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理解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儒家文化理解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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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孔子弟子三千，而其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有一名弟子，颇受孔子赏识，这名弟子就是颜回。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颜回大加赞赏。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而孔子在《述而》篇也曾自我表白：“饭疏食，饮水，曲胧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论是对弟子行为的称赏还是对自我内心的剖白，这些都直接表达了孔子安贫乐道，超脱于世俗功利的人生理想道德境界。这就是后来备受宋明理学家称道的“孔颜之乐”。周敦颐曾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受儒家影响甚深，其中以道德来约束欲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念始终在历朝历代的儒家学者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周敦颐和二程所倡导的“孔颜之乐”我们也能体会出，儒家精神的内核并不如道家所讽刺的“汲汲于功名”，而是“天下清平”之后心有所归，不为外物所累的超脱（如“曾点之乐”）。那么“孔颜之乐”是否与宋学的内核相一致呢，为什么到了明代，这一理论甚至其所宣扬的儒家内涵都受到了王阳明的质疑呢？“孔颜之乐”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对当代文学又有什么值得借鉴和传承的地方呢？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思索。 

一、从“孔颜之乐”看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 

不论是授业还是为学为官，孔子的言行里始终保持着温柔敦厚、和悦相乐的态度。为学，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友，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闻《韶》，沉醉其中乐而不知肉味，读《诗》，亦因其“乐而不”而赞叹称赏。在我看来，孔子这种和乐的态度是源自于内心的安详与神圣，是内心道德修养深厚而伟大的流露。孔子曾经与其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充分阐述了与行为上的规矩法度相比，孔子更注重内心的表达与修为。 

（一）“以道为乐”的价值感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第一》）。 

可见，孔子虽然提倡“君子固穷”，但是并不仅限于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他更希望人是从内在，发自本性的举动，真正达到那种安贫乐道的道德境界，而不是仅仅受礼仪法度的约束来匡正自己的行为，内心却与之背道而驰。不仅在贫富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如此，就是在他最重视的孝悌纲伦中，孔子亦是看中内心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 

（二）从“孝悌”视角看儒家心灵境界 

孔子曾在分别回答弟子子游、子夏、宰我三个人问孝的时候表露出他对内心重视的程度，这种程度直接区分了孝与不孝这种原则上和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妨将这几段体现孔子对孝道看法的对话摘录如下：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扶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二》）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即没，新谷即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第十七》） 

以上三段对话，均表达了孔子对孝道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尤其是第三段，这段文字的核心，表达的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最终的焦点是直指人心，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心是否安顿的问题。通过孔子对弟子的教诲和评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倡导的孝悌礼仪的前提和基础是人内心道德的修为，是发自本性、源于内心而做的，而非反之，用外在的法度去约束人的内心，虽然表面看上去达到了同样的行为效果，但是却与夫子的本意相去甚远。 

（三）儒家理想境界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在中国古代，儒道释三者的思想互相融合，其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佛家讲的“要眠则眠，要坐则坐，热则取凉，寒则向火。”讲求的就是顺应本心的修为，与儒家理学的“心学”有相通之处。明朝王襞曾经说：“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同一妙用也。” 

他认为“孔颜之乐”是心不执着于任何一物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既无所倚，则乐者如何物乎？道乎？心乎？”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上加床也。”而对于道家“超然物外”的至乐境界，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曾记载过颜回坐忘而令孔子感喟的事，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儒家“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其实与佛家的修心静性、与道家的“超然物外”均有殊途同归之理，儒家理想境界是内心的修为而非对外在礼法的严苛强求。 

二、“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士大夫与儒家思想渊源甚深，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大儒和贤者出现，所以，儒家思想在文化传承中体现颇多。汉代的儒生自董仲舒将儒学定为国学以来，儒家思想就深深根植入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当中，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孔颜之乐”其“乐之体验的”诗性呈现 

“孔颜之乐”所表达的首先是一种通达坦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孔门儒者看来，一个人排除了物质生活贫困窘迫的干扰，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使人忧惧、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人生；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权贵；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坦然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孔颜之乐是一种旷达恣意，是一种融合了真善美、统一了知行意的心灵境界。后世文人每每遇到生活上的窘境的时候，时而会拿出这种精神鼓舞自己，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就有“子曰：‘何陋之有？’”的慨叹，深切地表达了“君子固穷”、“独善其身”的思想内核。这种通和圆融的诗意境界，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身上得到不断再现和升华。 

（二）“孔颜之乐”对宋词及宋明理学的影响 

北宋周敦颐，著有《通书》，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一生提倡“孔颜之乐”，为人为德，著文章《爱莲说》以表其志，深受儒学影响。据说二程曾受教于他，这为宋明理学后来思想核心的阐释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本人气象甚高，人生境界极为洒脱，黄庭坚曾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二程十四五岁时其父令二人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教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后来又见周敦颐，尝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尽管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对此的阐释和强调也不同，但追求心灵的超脱和洒落始终是理学家人生境界中重要的一面。

宋代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儒家至乐思想，如北宋著名词人范仲淹在《定风波》一词中有“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的诗句，就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洒落的人生境界。后来的词人在此基础上演变，表现更加直白和豁达，如王安石在《清平乐》中的“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这一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从容安乐的心灵境界。“和乐”境界的大量出现始于苏轼及苏门词人。苏轼一生历经磨难，佛道思想固然是他忧患人生的精神支柱，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苏门四学士的作品中也不乏实例，这些都是“孔颜之乐”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演变和深刻体现。 

（三）“孔颜之乐”对“心学”及明清文学的影响 

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鼻祖，。据陆九渊年谱载，他晚年结庐象山，“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洒落的哲人气象中又流露出诗人的风度。王阳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根据孔子注重内在修为，倡导礼仪匡正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演变和升华，相比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心学”的“灵明说”从理论上更贴近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理想境界。 

篇（3）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10日

一、引言

概括地说，企业文化是指用于指导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一些思想理念和基本原则，也是企业制定各种具体规章制度和实施各种具体经营行为的基本指南。企业能否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企业文化是否先进与适当。然而，企业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种企业文化的发展、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背景。每个国家的企业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那么企业文化自然也会受到这个国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企业文化就像没有根的树，不可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儒家文化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东亚一些国家也有着广泛的传播。这是因为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品格和社会生活活动，而这种影响至今也或多或少地依然存在。如果将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有效地运用于企业文化的建设，能够使我国企业形成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又具有现代精神风貌的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另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点和理念，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也仍然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因此，吸收儒家传统文化中那些积极、有价值的内容，将其应用到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实践当中去，不仅有助于我国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本文在此选择一些儒家文化中具有积极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理念加以阐释，就是希望其能够从传统文化中为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这里很难将其进行全面地论述，所以本文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些与企业文化建设相关的重要理念予以阐释。

二、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

儒家的“义利观”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其重义轻利的理念也曾经被认为是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但是如果加以全面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在儒家学说里，义与利并不总是全然对立的，也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排他式选择。它提倡的是人们在面对“义”和“利”的选择问题时，应该先“义”后“利”，需要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及自身利益。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尽管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孔子同时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持鞭之士，吾亦为之”。由此可见，即使在非常强调义的重要性的孔子看来，义与利也是可以并行不悖，统一结合的，合理的利也是应当求取的。所以义与利，在儒家学说里并不总是冲突和矛盾的，只是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始终要把义放在优先的位置加以考虑，需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大众的天性，没有人想要过贫穷的生活，因此人们才会努力去追求金钱与利益。追求利益在孔子看来是人的正常需求，但是如果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获取，这种利益就是不应当获取的，不要也罢；贫困卑贱的窘况是每个人都厌恶的，但是如果以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不去也罢。所以在儒家思想里，“义”和“利”可以是统一的，只是想得到的东西应该用正当的方法获得，自己讨厌的东西也不应该用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也就是说，君子取财，要取之有道。无需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发展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但是不能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无所顾忌，不能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对社会道义不闻不问。企业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公民，所以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有悖社会公德，对社会、消费者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一个有责任心、有道义感的企业，应该是把“义”作为企业行为的基本准则。企业在赚钱实现“利”时首先要考虑“义”这个基本准则，在不违法、不失德的前提下，以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利润。这才是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取财之道，也是实现儒家思想中义与利的结合与统一的取财之道。不义之财、不当之利，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不应当谋取的。因此，儒家文化中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成为指导所有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

三、重诚信的理念

诚信的理念在儒家的学说中是经常提到的，它也被称作“修身之本”，因此孔子说“人无信，则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由此可见，诚实守信在孔子看来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失去了诚信，一个人将一事无成。因此，诚信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基本的道德规范，一个人只有讲诚信，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也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根基。同样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市场经济大规模、高效率地运行是建立在有效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如果完全依靠面对面的钱货两清的交易方式，那么无论是交易的规模数量还是交易的地理空间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样商品交易可能就只能停留在较小的数量和较小的地理范围内了，也就不可能产生规模化的现代市场交易体系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愈发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交易的规模和范围早已超过地理空间的限制。那么怎样才能让企业和企业之间便捷高效地进行交易和合作？其中的答案就是讲诚信。一个不讲诚信的企业，很难有长期的合作伙伴，当然就更谈不上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诚实守信”是企业必须遵守的经营信条。企业要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在合作伙伴和顾客中建立良好的信誉。这样对方才有可能将企业视为长期可靠的交易对象，企业也才有可能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如果企业不讲诚信，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轻则损害个体顾客和消费者的利益，重则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良性发展，甚至引起系统性的经济风险。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在我国因为合同双方毁约或诈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五六百亿元，而每年因为企业不讲信用而产生的不良贷款坏账更是高达上千亿元。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交易信息公开透明、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重诚信、守信用，更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立业之本。一个失去了消费者信任的企业，将会失去在市场中的立足之地。因此，儒家文化中重信义、守信用的理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应当成为建设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仁爱的理念

儒家文化强调“仁爱”的理念，一部《论语》共一万多字，“仁”字被提到了一百余次。可以说，整部论语都是以主张和宣扬仁爱为宗旨的。尽管对于“仁”的含义，在不同的论述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解释。但是如果加以全面、概括地理解，孔子所说的“仁”，其本质含义就是“仁爱”。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儒家的另一位先贤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儒家学说中所强调的爱人、敬人的理念，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很早的先秦时期就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和对人的尊重、关爱，这也是中华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高度的重要标志。尽管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远去，但是不论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中，关于仁爱的理念，始终是各种伟大的文明中一个居于重要核心地位的主题。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人的地位在进一步地上升，人的重要作用也在进一步地显现。在一个现代企业里，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人是管理者，有的人是普通员工，但从基本的文明理念来说他们首先都是人，因此只有工作职位的区别，并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许多企业也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但是却少有企业真正地理解以人为本的实质含义。如果要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就需要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理念真正贯穿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去，真正地做到仁者爱人，真正地从内心去关心和爱护企业的员工。企业也是一个大家庭，企业的员工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如果企业把员工当作家庭成员一样对待，企业员工也就会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愿意为它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企业应当把“仁爱”的理念融合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对企业的员工施以仁爱，真正地关心和爱护员工，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健康的发展。在后工业化时代，人才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很多公司的竞争其实追本溯源是人才的争夺。企业如果要留住人才，首先就需要怀有“仁爱之心”，从员工的切身利益出发重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需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才能让员工觉得在企业里工作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此外，也应该在企业大力提倡互相尊重、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这样才能让员工有对集体的归属感，因此也更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共同促M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仁爱观念，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五、反求诸己的理念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自省、自强和自律对于提高个人修养的作用，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主要从自身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另外还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源自于自身的修养和德行，而不应当依赖于外界。企业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很多企业管理者在分析挫折的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到外部环境，而没有意识到自身原因往往是根本症结所在。有些企业负责人认为企业停滞不前、缺乏创新是员工水平低、人才平庸导致的。结果企业管理者就对已有员工不加重视，另外又大量招聘新员工进入公司。然后又由于新员工对企业业务不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进而导致公司业绩发生下滑，由此产生了企业经营的恶性循环。最后原本公司的人才流失了，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管理者没有发现由于自己的一些原因，导致企业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制度实现物尽其才、人尽其用，这样企业就会遇到一些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问题。企业发展过程中也肯定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问题是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企业管理者就应该先思考自己身上或企业制度是否存在什么问题，而不是一出问题就去责怪外部环境、怪罪企业员工。这样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可能会使问题恶化。如果出现问题时采取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遇事多从自身寻找原因，从改善自身因素和制度设计的角度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将会更加有助于问题和矛盾的化解。而且由于上行下效的影响，员工在自己平时的工作中也会学习上司“反求诸己”的做法，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反求诸己”不仅是一种引导我们正确地认识问题的方式，也是一种指导我们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也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

六、结束语

从对儒家文化中一些重要理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儒家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仍然是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的，本文只是选择了其中几个基本的理念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精神力量。当然其中某些部分的内容与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是不相适宜的，尤其是其中强调封建专制部分的内容。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儒家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普遍实用价值的有益成分。只要我们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扬弃的方式，择其有益成分而用之，择其无益成分而弃之，就能够发挥儒家传统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促进作用。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指引，文化的发展也需要现代经济的载体。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形成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意识、自觉地吸收和利用儒家传统文化中对于企业经营有着积极作用的有益成分，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并不仅仅是全部依靠其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需要依靠其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儒家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内容，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文化标志。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儒家传统文化这个宝贵文化资源，将儒家思想中符合现代文明的有益成分，比如重道义、重诚信、重仁爱等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将会使我国企业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而且也成为一个造福于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贡献者，进而使我国企业成为真正令人尊敬的企业。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也会让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现实的传承载体，进而重新找回其原有的文明价值，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再次显示出绚丽的光彩。由此在伴随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我国在精神文明领域的软实力，最终实现国家综合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文松.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22.

篇（4）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64

Abstract Cultural courses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should embody the two important points including skills and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sets up a curriculum system which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culture cognition and skills.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culture

汉语国际教育是在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学”的基础上整合设立的专业。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中要求该类本科生要“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具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同时国家汉办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认为此类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以下素质：语言基本知识和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及教师综合素质。

根据教师标准，我们认为设置课程要围绕三个板块：汉语语言学及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文化、现代教育。其中第一个板块为主，第二、三个板块为辅。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口语交际课程的地位非常重要。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第一，要尽力挖掘语言类课程文化内涵；第二，要建立文化类课程体系。

1 尽力挖掘语言学课程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生在学习中国语言过程中，将自然接触中国文化。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不是干巴巴的语言本体教学。为帮助学生理解语言与文化关系，本专业语言学课程要注意与文化理论认知相联系。

1.1 汉语基础课的文化内涵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课程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其中古代汉语课程尤其需要体现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差异性。

比如文选要注意加强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讲解。如《之战》要突出中国姓氏文化。“邴夏御齐侯”，邴夏是齐国大夫，邴是氏，夏是名。上古时代，姓与氏不同，姓是族号，氏是族的分支。一般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氏明贵贱，姓别婚姻。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合二为一，汉以后姓氏不分，且百姓也有姓氏了。这些知识对学生探索中国人种起源与发展很有帮助。

再比如古代汉语文字学部分，选取字形分析结构时，应注意选取与中国文化元素有关的例子。如“赤”，《说文》云：南方色也。从大，从火。火盛则色赤，故“赤”从大火会意，表示火盛。古代五行说，以五行配五方之色，南方属火，所以许慎说“南方色也”，即红色。阴阳五行，反映了中国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尽管可能学生通过本课程了解的只是零星不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化，但总是能使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更深一层。如果把精力过多集中于文选细读以及文意涵咏上，着意强调培养文言文语感，则会偏离汉语国际教育培养目标。

1.2 汉语选修课的文化内涵

这一板块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而设，核心课程为：语音学、文字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

其中文字学应该设置汉字与中国文化专章。主要内容应该涉及汉字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功能；汉字与汉字文化圈；汉字书法与中国审美文化；汉字形体记录的中国古文化等内容。

由于汉字认知付之于视觉，因此不管哪个人用何种方言说都无关紧要。只要写出来，双方就达到了交流的目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超方言性，在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过程中，才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汉字最强大的文化功能。

汉语和汉文化对周边国家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辐射。主要表现为越南、韩国、日本等文字中保留大量汉字。汉字书法讲究疏密相映的形态美，气韵流动的线条美，富有感情的意境美。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文化：楷书多儒家严谨济世精神；草书多道家放浪自由精神。

汉字中还包含很多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比如《说文・玉部》共214个汉字，涉及玉石形状、加工方式、品质、功能等多方面内容。如“璧”、“瑗”、“环”为玉石形状差异；“琢”、“h”、“理”为玉石加工方式差异；“珍”、“g”、“瑶”为玉石品质差异；“琥（用于发兵）”、“珥（耳中玉）”、“H（死人口中玉）”为功能差异等。这些字能反映中国玉石文化开始得很早，远古时代玉石具有祭祀鬼神、充当礼仪、美身、殓葬等文化功能。后来成为权力、品德、财富的象征。

汉语词汇学也应该设置词汇学与中国文化专章，内容涉及词汇与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如华表、月饼、花轿、旗袍等；词汇与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如避讳、禅让、八卦、比兴等；词汇与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如梅雨、梯田等；词汇与中国风俗习惯，如清明、作揖、乞巧等；词汇与中外文化交流，如葡萄（来自西域）、世界（来自佛教）、胡同（来自蒙古语）、沙发（来自西欧）、物理（来自日本）等。

语言类课程虽然可以贯彻传播文化的意图，却不能太多，以免妨碍学生认知语言本体。

2 文化课程

在本专业中，文化课程应包括文化素养课、文化理论课、文化技能课三类。相对于语言理论课难度不大，应于低年级开设。教学应以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特征的认知能力为目标。

2.1 文化素养课

这一板块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这些课程要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区别，简化文学史，弱化文学性批评研究，强化风土人情与文化价值研究。比如诗人笔下的秋，往往与离别相联系，因此常常传达悲伤凄凉的感情。秋天之景已经具有中国文化符号价值。比如王维作品，多与中国佛教相联系，于景物描写之中展现禅宗机理。再如张爱玲、钱钟书作品，总是与现代都市相联系，传达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记载着民族的沧桑与耻辱。本专业文化素养课与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文化学等文化理论课相联系，而不是像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样，与文学概论、美学等课程联系，因此教学重点应有明显差异。学时也应该大大缩短，有些高校将中国古代文学设置为255学时，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完全相同，这就无法使该课程真正为培养国际汉语教师服务。

另外还可以开设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与中国文化解读，中国现当代经典文学与中国文化解读等选修课，加强学生对中国古代、现代文化的感性认识。

2.2 文化理论课

这一板块在本专业文化课中应具有核心地位。包括核心课程：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跨文化交际；选修课程：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佛教与国际文化交流、国别文化、国外汉学研究。

中国文化概论主要讲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儒家文化、中国宗教、礼俗、衣食、中国科技、教育、语言、中国艺术、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等内容，其中尤以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宗教为重点。儒家文化在维护中国封建统治秩序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潮紧密相关，儒家的道德准则也是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这些文化还深刻地影响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除了在本课程中重点讲解，还可以开设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选修课，以便加深学生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认识。

另外一个重点是佛教文化。佛教开始传播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西亚。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发，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佛教自汉代开始本土化过程，最早翻译的佛经《四十二章经》，带有中国本土黄老思想痕迹。到唐代产生禅宗思想，算是完成宗教本土化过程。禅的本意是思维修养、静虑定心，本为印度佛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传入中国以后产生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和修行体系，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最典型的产物。这些内容除了在中国文化概论重点讲解，还可以开设佛教与国际文化交流选修课，以便于学生理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在宗教思想上的联系与差异，为将来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开展工作打好基础。

西方文化概论主要概括性介绍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法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成就、自然科学成就等内容。为进一步拓展本课程，还可以开设国别文化选修课，主要讲解基督教与西方社会、东正教与俄罗斯、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犹太教与以色列等内容。使学生了解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风俗，特别要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关注一带一路国家宗教文化，为汉语国际推广与传播开拓道路。

国外汉学研究也值得关注，这一课程将为学生展示西方人如何认识中国，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他们的研究哪些符合中国事实，哪些扭曲了历史，使学生了解被派往地区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以及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帮助他们提前准备相关交际策略。

2.3 文化技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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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一、 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地位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礼治”主义：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礼治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③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趋时更新、兼收并蓄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孔子其后,历代统治者、政客和学者经过艰难的选择,逐步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达到历史上的颠峰时期。经过三千年的传承和浸润,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乃至日韩等国的文化、信仰、习俗、心理、认知、行为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企业文化概述及其作用结构

企业文化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企业文化被明确的提出来了，并越来越受到世界管理界的重视.企业文化是什么？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方法，也是一种象征企业灵魂的价值导向，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献身的生活取向。美国《幸福》杂志指出，“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没有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哲学信仰，再高明的战略经营也无法成功。”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基础、行为的准则、成功的保证。企业文化的作用：哈弗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经过长达14年的研究对207家典型公司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之间的相互性，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其主要结论就是：“企业文化尽管不易改变，但他们完全可以转换为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建设的促进作用表现在：统一员工的思想，指导员工的行为，弥补管理的不足，突出企业的特点 这四方面 .企业文化的结构 当前最流行的企业文化的观点是“四要素说”是指将企业文化分为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它们分别表示 表层文化，浅层文化，中层文化，核心文化。不仅强化了企业文化的理论体系，也使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性的东西变得容易理解。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活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架构的工具。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关系以及影响

80年代以后，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理论被提出并传入中国。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了“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很多企业渐渐认识到建立和重塑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企业文化在中国逐渐由理论发展到管理实践。知名学者克拉克、霍恩认为企业文化是“依靠符号来获得和传递思想、感受和反映的方式”。企业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的,必然要受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影响。这也是任何企业文化的建造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现代的企业,是开放的系统,企业文化在发展，塑造过程中,必定会借鉴、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充实和完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企业塑造企业文化用之不尽的思想宝库。本文拟从儒家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天人合一” 这三方面来阐述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1.现代企业的核心—“以人为本”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仁”。

家主张“以民为本”,与现代企业文化把人置于组织中重要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思想人性观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运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的核心是解决员工和企业的关系问题, 关心和尊重每个人和承认每个人的成就、尊重个人的价值,激发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即人尽其才;让员工觉得事业有前途、工作有干头;在企业内部创建协调和谐的工作环境,改善、提高、满足员工正当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要求企业在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机制的同时,又要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把儒家中“仁爱”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以仁爱之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培养人。

2.“以和为贵”—是现代企业文化的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企业内部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上下级之间、同行之间亲合作,齐心协力,那么企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即“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3.“天人合一”企业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惟天地,万物父母”。它表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关系。如日本松下企业文化:“企业报国、光明正大、友善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同化、感激报恩”,松下文化散发着浓浓的天人合一的情结。儒家思想的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人的生命价值观,它能够充分理解并维护人的生命的理性,全面发挥人的本性,使人焕发出潜藏的创造性来，这正是现代企业文化所希望达到的最终效果。

四、结束语

现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模式,它代表了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可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借鉴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的先进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 李桂荣.儒家传统价值观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J].管理世界,

2002,(4).

[2] 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J].管理科学,1996,(4).

[3] 薛丽.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8).

篇（6）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对其环境所作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人类心灵激发起肉体所作的各种动作的结果。”这个定义偏重于文化的物质方面。把文化理解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写道：“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是特定个人所达到的生活方式，并且是由他们保存下来作为社会其他的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广泛的社会现象，仅仅从某一角度对文化下定义是很难的，必须从社会的精神、物质和行为三方面来界定文化。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传统与文化争论》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典型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这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主要包括物质的、思想的、制度的三个层次。

如果把社会文化整体比喻成为一个圆，那么，从圆心到圆周，大体以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为序，即精神文化是文化圈的内核，可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行为文化称为中层结构，物质文化称为表层结构。

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

语文包含于文化之中，语文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文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文化与语文教育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语文传播、继承、发展文化，语文教育的内容承载着民族文化，深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语文教育体制，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的选拔机制。教育对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更主要的是起到一种强烈的活化作用，教育的实质是通过活化文化的方式来保存文化传统。

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定内涵，需要通过教育来传递给下一代。因此，民族文化传统将大大影响人们对教育内容的选择。另一方面，价值观念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沉积于人们深层的心理结构中，成为衡量事物的基本尺度，将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及方式方法的看法，从而使语文教育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语文教育对文化也有体现作用。它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体现文化的特征。下文从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关系、中西不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这两点加以说明。

1.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变化中，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除一个短命的秦朝主张法治、废除儒术以外，其他历朝历代没有不崇尚儒家思想的。从春秋战国的儒家到秦汉时期的经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到隋唐时期的佛家，再到宋元时期的理学、明清时期的科举，几乎无一不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积淀，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

（1）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关注，“仁”和“礼”是这一伦理本位文化的两大范畴。“仁”主要指一种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和要求。它以“爱人”为核心，包括礼、智、信、义、忠、恕、孝、悌等诸多内容。孔子曰：“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诸多道德伦理原则中，儒家极为重视“孝悌”这一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把这种家庭伦理层面的孝悌观念推及社会政治，于国家社稷而言，就是忠君爱国。“礼”是指维护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成为对人的一切行动的约束准则。孟子在此学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说，宋明理学提出的三纲五常，实质上是对儒家政治伦理化统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儒家的“仁”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重要原则，而“礼”则是利用血缘宗法关系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段。

（2）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人合一”代表了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它力图探求天与人的相通之处，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以达到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内容包括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心性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宋明的“天人一道说”。总之，“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内容十分广泛，但它的主导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便达到一种道德伦理层面人与人的和谐，最终实现天下稳定太平、统治秩序坦然的社会发展目标，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

2.儒家文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承载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根本的而且是巨大的。下面就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几个方面来谈谈儒家文化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

（1）对语文教育理念的影响

儒家文化具有以伦理为本位的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的思想文化渗透着古代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德育为本的教育思想。这一教学理念强调德、智是衡量人才的两条最重要的标准，故而要求德育、智育能够同时得到发展。儒家思想认为，德育的实施也能够促进其他教学。儒家教育不仅肯定德育的核心地位，而且将智育视为德育的手段。这一原则对纠正或防止片面的知识化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导致重德轻智，过分强调语文教学为伦理、政治服务，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发展。特别是到了隋唐，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语文教学只重视写作，以八股文取士，使人们思想僵化。顾炎武曾经批评，这种文章训练的方法使“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

（2）对语文教育内容的影响

我国古代没有单纯的语文教育。古文教育是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学科教育。比如我国奴隶社会的六艺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的综合性内容。春秋战国之后，教材主要是《五经》《四书》。《三字经》有言：“凡训蒙，须讲究，讲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和古代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顺序，即：小学―四书―孝经―六经―子书―史书。

古代语文教育之所以选择《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是因为：《四书》是儒家正统思想的精华，体现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孟子一脉相传下来的儒家思想。其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伦理思想、哲学观点和教育教学思想，历来被统治者所推崇，并规定为一切官办学校、私塾的基本教材。《五经》也是历代各朝宣传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根据。《诗经》相当于文学课本，《书经》相当于政治课本，《礼经》相当于道德伦理课本，《易经》相当于哲学课本，《春秋》相当于历史课本。可见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文史哲不分的，就连当时的蒙学读物“三、百、千”也是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阐述的是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

（3）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

儒家教育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摸索、采用了许多教育方法，并对他们进行了许多理论性的探讨和总结，如问答法、讲授法、论辩法、诵读法。这里仅以诵读法为例来说明儒家文化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两汉时期为什么流行诵读法呢？因为内容多是《四书》《五经》，而儒家特别强调诗书的教化作用，“以孝治天下”“以论语治国”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所以当时盛行记诵法。

3.儒家文化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传承力，对当今的语文教学也会产生很强的渗透作用。儒家文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其中的精华部分，如重人伦、中庸和谐、自强不息等精神，对语文教学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其中的糟粕部分，如过分注重伦理、忽视新知的探索等，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有负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如传统的德育理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使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始终是我们德育教育的首要内容。传统德育的方法如讲求“克己”“慎独”，对于学生养成自我约束、爱护集体的习惯，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又如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如“头悬梁，锥刺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对于励志、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有深刻的意义。

三、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语文教育的思考

如今，多元文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这种景象呈现了对立碰撞而走向统一融合的多维形态。多元的文化背景促使语文教育不断更新其课程内容、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语文教学中理应填充新鲜的时代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课程设置上，应打破旧有的模式框架，恢复语文教育应有的鲜活生机、朝气洋溢，为各种文本内容充分碰撞、交流和对话提供广阔的天地。语文教育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应当反映当今社会时代的精神内涵，更有世界范围内优质的异国文化，促使我们的语文教育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国外的教育理念，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吸收扬弃，取长补短，以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

参考资料：

篇（7）

儒家道论蕴涵深厚，是儒家文化的哲理内核。其中践行、义理、伦理、自然、天命、人文、政治诸因素纵横交织，天道、人道形上、形下彼此交融。惟其如此，对它的文化解析，也是见仁见智，所谓人文的、道德的、理性的、艺术的、构成性的等等，不一而足。近来，更有关于其哲学性、宗教性的争论。我们认为，分析儒家天人之道，必须要兼顾古代文化以形而上学本体涵盖、主宰现实的共同时代特征，进而比较不同民族文化，尤其是中西古代文化在现实实践与思辨性超越本体两极之间的轻重、取舍态度。以时代性境域为参照，以西方理性思辨文化为镜鉴，检视儒家天人相即不离思想，那么，儒家道论所蕴含的人世、践行、务实文化趋向就十分明显了。

一、天人之道与入世，践行，务实文化

章太炎先生曾经讲到：“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689页。)太炎先生此语，可以说是言简意赅地道破了儒家天人之道的文化精义。在神话、宗教、本体论超越现世哲学盛行的古代文化氛围中，儒家文化没有对神、逻各斯、自然法、上帝等的执着与崇拜，而是以天人相交、相预的道学另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入世践行蹊径，并实际上造就了中华民族“重实际而黜玄想”、“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文化精神。相对于古希腊哲学家对具有绝对超越意义的纯粹理性的不懈追求，儒家天道、人道相互贯通的文化旨趣只能解释为务实入世。

首先，儒家道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可以从务实人世的角度做出更充分的解释。以天命论为例，从孔子“死生由命，富贵在天” (《论语・颜渊》)，到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再到荀子“从天命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天命的超越主宰意义渐趋消减，人生的现实实践意义愈益凸显。这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从脱胎于奴隶主贵族思想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文化旨趣的历史发展曲线，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入世务实的内在发展逻辑。同样的，从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到王充“疾虚妄”的天道自然说，从韩愈“道统”论到刘禹锡 “天人交相胜”思想(《天论》)，从程朱“理在气先”到陆王“心外无理”，从程朱天理论到陈亮、叶适功利思想，从宋明理学到明清之际入世务实之学大兴，儒家道论在天道、人道相互贯通的大前提下都有从更重天道到更重人道的文化衍变。这是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就少言“性与天道”，并“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的务实思想在社会历史现实中的自然拓展。

其次，传统“义利”、“道器”、“理欲”之辩可以从务实入世的角度做出更全面的理解与解释。作为古代文化，务虚是通病，但儒家文化是古代文化思想中务虚要求最少、程度最轻者。相对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儒家的“克己复礼”多少还具些人情味。极端的“义利”、“道器”、“理欲”之辩无非是董仲舒、朱熹等一些道学家的观点。至于孔子，虽然也有“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等说法，但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的观点。一般老百姓更综合演绎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格言。《论语》中有以下对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这反映了儒家是极为推崇超越个人一己之私的国家、民族、人民之利的。”

再次，儒家文化的特征可以从务实入世的角度做出更深刻的解释。儒家道学“重实际而黜玄想”的特点体现在儒家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孔子“好学”为例，我们认为，孔子之好学精神至少具有以下文化趋向：第一，孔子好学不是纯思想。与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的思辨生活是幸福极致的观点不同，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第二，孔子之好学尤重实践。如“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论语・公冶长》)，“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等等。与古希腊“逻各斯”主义把真理看作纯粹思想的观点不同，孔子思想中仁道与“践仁”、好学与力行是密不可分的。第三，孔子的学道与学于现实密切相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等等。第四，由于孔子之学，是一种贯通天人的综合性的实践行为，因此，任何单一、抽象的教条都必须经过这“学”的检验：“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论语・阳货》)。

“五四”以来，学者们论及儒家道学，多取西方本体超越路径。殊不知，儒家融道于现实的文化旨趣也自有其卓越之处。当代文化的实践理性发展趋向，启示我们，儒家的重现实实践与西方的重思辨性超越本体，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对二者来说，讲融合则并生，讲齐一殊无趣。

在务实与理性思辨不同哲学趋向的驱迫下，中西文化风貌迥异：思想方法有中庸之道与逻辑理性之别；伦理道德有近取譬的推己及人与道德律令的绝对权威的不同；价值取向有圆而神向往与方以智追求的差异。至于一个重情，一个讲理；一个因重现实人生趣味而成为乐感文化，一个由于生活在全智、全能、全善的主宰者的阴影里苦赎前愆而成为罪感文化一个不执着于宗教教条、教义，一个为宗教奉 献了十几个世纪；一个实用科学发达，一个为科学而科学，一个伦理立国，一个法理主义；一个灵活于理论、原则、教条、规则、规范之间，一个斤斤计较于各种契约、律令、法则、规律的严格、严肃、严谨要求；一个人际关怀达于至诚，一个理性探索至于殉身；一个注重事事物物之现实条件，一个讲究绝假纯真的为A而A的各种主义；一个融道于人重内化，一个求理于外讲超越……中西文化之别，至丰富而互补!

以西方文化为镜鉴，笔者曾对儒家文化有以下简要概括：

道得天人际　主遗六合外

阴阳必相即　鬼神子不语

圆神而成之　方智竟出世

至诚感天地　奇技耻真理

二、天人之道与中庸

儒家天人之道是古代道学，因而其形而上学的时代特征也颇浓厚，但相对于西方古代对神化理性及上帝的虔诚推崇来说，儒家更重视在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现实之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这种道与现实实践相即不离的理路，贯穿儒家文化思想的方方面面。如《易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芝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上》)。

儒家思想行为的根本方法――中庸，实际上就是这种道与现实相即不离理路在具体思想行为中的“变～化”、“推～行”、“举”“措”。中庸的意义，历来解释不一，但“中”有“中道”、“适中”、“时中”三层意义，“庸”有“用”、“常”二义，却是普遍接受的观点。其中“中道”之行天下之大道、得天下之定理，与“时中”之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实践权变是相互贯通的，“用中”之实践，与“用中为常道”的实践理性是相互贯通的；“中”之理性要求，与“庸”之实践要求也是相互贯通的――儒家学说历来重圆而神的“通”即一气贯通，用西方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路去理解中庸难免会南辕北辙。

中庸贯通天道与现实、理性与实践的文化意义是十分丰富的。

首先，作为“中国人的宗教”(语，转引自《中国国民性》，沙香莲主编第156页)，它却具有明确的非宗教趋向。应该承认，古代文化是宗教神性文化的时代，儒家学说被称为“礼教”也有其准宗教特性。但严格的宗教要求出世，要求对主宰者、救世主的虔诚信仰，要求严格遵循宗教教规、履行宗教仪式，尤其要求对所谓神圣宗教教义的绝对信奉。这对于讲究“道不离器”中庸思想的儒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对于脱离现实实践的鬼神、死生、天堂等玄远问题，儒家在学术上是存而不论，在现实实践中是敬而远之。流风所及，使得任何外来宗教要想在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文化中扎根，都必需有“担水劈柴，无非妙道”的文化衍变，对“神圣”教义的执着，也只能以所谓“不执着”为根基；海市蜃楼般的天堂竟然常常被认为就存在于人心之中――中国古代文化的昌盛，是与儒家对宗教这种“人民的鸦片”的天然抵制密不可分的。

其次，中庸尤其是“时中”思想所蕴含的现实实践辩证理路，是中国人最根本的思想行为方法。与西方形式逻辑注重理论思考自身的严谨性，尤其是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严谨性不同，中国文化在思想行为方面所遵循的路径，是天地万物一气贯通、并不断相交、相预、相互转化的辩证方法。在中国，像道与器、天与人、理与欲、阳与阴、动与静、刚与柔、高雅与粗俗等一切进入思想行为境域的范畴，都是相互贯通的，恰如“阴阳鱼”所示之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此极而彼，彼极而此――有圆融涵蕴气象，呈动态流转韵律。讲逻辑则似有而无、似无而有不凸显，讲气势、讲神韵、讲通透、讲工夫、讲精深则力透纸背、气贯长虹，有浩然仰天之志，挟磅礴不可遏抑之势。这种动态的圆融和合又不乏浩然气势的思想行为路径，是中国人在现实实践中熔铸事事物物于一炉又不脱离其各自自然天性的文化精神的体现，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为求真理而严格是非、彼此差别、用概念、判断、推理条块分割事物的方以智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中庸的价值取向是以实用天平测量理论意义。中庸融道于实、寓理于物、理性与工夫不离而更重后者，实际上造就了国人淡化甚至漠视理论尤其是纯粹理论的文化性格。中国古代乃至今天，不乏伟大的科学发明，但究其实，大多为实用科技，基础理论薄弱，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更是弱项。严厉批评中庸文化态度的鲁迅先生曾愤激地讲到；“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在儒家文化思想意境中，不仅要求对鬼神、死生等玄远问题敬而远之，同时，对与现实无关或关系不密切的任何理论或理论衍生物也都持同样的漠不关心态度。孔子少言“性与天道”，荀子讲：“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中庸的思想行为方法更是把任何理论性的东西都与现实相调和。中国国民性之圆滑混世、折中调和、难得糊涂、苟且偷安、不讲原则，当今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等都折射着国人灵活于理论、原则、教条、规则、规范之间的思想行为趋向。中华文化要有新的升华，必须在传承务实文化质素的同时，真诚借鉴、吸纳西方理性文化精神，走一条民族性的时代性的实践与理性高度结合之路。

三、天人之道与忠恕至诚

与西方法理社会的文化传统不同，儒家文化是以性、命、道、德贯通一体的道德价值体系来结构、融通现实社会生活的。李约瑟讲到：“在西方，法历来被视为或多或少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法像某种绝对律令一样凌驾于一切人之上，法更以某种抽象的形式规定和控制了一切社会活动的结果和条件……但东方不存在这种情况。在世界的另一端的亚洲，中国创造了某种强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价值体系……在这种价值体系中，法和司法均被置于较低的地位上。”(Needham Joseph，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Ⅱ，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P，521，)在西方，伦理道德及其实践一般是归诸于实践理性范畴并置之于纯粹理性之下，其规范社会生活的主要诉求是法理。相反的，儒家入世、践行、务实文化则极其重视伦理道德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

儒家之“德”，表面上是得于“道”，实质上更多的则是得于现实社会生活，是以得自现实生活的应然之道规范现实。杨泽波先生指出，孔子以后儒家“以天论德”本质上是“借天为说”――顺应古代宗教性文化要求，“将道德的终极根源推给上天”，而实质上是借用天的崇高地位说明现实道德生活的重要。(杨泽波，《从以天论德看儒家道德的宗教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因此，儒家之天道，与西方的自然法、逻各斯、上帝等不 同，实际上是“虚位君主”。人道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生生不息”，才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主要内涵；而所谓天道，只是从终极诉求的意义上为现实伦理道德披上一层形而上学神性外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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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流传了两千多年、经历了若干重要发展阶段，包含着许多不同学说和学派的复杂思想体系，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些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影响。因此研究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更具有本土适用性。本文将从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阐述观点。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儒家思想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义利”之辨是根本的问题，它与经济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期的亚当・斯密企业利润最大化理论，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西方传统经济学家大多数认为企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法律允可的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需要承担多余的社会责任。Friedman（1970）说过：“企业是拥有该企业所有权的股东的私产，企业管理当局只应对股东负责，不必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只要以‘经济人’的观念努力为股东赚取利润就可以了。”虽然至今“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的观点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流派认为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长期的财务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并已有许多实证证实了这个观点。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利”之辩并没有就此结束，如今依旧有许多企业家认为企业唯一的目的就是盈利。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就是在这矛盾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

我国的经济体制有我国的特殊性，是逐渐推进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这一过程中经济是提高了，但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如三鹿集团“三聚氰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酒鬼酒“塑化剂”等，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市场发育不完善，法制不健全，使得有人为了利益而钻了空子；另一方面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所说，伴随财富的增长，人们的倨傲、愤怒、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对生活的渴望也呈同样比例增加，对财富的享受会引发游手好闲与屈服于肉体享乐的诱惑，使人们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滋生放纵与懈怠。如一些掌权者，在苦难辉煌的岁月中不曾被枪支征服，却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逐步走向腐败，从追求社会进步沦落为追求个人和集团利益，逐步走向与人民对敌的方向，放弃了原本的人生追求。对此，我认为儒家的“义以制利”、“义以生利”的义利观，具有借鉴与指导的意义。

二、儒家义利观

（一）义以制利

儒家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其中对中国经济伦理最大的贡献，就是“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君子义以为上”、“利者，义之和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等等谚语都充分的说明儒家是门重义轻利的学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虽然重义，但并没有片面的认为利是不重要的，这与汉代后儒董仲舒主张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存义去利的僵化教条是不同的。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放在首位，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可见孔子比较看重人民的物质生活。因此儒家中“义”与“利”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利”并不是无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了人民的生存基础，如果脱离了“利”只空谈“义”，只流于形式而不符合实际。因此儒家思想重视“利”，认为“利”是基础，但在“义”与“利”之间的选择，将支持“义”，不接受为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要求大家做到“见利思义”。在肯定追求“利”的求富动机的同时， 认为求富这行为是要建立在不违反“义”的基础上的，这便是“义以制利”的思想，并不是简单的提倡“义”压制“利”。

企业的取利手段要合理，不取不义之财，在不违反法律与道德的基础上追求利益，这就是“义以制利”给予我们的借鉴。

（二）义以生利

儒家义利之辨“义”与“利”孰轻孰重的问题容易让人进入一个误区，认为他们是对立的，是呈负相关关系。而事实上，儒家的观点提倡的是一种双赢的思想，认为义可以带来利润，是“义以生利”的观点。《国语・晋语一》所言：“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义”作为至善道德必然带来广泛的社会利益，这是春秋时期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也是原始儒学的基本主张之一。事实上，如今很多的实证已经证实了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使得公众了解到该企业，提高它的信息披露度，另一方便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能得知在这个追求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可获得社会资本，而通过社会资本使得企业绩效得到提升。

另外儒家在强调“义”的优先性时，还给“利”的合理存在以必要的保证，如果这个“义”不能带来利益，那么这样的“义”肯定不是原儒所需要的。因此儒学虽然认为“义”比“利”重要，但他们追求的是能够提升“利”的“义”，而不是盲目的追求“义”。这就好比一个企业，并不是承担越多的社会责任对他越好，而是要在他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去承担能够让他带来效益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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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5-036-03

一、问题的提出

正式制度（包括法律、管制以及媒体等等）之构建与执行，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La Porta et al，1997，1998等）。然而，在关注正式制度重要性同时，也需要注意到，采用相同法律制度的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许是正式制度难以超越的解释力极限。而不同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积累下来的宗教、文化、习俗、惯例等种种非正式制度，至少部分构成了正式制度生长及发挥作用的土壤，或者和正式制度一道，平行地推动着社会的演进（Greif，1994；韦伯，1958；诺斯，2008）。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还不完善的转型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非正式制度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文化往往被视为软件不值得严密分析，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理解中国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如果仅局限于近代以来中国所接纳、吸收和改良的各种正式制度，而忽略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缓慢形成而影响深远的非正式制度，应该是不够的（Allen et al.，2005；陈冬华等，2008）。制度、法制和文化背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领域，相关的研究不仅方法多样，而且成果较多。其中一些著名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儒家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代表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国人生存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它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陈来，2015）。儒家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价值，在中国历史上塑造了各个领域最为重要的制度。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相关方面放松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后，儒家开始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家很可能在中国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样，也会对我国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在完善我国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关于儒家文化对优化公司治理的作用和影响是一项费时费力的研究，既需要规范分析，也需要做实证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规范分析。

二、文献回顾

Boyd，R.，Richerson，P.J（1985）把文化定义为“影响行为的知识、价值观和其他因素通过教育和模仿在代际之间传递”。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对“文化”给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Weber（1930）在他的重要著作中指出，文化变化，也就是新教变革，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制度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认为：“文化是历史的幽灵，是社会的魂魄；它存在于典籍，也存在人民的生活之中；它有它的物质性，也有它的精神性。能够用火烧掉的只是它的物质的形象，至于文化的精神则不是人间任何暴力所能消灭的。所以秦代虽曾普遍地焚烧秦以前的典籍，而至今我们尚能得秦以前的典籍而读之。秦代虽然大规模坑儒，而汉初还是有许多传经大师出现。”{1}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文化是世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总是依赖一个特定的价值体系来进行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公司治理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Hofstede（1980）最初确定文化的四个维度：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权力距离（PD）、不确定性的规避（UA）以及男子气质还是女子气质（MAS）。Hofstede（1991）后来增加了长期导向维度（LTO）。Schwartz（1994）提出了六个文化维度，包括保守程度、知识和情感的自立能力、等级制度、控制权、平等主义的承诺以及和谐。Hofstede（1980，1991）和Schwartz（1994）的文化维度理论被金融研究者广泛使用来检验文化价值观对各种公司政策的影响。Avner Greif（1994）研究认为，组织变化的必要条件是有人能够发起建立它并期望从中受益，他们的期望依赖于他们的文化理念，因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导致明显不同的组织发展轨迹。他还指出，不同的文化理念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RenéM.Stulz和Rohan Williamson（2003）认为，文化至少通过三种渠道影响金融，首先，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依赖于它的文化。第二，文化影响制度。例如，法律制度就受到文化观念影响。第三，文化影响经济中的资源分配。宗教鼓励把资源从生产投资中转移到教堂或枪支方面的消费。他还认为，制度创新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共同的语言可以促使想法在国家之间转移。宗教在创新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世纪后期，英国对宗教少数派的宽容部分解释了英国为什么能成为金融创新的温床。

Karen L.Newman和Stanley D.Nollen（1996）使用同一公司在欧亚176个分部研究了地域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分部的组织结构与当地文化越契合，其业绩越好。他们的研究对经理们具有重要的意义：管理实践活动适应当地的文化才能最有效。经理们努力激励员工参与可能改善在低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中企业的盈利能力，如美国；但不能改善高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中企业的盈利能力，如东亚国家。R.M.Haniffa和T.E.Cooke

篇（10）

1 前言：

北京奥运会已经圆满的落下帷幕，成为了奥运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届奥运会，给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北京奥运会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其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奥运会历史上，每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国都会通过开幕式表演把本国文化思想的精髓展现给世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呈现的中国文化元素，完美的诠释了儒家思想，展现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等儒家思想的精髓，充分体现出“人文奥运”的理念。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儒家思想与奥林匹克追求真、善、美，追求和平的精神内涵，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关于北京奥运会与文化的研究，在奥运会举办之前到现在，有许多学者在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例如，纠延红等人在《北京奥运会对我国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认为：“对我国大、中小学校园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体育文化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和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学校师生带来的不仅是观念上的冲击,而且还带来了其行为的积极变化,尤其是对形成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⑴张翠苹认为北京奥运会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让世界更加了解了中国；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了中国元素的魅力与价值；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了显著作用。”⑵同时，吴永芝在《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文化特征》一文中从美学、技术、艺术等多方面的视角阐释了开闭幕式表演中的文化符号的内涵与主题，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与现代风貌，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发展。⑶以上这些研究都是从特定的视角针对某一方面所进行的，就北京奥运会中的儒家思想的研究目前尚未见到。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开幕式表演中的“击缶而歌”、“和”字的演变、孔子弟子三千《论语》的吟诵；太极拳的表演等环节所展现的文化元素进行研究，剖析其中儒家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为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提升我国文化实力提供一点参考。

2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开幕式中的展现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起源于《周易》。《周易》的六十四卦是八个卦组合而成的，而每个卦是由三材组成的，“三材者，天地人”。这里讲的“三材”实际上是认为“人”和与人相对应的“天地”是统一的一体。《贲·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实际上指的“神”，天人关系还是一种人神关系。到了春秋时期，这一思想得到新的发展，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了新的阐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有人才可以使“天道”发扬光大，如果人不去实践“天道”，“天道”就不会使人完美高尚。战国时期荀子对于天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认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故而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天人各司其职。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

北京奥运会以“击缶而歌”的表演拉开了开幕式序幕，2008名演员组成气势恢宏的缶阵，用四川方言吟诵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传达出对全世界客人的热情欢迎之情。缶，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在古代原是一种瓦器，用以盛酒浆。古时候人们在席间饮酒时，特别是饮到兴起之时通常会击缶而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缶，已经与原始的缶有了很大区别，它的原型来自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为了突显中国的传统文化，造型设计为鼎的形状。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统一，是国家的象征。今天，它已成为诚信、团结和统一的代表，蕴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热切期盼的文化理念，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相契合。缶面为方形，寓意我国古代人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是太极阴阳学说中的一种理论，蕴含古代人民对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的一种哲学观，是古人对“天人合一”的最本质的认识。缶的击打动作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演员在用双手推击缶时，身体前俯，然后一手扬天等动作，源于古人祭拜天地中的祭祀动作。古人对天地的祭拜是对自然的敬畏，渴望神灵的保佑。这种行为反映人民希望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开幕式上2008名太极拳演员排成巨大的圆阵，气势磅礴，令人神往。太极拳表演以“自然”为主题，演员表演时以大自然为背景，营造出生命繁茂，生生不息的美好意境。同时正中央的画卷上孩子们用画笔描绘着美丽的大自然。表达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向往。当灯光亮起时，2008名演员组成的圆阵似“八卦”呈现,寓意天地人合。太极拳，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体育项目，被世人熟知。太极拳的真谛是“天人合一”，讲究身心双修，体现太极拳拳理强调的修身养性，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要意。太极拳拳理的形成受到天人学说、阴阳学说的影响。太极拳要求动作走“圆”，而“圆”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之一；太极拳的一招一式表现刚柔相济，动静相兼，是一种阴阳平衡的运动状态，诠释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与转化进而达到和谐与平衡。通过太极拳的表演阐释了天地人合、平衡生存之太极最本体的和谐境界，表达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期盼。

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开幕式通过对“天人合一”的价值观的阐释，意在告诫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对人的关怀：人类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当今社会，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也要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3 “以人为本”的思想诠释人文奥运的内涵

“以人为本”的理念，源于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荀子·哀公》在谈及民与君的关系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大略》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是说天立君是为民，只有为民的君主才符合天道。孟子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理念。同时，孟子更明确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已者”（《孟子·告子上》），他认为这固有的价值是天赋予的，是别人不能剥夺的。这是一种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肯定，也是“以人为本”的观点在民本思想中的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在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下，“以人为本”应做到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为人民提供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尊重每个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不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

北京奥组委历时一年的时间向全世界征集了“2008张笑脸”。这一张张的笑脸就是对全世界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体现对人的一种关怀与尊重，是一种仁爱的体现，肯定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是“人文奥运”的最好诠释。“美丽的地球”、“和平鸽”都是在传达“以人为本”的理念，告诫人们应保护生态环境，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进而实现人与人，国与国的和平发展。

北京奥运会体现“以人为本”的一种内在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比赛教育和鼓舞人们在各行各业中不畏艰难、勇于进取、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让人们理解多元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使体质、意志和精神得以全面均衡发展，形成“以人为本”的健康向上的和谐社会。同时，通过本届奥运会可以促进世界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促进国与国间的相互了解，加深友谊。

4 “和”的理念在开幕式中的彰显

早在3000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和”字的产生乃源于上古的乐器及音乐，并由乐器的合奏及音乐的合鸣，引申出“和调”、“和谐”、“和合”、“唱和”等涵义。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弟子也曾经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在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庸》中也有“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都是以“和”为一贯的价值观念。“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的体现，蕴含着多种含义。首先，“和”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取长补短，互相搭配，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差异性的存在是事物的根本特征，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其次，“和”是一种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追求和向往，把“和”作为人道追求的重要目标，如果达到和的境地，自然、社会和人都将安宁。最后，“和”也是一种处事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是人们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重要准则。儒家思想的“和谐”观提倡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城市发展、能源利用等方面相协调，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考虑未来的发展，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关注人、尊重人，追求人的自由实现与全面发展。表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及追求。

开幕式中的孔子弟子三千的吟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达着中国人民欢迎远方的客人，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各国友人因奥运会而聚到一起，从而使多种文化得到交流，就是一种“”，一种“和而不同”。通过活字印刷术“和”字的演变，彰显了“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情怀。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可以说极致地表达“和”的理念。本届奥运会的主题曲摒弃了往届主题曲的激情路线，没有气壮山河，没有豪情万丈，而是给世界人民一种全新的感觉。无论是从歌曲的旋律上，还是在歌词上，亦是在演唱者的表达上，都蕴含着人性与情义的哲理。从始至终都是以一种舒缓而温情的方式来演绎，都在追求一种“和为贵”的境界，与儒家思想的“和谐”观相契合。主题曲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即世界各国人民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语言，都是地球村里的一员，是情意相融的朋友；各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各国人民互相尊重、和平相处。

5 结语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彰显了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把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的价值观传向了世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的价值观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正因如此，才能体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对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共同发展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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