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的风险概念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金融中的风险概念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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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风险感知的定义Bauer(1960)强调风险感知是一种主观感知的风险而不是真实世界的客观风险。Slovic(1987年)将风险感知定义为人们对风险的直觉性判断。英国皇家学会(1992年)对风险感知的定义则涉及人们对风险和回报的信念、态度、判断和情绪，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和文化倾向。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来自Diacon＆Ennew(2001年)。他们认为风险感知并不是一个类似于“风险”那样简单的抽象化概念，而是对具体情境中某个潜在危险的多维属性所进行的评价。他们提出风险感知是一种特殊的释义进程，是人们为在某领域/情境/事件中做出计划、选择和行动而试图对其赋予意义、加以理解的心理加工过程。

1.2金融风险感知以往文献中出现的“financialriskperception”根据其研究内容的不同，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1.2.1财务风险感知将风险根据其来源不同进行风险感知的维度研究时，它是一种风险要素或风险类别，跟其它风险要素如心理、社会、生理等类似(Jaboby＆Kaplan，1972年)。它在各个领域(如医疗健康、金融投资)的维度研究中都可能存在，是关于财务性风险的感知，我们称其为财务风险感知。

1.2.2金融风险感知金融领域风险感知尽管与其它各个领域一样，也包括了对财务风险感知的研究，但却不只于此。如:Olsen(1997年)、Diacon(2004年)研究的是金融专家或金融产品投资者的风险感知;Diacon＆Ennew(2001年)研究的是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感知;Vlaev，Chater，＆Stewart(2009年)研究的是与投资领域金融决策有关的各种风险感知;Sachse，Jungermann，和Belting(2012年)将金融实践中各投资品种本身所涉及的风险看作金融风险并研究个人投资者对其的感知。与Bauer的观点相似，Slovic(1972年)最早关于投资决策的研究也发现，不确定性(即:风险)情况下的决策是基于预期对不确定性与回报做出的权衡，而回报的波动性本身并非决策的可靠预测变量。这正是金融领域风险感知产生的根源。大部分研究者认同金融领域的投资者属于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其风险因素更为抽象、知识不足导致的不确定性更为突出(Mitchell＆Greatorex，1993年)、所“消费”的产品，质量在购买前难以评估，甚至在购买后也因市值波动的影响而很难准确评估(Diacon＆Ennew，2001年)。因此，金融领域具有不同于其它领域(包括普通消费领域)风险感知的特征。我们根据以往研究进行总结，金融风险感知研究的是:在金融实践领域中，投资者对金融产品和投资决策风险的直觉判断、态度、情绪和社会文化倾向。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包括投资者的风险感知、金融决策过程中的风险感知、对不同金融投资产品的风险感知等。归纳而言，对金融领域活动中存在的所有风险的感知，我们统称其为金融风险感知(FRP，FinancialRiskPerception)。需说明的是，金融包括融资和投资两方面，但本文仅介绍个体作为一种特殊消费者的情况，仅指金融投资领域的个人投资者风险感知，不含融资领域风险感知和机构投资者风险感知。

2金融风险感知的维度与测量

2.1结构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oftheCon-struct)个体风险感知的维度研究(researchondi-mensions/facetsofindividualriskperception)最早源于对风险感知结构的概念化，并为后期感知风险减少的策略研究也提供了思路。其中Bauer(1960年)关于感知风险的概念是消费行为领域最早的和应用最广的结构式定义，包括结果和不确定性两个维度。Schiffman(1972年)等研究者则提出另一种双维度风险感知的定义:不确定性和重要性。也有学者提出仅以单一维度来定义风险感知。Cox(1967年)根据Bauer的概念提出了感知风险的2个维度，他认为感知风险值是损失(预期结果不发生时可能产生的损失)和不确定性(或损失概率，主观感觉到的预期结果不发生的概率)的函数，而损失是预期结果重要性、损失严重性和预期结果实现方式的函数。也有学者提出反对，发现当损失足够大时，不确定性维度不再有意义。

2.2金融风险感知的维度金融风险感知的维度研究始于上述风险感知的概念研究所发现的结构、基于普通消费领域风险感知维度研究的成果，并逐步发展到更为丰富的多维度模型。Slovic(1987年)就公共及社会应激管理的研究所发现的双维度被很多金融风险感知研究所采用，包括因素1:可怕性风险(缺乏控制感、恐惧、最大损失及其可能性、风险/回报不匹配)和因素2:未知的风险(被判断为不可见的、未知的、新异的并且损害会延迟体现的高风险)。Olsen(1997年)在投资领域的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投资风险感知是多维的，包括四方面的风险属性(在他的研究中能解释80%以上的总体风险感知)，预测作用从高到低是:缺乏控制感、大额资产损失可能、回报低于预期可能和投资知识不足感。MacGregor等人(1999年)调查了专家对一系列投资在14个变量上的测量结果，发现风险感知包括回报相关和风险相关两个感知维度，其中焦虑、变异性和知识3个因素能解释98%的风险感知。Koonce等人(2005年)的研究结果与此类似。Diacon＆Ennew(2001年)对英国投资者的风险感知研究发现的则是5个维度:不信任、关注不利结果的严重性、关注回报不确定性、缺乏知识和难于管控。最近的研究是Sachse等人在2012年进行投资风险感知的因素分析时，发现了风险性和可控性两个维度，其中总体风险感知主要负载于风险性因素(是关于产品本身风险属性的感知，包括:损失和波动性、随投资行为而来的焦虑、关注和不可预见性等);另一个可控性因素则包括流动性(可变现性)和公开性。

2.3金融风险感知的测量方法将Slovic(1987年)的理论应用于金融领域，那么金融风险感知测量的就是人们在描述和评价金融产品和投资决策时所做出的判断。目前最常用的是心理测量范式，包括对测量结果进行排序、相关分析、因素分析等，据此产生风险感知的几个维度，并根据心理测量量表对金融感知风险进行量化的测量。归纳以往研究，发现金融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2.3.1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一是调查的多为投资者对金融市场中产品的风险感知，包括调查全部金融投资品种、部分金融品种或某一种金融产品等不同的研究情况。如:MacGregor等人调查的是19个风险、回报及其比例不同的产品，并在总结出跨产品的金融风险感知共性维度同时，发现个体对不同产品风险感知的具体因素有些许差异;Sachse等人(2012年)调查的是7种市场常见的投资品种;Baker等人(1977年)调查的是股票投资;Huber等人(2012年)调查的则是保险投资。二是研究的因变量多与偏好和决策有关，如:Wang等人(2006年)调查再投资意向和投资满意度;Sachse等人(2012年)关注对具有不同金融风险感知的产品的投资意向。

2.3.2采用开放式(定性)与结构化(定量)结合的调查方法通过开放式问卷获得一些属性不同的潜在风险来源，要求被试对其进行评价，再根据测量结果抽取出金融风险感知维度。第一步，要求被试报告在衡量投资风险时首先考虑什么(即:风险的相关方面)，并逐一评价其重要性(Vlaev等人2009年)，这一定性研究的结果为下一步结构化金融风险感知调查的设计奠定了基础，减少了风险感知变量的数量;第二步，对统计结果显示了显著关系的各方面进行因素分析，并进而测试其与总体金融风险感知、投资决策的关系，如:要求专家对不同投资品种的风险和投资环境、产品的其它方面进行评价(Koonce等人2005年)。Olsen(1997年)也是根据自己早期定性研究所发现的风险各相关方面来考察它们对总体风险感知的预测程度;Vlaev等人(2009年)基于前述Slovic的研究，围绕“不懂”和“害怕”两个方面，通过专家辅助设计了22个问卷题目调查影响风险感知和金融决策的因素。

2.3.3表达性偏好的广泛应用除Duxbury＆Summers(2004年)、Nosic＆Weber(2010年)和Huber等人(2012年)等少数研究者采用实验法外，在金融风险感知领域，以风险感知研究大家PaulSlovic为代表的绝大部分研究者，进行维度研究多通过表达性偏好(re-vealedorexpressedpreferences)方式。如前所述，采用标准化问卷进行调查，特别是总体金融风险感知多采用直接询问的方式(Weber等人2012年)等。而Lucarelli＆Brighetti(2009年)的实验研究则是采用了一种创新性的、融合了金融和生理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通过一个名为IGT(I-owaGamblingTest)的心理测试，以皮肤电传导测量个体在做出风险决策时的心理反应。

3金融风险感知的影响

因素近年来在金融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主观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被纳入。金融风险感知的差异总的来说源于三个方面:与金融投资活动本身有关的因素(如:收益率、损失概率)、个体差异和社会文化差异，如:Weber＆Hsee(1998年)就是通过一系列投资选择的实验发现了风险感知的跨文化差异。

3．1风险来源和风险信息从风险活动或投资产品本身入手，这是最基本也是研究最早的风险感知因素，因为风险感知总是与特定的风险事件或情境(如回报、期限、概率等)有关(Sachse等人2012年)。而金融风险感知还会因前后的风险事件、情境的影响而变化，如Burns，Peters，＆Slovic在2012年的研究发现，金融风险感知在经济危机前后有所差异。Wang等人(2006年)指出:风险来源(通过研究信息类型确定)对中国股民的金融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来自公共机构的公开信息能降低金融风险感知，而信息的不对称性则会增加金融风险感知;Kahneman＆Tversky(2000年)等则关注了风险信息呈现方式的影响:如Anderson＆Settle(1996年)认为，应按投资者的投资期限向其提供投资产品的收益、风险分布信息，且投资者更愿意接受简单易懂方式呈现的信息;Vlaev等人(2009年)要求被试对11种不同的风险信息描述方式(针对同一金融产品)进行评价。Huber等人(2012年)发现产品的风险信息以正面参照点/负面参照点/无参照点的三种不同方式呈现时，被试的金融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差异。

3．2个体差异从参与风险活动的个体差异入手，这是被研究得最广、涉及面最多的金融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知识、情感因素、风险偏好和人口统计学属性等。Koonce等人(2005年)等大量研究者都关注了知识，特别是特定领域的具体知识或熟悉程度(Slovic等人1985年)，并发现知识对金融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Sachse等人(2012年)还进一步发现知识和经验与投资风险感知呈现负相关(即:较低的金融风险感知水平与较多的知识、经验相关)。Slovic(2000年)等则通过调查专家和外行两个群体(知识水平不同)的差异来间接研究知识对金融风险感知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发现，两类人的金融风险感知结构相似，都含有不同于传统经济学观点的非理性因素。人们的正负向情感和情绪因素，如焦虑、恐惧、快乐等也会影响其金融风险感知。Finucane等人(2000年)和Slovic＆Peters(2006年)等强调了情感启发式在经验性思考和决策中的作用，并发现感知风险和感知价值的反向关系是由于正负向情感因素的存在影响了人们的决策加工过程，从而他们将感觉或情感作为感知风险的一种最基本方式。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情感因素对金融风险感知的负面作用，如概率忽视(Loew-enstein等人2001年)或过于看重小概率事件(Tversky＆Kahneman，1992年)、对损失比对回报更敏感(Kahneman＆Tversky，1979年)，或对短期的损失更敏感(Thaler等人1997年)。大量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属性对金融风险感知有影响。Weber等人(2002年)发现金融风险感知有性别差异(男性偏低);Haslem(1977年)发现年龄和教育水平对金融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投资者属性如投资年限和经验、周期、品种等，也对金融风险感知有影响。但研究结论并不统一，Sachse等人(2012年)的线性回归分析就发现性别、年龄和经验与金融风险感知不相关。风险可容忍度和风险偏好、认知偏见和信任等，通过心理加工过程也可能对金融风险感知产生影响。Weingart(1995年)认为风险偏好会影响风险感知;Huber等人(2012年)也以更详细的阐述支持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态度影响感知进而影响行为的金融决策链条。但也有很多研究者(如Weber2002年等)认为对感知风险的态度在跨文化和跨领域、情境时能保持稳定，而风险感知本身却存在跨文化的差异性。

4金融风险感知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Engel等人早在1973年就已发现了感知风险在决策中的重要性，认为决策就是一个降低感知风险以达到可容忍水平的过程。而在金融投资领域，投资决策包括对感知风险进行评估和对是否投资做出选择两个方面(Duxbury＆Sum-mers，2004年)。Weber等人(2002年)关于愿意采取风险活动的可能性与风险感知的回归发现，不同性别和领域的风险行为可能性差异与该行动的风险感知差异有关;Sachse(2012年)在放入了前述风险性因素和可控性因素的投资意向模型中，发现风险感知可用于解释95%的投资意向差异;Roszkowski＆Davey(2010年)认为风险感知会影响投资行为。但从研究结果来看，这一观点仍然存在争议:Wang等人(2006年)所提出的风险感知中介模型(自变量为外部刺激;中介变量为风险感知;因变量为再投资意向和投资满意度)未被全部验证，他们发现风险感知与投资业绩正相关、与投资满意度负相关，但在以风险信息来源预测投资意向时仅与投资业绩正相关，与风险感知高低无关。这与Slovic等人(1999年)的研究结果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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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金融的概念和知识主要从新闻上得知，主要是在有关银行为企业贷款，但是最后贷款收不回的情况下得知的。因此，我在想，如果银行能够在供应链企业选择的时候，具有一定的风险识别手段，就可以有效的降低了银行的损失。因此，我经过查找书籍和网上资料，发现很多前辈已经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而我就通过一个学生的角度和现有的知识对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进行阐述，希望为银行信用风险的控制出一份力。

一、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现状

我国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融资贷款企业的经济实力不够强，资金链容易断裂，抗风险能力比较低，导致不能偿还银行的贷款，让银行承受一定的损失。而目前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银行对供应链的风险识别还有待提高，因为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存在的资金风险比较隐蔽，简单的风险识别办法，不足以分辨出来，这就会导致银行在供应链金融中，承担一定的风险。同时，我国银行在对企业的信用评价的等级，划分的过于模糊，其中的某些标准模棱两可，这就导致了企业在申请金融贷款的时候，银行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审核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企业存在的经济风险，也为银行带来了信用风险。所以，需要根据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的现状，提出解决办法。

二、浅谈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

（一）对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的识别

识别的概念就是在未发生问题之前，就发现某些事情的本质。而在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中，具有风险识别能力的银行，可以避免银行出现较大的经济损失。我们知道，在金融中，国家想要调控经济，想要确保各个行业稳定发展，就要通过国家的贷款来扶持。也就是说，我国需要政府对银行的贷款以及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让银行在供应链企业中，学会识别哪个企业具有信用风险，判断的依据是企业的基本素质，偿债能力，运营能力，创新能力和信用记录等。通过这六个方面，可以综合看出，企业自身的风险程度是多大的。银行可以根据企业存在的风险程度进行判断，是否需要为其贷款，而且如果企业信用记录不良，或者经营能力不够，甚至盈利能力也不行，而且信贷风险能力低的企业，以及还贷能力差的企业，拖延还款或者曾经拒不还款的，这些不良的因素的时候，则不能给企业提供贷款这是保证降低银行贷款损失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二）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的评价

经过多方面的查询，发现我国目前银行在供应链风险中的评价大约分为十个信用级别。主要是AAA，AA，A；BBB，BB，B；CCC，CC，C；D这十个级别。银行可以对中小型企业实行评分制度，也就是根据风险识别中的六个方面，详细划分为十几个小的内容，分别进行打分，如果都在及格线以上，也就是CCC级别的，则可以考虑为企业提供资金，进行融资。而且还可以根据市场经济变动对企业的的考核和审查更严格，划分的信用评价标准更详细，不仅要考核企业的信用级别，还要考核企业法人的信用，如果企业法人的信用不存在问题，这样银行就可以根据自身对企业的了解程度，允许企业可以贷款不同级别的金融额度。而且在开放经济视角下，对企业进行信用风险评价，可确保我国的企业在国际信用上的保持一个良好的记录，这样对于我国的企业能够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监理一个完善的信用风险评价体系，能够 帮助我国企业快速的成长，并且企业的运营能力，盈利能力等都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三）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控制处理

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其本身的金融含义和范围就要比传统的金融信贷要广阔。而且从开放经济视角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的控制和处理，更符合国际的发展趋势。首先，需要控制的信用风险是现金流的风险，也就是银行需要在特定的背景下，对现金流进行管理，管理的内容主要是流量的管理，流向的管理，以及循回周期的管理。并且需要选择合适的管理手段，比如使用金融产品的组合运用，或者对企业贷款的信息文件的约束，还可以选择业务流程模式以及对商务条款的增加和控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银行在信用风险上的控制。而处理的手段则需要选择把风险管理融入到企业管理流程中。其模式大约就是和老师对学生不断的进行测评考试，以确保期末考试的成绩相类似。在平时的管理流程中，就有效的控制了企业的金融风险，同时也有效的降低了企业不还款的概率，让银行能够放心还款，从而帮助企业渡过经济难关。所以，选择的模式主要有三类，存货融资，预付账款融资，以及应收账款融资。这样可以避免企业因为经营不善，出现信用风险。这样也是减少供应链中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的有效手段。

（四）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对我国企业走向国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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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70-10一、引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和大众对生态环境关注度的提高，发展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共识。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03年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我们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二氧化碳排放为特征的绿色发展模式。此后，低碳经济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经济决定金融，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发展相应的金融业务，如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融资、理财等，这就是碳金融业务。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催生了低碳金融的发展，而且需要低碳金融的加快发展反过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低碳经济和碳金融已成为时展潮流的现实背景下，传统的金融制度与发展理念需要改变，金融体系也需要调整，以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碳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全面回顾碳金融理论研究进展，系统归纳和评介碳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并展望碳金融理论研究的趋势，以期为碳金融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碳金融的概念及属性

“碳金融”是指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并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切活动，这是现代金融根据环境金融与绿色金融延伸出来的最新提法与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为了降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的负面影响，国外经济学者试图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中心，如何利用“金融”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也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由此“环境金融”便应运而生。最先提出“环境金融”概念的是Salazar（1998），之后Cowan（1999）、Jeucken（2001）、Labatt等（2002）分别从不同侧重点对环境金融进行了阐述：Cowan（1999）侧重对环境经济和金融双方互利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其既为发展环境经济提供了各种资金融通的途径，同时又能从环境经济发展中获益；Jeucken（2001）侧重对环境与金融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解释，在对银行业与可持续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银行业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分为抗拒阶段、规避阶段、积极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四个阶段；Labatt等（2002）在《碳金融》一书中侧重从环境金融产品的角度对环境金融进行表述，认为环境金融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提高环境质量、降低环境风险为目标而设计的金融产品。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加上《京都议定书》中市场机制的设计使原本是免费环境资源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商品化，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延伸出的“碳金融”概念便应运而生，并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王定祥，琚丽娟：碳金融理论研究评述与展望碳金融是指建立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为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机制（Meijer　et　al，2006），这是一个比较广泛、抽象的概念。世界银行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则显得相对狭隘，认为碳金融是提供给温室气体减排量购买者的资源。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碳金融已经超出了减排量购买的范畴。Labatt等（2007）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碳金融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和拓展，认为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探讨与碳限制社会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会，提供和应用市场机制转移环境风险和促进环境目标的实现。总的来讲，碳金融是指在碳排放受限制约束的情况下，在一个排放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必须付出代价的世界中所产生的金融问题以及解决气候变化的金融方法和工具。可见，“碳金融”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可以把通过金融工具转移环境风险并实现环境目标的碳约束行为视为狭义的碳金融，而将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方式定义为广义的碳金融。

随着国内低碳经济的兴起以及受国外碳金融理念的影响，碳金融研究成为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内一些学者在相关著作中引入了“环境金融”的概念。部分学者，如孙洪庆（2002）、熊学萍等（2004）还用“绿色金融”“生态金融”来表示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内涵与“碳金融”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处。王宇等（2008）从碳金融对环境意义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碳金融”进行了概括，认为碳金融是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制创新，其具有减排的成本收益转化功能、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气候风险转移功能和国际贸易投资促进功能四个方面的功能。吴玉宇（2009）和曾刚等（2009）对“碳金融”概念的观点基本相似，认为凡是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活动都可以称之为碳金融。张明珅（2010）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比较全面，认为碳金融是指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包括相关金融制度设计、金融交易和中介行为，通过金融活动和金融工具使有限资源投入低碳经济，促进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经济发展。目前“碳金融”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而本文比较认同的是郑扬扬（2012）的观点，其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碳金融”定义为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的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

在对碳金融概念进行界定的同时，国内学者还对碳金融的特殊属性进行了探讨，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其与传统金融的本质区别。碳金融以碳排放量的交易为核心，它不仅具备在交易中形成的商品属性，而且金融在商品市场中的流通使其逐渐由商品属性向金融属性过渡。从对碳金融的内涵界定可知，碳金融实质上是“碳交易+金融属性”，碳排放权具有准金融属性，而且可以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资产，通过对碳金融收益的追逐可以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易霞仔等（2012）认为碳金融是社会属性、准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的集合体，其社会属性体在于其与金融衍生产品类似，是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产生的旨在通过碳交易来转移风险的一种金融性碳契约；其准金融属性不仅在于以碳排放权为载体的碳金融具有货币性，而且碳交易以及低碳生产方式也凸显出了其“准金融的属性”；其商品属性则在于其成本收益的负相关性、依靠市场的价格信号形成对资金的融通功能以及对环境风险的转移和分化。娄欢欢（2011）从法律的角度对碳排放权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指出碳排放权在法律意义上成立的实质在于，无论个人还是企事业法人单位，为了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对温室气体进行排放的行为，是通过法律拟制而获得的对环境容量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这种权利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并在国家公权力的许可下获得；之后，碳排放权人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被授予的排放权能，超出规定权限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乔海曙等（2011）研究认为，碳排放权实质是一种新的金融形式，不仅具有金融资产属性，而且具有金融资源和金融功能属性：金融资产属性体现在碳排放权的“准货币化”特征、碳排放权作为金融资产的特殊性和广泛性等方面，金融资源属性体现在其具有稀缺性和战略性两方面，而金融功能属性主要体现在其特殊的减排成本内部化和最小化、产业链低碳转型、气候风险转移和分散功能三方面。

从以上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碳金融”概念提出的逻辑起点以及对这一事物认识的成熟度和完善性上存在差异，尽管他们在概念表述、研究角度上各不相同，但普遍认为，碳金融是金融领域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金融创新活动，为缓减气候变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可见其本质是一致的。低碳金融属性的研究是对碳金融内涵的进一步延伸，同时，将低碳金融与传统金融划清了界限。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认识正在逐步趋向科学化和系统化，这将为未来碳金融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认识基础和理论前提。

三、碳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1.“绿色金融”理论

20世纪以来，环境气候的变化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金融对资金和社会资源起到了“绿色配置”的作用，这将大大促进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绿色金融”不仅要求将环境保护观念引入金融机构内部，而且更加强调金融业为解决环境污染、为环境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支持，它成为环境保护与金融之间的绿色桥梁。Jeucken（2001）在《金融可持续发展与银行业》中分析了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强调了银行在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Gradel　等（2004）把金融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们在《产业生态学》中系统研究了金融与环境保护的内在联系，从产业与环境的视角把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业纳入服务业与环境保护的理论框架中，以至于最终成为学者们研究碳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2.气候风险管理理论

气候环境的变化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Labatt　等（2002）认为，气候变化同样也会给企业、金融服务业、投资者带来风险，他们将其称为气候风险。从企业层面来讲，气候风险主要包括企业因不遵守气候法规而遭遇法律诉讼的法律风险，而且如果忽视与碳排放有关政策、产品和生产程序等将面临声誉风险。碳排放限制政策随着气候的变化而不同，而不同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同，将会影响到其资产和资本的支出，进一步使其面临市场竞争风险，如何应对气候风险和增强对气候风险的管理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同时，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不同企业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要想转移气候风险必须通过碳金融市场这个载体来管理和解决。随着气候风险已经成为影响金融业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气候风险管理理论便成为碳金融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3.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早源于马歇尔所著《经济学原理》中的“外部经济”概念，其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全球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给对社会造成一定负外部性的传统企业带来“搭便车”的机会，使私人成本不能完全内生化。针对这种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科斯基于市场机制下的外部性理论为合理的碳减排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经济活动主体拥有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力（即人均排放权），在该碳排放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碳基金等业务手段，可以在达到碳减排目的的同时使外部成本内部化。Barrett（1998）指出，各地碳减排成本的不同意味着《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机制能督促全球碳减排分配产生效益。但是，不同企业由于自身创新能力不同，应对环境问题将对其成本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能够通过创新将多余的碳排放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并从中赢利的企业来说，外部成本内在化是其减排的兴趣所在。企业的经营目标不仅要追求自身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竞争力。Schaltegger　等（2000）对企业环境管理投资与其金融利益相关者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金融利益相关者获得发展优势，于是碳减排交易便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和运用。

以上理论研究不仅廓清了碳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全球碳金融的实践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是与目前碳金融应用层面的研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未来碳金融理论的发展应与实践应用同步前进，并指导碳金融实践。同时，碳金融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综合了环境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法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学科。因此，在未来的理论研究过程中不能孤立进行，要在借鉴其它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碳金融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四、碳金融市场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

碳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碳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创新和发展碳金融市场不仅是碳金融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同时还关系到金融体系的重构和金融产业的优化升级。目前，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建立碳金融市场体系，旨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国外碳金融市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学界对碳金融市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骆华等（2010）对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以来，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由2005年的109.9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360亿美元，年均增长184.6%。世界银行预测，2010—2012年全球碳交易规模每年可达到600亿美元。

碳交易额的迅猛增长使碳金融市场结构的划分变得不可或缺。张小艳（2012）按照碳信用来源不同，将其分为配额型交易市场和项目型交易市场。配额型市场包括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配额交易（AUU）市场、区域性碳减排机制下的配额交易市场、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下的配额交易市场三个层次；项目型交易市场包括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核证减排单位（CERS）交易和联合履行机制下的减排单位（EUR）交易。Hamilton等（2008）根据交易主体减排义务是否具有强制性，将碳信用市场分为规范市场和自愿市场两种类型，其中规范市场要受到国际、国内或区域性的强制性法规的限制《京都议定书》下的AAUs、ERUs及CRUs都可在规范市场进行交易。　；而自愿市场不受强制法规的束缚，因此可供交易的碳信用也相对比较广泛，除了在规范市场交易的碳信用形式外，未经核准的减排量（NERs）、经核实的减排量（VERs）以及预期减排量（PERs）都可在自愿市场进行交易。从碳交易所的全球分布结构看，李瑞红（2010）认为国际上大部分碳交易所为发达国家所控制，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国外已形成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亚洲碳交易所（ACX）、欧洲能源交易所（ECX）等近20多个交易所；而我国自2009年山西吕梁、湖北武汉、浙江杭州、云南昆明等一系列交易所相继成立以后，碳交易体系才粗具雏形。　。乔海曙等（2011）研究认为，碳交易市场与一般金融产品市场类似，存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分：一级市场涉及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即产品产生核准阶段；二级市场是指初始分配后的自由交易市场，主要涉及以初始分配为基础的产品的交易流通阶段。

金融市场的组成要素是市场发展的基础，全球碳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展以及结构变迁为进一步探索碳金融市场相关要素提供了条件。市场参与主体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要素，其发展规模和类型的多元化是衡量碳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参与主体的变迁是市场结构变化的表现。在碳金融发展初期，我国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是在政府鼓励下的一些金融机构，结构较为单一，市场发展缺乏动力。之后，随着人们对碳金融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国内外商业银行、保险机构、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基金等都参与到碳金融市场的交易中来。参与主体规模的日渐扩大和种类的日趋丰富，在提高碳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同时，也为各类市场主体进行投融资提供了一种科学化的平台。　。刘英等（2010）按照交易目的的不同将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分为通过期货买卖来规避风险套期保值且有减排任务的企业、通过碳金融产品价格的涨跌进行贱买贵卖的纯粹的投机者、作为中介代表的期货公司和保障碳市场规范运作的监管主体等。林永生等（2012）根据参与主体功能的不同，将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分为供给方、需求方和中间商三类：供给方包括转型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拥有多余碳排放配额的发达国家；需求方包括资源减排市场的买方以及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减排任务的政府；中介商主要是指从发展中国家买入经核准的减排单位，然后将其在交易所卖出实现套利的中介机构。

碳金融产品作为市场交易的物质载体，在碳金融市场的不断拓展中走向多元化和复杂化，由初期的以配额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项目市场中的核证碳减排量为主的原生产品交易，向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为主的衍生产品的方向发展原生产品主要是以EUA（即欧洲碳排放配额）、AAU（即UNFCCC附件Ⅰ缔约方国家间协商确定的排放额）为主的配额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CER（即核证减排量）、ERU（即联合履行机制允许的附件Ⅰ国家通过投资项目的方式从另一附件Ⅰ国家获得的减排量）为主的项目市场中的碳核证减排量。2005年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碳排放权期货市场的建立，标志着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金融衍生产品的正式问世。随后Uhrig（2006）和Wagner（2006）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期权产品设计方案，旨在通过向市场引入一种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权工具来达到规避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王留之等（2009）针对国内碳交易市场中企业开发CDM项目融资难的问题，提出进行金融创新的计划，推出了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融资租赁、保险业务、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碳资产证券、碳交易保险、以CERs收益权为质押的贷款等八种创新产品。目前，在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中，比较成熟的包括绿色贷款、互换合约、环保期货、环保基金、碳交易保险、巨灾债券以及基于减排信用设计的金融产品、天气衍生产品等。目前，远期、期权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已经远远超过基础产品成为最主要的交易工具。　。碳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在最大限度满足不同企业和金融机构需求的同时，也大大地活跃了碳金融市场，激发了碳交易市场的生机和活力。然而，碳金融产品种类的创新对产品的市场定价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厘清影响碳金融产品价格的因素，并构建一套完整的包括定价、核证在内的价格体系，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Wilfried（2007）等将碳市场中的碳配额看做是一项稀缺的输入变量，认为EU-ETS碳配额价格将在很大程度上受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影响。Mansanet（2007）则持不同的观点，其通过对碳配额日价格的变动观察发现，能源资源是决定碳配额价格的主要因素，而气候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对其产生影响。Alberola（2008）等人指出，EUA现货价格不仅受错误预测能源价格的影响，而且与未预计到的温度变化也有关。刘英（2010）认为，碳价格在与能源市场价格存在较强关联性的同时，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Daskalakis（2009）和Paul（2010）分别通过蒙特卡洛法和扩展的带有跳跃性的几何布朗运动模型对欧洲碳期权定价和欧盟碳排放权的现货价格进行了研究，前者肯定了模型的有效性，后者得出了碳信用现货价格具有跳跃性和非平稳性特征的结论。Camona（2009）等学者利用竞争性随机模型对碳配额价格的形成及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论显示，模型的解服从最优随机控制理论。为了检验碳配额价格与相关动态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Benz　等（2009）、Chevallier（2009）采用马尔科夫机制转换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以及非对称的GARCH模型对不同阶段碳排放配额的短期现货价格与收益的波动行为、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总体上看，目前在碳金融产品定价的研究上还处于初级阶段。

全球碳金融市场在近几年得到了迅猛地发展。但由于目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尚未完全统一，各类碳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加之市场管理规则的千差万别，伴随而来的是碳金融市场交易的高风险和低效率并存。因此，加强对碳金融市场的管理不仅对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未来全球碳金融市场能够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的关键。林立（2012）选取国际碳金融市场中最具代表性的期货市场，以2006—2010年的ECX期货合约为样本数据，研究了其在不同市场收益率和不同投资时间影响下的风险状况，认为碳金融市场存在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而且通过对2006—2007年和2008—2010年两个时间段的比较，发现碳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比较平稳，而非系统性风险在逐渐减小，说明国际碳金融市场正在逐步趋于规范化。一些国外学者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的方法，认为CDM项目存在基准线风险、政策风险、项目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治风险以及名誉风险7大类风险，而风险管理的原则是将风险指定给最有能力承受它的一方。还有些学者，如Blyth（2009）和Li　等（2011）通过实证的方法将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引入模型来研究风险管理，前者引入政策因素和技术成本研究碳信用价格的风险管理；后者通过层次分析方对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如工业发展背景、市场结构、商业发展状况以及基础设施等）进行实证，认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碳金融评估体系是中国市场解决碳金融风险的一个迫切任务。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碳金融的发展主要以市场为基础，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多数情况下存在资源配置失灵现象。张晓春等（2011）把碳金融市场无法有效运行的原因分为价格非理性波动、市场垄断和非法经营，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监管，政府监管是克服“市场失灵”引发多方风险的有效手段。卢现祥等（2011）针对我国企业减排动力不足带来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入手分析了政府职能与企业减排之间的关系，建议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

毋庸置疑，碳金融市场的风险监控至关重要，但其效率的管理也不容忽视。碳金融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不完全竞争性以及大量不合理和非有效因素的存在成为其高效运行的障碍。除此之外，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呈现出区域性竞争发展的特征，空间上的分割以及地区性排放额分配政策的差异，增加了碳金融市场的监管成本，降低了碳金融产品交易的效率。可见，优化碳减排量在空间的合理配置，促进碳减排政策在各地区之间的协调配合，是促进碳交易市场更加有效的重要措施。Moslener（2004）和Stranlund（2007）都强调了监管在碳金融市场效率提高中的重要性，前者通过一个交互模拟模型对EU-ETS成员国碳排放额分配方案进行各种设计，认为减少管制成本以及资源在转移过程中的浪费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Daskalakis（2008）和Markellos（2008）运用现货和期货市场的部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政府对短线投资和碳配额融资的限制将带来碳交易市场的弱有效性。Vrnokur（2009）也对EU-ETS施加配额融资和申请的限制提出反驳意见，认为提高碳交易体系的效率必须解除限制并增加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篇（4）

一、国外对物流金融业务的研究现状

（1）起步较早，研究较丰富。国外的物流金融业务开展较早，其相关研究也较为丰富，其中，Friedman（1942），Albert（1948），Eisenstadt（1966），Raymand（1948）和Dunham（1949）等总结了物流金融中的存货质押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业务在国外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氛围、业务模式、仓储方式、监控方式和流程。Barnett和Biederman对物流金融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相关研究。

（2）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物流金融业务中。Guerrisi（2001）通过考察供应链中物流配送技术和资金转移技术的发展，认为目前的资金流管理己经不能与快速发展的物流技术相匹配，尤其是在电子商务领域，资金的转移己经成为发展的障碍，因而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的电子货币转移方式将广泛应用于全球贸易链中。

（3）侧重供应链环境下的物流金融业务研究。Leora Klapper（2008）就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采用存货融资模式的激励及功能进行了分析。Gonzalo Guillen（2009）等人研究了集生产与企业融资计划于一体的短期供应链管理，提出了合理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可以影响企业的运作与资金融通，从而增加整体收益。

二、国内对物流金融业务的研究现状

（1）起步于物资银行。国内物流金融的相关研究始于“物资银行”，2003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学者于洋、冯耕中对物资银行的含义重新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比较规范的概念。认为物资银行指的是在融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仓储企业或物流中心，在业务过程中将银行与生产商或经销商紧密地联结起来，使银行以不动产贷款为主的信贷模式转变为不动产贷款和动产（流动货物）质押贷款相结合的信贷模式。

（2）融通仓阶段。2004年朱道立、陈祥锋建立了融通仓的理论框架，融通仓指“融”（金融）、“通”（物资流通）、“仓”（物流仓储）三者集成，综合管理和统一协调。2005年至2006年，朱道立等人发表了系列文章详细介绍了融通仓的概念、结构、运作模式、作用等，从而确立了融通仓的规范模式。

（3）物流银行、物流金融概念的提出。2004年，广发银行在国内金融界率先推出“物流银行”业务，以商业银行为主导，委托第三方物流企业监管，从而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风险，达到银行、物流企业、生产企业等三方共赢。

2004年5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邹小、唐元琦首次提出“物流金融”的概念为“面向物流业的运营过程，通过应用和开发各种金融产品，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货币资金的运动”，定义了它的内涵和外延，“物流金融”被正式确立为一个新的研究平台。物流金融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基本确立，并且与实践相结合归纳出了一系列的运作模式，中间业务等”。

（4）集中于业务模式的创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龚纪钢老师（2010）介绍了第三方物流企业参与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策略，提出必须明晰物流金融各类常见业务模式所蕴含的风险，从而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天津理工大学的潘永明、纪富镇（2010）等人结合我国物流发展的实际状况指出，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一味照搬国外的服务模式，必须加以融通。

（5）集中于风险管理。成都理工大学的吴健等人（2008）介绍了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的模式和内容，分析了我国物流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对物流金融服务的创新和风险防范问题进行了研究。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的莫静和李俊萍（2009）从开展物流金融业务中的风险角度入手，对抵押物的安全风险、银企沟通风险及法律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国内有关物流金融的理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明确了融资、结算、风险控制等主要职能，总结出替代采购、信用证担保、仓单质押、买方信贷、授信融资和反向担保等服务模式。但是，从总体上讲，物流金融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现有理论还停留在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上面，理论分析还比较零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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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ueckner JK.Borrower mobility，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tgage points[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1994，（3）.

篇（5）

敞口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存在金融风险的部位以及受金融风险影响的程度。敞口是金融风险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与金融风险并不等同。敞口大的金融资产，风险未必很高。

敞口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对风险分析时用到的，表示对风险有暴露的地方。比如，给一个企业贷款10亿，其中8亿有外部担保，而其中2亿没有担保，那么我们就说风险敞口是2亿元。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0 引言

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浪潮中，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先后由分业经营模式转向混业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都选择以金融控股集团（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作为实现混业经营的组织形式，金融控股集团的集团化经营模式所具有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等优势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Demsetz和Strahan，1997）。近年来金融控股集团组织形式也在我国开始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将金融控股集团作为改革目标，同时各类产业资本控制的企业集团也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渗入金融行业，形成实际的金融控股集团。由于涉足业务领域广泛（例如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期货业），金融控股集团普遍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即整个集团层面上的综合风险度量问题。

相对于单一业务金融机构，金融控股集团组织形式既带来了风险分散化效应——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导致的后果（Kuritzkes et al，2003），也引发了集团内部风险溢出和传染效应——协同效应的结果（Leaven和Levine， 2007），因此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加总（risk aggregation）显得非常复杂。常见的风险加总思路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1）计算集团所涉及的每项业务单元（或每家子公司）的风险，即自下而上的风险加总；（2）计算集团所面临的每类性质的风险，即集团总体层面自上而下加总。目前而言，由于前者的实际运用难度较大，自上而下的风险加总是学术界及实务界讨论较多的方向（Junker和May，2005）。

然而由于不同性质风险所具有的分布特征不同，风险加总并不表现为不同风险的Gaussian加总。以金融机构面临的最普遍的三类最主要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为例，不少学者已经证明（如Jorion，2001），尽管股票、商品等市场资产的收益率并不服从正态分布，市场投资组合的价值分布却通常具有对称、薄尾特征，它可以使用Gaussian分布进行估计，因此市场风险表现出可加总性。不过，如借款者集中、信贷传染等现象的存在使得信贷损失分布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长尾特征；操作损失分布的非对称、长尾特征则更加明显——系统崩溃、诉讼、欺诈等外部冲击发生的概率更低，而一旦发生时造成的损失也更巨大。

因此，传统Gaussian估计方法无法准确分析不同性质风险间内在联系。Copula理论的发展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帮助，它可以在保留单一变量边缘分布重要特征（如偏度、峰度）的同时，得到多维变量间的一致性联合分布。正因为这种优势的存在，Copula方法在金融风险度量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最近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将Copula方法引入至金融风险加总领域研究， Rosenberg和Schuermann（2006）、Aas et al（2007）、Jacobs （2011）对银行集团主要风险联合分布的分析，都使用了不同形式的Copula函数。这些研究将是本文所提出的金融控股集团风险加总模型的重要借鉴。

风险度量的目的是进行风险资本覆盖。目前，无论是对于监管者还是金融实务者，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管理理论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经济资本概念可以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使用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 RAROC）方法进行交易风险概率分布分析，并使用经济资本作为综合风险管理手段，至此之后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在风险决策过程中引入经济资本管理理念。随着信息科学技术及金融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系列综合风险度量模型和方法不断被开发出来，经济资本涵盖外延也因此不断扩展，现今经济资本概念已经能够包括多种性质的风险资本。这种趋势在金融监管中也得到了体现，以银行业监管为例，新巴塞尔银行资本协议第二支柱规定的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Internal Capital Adequacy Assessment Process， ICAAP）要求金融机构将各种性质的风险考虑进资本充足率综合评估过程，事实上ICAAP也属于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本文将首先构建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模型，这将是本文第二节分析内容。与一般利用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 VaR）方法进行风险度量不同，本文所研究的风险加总模型将建立在预期缺口（Expected Shortfall， ES）理论基础上，并提出用广义Pareto分布和学生t-分布进行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用Copula方法进行不同性质风险间相依结构分析。之后，在阐述经济资本理论详细内涵基础上，本文将提出经济资本度量方法，这是本文第二节内容。加上引言和第三届结论部分，以上构成本文的论述框架。

1 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

目前而言，预期缺口是一种用来度量综合风险的一致性方法。ES综合风险度量要涉及到两方面内容估计：1）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2）风险因子间相关关系估计。

1.1 ES一致性综合风险度量方法

人们常常使用标准差、方差等作为风险的度量手段，这种度量方法的应用存在一个重要前提，即风险损失概率分布服从正态分布或Gaussian分布。实际中该假设前提通常并不满足，因此人们不断开发出更符合现实情况的风险度量方法，其中应用最广泛的莫过于VaR方法。VaR度量在给定置信水平下，在给定持有期间内，资产价值所面临的潜在最大损失。假设时刻t金融机构面临着K种风险，风险因子向量为Xt=（X1t，…，XKt），其联合概率分布为FX（X）=Pr（X1≤x1，…，XK≤xK）。定义пt，t+（Xt）为持有期[t，t+t]内金融机构的总损失，同时假定所有资产头寸的计价币种相同，故有

（1）

定义 为置信水平为α时的VaR值，即

（2）

VaR法诞生后不断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不过因为它所具有的简洁性和直观性优势，VaR度量方法很快推广成为一种行业标准。而对VaR法提出颠覆性质怀疑的是Artzner et al（1999），他们提出了一致性风险度量（Coherent Risk Measurement，CRM）概念，即一种良好定义的风险度量手段应该满足单调性、一次齐次性、平移不变性和次可加性四个条件，而VaR度量方法并不满足CRM中的次可加性条件。

Acerbi和Tache（2001）提出预期缺口概念，ES法满足CRM条件，因此是一种一致性度量方法。ES是超过 的风险暴露条件期望值，即

（3）

ES法是最近10多年来金融风险研究中受认可程度较高的度量方法，它与VaR比较接近，实证也表明，99%置信水平下的ES值与99.97%置信水平下的VaR值非常接近（Embrechts et al， 2002）。ES度量的关键在于确定（3）式中的VaR值。为得到总损失的VaR阀值，首先必须要得到K个单一风险暴露间的边缘分布及联合分布。

1.2 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

如引言部分已经讨论过的，依据风险的概率分布特征，可将金融机构面临的不同性质风险分为两类：1）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2）市场风险。第一类风险的概率分布通常表现为非对称性，可以适用广义Pareto分布进行风险暴露数据拟合。广义Pareto分布是广义极值（Generalized Extreme Value， GEV）分布中的一类重要截断分布，GEV分布的函数形式

（4）

其中μ，ξ∈R分别是位置参数和形状参数，σ∈R+是尺度参数，并且当 时成立ξ∈R+。为使得风险损失非负，引入限制条件 ，此时得到广义Pareto分布的函数形式

（5）

对于市场风险而言，它们的概率分布通常表现出对称性特征，通常可以适用学生t-分布进行风险暴露数据拟合，其分布函数形式

（6）

其中v∈R+表示自由度，г：R+R+是标准Gamma函数，B：[0，1][0，1] 是标准Beta函数，因此（6）式左边是一个归一化的非完全Beta函数。

1.3 Copula理论

Sklar定理认为：1）任意一多元联合分布都可以分解为它的边缘分布和表示相依关系的Copula函数两部分，即Fx（X）=C（Fx1（x1），…Fxk（xk）），其中Fxi（xi）是xi的边缘分布，C（u）s.t.u∈[0，1]k是使得每个边缘分布都落在[0，1]区间内的Copula函数。2）利用联合分布函数和边际分布的反函数可以求得Copula函数，即C（u）=Fx（Fx1-1（u1），…，Fxk-1（uk））（Sklar，1958）。

Gaussian Copula和学生t-Copula是最常见的椭圆Copula函数。Gaussian Copula又被称为正态Copula，其函数形式为

（7）

其中Φ（X） 为多元联合正态分布函数。学生t- Copula函数的表达形式为

（8）

其中T（X）多元联合学生t-分布函数。Gaussian Copula和学生t-Copula概率密度函数都呈现出对称性，对多维随机变量间的非对称关系捕捉能力很弱。

Copula函数族中，最基础的莫过于Archimadean族。Archimadean Copula族形式简单，通常具有关联性、相依结构多变等良好特征，并且大部分函数都具有闭合形式解。一个典型的K维Archimadean Copula形式如下

（9）

其中Ψ：[0，1]R+为生成元，并满足Ψ（1）=0，

，以及 等条件。假定Ψ（x）=xθ-1，由（9）式可以得到

（10）

（7）式是Clayton Copula函数的代表形式，它表现出下尾相关性特征，即它易于捕捉随机变量间下尾相关性的变化。若令Ψ（x）=（-ln（x））θ，将其带入（9）式将得到Archimadean Copula族另一个重要的子族Gumbel Copula函数族

（11）

它表现出上尾相关性特征，即它易于捕捉随机变量间上尾相关性的变化。若令

将其带入（9）式将得到Archimadean Copula族另一个重要的子族Frank Copula函数族

（12）

它既不表现出上尾相关性，也不表现出下尾相关性。

Copula方法的实际应用非常广泛。1）Copula方法是估计由异质性动态模型（如GRACH模型）生成的风险变量间的联合分布的有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同风险的解释变量、数据频率、模型种类各不相同，传统的动态相关模型不再适用；而应用Copula方法可以很容易的估计时变风险联合分布。2）在估计调研数据、强度频度组合数据等非时间序列风险变量联合分布时，Copula方法的拟合能力也非常强——尽管此时也可以判断风险变量间的多元Gaussian联合分布，但Gaussian分布仅限于线性相关关系判断。

这两点优势在金融机构风险加总中显得至关重要。由于实际运用中必须先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因子取变量以求得它们的风险损失分布。市场风险因子变量通常有很多，如回购利率，它们通常是时间序列数据。信用风险因子变量也有不少，如总坏账，它们也常常是时间序列数据。而操作风险因子变量则较难选取，并且所选取的变量数据通常很缺乏。此时，Copula估计方法是一种很有效的工具。

1.4 ES度量的实际应用框架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金融控股集团的加总风险度量框架，其应用包括如下三个步骤：1）利用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方法，用广义Pareto分布函数去拟合信用风险暴露、操作风险暴露数据，用学生t-分布函数去拟合市场风险暴露数据，求得（5）式和（6）式中的参数，即得到单一风险的边缘分布函数；2）利用MLE法确定边缘分布函数的相依结构，即估计单一风险边缘分布间的具体Copula函数形式，进而通过Monte Carlo或Bootstrap模拟方法求得VaR值；3）使用（3）式所示的ES一致性风险度量方法得到给定置信水平α下的加总风险。

目前有一些国内学者使用过Copula方法进行过实证研究，如胡利琴等（2009）、吴庆晓等（2011）。本文所提出的综合风险度量模型的优势体现在：1）目前大多数研究仍建立在VaR综合风险估计方法基础上，本文使用一致性的ES方法进行风险度量；2）由于国内商业银行发展历史不长，三大风险（尤其是操作风险）的相关数据还不成系统，本文提出的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方法，较好地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2 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度量

经济资本并不等同于常见的可用资本（Available Capital）概念。可用资本是指金融机构用以预防偿付能力出现不足时的缓冲资本。当金融机构净资产价值低于零时，偿付能力不足现象即发生，不过偿付能力不足并不完全等同于破产；并且净资产价值波动率越高，偿付能力不足的概率也越高，这种可能性被定义为置信水平。经济资本，即指在给定置信水平和时间段内，金融机构用以弥补因确保偿付能力而导致的可用资本损失额度。

可用资本损失又分为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和非预期损失（Unexpected Loss）两大类。预期损失是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时的正常损失，它可以看成是金融机构的系统性损失，无法避免。因此，一般认为预期损失并不能算做是一种风险损失，金融机构在日常经营中必须完全考虑到这种损失，一个典型例子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信贷损失拨备。金融机构事实损失（Realized Loss）通常并不恰好等于预期损失，二者间的差异即为非预期损失，这才是金融机构的风险所在。如果非预期损失很小，它并不会侵蚀金融机构资本；而如果非预期损失很大，很大可能是事实利润低于事实损失，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资本额会减少。一个诠释非预期损失和资本关系的很好例子是2007-2009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危机中金融机构遭受了大量非预期损失，许多金融机构的资本额大幅下降。下图1很清楚地描述了经济资本、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三者间的联系。所谓经济资本，是指金融机构用以弥补可用资本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表1中列举了全球部分金融控股集团年报中所公布的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实际数额。

3 结论

从ES理论和Copula理论出发，本文首先进行风险加总分析而得到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模型。然后通过对经济资本概念深层含义的分析，得到经济资本度量方法，因此而得到本文所研究的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度量模型。当然，本文模型的构建基础——ES理论和Copula理论，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提过质疑，如Genest et al（2009）认为Copula函数的拟合效度，以及Copula函数估计所使用的非参数设定，均不够完全严谨。因此，本文所提出的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经济资本模型也需要在实践应用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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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汇率风险概念始于Rita M Rodriguez的“汇率变动的潜在影响（收益或损失）”。Michael Adler和Bernard Dumas从敏感性角度定义为“资产负债或营业收入的真实国内货币值对汇率非预期变化的敏感性”。Crouhy（2001）从汇率和利率关系角度定义为“因汇率和国际间利率变动不一致导致的各种敞口”。我国刘舒年首先定义汇率风险为“资产与负债因汇率波动而引起价值上涨或下降的风险”，包括“经营活动中的交易风险，经营活动结果中的会计风险，预期经营收益中的经济风险”。王茂昌、邵文力、施锐利将此扩展为“以外币计价的资产与负债因汇率波动而引起价值上涨或下降所造成损益的可能性”。

（二）原因

吴念鲁最早提出汇率风险源自“因各国货币不同且货币间汇率波动导致的支付结算风险”，表现为交易风险、经济风险、储备风险、会计风险；我国的主要汇率风险源自对外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对外债务、会计折算。唐建宇指出汇率风险来自“国际货币汇价多态化巨幅波动、国内汇率预测和风险意识不足、国际收支宏观管理不善造成的对外经贸活动的损失”。王仲兵认为汇率风险来自我国外币之间的、外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外汇交易。安增军、杨继国基于亚洲金融危机有关研究指出汇率风险源于汇率制度安排；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波动是汇率风险的显现与释放过程；固定汇率制下汇率风险在短期内隐蔽，随着风险的不断积累，在长期内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集中爆发。

（三）会计

Brian Kettell提出汇率风险的会计内涵是“产生于货币币值波动的现金流动变化性”，计量内容是“在未来某时点按现付或预定汇率不同的汇率兑换货币的风险”；汇率风险的会计计量问题在于会计处理反映汇率变化对企业的现期影响，而非远期影响。他把现金流动分为契约型和非契约型，契约型现金流动的汇率风险在于债权债务及款项收付中资金流动与汇率波动方向，非契约型现金流动的汇率风险在于出口收入和进口成本与汇率波动的关系。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费雪效应，利率与汇率、价格与汇率的长期一致性使上述现金流动在长期内不受汇率风险的影响，但如何运用会计处理反映短期汇率风险存在困难。我国黄良瑜指出提前确认未实现汇兑损益对汇率风险反映存在问题：未实现汇兑损益的提前确认导致所得税提前缴纳、利润提前分配、经营资金短缺和波动，忽视汇率风险中的交易风险；汇率逆转导致企业经营成果虚假反映，与谨慎性原则矛盾，忽视汇率风险中的折算风险。姜佳秀子（2012）提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包括利润最大化理论、利害相关者理论、三重底线理论）与会计谨慎性原则对汇率风险实施会计管理，方法包括修正当期确认法、全面收益表补充列示法等。

二、汇率风险会计准则概念框架现状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以下简称“19号准则”）中外币交易会计处理逻辑是区分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货币性项目是会计主体“持有的货币和将以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收取的资产或者偿付的负债”，主要是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应付款项、各种借款、债务证券等；非货币性项目是“货币性项目以外的项目”，可以是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长期股权投资等。针对货币性项目，资产负债表日与初始确认或后续计量时点汇率的差异计入汇兑损益。针对非货币性项目，历史成本计量的项目不计量汇率变动；以存货汇率减值方向的变动，同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根据汇兑差额调整自身金额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37号准则”）中汇率风险的认定是以区分金融与非金融因素为基础的，定义“汇率风险”为“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外汇汇率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19号准则未提及汇率风险，因此把37号准则运用于19号准则时，非金融工具会被认为不存在汇率风险。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定义金融工具为“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部分货币性项目不满足该金融工具定义，虽以资产负债表日汇率计量，但不能认定为存在汇率风险。现有概念框架导致会计准则在以下方面难以协调。

（一）风险反映

现有会计准则的显著缺陷是无法有效反映长期项目的风险。以历史汇率计量的长期外币非货币性项目时间跨度较长，历史汇率无法有效反映其风险水平；资产负债表日汇率至少反映截止会计期末的部分公允价值信息，而历史汇率几乎不包含公允价值信息。以资产负债表日汇率计量的长期外币货币性项目仅能反映已发生的汇率风险，长期汇率风险对货币性项目预期现金流量的折现金额没有在会计计量中体现；当汇率极端异常变化时，该处理也错误反映短期汇率风险。长期汇率风险反映缺失影响未来某时点会计主体的实际现金流动金额，无法反映长期货币性项目的经济实质；以外币长期借款为例，长期借款会计计量关键点即对实际归还款项这一经济实质的反映，按资产负债表日汇率折算的会计处理忽略了资产负债表日至未来还款日的汇率风险，无法反映实际归还款项。

（二）变动计量

货币性项目的未实现汇兑差额已提前确认为汇兑损益，如汇率大幅逆转，已确认为汇兑损益的未实现汇兑差额无法实现，既导致汇兑损益不真实可靠，又不符合谨慎性原则。同时，19号准则以货币性作为汇率变动损益化标准的逻辑存在诸多特例：构成对境外净投资的货币性项目与可供出售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汇兑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由于外币折算目标及处理原则的缺乏，汇兑差额的损益化和权益化处理有所矛盾，未按统一的逻辑进行规范。

（三）折算主体

19号准则定义外币折算主体为采用不同于会计报告主体记账本位币的境内外“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分支机构”。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境外经营方式不断丰富。在产品进出口、国际技术转让、国际租赁、国际工程承包、国际劳务合作、国际基金投资等经济活动中，折算主体的形式已不再局限于19号准则的定义，譬如，境外代购人、出口产品售后服务团队、境外技术转让的工程师团队、湿租的机组、境外承包工程的施工队、劳务输出的医护团队、国际基金投资的经纪商。原有的折算主体定义没有涵盖所有面临汇率风险的经营主体。

（四）汇率选择

19号准则可选择的汇率包括即期汇率和“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没有明确可以使用方法的具体内容。实践中汇率选择多样：按汇率制定机构，可分为外汇管理局汇率（折算率、中间价）、商业银行汇率（汇买/卖价、钞买/卖价、折算价）、集团公司汇率（集团公司的集团内使用汇率）、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询价、竞价）；按汇率选取时间，可分为期初汇率、期末汇率、当期平均汇率。虽然平均汇率被广泛运用，但准则未明确汇率的平均方法。汇率选择的关键因素是如何使被选择汇率体现汇率风险。

三、改进建议

本文概念框架改进的逻辑是流动性标准与谨慎性原则：以流动性标准区分长短期汇率风险，以谨慎性原则判断风险损益结果。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流动性标准、谨慎性原则及全面收益观的改进建议，见下表。

（一）流动性标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早提出了流动性的概念。财务流动性指资产和负债的形态持续一年以下，是企业资产经正常程序无重大损失地转换为现金并以之履行有关契约的过程和能力。流动性标准基于会计分期假设，1年以内为流动性项目，1年以上为非流动性项目。汇率风险按期限存在长短之分，流动性项目面临短期汇率风险，非流动性项目面临更多的长期风险。本文尝试运用流动性标准替代现有的货币性标准，即流动性项目变动在汇兑损益中作损益化处理，非流动性项目在其他综合收益中作权益化处理。

（二）谨慎性原则

篇（8）

最终贷款人的理论分为四类：古典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应直接慷慨地对缺乏流动性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但需要使用惩罚性利率，这一派的代表包括巴林爵士、桑顿以及巴杰特。之后的货币主义否定这种直接干预的方式，因为干预成本高且不公平，认为即使是在危机时期，也只能通过公开操作方式对市场而不是向特定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这一派的代表人包括古德弗兰德、保度、考夫曼以及斯瓦茨等，主要是美国经济学家。新古典主义认为不仅要救助缺乏流动性的而且要救助没有清偿力的银行，代表人物包括汉弗莱、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则认为任何政府机构都不能成为最终贷款人，将支持公共最终贷款人的理论都推倒，认为银行恐慌产生的唯一理由是对银行系统存在的法律限制，如果没有这些限制自由竞争的市场就会自动产生一个防恐慌的银行体系，代表人物如塞尔金，属于最终贷款人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提醒学者尽量减少市场干预，采取对市场影响最小的方式。四种理论派别和道德风险之间的联系不尽相同。货币主义只支持以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提供高能货币，为整个市场提供流动性，反对直接干预特定金融机构，不直接资助或干预某个金融机构，不可能使商业银行产生隐性担保预期，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没有道德风险存在的机会。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反对公共机构提供最终贷款，所以该学派支持的政策不可能产生道德风险。新旧古典主义两种理论都赞成救助特定金融机构，区别在于：古典主义认为要救助缺乏流动性但有清偿力的银行，新古典主义认为对无清偿力的银行也要救助。

所以笼统谈论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存在理论误导，可能是这种原因造成了“最终贷款人必然导致道德风险的”概念误导。

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原因

（一）新旧古典主义的理论缺陷――手段劫持目标

在澄清了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概念误导后，检讨新旧古典主义理论本身并同货币主义理论比较以寻找道德风险原因。

新旧古典主义学者支持救助特定银行，危机期间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导致救助几乎成为政府甚至是社会唯一选择，而救助前后，关于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的讨论就不绝于耳。学者们早就对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提出警告。桑顿指出，中央银行救助将鼓励这些机构管理的“闲散”和“懒惰”行为。巴杰特则认为，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对坏银行的救助都将阻止将来好银行建立。索洛认为，救助会带来一定的道德风险，银行会因为最终贷款人的隐性担保而热衷从事高风险投资，公众也丧失监管银行的动力。金德伯格则指出，如果一家银行或公司知道自己会从自己所干的蠢事中得到解救，会促使它沉迷于蠢行。

但理论界对于最终贷款人为什么会为商业银行提供潜在担保并没有提供很令人满意的分析，而道德风险如不能妥善解决，最终会影响最终贷款人功能的合法性（杜金岷、危勇，2007）。

最终贷款人的目标是宏观的，应对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桑顿认为最终贷款人的功能是对整个市场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个银行，只救助那些有清偿力的银行，而不救助那些大而不倒银行。巴杰特则论证最终贷款人是在危机时干预并拯救整个货币体系。汉弗莱总结前人理论，认为最终贷款人的责任不是为了避免危机的发生，而是为了缓解金融冲击的影响；防止恐慌的蔓延，而不是去拯救破产银行。尽管学者有不同争论，但在最终贷款人目标的宏观性这一判断上还是比较统一的。

在最终贷款人实现手段上，新旧古典主义理论出现较大分歧。巴林认为一切有清偿能力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向中央银行借款。桑顿则认为最终贷款人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任何情况下不得维护无清偿能力的银行。巴杰特则表明，最终贷款人只能向陷入流动性危机而不能向破产的银行提供贷款。费舍则认为最后贷款人可以向市场也可以向机构提供贷款。最终贷款人实现手段的争论，也体现在实践中。针对金融市场出现的危机，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方式干预宏观市场，减少恐慌蔓延；也可向银行提供贷款，来干预银行。从理论上看，如果最终贷款人采用非直接干预特定银行的方式，应可消除商业银行的救助预期，避免道德风险。现实是，理论上的不统一和实践的实用主义使央行面对货币紧缩时用尽各种手段。因此，索洛提出银行只要出现危机，最终贷款人都应进行援助；古德哈特认为在危机期间最终贷款人很难有足够时间来评价资产状况和偿债能力，无法判断是流动性不足还是偿债能力缺乏，而倒闭比救助的社会成本要大得多，因此都需要进行援助。

货币主义和古典主义最终贷款人的理论结构如下。货币主义最终贷款人理论结构为：目标（宏观，系统性风险）――手段（宏观，公开市场操作），即宏观-宏观结构；古典主义为：目标（宏观，系统性风险）――手段（微观，救助特定银行），即宏观-微观结构，两流派界限明确。但现实是实用主义的，央行在同一时期往往混合使用两种理论，比如三十年代大萧条、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期间的救市行为，趋向于后者，救助特定银行，提高了商业银行对最终贷款人的预期。危机时最终贷款人选择的现实主义和唯一性、公众对救助特定金融机构的关注，完全掩盖了货币主义和新旧古典主义之间的斗争，市场参与者包括金融机构、存款人、投资者以及评级机构都对救助的产生必然预期，可以将这种理论斗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商业银行的救助预期称之为最终贷款人理论的形式性误导。因此重新梳理最终贷款人有关理论会发现其一直存在的形式性误导，即最终贷款人目标的宏观设定和手段的微观体现之间存在的某种结构性紧张或者冲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种紧张进一步将其放大，很多时候存在手段劫持目标的嫌疑和结果，这种误导是最终贷款人制度为商业银行提供潜在保险的原因。

只要理论上存在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大型金融机构就会运用自己的巨大经济影响，扩大这种紧张或者误导，支持公共机构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实践，实际上最终贷款人的手段劫持其目标。

（二）大而不倒主义与道德风险―手段目标化

从1984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大陆银行案开始，大而不倒主义开始成为金融监管中的重要议题。大而不倒主义，是指银行如此巨大以致于其倒闭可能引起银行市场系统性风险，因此在银行将要倒闭时政府就不得不进行救助（Carrington.U.S，1984）。该主张和新古典主义最为相近，两者都认为应该救助将倒闭银行。区别在于，新古典主义认为，在危机时期区分将倒闭金融机构是缺乏流动性还是没有清偿力，时间上是来不及的；而大而不倒主义则几乎不存在流动性与清偿力之争，只要银行规模足够大且可能倒闭就应该救助，将其判断标准集中在银行自身特征上。

从最终贷款人到大而不倒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最终贷款人理论开始就注意到大而不倒问题并持反对意见。桑顿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最终贷款人不能救助被认为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古德弗兰德和金、保度、舒瓦茨认为最终贷款人的支持对象应该是市场，这些资金支持只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但后来出现变化，古德哈特认为在危机期间最终贷款人没有足够时间来来判断银行是流动性不足还是偿债能力缺乏，再加上倒闭的社会成本要大得多，因此都需要进行援助。保度认为，最终贷款人救助银行危机的趋势是，无论危机银行是否资不抵债，最终贷款人都要提供无限的援助。因此，大而不倒主义是新旧古典主义形式性缺陷在逻辑上的逐步发展。

20世纪后危机频现，为挽救银行体系，欧美各国放宽提供最终贷款的条件，不仅为出现流动性问题的银行提供贷款支持，也为资不抵债的银行提供援助。各国金融监管纷纷引入大而不倒主义，扩大了最终贷款人功能中的形式性缺陷。大而不倒主义表现为当某银行出现危机，没有人讨论公开市场操作还是窗口贴现，及缺乏流动性还是清偿力的问题；直接转为，该银行规模是否足够大，其倒闭是否会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即在符合大而不倒概念的情况下，不考虑是否救助，而是讨论如何救助。意思就是，如果一个银行规模足够大，其倒闭影响到银行系统的稳定性，那么该银行就可以挟“系统稳定性”以令“国家”，确立了必然导致道德风险的大而不倒主义。由此大而不倒成为商业银行奋斗的目标，因为整个银行市场参与者，商业银行、存款人、评级机构等都充分认识到，“国家必然要救助大而不倒银行”，这是新旧古典主义最终贷款人理论演化的必然结果。

最终贷款人制度中潜含的道德风险治理：制度回归

（一）从“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到“某些最终贷款人的道德风险”

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这种说法，将本来只是其中部分理论派别的问题强加到所有最终贷款人理论派别之上，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概念误导。使得很多人误认为所有理论派别设计的的最终贷款人行为都会导致道德风险。这种概念误导有两个致命缺陷，首先在没有检讨最终贷款人理论本身缺陷情况下就开始设计治理措施；其次导致治理道德风险的设计关注于特定最终贷款人措施实施的程序。应回归最终贷款人理论本身，寻找道德风险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治理措施。

（二）从“银行的银行”到“银行市场的银行”

篇（9）

政策和技术驱动普惠金融发展

1.上下高度重视。贫困县域发展问题以及“农村、农民、农民工”问题是目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破解的主要问题。普惠金融作为新型金融发展理念，兼具公平和效率的特点，在县域推动改革，让金融从重点支持“阳春白雪”转向同时关心“下里巴人”，让那些传统金融难以惠及的弱势群体、落后区域也能获得普惠金融的“阳光普照”，对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破解当前中国贫困县域发展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

其实，早在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前，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贷款问题就已经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中国政府在政策上已经广泛提出了加大对小额贷款和面向农户贷款支持力度等要求，适逢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上下的一致关注和支持。

2.与扶贫攻坚相互契合。中国提出确保到2020年所有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金融作为其中的生力军，始终是各级政府扶贫攻坚部署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个基础上，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中最重视贫困问题的一个金融概念，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各地的扶贫工作在实践中都很自然地与普惠金融发展结合起来，以期能发挥出普惠金融在扶贫中的作用。

3.运用科技金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在运用手机、微信、网上银行、自动设备等领域发展迅速。以兰考普惠金融试验区为例，在征信系统方面，通过研发“企业非银行信息系统+农户信用信息系统+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这样的新型信用信息系统，进一步扩大了对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等相关信息的收集；在支付系统方面，通过“普惠金融一网通”微信号，将有关社保、医保、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缴费渠道和有关涉农补贴渠道纳入；在硬件环境方面，设置惠农金融便利店、助农取款点、刷卡设备、点钞机、自助银行等现代化设备，工行还通过增加网点渠道投入、智能设备的布设，打造县域智能化银行。

4.探索发展模式。中国不仅重视普惠金融发展理念的传播，也非常重视普惠金融的模式探索，已有多个地区提出开展普惠金融的试验或者试点（如表所示），先通过“试”的方式，摸索经验，力求探索出符合国情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普惠信贷领域创新不够。目前，金融服务方面的普惠金融改革开展得比较快，而在普惠信贷方面的业务开展得还不够，没有形成很好的业务渠道，缺少普惠信贷风险控制方面的模式和经验。

普惠金融提倡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金融服务，而不受身份或经济条件的制约。社会个体对金融资源的占有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改善经济状况的可能性，因此， 应设计一套正义的制度来保障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金融资源的配置偏向富有者，那些有融资需求却缺乏足够抵押的低收入者不能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结果必然会加剧贫富分化。

从贷款细节来看，对财务状况较差的群体而言，不是金融机构不愿意从他们身上“挣钱”，而是因其风险承担能力和信用还款能力较低，金融机构面临更高的成本和坏账风险。对财务状况差的群体投资次数多了，传统金融机构会得不偿失，所以很少有金融机构愿意为这类人群提供贷款服务。普惠金融强调的应该是更多地向薄弱领域倾斜，有必要进一步探索金融企业分配一定的精力和资源专门来支持就业、创业和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

2.弱势群体消费者保护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方面，金融业务、产品众多，有的还比较复杂，金融消费者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益（比如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等基本权利）非常不易；另一方面，涉及金融业务的纠纷案件也较多，包括存在一些误导甚至诈骗。弱势群体因为知识欠缺、识别能力不足等原因，遭遇的这些问题尤为突出。如何专门针对弱势群体，开展这方面的普惠金融工作，有待进一步探索。

3.风险防控面临挑战。风险问题是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共性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相当一部分产能过剩产业的企业将被市场淘汰，金融机构的隐性风险将逐渐显性化。同时，产业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主体、商业模式、新兴产业处于转换成长期，各方面的不完善导致信贷风险较高，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风险考验将更加严峻。

4.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普惠金融不仅强调公平，也强调兼顾公平和效率，没有效率或者盈利称不上普惠金融。从盈利的渠道来说，普惠金融注重的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控制信贷风险等手段提高业务的盈利性。适当的盈利水平是普惠金融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对盈利性的合理追求并不违背普惠金融的初衷，反倒是对盈利性的刻意忽视会不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

有关普惠金融发展策略的建议

篇（10）

金融工具按照基础性与否可分为基础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两者互为对立但也存在紧密联系，基础金融工具是存款凭证、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基础性金融工具，期权和约、股票价格指数期货和约、利率期货和约等从基础性金融工具派生出的新型金融工具则可被归类为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相对基础金融工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性，例如跨期交易、杠杆效应、高风险、套期保值和投机套利共存等。其价格形成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资金的有效流动，有分割，转移风险，提高金融市场经济效率的作用。

总体而言，衍生金融工具的应用能够对企业财务管理起到以下几点良性影响：其一，提升资金流动率，衍生金融工具可以提升资金运营效率，其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提供更为灵活的交易方向，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收益；其二，能够降低当前阶段财务风险，企业财务管理中必须重视财务风险的预防和处理，其中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是风险的本质成因，而处理风险问题的根本方法是通过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收益，衍生工具的高杠杆特性正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其三，有助于改善企业内部资源配置，金融衍生产品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风险是可以量化和测量的，企业在风险承受范畴内参与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是对财务风险管理的优化，因此可帮助企业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二、企业财务管理中衍生金融工具的应用范围

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衍生金融工具的应用主要有三个方向，分别是融资、投资增值和常规经营管理。

其一，融资。衍生金融工具最直接的作用辨识融资，其形式内容多属于融资渠道。衍生工具融资相对于传统的直接、间接融资产品而言具有融资效率高、操作灵活、资金成本低、交易配置灵活等特点，但同时也对企业的资产变现能力有一定要求，且不适合中长期融资需求。

其二，投资增值。企业的管理除了要求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现金流进行管理优化，企业资金的有效运用、实现保值和增值也越来越重要，企业的投资往往较为谨慎保守，由于主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在金融产品上的投资需求也越来越大。银行对公理财产品以及信托产品在往往很难达到高收益与低风险的完美组合，企业参与金融市场的欲望愈发强烈。

其三，常规经营管理。在经营管理方面，衍生金融工具所能起到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规避利率风险，二是规避汇率风险，可见都是用于应对货币市场风险而产生的。

三、企业财务管理中衍生金融工具的应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