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本质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传统文化本质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传统文化传承与中小学美术教育的相关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基础，从中小学美术教材了解可知，中小学美术教育不H仅是美术技能技巧的传授，而应该是在一种文化观的观照下学习，应该让学生在一种文化情境中理解美术。对于古老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使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延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并取其精华融入到教育过程始终，发挥其巨大作用。打个比方来说，儿子与母亲有着血缘关系，母亲的基因遗传至儿子。因此，了解母亲有助于了解儿子，反过来说，了解儿子也有助于了解母亲。传统文化与美术也是母与子的关系。美术是传统文化之子，则必然存在着传统文化的基因，那么通过对美术的了解也能了解孕育它的传统文化母体。

为了更好地通过美术了解传统文化，也为了更好地通过传统文化了解美术，可以让中小学美术课程走进传统文化，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二）传统文化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得到充分的运用和重视

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优秀的中小学美术教材了解可知，与传统文化有关联的课程逐渐增多，将现在所缺失的传统知识揉合到美术教育中去，让艺术生活化，让文化与教育不再脱节，让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民间艺术的加入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所以，在缺少情感与关怀的信息时代，具备人文关怀特征的传统文化被慢慢记忆起来。学校美术教育在这一时刻肩负重任，通过美术教学，让学生了解民族传统艺术文化和对于培养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自身的审美观念，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激发珍惜美术遗产、关爱民族文化的情感，让学生学会传承与保护文化遗产，莫让“遗产”变“遗憾”。这是美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此，美术学习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应视为一种文化学习。通过美术的学习，使学生认识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差异性，并在一种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

二、让传统文化渗透于中小学美术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面已论及美术教学不仅仅是技能的教学，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活动。所以美术教育必定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日常的课堂教学中进行探讨与实践。

（一）在欣赏课中渗入传统文化理念

就拿《中国传统色彩印象――中国红》的一节欣赏课举例吧。首先，以图片呈现事实：这些图片包括春节期间的一些具有传统特色的装饰物上的红色；敦煌壁画中的红色；油画《开国大典》中的红色；剪纸作品、婚庆服饰、影视作品、雕塑作品中的红色；刘翔运动服的红色……，从而让学生直观地认识到红色的确是中国人喜欢的颜色，是中国传统民俗中所常见的颜色。其次，教师点明了“红色是令人热血沸腾的颜色，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最喜欢的颜色，它象征着喜庆、热闹，代表着吉祥、如意，更是让每个炎黄子孙骄傲的颜色。”这里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讲明红色的象征意义，比如在五行中是火的颜色，其二是教师对形象后面的文化进行一定的发掘，揭示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吉祥如意的追求。接下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红色的运用的方法。如果教师将第二个环节取消，直接由举例进入到介绍传统文化对红色的运用，并继之于进行操作活动，那么这样一节课虽然有中国传统文化之题，却无中国传统文化之实了。

（二）在技法课中渗入传统文化

篇（2）

从服饰的基本形制来看，中国与西方差异是较为明显的。中国传统服饰大多追求的宽衣博带的形制，服饰表达以“意”为美，朦胧而隐约，通常给人一种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这一服饰特点在六朝时期表现尤为突出，东晋末年与南朝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开发，士大夫生活优裕，衣服宽大，加上当时玄学清淡的风气影响，士人追求自由奔放、自然飘逸的境界，“气韵生动”“以形写神”为当时所崇尚的美学原则，这些更助长了这种倾向。正如《颜氏家训.涉务》所言：“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城郭之无乘马者。”正体现了这一服饰形制的真实写照。（如图1）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服饰不仅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生活的审美感知，也是一种文化象征。正如，中国溯有“衣冠王国”的说法，“衣冠”一词从常规来说可以理解为衣帽或是一切服饰的代名词，但同时它在某种情况下还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含义。有时我们看到的“衣冠盛事” 、“衣冠扫地”等词汇，这里的“衣冠”不单是衣帽服饰的意思，它还可以理解为古时士大夫和官绅的代称，同时含有“礼教”与“文明”的文化含义。这种通过服饰本身所引申出来的文化寓意或者有望借助于服饰的形制来体现出时下某种文化思想意识是我国传统服饰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为久远，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它影响着我国传统服饰的基本形制。儒家重礼仪规范，讲究穿戴与礼应合二为一，所以在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中我们通常能够通过在服饰中的色彩、章纹、结构以及不同的配饰配件中体会到当时严格的礼制规范或等级制度，如，冕服，深衣等。服饰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含义有时甚过于服饰的外在造型，是重内涵与实质的装饰精神。正如张直光先生所说：“中国与西方不同，其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的。”

2 西方服饰的基本形制

西方服饰多以凸显身体的形态为美，其尽可能通过服饰的造型体现它的体态美。在这一点上，古代西方服装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西方服装更立体，外形富于变化。如古希腊时期的西方服饰，这一时期的服装多为披挂形式，服装大多为不经裁剪、缝合的矩形面料，通过在人体上的披挂、缠绕、通过别饰针、束带等基本方式将其固定，从而形成了“无形之形”的特殊服装风貌。乍从外形来看服饰基本形制也是宽大而平面的，但从服饰细节来看，它与我国传统服饰宽衣博带的服饰形制还是有差别的，这一时期的古希腊服饰，服装只看做是附属于身体之外的物体，身体才是服装的主人，披挂的服饰形制使服装不会约束于身体，让人随心所欲，人体在行动或是衣服飘动的时候在随时都会暴露肉体，这与我国所追崇的含蓄美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如图2）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它们都会有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有着各自神秘的宗教追求和世俗的伦理指向，这些多少都能在各自“衣食住行”之中所显现出来，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古希腊这一时期的服饰形制正是受到当时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由于人们对上帝诸神的崇拜为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希腊人“把肉体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认为神也是有人望的。在这一宗教文化影响下，服饰只作为附属品，而尽可能体现出来的是人的形体美。所以，古希腊时期，对宗教文化的崇拜，除了在服装中的影响，我们还能从当时的文学、雕塑、绘画等其它一些艺术形式中有所察觉。西方宗教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在一定时期内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肉体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如，中世纪时期西方服饰，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理念对当时服饰影响较大，男女穿着要满足端庄正派的要求，服饰大都将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遮掩起来。在中世纪女性流行一种罩袍，是将多余的长裙在腹前掖入腰带，前面的堆褶使腹部微微隆起好像孕妇（如图3）。这也许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女子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认为女人天生就是为了繁衍后代的世俗观念有关；同时，还据说这是因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造成的流行样式。因玛利亚在未婚嫁时就从圣灵受孕而怀孕基督，所以她有孕时的形象也被看作是圣洁美好的象征。

在随后西方服饰的发展进程中，在理性主义精神的支配下，西方转向了人文、科学主义，功能主义的探索，其思想核心是“人乃万物之本”，主张以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个性与人权，主张个性自由，反对天主神权；主张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提倡科学和文化，反对迷信。伴随这些文化思潮的到来，西方服饰也发生了与前未有的形制变化。倘若以文艺复兴时期为西方服饰文化的转折期，我们似乎可以由此开始感受到时尚的悄然流行。华美繁缛的细节装饰，精致细密的缝绣工艺，也许，此时的服饰只是作为一种特殊审美要求下的产物装点美化着人体，有甚至还通过改变人体自然形态来满足一种极端而扭曲的审美文化。例如，为了体现体态美，女性服饰开始出现表现腰部曲线的倾向，为了凸显和加强这种曲线美，紧身胸衣、夸张繁琐的衬箍开始盛行，当时女性不惜牺牲自我而桎梏于其中。同时，立体裁剪方式出现，也促使这种窄衣文化进一步发展，由此，西方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也有了本质上的差别。西方服饰是一种多元化的服饰文化，它从诞生之始就受到众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它不同于中国传统服饰有较强的的延续性，这与其所处地理方位、政治、环境等方面都有所关联，这使西方古代服饰形制在前后差异明显，但服饰大多以体现人体体态为美。

3 中西服饰基本形制的差异

影响中西服饰基本形制差异的原因众多，各自服饰特色与风格形成是与民族文化风俗，政治环境甚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使各自在历史发展和积淀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的服饰形制差异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中西方服饰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魅力，长久以来，伴随彼此在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和崛起中，中西交流愈渐频繁，服饰文化也即如此。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服饰服装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形制转变，中国的服装开始由松变紧，剪裁的方式吸收了西方三维的立体裁剪形式，服装变得贴体而轻便，改良旗袍正是中西合璧最经典的完美体现；而此时的西方似乎也逐渐摒弃了以往娇柔造作，甚至带有扭曲性的审美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饰，它将女性从损害健康的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伴随女性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服饰形制也从过去的窄衣文化开始走向宽松，设计以人为本，讲究其功能性和舒适性。如今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西服饰文化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今天，有关“中国风”主题的设计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国际时尚语汇中，除了本土设计师，也有很多的国外设计师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作品传达出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使设计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样，在如此开化和便利的社会环境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正走出国门，吸收和接受着外来文化的洗礼，从中学习别人的先进文明及人文素质，开拓自己的视野，在国际的舞台中展现出中国设计师的设计风采。

4 结语

本文分别通过中西方各自服饰基本形制特征描述来阐述其背后的不同文化现象。从服饰的基本形制来看，中西方差异是较为明显的，中方大多追求的宽衣博带的服饰形制，服饰多为平面的；西方重视凸显身体曲线的服饰形制，服饰多为立体的。中国传统服饰表达以“意”为美，以朦胧隐约，藏而不露给人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通过款式，布局，色彩，线条给人整体的和谐之美。西方服饰则相反，重“形”， 尽可能通过造型体现它的形态美。影响中西服饰基本形制差异的原因众多，各自服饰特色与风格形成是与民族文化风俗，政治环境甚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使各自在历史发展和积淀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总结出中西方服饰文化势必伴随着科技、文化的进步与崛起，相互之间的交流也会愈渐频繁，东西方服饰文化进一步互相撞击，互相融合，这是时展的必然趋势，也为时代所需，正是有了这种撞击和融合，才能使当今的服装绽放出一种夺目的光芒，使服装有了个性化、全方位的审美表现。

参考文献

[1] 华梅.中国服饰史[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篇（3）

在传统哲学里，天道论主要包括天意观、阴阳五行之道等内容。

(一)天意观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影响

天意观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君权神授思想使得皇帝和司法官吏在证据运用中注重政治性考量—维护神授的至上王权或君主专制统治秩序，这种考量往往使得皇帝、司法官吏尤其是酷吏在审判案件时首先考虑的就不可能是证据，或不可能仅仅考虑证据，从而损害司法正义的实现。

君权神授思想是古代社会天意观的核心内容。古人认为，人间有君王，乃天意。君权神授，王者通天地人。儒家大师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父母事天而子蓄万民。;刊受权君主治天下，这是天的旨意。

君权神授意味着皇权至上，皇帝拥有至高无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往往把司法当成维护君主专制和驾驭官僚的工具。这种政治性考量甚至个人爱好、性格、喜怒哀乐的情绪等常常左右证据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商封王、秦二世、隋场帝等暴君就是典型代表。

“太宗尝与侍从论狱，魏征曰:‘场帝时尝有盗发，稍涉疑似，悉令斩之，凡二十余人。大理承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

皇帝虽是最高的司法长官，但毕竟很少审判具体案件，因此，这种“稍涉疑似，悉令斩之”的现象更多的是由酷吏秉承皇帝的旨意完成的，比如张汤、杜周、来俊臣、周兴等都是历史上以逢迎皇帝，曲法裁判而著称的助封为虐的酷吏。酷吏的产生，除了性格和贪婪的因素外，多半与维护专制皇权的政治性考量相关。因此，中国历史上的酷吏，往往被皇帝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的工具而加以重用。这样的情形史载不绝。

在君权神授天意观的笼罩下，一旦至上皇权干预司法，司法官吏就不得不把政治性的因素纳人案件的审理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政治同司法混同起来了。对此孔飞立曾感慨道，各级官僚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此话虽说得有些绝对，但也是一种事实。

(二)阴阳五行之道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现象甚至精神现象无不遵循阴阳五行之道。阴阳五行之道在中国古代的思想领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人称其为“中国人的思想律”。自然，它也会影响到法律领域。其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具体影响主要有:

1.确立了亲亲相隐制度。“阴阳五行之道的根本涵义或实质就是伦常之道。自然的阴阳秩序、五行秩序，实为亲亲尊尊、尊卑有序的秩序。人类应效法此种秩序，成就人道。”口传统证据文化中的亲亲相隐制度正是天地秩序伦理化的结果。

亲亲相隐制度来源于“亲亲相隐”的儒家思想。西汉时，亲亲相隐得到进一步规范化和明确化。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曰:“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间这一诏令首次用允许隐匿的形式正面肯定妻、子、孙为夫、父、祖隐在法律上不作证的正当性。

此后至清，各朝代的律例都确立了容隐制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亲亲相隐制度一直沿用了二千多年，它不仅仅是一项法律原则，也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可见，维护父子之道即护守君臣之义，因“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

2.德威并用，以德为主以威为辅是传统证据文化的思想基础。阴阳之道认为，阳尊阴卑，阴阳各有所司，不可或缺，否则，阴阳不调则会引起灾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儒家从五行之道发展出来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思想也体现在传统证据文化的各个表现形态之中。可以说，阴阳五行之道决定了无论是传统的刑事证据文化还是民事证据文化都是一种以“德”为主导以“威”为辅导的文化，“德性原则”是传统证据文化的基本原则，只不过刑事诉讼证据文化中的“威”比民事诉讼文化中的“威”更多一些而已。

“‘德’字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长期被人们高歌的概念，也是历朝统治者反复弹奏的一个主旋律。’，例虽然不同的时代赋予“德”以不同的意义，但“其义即为‘德行’、‘德性’、‘德品’之类，至少也是主要包含此义，继而升华为一种法律(包括习惯法)理念，而主要不是别的什么。’佃铱此理解，“德性原则”在传统证据文化中的表现并不仅限于纠纷解决者在诉讼中的“敦亲睦族，教化为先”，而是通过具体的证据立法和司法，推“德性原则”于保护孤幼老废疾和情理司法之中。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旨在保护孤幼老妇废疾等的证据规范。譬如，《唐律疏议·断狱》“老幼不拷讯”条规定:“其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作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

古代社会的司法官吏在证据实践中既要依据国法，又要讲理和情，达致理、法、情的和谐统一。就“理”而言，证据的收集与运用要符合“事理”、“情理”和“天理”，强调证据的准确可靠，行为的恰如其分。就“法”而言，司法官吏在证据实践中要遵循朝廷的法令，执行法令一定要出于公心。就“情”而言，是指在证据实践中，要注重诉讼双方的人伦关系，权衡实际，灵活断案。三者都与“德性原则”密切相关。

当然，“德性原则”并不否定“威”在传统证据文化中的思想基础作用。制度化的刑讯和残酷的法外施刑、诬告反坐、审案中的跪着听审与“喝堂威”、“大胆刁民”的呵斥等等无不散发出浓浓的“威”的气息。只不过作为一种思想基础，它不能与德等量齐观，它只能在德的指导下，与德结合，才能实现自然秩序的和谐。

二、人道论与传统证据文化

就传统证据文化的哲学基础而言，天道论和人道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合二为一的。本节内容与上文的差异性在于论述的侧重点和角度。

范忠信教授认为，人道论主要包括人之道和人之使命两部分内容。人之道的内涵有:(1)法自然，不可逆天;无为而治，不必追求胜天，不必刻意追求有所作为。(2)法天之秩序，亲亲尊尊。(3)法天之生杀仁威、德刑并用。人之使命的内涵有:(1)参天地赞化育。(2)体现和成就“理”和“道”。(3)实现人之使命的途径、方法。

应该说，上述人道论的所有思想对传统证据文化都会产生影响，或者说这些思想在传统证据文化中都是有所体现的。正是这些思想共同决定了传统证据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形塑着传统证据文化的特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追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为根本价值取向，这几乎是学界的共识。同样，作为整体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证据文化也是以和谐秩序与无讼理想为总原则的。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是以天人合一论为其哲学基础的。无论是儒家哲学，还是道家哲学、法家哲学，抑或其它的哲学派别，无不坚持天人合一观，认为人应该效仿阴阳之道和五行之道建立一个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互不争讼又洋溢着浓浓人情风味的社会秩序。如果说这些哲学派别在人道论上有所差异的话，则在于他们主张实现和谐秩序和无讼理想的具体途径不同而已，比如，儒家主张“德主刑辅”、“以礼人法”，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重视“法”、“术”、“势”。

在这种根本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传统证据文化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传统证据文化的严酷性;二是传统证据文化的等级特权性;三是传统证据文化的伦理性。

下文，对传统证据文化的这三种特征略而述之。

(一)传统证据文化的严酷性

在中国古代纠问式诉讼中，证据活动常常出现无程序规则、践踏权利的现象。被害人只是告发人，被告人则是诉讼客体，是被审问，受追诉的对象。他们没有辩护权，没有质证权尸连最起码的人身权也没有。制度化刑讯和法外刑讯冠冕堂皇地横行几千年，不仅是被告，被害人、证人也是被拷问的对象。对于诬告者则反坐之。这些都是传统证据文化严酷性特征的具体表现。

中国传统证据文化何以如此严酷，原因很复杂，但追求“和谐”秩序和“无讼”理想无疑是其终极原因。因为，“和谐”秩序和“无讼”理想在中国古代具有其独特的政治价值:一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二是涉及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政绩。古代社会所追求的“和谐”秩序是以维护君主专制和宗法结构为基础的。凡是涉足公堂的人，在统治阶级眼里都是“刁民”，他们的兴讼行为无疑是对君主专制和宗法结构的破坏。因此，为维持此种秩序，最好的方法便是倡导“无讼”。对于轻罪案件，通过教化以期实现“无讼”理想。对于重罪案件，则是“刑期于无刑”，对“刁民”予以残酷的刑讯和刑惩正是实现“无讼”理想形成“和谐”秩序的必要手段。由此可见，“无讼”理想不过是“和谐”精神在法律领域的具体落实。

(二)传统证据文化的等级特权性

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维护“和谐”秩序的价值取向还体现于证据制度和实践对贵贱等级秩序的强调和贯彻。因为，传统的人道观认为，尊卑不分明，便不能生成“和谐”的秩序。由此，等级特权性便构成了传统证据文化的另一个特征。

传统证据文化等级特权性的具体表现主要有:

1.贵族、官吏、特殊的种族不受拘系刑讯。早在西周时就有了“八辟制度”。曹魏时始将“八议”载人律文，以后历代法律均沿袭不改。对“八议”之人犯罪，司法机关无权审判，更不得按常规诉讼程序对他们进行拘系刑讯。贵族官吏不受刑讯，自唐以来皆有明文，唐、宋应议、请、减者，不合拷讯，但据三人以上的众证定罪，如有违反，故加拷讯的官吏以故失出人人罪论处，即罪五出人，亦以斗杀论。生异族统治的元代和清代，形成了种族的阶级，在诉讼上享有更多的特权。

2.法律规定一些特权阶级不用出庭对质。古代“法律根本否认士庶在诉讼上平等的地位，无论其为原告或是被告，均不使与平民对质，平民不能当面控诉他，他也没有亲自在法官前答辩的必要。”

3.法律一方面严格限制子孙、卑幼告父祖、尊长;另一方面则赋予父祖、尊长控告子孙、卑幼的特权。

(三)传统证据文化的伦理性

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维护“和谐”秩序的价值取向使得古代司法官吏在证据实践中必须要注重道德教化和情理考量。尤其是在轻罪案件中，司法官吏大多以调解结案。对于调解者们来说，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明断是非，而是“息事宁人”以防矛盾扩大，影响社会安定。“‘息事宁人’多半是混淆是非的‘和稀泥’。在极端情况下，案件事实完全被情理所掩盖，司法官吏根本不去关注案件事实，两造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非的必要，甚至连提供证据的机会都没有。情况往往是，司法官吏在清楚了两造的宗法伦理关系后，接下来不是进行事实调查而是予以训斥或道德感化，直至两造“甘结”。

这种特殊的司法形式在传统上是公认的，得到不断的阐释和实践。魏征说:“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学大师朱熹对此说得更明白些:“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店人在总结审判经验时也说:“凡关宗族亲谊必须问明是何称呼，系何服制。”

司法的道德教化和情理考量尽管具有积极意义，但无疑削弱甚至是取代了证据在案件事实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司法官吏也不注重司法知识和技术的学习而一味强调伦理道德的修养，这在客观上阻碍了证据知识和技术的生成与发展。

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与传统证据文化

哲学思维方式是致知论的重要内容，是文化结构的内核，是某一种特定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它对于文化的延续、传递具有“遗传基因”的功能。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的陈陈相因和长久不衰与此关系甚大。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具有直觉性、意象性等特征。

(一)直觉思维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直觉，有人将它视为理性的东西，也有人将它视为非理性的东西。但有一点是人们的共识:直觉是以经验为基础，以“体认”和“意会”作为把握对象世界的基本形式，它不具有清晰的、严格的逻辑形式，因而它是与逻辑思维相区别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的思维形式。

直觉思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传统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然，直觉思维也深刻地影响着传统证据文化的个性，使得传统证据文化具有经验性和非逻辑性的特征。

1.传统证据文化的经验性

在一种直觉思维方法模式下，无论是证据的获取还是证据的运用都是以感觉经验作为基础的。可以说，传统社会运用证据的知识是实践理性的。首先，从思想而言，大多数证据思想历时两千多年不变，一代代思想家总是从历史来论证自身的合理性，如果事先不告诉你一个具体的时代，你就不知道它是属于汉代还是清代。比如，“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等思想侵在中国古代各个时代司法官吏的头脑中;翻开一部《历代刑法志》，不仅关于刑讯的观点了无新意，而且支持观点的理由也完全是引经据典、老调重弹。

其次，从技术而言，传统证据技术主要包括五声听讼技术、片言折狱技术、鞠情技术、刑讯技术和勘验鉴定技术等。这些技术虽然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因素，但远不能说是科学技术，因为这些技术并不以严谨的形式逻辑和西方式的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为根据的，主要是司法官吏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型智慧的结晶。

我们可以检验鉴定技术为例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在古代社会，司法官吏的检验鉴定技术多是来自于经验。有宋一代，勘验鉴定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创立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单就检验技术而言，《洗冤集录》中很多精辟的总结。诸如“辨周身骨脉”、“辨检滴亲法”、“辨检验骨伤法”、“辨殴死及伪造伤”“辨勒伤”、“辨踢伤”、“辨自残及被杀伤”、“辨受毒伤”、“辨火炙伤”、“辨受杖伤”、“辨闷死伤”、“辨虎咬伤”、“辨阴脱伤”等等。

再次，从具体方法而言，在一个以经验传递为主要知识传播手段的社会，有经验的个体价值是相当巨大的，这种经验理性也赋予司法官吏以创造力。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存在，经验所表达的是永远属于其自身知识系统的。传统社会的司法官吏凭借着自己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以及司法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性智慧，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地获取、运用证据，使得具体的取证方法、运用证据的方法在古代社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奇特性的特征。譬如，鞠情之术，这仅是对一种相对于刑讯获取供词的方法的理论概括，以情断狱实际包含着复杂、丰富、多样。大而化之，“情讯法”主要包括察听五辞、情理感化或教化、反复洁问、钩距和诈橘等具体方法。细而言之，则有“引贼上钩”、“假借他物”、“利用动物”、“”模拟试验、“察言观色”、“拉家常”、“咬文嚼字”、“乔装查访”、“考验情感”、“心里分析”等等，不一而足。

2.证据文化的非逻辑性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没有逻辑思维?如果有，与直觉思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在本质上是排斥逻辑的或说是超逻辑的。因此，中国的传统思维是以直觉为主，以逻辑思维为辅。也有的学者的说法与此相反。晨阳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有无逻辑思维，而在于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处理上与对方采取了颇为不同的方式，如果说，西方哲学家多把逻辑思维置之于直觉思维之上，或者有把直觉思维予以逻辑化的倾向，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做法正好相反。笔者赞同高教授的观点，即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是直觉的，本质上是非形式逻辑的。

其实，证据文化的非形式逻辑性正是传统诉讼文化的非逻辑性特质的一种具体体现。传统证据文化的非形式逻辑性主要表现为在证据运用中注人道德情感色彩的因素，甚至直接以人伦道德或替代证据本身的逻辑而得出结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以情理挤压甚至替代了逻辑的断案故事很多，这是古代法官“片言折狱”的典型折射。虽然，运用“情理”建立对事实的认识，有诸多成功的案例，以至于“片言折狱”被视为古代司法审判的最高境界，但“片言折狱”很容易滑向司法擅断的泥沼，成为刑讯的元凶从而制造出大量的冤狱，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当然，也不能说古代的证据实践根本不符合形式逻辑，事实上，绝大多数判决的形成是符合形式逻辑的，否则，基本的司法正义都无法实现。只是，古代的司法官吏将直觉思维置于逻辑思维之上，或者说古代的司法官吏并不具有自觉的逻辑思维。

(二)意象思维对传统证据文化的影响

意象思维与直觉思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意象思维的根本特点是以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符号和运用象征的方式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及以直观性的类比推理方式把握对象世界的联系。意象思维与直觉思维中的“意会”方法在内容上有相通之处。其间的重要差别是前者与西方人重抽象思维的倾向形成反差，后者则是与西方人重逻辑思维的倾向构成对立。

传统证据文化中的意象思维主要表现为以自然现象、典故、现实之事等来类比证明具有相似性的案件事实。在古代司法实践中，由于事物发展的不可重复性或者不宜重复，不能直接验证，司法官吏往往使用类比的方法来检验证据的真假。

类比推理的现实基础或出发点是事物现象或属性的相似，但其表现形式则具有多样性。考察传统司法实践，证据运用中的类比推理主要有:用现实之事类比，用典故类比，用梦、神灵等象征之事类比。

1.用现实之事类比

用现实之事类比推理出案件事实是类比推理的常态，也最具有信服力。

2.用典故类比

在古代判例、判犊中，我们经常发现典故人判的现象，即司法官吏用典故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真伪。这既是经学思维的表现，也是意象思维的表现。

篇（4）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2-0227-02

引言

在高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非常必要。如何进行精确的课程定位与设计、筛选精彩的课程教学内容、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增强教学效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开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达到“察古以鉴今，彰往而知来”的宗旨。

1.学生职业基本素养现状调查分析

有最新数据表明，高职毕业生工作首年离职率达47%。通过对企业反馈信息和高职院校在校生的调查表明，学生职业素养仍不如人意。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更要注重提高学生的职业基本素养。

本文旨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改革与实践来推动学生职业基本素养的养成。

2.课程教学设计对职业基本素养的关注

2.2.1课程的定位和性质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是法律文秘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也是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一个知识领域，对拓展学生人文视野，积累知识和文化底蕴，养成职业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2.2.2课程的整体设计思路

为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学会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拓宽文化视野，形成文化意识，在课程的设计上遵循由浅入深，分为认识、体验与思考三个阶段，将理论引导与任务驱动相结合，使学生掌握知识，提高技能，提升素养。

3.课程教学内容对职业基本素养的引导

3.1课时及选用教材

本课程共计34个课时，每节课45分钟，分13周进行授课，其中单周2课时，双周4课时，考查2课时，观看《中华文明五千年》相关历史视频2课时。教材选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3.2课程内容整体说明

课程内容分为三个模块。知识模块的主要任务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以及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的特点，形成对传统文化的总体认识；体验模块的任务是通过两个具体项目任务近距离接触文化，进行文化体验，加深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进而形成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思考模块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中国古代经典文化典籍，从思想层面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培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和思考能力，进而将其内化为学生个人素质和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3.3课程具体项目（任务）要求

结合教材及市场、学生需求，依据历史分期及参观体验过程安排教学内容，具体见下表：

4.课程教学方法对职业基本素养的培养

每一个教学项目（任务）都有真实的教学情境，教师利用多媒体教室的教学道具，制作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PPT，同时借助音频、视频播放来辅助教学，结合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在课堂教学中灵活运用项目教学法、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参观法、讲授法、讨论法等，帮助学生了解、学习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营造浓厚的人文情怀。

4.1师生互动式课堂

以90分钟的课堂教学为例，每次课教师都会将课堂分为四个环节，为学生创造识记三字经、成语故事解读、学习传统文化、提升职业素养的课堂氛围。

4.1.1识记三字经。利用课堂5分钟时间由教师讲解三字经。通常铃声响过学生还不能立即进入课堂状态，所以教师应边讲解边让学生记录在笔记本上，以便加深印象强化记忆有助学生转换脑筋进入课堂学习状态。在解释“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时，字面意思还是很好理解的，教师引申为学生讲解“和氏璧”的小故事，告诉学生璞玉要经过雕琢、打造，才能显示出它的价值，做人也是一样，只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通过精选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提升职业基本素养。

4.1.2成语故事解读。利用课堂5分钟时间由学生完成。每次课教师都会指定两名学生进行课前准备，要求学生脱稿口述成语故事，说清讲明史实缘由，不仅是事实的讲述，更要结合个人理解进行分析。孟母三迁的故事学生早已了解，但是细节性的知识大家并非熟知，通过课堂成语故事解读，学生才清楚地知道孟母带孟子从坟场搬到紧邻屠夫的镇子，继而又搬到学校附近，为孟子创造了积极求学的良好环境才铸就了孟子的卓越成就。同时学生又感慨道：“三人行，必有我师，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经典诗句，这一教学环节有助于学生增添文化素养，提高个人认识水平。

4.1.3学习传统文化。是教师在课堂上利用75分钟进行讲授，在多媒体教师中辅以生动精彩、逻辑清晰、内容简洁的PPT，让学生将视-听感受融为一体。在第一次课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地位和作用这一内容时，师生共同观看奥运会的视频、图片、宣传语、文字等相关内容，引发大家思考，鼓励学生发言，让学生在观看蕴含悠久历史、辉煌成就的奥运会开幕式素材的同时，感悟祖先劳动生息的广袤土地，在有文字可考的4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祖先以非凡的创造力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4.1.4提升职业素养。是学生在下课前5分钟独立完成。教师随即点名提问，问题涉及到本次课课堂讲授的所有内容，学生结合课堂知识阐述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并引申至改善提高个人职业素养上。在讲完秦汉时期文化这一内容后，教师点名让学生结合秦始皇兵马俑的图片谈一谈自己的感受，学生赞叹如此浩大的陵园工程时间近40年之久，征发近80万人修建，其中的陶武士俑面部神态、服式、发型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形态逼真，对设计者李斯的智慧和修陵人的敬业表示极大的钦佩。当时虽然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和精密的仪器，但是依然能创造出号称“世界奇迹”之一的秦始皇兵马俑，留给今人众多的遐想与崇敬。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4.2学生体验式课堂

体验式课堂是转换师生角色，营造学生自主学习的体验场，启迪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让学生体验学习成果的过程。本课程在体验模块上共安排4个学时，主要是让学生利用课堂时间进行PPT汇报。

在本课程的第一次课上，教师就简要介绍了首都博物馆的情况并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观游览，之后以小组为单位制作PPT汇报参观感悟。首都博物馆是北京悠久历史的浓缩，其中展现当代文化、艺术和建设成就及城市未来发展，馆藏中有丰富的珍贵文物，学生身处其中既可以学习历史及科学知识，又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增强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课堂学习内容的有效拓展。

为保证体验式教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教师会向学生发放任务单，告诉学生体验式式教学的具体任务和目的，学生通过参观博物馆、探访文化古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体验，制定参观计划，收集相关资料，小组协作进行参观，制作PPT，汇报总结。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欣赏馆藏陈列品，这些具有历史、科学、艺术等价值的文物标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传承，学生切身的感受会引领他们进入忘我的传统文化的多彩世界中，之后再让学生走上讲台打造魅力课堂，让学生乐于实践，提高教学效果，有助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小结：

本课程教学将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与传统文化的实际体验相结合，采用项目教学法，以任务驱动为途径，运用多种方式进行使学生近距离接触文化、感悟传统、理解文化，并推动学生综合运用多方面的能力完成项目任务，对提高学生职业素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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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小分子代谢物作为人体内生物过程的中间体和终产物，是正常生理过程、病理过程以及对治疗干预的药理学反应的重要指标＼[1＼]。研究体液和组织中小分子代谢物水平的变化，可深入了解代谢通路和疾病机制并有助于疾病的诊疗与预后。但复杂生物样本中的代谢物，一般含量较低，基质对分析和测定的干扰较大，直接对其进行分析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检测要求。而衍生化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改变目标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将难于分析检测的目标物定量地转化为更适合特定分析的化合物＼[2＼]。随着对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代谢组学研究中对小分子代谢物的定量分析日益重要。基于同位素标记内标化合物的同位素稀释法可获得精准可靠的绝对定量分析结果，但同位素内标物合成困难且昂贵，商品化的种类有限，难以获取所有目标分析物的同位素内标是不现实的，从而限制了该定量方法的广泛应用＼[3＼]。

近年来，为了克服对同位素标记内标化合物的依赖，一些课题组采用稳定同位素标记衍生化（Isotope coded derivatization，ICD）技术＼[4～7＼]，通过衍生化反应分别向生物样本及其对照组引入化学结构相同，但质量不同的稳定同位素标签，再利用LCMS/MS对两组样本进行比较，确定目标物的含量变化。这种标记方法使具有相同官能团的一类分析物同时获得相应的同位素衍生物，将同位素标记的分析物作为内标可以提高定量分析的精确度和准确度，并解决同位素内标物获取困难的问题。此外，ICD借助衍生化反应引入的同位素标签，能够增加分析物的电离效率，改善其在LCMS/MS中的色谱质谱行为，提高方法的灵敏度与选择性＼[8～10＼]。基于ICD的LCMS/MS方法能够对复杂生物基质中具有相同标记反应特性的生物分子进行定量分析、差异分析及谱图分析，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现已有数篇关于小分子代谢物＼[3， 11～15＼]和定量蛋白组学＼[15～17＼]等方面的ICD综述，而本文是以ICD试剂靶向的目标物官能团进行分类，以ICD试剂为导向，总结了近几年报道的ICD试剂及其结合LCMS/MS在动物样本中小分子代谢物的最新进展。

2定同位素标记衍生化技术

ICD最早出现在蛋白组学相对定量研究中，主要用于鉴定和定量分析不同时期生物样本中蛋白质表达的差异。随着新型ICD试剂的不断出现，该技术已扩展到代谢组学和转化医学等领域。这种标记策略将化学反应与生物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更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ICD技术是以待分析物的目标基团为反应活性部位，通过特定的化学反应使其与ICD试剂相连，从而将不同同位素标记形式的质量差异标签引入到目标物中。应用ICD进行相对定量分析的基本原理是：轻质和重质同位素标记试剂分别与两份样本中的目标物进行衍生化反应，按比例混合后进入LCMS/MS分析，最后根据“轻”“重”衍生物产生的离子对的峰面积比值即可对含相同功能基团的系列组分进行相对定量分析，其工作流程见图1＼[3＼]。当其中一组样本是浓度已知的标准品时，将其衍生物作为内标物，可以实现样本中目标组分的绝对定量分析。如ICD试剂采用多种同位素编码的标签，可对目标物进行多重定量分析标记，适用于多组样本间的同时比较及生物学过程的动态监测，提高了分析效率和实验的重复性。其中利用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分析（iTRAQ）和串联质量标签（TMT）可对多肽的氨基分别实现八重＼[18＼]和十重＼[19＼]标记。Dephoure等＼[20＼]将三重代谢标记与六重TMT结合，实现了18组样本的同时分析，大大提高了蛋白质组相对定量分析的通量。

由于“轻”“重”衍生物只相差几个确定的质量数，具有相同的结构，理化性质相似，洗脱时间和质谱离子化能力几近相同，通过比较衍生物的质谱响应信号，可实现两个比较样本中代谢物的差异分析，随后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和数据库搜索，有助于潜在生物标志物的发现。ICD还可以有效解决次级代谢物分析时感兴趣的目标物与背景峰区分困难的问题。所有衍生的分析物在质谱图中呈现特定质量差值（等于同位素标签的质量差×标记位点数量，如：H4/D4标记试剂的质量差为4 Da×官能团数量）且保留时间相同的一对峰，而背景峰和未衍生的分析物呈现单峰，从而有利于目标物的鉴定＼[21＼]。

ICD试剂的设计和选择是ICD技术的关键步骤。ICD试剂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与目标物官能团反应的反应基团；为目标物的衍生物提供不同质量的同位素标签；用于提高目标分析物分离性和可检测性的性能修饰基团，包括质子亲和、易离子化、带电荷和疏水基团。当目标物的疏水性提高时，反相色谱（RPLC）可以采用有机溶剂比例更高的流动相，这种流动相适合电喷雾电离（ESI）中带电液滴的产生，因而ESIMS响应更高＼[8＼]。理想的ICD试剂需满足如下要求＼[3， 22＼]：（1）“轻”“重”同位素试剂易合成，且成本较低；（2）衍生化反应足够稳健以抵抗各种复杂的基质成分，并在温和的条件下获得高产量；（3）特异性地与目标物官能团反应，过量的衍生化试剂或副产物不干扰样本的分离和检测；（4）“轻”“重”同位素试剂衍生化的反应时间、过程及产率均相同；（5）“轻”“重”衍生物在色谱分离中同位素效应不明显，色谱行为一致，可以有效地校正保留时间漂移产生的基质效应；（6）衍生物通过低能碰撞诱导裂解（CID）产生相同的特征子离子或中性碎片（来源于ICD试剂），与母离子结构无关等。

ICD与 LCMS/MS相结合具有以下优势，可以在大气压化学电离（APCI）模式下向分析物引入高亲电或亲核的结构，在ESI模式下引入永久性带电荷或易离子化的结构，提高检测灵敏度＼[8＼]；增加高极性和高亲水性化合物的疏水能力，使其在RPLC上得以保留并分离；增加分析物的稳定性以及低分子量化合物的分子量；标记对象广泛，同时获得具有相同标记反应特性的某类分析物的同位素内标物；校正基质效应和每次运行间的电离差异，提高定量分析的精确度和准确度＼[23＼]；易于未知代谢物的鉴定等。

3稳定同位素标记衍生化的应用

ICD 结合LCMS/MS的方法适用于生物样本中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差异分析及次级代谢物的谱图分析。本文以ICD试剂靶向的目标物官能团进行分类，重点介绍了针对不同基团的ICD试剂并对该方法在动物样本中羧酸类、胺类、含羰基、含巯基和含羟基代谢物研究中的应用进行评述。

3.1羧酸类化合物羧酸类化合物在生物分子中占有极大的比例，已被证明与2型糖尿病、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等疾病和生理病理学紊乱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羧酸类化合物可在MS负离子模式下检测，但灵敏度通常较低，同时用于分离羧酸类化合物的流动相并不总与ESIMS相容＼[12＼]。因此，常在分析前将其衍生为易离子化、更疏水或碱性的衍生物，使其在ESI或APCI正离子模式下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常用于靶向羧基的ICD试剂及其应用分别示于图2与表1中。

Guo等＼[31＼]设计并合成了一对羧基ICD试剂12C2/13C2对二甲氨基苯甲酰甲基溴（DMPABr，图2A）。DMPABr衍生物主要包含三个部分：提高检测灵敏度的叔胺基团，增加疏水性进而改善RPLC保留的芳环以及利于代谢物鉴定和准确量化的同位素标签。DMPABr衍生物的信号增强了2～4个数量级，但胺类可与DMPABr反应抑制羧酸类化合物的信号。Peng等＼[24＼]对该方法加以改进，在DMPABr标记前使用液液萃取富集羧酸化合物。液液萃取在酸性条件下（pH约为1）可有效地分离胺类与羧酸类化合物，并将样本中降低标记效率的水移除＼[24＼]。

2，4二甲氧基6哌嗪基嘧啶（DMPP，图2B）是一种高专一性的羧基标记试剂，在基于碳二亚胺缩合的标记条件下，15 s即可实现快速标记且不需要诸如高温等苛刻的反应条件。DMPP具有高质子亲合能（嘧啶环）和适中的疏水性，可提高多种含羧基化合物，如小分子有机酸、脂肪酸、多肽、蛋白质等底物的质谱响应＼[5＼]。H6/D6DMPP试剂已应用于尿液＼[5＼]和甲状腺组织＼[25， 26＼]中脂肪酸的定量分析及差异分析。

二甲基乙二胺（DMED，图2C）中的叔胺基团能够提高羧酸类化合物的质子亲和力，使其在ESI源中更易电离。Zhu等＼[27＼]借助H4/D4DMED将血清中19种类花生酸的灵敏度增加了5～138倍，实现了类花生酸同分异构体的色谱分离。该课题组将H4/D4DMED试剂与双中性丢失扫描（QNLS）相结合实现了脂溶性羧酸类代谢物的全面分析，在ESI源中，轻重标记的DMED衍生物分别特异性地丢失质量为45和49 Da的中性碎片二甲胺，产生含有特定质量差（4 Da×羧基数）且保留时间相同的离子对，与全扫描模式相比，QNLS能显著提高z测准确度和选择性，有益于目标物的鉴定（图3）＼[21＼]。

Ogawa等＼[28＼]合成了H4/D41＼[（4二甲基氨基苯基）羰基＼]哌嗪（DAPPZ，图2D），用于二十碳五烯酸（EPA）和花生四烯酸（AA）的定量分析，衍生物的酰胺键断裂产生特征性产物离子m/z 148。EPA和AA的羧基经衍生化后，MS检测灵敏度分别提高了100和300倍。

Han等＼[29＼]利用12C6/13C63硝基苯肼（3NPH，图2E）对10种肠道微生物来源的2～6个碳的短链脂肪酸（SCFA）进行定量分析，获得了良好的精密度（≤8.8%）和准确度（93.1%～108.4%）。但该方法缺乏衍生化后的淬灭步骤，可能导致NPH与残留乙酸（LCMS系统常见的共溶剂）发生非预期反应。而Chan等＼[30＼]利用12C6/13C6苯胺（图2F）对15种SCFAs建立的定量分析方法，优化了苯胺衍生化反应的淬灭条件，几乎消除了乙酸的在线衍生。

上述ICD试剂衍生化反应简单易行，标记效率高，不仅凭借同位素标签实现了羧酸类化合物的准确定量分析，还通过引入质子亲合能高和疏水性强的基团（哌嗪基、嘧啶基和苯环等），大大提高了质谱仪从复杂生物样本中检测羧酸类化合物的能力。与上述LCMS/MS方法相比，ICD较少应用于气相色谱串联质谱（GCMS/MS）对羧酸类代谢物的分析中。Bruheim等＼[11＼]综述了3种ICD结合GCMS的分析策略，其中H3/D3氯甲酸甲酯（MCF，图2G）＼[32＼]和H6/D6N（特丁基二甲基硅）N甲基三氟乙酰胺（MTBSTFA，图2H）＼[33＼]可用于分析羧酸代谢物。由于氯甲酸烷基酯在水相介质中与氨基和/或羧基衍生化快速，衍生物稳定，并且可以对氨基和羧基分别进行标记，最近，Tumanov等＼[34＼]将H3/D3MCF应用于大鼠肝脏、血浆和尿液中氨基酸和非氨基有机酸的定量分析。

3.2胺类化合物

胺类代谢物，如氨基酸、神经递质和生物胺等在生物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体液中胺类代谢物的失调与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和肾癌等疾病相关＼[1＼]。胺类物质在酸性条件下通常容易质子化，在ESIMS正离子模式下能达到合适的灵敏度，但其碱性、强极性及高水溶性等特点，使其难以在RPLC中保留，离子抑制效应严重＼[35＼]。而通过衍生化将胺转化为疏水性更高的化合物，可以使得衍生物在RPLC上更易与干扰物分离且提高检测灵敏度。图4与表2分别显示了靶向氨基的ICD试剂及其应用。

丹磺酰试剂在碱性介质中可以对一级胺、二级胺和酚羟基实现快速标记，而不包括叔胺和醇羟基类化合物。丹磺酰化能够改善分析物的带电性和疏水性，引入的碱性叔胺基在酸性LC流动相中易离子化，萘基能增加衍生物的疏水性及其在RPLC上的保留＼[36＼]。丹磺酰氯（DNSCl，图4A）可将胺、氨基酸和苯酚ESI正离子响应信号增强1～3个数量级＼[4＼]， 该试剂现已应用于尿液＼[4， 38～40＼]、 汗液＼[36＼]、 脑脊液＼[37＼]和粪便＼[39＼]等样本的次级代谢物分析及生物标志物的发现。5二乙基氨基萘1磺酰氯（DENSCl，图4B）在结构上与DNSCl类似，其中连接到萘基胺的两个甲基被乙基替代，乙基可以增加疏水性并提供更强的给电子倾向，使得DENSCl衍生物在离子化时有更强的表面活性而易生成更多的气相离子，并具有更高的质子亲和力＼[41＼]。此外，DENSCl可形成3种同位素质量差异标签（12C4/12C213C2/13C4），能同时对3个样本进行分析，比DNSCl双重同位素试剂（12C2/13C2）具备更高的灵敏度和分析速度＼[41＼]。

N羟基琥珀酰亚胺（NHS）酯为羧酸活性酯， 是一级胺和二级胺的高反应性亲电试剂， 且具有副产物及过量试剂不干扰分离和检测的优点，除了已实现商品化的iTRAQ试剂（图4C）外，近年也开发了焦谷氨酸NHS酯（PGAOSu，图4D）＼[7＼]、苯甲酸NHS酯（BZOSu，图4E）＼[45＼]、4二甲基氨基苯甲酰氨基乙酸NHS酯（DBAANHS，图4F）＼[44＼]、4甲氧基苯甲酰氨基乙酸NHS酯（MBAANHS，图4G）＼[44＼]、甲基哌嗪基丁酸NHS酯（MPBS，图4H）＼[43＼]和二甲基氨基丁酸NHS酯（DMABS，图4I）＼[43＼]等ICD试剂。Wagner 等＼[45＼]利用12C6/13C6BZOSu相对定量分析含氨基代谢物，未衍生的胺类代谢物大多在1.5 min内洗脱，而BZOSu衍生物因苯基的引入，色谱保留增加，分离度改善且具有更高的信号响应（图5）。Toyo′oka课题组开发了一系列用于手性氨基酸和羧酸次级代谢组学的衍生化试剂＼[7， 4649＼]。借助手性试剂H5/D5LPGAOSu， 9种疏水性D/L氨基酸在1.7 μm的十八烷基甲硅烷基（ODS）柱上实现对映体分离＼[7＼]。Zhou等＼[44＼]设计并合成了两种氨基ICD试剂DBAANHS和MBAANHS，由于二甲基氨基在ESI源中更易质子化，DBAANHS比MBAANHS提高代谢物灵敏度的能力更显著。但MBAANHS衍生物在MS3（源内CID加MS/MS）中可以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碎片离子以提供目标物的结构信息，从而有助于代谢物的鉴定＼[44＼]。

上述氨基标记试剂的衍生条件简单，衍生物稳定且可以显著增强胺类化合物的离子化效率。但由于丹磺酰基和NHS酯较高的反应活性，这些氨基ICD试剂还能与酚羟基类和巯基类化合物发生反应，不能实现对氨基专一性的标记。因此，进一步开发新型氨基特异性ICD试剂是很有必要的。

3.3含羰基化合物

内源性含活性羰基的醛和酮，通常与糖代谢和氧化应激相关，其参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及并发症和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疾病的发展＼[50＼]。在使用大气压离子化技术时，醛和酮的中性羰基会降低离子化效率。通过衍生化反应引入带电荷的结构，可以提高羰基化合物的电离效率，消除脂肪醛和脂肪酮的挥发性和反应性，使其更适于LCMS分析。常用于标记含羰基化合物的ICD试剂及其应用分别示于图6与表3中。

羰基ICD试剂吉拉德试剂P（GP，图6A）主要由能够改善分析物色谱质谱行为的季铵和与羰基反应的肼两部分组成，H5/D5GP已应用于血清中含3酮和3β羟基的固醇＼[51＼]及人卵泡液中7种类固醇＼[52＼]的分析。

2肼基1甲基吡啶（HMP，图6B）可用于含羰基化合物的标记，HMP衍生物的电离效率相当高且在CID下产生特征性的子离子m/z 108。但由于会形成多个带电离子（＼[M-H＼]

Symbolm@@ 和＼[M＼]2+）及其它碎片离子，HMP并不适用于多羰基化合物的衍生化＼[56＼]。Higashi等＼[53＼]利用H3/D3HMP对大鼠脑内别孕烯醇酮（AP）及其前体孕烯醇酮（PREG）进行量化和差异分析，AP和PREG的灵敏度分别提高了500和3000倍，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度也得以显著提高。

Tie等＼[54＼]建立了利用美拉肼（T3，图6C）对内源性脂肪醛进行全面表征的策略，衍生化在37℃反应15 min，衍生化效率>98%，检测限低至0.1～1.0 pg/mL。T3能增加脂肪醛的疏水性及色谱保留，改善分离度，并通过引入的碱性基团大幅增强了离子化效率。

4（2（三甲基铵基）乙氧基）苯胺卤化物（APC，图6D）是一种醛基标记试剂，其中的苯胺能选择性地与含醛基化合物快速反应，季铵基团可以改善MS灵敏度。Yu等＼[55＼]在QNLS下通过特异性地监测H4/D4APC衍生物碰撞产生的中性碎片（87和91 Da），实现了对尿液中含醛基代谢物的非靶向分析。

（A）H5/D5吉拉德试剂P；（B）H3/D32肼基1甲基吡啶；（C）H20/D20美拉肼；（D）H4/D44（2（三甲基@基）乙氧基）苯胺卤化物；（E）12C2/12C113C1/13C2N甲氧基N（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F）12C2/12C113C1/13C2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

（A）H5/D5Girard′s reagent P（GP）；（B）H3/D32Hydrazino1methylpyridine（HMP）；（C）H20/D202，4Bis（diethylamino）6hydrazino1，3，5triazine（T3）；（D）H4/D44（2（Trimethylammonio）ethoxy）benzenaminium halide（APC）； （E）12C2/12C113C1/13C2 NMethoxyN（2aminooxyethyl）propionate（MAP）；（F）12C2/12C113C1/13C22Aminooxyethyl propionate（AEP）

GP、HMP和T3这类含有肼基的ICD试剂，衍生化条件相对苛刻（如高温或酸性介质），同时由于肼还能与小分子羧酸发生反应，标记反应缺乏特异性＼[57＼]。而APC衍生化反应条件温和（pH 5.7，10℃），无需额外的样本预处理步骤，对醛的特异性较高。此外，氨氧基试剂，如N甲氧基N（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MAP，图6E）＼[58＼]和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AEP，图6F）＼[59＼]可用于羰基化合物的GCMS/MS分析中，利用AEP或MAP与羰基发生肟化反应生成的肟醚在电子轰击源中碎裂生成同位素标记的乙基碳f离子（m/z 32～34），可实现多重分析中羰基化合物的鉴定与相对定量分析。

3.4含巯基和羟基化合物

硫醇分析的主要问题在于不稳定性，因为游离的巯基反应活性高，可通过自氧化和硫醇二硫化物的交换反应转化为氧化硫醇＼[60＼]。而ω溴丙酮基喹啉f溴化物（BQB，图7A）可与巯基烷基化反应生成硫醇喹啉f加合物，稳定巯基的同时引入永久带电的结构，增加MS检测灵敏度。Liu等＼[6＼]利用H7/D7BQB在母离子扫描模式下监测衍生物CS键断裂产生的离子（m/z 218和225），实现了含巯基代谢物的非靶向分析。该课题组也将H7/D7BQB应用于健康人和5种癌症患者尿液中含巯基代谢物的差异分析＼[61＼]。

含羟基化合物在LC流动相的酸度范围内通常是中性的，缺乏可电离的基团，MS响应低，且一些羟基化合物较强的亲水性使其难以在RPLC中很好地保留。靶向羟基的ICD试剂能够增加含羟基化合物的色谱保留和电离效率，从而提高分析方法的灵敏度和重现性（应用列于表4）。DNSCl除了用于标记胺外，还可用于含羟基化合物的分析，通过液液萃取将羟基代谢物富集到乙酸乙酯层，干燥后复溶于乙腈中，接着将代谢物提取物用经碱激活的12C2/13C2DNSCl标记＼[62＼]。丙酮（图7C）可选择性地与含顺式二醇化合物反应，通过引入更疏水的异丙亚基阻断顺式邻二羟基以降低极性，从而改善其在反相色谱柱上的分离。Li等＼[63＼]利用H6/D6丙酮在QNLS下监测目标衍生物产生的中性碎片172 Da（H标核苷）和178 Da（D标核苷），对核糖核苷进行鉴定。Chu等＼[64＼]采用二氧化铈分散固相萃取法富集尿液中的

修饰核苷，同时选择性地捕获修饰核苷中的顺式邻二羟基，再用H6/D6丙酮对其进行同位素标记和分析，该方法可以显著降低基质效应，提高检测灵敏度并将非核糖结合物等假阳性结果最小化。

4总结与展望

随着ICD的不断发展，该项技术已经在简化样品复杂性、提高方法的灵敏度和准确度等方面逐渐显示出了强大的功能，为结构多样、样本来源复杂的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差异分析以及谱图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该技术仍存在诸多限制，如ICD试剂高昂的成本、衍生化苛刻的反应条件及时间的耗费、标记效率的有限性、部分ICD试剂与待分析物的专一性不强、后续分离检测过程引入的定量分析误差等。此外，H/D同位素思鞘约恋难苌物存在同位素效应，其色谱行为差异会影响定量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但该问题可以通过减少D的个数，并将标记位点选择在亲水基团附近，或者选用12C/13C或14N/15N同位素标记试剂而得以缓解。 ICD试剂在廉价易得、对靶标分析物具有更高的反应性及特异性、更加准确灵敏、适合高通量及大规模定量分析等方面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相信随着新型ICD试剂与标记策略的不断发展和改进，ICD技术将为生物体内重要分子的代谢途径、疾病作用机制的阐述，生物标志物的发现以及疾病的诊疗和预后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必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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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236-02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过去,构成的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传统,传统文化。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以史为鉴,是必要的。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课的教学目标,被界定为“向大学生们展示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上创造出的灿烂的古代文化成就”,以期增进“一个民族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年轻成员对本民族的向心力”,使他们具有“深刻的爱国情怀”(陈廷湘《中国文化》前言),照理说,这是非常正确的。不过,如果从学生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学习传统文化,只是为了回到历史,回到过去,而不是立足于自身的需要,立足于当代的需要。因此,这门课的价值和意义离自己太远,空泛不实际,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也就不高。这是学生的错吗?其实,学生也是懂得“鉴古以知今”的,学了知识,对自己总有用,他们这样想并不是过于功利。然而表述迂回,目标不具体不明确,到底还是会打击学习自觉性的。

最关键的是,把传统文化课的学习定位为了解过去,很容易让教师把课堂讲授变成单纯的罗列、介绍。既然中国的历史那么悠久,文化有那么丰富多样、灿烂辉煌,那就像开店铺那样一一陈列展示,加以说明;于是驳杂涣漫,不分轻重,结果是事半功倍,费力不讨好。学生呢?虽然也惊叹于传统文化的丰饶精深,但也就止于惊叹而已。他们会觉得,那都是过去,而我们现在却似乎在走下坡路,走到了死胡同,什么都不如人。炫耀过去有什么用?

那么当我们把传统文化的学习目的直接指明为“了解我们自己,认识我们当代的社会”的话,情况会好得多。我们知道,“人逃不出历史的掌心”,人是历史的产物。要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这样?”之类的问题,就必须回溯历史,到传统中寻找答案。如此一来,庞大驳杂的传统文化,该讲哪些,可以不讲哪些,就比较明确了。这是就教师而言。就学生而言,由于本就生活于这个文化中,本就是中国人,对我们自己,对社会,到底也还是有所了解有所认知的。追究自己何以是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说,就很有意思,很有必要。这样,学习的积极性自然会高涨。

是的,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了解历史,学习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当代,立足于我们自身。《中国传统文化》课的教学指导思想,必须首先确立于这一点上。

高校教师,既是教育者也是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本质,我们更应该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事实上,文化虽然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或加上制度层面),但动物未有文化而人独有之,说明文化其实是根源于人的精神需要。任何文化产品都是负载着人的精神理念的,在根本上,文化是人的精神产品。由于作为人的精神所在,人的意识领域包括的内容,按一般的划分,就是知、情、意三部分(也有论者把“意”归并到另二者中,于是人的意识就只是“知”和“情”两大块),那么,这样来划分,一种文化,要么是偏于认知,要么是偏于情感,或者是两者交杂。如果我们认为,西方文化属于理性主义文化,则中国文化则属于情感主义文化,是以情感为本位的。情感本位,是中国文化的本质和内核,是贯串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的纽带,因此也是我们讲授传统文化这门课的逻辑主线。

把中国文化的本质界定为情感本位,对不对呢?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创始人孔子,“述而不作”,努力要恢复三代的礼制(老庄的道家说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也是指向三代。当三代这种理想社会消失时,儒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努力去恢复;道家则失望而消极对待现实。儒道其实有相同的社会理想,只是话语方式不一样而已)。而三代其实就是以血缘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构建的部落社会。在这样的部族社会中,人因为有血缘关系,有自然的人际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情感关系,所以也就相亲相谐,民风古朴,社会安宁。“儒学”也称“仁学”。所谓“仁”,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就是“二人”。孔子又说,“仁者爱人”。这就是说,孔子所肯定的社会,以及社会中理想的人际的关系,就是人与人都相亲相近,就是要通过用情感来维系人际间,建立起和谐幸福的世界。而当儒家思想一当建立,特别是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而且也使统治行之有效之后,以情感为内核的文化,于是也就牢固下来,并不断延续下去。问题只是,这种内核,越来越隐蔽(人口扩大、社会发展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多样更复杂了),以至人们都注意不到了。但文化的情感本位主义,即使在今天也依然体现着――通常我们说中国人喜欢讲关系,讲人情,甚至是江湖义气,这不就是极好的注释吗?

以情感为本位,在中国的传统礼俗,中国传统文学、音乐和绘画艺术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中也是如此(宋明理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峰,由于其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以理抑情,很容易让人误认为它不属于情感本位而是理性主义的。但其实只要明白宋明理学诸人其实都是承孔子之衣钵,是在解释和阐发儒家仁学,这种误读就可消除),甚至在传统的教育制度、官宦制度上也沁润良深。因此,把情感本位界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将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讲授的逻辑线索,是可以成立的。对于学生而言,通过学习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后能够认识到自己文化的这一本质特征,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达到了这一点,也就实现了前面我们说的“了解自己,认识我们的当下处境”这个目标。

必须要让学生明白,了解和学习传统,不是为了回到过去,按旧的方式来生活。社会现实是向前发展的,一切都不可能停滞,更不可能回头;文化也是动态的,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不仅是要在认识和了解我们传统的基础上,达到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认识理解,更要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更新和发展文化,构建起适合于我们当代世界和未来发展需要的新文化。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新文化的建设。

既然每一个“现在”都是“过去”的延伸,既然我们都是历史的产物,那么,这就意味着传统不仅塑造了我们,而且这传统有适合于我们生存的东西。而同时,文化作为一定时代和环境的生活样式,当环境和时代变化时,它的适应性就会有问题。对传统的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批判地继承”,说的无非就是保留对我们依然有价值的方面,舍弃其中不再适用的观念、取向或行为方式。问题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它的精华,哪些又属于糟粕?我们要继承哪些东西,又抛弃哪些东西呢?这就有需要辩明的地方。

篇（7）

一方面，在理论的共通性上，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契合之处；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可融合性上，和中国传统文化亦存在契合之处。对于“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人要懂得仁义礼智信”“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等方面，二者存在很大的契合。这种契合让在传人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指导着中华民族不断前进，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1 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具体体现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的根本职责在于用所谓的理论来改变这个世界，绝非只是解释世界。基于此，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契合点的根本意义应该在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探索其在未来发展中，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探索以及适合社会发展文化的实现途径。

一是对于“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的契合。认为，认得本质在于其在特定的历史活动中所具有的一种作为人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价值。它区别于动物的自然性，而又必须依赖于自然界生活的一些物质表现。在这种区别的过程中，人的劳动和依存社会的能力成了人的本质属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沿袭过程中，也提出人对于自然欲求的节制或适可而止的理论，关于“过犹不及”“无过无不及”等原则的阐释，从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与的论调一致的。

二是对于“人要懂得仁义礼智信”的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仁、义、礼、智、信的论述，有孟子论述中的“人性善”论，有荀子提出的“人性恶”论，有孔子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论述，这些都是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提升，不外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做到友爱，讲道义，有礼节，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要表里如一等等。这些也是人社会性的一个表现，这样的道德或者伦理要求的体现也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在理论中，也有笼统的社会规范的概括，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恰恰是从更为具体、全面的层面上对其做出了很好的补充，这种对于我们现代人的教化作用，二者是存在很好的契合点的。

三是在“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的契合。哲学在肯定物质第一性的同时，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将最终的落脚点直接指向并最终改变现实，在肯定环境和教育改变人的同时，认为首先是人改变了环境和教育，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与之相契合的地方，譬如在《论语？ 先进》中，孔子的弟子季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侍奉鬼神的事情，孔子回答说连人都侍奉不好，怎么去侍奉鬼神呢？《中庸》开篇就有论述，说道是不可分离的，而分离开来的东西，就不是道了。它就是告诉我们“道”这个东西并没有离开我们，它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对世界本源的探究，人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发挥。

四是关于“禁欲主义”观点的契合。相比较主义文化，倡导的绝非用物的东西来满足人内心的贪欲，而是强调一种节制、禁欲主义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沿袭至今的时代，虽然是以消费为主导的商业文化对人的思想、观念的东西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但是这种物质层面的追求并没有盖过精神层面对人的影响，从“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到“安贫乐道”，这些论道都足以说明。正是这种契合的有力表现，时下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才会做得如此有声有色。

2 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现实意义表现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一方面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影响，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精华的沿袭，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他们的契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是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积极的影响。在国家积极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只有充分了解与传统文化契合的意义所在，才能更加深刻地解读并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将精神层面的空虚加以补充。同时，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过程。

二是对于发挥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沉淀下来的精华，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丰盈和调整、对于人更和谐地与世界相处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过程中，可以将二者中对个人、对社会有益的、积极的伦理因素提取出来，这对于当今危及社会稳定的众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是对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在实现这一梦想的过程中，需要地方政府紧紧把握中央关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精神，并与之保持高度的一致。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恰恰有助于地方政府或个人能够从更多层次去紧跟中央的步伐，对自己的行为作为当否的衡量。

总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是深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时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话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并付诸实践，让其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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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实质上指的是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想文化。传统文化符号具备指代、认知、显现、自律以及沟通的作用。学者张授一通过对传统进行研究，认为传统中的“传”指的是流传、传布，而“统”指的是综合统一的整体。传统文化融合了我国民俗思想道德、人文艺术、社会制度、艺术风格，体现出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涵盖了两大文明体系，分别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备一定的延续性和传承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文化在传承和流传过程中，需要对社会发展、艺术创作、科技进步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艺术设计来讲，文化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艺术保障。同时，文化通常以符号的形式存在，这就造就了产品设计中涵盖了文化符号。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大致包含两类：一是从“源”而分，表现出宇宙的统一整体；二是从“体”而分，表现出人类社会的分支系统。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从天、地、人三个层面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为自然符号，表现为江、河、湖、海等自然存在的；另一类为人类符号，表现为人类所创作出来的特殊符号，用以代表人类物质、精神文明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产品价值的提升和意义的实现。现代产品设计作为艺术与技术的统一体，所以其艺术含量较高、价值和意义巨大。价值作为产品设计的首要目标，同时作为人们物质、精神层面对产品的基础需求。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有效运用于产品设计过程中，一方面有利于产品价值的提升和意义的实现；另一方面有利于人们基础艺术审美需求的满足。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人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不但进行产品的使用，而且对产品的艺术价值进行品赏，是物质文化与艺术文化的交流互动，是精神文化价值意义的显现。所以说，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能够从本质上提高产品的价值，实现产品设计的真正意义。第二，有利于产品体系的完善。现代产品的设计，一方面需要坚持运用传统文化符号；另一方面需要超越传统文化，有效融入现代化新型文化元素。唯有此，才能在确保传统文化元素有效运用的同时，体现出时展的本质需求。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二者相辅相成，传统文化为现代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提供物质保障，只有将二者有机关联起来，方可在产品设计中发挥基础作用。产品设计中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直接关系到产品的生命周期，倘若能够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符号，那么产品的生命周期将更长，从而能够满足更多客体的各类需求。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有效运用，有利于产品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

1.哲学意识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

首先，简朴主义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老子曾经说道：“少则多，多则感”。也就是说，哲学中通常以少为多，通过较小的数量来获得较大的成效，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所提出的“少就是多”的思维理念存在一定的同一性。哲学意识符号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重构，可以从简朴、简单的层面来彰显产品设计的目的和意图，从简单的外形来突出产品的丰富内涵。例如：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外手机生产厂商在手机外形设计过程中，逐渐取消了键盘等繁琐的按键，这样一来，在功能不变甚至增多的情况下，手机的外形更加饱满、细腻，线条更为流畅，艺术质感气息更为强烈，这便体现出产品设计的简朴哲学意识。其次，含蓄主义思想。基于艺术形态下的含蓄，即就是在确保事物本质特征和基础形态不变的前提下，采取较为间接、简便和含蓄的手段，进行事物本质的完整呈现。《孙子兵法》中提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可以随变化而取得胜利者可谓神人”，作为一种对立统一的哲学理念。现代产品设计中融入传统含蓄主义思想，能够完整体现出产品的设计用意和设计目标，有利于产品真实性的完整体现。例如：苹果手机、电脑的设计趋于人性化、个性化，其外观更为简单，功能更为强大，含蓄、超薄的外观形态与丰富的功能和良好的性能形成鲜明对比，在彰显尊贵和特殊的同时，为人们提供更为良好的体验。此外，随着汽车消费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其形态设计更为理想，各类概念车的应运而生，其优美的造型、优质的性能以及高标准的质感，在符合适用的基础上，表现出丰富的哲学含义。第三，和谐主义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弥足珍贵。自古以来，便有天人合一、天地合一、阴阳平衡的哲学思想，作为儒家、道家思想文化的根基，和谐思想影响深远。倘若在现代产品设计中，能够有效融入和谐思想，那么在满足产品设计质量需求的基础上，能够达到产品完整、和谐的根本目的。可以说，现代产品设计从一定层面上呈现出哲学和谐主义思想。产品的尺寸大小、长短比例、对称协调、自然平衡等均作为和谐的主要影响因素和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哲学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正是产品艺术形态、人与自然和谐为一、哲学意识等的完整体现。

2.形态、线条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

传统文化形态符号作为人们审美理念和意识的集中体现，线条符号作为艺术形态的处理方式，形态、线条符号均体现出特定的含义。同时，形态、线条符号与自然、人文、地理、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形态、线条符号分布、搭配方式十分灵活，处理方式较为多元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天的形状视为圆形，地的形状视为方形，所以在文化符号和产品设计过程中，人们十分注重方与圆的有效搭配。文字作为线条符号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艺术文化的重要形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字的装饰，文字符号可以说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简洁、最直白的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通过运用文字符号、图像符号，一方面能够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真正魅力；另一方面能够突出传统文化的艺术气息。比如：戏曲脸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产品设计中需要浓重的色彩配对，给予观众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态、线条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其意义和作用深远而重大。

3.色彩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

研究表明，色彩符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创作人员非常关注色彩符号的有效运用，通过形态多样、丰富多姿的色彩元素，塑造了形形的艺术作品。比如：绿树红墙、金色大殿等人文景观，深得世人的赞赏。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符号主要涉及到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同时以赤、黄、黑、白、青色为吉祥颜色，象征着中华民族五个方向和五种神兽。此外，在陶瓷等装饰上面，主要以红色为主，代表喜气洋洋、大吉大利，五颜六色的色彩图案组成富有中国特色的色彩文化符号。

4.材料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

由于文化背景、自然地理等外界客观环境的不同，所以导致材料有所不同，材料符号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竹子、木材等自然材料作为我国传统艺术作品的主要材料，我国古代文人骚客十分注重竹子选材的运用。同时，竹子、木材作为家具等日常用品的主要原材，作为一种普通的生活用材，并且富含绿色象征意义。此外，竹子、木材等材料符号运用于产品设计中，一方面有利于产品本质特征的完整体现；另一方面有利于产品绿色、低碳理念的提升，是人与自然和谐为一的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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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8-0072-01

一、中国传统元素的思考

作为中国传统符号，应该是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应该是能够体现中华精神的元素，同时还应该是反映中国文化本质的符号。

第一，在思想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得先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人的儒家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和谐、中庸、忠孝礼义”这些都是中国人一直崇尚的哲学思想，传达了中国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体现人本向善的精神本质。

第二，在形式上，汉字、斗拱、宫灯、图腾、皮影、白鹤、四圣兽、祥云、阴阳等，还有天圆地方的造型，呈中轴线对称分布的布局，都是一些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

第三，在色彩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色彩情感，人们对于颜色的理解通常是跟民族的和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中国红就是趋利辟邪欢乐喜庆的象征，而中国的绿色也有独特的意蕴。因此，颜色是有符号特性的。

第四，在装饰样式上，中国传统纹样的装饰不仅仅只是表现审美更多地是体现在特定的时期内文化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应用和借鉴装饰的时候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以说，中国元素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符号，而是一些具有中国深远文化意义的符号。

二、产品设计中的传统符号

第一，产品设计要求将美观与实用功能完美的结合起来，运用现代的设计手法将传统的文化符号合理的变形和融合就可以有效实现设计文化的延续性，同时又不失现代感。

第二，一个产品如果能够取得成功，那么一定就是生动传神的设计，一定是能够体现一定的文化内涵的设计，也一定是能引起人们某种情感的共鸣而这种内涵通常就是一种文化的东西，一种能唤醒人内心深处记忆的东西，也是一种象征传统意义的符号。

第三，中国传统符号讲究图形的虚实关系和审美装饰性，而产品设计同样也讲究结构地均衡和统一，形式的连贯和呼应，产品的设计形式同样也可以从传统符号里面找到灵感。

第四，传统文化的符号通常是看起来简洁而实际意义丰富深远，运用传统符号将产品进行重新设计，以传统而又不失现代时尚的构成方法，创造出人文化时尚化的产品。

所以产品中的传统符号应该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整合，是意义与形式的统一，而不是部分设计情况和内容胡乱地把传统文化的形式硬塞在没有对应意义的产品身上去。

三、传统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首先，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传统元素，但并不是每一种元素都可以应用产品的设计中来，所以在应用传统文化符号时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而要结合不同的设计背景和意义，合理选择适当的元素。

其次，产品的形式与功能是相互统一的，有很多传统形式已经无法承载现代产品的功能，所以在进行产品设计时，应该打破传统形式的束缚，在不改变传统文化实质内容的前提，融合现代社会流行的时尚元素，创造出新的传统符号形式，这才是传统符号应用的本质所在。

最后，作为中国元素应该是中国所特有的，它是一种能够被识别和记忆的，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设计。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产品设计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体现本土化的特点和创新，既要让世界都认识和接受中国文化，同时也要保留文化的精髓不断地用现代方法进行创新。

四、总结

随着中国2008年奥运的召开，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发扬和对中国元素的发掘已经提升到了不可忽视的地位。对于产品产品设计而言，远不止运用色彩和造型这么简单，还需要顺应时展趋势，结合我国受众心理，从过去对功能的满足进一步上升到对人的精神关怀，继承、重视和发扬中国文化，在设计中融入文化，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那么中国的产品设计也必将会辉煌于世界。作为设计师应该正确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符号，我们应该在进行创作时，也应从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素材，创造出属于中国式的现代设计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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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设计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1.我国传统文化艺术是插画设计的基础

本质而言，插画设计同传统国画、壁画、版画等均存在着极近的血缘关系，但是，插画设计并不属于其中某一流派，而是独树一帜。若追溯其根源，其可能是传统绘画中的某个分支，无论是从最古老的壁画，还是民间版画，无不传承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目前，正是我国插画设计发展的高速阶段，如何将我国传统文化艺术融入插画设计中已经成为摆在插画设计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插画设计表面看似相互排斥，但本质正好相反。插画设计作为现代文化艺术中的一种，虽然不断转变风格，加快创新，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汲取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恰恰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虽然饱经时代更换之考验，却仍然能够展现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2.插画设计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延伸

我国传统文化为插画设计提供了基础，使得插画设计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二者之融合使得插画设计得以不断延伸。例如，传统工笔画与插画设计的融和，由于传统工笔画不强调空间感，因此，将其应用与插画设计中可谓恰到好处，与此同时，传统工笔画的装饰性为插画提供了意蕴深远的背景，不仅展现了传统工笔画淡雅、清新、质朴之感，更展现了插画的明艳、动感，使得我国传统文化的神韵与现代插画的时尚得到了有效的融合。例如，在张旺所创作的插画――《孙悟空》中，他采用水墨画进行渲染，同时，采用工笔画进行勾线与造型，以展现孙悟空这一玄幻角色，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插画设计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3.插画设计中我国传统文化的应用

我国传统文化大体可分为如下两方面：一种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种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前者关乎精神层面，即我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平面、淡雅、不透视性，并将此意境作为表达目标，在展示意境气质的同时，体现国人独特而又不失厚重的审美；后者关乎物质层面，即大众所熟知的中国传统元素等。

传统节日文化的应用

在插画设计及创作过程中，设计者可以通过烟花爆竹、门神及灯笼的应用来使观众联想到我国的传统佳节――新年；也可以通过粽子、赛龙舟等的运用使大家联想到端午节；若运用了月饼、圆月、团圆、嫦娥等，则会使人立即联想到中秋佳节。此类由传统民族节日所衍生出来文化产物广受效仿，各地纷纷根据本地的民俗艺术展现不同的文化意义，诸如美食文化、服饰文化，甚至连当地少女出嫁所制嫁妆，传统建筑图腾艺术都成为极富特色的地域文化。由此可见，多民族所敬畏、信奉及遵循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当我们一次次地追溯设计的本源时，很少有人从一个国家或民族情感的角度深入进行思考，以探寻这些已深深积淀在大众心中的文化。

传统民间艺术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创新及应用，插画设计中也开始融入现代化科技元素，特别是在如今这个视觉艺术主流的时代，传统插画设计已经找到了新的改进方向，不少动画艺术纷纷进入插画设计领域，诸如米老鼠、唐老鸭以及阿凡达等，这些无一不体现了时代的创新及插画艺术创作手法上的提高，此种提高无疑意味着和传统文化之间的“一决高下”。不少设计者过于追求技术创新所带来的视觉感受，却忽视了作品想要传达的内涵及意义，使得作品脱离了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必须将新、旧艺术相结合，将传统民间艺术融入插画设计中，以体现插画艺术的真正价值，在向公众展示视觉美感的同时，传达出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例如，“东方树叶”等广告，就是传统民间艺术应用的典范。

历史文化元素的应用

现代插画中古老绘制手法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一些矢量图，虽然为设计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却丢失了原本的视觉亲和力，丧失了传统元素的应用使得插画作品欠缺情感底蕴，同大众间产生了距离与隔阂。因此，在插画设计中可借鉴类似敦煌壁画等传统历史文化元素，以深厚的历史底蕴拉近和大众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