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指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8-24 17:15:50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增长的指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从本质上讲，各地经济增长都很可能受到税收分权导致的影响，针对税收分权涉及到的各项指标也应当予以谨慎的选择。在现阶段的财政体系中，如果设计了各不相同的分权指标，那么与之有关的调研结论也会各不相同。由此可见，税收分权指标本身应当符合现阶段的整体经济形势，在此基础上才能因地制宜选择适当的分权指标并且构建指标体系[2]。
地方如果拥有了自身的税收权，那么代表着地方政府因此拥有了针对地方税收的整体掌控权力。从现阶段来看，地方政府主要拥有如下的收入来源：本级的地方税收、地方的转移支付、中央对于各个地方返还的税收额、非税收的收入等。相比于转移支付，具体在计算返还的地方税收时应当密切结合分税制的比例与基数。因此可以得知，针对返还后的地方税收而言，中央政府实质上并不具备操控权力，地方政府因此就能获得相应的税收分权。由此可见，具体在构建指标体系时有必要考虑到返还部分的地方税收。
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地方税收就可以构建完整度较高的分权指标体系，在这其中应当包含自给率及其他相关指标。从地方支出财政的角度来讲，可以自主掌控的地方税收也应当纳入其中。因此可得如下结论：地方税收中的自给率应当等于实际的地方税收除以整体财政支出，二者相除就能?@得精确的分权指标。
二、探析影响效应
经过分析可知，在2009至2015年的时间段里，中央返还各个地方的税收总额表现为5%的年均增长状况，这种增长伴随着GDP的持续上升。由此可见，在这个时间段里GDP与地方税收都表现为正增长的稳定状态。然而与此同时，中央即便返还了特定比例的地方税收，但是并没有彻底满足各个阶段的公共支出，因此仍然有待加以完善[3]。近些年来，地方政府持续降低了自身的税收分权度，与之相应的中央税收却表现为更强的集权趋势。
经济增长率以及税收自给率二者应当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对此可以归纳为线性关系。在税收分权的整体背景下，经济增长以及税收自给率通常表现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种现状也在本质上推动了整体经济的迅猛发展。税收自给率之所以表现为显著上升的趋势，究其根源就在于返还地方的税收比例以及自主税收的逐步提高。从实务角度来讲，某些地方真正获得的税收额度并没有赶上当年的公共性支出增长速度，因此实际上的影响效应与研究结论相比还会产生特定的偏差。
篇（2）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区域金融发展作为其中一个因素，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下面通过探讨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的关系，构建两者之间的存在的指标体系。
一、概述
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10年代，Schumpeter等人就已经指出区域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地区人均收入及增长率有积极作用，并且认为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能长期地促进经济增长，该论断后来得到了Goldsmith[1]实证研究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全貌也有一定的研究，许多学者不再只是拘泥于银行业范围，而是将研究领域拓展至金融中介、股票市场及证券市场等。较为成熟的研究结果指出，金融发展可通过影响储蓄率、提高资本配置和将高比例储蓄转换为投资等多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同样会促进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分割情况较为明显，现选取浙江省为例，探讨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相关结论。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及构建
（1）投入指标。衡量区域金融发展的指标常选取金融发展率和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相关比率指区域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该指标是最能反映地区金融结构及发展水平的指标。金融发展率则是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除以其存款余额，该指标体现地区金融机构变储蓄为投资的能力。理论上来说，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是我国地区金融市场较为重要组成部分，但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且股票市场波动较大，保险市场发展不完善，因此，暂时将这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忽略不计。即此处定义与区域金融发展相关的指标有金融发展率和金融相关比率。
（2）产出指标。最能衡量地区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本文消除人力资本影响，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产出的指标。
（二）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主要包括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2]。
（1）单位根检验。运用EVIEWS6.0进行单位根检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金融发展效率及金融相关比率在原始序列检验中不平稳，但金融发展效率在一阶微分序列中达到平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金融相关比率在二阶微分时达到平衡，由此可得，原有序列在二阶差分的情况下是单整的，存在协整关系，接下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关系检验。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相关比率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接下来检验是否是因果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运用EVIEWS统计软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95%置信水平[3]下，金融相关比率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因果关系，而金融发展效率是经济增长原因的可能性不到20%，反过来则不到15%，所以说，金融发展效率并非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
三、构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面的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构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的指标体系。
（1）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在浙江省的金融市场中，1978年～2009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呈现增长趋势，这与我国整体金融市场的情况相符，但人民币存款余额平均增长速度与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速度不同，这两者的不同使得金融发展效率较低，因此，要提高金融发展效率需要改善优化浙江省金融市场结构。浙江省金融市场多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外资银行、股份制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少，浙江省应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发挥自身资源配置功能，促使资金自动流向投资效益高的企业。相较而言，浙江省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但其相关机制不健全，仍需加大监督力度，促使其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总之，完善金融市场法律法规，提高金融中介资产运用质量，降低不良贷款率，促使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提高。
（2）发展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股票市场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浙江省应促进该地区企业创新、上市，促使其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有关股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机制尚未健全，因此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动国内股票市场的进步。当然，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等均可以完善金融市场，促使企业投资渠道多样化，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四、结语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发展，完善、发展区域金融市场刻不容缓。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给予金融市场扶持和推动，确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机制的贯彻执行，消除市场经济中的发展保护壁垒，发挥市场原则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这样一来，金融市场才可以健康快速发展，同时也能促进经济全面增长。
参考文献：
篇（3）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28-02
一、问题的实质
辽宁的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发展中遇到资源短缺、竞争力薄弱、成本提高等问题，客观要求转型。在经济增长方式处于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质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持续性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特性，也是经济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特性所在。首先，稳定性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第二，有效均衡协调性主要是经济结构的协调，现阶段人口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的协调是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方面。第三，市场需求的变化决定经济发展必须具有适应性，经济管理工作必须做到正确认识不确定性因素，把握发展的主流，提高应变能力。第四，安全性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实现的保障，在安全的经济环境下经济才得以发展，降低干扰性是安全管理的根本任务。最后，持续性是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管理工作要做到约资源，保护环境，这是“两型”社会的根本要求。
二、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评价指标的选择构建
经济增长质量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与经济增长数量一起产出的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组固有特性的程度，这种程度表现在：经济增长稳定性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经济保障、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改善以及环境的可持续，从而使经济增长得以改进的经济状态。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效均衡性、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及持续性出发，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试图通过该指标体系对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做全面的评价。具体的指标体系如下：稳定性反映经济波动状况，采用指标为波动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效均衡协调性反映经济结构，指标包括工业化率，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投资率，消费率，存款余额/GDP，贷款余额/GDP，进出口总额/GDP，城乡收入比，泰尔指数，适应性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安全性体现经济保障，选用人均教育程度、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城镇、农村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为评价指标。持续性实质是经济增长的环境约束条件，评价指标为单位地区的生产总值能耗及生产总值电耗、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
（二）指标说明
（1）在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指标中，经济波动率是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度量。（2）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均衡协调性指标中，工业化率=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投资率=资本总额/GDP；消费率=消费支出/GDP；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采用王少平等研究中的定义和公式。（3）在经济增长质量的适应性指标中，资本生产率=当年资本存量/当年 GDP；劳动生产率=当年劳动力人数/当年GDP；全要素生产率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DEA模型进行估计。（4）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性指标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能源消耗量/GDP；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电力消耗量/GDP；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工业废气排放总量/GDP；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工业废水排放总量/GDP；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工业废弃物产生量/GDP。另外，对于某些年份数据的缺失，可以通过OLS进行回归填充。
（三）数据的标准化
由于各指标的单位不同，不可进行简单相加，不能直接进行计算，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方法为：正指标不作处理，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适度性指标采取标准化处理方法。
三、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基础指标在固有特性指标中的权重，并根据相应权重合成含义特性指标指数，进而根据同样的方法得出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
主成分的统计信息包括各个维度按大小排列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及累计方差贡献率，增长质量的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持续性5个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解释能力很强，其中安全性和适应性等维度的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92.687%、87.876%，已经超过了一般要求的85%。因此采用第一主成分分析具有很强的合理意义。
利用SPSS16.0软件做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可得各基础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系数，再计算各基础指标的权重。其计算过程为：首先，根据协方差矩阵生成各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及每个含义特性指标下基础指标对应的因子向量；其次，计算每个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特征根的开平方根，再用每个含义特性指标下基础指标对应的因子矩阵除以相应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的开平方根则得商向量即为基础指标对应权重，再以同样的计算方法分别确定5个含义特性指标对应的权重向量，再以同样的方法获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各基础指标及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系数向量和权重。利用的基础指标及相应权重，可以计算经济增长质量5个含义特性指标的时间序列，最后根据每个含义特性指标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与因子得分后的乘积和即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最终可得2000―2010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分别为-0.811，-0.502，-0.556.-0.437，-0.380，-0.102.0.188，0.540，0.990，1.202。
质量增长指数表明：2000―2010年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00年的-0.811上升至2010年的1.202，其中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和安全性及持续性也都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5个指标均有正负值，说明在之前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稳定极弱的经济状况，使得指标对经济的贡献为负。但是在近3年，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开始有了好转，各指标对经济的贡献均为正。
四、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分析
（一）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分析
1.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波动较大，在2000―2010年的考察期内稳定性指数有正有负，且在2008―2010年间的稳定性波动幅度趋于稳定。由于构成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基础指标均为逆值标，从基础指标对应的权重可以看出，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影响经济增长波动的重要因素。城镇登记失业率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较大，所占权重最大，其次是经济波动率和通货膨胀率。辽宁省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工作方面需要多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在降低物价水平的过程中，适度控制经济增长幅度。
2.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均衡协调性
经济增长的有效均衡协调也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效均衡协调性表现在经济结构的优化上。辽宁省的经济结构在2000―2007年指数均为负，且波动性不大，接着由2008年的0.638迅速上升至2010年的1.195，说明辽宁省近几年来越来越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结构变化指数上升1单位，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就增加0.492个单位，经济结构逐年改善从而提高了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基础指标对应的权重可以看出，消费率所占的权重为0.391，是该含义特性指标对应的基础指标所占权重最多的。对经济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的指标还有第二产业比较生产率、存款比例以及工业化率，它们在考察期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结构的改善，但是第一、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逐年下降，表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同时城乡收入比例和进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辽宁省城乡收入差距在减小，辽宁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还不够大。
3.经济增长质量的适应性
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适应性逐年上升，结合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权重，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是限制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基础指标看，2000―2010年辽宁省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适应性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约是2000年的2倍。而劳动生产率却在考察期内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权重还是为正的。可见辽宁省要提高对经济增长的适应性，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就业人数。
4.经济增长质量的安全性
经济增长的安全性表现在经济保障上，经济保障是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因素。计算结果显示该指数对应的权重的绝对值很高，但是时间序列变化使其在考察期内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主要受基础指标变化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恩格尔系数及住房面积都是影响经济保障的重要因素，其中城镇和农村的家庭住房面积呈现上升趋势，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为逆值标，二者原始数据表现出下降趋势，说明消费者的偏好在逐渐改善，但改善幅度不大，限制了该基础指标对经济保障指数的贡献程度。
5.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性
生态环境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要求对环境的保护，从而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持续性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电耗及单位产出大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数来衡量。经济增长持续性的权重最高，说明持续性是辽宁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所选的基础指标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电耗以及单位产出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数对经增长的持续性影响较大，其权重均在0.47以上。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要促进工业化必须重视环境改善，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改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00―2010年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质量总体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其中有效均衡协调性、持续性等含义特性指标下表现出的经济结构和环境约束对辽宁经济增长绩效显著，而在经济波动、资源利用和经济保障上还存在问题。政策建议如下：
1.减小经济增长波动
稳定经济增长，通过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使之与经济发展规划相适应；扩大就业，根据全省产业发展特点，结合产业布局，合理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性劳动密集性产业及相关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不断扩大经济规模和就业容量，进一步完善各项金融、财政、税收政策扶植就业；再者，稳定物价使整个辽宁省经济波动的稳定性维持在合理水平。
2.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通过加快重工业化的装备制造业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构建科学适用的人才培训体系，使劳动生产率提高成为推动产业增长的动力。另外，建立高层次的人才市场，通过信息共享机制使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配置符合经济发展需要。
3.加大经济保障
不断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对城乡居民个人进行直接补贴，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有针对性地鼓励农村劳动力参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创收能力；提高廉租房及经济适用住房的供给量，改善低收入群体的住宿条件，加强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参考文献】
[1]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7.
[2]温诺・托马斯等.增长的质量[M].增长的质量翻译组，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
[3]肖红叶，李腊生.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明[J].统计研究，1998（04）：8-14.
[4]陈浩然.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实证研究[D].郑州大学，
篇（4）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着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着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着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篇（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海洋经济的增速快速回落，率先进入深度调整期，海洋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细致、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化。海洋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要思考经济的这种增长是否稳定、持续、高效率，更多关注海洋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
目前对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文献中，一类是选取资本、劳动投入要素、科技投入要素、环境要素、产业结构要素等某一个方面进行的实证研究（Bradford[1]，2000；Kaufmann[2]，1998；de Bruyn[3]，2000；田为民[4]，2011；凌江怀等[5]，2012等；何广顺等[6]，2014；王玲玲[7]，2014；狄乾斌等[8]，2014等），另一类则是站在多个角度综合研究海洋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孙瑞杰等，2011；黄瑞芬等，2013；王玲玲，2014等）。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上述文献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既有文献多用单一指标测量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而综合多种要素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全面研究的较少；第二，缺乏针对局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全面评估，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衡量海洋经济增长的效率、协调性和持续性，本文将建立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利用江苏近年来的海洋数据，先采用主成分分析对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再利用数据包络模型具体评估江苏海洋经济增长质量。
二、江苏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
（一）指标选取
结合上述文献资料，本文主要从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两方面来衡量的经济增长质量，从而构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
首先，从经济增长的过程来看，经济增长不仅关注速度的变化，增长稳定性的研究也很重要。很多学者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交叉融合研究经济波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显示经济波动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本文从海洋经济增长速度及稳定性来测度经济增长的效率，分别选择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和经济增长波动率作为测度指标。
经济增长过程中除了效率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协调性问题。首先是经济增长的必备要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根据上文的文献综述我们也可以知道，劳动与资本要素是衡量经济增长问题的基本方面。再来，就是产业结构问题了。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将以往理论忽略的结构因素纳入到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认为全面的结构转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所以本文第二个要考虑的经济增长协调性则分别选取劳动生产率、劳动弹性系数作为衡量劳动投入的指标，海洋固定资本存量作为衡量资本投入的指标，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
然后从经济增长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落脚点，经济增长不仅仅依靠现有成果，还应该包括经济的远期增长能力，因此持续性这一维度主要是分析海洋经济的科技投入以及产出效率。本文参照冯晓波[9]（2008）从海洋科技投入、海洋科技活动、海洋科技产出三方面选取十四个指标进行测量。
经济增长带来各项收益的同时，也会有些代价发生的。因此第四个维度来考察经济增长的和谐性。因此一方面本文选取海洋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以及涉海就业人数增长率来衡量海洋经济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则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描述，选取了低于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率等六类指标。
所以综上所述，本文从经济增长的效率、协调性、持续性和和谐性四个维度构建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见表2）。
（二）指怂得
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中需要进行复杂处理的变量主要是海洋固定资本存量，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沿海地区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采用采用张军[10]（2000）的算法，即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公式为：
Kt=（1-δ）Kt-1+It/Pt
上式中，δ为固定资本投资的折旧率，其数值设定为9.6%；It为t时期的江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Pt为t时期的江苏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基期采用张军算出的2000年数据，为保持数据一致性以后年份均采用2000年不变价格进行计算。
（三）指标预处理
由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且存在正指标和逆指标，首先，要消除量纲差异，本文采用如下指数化方法：
本文的指标选取中存在逆指标：经济增长的波动率、海洋工业废水直排入海量，这些指标的数值越大，对总体评价存在更高的负面影响。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先将逆指标转正，然后通过上面的指数化无量纲处理，计算出标准化分值。
三、江苏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评估
鉴于DEA方法对指标体系有精练、低相关的要求，本文结合多元统计中的数据降维技术对指标体系进行优化。也就是说，首先分别对输入指标体系实施主成分分析，提出若干个主成分指标代替原来的输入指标，既减少了指标个数，又去除了输入内部与输出内部的相关性，避免了DMU有效性系数的不正常评价结果，提高DEA评价的区分能力。
首先，对江苏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降维得到3个主成分，因为这3个主成分彼此相互独立，互相不可替代，因此可以简单地利用这三个主成分代替原来的19项指标。将主成分成份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得到三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然后再根据系数计算江苏2007～2013年各主成分输出指标数值。
然后在投入方面本文将主成分分析得到的3个指标作为输入指标，而在产出方面选取海洋生产总值作为输出指标，用Matlab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BCC、CCR模型的计算，得到如下表格：
首先考虑CCR模型的综合效率结果，综合效率值为1即表示DEA有效。江苏海洋经济增长在2007年和2008年的技术效率不为1，因此这两年经济增长质量是非弱有效的，而在2009年至2013年技术效率为1，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S-和S+均为0，因此这三年的海洋经济增长是绝对有效的。相应的，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S-和S+不都为0，因此这3年的海洋经济增长是弱有效的。
综合效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它们分别代表结构和规模两方面的效率情况。在BCC模型中，技术效率指的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被评价的决策单元与生产前沿面之间的距离，其值为1说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投入产出结构合理，在其他系数都为0的情况下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是有效的。江苏海洋经济增长在2007年和2008年的技术效率不为1，因此这两年经济增长质量是非弱有效的，而在2009年至2013年技术效率为1，但是其他系数不都等于0，因此这5年都是弱有效的，处于生产前沿面，并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所谓规模效率衡量的是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前沿面与规模报酬可变的生产前沿面之间的距离，即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投入产出规模进行调整是否DEA有效。根据CCR以及BCC模型的结果计算可以知道，2007年至2013年江苏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规模效率均为1，因此其规模报酬不变，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相对较高，说明江苏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各要素的配置已经达到最优，各投入产出要素中不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情况。
接下来分析一下2007年和2008年非有效的原因。根据模型的求解结果来看，这两年的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值都不为1，这跟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有一定的关系，海洋经济由于涉及行业多、范围广，自身具有高投入、高科技、高风险的特点，加之江苏的海洋产业多为资源依赖性的外向型产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在全球经济实体受到冲击和对外贸易下滑的直接影响下，江苏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和各海洋产业也势必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受世界经济与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增速放缓的影响，江苏海洋经济的增长动力和内在需求不足，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压力增大；二来，江苏海洋对外贸易形式严峻，出口前景堪忧，海洋外向型产业生产和就业形式不容乐观；最后，受国际金融急剧动荡的影响，江苏企业向海外融资的困难加大，这些都对金融危机时期中的江苏海洋经济的增长速度与质量构成较大的压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江苏历年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估中，只有2007年和2008年的最优效率值θ不为1，其他年份均有效，并且从2011年_始，江苏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较高，一直兼具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但是以后还应该密切监测投入产出要素配置状况，实时掌握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如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影响等，把握海洋经济发展的机遇，保持海洋经济增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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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015-02
人类历史上长期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人类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然而现代经济增长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不幸与灾难。那种单纯追逐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日益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批评,人们开始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希望经济增长在给人类带来更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带来生活品质的改善,带来社会的和谐,带来人类自身的发展。相对来说,国内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要多于国外,国外的文献主要研究的是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的一些课题。
1 国外研究述评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进行批判、反思和总结。发展经济学家迈耶(1984)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再朝拜于GNP的圣坛,而是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质量。”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位官员说:发展问题必须定义为对最恶劣的贫困形式的一种选择性进攻,发展目标必须根据疾病、文盲、贫穷和不均等不断的减少和最终消除来确定。
萨缪尔森(1999)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这是对经济增长这个概念最初的定义,从量的角度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定义经济增长。
库兹涅茨(1971)是这样定义“经济增长”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基础上的。”这一定义不仅规定了经济增长的内容、基础和条件,包含量和质的因素,而且把制度、思想意识等社会条件的改变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这有些接近于经济发展的概念。
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1977)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作者考虑到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并且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指出要在不削弱对生产的增长数额和增长速度的同时,不断地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标。
世界银行的托马斯(1999)等著《增长的质量》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它从经济福利、教育机会、自然环境、资本市场抵御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及腐败等角度对各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比较。
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巴罗(2002)年发表了《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一文,提出了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不但要包括投资率、通货膨胀率等狭义的经济增长指标,还应包括人口健康、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及宗教等方面的指标。
尼古拉斯・斯特恩(2006)的题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专门报告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进行了全新的审视,评估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向低碳经济转变以及采取不同适应办法的可能性,并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英国等国家经济的影响。
普雷斯科特(2007)指出,英国的实践证明经济增长和排放的减少是可以同时实现的;低碳行业、低碳经济、低碳工业、低碳城市需要有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气候变化归根到底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和财政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2 国内研究述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理论界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决定因素和评价方法以及分析框架各方面都有了很深入的研究。
(1)理论研究中,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不同侧重面做出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决定因素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从社会生产目的出发的阐述。社会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因此经济增长质量包含经济增长效益。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程度和经济效益的好坏。由此,单晓娅,陈森良(2002)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物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整体,在资源配置、满足社会需要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的优劣程度。它不仅包括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
第二种观点,从经济增长方式出发研究经济增长质量。代表性的学者是钟学义(2001),他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视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它不仅包括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地进行,经济增长是否伴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生产的规模化,经济增长能否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提高以及生物环境能否改善等。
第三种观点,比较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是郭克莎(1996)。他先是分析了绝对经济增长速度和相对经济增长速度,从国际比较角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差别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提出相对增长速度才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然后郭教授分析,经济增长太快,超过潜在增长率,会导致增长质量的下降,引起经济波动。
第四种观点,从经济增长的源泉角度阐述。如:刘国光(1984)提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当逐步转变成以提高效率为特征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包括:利用现有基础充分挖潜;优化产业结构;依靠科技进步,落实科教兴国;狠抓资源节约,开展综合利用等等。王积业(2000)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可分为生产要素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两个方面。总的来说,经济增长质量取决于剩余产品率,部分地取决于资金、物资消耗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
(2)统计研究中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大体有以下几种分类:
第一类,单纯从经济角度度量。如王利(1998)等提出通过对经济物品和提供经济物品的能力的测度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
第二类,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进行测度。如焦艳玲(1999)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认为现行的经济增长统计应从经济增长质量角度,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增长效益、产业结构程度、人民生活状况及社会保障、通货膨胀程度和失业程度六个方面作出修订。单小娅、陈森良(2002)从效益、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竞争能力、稳定性、潜在能力等七个方面评价经济增长质量。
第三类,从经济和环境两方面进行测度。龚江南(1999)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包括增长速度、经济效率、经济稳定、经济结构与环境质量五个方面,并且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应突出环境质量的考察,并对如何评价环境质量作了初步探讨。如贺清正(2000)等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效率、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与经济协调、经济的稳定性和环境质量这六个方面设置了17项指标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系统。
第四类,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三方面进行测度。钟学义(2001)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主要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
②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如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3)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如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如李岳平(2001)从增长源泉、稳定性、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增长代价这六个方面设置了25项指标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系统。
(3)实证或评价研究中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方法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尝试:
第一种,数学模型法。肖红叶、李腊生(1998)就经济增长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和增长潜能四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作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及相关原因。在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分析时,作者通过对经济增长路径构造其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增长路径有很大的差别。其理论模型为:
Y=a+bt
Y代表GDP或GNP
第二种,综合指标法。如王利(1999)等用对经济物品的测度和提供经济物品能力的测度两项指标,算出经济增长效率作为综合测度指标值,欲以此对经济增长质量开展实证研究。张卫民、安景文、韩朝(2003)用嫡值法构造了一个复合的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环境支持指数。借此评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系数和协调系数。赵英才(2006)等从经济和环境的五个不同方面构造了17个指标,采用相对指数法对1978-200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分析。
第三种,系数分析法。如钱津(1999)以市场创新增长的增长率除以国民经济增长率得到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系数,来对国民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衡量。
第四种,系统分析法中的因子分析法等。李岳平(2001)指出可采用系统分析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模拟法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估。还有纪淑萍(2006)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2004年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
3 简要评论
综上所述,现有的经济增长质量理论大部分建立在GDP的基础上,虽然GDP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以GDP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衡量指标仍存在许多缺陷:既在反映经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比方面做得不够,也在反映一国的产业结构、科技进步、真实的生活水平、收入分配状况、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等方面不够精确。分析和评价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应该综合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表现进行分析,而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质量,是不完整的。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衡量经济增长方面研究取得较大成果,不再单纯依赖GDP测度,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技术发展遇到了瓶颈问题:首先,所选取的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评价指标重点不明确,各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基本一样,没有孰重孰轻,不能够正确反映居民福祉;再次指标选取大多只涉及国内,没有考虑国际竞争力,把研究对象置身于开放经济条件之外,在当今是不完善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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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F830；F061.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经典理论表明，良好运行的金融体系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Sehumpeter，1911；Goldsmith，1969；Shaw，1973）。以Kingand Levine（1993）为代表的文献基于大量国家样本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的一般性结论。然而，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已成为违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线性范式的典型事实。基于此，近年来大量文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再度反思与检验，发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国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消失甚至逆转的现象（Gregorio and Guidotti，1995；Fink等，2005；Rioja and Valev，2004；Rousseau and Wachtel，2011）。事实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非线性关系（Deidda and Fattouh，2002；Rioja and Valev，2004）。
究竟是何种因素系统性地影响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统关联关系，目前仍缺乏清晰可靠的解释。与此同时，金融危机理论验证了金融体系过度的信用扩张与金融危机发生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金融体系信用繁荣的迷失以及政策制定者对信用在宏观经济中作用的忽视是导致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系统性因素（Schularick and Taylor，2012）。由于金融活动的基础与核心是信用关系的运动（李宏明，2007），金融交易是通过不同的信用关系对现有财富重新进行跨时空配置的过程（易完容，2009），因此从信用角度来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变化符合金融研究的本质内涵。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以及金融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金融信用活动也在不断发展并体现为一个金融信用膨胀的过程，因而金融信用膨胀衡量了金融发展进程中金融信用创造与扩张机制不断演化的过程，反映了不同金融信用关系通过金融安排在不同时空的拓展、延伸与重组。更为重要的是，由银行体系引发的信用膨胀不仅存在着上界，而且存在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何其春和邹恒甫，2015）。因此，本文从金融体系信用活动角度，基于长时期的跨国面板数据，对金融信用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不仅能够对目前相互隔离的两类研究（即发展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危机研究）提供一个整合的逻辑框架，而且能够为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系统性因素（即金融信用活动）进行实证检验。
二、文献回顾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汗牛充栋。毋庸置疑，自货币和银行产生以来，金融体系在一国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被充分肯定，大量研究较为一致地认为金融发展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例如，Schumpeter（1911）首次论证了银行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现象的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一个良好运转的金融体系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本积累（Mckinnon，1973；King and Levine，1993）与效率提升（Shaw，1973；King and Eevine，1993；Thiel，2001），从而促进投资和技术进步并推动经济的增长。
然而，近年来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大量国家面板数据的观察，发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重要证据。Gregorio and Guidotti（1995）发现在高收入国家的不同时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会出现差异，在其所考察的1960-1985年的时间样本里，金融发展与产出增长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而1970-1985年的时间样本数据则显示了金融发展与产出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Fink等（2005）依据不同收入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对国家样本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应用一个增长核算框架就1990-2001年22个市场经济体和11个转型国家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脆弱的，而转型国家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则表现出短期的正向效应。Masten and Coricelli（2008）同时应用宏观和产业层面数据研究了欧盟国家金融发展和国际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结果表明，相比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更强。持有类似结论的还有Bangak6and Eggoh（2010），其运用面板协整技术对1960-2004年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71个国家的动态混合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结果表明低收入国家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要强于高收入国家。为了更好地识别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如何随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出现差异，Rioia and Valev（2004）应用广义矩（GMM）动态面板技术，将74个样本国家按照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研究了不同区域中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Rioja等人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随着金融发展程度而变化，具体表现为：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区域，对金融市场额外的改进具有一个不确定的经济增长效应；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很强；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尽管为正但却较弱。Rousseau and Wachtel（2011）通过对广泛国家样本的考察，发现20世纪80-90年代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强，但这种效应随时间在逐渐减弱，尤其是近10年以来，这种作用似乎消失了。
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尚缺乏从金融信用活动角度来检验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同时，对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变化的系统性重要因素（即信用因素）也缺乏深入探究。本文主要从金融体系信用活动角度，深入考察金融信用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采用长时期（1967-2011年）7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信用膨胀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三、指标说明与样本划分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信用膨胀是否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非线性影响，即是否存在金融信用膨胀的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在指标选取上，经济增长变量采用对数形式的真实人均GDP表示，记为RGDPP。为了较准确地刻画金融信用活动的内涵与范畴，本文采用私人信用和银行信用两个指标来反映金融信用变量。其中：私人信用反映了金融部门通过提供贷款、购买非股权证券、贸易信用以及其他应收账款等方式提供给私人部门并确立了偿还要求的金融资源，借鉴Beck等（2000）的做法，用金融部门向私人部门提供的信用价值总量占GDP的比重衡量，记为变量PCRED；银行信用用以专门反映银行部门（包括货币当局、存款银行以及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国内信用，用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用总量占GDP的比重衡量，记为变量BCRED。为了反映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控制变量组的具体指标包括：（1）初始人均GDP水平，以每五年期间初始年份的人均GDP衡量，记为变量IGDPP；（2）国家开放程度，采用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记为变量TRADE；（3）通货膨胀因素，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表示，记为变量INFLA，（4）人力资本形成，采用教育投资公共支出占GDP比重衡量，记为变量EDU。指标体系及相关的计算方法说明见表1。
本文选取了74个国家1967-2011年共计45年的指标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库，并依据Beck等（2000）的方法，将45年的时间跨度按照每5年为单位进行划分，从而得出15个观测点，每个观测点的指标数值为5年平均值。
由于需要考察金融信用膨胀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参照Pdoja and Valev（2004）依据金融发展程度进行国家样本划分的思路，将所选取的国家样本按照金融信用膨胀程度进行划分，以观测金融信用膨胀程度不同的国家样本组其金融信用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即金融信用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在金融信用膨胀程度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变化特征。基于这一思路，本文以私人信用指标作为基准指标，按照该指标45年的算数平均值水平将国家样本划分为三个类别：金融信用膨胀程度较低的国家样本组、金融信用膨胀程度适中的国家样本组、金融信用膨胀程度较高的国家样本组。金融信用膨胀程度的划分依据是：依据私人信用指标在1967-2011年共计45年的平均值情况，将平均值小于20%的国家划为低水平样本组，平均值大于20%但小于50%的国家划为适中水平样本组，平均值大于50%的国家划为高水平样本组。样本划分结果如表2所示。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静态面板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在进行面板回归之前，需要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以考察数据的平稳性，避免伪回归或虚假回归。由于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有别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三种单位根检验方法（w-stat方法、ADF-fisher方法和PP-fisher方法）对各个变量水平数列及其差分数列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一表5。从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情况来看，三类国家样本组的指标序列均为不平稳序列，对非平稳指标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均能在5%的误差范围内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均能转化为平稳序列。因此，三个国家样本组的指标变量均为I（1）单整序列，可以进行面板协整检验。
（二）面板协整检验
首先对三个国家样本组中不平稳的指标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将其转化为平稳序列，然后对平稳序列分别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为了观测金融信用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在三类样本组中是否均存在稳健的协整关系，将其他变量视为控制变量，进行Kao KDF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国家样本组的金融信用指标均分别与经济增长指标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见表6）。
由于三类国家样本组的金融信用指标均与经济增长指标存在长期稳定的面板协整关系，因而需要针对不同的样本特征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进一步考察。Hausman（1978）等认为固定效应模型将个体影响设定为跨截面变化的常数使得分析过于简单。从实践角度看，在运用固定效用模型估计时将损失较多的自由度，特别是对“宽而短”的面板数据，因而从这个角度看，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应该把个体影响处理为随机的。但相对于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随机效应模型假设随机变化的个体影响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不相关，而在实际建模过程中这一假设很可能由于模型中省略了一些变量而不满足，导致估计结果出现不一致性（高铁梅，2008）。为了使计量分析结果更为准确，本文首先采用Hausman检验法逐一对研究样本进行检验，以确定使用合适的样本检验模型。
依据表7的Hausman检验结论，对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回归变量选择截面加权（Cross-section weights）的方式，以消除不同横截面存在的异方差性。估计方法采用Beck andKatz（1995）的PCSE（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tOYS，面板校正标准误）方法，以有效解决面板样本存在误差结构的情况，如同步相关、异方差或者序列相关等。根据检验结果的F统计值以及Rsquared数值（见表8），检验结果稳健可靠。
在控制了初始人均GDP变量、国家开放程度变量、通货膨胀率变量和人力资本形成变量之后，表8的分组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信用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非线性结构，主要体现为：其一，在金融信用膨胀程度较低的国家样本组，金融信用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小的正向效应，其中私人信用对经济增长的正相关系数为0.002727，而银行信用对经济增长的正相关系数为0.002073，两个相关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其二，在金融信用膨胀程度适中的国家样本组，金融信用膨胀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三类样本组中最强，其中私人信用对经济增长的正相关系数为0.006045，银行信用对经济增长的正相关系数为0.005406，两个相关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三，在金融信用膨胀程度较高的国家样本组，金融信用膨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虽然为正但均较小，表明金融信用膨胀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相比第二类样本组弱化了，其中私人信用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正相关系数为0.002396，银行信用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正相关系数为0.001521，两个相关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篇（8）
一、河南省经济与金融形势
改革开放为河南省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河南省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62.92亿元达到2012年的29810.14亿元，比上年增长10.1%。2012年底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1648.50亿元，比2011年末增长18.8%，各项贷款余额20033.81亿元，增长14.4%。全年首次发行和再融资募集资金209.20亿元，其中通过境内市场募集资金188.97亿元。全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841.13亿元。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这一领域的奠基人主要是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戈德史密斯在他的著作《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中通过对35个国家数十年的考察，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大致平行的关系。麦金农和肖共同完成的《经济发展中金融深化》，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他们认为金融抑制造成经济增长率下降并且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抑制是由汇率和利率的金融价格扭曲造成的。
三、指标选择和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以下指标对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度量。
1.经济增长指标（LNGDP）
选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
2.金融相关比率（FIR）
选取河南省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加总作为金融资产总额与GDP之比作为金融相关比率。
3.金融中介效率指标（FA）
选取各项贷款总额与GDP之比作为金融中介效率指标。
4.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SM）
这里采用股票筹资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
5.保险市场发展程度（IM）
选取保费收入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保险市场发展的指标。
基于所选的指标，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GDP表示人均GDP，FIR表示金融相关比率，FA表示金融中介效率指标，SM表示证券市场发展指标，IM表示保险市场发展指标。
四、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ADF检验
首先对LNGDP、LNFIR、LNFA、LNSM、LNIM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原有的时间序列数据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平稳的，而对其取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说明这些变量一阶平稳。
（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J法来研究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LNGDP和FIR、FA、SM、IM之间存在四个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关系的标准化协整关系的方程为：
LNGDP=-0.358FIR-0.0213FA+8.045SM+12.39IM+7.07
由协整关系方程我们可以看出，LNGDP与FIR、FA之间都是负向的相关关系，即：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呈现表面的长期负向稳定关系。LNGDP与SM、IM之间都是正向相关关系，即：证券市场股票筹资额的增长、保险市场保费收入的增加与经济增长呈现表面的长期正向稳定关系。而它们之间的这种长期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必须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说明。
（三）因果检验
在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察河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中介效率、保险市场发展均是经济增长的Grenger原因，经济增长不是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中介效率、保险市场发展的Grenger原因；证券化市场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Grenger原因，经济增长是证券化市场发展的Grenger原因。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河南省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协整关系，呈现正相关，反映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就短期而言，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就长期而言，河南省金融发展是需求跟随型的，即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原因。这反映出河南省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居民手中的财富有了大幅度提高，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带动了金融发展。同时金融发展却并没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的推手。
因此，为了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提出以下建议：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效应。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直接融资市场。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金融质量，加大区域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督管制，优化金融生态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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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但是，面临当前外部需求的较大不确定性，我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型中，下行压力明显。在此背景下讨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察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另外一些观点，如普雷维什・辛格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则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上述观点分别从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层面研究了二者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总量层面的分析
Kvoussi利用1960～1978年期间的数据，考察了73个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在低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中，由于出口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扩大出口都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Moschos的研究假设国家间发展阶段不同，其扩大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通过从总量方面分析国家间经济增长的源泉，该研究探讨了扩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显示存在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低于或高于这个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不同。Baldwin基于资本的形成过程，通过将比较优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认为贸易产生静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的资本积累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会放大比较优势效应，并且这种效应的获得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向都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贸易发生，资本积累就会发生，比较优势效应就会最终转化为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佟家栋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林毅夫认为，出口增长除了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全面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尹敬东针对对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这一问题，澄清了传统测算方法中对总量核算和贡献率分解核算中的混淆之处，认为其核算中的混淆低估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从而得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结论。
总的来看，从总量层面分析可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研究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层面的分析
Mazumdar在Baldwin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索洛模型和资本积累理论扩张了Baldwin的结论，认为只有当一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即强调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Ledeman和Maloney分析了贸易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自然资源充裕度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出口集中度则阻碍了经济增长。
此后的国内外学者围绕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将总量分析转为结构分析，不仅通过构建具体的贸易结构测度指标论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大小，同时也有利于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二、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计量经济学的日益成熟，为学者们实证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国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
Levin和Raut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但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很小。Lewer检验了Mazumdar的假设，利用SITC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数据，构建了贸易结构变量，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扩张的VAR模型估计了选定的一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Mazumdar的假设，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显著。Lewer和Hendrik Van den Berg对28个OECD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表明，与出口资本品的国家相比，主要进口资本品而出口消费品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也验证了Mazumdar的假设。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在Lederman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衡量贸易结构的五个不同变量，在多国视角下检验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被贸易结构解释，并且H-O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Raja Kalia、Fabio Méndeza和Javier Reyesa研究了贸易伙伴的数量和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一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的数量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发达国家这种关系尤其显著；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关系尤为显著。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杨全发、舒元，沈程祥，孙焱林，赵陵、宋少华、宋泓明，石传玉、王亚菲、王可、吕惠娟、许小平，徐光耀都从贸易总量的角度统计分析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考虑到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蓝庆新在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中设计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贸易结构指标，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王永齐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基点构建了COMPO和TECH两个贸易结构指标，通过VAR模型估计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总量增长上。易力、李世美、刘冰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VEC模型，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角度研究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认为长期来看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但短期表现不明显，并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徐光耀选择在我国进口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日、俄、法、澳四国为样本国，分析了在不同的进口贸易结构下，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促进作用。丁雯从出口商品结构的角度，运用协整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长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马慧敏采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着1期滞后效应。苏振东、周炜庆基于产品附加值分布贸易结构分析法构造了出口贸易结构指数，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成卓、王旭刚基于OECD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对国际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比较。冯帆基于VAR模型探索了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从短期看，出口产品集中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贸易指标在短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经济增长也没有构成任何贸易指标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只从长期来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动；从长期看，HO变量产品内贸易指数IIT和出口产品集中度H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总产出是SW指标的长期原因。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究竟是表现在贸易总量增长还是贸易结构或方向上，还未达成共识；第二，有关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还需进一步辨析和界定。
三、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发展或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也做了有益的探索。Frankel和Romer最初进行了贸易对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制的探讨，他们借鉴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的成果，利用国家地理特点拟合出一个贸易工具变量，运用9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认为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路径可以用动态Rybczynski定理、产品差异化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贸易结构通过资源禀赋变化和提高内生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杨全发、舒元从闲置资源、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四个方面概括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沈坤荣、李剑认为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潘向东等将制度安排引入到对经济增长机理的探讨中，认为一国产权保护程度在所有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对该国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显著。唐保庆、黄繁华则认为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综述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文献，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从贸易结构入手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新视角。
2.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导致贸易结构指标选取存在不足。
3.学者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主要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等角度起作用，但是在理论和实证上还有不完善之处。
4.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时间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单一，还有待完善。
5.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进行国家比较，综合考察不同国家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哪些不同影响，进而提出借鉴性建议。
参考文献：
[1]Baldwin R.E. Measurable Dynamic Gains from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01）.
[2]Mazundar J. Do Static Gains from Trade Lead to Medium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06）.
[3]王永齐.贸易结构、技术密度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J].经济学季刊，2006（05）.
篇（10）
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
在构建我国经济增长评价指标时我们需要遵循可完善性、地区可比性、科学性实用性的原则。可完善性原则指的是我国在建立、完善指标体系前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而在我国的经济数据统计时也会有许多不在统计范围之内的指标需要测度，而这些指标则需要未来进行完善与研究，在目前的时间点上还无法进行恰当的核算；地区可比性原则是指在我国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指标相互比较，并且进行分析整理，因此我们在进行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中一定要选择具有相同性质的指标保证在统计结束之后可以利用这些指标对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科学性原则是指在进行经济增长指标测度前要利用科学的原则进行各个指标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融合，以此来全面的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评；实用性原则是指在挑选指标时要选用能够反应现实的指标，可以对我国生态环境以及居民之间的关系进行恰当的反应，同时也要考虑数据来源的方便性与可得性，来对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进行测度。
二、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总和测评
从总体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则需要构建一个能够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的指数。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反映在社会福利变化、增长的稳定性和增长的结构性以及经济社会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利用问题这几个方面。我国经济结构的可以分国际收支结构、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投资消费这四个结构。在产业结构中我们通常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三次产业产值比以及工业化率来反映产业结构的特征；投资消费结构测度时则主要采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率、固定资产增长率等测度方法，我们需要在消费和投资之间选择一个恰当的占比。而不是消费率，越高或者投资率越高越好。因此在投资消费结构中我们通常也会采用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比率来考虑具体的度量范围；对于我国福利变化以及收入成果分配来说主要是考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所为居民带来的福利问题。在调查时，我们主要从住房、教育、健康以及收入这四个层次着手，以人均住房面积、教育年龄、死亡率以及人均GDP为基本的测度指标来调查我国经济增长为我国居民带来各种福利问题以及成果分配问题；而对于生态环境代价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来说，我们则通常采用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方法作为测度指标。考察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污水排放、大气污染等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破坏程度。
三、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特征
（一）构建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指标
从区域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对中国经济进行准确的判断。首先我们需要构建在地方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于地区与总量分析的差异性和各地区统计数据之间的可得性，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地区指数进行调整：首先我们采用麦金农的货币化程度和歌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例来反映金融结构。在中国金融结构中我们则采用M2/GDP的计算方式，但是由于中国银行有着独特的性质，这也造成了M2数据在进行数据统计时会出现一定的困难，使得规划程度和金融比率来观测区域间经济增长质量是不可行的。因此我们对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选择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占GDP的比例作为区域间的经济衡量指标；第二，由于我国教育层次的不同，在部分地区有许多数据没有统计结果，因此这些数据我们无法得到。故而本文只是以在校学生的人数在我国总人口中的比率来衡量我国各地区人民受教育的程度。而在校学生则由小学生人数、中等学校学生人数和高等学校学生人数组成；第三，收入分配是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分配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在世界各国通常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各层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在我国基尼系数在各地区的并没有被广泛应用，故而我们仅仅采用泰尔指数和城乡收入比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指标。
（二）区域之间的测度数据说明
其实在对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行数据调查时我们通常采用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两个公式来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核算。而且在我国通常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个区域之间的物质存量，在对各个区域之间的投资进行度量时则采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来进行核算。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我国目前采用潜在产出法、代数指数法、隐性变量法和索洛残差法这四种方法，这四种方法分别应用在区域之间不同的核算体系，并且在进行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测量时要选择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核算。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测度在我国进行经济测评时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我国目前在经济测度时存在着众多的局限性，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以在我国各个区域之间进行统一的经济质量的测评。因此我们需要明确统一的测度方法，以此来对样本容量进行扩大，对不同区域的地区进行分析，从而加快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