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6:56:43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动态贸易理论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电商企业总是在抱怨物流快递基础设施以及配送队伍不能对其提供更大的支持,而快递企业则抱怨电商企业根本不管他人死活,因此需求与供应的矛盾不断地发酵、不断地放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是每年各种节日期间的争吵还是消费者的抱怨,基本上都是在一段时间内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得到一种大致平衡。
这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电商物流的生物性,这种生物性就是经济学中有名的“蛛网理论”。
让我们看一下近几年来中国电子商务订单量的增长以及快递企业的供应量状况,其中主要以阿里巴巴“双十一”以及申通、圆通的业务能力作为说明。
自从2010年开始,阿里巴巴每年均在11月11日这一天举办活动。2010年“双十一”达到1200万单,2011年“双十一”达到将近3600万单,2012年“双十一”更是突破到7000万单以上。
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淘宝网C2C业务的增长,圆通其实是受益快递公司中一个典型样本。
通过图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圆通所承接的阿里巴巴及淘宝的订单量每年以200%的速度递增,但是同样与之配套的站点供应能力却是以不到78%的速度递增。
同样,民营快递单量排名第一的申通站点供应能力也是如此。自其2007年刚接触淘宝订单时,其日均处理包裹量为30万单,此后的2008年为70万单,2009年为100万单,2010年为200万单,2011年达到300多万单,2013年日均处理包裹量已经基本保持在日均500万单。这还不是特指阿里巴巴“双十一”时期的订单量,只是日均订单量而已。与之相对应的申通的网点设置截止到目前也才不过8000多家,其发展的速度与圆通类似。
如果以阿里巴巴代表电子商务行业,申通、圆通代表中国快递行业,那么在巨大的订单配送需求量以及实体配送供应能力之间就存在着一条鸿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点,蛛网理论在市场调节中发挥着隐性作用。
2010年阿里巴巴的“双十一”订单量差不多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全消化掉,但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退单的情形;2011年的“双十一”阿里巴巴所产生的订单量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消化掉。但是到了2012年,阿里巴巴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作用,并且提前联合九大快递企业做出应急预案,订单超出预警自动转移分配,仅仅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就消化掉了7000余万的订单。
所以说当需求与供应之间出现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不要相互抱怨、不要相互指责,很多东西只要通过市场的手段是完全可以实现自适应的目的。
“蛛网理论”的隐性影响―市场调节
当配送供给弹性与订单量的需求弹性不匹配时,会出现两种情况:
供过于求:快递必然会进行网络收缩,从而保证产品价格以及成本的降低,所以这种波动性会逐渐减弱,运营状态趋于稳定,这个收缩的过程属于收敛性蛛网。
供小于求:快递必然会进行网络扩充,但是它所扩充的仅仅是基于基本订单量增长的扩充,绝对不会用正式工去扩充,为了应付突发性订单增长会启用临时工、学生工、亲属来完成。这种扩充的阶段是以需求为核心,需求量越大,则供给波动性越大,并且如果超过需求波动则会越来越远离均衡点,甚至无法恢复均衡,这种结构称为不稳定结构,也就是发散性蛛网。
发散性蛛网对于快递网络的破坏性是巨大的,为了抵消过度扩张的恶果,快递企业有可能以恶意低价揽收、恶性关站裁人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造成企业倒闭的恶果出现,中国民营快递不乏这样的先例,如DDS、星辰急便、CCES等都属于这一种,也就是狂奔在扩张的死亡道路上的典型。
当配送供给弹性等于订单需求弹性时,波动将一直循环下去,既不会远离均衡点,也不会恢复均衡,这种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相等为“蛛网中立条件”,蛛网为“封闭型蛛网”。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实情况下很难做到。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绝对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代表著作《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 社会各微观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 进行专业化生产, 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最终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这种交易活动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时,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产生了, 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成本或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 绝对优势既可以是自然形成的, 也可以是后天获得的, 每个国家都具有其适宜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条件, 进行专业化生产后其生产成本较低, 彼此交换产品对参与交换的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
(二)相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本国所需的所有商品, 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产品, 通过国际贸易, 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 贸易各国都可以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思想。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比较优势既存在于绝对优势的最大优势里, 也存在于绝对劣势的最小劣势中。以相对比较优势为基础, 世界各国进行产品贸易将使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都获益。
(三)要素禀赋学说。
20世纪上半叶,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 世界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异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必要条件, 因此,赫克歇尔-俄林学说被称为要素禀赋学说。由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优势来自于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认为相互依赖的多种生产要素的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源泉,因此要素禀赋学说是对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相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和补充。
(四)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产生问题上提出了与传统理论迥异的观点, 他们认 为, 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本国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过去政策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国际贸易是由规模报酬递增所驱动的。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其产生的原因不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 而是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国际分工。
(五)新兴古典学派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它真正统一考察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做出了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理论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虽然分工前没有优势或劣势, 但由于其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在投入不变时,其产量大于分工前,这就是内生分工优势理论的思想。
二、从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浅析经济学动态演进路径
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 经济学理论的沿革和发展有着其内在的必然联系, 存在着理论发展的必然路径。
(一)对假设条件进行修正和改进。
不同学派的比较优势理论之间, 观点和假设存在着很多差异, 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深入分析这些理论的观点和假设, 能明显看出其间的传承印记。亚当斯密认为财富增加依赖于劳动分工,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都增加财富, 国际贸易的产生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大卫·李嘉图则在国家之间生产函数不同、消费者偏好相同的假设下,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上解释了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影响。其后,赫克歇尔、俄林进一步在分析中加入资本要素,得出要素禀赋不同引起了商品相对价格的不同, 引发了国际贸易。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 迫于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性的压力, 细化和推进假设条件的设置是导致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
亚当斯密从绝对技术差异和分工优势角度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从技术相对差异上分析了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则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差异入手, 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将导致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差别。之后,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等人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角度切入, 提出新贸易理论。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学派则将流行的交易费用概念引入比较优势分析, 着重研究了内生分工优势。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前后的发展历程可知, 新学派的理论都是对旧学派理论的完善, 是引入新理论和新分析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的过程, 学者们相继提出了新的比较优势源泉或影响因素, 使得比较优势理论研究从分工前扩展到分工后、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交换、消费领域的各个环节中, 推动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三)在实践检验中发现问题推进理论体系的改革。
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过程中, 对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学说的实证检验,里昂惕夫之谜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反响, 这种争论反过来促使了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每一理论的成立和成熟都需要经历实践的考验, 亦有众多经济学家活跃在对著名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检验当中。实践检验的结果若与理论预测一致则说明该理论可以成立, 而一旦理论与实践检验出现差别则新的研究宣告开始。
(四)理论沿着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方向推进。
人们在对比较优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考察中, 关注的焦点已从先天性的资源禀赋等因素逐步转向分工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创新、人力资本配置等后天性因素, 已从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动态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延续了众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这也标志着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这一研究动向为理论研究者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保持动态的研究意识和思维将有利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结合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从中我们可以找出经济理论动态演进的几条一般规律。所以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口。
(一)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
假设条件是经济学理论得以建立的前提, 是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 假设条件如何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的研究深度和论证的可信度, 甚至可以决定理论的发展前景。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起点, 若能在假设条件设置上有所突破, 则很可能揭开新理论的面纱。面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 研究者们可思考该理论的假设条件是否具有足够的抽象性和简洁性, 足以研究到复杂现象的本质。同时, 更要考虑该组假设条件是否存在继续深化、细化的可能性, 从而推进研究的准确性和理论论证的严密性, 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
(二)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
论证体系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 经济学理论的科学价值最终取决于该理论论证体系是否严密, 论证内容是否严谨。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 可尝试在论证体系上寻求突破。研究者可思考, 该理论的论证内容是否存在继续深挖的空间, 可更换角度从新视角分析老问题。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并不是一件简易的事情, 这需要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创新的思维模式, 然而, 一旦在论证体系上有新的进展, 则可能是突破性的、历史性的。
(三)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是经济学理论论证的重要环节。实证研究是通过实践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可靠方式,利用最新的理论、技术以及越来越简便实用的计量软件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从检验的结果中辨别理论真伪, 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但同时, 研究者们也应保持适度, 切忌滥用、迷信实证研究, 陷入实践检验的沼泽中。
(四)从动态化的视角深化理论研究。
1.基本概念介绍
演化博弈论:是把博弈理论分析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理论。
演化稳定策略:演化稳定策略是演化博弈论的重要思想,即在重复博弈中,仅具备有限信息的个体出于其利益得失的考虑,不断对其策略进行调整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复制动态:在演化博弈过程中,由学习速度很慢的成员组成的大群体随机配对的反复博弈过程。
2.征收关税的利益分析
根据自由贸易理论,国际间消除贸易壁垒,进行自由贸易无论是对单个国家还是对世界整体,都是有利的。
在自由贸易理论中,征收关税会造成生产和消费的扭曲,自由贸易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3.模型构建
3.1 国际贸易中征收关税的演化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
下面将用具体的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两国间进行贸易过程中的博弈行为。
考虑征收关税的极端情况,即征收高额关税,以至于产品在征税前在两国间进行自由贸易,产品供给需求状况由消费者理论及生产者理论中的市场均衡决定;征收关税后贸易额直接降为零的情况(便于我们的收益分析)。
假设征税行为S;贸易两国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能够获得的额外利益为W;由于一国征收关税的同时,另一国因为没有同样征收而受到的损失C(法律诉讼、征税造成的利益降低);只在国内进行贸易可获得利益为E;一国征收关税另一国不征税,则征税的国家得到的搭便车收益T。
收益矩阵如下:
3.2 两国收益状况分析
A选择不征税概率为x,征税1-x,B选择不征税y,征税1-y
则A不征税时的期望收益是:U2=(1-y)(E-C)+y(E+W)
不征税的期望收益:U1=(1-y)E+y(E+T)
总期望收益:U=xU1+(1-x)U2
B征税的期望收益:R2=(1-x)(E-C)+x(E+W)
不征税的期望收益:R1=(1-x)E+x(E+T)
总期望收益:R=yR1+(1-y)R2
博弈方策略类型比例动态变化有限理性博弈分析的核心,其关键是动态变化的速度
A的复制动态方程:其动态变化速度可用下列微分方程反映:
x(U1-U)=x(1-x)(U1-U2)=x(1-x)[y(W+C-T)-C]
B的复制动态方程:
y(R1-R)=y(1-y)[x(W+C-T)-C]
当A,B两个复制动态方程等于零时,得到的五个平衡点:
(0,0),(1,0),(0,1),(1,1),(C/(W+C-T),C/(W+C-T))
当0
3.3 关税的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利用该演化系统相应的雅克比矩阵,对平衡点的据不稳定性进行分析。假设均衡点E5存在,根据A,B的复制动态方程组,可以解得雅克比矩阵为:
根据雅克比矩阵在五个均衡点的行列式和迹的值的符号,可以判断这五个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可以看到EE具有局部稳定性,是演化稳定策略,代表A、B两国同时选择征税或者不征税。下面的复制动态相位图表示多次博弈后结果的方向,代表两群体复制动态关系和稳定性。
从相位图来看,E2E1E3O收敛于E1点,是双方选择征税,E2E4E3O收敛于E4点,此时双方选择不征税。这两部分的和是1。由于演化过程是不断变化博弈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很多情况下,两国可能采取不一致的做法。当E2E1E3O的面积越大,系统收敛于E1的概率越大,A,B两国选择征税的概率也越大。
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双方沿着什么样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复制动态演化博弈的结果常常取决于带有很大偶然性的初始状态。因此,设定的参数值不同,将导致不同的结果。
现在我们讨论各个参数对演化博弈行为的影响:
(1)双方参与国际贸易所得的额外利益W。
如果双方都不征收关税,进行自由的双边贸易,这样的结果能带来双方受益的增加。如果自由贸易得到的额外利益增加,W增大,C/(W+C-T)减小,鞍点向E1点移动,E2E1E3O部分的面积变小,系统有更大的可能收敛于E4,选择不征税,即自由贸易的概率增大,最终趋于自由贸易的演化稳定策略。
(2)一国征收关税后,另一国没有征收而受到的损失C提高,则C/(W+C-T)增大,E2E1E3O部分的面积增大,则双方选择不征税的概率减小,最终将趋于双方都征收关税。
(3)一国征收关税另一国不征税,则征税的国家得到的收益T提高,则C/(W+C-T)增大,E2E1E3O部分面积增大,双方选择征税的概率增大,自由贸易受到限制。
4.政策选择
通过参数分析可得,自由贸易可能由以下因素造成,自由贸易也可以通过推行某些政策达到:
双方进行自由贸易,若能通过发挥本国优势得到足够大的利益,则形成自由贸易并维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因此,在国际贸易中,一国要充分发挥本国禀赋优势,通过企业优胜劣汰,形成在具有相对优势甚至绝对优势,从而在既有贸易中获得丰厚的贸易利益,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
参与国际贸易的两个国家中,其中一个贸易保护征收关税,同时另一国并没有征收,则未征税的国家不但得不到国际贸易的额外利益,还会遭到损失。一旦产生这样的预期,该国同样会征收关税作为反应。最终两国都会征收关税,并且之前的被征税国、受到的损失越大,自由贸易的可能性越小,世界范围内资源未得到优化配置,造成福利损失。
若一方对另一方征收关税后能够得到丰厚的利益,则该国取消关税进行自由贸易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降低,如果没有突破性的合作计划产生,在短期内就会维持这种贸易保护的政策选择。
最后,当征税国发现贸易保护得到的利益不断减小,远不如自由贸易得到的福利增加,同时单方面被征税的国家受到的损失不算很大,或者两国形成经济共同体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将会积极取消关税壁垒,在国家间进行自由贸易。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经评论 北京)关于加入WTO的诸多对策,皆主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此为基础实现产业升级,最积极的思想不过“为国际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配件,或者从事其中手工装配那一部分”,至于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战略产业,很少有人提倡。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国际资本,误导中国战略发展的利益驱动和立场问题不谈,仅就认识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贸易”,厌恶国家保护,怀疑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脱离大国特征等一系列误区,而忽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可能是理论误区之所在。本文从解释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开始,论证中国产业的升级,不应仅仅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同时应该是国家有意识地支持企业,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过程。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关系,不是前后顺序发展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悻,互相促进的关系。
一、比较优势的动态性
国际贸易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论”。人们普遍认为,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主张国家保护的德国历史学派才主张“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实际恰恰相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不过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一般要从现实存在的比较优势出发,并且有意无意地,主动被动地把它长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中,就承认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他把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第一是自然优势,第二是“获得性优势”,指工业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条件,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上具有的劳动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获得性优势包括资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因此绝对优势应该是动态的。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
H-O-S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以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悻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生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1979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逐级替代。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地区“雁形发展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但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么国家保护是否能够促进?或许,效果更坏?-这才是“经济自由主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争论的焦点。
比较利益理论的应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所以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并且进一步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因为所谓“国际市场经济”,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参与者。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措施;而依靠市场力量,则根本无法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世纪20~40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经济学家被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盛行保护主义,70年代后因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理论占了绝对的优势。
2004年起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就突破了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自2006年初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仍保持了近几年来快速增长的态势。据海关统计,2006年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值达12726亿美元,同比2005年增长24.3%,其中出口总额为6912.2亿美元,增长26.5%。仅前三季度的贸易顺差就达到了1098.4亿美元,超出了去年全年1018.8亿美元的水平。然而,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环节,或者说在国际分工的中低端位次上我国的产品和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于津平(2003)运用RCA和贸易互补性指数测算出我国的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魏浩、毛日和张二震(2005)用同样的方法和收益性结构指数发现中国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制成品仍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上。傅朝阳(2005)也运用RCA和NTR指标分析得出我国经济的要素禀赋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要素供给相对丰富,出口部门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发展
大卫・李嘉图(1817)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绝对优势思想,引出了比较利益理论(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出在各国在国际分工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便可以获得各自源于贸易的利益;赫克歇尔-俄林(1933)的H-O Theorem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解释了比较优势原理,扩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哈伯勒(Haberler,1936)又用机会成本理论(opportunity cost theory)解释了比较优势原理。此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罗布津斯基等诸多学者又丰富并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使之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思想。
早在19世纪末马歇尔(1890)就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了除要素禀赋外决定生产成本的其他变量,他分别论述了“大规模生产”与“产业区”的问题,引出了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效应。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A.K.Dixit & J.E.Stiglitz,1977)将规模经济的概念引入国际分工领域,指出消费市场及其引致的生产规模的扩大降低了平均成本。即使存在要素禀赋的劣势,由于市场的扩大和规模经济的作用,平均成本可以低于小规模生产的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别国,并迫其退出该产品的生产。而外部规模效应也说明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也会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1)通过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得出了即使两国间没有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也会由于规模经济而产生国际贸易的结论。相反,劳动力增长和外部规模效应等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取得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他认为,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拥有更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将有更高的工资率,国家倾向于出口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的产品。国家间商品生产和贸易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生产模式可能是完全由偶然性的历史因素和政府计划所决定的。埃塞尔(Ethier,1979)分析了规模经济与机器种类多样化两难的问题,解释并说明了机器种类数量的增加与新技术的增加、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关。克鲁格曼(1983)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了产业内贸易并阐述了技术竞争理论,指出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结果是缩小了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迈克尔・波特(M. Porter,1990)指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的形成不仅是其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他的主导产业是否具备比较优势,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建立优势产业的基础,而提高效率的源泉是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机制。他既考虑现实的利益,更考虑潜在的利益对比,强调要素质量的提高对一国竞争力的影响。
二、比较优势理论评析及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特征
按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国家之间的技术和资源禀赋差异与贸易量成正相关关系,各国之间贸易形式主要应是不同产品之间的行业间贸易。但在战后的现实是:发达国家之间行业内贸易量大量增加、产业领先地位不断在国家间转移;当代国际贸易的现实和比较优势理论的产品市场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假设相悖;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陷入了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低位资源要素产品出口 “比较利益陷阱”。而且密集使用自身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会使本国的比较优势最终因对要素的密集使用而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所抵消。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忽视了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市场效应,固化原有的国际分工,导致发展中国家恒久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环节,逐渐陷入单一产品结构的畸形产业结构。因此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其动态特征的静态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反而只能使其不断加深。
如何使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更加符合现代国际分工现实和使所有国家都能得到分工的利益,迪克希特、埃塞尔、克鲁格曼和迈克尔・波特等国际经济学者们作了理论的动态发展,用新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作的动态的诠释,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的诸多变数如市场结构、研发要素、技术创新等引入动态考察的范围。技术创新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产业中形成规模报酬,规模报酬又影响国际分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是技术创新作用于内生变量,通过改变需求收入弹性,就会使贸易条件产生良好的变化,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获得贸易的利益从而导致福利的最终上升。同时,地区分割的市场对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分割的市场促使区际产业趋同,进而导致区际贸易壁垒阻碍商品和要素的国内流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而影响规模经济在一国国内的形成。
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当今世界,一国的对外经济利益的取得主要取决于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如果其要素禀赋在较为落后的产业而且使之静态化,那么在国际分工中将处于不利地位,贸易大国就有可能陷入“比较利益陷阱”,从而损害国家长期发展的可能性。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贸战略既要立足现有的成熟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同时又要积极培育和壮大新兴的未来的支柱产业,使二者协调发展,不可或缺。因此,主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动态地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断地探索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制定相应的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我国贸易政策分析及策略探讨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001-02
一、比较成本学说的演变及分析
(一)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及局限性
虽然比较成本说是由托伦斯最早提出的,但李嘉图最先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并对之加以论证。李嘉图认为,当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存在比较差异时,只要两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那么,两种商品的产量都将会增加,各国都能通过交换得到比较利益。当我们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三个国家、三种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进行验证,发现它仍然适用,这就证明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
李嘉图对国际贸易学说的巨大贡献是重视比较成本差异并以此创立比较成本学说。这一学说纠正了以往学者认为自由贸易的利益只存在于一切商品成本均低的国家的偏见,这为解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理论分析中,由于李嘉图采用了与斯密的绝对成本说相似的劳动单因素模型,假设资本和劳动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以活劳动耗费多少来区别成本差异以及所用的隐含假定背离现实,使得李嘉图的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这种局限性也日渐突出起来。
(二)走向成熟的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它以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更深一层原因,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事实上是师承赫克谢尔,故又被称为“赫克谢尔-俄林定理”。萨谬尔森和斯托尔拍发表了《实际工资和保护主义》一文,用数学方法论证了由俄林提出的自由贸易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为此,国际贸易界有时又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称之为“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可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描述为:生产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是不同的,各国在生产那些能较密集利用其较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故每个国家最终会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产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使用生产要素的商品。
(三)“里昂惕夫之谜”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挑战
从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到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皆为成本比较,对成本差异的分析则从单一要素扩展到多个要素,同时对贸易原因和贸易格局的解释也逐步深入。但随着国际贸易领域的扩大和对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时,人们愈发感到传统贸易理论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某些理论假定与国际贸易实际不符,诸如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充分流动,而在区域间或国家间不能流动;国际商品贸易自由化,不存在运输成本、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等。上述种种理论假定,显然与国际贸易现实相去甚远,而在这些假定条件下推导出的理论必然难以解释国际贸易中不断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对战后大量出现的跨国公司贸易现象更是解释乏力。第二,分析方法基本为静态分析,表现为假定各国资源禀赋不变;假定生产技术不变,如古典模式中以各国劳动生产率不变为隐含前提,在要素禀赋论中则认为商品生产的要素配置比例不变。
(四)开辟了新领域的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群
对“里昂惕夫之谜”的争论和研究,导致了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萌发。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显著特点是:注重技术这一生产要素在决定比较成本上的重要性,揭示出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对自然禀赋限制的突破,将使国际贸易格局受自然禀赋的约束日益减少。同时,又强调各国贸易比较利益具有可变性。
西方国际经济学家将战后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归纳为两个相互平行又相互补充的理论支流:一是新要素贸易理论,二是新技术贸易理论。新要素贸易理论认为,在考虑国际贸易商品的比较优势时,剔除传统贸易理论中提出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要素之外,还有其他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战后贸易理论中新要素的分析,主要是提出了“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规模经济及管理等新的要素对贸易比较成本的影响,并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分支。新技术贸易理论则以特质商品(指吸收了技术革新成果的新产品及容易产生差别的商品)为对象,研究这些特质商品贸易优势在国家之间的动态转移,考察垄断性竞争(如技术垄断)等因素对国家贸易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技术差距论” 和原料产品贸易周期说,等等。
此外,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比较利益研究的动态化。战后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则以生产技术的变动为出发点,注重研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比较利益结构的动态变化,并注意研究策略和贸易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对建立动态比较利益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同时在给定的要素规模条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事实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而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以俄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H-O-S)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禀赋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禀赋理论”、“贸易技术论”、“市场结构论”和“动态比较优势论”等为代表。
“新要素禀赋理论”与H-O-S模型的区别在于:其一,从“劳动”这一传统生产要素中分离出熟练劳动(即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其二,将知识也视为一国的禀赋之一。通过研究和开发(R&D)产生的知识,既可以体现在劳动力上,也可以体现在资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隐含了一国在动态意义上可以创造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其三,将“技术”变量引入要素禀赋模型,如同传统的劳动和资本一样,强调创新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技术变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R&D支出水平和具体的创新数据来表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但是没有触及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问题:首先,理论中没有彻底解决“技术”的待遇问题。因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将“技术”视为要素之一,但是既没有探讨高低技术能力共存以及相应地对相对生产力和相对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技术”的动态特征。其次,“新要素禀赋理论”将生产要素看作是贸易流向的内生决定因素。事实上,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几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断变更着的,因此不能以静态的眼光将要素看作是一国固定的“禀赋”。
“贸易技术论”将技术差异视作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波斯纳的“贸易技术差距模型”中,一国由于发现了某种新产品和新工序而获得了暂时的比较优势,直到其竞争对手具有了相应的创新模仿能力,创新国才会丧失这种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创新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可以不断地通过新的创新取代被竞争对手模仿的旧创新,进而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在海什和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中,假定一国在创新生产上具有优势,在商品生产的初期,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商品价格较高、产量较低,加上接近市场有助于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反馈和进行相关的服务,生产在创新国进行;随着商品的成熟和标准化,价格下降、生产时间变长,商品生产可以转移到其他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创新国继而可以生产另一种新产品。可见,无论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还是“产品周期理论”都认为创新国会出口新产品;都强调在引进一种新技术对产品生产定位影响中的时间的重要性;都认为新产品的生产和R&D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应该位于技术能力发达的国家。但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忽略了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是时间,时间会使产品趋于标准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会提高外国生产新产品和模仿现有产品的能力。
“市场结构论”又被称之为“新贸易理论”,主要用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该理论不仅增加了对国际经济的需求方面的考虑,同时将有关的理论研究置于不完全竞争框架之下,强调了垄断力量、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市场结构论”对“技术”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其一,将“技术”视作产品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在布兰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术”是一国攫取垄断租金的一种策略性资源。
“动态比较优势论”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即知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在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的模型中,将比较优势定义为R&D与制造相对效率的跨国差异。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通过研究经验的积累促进R&D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获得比较优势,并借助规模收益递增而提高一国的增长率。克鲁格曼模型的结论也很相似:由于“边干边学”会增加知识的积累,因此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学习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论,将比较优势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对现有的贸易模式进行了要素禀赋上的解释:“新要素禀赋论”拓宽了生产要素的范畴,最终考虑了内生技术的动态意义。其二,从产业经济学中引申出来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市场结构论”,将诸如垄断力量和规模经济等不完全竞争特征引入国际经济学,而“市场结构论”和H-O-S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归入新古典理论、也没有被主流贸易理论吸收的学说。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技术理论”认为“在出口绩效与R&D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新技术理论”将“技术”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难以将“技术”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时也忽略了作为“技术”核心特征的那些来自于垄断力量和技术变化等的动态意义,坚持一国经济的专业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长。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熊比特关于创新的观点被结合到新贸易技术论之中:一方面,技术差距学说与技术进化论相结合,说明了技术差距对增长和专业化模式的动态含义;另一方面,技术的厂商特有性质和垄断力量与成功的创新相结合,用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厂商维持技术优势的目的。
二、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一般影响
如上所述,当代的贸易理论认为,在从静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动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维系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无论是对初始的贸易出口国、还是对初始的贸易进口国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为了获得或维系比较优势,国际贸易成为国内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伴随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既能刺激初始创新国的再创新意识,也能削弱其比较优势。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表明,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基础之一。因此,贸易出口国往往是某种技术领先的国家。国际贸易对于出口国,或现实世界中的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而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其一,在静态意义上,只有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新产品和新工艺,才能具备出口的潜力;因此,一国只有进行充分有效的技术创新,才能保持相应的比较优势,进而将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其二,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国际贸易会借助进口国的市场反馈促进商品输出国的技术改进,或带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三,在动态意义上,伴随国际贸易的展开,商品输出国的创新优势会随着各种技术扩散的发生逐渐消失。其效果无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术创新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丧失相应商品的净出口地位;要么改进技术或从事新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后者往往会达到刺激初始出口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国通过初始出口所获得的贸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强其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因此,初始技术领先国在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一种“先发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不被外界经济事件打断的话,对本国的技术创新而言,不仅能持续下去,有时极有可能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虽然意味着技术创新的扩散,但是对于技术输出国而言,其输出的技术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关键和次新的技术,其在本国的收益率已经明显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适时地将其出售并获得较好回报,对于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术落后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渠道:其一,国际商品贸易将新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给输入国带来了模仿生产的动机,而模仿生产的本质就是一种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溢出开始发生,输入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所增强。其二,由于输入商品的竞争力会影响到当地厂商的市场份额,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地刺激当地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期达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输入商品本身拥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或技术诀窍,往往伴随国际贸易的是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由此技术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输入国。其四,在国际贸易的准备阶段,为了便于进口方了解产品的性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商品认知的差异,输出方会在一定限度内展示其产品的特性,由此导致技术创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贸易谈判破灭,这种扩散往往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创新扩散最为直接的方式,它不仅会对技术引进国的技术存量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由于引进国的市场需求状况、人力资本、生产设备等等诸方面与输出国存在着的较大差距,因此会刺激引进国的“二次创新”或适应性创新。总之,通过以上种种方式,最终会增强输入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而言,通过上述渠道积累的某种技术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原输入国不仅能减少对由该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进口依赖,而目。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市场上相应的商品净供给者。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仅在静态意义上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改善了本国的技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动态意义上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为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三、国际技术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合作生产。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一,国际技术贸易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科技进步以及技术信息的传播加快,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其二,技术转让“软化”。纯知识或信息形态的软件技术转让,如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情报等等,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多极化,但发展不平衡。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国际技术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达国家在技术出口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其四,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控制了相当份额的国际技术贸易;此外,跨国公司以技术输出带动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改变了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单纯的资本输出。
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等。而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引进)对提高发展中国的技术能力、改善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1、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它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形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技术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隐含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等。就国家而言,常常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就企业而言,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所拥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
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贸易直接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本国两方面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影响到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无论引进的是成套生产设备等硬件,还是专利技术等软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从而也提高了该国有形的技术能力。其次,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隐含的技术能力,因为技术的引进常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员工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的过程。比如,企业在引进技术项目时一般都要求附带的现场指导和培训计划,企业员工可以通过接受培训和技术应用的实践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所有隐含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技术能力的加总就等于一国隐含的技术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引进通过促使企业员工学习、掌握新技术而增强了一国的技术能力。反过来,这些技术能力又为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次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2、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诱导反应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甚至政治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社会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企业具有创新意识,才会留意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资源进行R&D活动,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收益;消费者具有创新意识,才可能接受创新产品,进而形成潜在的技术创新需求。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金融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作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同时在给定的要素规模条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事实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而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以俄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H-O-S)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禀赋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禀赋理论”、“贸易技术论”、“市场结构论”和“动态比较优势论”等为代表。
“新要素禀赋理论”与H-O-S模型的区别在于:其一,从“劳动”这一传统生产要素中分离出熟练劳动(即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其二,将知识也视为一国的禀赋之一。通过研究和开发(R&D)产生的知识,既可以体现在劳动力上,也可以体现在资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隐含了一国在动态意义上可以创造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其三,将“技术”变量引入要素禀赋模型,如同传统的劳动和资本一样,强调创新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技术变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R&D支出水平和具体的创新数据来表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但是没有触及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问题:首先,理论中没有彻底解决“技术”的待遇问题。因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将“技术”视为要素之一,但是既没有探讨高低技术能力共存以及相应地对相对生产力和相对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技术”的动态特征。其次,“新要素禀赋理论”将生产要素看作是贸易流向的内生决定因素。事实上,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几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断变更着的,因此不能以静态的眼光将要素看作是一国固定的“禀赋”。
“贸易技术论”将技术差异视作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波斯纳的“贸易技术差距模型”中,一国由于发现了某种新产品和新工序而获得了暂时的比较优势,直到其竞争对手具有了相应的创新模仿能力,创新国才会丧失这种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创新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可以不断地通过新的创新取代被竞争对手模仿的旧创新,进而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在海什和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中,假定一国在创新生产上具有优势,在商品生产的初期,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商品价格较高、产量较低,加上接近市场有助于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反馈和进行相关的服务,生产在创新国进行;随着商品的成熟和标准化,价格下降、生产时间变长,商品生产可以转移到其他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创新国继而可以生产另一种新产品。可见,无论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还是“产品周期理论”都认为创新国会出口新产品;都强调在引进一种新技术对产品生产定位影响中的时间的重要性;都认为新产品的生产和R&D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应该位于技术能力发达的国家。但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忽略了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是时间,时间会使产品趋于标准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会提高外国生产新产品和模仿现有产品的能力。
“市场结构论”又被称之为“新贸易理论”,主要用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该理论不仅增加了对国际经济的需求方面的考虑,同时将有关的理论研究置于不完全竞争框架之下,强调了垄断力量、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市场结构论”对“技术”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其一,将“技术”视作产品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在布兰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术”是一国攫取垄断租金的一种策略性资源。
“动态比较优势论”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即知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在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的模型中,将比较优势定义为R&D与制造相对效率的跨国差异。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通过研究经验的积累促进R&D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获得比较优势,并借助规模收益递增而提高一国的增长率。克鲁格曼模型的结论也很相似:由于“边干边学”会增加知识的积累,因此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学习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论,将比较优势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对现有的贸易模式进行了要素禀赋上的解释:“新要素禀赋论”拓宽了生产要素的范畴,最终考虑了内生技术的动态意义。其二,从产业经济学中引申出来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市场结构论”,将诸如垄断力量和规模经济等不完全竞争特征引入国际经济学,而“市场结构论”和H-O-S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归入新古典理论、也没有被主流贸易理论吸收的学说。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技术理论”认为“在出口绩效与R&D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新技术理论”将“技术”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难以将“技术”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时也忽略了作为“技术”核心特征的那些来自于垄断力量和技术变化等的动态意义,坚持一国经济的专业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长。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熊比特关于创新的观点被结合到新贸易技术论之中:一方面,技术差距学说与技术进化论相结合,说明了技术差距对增长和专业化模式的动态含义;另一方面,技术的厂商特有性质和垄断力量与成功的创新相结合,用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厂商维持技术优势的目的。
二、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一般影响
如上所述,当代的贸易理论认为,在从静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动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维系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无论是对初始的贸易出口国、还是对初始的贸易进口国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为了获得或维系比较优势,国际贸易成为国内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伴随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既能刺激初始创新国的再创新意识,也能削弱其比较优势。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表明,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基础之一。因此,贸易出口国往往是某种技术领先的国家。国际贸易对于出口国,或现实世界中的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而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其一,在静态意义上,只有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新产品和新工艺,才能具备出口的潜力;因此,一国只有进行充分有效的技术创新,才能保持相应的比较优势,进而将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其二,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国际贸易会借助进口国的市场反馈促进商品输出国的技术改进,或带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三,在动态意义上,伴随国际贸易的展开,商品输出国的创新优势会随着各种技术扩散的发生逐渐消失。其效果无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术创新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丧失相应商品的净出口地位;要么改进技术或从事新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后者往往会达到刺激初始出口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国通过初始出口所获得的贸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强其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因此,初始技术领先国在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一种“先发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不被外界经济事件打断的话,对本国的技术创新而言,不仅能持续下去,有时极有可能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虽然意味着技术创新的扩散,但是对于技术输出国而言,其输出的技术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关键和次新的技术,其在本国的收益率已经明显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适时地将其出售并获得较好回报,对于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术落后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渠道:其一,国际商品贸易将新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给输入国带来了模仿生产的动机,而模仿生产的本质就是一种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溢出开始发生,输入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所增强。其二,由于输入商品的竞争力会影响到当地厂商的市场份额,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地刺激当地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期达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输入商品本身拥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或技术诀窍,往往伴随国际贸易的是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由此技术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输入国。其四,在国际贸易的准备阶段,为了便于进口方了解产品的性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商品认知的差异,输出方会在一定限度内展示其产品的特性,由此导致技术创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贸易谈判破灭,这种扩散往往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创新扩散最为直接的方式,它不仅会对技术引进国的技术存量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由于引进国的市场需求状况、人力资本、生产设备等等诸方面与输出国存在着的较大差距,因此会刺激引进国的“二次创新”或适应性创新。总之,通过以上种种方式,最终会增强输入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而言,通过上述渠道积累的某种技术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原输入国不仅能减少对由该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进口依赖,而目。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市场上相应的商品净供给者。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仅在静态意义上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改善了本国的技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动态意义上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为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三、国际技术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合作生产。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一,国际技术贸易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科技进步以及技术信息的传播加快,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其二,技术转让“软化”。纯知识或信息形态的软件技术转让,如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情报等等,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多极化,但发展不平衡。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国际技术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达国家在技术出口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其四,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控制了相当份额的国际技术贸易;此外,跨国公司以技术输出带动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改变了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单纯的资本输出。
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等。而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引进)对提高发展中国的技术能力、改善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1、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它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形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技术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隐含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等。就国家而言,常常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就企业而言,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所拥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
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贸易直接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本国两方面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影响到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无论引进的是成套生产设备等硬件,还是专利技术等软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从而也提高了该国有形的技术能力。其次,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隐含的技术能力,因为技术的引进常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员工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的过程。比如,企业在引进技术项目时一般都要求附带的现场指导和培训计划,企业员工可以通过接受培训和技术应用的实践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所有隐含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技术能力的加总就等于一国隐含的技术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引进通过促使企业员工学习、掌握新技术而增强了一国的技术能力。反过来,这些技术能力又为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次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2、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诱导反应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甚至政治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社会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企业具有创新意识,才会留意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资源进行R&D活动,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收益;消费者具有创新意识,才可能接受创新产品,进而形成潜在的技术创新需求。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金融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作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一、课堂教学模式不断适应新形势进行改革探索的必要性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主干课程之一,是中国对外贸易基本理论、政策、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性专业基础课程,是学习其它国际贸易专业系列课程的先导基础课,所以其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关键性不言而喻。近20年来在这门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不断的探索、积累和总结分析,我们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研究兴趣,使教学目的和目标得以充分实现,为学生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今后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学会自己去分析解决问题、创新思维都起到了引导示范的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具有动态发展性的特点,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方针以及政策,利用其去具体分析解决贸易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因此,该课程理论与实际结合非常紧密,在教学别强调时效性。但我们知道这类时效性很强的课程,教材的编写无论怎么更新都存在滞后性问题,而相对于其他专业型课程,这门课程的内容和教材从文字上看又不是那么深奥难懂,关键就在于如何正确地引导和培养学生学会观察经贸时事动态前沿、利用相关理论和知识解决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为此,必须在教学中突破教材原有框架体系,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不断补充完善并更新一些实际内容,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因此,基于网络信息的专题式、开放性、研究性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实践,使得这门课程的教学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研究兴趣,而且突出了内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增强了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果,对于探索培养应用型、创新型、职业型人才目标的实现尤为重要。
二、局限于教材的原有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1.传统照本宣科式教学模式的单一性。
按部就班的教材体系“满堂灌”的知识传授式教学方法,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生兴趣,课堂沉闷,学生收获不大。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很难真正调动起学习积极性并主动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去认真思考和分析解决现实问题。而对知识机械掌握的结果是并没有真正把握住专业学习的精髓,没有学会如何去观察现实中经贸热点难点问题,如何去分析解决它们。
2.教材内容滞后性的问题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兴动态发展性学科,是对各个具体历史阶段的中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发展规模、商品结构、经营方式、经济效果、对外关系等方面理论与实践的概括总结,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而当代国内外经贸形势的变化以及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都急需我们去关注去想办法研究解决。虽然教师在备课过程中经过精心准备已经将最新的资料内容补充进去,但被动接受的学生仍不知道如何去观察发现新的时事动态,如何去搜集资料,没有养成主动学习的方法和习惯,而且还容易对现有教材产生用处不大的看法。
3.课后作业和思考题缺乏必要的灵活检验手段
教材各章节后的习题和思考题限制住学生根据新形势新前沿动态去分析解决热点焦点问题,机械的知识点记忆容易造成学完很快就忘的弊病。对于真正实现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我们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目标,这种传统的检验考查学习效果的方法手段,显然不利于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
当然,简单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造成的一些问题绝不仅仅这些,关键是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使得课堂教学的效果不利于我们培养真正能适应现实工作需要的应用性创新型职业型人才。为此,长期以来,我们根据课程的特性,坚持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教学模式的探索改革,逐步形成了现有的利用网络信息追踪专业领域新形势、新问题、新动态的专题式、研究性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受到学生欢迎和好评。
三、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探索实践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质疑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比较优势是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等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个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许多学者都对这种比较优势提出了质疑,概括来说主要可分为比较优势陷阱说和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认为,如果一国完全以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完全接受由边际生产成本状况确定的国际分工角色,运用本国自然资源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较低的附加值,而忽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最终将陷入低附加值循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有学者发展了上述比较优势陷阱(张小蒂,李风华,2001),指出如果一国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当,即过度地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完全地发挥后发优势,则只能跟在先进国家之后,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弱化主要是指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之上,从长期来看这种比较优势将逐渐弱化。比较优势弱化的原因可以从发展中国家国内国际两个角度来分析。从国内环境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数量不丰裕,经济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弱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使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弱化。从国际环境看,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同时,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使资源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受到诸多贸易壁垒的限制,在国际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存在比较优势陷阱和比较优势弱化并不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或者不适用了。本文通过合理地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发现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内涵和外延的拓展
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
从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理论上来说,第一次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创新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处于创新期的产品实际上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发展期则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入成熟期则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当进入衰退期时基本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转变,产品的生产也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比较优势也将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兹、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其对传统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将技术进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结合起来综合动态地研究一国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贸易的根源上,动态比较优势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不仅仅来自于两国要素禀赋差异产生的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而且受技术因素影响的规模经济差异将会导致生产成本差异,从而产生价格差异,因此,国家间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差异共同决定贸易格局。在贸易的构成上,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一个国家根据产业内专业化模式仅能生产某一产业内广泛的潜在的产品系列的一个或几个子集;另一方面由于示范效应的作用,消费者总在效用最大化原则支配下,偏好商品种类的增加,这样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找到了产业内贸易的依据。在贸易利益上,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动态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于比较优势利益,而且还会因生产效率提高、生产集中、生产的合理化以及产品多样性而存在潜在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化,为发展中国家先天比较优势的升级和后天比较优势的培育奠定了基础,这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第一层次的拓展。
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
所谓的先天优势是指一国先天存在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等优势,也叫自然优势;后天优势则是指原本没有,通过后天培育而形成的优势。后天优势的培育不仅要通过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要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产业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先天的比较优势上升到后天的比较优势。“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往往成为后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获得“后发优势”的源泉。有的学者甚至将这种“后发优势”纳入广义的比较优势(张小蒂,2002)。但是,本文认为“后发优势”仅仅是后进国家所具有的潜在的比较优势,它要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还要取决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和“干中学”中学习效应的大小,如果一国仅仅被动地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并且在“干中学”中缺乏消化、吸收与创新,则不可避免地陷入由于技术创新路径选择错误而导致的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本文认为后进国家如果能在主动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过程中,加快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可以在特定产品或特定行业上,或者在技术、管理、营销上,替代或赶超同类的国际竞争者,获得后天优势。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波特创立并发展完善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特相继发表了《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优势》(1990),系统地阐述了竞争优势理论。波特把国内竞争优势理论运用到国际竞争领域,提出了著名的波特菱形理论。该理论包括四个要素:生产要素,包括一国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基本要素和后天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出来的推进要素,且后者对竞争优势更为重要;国内需求,包括国内需求结构、规模、成长率、高级购买者压力以及需求的国际化,波特认为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进而获得竞争优势;相关支持产业,即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品的国内产业,包括上游供给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其是影响一国主导产业取得规模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包括企业的形成与组织方式、竞争激烈程度、创新与企业家才能,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企业成长和竞争力的维持,政府应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此外还有政府和机遇两个辅助要素。波特指出,上述要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动态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进而产生一些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相对具有以下新特点:竞争优势理论除了考虑现实的利益外,还考虑潜在利益对比,考虑一国取得或保持竞争优势,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创新机制,取决于企业后天的努力和进取,只要勇于创新、积极竞争,后进的国家可能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此外,竞争优势理论涉及产业和企业,强调非价格竞争,更注重要素质量和市场的需求档次。
总之,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分布与产业互补的合理性,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而竞争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冲突和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强调各国间相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竞争优势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较优势,但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将原有的比较优势拓展到竞争优势。
上述比较优势三个纬度的拓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传统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内涵的拓展;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外延的拓展。比较优势动态化要求比较优势内容即外延的不断拓展,以资源禀赋等先天优势为基础的狭义的比较优势必然发展到以后天通过努力而培育形成的优势为基础的广义的比较优势。
推动比较优势升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