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原则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金融监管原则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产生

互联网金融是以网络为主要依托而进行的金融活动，网络科技的发展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通过各种网络手段，人们可以建立起一支庞大的互联网关系网络。使用互联网作为金融市场的平台，可以利用各种网络数据来对投资者和借贷者进行一定的匹配，具有更高的效率，也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网络数据的匹配使得金融活动具有一定的对称性，这样就可以方便人们的金融行为，降低人们的金融风险。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存在着一定的管理缺陷，往往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主要从法律方面和技术方面进行阐释。

1.互联网金融在法律管理中存在的风险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开放了金融市场的应用范围，以适应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在新时期，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然而，由于我国之前没有相关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经验，导致在对这种新兴的金融模式进行监管时，缺乏一定的法律基础。针对传统的金融领域的法律并不适用于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而且涉及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在互联网金融发展一定的金融纠纷时，相关的经济管理部门往往没有可以借鉴的法律规范，而且在业务上也缺乏足以处理网络金融风险的专业性人才。这种法律方面存在的潜在风险，使得一些互联网金融的交易者容易钻体制的漏洞，给他人的权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害。这种非法利益攫取的情况对互联网金融的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扰乱，使得互联网金融无法健康的运作，从而给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

2.互联网金融在信息技术上存在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是依托互联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互联网金融在运作的过程中必然要依赖网络信息技术来进行操作和运转。然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既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也对互联网金融的壮大埋下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在网络上，在技术层面中存在着很多影响网络信息安全的因素，这就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添加了一定的风险。在目前网络发展的状况下，木马、病毒等影响网络安全的因素会使网络信息的保密性大大下降，黑客的入侵更是可能导致互联网金融的参与者个人信息的泄漏。这都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造成了一定技术上的风险。

三、对互联网进行监管的必要性探析

1.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金融纠纷

在互联网时代，数据的灵活处理使得交流双方都对彼此的信息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在互联网金融中，数据的匹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金融活动参与者的对称度。但是互联网自身的运作特性导致了在交易过程中不能保证双方信息的绝对真实。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监管行为，那么利用虚假信息进行金融交易的金融参与者就可能会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给一些不理智的投资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类似的风险，有必要进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2.避免集体的不理智行为对金融市场造成影响

金融行业是一项集体性的行业，人们在金融领域进行金融活动时，往往会带有一定的从众心理。如果大量的金融参与者被煽动，产生不理智的行为，那么可能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在一些互联网的金融平台上，如果有人蓄意制造金融秩序的混乱，很可能会造成大批的撤资，产生一定的金融信用风险，并且伤害到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这样会给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为了避免不理智行为的影响，需要对互联网金融市场进行一定的监管。

3.互联网金融无法有效应对某些突然的金融风险

金融行业本身就是风险较高的一个行业，而互联网的特殊性更是加重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目前，很多在互联网上开展的如火如荼的金融产品都不能对投资者进行有效的负责，产生了亏损后往往无法补偿投资者的损失。一些金融理财产品在宣传过程中给投资者造成了错误的认识，而导致了投资者一些经济上的损失。互联网金融无法应对一定的程度金融风险，因此，应对互联网金融进行一定的有效监管。

四、在进行互联网金融监管过程中的原则

互联网金融是我国金融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型的金融投资模式，在维护其正常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其的监管力度。只有保证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才能使互联网金融发挥其固有的优势，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主流发展趋势。在进行监管时，要注意一定的监管原则，在监管过程中要确保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的电子商务的稳定运行，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

1.要把握金融市场服务经济建设的原则。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行业的一种延伸，是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的一种新型的金融模式。因此，我们要把握住互联网金融的实质，在发展维护互联网金融的过程中，要确保其能够很好的为我国的实体经济建设服务。在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中，可以进行一定的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但是都要以服务金融，服务经济建设为主要的发展目标。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为电子商务创造很好的条件，同时也可以有力的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2.进行监管时要服从国际金融宏观调控的原则。金融业务的开展是为了在经济建设中有效的实现资金的分配，提高资金这一建设资源的配置效率。互联网金融必须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在管理过程中，也使互联网金融符合国家在金融方面的宏观调控。对互联网金融进监管要和市场经济的改革同步，只有一步步的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才能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避免模式创新而带来的经济波动。监管措施要切实的保障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

篇（2）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篇（3）

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总理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互联网金融要健康的发展下去。健康的发展，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前提之一，但是，这一概念还没被人们所熟知。因此，针对此局面，有必要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进行详细的探讨与研究。

一、金融管理的必要性与特殊性

（一）金融管理的必要性

2008年，全球遭遇经济危机，自由放任的管理概念被金融界和学术界的人们否认，原因是他们认为自由放任的管理理念是不适合所有事物的发展的，它仅仅适用于对金融市场有效的理想情景。针对理想情景，论证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市场参与者在市场有效的理想情景下是理性的，个体之间的自利行为将会自动实现市场均衡，而均衡的市场价格能全面并正确的反映信息。因此，在这种条件下，金融管理是可以采取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的，其目的是排除所有对市场的非有效因素，市场机制发挥巨大的作用，尽量少监管，或者跟本部监管，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当市场价格正确时，其市场纪律便可有效控制外来的影响因素，并承担一切风险；二是对于问题金融机构，对破产进行清算，以便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三是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不存在必要性，因为市场竞争和市场规律便可淘汰一些没有价值并不会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对于管理良好的金融机构是不会担心市场规律与市场价值给他们带来的压力的。金融创新是否具有金融价值，监管当局在市场上不具备优势时，监管是可以抑制有益的金融创新的。

以上所说对于互联网是一个理想的情景，但在达到这个理想的情境前，部分不对称的信息和交易成本等非有效因素还会普遍存在，并使得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不适用。

互联网金融中，个体的行为是存在非理的。例如，在一些网络贷款中，投资者购买的是信用贷款。即便贷款平台能够准确的反应借款者的信用程度与风险，并且拥有足够分散的投资，但个人信用贷款仍属于高风险投资，因为投资者是意识不到投资失败对其个人的影响的。个体理性，不同于集体理性，也不意味着集体理性。例如余额宝相关的合作产品中，投资者所购买的是货币市场的基本份额。投资者可以随时随地的拿走属于自己的资金，但要想在二级市场上卖掉，需要付出一定的折扣代价。当货币出现大幅度波动时，投资者为了解决风险的存在，赎回自己的资金，从个体方面来看是完全理性的，但如果大规模的赎回基金，货币市场必将或遭到挤兑，因此，在集体方面的表现是非理性的。

对于市场纪律，其并不是能确定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我国针对投资风险的显性与隐性担保都大量存在着，人们也都习惯了，在一定程度上，风险定价机制是失效的。当互联网金融机构享有大量的客户、或者说达到了一定的资金规模时，存在的问题是不会通过市场出清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如果该机构涉及到支付清算的业务的话，其破产还会给基础设施带来严重的损坏，因此会造成系统性风险。支付宝和余额宝拥有庞大的规模与一定的使用人群，因此其已经具有一定的系统重要性。

互联网的金融创新是存在着大量的风险与缺陷的。例如，P2P网络贷款已经出现良莠不齐的局面，在部分P2P网络贷款平台中，客户资金与平台资金之间不存在有效的隔离，结果会导致平台的负责人携款潜逃的现象与事件。部分P2P网络贷款平台营销激进，将一些具有高风险的销售产品推荐给风险意识浅薄的人群承担，例如退休在家的人。此外，互联网金融消费中还会普遍存在欺诈等非理，部分金融机构开发一些风险过高的产品，促使消费者购买自己本身不了解的产品。例如金融产品在网络的营销中，部分产品只是简单说明了其预期的效益以及收益，但却没有向投资者阐述如何获得这些利益与效益，并且是否存在一定的风险。部分消费者对于金融知识是不了解的，更不清楚P2P网络贷款的使用，并且不知道其与银行理财之间存在什么差别。

因此，不能因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不成熟就对其采用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应该对其进行督促，促使其快速发展，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条件下，要尽力鼓励互联网的金融创新。

（二）金融监管的特殊性

说到金融监管的特殊性，其具有两个突出的风险特征：信息科技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在互联网金融管理中是要受到重视的。像计算机病毒、黑客攻击、支付存在不安全因素、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等现象都属于信息科技风险。长尾风险。互联网金融工作人群的金融知识不足，抗风险能力也较低，承担风险能力相当欠缺，属于弱势群体，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与误导。因为投资金额的资金量小，并且相当分散，个体投入成本是远远高于利益的，从而会更容易导致互联网金融的市场纪律失败的。这也导致了个体非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现象大量的涌现出来。当互联网金融出现风险，因为涉及到的人群非常庞大，因此或对社会及机构造成更多的伤害。

二、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一）审慎监管

互联网金融中存在着大量的风险因素，当对这些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控制，并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审慎监管时，才会使金融消费者享有法律的保护。在进行风险识别时，需要采用有效、合理的措施，使给互联网金融机构造成危害以及负面影响的因素消失在摇篮中，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进而发挥出互联网金融审慎监管的最大作用，使其得到充分的发挥。无论互联网金融目前正在承担着什么样的风险，对其进行有效的审慎监管，都会从一定程度下解决所遇到的风险。采取相关行业的正确管理经验并从中提取经验，使形式成为重点采取有效的措施管理。

（二）行为监管

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行为监管，就是使管理并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工作人员的行为给予日常的监督，并对其设施进行一系列有效的保护。维护互联网金融的公平交易与有效设定成为了目前监督管理工作的主要标准。此外，应对经营阶段中，股东、金融机构与经营者三者之间交易进行严格的控制，用来防止非法侵占资产等违规现象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金融的机构权益，并使其不再遭遇伤害。对互联网相关资金或证券的交易进行严格的监督与管理，使其增加效率，并能减少一定的风险存在，控制客户资金与互联网中的资金隔离，从而避免客户资金被非法使用的现象发生。此外，完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对于解决风险的措施更是重中之重。建立健全的金融管理结构，并且随着发展不断地去完善，从整体上控制金融机构普的内部管理，同时完善其保护系统，来确保金融相关设施的正常运行。

（三）消费者保护

保护消费者这个概念在金融机构来说，就是对消费者在金融交易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的监管与互联网金融对消费者的保护之间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因此，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保护同时也是属于行为监管的。当金融消费丧失其自身的有效性、消费者的受到一定影响时，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会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对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时，开展消费者的保护措施是因为其与金融机构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对金融机构的有效管理，也会进一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消费者给予更多的保护，从而使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在科学合理的发展中得到有效的保护。

从外界角度看，无论什么行业，或者说是企业，在对消费者的利益没有给予足够的保护时，消费者的利益将面临着随时可能来临的风险，这种风险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正常消费过程，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消费者对相关企业存在不信任现象，到这企业失去相关消费人群，从而使自身利益随着消费者的消失，也不复存在了。因此，对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金融机构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其自身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并且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所以对于这些问题与风险，需要互联网机构规范管理标准，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金融的创新进行积极的支持与鼓励。对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也是十分重要的，增强消费者的金融知识，以此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监督与审慎监管也是避免金融风险的有效管理措施。

参考文献：

[1]谢平，邹传伟，刘海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J].国际金融研究，2014，（33）.

[2]王莉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探讨[J].现代商业，2015，（19）.

[3]钟伊慧.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J].现代经济信息，2015，（22）.

[4]丁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J].商场现代化，2015，（34）.

篇（4）

一、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的必要性

1.市场机制不健全，网络金融平台监管不力

在当前的市场大环境下，各种网络金融平台不断兴起，尤其是投资担保类的网络金融平台伴随着铺天盖地的广告更是来势凶猛，如易贷网等P2P网贷平台。另外，消费担保类的蚂蚁花呗和个人投资理财类的余额宝，也为网上一族广泛接受。这些网络金融平台都有意无视了金融风险，甚至向客户暗示无风险，以此来吸引资金。而目前正处于经济下行期，投资风险日益增加。如果投资失败，这些网络金融平台出现资金断裂的风险就全部转嫁给投资者，就会引起社会动荡。

另外，我国当前国进民退的市场机制下，民间投资渠道少，政府对民间投资的保护力度不强。而网络金融由于取证难，异地监管不易和交易异常迅速等原因，抗风险能力更差。所以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

2.消费者风险识别能力有限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快捷，例如可以通过支付宝和微信实现跨地区的消费、转账，可以利用第三方支付实现网络虚拟支付，互联网金融也因此成为了消费的第一选择。但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监管不力，出现了很多的网络金融诈骗事件，如：经常有不法分子利用淘宝网管理的漏洞，获取客户信息，以资金冻结或者其他方式欺骗消费者重复付款等，这些问题不仅造成消费者的财产损失，也对网络金融的信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3.投资者的行为过于随意化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互联网金融的重视也在不断的提升，各种网络金融平台，尤其是网贷平台的出现导致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出现了随意性过大的现象。例如：支付宝的余额宝具有余额增值服务和活期资金管理服务，正是由于余额宝这两项优势，使得很多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了余额宝中。但是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投资者就会马上撤回资金，这就会轻易导致企业或者项目资金链断裂。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1.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原则

消费者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只有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才能够提高互联网金融的信誉度，才能够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在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树立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原则，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网络交流平台或者银行服务平台等与消费者进行交流和互动，对消费者的投资信息进行核实，确保消费者信息的真实性，同时还要对消费者进行风险防范教育，使得消费者对网络购物中经常出现的诈骗事件具有风险辨别的能力；其次，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尤其加强对多数人群经常使用的支付宝、微信、淘宝、京东商城等的监管，防止由于网站疏忽而造成消费者信息泄露。

2.以谨慎性为核心的原则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对传统银行金融的创新，互联网金融不可能替代银行金融，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为银行金融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当前我国银行金融的监管机制比较完善，金融风险的防控要好于互联网金融。如果由于监管不力而导致这些客户群体信息泄露的话，那么对投资者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互联网金融在监管的过程中要以谨慎性原则为核心，对各项业务和规章制度都要抱着谨慎的原则进行开展。第一，网络金融监管要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出发，对有损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要严格打击；第二，要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要性落实到每一个监管人员身上，让监管人员对自己职责以内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进行仔细的排查，然后制定好针对性的措施，尽最大可能降低风险的发生几率。

3.以行为监督为核心的原则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者、投资者、商家是分不开的，对这三者的行为进行评估和监督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要环节，也是影响互联网金融监管效果的主要因素。第一，对互联网的交易行为进行监管，这样能够确保商家和消费者各自的权益，也能够为交易活动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比如：在淘宝网交易的过程中，由于淘宝网开店资格要求不是非常的严格，各种高仿低档的商家都存在，所以要加大对淘宝网交易的监管，确保商家提供的服务能够达到消费者的满意度，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二，对贷款、投资、证券等金融行为进行监管，尤其监管商家提供的服务中是否明确了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第三，对监管机构的监管制度进行完善，并要提高监管人员的职业素质，防止出现监管人员携款潜逃的现象。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也将成为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是十分有必要的，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中坚持以消费者利益为核心的原则，坚持谨慎性原则，坚持行为监督原则也是互联网金融监管中必须要遵循的。

参考文献：

[1]张啸骞.基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核心原则探究[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5，（12）：74-74.

篇（5）

前言：信息技术水平和经济的腾飞，是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互联网金融已经占据了金融界的半壁江山，网络经济、网络营销、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继续发展。借用网络信贷平台迅速崛起的信贷公司，和银行合作打造第三方支付的支付平台，这些金融业务已经成为了国内金融业的新革命，如何做好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是我们当前需要探索和考虑的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所面临的几大风险

1、技术方面的风险

计算机技术本来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如果计算机网络遭到蠕虫病毒、木马病毒或黑客的入侵，很容易使病毒在网络道上蔓延，不仅使客户个人信息和遭到外泄，严重的可能造成资金损失，威胁到整个互联网金融交易系统。因此，技术方面的风险，已经成为了互联网金融所面临的一大风险。

2、运营风险

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平台，互联网金融虽然在先前不被人们认可，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网络的认识，互联网金融开始被人们逐渐接受，有一些企业管理者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投身于互联网金融中，但是，由于定位的错误以及经验上的不足，企业互联网金融的运营模式不符合社会环境，导致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总是碰壁，一些资金实力不足的企业终究被互联网金融的大市场所淘汰。笔者认为，其终究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缺乏创新性，无法紧跟时代潮流，因此才会被互联网金融所淘汰，互联网金融的运营风险也是相当大的。

3、法律风险

目前，国家还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法律来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和干预，国家法律对于金融业的管制主要体现在对传统金融行业的管制上，法律监管上的几乎空白，使互联网金融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部分企业从人员素养和运营模式上都钻了法律的空子，使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给社会公民以及国家带来较大的损失。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探析

1、互联网金融个体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理性

货币市场基金+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产品里，投资者所购买的是货币市场基金份额，虽然，在这种产品里投资者能够随时随地通过网络赎回自己的钱财，但投资者还需要付出相应的折扣才能将这些资金在市场中卖掉，从而产生了流动性转换以及期限错配等问题，一旦互联网货币市场的波动变大，这时投资者将会选择赎回资金来防范风险，这从集体行为而言不是理性的，但是从个体行为而言却是理性的。

2、互联网金融用户量庞大，需要通过法律监管来防范问题

由于用户数量和资金数量的巨大，互联网金融一旦出现问题，很难通过市场来处理和解决问题。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业务如果还涉及到清算，一旦公司或机构破产，将会使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损害，使互联网金融系统承受巨大的风险。比如：余额宝和支付宝由于业务规模与资金规模大，用户多，其系统的安全性也会非常高。

3、互联网金融中可能存在非理及欺诈行为，需要政策监管

由于利益驱使，金融机构和工作人员可能会给投资者推荐风险比较高的金融产品，很多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一味的听从金融机构的意见，而对金融产品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例如，网络销售金融产品时，为了提升业绩、隐瞒风险，金融机构并没有向投资者详细介绍该金融产品，很多投资者也并不清楚银行理财产品与网络存款、贷款等理财产品有什么不同，严重的，还可能存在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

综上，互联网金融产品需要法律和政策上的监管，我们应当尽快完善监管体系，强化监管理念，通过监管推来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正规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1、有效结合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

原则性监管模式是监管当局目前对互联网行业进行监管的主要模式之一。该模式下，监管当局会引导监管对象，而不会对监管对象提出太多的要求，也很少干预或介入监管对象的各项金融业务。全靠监管对象的自身规范，监管当局在监管的同时会重视是否完成的监管目标。在规则性监管模式下却是另一种情况，监管当局会利用相关法律法规来对监管对象的业务内容和业务程序加以明确规定，使其强制执行相关规定。相比之下，原则性监管模式和规则性监管模式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时，可以有效结合两种监管模式，使两者的优缺点得以互补。

2、要重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是互联网监管的重要内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和行为监管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学者认为，消费者保护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中就属于行为监管。受到消费者理论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互联网金融机构很可能会侵犯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这正是开展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条件与背景。为什么要重视和展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呢？我国很多学者对此展开了调查和讨论，有关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两者之间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利益，在互联网金融机构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使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因此，开展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必要的。

3、实施动态比例监管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人们都没有对金融监管有明确的定义和阐释，因此，在实施动态比例监管时，我们首先需要理清金融监管的内容。笔者认为，从松到严，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市场规律，金融企业、当地政府以及行业协会了行业的自律准则，这个准则主要是以自愿的方式实施的;第二个层次是注册，有关企业或者部分可以利用注册这个渠道来掌握相关的机构信息;第三个层次是监管和监督，政府或行业部门要持续监管机构和互联网金融市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直接监管的对策，反之则可以不采取直接监管对策。第四个层次是严格的审慎监管，向一些相关的机构提出对资本或是流动性的监管要求，同时有权对现场进行检查。除此之外，市场主体行为本来就会受到法律的约束和监督，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律看做是一种广义的监督形式，如果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个人或企业，司法机构就会对这些个人或企业进行依法制裁。

结束语：总而言之，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互联网金融企业和金融产品的迅速发展。这种新兴的金融模式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爱，但是，由于监管上面的几乎空白，其中存在着很多风险，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此，我们一定要加以重视，以核心原则为依据，开展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使互联网金融产品更好的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作者单位：沈阳城市学院（经济学院/金融专业））

参考文献：

[1] 李文龙.引入第三方托管防范P2P网络借贷风险[J].金融时报，2013（12）

[2] 由曦，刘文君，董欲晓.立规互联网金融[J].财经，2014（9）

篇（6）

多元化金融集团（Financial Conglomerates，以下简称金融集团）是指处于共同控制之下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组成的至少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金融服务的集团。金融集团是跨国银行的高级阶段，它的产生得益于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

首先，金融集团是跨国银行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必然产物。随着银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国际市场上跨国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随着金融机构业务交叉的日益扩大，跨国银行不仅要与其它银行展开同业竞争，而且还要同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使跨国银行的盈利大幅下降，为了扩大生存发展空间，增加竞争优势，跨国银行纷纷通过收购、合并、联营等途径，实施多元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在此背景下，形形的金融集团便应运而生了。

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均以金融立法的形式打破了金融业传统的分业管制“坚冰”，为金融集团的蓬勃兴起破除了法律障碍。其中，英国于1986年以号称金融“大爆炸”的金融体制改革拉开了银行业与其它金融行业融合的序幕，随后加拿大1992年银行法、日本1993年《金融制度改革相关法》也允许商业银行跨营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最具标志意义的实践是1999年11月美国《金融服务化法》的颁布生效，它废止了著名的《格拉斯－斯第格尔法》，而后者常被视为金融业分业管制的象征。分业屏障的撤除，使跨国银行一改以往小规模渗透其它行业的谨慎作风，大规模地跨营其它金融业务，一时间金融并购浪潮风起云涌，金融集团的发展迎来了性的黄金时期。

再次，现代高和管理手段的发展为金融业的集团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金融集团内部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金融实体从事着各异的金融业务，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具体表现为金融集团多通过产权纽带或其它方式，形成一个控股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等多层次、宝塔型的产权结构组织体系。集团内部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集团核心机构的集中统一控制之下，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发挥着各自的作用。[1]为了保证金融集团对各子机构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高效可靠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近十年来，信息技术和管理的长足发展，无疑为金融集团的蓬勃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金融集团不仅仅是金融机构的重新组合和跨国银行组织结构的简单调整，也不仅仅是跨国银行规模和层次的简单扩张，而是一种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的创新。它对传统跨国银行监管方式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挑战，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容易产生监管失位和监管盲区。金融集团涵盖多项金融业务，涉及多个行业监管当局，在没有既定标准的情况下，各监管部门的职能分工如何，究竟由哪个部门承担对金融集团的并表监管责任等，均难以明确，容易产生“监管失位”的现象。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必要的外部协调，各个监管机构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往往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其监管目的、和重点各不相同，尽管每个监管机关可能能够有效地控制各自监管领域的风险，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换机制，监管当局很难全盘掌握集团的整体风险状况。

2、资本金重复以及控股公司的财务杠杆比率过高，监管机关对集团资本充足性和风险状况的评价。金融集团资本金的重复计算有两种情况：一是母公司向子公司拨付资本金，由于这部分股本已计入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发生资本的双重计算。当上述子公司又持有集团内部另一公司（孙公司）的法定股权，资本就会被三次重复计算。二是子公司向母公司反向持股或子公司之间交叉持股，也会造成类似的资本重复计算现象。资本重复计算的直接结果是集团资本金的总额虚增，导致同一笔资本金被用来抵御多家公司的风险，影响监管机关对集团资本充足性的准确判断。

此外，金融集团内控股公司经常通过发行债券或借款等举债方式筹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权益性投资，这种投资方式将造成整个集团的财务杠杆比率过高，影响金融集团的财务安全。传统的银行监管方式对此似无妥善的应对策略。

3、金融集团一般规模庞大，跨营多个金融服务领域，具有相对复杂的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增加了集团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并使金融风险的传导效应急剧放大。此外，多元化金融服务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也影响了金融集团的稳健性。

为弥补传统银行监管领域对金融集团监管的缺失，新形势下金融集团国际监管的对策，1996年初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IBIS）成立了“金融集团联合论坛”（the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经过三年的研究讨论和征询意见，联合论坛于1999年2月了《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以下简称最终文件），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提出一系列最低原则和实施标准。该文件包括《资本充足性原则》、《资本充足性原则的补充》、《适宜性原则》、《监管者信息分享框架》、《监管者信息分享原则》、《协调员》、《监管问卷》七个专题文件，提出了金融集团架构下保证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营的标准，确立了金融集团监管的国际标准。以下，本文对将其核心（资本充足性原则、适宜性原则、监管者信息分享和协调员制度）展开进一步探讨。

二、对集团的资本充足性监管

现有的对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性监管方式是一种在分业管制基础上的单一资本充足性要求（Solo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最终文件指出，这种监管方式不能真实地反映金融集团的风险水平。在金融集团中，即使每一金融机构都满足了该行业的资本充足性要求，也不能说明整个金融集团的资产处于良好状况，因为集团可能利用内部持股等因素来实现资本的重复。此外，多元化金融集团中常有一部分子公司经营非金融业务（如贸易、租赁、保理等），对这些业务一般并没有严格的资本要求，但这些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样会对整个集团的资本水平和风险状况产生，因此在进行金融集团资本充足性监管时应将上述子公司的资本状况考虑在内。

为了剔除一些不真实的因素，从集团的整体角度衡量资本充足状况，最终文件推荐了三种资本充足性度量，供各国监管当局选择适用：

（一）分类度量方法（Building-Block Prudential Approach）

分类度量方法的适用前提是监管当局可获得整个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此时监管当局可将集团视为单一实体（a single economic unit）来计算其内部各项业务和整个集团的资本充足程度。

其具体步骤是：首先，根据监管要求将合并报表项目分为四类：银行、保险、证券和非金融业务；其次，计算每一类业务的资本要求，对于非金融业务，可以使用替代的名义资本（Notion Capital Proxy）要求；[2]再次，用每一类业务的实际资本减去相应的资本要求，得出该类业务的资本盈余（或赤字）；最后，用各类业务资本之和减去各类业务资本要求之和，以确定集团的资本充足程度。

分类度量方法的特色在于，它允许资本盈余和赤字在集团内部进行综合平衡，一类业务的资本盈余可以用来弥补另一类业务的资本赤字，使监管机关不必拘泥于单一业务风险状况，从集团总体的角度来评判集团的资本充足状况。

（二）以风险为基础的汇总方法（Risk-Based Aggregation Method）

以风险为基础的汇总方法（以下简称汇总法）适用于以下两种特殊情况：无法获得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或是集团的内部往来无法轧差（Intra-group exposures may not be readily be netted out.）。

汇总法的思路是，在集团的实际资本中，扣除向上、向下和横向的持股限额，然后与集团的监管资本要求进行比对，剔除集团内部持股份额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资本的重复计算。计算集团实际资本的另一种方法是不扣除内部持股份额，直接计算集团的外部资本。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集团内部持股关系不明晰或持股数额难以计算；或者集团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内部交易。集团外部资本的计算方法是：将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的来自集团外部的资本全部相加。这些外部资本包括：股权性投资、符合条件的外部债务、来自集团外部交易的保留利润和其它符合条件的资本。[3]

（三）以风险为基础的扣除方法（Risk-Based Deduction Method）

以风险为基础的扣除方法（以下简称扣除法）也是适用于无法得到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场合，但它与汇总法的区别在于，它是从母公司的角度对子公司的资产负债项目（尤其是净资产）进行，并允许以一个实体的资本盈余去抵销另一实体的资本赤字的特殊作法。

扣除法的具体思路是，从母公司的实际资本中减除所有对子公司的持股份额，再加上（减去）它们的资本盈余（赤字），得到调整后的母公司资本。然后，使用调整后的母公司资本与对母公司的资本要求相比较，得出集团的资本盈余（或赤字）。

由于扣除法假设可以转移一个实体的资本盈余，以便缓冲或抵御另一实体的经营风险，所以这种方法适用于按持股比例对子公司合并报表的情况。[4]

最终文件强调，上述三种方法可交由各监管当局视具体情形参酌选用，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法，取决于金融集团的类型、结构以及监管信息的可获性。与现有的监管方式相比，最终文件至少在以下四方面对金融集团资本充足性监管作出了突出贡献：

1、以明确的度量公式取代传统资本充足性监管的“数字游戏”，是资本充足性监管方式的一大突破。

2、一改以往不加区分、笼而统之的监管思路，针对金融集团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的监管习性，提出了三套度量标准，供各国监管当局选用。

3、将非金融子公司的资本风险状况纳入监管视野，并制定了可行性规则。

4、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方法都建立在现有的单一资本充足性要求的基础之上，并允许监管当局根据其意愿自由采纳。

三、对集团监管的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原则（Fit and Proper Principles）是对金融集团内部管理层和重要股东（key shareholders）的任职要求。联合论坛最终文件认为，在金融集团架构下，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的高级管理层和对上述实体运作施加实质性的重要股东是引领金融集团方向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正直性和适格性对监管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金融集团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关联机构使监管机关的外部监管大费周章，而金融集团本身又容易受某些重要管理人员或重要股东决策的影响而出现异常情况，因此，通过对决策层人员的资格审查，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金融集团处于有效而审慎的管理之下，避免因决策失误或舞弊交易而出现的金融风险。

最终文件对董事、经理等管理层和重要股东分别制定了资格审查标准。对管理层而言，在判断其适格性时，主要是其正式的资格证书、早先的任职经历和既往的纪录；评判其正直性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犯罪纪录，财务状况，是否存在追索个人债务的民事诉讼，是否存在被职业机构拒绝接纳或开除的经历，是否曾受过监管机关的惩戒以及是否存在不诚实的商业实践等。对股东而言，对其适宜性的评价主要通过考察其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和是否存在不利于被监管实体的所有权控制等因素进行的。

为了实施对上述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慎和持续性监管，最终文件拟定了7条指导性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1、为了保证金融集团内受管制实体的审慎稳健经营，监管者必须对那些对受管制实体运作施加实质性或控制性影响的经理和董事进行必要的适宜性资格评定和审查。

2、那些持股超过特定界限或者对集团内受管制实体能够施加重要影响的股东（即文件中所称的“重要股东”）必须接受监管当局的任职资格审查。

3、适宜性审查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必须进行：(1)金融机构的许可批准阶段；(2)集团出现异常状况。

4、监管机关应努力使受管制实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决策层持续性地符合适宜性要求。

5、当集团的某一受管制实体的经理或董事可能对该集团内部另一受管制实体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时，后一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应努力与前一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进行磋商。

6、当集团的某一不受管制实体的经理或董事可能对该集团内部另一受管制实体的经营施加重大影响时，该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应努力与同该不受管制实体有业务交易的其它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进行磋商。

7、任何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一旦发现所监管实体的经理、董事或重要股东具有不符合适宜性标准的情形，应立即与集团内部其它受管制实体的监管者进行信息交流。

最终文件就金融集团的管理层和重要股东任职资格的审查及相关信息沟通提出了系统的原则和标准，但它也有明显的缺漏，突出表现在它回避了对不合格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惩戒和处置问题。对管理层的处置还可以通过辞退、解雇或执业资格限制等方式进行，但对不符合适宜性要求的股东如何处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几种方案供监管实践中选择适用：(1)强制退股或强制股权转让，由于此种方式会改变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并涉及公司法上的抽回投资和股权转让限制，故仅在极端情况（如大多数股东丧失了对该股东的信任感）下采用；(2)补齐任职资质，这种方式仅在情势尚有挽回余地时适用，如不符合财务状况要求的股东可寻求外部资金支持以改变财务状况，但在不符合品质条件的情况（如股东的商业信用不佳）下，这种措施便毫无用武之地；(3)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对股东权作出限制，这种方式有一定法理依据：不符合任职条件而成为金融机构股东，即股东资格有瑕疵，相应地，为了避免该瑕疵影响其决策或因滥用权力给金融机构带来危害，就其股东权（如表决权）作出一定限制是必要的，但这种作法似乎有违“同股同权”的原则，实践中易招致争议；(4)外部制裁措施，即由监管机关即予外部惩戒，如罚款等，这种措施的适用面广，但似乎对不合格股东的惩戒作用并不明显，也无法恢复金融集团的稳健性。

四、集团监管的信息共享原则

联合论坛曾经指派过一个特别小组（Task Force）对几个著名的国际金融集团进行过考察调研，得出一份关于对金融集团监管信息分享的性报告。该报告为联合论坛最终文件所吸纳，形成了《监管者信息分享框架》和《监管者信息分享原则》两份重要文件。最终文件认为，联络与信息共享是国际监管合作不可或缺的条件（the sine qua non），监管信息共享不仅要在国与国监管当局之间进行，还要在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业务监管部门之间进行，并总结提炼出一套基本原则，用以实现上述信息交流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一）为了避免监管部门之间“互搭便车”的心理造成某些业务事实上无人监管，最终文件提出了“主监管机构”（Primary Supervisor）的概念。它建议，将母公司的监管机构或某个主要子公司的监管机构作为作为一个金融集团的主监管机构，承担最重要的监管责任。例如，由其负责召集主持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汇总各监管部门反馈的信息，对集团风险进行总体评估以及为各监管部门的工作提供指导性意见等。

（二）保证通畅的信息流，每个监管者都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包括集团组织结构、公司治理、管理层监督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信息。

（三）每一监管者应当主动向其它监管者提供信息和通报重大事项，当监管者得知这些情况时，应及时作出答复；监管者应当及时向主要监管者交流有关重大隐患的信息，并通报已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

（四）除非在监管情势另有要求，主要监管者应当与其它相关监管者分享其它相关监管者负责监管的受管制实体的信息，并通报已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

（五）监管者应当采取积极姿态，以建立和保持与其它监管者之间的联系，并形成相互合作与信任的风气。[5]

五、协调员制度

协调员（Coordinator）制度是信息交流与共享的一项辅助制度，最终文件推出协调员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协调员外部斡旋和协调的力量，实现金融集团各监管当局和监管部门之间定期的信息交流和有效的信息共享。在许多情况下，协调员往往就是承担并表监管责任的监管者或是金融集团内最主要业务部门的监管者。

在协调员的确定上，联合论坛最终文件并没有提供划一的强制性标准。它认为，在是否确定协调员以及界定协调员的地位与职责方面，应综合考量以下因素：各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可动用的资源、监管技术、采取的应急性救济措施、跨部门跨境信息交换能力、金融集团的业务种类、风险因素及结构以及监管机构从金融集团内部获取资讯的能力等。在各国监管当局或各监管部门已形成制度性的多边或双边安排并能保证对金融集团的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协调员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协调员的职责亦可因情势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最终文件就区分了紧急情形（emergency circumstances）和正常情形（non- emergency circumstances）下协调员的不同职责。但不论如何，协调员的主要职责应涵盖以下几点：协调相关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和监管行为，解答其它监管者提出的疑问，充当信息中转枢纽。总而言之，协调员制度只是一种针对个案的灵活安排，并没有一个固定统一的模式。

虽然最终文件允许设立多个协调员，但它并不鼓励这种作法。它认为，单一协调员（a single coordinator）比多个协调员更容易识别和确定，也可有效避免因协调职责的分工所造成的推诿与拖沓，尤其在紧急情势下，单一协调员的优势体现得更加明显。

协调员制度是最终文件的一个创见。在监管主体多元化的金融集团监管活动中，容易因监管主体之间的职责分工不清而产生重复监管和监管落空的，因此，促进各监管当局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调统一行动就显得尤为必要。协调员制度是在既有的国际监管安排下实现信息共享的一种辅助制度，通过协调员外部协调和中介的作用，可以一定程度上矫正上述监管主体各自为政的弊病，但协调员制度对协调员的责任感要求较高，如果充任协调员的监管者不尽忠职守或是有意推诿，那么协调员制度便会流于形式，因此，仅靠协调员制度并不能解决监管当局和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的所有问题。

六、金融集团监管国际规则对监管实践的启示

我国仍实行传统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体制，但随着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银、证、保三大金融业务的相互渗透日益频繁和深入，我国的金融集团已初具雏形，其中一些多元化金融集团的跨国经营业已初具规模。[6]与金融集团日渐兴起的趋势相对应，我国目前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思路仍然停留在对单一金融机构的单一业务监管上，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监管滞后和监管落空态势。几年前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支付危机造成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光大集团陷于负债困境，苦不堪言，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7]因此，借鉴国际监管规则，完善我国金融集团监管体制，已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应确定对金融集团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的主监管机构和进行信息协调的协调员。

从我国目前金融集团的发育情况来看，大多以银行资本为主体，且与其它监管机构相比，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经验和监管资源较为丰富，因此目前宜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对金融集团的主要监管责任，并且可由其兼任协调员之职，定期召集央行、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部门的联席会议，互通有无，实现对金融集团的协同监管。

有论者曾建议仿效英、日等国，以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管理全能化金融集团，笔者认为此模式在我国现阶段并不足取，理由有三：第一，此模式虽可改变“分别监管”带来的弊害，实现对金融集团的统一、综合监管，但涉及监管机构的新建和监管体制的变革，实现难度较大；第二，我国目前金融集团的尚处起步阶段，其风险因素尚不显著，没有必要以监管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为代价对其进行金融监管；第三，对金融集团的监管虽有英、日模式，但也存在美国的分离监管模式，二者各擅胜场，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只要借鉴国际监管规则，明确主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再借助协调员的协调与中介，分离监管模式同样也能实现对金融集团的有效监管。

（二）参照联合论坛最终文件资本充足性估算标准，以量化公式定期评测我国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状况。

篇（7）

保险法中因果关系理论所提出的保险标准问题，长期以来观点纷呈，有相当因果关系说、最后条件说、最有力条件说、近因说等，据此得出的因果关系结论各不相同，赔偿与否以及赔偿数额的大小差别迥然，这就要求各国保险立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借鉴和吸收《英国海上保险法》规定的近因原则，几乎成为各国海上保险立法的共同做法。本文旨在探讨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立法中的应用问题。

一、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意义

(一)近因原则的含义

所谓近因(proximatecause)，并非指时间或空间上与损失最接近的原因，而是指造成损失的最直接、最有效、起主导性作用的原因。换言之，近因就是在效果上对损失作用最直接、最有力的独立证据。按照近因标准去判定数个原因中孰为近因的准则，即是近因原则。虽然实践中近因标准涉及的因素很多，无形中给法律应用出了难题，但只要遵循“依近因原则确定近因，近因为近因原则提供标准”这一规律，问题最终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事实上，在数个导致损失的原因中，只有选择最有作用、最有效果的原因作为近因，才是明智之举，这也是由保险这种射幸合同特有的原因力决定的。从原则规定的理论来源到具体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我们只有根据保险实际加以推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准确定位近因，从而廓清保险案件中的“迷雾”，为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创造条件。

依近因原则确定近因，对于海上保险法律实践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海上保险法律实践中，近因原则可以用来分析各种海损原因，最终找出近因，以利于解决海上保险案件的责任和赔付问题。事实上，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因其发生的偶然性和悬殊的对价性特征，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常常取决于不确定的海损事件的发生。换言之，在海上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取得的保险金远远大于其所缴纳的保险费。为维系海上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做到既不滥赔，也不惜赔，海上保险立法必须确立平衡协调的公平归责原则，这一原则就是近因原则。

(二)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意义

近因原则有着其他原则所不具有的优势。近因原则的应用使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判断行为与损失之间关系的标准上基本达成平衡，克服了“条件说”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弊端，并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近因原则在海上保险法中的应用，保险人可以避免承担过滥的保险责任，被保险人也不致无从索赔。在平衡机理的作用下，海上保险赔偿才有可能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因此，在海上保险理赔中，近因原则才能被普遍采用。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不可能是保险标的发生的全部损失，而只能是一定范围内的原因危险，即承保风险造成的承保损失。这一原则已被英美法系的法官和学者渐次引申到整个保险法乃至侵权行为法领域。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保险立法大都将近因原则确定下来，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虽然我国现行《保险法》和《海商法》尚未规定近因原则，但在目前海上保险的法律实践中，即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处理国内保险特别是海上保险的具体事务中，普遍适用这一原则已成定势。之所以会这样，当然是其意义使然。

二、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艰巨性

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艰巨性，体现在近因标准的因素较为复杂，包括被保风险和损害须实际发生；保险标的损失须为防止事态发展所致；须是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新原因的判断须运用一般社会观念。同时，“除外条款不在近因之列”也在观察近因原则应用艰巨性的视野之内。

(一)被保风险和损害须实际发生

为了准确查找损害事实与被保风险之间的近因关系，首先必须判定被保风险是否确实已经发生以及损害是否造成既定事实。由于害怕捕获而放弃航程的损失并非捕获损失；同样，为躲避海上风暴而提前卸货的损失也不是风暴引起的损失。捕获或风暴必须实际发生，才能引起捕获损失或风暴损失，也才有赔付这种损失的先决条件或正当理由。为了根据保险单取得索赔权利，被保风险必须直接作用于保险标的，换言之，货物必须实际受损而不是怀疑受损。就连货物标签损失，亦有合理限制。保险单上有一标签条款规定：“在被保风险引起标签损失的情况下，如果损失已达到保险条款规定的数额，则损失仅限于足以支付重新整理、买新标签、重新标签货物的费用”。这种规定非常必要而且及时。

(二)保险标的损失须为防止事态发展所致

因为损失的近因是被保风险，所以，为防止事态发展而致保险标的损失属于承保范围。在Syming．toov．UnionInsuranceofCanton案中，软木树皮投保火灾险，火灾离树皮较远处发生，为防止火灾蔓延，地方当局命令将一些软木树皮投入海中。法院认为，软木树皮损失属于火灾承保范围，因为用水救火和毁灭财产防止火灾蔓延的近因均是火灾。害怕危险发生，与危险已发生并以十分必要的行动去改变已发生的危险是截然不同的。因后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

(三)须是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

加速损失发生的事件与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也是有区别的，后者才是近因。如果货物因政府命令而被扣留，导致最后捕获，损失的近因是捕获，而不是扣留。如果空袭促使盗窃发生，则货物损失的近因是盗窃而不是空袭。因火灾而导致抢劫行为的发生，玻璃因此被打破，那么损失的近因是不法行为而非火灾。因战争政府命令实施灯火管制以防空袭，一艘轮船关灯行驶导致与另一艘轮船碰撞，损失的近因就是碰撞，而不是空袭。可见，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须直接而有力，而且具有自洽性。

(四)新原因的判断须运用一般社会观念

新原因的介入未必是近因。在大部分案件中，新原因即最后介入的原因常被视为损失的近因。但是，最后原因并非先前原因的必然结果。如在可能涉及触礁、船长走私、遇到恶劣天气等偶然因素时，人们自然会想到，新原因的介入必将重组因果关系链，从而可能阻止最初原因成为近因。虽然有些情形会是这样，但并非全然如此。新介入的原因只有在效果上成为最主要时，才成为近因。如何判断新介入的原因在效果上更显著，首先要运用上述三点去判断，此外还必须运用一般社会观念加以分析。比如，当损失是由被保险人恶意引起时，如船东私谋弃船，则损失近因是有意行为即私谋，而不是该行为的必然结果即弃船。

值得说明，新介入行为或事件必须是意外的，而不是遵守政府命令的结果。一艘油轮受损后，为了防止和减轻海上或港口污染，当地政府可能会命令船舶移走。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确定船舶损失近因的困难，保险人通常在保险单上附加一项条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或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尽到谨慎，本保险单将承保直接由被保风险造成的船舶损失和由政府采取行动所造成的船舶损失。

(五)除外条款

近因原则的适用应当受到除外条款的限制。如果除外条款规定，损害结果除外不保，此时因原则将不适用。另一方面，保险人并不仅仅因为除外不保的事实发生或除外不保的危险是损害事实的原因而受到保护。除外不保条款只有在除外不保风险是损害事件链的无效部分时才能发挥作用。近因原则也不适用于包含有“什么结果”及“由什么引起”的除外条款。在早期英美法系的判例中，法官把近因原则适用于“敌对或战争行动引起的结果”。这样的表述，没有把海上保险单上除外条款(比如捕获除外不保条款)出现的这些表述和战争险条款的表述区别开来。但当今的判例认为，船舶仅仅从事战争行动并不意味着因此发生的一切都是战争行动的结果。

如在Pinkv．Fleming案1)[1890]25Q．B．D．396中，桔子和柠檬虽保了险，但不保部分损失，除非这种损失是“船舶碰撞的结果”。船舶在航行中发生碰撞，不得不进港修理。为了修理，就需把水果暂时卸到驳船上，并进行回装。当船舶到达目的港后，发现水果损失严重，部分由于装卸过驳时所致，部分因为航程耽搁引起。问题是水果所受损失是否是保险单所指的“碰撞”的结果。法官认为，“损失的近因不是碰撞或任何其他海上风险，它是因为货物易腐的特点，由装卸处理及腐烂共同造成的”。

因此，这种损失不能求偿。因此，《英国海上保险法》认为，在船、货保险中的耽搁可以成为损失近因的除外条款，即使这种耽搁由被保风险引起也不能例外。

三、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首善之举

(一)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首善之举是明确立法

笔者认为，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首善之举是明确立法，把近因原则及其适用规定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

众所周知，《英国海上保险法》确立的近因原则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同时还应当看到，近因原则为许多国家海上保险法所采用，已成为保险理赔的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因此，无论是从完善我国海上保险立法出发，抑或是与国际航运与保险实践相接轨的角度考虑，我国都应当在相关立法中确认近因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对近因原则“决定性”、“有效性”的含义解释有过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之嫌，有待于司法实践以判例的形式予以个案化和具体化。眼下需引起高度重视的是，保险立法包括《保险法》、《海上保险法》和《海商法》应将近因原则尽快人法。

近因原则是英美各国海上保险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在保险赔付中的作用非常大。《英国海上保险法》第55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所承保风险为近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承保风险非近因所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该近因原则用语明确肯定，我国在进行保险立法时完全可以以为参考。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判例足以证明采用近因原则判定承保风险与保险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科学合理的。我国应当学习他国先进的立法经验，在我国《海商法》等海上保险立法乃至其他保险立法中规定近因原则及其适用的条款。

(二)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近因原则的例证

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4月28日公布的《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在该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有观点认为，既然赋予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协商的机会，那么，协商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就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除非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与保险事故之间有因果关系。此种观点没有也不应被接受。虽然《海商法》规定，在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条款后，保险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者要求修改承保条件、增加保险费，但根据保证必须严格遵守、违反保证之日起保险人解除保险赔偿责任的性质考虑，在协商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与保证条款的重要性相悖。因为从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条款之日，保险合同的基础已经动摇，除非保险人主动放弃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的效力应处于待定状态。因此，在司法解释中就应明确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保证条款通知后，就修改承保条件、增加保险费等事项与被保险人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时，保险合同于违反保证条款之日解除。如此规定，可以避免被保险人滥用协商的权利，也与保证条款的重要性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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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 

 

2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①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监管主体混乱的问题，理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②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 

(2)树立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的双重金融监管目标。随着我国加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业同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优势，维护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将不再是监管的单一目标，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成为新形势下对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和资源的占用成为实行高效监管的新观念。

(3)利用网络，践行金融电子化监管。实施金融电子化监管对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提高金融监管质量，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监管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能力，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监管。③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利用金融电子化监管系统使监管过程的大部分工作实现自动化，从而可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提高监管的效益，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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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1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5-0081-04

一、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的必要性

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是金融监管机关在金融监管法规定的裁量范围内合理地选择法律结果的权力。它是一种较为灵活的权力,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因此,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进行法律控制是规范金融监管行为的需要。

1.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是保证金融监管目标得以实现的条件

金融监管有着明确的目标。《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虽然此规定只涉及银行业的监管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整个金融业的监管目标,即促进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因此,这就要求金融监管机关树立适度监管的理念,从传统的以行政管理为依托的监管向依据适度监管原则确立的现代金融监管转变。适度监管要求金融监管机关应当遵循金融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监管行为不能干涉金融活动各方当事人的权利,要通过制度和规则使金融活动各方当事人积极、合法参与,让金融业获得良性的发展。这无疑有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从实质意义上看,适度监管避免了监管的专横与金融监管自由裁量的丧失。因为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制等于取消自由裁量,而没有限制则易形成监管专横。因此,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必须是适当的。总之,规范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有效地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实现监管目标,正确发挥监管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2.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是实现依法监管的关键

依法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必须依据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金融监管机关地位的确立和监管权力的取得源于法律。金融监管法需要对金融监管机关的地位和职责权限作出明确规定,在法律中赋予金融监管机关以支配性的地位和权力主体资格,确保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行为具有正当和合理的双重根据,充分维护和保障金融监管的权威。第二,金融监管机关应依法行使监管权。金融监管机关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其金融监管行为不仅要符合金融监管实体法的规定,而且要符合金融监管程序法的规定,不得逾越权限,损害监管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第三,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权行使应受到法律限制。迈内克指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不受限制的权力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1]。为了防止金融监管机关或越权行为的可能性,必须使其监管权的行使受到相应制约和监督。依法监管是金融监管的核心,直接关系着金融监管的水平和力度。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主要发生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因此,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进行规范和制约,使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仅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符合立法的精神和意图,这是实现依法监管的关键。

二、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的反思

从我国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运行现状来看,无论是在金融监管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上,都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的控制。究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在制度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金融监管法规中缺少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控制法律原则的规定。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金融监管制度的长期影响,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缺少个人本位理念的文化积淀和对相对人权利的充分尊重,表现为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制度体系中缺少基本的、公理性的法律原则。众所周知,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一,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取向;其二,使法律规则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协同一致性,同时,还是后继立法的出发点;其三,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其四,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其五,能把国家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法定的和合理的范围内。[2]反观西方国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已十分发达,并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和德国的比例原则。

第二,在金融监管机关内部缺乏规定裁量基准规则。由于金融监管活动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复杂性等因素,立法机关赋予金融监管机关较为广泛的监管自由裁量权,而金融监管机关有大量的监管实践经验,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明确的标准,这样,金融监管机关为了执行金融监管法规中的规定而制定规则都可能对其拥有的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进行限制,因此,“为了对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限制,应当鼓励行政机关通过连续的行政立法,将行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性和智慧规则化”[3]。裁量基准的建立在科层制管理下有利于抑制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恣意和专横,保证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一致性、可预测性;有利于加强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层级监督,制约其腐败。但是,目前各级金融监管机关均没有建立此类规则,金融监管执法的统一性和公平性得不到保证,也使对金融监管机关内部的监管执法权的监督成为空中楼阁。

第三,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制度的缺失。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张,客观上提出了加强对监管权的制约,防止其滥用的要求,但是,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难以对滥用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进行预防性控制,人们开始在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过程中寻找法律控制的基点,这个基点就是理性的金融监管程序制度。因此,“现代行政法强化了程序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控制行政自由裁量”[4]186。而在所有的金融监管程序制度中,对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起着核心作用的程序制度就是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制度,该制度要求金融监管机关在作出影响监管相对人权益的监管行为时,除金融监管法规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告知监管相对人监管决定的内容,并说明事实根据、法律依据以及行使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时所考虑到的相关因素等。从当代金融监管法的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监管机关必须对监管行为尤其是监管自由裁量行为说明理由渐成一般原则,特别是当金融监管机关作出不利于监管相对人的监管决定或对一般原则作出例外规定时尤为显得重要。而遗憾的是,在我国金融监管程序制度中,并未明示这一制度。

第四,金融监管的事后救济制度缺乏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实际控制。金融监管复议制度与司法审查制度相比较,在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方面有其自身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金融监管复议程序具有简易、迅速的特点,可以避免将监管争议诉诸法院,启动费时、费力和不经济的司法程序,同时可以减轻法院的案件负担,达到救济目的,充分体现了公正和效率的统一;二是金融监管复议机关作为上一级金融监管机关,具有监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知识,且熟悉金融监管立法的目的、监管规则、大量的有关监管纠纷处理的先例以及裁量的基准、政策和着眼点,能有效地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予以纠正和补救;三是有利于金融监管机关加强自我控制,通过金融监管复议可以使金融监管机关再一次审视监管行为的合理性,可以保证监管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和公平性。为了解决金融监管纠纷,减少法院的案件负担,世界许多国家在存在大量裁量行为的金融监管领域设立复议前置制度。但我国至今没有建立金融监管复议制度,不利于金融监管良好秩序的建立。此外,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面临诸多的障碍:一是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使司法部门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实际上很少能奏效。从专业的角度看,金融监管需要具备金融监管和法律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要求法官都掌握,确实是苛求;二是法院对司法自由裁量取代监管自由裁量的做法一直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三是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面对巨额的诉讼费用和严格的诉讼程序,当金融监管裁量行为涉及到的利益是“小额”时,当事人一般不愿诉诸法院。

三、完善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的构想

针对我国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在制度上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完善:

1.在金融监管立法上移植西方国家的一些控制原则

虽然金融监管法规中规定了大量的、广泛的针对相对人的监管自由裁量权,但在总则中并未揭示这些权力的运行和控制原则。要真正实行依法治理金融监管,有必要在金融监管立法上移植西方国家经多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控权原则,如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和德国的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是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比例原则要求作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结果)的手段的措施,必须具有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虽然英国和德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法治环境等方面与我国存在诸多差异,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法律的全球化要求必须建立稳定的、可预期的、透明的法律制度包括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以扫清法律原则移植的障碍。

2.在金融监管机关内部建立裁量基准规则

由于金融监管机关有大量的监管实践经验,金融监管机关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更明确的裁量标准。经过层层的细化和明确,裁量标准有可能涵盖金融监管实践中的大多数事实情形和法律后果,进而对金融监管执法中的监管裁量行为进行实质性的层级控制,避免监管决定考虑不相关因素,不考虑相关因素和相同情形不同对待,不同的情形相同对待等问题,确保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同时为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和司法审查提供参照并进行自我约束。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裁量基准规则不应设定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一般不具有直接的外部法律效果。但在德国法中,一般认为这种内部行政规则具有间接的外部法律效果,无正当理由,行政机关偏离稳定的、为行政规则确立的行政惯例,构成违反平等原则,相对人可据此提出行政诉讼。[5]另外一种可行的做法是,金融监管机关在实践中发现并制作、公布一些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典型案例来指导和规范监管裁量行为。

3.建立以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为核心的理性金融监管程序制度

程序理性亦即程序的合理性。它不仅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仍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而且主要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该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因此,可以认为,程序理性是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就行政程序而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是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机制(包括程序原则和程序制度)限制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保证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理性化。[6]金融监管程序对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是通过一系列的公正、理性的程序制度实现的。这些制度包括监管听证制度、监管回避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监管告知制度和监管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起着核心作用的是金融监管行为说明理由制度中的说明合理性理由制度。金融监管裁量决定的运作过程是一系列的理性推论过程,理性的决定者在作出决定前必须仔细考量一系列的事实和法律因素,根据理性的原则和规则对行为进行理性的选择,这个考量的、选择的过程和这一系列的因素构成了金融监管行为的正当性理由的内容,形诸于外,则构成了金融监管决定的重要部分。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的作用主要在于促使金融监管机关在作出监管行为时,能就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认真考虑,慎重做出决定,以避免草率。在西方国家,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程序理性观念,金融监管裁量行为如果未说明理由或说明理由错误被视为无效的或可撤销的监管行为。因此,我国必须建立以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为核心的理性金融监管程序制度。

4.建立金融监管复议制度

无救济即无权利。金融监管复议制度对于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运行的监督意义在于它是金融监管机关内部的一种层级监督机制,是一种内部纠错机制。在构建我国金融监管复议制度时,必须做到:第一,金融监管复议应由政府比较超脱的部门来承担,这样可以保证公正、合理地处理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实现公平保护,节约社会资源;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金融监管咨询事务所在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中的作用,改变金融监管相对人在信息和保护等方面的弱势地位。第三,对金融监管复议的资格和条件作出合理的规定,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相对人的救济权利的实现,避免大量的金融监管裁量行为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从根本上解决金融监管纠纷。

5.创新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始终处于要求加强合理性控制和要求“监管自治”的一对矛盾和悖论之中。因此,人们试图在这一对矛盾中寻找两者的契合。大家普遍认识到:司法审查的目标是制约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而不是代行监管自由裁量权,应从监管和司法各自的职能出发来找寻司法审查的目标和标准,“司法审查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因为法院可以代替行政机关做最理想的事,而是因为法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4]256。一方面,对于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的着力点在于通过案件审理,明确滥用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和“显失公正”的司法审查标准,给金融监管机关以外部强制和压力,迫使金融监管机关进一步细化裁量标准,完善监管裁量行为的运行程序,改进对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保证金融监管裁量结果的合法性、统一性和公平性,促使大量的金融监管裁量纠纷在金融监管机关内部得以公正解决。另一方面,由于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对大量、复杂的金融监管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因此,应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的经验,在行政法领域引进判例法制度的做法。判例法具有具体性、可比较性和可区别性的特点,可以增强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司法审查的准确性、一致性和效率,同时可以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46-347.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2-74.

[3]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J].中外法学,2002(1):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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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文明”是依托信息技术驱动，在继承传统金融优势的基础上，能够更好适应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发展的金融文明。新金融文明背景下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在保护好金融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天地？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新金融文明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一）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范畴

传统金融文明背景下，监管机构只需要对实体银行进行监管。

新金融文明要求监管从“实体扩展到虚拟”，既要重视传统领域的监管，还要强化虚拟范畴的监管;从单纯监管商业银行向监管多种主体转变。从理论上讲，新金融文明拥有无尽的参与主体。从现实来看，新金融文明业务的参与主体既有传统商业银行，也有互联网企业，还有其他诸如保险公司、小额信贷公司等。新金融文明实现了金融的多主体发展，也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二）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方法

互联网技术是新金融文明的技术支持。要实现新金融文明背景下的金融有效监督，就需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比如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判断可能的风险状况。同时，为了提高监管效率，还可以结合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当然，在金融监管中，传统的一些有益经验依然可以使用。要将传统监管经验与互联网监管技术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监管效果。

（三）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责任

新金融文明在带来金融便利的同时，由于进入相对便利、要求不严等原因，也存在诸多的安全隐患。比如P2P“跑路”事件就严重挫伤了新金融文明的推进。同时，新金融文明开放的特征，吸引了广大用户尤其是中低收入用户，一旦发生风险将会引发极大的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新金融文明背景下，监管责任更大。新金融文明的发展现实，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必须要结合现代金融文明发展实际，在监管方面不断探索、创新，适应新金融文明的需要。

（四）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思维

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偏重于“监管”，将“监管”作为主业，工作重心是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做的范围与容忍程度”等。新金融文明则要根据市场需求状况，不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产品创新性强、市场环境变动大，单纯的界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做的范围”将会束缚新金融文明的发展。比如“余额宝”诞生后央行等监管部门的表态，就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这就要求监管部门需要在重视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做好指导服务工作。

二、新金融文明背景下金融监管原则

（一）适度监管

新金融文明的特征需要金融适度监管，但是不能过度监管。比如针对“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的监管措施，就被多数民众认为过度监管。如果对互联网金融予以过度监管，将会直接影响互联网金融创新，制约互联网金融发展活力，最终影响我国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混业监管

新金融文明融合了多种金融业务形态，本质属于混业经营。针对新金融文明这一特征，在监管中，就必须要坚持混业监管原则，而不能再采用传统的分业监管思维。从我国金融监管发展来看，分业监管的弊端不断凸显，分业监管的优势则不断减弱。针对当前新金融文明发展的需要，要坚持混业监管的原则。

（三）民主性原则

平等与开放是新金融文明的本质属性。传统金融监管更多的是一种“威权监管”，“权力”或“权威”是实现监管目标的保障。但是在新金融文明背景下，再依靠“威权监管”则容易引起反弹。前面反复提及的“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监管就是一个例子。新金融文明背景下，要求金融监管更具有民主性和平等性。

三、新金融背景下金融监管实现路径

（一）明确适度监管的基本原则

适度监管应该至少包括如下内涵：一是互联网金融必须无条件接受监管，不能脱离金融监管，不能放任自由。无论是从国家金融安全还是维护相关参与者的利益，以及从国家宏观政策制定等方面来看，都需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二是金融监管要秉持审慎态度，尤其是对创新产品不能盲目的套用传统监管模式和思路。要根据产品的发展情况，科学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实现鼓励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目标的有机结合。三是在金融监管中，要从现代金融发展的大局出发、要从改善金融服务质量的角度出发，避免运用监管维护特定部门或机构的利益。

（二）探索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

从某种角度而言，无论是我国还是国际范围，部分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发展缺乏合规性和合法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构建“安全港制度”。“安全港制度”的目的是：厘清新金融文明背景下各类活动（包括产品创新、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非法性标准。凡是列为非法范畴的活动，一律不得进行。“安全港制度”也可以理解为“负面清单”制度。

（三）推动监管机构协调整合

推动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整合是新金融文明监管的必然趋势。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短时期内将“一行三会”合并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可行性。为了适应新金融文明监管的需要，可以通过定期协调制度、集中办公制度等措施，强化各个监管部门的相互协调，确保信息交流，以实现监管力量的整合。在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可以结合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设置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或考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金融监管风险理事会，统一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责。

（四）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监管

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监管。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强化互联网技术的硬件与软件建设。在硬件方面，主要包括网络、信息设备等。在软件方面，则涵盖了人才、互联网技术运用意识与理念等。要结合当前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智能社会”、“物联网”等战略，不断提升互联网金融监管软硬件实力。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善于“借力”。互联网金融企业目前已经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储备了相应的技术，一些互联网企业巨头（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则依托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等，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资源。金融监管部门要强化与这些企业的业务联系，以提高监管效率。

总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催生了新金融文明。新金融文明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金融监管模式、思维和方法难以适应新金融文明的需要。为了更好的推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促进新金融文明的健康发展，需要相关部门在金融监管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