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

一般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或依靠扩大再生产规模来实现经济增长，不注重改善经营管理和推动技术进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等而实现经济增长，即在人力资源上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上不断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财力资源利用上，不断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金利用率。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要从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实际上就是从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主的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般都首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耗费，使劳动力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劳动力使用的集约化；然后注意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果，尽量缩减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的系数，进而达到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投资使用的集约化。这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呈现出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如英国、韩国（如表1）。

二、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现状怎样呢？我国GDP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数据如表2所示，鉴于统计数据的来源有限等原因数据从1995年开始。

表2反映出我国GDP年增长率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而劳动力年增长率除1998年数据异常外，总体上保持平稳。投资年增长率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2001年之前呈波动状态，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不明显，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为主或粗放型为主。但是，2001年之后投资增长率明显上升并保持在高位，投资增长超越经济增长明显，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宏观经济总体处于一种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2001～2007年，我国GDP增长高位运行且增值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更是达到了11.5%。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经济的高增长也付出了代价。从资源要素的投入量看，产出效率是比较低的。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较高。如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费量为3.88亿吨，占30%；水泥消耗12.4亿吨，占54%。200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指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都未达到十一五规划要求降低的幅度。2007年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地显现出来，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环境突发事件增多，使得经济的发展面临资源环境方面越来越大的约束，这种情况与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三、政策建议

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科技进步，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艰巨。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1、促进服务业发展。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第三产业占经济的比重大，但层次低，大多为生活服务业。因此要着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细化深化专业分工，加快迈上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步伐。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如物流业、信息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要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继续发展主要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扩大短缺服务产品供给，满足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2、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已初步具备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条件，因此一定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条件，促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改变以往大量依靠要素投入来推进工业化的做法，注重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方向发展，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大力开发和使用经济上合理、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技术，使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力量。

3、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开展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大力开发对高新技术发展具有带动意义的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能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重点技术和配套技术。重点开展安全生产技术、工业节水技术、节能技术、高效利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应抓紧研究制定专项规划，确定重大领域关键技术创新的目标和措施，加大研发和推广力度，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促进节能减排

1、重视源头控制。把节能评估、环境评价作为市场准入的强制性门槛，实行耗能产品最低能效标准，扩大强制性能效标识实施范围。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加快建立新开工项目审批问责制，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执行项目开工建设“六项必要条件”（必须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评估审查以及信贷、安全和城市规划等规定和要求），建立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上项目与节能减排指标完成进度挂钩、与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的机制。大力开展项目建设，提高节能减排效率。全面推进节能减排项目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高能耗、高污染问题打下良好基础。以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农村农业节能、交通运输节能为重点，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2、加强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管理控制，着力督促重点耗能排污企业节能减排。把节能减排工作重点放在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企业的管控和治理上。抓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和制度建设，努力解决能耗居高不下的问题；加大对高耗能行业企业的检查监督；对全市重点排污企业进行严查监控，建立排污总量控制和削减目标责任制。

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坚持依法管理与政策激励相结合，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首先，建议制定专项制度和政策体系。鼓励企业应用节能技术，实施清洁生产，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及设备，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加大对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监管和限期治理的力度，使企业形成内在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其次，建立循环经济的试点和示范工程，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活动，突破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最后，区、县（市）政府应加强对县域经济的规划和政策引导，在招商引资中慎重选择项目，坚决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项目落户。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可循环”的原则，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积极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和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三）深化体制改革

通过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推进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政府引导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科学制定规划，完善产业政策，进一步完善资源环境财税政策，调整污染收费政策，促进“两高一资”产品承担其应承担的社会成本。

1、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把技术水平关、资源消耗关、环境保护关，把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和节约用地作为市场准入的强制性条件，达不到最低能效和排放要求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一律不得建设。对新上项目，按照国家“上大压小、扶优汰劣、有保有压”政策，严格执行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程序。

2、加快财税、金融、价格体制的改革。市财税部门综合运用财政资金、财税政策、财税服务等手段，支持企业转变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促进节能减排。最近，国家在实行“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等行政手段之后，又推出了“绿色贷款”，以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应严格按照国家的要求，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入，控制污染企业的信贷资金来源，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对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优先为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加快推进污染价格改革，充分发挥价格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中的杠杆作用。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迫使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引导市场主体自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程恩富.现代政治经济学案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篇（2）

一、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内容是,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约1%。即该定律说明了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向变化的关系。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奥肯定律”似乎“失效”了。有论者指出指出,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

利用1978年-2001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龚玉泉、袁志刚(2002)发现,尽管随着劳动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程度在不断下降,同向变动的趋势逐渐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不明显。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具有明显的向下“刚性”。从GDP就业弹性来看,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他们提出,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

然而有的学者坚持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无就业增长”。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带动高就业率。通过对就业增长与GDP增长的回归分析,这些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第二阶段(1990年-2000年),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112。

二、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在对就业弹性的具体测度上存在差异,但学界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进一步地,围绕这种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

早期,对于两者之间的这种非一致性,有论者利用技术进步加以阐述。虽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和扩散机制不断扩张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前沿边界(即GDP潜在增长率)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但利用技术进步因素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从技术冲击的短期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的所需的劳动力投入会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但从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又具有就业增长效应。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明显高于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在大多数年份,其GDP就业弹性几乎是我国的2-3倍。

龚玉泉、袁志刚(2002)认为,上述的解释并未对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阐释。他们指出,要正确理解和识别中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就业增长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和衡量劳动投入,尤其是名义劳动投入和有效劳动投入。有效劳动需求量是指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工资成本)为原则的劳动力使用量。有效劳动需求量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名义就业人数反映了企业中在编人数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量概念。在我国,统计上的从业人员是指名义就业人数,统计上的就业增长也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在我国,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实行安置型就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往往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有职无工”,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名义就业人数的增长;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

胡鞍钢等(2004)认为,从1992年至今,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中期。这一时期全面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种部分行业、部分经济类型出现衰退,另一部分行业和经济类型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调整,所以这一时期的就业形势显著地表现出“创造性摧毁”的特点,同时也进入了高失业、低就业、高增长阶段。一方面在新兴产业(指IT信息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文教卫等)、新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在传统正规部门中(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大量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但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摧毁的速度,造成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

三、结论性评论

我们看到,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进行了具体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价值的。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的就业弹性是否偏低,以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仍存在广泛的争论。我们认为,从一般的角度看,最为关键的是要对“就业弹性”的概念以及它的适用范围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

我们相信,在正确看待“就业弹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制度变迁,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进而,才能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方向。

篇（3）

经济发展是一个比经济增长含义更广的概念。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现代化演进过程。

经济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经济增长过程而出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 它不仅是一种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和扩张， 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 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 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简而言之， 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

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核心，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无论从字面含义、还是深层含义都是有联系的，这点不难理解。只是二者的区别就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了。有人干脆就会混为一团，不加区别。普通人不知二者区别或干脆认为二者可互相代替，无关紧要，可是如果国内经济主管部门人员、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也没有一点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恐怕就使区域经济甚至国家经济陷入只追求增长，而没有了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会导致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失调、经济大起大落和社会不公及社会剧烈动荡。使企业陷入蛮干，导致社会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倒退，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受害者的命运。

掌握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二者的区别，刻不容缓。20世纪50-60年代前，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和劳务生产增加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60年代后，这种观点受到了若干国家现实的挑战，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但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并未得到相应改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正情况仍十分严重。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把增长与发展分为两个问题。增长研究发达国家长期中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问题，发展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发达的问题。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逐渐从世界角度来研究增长与发展问题，把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经济发展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仅涉及物质增长，而且涉及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演变。既着眼于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还着重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改进。同时又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进化过程。

首先，二者是“量变”和“质变”的不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财富“量”的变化，经济发展则是“质变”。经济发展不仅仅包括社会财富在数量上的变化，还包括社会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社会方面的进步。

其次，衡量二者的方式不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度量，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本年度经济总量（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的增量与上年所实现的经济总量的比率，即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除经济增长的指标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指标，教育发展指标，如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等；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国民幸福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等；环境指标，如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

篇（4）

江苏省作为我国沿海地区的重要省份，经济较为发达，经济实力在全国位居前列。一直以来，江苏省都对金融业的发展予以高度的观注，并且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项目。通过金融业的大力发展和金融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金融业发展逐渐成为江苏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力量。现如今，金融业发展已经在江苏省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区域金融促进区域资本投入水平的上升。区域资本形成与积累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资本的积累又取决于资本产出率与储蓄的规模。金融资产由于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点，加上金融部门的融资机制的影响，促使储蓄向投资加快转移，因此区域金融发展大大促进了储蓄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越好，其金融产品、金融机制的选择越多，人们投入金融业务发展的欲望也越强烈。因此，金融业越发达，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转化率越高，增加区域资本投入。

2.金融发展促进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提高配置效率，为潜力的投资者提供足够的资金进行创新。同时，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外部监管促使企业自身主动积极改善经营方式。所以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

（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1.区域经济对金融运行效率产生决定性作用基于现代货币信用经济，金融资源供需平衡取决于经济的基本状态。规模经济，促进规模的增长，金融资源供给和需求直接影响金融行业的发展。因此，金融经济效率的效率有决定性的作用。

2.区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对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产生影响金融资源只能够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条件下方可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性的特殊资源，引导者其他经资源的分配。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负面的作用。

二、江苏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一）区域金融差异

金融存款和贷款方面从2005~2012年，江苏金融机构存款贷款余额不断上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到2012年年底，江苏存款贷款首次超过12万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存款余额从1978年到2012年增长到75481.51亿元，规模扩大约1244倍，贷款余额从1978年到2012年增长到54412.30亿元，规模扩大约472倍，存贷款总额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此可见，江苏金融机构具有的资金实力也在不断增强，金融资产也处于扩张的阶段，逐渐适应江苏省经济对资金的需求。2.保费收入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江苏省增加了保费收入，并增加显著。到2012年，江苏省一共90家保险公司，数量比上年增加4家，比2005年增加1685家，从业人员从2005到2012年增加8.8万人。保费收入在2005年为437.34亿元，在2012年上升为1301.28亿元，增长率达到197.53%。

（二）区域经济差异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江苏省内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地区差异日益加剧。江苏省不同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国内生产总值（GDP）江苏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处于平稳增长的阶段，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均处于上升的时期，经济效益也获得明显的提高，经济增长较好。在2012年江苏省生产总值达到54058.22亿元，比2011年增长10.08%，人均GDP为68347亿元，比2011年增长9.7%。全年财政收入达到14843.89亿元，比2011年增长5.12%，进出口总值达到5480.93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1.54%，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1706.58亿元，比2011年增长20.49%。由此可见，江苏省整年的经济发展特点表现为：投资、消费、出口稳定增长，增长结构有所改善，消费、投资、出口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动力，财政收入明显增加，经济结构调整可见成效，经济增速良好。

（三）二者关系分析

1.金融存款和GDP随着金融机构贷款的不断积聚，在2005年至2012年间实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GDP的超越。通过相关性检验，测得二者具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由此可见江苏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方GDP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2.贷款余额和GDP虽然金融机构贷款与GDP增长速率不尽相同，差距被逐渐拉大，但二者的发展趋势依然朝向相同的方向。经过对二者进行相关性检验，确定二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江苏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地方GDP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3.保费收入和GDP2005年至2012年间，江苏省保费收入迎来飞跃式发展，而在2005年至2007年间，保费收入的增长速率与GDP的增长速率基本保持一致。经过对二者进行相关性检验，确定二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由此可见，江苏省GDP与保费收入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三、如何促进江苏省区域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

（一）积极推进资本布局和对外开放

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会，拓展更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资本市场，积极稳妥地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在开放条件下，充分做好相关的金融风险预防工作，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经验，技术和财务管理人员，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竞争力。使用该地区自身经济优势和地理优势，毗邻上海广泛吸收大型骨干企业，合资企业，高质量的外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在江苏南部。积极做到江苏省政府提出的“争先、领先、率先；创新、创业、创优。”大力促进国债和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降低企业债券发行的门槛，试点城市储蓄市场的发展。鼓励民间资本的有效运转，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内的金融集体。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当下将信用评级机制市场化，促进低风险资本市场的模式创新。

（二）加强完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

风险预警机制是基于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对贷款风险评估、贷款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时间、数量的风险、风险对象、风险损失率进行分析。银行应当尽快加强和完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建设，培养广大农民的可信度，降低业务风险。对影响较大的资产质量预警信号，及时消除各种潜在风险的贷款损失可能造成的。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必须尽快治理与优化信用环境，提倡诚实。协调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需要监控，不仅需要防止债务人，逃避和拒绝金融债权，通过各种途径对企业失信行为的人严惩。改变融资观念，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积极吸引私人资本，努力扩大利用外资，引导具有良好的信用和资本扩张能力的优势企业，推动相关企业和项目融资;采取财政贴息的方式，引导金融部门增加信贷加入。例如在江苏省江北新区浦口区的发展过程中相关部门针对企业信用水平相对较低的现象，采取灵活的措施，对于市场的企业和项目，给予贷款支持。争取在江苏省内做到创新创业的先行区，自主创新的示范区。坚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综上所述，江苏省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必须通过有效的对策来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结合多一点，争取使江苏省成为全国创新发展的排头兵，科学发展的领头羊。以促进江苏省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卢长春 钟雪松 郭小芳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篇（5）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而对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相当重视，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尽早找出存在于经济增长中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经济增上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物质方面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发展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经济结构的改变，即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以及经济形态的变革。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国家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意味着质的变化；而经济增长在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是经济效益问题，也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匮乏、能源和工程的成本较高等；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我国人均GDP处于低谷时期，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国家和人们必须面临的挑战；资源消耗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煤电油紧张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分配不公问题，我国城乡的贫富差距的拉大速度相当快，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城乡之间的差异以及结构调整导致的就业压力等原因，都会导致分配不公问题的扩大；道德建设问题，因腐败问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逃税漏税和乱收费等问题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上述情况可知，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期，而要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往往要注重内涵也就是质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深刻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正确解决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增长重在数量，而经济发展重在质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增长与发展共同构成数量与质量，结构与总量的统一；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包含、相互促进。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追求好快省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经济增长是基础，经济发展是结果，离开了经济增长就不能谈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体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充分条件是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而经济发展则依据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均衡发展理论等；其次，二者的目标取向不同，经济增长着眼于经济的短期变化，而经济发展则关注的是经济的长期变化；再者是衡量的指标不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总量以及人均GDP等，而经济发展除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外，社会个发展指标、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以及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也是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二者对于实现路径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经济增长方式追求的是在增长中求发展，侧重于先实现经济增长，而后再谈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则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必须从发展中求增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发展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

三、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途径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增长的上升期，随着市场推动力的增强逐渐形成自主的经济增长机制，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将生产力的释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来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国民经济发展得到有效提高；循环经济以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从而构建出和谐的社会。

当今社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来实现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真正解决经济增长背后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会议强调稳中求进，这体现了实现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只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涵有了更透彻、精准的把握，才能实现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最终实现稳中求进经济结构体制。

篇（6）

2009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福建地区已纳入国家战略范畴，成为当前一系列保增长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清福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福建区域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政策制定都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模型的设定与数据采集

(一)参数选择

1、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排除价格因素)。理论界普遍认为，最能充分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因此本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排除价格因素)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来衡量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总量，即GDP(排除价格因素)=GDP/CPI指数。

2、金融相关比率FIR。本文选择戈德史密斯提出的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lL作为解释变量，由于缺乏福建省金融资产和M2(现金、企业活期存款、企业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的之和)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这一指标，在此本文用区域金融机构存贷款的数据作为金融资产的近似衡量指标。我们定义金融相关比率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之比，即FIR=(DI+L)/GDP。其中，D1、L分别代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贷款。

3、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排除价格因素)。经济的增长必然离不开固定资产的投资，因此本文也把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排除价格因素)作为自变量之一来构件模型。即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排除价格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CPI指数。

4、劳动力资源。劳动力资源对GDP的影响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此，本文用全社会从业人数来作为劳动力资源的指标，作为自变量之一。

(二)模型构建

由上述选出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构建以下模型：

y=β0+β1x1+β2x2+β3x3

其中，y是福建省GDP(排除价格因素)；x1是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排除价格因素)；x2是福建省全社会从业人数；x3是福建省FIR。

由此，某一年(t年)的公式为：

y1=β0+β1x1t+β2x2+β3x3+et

其中，et是t年的残差；其余同上。

(三)数据采集

本文选择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主要是根据福建统计年鉴，另外还在福建省统计信息网公报等网站获得相关数据。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SPSS 13.0 for Windows软件进行分析。SPSS输出结果如表1、表2、表3所示。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R2为98.4％，说明所有解释变量联合能够解释被解释变量GDP变动的98.9％，整个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二)非参数检验结果

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F值为288.393，在99.9％以上该方程式整体非常显著。

(三)参数检验结果

参数检验结果表明，3个自变量中x2和x3的t值都很大，非常显著。这表明劳动力资源和FIR，和福建省的GDP增长密切相关。

从表中虽然也看出X1不是十分显著，可能的猜测是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的滞后性。因为本次实证分析的着重点是FIR指标，所以就不再因此对模型进行调整。

由此，本文得到了比较合适的经济模型，各种检验基本达到要求。通过模型可以看出，福建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是息息相关的。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福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可以确认，福建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强相关性。但是我们发现在福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金融深化水平不高、质量较差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妨碍了金融因素对福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要解决这些问题，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着重在提高金融中介的资产运用质量，发挥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建立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

规范的市场秩序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可以促进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提高金融资产的总体质量。金融市场环境的改善。需要监管部门协调政策和行动，从法律、政府和措施各个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完善监管体制，建立和完善市场秩序。

(二)完善金融体系组织建设

加大对民营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福建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民营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支撑。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同时减少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政策性干预，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观念，真正建立互利合作的银企关系。政府也要在政策法规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金融支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服务。

(三)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提高福建金融市场化水平

首先必须在政策上对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对非国有金融机构应多点支持，少点干预，更多地交由市场来决定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路径。

其次要加强对非国有金融机构的正确引导，明确各类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为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最后要规范非国有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和管理。

(四)积极鼓励、推动金融创新

篇（7）

二、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安徽省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代表指标作为变量，构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模型，具体分析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

GDP作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可。本文选择消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安徽省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来衡量安徽省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并且由于自然对数转换不会改变变量间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所以对GDP指数取自然对数，用LGDP表示。

对于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理论上应该从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三方面全面展开，但在实际上受到地区数据可获得性等种种因素的限制，不同的学者往往会根据具体情况展开研究，直接导致他们的研究指标存在显著地差异。比较权威的是西方学者Goldsmith提出的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的系列指标，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相关比率（FIR），它是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通常被人们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主要用来衡量区域金融工具整体增长状况。

我们用区域金融机构存贷款的数据作为金融资产的近似衡量指标，用安徽省所有金融机构年末存款和贷款余额之和与GDP的比率，作为衡量安徽省金融发展水平的总体指标，基本上可以揭示出安徽省金融发展状况，并从总体上衡量金融深化水平。因此，定义金融相关比率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名义GDP之比，即：FIR=（S+L）/名义GDP，其中S表示安徽省金融机构存款合计，L表示安徽省金融机构贷款合计。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对FIR指标取自然对数，记为LFIR。

整体的样本空间选择在1990年到2010年，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相关各期，本文分析软件为Eviews6.0。

（一）平稳性检验

在计量经济学中，非平稳时间序列不具备平稳时间序列的统计特征，因而有必要在建立模型之前对有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检验结果发现其不是平稳序列，则进行一阶差分或二阶差分继续检验，直到通过检验后才能进行后续分析。本文运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分别对LGDP和LFIR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对LGDP和LFIR序列单位根检验的最终结果

注：（C，T，K）表示ADF检验式是否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期数

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GDP原数列不平稳，一次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即LGDP是一阶单整，记为I（1）；LFIR原数列不平稳，但经过一次差分后序列变为平稳序列，所以LFIR是一阶单整，记为I（1）。

（二）协整检验

协整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阶单整的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平稳时间序列，则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是协整。协整的经济意义在于：两个经济变量，虽然它们各自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存在协整关系在多数时候是时间序列接受进一步检验的基础。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是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序列，有单位根检验知LGDP和LFIR是同阶单整的非平稳时间序列，所以这两个变量可以接受进一步的协整检验。

表2 约翰森协整检验结果（Johansen Cointeration Test）

注：（1）根据赤池准则，对于变量组选的滞后期为2；（2）表中的协整不包含趋势项，但有截距项

通过计量软件Eviews6.0进行约翰森协整检验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迹统计量Trace Statistic等于24.72305，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20.26184，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LGDP和LFIR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旨在判断一个变量变化是否是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本文采用格兰杰检验法对各指标进行检验，以验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表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注：（1）根据AIC和SC准则，选择的滞后期为2；

（2）*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对于滞后2期，经济增长（LGD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金融发展（LFIR）的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LFIR）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是经济增长（LGDP）的格兰杰原因。所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篇（8）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 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 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着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着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 & 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 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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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各式各样的中介服务，更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业无疑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核心，各种金融工具的出现以及组合使得金融资源更加合理的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和融资渠道，同时也为资本过剩的企业和个人提供资本保值、增值和投资的渠道。但是，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在学者们之间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些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仅是线性相关，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金融发展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即空间作用。

二、相关文献回顾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通过研究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同步关系的。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的流动性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少学者对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陈高通过研究得出国家应该通过相应宏观金融政策的引导，缩小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差距，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陈黎敏（2011）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78―2008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总体呈现很强的正相关性，但由于各地的经济基础不同，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通过梳理上述研究文献不难发现，目前已有的分析中，大多数学者忽略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忽视地区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本文将从空间计量模型的角度对数据进行分析，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考虑在内，全面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空间相关性分析及模型建立

从现有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学者均使用MoranI指数分析空间相关性，本文也将利用MoranI指数来对省市自治区金融业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测，但为了使研究更简便，于是将传统的MoranI指数进行调整，改进后的MoranI指数表达式如下：

其中 ， ， 表示第i个省的GDP，n为样本区域总数， 为相邻空间权重矩阵。

MoranI指数的取值范围一般是[-1，1]，如果0

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效应可以通过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来表现。在SAR中，变量的空间相关性通过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来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自回归模型为：

LnGDP=α+β1LnBank+β2LnStock+β3LnInsure+ρW_LnGDP+ε

其中W为n×n阶空间权重矩阵，Wij表示了空间邻接关系，W_LnGDP表示空间滞后因变量，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该估值反映了空间相关性的方向和大小。

当被模型的解释变量忽略的变量传递了空间相关时，可以假定空间相关是通过误差过程产生的。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误差回归模型为：

LnGDP=α+β1LnBank+β2LnStock+β3LnInsure+λLnW_μ+ε

其中λ表示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用来描述回归残差之间的空间相关的强度，W*μ表示空间滞后误差项。

根据模型及其转变，将搜集到的数据利用极大似然法对包含了空间滞后项以及空间误差项的SAR和SEM模型进行回归后的结果显示，空间系数ρ和λ在统计上均高度显著，这更进一步证实了空间相关性的存在。通过对SDM模型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通过地理空间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同时银行业的作用是最大的，这和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较为符合。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资源调配目前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银行业来实现，证券业、保险业的经济调节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后发现，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是金融业发展的空间辐射能力有限，并且金融业中的空间相关性主要表现在银行业中，我国的政策体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业发展的辐射作用的有效发挥。

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合作如果想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局面，需要消除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割据局面。政府应对相关的规章制度、行政法规进行调整和修改，从制度上解决区域割据局面。另外各地方政府之间也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制定一些双边或多边协议，通过市场和利益补偿等机制，达到双赢的局面。只有消除了体制障碍后市场的力量才能有效推动区域间经济的分工与合作，加快区域间金融资源的流动，促进区域金融中心得形成。

参考文献：

[1]任晓怡，汤子隆，祝佳.广州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J]，肇庆学院学报，2014年7月

[2]李林，丁艺，.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作用的空间计量分析[J]，金融研究，2011年第5期

[3]陈高.空间计量视角的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收敛关系研究[J]，21世纪数量经济学.

[4]陆静.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12.02

[5]陈黎敏.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货币银行，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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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又经历了内忧外患,国家动荡不安和天灾人祸的频繁侵袭,在贫弱的基础上,走出了工业化面向现代文明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回想三十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国民生产总值翻了数十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城市的基础建设也达到世界水平,中国上海更是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统计资料显示,1978 年我国GDP 总量仅为3624 亿元人民币,1986 年上升到1 万亿元的水平(当年价格),1991 年又上升到2 万亿元的水平(当年价格)。随后,每年平均增加1万多亿元,到2007 年,我国GDP 总量已达到24.9万亿元(当年价格)。扣除价格因素,按不变价格,2 0 0 7 年G D P 总量为54331 亿元,比1978 年增长14 倍,在29年中,年均增长9.8%。其繁荣程度令世界震惊,中国的发展已经不能单纯用震撼来形容,而是世界的一个奇迹。就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的经济的萧条时,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复苏中表现出的实力与贡献,令世界各国感到钦佩。这一切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鉴证。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存在不足的一面,具体表现为发展程度和发展速度的不同,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金融发展也不平衡。而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的差异。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两者的相关模型,并通过实例来研究使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晰的。

金融的发展主要包括金融总量的增长,如金融资产的发展、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结构的改善和优化。而经济的增长则体现在实体经济的提高,如可持续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体制的完善等。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金融占了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迅速的国家,经济也大都发展迅速。因而,两者之间大致平行。无疑,金融发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并且对现代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及作用力度多大,以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金融增益等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经济金融质量。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现有的理论观点看,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五种可能: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没有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有显著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的很强的相关关系仅仅是巧合,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机构同样增长,但是两者各自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上述观点忽视制度问题,为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

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即经济的增长带来金融机构的发展变化,促进金融市场的建立。这一观点可称为金融发展的因应需求论(Demand-Drive)。对资本的需求即包括短期也包括长期不断增加,能够筹集资金用于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金融体系的两个基本功能是将储蓄者和投资者汇合在一起为投资资金找到最合适的投资项目。现代的金融体系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为实现这两个基本功能,不同的条件下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上述观点为现代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所持有。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因果关系的方向是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当然,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金融发展既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可能是必要条件。这两种观点在最近的研究中都不少见。(1)充分条件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经济史和理论上的分析都表明,金融体系不完善是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大多数研究发达国家金融发展问题的经济史学家都持这一观点。(2)必要条件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假定没有其他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金融体系就能产生持续的高增长。本观点由熊彼特提出,支持者包括一些货币学派经济学家。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障碍。这里因果关系的方向仍然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但是重点关注的则是由于金融领域的泡沫和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观点认为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银行股票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方面的冲击都可能导致金融危机。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Keynes 1936)、戴蒙德(Diamond和Dybvig 1983)和克鲁格曼(Krugman 1998)。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既有理论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也有理论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引起金融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接受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这一观点。根据不同的假设,不同的理论得到了以上不同的结论, 因此,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验证那种结论更符合实际情况。

三、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统计描述

通过1994到2008年的GDP总值Y和存贷款余额F的数据,作出下图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横轴是年份,纵轴代表了Y与F的变化趋势

很明显,90年代以来,我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都非常迅速,并且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也在发展,初步假设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指标的选取以及数据的来源、处理

本文通过建立GDP,就业人数,资本以及银行系统的发展等四个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选取每年GDP来衡量经济增长, 用Y表示;就业人数用L来表示;选取存贷款余额之和来衡量银行系统的发展,用F表示;选取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K来表示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

2.指标的检验和模型的建立

根据前人的研究分析以及经济理论的定性分析,本文共选择了国民生产总值Y、就业人数L、存贷款余额之和F、固定资产投资总额K四个指标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我们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型方程着手:

表示综合要素,以下用存贷款余额之和F来替代

则:

对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相关系数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及金融发展产出的弹性,常数h用来反映Hicks中性技术进步可能的生产率。

在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本文运用了协整理论对它们进行分析,因为大多数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可能是非平稳的,若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很可能会产生“伪回归”现象,即两个毫无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很可能会得到一个“显著”的线性回归模型,影响模型解释力。协整理论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把时间序列分析中短期动态模型和长期均衡模型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为非平稳时间序列的能否建立有效回归模型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法。

3.变量的平稳性检查

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前先对其进行平稳性检查,只有变量在一阶平稳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查方法检查变量的平稳性,选取GDP作为经济总量指标,分别研究它与就业人口,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总量的协整关系。分别对的数据取对数,记为,应用ADF检查方法对其进行单位根检查,检查结果为:

表2 中国各变量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表示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 表示一阶差分,检验由Eviews6.0软件完成

由表2可知,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把他们进行一阶差分后,剔除不平稳的现象,在显著水平为5%的情况可都变成平稳的,即都是一阶平稳序列。若直接对这些原始变量做线性回归,都可能产生“伪回归”,得到虚假的理论。而探讨非平稳变量间的均衡关系恰好是协整分析的优势所在。

4.协整分析

如果涉及到的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且这些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它反映了所研究变量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也是判断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真实回归还是虚假回归的有效方法。

协整检验有两种主要方法:一是Engle和Granger的两阶段回归分析法,二是Johansen和Juselius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检验。前一种方法一个缺点就是在小样本下,参数估计的误差相当严重,并且当变量超过两个以上时,变量间可能存在多个协整关系,无法找到所有可能的协整方向,其分析结果不易解释。Johansen(1988,1991)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极大似然估计(MLE)法。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的两阶段回归分析法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前面已经检验了都是一阶平稳的,由此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表3 的EG检验结果

注: 表示检验所用模型,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滞后阶数

通过表3,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国民生产总值Y与存贷款余额之和F、固定资产投资K、就业人数L有关。且F、K、L的系数皆为正,即Y与F、K、L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当存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增长的时候,国民生产总值也增长,即当金融发展的时候,经济也增长。

表4 的EG检验结果

注:括号的数值为t统计值

通过表4,从短期来看,国民生产总值Y与存贷款余额之和F无关,与就业人数L无关,与固定资产投资K有关。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Y与F、K、L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长期的正相关的。再对中国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5.回归分析

中国各变量的回归方程:

运用计量软件Eviews3.0对包含了金融发展测量指标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进行估算,从回归的结果来看, 值的判断及方程的显著性F均表明回归方程整体显著,从系数的显著性检验t值来看,t值均显著。从回归方程来看,很明显,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本文采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别选取了GDP,,存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及劳动人数等四个变量,用Eviews3.0,Eviews6.0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研究,又通过ADF检验平稳性,应用Engle和Granger的两阶段回归分析法进行协整分析,最后的出的回归方程。从回归结果来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果较显著。

2.金融发展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文提供了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的实证。自8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金融领域不断的发展,同时经济增长的也分外喜人。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政策是国内经济增长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风险正风起云涌的今天,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一论题同样面临新的挑战,那么,随着金融过度发展带来的金融风险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周期重要因素,不仅要增强各国之间的金融交易往来,更要借鉴发达国家发展金融市场的经验,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通过本文的分析,金融发展会影响经济增长,且因素是多方面的,简言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在当前全新的客观现实条件下,蕴藏着广阔的潜在研究空间。显见,中国在制定经济增长政策的决议上要正确认识到金融发展所带来的发展空间。首先,要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制度,一个国家金融体系完善与否,及效率高低,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其次我们不应该将重点仅仅放在单纯通过进一步自由化措施或增加金融服务来鼓励金融发展并进而提高经济增长,而且, 中国也应该将工作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方面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在目前阶段,中国在通过金融扩张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规模同时,也应该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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