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资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陆地资源过度开采日益枯竭,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资源。《

2． 2．6 与海洋精细渔业

海洋精细渔业指将3s、计算机、通讯、网络及自动化技术等高科技与地理学、渔业、生态学、沉积学等基础学科有机地结合,对鱼群、水质、底质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实时监测,以实现对鱼苗生长、发育、营养状况、灾害以及相应的环境进行定期信息获取和动态分析。通过诊断和决策制定计划,并在gps 和gis 集成系统支持下发展信息化现代海洋渔业。海洋精细渔业具有新型现代渔业生产模式,综合应用了3s 等空间信息技术,将促进人类合理利用渔业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海洋精细渔业是未来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也是“数字海洋”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3 　海洋资源、环境领域中亟待应用3s 技术的重大课题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提出“数字地球”战略,我国的《21 世纪议程》和“数字城市”工程均包括3s 方面的内容[19220 ] 。作为“数字地球”的一部分,“数字海洋”、“数字港湾”等名称已被相应地提出,建立了一些行业性、地区性地理信息系统(如渔业gis、黄河口gis) 。我国各有关部门对海洋资源与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全国沿海66 个海洋站、200 多个验潮站和3 个海洋资料浮标网的长期观测[21 ] ,加之陆地/ 气象/ 国土卫星资料及航片资料,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所以运用gis 技术建立海洋立体监测管理系统在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海洋综合管理系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但总体上讲,3s 应用范围窄程度低,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22 ] 。在海洋领域利用gis ,首先要建立开放式的、具有先进体系结构的计算机网络平台;然后利用优良的gis 工具和数据库管理系统,构成一个集成化的环境,以满足海洋立体监测管理系统功能的需要;再利用海洋综合管理分析与决策子系统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模拟,为海洋资源开发、环境和气候监测、防灾减灾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服务。根据我国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现状,结合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前,应尽快发挥3s 的优势,深入研究以下领域。

3. 1 数字海底系统

海底地形信息对于海岸带的演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gps 技术与海底测深技术相结合,提高了水下地形测量精度,但费用高且无法经常测量,对大面积水域也难以得到连续的全景水深信息。gis 与rs图像处理系统结合应用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rs 数据是地理信息系统的重要信息源,且大多数gis 已拥有独立模块进行图像处理。以gis 为平台, 利用各种海底探测技术所取得的资料,建立数字海底数据库,应用自动成图技术,集成由海底地形地貌、地质构造等相关参数组成的数字海底系统。数字海底系统是多学科海底数据和海洋地质模型支撑的信息化海底系统。其关键技术包括海底地学专业模型技术、地学数据技术、与数字地球间的集成技术;其主要目标是使海底领域与数字地球接轨,促进海底资源的开发和海洋环境的治理。

与3s 具有紧密联系的海洋环境下矿产资源的原位实时探测技术、海底电视观测系统及水下可视化定点采样技术、先进的海底矿产资源现场测试技术是国外正在发展的高新海洋资源探查技术,在大洋矿产资源探查与评价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目前对上述技术的掌握程度很低,这无疑严重阻碍了我国对大洋矿产资源的分布、储量、开发潜力和开采方法的正确判断。尽快开发大洋矿产资源探查技术显得异常必要和迫切。

3. 2 海岸带系统

海岸带是地球四大圈层交汇的地带,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及地质过程交织耦合,陆海相互作用强烈。全世界河流入海悬浮物质、生源要素及污染物的75 %～90 %归宿于海岸带,全世界60 %的人口和2/ 3的大中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海岸带环境演化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空间、生存质量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loicz) 研究成为国际地圈- 生物圈计划( igbp) 的核心计划之一,旨在研究未来气候变化、土地利用、海平面变化及人类活动等对全球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和可持续利用的影响,提高对于未来变化的认识和预测能力。河口- 近海系统位处沿海经济带,是陆海相互作用最为活跃的地带。就我国的国情而言,占我国陆域国土13 %的沿海经济带承载着全国42 %的人口,创造着全国60 %以上的国民经济产值。我国沿海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对海岸带资源与环境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同时也赋予海岸带沉重的环境压力。

海岸带系统是海岸带综合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尤其在海岸带功能区划、海域划界、海域资源有偿使用管理等信息管理中,是目前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23 ] 。通过rs 与gis 技术集成方法,结合海岸带综合管理所需的元数据(metadata) 技术和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充分利用多源卫星资料和已有的实地调查资料,构建海岸带信息系统是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同时又具有巨大管理效益的研究项目。它将帮助研究者从海岸带环境场及其动态变化规律探索的角度来进行海岸带动态变化研究,进而开展陆海相互作用的研究。

3. 3 海洋灾害监测与预报

3. 3. 1 海水入浸实时监测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涨,且海水入侵面积仍有扩大的趋势。我国海岸线长,沿海地区面积大、海拔低,海平面单位高度的上涨会对沿海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危害。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开展比较晚,应运用3s 动态、实时监测海水入浸,分析、预报灾情,提供有效的措施及建议。

3. 3. 2 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报

东部沿海地区为海洋灾害多发区,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台风、海流、风暴潮、海浪、赤潮等灾害[24 ] 。因此,如何准确预报重大灾害,提高区域综合减灾能力,已构成可持续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采用以飞机和卫星平台相结合的遥感成像技术实时地获取灾害蔓延范围信息,用gps测定灾区的准确地理位置,结合gis 中已存储的灾区地形、交通等信息,即可对灾害进行评估、预测,并能对不同决策方案的效果进行模拟、对比,向各级决策部门提供救灾、减灾的辅助决策方案。

3. 3. 3 海洋生态环境动态监测

海上溢油事故频繁发生、沿海工业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海水养殖业趋向于高密度大面积的产业化、工厂化养殖,造成环境质量下降、近海营养盐过剩,赤潮频发,严重危害着海洋生态平衡。因此,运用3s 建立海洋环境动态监测系统及海洋生态变化监测系统,对合理管理海域、分析环境变化和预测海洋生态状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 3. 4 海洋工程安全立体监测与预报

近海资源与环境的开发依赖于海洋工程构筑物,工程安全状况直接影响开发工作的经济、环境效益,甚至决定开发工作的成败。海洋工程安全性既取决于工程结构本身状况,也取决于周围的环境荷载,如风、浪、冰、地震荷载等。建立对海洋工程构筑物状况及其环境影响的监测体系意义重大。

篇（2）

基本判断之二：数字经济将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首先，数字经济将推动消费需求加速释放。随着网络环境的改善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数字经济越发广泛地融入居民生活。其次，数字经济将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等新技术新装备快速应用与发展，数字技术开始融入到传统产业之中，引领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再者，数字经济将促进新兴业态培育汛蟆J字经济领域不断孕育出新模式新业态，倒逼传统行业领域的变革，打破贿的产业发展格局，催生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点。

基本判断之三：数字经济将推动构筑中国经济竞争新优势。全球产业与经济竞争愈发激烈，各国家和地区莫不抓紧机会构筑自身竞争优势。我国人口基础大、单位数量多，市场规模大，能够构筑起数字市场优势；网络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移动互联网发展全球领先，能够构筑起数字基础优势；网民的数字消费意识强，对新模式、新业态的接受程度快，能够构筑起数字观念优势。综合来看，数字经济将推动构筑中国经济发展与竞争的新优势。

面向2017年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将展现出七方面趋势：

一是数字经济内涵外延将持续陕速扩展。当前全球对数字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全球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等已非昔日可比，诞生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应用和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可以说，今天所说的数字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新数字经济”。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模式的创新和认识的提升，数字经济的内涵将进一步创新。

二是需求增长将鼓足数字经济发展动力。从消费层面看，我国正处于消费升级期，数字消费又是消费的重点。从产业层面看，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期，大数据正成为与土地、劳动等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智能制造正在引发新一轮制造业变革，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技术将贯穿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等将加快向传统行业渗透切入，产业升级需求将孕育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创新层面看，数字经济将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领域，具有规模的智力资源、资金资源将涌入数字经济领域，为其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三是政策创新将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后金融危机时代，各个国家都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力，试图加快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也在近两年持续推出了多个规划、指导意见，以加快推动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未来，国家对数字经济的重视，将推动相关产业政策的创新，从而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环境。

四是数字经济发展将加速完善保障支撑。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需注重配套保障建设。在基础保障方面，将进一步推进宽带网络升级、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发展新型应用基础设施。在创新保障方面，将加快信息技术创新步伐，推动数字技术与各领域的协同创新，打造公共创新服务载体，优化创业创新孵化空间。在安全保障方面，将加快建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强数据资源和用户信息安全防护。在统计保障方面，将探索建设适应数字经济特点的统计体系，使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可见、可观，为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鼓足干劲。

五是数字红利共享机制建设将加速推进。要实现共享发展就要让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实现普惠性释放，为此需要推进打造相关机制，比如数字就业促进机制、数字技能提升机制、数字精准扶贫机制、数字政府强效机制等。

篇（3）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economy changed the world much including people’s life, work, study, and also brought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elds of traditional media, business, social relation, film and TV, publishing and recre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meet the necessity of domestic society and economy, many countries proposed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made good winnings. In our cas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accelerating, and bears with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tent compared to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digital city or smart city become new forms of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made an introduction on development of digital-economy in U.K. and London and wants to provide a little inspiration for the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digital-economy；digital-city；London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9-39（7）

1　前言

当前，全球经济与社会正发生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迅速、广泛和深刻的变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突飞猛进，信息化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深刻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信息化，把加快推进信息化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并基于此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信息化，它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充分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具体包括信息技术、传统产业、基础设施、社会生活等信息化的发展。

在国家层面，英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欧美发达国家，乃至摩洛哥、马来西亚、塞内加尔、约旦等发展中国家，都先后出台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制订推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指导方略。作为经济和人口最为密集的空间，城市仍是数字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市场和发展平台，特别是一些国际城市，由于其巨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交通流，亟须通过信息化的发展给予城市更好的建设、管理和服务手段。当然判断一个城市的数字化程度，不应以某领域内某项技术创新和成就为指标，数字城市注重的是信息技术必须对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发挥着基础的作用，并为人们生活工作带来切实影响。2009年英国政府推出一份纲领性文件——《数字英国》，主题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推广全民数字应用及提供更好的数字保护，从而将英国打造成世界“数字之都”。经过几年的发展，英国数字经济已经取得较大进步，伦敦更是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领先城市和欧洲“数字经济之都”。[1]本文在对数字经济发展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将重点对英国及伦敦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为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对照。

2　数字经济主要评价指标及国际比较

篇（4）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54-05

数字经济作为世界创新和包容性增长的动力，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的共识，而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往往会使得这些国家在数字信息革命浪潮下占据国际制高点[1]（衡量数字经济主要是基础技术设施、IT和通信部门投资、电子商务和宽带普及率等）。2016年举办的杭州G20峰会，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主持并起草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如今，全球约有25亿人连接互联网，预计2020年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40亿人，2016年G20集F成员互联网经济规模达到4.2万亿美元，平均E-GDP增长率为4.2%，超出其GDP平均增长率5%以上。2010―2016年全球E-GDP平均增长率为11%，发达国家为8%、新兴经济体为18%。在数字经济不断驱动下，全球有28个国家制定了数字经济战略，分别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埃及、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虽然一些国家并未制定整体数字经济战略，但数字经济内容被包含在国家宽带战略、电子政务战略和网络安全战略和国家创新战略之中。数字经济将是未来增长最快，也最具潜力的领域。

一、全球ICT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背离

纵观全球主要国家信息、通信和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产品贸易，其整体贸易中比重普遍出现下降趋势，这与经济全球化下生产网络的片段化和分散化趋势比较吻合[2]。与此相反，ICT服务贸易占各国服务贸易比重却普遍呈现上升趋势，表明ICT服务贸易对各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

货物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中国、韩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以色列、爱沙尼亚、荷兰、美国和日本（如下页表1所示）。与2000年相比，有6个国家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智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中国和俄罗斯。从进口看，2013年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美国、荷兰、日本、爱沙尼亚、韩国和瑞典。与2000年相比，2013年有六个国家的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服务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 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印度、法国、爱尔兰、中国、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较2000年相比，2013年有4个国家的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有所下降，分别是印度、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和冰岛；而增长较快的国家则分别是爱尔兰、比利时、巴西、西班牙、中国、芬兰和卢森堡（见下页表1）。

二、全球ICT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

选取上述38个国家的最终ICT服务业需求作为研究对象，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国家、非OECD国家、中国、印度、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该38个国家的最终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一）ICT服务业自我增值贡献占比偏高且自给自足模式明显

在全球生产片段化趋势下，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部分占整体需求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OECD国家平均值来看，由1995年的75.73%下降至2011年的71.91%（如下页表2所示）。虽然呈现出小幅度下降，但是阶段性平均值一直在70%以上；相对于OECD国家，BRICS国家（包括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占整体需求比重则同样较高，由1995年的79.75%上升至2011年的82.89%，中国增幅相对较大，由1995年的84.29%上升到2011年的91.86%。ICT服务业的自我贡献率较高往往代表着该类服务业封闭度相对较高，其国内呈现典型的自给自足[3]。

（二）ICT服务业增值贡献表现出显著的区域集中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1995年其ICT服务业自我增值为114.22亿美元，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110.44亿美元、100.13亿美元、159.34亿美元、219.25亿美元、215.84亿美元和292.14亿美元，2000―2011年平均增速为20.73%，相对于全球对澳大利亚贡献的平均增速20.67%基本持平。但是，中国在其中所体现的参与度却较高，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1.45%，2011年中国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最终需求的贡献值达到4.05亿美元。OECD国家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整体需求的贡献年均为7.99%，非OECD国家对其年均贡献为4.93%，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缩写为APEC）国家则为7.82%，东盟国家是1.93%，北美自贸区国家是2.13%。

（三）发展中国家ICT服务对中国需求贡献的地域集中度和发展相似度较高

在对中国贡献较大的国家或集团中，APEC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东亚国家位居前列（如本文表3所示）。相对于1995年的ICT贡献值，2011年ICT贡献值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德国、马来西亚、英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但从增长速度来看，排名靠前的均为发展中经济体，分别是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中国贡献的增长速度较慢，如西班牙、荷兰、法国、日本、美国、德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可见，发展中国家的ICT服务对中国的贡献增速远超发达国家经济体。

三、全球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径

从供给侧角度看，上述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28个国家努力改善、提供通信技术设施质量，促进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变革[4]，其目标共性主要体现在：支持信息通信技术部门研究和开发，促进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建立，吸引风险资本投资对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5]。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接幸韵录父龇矫妫

一是普遍加强国内ICT基础设施建设。各国普遍将国内宽带容量和速度，提高宽带覆盖面积进而更好连接较为偏远的地区。这些国家对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都设定了目标，比如，加拿大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入3.5亿加元使至少28万个加拿大家庭的宽带接入速度达到5兆比特每秒；美国国会考虑6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计划，以支持国内建设无线、互操作的宽带公共安全网络。提高宽带基础设施的弹性和适应性可以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6]，这些国家通过建设包括海底电缆在内的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或者区域分布数据中心以鼓励和支持建设互联网的分布交换和备份系统[7]。

二是加速ICT新技术、商品和服务创新。这方面内容包括加速ICT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培育，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是技术投资的优先领域，如开发超级计算机、发展云计算、深化大数据和信息网络分析；促进区域性或全球性ICT标准统一[8]，例如，欧盟为了实现成员国任何新的IT设备和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和服务的无缝交互链接进入，启动了互操作性标准建设；鼓励吸引外国资本对ICT领域进行投资，有些国家通过引入全球性竞争较强的风险投资改善ICT产业投资效应，或者鼓励初创型企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或者有针对性支持ICT创始公司在本国设立企业等[9]；扩大ICT产品和服务出口，例如墨西哥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IT设备出口国，并且IT产值要在全球居第四位。

三是建设数据开放和电子政府。数据开放的重点主要是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数据向民众开放，为民众和企业提供跨境数据服务[10]。通过建设一站式的电子商务网站，能够确保政府公共部门可以在一定权限下进行数据访问，实现普通商业数据为国家层面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11]。一些国家也通过建设数字信任来完善国家管理，例如建立居民数字身份识别和电子审批系统等。

四是开展数字身份和电子认证。公民电子身份体系建设，包括移动数字身份体系、推进公民电子身份识别认证跨境下的可操作性。政府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高度安全和有效的电子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以便为公民和私营部门提供移动设备参与下的高效和可使用性[12]。同时，加强个人和机构数字号码的分配和设计，以便系统快速准确地对身份识别和验证。根据目前对于数据需求特征，合理合法设置行业数据知情标准，以确保政府可以对需要了解的关键行业数据进行获取、分析或者公开[13]。另外，开展电子文档验证服务，例如数字签名验证。

五是维护数字隐私和安全。数字信任是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和核心所在，而隐私保护是建设数字信任的基础。上述各国数字经济战略几乎都涉及隐私保护问题，并将隐私保护视同于知识产权保护行为。其做法主要有：提倡公司在使用和公布传播信息资料的自律性，公布和践行数字公民行为准则[14]；出台最先进最有效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公民和企业的核心敏感资料，比如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专门成立机构来检测ICT技术的进步和技术形式的变革，及时修订落后法律和规章制度以符合技术进步要求，并且对已违反法律规定的相关方面实施制裁和惩戒；开展数字风险监测和预防研究，比如，政府与研究机构致力于开发和利用创新的网络安全监控系统，大力支持网络安全的相关研究等。

六是促进ICT与教育、医疗和运输结合。在加强ICT与教育融合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和改进驾驭系统的有效性，重视对教育机构的数字化建设投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推广和改善在线学习环境，为方便民众在图书馆使用相关数据而提供的个性化学习辅助或高效快捷的宽带解决方案。在ICT技术手段与医疗体系结合方面，加速远程医疗系统建设，提供在线健康和医疗保健预定，全面普及建设老年人等医疗电子档案，扩大远程医疗保险和福利范围，汇总研究和分析远程电子医疗出现的医疗纠纷以及制约电子医疗推广的制度障碍[15]。在ICT与运输物流结合方面，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创造一个安全、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交通体系。

七是促进信息包容和提升数字职业技能。促进信息包容方面，不断扩大对宽带接入服务不足的地区进行扶持，特别是辅助家庭弱势的社会群体，政府加速推进全民数字素养水平，提高网上风险自我防范意识教育、网上机会识别能力和捕捉能力[16]。提升数字职业技能方面，提升数字化素养以帮助女性回归工作岗位，以Web为基础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加大对数字培训机构公共资金支持，扩宽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课程，提高ICT技术培训课程的数量，提高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毕业生数量和水平，以及提高政府公务员数字技能。

四、对中国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

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日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而我国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同时，应积极从供给侧角度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并逐渐推动数字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从以上主要国家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核心和实施路径看，可对我国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培育国内数字市场。我国应大力培育国内数字经济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数字经济的管理上，政府监管和引导定位不是放松而是加强，在为数字经济参与方提供开放数据共享平台的同时，提供公开透明、法制化的市场环境。通过共享基础数据源方式促进数字经济参与方享有平等市场准入地位，进而降低参与的进入壁垒，扩大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

二是大力发展ICT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要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宽带服务支持，更要加快对最先进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断跨越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鸿沟，努力ICT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和主导权。建立国内统一的高标准的ICT技术设施网络，为国内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数字信息共享和分享型支持。

三是加速ICT新技术和商品及服务创新。我国应为数字技术的革新项目提供资金激励，并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共享开放式平台，这要在研发领域率先实现数字和信息的开放共享，降低企业数据重复搜集和数据库建设的成本。

四是建设强大的数字开放平台，促进电子政府服务体系的形成，不断丰富服务层次和内容，全面铺开数字城市网和智慧民生服务体系建设。

五是开展公民和企业数字身份数据库建设。大力拓展数字身份的识别和认证体系建设，为深化公民和企业的其他相关数据的采集形成构建平台。

六是继续加大维护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大力开展确保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的技术研发，高度确保对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信息保护。

七是促进ICT与其他民生领域或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一批切实可行的实用性技术以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用数字经济改善民生领域或助推其他产业，如智能制造业发展。

八是通过人力培训和开发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职业技能水平，强调数字经济的普惠性，特备是要重视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数字包容支持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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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J.Stiroh，J.Baldwin，S.Greenstein，B.Hobijn，M.Orl. Are ICT Spillovers Driving the New Economy？ [J].Review of Income & Wealth，

篇（5）

 

一、        “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部署和任务，继续以创优“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动力，以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为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

1.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环境。落实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协同，为地区市场主体准入提供便利化服务。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实现业务流程、条件要求、解释口径、办理时间“四个统一”。加快实现证照管理一体化，推行“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事项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协力推进“一网通办”建设。共同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强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等功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运用场景。按照市级的统一部署设立地区“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加强政务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监管环境。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创新,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高市场监管效能。落实一体化信用监管体系。推动“双随机公开”、抽查检查等信息在区域内充分共享应用,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企业信用修复规则、实现信用监管标准互认结果互用。对重点监管领域和对象实施精准监管,对守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督和联合惩戒。落实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创造、运用和管理知识产权,鼓励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加强地区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配合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实“满意消费行动,共建区域内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动经营主体自律,配合打造统一的消费投诉公示平合。推进消费领域社会监督。协同监管网络交易。充分发挥全省网络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平台作用，注重整合辖区电子商务经营者基础信息、经营信息、监管信息等信用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实施分类监管。落实地区网络、合同案件查办协作机制，协同破解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难题。

3.合力打造一体化的质量供给环境。配合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在信息、业务、资源各方面配合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联动、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设和华东地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促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培养计量技术人员，互派计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特种设备监管一体化。推进特种设备单位、人员、设备信息互查互享，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运用。

4.合力打造一体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全面建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程监管更加科学，“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社会满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行为，杜绝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控制和减少较大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继续巩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成果，积极配合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继续深化食品安全“四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小作坊登记和小餐饮、小摊贩备案管理。保持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公开违法违规、虚假欺诈产品和企业信息。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推动实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风险可控的地区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不断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        “十四五”期间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共同做好“十四五”规划工作和“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2800字范文稿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社会前进动力，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坚强基石。尽管我国是数字科技应用大国，却不是数字科技研发强国，很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须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和布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

一是采取清单制梳理我国数字科技的短板软肋，短期内寻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备份源，使“卡脖子”技术不因外国的封锁而断供。

与此同时，发起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短板，补齐数字科技研发链。

二是面向数字科技前沿领域，设立国家或世界实验室，牵头发起全球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嵌入全球数字科技创新链条和生态系统，吸引和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慧医疗等发展契机，推进数字新科技先行应用，为数字科技应用提供试验平台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在发展数字基建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由此，应科学决策、统筹布局，把数据中心、场景中心、区域中心、应用中心有效结合。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有战略导向和规划牵引，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规划布局、互联互通等，引导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和有序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情况和财力承受情况，尤其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数字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三是正确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需求为牵引，把应用场景建设置于数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自身需求参与数字基建，并开放为社会使用，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合理跨区域布局数字基建，将数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产业链应用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强大引擎。随着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b2b为主导的产业互联网推动的企业间数字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强大引擎。须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优势，依托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效益与质量。

一是继续做大做强消费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利用数字技术“在线化、无接触、可传输”特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加大主要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收购或自建本土化网站，建设更多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等，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二是培育壮大产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制订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共享产能、技术、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等，促进产业互联网带动的新型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步推进数字货币，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抓手。当前，各国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实践，竞相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对于我国而言，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零售支付体系发达，同时，较早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落地步伐。展望未来，须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动态应对、争取主动。

一是加快战略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工作，实现国际国内同步部署，强化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助力人民币更好承担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计价、支付、结算职能并发挥世界储备货币角色。

二是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进地区整体落地，及时总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运营与管理经验，有序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场景推广应用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零售移动支付方式联动互促、协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篇（6）

作者：马化腾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6%，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口，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篇（7）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篇（8）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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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挑战，为新经济的前行提供“引擎”，是此次新华三Navigate 2017领航者峰会讨论的重点话题。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在演讲中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的创新交替引领、彼此促进。新IT则是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化技术变革的聚合，它从IT基础设施的虚拟化、资源池化开始，融合了大数据、大互联平台、大安全防护以及创新的服务与模式，为应用的创新提供支撑。

作为新IT解决方案领导者的新华三，面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提出了“应用驱动，云领未来”最新战略，重点在于让应用驱动IT的云化，在广义的新IT环境中，实现技术与应用的双轮驱动，持续引领、推进数字经济走向未来。

围绕着“应用驱动，云领未来”这一战略，新华三通过云平台、大数据、大互联和大安全四个方面的技术能力进行支撑，并分别规划了明确的创新“路径”。未来的新华三，将通过全面支持云生应用的H3Cloud 2.0，带动基于云的业务与模式创新；为用户提供数据平台和数据服务的大数据引擎；借助应用驱动、万物互联的应用驱动网络，构建数字经济的神经系统；并借助“自主创新+生态共建”，为数字经济打造全面升级、主动防御的大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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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已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利用一种新技术，而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达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首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