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金融学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新古典金融学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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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功能与结构金融认为，在制度内生给定下，交易成本和行为方式对无摩擦新古典均衡预测存在较大偏离时，新制度会朝着抵消这种无效率的方向发展，新古典模型在长期对资产价格和资源配置近似有效。

关键词：金融制度；功能；结构；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9-0030-03

一、功能与结构金融的理论基石

功能与结构金融建立在三大理论基石之上，新古典金融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只有三种理论的结合，才能同时解决金融制度设计的两个重要问题――均衡价格确定和鉴别有效金融制度结构及其演进方向。

新古典金融理论是功能与结构金融的理论起点，其理论假设前提是：人完全理性、所有人拥有相同的决策信息(即信息对所有人都是对称的)、市场完全竞争并且不存在交易成本。新古典金融理论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基础上，以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为基石，着重研究金融资产的均衡价格和金融市场效率问题。阿罗-德布鲁-麦肯锡(Arrow-Debreu-Mackenzie)证明：如果新古典金融理论基本假定成立，任何金融资产的配置方式都是均衡有效的，此时金融制度就没有必要存在。新古典均衡和金融制度结构无关，所以新古典均衡在金融制度结构演进中是非常稳定的。新古典金融理论很好地解决了金融制度设计的第一个问题，即均衡价格的确定，但是仅凭新古典金融理论无法完整地鉴别有效金融制度结构及其演进方向。此时，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提供了恰当的理论导入。

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假定是：制度内生、信息不对称、取得信息具有成本、交易成本为正。科斯证明：当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为正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具有不同的配置效率。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制度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制度结构及其演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可以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以实现金融资产的有效配置。

另外，交易成本的存在使金融制度结构发生内生变化，即产生金融中介，使得较高个人交易成本对新古典均衡影响最小化。

行为金融学以心理学对人们决策行为的有关研究成果为基础，认为人是非理性的。由于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人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类似过度自信、后悔厌恶、过度反应、过度控制等行为偏差。行为金融学以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和行为资产组合理论为基石，主要研究金融市场的无效率和人非理性对新古典均衡的偏离。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制度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减轻或者消除人非理性对新古典均衡的偏离，以实现金融资产的有效配置。总之，交易成本和人非理性虽未改变新古典金融理论确定的均衡价格，却可以鉴别出有效的金融制度结构及其演进方向。

二、功能与结构金融的内涵与特征

金融制度结构是指金融制度具体结构，包括特定的金融中介、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实践组织和支持性的基础结构(例如监管准则与会计制度)。金融制度功能就是在不确定环境下跨越时空地配置金融资源，它可以分解成四个基本功能：第一，动员储蓄。聚集分散的储户资本的过程，它包括信用工具的运用与创新、金融服务与营销、声誉机制的建立等；第二，配置资源。将聚集的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即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第三，监督经营者并实施联合控制。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必然妨碍储蓄资源向最优化“生产性”企业的转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进行有效监督和实施联合控制。第四，便利交易和分散风险。金融中介的规模经济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而各种金融工具的存在使降低风险成为可能。

功能与结构金融是上述理论的有机结合，在功能与结构金融中，功能是“锚”，属于外生变量，结构则是内生变量。金融制度的功能主要是通过金融制度结构实现的。一个设计良好的金融制度结构可以较好地实现金融制度功能，也能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功能与结构金融在分析金融制度结构及其演进时，认为金融制度基本功能是促进金融资产的有效均衡配置，这里的“有效”是一个长期均衡动态过程。在上述框架中，有效的金融制度结构是内生决定的，其演进方向足以抵消交易成本和人非理性对新古典均衡造成的偏离。

功能与结构金融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强化功能、淡化结构。在新古典金融理论框架内，任何金融资产的配置方式都是有效均衡的，也就是说金融制度结构是不重要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指出，交易成本和人非理性是客观存在的，这会使金融资产的配置偏离新古典均衡。此时，金融制度的基本功能就具体表现为减轻交易成本和人非理性对新古典均衡的偏离。由于各国的文化、法律、传统、社会结构、技术条件等不尽相同，只有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才可以达到金融资产的有效配置。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各国的文化、法律、传统、社会结构、技术条件等也会发生变化，此时，有效的金融制度结构又将采取不同的形式。换句话说，有效的金融制度结构不是恒定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衡量一个金融制度好坏的标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交易成本和人非理性对新古典均衡的偏离，而不是金融制度结构的具体形式。

第二，强调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内生性。在功能与结构金融框架内，金融制度结构及其演进具有内生性。具体地说，当交易成本和人非理性产生对新古典均衡的偏离时，设计良好的金融制度会发生内生响应以最大限度地减轻这种偏离。现实中，这种内生响应会不会发生取决于制度的灵活性。功能与结构金融认为金融制度结构内生演进的根本力量是微观金融主体追求利润。由于人的交易成本和非理性程度各不相同，所以对新古典均衡的偏离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此时，交易成本小、非理性程度低的人就成为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者，而交易成本大、非理性程度高的人就成为金融产品的需求者。前者追求利润的结果必然导致金融产品的最终价格一定等于交易成本最小、非理性程度最低的人的边际交易成本，此时整个经济对新古典均衡的偏离程度也是最低的。

第三，注重金融创新对金融制度设计的螺旋引领作用。金融创新泛指金融制度内部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产品、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手段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其中金融产品创新构成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中介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大量金融创新产品的历史表明，金融产品最初由金融中介创造，最终发展到整个市场(Finnerty，1988)。金融中介根据顾客的需要创造出新的产品，一旦产品为人们熟悉，并且有标准的术语之后，这个产品就可以服务大量的顾客同时也成为在市场上可交易的商品。这种新商品的交易市场的出现，顾客又有对冲新风险的需求，金融中介又创造出更新的金融产品，如此反复，形成螺旋式交互发展之势。因此，从动态意义上说，金融中介和市场在提供金融产品方面是互相补充的：金融中介适合低交易量的、定制化产品；而市场的优势在于提供高交易量的、标准化产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创新产品的最早出现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随着金融创新产品的标准化，产品从中介转向市场，成交量就扩大，而增加的成交量又减少边际交易成本，一方面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激励中介创造出更新的金融产品。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看，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直接和人非理性有关(Larry，Shiryaev，1993)。例如，投资者普遍存在一种被称为“后悔厌恶”(regret aversion)的非理，即投资者厌恶对先前投资决定的后悔，此时，市场就会有对“回顾”期权(look―back options)的需求。“回顾”看涨(看跌)期权赋予期权的买方在效期内以最低(最高)交易价格购买(卖出)标的证券的权利。在设计良好的金融制度下，金融中介就会创造出这种期权以满足投资者需求。因此，投资者通过支付固定的期权费就确保在期权有效期内不会对投资决定后悔。可见，“回顾”期权的创新直接消除了“后悔厌恶”这种非理，金融产品创新一方面消除了交易成本和人非理性对新古典均衡的偏离，一方面促进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金融产品创新在金融制度演进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对金融制度设计具有螺旋引领作用。

三、启示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金融制度设计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功能与结构金融为金融制度设计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它强调金融制度基本功能，对金融制度结构具体形式没有统一要求，金融制度结构可以由各国经济环境、人口情况、技术等综合因素决定。结合我国实际，目前紧锣密鼓的金融制度改革归根结底也是金融制度设计问题。

从功能与结构金融看，我国金融制度设计中重要的不是各种金融机构的设立，而是金融资产的合理定价问题。在组织结构上，我国金融制度各种机构设置已基本完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市场、保险公司、基金以及各类财务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种类基本齐全。但各类金融机构的大股东是国家或者其人，基本上都是国家的一个机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另外，我国绝大多数金融产品的定价是国家直接定价，这一法定价格离均衡价格差距甚远，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又导致很高的交易成本和人行为的严重非理性，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源配置的无效率。鉴于此，我国金融制度设计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突破：

第一，完善金融机构功能。金融机构设立的目的是提供金融服务。人民银行要专司中央银行功能，主要负责货币政策；各商业银行要产权清晰，独立经营，彻底断绝和地方政府在人事、财政上的联系；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以及各类财务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的定位也要准确，要规范操作。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只做“裁判员”，要“大义灭亲”，对违规操作者要严厉惩罚。

第二，建立金融资源合理定价机制。资源配置的关键是价格，不合理的价格容易导致资源配置体系扭曲。在金融制度较发达条件下，最好走市场化定价之路。鉴于我国实际，金融资源价格只能逐步放开。某些关键金融资源，即使国家定价，也要接近“均衡价格”。对一些涉及面比较广的金融价格，如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一定要保护中小储蓄者、中小贷款者的利益。

第三，注重发挥民间金融资本的作用。金融制度设计中，实施金融功能的机构可以是国家所有，也可以是民间所有。我国民营企业对GDP贡献占70％以上，但在融资上受到歧视，而效率比较低的国有企业融资相对顺利，这是金融资源浪费的例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融资难，政府可以考虑让民间资本组成民间银行，主要功能定位就是服务于中小民营企业，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好促进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

第四，建立金融创新的正向激励。金融创新是金融制度设计演进的引擎，而金融创新需要某种激励，激励的目的是造就能降低交易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的机构创新能力。我国政府应该为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特别是有效地保护专利、保护知识产权；积极培育微观金融主体的创新意识；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消除不必要的垄断。

参考文献：

［1］Merton，R.C.，Z.Bodie.The Design of Financial System：Toward a Synthesisof Function and Structure (P) .http：//nber．org／papers／w10620

［2］Williamson，Oliver E.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How It Works：Where It is Headed\[J\].De Economist, 1998，Vol146，No．3：23-58

［3］Shiller，Robert.Human Behavior and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Markets［M］.in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 &1999；Vol.1：13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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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割不断关系的学科，在现在越来越表现出了相互融合的趋势。金融学作为经济的皇冠，在这场变革中当然也是产生出了行为金融学这一巨大的成果，集中体现就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始终坚持自己是心理学家的Kahneman。但是在现在的行为金融学中，主要的心理学理论还是认知学派的，而且多是以经济学的方式来利用心理学的理论。本文就是在于探讨用除认知心理学以外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改善投资者投资能力可能性，尤其是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

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来源

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此时经济学被定义为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那里，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到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的:人们充分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做决策，这一假设就足见对人的重视。为以后经济学在在对人的讨论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这里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

1947年Herbert Simon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理论。“有限理性”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绝对理性”的否定，经济学对人的认识开始考虑现实的人的实际情况。

到了20 世纪70 年代， 心理学家Kahneman 和Tversky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 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他们的《不确定状态下的判断:启发式法则和偏差》和《前景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两篇文章中侧重于研究人们在风险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提出了决策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前景理论”。Kahneman也因为在此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对行为金融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提出标志着行为金融学的真正兴起。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是一门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就是以决策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为基础，探讨投资者的真实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行为规律及心理机制，试图去解释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过程是如何对投资者的具体投资活动产生作用的。行为金融学将金融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来研究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和金融产品的定价的影响。

Hersh Shefrin认为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分为三部分:直觉驱动偏差、框架依赖和无效市场。启直觉驱动偏差主要是指投资者在形成认知和做决策时存在着一些经验规则及与此相联系的系统性偏误， 从而导致个人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出一系列的偏差。框架依赖是指个人因为情景和问题的陈述与表达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无效市场是指在直觉驱动偏差和框架依赖的作用下导致价格偏离基本面价值。

在这三个主题中，要追究根本无疑前两个是主要讨论的对象，不只是因为无效市场是由他们产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前两个方面都是关于人的行为偏差的描述。在此试图用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些行为的原因，已达到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来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能力的目的。

在直觉驱动偏差中，Hersh Shefrin主要指出了下面的一些影响人正确抉择的经验规则:典型性、过度自信、锚定、模糊性规避。在框架依赖中主要指出了:损失厌恶、协调决策、享乐式编辑、认知与情绪方面、自我控制、后悔、货币幻觉。

三、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中的应用方式

从以上对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陈述，发现在行为金融学还是主要在研究一些“金融怪象”，这些现象是用经典的金融理论所解释不了的，而且用的方法基本就是由心理学借鉴过来的实验法，在此基础上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作基础来帮助解释。也就是说，在现有的行为金融学里还是在用基于统计学的研究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那样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他们即便了解了这些现象但对自己的实际帮助在那呢?因为这些现象的根源很深，我们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尼要认识自己的这些错误都很难，你说要完全改过那就是更加的难上加难了。所以说需要用另外的眼光，用一种更加长远的方式来认识这些问题，从而寻找方法来逐渐帮助个人投资者来提高其投资能力

在Kahneman的理论体系里，他提出了一种将人的认知过程区分为“直觉”和“推理”，并对二者做出了详细的区分。通过这个行为金融学里重要的理论——前景理论的前提，会发现直觉是很多很多错误的根源。这也就自然的想到了荣格关于人的意识功能的划分: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在荣格这里，直觉是“直觉这种功能使你看见实际上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你自己在事实上做不到的。但直觉能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在你必须处理陌生情况而又无既定的价值标准或现成的观念可遵循的时候，你就会依赖直觉这种功能。”和“但你处于一种直觉的状态，你通常不再注意细节。”，可以看出这和Kahneman给直觉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荣格看来直觉更多的事无意识的表现，它可以无处不在的通过域下过程来影响你。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就是要改变直觉，就需要深入我人类的无意识当中来认识它和改变它。也就是说，最深刻的变化应该是从无意识的工作进行起。在这种情况下，荣格学派代表的深度心理学就是要针对人类的无意识来进行工作的。那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就是在帮助个人改善投资能力是最彻底和最好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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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经验主义为源头，与哲学思想的发展相同步，其核心是形而下学，认为不存在先验的真理，一切命题来自人类经验的归纳。然而经验是具有局限性的，科学以归纳得出的缺乏灵动性的少数公理为基础，不可能绝对可靠。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学的复杂性，经验归纳法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明显力不从心，演绎法应运而生。假说－演绎法源于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方法，具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测”，即建立一个假说;第二步是进行实验或积累观察以便检验假说。其本质是发现新事物并在建立试探性假说之前必须先有观察并提出问题。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先前的经验实证与演绎－推理相结合，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其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观点有三点:其一是认为理论和事实都是假设的根源，并承认理论和事实都可能与假设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其二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的概述有效应体现为理论或其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行为特征就是实证性的，这与针对自然物的观察和计量的实证性认识没有本质区别。其三是经济学研究中对客观性重要程度的强调。对于一个描述性经济结论的支持，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可供检验的证据，证据的可靠性和价值判断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因此，经济学吸收了一致检验、逻辑相关检验等逻辑实证主义的检验理论。

(二)证伪主义:基于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扬弃

1.基本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理论或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的前提条件在接下来的经济学发展中被认为是极其严苛的。同时，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理论需要，经济学急需一种动态上升的研究范式。30年代大萧条下得到极大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直接导致了经济学和波普尔哲学的结合。该方法论由波普尔提出，后经库恩和拉卡托斯的扬弃逐渐发展为完善的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并不赞同知识完全来自外部经验并可以通过逻辑思维从少数业已存在的确实知识中推演出来，而是强调理性思维中的批判能力，认为知识是在对已有知识和理论的批判中实现自身的不断成长，人们通过对旧理论的否定建立起新的理论，其核心是证伪主义。他认为，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地猜测，经受经验检验而得到暂时确认的各种新理论终被证伪，证伪过程是不断尝试和清除错误的过程。库恩“范式”则从科学史观的角度对波普尔证伪主义进行了扬弃，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机的旧范式终为新范式所取代的过程。提出了量变终究引起质变，新旧更迭是必然趋势的观点，对现代经济金融领域的变革具有指导性意义。根据波普尔的证伪思想，任何理论一旦被证伪，就将被淘汰，那么理论与事实不符应如何正确判断才不致将理论扼杀在“摇篮”里就成为接下来拉卡托斯的主要研究成果。他认为绝对的被证实或证伪是不存在的，用“保护带”来缓冲经验冲击可以对理论进行适当的保护和修正。当某种科学研究纲领通过对假设的调整能使得借助既有研究框架说明和理解更多的事实则为框架进步。

2.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发“评价科学研究纲领进化或退化的客观标准是纲领本身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拉卡托斯在对波普尔及库恩证伪思想的扬弃中首次提出了理论对于未来事物客观发展预测能力的重要性问题。这一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后著名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争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场争论的关键是两人对于证伪的主体存在争议。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在经济学中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所谓的“有意义”是在理想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他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即证伪的客观主体是假说。而弗里德曼代表了一种被冠之以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他认为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灵活、更具有实用性。这正是将科学证伪哲学与经济学的艺术“气质”，以及解决、预测未来实际问题特性的完美融合。

二、经典金融学及其方法论: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一度被认为是以牛顿力学为核心思想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于经济领域绽放的典型成果，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古典金融体系，因袭理性经济人和市场有效两大假设，其许多的理论内容是从理论前提经归纳推理导出结论，再以经验证实来构建理论范畴及选取适当的论证方法。大多数学者不会去质疑金融理论的正确性，而认为现实中理论结论的失当是由于金融理论受干扰因素而被错误运用，其实质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其中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被视为经典，结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金融学的定义:“金融学是以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形成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基本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营运、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其方法论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我们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在逻辑上可以承认金融学从属于经济学，经济学的科学性可以推论得到金融学也具有科学性，所以归纳、演绎、推理等科学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金融学领域。其次，词典中明确说明金融学的方法论是用近似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在活跃的交易市场中，我们不必对资本资产定价，因为市场中存在供求关系决定的均衡价格。作为经济大环境下的子市场，金融市场围绕金融产品的定价展开，与商品市场的研究方法殊途同归，再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的数字化计算变得相对轻松，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理论或命题可以被量化表示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第三，动态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专注微观行为主体动态选择理论的同时对于动态均衡的研究产生了极大需求。

三、证伪主义哲学影响下的现代金融学方法论

在波普尔关于证伪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猜想与反驳》问世后，特伦斯•哈奇森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批判:“很多科学分支给出的最终命题往往不是纯粹的逻辑和数学命题的附属物……即便对于那些能够‘最终’断定一个命题‘绝对真伪’的‘终极’检验的谈论也是毫无意义的。”虽然该思想被后来的弗里德曼等人认为是极端经验主义，没有在“先验”和“经验”之间做这种考虑，但仍然为现代经济学思潮的思想方法奠定了基础。在证伪主义传统的影响下，金融学者开始关注金融理论的内在实证性、可证伪性和金融理论的评价标准等问题，对金融学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再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引起的金融危机频发，学者们开始关注现代金融理论发展中对不确定性及其蕴涵的风险问题，将研究重心转向预测及对预测结果的处置策略而非单纯的解释和说明现实，特别注意金融理论预测的证伪性。在该理论发展方向下，行为金融、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金融理论对现代金融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行为金融:对个体理性假设的证伪金融学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如何实现最优化，组织怎样安排生产并进行投融资决策，以及在各主体的交易互动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均衡体系。从理性经济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出发，利用一般均衡和无套利分析，借助现代数学工具，MM理论、EMH理论、CAPM模型、APT模型和B－S模型等经典的原创理论构造抽象的数学、计量模型来得到参与者最优的决策方式及均衡价格。金融学理论体系的演绎似乎完美，但金融市场异像或者说是“反常”经验导致现代金融“研究纲领”的保护带的进化，各种新理论对主流金融假设的修正既是增强对金融市场异像的解释，同时也着眼于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市场异像冲击的努力，行为金融应运而生。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个体有限理性，市场上非理非随机，系统性的群体非理性特征使得非理性的价格不能恢复理性，从而市场非有效。行为金融借鉴现代心理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并在金融领域成功运用。心理学方法侧重探索个体决策中的心理因素，而金融计量学则从实证的角度检验心理因素的影响，对未来价格做出预测并提供可行的策略。

2.新制度金融学: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进一步修正随着经济体所在国家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金融所处大环境的复杂性逐渐显现，各领域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为进一步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制度背景下金融趋向及其合理制度，新制度金融学将交易成本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支持个体有限理性，认为个体会同时追求财富和非财富最优化，而且个体行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可以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进一步修正:以交易成本、产权和制度为理论范畴，深入研究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对生产关系的探索，主动对个体间关系进行约束、协调。这一新范式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视野，更加注重金融学在所处经济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对现实问题具备更强的解释能力和前瞻性指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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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的其它学科相比，金融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如何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也可以说，所有不确定的问题都能通过金融学的准则解决，这使得金融学的研究和运用范围逐渐加大，在与金融学没有联系的问题上，例如，在市场波动大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去应对市场价格、产品需求、客户的要求，在环境保护方面，国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等，都可以通过金融学的思维去合理的解决问题。

（二）时间价值

这是金融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重要之处，在不同时间里，不能够把相同的产品进行比较，一定要把资产带来的风险和补偿考虑其中，事实上，这是一个资源的时间配置过程，在资源配置上，金融学能够具体的解释其原则，并且能够强化个体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存在的不同能力，即在同等盈利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以及在同等风险水平的基础之上，如何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以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向前发展。

（三）能力

能力问题是金融学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金融学家对于能力概念的理解与经济学家不一样，能力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开拓市场、研发技术、更新设备，金融学家认为能力主要从两方面确定：一方面是获取、创造信息的能力，在金融学的研究领域里，很多都是以信息拓展开的，所以，最具体体现的代表就是信息的创造；一方面是资产头寸的关系，充分合理的头寸关系使得个体能够克服以后的不确定性，这是导致企业兼并的基础，而且也在实践中得以验证。

二、均衡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均衡是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但是金融学里的均衡和经济学里的均衡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价格均衡问题，在经济学里，主要的标志是供求均衡，金融学里，主要是以风险和收益的均衡为主，这两者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在研究对象方面，经济学以商品，而金融学以资产，商品和资产的不同就是，商品主要是以满足消费者为目的，资产是以持有者具有的增长价值空间为目的，这使得价格均衡力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供求关系直接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均衡，风险影响着资产的价格均衡，但是，在这方面，很多学者没有提高重视程度，局限的运用经济学中的价格均衡原理以此解答现实中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的膨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1]。2002年过后，央行不断上调房贷利息，企业想通过此种方式控制极具上涨的房价，最后控制投资房地产的热潮，但是结果却与央行的最终目的相反，这一调整政策没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反而促使房价不断的上涨，使房地产业进一步发展，所以，在以往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下的调整政策，但是却败给了现实。事实上，利用金融学的思维方式去解释此种现象，很容易找到原因，对于金融学的思维方式而言，资产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均衡，而主要是预期和风险的均衡，提高房产的利率，对于买房的消费者，的确控制了需求，但是对于投资房产的人就不同了，主要原因是，商品的价格均衡主要以供求关系为主，但是商品的资产价格主要以投资的预期和风险为主，导致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断上涨的原因不是消费者，而是房产的开发和投资商，控制供求关系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要想使问题得到解决，应当控制房产开发商，所以对于中央银行的调整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有了充分合理的解释。

三、市场的分析

经济学领域里，市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的，金融学也是如此，但是金融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方向完全不同，主要表现在角度、依赖程度方面。

（一）角度的不同

经济学主要倾向于市场的一些基本特征，依据此特征，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化的市场、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这种分析模式没有从市场的不断波动划分，而是静止的分析。不确定性是金融学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研究和探讨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合理的进行资源的配置，所以更加关注对于资源配置的信息来源和效率程度。因此金融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信息化市场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以此为划分标准，金融机构将市场划分为弱式、半强式、强式有效市场，金融学的此种划分，能够使人们深入的了解市场的不断变化，也能表现出金融学对于市场波动的体系进行完整的研究。虽然人们对于有效市场理论仍存在很多的疑问，而且还没有支撑的依据，但是它的存在仍然是金融学里不可缺少的，并且为金融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由于金融学具有不确定性的金融价值，也能够及时关注市场环境的外部变化，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重要的研究体系。

（二）依赖程度不同

在这里，依赖主要指的是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科研成果，虽然，经济学也依赖市场，但是同金融学相比，经济学的依赖程度要小很多，主要是微观金融学，原因是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资产的定价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市场的信息确定的，虽然，有效市场理论仍然不能准确的反映当前的金融市场，但是投资者们更相信市场的真实性，这些足以表明金融学的研究与发展对于市场的依赖。虽然，大部分企业能够掌握主观的定价模式，并且能脱离市场，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模型的建立主要依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所以，也在暗示市场对金融学发展的重要性。

四、理性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理性是其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经济学给予理性的定义是：当收益高于成本时，个体所表现的行为就是理性的。但是这个定义有一个前提，在确定个体的行为是不是理性之前，金融学领域是指导此种做法的，同时，也把现行的成本作为成本的将来价值。但是，利用金融学的角度去分析此前提，很容易发现此前提忽视了金融学所讲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同时忽视了收益和成本的时间价值，事实上，在收益度量上，金融学都是以预期效益为理论基础。在对于理性的解释上，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不相同，金融学家会将不确定性、时间价值、个体能力等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内，使得理性的定义更全面、科学的显现出来，这对于金融学和个体本身都很重要。

五、企业的经营目标

在企业经营目标上，金融学家打破了以往经济学家的理念，虽然分歧依旧存在，但是更加科学和具体化了。以往的金融学家认为，企业追求的经营目标应当是“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但是它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在财务结构影响市场评估上缺乏理论性的指导。此外，管理者和所有者对于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也存在着争议，管理者对于新的股票发行和市场价值不关心，关心的是公司的财富和融资，所有者关心的是股票所具有的价值，对于管理者感兴趣的持反对态度。总之，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是金融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六、金融学思维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虽然金融学在科研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金融学的发展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逐步突破新的技术，在此，金融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打破以往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和牛顿力学在经济学里的位置同等重要，它把时间的逆转性作为基础，运用观察、假设和推理的思维模式，使得复杂化的经济领域转化为形象的数理化模型，而且，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使得传统的经济学家十分认同。但是这个看起来完美的思维范式自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使其严重影响着金融学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看起来合理的数理化模型，它是以和现实遥远的假设为基础的，例如阿罗—德不鲁—麦其模型的基础就是资产定价理论，但是这个模型以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与实际状况相差甚远，这样一个脱离实际的假设做基础，得出的结论不能真实的反映现实世界的状况，例如有效市场的理论，投资者是客观理性的、投资者的预期相同、投资者可以找到替代品等等这些假设都是与现实不同的，而且，在理论上，也同样没有支撑的条件，所以，怎样正确的运用数理化的模型手段，是金融学以后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时间的逆转性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是却不实用，以典型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为例，为了能够更好的和现实相接近，准确的描述变化量的分布形式，他们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量——标价值波动率。从数学的角度分析，这个量的引入很好，其促使结果有一定的准确性，这一观点在实际上也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个堪称完美的量使得波动率无法正常运用，因为波动率所呈现的是标的价值将来的变化情况，但是标的信息却不能使我们提前预知未来的变动，提前确认标以后价值的波动，以此也就不能够依据此模型确认某一个标的所期待的未来价值了。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标的未来价值波动率可以依据历史的数据进行推算，但是，此种做法恰好违背了他们方程的建立基础——有效市场理论与无套利原则，在有效市场理论中，对于弱势的有效市场的假设，企业的投资人不能通过以往的历史数据去分析当前的价格，未来的价格就更不可能了。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遇到的困难又一次警醒人们“时间的可逆性”原则对金融学领域的损害，虽然还是有人执着的对模型进一步改进，以此打破前人遇到的困境，但是不管怎样的新模型，假使不能够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里的“时间可逆性”原则，对于所存在的困境，仍不会有太大的突破。在人们的争议下，牛顿主义范式将会被达尔文主义范式所取代，达尔文范式主要强调的是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它和金融学所倡导的时间价值的观点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不能够实现，它非常有可能在金融学领域里率先实现，因为其不确定性的原则和金融学倡导的原则一致。例如，在一些已经开始的行业里的改革，例如金融理论的改革已经开始注重研究对象和思想行为的多样性，其研究领域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倡导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将来，金融学能否完成达尔文范式的思想，是不能够预知的，但是对于在金融领域里面工作的每一位员工来讲，都是有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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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20世纪末2l世纪重要的研究成果，实物期权（RealOp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金融学界“反哺”经济学界的经济理论。它的创立为投资决策提供了新的思维，同时也更好解释了一些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投资问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投资理论的不足。

实物期权由金融期权演变而来。Bachelier（1900）首次使用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和鞅（Martingale）来描述证券价格在连续时间中的运动过程，Sprenkle（1961）引入了几何布朗运动（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之后在Boness（1964）、Samuelson（1965）等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Black and Scho～s（1973a）、Me～on（1973）正式解决了金融期权定价的问题。

Black-Scholes（1973a）之后，期权定价成为金融资产定价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文献开始另辟蹊径，利用期权定价的思想研究了不确定性下的决策问题，克服了传统NPV法则的不足。在新古典的投资理论中，企业投资决策往往会用到Jorgenson（1963）和Tobin（1969）的理论，而Dixit and Pindyck（1994）认为这两种理论背后的渊源均是NPV法则，也即当NPV>0时企业选择投资，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使得项目价值被低估，因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投资决策在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中将偏离最优的决策，而且这一偏离将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而变大。Dixit and Pindyek（1994）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实际投资中不可逆、可延迟、未来现金流未定的特质决定了NPV法则的无效性。为了更好解决不确定下投资决策问题，学者们将期权引入到分析当中。Black-Scholes（1973b）首先引入期权定价的方法研究了公司负债的定价问题。Myers（1977）认为，当投资环境具有较强不确定性时，NPV法则将低估实际投资成本，认为企业拥有的投资选择权也具有价值。在此基础上Myers首次提出了实物期权的概念，认为企业的投资选择权也应包含在投资成本之中。Ross（1995）、Trigeorgis（2000）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进一步拓展了实物期权理论。

在模型的建立上，主流文献一般使用Bellman方法和或有债权分析法（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或有债权分析法涉及寻找孪生证券（Twins Secu6ty），即在金融市场中找到一种能够刻画项目现金流的证券组合，将其市场价格直接作为投资期权的价值。Manson and Merton（1985）认为，如果能够找到孪生证券，实物期权定价就将迎刃而解。但是Trigeorgis（1996）指出，要找到这种证券相当困难，而且也涉及到折现率确定上的问题，因此或有债权分析法在文献中并不常见，这也是实物期权文献与金融期权文献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从方法论的角度，主流文献一般认为实物期权能够有效改善NPV法则的不足。Myers（1977）认为，当投资环境不确定时，企业投资的选择权具有价值。从机会成本的角度，企业应当将这一价值考虑到投资成本中，在这种观点下，单纯使用NPV进行投资决策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过度投资。Trigeorgis（1996）用实物期权的思想改进了NPV法则，引入了战略NPV，将其定义为项目NPV加上投资机会的价值，弥补了传统NPV法则决策的不足。在实物期嗫蚣芟拢每个项目都会存在一个阈值（Threshold Value），当决策变量触发该阈值时企业就进行决策，否则选择等待。

除了解决投资问题以外，实物期权在很多领域都有用武之地，正如期权的英文Option原意为选择，只要涉及到选择，从本质上就是实物期权的问题。这个选择可以是选择是否投资（见McDonald and Siegel，1986），是否融资并且以什么方式融资（见Haekbarth，2008），是否合并（见Lambreeht，2004和Tarsalewska，2015）。

本文首先对实物期权的方法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将实物期权的求解过程详细展现在读者面前；之后，试图从模型的角度，结合已有文献提出自己对实物期权方法的一些质疑；最后，将介绍实物期权应用的几个经典的例子，以期让读者感受到实物期权在决策上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实物期权的数学原理

（一）基本假设

实物期权模型往往有如下的假设：

（1）项目期限为无穷大；

（2）项目期内状态变量连续变动（比如企业连续分红）；

（3）资本收益率要大于项目收益的增长率（在模型中表现为：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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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货币金融理论一直都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货币金融理论

集中研究货币的本质、职能与作用。1936年，《通论》发表，凯恩斯率先在其《通论》中提出了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且是一种资产，可以进行选择与替代；在实际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非中性的，从而实现了对早期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相继形成。他们对货币金融理论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从而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利息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货币需求理论，从本世纪初以甘末尔与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等为代表，通过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对货币需求的决定，发展到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新剑桥学派的货币需求三类七动机说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货币供给理论，以1952年米德首次在《货币数量与银行体系》一文中用货币供应对货币供给与银行系统作出系统研究为标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正式形成，并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间，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供给理论体系。在对货币供给的研究中，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集中于探寻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本世纪上半叶，凯恩斯在他的货币供给理论中率先提出外生货币论。但随后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都摒弃了这种论调，提出内生货币论。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不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除由中央银行之外，还要受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大众行为影响的内生变量，使货币的概念更贴近真实状况。

通货膨胀理论，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而逐渐形成。凯恩斯最早于1936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此后，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西德学派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货币量过多。除此之外，经济金融学家们还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产生了较成熟的通货膨胀理论，例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通货膨胀的北欧模型等。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广为流传，货币金融理论界由此又发展了包含预期因素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模型（林德白克，1980年）以及预期通胀理论。

利息理论，在传统的均衡利率论中以分析资本供求来研究利率的形成与决定机制。对于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各学派各有己见。后凯恩斯主义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量增加将会使利息下降，利率是传导枢纽；货币学派则认为货币量增加会在短期内降低利率，而在长期使利率上升；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会使货币量的变动对利率失去效力。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在短短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几次变革。

首先，银行家们突破了古老的真实票据理论，莫尔顿于1918年提出了可转换性理论、普鲁克诺于1949年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前者认为银行贷款不一定要用于自偿性项目，可将资金投入具有次级市场条件的证券，这样，就将银行的资产业务拓展到证券投资业。后者强调银行发放贷款可以借款人的预期收入为基础，从而鼓励银行将资产业务从短期贷款扩展到中长期贷款。

此外，60年代银行学家提出了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强调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保持经营的流动性。到了70年代，银行学家又提出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如偿还期对称理论、资产分散理论、资产分配理论、缺口管理理论等，将银行的经营重心从负债方扩展到资产方，要求通过对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要求。

（三）金融市场理论横空出世逐步走向系统化

20世纪是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时代，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理论日益丰富并逐渐系统化。随着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定价等金融微观企业行为的关注，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也从定性分析推向了科学的定量分析。

公司金融理论方面，莫迪利亚尼与米勒于1958年《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

风险收益理论方面，马柯维茨于1952年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基础。6年后，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简·莫辛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根据证券预期的收益与风险方差寻找最佳证券结合。1971年，斯蒂芬·罗斯从影响证券报酬率的各个因素出发，建立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模型），从而为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决策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

期权定价理论方面，1973年肖尔斯与布莱克发表了《期权与公司债务的定价》，1973年密尔顿又发表了《合理期权定价理论》等文章，为期权及其他衍生金融商品的定价提供了可选择的计算公式，为今后金融定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股市投机理论方面，齐曼于1974年、汤姆于1975年共同提出了股市风潮理论，布兰查与沃森于1982年提出了投机泡沫理论。前者已经开始将股市参与者区分为“保守者”与“投机者”，将投机风险因素正式从股市中抽离出来。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投机孕育了虚拟的资产泡沫，并将成为股市崩溃的直接隐患这一思想，从而为更科学地对股市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今后的金融风险、金融安全理论的产生发展作了铺垫。

（四）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繁荣发展

国际金融理论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20世纪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理论。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产生了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解释了国际收支中贸易差额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解释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学说，解释各国国际收支的联系以及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过程，并通过强调货币供求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直接影响，实现了对大卫一休谟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的超越。这三种国际收支理论在很大程度是互补而非相互替代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分析法上，弹性理论和吸收理论注重短期和中期的均衡条件分析，货币理论注重长期收支均衡条件的分析。其二，分析对象上，弹性理论解释贸易差额，吸收理论解释经常项目差额，货币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收支。其三，在分析的理论层面上，弹性理论是对商品市场的微观经济分析，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别是对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宏观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以传统理论为主流，即购买力平价理论（20年代）与利率平价理论（30年代）。70年代，浮动汇率制的日益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兴盛，使得一批新型汇率决定理论向传统汇率理论提出挑战，其中主要的代表理论是：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阿尔盖的汇率国际收支说（1981年）。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新旧更替之间，经济金融学家们在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又发展了收益—风险分析法，实现了对研究领域的层层拓展，即从最初的商品市场，拓展到货币市场，最终将证券市场也包括在内。

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基本有两个分支，一是国际传递结构论，一是国际传递货币论。结构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地概括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5类机制。而货币论从70年代初出现后，已自成体系，其理论分为4大类：社会成本推进分析、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小国开放模型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

（五）经济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以金融理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

金融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往往脱离金融而集中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的要素分析。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才注意到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阻碍许多国家，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至此，金融与经济才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研究整体，并相应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金融理论也从分析体系的边缘走向了核心地位。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理论中将各国的金融现象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一国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构成了该国的金融结构。他还提出以金融相关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唯一特征，由此开创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则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统一，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形成广义的货币金融概念，并提出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应该放弃过份的干预与管制，以推进经济增长。

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于规避政府管制的目的，如火如荼地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各种探讨创新原因的创新理论也相继形成，如技术发展论、货币因素论、财富增长论、约束一诱导论、回避管制论、交易成本下降论、制度因素论、结构变化论等。

（六）金融危机理论成为世纪末理论研究的焦点

自本世纪30年代拉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序幕以来，灾难性的世界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对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

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是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以及一些相对零散的危机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在分析上缺乏微观基础，因此难以称为理论，而成为假说。它主要包括以明斯基为代表的对危机产生的周期性解释，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危机生成的货币性解释两大分支。随着80年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兴起，它们被经济学家作为有效的分析手段尝试着用于研究微观金融层面中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从而将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在金融危机模型方面，最成形的是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第一代，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说明财政赤字导致货币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第二代，奥布斯特菲尔德的预期模型（1994年），说明金融危机可以脱离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具有自促成性质。第三代，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说明道德风险对危机的产生有触发与推动作用。

二、金融理论的世纪回顾

在20世纪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般认为，现代金融理论起始于50年代初马柯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而在此之前已存在的金融理论体系，则被称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

古典金融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以“货币与实物经济相分离”的古典经济学“两分法”为手段，从实物经济的层面出发，对货币的职能、银行的流动性、信用机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决定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相当成就。该阶段所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理论成果有：甘末尔学说（1907年）、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1911年）、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数量论（1923年）、庇古的剑桥方程式（1917年）、哈耶克的中立货币理论（1931年）、莫尔顿的银行可转换性理论（1918年）、勒纳等的弹性理论（30年代）、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1922年）、阿夫塔里昂的汇兑心理理论（1927年）、凯恩斯与爱因齐格的利率平价理论（1930年）等。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这不仅在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称为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特别在古典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凯恩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把货币资产融入实际经济中，指出货币对就业、产出、收入等实际经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填平了货币与实物经济之间的“两分”，创立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希克斯与汉森于1949年创立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结合的IS－LM模型，鲍莫尔于1952年提出了平方根定律，弗里德曼于50年代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

50、60年代，由于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在金融理论方面，不仅出现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理论，而且出现了大量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理论。尤其是，1952年马柯维茨提出了证券组合理论，创立现代金融理论之开端。以风险—收益理论、期权定理、有效市场理论与公司理论为四大支柱，构建了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并推进金融理论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该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普鲁克诺的银行预期收入理论（1949年）、银行负债管理理论（60年代）、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夏普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58年）、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1958年）等。

60、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较大的转变。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逐渐代替。此外，一批优秀的经济金融学家开始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该时期出现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孟德尔的国际收支与货币分析法（60年代）、讷克斯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以及布莱克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理论（70年代）等。

70、80年代，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为了防范各种衍生金融风险，各种套期保值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国际汇率制度的研究有所完善。有关金融工具的定价、风险估测及金融规避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汤姆与齐曼的股市风潮理论（1975年）、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1977年）、多恩布茨的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70年代）、布兰查与沃森的投机泡沫理论（1982年）。并且，一门以现代金融理论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分析方法，兼收经济学、投资学、数学等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金融工程学在西方兴起，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80、90年代，接连爆发了西方股灾、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危机的生成原因、防范机制、监管模式等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该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奥布斯特菲尔德的危机预期理论（1994年）、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

综观百年，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古典走向现代，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其一，分析工具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侧重于理性研究，进行问题的纯理性描述。而现代金融理论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法，侧重于定量分析，对问题进行较严格的科学论证。其二，问题研究层面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无论是对货币的供求，还是对通货膨胀、就业等问题的分析，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问题进行探讨。而现代金融理论在宏观层面之外，越来越多地从微观层面对金融进行研究，成为指导微观金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三，研究领域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金融领域，而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已跨出这一领域而走向社会工程化。

三、跨世纪的两大金融前沿问题

21世纪，金融理论将面临以下两大前沿问题：一是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二是微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金融工程问题。

1.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金融

稳定问题是当今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金融稳定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体系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与根本保证。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包含了货币币值的稳定以及银行体系的稳健。币值的稳定与一国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有关；银行体系的稳健则需要存在一个安全保障体系。21世纪，就此重大课题，理论界可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问题；（2）区域货币资金的流动问题；（3）最优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问题；（4）全球网络化条件下，银行的内控与外部监管机制的构建问题等。

金融市场的稳定主要指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在对金融市场本身的运作进行规范之外，国际资本的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以及金融危机的各种恐慌性传播都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在21世纪，可以主要考虑以下问题：（1）金融危机的传导模式；（2）短期资本流动机制；（3）区域性金融安全网的构建等。

2.金融工程问题。金融工程，是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步发展起来的金融前沿学科。它是现代金融学、信息技术和工程方法的结合。英国的格利茨教授提出了金融工程的统一定义，即“应用金融工具，将现在的金融结构进行重组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可见，金融工程所要解决的是两类问题：一是规避金融机构或企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二是从金融市场的波动中获得收益。金融工程的精髓在于创新，它通过对期货、期权、远期、调期为主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组合，以使得投资者取得较大收益，筹资者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资本。有学者称，21世纪将是金融工程的世纪，那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将会是：（1）金融工程产品的风险估测问题；（2）金融工程产品的定价问题；（3）金融工程产品创新的网络支持问题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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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梁小民：《西方当代经济思想》，人民出版社，1994。

③闻岳春：《现代西方金融学说》，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④周延军：《西方金融理论》，中信出版社，1992。

⑤姚勇：《当代金融理论何处去：反思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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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22-02

一、交易费用理论起源

1.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拥有三个重要的硬核：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它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因此，资源的利用和使用决策都是通过价格信号为指导。新古典经济学的严密逻辑向我们证明：当各种资源的替代或转换率等于各自市场价格的比率时，财富的配置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由于整个市场的运作能够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自动地保证各种资源优化配置，所以价格机制的运作是在无须成本、没有摩擦的状态下运行的，即交易成本为零。

2.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企业制度被简化为一种生产函数，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被产量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所掩盖。科斯不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假说，①尤其是市场上价格机制运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说，提出了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为正时，那么选择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就越发显得特别的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家仍然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并认为，制度特别是一套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如同稀缺的资源一样，制度选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节约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家仍然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将该方法运用到“交易费用―制度选择―制度变迁―经济绩效”的分析范式中，在保持传统价格理论硬核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信息和交易费用以及产权的约束，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使其成为理解世界更强有力的工具。

二、交易费用理论主要代表人物观点

1.国外主要学者观点。科斯（1937）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思想，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1960）补充说：“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威廉姆森（1982，1985）继承了科斯的思想，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为假设前提，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对交易费用作了大量深入地研究，最终使交易费用理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德姆塞茨（1999）将交易费用定义为“所有权权利交换的成本”，他在研究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费用时，将之定义为利用纽约股票交易所以便迅速将股票变现所花的费用，广义的交易费用还可以包括给自己的经纪人打电话或阅读金融报刊所花的费用；此外，他还以团队生产中监督劳动的困难来分析交易费用，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偷懒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影响了团队效率。张五常(1989)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在鲁宾逊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费用，是一种“制度成本”，他所认定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律师、警察、经纪人、企业家、经理、文职人员，佣人等的收入，也就是说，除了那些与物质生产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费用以外，所有可想到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巴泽尔(1997)从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角度来考察交易费用，他认为权利的获得、保护和转让所需要的费用叫“交易费用”，而产生交易费用的原因在于商品有多种属性，每一种属性都有可变性，这就使人们测量每种属性的费用难以估计，正因如此，他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

Aric Rindfleisch 和Jan B.Heide（2001）两人在综合1982―1996年间涉及交易费用45篇论文后的感言：“交易费用理论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在其他学科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主要包括社会学、政治科学、组织理论、合同法、公司战略、合作金融、市场等。”他们同时又指出：“交易费用理论声称人的行为不确定性水平越高，则将会带来更多的交易费用，然而，让人们感到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涉及到因测定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交易费用大小。”

2.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的渐进式改革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引进、消化、深化及运用提供了难得的时机，虽然这一理论还不是十分完善，但丝毫也不影响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热情，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交易费用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经济领域，对交易费用概念的界定，也只是将西方学者的定义挪用过来，创新性的理论较少，以金玉国、张伟、陈志昂、缪炳仁等年轻学者就宏观经济增长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实证研究，但他们只是遵循沃利斯和诺斯等人的研究方法，也不过将其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作了一下查验而已，也难怪刘春元（2001）等学者发出了“交易费用”是一个无用的概念的呼声。但近年来，赵（2005）和高帆（2006）两位博士却借鉴Eigen-Zucchi(2001)和钟富国（2003）的研究思路，从考察影响交易成本的交易效率出发，结合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原理，通过设计一系列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最终测算出交易效率数值大小，并以此推算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交易费用的高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3.简要评价。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限于合作的关系与和谐的竞争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放置在一个成熟的、规范的、甚至是理想的框架，分工被认为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因而是完全理性和完全竞争。而交易费用经济学目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关键概念：技术方面（资产专用性）、人员方面（有限理性）和行为特性方面（机会主义），而交易费用经济学中的关键概念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属性。从这些概念出发进行推导，使威廉姆森背离了被广泛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科斯揭示了交易费用普遍存在的事实，却并没有专门深入研究交易费用产生或存在的原因。虽然威廉姆森也从“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对交易费用作了翔实地阐述，其中“交易因素”主要指交易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层面；而“人的因素”主要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但威廉姆森却没有回答“市场交易费用为什么会产生”与“市场交易费用为什么会上升”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虽然可以说明或决定交易费用上升，却不能说明交易费用的产生或存在。事实上，我们也无法证明：在不存在“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等因素时，市场交易费用是否就为零。由鉴于此，仍需要我们作出不懈地努力。

三、交易费用经济学发展展望

1.交易费用经济学（TCE）与产权理论。如果能够将TCE与产权理论优势互补，以TCE意义上的有限理性为基础，借助产权理论相对成熟的模型技术，重新构建一个统一的不完全契约理论，那当然是一个最优选择（聂辉华，2004）。但是这种前景诱人的融合仍然需要面临一些挑战，首先要解决好在模型建立过程中对“有限理性”的精确定义；其次，在对待“机会主义”去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选择，这样模型的解释力才会更强。

2.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现代行为经济学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实验方法和微观计量方法构建行为人的心理决策模型，如前景理论；二是以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构建模型来解释各种宏观和微观经济现象，形成了诸如行为宏观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领域。因此，建立演化心理学决策模型，需要假设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和策略行为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从而形成制度―博弈规则―演化结果。至于有限理性下的数学建模，需要构建一种涵盖了机会主义行为的效用函数，这对博弈论框架的TCE来说同样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3.交易费用经济学与演化博弈论。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定义为一种博弈规则，但是却难以解释博弈规则的内生问题，只能穷究于政治过程乃至意识形态、文化等外生因素，实际上不能在终极意义上回答制度的起源问题。而演化博弈学派将制度定义为一种博弈均衡，认为博弈规则是参与人的主观意识和行为一致时自发演化的结果，这就将博弈规则完全内生化了，有效地解释了制度的起源问题。借助演化博弈论，青木(1996)等创建了一种“比较制度分析”范式，分析了日本经济制度的起源、多重均衡性、互补性和路径依赖现象。因而，借鉴和吸引演化博弈学派相关理论及其假设前提，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假设找到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诸多挑战依然存在：如何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找到心理学基础或微观决策模型？如何解决机会主义与事后调适的矛盾？如何解释组织的起源、互补和多样性问题？如何将资产专用性内生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家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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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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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ric Rindfleisch & Jan B.Heide.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Past,Present,and Furture Applic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October

篇（8）

古典金融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以“货币与实物经济相分离”的古典经济学“两分法”为手段，从实物经济的层面出发，对货币的职能、银行的流动性、信用机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决定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相当成就。该阶段所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理论成果有：甘末尔学说（1907年）、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1911年）、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数量论（1923年）、庇古的剑桥方程式（1917年）、哈耶克的中立货币理论（1931年）、莫尔顿的银行可转换性理论（1918年）、勒纳等的弹性理论（30年代）、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1922年）、阿夫塔里昂的汇兑心理理论（1927年）、凯恩斯与爱因齐格的利率平价理论（1930年）等。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这不仅在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称为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特别在古典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凯恩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把货币资产融入实际经济中，指出货币对就业、产出、收入等实际经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填平了货币与实物经济之间的“两分”，创立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希克斯与汉森于1949年创立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结合的IS－LM模型，鲍莫尔于1952年提出了平方根定律，弗里德曼于50年代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

50、60年代，由于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在金融理论方面，不仅出现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理论，而且出现了大量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理论。尤其是，1952年马柯维茨提出了证券组合理论，创立现代金融理论之开端。以风险—收益理论、期权定理、有效市场理论与公司理论为四大支柱，构建了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并推进金融理论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该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普鲁克诺的银行预期收入理论（1949年）、银行负债管理理论（60年代）、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夏普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58年）、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1958年）等。

60、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较大的转变。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逐渐代替。此外，一批优秀的经济金融学家开始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该时期出现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孟德尔的国际收支与货币分析法（60年代）、讷克斯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以及布莱克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理论（70年代）等。

70、80年代，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为了防范各种衍生金融风险，各种套期保值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国际汇率制度的研究有所完善。有关金融工具的定价、风险估测及金融规避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汤姆与齐曼的股市风潮理论（1975年）、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1977年）、多恩布茨的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70年代）、布兰查与沃森的投机泡沫理论（1982年）。并且，一门以现代金融理论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分析方法，兼收经济学、投资学、数学等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金融工程学在西方兴起，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80、90年代，接连爆发了西方股灾、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危机的生成原因、防范机制、监管模式等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该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奥布斯特菲尔德的危机预期理论（1994年）、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

综观百年，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古典走向现代，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其一，分析工具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侧重于理性研究，进行问题的纯理性描述。而现代金融理论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法，侧重于定量分析，对问题进行较严格的科学论证。其二，问题研究层面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无论是对货币的供求，还是对通货膨胀、就业等问题的分析，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问题进行探讨。而现代金融理论在宏观层面之外，越来越多地从微观层面对金融进行研究，成为指导微观金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三，研究领域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金融领域，而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已跨出这一领域而走向社会工程化。

二、20世纪金融理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以来，金融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6个方面：

（一）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货币金融理论一直都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货币金融理论集中研究货币的本质、职能与作用。1936年，《通论》发表，凯恩斯率先在其《通论》中提出了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且是一种资产，可以进行选择与替代；在实际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非中性的，从而实现了对早期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相继形成。他们对货币金融理论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从而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利息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货币需求理论，从本世纪初以甘末尔与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等为代表，通过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对货币需求的决定，发展到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新剑桥学派的货币需求三类七动机说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货币供给理论，以1952年米德首次在《货币数量与银行体系》一文中用货币供应对货币供给与银行系统作出系统研究为标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正式形成，并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间，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供给理论体系。在对货币供给的研究中，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集中于探寻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本世纪上半叶，凯恩斯在他的货币供给理论中率先提出外生货币论。但随后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都摒弃了这种论调，提出内生货币论。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不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除由中央银行之外，还要受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大众行为影响的内生变量，使货币的概念更贴近真实状况。

通货膨胀理论，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而逐渐形成。凯恩斯最早于1936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此后，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西德学派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货币量过多。除此之外，经济金融学家们还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产生了较成熟的通货膨胀理论，例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通货膨胀的北欧模型等。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广为流传，货币金融理论界由此又发展了包含预期因素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模型（林德白克，1980年）以及预期通胀理论。

利息理论，在传统的均衡利率论中以分析资本供求来研究利率的形成与决定机制。对于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各学派各有己见。后凯恩斯主义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量增加将会使利息下降，利率是传导枢纽；货币学派则认为货币量增加会在短期内降低利率，而在长期使利率上升；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会使货币量的变动对利率失去效力。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在短短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几次变革。

首先，银行家们突破了古老的真实票据理论，莫尔顿于1918年提出了可转换性理论、普鲁克诺于1949年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前者认为银行贷款不一定要用于自偿性项目，可将资金投入具有次级市场条件的证券，这样，就将银行的资产业务拓展到证券投资业。后者强调银行发放贷款可以借款人的预期收入为基础，从而鼓励银行将资产业务从短期贷款扩展到中长期贷款。

此外，60年代银行学家提出了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强调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保持经营的流动性。到了70年代，银行学家又提出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如偿还期对称理论、资产分散理论、资产分配理论、缺口管理理论等，将银行的经营重心从负债方扩展到资产方，要求通过对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要求。

（三）金融市场理论横空出世逐步走向系统化

20世纪是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时代，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理论日益丰富并逐渐系统化。随着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定价等金融微观企业行为的关注，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也从定性分析推向了科学的定量分析。

公司金融理论方面，莫迪利亚尼与米勒于1958年《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

风险收益理论方面，马柯维茨于1952年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基础。6年后，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简·莫辛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根据证券预期的收益与风险方差寻找最佳证券结合。1971年，斯蒂芬·罗斯从影响证券报酬率的各个因素出发，建立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模型），从而为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决策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

期权定价理论方面，1973年肖尔斯与布莱克发表了《期权与公司债务的定价》，1973年密尔顿又发表了《合理期权定价理论》等文章，为期权及其他衍生金融商品的定价提供了可选择的计算公式，为今后金融定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股市投机理论方面，齐曼于1974年、汤姆于1975年共同提出了股市风潮理论，布兰查与沃森于1982年提出了投机泡沫理论。前者已经开始将股市参与者区分为“保守者”与“投机者”，将投机风险因素正式从股市中抽离出来。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投机孕育了虚拟的资产泡沫，并将成为股市崩溃的直接隐患这一思想，从而为更科学地对股市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今后的金融风险、金融安全理论的产生发展作了铺垫。

（四）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繁荣发展

国际金融理论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20世纪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理论。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产生了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解释了国际收支中贸易差额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解释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学说，解释各国国际收支的联系以及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过程，并通过强调货币供求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直接影响，实现了对大卫一休谟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的超越。这三种国际收支理论在很大程度是互补而非相互替代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分析法上，弹性理论和吸收理论注重短期和中期的均衡条件分析，货币理论注重长期收支均衡条件的分析。其二，分析对象上，弹性理论解释贸易差额，吸收理论解释经常项目差额，货币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收支。其三，在分析的理论层面上，弹性理论是对商品市场的微观经济分析，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别是对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宏观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以传统理论为主流，即购买力平价理论（20年代）与利率平价理论（30年代）。70年代，浮动汇率制的日益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兴盛，使得一批新型汇率决定理论向传统汇率理论提出挑战，其中主要的代表理论是：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阿尔盖的汇率国际收支说（1981年）。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新旧更替之间，经济金融学家们在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又发展了收益—风险分析法，实现了对研究领域的层层拓展，即从最初的商品市场，拓展到货币市场，最终将证券市场也包括在内。

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基本有两个分支，一是国际传递结构论，一是国际传递货币论。结构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地概括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5类机制。而货币论从70年代初出现后，已自成体系，其理论分为4大类：社会成本推进分析、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小国开放模型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

（五）经济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以金融理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

金融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往往脱离金融而集中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的要素分析。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才注意到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阻碍许多国家，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至此，金融与经济才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研究整体，并相应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金融理论也从分析体系的边缘走向了核心地位。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理论中将各国的金融现象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一国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构成了该国的金融结构。他还提出以金融相关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唯一特征，由此开创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则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统一，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形成广义的货币金融概念，并提出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应该放弃过份的干预与管制，以推进经济增长。

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于规避政府管制的目的，如火如荼地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各种探讨创新原因的创新理论也相继形成，如技术发展论、货币因素论、财富增长论、约束一诱导论、回避管制论、交易成本下降论、制度因素论、结构变化论等。

（六）金融危机理论成为世纪末理论研究的焦点

自本世纪30年代拉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序幕以来，灾难性的世界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对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

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是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以及一些相对零散的危机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在分析上缺乏微观基础，因此难以称为理论，而成为假说。它主要包括以明斯基为代表的对危机产生的周期性解释，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危机生成的货币性解释两大分支。随着80年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兴起，它们被经济学家作为有效的分析手段尝试着用于研究微观金融层面中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从而将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在金融危机模型方面，最成形的是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第一代，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说明财政赤字导致货币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第二代，奥布斯特菲尔德的预期模型（1994年），说明金融危机可以脱离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具有自促成性质。第三代，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说明道德风险对危机的产生有触发与推动作用。

三、跨世纪的两大金融前沿问题

21世纪，金融理论将面临以下两大前沿问题：一是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二是微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金融工程问题。

1.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金融稳定问题是当今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金融稳定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篇（9）

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理论的投资理论是西方投资理论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奠定时期，但是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却存在着实质性的争论。问题的焦点在于投资与金融因素的联系问题上。新古典主义认为投资是一个纯粹的“实际问题”，从长期看只与技术偏好、产出有关。尤其是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以完善的资本市场假设为前提，提出了企业投资与资本结构严格无关的命题，而且认为企业的最佳投资是由经济中的偏好和技术决定的。后来新古典理论者对此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他们以J•乔根森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基础，加入了一些新的变量进行修正，多种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在新古典模型中加入金融变量（如现金流量、利息费用等）可以有力地增强对投资模型的解释能力。而凯恩斯主义则抛开以资本生产率的技术条件为微观基础的分析框架，强调不确定性、资本结构等金融因素是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投资波动是由金融因素造成的，而且金融和货币条件影响企业的实际资本支出。从宏观上看，西方投资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是赞同或逐步认识到了金融因素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投资与融资已成为现代企业资金运作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财务学家一直对企业投资与融资的关系非常感兴趣。而负债融资无疑是企业极其重要的一种融资方式，它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更是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

根据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关于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理论分析又可以分为以下两方面：其一是负债融资引起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其二是负债融资对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而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研究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上。

负债融资引起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1972年，Fama和Miller最早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引入到了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中，他们指出，当公司存在风险负债的时候，能够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决策并不一定能够同时使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达到最大。在成本理论中，明确提出了股东与债权人利益的冲突对投资行为存在两大影响：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和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Myers(1977)分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提出了负债“悬挂”(debtoverhang)作用假说。就像二人拥有企业的特性资本一样，股东控制下的管理人员拥有企业未来的投资机会，这好比是买方期权。这些投资机会通常在决定企业市场价值方面是重要的。如果企业未来的投资收益大部分流向己有的债权人手里，以至于股东不能获得足够的利益，股东可能不会投资。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越大，股东和债权人冲突的可能性越大，结果是造成“投资不足”。Myers指出，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办法减少股东和债权人的这个冲突问题:企业可以拥有较少的负债；或者在债务契约里加进限制性条款；或者拥有更多的短期负债。

在Fama和Miller（1972）、Myers(1977)的一些开创性研究之后，许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现金股利政策（Berkovitch和Kim，1990）、企业所得税与破产成本（Mello和Parsons，1992；Moyen，2000；Titman和Tsyplakov，2001）、负债水平（Parrino和Weisbach，1999；Leland，1998）、项目大小与风险及债务期限（Leland，1998）等因素都会影响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企业投资行为的扭曲。

除了研究财务正常企业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外，而另外一些学者也研究了财务困境即资不抵债企业中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Gertner和Scharfstein(1991)首先构建了一个拥有公共交易债务与私有债务且资不抵债公司的破产过程模型，指出过多的公共债券是公司无效率投资的主要原因，同时指出具有优先权的银行债务、短期公共债务等会导致公司投资不足；而低等级的银行债务、长期公共债务等会导致公司过度投资。在Gertner和Scharfstein的研究之后John(1993)、Heinkel和Zechner(1993)、Bernardo和Talley（1996）、Titman和Tsyplakov(2005)等先后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负债融资对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的相机治理作用

Jensen(1986)最早研究了负债融资对股东—经理人冲突的影响，指出负债能够抑制经理人为了谋取自身私有利益而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负债的这种作用被称为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负债之所以具有这种作用，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负债本金与利息的偿还减少了公司持有的现金；另一方面也使公司的控制权受到更多的监督；Stulz(1990)的进一步研究指出在公司股权分散情况下，公司经理人为了从投资中获得私人利益而会出现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而负债融资能够减少经理人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后来学者主要从价值最大化和经理人效用最大化两个角度来讨论负债对经理人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作用：OliverHart和JohnMoore（1995）、Zwiebel(1996)等从价值最大化角度，探讨了长期负债、债务优先权、债务比例等对新投资项目回报率的影响，从而指出了负债融资在抑制经理人非效率投资行为中的作用；而Parrino,Poteshman和Weisbach(2001,2005)、Ross(2004)等则从经理人效用最大化角度，分析了负债融资的税盾、债务期限等对自利和风险规避经理人投资行为的影响。

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除了在理论上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外，用实证的方法来探讨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也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大多数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总体上存在负相关关系：Mills,Morling和Tease(1994)的研究发现总体上负债对企业的投资起负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仅存在于大公司里，小公司则不存在这种作用；Lang,Ofek和Stulz(1996)的研究发现负债融资与企业的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负相关的关系仅存在于低成长机会的企业里，而高成长机会的企业却不存在这种负的关系；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6)以30个国家的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与外部融资负相关，短期资产投资与外部融资正相关；Kovenock和Phillips(1997)的研究发现集中度高的行业，负债与投资是负相关的；Zingales(1998)的研究表明初始的资本结构对企业业主在解除行业管制以后的几年里的投资能力产生了负的影响；SeoungpilAhn等(2004)研究了美国多元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对投资的作用，结果发现，在多元化企业里，较高负债的企业有较低的投资，与低成长机会的部门相比，高成长机会部门的负债融资对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的大；童盼和陆正飞（2005）以中国资本市场上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负债融资与投资规模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却与之正好相反，即负债融资与投资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Suto(2003)的研究则指出现在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里上升的资产负债率与固定资产投资正相关，这表明负债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企业的过度投资。

未来研究展望

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备等市场不完全性的存在，企业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各利益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常常不一致，更多的时候还表现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制约。然而，目前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研究是建立在明晰的产权制度、高度的经济自由、充分的信息流动、可靠的契约与法律结构以及进行资源配置和行为协调的市场机制的成熟的、完善的、规范的市场制度的基础之上。与之相反，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制度呈现出不成熟、不规范的特点，资本市场相对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建立在发达国家经验之上的负债融资和投资学说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因此，我们认为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展与丰富。

1、在法制不健全、对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还缺乏有效保护尤其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情况下，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从投资行为来看，对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保护薄弱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与经理层将支付较少的股利，而保留大量现金流用于追求自利目标，如投资于负净现金流量的项目，但却可能给控股股东及经理层带来较高投资收益，从而出现过度投资。因此，对债权人利益保护较弱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效率问题有待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

2、目前研究大多建立在股权分散与经理人控制的基础上，而对股权集中与大股东控制下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还较少。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发现，无论是在欧美成熟资本市场上，还是像中国等这样处于经济发展与转型国家的资本上，股权集中与大股东控制还普遍存在。

3、对于银行负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像中国等这样处于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国家，商业银行还基本上是属于国有控股型。银行负债引起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与相机治理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目前研究大多假设公司治理参与者风险中性，而根据展望理论的研究成果，人们在收益与损失情况下，风险属性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必要对公司治理参与者即经理人、债权人、大股东等的风险属性展开讨论。

5、在经济发展与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紧密，政府通过采购、税收优惠、财政支持、资源划拨、资产重组等给予企业支持的情况还比较普遍，政府上述支持行为对企业负债融资的两种作用的影响也有待作出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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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1－0019－05

一、引言

证券资产是一种未定权益， 其所产生的现金流只能在未来实现， 并伴随着不确定性。因此，证券资产价格一方面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大小、时间以及分布特征等， 另一方面取决于投资者对这种不确定现金流的主观偏好、信念和信息。现代金融理论沿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最优化和均衡等思想， 通过描述投资者效用最大化决策行为模式下风险与收益的均衡关系， 来解释证券资产价格决定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有关金融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许多现代金融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即所谓的“异象”，这激起了许多学者对建立在投资者理性基础上的现代金融理论的反思，从而促使行为金融理论的诞生。 行为金融理论试图以心理学对人决策过程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重新审视证券资产定价问题，并成为近二十年来研究的热点。本文从前提条件、 模型推导等方面对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证券资产定价研究进行比较和评述。

二、现代金融理论下的证券资产定价

（一）现代金融理论下证券资产定价的前提假设

1. 投资者理性。“理性经济人” 是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和假设， 但对于理性经济人的解释和认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理论中有很大差异， 并且在不断变化中。具体到现代金融理论中，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命题： 期望效用准则、 贝叶斯推断和风险厌恶。 期望效用理论由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于1944年提出， 该理论假定不确定情况下行为人的选择偏好具有独立性、可传递性和连续性，则行为人的选择偏好可以用一个概率线性的偏好泛函数表示， 即存在一个与每一结果相联系的效用函数值， 行为人对不同方案的选择按照期望效用值的大小进行。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的期望效用理论要求各种自然状态的概率分布是客观概率且为所有行为主体的共同知识，但现实中，未来自然状态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概率。对此， Savage（1953）提出主观期望效用理论，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认为概率分布是行为主体对自然状态发生“机会”的个人信念，是可以通过行为主体的选择揭示出来的。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克服了客观概率假定的不足， 但对行为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行为主体根据可得信息对自然状态形成先验信念；其次，随着新信息的不断到达，行为主体能够按照贝叶斯法则及时更新信念。 风险厌恶意味着效用函数是一凹函数。 理性经济人假定使得对投资者的行为进行数学描述成为可能。 对于投资者来说， 存在一个与未来各种可能的收益相联系的泛函数，使得投资者购买或持有该证券资产的效用为其各种可能收益所带来的效用的概率加权值， 投资者则根据最大化期望效用原则进行决策。因此，在假定投资者理性的基础上， 就能够按照效用价值理论的分析范式来研究证券资产的定价问题。

2. 有效市场假说。在假定投资者理性的条件下，证券价格是否等于其价值或者说理性资产定价理论成立与否取决于市场的信息， 如果所有的相关信息无成本地提供给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且所有参与者对未来具有相同的预期， 则均衡时的证券价格是所有投资者围绕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选择的结果， 应该等于其价值。否则，证券的均衡价格会偏离其价值，建立在投资者理性基础上的证券定价理论无法成立。 有效市场假说的提出为理性证券资产定价理论奠定了基础。 有效市场假说的提出源于对证券价格行为的研究，早在1900年，法国数学家Bachelier在其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中就提出了证券价格的“随机游走”模型，但并没有吸引同时期经济学家的眼球。时隔半个多世纪，这一研究重新开展起来，英国统计学家Kendall（1953）、 美国经济学家Roberts（1959）、Osborne（1959）等相继检验并验证了证券价格的随机游走特征， 但这些研究并没有给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直到1965年， Samuelson在仔细研究了随机游走理论后， 较为严密地揭示了其背后的经济理论――证券价格对相关信息的有效反映。1970年， Fama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和实证研究回顾》一文发表，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法玛对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综述， 并给出了有效市场假说的具体定义， 确立了其在现代金融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二）现代金融理论下证券资产定价模型

1952年， Markotwiz提出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的诞生。在这篇开拓性的论文中，Markotwiz对在充分竞争的、 有效的证券市场中理性投资者的资产选择行为进行分析。 假定投资者只生存一期， 其投资的目的是最大化期末财富所带来的效用， 当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二次型或证券资产的收益为正态分布情况下， 则投资者的效用建立在财富分布的均值和方差两个变量上。因此，对于风险厌恶的投资者， 其目标是在即定收益下最小化方差或在即定方差下最大化收益。 投资者在资产组合时应通过选择价格变动成负相关的证券来降低组合的方差而避免投资于协方差很高的证券。 当所有投资者对市场具有相同的预期时， 则可以形成一系列的符合上述条件的投资组合， 构成有效投资组合前沿。在充分竞争的证券市场，投资者只需根据个人愿意承担的风险或期望的收益从有效组合中选择。Markotwiz的开创性成果为证券资产定价提供了崭新的思想。

3. 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在Merton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基础上， Breeden（1979）证明，如果投资者的消费偏好与状态变量无关，且消费的边际效用与财富的边际效用相等，则任一资产i的期望收益都与其与投资者最优消费的实际瞬时增长率之间的协方差成正比，可以表示为：ri-r=?茁ic（rj-r）/?茁jc，其中，?茁ic为资产i的收益与最优消费增长率间的协方差，?茁jc为资产j的收益与最优消费增长率间的协方差（?茁jc≠0），rj为资产j的期望收益。Lucas（1978）则从投资者以追求整个生命周期消费效用最大化为出发点， 推导出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提出不仅使证券资产定价从单期静态扩展到多期动态，而且从局部均衡扩展到一般均衡， 并成功融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金融学的一次重大飞跃。

三、行为金融理论下的证券资产定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以投资者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的证券资产定价理论的黄金时代， 特别是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提出， 实现了现代金融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融合， 而且得到早期实证研究的支持。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一些违反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异象”被发现，如：股票收益的中期惯性与长期反转、规模效应、价值效应、溢价之谜、股价波动之迷等。学者们开始对现代金融理论在证券资产价格决定上的解释力产生怀疑，并转到其他领域寻求合理的解释。随着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前景理论的出现，以及心理学和社会学相关研究成果在投资者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行为金融学应运而生。行为金融学试图从投资者的真实决策行为出发重新审视证券价格决定问题并逐渐获得重视。

（一）行为金融理论下投资者有限理性和非有效市场

1.投资者有限理性。“理性经济人” 假定要求行为人无所不知和拥有无限的计算能力， 但现实中行为人是很难达到的，一方面受自身的经验、阅历、知识水平、技能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到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的影响。 通过对认知心理学的研究，Simon（1955）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手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使得这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在1979年的文章《前景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中，Kahneman和Tversky通过对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行为进行大量实验研究， 发现许多违反期望效用理论现象， 并将其归纳为三个效应：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分离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与期望效用理论不同， 前景理论分别用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来描述个人的选择行为，其中，价值函数为定义在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利得和损失， 而不是期望效用理论中的期末财富， 价值函数在整体上成一个单调递增的曲线，但在利得时是凹的（反映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 而在损失时是凸的（反映投资者是风险偏好的）。 决策权重函数定义为客观概率的单调增函数，但在低概率时?仔（p）> p，而在高概率时?仔（p）< p。在1974年的文章《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启发式与偏差》中，Kahneman和Tversky指出， 由于受复杂环境和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人们在面对复杂、不确定的问题时常采用启发法（Heuristic）而不是算法（Algorithm）进行决策。 启发法导致人们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产生一些心理偏差，如：易获得性偏差、代表性偏差、锚定与调整偏差、框架依赖偏差等，而且这些偏差并非随机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共性。

2.非有效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效市场假说的实证检验证据和理论基础均受到了挑战。Shiller（1981）对股市波动的研究发现，“股票价格由未来红利的预期净现值而决定” 并不能完全解释股价波动的幅度。De Bondt和Thaler（1985)则发现，当股票按照过去3~5年收益率的高低分类时， 过去的赢家变成了输家，而过去的输家则成为了赢家，应用买入输家和卖出赢家的反转策略可以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随后，许多研究者依据股票过去的收益情况又成功地提出了许多方法来预测股票收益。 这些发现动摇了有效市场假说的实证基础。同时，有效市场假说赖以成立的最后一道理论防线――完美套利受到了质疑。依据有效市场假说，即使有些投资者不是理性的，且这些非理具有相关性，但聪明的投资者或套利者的存在将会消除其对证券价格影响， 使证券价格回到其基本价值上。 而现实中的证券市场由于替代品难以发现和套利本身存在风险导致套利行为的作用不可能充分实现， 金融市场在多数情况下也将不再是有效的（Shleifer，2000）。

（二）行为金融理论下证券资产定价模型

投资者有限理性和非有效市场动摇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促进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行为金融理论从投资者的真实决策行为出发， 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代金融理论进行了修正并提出相应定价模型：（1） 个人对风险的评价并不遵循期望效用理论，而是前景理论；（2）在对不确定性结果进行预期时，个人行事原则往往违反贝叶斯规则，存在种种认知偏差；（3）市场中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一些投资者会因噪音或对信息的错误理解进行噪音交易， 而套利无法消除噪音交易对价格的影响。

2.投资者心态模型。（1） BSV模型。 基于人的两个认知偏差： 代表性偏差和保守性偏差，Barberis , Shleifer 和Vishny（1998）建立了BSV模型。该模型假定公司的收益遵循随机游走模型， 由于对信息反映存在认知偏差，投资者却相信存在一定规律。代表性偏差使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收益的变化， 认为近期收益的变化反映未来收益的变化趋势， 导致反应过度； 保守性偏差使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预测模型， 认为收益变化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导致反应不足。反应不足，可以用来解释价格的中期动量效应， 反应过度则可以解释价格的长期反转效应。（2）DHS模型。Daniel，Hirshleifer和Subrahmanyam（1998，2001）假定市场存在两类投资者，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其中，知情交易者拥有私人信息且对私人信息的精确度往往过分自信；非知情交易者不拥有私人信息， 但能够从价格中推知知情者的信息， 因此非知情交易者不会存在过度自信偏差。 由于知情交易者的过度自信导致对私人信息过度反应而对公共信息反应不足， 从而使股票收益成中期惯性；随着公共信息的不断增加，知情交易者的过度自信得到纠正， 出现股票收益长期反转现象。（3） HS模型。 与BSV模型和DHS模型不同，Hong和Stein（1999）假定市场由两类有限理性的投资者组成，一类是信息观望者，通过私人观测到的有关股票未来价值的信息做出预测， 但是不能根据当前和过去价格的信息进行预测；一类是动量交易者，通过过去价格来预测未来的价格。 信息观望者首先接收到一个信息， 由于其有限理性而对信息不能做出充分反应，导致短期内价格变化惯性。当将动量交易者引入后， 动量交易者将根据过去的价格变化决定交易数量指令，利用信息观望者的反应不足进行套利，从而加速了价格对信息的反应速度， 但由于动量交易者仅根据近期的价格进行交易， 而不能直接了解信息。因此，他们的交易将引起更大的价格变化，同时推动更多的交易者交易， 价格也将超出最初的信息所引起的应有的价格变化部分，但最终价格将表现为理性的价格，即出现反转现象。

四、两种理论下证券资产定价的比较

证券资产价格是投资者决策的结果，因此，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是研究证券价格形成机理的基础和核心。现代金融理论以公理形式给出投资者行为假设，应用演绎推理的方法， 解决证券价格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图1列示了其逻辑推演过程，其中，期望效用理论解决了投资者的决策目标， 完美的信息和贝叶斯信念更新保证了这种最大化目标在不确定的动态环境中实现， 针对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的有限理性， 现代金融理论用引入理性预期和套利机制进一步保证了这种价格形成机制的有效。有了这一套机制，证券价格决定问题也简化为围绕投资者目标最大化的一个线性规划求解问题， 投资者决策目标成为研究证券价格的起点。CAPM、ICAPM和CCAPM分别是针对投资者目标的不同定义而推导出来的，但这三个模型间并非独立并行的，而是从单期到多期的一个扩展过程。因此，现代金融理论的内在逻辑是严密的、统一的。

现代金融理论描绘的是一个完美、理想的市场，与现实相差甚远，因此，无法完全解释现实中的价格行为。行为金融理论从投资者的真实决策行为出发，应用归纳的方法提炼投资者的行为准则， 来解释证券价格是什么的问题。表1列示了行为金融理论定价模型与现代金融理论定价模型分析范式对照。

对照图1和表1可以看出， 行为金融定价模型并没有突破现代金融理论的分析范式， 只是从不同的知识点上对现代金融理论进行了改进。 尽管行为金融中的投资者更接近现实中的投资者， 相应的定价模型可以解释现代金融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但行为金融定价理论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行为金融对投资者的偏好和信念的知识是零散的， 缺乏内在的、统一的联系，无法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进行完整的、逻辑严密的表述。因此，行为金融定价模型只是基于投资者的某个行为偏差或针对某个（类）异象而提出的，导致对同一现象存在不同的解释，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现象。其次，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只能对现存的一些现象提供理论上的解释，尚无法做出预测。因此， 行为金融定价理论接下来要研究的重点就是寻找一个研究主线，将行为金融关于投资者偏好、信念和信息的一些知识点联系起来，通过合理安排，形成逻辑严谨、条理清晰的独特的分析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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