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污染问题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海洋环境污染问题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18-06

海洋作为人类生命的发源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日益频发，海洋污染物的种类也变得日趋复杂。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宝库”，应当采取严格的措施防控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在当前，不管是通过行政管理方式，还是通过民事损害赔偿的方式让造成海洋污染损害的人付出代价。都远远不能有效抑止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开始将维护海洋环境的重担赋予环境刑事法律及刑事制裁，但是，从国外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看，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需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与司法。

一、国外海洋污染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实践

1.日本

日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但日本也经历过对海洋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的阶段，震惊世界的水俣病终于唤醒了迷途中的日本。日本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最重要的法律当属《海洋污染防治法》和《公害罪法》，这两部法律以3个重要的刑事罚则构成了规制日本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法律基本制度：第一，处罚危险犯。《公害罪法》第2、3条以及《海洋污染防治法》第55、56条均将污染海洋犯罪定位为危险犯。规定只要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可能给公众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险时，即可进行处罚，而元需发生实害结果。第二，对法人犯罪实行双罚制。《公害罪法》第4条和《海洋污染防治法》第54至62条均规定，法人的代表人，或者法人或自然人的人、使用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如果实施了与其法人或自然人的业务有关的水污染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时。除处罚行为人外，还应对该法人或自然人处以罚金。第三，发生实害结果时加重处罚。根据《公害罪法》的规定，故意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对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造成危险的，应处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罚金，若因此致人死伤则应处7年以下徒刑或500万日元以下罚金：过失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对公众生命健康造成危险的。应处2年以下徒刑或监禁、或200万日元以下罚金，但若因此致人死伤则应处5年以下徒刑或监禁、或300万日元以下罚金。可见，日本环境刑事法律不仅处罚结果加重犯，而且将故意和过失两种犯罪心态区别对待，处以不同的刑罚。

除了上述3项重要刑事罚则，日本环境刑事法特有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也是很有特色的。根据《公害罪法》第5条规定，“伴随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致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受到严重危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地域内正在发生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众的生命或身体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此原则确立后在日本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中得到广泛应用，有效解决了海洋环境污染因技术复杂、因果关系难以认定的难题，为保护海洋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日本至今都没有对海洋的特殊性给予足够重视，没有专门设置污染海洋罪，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和不足。

2.美国

美国属于典型的判例法国家。没有统一的刑法典。但其对于海洋的综合管理制度、海洋保护区制度和一系列环境行政法规仍显示了其保护海洋环境的决心和实力。其中1977年《清洁水法》和1990年《油污法》明确规定了污染海洋环境的刑事责任。《清洁水法》规定，进入与海岸线相连的通航水域或进入毗连区水域。违反规定排放油类或危险物质。达到可能对公共卫生、福利或环境有害的数量时。即应判处刑罚。该法对海洋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刑罚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区别对待故意和过失，累犯加重处罚。故意犯应处每违法日5000美元以上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3年以下监禁，或并处；过失犯罚金数额为故意犯的1/2，自由刑为故意犯的1/3；累犯则处每违法日10万美元以下罚金或6年以下监禁或并处。其二，处罚结果加重犯。当故意排放危险物质的行为致人死亡或使人处于严重伤害的极度危险时，应单处或并处2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15年以下监禁。其三，法人犯罪亦负刑责，当处100万美元以下罚金。其四，处罚污染行为之关联行为。故意在依法应当呈报或保存的申请、记录、报告、计划或其他文件中，对材料作虚假的陈述、描述或说明者。或者故意篡改、毁损或丢弃依法应当保存的任何不准确的检测装置或方法者。应单处或并处1万美元以下罚金或2年以下监禁；再犯者应单处或并处每违法日2万美元以下罚金或4年以下监禁。

美国对故意、过失实施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以致发生危险或实害结果区别对待，对再犯加重处罚，对污染行为之关联行为施以刑罚的规定值得学习但美国至今没有专门针对海洋环境的特殊性设立污染海洋罪的做法着实让人费解，这不仅显示了美国对海洋的重视仍有欠缺，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在海洋环境保护中经常存在着要借助于一般的罪名来专门应对海洋类污染的问题。

3.英国

英国针对环境的刑事立法起步较早，对损害人类健康的环境污染行为也有相应的制定法规制，但其主要采取的是行政刑法的立法方式，所以有关海洋环境保护及相关刑责的规定也多散见于行政法规。英国《海洋倾倒法》规定，未持有倾倒许可证或未按许可证要求向英国及英国以外海域倾倒物质或物品，可被判处：（1）即刻定罪，400英镑以下罚款，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并处；（2）定罪，5年以下监禁，或罚款，或并处。《水资源法》也规定对污染水资源的行为需承担刑事责任。任何人将有毒有害物质投入水体引起水污染的，将可能面临2年以下监禁或罚金或并处的刑事处罚。

英国虽然在很多行政法规中设计了对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刑事处罚。但没有切实考虑海洋自身的特点而单独设立海洋污染罪。对于海洋污染行为的规定也比较零散。难以真正起到海洋污染防治的立法初衷。此外，由于环境行政法制赋予了行政机关绝对的环境治理优势。当海洋环境污染是由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过失行为导致的时候，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如果包庇懈怠不及时处理。其它机关则很难察觉和介入，这构成了英国海洋环境保护的短板：

4.俄罗斯

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对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其将生态环境自身的价值独立于人类作为刑法明确保护的法益。在该国刑法典中专门设置了“生态犯罪”一章，并且将海洋与其它水资源分离开来，充分考虑到了海洋的特殊性，设立了独立的污染海洋罪。俄罗斯刑法中的海洋污染罪将造成海洋污染作为刑事处罚的起点，更在这一罪名中涵盖了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几乎全部行为方式，而且还设置了先进有效的资格刑。

具体而言，俄罗斯刑法中的海洋污染罪被规定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生态犯罪”第252条之中：“一、从陆地上的污染源污染海洋环境或者由于违反填埋规定而污染海洋环境，或者从运输工具或者海上构筑物向海洋倾倒、弃置危害人的健康和海洋动物资源或者妨碍合法利用海洋环境的物质和材料而污染海洋环境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200倍至500倍或者被判刑人1个月至5个月的工资或者其他收入的罚金，或者处5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者处2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者处4个月以下的拘役。二、从事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对人的健康、动物或者植物、鱼类资源、周围环境、修养地带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其他利益造成损害的，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50倍至100倍或者被判刑人1个月以下的工资或者其他收入的罚金。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行为，过失致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

5.德国

德国立法将环境污染作为一般情节。将造成人体损害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在德国，海洋与地表水、地下水同属于《德国刑法典》第324条“水污染罪”所保护的对象。德国刑法典规定的水污染行为是指。“未经准许对水造成污染或者其他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的行为。该法条表明德国将“水”直接作为犯罪行为可以侵害的对象加以保护。足见德国已将水资源的独立生态价值和利益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且该罪不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为构罪要件，甚至不要求发生足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危险，而只要造成水污染或其他不利改变即可，充分体现了其法益保护已大大提前。在立法技术比较高的德国刑法中，完全有条件尝试将海洋同其他水体分离开来独立规定犯罪构成和刑罚应对，但到目前还没有实现。

在德国刑法中，水污染罪可以由直接污染行为或间接污染行为构成；可以是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但负有保护水体的主体若仅违背了小心谨慎的义务，尚未导致水污染事故发生的，或尚不能充分证明水污染发生的，通常只需要根据德国水保持法承担违反秩序的责任而不认为是犯罪。值得一提的是。水污染罪所要求的不作为行为仅限于防治污染进一步扩大的义务，若行为人仅仅是在污染造成后没有清除污染则不会因此承担额外的刑事责任。此外，德国的水污染罪只有在未经准许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而在有权机关许可的情况下和许可范围内，对水造成污染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当然也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除了以上国家，新加坡、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也颁布了防止海洋污染的法律，并设置了造成海洋污染行为的刑事罚则。但纵观各国关于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并不尽如人意，多数国家尚未设立污染海洋罪。

二、国际社会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公约探讨

1.《伦敦油污公约》

1954年《伦敦油污公约》，全称《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是当代第一个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协定，也是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第一个多边公约。该公约对海上允许排放的油类物质的范围、排放物含油量、倾废标准以及禁止排放的特区等诸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具体的规定。为了限制油轮触礁搁浅或碰撞引起石油污染，公约还第一次将油轮建造标准作为海洋污染控制的一种手段，该规定标志着人类在防止海洋环境污染方面迈出了飞跃性的一步。尽管如此，其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第一，公约仅规定了船舶排放油类一种污染源，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污染情况；第二，公约规定只有船旗国对造成污染的船舶享有和执行权，并对污染行为规定的处罚仅限于罚款，因此，本公约尚未上升到刑事处罚层面。该公约被后来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所取代。

2.《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

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明确规定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海洋环境既是沿海国的权利也是其义务，各缔约国“可以在公海上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轻或消除由于海上事故或同此事故有关的行动所产生的海上油污或油污威胁对它们海岸线或有关利益的严重和紧迫的危险”，同时沿海国在污染或污染威胁危急的情况下还可以采取措施予以排除。由于该公约对因油污污染事故而遭受损害的沿海国和相关国家是否可以将造成海上油污损害的一方认定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没有进行明确规定，这造成了在具体执行时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

3.《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弃废物污染海洋公约》

该公约对故意在世界海洋抛弃一切众所周知的危险物质作出了详细规定。公约规定“最危险的物质根本不得丢弃……其中有未加工的石油和石油燃料、柴油机的重油、高级放射性废料、水银及其化合物、稳定的塑料。以及为进行生物及化学战而准备好的材料”。该公约也有对造成海洋污染宣布为犯罪行为的条款规定，这被认为是国际刑法的重要立法性条款。对于推动各国国内刑事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4.《海洋倾倒废弃物国际公约》

《海洋倾倒废弃物国际公约》是第一个专门以控制海洋倾倒为目的的全球性公约，它将废弃物分为三类：严格禁止向海洋倾倒的物质，属于“黑名单”废弃物；需采取特别有效的防范措施并经特别许可后才能倾倒的物质，属于“灰名单”物质；其他无毒无害或毒害性很轻的物质，属于“白名单”废弃物，此类物质也需在特定区域内才能倾倒。此公约制定后各沿海国也以此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律和制度。将海洋倾倒正式纳入法制管理范围之内。至此，海洋环境保护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改之前公约仅针对特定污染源的弊端，首次对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不同污染物质、污染行为方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并增加了各缔约国为保护海洋环境所应作出努力的规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了各国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除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力。不论污染来源于陆上、大气、倾倒污染，还是船舶污染、海底勘探开发污染或者其他，各国都负有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的义务。公约首次提出了各国制定全球性和区域性规则、标准的建议，以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陆地、国家管辖的海底活动、“区域”内活动、倾倒、船只、大气层或通过大气层的污染。该公约还提出了国内法律、规章和措施在防止、减少和控制污染方面的效力应不低于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并为各国协调制定新的国际准则、办法或协定，完善各国内法提供了立法指导和立法要求。

然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平衡各国利益和要求的妥协，它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第一，虽然该公约规定对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只、飞机或其他海上设施，旗籍国、登记国、沿海同或港口国均拥有管辖权。但污染发生后由首先提起司法程序的国家行使裁判权的时候，应当适用什么样的规则或法律它并未有明确的规定，这在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第二，提起司法程序的国家对造成海洋污染的外国船只可处以罚款，除非该船只在领海内故意和严重地造成污染，这种处罚程度实在过轻，难以对行为人形成必要的威慑。第三，该公约不适用于任何军舰、军用辅助船、为国家所拥有或经营并在当时只供政府非商业之用的其他船只或飞机。这就人为排除了这些主体造成污染所应承担的责任。

除了以上的公约，世界各国还制定了一系列区域性公约、协定以及其他的全球性公约，但至今尚没有一部专门的、完整的、权威的保护海洋环境、打击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国际公约。而且现存各公约中的规定相对分散、零碎，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界定大多仅限于船只和飞行器，难以应对当前形势下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与司法的建议

从国际视角审视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与司法问题，应当围绕完善各国国内海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与制定专门针对国际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国际公约两大核心工作展开，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制度设计展开可按照：

第一，法益保护前置，实现“生态本位”的海洋环境刑事立法模式。所谓法益保护前置，是指改变现今仍有部分国家将“人类健康、生命或公私财产发生重大损失”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成立要件的刑事立法现状，代之以“造成污染海洋环境，或有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作为惩治海洋污染行为的标准。这是海洋环境污染现状和海洋环境犯罪刑事司法的客观要求。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作为一种以大面积海洋及其内附资源、甚至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为危害对象的犯罪，其道德可责性和后果严重性实在让人发指，避免海洋污染灾害的发生才是保障人类健康和财产利益的核心。因此，将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海洋环境直接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符合人类利益保护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明智之举。

实现法益保护前置可以通过在刑法中规定环境危险犯的方法来加以实现，即不再以“造成人体健康、财产损失”为刑事处罚的起点，而是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或发生足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为依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第4款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是指“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坏海水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等有害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对“足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的不同解读，会导致立法和惩治程度的不同，如日本《公害罪法》、《防止海洋污染法》将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定位为具体危险犯。认为海洋污染行为需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具体危险方能认定为犯罪：而新加坡法律规定污染海洋环境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因此其《防止海洋污染法令》第4条将船舶污染海洋的犯罪行为规定为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污染行为就可处以刑事制裁。我们认为，将污染海洋环境犯罪设定为具体危险犯更可取，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使保障人权和维护环境更好地协调起来，获得人们的支持和认可。

第二，应当在国内法增设污染海洋罪。鉴于现行环境刑事立法及行政、民事制裁已经难以适应保护海洋环境的迫切需求，在各国单独设立污染海洋罪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对于跨界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也需各国在国内法上承认并遵守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通力合作。各国间应尽量制定统一的犯罪认定标准，形成共同的环境刑事政策，这有助于消除各国因环境犯罪行为判断标准不同、刑法规定不同所带来的治理障碍，在具体司法中，对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企业或个人，应视该污染发生的地点确定管辖国，由污染发生地所在国对该污染行为或污染事故相关责任人拥有调查、拘留或司法权、惩罚权；对于公海领域发生的海洋污染，若因该污染造成其他国家利益受损，由利益受损国享有管辖权；若没有利益受损国，则可以考虑交由国际海洋法法庭进行惩处。

第三，对污染海洋罪主体不必做严格的限制。关于哪些主体可以实施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并应处以刑事处罚，各国并没有直接规定，但理论上对是否应当承认法人可以成为刑事犯罪的主体存在争议。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对实施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主体加以限制。因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行为方式有很多，实施这些行为的主体当然也很多。自然人可以通过向海洋排放大量生活垃圾或农业垃圾造成污染；企业可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超量排放污水、废料、有毒化学残渣等污染海洋环境；船舶在海洋中行驶可以排放油污或石油泄漏引起海洋环境的污染；沿海工程、海上作业、海底勘探开发也可能造成海洋污染。原则上凡是造成海洋污染或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人或单位均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任何国家均不应加以限制。

关于国家是否能成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主体，国际公约并没有进行规定，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至今也没有对国家追究刑事责任的先例。很多人认为，国家不能担任该罪的主体，但事实上。国家并非没有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可能。虽然目前对国家追究刑事责任仍值得探讨，但人为强行将国家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实在不是高明之举。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单个主体，相当于自然人在国内的地位，那么国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应当的，至于如何追究国家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不能由其他国家直接进行裁决，但可以考虑借助国际海洋法法庭进行审理，对于确有海洋污染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国家，可以强制该国限期消除污染并强制缴纳赔偿金、保险金等。

第四，污染海洋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明确。刑罚作为严重影响他人资格、财产、自由甚至剥夺生命的制裁手段。成立犯罪的要求当然要比其他违法行为更为严格。其中，犯罪主观方面应当要求行为人至少对造成污染的行为或事实有认识甚至疏忽，所以，世界各国通行的以“故意和过失”或“故意、轻率、疏忽”作为主观要件是可取的。例如。有部分国家只处罚故意的环境犯罪，如挪威的反污染立法规定，除非有犯罪的故意。否则不得适用刑罚。大部分国家如日本、瑞典、比利时、瑞士和奥地利等，都规定处罚过失的环境犯罪行为，而过失的环境犯罪的处罚要轻于故意的环境犯罪。

为避免难以举证而放纵犯罪，许多国家在环境刑法中确立了严格责任，如英国的《水污染防治法》、新加坡的《海洋污染防治法》以及法国的《农业法》都规定，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造成了海洋污染的事实。不需要证明罪过存在与否或系何种罪过。就可以认定犯罪成立。这种立法模式有很多支持者，因为在生态恶化积重难返，环境形势不容乐观的当前，严格责任的引入能够敦促人们加强责任心，谨慎从事，防患于未然。但我们应当明确，并非有效的就是合理的。刑罚作为威慑、打击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有效方式，依靠的是刑罚的严厉性，其对行为人的自由、财产或资格的剥夺应当与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相称，而该危害行为应当是在其罪过心态（至少有过失）指引下的行为，否则，要行为人对自己没有过错的行为负责实属苛责。我们主张以“故意或过失”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主观要求的立法思路。

第五，污染海洋环境犯罪客观方面的设计应当科学严密。犯罪客观方面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及危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在危害结果方面，如前述应当以有足以造成海洋污染的具体危险。危害行为即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包括倾倒、废物排放、石油泄漏等所有可能引起海洋水质发生不利改变的行为。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应当尽可能将现存的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污染物种类和行为方式收纳在内。并通过兜底条款的设置给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新的污染物或污染行为方式留有适用余地；各国环境行政规章中也应当详细规定禁止排放入海、特定许可才能排放人海以及可以排放入海的物质种类、排放含量、排放时间及地点，沿海企业排污装置及海上作业、海底工程所使用的船只和其他装置所要达到的标准，以及单位或个人向海洋排放物质所需履行的注意义务、程序等。

篇（2）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09-01

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开发海洋与利用海洋活动的增多，海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国际间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也日益加强。自二十世纪中期国际社会开始建立海洋环境保护的制度至今，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框架己经基本形成。同时对我国海洋环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我国加强海洋法制的完善，建立健全我国海洋法制保护系统。

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历程

1967年3月18日，“托雷·坎永”号重大溢油事故的发生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从此国际社会才开始重视海洋污染。之后在1969年召开布鲁塞尔会议通过了《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国际遇有油污损害事故公海干预公约》调整的内容只针对油污污染源，管辖权坚持船旗国管辖。

1972年6月5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首次将坏境问题提上最高的国际政治议程。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在于达成了以下四项协议：一是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二是确定了扩大的国际行动计划；三是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常设的环境秘书处；四是设立一项1亿美元的环境基金，以满足会后5年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l世纪议程》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这一系列重要文件的通过标志着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

（一）保护海洋环境是世界各国的义务

在第三届海洋法会议上，各国确立了各国的海上权力，这也有效的促进了各国对海洋资源及其环境的管理和维护。会上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明示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各国应依据国际法制定国内法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同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海洋环境污染是各国的责任与义务。

（二）从单方面针对船舶污染到各种污染源的全面控制

最早制定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是为了针对船舶引起的海上油污染事故。1980年代以后，许多国际公约对所有可能造成国际海洋环境污染的污染源做了分类，对国际海洋环境实行全面保护。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从针对特定来源（船舶）之单一物质（油）污染往全面控制各类污染源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三）转变船舶污染管制方式

对船舶污染管制方式由单纯的船旗国管制转变为船旗国、港口国与沿海国共同管制。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肯定了传统的船旗国管制原则，另外也规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沿海国或者港口国也有权管制外国船舶对海洋的污染行为。

（四）国际组织愈发重要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了国际主管组织在国际海洋环境保护上的重要地位。世界各国即应该积极参加此类国际组织；又有义务按照这些国际组织制定的制度完成其国内立法工作。

三、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影响

海洋环境保护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海洋保护十分重视。中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国际船舶防污公约》、《防止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等，对中国的海洋环境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加强海洋环境立法

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之后，我国也制定了自己的《海洋环境保护法》。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我国政府又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和《国家行动方案》，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海洋环境立法逐步缩小了与国际社会的差距。然而，与国际海洋环境立法的发展相比，我国仍有较大的差距，在海洋环境法律、法规的统一、完整性方面以及海洋环境的综合管理方面，都落后于国际社会。这也是我国海洋环境立法和管理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

（二）切断海洋污染源

依据我国于1985年加入的《防止倾倒废弃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即《伦敦公约》）的规定：增加防治倾倒废弃物对海洋的污染造成的损害，严格规范国内的单位和个人向海洋倾倒废物的行为。另外，依据我国1991年加入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即《巴塞尔公约》）的规定，禁止境外废弃物倾倒在我国的海域。

（三）制定海洋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我国为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条约》国际公约的义务，保护我国海洋环境，明确规定：国家根据防止海洋污染的需要，制定国家重大海上污染事故应急计划。由国家海事局制定的《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与修订法同时实施。根据该计划，我国建立健全海上溢油应急组织系统和反应队伍，配备相应的设备，一旦发生船舶溢油事故，可迅速作出应急反应，控制和清除溢油，把对海洋的污染减低到最小程度。

（四）完善海洋生态保护法律制度

近年来，严重的污染和人为破坏使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形势严峻，国际上在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对此作出了相关的规定。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后也增设了关于海洋生态保护的内容，明确规定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保护和修复本行政区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对已经破坏的海洋生态进行整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采取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战略。

参考文献：

[1]宿涛.全面整合国际海洋环境立法的大趋[J].郑州人学学报，2002（3）.

篇（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海水养殖行业逐渐受到了人们的追捧。海水养殖生物种类较为多样，且拥有丰富的营养，对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有着重要意义。然而，海水养殖业的养殖质量和效益却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导致养殖产品在质量上难以得到保证，成为人们十分担忧的问题[1]。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海水养殖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然后再提出具体的解决和控制措施，以下就这两方面内容进行简要探讨。 

一、海水養殖环境污染问题 

1、 化学污染 

海水养殖化学污染较为严重，其中包括营养盐污染、硫化物污染以及化学试剂和药品污染等。营养盐是海水养殖中经常会用到的化学物质，其主要的成分包括NH4+-N、磷酸以及其他成分。N盐和磷酸盐在水底的沉积会导致水底产生无机氮或者导致水底缺氧，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硫化物的污染则是由有机物水底细菌的作用而形成的，其对养殖生物的正常生长和生存有着较大的影响[2]。一般来说，为了增加海水养殖生物的产量，海水养殖管理人员必然会在水中投放化学药品或者滴入药剂，但是大量化学用品的投入和使用会杀害水中的有益菌，造成水底环境的破坏，不利于养殖生物的正常生长。 

2、生物污染 

生物污染指的是在海水养殖的发展过程中，不少养殖人员为了增加海水养殖生物的繁殖率，认为应该要对物种进行引进，甚至引导物种相互之间进行竞争和捕食。我们常见的养殖方式就是移植和引种，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而且有利于成本的降低[3]。但是这种养殖方式也容易造成水底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物种的基因保存也受到了一定的威胁。 

3、发展的污染 

随着海水养殖行业的大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发家致富的希望放在海水养殖上，导致养殖行业发展过剩。过大的海水养殖规模容易导致海域面积的减少，对海洋的系统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对海水的纯净度造成不良影响，也有可能造成海洋生态系统紊乱等。海水养殖行业发展带来的系统紊乱问题加剧了海洋环境的污染，对海水养殖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 

4、饵料污染 

海水养殖生物的生长离不开各种饵料的喂养。据悉，中国海水养殖生物的饵料大部分为人工合成饵料，这些饵料富含各种营养物质，对海水养殖生物的生长起着促进作用。但是，从目前中国海水养殖饵料投喂和食用的情况来看，中国海水养殖饵料有20%会被浪费，这种浪费不仅是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海底环境污染。海鱼的排泄物在沉入海底后会造成海内异养生物损耗氧气的增加，破坏海底环境平衡，给养殖生物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二、海水养殖环境污染的控制对策 

1、物理和化学结合控制 

海水养殖环境污染一般指的是水质的污染和水底环境的破坏，因此养殖人员可以通过采用增氧机来增加水底氧气，或者通过换水的形式来加强对海水养殖环境污染的控制。此外，养殖人员还能够通过适当的化学方法来保持海水的质量和加强养殖环境的净化。例如，养殖人员可以通过臭氧处理、投放过碳酸钠颗粒以及电化学法等方式控制海水养殖环境污染，以净化水底环境，增加水底活性氧。物理和化学方法可以结合使用，采用物理和化学方法进行海水养殖环境污染的控制具有操作简单，见效快的特征，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处理方法的成本较高，且不能保证彻底治理污染问题[4]，因此养殖人员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慎重考虑。 

2、生物修复法 

生物修复法指的是利用生物修复技术来进行海水养殖环境污染治理的方法，是利用营养动力学和生态毒理学知识进行操作的一项技术，其主要的特征在于治理时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例如利用利生素和益生菌等有益菌治理海水养殖环境污染时，不仅能够保持水底环境的净化，还能够达到控制病菌繁殖、预防疾病的作用。 

3、实施健康养殖工程 

健康养殖工程指的是根据养殖生物的生活习性和繁殖规律进行科学养殖的发展模式。要实施健康的养殖工程必须要求养殖人员能够对养殖厂进行全天候的观察和管理，严密观察养殖生物的繁殖情况和水底的环境情况。如果观察中发现意外情况要及时处理，这样可以帮助达到高产和优质的目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海水养殖行业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一方面提高了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少的养殖环境污染问题。目前中国海水养殖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有：化学污染、生物污染、发展污染以及饵料污染等，要严格控制海水养殖环境污染，保证海水养殖行业的正常发展。实现养殖业的高产和优质必须要坚持物理和化学结合的方法，或者采用生物修复法进行环境污染控制，并实施健康养殖工程。 

参考文献 

[1] 李京梅，杨士永. 基于环境质量成本模型的海水养殖业污染控制研究[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3，04：89-96. 

篇（4）

一、 保护海洋环境的现实需要

21世纪海洋污染事件的频频高发与越来越严重，宣告了我国当前以民事和行政法律规范为主导的海洋资源保护机制的失败。从国际社会看，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起，不断有相关国际公约出现。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解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专门的刑事立法，而我国有着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各种海洋资源丰富，近年海洋污染也很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视海洋环境污染刑事立法的相关研究。

由于海洋环境污染涉及的污染源种类过多，无法一一展开论述，本文仅就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展开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至 2005 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着中国 40% 的人口、50% 的大中城市，并创造出了全国 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经济发展表象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严峻的环境问题。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手段仍然是以海运为主，频繁的海上运输使得中国沿海港口的航线尤为密集，油轮进出频繁，海洋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岸水域海水质量持续下降，溢油事故时有发生，石油污染以及其他油类污染成为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因此，海洋资源的刑法保护必要而且迫切，但我国关于保护海洋环境的相关刑事法律规范却有诸多欠缺之处。

二、相关刑事法律规范的欠缺

目前我国参加的涉及船舶污染的国际公约有《73/78防污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响应和合作公约》；涉及船舶污染的我国国内法律有《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船舶载运散装油类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我国现有刑事法律规范中涉及船舶污染的相关规定有刑法典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相关的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从上述法律体系中可以看出，在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方面中国的法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有所欠缺。为有效解决发生于本国领海之内的突发性溢油事故，还必须加强石油污染的相关刑事法律规范的确立。但为了使海洋环境污染刑事法律规范的制定合理、科学，我们还需研究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自身的特殊性。

三、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有其特殊性

根据我国刑法传统理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

本罪的构成要件是：

（1）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之行为引起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这里，环境污染事故是指因环境污染而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

（3）本罪的主体法律上没有限制性规定，自然人或单位均可成为本罪主体。

（4）本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①

海洋环境污染罪在犯罪构成方面有其独有特点

（1）客体方面表现为海洋环境污染罪不仅侵犯了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司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同时还侵犯了海洋环境的系统平衡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以及国家的长远战略。

（2）客观方面表现为特定的行为对海洋环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威胁，即不要求危害事实的发生。并非必须直接具体的被害人和有害结果发生时才构成危害环境罪；如果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行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大量的物质财富造成了威胁，同样构成海洋环境污染罪。理由如下。其一，从刑罚的目的看，当今社会较为认可的刑法"二元论"，即对犯罪分子施以刑罚既是处于报应，又是处于预防。如果刑事立法只处罚实害犯或情节犯，则只能起到惩罚犯罪的目的；如果刑事立法处罚将环境和生态安全置于危险状态的人，则更有助于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满足刑罚目的"二元论"的要求。②其二，污染环境犯罪自身发生的机理所决定，污染环境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缺乏一种明确的表面联系，且危害结果的出现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处罚危险犯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三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规定已初见端倪，将危险犯引入环境刑法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如《刑法》第339条第1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③其四，确立环境犯罪之危险犯是环境立法的价值取向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转变的必然要求。由此体现在现代环境刑事立法中，一方面对严重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环境犯罪行为仍应运用刑事手段予以有效规制；另一方面更应承认环境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将那些对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虽尚未出现明显危害后果但可能出现严重污染、破坏环境后果的行为也纳入环境刑法调整的范围。那么，环境犯罪的犯罪形态，不仅包括实害犯和行为犯，而且包括危险犯，这样，这样既适应了环境立法的价值取向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转变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同时，又有利于环境刑事立法中"预防为主原则的贯彻、"保护环境"目的的实现，可谓一举多得。其五，规定环境犯罪危险犯是立法逻辑的要求。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规定了行为犯。对于环境犯罪行为犯而言，只要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行为，无需其他任何结果即构成犯罪，而危险犯则不仅要求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行为，而且要求这种危害行为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才构成犯罪既遂。应该说环境犯罪危险犯要求的危险性程度要比行为犯高。既然作为危险程度低的行为犯在立法中有所体现，那么危险性程度更高的危险犯更应规定。④其六，危险犯的规定，既可修正行为犯的不足，有可防止结果犯的滞后，是积极，合理有效和有效的措施。如果规定行为犯过多，则失之过宽。而只处罚结果犯则失之过窄。立法规定危险犯就可弥补二者的不足，有效地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⑤

（3）一般而言，无罪过即无犯罪及刑事责任，犯罪的成立需要罪过。但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特殊性，为弥补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损害，惩罚此类犯罪海洋环境污染罪的成立仅仅以过错责任为依据已不足严格控制由于现代化生产建设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有必要采取无过错责任，即有权利用环境的法人和行为人，有义务保证该行为不危害环境，一旦发生危害就应当承担其相应的责任，直至刑事责任。在以后的刑事立法当中可以参考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例将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立法当中。

注释：

①参见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赵秉志执行主编：《刑法学》，649-65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②参见陈靖：《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思考》，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③参见王玉洁：《犯罪构成的重塑--污染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篇（5）

第一，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不明确，公平性缺失。工业废水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是追究污染责任者所应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工业废水污染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污染物进入海洋后，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使海水富营养化，对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浒苔等很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污染物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沿海居民越来越重视滩涂养殖，从以前的养鱼、虾、蟹到养殖更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观赏性的水生动植物。这些养殖业的发展，使水产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也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就业机会。①然而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现象切断了部分以海产养殖为生的居民的物质来源，对居民产生影响。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为海洋环境带来的损害无法直接衡量，导致了工业废水污染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各地的补偿规定不统一，缺乏公平性。

第二，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影响管理成效。政府在污染损害补偿工作中属于监督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即环保、海事、渔业等环境保护部门，各部门对各自负责的水域进行分工管理。根据规定，各地环境保护局定期汇报污染排放情况，同时，中国环境总站也每年至少两次报污染源排放情况，每年应不少于两次，以便政府及环保部门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并受害居民的损失。该规定使政府定期掌握污染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并方便查看整改效果。但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频率极低，并未按照规定报告，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海洋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督力度不强，且监测结果缺乏第三方的监督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私吞补偿款的现象日益增多，本应获得补偿款的居民无法得到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可见，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政府部门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监管失责的责任，忽略了作为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中，主要污染责任者都执行“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排污者产生错误的意识，认为排污是应享有的权利，付费就是承担的责任。因此，排污者并没有关注污染后对国家和社会的补偿问题，在排污时无所顾忌，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而政府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时注重强调减少排污，并没有强调造成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整个损害补偿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在海洋污染损害追究责任时，排污者相互推诿。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强，周期长，“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使得海洋环境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不明确，无法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三，污染处罚力度小，影响补偿进程。我国先后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都对海洋污染防治进行了规范。《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或单位应缴纳罚款，这虽然使得环境污染补偿有法可循，但却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忽略了责任者若并未按规定缴纳罚款，相关责任人是否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此外，《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补偿的相关规定，其中并非所有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都应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通过私人方式用远低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补偿当地居民，逃避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问责。②大部分的法律或规定仅明确了原则性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但却缺少具体的赔偿措施，法律或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措施较为模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罚过轻。海洋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大多数海洋污染造成的损害仅通过缴纳罚金即可免责，罚金的数额远不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才予以刑事处罚，使得补偿缺乏强制性。

二、解决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工业废水污染使居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也使我国在补偿问题上陷入困境，除了在法制方面的滞后外，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有很大关系。只有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全社会形成爱护海洋环境的环保观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笔者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法律、政府监管等几方面。在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方面，我国政府的基本应对措施已初步成型，但在保障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政府应真正做到有效管理，提高管理成效，同时认清自己是间接责任者，做好污染损害的补偿问题，保障沿海居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沿海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本文致力于探究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机制，重点探讨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发现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海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着力于解决我国海洋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建立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污染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应明确评估主体，可以是当地的环保局或政府委托的具备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其次应确定评估对象，重点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渔场、自然保护区、海滨游乐园、养殖区等;最后要确定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的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可包括生物资源损害、主要污染面积等方面，评估依据应以并以污染物的浓度增量为准。另外，也应充分利用学校以及有相关技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等进行污染检测，最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明确主要排污者的责任条款。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不易评估，且缺乏严格的标准，因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部分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细化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如山东省颁布了以损失数量为标准的补偿措施，即对本辖区海洋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额不足1000万元的，应由设区的财政部门直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造成1000公顷损失的，需缴纳2亿元补偿费。此类规定较为详细，标准明确，使补偿有章可循。

篇（6）

随着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威胁日趋严重化，海洋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世界各国已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护海洋环境，减少或避免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海上油污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的一种，其中的一种主要污染源是船舶的意外事故和经常性的排污操作所造成的海上污染损害。因此，当这类意外事故发生时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减少或避免海洋污染损害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实际上也就对海难救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对有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船舶及时进行救助，如何鼓励救助人积极进行救助，如何明确救助人与被救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等，而这些又是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所不能完全解决的。因此，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海难救助制度中的一些原则、规则须不断地发展以更好地调整这些法律关系。

从海难救助制度发展的轨迹来看，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现代海难救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呈现出如下特点和趋势：

一、自愿原则具有相对性

自愿是指救助人进行救助作业活动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根据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假如是基于法律或合同之义务进行救助作业活动则不是自愿的，不能形成海难救助制度中的海难救助关系，如船员对本船在遇险时提供的各种劳务、引航员对船舶的引领、国家消防职能部门进行的灭火等行政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或者是基于合同的约定，或者是基于法定的职责。但是，随着海上航行风险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之后，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中的自愿原则发生了明显变化，沿岸国为保护其沿岸海洋环境，往往会在出现可能对海洋环境构成威胁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措施以避免或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若仍然严格适用传统的自愿原则，则救助人没有救助报酬请求权，这不利于鼓励救助人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进行救助作业，也不符合海事立法的宗旨。

二、请求救助报酬突破了“无效果，无报酬”的限制

按照传统习惯，救助行为必须有效果，这是救助报酬请求权成立的一个前提。如果救助行为没有获得效果，救助人与被救助人之间不存在因救助财产而形成的债的法律关系，即不发生救助报酬请求权以及保证该权利实现的附属权利，如留置权、船舶优先权等。这也就是《1910年救助公约》所确立的有名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在1980年以前的“劳氏救助合同标准格式”中一直沿用了这一原则，我国《海商法》第179条中也同样引入了这一原则。但是，很明显随着海上风险的不断变化，“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已不适应海上救助新形式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救助具有污染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所载货物时，这一原则很不利于救助作业的实施。

为了鼓励救助人对构成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所载货物积极进行救助，以减少或避免对海洋环境的损害，保护海洋环境。《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14条规定：如一船或其船上货物对环境构成了损害威胁，救助人对其进行了救助作业，但根据第13条所获得的报酬少于按本条可得的特别补偿，他有权按本条规定从该船的船舶所有人处获得相当于其所花费用的特别补偿①。这也就是有名的“特别补偿”条款。在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对此也有规定，该条规定：“对构成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货物进行的救助，救助方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获得的救助报酬，少于依照本条规定可以得到的特别补偿的，救助方有权依照本条规定，从船舶所有人处获得相当于救助费用的特别补偿。” “劳氏救助合同标准格式”的1980年版中，在“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基础上引入著名的“安全网条款”（safety-net clause）。根据该条款，救助人对载有油类的遇险船舶进行救助时，即使没有取得成功或救助人由于受阻未能完成救助工作，只要救助人、其雇佣人员或人没有过失，救助人也可得到救助费用和不超过该费用15%的补偿，从而有限地扩大了传统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使用范围。但是，安全网条款仅使用对油轮或部分装载货油的船舶进行的救助，对其他有可能损害海洋环境的危险品的救助尚不适用。

吸收《1989年救助公约》的立法精神，我国《海商法》第182条第2款还规定：救助人进行前款规定的救助作业，取得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效果的，船舶所有人依照前款规定应当向救助方支付的特别补偿可以另行增加，增加的数额可以达到救助费用的百分之三十。受理争议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为适当，并且考虑到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判决或者裁决进一步增加特别补偿数额；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增加部分不得超过救助费用的百分之一百。”由此可知，在对构成海洋环境污染威胁的船舶或船上货物进行救助时，不再受传统“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约束，而实行无效果亦有报酬的特殊原则。不过在适用这一原则时，救助人不能有过失，《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14条第5款规定：“由于救助方的过失未能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地剥夺救助方获得特别补偿的权利。”对此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第5款也有同样的规定。可以预见，如果救助人与被救助人就是否必须支付特别补偿发生争议时，救助人是否有过失将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救助人应证明其本身不存在过失，否则将丧失获得特别补偿的权利。

三、救助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

随着海事法的发展，作为海难救助标的的范围不断扩大②。传统海商法上的海上救助主要是指对船舶以及货物的救助，《1910年救助公约》中规定的救助标的也仅限于船舶、船上货物及运费，但随着航运及其他海上活动的发展，遭受海难急需救助的财产形式不断增加，海事法中所规定的救助对象明显不够。为了保障海上安全和保护海上财产，有必要将一些新的海上财产列入海难救助的范畴，如海上石油勘探设备、浮船坞、浮筒等。为了适应海上财产多样化的趋势，《1989年救助公约》扩大了救助标的的范围，将救助标的的范围扩大到船舶和其他非永久性和非有意地依附于岸线上的任何财产，而且还指出本公约所指的“船舶”不仅包括海船，还包括内河船，甚至沉船、弃船。我国《海商法》基本采纳了《1989年救助公约》的立场，其中的第173条规定：“本章规定，不适用于海上已经就位的从事海底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或者生产的固定式、浮动式平台和移动式近海钻井装置。”值得特别提及的是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成为《1989年救助公约》所特有的内容，该公约第1条第4款明确规定了“环境损害”，并将其定义为由污染、沾污、火灾、爆炸或类似的重大事故，对人身健康，对沿海、内水或其毗连区域中的海洋生物、海洋资源所造成的重大的有形损害。 需要指出的是公约并没有把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直接作为救助的标的，但它是确定救助报酬和特别补偿的基础，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可以视为海难救助的间接标的。因此，根据《1989年救助公约》救助人对环境进行救助是可以获得救助补偿请求权的，也有人因此把对环境的救助称为海难救助的第四种救助标的，并称其为：“第四海事财产”。由此可以预见，新的世纪对环境的救助将越来越来受到立法者及相关人士的关注。

四、鼓励救助人对环境进行救助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国际社会受Amoco Cadiz事件及其判决的影响，对船舶造成海洋环境危害的法律问题加强了研究。1978年3月16日Amoco公司的Cadiz号超级油轮在英吉利海峡距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Brittany）海岸约25km的海上遭遇风暴触礁并很快断裂，使所载22.3万吨石油全部泄入海中，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为避免悲剧的重演，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提出了特别补偿这一概念，对救助方在进行时为保护海洋环境所作的努力和受到的损耗进行补偿，以鼓励对有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对救助人来说，救助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是有特殊困难的，相对于一般救助而言，进行该类救助对救助人的技术要求更高，为促使救助人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在确定救助报酬时就不能仅仅考虑救助人在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时所花的成本，还要使救助人获得一定的利润，以便救助人不断更新救助设备，培训救助作业人员等等，从而更好地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货物进行救助。

减少或避免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保护海洋环境是包括救助人在内的有关各方所应尽的义务，《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8条第1款规定：“救助人对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其它财产的所有人负有下列义务：“（a）以应有的谨慎进行救助作业； （b）在履行（a）项所规定的义务时，以应有的谨慎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

第8条第2款（b）规定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其他财产所有人和船长对救助人负有 在进行此种合作时，以应有的谨慎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的义务。为了突出对救助方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作业的鼓励，有必要对救助方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作业的行为给予补偿，这也就出现了前面所提及的“特别补偿”制度。这在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中也有相同的规定，同时我国《海商法》的第185条还规定：在救助作业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对获救人员不得请求酬金，但是有权从救助船舶或者其他财产、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救助方获得的救助款项中，获得合理份额。此外《1989年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都将救助方在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方面的技能和努力作为确定救助报酬的考虑因素，使得在确定救助人的救助款项时不仅要考虑传统因素，还得考虑环境因素。这些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对救助方对海洋环境进行救助的鼓励。当然，“特别补偿”并不是营利性业务的酬金，它是一种费用，具有补偿性，旨在鼓励救助对具对有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海事法中的各项制度是不断地发展着的，把环保的一些理念融入海事法律的发展之中，协调人类与海洋环境的关系，是新世纪海事法发展的一种趋势。海事法将同其它有关法律一起为环境保护、人类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篇（7）

作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广阔的海洋国土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为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对海洋的开发和保护并不十分充分，海洋经济发展依旧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十报告着重强调要“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这不但表明了海洋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表明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海洋经济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因此，积极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当前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海洋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

当前，学术界对于海洋生态文明内涵的认识尚不统一。其中，基于对其价值导向的考量，有学者认为海洋生态文明是以人海和谐相处为主题，以科学开发为重点，以增强海洋意识为导向，以保护海洋环境为支撑，以科技和管理创新为驱动，全面改善人类海洋开发利用观念、方式的一种文明形态。基于对其内容体系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是实现人、海和谐共生，推动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并认为其主要包括意识、行为、道德、制度、产业五个层面的内容。基于自然观的研究视角，也有学者认为海洋生态文明实际上指的是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来维持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以自然的客观规律为基础，所建立的一种保障人、海关系健康发展的文明形态。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海洋生态文明实际上涵盖了一套十分丰富的理论内容，它既非一味地强调海洋开发，也非单纯地强调海洋保护，它最终寻求的是一种“人与海”协同发展，“经济与环境”双重并重的最佳平衡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它既有利于人类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无害于海洋生态系统的长久稳定，并能使二者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因此，海洋生态文明实际上指的是人类在保障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状态下，对其资源、空间进行科学开发利用，从而推动海洋经济的循环发展，实现人海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形态，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则包括与海洋相关的意识、环境、产业和管理机制四个方面的内容。

二、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困境

1、海洋生态文明意识落后

我国早在古代就已提出“顺应自然”的生态价值观，但在传统生态意识中却极少强调海洋生态文明意识。虽然，近年来“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的呼声开始在国内有所增强，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当前海洋生态文明意识较为落后的现状。首先，传统海洋意识中海洋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落后观念仍根深蒂固，以“利本位”为主导的对海洋资源的疯狂开发和捕捞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其次，海洋环境保护的群体意识并未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上升到应有的水平，“置身事外”的心理依旧使内陆居民对于内陆污染源通过河流污染海洋的现象熟视无睹。最后，公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普遍不高，长久以来对于海洋生态的漠视和无知，使得大多数公民既缺乏与海洋生态破坏者作斗争的勇气，又缺乏参与建设的热情。

2、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推进，我国海洋环境质量尤其是近海海域的海洋环境质量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据《2015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我国，不仅海水富营养化，海洋生物物种锐减，海洋生态失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同时部分近岸海岛环境状况也不容乐观。纵观发达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史，发展初期也往往会导致环境污染问题，而我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客观规律和基本国情的主导下，这一现象则显得更为严重。对其污染来源进行分析，内陆地区产生的工业废水、农业污水以及生活垃圾，临港工业、海滨旅游业等沿海产业集群产生的废水、废物，海上石油、天然气开发以及化工物品运输所造成的泄漏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海洋污染的三大主要源头。

3、海洋资源开发不合理

我国海洋资源十分丰富，这为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条件。然而，随着对各项海洋资源开发的不断深入，我国开始面临严峻的考验：一方面，资源过度开发问题严重，在我国长达1.84万千米的大陆海岸线当中，已有超过一半的海岸线已成为人工岸，已严重威胁到了海岸生态链的稳定，同时对渔业资源的过度开采也同样致使海洋物种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开发利用缺乏统筹规划，大力发展填海造陆等海上工程来扩展海洋发展空间的做法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特定海域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往往造成生态的恶性循环发展。此外，海洋产业结构单一，布局不均衡，也造成特色海域的优势难以发挥，致使海洋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

4、海洋管理制度不健全

我国海洋事业起步较晚，管理制度中也存在较多问题。首先，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尽管我国部分海洋法律已经对海洋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立法主体混乱，立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往往致使我国的海洋法令难以维持系统性和连贯性。其次，管理部门权限划分不明确。由于权责不清，不但降低了部门联合执法的行政效率，同时也使得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再次，缺乏相应的应急机制。惯性思维下的海洋管理，往往更习惯于对传统海洋事务的处理，而一旦发生诸如海上漏油等突发事件时，则往往表现乏力。最后，尚未形成有效的追责机制。由于相关处罚规定并不明确，管理部门在对破坏海洋生态的行为进行界定和处理时，往往缺少相应的追责机制作为保障。

三、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不但是自然生态观的现实实践，同时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属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范畴[8]。因此，在对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进行探究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其长期性和艰巨性，并在此基础上积极采取针对性措施。

1、强化宣传引导力度，全面提升生态意识水平

充分发挥“意识先行”的积极作用，面向全社会采取多种方式强化宣传力度，争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民海洋生态意识落后的现状。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形式积极宣传“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依法用海”的中心思想，使公民从心理上充分意识到保护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充分发挥我国市场经济的带动作用，通过公开竞标、广告招商等方式将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外包”给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打破传统地域限制造成的公民对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置身事外”的消极局面，使得内陆地区的居民能够在积极参与建设的同时共享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2、引入科学有序的环保机制，综合治理海洋环境污染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改变传统发展模式中片面注重经济效益的惯性思维，不断强化海洋生态污染治理。建立河海污染防治一体化机制，在内陆重点流域加强环境监控，严格控制化工废弃物的排放总量，对于不符标准的排污企业应及时予以警告。改变传统“重陆轻海”的思维定式，对陆地工业废水、农业污水以及生活垃圾进行科学处理，避免陆地污染源对海洋环境造成间接破坏。建设海上生态保护示范区，及时处理海洋突发性污染事件，对特定海域生态环境进行重点保护。始终坚持走“科技兴海”之路，积极进行科技创新，研发新式防污治污设备，不断健全生态环境监测、预报系统。

3、增强科学开发能力，统筹规划空间产业布局

改变传统海洋经济粗放式发展模式，依据“五个用海”的总体要求，对海洋功能区域进行科学划分，不断提升综合开发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逐步淘汰原有的污染重，产业效益不高的海洋产业，加大对海洋生物医药、矿产开发、绿色能源利用等新兴产业的投入。合理规划沿海地区发展，避免开发项目对同一地区过度与重复的开发，充分利用我国海岸资源丰富的优势，在沿海地区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高效能海洋经济产业链条。科学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针对不同海域的资源状况，采取集中与适度相结合的开发模式，科学开发海岸线资源、海岛旅游资源以及海洋渔业资源，避免无序开发和恶性开发。

4、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创新海洋管理机制

树立“依法治海”的法治意识，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划分部门权限，积极加强海洋管理创新。明确立法主体，加强立法交流，从多个层面入手制定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法律，确保其系统性和连贯性。创新部门管理机制，明确部门权限，加强各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积极开展多部门、跨区域的海上联合执法。健全海上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强化工作人员专业训练，完善环境监管配套设施，提升对突发性海洋事件的处理能力。明确海洋生态破坏的追责机制，加大处罚力度，严厉打击恶性破坏海洋生态的行为，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根本上保障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稳定。

参考文献

[1]曹英志：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创建问题分析与政策建议[J].生态经济，2016（1）.

[2]杜强：推进福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9）.

[3]俞树彪：舟山群岛新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思考[J].未来与发展，2012（1）.

[4]陈建华：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4）.

[5]马彩华、赵志远、游奎：略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公众参与[J].中国软科学，2010（S1）.

[6]2015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EB/OL].

篇（8）

【引言】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在人类不断发展活动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有重金属、近海水产养殖、生活垃圾、海上溢油、赤潮灾害等。特别是我国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海洋生态环境一种处于恶化状态，并且生物的多样性也同样遭受着破坏，所以当前应该在了解海洋污染实际状况的基础之上，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遏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海洋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1.1重金属造成的污染

重金属在海洋中的主要来源包括人为来源以及天然来源：人为来源，主要含有农业劣质化肥的使用、工业污水的排放、海洋以及矿山油井的开采等；天然来源，主要含有大气沉降、地壳岩风化、火山喷发等。一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快速地发展着工农业，促使海洋的重金属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1]。因为大部分的重金属元素在河流输入中，因此河口水域的重金属污染相对就更加严重。

1.2海水养殖造成的污染

近海养殖对海洋渔业环境污染来源，主要含有：投放的药物以及化学药剂、磷以及氮等营养盐、粪便以及残饵等有机物。近海养殖对海洋渔业环境的影响相比于其他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没有很大，然而不重视近海养殖所造成的污染，沿岸生态环境将会受到这些排放的有机物以及营养物的明显破坏。近海养殖主要利用网围以及网箱等养殖方式，这种高密度的养殖方式必须要投入非常多的饵料，养殖生物也会产生非常多的排泄物，而过剩的大部分饵料以及养殖生物排泄物将会对海洋渔业资源环境造成严重污染[2]。

1.3石油类造成的污染

海洋石油污染不但包含着石油开采井喷事故、海上石油勘探泄漏、油库事故、以及油轮事故等，同时也含有含油废气沉降、工业废水排放、海上采油废水的排放、船舶以及港口作业含油污水的排放等。与此同时，石油在装卸以及运输、油轮的大型化趋势，也会促使发生海上溢油事故的概率增加[3]。

1.4赤潮造成的污染

赤潮是我国海洋灾害中主要的一种，事实上就是海洋生态的一种灾害，同时也是具有灾害性的一种水色异常现象[4]。在我国海洋经济中，海洋水产业是其中的支柱型产业，而频发赤潮会对我国的海洋水产业造成严重影响，这样也会对我国健康发展海洋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另外，赤潮也会对人类的身体健康早晨直接或间接危害，有毒的赤潮不但会对水源造成污染，并且会促使人类食用水产品发生中毒事故[5]。同时，赤潮的出现也会对海洋生态的恶化造成不良影响，也会威胁到海洋生物的活动，甚至会促使海洋生物数量减少，严重损害到生态系统。

1.5生活垃圾造成的污染

我国近海海域的垃圾以塑料类、泡沫类和木制品类为主。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近海海面垃圾主要以海面塑料类垃圾为主，海底面垃圾大多数都属于塑料类垃圾，而海洋垃圾主要来源是人类海岸活动。捕捞以及航运等海上活动所造成的海面漂浮垃圾以及海滩垃圾[6]。因此，我国近海海域存在非常严重的海洋垃圾泛滥现象。

2.海洋环境污染对渔业的影响

2.1重金属污染造成的影响

在海洋环境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是其中一种比较重要的污染，因为人在受到重金属汞污染后会患有水俣病，人体在受到镉污染后会患有骨痛病。重金属元素的主要特点就是难降解，以及具有非常大的毒性，并且这些重金属汞、镉等在水体中，能够通过生活用水或者是饮用水直接作用于人体，也可以被水生动植物吸收，之后在食物链的作用下对人类的健康造成直接危害。同时，水生生物也会受到重金属的严重危害，鱼类的免疫能力会在高浓度的重金属溶液影响下降低，重金属锰、锌、铜的积累会严重影响到鱼类的体长以及性别。

2.2生活垃圾污染造成的影响

在海洋中塑料制品不能够被分解，而海洋中的生活垃圾主要是塑料类垃圾，不仅会对海底、海面、沙滩的环境造成污染，同时也会严重威胁到海洋的生物。例如：在海水或者沙滩中常常会出现塑料包装袋，会吸引海龟以及海豹等海洋哺乳动物的注意，它们会将塑料垃圾作为主要的。如果这些海洋哺乳动物不能够挣脱缠绕物，这样将会出现死亡现象。还有一些塑料垃圾会被海龟以及海鸟等生物误食，常常会堵塞生物的胃以及食道，这样容易促使生物饥饿而死亡。同时，在珊瑚表面常常会附着塑料袋，这样会直接影响到生物寄居在珊瑚的生存状况。生活垃圾一样也会污染海边风景保护区、污染近海养殖业以及污染水质，促使经济出现巨大的损失。

2.3海上溢油污染造成的影响

一旦发生海上溢油事故，石油就更加容易进入海洋并且快速地扩散，同时在海面上也会出现厚厚的油层，将会导致油层内的海水缺氧，生物在这个水域会由于缺氧而死亡。海面的油层也会对潜水摄食的鸟类造成威胁，一旦鸟类羽毛上附着了油污，就会发挥其保温以及防水的作用。如果鸟类有摄取溢油，就会促使其内脏受损，鸟类最后就会由于中毒、寒冷以及饥饿而死亡。海浪也会将油污冲到岸边，这样将会对海滩造成污染，对近海养殖业造成破坏，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海洋生物体内由于长期积累非常多的石油有害物质，一旦人们误食被污染的贝类、虾以及鱼等，将会促使健康受到威胁。倘若某一区域被污染，海水的涨落将会促使这一区域污染出现旋转性的扩散现象，也会受到定向风以及盛行风的影响，促使污染物流入更远的水域中，就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以及海洋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2.4赤潮污染造成的影响

赤潮污染，不仅仅会对海洋生态的平衡造成破坏，同时也会对渔业资源以及水资源造成危害，也会影响到人类的身体健康。海洋，实质上属于复杂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海洋的能量流动以及物质循环位于比较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中，赤潮污染将会破坏这种平衡状态。在发生赤潮的初期，水体中的耗氧量以及叶绿素a等将会在藻类的光合作用下会有明显增加，导致部分海洋生物不可以正常生长繁殖，甚至出现部分生物死亡等状况，这样将会对海洋生态的平衡造成破坏。在鱼类的鳃上附着赤潮生物产生的粘液，将会促使鱼类窒息而死亡。在发生赤潮的后期，出现大量死亡赤潮生物的不良状况，在水体严重缺氧以及细菌的分解作用下，也会产生其他有害物质，促使海洋生物中毒或缺氧死亡。另外。部分赤潮生物也会通过自身的作用产生毒素，将水中的生物毒死。养殖的经济藻类会受到浮游植物的危害，其会污染紫菜以及海带等经济藻类，将会降低养殖业的经济价值。

结语

综上所述，海洋环境出现的污染对我国渔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相关环境保护部门应该针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现状制定出有效措施，加强监督以及管理海洋环境以及渔业，可以实施分级以及统一领导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对于临时出现的不良状况就能够及时得到处理。另外，还应该采取应急措施以及紧急预案，预防出现突发状况，有效地降低损失。

【参考文献】

[1]黄子琦.浅析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特征与治理思路[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5，12（10）：139-139.

[2]周明莹，夏斌，马绍赛，等.多溴联苯醚的特性及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研究[J].渔业科学进展，2013，30（04）：142-146.

[3]杨建毅.浙江省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状况分析[J].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4，13（02）：140-145.

篇（9）

二、请求救助报酬突破了“无效果，无报酬”的限制

按照传统习惯，救助行为必须有效果，这是救助报酬请求权成立的一个前提。如果救助行为没有获得效果，救助人与被救助人之间不存在因救助财产而形成的债的法律关系，即不发生救助报酬请求权以及保证该权利实现的附属权利，如留置权、船舶优先权等。这也就是《1910年救助公约》所确立的有名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在1980年以前的“劳氏救助合同标准格式”中一直沿用了这一原则，我国《海商法》第179条中也同样引入了这一原则。但是，很明显随着海上风险的不断变化，“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已不适应海上救助新形式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救助具有污染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所载货物时，这一原则很不利于救助作业的实施。

为了鼓励救助人对构成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所载货物积极进行救助，以减少或避免对海洋环境的损害，保护海洋环境。《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14条规定：如一船或其船上货物对环境构成了损害威胁，救助人对其进行了救助作业，但根据第13条所获得的报酬少于按本条可得的特别补偿，他有权按本条规定从该船的船舶所有人处获得相当于其所花费用的特别补偿①。这也就是有名的“特别补偿”条款。在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对此也有规定，该条规定：“对构成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货物进行的救助，救助方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获得的救助报酬，少于依照本条规定可以得到的特别补偿的，救助方有权依照本条规定，从船舶所有人处获得相当于救助费用的特别补偿。”“劳氏救助合同标准格式”的1980年版中，在“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基础上引入著名的“安全网条款”（safety-netclause）。根据该条款，救助人对载有油类的遇险船舶进行救助时，即使没有取得成功或救助人由于受阻未能完成救助工作，只要救助人、其雇佣人员或人没有过失，救助人也可得到救助费用和不超过该费用15%的补偿，从而有限地扩大了传统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使用范围。但是，安全网条款仅使用对油轮或部分装载货油的船舶进行的救助，对其他有可能损害海洋环境的危险品的救助尚不适用。

吸收《1989年救助公约》的立法精神，我国《海商法》第182条第2款还规定：救助人进行前款规定的救助作业，取得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效果的，船舶所有人依照前款规定应当向救助方支付的特别补偿可以另行增加，增加的数额可以达到救助费用的百分之三十。受理争议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为适当，并且考虑到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判决或者裁决进一步增加特别补偿数额；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增加部分不得超过救助费用的百分之一百。”由此可知，在对构成海洋环境污染威胁的船舶或船上货物进行救助时，不再受传统“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约束，而实行无效果亦有报酬的特殊原则。不过在适用这一原则时，救助人不能有过失，《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14条第5款规定：“由于救助方的过失未能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地剥夺救助方获得特别补偿的权利。”对此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第5款也有同样的规定。可以预见，如果救助人与被救助人就是否必须支付特别补偿发生争议时，救助人是否有过失将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救助人应证明其本身不存在过失，否则将丧失获得特别补偿的权利。

三、救助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

随着海事法的发展，作为海难救助标的的范围不断扩大②。传统海商法上的海上救助主要是指对船舶以及货物的救助，《1910年救助公约》中规定的救助标的也仅限于船舶、船上货物及运费，但随着航运及其他海上活动的发展，遭受海难急需救助的财产形式不断增加，海事法中所规定的救助对象明显不够。为了保障海上安全和保护海上财产，有必要将一些新的海上财产列入海难救助的范畴，如海上石油勘探设备、浮船坞、浮筒等。为了适应海上财产多样化的趋势，《1989年救助公约》扩大了救助标的的范围，将救助标的的范围扩大到船舶和其他非永久性和非有意地依附于岸线上的任何财产，而且还指出本公约所指的“船舶”不仅包括海船，还包括内河船，甚至沉船、弃船。我国《海商法》基本采纳了《1989年救助公约》的立场，其中的第173条规定：“本章规定，不适用于海上已经就位的从事海底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或者生产的固定式、浮动式平台和移动式近海钻井装置。”值得特别提及的是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成为《1989年救助公约》所特有的内容，该公约第1条第4款明确规定了“环境损害”，并将其定义为由污染、沾污、火灾、爆炸或类似的重大事故，对人身健康，对沿海、内水或其毗连区域中的海洋生物、海洋资源所造成的重大的有形损害。需要指出的是公约并没有把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直接作为救助的标的，但它是确定救助报酬和特别补偿的基础，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可以视为海难救助的间接标的。因此，根据《1989年救助公约》救助人对环境进行救助是可以获得救助补偿请求权的，也有人因此把对环境的救助称为海难救助的第四种救助标的，并称其为：“第四海事财产”。由此可以预见，新的世纪对环境的救助将越来越来受到立法者及相关人士的关注。

四、鼓励救助人对环境进行救助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国际社会受AmocoCadiz事件及其判决的影响，对船舶造成海洋环境危害的法律问题加强了研究。1978年3月16日Amoco公司的Cadiz号超级油轮在英吉利海峡距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Brittany）海岸约25km的海上遭遇风暴触礁并很快断裂，使所载22.3万吨石油全部泄入海中，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为避免悲剧的重演，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提出了特别补偿这一概念，对救助方在进行时为保护海洋环境所作的努力和受到的损耗进行补偿，以鼓励对有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对救助人来说，救助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是有特殊困难的，相对于一般救助而言，进行该类救助对救助人的技术要求更高，为促使救助人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在确定救助报酬时就不能仅仅考虑救助人在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时所花的成本，还要使救助人获得一定的利润，以便救助人不断更新救助设备，培训救助作业人员等等，从而更好地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货物进行救助。

减少或避免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保护海洋环境是包括救助人在内的有关各方所应尽的义务，《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8条第1款规定：“救助人对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其它财产的所有人负有下列义务：“（a）以应有的谨慎进行救助作业；（b）在履行（a）项所规定的义务时，以应有的谨慎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

第8条第2款（b）规定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其他财产所有人和船长对救助人负有在进行此种合作时，以应有的谨慎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的义务。为了突出对救助方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作业的鼓励，有必要对救助方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作业的行为给予补偿，这也就出现了前面所提及的“特别补偿”制度。这在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中也有相同的规定，同时我国《海商法》的第185条还规定：在救助作业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对获救人员不得请求酬金，但是有权从救助船舶或者其他财产、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救助方获得的救助款项中，获得合理份额。此外《1989年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都将救助方在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方面的技能和努力作为确定救助报酬的考虑因素，使得在确定救助人的救助款项时不仅要考虑传统因素，还得考虑环境因素。这些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对救助方对海洋环境进行救助的鼓励。当然，“特别补偿”并不是营利性业务的酬金，它是一种费用，具有补偿性，旨在鼓励救助对具对有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海事法中的各项制度是不断地发展着的，把环保的一些理念融入海事法律的发展之中，协调人类与海洋环境的关系，是新世纪海事法发展的一种趋势。海事法将同其它有关法律一起为环境保护、人类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司玉琢主编．《海商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

篇（10）

1．1管理行动中各部门缺少配合2001年，为加强对渤海环境的治理，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改为国家环保部)发起了“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常规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每年对渤海海域环境进行监测和保护，水利部一直强调对入海河流的治理，渔政部门也一直采取措施防治渔业养殖污染。但即使各部门做了这么多工作渤海的环境质量依然没有明显改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部门缺乏联动合作，独自行动，工作范围及工作内容受到局限，没有形成合力，从而导致渤海环境治理效果不佳。

1．2管理措施收效甚微，渤海环境持续恶化自2001年起，为对渤海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我国先后实施了“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及《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都没能使渤海环境质量有明显改观。如图1所示［5］，2001年以来，我国渤海海域污染面积一直居高不下，水质持续恶化，渤海环境令人堪忧。

2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对渤海环境管理的适用性

2．1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复合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人的行为为主导的，由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及自然系统共同构成的，以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为基础并以整体形式发挥作用的一种复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方面，人以其特有的文明和智慧驱使大自然为自已服务，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一员，人的活动又要受到自然的约束。这两种力量间的基本冲突，正是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最基本特征［6］。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管理者在对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及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把握的基础上，运用生态的、科学的和可持续的方法对本地区各项事务实施适应性管理的过程。其本质是保持系统的健康和恢复力，使系统既能够调节短期的压力，也能够适应长期的变化［7］。实施复合生态系统管理要坚持可持续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时空广泛性原则和人与生态系统相统一的原则。目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陆地还是海洋，都不乏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实践。1998年12月，澳大利亚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环境与资源管理政策［8］。2005年1月中国政府和全球环境基金(GEF)合作，采取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实施中国西部退化土地治理，该项目预计用时10a，目前进展顺利［9］。

2．2渤海是一个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渤海是一个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渤海具有其完整的生命支持系统。渤海由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中部海域及广阔的海岸带组成，滩涂广阔，具有大量基岩港湾岸段，注入渤海的具有常年径流的河流有40余条，流动的海水将这些地形地貌联接成一个整体，连同渤海区域特有的气候、土壤及光照共同为在渤海区域内生存的动植物及海岸带生存的人类社会提供生命支持。(2)渤海有其完整的营养物质流动链。营养物质一方面来源于自然系统提供的太阳能，另一方面来源于陆地上社会经济系统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通过光照、河流及陆源物排放等方式进入渤海中，参与到渤海的食物链循环，实现了营养在渤海的600余种生物中的传递。(3)鱼类、虾类及其他经济生物的洄游更将渤海连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2．3传统的海洋环境管理方法不能有效解决渤海的环境问题首先，基于达标排放的排污管理导致渤海环境污染加重。目前环渤海各省市实行污水达标排放制度，如北京市强调对重污染企业的排污达标状况进行严格监管［10］，这一制度意味着生产或生活污水只要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排入河流或海洋。而达标排放的水对渤海来讲依然是污水，随着达标污水源源不断地由地势较高的河流和陆地排入地势较低的渤海，海水的质量不断下降，污染也日益严重。其次，基于目标总量控制的管理也不能减轻渤海环境污染程度。渤海沿海各省市实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如河北省制定年度污染物减排计划以期完成主要污染物控制总量目标［11］，这种排污总量的削减并不能解决渤海的环境污染问题，实质上对渤海的污染还是不断增加的。最后，渤海环境治理中的各部门的实践也证明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分割管理、缺乏部门间合作的独自行动对于渤海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是低效率的。

2．4实施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有助于解决渤海的环境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制度上还是已经进行的实践中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实施生态系统理论有助于解决渤海的环境问题。

2．4．1理论上可行:基于环境容量的总量控制排污管理有助于解决渤海环境污染问题环境容量为环境的特性，是在不造成环境不可承受的影响前提下，环境所能容纳某污染物的能力［12］。任何环境都具有一定的纳污能力，但同时具备一个不可逾越的阙值，这就要求我们在向渤海排污时必须首先充分考虑其环境容量，达标排放或总量控制排放必须是基于渤海有环境容量剩余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环境容量没有剩余甚至已经出现污染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利用生态系统途径，实施环境修复，通过污染物物理去除、化学降解、生物降解才能有效减轻水体和沉积物污染。

2．4．2制度上可行:中央重视综合管理、协调管理无论是“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还是《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都不难看出国家对于渤海环境的治理，不仅重视综合管理，更重视各部门间的协调。为强化综合管理，《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要求成立渤海环境保护统筹部际协调机制［13］。在当前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实施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的渤海环境管理更是符合国家发展改革的大方向。

2．4．3实践证明可行:国内国外都有成功的实践案例国内和国外都不乏基于复合生态系统对海岸带进行管理成功的经验。自1994年至今，东亚海伙伴关系计划(PEMSEA)启动了包括印度、菲律宾、泰国及我国等十多个东亚国家的海岸带综合管理示范计划［3］，充分利用生态系统方法对海岸带进行综合管理，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区域层面上，一些区域组织及区域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理念，进行一些大海洋生态系项目的运行和建立区域渔业协定［14-15］，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我国，厦门是将生态系统理论应用到海岸带管理中的典范，在推动机构间和跨部门间合作协调的同时，利用生态的、科学的方法对厦门市海岸带实施有效管理，最终成效显著［3］。正如1998年4月GESAMP第28次大会报告指出［16］:英国泰晤士河、美国波士顿港及中国厦门港环境质量的改善表明，即使在面临人口压力、经济发展较快的大城市，持续和协调的行动也能取得很好的成效。

3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的渤海环境管理路径

3．1培育、普及、强化人是渤海复合生态系统一部分的管理意识复合生态系统又是以人为中心的，一方面，人从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中受益，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生态系统的发展进程，因此复合生态系统管理中将人视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7］。这就要求我们在渤海环境管理工作中要树立整体观、系统观，要协调好渤海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系统及自然系统的关系，通过开展各类宣传活动转变公众及管理人员的思维，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渤海复合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从而实现通过转变意识来推动渤海环境的管理工作。

3．2针对具体的环境问题，在渤海综合管理框架下，开展分区联合行动在面对具体的渤海环境问题如赤潮、绿潮、海洋重大污染事件(海洋溢油、违法倾污)等，应在渤海综合管理框架的指导下，在明确沿海各省(市)及各单位的职责及管理海域范围的基础上，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产生的影响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确定所涉及的行政单位及主管部门，制定科学可行的统一行动方案，确定统一的行动时间、行动方式及行动海域范围，开展分区联合行动，共同解决渤海环境问题。

3．3采取适应性管理方式，对渤海治理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监测和反馈当前还没有哪个公共政策可以称得上是毫无缺陷的，因此，对政策进行实时修正和纠偏的适应性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适应性管理是被广泛倡导的生态系统的管理方式。生态系统事件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和突发性。适应性管理允许管理者对不确定性过程的管理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18］。采取适应性管理能够根据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展进程作出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及时反应。目前在我国渤海海域已经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监测结果由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以《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的形式公布。但具体到某一项海洋环境政策实施的效果却缺乏相应的监测和反馈评价机制，因此应该结合各级《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对渤海环境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季度或年度的跟踪监测和反馈，从而了解当前渤海环境的新情况，判断之前采取的环境治理措施有没有奏效，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和缺陷，应该如何进一步优化和纠正偏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