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理论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发展的理论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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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007-04

一、引言

一般而言,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有:学科内部的理论纷争、实践领域的影响、学科之间的相互促进等。本文主要探索二战后经济发展实践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产生,为了设计适宜本国国情的发展政策,政策制定者们从率先腾飞的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中寻求答案,学者们则对这些发展经验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推广,促进了经济发展理论的不断演化。本文跟踪了6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认为它们影响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化。

二、上世纪50年代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

上世纪50年代以及二战以前的一段时间,苏联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苏联在“一五”和“二五”期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9.3%和17.1%,二战后,1946—1950年增长率达到20%,1951—1955年达到11.2%,它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其发展战略的典型特征是大规模的投资以及高速的工业化、国有经济、计划经济、内向发展。这些对于那些想迅速建立自己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强大的示范效应,上世纪50年代的发展理论大都受到了苏联经济成功的启发。

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理论包括:大推进理论(罗森斯坦一罗丹,1943、1955、1957)认为由于“货币的外部性”能带来规模经济,所以要靠大规模投资在几个互为补充的工业部门同时实行有计划的工业化;由于“技术的外部性”,教育和训练工人必须靠国家安排;他还强调了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计划化理论(钱纳里,1955)认为生产部门的相互关联和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非均衡引起的外在经济是价格制度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因此强调了计划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贸易条件恶化理论(辛格,1950)和中心—理论(普雷维什,1950)从不同侧面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贸易保护来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起飞理论(罗斯托,1956)假定投资收益率是固定的,为了让收入的增长率高于人口的增长率,投资占GNP的比率必须超过一个最小门槛,强调了资本的重要性。

苏联的经济增长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蓝本。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都把GNP增长视为主要目标。各国仿效苏联模式实施唯工业化战略,采取牺牲农业的方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通过“剪刀差”压低粮食价格,提供廉价食品给城市工人,并减少了投入到农业中的公共资源。进口替代政策迅速在发展中国家蔓延,这种内向型的增长模式启动了工业发展,然而,由于与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并不匹配,培育了大量的低效工业产业。

三、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领跑是日本和巴西。日本1958年至1969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1.2%。其发展策略是:重视农业。60年代起日本大批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大量土地撂荒,城乡经济失衡,因此日本开始了以农业机械化、化学化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重视教育、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充分利用国外市场与资源。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与巴西的经济增长和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问题对这一时期的发展理论产生了影响。

舒尔茨(1960)在分析了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奇迹后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还强调必须给农业机会,把先进生产要素导入到农业中去。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揭示了增长过程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落后部门必须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源,而现代部门必须有吸纳的能力。辛格(1964)肯定了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科学与工业之间相互累积性扩张等因素的递增收益效应,并将其称为“投资前基础设施”。刘易斯(1966)强调了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只有工农业平衡发展或者对外贸易取得重大进展才会出现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当一国进口替代活力被耗尽同时又没有取得农业上的突破就会产生结构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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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支持理论的发展趋势

研究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早已成为金融实践研究领域之焦点问题。且已在以往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被充分证实。

(一)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1955年，E·S·肖以名为《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的著作，格利以名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的著作，开启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先河。E·S·肖和格利构建了金融发展的模型，此模型具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到繁变化的特征。该模型论证了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作用成正相关的命题，即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则金融发挥的作用越大。

1966年，帕特里克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充分论证了许多金融问题，核心问题为货币供给和需求推动。研究表明，金融体系通过刺激投资和储蓄的方式。来制约资源配置和改进资本构成。如在实践中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政府会运用金融优先发展方式，去推动货币供给总量，从而拉动社会经济增长。

1969年，在35个国家100年经济发展信息基础之上，戈德史密斯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重要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相关率正相关。这一重大结论奠定了金融发展的理论根基，为今后的金融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参考和分析方法，很有积极指导意义。

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渐拓展，其研究结果说明金融要素、金融体系的完善在经济成长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要研究经济的发展，必须从金融领域人手，以这些理论为依据研究金融体系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金融体系改革，减少金融抑制，最终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

(二)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理论概述

就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结果的借鉴学习基础之上，我国的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举如下：

1995年，张杰提出金融成长的定义，指出金融成长范畴有两个方面，即金融发展与金融增长。张杰从金融努力、经济结构和经济状态三个角度研究了其对金融成长的影响。最后提出金融成长的内生分析框架理论。

1997年。王光谦提出金融对经济增长有三方面的贡献。贡献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资源再配置及规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之二：金融借助经济转型，来提高储蓄一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发展。贡献之三：金融产业借助自身价值创造。为国民生产总值做贡献。

2003年。计承江提出发挥金融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需找准均衡点。需借助金融“杠杆”找准城乡统筹建设的着力点。找准发展现代大农业建设的支撑点，来促进农村信用体系的完善。

2004年，周小川强调了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在风险防范基础之上，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对农民农业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

(三)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两者关系的理论概述

党的十六大会议正式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之说，此后。在我国各地有很多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2007年，郭建民和蔡国华指出，金融抑制现象在我国各地县普遍存在。其具体表象是县域资金外流和信贷投入总量不充足的问题。他们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特色金融。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职能。来体现合作性金融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去克服县域金融抑制的现象。

同年，另一学者李文森指出。“三农问题”的发展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县域金融所面临困境。因为县域经济范畴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弱势群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在经济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状态良好，反之则较落后。解决县域金融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好两组矛盾：即金融企业商业化运作和县域经济效益不高之间的矛盾，及民间金融良性扩张和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之间的矛盾。

如今，在我国学术领域针对县域经济的研究还较少。还未构成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县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还不系统、全面。这就需要对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二、金融支持理论综述

金融支持指国家和各级地方金融机构借助多种金融工具，来推动某个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活动。其途径是借助金融体系与金融工具的综合利用。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快。反之亦然。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业也很发达。

(一)金融支持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金融支持水平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制约。当金融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就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金融的发展要求金融机构能高效运行，金融工具需多样化。金融的发展会导致金融机构增多，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会降低。

(二)以金融推动主体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推动主体的差异，将金融支持分为两类，即政策性金融支持与市场性金融支持。

1.政策性金融支持

学术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理解有异，存在国家金融支持、制度金融支持、政府金融支持等不同认知。政策性金融支持不是根据一般认知的效率准则去实施。而是根据政府政策目标而制定的。相关金融领域的政策支持，它较好的兼顾了社会的效益与政策的。

2.市场性金融支持

市场性金融支持是将市场机制做为前提，各产业通过金融机构来取得资金支持的一种融资方式。市场性金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以社会存款为资金来源，借助负债完成信用创造，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等特征。从而实现资金支持各类企业，提供完善的融资服务。

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和经济的宏观调控息息相关。

(三)以金融支持形态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支持形态的差异，把金融支持分为：金融制度支持、金融总量支持和金融结构支持三类。

1.金融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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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林业的发展方式亦在不断更新，民生林业、生态林业已经成为了当代林业经济发展的重点。但是，在林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林农并未对时展要求下的林业经济产生时代性的认知。由此使得当前的林业经济发展中仍旧存在一定问题。现阶段，我国林业经济必须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循环经济思想的支持与指导下，保护好林业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由此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鉴于此，深入分析与研究当代林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十分必要。

1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

1.1循环经济基本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尔丁最初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主要倡导在经济活动当中，建立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生产与开发流程。通过该流程，实现低量开采、高效利用、低量排放的目的。该理论主要针对传统工业经济发展而言。而循环经济比较强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发展循环经济需要遵守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的基本原则。其中，再利用主要强调产品能够以其自身比较原始的状态被反复、多次地使用；再循环主要强调，在一次使用过程中，产品完成其使命后，可以被生产成为新产品再次使用，产生循环往复的过程；减量化则是指强调在利用的源头上恰当地借阅资源或者物质，减少污染的排放量。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的基本措施比较符合当前环境、社会、资源、经济等多方面和谐发展的要求。

1.2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

1.2.1社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当中的社会可持续发展，主要将社会进步作为其发展的核心。为此，在当前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逐步提高全面的生态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意识。在此情况下，逐步使人们认识到其自身的行为、生产活动等，均可能对其自身所生存的环境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通过该种方式，培养人们具有良好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各个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由此可见，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1.2.2环境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可持续发展战略当中，必须将环境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通过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恰当地衡量当前社会的发展质量、发展水平等进行。当前，社会发展中，环境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人们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反思过去的环境破坏行为，并且深入了解当前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同时必须明确，只有拥有良好的环境作为保障，方能够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保证人们的生存质量。

1.2.3资源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当中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除了将社会进步作为其发展的核心以外，亦将资源问题作为了重要的中心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保证资源利用与人类生存、发展相互协调。将其作为基础理论的情况下，合理地开发与利用新的资源，深入分析资源的承载力。每一次的开发利用均必须在资源承载力的范围之内。此外，合理规划利用资源开发过程中，必须采用科学的人工措施，促使新资源能够获得再生产。对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则应该尽量通过有效的措施提高对其的利用率。亦可以适当地创新与利用可替代资源的，尽量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

1.2.4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当中，实行可持续发展，将满足人类的愿望以及需求而服务。该点亦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为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保证社会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使人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积极投入到可持续发展当中，由此支持可持续发展进程逐步加快。

2当代林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2.1有利于摆脱经营困境

我国林业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沿用着粗放式的、外延式的经营方式。该种经营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即大部分林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现象。加之生产中的技术比较落后，设备亦比较陈旧，基本上均属于落后的、分散的小作坊生产形式，该种情况占据着生产市场中极大的比重。同时，小作坊形式的林业企业，在林木产品转化率方面具有比较低的技术含量，此时产生的附加值亦比较低。因此，导致出现了十分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根据我国当时的部分数据资料显示：大部分林业企业仅有20％左右的科技工薪份额，只有34％的成果转化率。与其他行业相比较而言，水平比较低。总而言之，该种情况导致林业企业在经营当中出现了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的情况。但是，林业实行循环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经营方式，促使林业企业在经营当中逐渐能够实现节约、综合用材，摆脱传统的经营困境。

2.2有利于解决林业经济与生态效益矛盾

林业发展对改善自然环境、绿化山河、促进林业企业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若出现了林业资源不足的情况，林业发展将产生严重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矛盾。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林业经济若能够逐步转变其发展的观念，将极大程度地将国家制定的政策作为发展导向，促使林业经济成为循环经济。在该方面，首先，木材产业自身的利益必须得到保证，在此情况下积极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例如，林业发展中，对木材的采伐需要制定明确的限制条件。此时，为了保护木材原材料，解决原材料的来源问题，将必须重视防护林业火灾、病虫害。由此，将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其次，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保护生态林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力，促使各大企业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进行生产方式的创新，转变原本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最终，促使林业企业进入“低投入———高产出———低投入”的良性循环。

2.3符合国家林纸一体化发展要求

当前，世界各国均逐步认识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并且世界范围内的造纸业，均主要希望通过循环经济的发展，实现林纸一体化。我国虽然国土广袤，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但是，人均森林资源则十分匮乏，相对于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总体的森林资源亦呈现着严重匮乏现象。当前，我国的木材蓄积量仅为120亿m3左右，人均只有8m3左右，相较世界人均水平，占比仅为14％。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对于木材的需求量比较大，每年均存在一定的木材需求且缺口，在2015年时木材缺口已经达到了近2亿m3[1]。此时，若对于森林资源的培育不予以重视，对木材不加以循环和节约利用。则不仅会导致林纸方面出现巨大的花费量，更会加大成本，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面对该种情况，我国将发展林纸一体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在此时发展循环经济，将完全符合国家提出的林纸一体化发展要求。

3当代林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林业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当代林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已经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存在着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该问题可以成为当前我国林业循环经济发展当中的关键性问题。在我国现阶段的林业经济发展当中，在林业生产与林业作业方式上，存在着比较突出的滞后问题。大部分比较现今的生产与作业技术、方法等均未得到有效、广泛的普及。由于该问题的存在，使得大多数地区的林业经济在发展当中，仍旧在使用比较传统、比较陈旧、比较落后的林业生产与作业方式[2]。因此，大部分地区的林业生产效率均比较低，相应的，该部分地区的生产建设水平亦比较低。未来，林业循环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对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予以高度的重视，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为林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3.2林业环境污染情况比较严重

林业发展的过程中，若要实现循环经济发展，除了重视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外，亦需要从思想与理念方面进行相应的改变。但是，当前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情况。在某方面而言，主要由于我国当前并没有针对林业经济的发展，更新相关的理念[3]。尤其对循环经济的理念，更是未产生比较深刻与清晰的认知。该种情况使得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林业管理，仍旧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与阶段上。直接导致当前我国的林业与生产水平难以得到有效的提高，生产效率亦比较难以得到提升。在此情况下，更加使得我国林业生产与作业当中，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污染情况。尤其农村的林业污染排放量，更未得到有效的控制，甚至呈现着逐渐增加的迹象[4]。在林业的环境污染方面，尤为重要的应该是土地污染和森林污染。面对该种严重的环境污染情况，继续制定可行的、有效的对策进行控制与整改。

4当代林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4.1发展有机林业

当代林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必须大力发展有机林业。通过发展有机林业，将能够有效促进林业循环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林业循环经济发展实践工作当中，必须详细地了解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发展规律等[5]。并且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严格地遵守生态环境发展存在的观念与法则等。由此，推进林业循环经济的大力发展。另外，在发展有机林业时，需要研究与创新新型的、无公害的防病虫害药物。以此加强林木当中病虫害有效的防治。同时，可以建立完善的、健全的轮耕体系，采用动物肥料、绿色化肥等精心培育土壤[6]。最终，将能够帮助林业的发展上升一个阶段，保证有机林业发展中产生的产品等，能够符合当前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7]。此外，有机林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气候以及季节方面的变化，具有比较良好的发展前景。

4.2发展循环经济林业

我国人口众多，虽然土地面积比较广阔。但是，人均土地占有率比较低，人们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等十分突出。鉴于此，我国林业循环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针对该特点入手，解决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问题。为此，在林业循环经济发展实践当中，必须要针对当前林业发展的形式，分析与改变其经济发展的方式，并且使之成为真正的循环式经济发展形式。通过循环经济林业发展形式的实现，亦能够稳定与协调当前我国人口、土地、环境、资源等多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8]。同时，在建设与发展新型林业资源过程中，将能够提高与促进生态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实现林业经济发展形式的逐步改革。

5结论

综上所述，在当前环境问题与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各个国家均开始重视对环境的保护与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为此，当前各国均逐渐发展的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在此情况下，我国林业经济若想要获得良好的发展，亦必须遵守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林业逐渐向循环经济发展。但是，当前，我国林业循环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仍旧存在着科学技术水平较低，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等问题。面对该种情况，我国林业必须积极发展有机林业，并且要发展循环经济林业。通过该种方式逐渐解决，我国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相关工作能够稳步前进。

作者:赵雅洁 单位:吉安市吉州区林业局

参考文献:

1赵静芳.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导下的林业循环经济分析[J].北京农业，2015（18）

2俞花美，葛成军.海南省热带农业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J].安徽农业科学，2011（26）

3黄道京.广西林业循环经济现状及发展模式探讨[J].福建林业科技，2011（3）

4陈宝刚，刘爱华，李朝晖.关于发展林业循环经济的探讨[J].防护林科技，2012（1）

5陈绍波，卢璐，邓红兵.云南省农林业循环经济发展及其在低碳发展模式中的作用[J].经济问题探索，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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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型期给农业经济管理带来的挑战

2.1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问题，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生产机制滞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与以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不相适应，增加了发展现代农业的难度；农业从业人口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我国当前农业产业从业人口知识结构单一，整体教育水平偏低，难以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2.2现代化农业发展战略对管理模式的影响

现代化农业战略的推进，会对农业经济管理内容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转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必定会被时代所淘汰，甚至阻碍农业的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全面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大力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体系，相对滞后的农业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及农业现代化的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更加明显，具体表现在：首先，现在农业发展提出了“生态化”这一概念，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表现了人类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发展观。在这一理念的倡导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下足功夫，随之会带动农业管理思维的改变；其次，虽然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但是农业的发展水平较世界上先进国家来看还是落后的，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的原因，发展比较缓慢，缺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让使我国农业应对世界局势的变化也是今后农业管理中重点研究的内容。

3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浅析

3.1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

工农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会打破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拉长农业的整体产业链，改变以往只注重片面性的管理体系，将目光重点放在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管理上。不仅如此，还要细化农产品的加工，构建服务于农业的大物流，开辟农村绿色食品市场，并抓好质量关，这些都是未来农业经济管理项目中的重点。

3.2推进城乡间的循环流通

接触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势必要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而这也是农业经济管理需要探究的课题。目前，我国城乡间的联系模式主要还是生产要素之间的流通，城市的工业化作为农产品加工的中间过程，农产品作为工业的原料基础。对于今后来说，城乡间的联系模式必定会增多，提升生产要素的大循环、大流通，将会是今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所要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

3.3建设现代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将“服务于民，帮民致富”作为行动的基本指导原则。现代农业管理服务体系必须要顺应时代潮流，建立科技服务占，将建设、运营和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探索中找出一整套服务于中国农民生产与生活的解决方案，解决中国三农领域的现实问题。科技服务体系必须把农业生产的基础要素组合在一起，强调市场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为农民致富提供多元空间，进而帮助农民解决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多方面的民生问题。把科技的管理模式作为农民致富方案和工具的提供者，问题的解决者，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贴身管理运营商，为农民生产、生活建设一个管家式平台。科技管理体现在：首先，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涵盖了农业生产领域生产资料一站式交易、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科学种植技术指导、农用机械及劳务的农事服务等内容，解决农民“买难”与农村“有地没人种”的问题；其次，通过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搭建农副产品收购、粮食银行、农副产品期货、现货交易平台，解决农民“卖难”问题；此外，通过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为农村市场引入金融信贷服务、互联网应用技术，提供就业信息、择业指导培训等，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帮助农民开源节流，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3.4从实际出发，科学规划

首先要以实际为出发点，积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让科学服务于农业生产。组织三农问题专家，针对具体情况研究制定出符合农村生产发展的科学管理方案，通过基层调研，听取群众意见，证明方案可行后便大力推广到全国各乡村实施。

3.5多渠道融资，解决资金困难

农业经济管理离不开资金的支撑，除了政府的拨款外，还应借助于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工业反哺农业的特点。此外，政府还要统一规划，出台惠农扶农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各企业的加入，引导他们向农村投资，兴办乡镇企业，这不仅可以加快新农村建设速度，重要的是能够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6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高素质人才，当前我国政府鼓励大学生下乡做“村官”，但这一举措还远远解决不了农村技术人才缺失的现状。如今农业生产已经不是原来单靠人力简单耕种的情形了，大型机械化播种收割设备已经遍及全国的农村地区，农业生产走向多样化，这些都需要大量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作为支撑和骨干。当地政府在提倡大学生下乡的同时，还应免费开办技术培训学校，面向的对象是基层农民，主要培训内容是基本的生产技术常识和信息化生产设备操作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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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是一切行为都应适可而止；合理，是表明行为造成的后果不但影响自己，也影响他人、社会与环境；免疫力，是指自身应具有的对风险的抵抗力。适足经济理论指导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清醒认识，为人处事诚实勤奋，恪守中庸之道，理性决策，并要构建抵御震荡的抵抗力。

适足经济并非是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经济，而是在全球化大潮中争取成功之道。它强调每个人要有应对市场经济的能力，国家也必须具有应对全球化的策略。在泰国，适足经济是扩大社区自和强化社区作为地方经济重要基础的途径。适度即中庸之道，这是在内部资源与外部力量之间以及国内社会需求与全球经济之间寻求平衡的指导方针。适足经济也是全球化时展经济的中庸之道，旨在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公平的经济增长。

过去20年，泰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3／4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住房，99%的家庭拥有安全卫生系统以及水电供应。从1957～1997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6%，人均收入提高了7倍，贫困人口占比从1962年的57%降至2004年的11%。然而，社会经济的不均衡现象也随之而来：处于最上层的5%人口拥有总收入的55.2%，国内的自然环境和森林也受到急速破坏。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适足经济理论就是在当时泰国社会经济变化的背景下被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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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转贴于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本文由收集整理移及升级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转贴于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篇（7）

关键词：收入分配论;劳动价值论;收入分配不均

一、引言

本文所指的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即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总财富去除成本后归个人的部分，是在一定时期内，全体人员的收入总和。

从表面上看，收入分配不公平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收入水平差距的增大，个体为了提升自身收入及生活水平，会促使整体经济的增长。但若这种差距失去了控制，则社会会混乱，经济也会停滞增长。客观地说，经济增长与否不是由收入分配不平等决定的，但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导致中国消费低迷，人力资本结构难以升级，迈向小康之路困难重重的原因之一。

中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指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而我认为，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一方面是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进而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1]。

二、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

1.西方主流收入分配理论的演变

最先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问题的研究》里，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作用，说明劳动是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李嘉图提出了分配理论，肯定了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贡献。

后来“萨伊”派创立了效用价值论及其延伸理论相伴而生的要素分配论，即生产费用论和相应的收入分配理论。萨伊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不仅创造效用，而且创造价值。

再后来是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及收入分配理论。他在均衡的框架下阐述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论。一、生产过程中，各生产要素对产出的实际贡献决定了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二、分配过程中，各生产要素对产出的实际贡献总和与它们取得的收入总和总相等。

2.新古典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

（1）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学派利用数学方法证明生产力要素的价格等于它们的边际生产力。

（2）是按供求均衡价格分配论。马歇尔结合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要素市场的供求价格，创立了将需求效用和要素供给相结合的分配理论。

（3）政府干预的分配理论。凯恩斯认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就业状况则会下将。而收入和消费倾向决定消费需求，人们对投资收益的预期及实际利息决定投资需求。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管控作用，利用税收对社会收入再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

（4）当代的收入分配理论，即收入的初次分配和收入再分配。前者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为基础，后者以市场失灵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为基础。

3.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

改革开放前，按劳分配是计划经济下唯一的收入分配方式。城镇的工资制，农村的公分制，它们都有共同特点：收入等级、标准由国家制定;企业职工的工资同本企业经济效益高低无关，即无论企业经营状况好坏，职工工资不变。而农村的农民只要下地农作，就能拿到工分，获得收入。这样就存在着弊端：第一、这种平等分配，随着收入差别的减小，逐渐转变为平均化;第二、损害了个体的工作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三、造成消费水平增长缓慢，缺少消费结构驱动经济增长动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1978―1986年，农村实行，城市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3]。后来，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逐步改革，逐步递进，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不断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收入分配制度，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如今，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会兼顾效率与公平。我国主要强调公平。十七大创新性地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三、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Kuznets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倒U”型假说：收入分配不平等先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再稳定，再缩小。2002年，Fedorov的数据表明俄罗斯的收入不平等在1991―1996年迅速上升，稳定一段时间后又开始下降。不仅如此，Paukert，F、Ahluwalia，M进行的横截面数据检验也支持了倒U型假说。Ahluwalia利用60个国家的样本数据验证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随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

表1 各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基尼系数

收入等级（人均GDP） 平均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范围 国家数

100以下（78.3） 0.419 0.33-0.51 9

100-200（147.6） 0.499 0.26-0.50 11

201-300（244.4） 0.530 0.36-0.62 8

301-500（426.9） 0.494 0.30-0.64 9

501-1000（723.3） 0.438 0.38-0.58 6

1001-2000（1485.2） 0.401 0.30-0.50 10

2000以上（2572.3） 0.365 0.34-0.39 3

注：人均GDP以1965年美元计算，各组平均数在小括号内显示

表2 不同类型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份额

最低40% 最高20%

基尼系数人均GDP

低收入国 14.2 50.9 0.427 256

中低收入国 11.3 53.5 0.505 867

中上收入国 14.0 49.1 0.428 2623

工业化市场经济国 18.8 40.2 0.331 8664

非市场经济国家 20.5 35.5 0.284 1309

注：人均GDP以1965年美元计算，括号内为各组平均数

之后虽然一段时间经济学家在此领域的研究兴趣有所下降，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唯一的，而是会偶尔出现“正U”或非规则的关系，如过山车似的“峰谷型”等，且根据横截面数据检验所支持的倒U型轨迹并没有被时序数据检验所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5]。但是收入不平等也会对经济产生正效应。收入分配不平等一定程度上可以集中资源，带来规模效应。而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利于提高储蓄，从而拉动投资。因此，面对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究竟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影响程度有多大，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 秦岭.收入分配理论与中国收入分配现实[J].辽宁大学学报，2004.（02）;

[2] 张衔.马克思对“斯密教条”的批评及其现实意义.教学与研究.2004（2）;

篇（8）

[中图分类号]F279.23[文献标识码]B

近年来，安阳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安钢）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抢抓发展机遇、创新发展理念，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工夫，加快结构调整，推进企业转型，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在新的发展中实现了场地、资金双节约，工艺装备、产品结构双优化，规模、效益双增长，循环经济、绿色发展双提升，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具有鲜明特色的“安钢道路”。“十一五”期间，安钢销售收入最高达到510亿元，资产总额最高达到395亿元，利税最高达到31亿元。五年累计产钢4234万吨、铁4000万吨、钢材3834万吨，实现利税106亿元。目前，安钢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强带动力、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优质精品钢生产基地。

一、 实施“两大跨越”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2003年，安钢决策层在准确判断行业竞争态势、深刻分析自身实际、科学定位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审时度势，确立了“产能平衡创效益、调整结构上新线、提升档次建薄板”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结构调整中，安钢瞄准世界钢铁技术前沿，坚持高起点、大投入，充分发挥结构调整的后发优势。累计投资180亿元，共计完成100多个大型项目建设，建成了6m焦炉、400m2烧结机、2800m3高炉、1780mm热连轧、炉卷轧机等一大批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工艺装备。相继关停拆除了76冷拔无缝管机组、130热轧无缝管机组、650粗轧机组、薄板机组等七条落后生产线。在发展过程中，工艺上环环相扣，运行的过程前后呼应，互为因果。前一步建成后迅速达产达效，替代拆除设备的产能，而淘汰拆除落后工艺，又为下一步的发展项目置换出了土地。安钢的发展是在不新征土地的基础上，实现了工艺结构的升级换代，从新的角度拓宽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避免企业效益出现“马鞍形”的大起大落，做到了发展过程中产量不减、效益不降，核心竞争能力不断提升。

2007年，在理性客观分析国内外竞争格局的基础上，安钢实施“内部做强、外部做大”的第二个发展战略，承接优势、再续辉煌，开启了加快发展的新征程。2010年以来，安钢总投资上百亿元的新一轮结构调整又“闪亮登场”，以铁前3#高炉、3#焦炉、3#烧结机以及冷轧工程等为重点的20多个项目集中开工。铁前三大工程2011年内将相继投产。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安钢整体工艺装备将再上一个大台阶，产品结构将再上一个档次，核心竞争实力显著增强。

“两大跨越”无缝对接、传承接力，重在调结构、促转型、上新线、做高端，几年来，安钢以业界惊叹的“安钢速度”，以独具特色的“安钢模式”，硬是在不到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约节约发展”，走出了一条超常规、跨越式的科学发展之路，建成了千万吨级的现代化钢铁集团。

二、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经济发展“软实力”

安钢从长期的发展实践中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着力提升企业“软实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2002年以来，安钢先后建立了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级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等，形成了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科研体系。坚持借脑增智、借梯登高，加强产学研联合，先后与钢铁研究总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推进产销研一体化，全面加快新产品研发、生产，到推向市场、创造效益的步伐。依托信息化平台，实施精准控制、精益生产，三座150吨转炉全部实现“一键式炼钢”，实现了数字化、现代化。2003年以来累计投入科研资金近100亿元，完成科研课题 113项，申请国家专利 83项，获专利 55 项；主持和参与国家标准制定5项。联合开发的双温双压余热锅炉发电系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带来新的突破。

三、培育非钢产业，拓展经济发展新思路

“十一五”以来，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钢铁市场跌宕起伏，安钢经营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安钢大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寻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思路，大力发展非钢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充分发挥集团公司和各子分公司积极性，一业为主、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集团公司整体实力显著提升。目前，有23家分子公司从事非钢产业，涵盖机械加工与制造、冶金建设、物流运输、国际贸易、冶金炉料、矿山开采、房地产开发、钢材深加工等10多个领域。经过几年的发展，非钢产业实现了从亏损到平衡再到盈利的大幅跨越。比如，附企公司通过引入德国蒂森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建设板材深加工项目，提升了钢材延伸加工能力，产品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产品得到德国蒂森、法国阿尔斯通等世界500强公司的认可，拓展了安钢产品的国际市场；冶金炉料公司围绕白灰生产主业，积极实施增资扩股，引进民营资本建设回转窑项目，有力保障了集团公司的优质白灰供应；建安公司紧紧抓住集团公司铁前配套完善项目全面铺开的难得机遇，积极承揽业务，扩大内部市场份额，既降低了集团公司的发展成本，又有效锻炼了队伍，提升了竞争实力；机制公司主动拓展新业务，开发新产品，相继开发了高炉冷却壁、连铸结晶器、烧结台车等大型构件，较好地满足了集团公司发展需求，自身实力显著增强；汽运公司按照集团公司“主业做强、物流做大”的要求，通过修订物流制度、建立站点、完善仓储职能、引入专业管理模式等措施，物流保产创效能力进一步增强；综利公司围绕冶金渣综合利用，建设钢渣热焖工程，实现了服务钢铁主体生产和创效增收能力的同步提升。目前，非钢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加28.72亿，增长33%，利润同比增长25%，在产业升级中实现了快速成长，初步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正全力以赴加快做大做强，努力形成专业化发展的新格局。

四、建设“精品安钢”，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增强产品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中之重。面对国内外钢铁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差异逐步缩小的现实情况，独特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更是支撑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安钢立足自身实际，依托装备档次提升的技术优势，实施品牌战略，打造“精品安钢”，全力增强在国内外钢铁市场的竞争实力。

“十一五”以来，安钢坚持适应性和战略性调整相结合，构建并逐步完善产销研一体化平台，成立新产品研发推进办公室，有针对性地研发高端、高附加值和适销对路产品，以高端产品提升市场形象，以高效产品提高经济效益，“多品种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优势逐步显现。实现了长材与板材比例由“三七开”向倒“三七”的精彩转变，产品全面升级换代。即使是在目前只占30%比例的长材中，高线、三级、四级螺纹钢等高端高效品种比例也占据绝对优势；在70%的板材中，超宽、超厚、超薄等极限规格以及汽车板、桥梁板、管线钢、高强板等高端产品比例更是与日俱增。2010年品种钢比例、品种材比例双双突破70%，成功开发取向硅钢、不锈钢等高端产品，开发的帘线用钢被誉为“钢铁皇冠上的明珠”，桥梁板实现了整桥供货的历史新突破，一系列高端产品应用在“神六”飞船、奥运场馆、西气东输、北京南站等国家高端领域和重点工程，“安钢品牌”的美誉度和竞争力大幅提升。高强度板、锅炉容器板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30%和18%，保持国内第一。产品中西部销售比例达到79%，其中河南市场销售比例达到65%。产品出口扩大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市场实现了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出口结构由低端产品为主向高附加值钢材为主转变。

篇（9）

（1）在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往往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在这一阶段中，当地居民几乎完全与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没有贸易上的投资，人口是按照维持自给自足经济所必须的资源基础而分布的。

（2）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了。第二阶层的人口开始出现，他们进行着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为当地农民服务。由于乡村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是由农业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业分布与基本阶层农业人口分布直接相关。

（3）随着区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区域也开始趋向于从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

（4）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区域被迫开始实现工业化。区域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立足于建立在农林产品的基础之上，主要发展食品加工、木材产品加工和纤维纺织业等。工业化的后一个阶段则出现了诸如冶炼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

（5）在区域经济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区域实现了为出口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专业化生产。这时，区域开始输出资本、熟练技术人员和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专业化服务。

据此，在部门理论看来，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两个相辅相承的成长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必须经历由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商品经济转换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运输成本下降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只有运输费用降低才使区际贸易成为可能。此外，要想区际间资源转移获得最大比较利益，还必须建立区际贸易基础。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区域经济必然要相应地完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过渡。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区域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甚至在胡佛等看来，由农业、采掘业等初级产业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次级产业过渡被认为是维持区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部门理论由于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符合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但该理论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指出的，并非什么地区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这样的“标准阶段次序”。

二、输出基础理论

输出基础（ExportBase）概念最先由城市规划者们所采用，他们用它来预测地方化城市经济的短期变化趋势。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曾建立了一种能定量地对城市经济进行预测的理论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经济被划分为两个部门，即一个输出基础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外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和一个自给性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内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在这种模型中，通常假定自给性部门不具备自发增长的能力。但是，随着外部需求的扩大，输出基础部门的扩张、并为地方经济带来额外收入时，这些部门也会随之相应扩张。

输出基础思想后来被著名经济史学家、1993届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用来预测区域经济的长期变化趋势，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输出基础理论。诺思在其1995年所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根据把太平洋西北岸作为其实证研究的基地而得出结论：区外对木材、毛皮、面粉、小麦等产品需求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那里的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诸如辅产业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以及收入与就业波动范围等。他进一步指出，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输出产业投资的增长，也会导致对其它经济活动的投资增长。因此，按照诺思的观点，一个区域要求得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该区域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而特定区域能否成功地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又将根据它在生产和销售成本等方面对其它区域所拥有的比较利益而定。

与诺思的输出基础理论相对应，蒂博特在其于1956年所发表的《输出与区域经济增长》论文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thestapleexporttheory）。该理论认为，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开始于该区域发现了一种诸如矿产品等特殊的自然资源，或者因为其自然条件特别适合于生产某种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场商品价格为既定的条件下，资本甚至劳动力将输入该区域，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产将发展起来，而地方工业和地区市场是随着出口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按照该理论，特定区域要取得发展，必须以建立外向型的“大宗商品”出口产品基地的方式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可以被看作为输出基础理论的一种变种，也可以将其归之为广义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之列。

三、资源禀赋决定论

无论是部门理论还是输出基础理论，均是从部门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过程的，而较早从空间或区位的角度来对区域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可追溯到珀洛夫（H.S.Perloff）与温戈（L.Wingo）所提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

珀洛夫与温戈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1961年）等论文中，将诺思等人的区域输出基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广，并把制造业的建立看成是区域经济出现增长的首要条件。在他们看来：企业家总是选择使其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区位进行投资。为此，他们需要对不同区位的生产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并相应地作出区位投资决策。就特定产业来说，由于不同区位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取得其基本生产投入要素和接近产品市场的机会也将有所不同，相应地其成本与收益变量也就有所不同，从而企业家必然作出有利于某一特定区位而不利于其它区位的区位投资决策。并且一旦投资向某一区位倾注就会产生相应的区域乘数效应，从而加速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上的集聚过程。

珀洛夫和温戈通过对美国经济从早期农业社会阶段向先进的工业和服务业社会阶段过渡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上的日趋成熟，不同的自然资源都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并且随着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之不同，这些区域也将出现或大或小的繁荣。一般来说，区域增长主要取决于区域生产国民经济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按竞争利益向区外输出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输出能力增长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将通过乘数效应方式而得到强化。乘数效应大小将依赖于某些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特征的“内在”特征而定。在这些内在特征中，尤为重要的有：输出产业的性质、地方产业关联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以及工资水平、地方收入分配状况等。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扩张并出现自我强化和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时，新的内在因素，如与社会分摊资本及与产业集聚相关的外部经济、内部规模经济等将成为决定乘数效应和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将导致工业“核心地带”的形成。而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为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造就了基本条件，正是由于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而使得新的区得到连续的发展。即随着所需投入量的扩张以及地区新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发现，经济增长将逐步“渗透”到地区。

珀洛夫等认为，美国东北部“核心地带”的形成，最早即在于该地区拥有钢铁工业发展的“自然资源禀赋”，这一自然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在本世纪初发展成为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并进一步在后来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制造业中心。而美国自1920年以来所出现的不同州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整个趋势中，核心地带对地区的“渗透过程”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世纪以来，随着工业资本投资在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铺开，或者是从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向美国东北部高收入地区的移民，州际间的区域差异已逐步缩小。

珀洛夫等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将区域发展与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区域乘数效应等因素联系了起来，其理论思想与蒂博特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和诺思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具有某种类似特征。所不同的是，该理论已经将“核心地带”与“地区”等空间变量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之中，并且所分析的对象已由孤立的区域经济分析转向综合的区域发展分析，因而更接近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四、经济进步延滞假说

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已经将“核心”与“”等空间因素引入到对区域发展的分析之中，而美国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1979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W.Schultz）对“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即农村地区与工业城市中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区域经济进步的“延滞假说”（theretardationhypothesis）。舒尔茨最早在其于1950年所发表的《农业部门贫困的反思》一文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正当美国经济处于空前高速增长时，一些“农业社区”的生活标准还总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最初在该文中所给出的答案是，这种相对贫困并不是由土地的自然特征来决定的，而是由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的亲疏性（Proximity）所决定的。他在1951年所发表的《土地经济学构架：长期观点》一文中，又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为所谓的“延滞假说”，该假说的基本内容包括：（1）经济发展出现于特定的区位基（locationalmatrix）上，经济中一般存在着一个或数个区位基。（2）区位基一般以典型的工业化城市经济结构为其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往往出现在这些区位基的中心；基的中心一般都不会属于农垦区而往往为工业化城市中心，但由于这种城市中心的崛起而使得一些农垦区比另一些农垦区处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区位上。（3）位于或靠近特定经济发展区位基中心的区域经济组织将运行良好，受惠于中心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也将运行良好，只有远离区位基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运行状况比较差。

舒尔茨所提出的“延滞假说”后来由尼科尔斯（W.H.Nicholls）和唐（Tang）在南加利福尼亚、佐治亚和田纳西等州进行了检验。其研究结果证实了“延滞假说”所作出的结论。他们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发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达的县，其劳务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效率也高，越靠近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越高，农村收入也更高，这些都是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对农业要素市场所造成的影响的结果。

五、区域创新扩散理论

无论是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还是舒尔茨的经济进步延滞假说，均已经强调了“核心区”或“经济进步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贝里（B.J.L.Berry）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城市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扩散理论。

在贝里看来，城市中心在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创新的渗透作用，使经济增长通过城市等级而逐渐向下传播；二是增长利益的扩展作用，包括从核心区往腹地区及从大都市中心向城市间区的扩展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增长起源于企业和家庭对创新的采用。区域不平等则是由于创新的收益效应为时间的递减函数，并受扩散的门槛范围所制约。因此，城市中心本身即能起着一种“发展作用”，因为它们能强烈地影响着不同地方创新采用时间的先后顺序，而经济变化的影响将按城市等级顺序由高级城市中心逐渐传播到低级城市中心。

贝里认为，创新在大范围内的等级扩散及其横向扩展将带来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或者说增长起源于创新通过城市等级顺序的向下渗透以及创新向城市周围腹地的横向扩展。

从贝里的这一理论结论中可以推导出各种政策主张。一般说来，要促进区域成长就应该去加速创新的扩散，从而使创新逐渐渗透到贫困地区及小城镇之中。而且如果城市中心“创新潜力”大小真与其本身规模及接触创新采纳中心之机会相关，那么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去促进地区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并改进它们同最大或最早的创新中心接触可能性。

六、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那么，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如何，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研究应该首先应归功于杰弗里·威廉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他根据其在50年代对24个国家有关区域差异的国际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将会不断扩大，但是在达到发展过程的某一点后区域差异开始缩小。

由于威廉逊把区域人均收入作为指示器，将权变系数作为度量区域收入差异之工具，通过对24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区域不平等格局的经验考察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即当这些国家按其发展水平进行“排列”时，我们可以发现，区域不平等格局呈现为倒“U”字型状，其中，如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与波多黎各等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到达了倒“U”字型的顶端。威廉逊又将横断面分析法扩充到对单个国家区域收入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上来，并从24个国家中的16个国家中取得其所需的一年以下的短期数据。其结果是，这种趋势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所假想的格局：人们预料富国各区域之间会逐步趋同。事实上，它们也正在走向这个阶段，而不是趋向于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而穷国正相反，它们以区域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特征。

威廉逊的发现是引起区域发展理论家发生争执的重要源泉。然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即“在发展的初期，区域间以收入差距扩大和‘南北’二元性增强为特征；在国家成长和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则以区域间趋同和‘南北’问题消失为特征”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被区域发展理论家所接受，并把它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的或应该通过政策干预使之出现的模式。

七、经济增长空间影响论

篇（10）

1 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

经济和环境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即共生关系、二者基本上不存在影响的关系、二者存在相互影响的负面关系。首先，就共生关系而言，经济和环境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一面，经济和环境相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如生态农业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其本身又对环境产生正面而积极的影响。其次，就经济和环境基本上不存在影响的关系而言，经济的发展本身并没有对环境产生太多的负面影响，经济和环境共同都在发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关系。如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新加坡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服务行业，在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自身环境的发展，所以新加坡也被称为花园城市。再次，就第三种关系而言，其又可以分为两种关系：第一、经济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超过其本身的承载能力。第二、经济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已经超过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就前者而言，环境虽然遭受到了破坏，但并没有超过其负荷能力，在采取相应措施后环境依然能够逐渐恢复，甚至达到原有水平。对后者而言，环境已经在质上遭到完全破坏，环境已经不可能通过自我的自净能力恢复到原有水平，经济的发展已经对环境本身造成了不可修复的影响，那么这也是人们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不能并行的重要理由。

值得强调的是，在经济和环境二者的关系中，共生关系和二者基本上不存影响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中，并不存在环境的保护。环境本身就可以在被促进或自我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良性的发展。而只有在第三种经济对环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才谈环境保护，才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并行关系。但笔者认为，就第三种关系中的两种情况而言，都存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能够并行的可能性，即使是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产生了不可修复的影响，其理由如下：首先，环境保护的主要目的还是建立良性的生态平衡系统，其并不是一定要恢复到原有绝对理想完满的水平。其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不能说环境在遭受到严重破坏后就置之不理或不加以保护治理。再次，不管是经济发展也好，还是环境保护也好，二者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所以应当也必须并行。最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不能并行的理论假设是错误的。

2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能并行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

导致人类过分看重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应是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路，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只是一种主客二分式的关系：人和世界万物是两个相互对立、彼此外在的实体，人是主体，世界万物是客体，人通过认识（这里指广义的认识，其中包括实践―通常理解为人从世界万物之外进入和深入到世界万物之中，对外物加以改造的活动）以解决 世界万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间题”[1]。和这种理论构成直接相关的则是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理论认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拥有意识的人类才是主体，自然仅仅是客体。一切活动都必须满足人类这一主体的生存和发展为前提，人才是价值评判的尺度和标准。于是在“主客二分”和“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不是你就是我，不是主体就是客体的单一线型思维指导之下，人类开始疯狂而不计后果的向自然开采和掠夺。做为回报，自然开始反过来报复人类：生态的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海平面上升等接踵而至，这些灾害无疑都是自然在遭受严重侵犯后，为了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产生的正常现象，但是却对人类和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影响。

同时，由于“主客二分”、“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单一的不是主体就是客体的思维模式，主体性的人类在遭受到客体性的自然的打击和报复之后，人类往往又显得无能为力，人类的这种渺小性顿时又和自然的强大性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发展经济是不能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本身都对人类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整体观、系统观、协调观等也开始逐渐代替了“主客二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而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就是这样的理论之一。

3 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按照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真正有生命力的深层和谐必然是天下、世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谐，也只有在此情形下，一物、一人、一地、一国才可能获得真正持久的和谐。”[2]这种整体观认为，人本身就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万物构成平等的关系，“宇宙洪荒的实质是生生不已的创造力，其中涌动的是无穷的生命力。对于人与自然的所有生命而言，天地是所有成员的父母，万物和人类构成天地之间的生命共同体，即所谓“民胞物与”，有了这种情怀之的一，人在宇宙中不再具有疏离感，不再深怀孤独感，而是觉得自然与其他生命、山川草木，都是创化的产物，都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存在者。”[3]我们可以说：人和自然的生命不再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主客相分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互支持也相互制约的合一关系。

在这种整体思维的指导之下，“人的存在境域不是一个狭小的人类社会，而是一个天地宇宙。”[4]人做为万物之灵，又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这就必然要求他把自我当作生命存在的同时也把外在生命当作一种存在，在重视自我生命的同时，也重视外在的生命。人其实并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之人，而是主载之人，所谓主载就是有义务和责任去考虑或承担其他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承载自我也承载他人。

所以，人和外在环境在本质上都属于宇宙洪荒的一部分，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大宇宙式的生态系统。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必然要去考量其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人类如果要真正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把自我置身于这个生态系统之中，平等地考量所有的生命存在。

这样，可以说在任何时候，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并行应该是可能的，而且应当变得可能，即使在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之下。倘若我们在理论前提上就认为二者不能并行，经济的发展最终在实际上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以至消亡。从而使经济发展变得不可能，人类也将变得难以生存和发展。

当然，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的指导下，传统的五行观，中医学理论则给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传统五行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他们存在于一个动态的系统之中，构成相生、相克的生成和制恒关系。事物在这样的生化克制关系中保持着平衡和发展，而中医学则以传统五行理论为基础，并将其应用到中医理论和治疗上，把人的身体看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讲究：辩证施治、阴阳调和、抑强扶弱等。

同样，经济和环境二者都构成整个自然社会的一部分，二者都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其中哪一部分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其他二者的正常存在。人类社会同样也是一个大的生态平衡系统，人类在自我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经济和环境的生克制化，重视调节和平衡。所以以五行理论为基础的中医学理论正是解决经济和环境内在矛盾的良药，也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