创新力六个要素。领导者借助建立在领导者品格、才能、知识等因素上形成的权威力来配置领导资源；战略决策力和沟通力是治理组织所必须具备的领导力构成要素。战略决策力分析环境、制定目标；沟通力有利于良好的组织内、外环境的形成，有利于决策的实施；领导评估力、学习力、沟通力、创新力是实现评审、改进创新作用的领导力构成要素。评估力包括领导者对员工、组织事务的正确评估；学习力是领导力的保障，促使领导者建立学习型组织，培养组织的学习气氛；包括技术、思想意识、文化精神上的创新力，是使组织持续发展的最根本推动力。

（二）新领导力构成要素——社会责任力。随着现代组织的发展，其关注点已不同于传统组织。传统组织重视领导力对内部的作用，现代组织更加注重领导力对外部的辐射作用。在外部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组织要获得持续竞争力，就必须以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人类生存质量为目标，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所以，本文在传统领导力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认为现代组织的领导力由七个要素构成。

篇（2）

    审计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是甄别经济信息、保障经济活动按照既定规划与要求正常执行的必要手段。现代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对审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基于会计信息基础上的事后“查证”功能，而是逐渐从控制导向型审计转向了风险管理型审计，即围绕经济运行主体的既定目标，从检查、评估风险到预警、控制和化解风险。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描述审计职责时就曾提出：审计师应该“在不损害客观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提供确认和咨询服务，促进公司防范风险和进行公司治理”。本文借鉴财务预警分析原理，结合审计所应承担的查错纠弊、警示预险的功能，探讨审计预警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构建审计预警框架，为进一步发挥审计作用、防患于未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二、审计预警系统构成要素

    预警系统，是指能够快捷、准确地分析经济问题或经济风险可能发生的蛛丝马迹，及时把握潜在危机出现的前兆，迅即发出警示通告及缓解或消除危机相关建议的一套完整的措施或评价模式体系。其主要功能在于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与危机、提前预警、消除隐患。而审计预警系统，就在于通过评价被审计主体的经济活动，揭示其经济运行或财务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与隐患，促进被审计主体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监控、提升经济活动效益，是审计内涵与外延的实践性扩展。

    笔者认为：审计预警，应在明确预警、排警的前提下，结合被审计单位内外部环境状况，对其公司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管理机制与制度执行等）进行评价，将风险识别及信息传递、预警提示等有机结合，以保证预警系统目标的实现。因此，审计预警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应该包括对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的评价、对公司治理机制与执行力度的审计、对相关风险识别的审计以及信息分析与预警提示这四大要素。

    （一）对内外部经营环境的评价

    这是审计预警系统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内部经营环境如管理方法的先进性、计算机网络审计的运用程度、财务收支体系、权益制衡与内部协调运作能力、资产与资本构成等等；而外部经营环境应考虑相关政策的影响、资本市场与客户市场等等。只有首先了解被审计主体所处的经济环境，分析不同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才能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提高预警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二）对公司治理机制与执行力度的审计

    这是审计预警的基础内容。治理机制与执行力度是维护公司经营活动正常进行、抵御不法行为与不良现象滋生的基础，也决定着审计预警系统运作的特点、目标和运作方式，进一步影响审计预警系统发挥的效率。在这一方面应特别注意公司组织机构中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执行、问题反映与处理系统、经济安全防范机制等等。

    （三）风险识别

    这是审计预警系统的关键环节，影响着审计预警系统最终目标的实现。风险识别是对影响经营目标达成的相关风险的辨认和分析，包括风险识别手段与方法、风险识别能力与风险评估等。要分析企业对风险识别的充分性和对风险衡量的准确性，以及针对风险提出的相关应对建议。只有识别风险和估计潜在的风险程度，才能有效地实施防范，有针对性地开展控制，其结果决定着整个审计预警系统运作效果的好坏。

    （四）信息分析与预警提示

    这是审计预警系统的核心。其直接功能是关注企业财务与资金安全，关注资产完整、经营活动是否正常运作，监督评价财务与经营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并在分析信息的基础上，及时发现潜在的、隐含的问题苗头和不良倾向，并通过审计调查、审计分析和风险识别，评价可能发生的风险程度及产生的可能影响或损失，及时发出预警提示信号、提出整改或应对建议，防止风险爆发导致的决策失误和经济损失。

    三、审计预警系统层次模型

    影响被审计对象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因素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企业不可能均衡地分析考虑每一影响要素，而应有所侧重，针对具有关键影响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进行分析、检测、预警。这不仅体现了审计工作与审计预警中必要的轻重缓急，也有利于降低审计预警系统的运作成本，保障审计预警机制整体运作的高效与合理性。

    因此，结合上述构成要素分析，可以勾勒出审计预警系统的如下层次模型（见图1）。

    其中，第一层次包括对公司内外部环境的评价和对公司治理机制与执行情况的审计，属于预警系统中的审计预防功能。通过收集被审计对象的各类财务、经营或经济活动信息，以及与被审计单位相关的政策、社会、市场状况等信息，对被审计单位经济与财务活动进行跟踪、监测，评价实际情况与目标、预算、标准或期望等等之间的差异，分析产生各类偏差的原因，以监测可能产生不利状况或经济问题的踪迹。

    第二层次是对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及风险进行审计识别，通过对预警要素各类信息进行审计分析，识别可能影响企业经营正常运作的不利因素或引发危机事件的苗头。特别是当某类重要的经济与财务指标出现异常或某些经营与管理关键要素不健全或者缺失时，更应及时识别、评估风险，确定预警等级。

    

    第三层次是结合以往历史资料的统计比较以及对现行状况的跟踪监控，依据风险识别所确定的预警等级，发出相应预警提示，提醒、监督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责任人尽早采取应对措施，避免潜在风险演变成现实的损失。

篇（3）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2-0070-05

Abstract： Tourist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must be confirmed for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aliz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ghtseeing districts， managing tourist activities in scenic spots effectively， and regula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data of Gulangyu island on weekdays and holidays is analyzed with improved AHP by establishing an index system for 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combining the natural ecology， social psychology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The analysis finds out that the scenic spot should enhance the management of long-term over capacity of touris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tmosphere purifying capacity， pollutant disposal processing capacity， and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of the psychological bearing capacity of tourists. By doing so， the tourist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could be promoted with tourist number controlled at an acceptable level， facilita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ulangyu island.

Key words： tourist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improved AHP， Gulangyu island scenic spot

一、引言

鼓浪屿景区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西南隅，是我国第一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之一。同时厦门市也是一座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我国著名的滨海旅游胜地，有“海上花园”的美誉，旅游资源丰富。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民众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旅游活动已然成为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旅游消费产业也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厦门市与鼓浪屿景区凭借其良好的经济、环境资源优势和独特的民俗、饮食等文化条件，成为了中外闻名的综合性风景文化旅游地，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到访。

近十年来，厦门市不断重视和宣传旅游产业的发展，鼓浪屿景区作为厦门市的窗口和旅游业发展的龙头已经从当初游客、旅游收入均不足的局面转变为当前每年游客过千万的状况，旅游收入随即大幅度增长，景区在2015年接待游客达到1021.17万人次。但在游客井喷式增长的同时，景区环境受到污染，自然、人文景观遭破坏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威胁到了鼓浪屿景区旅游业及旅游资源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加强对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分析，以期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及旅游资源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的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这使众多热门旅游景区的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旅游环境承载力被人们逐渐所关注，国内外诸多学者开始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内涵、计算方法、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到了90年代，学者们开始对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旅游进行研究，并将旅游环境承载力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研究之中；21世纪以来，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更加的深入和细化，且实证研究大量出现并应用于旅游管理实践中。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Wager（1964）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出，认为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指一个旅游目的地能够长期维持产品品质的旅游产品使用量[1]。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内涵随着社会关注度的逐渐增多也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国际组织WTO/UNEP（1992）[2]、国内学者崔凤军（1995）[3]等分别在文件和著作中较早阐述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定义，这些定义的关键词最终都落在确定一个景区的适宜游客数量上。同时学者们在概念体系的研究中也探索指标体系的构建，崔凤军与刘家明（1998）在综合分析社会文化环境、心理环境和经济环境三方面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和TECC测算模型[4]。梁智与卢政营（2015）在综合各位学者的说法基础上，把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构成要素归纳为自然环境承载力、社会心理承载力、经济承载力三个部分，体现了旅游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含义[5]。随着人们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走向全面和深入，学者们更加注重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量化研究，以期用量化结果指导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和旅游产业的管理。Tony Prato（2001）通过构建和运用AEM（Adaptive Ecosystem Management）和MASTEC（Multiple Attribute Scoring Test of Capacity）模型，对美国国家公园景区适宜承载游客数量进行了测算[6]。KampengLei和Zhi shi Wang（2008）通过能值流的方法对澳门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分析，并以此衡量了旅游产业对当地社会发展的贡献[7]。黄震方、袁林旺等（2008）[8]综合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构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江苏海滨湿地生态旅游地为例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估该地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董成森（2009）[9]基于其前期实地调查资料，通过总量模型、流量-流速模型及“木桶原理”的方法，对武陵源景区旅游环境日承载力和年承载力进行了定量计算与分析，并结合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刘佳、于水仙等（2012）[10]在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构建基础上，采用物元综合分析法及灰色预测模型测量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水平。王奎峰、李娜（2015）[11]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山东半岛的地质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12项代表性指标的权重，并运用Map GIS空间分析、数字地面模型对该地的地质环境承载力进行分析评估，为推进山东半岛生态文明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内涵、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及定量分析等方面。通过构建一个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理方法进行分析与评价已经成为环境承载力分析中最广泛的研究方法。当下，旅游环境承载力已不仅是一个理论阀值数字，更是一种管理工具。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厦门市鼓浪屿景区为例，综合考虑鼓浪屿景区在工作日和节假日的差异性，采用改进层次分析法对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体系各构成要素赋予权重，测算出鼓浪屿景区分别在工作日和节假日的环境承载力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

旅游景区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方法有很多，结合鼓浪屿景区的实际情况，将采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和线性加权法对鼓浪屿景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先建立合适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动态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构成要素的权重，最后用线性加权法得出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情况。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景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进行该地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的前提和基础。不同的景区由于其所处区域空间的差异，其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相对权重也将不同，因此指标体系构成要素及其权重的衡量必须综合考虑该景区的具体环境。参考当前学者的研究[12]，以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心理承载力、经济环境承载力三个维度为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以大气净化能力等7个重要构成要素为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建立如下树形结构评价测算指标体系（见图1）。

（二）研究方法

在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体系中各构成要素的含义以及相应的测算方法分别说明如下：

1.大气净化能力测算。大气净化能力C1是旅游生态环境系统对旅游活动起限制性作用的因素之一。大气净化能力主要是指景区植被的氧气供应量或对二氧化碳的净化量。其测算模型为：

式中R表示景区植被总的氧气供应量或对二氧化碳的净化量；r表示人均需要氧气量或产出的二氧化碳量。

2.污染物处理能力测算。污染物处理能力C2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当地生态环境系统固有的吸收与净化能力；二是旅游地主动投入社会资源处理污染物的能力；三是游客在旅游地产生的污染物绝对数量。通常情况下，生态环境系统对污染物的自然净化能力很慢，人工方式处理污染物的作用较大，所以旅游景区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优先考虑人工方式，污染物处理能力的测算模型为：

式中Q表示景区每天人工处理掉的垃圾物的数量；q表示每个旅游者一天内产生的垃圾物的数量。

3.景区空间承载力的测算。景区空间承载力C3是指在景区空间范围不变的前提下，满足游客对景区旅游资源的基本需要基础上而形成的景区所能承载的人数阀值。尤其对于空间相对固定的景区，受游览面积的限制，空间承载能力也更加重要。景区的空间规模A除以游客平均最低基本空间标准a，即可得到景区的瞬时空间承载力，而景区空间承载力就是瞬时空间承载力与景区人流相对比较密集的时间T除以游客人均每次游览时间t之积。其测算模型为：

式中A为景区空间规模；a为游客平均最低基本空间标准；T为景区人流相对比较密集的时间；t为游客人均每次游览时间。

4.游客心理承载力测算。游客心理承载力C4是游客在旅游地游玩时所能忍受的拥挤程度的量化值，主要受游客人数过多而导致的视觉干扰和气氛破坏等因素相关，且游客心理承载力和景区空间承载力有量上的一致性。根据实地问卷调研结果可得出当游客心理承载力约为景区空间承载力的时，大多数游客对此时的旅游活动量表示满意。即：

式中C3表示景区空间承载力。

5.居民心理承载力测算。居民心理承载力C5是指旅游地本地居民从心理感知上所能接受的游客数量。游客过度密集而引起的交通拥挤、物价上涨过快、商品供给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会使当地居民产生排斥心理。

6.经济环境承载力测算。经济环境承载力C6是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外部条件，是指满足游客食、住、行等基本要求的物资供给，主要包括供水、供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和酒店床位、副食供应等服务设施诸多方面的供给水平所能承载的游客人数，其公式为[13]：

C6=min（T1，T2，…，Ti） （5）

式中Ti为第i种要素供给量形成的经济环境承载力，Ti=Si/Di；Si是第i种要素的日供给量（量/天）；Di是第i种要素的人均需求量（量/人・天）。

四、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构成要素的分析，结合鼓浪屿景区的实地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现场监测和考察、记录的方式取得鼓浪屿景区旅游承载力各构成要素的相关数据以供计算需要），可以测算出各限制性构成要素的结果；通过改进层次分析法得到各限制性构成要素在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体系中的权重；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出鼓浪屿景区在工作日和节假日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实际情况。

（一）构成要素承载力的测算

由于鼓浪屿景区独特的区位条件和资源优势，该区域旅游业已被列为支柱产业进行大力发展，给鼓浪屿景区当地带来了许多有利变化，如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就业机会的增加等，使当地居民大多对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乐观态度，故居民心理承载力C5目前未表现为限制性要素，可取无穷大。此外，鼓浪屿景区内交通基础设施、供水、供电等设施完备，且靠近厦门市，交通便利，食宿、医疗、购物、银行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需要均可在景区内或厦门市里得以满足，故景区经济承载力C6也不视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性要素。

所以本文在分析中忽略非限制性要素，只考虑四个限制性构成要素：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C1、C2、C3和游客心理承载力C4。

1.大气净化能力测算

通常情况下，1公顷绿化植被每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吨，放出氧气0.73吨，按生理学上的指标，每个成年人每天需要消耗氧气约0.8千克，释放二氧化碳约1千克，上述公式按照氧气为指标计算；则：1公顷绿化植被可负担912.5人，平均每人需拥有绿化植被10.96m2；同理若按照二氧化碳为计算指标，考虑到各种工业生产、日常生活所放出的二氧化碳气体，相当于每人平均每日释放的二氧化碳更多为2.5-3千克，则平均每人需拥有30-40m2的绿化植被才能维持空气中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正常比例，使空气保持清新。

鼓浪屿景区面积1.87平方公里，绿化植被覆盖面占全区面积58%左右为1084600m2，整个景区的空气净化功能强大。按照以上指标，以每位游客每天平均需要40m2绿化植被的最大标准测算，可得出：大气净化能力对旅游活动的承载力为C1=27115人/天。

2.污染物处理能力测算

鼓浪屿景区的污染物绝大部分来源于每天大量的游客所产生的垃圾，因此景区污染物处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游客垃圾的处理能力。鼓浪屿景区现每天有保洁及转运工人270人，一天可以处理的垃圾数量为6.5吨，每位游客在景区产生的垃圾平均每天为0.6kg，可得鼓浪屿景区污染物处理能力为C2=10834人/天

3.景区空间承载力测算

鼓浪屿景区的可游玩面积A=205400m2，a表示旅游景点单位容人指标，通过景区调研平均测得a=12m2/人，游客每次游览时间为t=4小时/人，游客相对密集时间T=9小时/天，测算结果如下表：

4.游客心理承载力测算

根据以上景区空间承载力C3数据，可得鼓浪屿景区的游客心理承载力C4结果为下表：

（二）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指标体系中构成要素的权重将采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计算。改进的层次分析法[14]顾名思义是对传统九标度的层次分析法的变动，使得在使用过程中更加方便。传统的层次分析法在进行要素重要性等方面之间的比较时需要划分九个程度，而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则是划分三个程度，在构造比较矩阵时则是三标度法，这将使得在判别两两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时更加简便和清晰，最后通过矩阵进行计算推导。同时根据旅游业的季节性特征将景区旅游季节分为工作日、节假日两类，在原有的改进层次分析法的原理上融入权变思想，以更好地突出旅游环境承载力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从而确定各构成要素在不同旅游季节下的相对权重。

1.构建三标度比较矩阵

对四个显著性构成要素之间建立三标度比较矩阵如下：

改进的层次分析法有三个标度0，1和2，其中aij是要素Ci与Cj相比的重要性，当aij=0时，要素Ci没有要素Cj重要；当aij=1时，要素Ci与要素Cj同样重要；当当aij=2时，要素Ci比要素Cj重要。对要素之间的两两比较后得出的三标度比较矩阵如下：

从比较矩阵中可以得出四个要素中大气净化能力C1，污染物处理能力C2，空间承载力C3和游客心理承载力C4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2.构建判断矩阵

将三标度比较矩阵变换成具有层次分析法特征的间接判断矩阵，根据公式计算各指标重要性排序指数：

可得到rmax=7，rmin=1；rmax所对应的指标Amax=C3，rmin所对应的指标Amin=C1，选取C3和C1作为基点比较元素，假定基点的相对重要程度bm在节假日为4，在工作日为7（按标准AHP标度给出）。再根据下式可分别得出节假日与工作日的间接判断矩阵如下：

节假日的间接判断矩阵为：

工作日的间接判断矩阵为：

3.计算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用方根法求出特征向量与最大特征值，即可得到各构成要素的权重。首先计算出间接判断矩阵中各行元素的积，即，并计算这些积的四次方根，，得到向量，再对向量Gi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到特征向量Hi，即大气净化能力、污染物处理能力、空间承载力、游客心理承载力四类要素的权重向量，通过计算可以得到节假日时的相对权重为：ω1=0.10，ω2=0.16，ω3=0.46，ω4=0.28；工作日时的相对权重为：ω1=0.06，ω2=0.12，ω3=0.56，ω4=0.26。

再分别对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

节假日时：最大特征根λmax=4.03，n=4从而可以得出：

C.I.=（λmax-n）/（n-1）=（4.03-4）/3=0.01 （12）

查随机一致性指标表可得C.I.=0.9，故计算的一致性比例为：

C.R.=C.I./R.I.=0.01/0.9=0.011

结果表明判断矩阵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同理可得在工作日时的一致性比例C.R.=C.I./R.I.=0.04/0.9=0.044

（三）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综合测算

通过改进层次分析法计算可知大气净化能力、污染物处理能力、空间承载力、游客心理承载力四个限制性要素的权重在ωi节假日时为：ω1=0.10，ω2=0.16，ω3=0.46，ω4=0.28，在工作日时为：ω1=0.06，ω2=0.12，ω3=0.56，ω4=0.26。结合鼓浪屿旅游环境各要素承载力的数据，采用线性加权法可得鼓浪屿景区环境承载力在工作日和节假日的综合测算值：

C=ω1C1+ω2C2+ω3C3+ω4C4 （14）

工作日：C=0.06×27115+0.12×10834+0.56×29954+0.26×19969=24893.2人/天

节假日：C=0.10×27115+0.16×10834+0.46×38512+0.28×25675=29349.4人/天

测算结果显示：鼓浪屿景区工作日旅游环境承载力为24893.2人/天；节假日旅游环境承载力为29349.4人/天。

五、结论与建议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通过以上对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量化计算和评价，得出鼓浪屿景区在工作日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为24893.2人/天，在节假日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为29349.4人/天。这个测算结果可以使我们更科学的对景区游客人数进行管理，以实现鼓浪屿景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对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测算表明，大气净化能力、污染物处理能力、游客心理承载力三个限制性要素承载力较低是制约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主要因素，这些限制性要素的改善可以为景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充足的资源保障，因而，建议未来加快厦门市环保产业的发展，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安排以提升鼓浪屿景区的污染物处理能力和大气净化能力，同时要加强景区内的旅游服务，更加注重对于游客体验项目的规划，以此转移游客的注意力，提高旅游者的心理承载力，最终提升鼓浪屿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

鼓浪屿景区近年来的实际游客量（2015年鼓浪屿景区接待游客1021.17万人次，2012年10月2日，一天的游客人数突破12万，创历史新高，2015年春节黄金周鼓浪屿景区共接待中外游客44.88万人，属于强度超载）与景区的环境承载能力相比，游客数量已经严重超出了当地旅游环境系统的承受能力，其后果必然是景区旅游环境系统的破坏和旅游服务质量的下降，对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尤为不利。针对此现象，应该做到“预防”与“治理”双管齐下加强管理。从事前和事后两方面着手，通过价格杠杆、媒体宣传、以及与旅游中介机构合作等方式来对游客数量进行调控和管理。总之，鼓浪屿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根据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对当前的长期游客过载现象加强治理，也需要重视大气净化能力、污染物处理能力、游客心理承载力限制性要素的改善以提高景区自身的旅游环境承载力，把景区的旅游数量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推动鼓浪屿景区的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1]Wager J A.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Wild Lands for Recreation [M]. Forest Science Monography 7. Washington， DC： Society of American Foresters，1964

[2]WTO/UNEP. Guideline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for Tourism [M]. Madrid：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1992

[3]崔凤军.论旅游环境承载力―持续发展旅游的判据之一[J].经济地理，1995，15（1）：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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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图分类号：F22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受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商务成本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变动发展趋势，对企业投资决策和政府招商引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投资决策、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商务成本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目前，国内对商务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商务成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的界定；第二，商务成本的测量与评价；第三，商务成本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研究；第四，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第五，商务成本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和实证比较研究；第六，商务成本与城市发展研究；第七，商务成本对策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内研究文献的借鉴，旨在对商务成本的这几个研究方面做一个概括和总结，以便对商务成本有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并对商务成本的应用和应对策略做一个梳理。

一、商务成本的内涵和构成要素

（一）商务成本的内涵

对商务成本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中期《财富》杂志对全球最佳商务城市的排名，此后日本和英国的研究机构和咨询公司开始开展了对商务成本与投资环境的调查与研究。我国的学者从2001年起从对区域经济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的研究，开始导入商务成本的概念，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们对商务成本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清晰的认识。

关于商务成本的界定，一些学者认为商务成本是绝大多数企业为了维持生产而发生的最小范围的费用（傅钧文等，2003；张卫等，2004）；有学者认为商务成本是经济主体在商务活动中为获得经济资源和服务,或为出售产品和服务,必须与他人或社会进行交易活动而发生的耗费（李峰等，2004）；一些学者认为商务成本是企业在开办期和持续期所产生的各种费用的总和（潘飞，2005）；一些学者把商务成本定义为典型企业在生产经营时所面临的、除与技术差异相联系的成本因素以外的综合成本（蔡玮，2007）。总之，不同的人由于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对商务成本的界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本文认为商务成本的内涵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来考察，其中广义商务成本是指投资者和企业在商务活动中所发生的外部交易成本总额，即企业总成本扣减制造、开发、转卖、管理等企业内生性成本之外的余额。狭义商务成本指区域商务成本,是指投资者和企业为完成各类交易活动而支出的与所在地(行政区域)相关的成本总额。狭义商务成本的界定必须强调“主体依存、商务依赖、属地相关和边界有限”，这里主要是针对狭义商务成本的研究。

（二）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

对商务成本的内涵认识不同，对商务成本构成要素的划分也众说纷纭，不同企业的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和侧重点也不同。根据狭义商务成本的内涵，本文认为，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包括要素成本、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其中要素成本是企业获取各种资源（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技术、信息等）的耗费；营业成本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即在企业属地的谈判、交通、运输、广告、中介、渠道建立与运行、服务、外部培训与咨询、公关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制度成本包括显性制度成本与隐性制度成本，前者表现为企业税费的负担水平，后者则指企业商务活动由于间接受到属地的政策法规、行政效率、市场准入与规范、权益保障、商业诉讼等的影响而为此承担的交易成本；其他成本是指除上述成本之外的企业属地所特有或偶然发生的费用与支出，如社会治安和文化兼容性等。

二、商务成本的测量与评价

（一）商务成本的测量

商务成本的测量是指通过建立商务成本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和计算商务成本水平。由于商务成本各要素的衡量标准不统一，对商务成本的测量主要是对其构成要素分别评价的基础上对商务成本的总量测量出一个绝对值，所以对商务成本进行评价包括对总量指标和层次指标分别评价。国内学者对商务成本的测量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法：（1）社会调查方法，即通过向企业或专家进行函询或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地区商务成本的综合评价。这种市场导向方式能够获取第一手资料，却难以规避由于被调查者的主观意愿、行业背景和知识水平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研究结论偏差和认识的误导。（2）统计分析法，即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库，得出区域商务成本的综合评判和横向比较。鉴于该种方法客观公正和资料可得性高的优点，学者将之视为一种主流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我国一些城市或区域经济地带（北京、“长三角”、深圳等）的商务成本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由于对其构成要素的看法不同，对商务成本的测量指标也不相同。由于不同的行业和企业对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的需求强度和敏感性不同，各指标的权重也不相同。

（二）商务成本的评价

测量出商务成本的大小就要对商务成本进行评价，对商务成本的评价要结合商务成本的特点。相关研究指出持续递增的商务成本会影响城市或区域竞争力的持续提升，而理性科学地降低商务成本必须关注于商务成本的结构要素和特点，并注重区域商务收益的提高。商务成本的特点和评价分析如下：

1. 商务成本是一个相对概念，其高低没有绝对标准，企业要结合自身情况对商务成本做出评价。商务成本是一个与企业的主观体验和判断密不可分的概念，不同企业对商务成本的理解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对商务成本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施放等，2006）。

2. 商务成本是企业在分析发展前景前提下进行未来决策所考虑的机会成本，这意味着商务成本是企业作出在某地区投资决策，或持续经营决策所承担的潜在和现实的成本支出。如果企业潜在经济收益（机会收益）和溢出效益不能补偿商务成本（机会成本），或企业无法有效转嫁商务成本，企业将通过选择商务活动和选择投资地加以回避。相反，如果商务成本很高，但是收益更高，那么企业和投资者依然会选择投资或持续经营。

3. 商务成本的悖论特征。单纯的成本观不足以正确认识和评价商务成本，商务成本存在悖论特征：

第一，主体悖论。商务成本对企业而言是成本，对政府而言则更多表现为收益。企业为其商务活动承担商务成本，自然期望它越低越好。但是，诸如土地增值、税费则构成政府的收入来源，较高的商务成本在增长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却提高了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主体悖论导致政府对商务成本的演变态势存在着“两难选择”。

第二，功能悖论，商务成本演变所表现出的“聚集效应”和“挤出效应”存在着消长关系。一方面，商务成本低有利于吸引投资，加速资本和各类要素的集聚，比如一些地区发生的产业集群就是与该产业相关的属地性商务成本较低的结果；另一方面，较高的商务成本则可以挤出和淘汰低端产业，从而加速产业的转移与扩散，推动产业的调整和升级，并缓解低端产业对土地、能源和环境的压力。因此，商务成本是“双刃剑”。

第三，产业悖论。不同产业对商务成本的评价存在着相悖的结论。由于不同产业的要素需求结构、要素密集度和商务活动支出结构不尽相同，而商务成本不同的构成要素的变化方向和速率也各有差异，因此，一些产业（例如房地产业）认为该区域商务成本高居不下的同时，另一些产业（高技术产业）则会感到该地区商务成本较低，具有比较竞争优势。换言之，商务成本结构的动态演变，对于不同产业，乃至企业之间具有不同的风向指示。因此，考察商务成本一般意义上的上升和下降并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

第四，构成要素发展悖论。要素成本和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及其他成本此消彼长，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下要素成本相对较低，政府因控制着较多的资源往往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市场体系不完善，因此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及其他成本极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要素成本刚性上升，则会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和法律体系，导致这些成本显著降低（蒋海霞，2009）。

三、商务成本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研究

目前，对商务成本的发展变化趋势的研究已经逐渐增多，出现了很多对诸如长三角、北京、深圳的实证研究和各区域的商务成本比较研究。

（一）要素成本的变动和趋势分析

对要素成本的分析主要是指对劳动力、土地、房屋成本的变动与趋势分析，近年来的调查和研究显示各要素成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各组成部分和各地区的成本变动幅度又各不相同。（1）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包括职工年平均工资、单位有效产出指数，即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众多参考文献和文件都显示职工年平均工资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相比之下，单位有效产出指数变动幅度较年平均工资相对小。当然，还存在结构性变动的问题，如科研人员和高技术人员工资变动与基层工人的工资变动幅度和趋势不同，对企业的影响也是不同的。（2）土地、房屋成本。土地与房屋的成本主要通过对土地使用权交易价格、房屋所有权交易价格、房屋使用权租赁价格进行衡量，目前各城市的土地与房屋价格逐年上升，其中房屋销售价格上涨最快，这对土地依赖比较强的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二）营业成本的变动和趋势分析

营业成本中比重最大的是交通成本和服务成本，而水、电、煤等的价格虽然也有上升，但是收费标准比较刚性，目前影响最大的是交通成本。一些大城市市内路况不佳、交通拥挤，停车费用高昂等问题突出，造成了营业成本的上升。另外，培训费用和广告费用作为营业成本的组成部分也存在上升的趋势。

（三）制造成本的变动与趋势分析

制度成本分为两类，一是以企业所承担的税费负担比例表征的显性制度成本，二是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绩效对区域内商务环境的影响而使企业间接或潜在支付的隐性制度成本。（1）显性制造成本。税费比重作为显性制造成本受到广泛的关注，由于各地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税费负担比重会相对降低。（2）隐性制造成本。隐形制造成本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政府审批与管制指数、政府服务能力指数、法制健全程度指数、市场发育程度，也表现出逐渐减低的趋势。

（四）其他成本的变动与趋势分析

其他成本主要指社会治安和文化兼容性，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越好说明政府保护私有财产和人民安全的能力越强、商务成本越低，而文化兼容性好对吸引外资非常有利。相比较而言这两种因素都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东部沿海地区，如长三角等表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此外，东部沿海对教育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比中西部高。

四、商务成本的应用

（一）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产业结构亦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以及个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它主要受需求结构、资源供给、科学技术、国际经济关系等的影响。由商务成本的产业悖论，商务成本是一把双刃剑，较低的商务成本有利于吸引外资，促进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较高的商务成本，又能促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还能缓解低端产业对资源、土地和交通的压力。不同的产业、甚至同一产业的不同行业，对商务成本各构成要素的需求强度和敏感性具有显著差异（黄晓莉，2008）。商务成本中的要素价格上升主要是因为需求增加而供给不足引起的，而又引起对今后需求的相对较少，对要素价格比较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就会逐渐退出。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的降低又会吸引那些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从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二）商务成本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狭义商务成本是指与属地相关的成本，对评价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和投资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投资总收益左右着投资者的区域选择，而投资总收益取决于投资环境中的商务成本和收益的比值，根据成本收益理论，成本越小收益越大则利润越大，适度治理商务成本、扩大单位投资收益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企业衡量投资环境主要是衡量商务成本和这些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两个重要的项目。企业生产率和外资企业数量与城市人口、人均GDP和运输成本有关，可以说商务成本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商务成本对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也具有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商务成本对城市和区域的投资有重要影响，但是各城市的投资回报率与综合商务成本乃至要素成本、营业成本等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性。

五、商务成本治理对策

由于商务成本是一个相对考察量，对商务成本的治理不能盲目要求降低，一味强制性的降低其绝对值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有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商务成本的上升，关键是分析投资本身的收益与产业集聚、市场规模等所带来的增额收益，是否大于商务成本的增加值。日本的研究证明地价与工资在企业对小城市的投资上起负相关作用，但在企业对大城市的投资上起正相关作用，因为大城市强大的市民购买能力和大规模多范围的产业集群会给商家带来更多的回报①。政府在商务成本的治理中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同时也要重视市场和企业的作用。

（一）企业应对商务成本策略

对于企业而言，应首先要分析商务成本下的收益，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投资或持续经营，否则根据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设，企业就会选择退出。当选择投资和持续经营时，也要在现有收益下最大限度的降低商务成本。

（二）政府应对商务成本的策略

市场在调节商务成本中的要素成本等硬性成本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调节商务成本主要是对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的调节。（1）对营业成本的调节。对营业成本中的水、电、煤等能源的调节要结合不同的地区资源，对高能耗产业进行节制，大力弘扬节能减排。对低能耗和公共服务产业实行优惠政策。对于交通运输成本，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征收各种交通税费。（2）对制度成本的调节。政府在制度成本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制造成本与政府行为直接相关，因此，政府致力于降低制度成本，真正扮演好服务的角色。首先要制定合理的税费政策；其次，对于隐性成本应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公务员素质、制定合理的政府绩效考核政策、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等。（3）对其他成本的调节。加强教育、文化、法制建设，降低其他成本的支出，对政府来说任重道远，需要政府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国内有些学者还单独列出了“中国特色成本”,即国内企业的公关成本和很多不能拒绝的会议成本（刘永东，2008），因此，还要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和亲民亲商建设，充分发挥各种非赢利性组织的作用。

注释：

① ［日］经济企划调查局.平成6年地域经济报告［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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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101-01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中激励机制的理论依据及主要内容

（一）激励机制理论依据

1、激励的涵义

激励就是激发人的动机，调动人的积极性，鼓励行为，形成动力，使其振作的意思。是通过某种合适的、健康的刺激，促使完成目标的行为，保持高度积极状态的某些心理需求的外在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内心状态，是在外部某种刺激的前提下，使人产生一股内在动力，朝向所期望目标奋斗的心理活动过程。

2、激励的基本原理

管理学中围绕着激励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几种主要的激励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阿尔德弗的ERG理论、麦克米兰的激励需要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等。这些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据对激励问题范畴及涉及概念的不同理解，形成一家之言，建构了独有见解且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但无论哪种激励理论都必须遵循激励的基本原理，并在理解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阐述各自理论的独到观点。激励的基本理论，即激励是一个循环过程，在激励的过程中包括四个阶段：满足人的需要的产生；激发在需要的作用下产生的动机；鼓励在动机作用下引发行为；引导目标。这四个阶段前后承接、缺一不可，共同组成了完整的激励。

（二）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激励机制的主要内容

公务员制度中的激励机制是以满足公务员的需要，调动、激发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出发点，根据客观需要，结合公务员队伍实际情况建立的，是激励理论精髓的制度化体现。是指政府引导国家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实现共同的行政目标，按预定的标准和程序将行政资源分配给国家公务员或行政组织的过程。简言之，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是政府引导国家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实现行政目标的过程。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公务员的录用、奖惩、职务升降、考核等环节。

二、我国政府现有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政府激励机制的构成要素变化以及由此造成政府激励偏差，说明我国政府的激励机制出现问题，亟待重构。中国政府激励机制问题主要有：

第一、政府激励机制构成要素的变化，冲击政府激励机制，使政府激励机制运转不灵。政府激励原则由过去的精神激励原则转向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还有目标激励原则、内外激励原则和公正公平激励原则转化；激励客体由原先的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工人阶级，而现在政府激励客体不仅是地位不同民众（成为国家的主人），还有外来的人；激励主体范围扩大，由中央政府单一承担到地方政府、中介组织、甚至民众自己参与的巨大转变；激励手段由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到现在的经济激励、管理激励和法律激励转变。这些构成要素的转变，无疑给现有的政府激励机制平添了不少变数。

第二、政府激励客体需要没有被满足。满足激励客体需要是政府激励机制得以运行或者运行良好的标志。人们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的需要绝大多数是经济利益需要，而政府过去满足人们主要是精神需要，这显然不能很好地迎合人们的基本需要，从而也就不可能依据激励客体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政府激励机制，导致政府激励人们积极性水平的降低。

第三、政府激励理论急需重构。西方政府激励理论，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全盘吸收。我国政府过去的政府激励理论由于始终没有解决好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或者正确理解二者在激励人们过程中的地位，以此构建的政府激励机制难免会与时代脱节，需要构建新的政府激励理论。

三、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中激励机制的对策思路

（一）转变观念：批判继承传统思想，培养创新时代意识

适应社会发展，符合时代主流，与时俱进地转变观念是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前提。观念是行为的先导，转变观念是改变行为的前提。

（二）优化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公务员制度运行的环境是完善国家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基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公务员激励机制有效运行提供物质基础和环境资源。

（三）克制非正式制度激励机制滑向腐败

计划经济时代的激励机制存在着从内部瓦解其激励效用的因素，因此是一种不得不严重依赖非正式制度激励机制支撑正式制度激励的扭曲化激励体系。就其内部瓦解因素看，成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激励机制难以满足激励对象的各种需要，也难以采取针对不同激励对象的个别的、有效的举措为取径，更难以建立起激励者与被激励者之间相互尊重的平等激励关系。于是，在人们的行为都需要激励，尤其是被激励者本身更需要巧妙的激励才会作出积极向上的举动的情况下，正式制度激励的效用缺乏将使被激励者不得不转向非正式制度激励的效用，以弥补正式制度激励效用的严重短缺。

以法治化的正式制度激励机制建构重建现代治理者激励机制，乃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这涉及政府运作机制转型和社会自主机制再造等重大问题。但是，只要人们期待治理者理性化行动，并由此带动整个社会公众理性化行为，那么，这样的建构过程即使再漫长，也将是人们不得不寻求完成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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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对社会资本的解释过程中将其引入政治领域。解释过程主要是指在对社会资本的界定过程中将其引入到政治学领域。代表人物是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和肯尼斯•纽顿。罗伯特•帕特南将社会资本作为培育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的基础，按照信任、内部规范、网络、协调合作、服务共同利益等要素构建起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加强更大范围的社会互惠合作，从而更容易“使民主运转起来”。肯尼斯•纽顿则在帕特南观点的基础上做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社会资本是构建在公民之间信任、合作、互惠互利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是一个将家庭私生活与工作、社区管理中的公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网络；是社会结构中有助于协调社会集体行动的社会关系。（2）在对社会资本的分析过程中将其引入政治领域。代表人物是詹姆斯•科尔曼和林南。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通过社会规范、信任网络、公共利益等要素从而影响个体行动者，为社会结构中的个体行动者的行动提供便利。林南进一步阐述了行动者（个体或集体）如何在工具性需要或者表达性需要的驱动下与其他行动者进行互动，从而获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以得到更好的回报。

2、关于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相关研究

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实体的、要素的有序集合。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组织等。奥斯特洛姆则把社会资本看作是基于共同期望下，在知识、规则、规范达成认同基础上实现关系网络内部成员的良性互动。（1）关于关系网络的相关研究。部分学者侧重于社会资本中关系网络要素的研究。波茨强调社会组织内部个人凭借社会资本搭建的网络及服务结构内部个人的宗旨，可以在获取稀缺资源方面占有优势，侧重关系网络和内部人员资格的强调。帕特南主张在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建立基于相互信任的纵向的和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并对破坏信任的人予以严肃惩戒。科尔曼强调了社会网络在培育社会资本中的重要性。林南则认为，社会网络是正式性较弱的社会结构的代表，在网络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的利益节点，自我的社会资本则正是由嵌入这些节点的资源转变而成的。（2）关于社会规范的相关研究。制度、规范，作为规范、协调结构内部成员行为的重要准则，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引起了国外学界的广泛研究。从规范的效用方面展开研究，科尔曼主张规则、规范与有效的惩罚并存，共同作为规范结构内部人员行为的有效形式。正如他所说“：在某些自治体的村庄、公社以及部落社会中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限制某些行动，鼓励其他活动”；奥斯特罗姆则主张通过实现规则、规范、知识、期望的共享和认同来摆脱集体行动中面临的困境；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推进结构内部开展有效合作的非制度化规范；埃里克森认为，保持互利互惠的内部规范会推进组织总体利益的最大化。⑦（3）关于信任的界定。纽顿认为：“信任就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其他人不会故意损害你，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其他人将站在你的利益的角度采取行动”。

3、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互动关系的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RobertPutnam）经过对意大利南北地区社会差异的调查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之间潜在的互动关系。北部地区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合作、公平公正的网络，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政府保持高效率、回应性、公平公正；南部地区则恰好相反，公民参与能力较低，参与意识淡薄，帕特南称其为“无公民心”。

二、国内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

1、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互动关系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促进的关系。王强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指出，发育良好的社会资本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传统的家本位、伦理本位、依附权力的社会资本会严重制约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⑨；郑光梁则从政府回应性的角度指出，社会资本中所包含的网络、信任、互惠等构成要素，有助于在政治参与活动中实现公民之间、公民与第三部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互惠合作，同时，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又可以整合各种利益和要求，为申张公平正义、政府善治创造基础。⑩因此，他认为社会资本可以提升社会管理创新的水平。胡洪彬从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三个要素进行论证，指出信任可以增强政府公信力，促进公民遵守社会秩序，公民参与网络的形成可以协调公民参与，推动公民意愿的表达和权利的维护。陶国根从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角度指出，信任社会资本可以强化参与主体的相互信任，规范社会资本可以规范社会管理格局的秩序，参与网络可以推进社会协同机制的形成。刘雅静则从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研究，她指出，信任社会资本可以培养政府及社会管理参与主体的责任意识，推动行政伦理建设；规范社会资本可以强化公民的自我约束意识；参与网络可以强化公民的集体意识、大局观念及政治参与意识。这一切，都有助于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样，良好的社会管理体系可以有效地推动社会资本的健康成长。陈述飞指出，良好的社会管理体系对培育社会资本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存量为创新社会管理创造了优良的社会土壤和生态环境，社会管理的广度、深度和质态都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良好的社会管理体系有助于推动互利互惠、相互信任的公民参与网络的构建，从而从强化信任机制、构建服务网络等方面推动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輯訛輥

2、关于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研究

在诸多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信任机制、社会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互利互惠、民间组织等，但是，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表述和解释方式。刘雅静认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是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輰訛輥唐贤兴从社会资本的性质和来源角度指出，人际信任、制度规范、关系网络和互利互惠都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輱訛輥陶国根在探讨社会资本发育存在的问题时指出，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信任”社会资本、“规范”社会资本、“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赵曦对少数民族社会资本的内涵作出了界定，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化、道德伦理、宗族观念及民族和谐基础之上，蕴含于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之中，并以成员间的信任和规范为保障。輲訛輥

3、关于社会资本发展现状的研究

从目前的社会管理实践看，社会资本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存量上来看，都未达到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相匹配的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1）从宏观层面进行的理论分析。陈述飞指出，在目前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社会资本的发展缺乏兼容并包，呈现出非理性化、分布失衡、成分杂织的趋势。张凯兰通过对频发并不断扩散的趋势进行分析，指出信任危机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和谐，以法律制度为代表的制度化规范和道德规范为代表的非制度化规范普遍缺失，加之官本位思想突出和参与机制缺乏，致使社会资本存在严重问题。（2）基于实证调研的社会资本研究。张弛指出，北京大兴区城乡结合部在实行“村庄社区化”管理前，社会资本的状况是伦理缺失、规范失效和关系网络弱化。輳訛輥胡洪彬以浙江省为基地，采取试点的方式对浙江省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发育状况进行测量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在信任方面，从纵向来看，政府的公信力较高，但从横向看，民众之间缺乏应有的信任。在规范方面，宏观上指导性规范较多，但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具体规范不足；从参与网络来看，公民有较强的参与意识，但缺乏参与能力。吴开松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化、道德伦理、宗族观念及民族和谐基础之上，蕴含于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之中，并以成员间的信任和规范为保障、与传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内涵完全不同的一种资本形式。輴訛輥

4、关于社会资本培育策略的研究

如何将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创新成果应用到指导社会管理的实践过程中去，从而实现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的良性互动，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1）整合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陈述飞、蔡潇彬、刘雅静都强调要整合社会资本，并从价值观、制度、社会等层面提出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公共价值），完善制度、规范，发展民间组织等第三部门等举措。（2）重构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部分学者侧重于对构建关系网络重要性的相关研究。吴东民主张将社区NGO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通过合作模式、信任模式、互惠模式来突破社区治理困境。张弛认为，通过强化社会关系网络，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可以培育社会资本，推动村庄社区化建设。张凯兰等学者侧重于对规范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的相关研究，将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非正式制度，纳入到社会管理创新体系当中去，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也有学者从完善机制的角度提出通过推进社会管理机制创新来完善社会资本结构。胡洪彬从宣传机制、治理机制、工作机制和民间组织四方面展开论述，提出完善宣传教育机制；完善治理机制，提升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推进制度构建，完善社会管理的工作机制；加强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构筑社会管理的辅助平台等重要举措。輵訛輥（3）优化社会资本外在环境的相关研究。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资本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那么，通过构建适合社会资本成长需要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培育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途径。按照这个要求，唐贤兴提出通过完善法律执行，充分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及时回应民众需求，构建交流和沟通的互动平台等举措来适应和谐社会和社会资本成长的需要。（4）区域性社会资本发展研究。鉴于民族地区丰富的社会资本与政府管理能力的不足，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更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吴开松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谐人际网络、降低政府管理成本、增强公民参与意识、创新乡村发展的互惠机制等五项适合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举措。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评价

1、社会资本研究取得的成效

（1）研究是多层次、多视角、丰富和全面的。从研究的内容看，学者分别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主要构成要素、发展现状、培育策略及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从研究的视角看，学者分别从内部构成、服务功能等视角展开研究；从研究方法的看，学者主要包含规范研究，也包括实证研究；从学科领域看，社会资本的研究横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甚至出现学科交叉研究成果。（2）突出了应用价值。学者分别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为组织内成员提供工具性便利、推动组织内部成员的有效参与、构建组织内部成员的信任网络等方面对社会资本的应用价值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和剖析。这样，更加明确了社会资本的研究导向，并给社会资本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2、社会资本研究过程中凸显的不足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丰富、全面的，整个研究过程是深入的、不断向前发展的，但随着研究的推进，存在的不足也逐渐凸显。（1）研究方法相对单一、滞后。目前，国内外对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规范研究或者描述性研究，实证研究法、定量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模拟法等许多研究方法并未得到广泛而有效的运用。（2）社会资本的测量未引起重视。尽管研究中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从概念到构成要素到培育策略，但却忽视了对社会资本的测量研究，如果不能对社会资本进行有效的测量，就无法了解某一区域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有效运用社会资本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无从谈起了。（3）缺乏对社会资本的个案和比较研究。社会资本的存量是受区域限制的，社会资本的发展具有区域性和发展不均衡的特征。在目前的研究中，除帕特南对意大利南北进行比较研究外，国内外没有其他学者从事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在个案研究方面，只有国外的帕特南、国内的张弛、吴开松、胡洪彬三位学者从事过社会资本的个案研究，其余的学者基本没有从事过社会资本的个案研究。事实上，顶层的理论研究是基于个案研究的，否则，缺乏可信度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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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难题”早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除了依靠农村市民化、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等非农措施增收外，农民自主创业已成为重要途径之一，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农村创业环境是指农民在创业过程中影响其创业活动的农村周边环境和农村背景环境，具体包括农村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对农民创业的服务环境等。它对于提高农民创业成功率、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具有关键作用。笔者对近期国内外有关农村创业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发现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村创业环境概念研究

作为创业环境的一种类型，农村创业环境的内涵也是随着一般创业环境概念研究的深入而逐步发展的。Child（1972）把创业环境看作是企业自身感知的“客体”。Aldrich和Pfeffer（1979）则把创业环境看作企业必须去适应的一系列外部条件。GoegrineFogel（2001）把创业环境描述为在创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组合。GompersandLerner（2003）提出创业环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环境，其中包含规范的制度、规制的制度和认知的制度。

池仁勇（2002）把创业环境定义为“创业者周围的环境，是创业者及其企业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由创业文化、政策、经济和技术等要素构成，是多层面的有机整体。张玉利、陈立新（2003）认为“创业环境是在创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组合”，包括“影响人们开展创业活动的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要素”和“获取创业帮助和支持的可能性”两个方面。

孙红霞等（2010）指出，创业环境会对创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农村周边环境和农村背景环境会对农民创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包括农村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自然风光）、社会环境（社会资本、乡村治理、文化传统）、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商业网络、信息通信技术）等的综合影响。Fuller-Love等（2006）认为，制约农民创业的主要因素就在于农村环境本身，解决农民创业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应针对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制定不同的农村创业政策。

二、农村创业环境构成要素研究

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即能够为创业者及创业产生一定影响的要素，这些要素的状况反映了创业环境的状况。Fogel（1994）提出创业环境由五要素构成：财政支持；非财政支持（如提供服务）；创业技能及一些商业技能；社会经济条件；政策及创业活动的程序。ScottShane（2003）认为创业环境包括三个方面：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GEM（2005）报告中提出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或创业环境的条件包括九个方面即：金融支持、政府项目、政府政策、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务环境和有形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文化和规范。这也是学界迄今为止对创业环境比较权威的一种要素划分，被运用于不同类型的创业环境的分析评价当中。

罗新阳（2009）根据要素组合模型和GEM模型的研究成果结合农村特点，把农村创业环境系统分为五个子系统，即经济支撑系统、服务支撑系统、培训支撑系统、文化支撑系统和环境支撑系统，并且设计了这五个方面（12个类型）26个指标在内的农村创业环境的指标体系，每个子系统被分配的权重为20%。其中，经济支撑系统具体包括收入增长带动创业（33.3%）、投资活跃失去创业（33.3%）、经济增长拉动创业（33.3%）；服务支撑系统包括金融支持创业（33.3%）、政府服务创业（33.3%）、其他服务创业（33.3%）；培训支持系统被细分为教育鼓励创业（50%）、职业培训鼓励创业（50%）；文化支撑系统被细分为文化鼓励创业（50%）、宣传鼓励创业（50%）；环境支撑系统被细分为人为环境（50%）、自然环境（50%）。每个子系统的各个方面都设计了具体的测评指标。

三、农村创业环境评价研究

农村创业环境评价是指研究者通过设定一系列评价标准和方法，对某一区域内的农村创业环境进行调查分析，给予综合评价和建设性意见。目前，农村创业的相关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更多地是借鉴其他类型的创业环境研究，再根据农村的特定条件重新设计一套系统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Dana（1987）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创业环境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那些不限制创业者，且为他们提供税收及其他激励政策，同时给予培训咨询服务的国家，新创企业的存活率越高。

GeorgineFogel（2001）以对280家匈牙利中小企业的实际调查为依据，以政府政策和规程、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和管理技能、对创业资金支持和对创业的非资金支持作为5个一级指标，设计了28个二级指标建立评价模型，研究认为外部环境对初创企业的生存和成长有很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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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2-153-01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剧增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强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废气物质不断的输入环境，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重大问题，对于大气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广泛，许多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被广泛应用。

对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来说，由于其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以及难治理和修复周期长等区别与大气和地表水体污染的特点，其修复问题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日益活跃的领域，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虽然人们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实用技术，但这些修复方法往往会破坏场地结构、造成二次污染，对于污染面积巨大且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甚至难以应用。为此，近年来，人们在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甚至生物修复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理念，并对其概念、内涵、原理、产业化途径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应用的探索，试图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一、生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础

生物修复是对污染环境实施修复、之力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是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是生态修复的基础。

目前被广泛认同的生物修复定义，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从而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消除环境中的污染物的一个受控或自发进行的过程，这是狭义的定义。

除了微生物修复外，植物修复、动物修复乃至酶学修复等方式的出现，赋予了生物修复更广泛的内涵，即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动物以及水生藻类、陆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谢活性降解、减轻有机污染物的毒性，改变重金属的活性或在环境中结合态，通过改变污染物的化学或物理特性二影响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广、最有效的生物修复技术仍是微生物修复。

二、物理与化学修复―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

从修复原理来看，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是指充分利用光、温、水、土、气、热等环境要素，根据污染物的理性性质，通过机械分离、蒸发、点解、磁化、冰冻、加热、凝固、氧化―还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学反应，使环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转化为无害物质。通常，为了节省环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复或化学修复往作为生物修复的前处理阶段，近年来根式作为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无论是环境要素或生态因子，还是工程措施，对于修复生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若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环境条件和生态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转化，将极大地提高生物修复或植物修复的效率，这一点对于生态修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物理与化学修复措施与生物修复的结合，是生态修复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关系到生态修复的有效性和成败。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把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措施更好地与生物修复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

三、植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复这一概念大约是1980年代前期提出来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积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来去除污染环境中多余的重金属。

目前，植物修复这一技术已经涵盖了污染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城市树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对大气或室内空气的净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过对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利用而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污染土壤及水体中无机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机污染物的讲解等。

在污染环境治理中，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主要是植物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植物修复过程中，往往是植物、根系分泌物、根际圈微生物、根际圈土壤物理和化学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部分人为调控）等在共同起作用。因而，总的来说，植物修复几乎包括了生态修复的所有机制，是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利用植物对重金属如Ni、Zn、Cd、Hg、Cu、Se,放射性核素如Cs、Sr、Ur，多环芳径，石油，化学农药，有机氯溶剂如TCE，废弃炸药如TNT等的修复研究均有报道。

四、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生态修复评判基础

污染环境修复标准是指呗技术和法规所确定、确立的环境清洁水平，通过生态修复或利用各种清洁技术手段，使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降低到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不构成威胁的、技术和法规可接受的水平。

近年来，污染环境的修复一直是热点领域。然而，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的制定远远落后于修复方法的研究，这就很难说清楚环境修复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认为是清洁的。

在世界范围内，污染土壤修复标准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刚刚制定玩土壤修复标准。从总体上来看，各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工作，均大大滞后于其大气、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工作；各国污染土壤修复标准的建立工作，又大大滞后于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监理工作。

我国在土壤修复效果的评价中，一直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但是依据背景值建立的土壤质量标准并没有给出土壤的去染污允许值，这样对于有一定吸纳污染物能力的土壤资源是一种浪费。

目前，理论和技术上可行的修复技术主要有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酶学修复、动物修复、化学修复、物理修复和各种联合修复等几大类。有些修复技术已经进入现场应用阶段并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无论是化学修复、物理修复还是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去点，都不能对环境污染进行根治。只有对污染环境实施生态修复，才能彻底阻断污染物进入食物链，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从而最为有效地阻止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修复是在生态学原理的指导下，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结合各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工程技术措施，通过优化组合，使之达到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费的一种综合的修复污染环境的方法。

五、生态修复―实施与研究展望

在眼前的格局下,可持续发展不失为当代人的一种既明智又沉重的选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已开始正视目前所处的困境。显而易见,倒退回去,甘于守贫,不仅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丝毫无补,反而加剧生态失衡;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只能在麻木中葬送自己。唯有通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寓环境治理于发展之中,才是修复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长治久安的最终出路。

篇（9）

要建构一套行政规制模式，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素齐全问题，包括确立行政规制的功能、价值、依据、范围、对象、主体、方式、过程、结果和监督救济等，然后要解决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保证诸构成要素相互匹配，避免出现“短板”。

就其实质而言，建构行政规制模式是一个试图发现并改变规制关系主体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比率的过程。行政规制的法律设定不仅会影响规制对象的行为选择，还会影响规制主体的行为选择，通过保证规制主体行为选择的理性来推动规制对象行为选择的理性。就其形式而言，建构行政规制模式是一个制造出一种主次分明的主体关系的过程。要从事实上或者假想中一片混沌的社会现象中建构起一套轮廓清晰、取向明确的行政规制模式，就必须遵循某种取舍标准，首先建构一系列对立的范畴，诸如规制主体与对象、公益与私益、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等，然后再进行优先性排序，例如公益优先于私益、规制对象服从规制主体、公共选择取代市场选择等，通过承认一些变量和拒绝一些因素、强化部分变量和弱化部分变量的方式，建构起一个错落有致的行政规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类似于韦伯所谓的确立“理想类型”的过程。

建构一种行政规制模式，就是试图通过可预期的法律之治来解决社会行动的不确定性问题，这是一个依托现实创造未来、客观见之于主观、努力将法治价值融入社会事实之中的过程，是一个有风险的试错过程，存在着各种可能造成行政规制模式不合理的隐患。这主要包括：或者是模式的构成要素残缺不全，例如缺乏绩效评估；或者是模式的诸构成要素之间不匹配，例如权责不对称；或者是对成本/收益比率产生非理性的制约与激励，例如诱发行政规制的设租、寻租；或者是对模式变量的取舍不当、甚或挂一漏万，例如行政规制的理论模式容易因追求模式的纯洁性和可控性而将经验、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拒之门外；或者是在制造模式局部强弱对比的过程中因过分夸张而顾此失彼、甚或本末倒置，例如因片面强调行政规制的命令———服从性从而变异成权力本位。

传统规制模式及其危机

所谓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就是一种以国家为轴心的行政规制模式，它有可能滑向两个极端：在一个方向上对应于全能政府，主张更广、更硬、更加直接的行政规制，将维护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当作法律的主题；在相反的方向上对应于夜警国家，主张更窄、更软、更加间接的行政规制，将法律的功能定位为控制权力和保障自由。大多数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上。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尽管在两个极端形态上形成鲜明对比，但这并不影响二者分享一些共同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它们殊途同归：

一是对抗性。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制造大量泾渭分明的对立范畴，这就使得一种非此即彼的对抗关系昭然若揭，它集中体现为规制主体与规制对象之间的对抗性，将公益与私益关系机械地理解为此涨彼消。二是单向度。行政规制主体是指令的发出者，行政规制对象是指令的接受者，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命令———服从关系。三是国家垄断。行政规制的依据只能是“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创制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硬法规范，行政规制的主体只能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行政规制过程只能是一个单一的权力行使过程，国家在行政规制中居于单中心的垄断地位。四是封闭性。就其主体而言，行政规制过程对规制对象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往往是封闭的；就其评价机制而言，行政规制过程对规制对象和观察者、评价者往往是封闭的；就其据以决策的信息和知识而言，行政规制往往只对单一来源开放，以逻辑排斥经验或者因经验排斥逻辑，不同知识之间不能兼容。五是形式主义。行政规制过程被似是而非地假定为“绞肉机”式的执法过程，重视的是形式合法性而非行政绩效，注重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强调对上负责而非满足公众诉求。

这种与国家管理主义范式契合的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因为公共治理的兴起而越发地不合时宜，危机四起：一是行政规制的目标与手段关系出现断裂，单一的命令———服从方式不足以有效满足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促进公共福利的社会需求。二是行政规制的形式合法性背离实质正义，法律似乎得到实施，但公共安全并未随之出现；或者虽然维护了公共秩序，但公民自由并未因此得到维护和拓展。三是理论、制度与实践三者之间的各自为战，合乎逻辑的规制理论没有能力指导法律制度安排，法律设定的规制“效力”难以转化为规制实践的“实效”，规制实践的经验教训在规制理论中得不到应有的反映，这就造成了行政规制理论的自说自话，行政规制制度安排的一厢情愿和行政规制实践的各行其是。

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带来严重的规制失灵问题。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强制性规制收效甚微，规制目标经常落空。此外，还诱发权力滥用，设租、寻租屡禁不止，经济领域的过度规制和社会领域的规制不足并存，行政规制存在着结构性失衡，行政管理的越位和错位与公共服务的缺位和不到位并存。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行政规制的初衷主要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那些因行政规制的挤占而致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会发生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的双重失效。

行政规制模式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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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30 [文献标识码] A

The Building of an Assessment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of Higher Education

YANG Yeping， WANG Liying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s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ssessment of teaching is a key link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a key pattern for monitoring the teaching effect. However， at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urrent assessment system for the course is not good enough in terms of scientific nature， long term effect and integration.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system could help increase the teaching effect. As a result，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hierarchy， and openness should b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building the system. To promot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eaching staff should solve current problems for the system by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assessment system and upgrade assessment patter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ory course， assessment system， systemization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育。教学考评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和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形式，对教学过程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引导、规范和促进作用，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的构建是提升教学实效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内容。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体系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断对课程考评进行改革和创新，逐渐完善考评体系，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但还是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1.缺乏科学的考评体系

科学的考评体系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对教学效果的检验和教学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自身课程特点对考评体系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大多还停留在经验层面，没有规范化的标准，不能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考评体系。

第一，缺少对考评的系统化研究。系统性是事物的基本属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评也不例外，科学的把握其系统性，可以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和教学的质的飞跃。然而，现实中相当多的理论课教师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只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将考评的各个方面简单堆积，缺乏对其全面、深入、系统化的研究。

第二，缺少对考评体系构成要素的合理分析。考评目标、考评内容、考评方式、考评标准等作为考评体系的构成要素，其在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自身的运转特点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析，也没有弄清各要素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致使考评体系的整体属性和功能得不到最好的发挥。

第三，缺少对考评体系的开放性研究。考评体系也具有开放性，它与外界环境相互联系，需要通过不断吸收外界的有利因素来促进自身的发展，然而很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能根据外界因素的变化及时更新和改进考评目标、考评标准、考评内容等，致使考评体系出现明显的封闭性和滞后性，影响了教学效果的提升。

2.缺乏长效的考评机制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考评过程中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注重将理论内化为学生的实际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没建立起与时俱进的长效考评机制。

第一，考评过程缺乏连续性。在传统的考评中，学生可以依据教师的教学特点，准确地估计出教师的考评时间，甚至是考评内容，进而在具体的某一时间段上采取积极的应对行为，熟记概念和原理等理论性的内容，利用这种机械的、被动的方式顺利通过考评。

第二，考评要素缺乏关联性。现阶段的考评体系中，各要素从设立到应用，都只是从要素本身出发，单纯地对学生某个方面进行考评，而忽视了各要素间的相关性和考评体系的整体性，各要素的最大考评效能难以发挥，不能真正评价学生。

第三，考评监督保障机制缺乏有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虽然得到学校的重视，但是学校还没真正从课程设置的价值本源出发，为课程考评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保障机制，更没有科学规范的评定和验收程序，没将其作为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无法全面客观地考查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过程、学习效果，无法解决“考核标准的直观性与学生思想品德的隐蔽性之间的矛盾”[1]，达不到将学生认知外化为行为的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难以提升。

3.缺乏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考评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实践性，然而在考评过程中却出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和实践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制约了教学效果的提升。

第一，实践内容没有融入考评理念。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过程中仍然存在重知识、轻能力的落后现象，教育者并没有意识到考评是教育的手段与过程，过多的将关注点落在结果上，而忽视了学生平时表现和进步，使学生处于消极的被评价地位。

第二，考评目标的设置上缺少实践内容。现行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目标虽有对实践考评的设置，但大都流于形式，淡化实践性，制约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实践能力的增强，失去了考评目标的导向性作用，不能真正实现课程教学目标。

第三，考评内容的选择上缺少实践内容。教育者虽在考评内容的选择上已经考虑到理论内容与实践内容的同等重要性，但在实际的考评中，由于实践教学模式未完整的建构起来，仍然存在缺少实践内容考评的现象，削弱了教学实效性。

第四，考评方法上缺少实践手段。理论型考评仍是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的主要手段，学生平时的实践表现和道德行为没能很好的融入到考评中，致使考评成绩与平时品行表现不一致，考评结果缺乏全面性、公平性、真实性、准确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考评体系构建的原则

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有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教师教学工作的开展，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其构建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整体性原则

考评体系是一个由处于不同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考评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统一体，应从其整体性出发去认识考评体系和处理考评体系建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弄清考评体系在整体上呈现的新属性和功能，使“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新的力量。”[2]是考评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可以使教育者正确认识和处理考评体系中各要素间的联系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联系，揭示考评体系的特性，挖掘体系的深层规律，实现体系整体功能的优化。

2.层次性原则

考评体系内部的考评要素具有不同的属性、规律、功能，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为此，考评体系的建设应遵循层次性原则。教育者要分清考评体系内在的层次，发现不同层次上的共性规律与个性规律，尤其要注重对考评体系各层次上的质的差异性的研究，利于把握考评体系的本质，从宏观到微观都能科学、合理地规划考评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实现功能最优化。

3.开放性原则

系统的开放性体现的是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与传递的关系。[3]它是维持系统良性生存的重要途径。考评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系统，需要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信息交换与传递，吸收有利因素，及时调整自身的结构，依据现实需要不断更新考评理念、考评方法、考评内容等，以适应社会、学校和学生的需要，真正发挥考评体系的作用，从而提升教学质量。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体系构建的新路径

教育工作者应从新的角度构建科学的、系统化的考评体系，以克服传统考评中存在的问题，提升教学实效性。

1.构建科学合理的系统化考评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体系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教育者应用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思维工具，将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揭示其整体特性和内部各组成要素间的联系与运行规律。

第一，科学分析考评体系的构成要素，明确其地位与功能。对考评体系内部各要素的分析是科学认识考评体系的前提，其主要包含：考评理念、考评目标、考评主体、考评原则、考评内容、考评方法、考评标准、考评过程、考评保障机制九部分，他们共同推动考评体系的合理运转。每个考评要素自身是一个系统，有各自特殊的属性与运行规律，在考评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存在很大差异，必须要充分挖掘各要素的运行规律，进行合理设置。

第二，理清体系内部各要素间的联系，保障考评体系良性运转。考评体系功能的最优化受其内部各组成要素间关系的影响。教育者应明确考评目标、原则、主体、方法等各要素间的具体关系。如考评目标引领和调控整个考评体系，考评标准规范考评过程，考评保障机制维护考评体系各要素和整体正常运行。可见，考评体系内部各要素间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的良性运行是考评体系合理运行的重要保障。

第三，注重吸收外部有利因素，促进考评体系发展。考评体系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其必须通过鉴别与筛选不断吸收外界有利因素，才能促进体系自身的有序发展。为此，教育者在考评中要不断吸收相关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行为学等）的优秀成果，可以将其应用于考评内容、方法的选择，考评原则的设立，考评过程的监测等。还可以引用当今先进的数据分析与综合技术，收集和整理考评对象的具体信息，预测考评对象的动态等，为考评服务，使考评体系朝着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