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精神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传统文化的精神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亦随着经济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而演进，作为传统文化源头的国学，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和解读，成为兼具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国学。新国学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结果。国学及传统文化在转型过程中吐故纳新，焕发新的生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继承和发展的文化，其内涵包括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等，而将这些传统文化学术化、系统化、理论化的成果，即国学。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其具有以下特点：

延绵不断的生命力。中国是诸文明古国中，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家。虽然历史上多有外来文化传入，但中华传统文化以其强大同化力量同化其它文化。历史上，无论外部文化传入，还是外来民族的入侵，都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断，反而是外来民族逐渐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所同化。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处世方式。作为传统文化集中体现的国学，成为中国人所研习的对象，延续千年。

熠熠生辉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极早就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以思考人的存在为出发点，以人为中心，天地人合而为一。这种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非宗教化倾向，王权始终高于神权，形成了“重民轻神”的民本思想，重人道轻神道。这种非宗教倾向的特点，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就是不刻意追求灵魂的不朽，而是关注现实人生，把内在道德修养和外在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努力立德、立功、立言。

意蕴丰富的道德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极重道德人伦，道德观念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放眼浩瀚的国学典籍，对道德人伦反复强调无处不在，例如“天命无常、唯德是辅”“教之道、德为先”。伦理道德不但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大力倡导，也是民间最为重视的价值观念。道德修养方面，强调厚德载物，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为人处世方面，强调“仁者爱人”的博爱，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换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可谓系统而完备，尤以“仁义礼智信”五种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影响最为深远。

极重入世的务实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世文化为主导，极其注重入世精神，立足于现实生活，倡导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和“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思想观念，重实用的经验理性，而轻纯理论的玄思。从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就占据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地位，在儒家的观念中，是不认同宗教，也反对出世的学说的，人生的价值不寄托于天国和未来世界，而是建立于现世人生。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结合当代语境，对国学进行现代化改造，形成新国学，进而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使国学和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新国学的形成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至少应该包含如下三个方面：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习俗及道德观念均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一些传统文化内容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其历史局限性，甚至沦为糟粕，例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要根据时展的实际情况鉴别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那些与当代伦理价值格格不入的内容，应予抛弃，而对那些具有现代价值的内容，则应充分挖掘和弘扬。

阐释现代价值和意义。要处理国学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当下社会。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仍然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进行当代性的阐释和解读，或对其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使之同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相衔接，能够适应现代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焕发新的生机。

在传承基础上发展和创新。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参照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上来审视，既保存民族特色，又吸纳世界先进文明诸如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从而提升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实现对当前世界先进文明的赶超。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价值

促进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通过现代转型，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于提升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例如，对传统文化中义利统一、诚实守信等思想的发掘，可促进构建良好市场经济伦理，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对传统文化中人本、诚信、修身等理念进行现代化的解读和发展，在培育企业文化中可资借鉴，而《论语》与《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丰富的经营管理思想，可通过结合现代语境解读，供企业经营管理汲取营养。

促进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社会治理理念，通过对相应思想作现代转型，挖掘和弘扬其积极作用，对于推进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蕴含重民、养民、富民、教民等方面的内涵和意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皆是民本思想体现。政治管理具体方略上，一方面强调实行王道仁政，强调君主及官员的道德和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同时重视法度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治之经，礼与刑”“法者，治之端也”。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理念，如儒家的“天人合一”自然观，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乃至于佛家的“众生平等”的思想，对于这些传统文化内容的深入探析，并合理阐释其现代意义，可以启迪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伦理居于核心地位，通过现代转型，传统文化仍然可以产生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在推进社会道德建设，提升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中道德建设资源的现代转型和充分挖掘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极重入世，充满了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关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注重通过推己及人、“修齐治平”式的自我修养，使人们自觉践行其在社会中应尽的道德义务，从而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弘扬，对于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其价值远不止于此，在开发具有中国气度以及中国风格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在展示中国文化特色，提升中华文化现代影响力方面，以及在提升各民族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团结友爱方面等，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①《章太炎国学讲义》，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年。

篇（2）

Abstract: the indoor design only constant embodies traditional culture spirit can have the lasting vitality. Confucian, Taoist thought and feng shui layout concept, garden culture, and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ior desig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how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spirit in the modern interior desig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full, and find ou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modern design ground, is the focus of this topic.

Key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rior desig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usion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 TU23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T2012-02（03）9045

融

00绪论

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极大带动了室内设计的变革，新技术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使现代设计更加层次化、多元化，科技进步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唤起人们意识的觉醒。因此，人们在追求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也更加关注精神层次的追求。不论是工作，亦或者是生活，我们大多数时间都会在室内空间中进行。因此，室内设计的文化精神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室内空间设计是继建筑设计之外对于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它在展示丰富的文化精神的同时展示着人们的美学追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外来文化也开始在中国室内设计市

场中崭露头角，国内许多室内设计作品在盲目的追随新鲜的外来文化的同时，传统意识形态也越来越淡薄，因此在多元化多层次的格局下在现代设计思维中将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成为一个重要的设计课题。

1室内设计与传统文化

室内空间设计是现代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体现文化精神理念，同时能够表现出人们对于审美的追求。现代的设计思维大部分来源于对文化的理解与追求，因此，室内设计要想得到更大的发展必须加深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与追求。

传统文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内涵丰富多彩，它是中国人们智慧的结晶，它在囊括了文学、艺术、风俗、伦理、制度等内涵的同时,也以极大的包容力把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特点融合到一起。

不可否认的是，在室内设计中传统文化不断的向其提供着新的生命与活力，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之下，中国室内设计不仅在内涵上越来越丰富，也使得风格不断的延续与传承。因此，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运用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一脉相承的情感纽带和不竭的动力源泉。

2室内设计中的传统文化精神

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国人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发挥和体现，是中国人特有的哲学观和审美观的统一。张岱年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可概括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传承，融汇了道家、佛学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如此磅礴的文化底蕴。同时作为与建筑学息息相关的堪舆风水文化与景观园林文化，也影响到了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因为建筑、室内空间、景观园林是一体化的，都是传统文化精神影响下的设计。

2.1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以孔孟哲学为主的思想主流文化，以仁作为核心的政治伦理精神，仁为善，为道，具有很高的人文主义价值。《系辞》讲“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即为仁者爱人。在仁的教化下，人们接受礼的观念，仁是思想，是儒家伦理精神和世界观人生观的体现，礼是伦理道德，等级尊卑精神。仁是思想，礼是核心，仁礼合一，因此这也是中华民族区别于西方国家文化的根本：重要伦理而淡于宗教。

儒家思想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和。中，为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哲学智慧的结晶；和，为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宇宙万物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大道也”，是人、自然以及社会的相处中要折中调和，以和为贵，至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生焉也就是达到中和的精神境界，也就达到了儒家思想的至高境界即内圣而外王、参天地而赞化育的哲学文化价值理念。在审美观中中和之美，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仁善相融都是古代艺术文化的不断追求。

2.2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主要是以道法自然，即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另外讲求无为而治，守中致和等哲学理念。以道为核心，囊括了它的整个宇宙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认识论、辩证法等思想，对现代哲学思想及审美理念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家思想把一切归于道，何谓道？老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道德经》中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运行的法则，是万物变化的规律。“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和谐统一才是万物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法则，是规律；法，是气，是纽带；自然，是天地万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道法自然，天人和谐才是发展的根本。

图1

总之，相对儒家、道家思想，佛学思想讲求的是一种禅意，一种意境，因果报应，等哲学思想成为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法则。佛学思想极大丰富了传统文化的思想。在传统文化精神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同之处特点最突出的便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如在图1中十字交叉线的位置就是人，生于天地之间，为中和之道，中和近乎仁，也就表达了“内圣而外王”的哲学思维。一竖表示天与地，也就是天地之和，人居中间，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参天地而赞化育”的境界。一横则是表达时间上的流逝和血脉的相承，同时也表达出人居于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之间应该寻求文化与设计的契合点，才能不断的继承创新我们的民族文化与设计。

2.3堪舆风水学思想

风水学，又称堪舆，是古人建筑选址、房屋布局的法则，经过数千年衍变，形成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体的一种建筑选址、布局、营造、规划的方法，是一种地理选择与布局的艺术。传统堪舆风水学是人们对于地理自然的认知，是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它是寻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法则，风水学讲求“气”的存在，风是气的根源，是送气之本。空间中要有气的运行，才能藏风纳气，万物才能和谐运行发展。

《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一，生万物的过程就是气运作的过程，记录了气态有孕育到发展、完善、终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阴阳的变化，五行的变化以及天人合一思想的变化。在建筑选址过程中寻求气的运行变化，“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风水学中认为背山面水，阴阳交汇之地为最佳场所，这样才能阴阳协调，藏风纳气，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传统意义上讲背山面水，阴阳交汇之处就是最佳的场所。如图2所示即为传统意义上讲的风水极佳之所。

图2

此外阴阳五行学说、先天（后天）八卦也是重要的风水学理论观念，五行相生相克，相互影响，在建筑及室内空间布局时，根据方位的生克变化来选择建筑布局，来追求最佳的生存环境。在古代建筑布局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的运用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紫禁城建筑布局中就是充分运用了风水学中诸多理论方面的知识进行选址营建的。如图3所示，五行与五色同时与八卦、方位、四神兽等等都是紧密相连的。

图3

2.4园林文化

园林文化对现代建筑及室内设计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园林文化不仅是天人合一思想最好的体现，也是道法自然、和谐发展理念的体现。造园文化追求的是一种文化意境，是传统文化哲学精神与审美追求的集结，既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形成一种“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艺术境界。

园林文化已经逐渐走出来传统的造园方式的束缚，不仅追求其园林空间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同时也开始出现在室内空间之中，借助于传统的借景、框景、漏窗、亭台楼榭等等造园文化为现代设计提供设计思路。

3传统文化精神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3.1室内设计中的传统文化精神

室内设计的文化精神营造并不仅仅局限于在室内空间中运用传统纹样，挂些中国字画或者是使用明清家具等，而是整体空间的文化精神塑造。并且将传统文化中儒道家的中和思想以及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审美思想得到充分的运用到设计中。

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反映了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样室内设计亦是如此，在室内空间设计中体现室内空间与室外环境的和谐关系，并且将自然环境引入到室内空间之中，构建出一幅“忘其美之所在，复又与美同在”的文化意境。在空间设计整体布局上要体现统一和谐的关系，空间陈设布局以及隔断等都需要与主题相融合。

室内设计中要考虑到阴与阳，虚与实，曲与直等变化，设计中考虑到藏风纳气的需要，曲则有情的设计思维，充分的运用传统风水学的选址与布局原则，选择并设计最佳的室内空间环境。

3.2室内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

传统文化元素在室内空间中应用可分为直接应用和间接引用，当室内空间确定了文化主题之后就可以根据文化意境进行直接引用和间接创新引用。一些传统的室内构件（如门、窗、隔扇、罩等）和家具以及装饰（如字画、工艺品、纹样等）可以直接应用在室内空间之中，起到隔断、装饰、连通、引导等效果，同时这些元素也可以通过创意设计的方式进行去繁就简、元素重构、提取重组等方案，从而进行间接引用。但是在引用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我们不可忽略整体空间文化精神的主题，也不要过度的引用各种元素及装饰符号。设计与运用要与主题相辅相成，不要打破原有的文化意境。

3.3室内设计中传统园林文化的借鉴与融合

传统园林文化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化意境，无论是“虽由人作宛如天开”，还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亦或是“天人合一，融于自然却高于自然”的思想。园林文化所展示的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同时它的文化意境也与现代生态化设计，绿色设计理念相融合。在室内空间中与建筑装饰以及陈设布局相互环绕映衬，巧于因借。室内空间布局与室外环境想融为一体，体现出人工美与自然美，设计与文化的有机和谐，形成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总之，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室内设计中取之不尽的设计源泉，例如贝聿铭先后设计的两所建筑及室内设计：香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馆，一个是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设计（包括西方设计）共同结合的产物，它走的是一条民族化设计之路，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另一个是手笔之作，继承发展了香山饭店的设计思路，将传统元素进行演变并结合地域特征，既彰显出时代的文化特征又展示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表1是香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馆在设计中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应用分析。

表1设计中传统文化精神的应用分析

香山饭店 苏州博物馆

文化思维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儒家思想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地域特点

建筑特征 黑白灰水墨意境，诗情画意，建筑空间园林化，色彩统一静态美，四合院建筑特点， 黑白灰水墨意境，几何造型，打破大屋顶结构，色彩统一动态美，徽派马头墙，苏州建筑地域特点

园林文化 融情于景，曲径通幽，步移景异，四季厅设计，月亮门 园林式景观，以墙为纸，以石入画，八角凉亭，创意山水

几何造型 天圆地方，黑白灰搭配，漏窗取景 天圆地方，黑白灰搭配，不规则形体

。

4结语

根深才能叶茂，现代室内设计只有不断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精神，在设计与文化之间寻找契合点，把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的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当中，这样才能形成具有民族性的现代设计作品，才能不断的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文化要不断的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不断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是文化更加长远的发展，才能设计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2，(01)

[2]冯天喻，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03

[2]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3]常大伟.合借透境及其它―小议香山饭店的室内设计.建筑学报，1994,(03)

[4] 张轶.传统元素对现代室内设计的影响与应用[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8

篇（3）

一、传统文化对教师的影响

人与文化一刻不能分离，人创造了文化，文化造就了人。不同文化对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思想观念都有不同的影响。文化既是个体成长的环境，也是个体发展的手段，同时也可以是影响个体思想和行为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是无需置疑的。一般而言，传统文化对教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对教师职业形象的塑造上；二是表现在教师个体心理结构的建构上。

（一）传统文化对教师形象的塑造。

“教师形象是人们对教师教学行为表现的一种宽泛的界定，是教师特定姿态和风貌的一种表征。它折射出时代和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也反映了特定的教育理念与价值追求。”①一定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必然会体现一定的文化传统。譬如，西方各国对教师职业的道德要求只是一种职业伦理底线的保证，而在我国及深受儒文化熏陶的东南亚、韩国、日本等国对教师的道德要求就不仅仅反映在职业伦理底线的保障上，从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视为道德的偶像、知识的化身。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教师的论述十分丰富，在教师地位上，荀子认为教师是一切言行的准则，所谓“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过诸涂不与言”（荀子《大略篇》）并首次将教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并列；在教师品质上，要求“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师德修养上，强调“克己内省”、“改过迁善”，对待学生要“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不耻下问”；在教师观上，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人格；在师德规范上，要求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通过“立人达人”去启发每个人的内在自觉，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在师德养成上，重视“慎独”、“内省”、“自律”②。正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这些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与传统文化伦理特征密不可分，对于树立和丰富教师形象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批判性的缺失同样会在教师的职业要求和教学过程中有所反映，如孔子的“述而不作”，孟子的“言必称三代”，朱熹的“是知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敬字而已”等言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教师去效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长久以来教师也贯穿着一种“孔孟之徒教授孔孟之道”、“唯古是法”、“遵古崇威”的价值取向；在教学内容上把古人的著述经典化，变成绝对权威，使得一般的教育对象或学子的学习只能囿于经学的有限范围；在教学方法上要求教育者“信而好古”，安然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为学之道。这些传统的教师规范往往将教师塑造成一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卫道士”形象。

（二）传统文化对教师个体心理的建构。

“民族文化心理及其结构作为人的一种‘高级心理机能’，是在人们利用物质工具和‘心理工具’改造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的过程中通过‘双重建构’（即‘内化’与‘外化’）并在同化与顺化的两种作用中积淀而成的”③。而个体心理结构的建构就是在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由此可知，在传统文化中“凝积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教师个体心理发展具有稳定的、内在的影响。

推崇集体意识和个别权威及求稳、求静、不喜变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表层特征③。一方面，它是农耕民族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要求个体服从强有力的绝对权威，从而抑止了个体自我的个性发展。另一方面，这种追求稳定、宁静、不喜变化的心理结构致使中国人形成一种以封闭性、单向性和趋同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和服从权威的文化心理对于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教师来说，影响更为深远。这种影响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第一，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教育完全“复制”和“同构”传统文化，学校组织全然沿袭传统文化家长制模式，在教育中追求“统一”、讲求“规范”、注重“权威”。传统教育中“强调整体，轻视个体”的整体化倾向，谋杀了教师个体主体能动意识和批判意识、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其“偏重人伦，以情为重”的人伦化倾向，致使教育领域的认识出现了事实判断让位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局限于道德判断的现象，进而导致教师个体对日常生活、教学领域及自我的认识、判断和批判出现了偏差和扭曲。所以，此时任何一种判断首先表现的不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真假判断，而是涉及到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层面的是非判断。

第二，只有通过社会认可，教师才能获得一种合法的身份。社会的这种认可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标准，并通过对教师教育理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精神风貌等各方面的规训来实现。因此，个体在获得教师身份的同时就等于形成了一种与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相违背的“身份性人格”④。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致使其在强化或者优化教师身份的同时恰恰就等于在弱化其知识分子身份⑤，致使教育领域中听不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坚持独立自由的批判声音。

二、教师批判精神缺失的深度归因——传统文化的抑制

本尼迪克特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文化是人格在典章上的扩大。反之，我们也可以说人格是文化在心灵上的延续。教师文化作为一个群体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很小的子系统，它不仅形成于某一文化系统的孕育之中，同时其自身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多的取决于文化这个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和作用。这不仅是文化与亚文化的一般关系，同时也真实的反映了我国教师文化与主流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这一角度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教师批判性缺失的现状与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教师文化的作用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儒、释、道思想逐渐沉淀并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传统文化的一切特征均可以在它们的思想中找到理论根源。具体来说，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而佛家与道家文化分别是这一主体的双翼。所以，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教师文化和教师个体批判性缺失的事实必然可以在儒释道三家的主要思想中找到依据。

（一）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批判性的先天不足。

“仁”是儒家文化的最高旨趣。孔子认为仁是诸德之全，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是“忠”和“恕”的合体⑥。

“忠”字在《论语》中出现了十八次，它的基本含义是对别人（尤其是对上级）尽心竭力。如：“为人谋而忠乎？”（《论语·学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论语·八佾》）等等。“忠”还常与“信”、“敬”等连用，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论语·公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公冶》）、“主忠信”（《论语·学而》，又见《子罕》、《颜渊》）。其意思都是指尽心竭力，也有全心全意、一心一意、忠心耿耿、忠诚等含义。它一般泛指人对人的态度，尤其是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的态度。所谓，仁者爱人，“忠”则是爱君、爱人的表现，侍君、待民的要求。

“恕”字在《论语》中仅有一处，《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之相关的论述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由此可知，“恕”，有“推己及人”之义⑥，乃是体现“仁”之精神，实现“仁”之德政的方法之一。《孟子》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乃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由此可知，儒家文化是一种内倾性的文化⑦，其为人、处世的生活始终贯穿着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且“己立则人立、己达则人达”的“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反躬自问”、“克己复礼”“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忠”和“恕”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对中国人心理影响最深的文化因子。“忠”的文化要求大则忠于国和君，小则忠于父和友，其文化形象分别是誓死效忠的“忠臣”、千依百顺的“孝子”、舍生取义的“知己”。“恕”的文化则更多表现在个体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修养行为上，其所追求的文化偶像是克己复礼的“君子”、反求诸己的“圣人”。一方面，“忠”文化要求的首先是“忘我”、是“奉献”、是“牺牲”。传统文化塑造的是一种对客体于我的存在世界持“忘我”和“无为”态度的国民形象。这种文化对普通民众的要求仅有一点，那就是“顺从”，培养的国民也只有一种，那就“顺民”。顺民的顺从所营造的文化也只能有一种，那就是没有主体我参与的“听”的文化。另一方面，“恕”文化对个体内倾性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修养的极度崇尚，使得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对自我德性养成及精神境界表现出过分的关注和过高的要求，往往使其终其一生也未能触及“内圣”理想的边缘，就更无法奢谈“外王”了，从而更加束缚了一批本有可能也有能力关注外在于个体存在的客观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视阈。所以，从根基上全面的封杀了整个民族产生批判的可能。因为，批判需要主体的参与，它是主体通过“思想”，进而通过“言说”才能实现的。没有自我、局限思想、限制言说、主张听话的中国传统文化先天缺乏批判性。

（二）传统文化的双翼——道佛文化对个体批判性格的再次消解。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文化，关注的是政治伦理，还原的是周礼秩序。那么，道家文化则是一种“出世”文化，关注的是普世伦理，安顿的是每个个体的心灵。所以，传统文化的内倾性特征离不开道家文化的润色。如果说，儒家文化的内倾特征表现在思维方式和道德修养中，其外倾的特征只是在“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态度中遭到放弃，“内圣”的旨归依然是“外王”的话，那么，道家文化的内倾特征则体现在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泯合天人、混同物我的无所谓“内外”的独抱孤怀的个性人格和艺术化的人生哲学上⑧。

在道家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源，即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尽管“道”是道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但对其的定义，老子却认为，“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指出能用语言表述的道，不是永恒的道。他认为，“道”是永恒的，是不可用语言表述的，而只能凭直觉去体会。譬如，有学者通观《老子》，概括出了“道”的几个特征，即道是无形的、道是无名的、道是无为的、道是无欲的⑥。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处世态度，使国人的世界观少了西方人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对外界事物的探讨也没有了西方人追求“逻格斯”的那份执着，进而放弃了对外界事物的探索，所谓“德性”生活就只能仅仅局限于精神境界的提升上，甚至将放弃“外物所累”也视为道德个体追求内心宁静和心灵纯洁的手段。

庄子认为人意识到自己常常为身外之物所累，为时空所限的无奈，即所谓的“有待”、“有己”，指出要达到自由，就是要超越出“有待”、“有己”，从而达到一种“无待”和“无己”的境界。如何超越自我思想对自身的束缚、外物对自我的羁绊，庄子提供的方式是“遗物离人”。“遗物”，是指剪断自我同外物的联系，不为任何外物所累；“离人”就是剪断自己同社会的联系，不为社会和国家所绊。由此我们发现，道家是用消极“出世”的态度来追求一种仙风侠骨、逍遥自由的诗性生活。这种文化精神数千年来安顿着中国数以千万计的文人墨客或失意的知识分子的灵魂。

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使中国知识分子“进退自由”，进可安顿苍生，治国平天下，退可安顿心灵，因时顺势，“存，则吾顺事；没，则吾宁也”（张载《观棋》）。一方面，道家主张“无我”、“无为”、“无执”、“与时迁移”、“不敢为天下先”的“游世”态度，显然是一种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混世主义人生哲学。相比之下，它少了儒家那种“自强不息”愈挫愈勇的进取精神，少了儒士那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道家文化长久以来便是失意的知识分子灵魂安顿的唯一栖息之所，灵魂的安顿减少了他们对外在世界的关注、焦虑与不安，从而也就等于“瓦解”了批判意识产生的心理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这一最后的心灵居所，焦虑、犹豫、彷徨的遭受挫折的儒生们又会如何呢？会不会能够促使儒学文化中“为他之学”（与“为己之学”相对）和“外倾性”文化特质的萌生和发展呢？

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被儒道文化本土化了的禅宗思想里。禅宗思想既吸收了印度大乘空宗（一切皆空）和大乘有宗（佛性实有）的思想，也继承了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性论学说和道家主静说思想，它是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佛家人生哲学模式具有超人人格的特征，主张心如枯井、随缘而安和与世无争⑥。佛教的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宋代黄庭坚曾写道，“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赠张叔和》），这种鼓吹不思进取的人生旨趣对于批判性格的形成也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如果说，道家文化是对文人墨客的一种精神慰藉，具有一种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气质的话，那么佛家文化由于其 “砍柴挑水，无非妙道”的普及性、“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宽容性以及“顿悟成佛、直指本心”的便捷性，而成为了生活在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精神慰藉。譬如当生活无着、冤屈无处申诉的时候，人们往往将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力量，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就是人们在遭受委屈和心理难平时最常想起的话语。所以说，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融合实现了对全体国民灵魂的安顿，从而使我国的传统文化最终成为一种缺少批判性的文化类型。

显而易见，佛教与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倾性特征，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也可互相补充。总体看来，没有儒家的“为己”，就不可能有道家“安时处顺、无为不争”的个性人格和佛教“随缘而安、心如枯井”的超人人格的存在。相应地，如果没有道家和佛家文化对千年来国民精神世界的安顿，那么儒家的这种“为己之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内圣外王”入世路径在大多数知识分子饱受挫折和迷茫之时就会遭到质疑、扬弃。

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的心理特征是由文化制度所塑造的，或者说文化是一组人格心理特征在规范、组织、习俗和制度上的投射⑨。所以说，从文化与人格的关系而言，批判性缺失的传统文化必然塑造一种没有批判性的国民性格，尤其是对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教师职业来说，其影响更为深刻。

注释：

①杨明全.反思型教师：教师形象演变的新取向[J].外国教育研究，2002，（9）：50~53.

②黄永刚，张健华.关于中国传统师德的批判与继承[J].道德与文明，2001，（4）：61~62.

③刁培萼.教育文化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121，124.

④身份性人格：是美国文化心理学派奠基人之一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提出的。

⑤本研究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热衷于哈贝马斯所言的那种“批判的知识”，热心于揭示限制与支配的条件，体现出为争取发展与进步的自由的解放的知识兴趣。而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教师不应该仅仅执着于经验分析的知识和解释学的知识。

⑥番万木，李孝华，上官司政洪.简明中国传统文化[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120，122，142，168.

篇（4）

中图分类号：J6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1-151-2

《溪山琴况》是明代徐上瀛所著的关于古琴表演艺术理论的专著。这本书中，将“希声”作为古琴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描述“希声”为以“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能令“人心骨俱冷，体气欲仙”[1]。徐上瀛的美学思想与儒道释思想相互融合，将古琴演奏艺术分为二十四况，从指、弦、意、神、艺等反面进行了探讨，对其之后的古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溪山琴况》简介

《溪山琴况》是一部关于琴乐艺术的专著，汲取历代琴学理论的精华，该书从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二十四况对琴学理论进行了阐述，对琴学相关的内容都作出了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2]。学者们通过《溪山琴况》的研究，对这本书的总体风格有着不同的观点，其中最受到大家认可的就是吴毓清和刘瑾的“清和淡雅”，这不仅是全文的风格，更加是全文的主旨所在。

二、《溪山琴况》中“清”、“和”、“淡”、“雅”的内涵

（一）“清”的内涵

古琴重要的品格之一就是“清”，这首先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古琴不仅是一种乐器和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更是一种通融了儒道释的文化，“清”则是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其次古琴浑厚苍老的音色等古琴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古琴“清”的品质。

徐上瀛道“地不偏，则不清。琴不实，则不清。弦不洁，则不清。心不洁，则不清。气不肃，则不清。皆清之至要也。而指上之清尤为最。究夫曲调之清，则是最忌连连弹去亟亟求完”，这说明了构成“清”的因素[3]。地清就是要选择清净的演奏环境；琴清、弦清就是要选择古琴的取材；心清、气清就是要演奏者具有良好的身心修养和心态；指清就是要有高超的演奏技艺；曲清就是节奏与旋律的和谐统一。

（二）“和”的内涵

“和”是《溪山琴况》的开篇，是全文最重要的地方。制作古琴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协调关系，通过单个的和谐来达到整体和谐的目的。在《溪山琴况》中，“和”的内涵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为声和，是指定调定弦，通过手指和听来感觉琴声是否到达了和谐的地步；第二层为弦和，是指通过调弦来达到声和的境界，其中调弦的过程包括散和、按和、泛和、散按泛相参四步；第三层为意合，这里的“和”是指和合的意思，表示符合、契合，意合强调演奏的过程中心与手的结合，达到人琴合一的境界；第四层为心和，心和中强调“和”的关键就是体会心和，心和中最关键的就是性情修养，只有在兴趣与情致的指导下进行演奏才能达到心和的地步。

（三）“淡”的内涵

徐上瀛继承了虞山琴派中清微淡远的风格。在《溪山琴况》中“淡”况中，兼取各家所长，从淡的属性、固定人群、实现的内在要求和审美特点来阐述“淡”的内涵。徐上瀛“弦索之行于世也，其声艳而可悦也。独琴之为器，焚香静对，不入歌舞场中；琴之为音，孤高岑寂，不杂丝竹伴内”的论述表明了淡的属性[4]，赋予了古琴君子风格；文人雅士是淡品的固定人群，只有自身修养好的人的演奏才能达到古琴“淡”的境界；高雅脱俗的古琴、深沉淡雅的音色、归雅还淳的曲谱、沉静无尘的内心是实现“淡”的内在要求；可遇不可求，只有无为而为、诉诸心灵是“淡”的审美特点。

（四）“雅”的内涵

“雅”况是《溪山琴况》前九况论述古琴审美品格和意蕴的压轴，说明了其在书中的重要地位。《溪山琴况》从三个部分对“雅”进行了分析。从“雅”的审美范畴来讲，“古之人于诗则曰风雅，与琴则曰大雅”，而“大雅”就是正的意思，也就是说正就是雅[5]。从音乐的“雅”来说，音乐具有涵养身心，淡泊明志的作用的就是“雅乐”。

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审美意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长期的发展中，受到儒教的伦理精神，道家的无为态度，宗教的关怀现世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特征和风格。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审美意境体现的是一种情与境高度结合的境界。“意”与“境”是意境的两个方面，“意”就是指审美主体的情感，是指超脱于物质之外的精神境界；“境”就是外在客观存在的反映和再现。意境是内与外、心与物的完美结合。

（一）形与神的和谐统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境这个范畴中，意就是指主观方面，意就是神；境就是指客观方面，也就是形。两者要达到和谐统一。

意境中的形就是客观形象，首先形象在塑造的时候要忠于客观存在，要与其表达的情感相适合，其次要追求神态气质上的相似。意境中的情就是主观情感，与塑造的形象相符合的反映主观情感的情况才是在艺术中塑造的意境。

（二）虚与实相互交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的审美标准就是虚与实的相结合，诗歌、绘画等艺术中都追求这种审美意境。虚与实的相互交融主要是指形象与意蕴的融合，这是有限的形象和无限的意境的对立统一。李泽厚先生认为，艺术中存在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的问题。成功的艺术作品，总能够在一些偶然的有限的具体形象里传达出那必然的、无限广阔的内容来打动和感动人”[6]。

（三）动与静的完美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动与静的完美结合是指形象动和静的结合，也指外在动与内心静的结合。形象动与静结合方面，塑造的形象有动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表现手法为其增添了一份灵动。外在动和内心静的结合方面，外在环境的静容易得到，但是内心的静却尤为难得，只有在动中求静，静由心生。

四、“清和淡雅”的古琴艺术与我国传统文化精神

“琴棋书画”在我国的古代代表着古人的修养，在这其中“琴”处在第一位。在古代人们的意识中，琴代表着情趣的高雅。从古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抚琴的场景，书房、香案、花园、月夜中吟唱抚琴，这真是人间之乐事，只有情趣高雅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在《溪山琴况》中对俗乐和雅乐进行了区分，“合与律吕”之声为雅乐，“间杂繁促，不协律吕”的为俗乐，徐上瀛颂扬雅乐排斥俗乐的意图非常明显[7]。古琴属于高雅情趣的艺术，这个特点也使古琴有着自身的局限，就是古琴只属于那些情趣高雅之辈，一定意义上脱离了广大群众。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们在承认、保护古琴艺术高雅性的同时，也好为古琴艺术积极地寻找走入寻常百姓家的蹊径，确保古琴艺术存在的永久性。

《溪山琴况》中“清和淡雅”的观点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平淡是中国人表现情感时常用到的独特的方式，中国人往往以其为美。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人的艺术表现形式中也往往透露着“平淡”的影子，把“平淡”作为表现艺术的原则。“中庸”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学共有的一个特点，这就要求音乐既要愉悦众人又不能荒，既能体现出哀愁又不使人心伤，既有怒的情绪包含其中却不过分的表露；在音乐的形式上也中和平正为主；要求音乐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要做到“清和淡雅”。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而产生的，反过来说，《溪山琴况》也反映着我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从《溪山琴况》中品味到的不仅仅是古琴艺术之美，更是人生、哲学之美。

五、总结

中国进入到21世纪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学观也随着经济、生活、文化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个性解放等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时代特色明显的各种观念，音乐听众群的改变，对音乐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古琴艺术相对于在古代而言已经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古琴艺术将如何发展成为了大家都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了不忘传统，我们要积极做好古琴艺术的保存工作，但是保存古琴艺术并不能振兴古琴音乐，应该在继承的同时不断创新，排除外部因素的干扰，大胆地为古琴艺术注入新鲜的东西，让古琴艺术重新拥有蓬勃的朝气。

参考文献：

[1]王一涵.“和”美之乐――浅析《溪山琴况》中的“和”范畴及其对儒道音乐思想的继承[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0，（01）.

[2]谭水清.意韵――古琴艺术表现之精髓[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7，（04）.

[3]章华英.有关中国古琴音乐保护、传承的几点思考[D].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11）.

[4]许珩哲.古琴艺术与当代受众的对接研究与思考[D].中国音乐学院，2011.

[5]黎敏.都市背景中广州当代琴人群体的雅集组织形态、琴乐语言表达的个案研究[D].星海音乐学院，2010.

篇（5）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250-02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在现代图书馆建设中，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将对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以及馆员的人生价值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价值极为珍贵。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内容、深刻的蕴涵、高远的意境、恢弘的气势，哺育了中华民族无数的优秀儿女，也为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与古希腊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希伯莱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重视人与神的关系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宗教神学的东西从未占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自孔子起就有超越宗教，对鬼神敬而远之的基本文化传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后汉思想家仲长统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从此而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侧重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修养问题，中国哲学，无论儒、道、佛，本质上都是一种人生哲学。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无一例外地被儒家的人文精神所同化。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有实体的，且在天地间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一般儒家都主张“保生命”，同时又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相比较，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

（二）道德至上

孔子特别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其价值观的第一原理是“义以为上”，即是说道德乃是最高的价值。“仁”是孔子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仁”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爱人。他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在“仁爱”的行动上，儒家提出了具体的层次要求，即“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为“仁爱”之心在实际行动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它奉行“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原则，体现了道德最本质的含义，即尊重他人，有益他人，不加害于他人。在道德实践上，孔子提倡“杀身成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把仁看成是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在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激励仁人志士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文化内驱力。孟子明确提出人有“天爵良贵”即天赋而内在的道德意识，它既是人性的本来，是后天德性冶锻理想人格之所以可能的根本依据，也是人生最高的价值维系。儒家主张以为人、为群、为公、为义、为理作出发点去理解人生价值和道德践履，反对为我、为己、为私、为利、为欲为根基的价值观。

（三）自强不息

《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体运行，永无止境，君子要效法天，自强不息，这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象传》云：“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系辞传》又论健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这是说，天之至健在于能知险而克服之，以达到恒易。儒家重视“不息”，《中庸》云：“故至城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孔子又提出“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也是一种积极有为的态度。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虽屡屡碰壁，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老子说：“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中华民族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从来都没有被艰难险阻所吓倒，反而越是艰险越向前，百折不挠，愈挫愈勇。

（四）和而不同

“和”是一个有着丰富、深刻内涵的范畴。中国思想史上对“和”作了界定：“和”是多样性的统一，万事万物都有着内部固有的和谐，整个世界是一个内在和谐的系统；“和”是事物生成的原因，也是万物兴旺发达、社会吉祥幸福的原因。“和”是一种状态、一种理想，而与“贵和”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是“尚中”，“持中”是达到“和”的手段和途径。儒家极重和谐，以“中和”、“中庸”为最高价值。《中庸》中首提“时中”，亦即经常地保持动态中的平衡的意思，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过犹不及”、“允执其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凡事要在矛盾对立面之间保持必要的谐和，既不简单混同又不固执一端，而且这还被提到了区分君子小人的人格作派或道德水平的标准的高度。“贵和持中”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观念，而且也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心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明显的体现。

（五）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从源头上，就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强调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性。《周易大传》在本体论上主张“太极阴阳论”，认为太极是天地的根源，天地是万物的根源。孟子将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人性是天赋的，所以知性便能知天。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四字成语，在所著《正蒙・西铭》中以形象语言宣示了天人合一的原则，“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天人合一观认为人和天地组成了一个统一体，他们应该加以协调，而不能互相取代，人的生活必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儒家强调用天道(天理)与内在性命(人性)二者的统一来规范人生；道家的人生追求不是去认识和改造自然，而是体悟天地与我同在、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佛家则更为直接，用“明心见性”的口号直指人心，旨在通过精神世界的和谐达到个体生命内在的超越。这种天人合一观有利于人的道德意志和主体人格的自觉、有利于审美生活情趣的形成和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

二、借鉴传统文化精神建设现代图书馆

（一）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平等对待读者

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博爱而不偏私，小人偏私而不博爱。博爱即无论亲疏、贵贱、远近，信仰不同，都是平等对待。在图书馆工作中，馆员应平等地对待读者。孔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待年轻的读者，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年老的读者，要像尊敬自己的父母那样尊敬他们。对图书馆来说，服务是根本，是图书馆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所在，而服务必须要有科学和实证的认知态度和民主平等的意识。如果没有高质量高标准的服务意识，服务就会没有生命力，就会失去读者。只有把读者满意原则作为首要内容，把为读者服务放在首位，平等对待读者，才能保持稳定的读者群，这是需要图书馆人共同的、长期的和艰苦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的。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提出图书馆服务工作的“三适当”和三最原则，即“在适当的时间，给适当的读者，提供适当的图书；为最大多数读者，以最低的花费，提供最好的读物。因此，图书馆应尽可能扩大服务范围，让全社会的人得到知识的浇灌，让更多的人从学习中得到快乐，达到身心和谐，进而促进图书馆的和谐发展。

（二）树立道德至上思想，爱岗敬业

图书馆是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重要场所，图书馆工作是一项知识性和服务性的工作，高尚而清平、伟大而平凡，这就需要每一位馆员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提高对读者工作的责任感，不断培养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奉献精神，履行好自身职责。馆员对待人生要有积极的态度、进取的精神、开阔的胸襟、健全的人格、稳定的情绪；对待事业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有认真、严谨的态度和坚强的毅力；对待人和事要有理智的情感、理性的观察和思考。在工作中，图书馆馆员要恭敬地对待领导，对待同志，对待读者，做到有礼、有节、有敬。用微笑服务于人，拉近人们心灵之间的距离，诚信对待别人，不巧言令色。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情，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以仁人之心，认知读者，接纳读者，服务读者，维护图书馆的和谐。

（三）树立自强不息思想，不断开拓创新

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精神的宣传，号召人们打破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旧观念，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的需要，不断开拓进取，变革创新，积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高校图馆的资源构成也由原来的纸质资源为主转变为纸质资源与网络资源共存的形式。而且，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图书馆网络系统的不断完善，网络资源的便捷性、时效性等优点也使其日渐成为图书馆工作的主要内容。如果图书馆员仅停留在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素质上，不思进取，必将被时代所淘汰。因此，每一个图书馆员，都应当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进取，找出差距，找准前进的方向，有所作为。通过在实践中锻炼、教育与培训、交流与合作等途径，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和服务能力等。

（四）树立和而不同思想，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和谐的关系。图书馆是一个各项工作紧密联系，馆员之间因工作交往、沟通较频繁的组织。一个团结协作的领导集体将有利于整个图书馆的协调和发展，为馆员之间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树立榜样。因此，领导者应严于律己，以德治馆。对待下级态度谦和，宽以待人，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赢得大家的爱戴。在图书馆内部，由于成员的年龄、经历、学历、性格、性别、能力、分工利益等的不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不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馆员把心思都放在对付和防备人上，那就不会有很好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紧张的人际关系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图书馆的内聚力和发展。因此，“人和”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馆员之间必须融洽、和睦相处，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更好地有效率地进行工作。

（五）树立天人合一思想，美化工作环境

图书馆是大学生除了教室以外出入最多的场所，一所大学之中，图书馆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有人曾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美国学者哈特说过：“大学不可能伟大，除非这所大学有一个伟大的图书馆。”现代高校图书馆往往是校园的标志性建筑，它的建筑风格与周围环境相比别具特色，因为建筑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以凝固的形式传承着历史，传承着文化。图书馆不仅有丰富的外在建筑文化，而且内部设计与环境布置也具有环境熏陶和育人的优势。只有爱自然、爱万物，才会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因此，图书馆员应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为图书馆建设贡作出自己的贡献。要美化自己的工作环境，为读者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给读者提供优质服务，使读者入馆犹如入家之感，营造一个和谐的学习氛围。

参考文献：

1.白瑞明.论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图书馆的积极作用[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

2.邵畅.试论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图书馆建设的影响[J].情报资料工作，2005(4)

3.刘北芦.浅论高校图书馆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策略[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7)

4.董秀菊.传统文化与图书馆阅读指导[J].图书馆学刊，2009(8)

篇（6）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050-01

一、紫砂的手工制作

紫砂壶的设计、制作，是利用紫砂泥的特有性能，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过程。而全手工制壶则是紫砂壶市场最闪耀的亮点，制壶的整个过程不借助任何模型，都是由创作者亲手完成，这样不但提高了紫砂壶本身的艺术性，更是大大地提高了壶的经济价值。

全手工制壶需要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和很强的基本功，没有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制壶经验是没有办法做出一把精良的全手工壶的。学习传统制壶技艺中要求的“三年全手工学徒期”就是为了强化基本功。开始时学习理论、素描、白描、陶瓷设计、毛笔字，还有打泥片、打泥条，这些都是基础功夫。另外，传统文化对现代的壶艺设计也有着极大的影响，以书画的功力以及人格气质来综合表现作者的艺术造诣，作品论艺之法度和任何一种艺术一样以韵律为主，而非“模象体势，形虽似而无精神之态”。这一点在陶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风格的陶刻讲究装饰与器形的和谐协调，着重推敲各体书法、文学诗句、词章与短句；对于绘画则重写意笔墨，镌刻时，广泛运用金石用刀方法中的双入正刀法、单入侧刀法等近十种刀法。

二、传统造型

1.全手工制壶在跟随时代潮流的同时结合了传统造型设计。探索壶艺的创新，既要有取舍地继承传统的优良特色，又要能吸收新的东西。前辈陈鸿寿（陈曼生）的紫砂造型据记载共十八式，这是工艺美术设计历史上的一件重要之事，“曼生壶”的十八式及其题款为后辈的学习提供了经验，为紫砂壶造型设计提供借鉴。“曼生壶”的设计新颖明快，古雅宜人，其壶题词题句都为当时书画名家撰制，典雅隽永，耐人寻味，的确是文学艺术的精湛作品。“曼生壶”的造型勇于革新，敢于改变过去繁琐、守旧、题材狭窄贫乏，形成简洁、明快、新颖、美观的新作品，对现代全手工制壶造型设计留下了很多创作经验。

作品《龟松千岁》是现代设计理念和传统设计理念的结合，在传统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加上自己对作品的感情理解以及不断进步的社会审美理念，造就了这样一个设计新颖、寓意深刻的新时代全手工紫砂壶作品。整个作品以遒劲的松为基调，壶身为稳定大方的井栏为基础，给人以虚怀若谷的气度；壶嘴、壶把以松枝相连演化，合体中空，曲中求直，构想巧妙；“的子”是是一只金钱龟，暗喻益寿延年，浑然一体，相映成趣，故名之曰：“龟松千岁”。

全手工制壶始终围传统紫砂工艺对形、气、神的理解。壶艺的创新如能做到形、神、气三者融会贯通，方可称为佳作。

2.形象，也就是形状式样，这来源于对造型的熟习深度，取决于自己的精心设计。要明确地安排制作壶的大的“面”，即壶身；要鲜明地强调壶体每个部分所支配的方向、由点、线到面，交待清楚线条的来龙去脉，缓冲过度，明暗转折，虚实对比，这样才能深入空间而获得形的深度。把点线面处理好以后，一切也就找到了，作品就已经具有了生命。

神，即壶的神韵，也就是通过形象趣。创作的时候，万不可仅在平面上探求，而要在起伏上思考。一切生命都是从一个中心迸生出来，然后由内到外，滋长发芽，灿烂开花。这样的作品才会有神韵。

3.气，即壶的气质，也就是形象内涵的实质性的美的素质。紫砂壶艺是具有艺术气质的实用品和装饰品，要求作品的气质要美，装饰生活，陶冶性情，从使用中获得美的感受。艺术的本身就是感情，如果没有轮廓线条体积比例的学问，没有基本功扎实又灵敏的手，最强烈的感情也是瘫痪的。完美的作品其本身就具有充沛丰富的感情再抒发，是内在真实的标志。我们的目光透过表面潜入内心，当我们表现形象时，便会用内涵的精神――气质来丰富形象的本身。气也可理解为壶内腔仿佛被贯气并在外表所呈现的张力和骨力，这需要形制设计的巧妙和手上深厚的理坯功力才能做到！

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收藏并留作教学资料的《高竹壶》充分地表达了形气神三者的融合，壶形饱满，壶表玉气，氛围恰到好处，不矫揉造作，质朴中透出勃勃生机。这样的作品具有了精神、生命，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结语

篇（7）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1-0102-04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草原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而优秀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名扬四海，也让世人直接感受到草原人民独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说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草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探讨草原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坚持科学发展、开创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精神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的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以讲真话、讲信用、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联系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这些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无不体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

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关系密切乃至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来，区内外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论述，笔者最赞同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吴团英研究员将其总结归纳为“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当然，除了这四种精神，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赖以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中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精神的经典表述。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自己的传统典籍中没有这种经典表述，但同样具有这种伟大的精神禀赋并令人信服地将这种精神书写在自己民族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誉为“全球一体化”的始作俑者，就是因为弘扬开拓进取精神，利用国家政权形式开通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一起的结果。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英雄乐观精神。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这一点，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乐观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书中描写的“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但是，蒙古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对人的智慧也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蒙古民族不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传统和习惯。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万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体体现。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对酷热严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极为强劲，对创伤、失败等厄运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不怕牺牲，视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光荣等，同样体现了英雄乐观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乐观精神，体现在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上，体现在英雄个体的价值与群体社会责任的统一上。因此不难看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就生态美学角度而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精神最闪光最具个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

（四）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他们之所以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和非法谋利行为极其蔑视，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的，最终也必然熔铸在他们的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说，诚信精神构成了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对于古代蒙古族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这样就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论是在、民间文学，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务实实用的态度和精神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坚强、耐劳、算计的能力和本领，把他们与自己最推崇的骑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孙学习商人的获利精神。他们唯物地认为，商人的本领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实践得来的，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这些本领和能力。为了确保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各路商道畅通无阻，各国使节和商人的个人安全和货物不被抢劫，蒙古族都要给予各国使节和商人以特殊的保护和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在蒙古族传统文化诸领域里都有显著的表现，其直接的结果是：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信仰态度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为自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务实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为适合的政治选择。我们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考察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当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关键之处，在于确立“四种观念”，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们视自然界为朋友，更加节制和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善待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人们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要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首先应该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们知道，民族性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定义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学者中，有的以文化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对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义，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他们的论述虽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基础是该民族群体的典型人格，它的主体承担者是众多民族成员。他们通过社会化，将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最后养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个体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该民族众多个体成员的性格特点得以凸现。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并从中得到富有启发意义的参考。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笼统地考察其与蒙古民族性格的关系，显然非笔者个人学识所能及，本文所论仅限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一主线展开。当然，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到思想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统影响，这些方式能够较为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唤起人们的道德需要，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念，加速人们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内化。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以事为诫。“以事为诫”即通过史事、寓言故事等具体事例来阐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由事到理、以事论理、以事为诫的方法，直接影响教育了广大的草原蒙古人，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二是以言为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草原蒙古族还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子孙保持和发扬诸如诚实守信等内容的道德传统：“获得别人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错误凭真诚”；“人好在于诚实，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误时间”……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这些闪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草原文化优秀道德传统的有力说明。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杆典范，通过身教来体现和传达道德要求，从而将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具体化。通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获得道德启示，激发起道德情感，心悦诚服地、潜移默化地将教育者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纳入自己的品质结构之中。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史实都证明，统治者本身的道德状况对民众的行为和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也由此说明了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这的确有助于人们对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认同。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从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规律中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族顺从“长生天”意愿，尊称草原为“大命”，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小命”，严禁破坏草原和水源。他们利用牛粪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轮牧的方式进行生产，禁捕幼小的鸟兽鱼虫和怀孕母兽，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毁林开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得挖光，否则将被定为无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这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促使本民族成员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长期以来，正是草原蒙古族的这些朴素观念，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资源得以恢复再生和不断利用，最终维持了大型畜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族评判人与自然关系好坏的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这就涉及到美学范畴中人如何入化自然的问题了。可以说，草原蒙古族对待自然和对待世界的审美而非纯功利的态度，给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主要途径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虽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不会自然而然地化入蒙古民族性格的结构之中，它需要借助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途径对蒙古民族性格施加影响和作用。

一是封建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民族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原则、生活信条的形成依赖于民族成员的相互感染、相互模仿以及相互强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权威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协调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政治集团的利益，故一些明智的蒙古族统治者大力倡导其基本精神，主要方式有二：其一是亲自钻研，力求把握思想精髓，以之治国安邦；其二是通过行政手段，颁布法典，要求广大臣民学习。忽必烈提出了“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前者是对蒙古族传统的“长生天”观念的一种继承，后者则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又是他的施政方针，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痕迹，也体现了蒙古族传统的务实精神，这样“实惠”的“仁政”确实能起到“拯民”的作用。

二是家庭内部的言传身教。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对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在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广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少，与外界接触少，人们长期生活在父母身旁和血缘家庭中，故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本尼迪克特所说的人格社会化过程基本上是在家庭内完成的，家庭教育在中国人的人格形成过程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长辈对于晚辈的言传身教往往会成为一种文化定势而影响孩子的一生。草原蒙古族也不例外，他们根据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风俗习惯来判断子女的行为，将开拓进取、英雄乐观、自由开放、崇信重义、务实实用等等已被自己内化了的道德经验、道德信念灌输给子女，并以自己生存发展或挫折失败等经验教训强化着教育效果，促使下一代接受这些理解或尚不理解的行为准则。

三是宗教的传播广布。宗教是古代草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蒙古族继承和发扬草原先民信奉的萨满教的宗教传统，萨满教是蒙古族古代思想的宝库，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前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对于蒙古草原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草原传统文化的生态特征和艺术特征，正是在这些宗教化的观念和实践的结合点上产生和日趋完善的。从阿勒坦汗时期开始，黄教流派（俗称喇嘛教）在蒙古地区逐渐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长达300多年，萨满教受到排挤和清理，失去了正统宗教地位，下降为一种民间的习俗文化。但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地区的佛教有意保持了极大的包容性，吸收了包括萨满教在内的很多习俗文化，并且主动配合政治统治，继续保持了汗权高于教权的蒙古社会传统。“长生天”观念，以及由此引出的“天父地母”、“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之类的哲学思想，是成吉思汗、阿勒坦汗等蒙古族政治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创建蒙古帝国的思想基础。

四是文艺作品的熏染。蒙古族古典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深深植根于草原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是草原传统文化形象而具体的表现，无论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是英雄史诗等，处处传递出激荡浪漫的风格，我们在其中一般很难看到人与自然的对立情绪，反倒不时地体会到人对自然的祈盼和敬畏之意，而这正是草原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16世纪以后随着文人阶层的逐步形成，文人文学开始与民间文学并列，往往采用将文学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创作形式，无论是从作品的内容，还是从作品的价值来看，对历史的“真实”记录都大于文学的自由发挥。由此我们认为，以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民间文学的史诗化，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人文学的历史化，是蒙古族文学的最基本特征。文学形式较之理念说教更能动人心弦，在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潜移默化地溶入人们的心理性格中。

五是知名人物的注解阐释。喇嘛教哲学对蒙古族传统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最终导致了蒙古族传统哲学体系的形成，虽然这一体系还没有完全挣脱宗教神学的外壳，但佛教化的哲学思想的确立毕竟成为蒙古族传统思想史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些知名人物的注解阐释，让人们树立起有关宇宙问题的哲学观念。比如固什・却尔济在《本义必用经》中认为物质世界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原子组成的，宇宙的最初元素为土、水、火、气等等。再如，萨囊彻辰在其《蒙古源流》中从物质世界和生灵世界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点出发，对宇宙的形成做了概括描述，并认为宇宙形成的基础是三种主要物质――气、水、土，而虚空则是世界形成的场所。由于十方之气剧烈运动，虚空中形成坚不可摧的气坛。而后由于气动发热，生成大方，大方生大雨，形成大海，谓之水坛。最后水面生灰尘，如奶上油脂，灰尘微粒集聚，形成土坛，是为“金宇”。在喇嘛教思想启迪下，蒙古族已开始思考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用当今的科学哲学来衡量，有它不完全正确的一面，但它毕竟标志着蒙古民族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同时也赋予草原文化深邃的哲学内涵。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我们知道，所谓“互动”，乃是指事物之间、人际之间通过各种方式接近、接触发生信息传播、交流而产生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过程。通过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和主要途径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原本就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动态发展系统。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蒙古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蒙古族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草原蒙古先民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性格，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直接源泉。作为理论形态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对于蒙古民族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思想倾向、生活准则、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自然成为本民族成员实践活动及其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

第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陶冶着蒙古民族性格。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对于草原先民历史经验和民众的观念行为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其超凡的智慧吸引着本民族成员，指导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行为、认知水平和处世能力，进而在全民族的心灵中凝结积淀，融入蒙古民族的心理性格之中，对于民族性格起着重要的陶冶作用。人们常用“歌唱的民族”、“舞蹈的民族”、“在节日中生活的民族”来描述草原蒙古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这就说明他们一直保持与自然的和谐，相当符合生态的要求，在精神层面上也是相当富有的，是并不缺乏生态美的。尽管就物质层面而言，由于历史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他们的生态美是有所欠缺的，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们人类的存在，不仅仅是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的生命存在状态，也不仅是体现在生理性、物质性的生命力上，而且还体现在精神力量上面，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的精神生命比起物质生命更为重要，人的精神生命的存在状态更应该引起关注。

第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熔铸着蒙古民族人格。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价值受到人们的认可和喜好，当人们对其基本精神进行认同并将其内化之后，又会在实践活动中对已有的观念、经验和认识进行总结、完善、升华，进一步丰富、传播和发展着蒙古族传统文化，为其提供着动力和新鲜血液；同时，豪迈刚健、自强不息、自由开放、务实守诚等等方面的气质和品格，又通过多种渠道熔铸着蒙古民族相应的人格。事实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就其实质来讲都是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精神相一致的；而对于当今大力推行的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乃至培养创新型人才，造就健全的人格，蒙古族的自由精神同样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互动关系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通过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简单地说，有利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弘扬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在当前国内国际新形势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升信心、振奋精神，而以开拓进取为主要内容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及其基本精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源泉。二是有利于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蒙古族自由乐观的民族性格，美学意义上的生命追求，特别是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与追求富饶、美丽而宜人的生态环境紧密结合的美好理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营造和谐普惠的小康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三是有利于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俄罗斯著名学者古米列夫指出：“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学习掌握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游牧文明特别是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误解与曲解，帮助人们有意识地系统了解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风俗习惯，正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心理素质的特殊性，进而关心、关注和支持民族工作，积极投身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此外，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对于现代经济学理念的现实意义等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蒙古族文化对政府管理牧区的价值

（一）有利于政府在蒙古族文化土壤基础上制定相关制度。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给文化定义时，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来比作人的生命。河流是自然的、生物的、先天的，公路是文化的、社会的、教育的、后天的。作为文化的公路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生物生命中不存在，后来沿着河流模糊起来、充实起来、精致起来、发达起来。而这个后天由人创造的公路就是文化。库利运用了形象的比喻，使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变得非常容易。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还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从广泛的民族学的意义上说，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无论是库利的比喻，还是泰勒的解释，都表示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交流及社会传递，通过特定的途径，被社会成员共同获得。这种获得共同文化的特定途径，其实就是文化得以交流和传递的制度文化。文化的存在只有被认同和学习时才是有意义的，而被认同和学习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套相关的制度规则。在此，制度文化就将文化与制度统一起来了。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理念。而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采取或风俗、或习惯、或制度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化价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没有制度形式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

有些制度规范是植根在一定文化土壤基础之上的，如果这些制度规范离开了其相应的文化土壤，就很难有效了。因此，我们在用制度引进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时一定要考虑相应的制约因素。正因为此，同志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好好研究以适合这些地区的实际。

（二）有利于政府在决策上进一步考虑保护蒙古族文化。关于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是许多人所熟知的游牧文化，草原生态环境则是这种文化产生并延续的基础之一。游牧文化是蒙古族及其先民针对草原的实践才得以产生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游牧文化是蒙古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产物，这也恰恰证明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适应是一种文化形态或文化特质在某种生态环境中得以存在、延续的前提，失去这个前提，那么这种文化也就到了消亡的边缘。从这个层次上说，“适者生存”对于文化也同样有道理。在草原生态的环境背景下，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不仅符合草原生态的自然规律，而且还保证了民族自身的繁衍和发展。这一点从蒙古族传统文化上都十分强烈地体现着，其突出的表现即对草原生态环境有着一种深沉的关怀。政府在懂得蒙古族文化的重要性后，在决策上才能考虑对这种文化的保护。比如牧区生态移民，不仅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必然要求，而且关系到生物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必然会导致文化的消失，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会消失。生态移民既是经济行为，又包含文化意义，政府在实施生态移民政策时，应从生态环境、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移民通婚等方面进行规划。同时，要动态地把握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象。在生态移民过程中，要注意“人”对环境的影响，适应与抉择的关系，要把游牧民族中的“草原学”看成是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来加以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对生态移民应从移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各个方面来理解，要充分认识移民成本应包括经济成本、文化成本、环境成本和心理成本等。

（三）有利于政府在政策上对传承发展蒙古族文化给予扶持。蒙古族的优良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政府管理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蒙古族有着诚信为本的优良道德风尚和善良、真诚、豪爽的性格特征。蒙古族的信条是守信用，严忌欺骗他人。例如，历史上的扎木合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人，因此，他遭到各部落的敌意，最后受到冷落，并被其它部落歼灭。如果能把这种守信用的传统用到商业企业管理中，将会收到良好的效益。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商人要树立起自己的形象，首先应从守信用做起。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骄傲，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军事家。他的管理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应该是当时蒙古族文化的结晶。历史创造英雄，没有当时蒙古族鼎盛的文化环境，就不可能造就出成吉思汗和成吉思汗的管理思想。成吉思汗能够把散落的蒙古部落统一起来并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离不开他的用人思想和军事思想。成吉思汗非常重视人才，高度信任他的部下，给他们以更大的发挥空间。成吉思汗对部下的能力了如指掌，知人善任，即使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战败或犯错误的时候，更多的是鼓励他们重新站起来，从而激起部下的归属感、责任感和积极性。现代管理者应学习他的用人思想，应树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理念，给员工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J].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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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是指当下时代的本性，是一种精神性的理念，现代性与现代化不同，现代化所注重的只是现代之所以成为现代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现代化是时代的现代性的一种具体表现，现代性是推动现代化的一种精神力量。按照杨春时先生的说法，现代性具有三个层面，即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某一时代的现代性首先表现为对前一时代思想禁锢的感性冲破，即一种被解放的感望；其次感望被理性所肯定和规范，现代性也就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由于理性具有制约感性的作用，一般说来理性精神就是现代性的主体；无论哪一时代都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在通过哲学、艺术等方式进行自我反省和批判，并追求终级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就有了反思超越层面的现代性。

2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特点

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的趋向，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具有圣化倾向，孔子被后世称为“圣人”，孟子被赋予“亚圣”尊称，和欧洲神学宗教严密的规章制度统领社会不同的是，中国是儒教即圣人之说统摄了数千年来传统社会的感性和理性。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以道德理想主义为终极目标价值的“内在超越”，讲求“天人合一”、“体用不二”。如果说西方现代性是“脱神入俗”的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则是“脱圣入俗”。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也分为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三个层面，但又具有和欧洲不同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性现代性也是强调个性解放的，只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的进程中，虽然起始于救国图存的运动中，一开始就表现出集体性和民族感，并没有西方感性现代性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倾向，但也有时期个性解放的呼声，虽然人数很少但毕竟是数千年来思想禁锢的突破；在理性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为引进科学和民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注重对理性现代性的引进，这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几乎跨越了感性层面而直接进入到理性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阶段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一种道德体系，在引进现代性的同时，是否抹杀了其本身的道德功能性？打倒了孔子的权威，消除了传统文化的圣环，但是否也取消了中国文化的超越功能？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对西方宗教、哲学、审美等形而上层面的忽略是否导致了传统文化现代性的片面性？如此种种，我们的文化在现代性的进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也在自身的反思中不断的超越自己、完善自己。

3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对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思考

目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以理论灌输、实践强化、考核评估、心理辅导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方向性引导，这些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但往往会使学生产生应付差事、敷衍了事的心理及实际后果，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提高作用日益弱化。因此在新时期的新情况下，有必要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改革，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特点对弥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上述片面性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3.1 传统文化“脱圣入俗”，力图率先在高校中普及传统文化教育。如前文所述，如果把欧洲文化的现代性说是“脱神入俗”的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就表现为“脱圣入俗”。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性色彩浓厚，甚至几千年来儒学更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自近代以来，尤其是之后，儒学的地位逐步下降，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西方思想的引入更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化色彩淡化。传统文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之学，而逐渐表现为更加平民化普及化的凡人之学。

大学是时代思想的前沿阵地，大学生更被称为时代的骄子。作为高校，在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应该紧随时代的最强音，在高校中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虽然高校一般都开设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但大多都没有形成强大的文化氛围，学生并不能真正的亲身实感的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感染，传统文化教育重在教化，强调修身养性的人格修养。在这方面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尤其突出。营造传统文化教育环境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整个社会舆论的导向和各方面的努力。

3.2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不能忽略对学生的个性引导，培养其创新能力。所谓现代性，就是相对于前一时代而言的新的时代特征，前文所述现代性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感性层面，感性层面的重要特征就是宣扬个性的爆发对传统的突破作用，只有突破才能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学生政治立场的引导和道德素质的培养，一般认为，学生的个性发展与这两点是不能互相脾益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试问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若以牺牲个性为前提，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个性的宣扬是创新能力提高的前提，一个只会死读书的人不可能在创新意识上有所建树。传统文化现代性的感性层面就是对圣学的平民化突破，在高校中普及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该提倡传统文化自身的突破精神，以此为依托，激发并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使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更加明显。

3.3 思想政治教育要与其他教育方式相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的理性层面表现是从西方引进“科学”、“民主”思想，体现出一种包容性之后的进步。在高校中，把其他形式的教育方式融合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传统文化中有思想政治教育、普通教学中有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中有思想政治教育；反之思想政治教育中又包含着传统文化教育、知识教育和生活常识等，在整个学校中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良好的大氛围，使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刻板的相对独立，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学校其他工作互相促进，形成合力，共创校园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3.4 不断利用传统文化开拓高校思政工作的新途径。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反思超越阶段就是对已有经验进行总结，不断提高超越的过程，这点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有很大启发的。作为高校在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的开拓上，也应凸显新的特色。除了对已有资源和活动的整合利用外，还应努力开拓传统文化除“经典”外的优秀组成部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力求把丰富的兴趣活动搞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亮点，以亮点带动全局，以全局促进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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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能够了解到，其存在和发展的脚步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政治上的需要，需要以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为依托，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就像很多传统音乐文化都深深的被儒家和道家思想所左右。

直到今日，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依然无时无刻的不在接受着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影响，这些思想的渗透方式是无声无息的，往往在我们不自居的情况下就会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并且传统音乐文化中具有很多思想内涵，这些都是儒家所倡导的“仁”反映的思想，儒学的基本特征是仁、义、礼、智、信，是把理想的道德和伦理意识作为衡量处世做人的价值标准，主张利人利己，强调爱人，对等，互利和诚信等原则。因此，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更能通过“爱人者人亦爱之”的儒家思想得以展现，渗透了“不独享其享，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道德理念。且在距离感上更加接近自然，在无形中使传统音乐受到了自然的熏陶和感染。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性，讲究声音“中正和平”，强调“礼乐治国”与“和而不”。但是贯穿于传统音乐发展始终的思想理念却一直都是“天人合一”，这也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所追求和达到的，即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的统一，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代表了我国传统音乐的主流文化。早在春秋时期的五行音乐思想中就曾认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在其思想观念中认为只有使音乐平和才能够促使阴阳调和、人心和乐，如果声不平的话则会造成阴阳不调以及民离神怒的问题。就像《吕氏春秋》一样，正是根据阴阳家和道家思想的综合借鉴，以五音配五时，十二律配十二月构成宇宙图式，在其主旨上更加注重对自然统一的追求，并且在音乐文化方面也一直主张平和、适中，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以天人合一为主要内涵的传统音乐就是从此时期开始得以形成。而直到《乐记》的出现，在其人文精神上更加强调音乐能够做到以气和天和人进行沟通，促使天人之间能够进行互相感应，进而做到改变自然事物，影响到社会政治方面的相关决定。到此阶段标志着以天人感应为主要人文精神的传统音乐文化开始走向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音乐在人文精神上具有自身的独到性，能够从一个侧面发现出相应的品质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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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扎根于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土壤上的传统戏曲才是我们真正的文化之根。经典的戏曲文化，是中华文化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经过历史的筛选而沉淀下来的精髓，是修身证道、昭彰未来的文本。这些优美至极，充满诗画意境的戏词，有着永恒的文学价值，是民族文化宝库里永不凋谢的艺术奇葩；更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值得珍惜的宝藏。它承载着光辉灿烂、延续不绝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纽带，更是艺术精神赖以存在的根本。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戏曲如一枚磁石，凝聚着民族的魂魄。又像陈年醇香的佳酿，滋养着炎黄子孙的血脉，一直在孕育着，却从未停止过演变和成长。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史的后期，戏曲活动更加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方式，戏曲集中代表了平凡的民俗文化和高雅的士大夫文化，因此也成为社会大众最为倾心与瞩目的艺术样式。如果说，在中国有哪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最为广泛的群众文化和审美风格，成为从宫廷到市井，从城市到乡村一致爱好的对象，那就是戏曲。由于戏曲每个部分都充满了中国文化的因子，要了解中国文化，不能不了解戏曲。

自从戏曲诞生后，便对中国社会人类的社会生活形成了全范围的覆盖。从空间上来看，经过孕育演变而形成的大量地方剧种，对整个人类的集中居住地区形成了全方位的影响并覆盖。汉族地区有京剧、越剧、黄梅戏、川剧等，少数民族地区有白剧、傣剧、侗剧等，戏曲充斥在中国大地上，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戏曲，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从时间上来看，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戏台还是茶馆，街边、舞台锣鼓喧喧、终日不绝的演出，体现除了民俗文化生活的主要景观。从介入深度上来看，戏曲文化几乎是包罗万象，不论是民间节日庆典、拜神请愿，还是婚丧嫁娶、联络感情都被戏曲所垄断，人们周边的文化空间，戏曲无处不在，当仁不让的演变一切民俗艺术载体，更成为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戏曲题材的创作内容，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到全部历史故事，一直延伸到当今的现代生活，积累起来的数万个剧目，对于中国传统题材有了全方面立体覆盖，然而不同的剧种和演绎群体，所拥有的各具特色的曲调和表演方式，形成了审美角度和多重风格的覆盖，也形成对不同流行区域的覆盖。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的正统意识逐步转化为民俗民风，进而演变为传统的文化生活。戏曲作为其中最重要的载体和桥梁，沟通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于民间的影响也日趋深入，成为传统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它礼乐合一的表达形式，进入并牢牢占据着全社会人类的精神空间，很多人在孩童时期就在其中沾染着中国文化的传统精髓，如鲁迅小说《社戏》里所描写的生活情景那样。古代的劳苦大众，特别是没有条件念书的升斗小民，他们的文化知识和历史观念很多从看戏中汲取，同时他们的娱乐也和戏曲演出密切相关。当然，戏曲剧本对于历史的叙述和人物的扮演，通过了大量的艺术性创作和加工，具有了极强的主观性，并不能当做真正的历史来看，因此也造成了普通民众对于历史事件的曲解和对文化知识不完善的解读。

虽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它以优美通俗的审美共鸣，明亮流畅的唱腔曲调，融通古今、兼备内外的表演风格，朴实无华、海纳百川的文化风貌，反映世间、贴近人生的大众格局，被绝大多数社会民众所接纳和喜欢。不管保守还是时髦，庸俗还是雅致，观众喜欢就是硬道理。

二、传统文化性格的体现

由于戏曲的广泛普及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演变和塑造着人们的道德情操、审美观念、文化品格。

戏曲承载着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呈现出人们的理想与愿望，展示了生活的苦难与温馨，提供了前人经验和教训。戏曲多用小人物的视角去观察社会，用普通人的情感来塑造形象，因此其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表现，非常符合大众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为在民众的价值世界里，淳朴的是非观念特别明确。戏曲把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传统道德观念作为创作的基准点，将发生的故事作为题材通过普遍化的价值评价体系，转化为人们认可的舞台艺术形态，以便于传统道德的弘扬与传播。它所体现出的自主精神、乐观情怀、善良人性、崇高品格、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人生百态的价值和意义完美的诠释出来。戏曲文化内容的宽泛性，使之成为中国人文化性格的核心。戏曲中数量众多的公案戏，道德观念直白、人物性格单一，戏曲里人物是忠还是奸，情感是真还是假，是对还是错，由于贴近普通民众的理解程度和接受水平，最能触发大众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因此戏曲所弘扬的传统价值观念，对于大众道德观念的增强有着特别的影响力，戏曲的道德宣扬已逐步转化为日常生活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并支配着社会民众的生活哲学和道德观念。

戏曲与各种方言俚语、乡曲小调和生活习俗的融合，演变成风格各异具有浓厚地方风味的声腔剧种。每个人都知道，文化的类别包罗万象，各种方言风俗组成文化相通的元素，乡音则寄托着人们情感。地方剧种的遍地开花，使得人们通过曲调的吟唱，回忆起对于家的亲切和牵挂，不论身处哪里，只要听到家乡熟悉的曲调，心底就会产生令人回忆的复杂情感。如今，中国人的身影遍及世界各地，身处地球村的每一个城市，我们都能听到地方戏曲的轻哼吟唱。在当前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我们肩负着精神家园守望的责任，肩负着保护本土文化资源的重担。而国人追寻情感，精神回归，身份表达的主体对象，融入在各具特色乡音、乡情的家乡戏中，它是我们心灵获得安慰的方式，更是精神寄托之所。

一部被大众认可的戏曲作品可以影响一代人；一个感人的戏曲作品，会让人抑制不住地流下泪水，感情上的震撼，思想上的鼓舞和教诲，甚至终生难忘。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优秀作品将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丰富生动的实际内容相融合，使人们通过感情的体验和道德的判断，找到人生的理想，提升高尚的情操，将精神上受到的激励与鞭策，在现实生活中转变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优秀的传统戏曲能让欣赏大众潜移默化的得到心灵上的净化，情操上的陶冶和精神上的升华，这是传统戏曲具有的独特内在优势。社会大众是文化的接纳者和传承人，更是文化的创造者。通过日益普及的传统戏曲，可以不断地开阔视野和知识，提高他们的综合文化素质，培养对于民族文化的情感，促使社会大众的独特品质走在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艺术精神和美学观念

古代哲学和美学观念，以及表现手法构筑了戏曲的艺术基石，通过对客观对象求真、求美的艺术追求，使之成为戏曲所要表达的精神诉求。

戏曲的表现技巧主要在于节拍、舞蹈、模拟动作等方式的结合，充分调动了身体各个方面对于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并展示出来，这符合我们人类情感表达的基本方式。人们总是通过叫喊、歌唱、手舞足蹈来表达自身的激动，正好印证了古人的“物感说”论点，当人们需要对外传递自身的情感时，需要通过身体的各个部分的技能来体现。而为了更好展示所需要表达的内容和情感抒发，戏曲就自然而然的调动起各种艺术手段，并合理的以综合运用。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把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因融合起来，是中国传统思想最显著的特点，而戏曲的综合展现取决于外部意识，即对客观外界的直接感官和与之相应的反馈，顺从自然的价值取向，发挥抒情与观赏的功能，并通过对戏曲的审美过程，追求身心放松和精神上的欢畅。

戏曲表演由于抽象性的特点，决定它既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正确程度，更要表现出对于美的主观反映、感受、欣赏和评价。中国传统戏曲非常注重对于美的追求，中国艺术观念的“真”除了客观对象的表现，还存在大量的主观意识，将表现对象区分为外形与内韵，这种对 “神韵”的重视和对“外形”的轻视，突出了戏曲的特点。但是“外形”和“神韵”的分离，又不能称之为艺术。艺术表现不能被事物外在形象所束缚，而应通过创作者对其内在本质的艺术构思，用独有的艺术展示，展现出性格迥异的独特观点，这样的作品才能具备长久的生命力。

除了能够讲述故事，还能明晰道理，同时还能引导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意识，这也是由戏曲的表现所具备观赏性特点所决定的。虽然这种精神是我们所认同的，但是这种美学观念存在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舞台表演技巧的复杂性和程式化的展示效果，就是过分求美的结果，这有可能导致戏曲表演和现实社会从此封闭起来，通过岁月的流逝逐渐萎缩其中，而且也加大了未来延伸发展的困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