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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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对现代性的理解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近二三十年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也逐渐起步，在政治思想领域，自由主义有柏林和罗尔斯等为代表，特别是其两种自由的区分影响很大；施特劳斯学派则因隐微写作与重启古今之争而声名大噪；此外就是剑桥学派，以以斯金纳和波考克为代表，其中波考克虽然在中国不甚知名和流行，但却是深入理解现代性，特别是古今之争必不可少的一个路径。波考克说他“秉持这样一种欧洲视野：伴随着古代地中海帝国奔溃历史的是商业社会的不断兴起和扩展，但与此同时依然受到古代价值的挑战。”[1]这开启了他对马基雅维里时刻的理解。

一、马基雅维里时刻的意涵

虽然用“时刻”（moment）这一表达是斯金纳的提议，但2003年波考克指出“该术语（‘时刻’）既可以指马基雅维里的出现及其对政治思考的冲击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也可以指他的著作所指出的两个理想时刻之一：或是指‘共和政体’的形成或奠基成为可能的时刻，或是指这种政体的形成被认为带有不确定性并在它所属的历史中引发危机的时刻。”[2]

第一个“时刻”，即马基雅维里活着并写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时代，具体指“佛罗伦萨思想……1512至1537年，出现了马基雅维里、圭恰迪尼和詹偌蒂的转折性著作。”[3]这是个佛罗伦萨时刻，马基雅维里是其中的最强音。另外一个含义则是对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熔炼，即《君主论》和《论李维》中包含的“理想”：拯救危机中的共和国或创建共和国。就具体的历史而言，指1494年法国军队到达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统治土崩瓦解之时。马基雅维里最初是参与到了政治之中的，其写作《君主论》也怀抱着再次参与政治的期待，但并未成功，这种雄心从政治转移到了写作。书写如何“拯救危机中的共和国”甚至“奠基新的共和国”。波考克认为“这样的时刻彼此无法分割，因而就出现了‘马基雅维里式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共和国深陷历史的紧张或矛盾之中，这样的紧张或矛盾要么出自自身，要么来自外界。”从“时刻”出发“考察了早期近代政治思想中的许多（但不是全部）有关这种‘关键时刻’的经验和关节点。”[4]对英国的马基雅维里时刻的考察也是其研究的重心之一，因为“我们遭遇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古代’与‘现代’自由概念的差异，在我看来《时刻》所关注的正是他们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历史仍在进行中，并没有终结”，[5]或说英国在近代也经历了这样的关键时刻，因而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政治思想史。

波考克所揭示的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是可被理解的。简要说，有一个理解模式，它有三个要点：积极公民、武装共和国与区别于“right”（正义或权利）的“virtue（德行）”。

积极公民是想过积极生活和公民生活的人的总称，“具有政治知识的即被统治有参与统治的”人，不是纯粹被统治的奴仆。这种思想在根底上可以说是“极端的古典思想”，并且“从政治上和道德上说，‘公民生活’是抵抗‘命运’肆虐的唯一力量，也是个人具有美德的必要前提。”[6]武装共和国则是马基雅维里对古代思想的改造，原型是“武装的先知”摩西及其所建立的“国”。思想基础就是“武装公民”，这是“virtue（德行）”的核心内涵，“罗马意义上的virtue，即马基雅维里使用并力图复兴的托斯卡纳意义上的virtue的罗马意涵，意指个人采取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能力。”“它既是高度公共性的，也是高度个性化的。”[7]

这个模式也可以被称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思想模式，以此模式衡量近代英国的政治思想，能够承认早期近代英国（英格兰）政治思想中有许多这种“关键时刻”的经验和关节点。

二、近代英国的“马基雅维里时刻”

从上述思想模式的三个要点看近代英国的政治思想是一个简要而非全面的方式，不过从这个三个要点确实能够看到一种不同于欧洲大陆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方式。

首先，从积极公民生活这个角度来看，就面临一个问题，这源自英格兰自身的历史，“在这个文化中并没有出现对‘积极生活’和‘公民生活’相对简单的选择以及共和主义对历史自我形象的改造。” “仅仅理性和经验绝无可能提供把个人称为公民的理由，只有复活古代的政治‘德性’（virtus）和政治动物（他有着统治、行动和做出决断的天性）的观念，才能做到这一点。”[8]这意味英国人的“公民”意识的出现与历史‘时刻’或说事件――1640年代的内战有关，在其中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发挥了它的作用，这种作用是英国“公民”观念产生的重要部分。

第二个要点即共和国。这与一份文件有关，即1642年6月21日的《陛下对两院十九条建议的答复》，它不仅是英国政治思想上一份至关重要的文献，也是打开马基雅维里分析之门的钥匙之一。这份文件有两个关节点意义，一是在英格兰第一次重现了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阿的混合制政府理论，而这种重现（复兴）也正是1494年后意大利政局步入紧张状态的重要思想结果之一。产生于内战期间的两个政治思想巨著《利维坦》和《大洋国》，其思考和思想理论的建构“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稳定与和平。”“自然之路需要和平，和平之路需要服从法律。在英国，法律必须成为大众的法律，而这些大众的法律的总和必须等同于共和国。”[9]“英格兰人从天性上说是赞成君主制和习俗的动物，采取平衡和共和政体的语言，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传统宪法受到了失序的威

胁”。[10]这意味英国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佛罗伦萨版将会有不小的修改。

第三点，“德行对抗命运”这一模式在英国的变换。哈林顿是波考克考察英国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核心人物。在哈林顿的《大洋国》之前的时刻，“德行”不是道德而是武装，这是马基雅维里思想的一个特色内容。在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的思想家中，强调“威尼斯模式”，使“它能够成为罗马的反题，因此有助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马基雅维里的军事平民主义上移开。”不过在英国则不一样，英格兰此时的统治就是刀剑的统治。并且“刀剑的时刻可以由君主、立法者或先知占据，也可以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占据。”[11]

英国实际政治中，“有两点尤其是产生和代表了英国共和主义的思想，首先是对武装的强调，将政治自由等同于军事力量；第二个特征是普遍意识到的偶然性，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辉煌，共和政体的生命依然是动荡的和短暂的。”[12]虽然其目的不过是论证“事实上的权力”是克伦威尔的护国公政权，但是“当军队反对这个政权时，尼德汉姆就会发现自己处境尴尬，英格兰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历史就会有一个新的起点。”[13]这个新的起点就是哈林顿。

哈灵顿在“德行对抗命运”的模式中引入了“财产”，从而促成了这一模式的变换。《大洋国》是哈灵顿的核心作品，“该书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突破范式的时刻。”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观念对英格兰政治理论和历史进行重要修正。因为“他要为英格兰的军事共和国辩护，把它说成是‘武装平民’的统治。”他为此不仅“编造了刀剑的公共历史”，还“提出了一种公民理论”，“说明英格兰人是公民，英格兰的共和国要比自封的圣徒寡头政体更接近上帝”。“把这些认识纳入欧洲和英格兰的政治权力的一般历史之中，其基础是马基雅维里拥有武装对于政治人格必不可少的理论。”[14]乃是其关键性创新之处。

武装平民与积极公民结合的公民理论，还有一个关键点，这就是设定政治人格的基础是财产。哈灵顿对马基雅维里所强调的“严重的道德腐败，公民人格的实际解体，是政府衰败的主因”做了重要修正：“政府的‘腐败’与其说是因为公民不再展现适合于他的美德，不如说是因为政治权威的分配不再与对它其决定作用的财产分配适当地联系在一起。”哈灵顿把财产称为“命运的恩惠”，并且“他特别声明，他关于财产和权力关系的一般法则，对动产和不动产同样适用。”因而“自由财产的功能变成了为自由的公共行动和公民美德而拿起武器，从而也是人格的表达。”[15]

简言之即“自由和独立取决于财产”，因而财产称为了一种公民资格，更进一步是美德来自于自由财产，因而对抗“命运”必须有自由财产，如此而来，对自由财产的侵蚀就可被理解为“腐败”这一命运的体现物。

在哈灵顿之后，“德行对抗命运”的模式先是转换成了“德行对抗腐败”，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出现了一种新观点：“变化现在不在被视为纯粹的混乱，而是被视为可以理解的社会和物质过程。美德的对立面不再是‘命运’，而是变成了‘腐败’。”腐败不仅仅指官员的腐败或生活的腐化，政客收受贿赂滥用权力等政治腐败行为，而是“在圭恰蒂尼那儿最先看到的那种含义：用私人权威取代公共权威，用依附取代独立。”[16]从1688年到1776年，盎格鲁语系的政治学的中心问题，不是能否反抗恶政，而是建立在庇护权、公债和军队职业化上的政权是否会腐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腐败不是一个权利问题，而是一个“德行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申明反抗的权利得到解决。

政治思想决定性地转向了德行与腐败的范式。[17]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不论哪个党派的作者都不想为股票买卖和对公债市场价值的投机性操作辩护，它（信用）被普遍视为罪恶。”“简言之，托利党抨击牛市，辉格党抨击熊市。”[18]争论的核心点虽然是财产，但实际上的中心依然是“德行对抗腐败”的模式，因为不动产依然被看作是美德的基础，而商业财富的重要性虽然被提及，但贸易被认为是新型腐败的原因，信用更是被公认为“邪恶”。

三、反思古今之争的新路径

商业使“德行对抗腐败”的模式发生变换乃至改变“德行”本身的含义。商业带来的改变看起来不可逆转，尽管一些著名思想家都反对这一趋势，但是商业社会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德行也借助于“风尚”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个人脱离了享有公民权的农民-武士世界，进入了“商业和技艺”的交易性世界。这些新的关系从性质上来说是社会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因此他们使个人能够形成的能力不再是“德行”，而只能被称作“风尚”。埃德蒙・伯克说“礼仪风尚比法律重要。……它既可襄助道德，补充道德，也能彻底毁掉道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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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kyjj0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绪论

现代的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欧，与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天下国家等截然不同。然而，到了近代，西欧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影响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梁启超通过日本翻译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对西欧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列文森所言，近代中国就是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因此，简要的探讨西方国家观的演变无论是对于我们认识近代历史的复杂性还是对于当前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良好建构（关系到国家观中对于国家权力分配的认识）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2 国家观的内容

西方国家观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近代这四个时期。在这四个时期中，西方思想家对于国家观的内容都不一致。然而，观念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看法，它是连续性的。因此，我们可以从每个时期中选取一个或者两个思想人物来透视那个时代的国家观念。

而国家观的具体内容，少不了对国家起源、政体的形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方面的探讨。这四部分的内容在每个思想家里所占据的比重很可能都不一样，因此只能就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当然有可能是全部）来进行论述。

3 浅论西方国家观的演变

3.1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

古希腊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也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萌芽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诞生于这个时代，他们的国家观也因此大同小异――前者的国家观更偏向于理想，后者的更为实际。而古罗马被称为共和思想诞生地，代表人物是西塞罗。据此，这里简单考察柏拉图和西塞罗的国家观。

柏拉图在《理想国》这部著作中阐释了他的国家观。在他看来，人性是有差等优劣之分的。因此，国家的良好运转需要进行社会分工，基于人性的社会等级分工。每个相应的社会等级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国家就会运转良好。掌握着知识的哲学家应该作为统治者，是处于国家社会等级的最顶端的人物――这样的哲学家能认识到一般人认识不到的“理念”，他掌握着真理。

而国家，也就是当时的城邦是起源于人们的需要。这个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差异不大。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人有过好生活的天然要求，人的另一个天性只做最适合自己的事。由于人的天性存在差异，就有了分工，分工的维持需要合作。为了过好共同生活，人们必须组成共向体，这就是国家。其次，人天生有合群的性情，“人类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自然赋予人类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而单独的个人连自足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更不要说过优良的生活。所以个体只有以其自己的身份参与城邦的生活时，才能达到优良的生活。“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离开城邦，个人无法独立生活。

这意味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几乎是融为一体的，也意味着国家代表一种城邦生活方式，一种公共空间。至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那时候根本不存在，因为两者在那时候还没有分化，社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社会。最早到洛克的时候，政治国家与社会生活才分离开来。

柏拉图也探讨了国家的形式问题，也就是何种政体为优良政体的问题。他把政体划分为六种：君主政体、暴君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共和政体、民主制。这里划分的标准是统治者的人数与统治者本身的贫富。最好的现实政体就是共和制。最理想的当然就是上面提到的哲学王统治了。

因此，我们可以把古希腊的国家观概括为“城邦共同体”，其核心内涵在于个人与国家融为一体。

而古罗马的西塞罗的国家观可概括为“人民共和国”――“国家是人民的事业”，侧重点落在了个人（且侧重个人私有财产权）这一端，并强调自然法的作用。

国家被西塞罗定义为“人民的事业”，或者说国家实质是“共和国”，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的共同财产（西塞罗相当重视人民的财产权）。国家需要采取混合政体形式，这样能够使权力分立和制衡，进而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而自然法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

在国家的起源问题上，西塞罗同样强调人民和自然法的重要性。国家是为了“法的一致和人民的利益”而创立出来的。他的起源论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区别在于强调自然法――在是否为了人的完善本身而设立国家这一点上则没有区别（只不过这个“完善”还特意加上了对人民财产权的保护）。

3.2从中世纪到近代

中世纪的思想家有很多，而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可谓是中世纪政治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国家观都笼罩在神学的光环中，具体表现就是教会高于国家。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正义的体现，而国家是邪恶之物，是拿来惩罚人类的。他们两者的国家观大同小异――只不过阿奎那对国家的作用更为肯定。因此，这里仅简要考察奥古斯丁的国家观。

而中世纪的国家观又为近代国家观创造了基础。马基雅维利被称为近代政治思想的开创者，我们可通过考察其国家观来透视近代的国家观。

首先是奥古斯丁的国家观。奥古斯丁宣称，国家无非是人的创造，是人作为具有理性的存在物，意识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一致性而联合形成的集合体。由于国家以暴力作为支撑，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以恶抗恶的世俗机构，所以依靠它绝对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同时也根本不能把它视为上帝的宇宙秩序的一个部分。

他划分了上帝之城与尘世帝国――上帝是理性的体现，而国家则是暴力的统治。国家是因为人的堕落而对人实行惩罚的一种形式。上帝之城一方面指永恒的天国，是正义的灵魂栖息之所；另一方面它也与现实的国家并存，由忠诚于上帝的信众构成。

奥古斯丁对国家起源的解释就是人因为堕落而必须实行的一种惩罚形式。而国家也不是实现个人正义的最终途径。个人正义要依托于上帝，也就是现实中的教会。

显然，在中世纪，思想家注重教会，而不注重国家或者个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的形式方面的论述就很自然的被忽略掉了。教会高于个人也高于国家，但国家是否高于个人就无从得知了。因此，中世纪的国家观可被概括为“地上王国”。

而到了近代的马基雅维利，神学的色彩逐渐淡去，代之与更多的现实色彩，并重新像西塞罗一样重视起个人在国家中的作用。

马基雅维利放弃了将国家视为君主个人所有物的传统观念，赋予国家以非人格化的形象，并将政治与道德、宗教分离。这时候他眼中的国家其实已经慢慢的从具体的君主升华为抽象的王国象征了。为了国家的统一于稳定，马基雅维利建议君主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做非道德的事，例如欺骗人民、外交上使阴谋诡计等。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起源论建立在他的人性恶的观点基础之上。他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人，会为了一切利益而斗争，因此有必要建立国家来维持秩序。这种观点类似于后来霍布斯所说的人性恶且人在处于自然状态下会处于战争状态从而需要建立国家。区别在于马基雅维利没有后来霍布斯、洛克他们一样假设一个自然状态、人民和国家签订的契约。建立国家后，君主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是有必要采取任何手段的，君主的道德与人民的道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马基雅维利赞赏古罗马如西塞罗所倡导的混合政体制，进而欣赏古罗马的贵族制、元老大会。他认为，古罗马正是因为采取这样的政体才取得了很大的辉煌。他的政体分类原则也与西塞罗的别无二致。

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上，马基雅维利首先是倡导公民必须服从国家统治。国家建立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公民的福祉，因此公民有服从国家的必要。国家在危机时刻，公民必须挺身而出。在这个方面来看，国家的价值是高于公民的。但是，若国家作恶，它越来越趋向于腐败，不符合公民的利益，不谋求公民的福祉，那公民也有权利之。公民在国家中得到自己的利益，也要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例如积极参军等）。国家也要为公民的自由和利益而存在。

因此，马基雅维利所代表的近代思想家的国家观可概括为后来由洛克等人逐渐深入完善的“守夜人国家”（理论），强调政府的角色是保护公民利益，不能过多干涉公民生活，并且可被。

4 小结

从上文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得知，到近代为止，西方国家观的演变分别经历了“城邦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地上王国”、“守夜人国家”这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当中，各时代的代表思想家对个人与国家关系、国家起源、政体形式等方面的看法不尽一致。这些代表思想家的观点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西方国家观的形成，并扩展到了西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等。对这些观点进行简要的考察之，有利于我们理解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及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观，建设中国现代国家。

参考文献

[1]详细可参见：李华兴，张元隆，李海生著.索我理想之中华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M].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2]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J].近代史研究，1997（4）：218-229.

[3]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认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美）约瑟夫・R.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7页。尽管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被批评为忽视中国内在发展动因（可简化为“内在论”对“外在冲击论”的批评），但这里作者认为列文森的观点（“外在冲击论”）仍然是具有相当强大的说服力的。限于篇幅问题，这里并不讨论此观点成立的理由。

[4]（美）诺夫乔伊著；张传有，高秉江译.存在巨链 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M].南昌市：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在此书中，作者论证了存在巨链这一观念的充实性、连续性、充足理由这三个原则。

[5]文中对于思想家国家观的看法来自个人阅读柏拉图著作（（古希腊）柏拉图（Plato）著.理想国[M].上海市：上海三联书店.2009）的理解和总结，并参考了唐士其（唐士其著.西方政治思想史[M].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和徐大同（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市：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398.）的著作。下文中对于西塞罗等人的介绍沿袭的是同一思路，即个人对其原始文本的理解和参考唐士其、徐大同的著作，后文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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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4.079

1詹姆斯・密尔及其著作

提到詹姆斯・密尔大家可能会感到很陌生，但是对其子约翰・密尔比较熟悉，詹姆斯・密尔是约翰・密尔的父亲，所以又被称为老密尔，詹姆斯・密尔（1773年-1836年）是一位生于苏格兰的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律，政治和刑事改革者，在当时的社会有很高的声誉，他是一位著作颇丰的思想家，但不像其子约翰・密尔那样有自己的传记。老密尔的思想的可以从他的书中体现出来，其功利主义思想是詹姆斯・密尔的主要的成就，继承和发展边沁思想的同时，对功利主义思想又有自己观点，主要体现在其教育篇和政府篇以及立法篇的论文中，另外他还着有《英属印度史》，同样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为以后在印度事务部谋取职位的钥匙，也是改变其子约翰・密尔的殖民地观的作品。以及收录在詹姆斯政治选集的作品有《政府篇》、《教育篇》、《论出版自由》、《投票选举》等，表达了詹姆斯密尔的思想和政治观。其作品对后世有重要的影响。

2詹姆斯・密尔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近代兴起的一种追求最大快乐的思想，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人物是杰里米・边沁。边沁同样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功利主义的奠基人，他又汲取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家那里汲取人道主义的和政治学理论的思想。把谋求人类的幸福，当作功利主义哲学的主要的任务，创立了功利主义。同时期的詹姆斯・密尔要比边沁的年轻的多，边沁可以说是老密尔的老师和伙伴，在1808年密尔遇到了边沁，密尔的由于经济上不宽裕，受到了边沁的接济和帮助。两个人很快结成思想上的盟友。具有享乐气质的边沁认为，“去苦避乐”是人类的行为的必然目标，他的功利主义主张应该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从而减少痛苦，公共的利益是由个人所构成的，根据边沁的观点，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人的最大的乐。而密尔不完全赞同边沁的观点，在其基础上延伸了功利主义，密尔对纯粹的享乐并不看好，他和柏拉图一样把快乐分成不同的等级，认为是通过思考的理性的快乐要高于感性的快乐，经过社会的思考达到的幸福要高于单调的享受主义。

3政府论中的功利主义

密尔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的行为是受到动机和利益驱使的，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是功利主义思想的表现，人类之所以要组织政府，就是人民有自私的一面，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如果没有政府和法律的限制，人们就会损人利己造成痛苦，就违背了功利主义的原则，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人民谋福利，政府和法律的作用在于界定人的权利和加以保障，来限制人的行为使之不伤害他人的利益。密尔把现实的利益看成是政府的目的，确立一种政府的有效的体制来保证现实的利益。这种方式就是代议制，如果说没有这种体制，一旦权利掌握在一个阶层或者个人手中，就会不受限制凌驾在社会之上，通过各种方式来剥削劳动人民，那些上层的人占领劳苦百姓的利益，他们的生活因而变得更糟，完全没有幸福感可言。即使在直接的民主中，公共的幸福也没有扩大，因为由于他们所统治所需要的时间和努力从生产劳动中扣除掉了。因此单一的政府形势存在着靠自己的权利占领别人劳动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建立防范的机制，避免权利走向政治的腐败关键，又能保障人民的最大的幸福。

首先代议制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也能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代议制把一切人民认为是重要的公共事务都拿出来讨论，他们通过讨论使得公共事务接受监督。这种舆论自由增进人民政治的知识，讨论争辩，是代议制主要的形式，代议制的生命力就是存在自由讨论之中的，通过关注和讨论公共事务监督和控制行政是代议制的主要的智能。在但是代议制本身是无法完成这一职能的，没有人民有效的舆论和感情上的支持，行政当局或者是党派很容易把代议制放在一边不管不问。密尔的著作《论出版自由》（Liberty of Press）作为一项重要的措施在该文中，詹姆斯・密尔从个人和政府两个纬度探讨表达自由问题，认为出版自由是防范政府权力滥用、保障个人权利、推动代议制民主的重要途径。出版的自由是监督政府滥用权力有效的机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也不会有知识普及，也不会有人民觉悟的提高，同时为了保证代议制政府的公正和廉洁。教育与培训

密尔认为教育有很重要的作用，教育能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人对利益获取的更好的手段，同样教育能够提高个人的道德，政府是由个人组成，政府和个人是相辅相成，政府有助于增进人民的良好的品质，增进大众人民的知识和道德的提升，政府要利用本身良好的品质来实现正确的目标，其行为本身要符合法律和道德的本身，既然政府是有个人组成的，同样也是人民选择的结果。那么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自己的发展，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篇中的重要的内容。密尔把公共的利益看成促进人民智慧和美德。把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做了描述，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当人民能够习惯于捍卫它时，权益才能被重视。人民各项权利不能只写在纸上而在实际生活却得不到履行或反遭践踏，所以还要相应的捍卫权利制度。只有人们有维权意识，只有人们的权利落实了，智慧和美德才能得到促进。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道德才能实现政府更好的促进社会繁荣，社会繁荣也不是某个人的个人事业，它是全体人们的事业，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好的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社会上所有人，让他们自由地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力去创造财富从而使人民获得更多的幸福。

4结语

詹姆斯・密尔的著作深深的反映了他的功利思想，有理性的追求快乐，在一定道德的原则下，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在其政府篇中也同样蕴藏着功利主义的色彩。密尔的思想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英国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表现了功利主义开始在从政治上权利范围的界定，实现利益最大化和追求幸福和扩大民主有机的结合起来。老密尔的政治思想对其子影响很大，为其功利思想的发展和《代议制政府》写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剑.社会福利思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2]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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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Z1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26-03

《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以下简称陈著），陈友良著，于2013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推进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中国留学生在东西文明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作用，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国留学生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新思想的传播，中国难以实现现代化的转换。陈友良先生的《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全书30余万字。该书对于从民初到五四的留英学人群体的活动及其思想特色的挖掘和讨论多有前人所未发之处，在史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亦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概而言之，陈著有如下四点创新之处。

一、对以往较少关注的知识群体的发现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深深烙印着中国留学生的印记，从不同国家归来的中国留学生群体都有着不同的群体特征。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之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随着留学生的人数增长，带着西方新思想的归国留学生越来越对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与引导作用。其中几个主要留学国家对于中国的改革运动的影响尤为深刻。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国家是当时最为强盛的大英帝国，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的三分之二的译著都来自英国文学，而严复的全部译著都来自英国著作。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几个美国、日本、法国不同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增多，美国、日本、法国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强，相对而言英国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变小。具有不同国家留学背景的留学生归国后积极宣传自己的所学所思，都带有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特点。在当时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无疑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把具有共同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有利于理清不同留学背景的学人对于思想发展的影响。

与留美学生、留日学生、留法学生相较，留英学人对五四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所起的作用有限的。但是，陈著认为仅从“影响”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是狭隘的。辛亥到五四期间留英学人的思想发展是一种存在，那么它就算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留英学人成为陈著的研究对象除了“时常出现”“思想逻辑上有其意义”，这个群体所具有的的特殊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陈著指出：“在精神状态上，留英中国学人既具有传统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入世使命感，更因他们曾经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已具有西方近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五四期间，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于思想运动有着极强的紧迫感，因此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也常常夹着感性与混乱。1921年杜威在《亚洲》杂志上指出：“这场运动的情感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留英学人主张学习西方，英国19世纪中期的政治改革，以及思想界的发展都与留英学人思想发展有着深层的关联。在这场思想大启蒙运动中，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学术理论的讨论，对国际时局的理性思考。尤其留英学人在地方主义和联省自治、对于一战后期政治思潮、外交思想、国际主义的探讨都极大丰富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也因此，才显得留英学人在思想史中的特殊性。他们加重视学术，使得他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和作用更为持久。

在研究对象的视角方面，陈著也有着新亮点。学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以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为例，学界往往局限于个体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没能从个体中研究他们的共性，因此也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陈著通过具体探析个体留英学人并把具有共性的民初留英学人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开拓了研究视角，对思想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二、国际史研究方法的尝试

陈著指出：“所谓‘国际史’，是传统外交史领域下的一个新兴子学科。与传统外交史方法不同，国际史是要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而将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它关注的是大历史，即除了传统外交史问题，文化和社会也是关注对象；还探讨国际权力体系和某种特殊文化观之间、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民族抱负和集体失意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正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推进的，中国的政治革命、思想运动往往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刺激并结合自身实际而产生的反应。的发生正是一战后的国际大背景的刺激而发生的。因此通过时人尤其是有着扎实学理基础的留英学人对于国际政治的思考对于了解国内政治、思想运动的国际背景有着重要的作用。陈著运用了国际史的研究方法，还运用史料实证研究，从外交事件和世界政潮的角度考察留英学人政治思想上的反应。首先，陈著阐释了留英学人对于当时主要国家的政治运动与思潮的思考，关于战时大英帝国的政治改革；关于俄国革命及其演变；关于美国、日本问题；关于战后的“代议制之改造”思潮。这些国际主要政治运动与思潮刺激着留英学人，对留英学人的国内政治改革有很大启示。其次，陈著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阐释了留英学人面对“五四”前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过程，对于国际政局的判断，并由此表达的对外态度和政治主张：关于参战论和修约论，关于警惕日本的侵华政策，关于与英美合作，关于“亲俄”的外交主张：“主张战后中国应开展主动外交，不畏事，多尝试，努力收回国权，并维护不受侵犯；同时积极于战后国际社会中寻求一个正当的国际地位，然后才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最后，陈著论及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思想。留英学人对于威尔逊等的国际主义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并对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和中国参与抱以关注的态度。陈著作提醒：“留英学人对国际主义及国际联盟的认识和接受，似乎与“五四”以后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不相容，但他们以国际主义作为攻守的武器，争取中国的国家和国家人格的意识却值得注意。”学界对于五四思想史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国内思想的研究，忽略了整个国际的思想背景以及国内思想运动的国际思想资源。在近代国际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思想运动走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以国际史的视角研究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国际政治观，为我们思考当时国内政治、思想运动提供了全面的国际背景和思想资源。

三、对非核心报刊史料的挖掘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是一个复杂现象，“它不是一个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期间并非没有主流”[3]。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思想史经过90多年的研究，学界所著论文书刊可谓汗牛充栋，但思想史研究多是一种单线挖掘。陈著正是基于思想史的研究现状，指出：“对五四时期的核心材料、领导性的社团的过度诠释也已经形成一些学者所诟病的无所不包的‘史’历史叙述的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对于其他‘思想分歧的活动’，迄今学者的研究虽然不少，但是整体上仍为《新青年》的强势话语所遮蔽。”“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但是，陈著也指出：“对思想、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视并非五四知识分子言论的全部内容，即使是在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五四时期，依然存在着从政治法律、财政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国际政治与外交等方面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思想言说。”再者，核心史料的的使用，未能与其他史料互相印证，这种管中窥豹的历史方法，所得的成果也就不能还原历史的全貌。对于的核心史料《新青年》，首先必须将其置于晚清以降的报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败得失。

陈著所使用的核心材料是1914～1915年的《甲寅》和1917～1925年的《太平洋》杂志。之所以选用此两份杂志，一则正是对于学界既往研究侧重于“史”模式的影响，对于核心杂志《新青年》研究扎堆，而对于一些非核心但是重要的期刊杂志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容易产生疏漏。再则，之所以选用《甲寅》、《太平洋》杂志是作者考证两份杂志发现，没有把聚拢在《甲寅》、《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视作一个“自在”的社群。“结合两份杂志宗旨所见，这些材料与留欧学生在法国创办的《旅欧杂志》，留美生在美国创办的《留美学生月报》不同，它们是留英学人有意识地模仿英国的《爱丁堡评论》，希望做成中国的独立评论杂志。还有一点不同，它们都是由已经归国的留英学人创办、编辑，并在国内出版，而在读的留英学人亦积极参与，这一点说明它们与国内的社会政治思潮的联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留英学人注重观察西方政治改革，研究政治理论，谋求国家的发展。因此，陈著依据《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学人主持的同仁杂志，梳理这一社群聚拢的历史过程以及他们在内政改革与走向世界两个面向上的思想规划；同时将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与“史”对接，这对于丰富多元的五四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深对英式经验主义的认识

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探析前人的思想世界，以此作为解决当今现实问题的思想借鉴，是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所在。陈著强调，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于学理的思考以及国际政局的考量，因此对于探求中国立国之道更为理性，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在当今更具有参考价值。陈著指出：“民初留英学人的政治思想里面有两个面向，一是内向的政治改革规划，从关注中央层面的内阁、国会等，到呼吁地方层面的改革，研究地方制度，推动联省自治运动；另一个是外向的走向世界的规划，在外交上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争取国家完整之，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英国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最先得到发展的国家，自然对于留英中国学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陈著论述了西方理论、内阁制和比较温和的“调和立国论”，并且在第四章重点讨论了留英学人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这些自由主义思想丰富了寻找立国之道的思想内容，助推了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当今寻找立国之道也有其现实意义。同时，留英学人重视研究国际时局以及如何处理各个国家的关系，探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国家的进步是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留学史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获得了颇为的成果，但在众多的学术成果中有新突破的却少之又少。如果通西学而知新方法，又能扎实专注于史料的解读以获新知，所获定是良多。陈友良先生便是这样一位学者，采治学之新方法，专注史家基本之史料功夫，所获颇丰。

参考文献：

〔1〕陈友良.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篇（5）

商鞅和韩非子是法家著名的代表任务，他们的政治思想奠定了法家思想的基础。商鞅，又叫公孙鞅，战国时期卫国人，所以又叫做卫鞅。韩非子和李斯同学，但其政治思想比李斯更加突出，主要有《说难》、《孤愤》等篇章。韩非子和商鞅的政治思想主要集中表现为“法”、“术”、“势”农战政策四个方面。

一． 尊君重势——势

在《人主》中有：万乘之君，所以治天下而征诸侯，所以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认为君主最主要的是要有威势，这是君主的筋骨所在。韩非子曾经说到：人主虽不孝，臣不敢侵。这句话更加充分的说明势对于国君的重要性，君主虽然有过错，但是因为他是国君，所以大臣不敢去批评指责君主。李斯曾经也说过：独制天下而无所制。韩非子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下之常也。相比于儒家的双向对等关系，韩非子把他们的关系对等化，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三纲五常的行为是法家的扭曲而不是孔孟。法家主张防民之口，反对臣民议论君主，国君对臣民没有任何责任。人民也不能用道德的标准来批评国君的，划国君于道德之外。而法家更主张反对孝子，认为这样会削弱国君的权利。

二． 统治民众的工具——法

法家认为，法师很有必要的。法指的是法令制度，是国君用来惩恶禁奸，规范人们行为的工具和手段。法家主张明法布令，轻罪重罚，刑无等级。主张要制定相关法律，这些法律要让人民知道，商鞅说要明白易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知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就是执法阶段，要坚持严刑酷法，反对罪责刑相当，认为法制的目的是让人民畏惧法律。这样社会上人们就敢犯罪，社会就会和谐。做到：官吏不敢非法愚弄民众，人们不敢犯法以干官。在法的第三个方面，法家主张刑无等级。商鞅曾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犯国禁，乱上治者，罪死不赦。这里，韩非子和商鞅都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里的人人平等不是包括所有的人，而是有范围的，它不包括君主和太子。太子犯法惩罚太子的老师教导不好，而君主则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种法只会最终沦为君主维护其君主统治的工具，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君主专制的最终后果就是腐败和落后，这也是为什么清王朝在近代没落的原因。所以，法家的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而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的工具而已。

三． 驾驭官僚的工具——术

术是统治者独有的秘密武器，是君主用来驾驭百官的工具。韩非子认为聪明的君主治吏部治民。认为管理直接参与人民的管理，而统治者只需要管理好管理就可以治理好人民。所以，法家认为君主和官吏之间是一种利益计算关系，一种关于权力的战争。主张阴谋术，君主应该采用阴谋术来驾驭百官。在国君对待大臣中提出八奸，七术，即国君对付君主的七种诈术。提出国君对付大臣的十种错误的方法。法家的这种思想把君臣关系概括为一场关于利益的斗争，对于加强君主专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 丛林法则——农战之策

这是法家提出的国君富国强兵的手段。商鞅和韩非子都认为国家实力很重要，主张要增强国家实力。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实力。提出：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主张耕战的政策，全民皆兵，把全体人民认为三军，青年男子为上军，青年妇女为中军，老人和孩子为下军。为了增加国家的综合国力，法家主张要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国家的实力。在这一点上，法家认为要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增加自身实力才能够抵制外敌入侵。在这一点上法家提出农战的政策是有其积极性，但是它的慕斯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君主的统治，加强君主专制，维护阶级统治，在这一点上，它具有无法避免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法家的几种策略是法家思想植根于封建统治的基础，因为统治者要推行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就必须是能够加强其统治的。思想家一方面要通过迎合统治者才能推行自己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统治者的长久统治需要有一种思想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基础。在封建社会，法家思想正是把封建君主专制提到了至高的地位。法律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术成为君主驾驭群臣的工具，势成为国君加强其威慑力的工具，而丛林法则的农战之策成为加强君主统治的基础。正是由于其这一系列维护君主的政策迎合和时代和阶级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一道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篇（6）

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和古希腊对自由的阐述各有不同，但是，这与今天政治学和伦理学探讨的自由概念却有不同。大多数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都认为，作为一种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的起源不能追溯到古代，而应该确定在17世纪，确切地讲是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而英国是自由主义的故乡，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对于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霍布斯（1588―1679年） 一向被视为君主专制主张的提倡者，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代表作《利维坦》中表达的是一种“极端的王党政见”，把“利维坦”亦作为对专制国家的代名词。然而有意思的是，寻找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就绕不开霍布斯。

霍布斯设定了一个自然状态，在这一自然状态中，人们具有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也即所谓的自由，而这份自由就是人们都能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以保全自己的自由。然而，人们在彼此拥有这种“自然权利”的同时也构成了对“自然权利”的否定。因为，处于这一状态之下的人们，由于猜疑、竞争、虚荣等情感因素的驱使，变得尤为野蛮、残暴。 他们之间相互欺诈、不信任，而且各自为战。霍布斯说：“人性竟然会使人们如此彼此互相离异、易于互相侵犯摧毁。”在这一自然状态下，每个人死于非命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犹如狼与狼之间的战争状态。因此，人们整天生活在对暴力死亡的恐惧之中。正是这种敌对的、战争的状态，霍布斯认为成立国家以保障人的生命安全也就成了最为基础也是最为根本的目的所在。

自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

霍布斯所处的年代正值英国近代历史上的战乱和动荡时期，他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因此，安全和秩序成为其政治理论的最高价值诉求。在他看来，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忍受政府带来的种种不便是他唯一的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的这一思想虽然招致很多人的强烈反对，但后来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在设计制度时，基本上都对人性做了霍布斯式的假设。比如汉密尔顿在为1787年美国宪法做宣传和辩护时就认为人是“野心勃勃，存心报仇而且贪得无厌”的，他说，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以赛亚・柏林在其代表作 《两种自由概念》 中指出，自由概念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消极的”自由，指个人能够免于外在干涉而径自行动的范围;一种是“积极的”自由，指个人实现自主行动的能力和程度。他进一步指出，消极自由是英美式自由主义的核心，而消极自由的概念即来源于霍布斯，霍布斯认为“自由这一语词，按照其确切的意义说来，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这种障碍往往会使人们失去一部分做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的力量，但却不能妨碍按照自己的判断和理性所指出的方式运用剩余的力量”。只要一个人能够不受外界的阻碍，按自己的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就是自由的。而如果阻碍是其内在原因引起的，则并不能说他不自由。就像水如果没有外在堤岸阻隔可以任意流淌时，我们可以说水是自由的，但若水不能从低处流向高处，这并不能说水不自由，因为阻碍来自水自身的原因。

契约的目的是保障自由

与霍布斯一样，洛克在演绎自己的政治自由理论时，也有一个自然状态假定。但与霍布斯不同的是，洛克的自然状态却是一个自然、和平、共享的状态。在洛克看来，在自然状态下，“无论是就自然理性”还是“就上帝的启示来说”，人都具有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即人类与生俱来地享有着生命、自由、平等和财产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他人是不能加以干涉和剥夺的。倘若有人侵犯了别人的权利，违犯了自然法，每一个人都有权按照自然法对其进行惩罚。

篇（7）

新课程实施后,高中历史教材分必修与选修,必修与选修教材之间难免会有一些重叠的内容,教师在教学中该如何处理好这些内容呢?笔者试以人教版必修三与选修二中与“启蒙思想”相关内容为例,谈谈自己肤浅的看法。

必修三“启蒙运动的兴起”与选修二第三单元“向封建专制统治宣战的檄文”关系最为密切:无论是美国《独立宣言》还是法国《人权宣言》其理论基础都来源于启蒙思想。所以在讲到这两份文献诞生的背景时,教师必然要发动学生回忆必修三中有关启蒙思想的内容。在讲《独立宣言》的理论基础时,教师教学用书“建议将重心放在对《独立宣言》影响最直接的洛克思想的介绍上”,洛克的思想在必修教材中并没出现,如此重要的人物思想只出现在选修课中是否合理?而且18世纪启蒙运动实际上是阐明和普及17世纪的思想,必修三既没17世纪英国的启蒙思想也没有洛克,会不会使整个启蒙运动的过程不够完整呢?

另外,选修二《法国大革命》出现了“自然法”的概念,但在这之前教材却没提及,现在突然出现难免让人莫名其妙。

由此,在上课时,笔者曾尝试着调整了一下内容和结构:

上必修三“启蒙运动的兴起”一课时,笔者首先给学生介绍自然法:所谓自然法,它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理念,类似中国古代的“天理”。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罗马。西方思想家们相信宇宙中存在着一套辨别是非的法则,它先于人类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法观念产生后成为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的政治现象和制度进行批判的重要武器。近代科学兴起后,尤其是牛顿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揭开了宇宙神秘的面纱,更加坚定了人们“自然法”的信念。17世纪西欧的政治学正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

相信这样一番介绍后,学生们已能理解自然法这一概念,在以后的学习中就不必再对自然法进行解释了。

在这次的学习中学生只需对其有个印象即可,其详细的观点可留待选修二中给学生介绍。“法国三杰”的思想自然是本课重点,除共性外,我突出了他们每个人的思想亮点。在选修二中再讲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时,我就可以在学生们回忆的基础上重点引导学生分析他们思想的异同。如:洛克的分权与孟德斯鸠的分权有何异同?为什么会有这些异同?程度较好的班级有兴趣的话甚至可以给他们讲解同是社会契约思想,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和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有什么不同?这样安排,虽说在重复必修三的内容,但重复中有新意、有发展,既巩固了旧知识,又学习了新知识。

综上所述,为了使得教材结构和内容显得更加系统,同时也鉴于中学生的认知特点,我们有必要反复呈现这些重要的知识点,以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

参考文献:

[1]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6.

篇（8）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注重从本学科思想性政治性很强的特点出发，注重从高中学生更热衷于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去探讨问题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历史学科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本学期，积极参加学校的一切政治活动及各项学术报告会，积极参加升旗仪式。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结合学科特点，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团结同志，钻研业务，热爱学生，师生关系融洽，出勤率高，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二、教学情况：

在工作上，本人能够认真备课，认真完成每一堂课的教学任务。认真学习教学大纲，深入钻研教材，制作教具，还从各方面收集资料，比如自己经常上网查询、阅读报刊杂志，还不断地向他人学习，认真探索教改的新路子。

另外本人还能针对不同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这学年本人带2个班高二年级的历史课。由于学生刚从高一上来，而且高一时对历史课不够重视，再加上高一、高二学习内容和方法有很多差别，另外历史课本身和时代相隔久远，因而有不少学生对其兴趣不大。针对以上种种情况，本人就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教学方法，比如投影仪、多媒体、甚至于自己通过建立网站，在网上和学生进行交流，以此来提高学生们的兴趣。每一节课本人都要认真上课，上完后让学生当堂消化，及时反馈教学信息和采取一些补救措施，认真批改作业，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在提高学生历史知识水平的同时，要人还注重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爱国主义情感，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提高学生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历史课的德育功能作用，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再次，在工作态度上：本人能够忠于职守，踏踏实实工作，从不计较人个得失，一切服从领导安排，认真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主动为学校争得每一项荣誉。具体如下：

本学期担任高二·（11）（12）班的教学工作。着重从扎扎实实地落实基础知识入手，并通过对具体史实的讲解，逐步提高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帮助学生完成从高一的“是什么？”到高二探讨“为什么？”的转变。着重抓了以下工作：

1、高效稳妥地完成《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的教学工作。

主要依据同学们学科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适当加快新课讲授进度，以变有更多时间复习《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为此作了周密计划，掌握了复习的主动权。

2、高效扎实地落实基础知识，搞好2本书的教学、复习。

在要求学生每周复习的前提下，为落实基础知识，备课组几位科任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了以选择题、（两册共二百四十多题）综合练习题为主的复习提纲，自己打印、作答案。工作量相当大。虽然工作较累，但能为同学们考试取得好成绩，再苦再累心也甘。

3、加强题型训练，提高同学们的答题能力。

在考试复习的最后阶段，通过综合试题的训练，特别是相关题型的训练，如：如何解选择题、答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等，使同学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在考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三、教研情况

积极参加教研组组织的集体备课和教研活动， 积极向老教师学习、探讨，经常听本组老师的课，是自己的教学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在卓怀国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上好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校级公开课，还参加了市级公开周的教学，受到了组内教师的好评。

篇（9）

一、谭嗣同教育思想的渊源

1.深受名师启发，辱中觉醒，并掀起了一股西学浪潮。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在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的影响下，自少即有爱国思想、鸿鹄之志。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言语妙天下。1877年，谭嗣同师从涂启先，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历史典籍，并接触了格致学、算学等自然学科。此外，湖湘文化的代表船山思想也备受谭嗣同推崇。2.游历经验丰富。此外，谭嗣同还爱好游历，数十年间，来往于湖南、湖北、陕西、新疆、台湾等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尽管谭嗣同早期的游历生活是因为父命，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游历机会，才催生了谭嗣同的维新思想以及后来的《仁学》创作。期间，一方面他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社会的腐败和中国人民的苦难，国家的贫弱进一步激发了谭嗣同心中爱国的热情，坚定了他爱国救亡的信念。在游历过程中，谭嗣同还结识了不少佛家和西学方面的饱学之士，这使其眼界大开。在他们的熏陶下，谭嗣同潜心读书，知识与日俱进，思想日臻成熟。因此，谭嗣同的整个思想体系，很明显地留有佛学和西学的烙印，其教育思想也不例外。

二、谭嗣同教育思想概述

1.学问保国的教育观。自1895年中日爆发以来，我国民族危机不断加重，帝国主义掀起了一场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谭嗣同作为维新派的杰出代表，为挽救民族危亡，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他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教育问题，提出学问保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弱民穷，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是因为人才零落，所谓“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欲讲富国以刷国耻，莫要于储才”“培植人才，为自强本计”。因此他得出结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教育，教育是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为此，他不辞辛劳，躬行实践，对我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例如，在湖南，他鼓励兴办学校，创立《湘报》《湘学报》，并建立浏阳算学馆。这些不但成为学校变革和建设的典范，它所带来的维新气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湘人的视野和湖南学界的新风气，使广大民众能够深入地了解学习新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当时反对旧式封建教育，提倡新兴文化教育上，比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谭嗣同这个后来者毫不逊色，教育救国是谭嗣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2.中西互通、继承兼容的教育理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一直使用的是科举取士，即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优秀人才，考试的内容主要包括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等，这就决定了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学生灌输“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等儒家思想。不可否认，在儒家经典里面，凝聚了许多哲人思想的精华，而且，相较于爵位世袭，科举取士确实为统治阶级、为朝廷招揽了大批人才，一定程度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是，到了清朝末期，随着西方科技的进步，传统封建教育内容的弊端，科举取士的没落性和腐朽性显露无余。《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于大厦将倾的清王朝而言，仅仅靠“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熏陶出来的人才，是挽救不了覆灭的命运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把教育的目光转向了西学。西学作为实用性科学，在很多人眼里，被认为是救亡图强的必经之路。作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忧国忧民，崇尚教育救国，而且学贯中外，自然也会将教育救国的眼光投向西学。谭嗣同认为，西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一环。但西学博大精深，名目繁多，因而主张将西学中的数门学科分门别类，由学生各选一门以学之，以更好地将西学落到实处。他提出，考生“必须真精通一门（西学）。始得考取，不兼西学，虽制艺极工，概量不录”。他在浏阳算学馆、中华女子学堂和时务学堂的课程体系设置上，提出在必须开设格致学、算学等自然学科外，还必须增设外国语言文字一门。可见他对西学的推崇。不同于一般有识之士的是，谭嗣同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思想，是捆绑人们手脚的镣铐，封建落后的科举制度更该废除。但在传统文化中、国学精华中蕴含的求索精神、爱国情怀、经世致用、勇挑重担的品格，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感是应该继承的。沟通中外，海纳世界，同时在批判中继承传统国学的精髓，兼容世界文化的精华，谭嗣同在把维新变法的理念融进教育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3.稽古振今，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两眼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生动写照，也是许多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科举制下，教育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求取功名。谭嗣同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经世致用，也就是“实”，让每一个读书人学到实实在在的本领，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是谭嗣同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稽古振今，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其实也是他教育救国思想的体现，和他的学问保国教育观一脉相通。4.重视德育，以德化人的教育思想。谭嗣同深谙德育教育的重要性，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读书的目的在于“济世安民，以天下为己任”。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清王朝风雨飘摇，民族危机空前绝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挽大厦于即倒，救民族于水火，需要一大批具有圣贤豪杰的高尚品德，敢于担当，勇于为国献身的英才，而这又离不开德育教育。关于德育，谭嗣同提倡以圣贤豪杰之品德，育经纶天下之英才。他认为学生应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善于自理其身，达到“大无畏”的境界。他开办的时务学堂里，就培养出了后来像蔡锷那样的品德高尚，意志坚定，济世救国，捍卫共和的奇才。他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唤醒民众，感染了许多后来的志士仁人，实践了自己以德化人的德育思想。

三、启示

谭嗣同的教育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对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而言，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1.紧扣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魂。谭嗣同一切的教育思想都是构筑在学问保国的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是谭嗣同教育思想的灵魂，是核心部分。当时代的巨轮驶进二十一世纪，我们国家的富强使每一名中国人为之而自豪。然而，个别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失误。昔日，志士仁人忧国忧民，从落后挨打的惨痛现实中试图走出一条学问保国、富国强民的变革道路，这是一种艰辛而酸楚的爱国。今天，大学生们身处伟大的时代，肩负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时代不同，但历史赋予的使命相同。如果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缺失了爱国主义教育，丢掉了爱国之魂，将何以告慰先烈们的在天之灵，何以完成复兴中华的宏图大业？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有多种，铭记历史是一种爱国教育，激发民族自豪感也是一种爱国教育，重拾儒家经典、国学精华也可以是一种爱国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应浸透于大学学习的任何一门功课，贯穿于大学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2.继承传统美德，崇洋而不。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功不可没。西方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经验、先进的管理模式，一切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优秀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定地学习，闭关锁国的回头路我们决不能再走，这是近代中国惨痛的历史带给我们的经验。但是，开放国门的同时，也有一些与传统美德相悖，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西式思潮裹着潮流民主的华丽外衣泛滥于中国大地，盛行于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生的灵魂。在传统与“新潮”，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碰撞面前，如何找到平衡点？如何在学习西方一切先进东西的同时，过滤掉一切不良的思潮？这是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中绕不开的问题。在谭嗣同的教育思想里，中西互通、继承兼容是他变革教育的重要内容，他主张在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同时，应批判地继承传统的文化。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进入网络信息时代，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大学生，已不可能再是井底之蛙。所以，学习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美德，增强免疫力，洁身自好，抵制各种视觉和功利的诱惑，崇洋而不，应成为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3.脚踏实地求知，做社会有用之才。谭嗣同的经典教育思想是“经世致用”，也就是学到实实在在的本领，服务于社会。大学本是学习知识的殿堂，淬炼人才的熔炉。然而，有些人一进入大学，便开始不思进取，混日子，捞文凭，四年光阴虚度，未来人生迷茫。毕业后，又自认为是天之骄子，好高骛远，叹息找工作难，埋怨社会之大，却没有给自己留下能够奋飞的位置，不知道从自身寻找原因。所以，正确引导大学生规划人生，制定目标，不空谈，不死读，脚踏实地地学习真本领，孜孜不倦地探索新知识，是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将来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他们才会闪耀出自己灿烂的光辉。4.平等相处，友爱待人。平等、友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墨家“兼爱”思想的体现，和西方现代的民主、民权思想是相通的。谭嗣同摒弃尊卑，开办女学，这种教育思想里显然蕴含着平等、民主和友爱的思想，是我们今天大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所必需继承和坚持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看到存在于大学生生活中的矛盾点，教导大学生正确处理矛盾，养成良好的道德素质，使大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加入“平等”“友爱”的元素。5.加强德育工作，坚持以德化人。谭嗣同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最重要的启示是大学要重视德育教育，要以德化人。“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运用道德力量鞭策人们提高思想政治素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谭嗣同十分重视德育，并以他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演奏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之歌，激励了许多后来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为国捐躯。今天，我们的时代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楷模，如拯救“东方之星”潜水乘客的当代大学生官东、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徐立平等，他们的英雄事迹可以激励今天的大学生树立复兴民族、为国献身的理想和信念。

参考文献：

[1]熊春林，黄正泉.谭嗣同教育思想新论——浅谈谭嗣同的教育思想与湖湘文化[J].船山学刊，2006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杨健康.谭嗣同教育思想的实学特色[J].船山学刊，2002

[5]张洪萍.试析谭嗣同的教育思想[J].阴山学刊，2005

篇（10）

中图分类号:B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9-0207-02

托马斯・阿奎那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神学家,是神学政治论的集大成者。他从维护封建秩序和教会权威出发,通过吸收和借鉴各派观点,构筑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学体系,其主要著作《神学大全》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神学巨著,这部著作讨论问题广泛,其中包含了对政治问题的思考。

一

托马斯・阿奎那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人有理性,人天生是社会政治动物,国家的建立是人类合群生活的需要。阿奎那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承认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他拿人与动物比较,指出动物虽有伶牙俐齿、皮毛角爪,能奔善跑,但却没有理性,只有人才有理性,人才有推理能力,人才能创造各种工具和器皿。动物只能运用其自身的本能趋利避害,而人由于拥有理性,则可以通过推理获得并发展必须的知识。同时,教育和传授知识是“只有人才掌握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得以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内容告诉另一个人”[1]。人有理性,懂得孤独的生活既无法战胜其他动物,也无法满足人生各种各样的需要,因此“当我们考虑到人生的一切必不可少的事项时,我们就显然看出,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1]

阿奎那认为,人的结合出于人的理性,但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他解释说,一个人的为人如何,以及他享有什么东西或能有什么成就都必须与上帝发生某种关系。至于国家的统治权,亦是上帝赋予的。因此,在阿奎那看来,国家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上帝的意志,阿奎那乃是在神意的前提下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在家庭的基础上自然发生的说法。

第二,政治的首要目的在于和平与团结一致,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阿奎那提出,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一致,在于和平与安宁,而君主制最能保证社会的团结一致与和平安宁,所以它是最好的政体。首先,凡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的,就比多样体更容易产生统一。为了要实现社会的团结统一,就必须把政府权力交给一个人来掌握,其次,最接近自然的过程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在自然界,支配权总是操在单一的个体的手中的,最好的政体也应该是由一个人来掌握政府权力。 经验也证明,多数人统治常使国家发生纷争,陷于分裂。

第三,国王是上帝的仆人,王权是上帝的赐予。阿奎那认为,一个君主应当体会到,他对他的国家已经担负起类似灵魂对肉体,上帝对宇宙的那种职责。他一方面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另一方面又要求君主在管理政府时要施仁政。世俗君主要专心致志地领导他所支配的社会走向幸福生活,尘世的安宁和幸福生活的目的,乃是为了将来享受天国的安宁和幸福生活,因此君主在保障和促进人们世俗幸福生活的同时,还有责任引导人们追求天堂的幸福生活,“坚持一切能导致这一目的的行动,尽可能不做任何与这一目的有矛盾的事情。”[1]

第四,法是人类的行为准则,法的目的是公共幸福,永恒法高于一切。阿奎那提出:“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行为准则或尺度。”[1]人既然是理性的动物,人类行动的准则和尺度便是理性,因此,即使是国王,他在发号施令时也因受理性的节制。他说:“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论断为依据,严格地和真正地说来就根本不是法律,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然而,只要考虑到公民的福利,它就具有法律的性质。”[1]法律必须以整个社会的公共幸福为其真正目的。他说:“任何力量,只要它能通过共同的政治行动以促进和维护社会福利,我们就说它是合法的和合乎正义的。”[1]为此,他把法律分为四种: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永恒法即上帝的理性。自然法即理性动物所分享的永恒法。神法即神的启示。人法即人们行为的准则。永恒法高于一切法。阿奎那提出,君主虽然制定法律,但)君主也必须服从法律。

二

通过对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全面审视,其蕴涵着一些现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民主、自由和法治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应有之义。

1.国家一切法律和权利来自于人民。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中内在包含了法律和权利来自于人民这一民主思想。实在法的真正基础是社会的意志或社会的同意。他说:“人类的意志可以根据共同的同意是本身并不违反自然正义的任何事情而具有法律价值。这正就是实在法的范围。”[2]阿奎那给法律所下的完整定义,蕴涵着法律来源于人民的思想。阿奎那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权力起源于民众的思想,进一步激发了中世纪关于“民权”问题的讨论,促进了中世纪的主义的发展。阿奎那还指出,“关于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权力的正当安排,有两点必须加以考虑。第一点是大家都应当在某一方面参与政治……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涉及到政体或管理政治事务的形式。”[2]他充分肯定了人们参政的重要性,认为人民参政既保障了社会内部的安宁,又可使权力获得正当的安排。毋庸置疑,参与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2.追求自由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基督教神权高于王权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将王权排除在信仰领域之外,以免王权因其利益需要而控制人们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亦即为人类的自由保留了一块必不可少的领地: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教会强调神权高于政权以及政教分离的历史实践是近代西方人们思想自由的渊源。可见,阿奎那的神权高于王权理论所蕴涵的自由是其政治思想中的又一现代意蕴。阿奎那指出:“基督教徒即使征服了他们并俘虏了他们,后者仍旧会有信仰基督教与否的自由。”[2]这里,他表达了基督教信仰自由的思想。不仅如此,他还关注着精神自由。他说:“一个人为此而受制于另一个人的奴隶状态只存在于肉体方面而不存在于精神方面,因为精神始终是自由的。在尘世的状态中,我们由于基督的恩惠得以在精神上没有缺陷。”[2]

3.实施依法治国。托马斯・阿奎那作为神权政治论的主要代表,将神学的法制理念与古典政治哲学和法治思想相结合。一方面阿奎那把法治看成是社会的产物。他认为,为了对付人恶的本性便需要法治,国家依法统治是使人们能过上有德生活的重要保障。由于人性总是具有邪恶的弱点,所以制定的人法应该有两个特点:第一,人法具有“指导人类行动的规则”的特点;第二,人法还具有“强制力量”的特点。这就将法律的引导和强制功能紧密地统一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把法治看成是一种良好政治的保障机制,对于防止腐败具有重要作用。阿奎那指出法治具有良好的政治维系功能。君权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权力只能依照法律来行使。他强调:“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就法律的支配能力来说,一个君主的自愿服从法律,是与规定相符合的。”“事实上,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2]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神学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将基督教神学思想与法治理念巧妙融入,对近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