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要素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增长要素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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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7.02.017

1 经济增长的相对性

“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概念，对经济增长的测度即可说明这种相对性：对同一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形的跨时期比较，同一时期的跨区域比较；对不同经济体的同时期比较。因此，孤立的谈论经济增长缺乏意义。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既包括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包括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收入增长率可以理解为改变初始收入水平的强度。这里的收入包括国家收入（总量GDP）和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两个层面，同样也存在两种类型的不平等：国家间收入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近百年来，上述两种不平等性趋于强化。长期依赖基础资源出口的国家，深受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所累，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扩大，而从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新生的经济体，包括印度、中国等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则濒临警戒线，基尼系数已偏离国际公认的安全范畴。

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走向“负增长”。这里的“负”并不是经济数据的走低，而是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发展的负面约束，也包括其对发展初衷的违背。实际上，“国富民弱”的增长模式以伤害普通个体利益为代价，其所实现的国家繁荣不可持续。占据较大人口份额且消费倾向显著的低收入群w消费能力缺失，其对于依赖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而言将产生极大的负面激励。经济增长本质上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的归属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带来的两种差距，在现实中存在，在逻辑上成立，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历程，这种不平等性是对伪经济增长的讥讽。

2 经济增长的要素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2.1 实物资本

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许多关于经济增长动因分析的实证研究中，资本都被赋予较为显著的份额，包括Solow模型、Ramesy 模型等。这些模型的构建为理解和认知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便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学家的主观认知中存在如下演变过程：大卫・李嘉图以及托马斯・马尔萨斯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在生产的要素中，比之于资本，其实更为青睐于土地这种要素。而伴随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实世界中资本作用的扩张在经济学家的主观印象中开始日益强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认知开始深入人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曾经说过：“经济发展事实上就是资本的快速积累。”持相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罗斯特。

“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这样的认知从发达地区开始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许多期待实现繁荣的地区开始采用资本取向的政策。尽管现实世界中，通过盲目实现资本扩张达到经济增长的企图最终证明都是低效的，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实并无法否定，只是今天的经济学家，或者政策制定者都更为强调资本与其他要素的结合。

2.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同属于要素积累，拥有资本属性，即实现资本增值的能力。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分析模型中存在较多的未知因素时，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模型都使得原本模糊或者困惑的问题得到清晰的说明。人力资本不同于实物资本的一个显著方面是其具有外部性，而且是一种正的外部性。关于创新激励的文献中，将这种外部性称为溢出效应。通过进行更为高端的教育行为，个体素质的提高推动了自我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在个体层面的积累开始增加。人力资本通过向邻近个体传递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包括对技术、技巧以及认知世界途径的更好理解等。这种正的外部性，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也提升了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因此，人力资本增长率的下降将在逻辑上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2.3 人口

人口规模决定了消费需求以及生产能力的基数，人口增长率则决定了人口规模的未来特征。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人口结构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特征。实际上，人口规模一方面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经济增长成效在面对个体时被弱化，这种悖论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人口的负面作用，诸如人口的资本稀释作用，将使得我们在面对人口问题时需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如今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加拿大这样的寒冷国度，人口开始负增长。我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规模在可以控制的速度范围内变动。在较为落后的印度，人口增长依旧可用“泛滥”二字形容。人口规模在为经济增长贡献基础要素的同时，创造了这个印度长期的贫穷。因此，人口数量及质量决定了有效劳动的供给水平，人口规模则是需求市场的决定因素。如同创新的扩散一样，人口在特定社会中的变迁，我们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扩散过程，人口的增长同样遵循一个S形的过程，人口增长的速率在达到峰值之前，将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在峰值之后，开始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并最终走向零增长的过程，以趋于稳定的状态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

2.4 技术进步与生产率

技术的本质来源于技术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既定的实物资本以及人力资本量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出。通过研发活动，改变旧有的技术模式，即所谓的技术创造。有计划地投入必要的资源实现技术创造的成功。作为一种创新，新技术同样会遵循一个典型的扩散过程：自一种新的技术被研发出来开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经由特定的渠道，从某个企业、某种产业开始向更多的企业以及其他产业扩散、渗透，从技术研发地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这个过程即是技术转移，然而技术转移的障碍没有弱化的趋势。技术进步之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确的是需要采用的是适用技术而不是技术残留物。技术进步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培养完整的科研队伍，尊重科学和人才，并为各种研发活动提供便利，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所谓的“技术跨越”。

生产率是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有效性，并由要素积累及其转化效率两个方面共同决定。要素积累决定了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数量，而生产率则描述了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情形。强化要素的积累过程，并提升生产率有利于实现更多的产出。这两种选择的侧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增长模式选择的差异。盲目依赖要素积累的发展方式并不符合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最优积累规模的解决或许对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可以给出一个说明。

2.5 开放与竞争机制

19世纪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由当时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致。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与友邦进行丝绸、瓷器等贸易的记载非常之多，这是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实现国家繁荣的例子。实行开放政策，走出封闭经济的困惑，实现要素的国际流动，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有效以及更稳定的环境。自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历经32年，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日益深入人心。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如何才能从低附加值产品的输出国转变为技术转让国，扩大国内需求，提升13亿人口尤其是7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或许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应继续沿袭一条低端的开放道路。开放经济比之于封闭经济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无论对于国家改善国际形象或者对于追求国家收入，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开放经济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开放过程中会出现环境问题、国家问题。当然，开放将是相对的，而且开放经济对国家内部个体收入的改善可能较为微弱。

3 政府角色：适度干预

济学研究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看得见的手”以及“看不见的手”这两者作用的表达以及争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克服这些市场失灵的低效对经济的伤害。政府通过实施各种经济发展政策、贸易政策、教育政策、薪酬政策、产业政策等构筑了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并灵活地对因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公共品、垄断等低效形态进行干预，实现最优的市场绩效。与此同时，政府对因市场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进行干预，缩小国际内部区域以及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差异，缓和社会矛盾，营造经济发展的稳定氛围。因而，政府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之中，却通过提高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干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因而，经济增长的不同轨迹是对政府作用的极好证明。

尽管如此，并不能盲目地相信政府。如同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在《经济学》中所揭示的那样，政府由于竞选、寻租或者其他原因会出现无效的状态，即所谓的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忽视，更不能盲目依赖。最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如果经济增长是由政府推动而不是由市场自发实现，这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或许是一种悲剧，至少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这样。改革的阵痛其实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这是因为这种痛苦的过程如果持续的时间太久，可能会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原本向好的经济增长趋势可能会被逆转。这其实是政府在短期抑制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决策问题，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以及时滞性等问题，我们在思考或许政府采取这些政策的初衷可能无法在其有效任期之内完成，因而这种存在负面作用的政策，尽管将会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其被采用、被实施以及真正的发挥作用，可以料想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4 结论及反思

经济增长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的同时，也有可能为改良经济增长中个体收入差异以及提高个体的福利水平或者称之为幸福感等问题的解决制造麻烦。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而真正的目标应当是实现经济发展。盲目追求“数字”或者“增长率式”的增长诉求应当被拒绝。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周期，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占领国际贸易市场。，这些不利因素均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出口需求显著缩水。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出口”面临悲观预期的情形之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成为必然趋势。

我国的经济结构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问题：产业结构、地区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二三一”格局为主，产业高度化不够，致使我国经济的知识化和服务化特征不明显。地区结构以“东中西”收入差距扩大为典型特征，甚至有“东部崛起，西部发展，中部塌陷”之说，三个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无法发挥联动效应，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需求结构是指我国过于依赖出口，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个问题更趋严峻。

因而扩大内需，实现需求结构的优化非常必要。

悲观地讲，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收入差异、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经济结构低效，甚至“幸福指数下降”都是由其所致。乐观地讲，经济增长本身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由经济增长而来，通过对其的解决即超越了经济增长自身，而实现“经济发展”这一更有效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 经济研究，2009（1）：44-47.

[2] 林毅夫，刘明兴.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3-14.

[3] 易纲，樊纲，李岩.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 经济研究，2003（8）：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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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进行分析能够了解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经济呈现着各国独立发展的状态。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前，区域贸易出现在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各个贸易区之间并没有联系，一直到航海技术以及科技革命后，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体现。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跨国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更加紧密，推动了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数量增加和规模增大使得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量也不断增加。笔者经过分析发现，随着跨国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直接投资波动幅度明显加快。受到投资本身特性的影响，以及其波动与跨国公司数量的关系密切，所以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活跃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整体的趋势进行分析能够发现，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比国际贸易要快，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现阶段，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提升，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可以说，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吸引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就目前的发展形式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国际直接投资，已经完成了国际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转变。这使得对世界经济增长受到要素流动影响进行重新的分析更加重要。

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观的应用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为经济体的想差异性和真实收入随时间增加而增加的原因。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广大经济研究学者探讨的重点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机理会随着世界经济运行特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所以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都成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动力则来自于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工人由于分工的不同，进行专业化的操作也有所不同。通过工人的反复操作，提升了物品的产量。在不同的工艺制造中，进行有效的劳动分工，能够使得劳动生产力得到成倍的增长。同理，在不同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尽相同，使得国际分工产生。不同的国家专门进行某一种专长的业务操作，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生产率，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索洛和斯旺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的。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的是价格机制。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指出，资本与劳动可以互相替代、规模报酬不变以及技术的进步是外生的。结合道格拉斯函数能够得出：第一，经济最终总会趋向均衡增长。第二，短期的经济增长受到储蓄率变动的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由技术的发展情况所决定。第三，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可能会存在趋同。在内生增长理论中，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都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该理论中假设了人力的投资、资本积累知识外溢会影响技术的进步，对其产生推动的作用。所以，能够实现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相比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要素有了更多的要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要素的量变，还要求着要素的质变。

三、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分析

(一)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分析

人均实际产出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就是经济增长。在目前跨国公司的数量以及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为：要素流动有效提升了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在实际的生产中，有多种的要素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了生产过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包含着技术、资金、管理等等要素，可以统称为资本K。所以，要素流动的过程可以由资本流动的过程进行直接的体现。为了分析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可以进行如下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只包含着资本K以及劳动力(可以用字母L进行代替)。这就意味着，资本K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就是要素的流动。对于资本K的流入国来说，新流入的资本结合学习效应，能够完成对L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资本K与新的L相结合，在保证了原有生产效率的基础上，由于科技含量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原有的边际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对于资本K的流出国来说，剩余K的边际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使得L逐渐转移到资本部门，有利于新的资本K的生成。由此能够得出，要素流动对于两个国家的要素边际生产效率都有所提升。可以说，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就是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

(二)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中观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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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领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财政分权、外贸政策、政府支出等；二是用生产函数研究教育、固定资产投资、电力消费、基础设施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从全局的角度对这些研究进行总结分析。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用传统的生产函数研究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但是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其他要素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能源、电力消耗、基础设施、外商投资、信息化、教育投入等,表面上看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得出了显著的结果，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弹性都比较大，统计检验都比较显著,也符合经济学的原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如果以上这十多个要素都有如此功效,那我们就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投入成本最小的那个要素,加大投入,那我国的经济就应该有显著的增长,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主要问题如下：

1.可能的解释。也许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持局部正确总体也正确的结论，那就是投入要素之间本身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和多重共线性问题，一般不可能其中某个要素单独增长，而其他要素维持不变，但这种解释不具有说服力，即使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投入要素中个别要素仍然是有可能很快增长，显然不能仅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这个要素的增长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2.伪回归问题。可以设想要素投入和经济增长一样，本身存在着增长的趋势，虽然经济理论可以解释，但时间序列中，在变量为非平稳时间序列时，存在着伪回归问题，需要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而目前的研究由于数据的局限，很少有学者这样做，导致伪回归。

3.要素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投入要素之间存在着以下几种关系，一种是相关关系；第二种情况是解释变量是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OLS直接进行估计，得到最优无偏估计量，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情况也不多见，一般我们认为劳动力投入是外生的，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因；第三种情况是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存在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它们与随机误差项不独立，会存在联立性偏误、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等问题。

4.数据问题。利用生产函数进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最有争议和误差最大的是关于资本的数据来源问题，有的学者用基本建设投资加上更新改造投资代替；有的学者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替；有的学者估算出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有的学者利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存量作为替代变量进行计算；有的学者利用折旧额进行计算；目前得到较多学者认可的是用资本的存量进行计算，但由于我国并没有相关数据，所以一些学者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估算，不同的估算方法导致结果差异较大。

5.基本假设问题。生产函数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用SOLOW余值法进行技术进步的测定，基本假设就是规模报酬不变，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这样的情况很难同时存在。

二、政策建议

1.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切实际的根本原因是不能用全局眼光来研究问题。分析除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以外的诸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多的应该将这些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视为相关关系，而不能简单地视为因果关系，哪怕经济理论和计量分析支持这种说法。因为此时哪怕模型再好，统计检验再显著都没有任何意义。

2.用传统的生产函数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力、广义的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意义的，不过，要考虑好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数据处理问题、经济计量方法问题，不能简单地用OLS进行回归。

3.投入要素的重新分类。先看一下丁伯根生产函数模型：Y=A0ertKαLβ (1）

Y表示产出，K、L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投入量，A0是常数，表示综合技术进步水平，α、β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产出弹性之和是函数齐次性的阶α+β，从而根据α+β＞1、=1、＜1可确定生产函数规模报酬分别是递增、不变、递减。

从本质上讲，导致经济增长的要素可分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劳动力资源，其中有形资源可用资本代替，无形资源包括知识、技术进步、制度、管理、信息资源等要素，人力资源是劳动者数量和质量的综合反映。

无形资源中，知识包括科学和技术，科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潜在的和间接的，技术是直接的，在生产函数中可通过系数r表示技术进步率，至于制度、管理因素，一般难以量化，可通过生产函数的系数A0反映，这样，信息资源可单独作一个要素，即将生产函数变形为公式（2），其中I表示信息资源。

Y=A0ertKαLβIy （2）

当然，研究中同样要处理好数据问题、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经济计量方法问题，可通过工具变量法或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此外，如果能找到技术进步、知识等数据或其替代变量，也可以对生产函数进行某种修改后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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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经济增长情况在研究分析阶段，需要选择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进行，要素投入能够帮助工作人员明确林业管理的重点内容。经济增长状况分析离不开数据收集与处理，下面文章将针对工作各流程的技术要点展开探讨，帮助选择有效的分析方法。

1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1.1数据收集和处理。

分析林业经济增长情况时，现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数据整理分析来得到准确的结果。要素投入方法对经济情况分析能够起到促进作用，但在应用过程中，仍然需要完善的数据采集分析系统，将收集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此来提升结果的可靠性。林业作为宝贵的自然资源，净化环境的同时，还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对经济效益的分析要考虑全面因素，因此数据分析也比较复杂，需要将收集到的信息与额定指标做出比较，再结合投入自己数额来分析，方便判断经营管理期间是否出现亏损现象。林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与经济增长指标存在必然联系。数据收集工作需要由基层员工完成，在任务开展阶段，要组织基层工作人员学习任务流程，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来完成任务，确保数据来源可靠，分析任务才能够高效进行。

1.2林业总产值增长情况。

黑龙江地区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在对产值进行计算时也发现正在呈逐年上涨趋势。林业发展虽然属于环保公益类项目，但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总产值上涨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也会逐渐增高。林业产值受环境因素影响严重，同时也与管理情况存在必然连续，加强管理并采用科学的虫害预防方法，能够增大树木的生长效率，死亡数量也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长期以来，林业经济过于依赖国民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正在向独立发展方向转型，需要一段过渡时间。

1.3林业要素投入情况

1.3.1劳动力数量变化。

要素投入需要明确管理任务中的要点内容，并结合林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使管理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初期林业工程建设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但随着林业逐渐发展进步，管理技术也有所进步，广泛应用信息设备，减少数据传递阶段的误差。人力资源的使用量逐渐焦减少，这与要素投入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还存在林业单位大量辞退工人，采用买断的方式减少劳动力数量的方法。

1.3.2资本数量和结构变化。

为提升经济增长速率，林业管理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洪涝灾害对林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林业经济损失会影响到国民经济，为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经济管理在主要体系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工作开展流程的创新。引入资本理念后，虽然在经济体系上仍然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并不会发生严重的连带影响。林业工程建设也可以分阶段进行，制定科学的目前，这样各个阶段所完成的工作任务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作用，这也是要素投入带来的积极促进作用。

1.3.3造林面积变化。

林业发展需要植树造林，确保林业种植的数量，这样才能够形成森林系统，管理任务开展所面对的主体也更加明确。将要素投入方式应用在林业数据采集分析中，能够帮助管理人员确定造林面积，最大程度的发挥森林对生态环境乃至经济体系的促进作用。开展要素投入后，植树造林的面积发生了很大变化。荒废的土地也得到了重新利用，这种造林面积变化具有很大的优势。

2模型估计与分析

林业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情况的分析会产生大量数据，数据整理与保存也成为了难题。通过建设完善的施工制度体系。借助计算机设备对数据进行分析，更加简单高效，将数据输入到其中后，可以建立出统一的模型，与额定的参数进行对比分析，判断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趋势，是否存在严重的下滑情况。如果发现经济收益下滑，也要对引发的原因进行分析，避免类此问题再次发生在林区中。数据分析也需要公式的参与，这些公式都是固定的，不需要工作人员临时更改，分析处理所用时间有明显的减少。要素投入有明确的针对对象，因此能够帮助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建立模型概况，再逐渐对其内容进行完善，实现对数据进行分析的目标。其结果可以作为林业发展情况判断的依据，应用在经济增长情况分析上也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较低的A值还存在另外一种合理解释:即林业是一个正外部性较强的产业，林业要素投入中以国家为主的部分大多用于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入多转化为林业生态效益和资源储备，并没有计入林业经济产值核算。国家林业投资所占比重的参数估计值β4=0.837，说明国家投资占全部林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这一指标是弱显著性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虽然林业具有正外部性，增加公共投资能够促进林业发展；由于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多用来进行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研究结果说明林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具有特殊性，需要实行国家投资为主的形式。

3对策与建议

在对林业发展状况以及经济收益进行研究时，可以将日常维护中遇到的问题引入其中，促进森林资源生产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经济收益增长与森林资源的产值具有很大联系，因此要协调好成本投入与资金收回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在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应当加强林业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林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还需要大力提高；林业投入要素有相当部分转化为生态资产，发挥了公益作用，从而没有计入经济效益，造成了林业产出被低估的现象；国家投资对林业的支撑十分重要，应不断加强。结合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下几个方面努力。

3.1增加对林业的资本投入。继续坚持生态林业的建设方针，进一步增加国家财政对林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开拓林业投融资渠道，对社会资金进入林业给予政策优惠，积极引导金融资本参与林业发展，提高林业投资的整体水平。

3.2要提高林业系统工作人员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充分保障基层林业工作人员的各项权益，免除基层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加强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林区的工作环境，丰富林区的精神文化生活，招贤纳士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致力于林业建设的工作。

3.3继续扩大造林面积，做好森林生态价值核算。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积极借鉴林业发达国家的评价制度，评估我国林业的生态价值。建立合理的换算体系，将造林的生态收益转换成经济收益，更全面的反应林业的产出。

4结论

加强林业领域的科研投入，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财政对农林院校和林业科研机构的资助力度，建立林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机制，强化基层林业科技工作站和推广站的建设，提高林业经营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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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宁市工业经济现状

（一）工业经济发展迅速，轻重工业结构不断优化

1．工业经济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地区相比更有差距。从下表可看出，2005年至2009年南宁市工业发展迅速，2009年工业总产值比2005年增加了684．84亿元，增长了2．4倍，2008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达到1050．6亿元。五年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64倍，工业增加值增长了2．4倍。工业总产值增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和工业增加值增速都超过同期的GDP增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工业“短腿”不断拉长，成为经济增大的一大推动力（见表1）。

但是与发达城市相比，南宁市工业与其还有很大差距。2007年，南宁市工业总产值为1069．01亿元，全国省会城市排位20位。而同期广州市的工业总产值为7109．18亿元，为南宁的6．65倍，长沙市的工业总产值为2190．25亿元，为南宁的2．05倍，武汉市的工业总产值为3141．50亿元，为南宁的2．94倍，杭州市的工业总产值为4103．89亿元，为南宁的3．84倍。

2．轻重工业比例不断优化。改革开放后，轻重工业比例不断优化，从下表可看出，改革开放后1990年到1995年轻重工业比重变化最大，轻工业的比重由69．64％下降到58．29％，重工业比重由30．36％上升到41．71％，浮动了11．35个百分点。2004年至2005年轻重工业的变化幅度也比较大，轻工业由56．36％下降到51．16％，重工业由43．64％上升到48．84％，浮动了5．2个百分点。

从总体上看，轻工业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趋势，重工业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下面的曲线图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变化（见表2）。

（二）大中型企业不断涌现，企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有所提高

1．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工业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南宁市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2006年南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743家，2010年已达到1303家，增长了75．37％。2006年南宁市拥有大中型企业只有67家，2009年已经增长到103家，增长速度相当快。南宁市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增长速度也非常快，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逐年上升，2006年南宁市拥有亿元以上工业企业105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13％，2010年南宁市拥有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已达299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95％，5年间，南宁市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增长了184．76％，所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上升了8．82个百分比（见表3）。

近年来，南宁市的重点产业实力不断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2008年南宁市农产品加工、机械与装备制造、铝加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制药、化工、建材、造纸与纸制品等8个重点产业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7．48％。亿元企业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极，2008年，193家亿元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611．53亿元，增长28．2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71．4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3．16％，拉动全市工业增长20．1个百分点。

2．企业的经济效益水平总体有所提高。

2009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45．53亿元，同比增长16．11％；实现利润33．99亿元，增长14．29％；实现利税总额89．7亿元，增长19．67％，其中税金55．71亿元，增长21．51％。全员劳动生产率195128元/人，增长1．62％，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92．76％，比上年提高0．95个百分点。

（三）工业技术进步加快，特色经济逐步形成2000年以后，南宁市对工业发展做出了一些调整，对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逐年加大。2008年，南宁市累计完成工业投资162．66亿元，工业投资中，技术改造完成124．57亿元，占76．58％，全市制造业完成技术改造投资115．56亿元，占全部技术改造投资81．12％。2008年，南宁市整个铝加工行业的技术改造投资就达10．01亿。

近年来，南宁市已经形成食品、铝加工与机械、造纸、精细化工、生物工程与制造、电子信息六大重点产业为主较为完整的并具相当规模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以生物制药、电子信息新材料、机电一体化为主的新兴产业群。与此同时，南宁市已经拥有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广发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南宁锦虹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4家大型企业；广西电网公司南宁供电局、广西宾阳永凯糖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5家利税总额超亿元企业，其中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卷烟分厂2008年利税总额已达297346万元。

南宁市工业企业底子薄起步晚，这是南宁市工业企业的弱势，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其优势所在。

如果南宁市可以利用这种后发优势，吸取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南宁市的工业将有飞跃式的发展。

二、制约因素分析

（一）工业化率相对较低，产业结构虚高度化

1．南宁市工业化率低，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

从下表可以看出2000年南宁市的工业化率非常低，只有22．83％，低于广西工业化率7．44个百分点，相比比较全国57．6％的工业化率更是低了34．27个百分点。到2009年，南宁市的工业化率增长了10．83个百分点，达到33．66％，但是仍落后于广西3．53个百分点，落后全国6．48个百分点。工业化率是衡量一个地区工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广西是一个工业欠发达地区，南宁市的工业化率还达不到广西的平均水平，可见南宁市的工业落后程度，而与全国水平相比，南宁市的差距就更大了（见表4）。

南宁市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够，2000年南宁市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8．87％，到2009年也只达到25．74％，上升了16．87个百分点，2000年到2009年的十年间，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但也只有38．22％。与同为西部省会城市的成都相比，2009年成都市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6．30％，比南宁高了20．56个百分点，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南宁的差距就更大了（见表5）。

2．产业结构虚高度化。南宁市的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并不是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而是呈现一种虚高度化的态势。

从1992年以来，南宁市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三次产业的排名由一、二、三变为三、二、一，这表明南宁市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从下表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从1950年到2000年，以十年为一跨度，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由最低时的24．53％增加到53．20％，但是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却从最高时的49．26％跌至30．28％，也就是说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并不是以第二产业的高度充分发展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处于一种虚高度化的状态（见表6）。

南宁市产业结构的虚高度化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三产业的高利润促使投资偏向第三产业，工业投资相对减少，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又吸收了更多的投资，这又进一步推动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形成一种非良性循环。以2009年为例，工业投资为241．51亿元，第三产业投资为780．67亿元，为工业的3．23倍。

（二）产业集聚不明显

1．产业集群力度不够。南宁工业企业总体规模小，大企业少，2007年南宁市807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4家，占0．5％，中型企业71家，占8．8％，小型企业732家，占90．7％，小型企业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量大面广的小型企业普遍规模不大，2007年732家小型企业实现工业总值3778148万元，只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6．47％。从企业的发展来看，许多中小企业都是一些全能企业，企业产品结构基本雷同，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普遍经济效益不高，缺乏竞争力。

南宁市工业企业主要以生产加工一般的资源性产品为主，附加值不高、产品竞争力不强。另外，南宁市工业企业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产业内普遍存在“小、散、乱”的布局特点，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扁平化的问题。产业和企业难以达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产业集聚也就很难实现。

2．支柱产业不强，主导企业不优。南宁市的食品、铝加工与机械、造纸、精细化工、生物工程与制造、电子信息六大重点产业中，在全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具有绝对竞争力的企业少之又少。下表列举出南宁六大行业的龙头企业，除了南南铝业、玉柴专用汽车公司在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外，其他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知名度、综合竞争力都不高。龙头企业的竞争力不强、规模不大，直接影响着这一产业的规模效应的实现，无法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结构中主力军和生力军的作用。

南宁市的工业化进程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

2007年全市807家规模以上企业，亏损企业162家，亏损率达20．07％，4家大型企业，亏损率为0，71家中型企业亏损数为11家，亏损率为14．29％，732家小型企业亏损数为151家，亏损率为20．63％。

南宁市的上市公司的营业情况也能说明南宁市企业的经营情况。2008年，注册地在南宁市的7家上市公司总资产318．41亿元，占广西上市公司的42．88％、总股本33．31亿股，占广西上市公司的31．89％，年底总市值170．68亿元，占广西上市公司的35．38％。2008年有五家公司实现盈利，2家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亏损率达29％。

（三）招商引资力度不够

南宁作为一个产业项目和产业资源都相对薄弱的城市，只有通过引进项目和资金，才能实现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另外，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引进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南宁市的招商引资工作仍需大力加强。

1．招商引资力度不够，直接利用外资数量有限。从表8可以看出，南宁市的外商投资金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与西部招商引资大市相比，南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金额还是项目都较少（见表7）。

2．承接产业转移招商引资存在“两多一少”的问题，即企业投资考察多，在谈项目多，真正签约落实的项目少。2008年南宁市共签订工业投资项目合同149个，亿元以上项目29个，合同引进资金223亿元，实际到位的资金只有12亿元，到位率只有5．38％。

（四）工业企业融资难和用地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融资问题仍然是瓶颈。目前，南宁市工业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是制约项目推进的瓶颈之一。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融资困难，90％以上的中小企业存在流动资金不足，贷款满足率不足20％。技术改造资金不足的状况依然突出，全年技术改造贷款到位资金仅占当年到位资金4．74％。融资渠道有限，现有国有银行很少对有中小企业项目固定资产贷款业务，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只是短期的流动资金贷款。

2．工业用地难仍然较为普遍。第一，土地储备严重不足。绝大部分工业园区都没有进行土地储备或者土地储备较少，土地供给远不能满足工业的快速发展。第二，部分开发区存在土地利用粗放等问题。第三，用地指标及其有限。南宁市建设用地指标中真正用于工业项目的农转建设用地指标比例较低，工业项目农转用地指标严重不足。

（五）人才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匮乏

南宁市是全区科研机构和科研人才集中的地区，但是南宁市在人才培训，人才队伍构成和建设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南宁的高校办学层次低。2009年，南宁市共有普通高等院校30所，南宁市共有在校生25．76万人。南宁市有研究生培养单位6个，南宁市共有在校研究生1．13万人。第二，人才层次不高，高级专家、高层次人才少。截止到2007年底，南宁市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1．1万人。从学历层次上看，引进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人才只占2．75％。从职称层次上看，副高级以上人才只占3．69％。

人才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强大的战略资源，已经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而南宁市专业技术人员的匮乏，高层次人才的缺失和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制约着南宁市人才队伍整体作用的发挥。

三、对策研究

（一）全方位的开放政策

1．全方位的人才政策。

（1）人才与劳动力市场开放应从改革人口的户籍管理制度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对本市需要的非本市户籍人口在就业招工、子女入学、购买住房等方面的政策。

对具有较高素质、能带资金到南宁市发展的人才和劳动力应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到南宁落户。

（2）重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统筹南宁市内众多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和产学研工作，并加强同市外、区外、境外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院（校）的合作与协作；针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要求，进行学科和课程的设置；在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内建设实训基地等等。

（3）创造机会和条件，努力提升现有人才的素质能力。首先，从政府方面来看，政府不仅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培训，还应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基层工作经验。

其次，从企业方面来看，企业应更新观念，注重对现有人才的培养，以多种方式提升现有人才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

（4）加大高技能人才的引进工作。南宁本土培养和拥有的高层次人才非常有限，南宁市应千方百计在引进人才上下功夫。

可建立高层次人才创业园，以吸引南宁外流的高层次人才的回归；进一步提高引进人才的待遇和补贴；在户籍、配偶工作、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人才政策贯彻到非公有制领域，增强非公有制企业引进人才的力度；不拘一格降人才，除了对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才的引进外，还应侧重对具有一技之长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2．进一步优化软硬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招商引资的基本条件。根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南宁调查队对全市40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对南宁市投资环境满意度居全区首位。但是，南宁市在投资硬环境方面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除了继续完善投资硬环境，南宁市还要在投资软环境方面下功夫。

第一，简化行政管理机构和审批管理手续，提高办事效能。

第二，贯彻落实好自治区和南宁市为优化投资环境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增加优惠政策的透明度。第三，营造良好的亲商氛围，形成“合作共赢”的理念。第四，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用政策优势和完善合理的投资法律法规来吸引客商。第五，培育基础产业，完善配套服务，提高中间产品的本地供应能力。第六，进一步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南宁市应加大资金投入，积极联合各企业，共同推动南宁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要注重对信息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和上下游产业项目的建设。

在招商方式方面，应根据新形势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对外招商方式，采取网络招商、品牌招商、委托招商、专业队招商等多种方式，广泛利用网络、媒介、中介等途径，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契机，搭建招商平台，实现中国—东盟博览会对大项目的拉动作用。

（二）培育产业集群产业是发展的基础，要不断提高产业聚集能力，解决好目前南宁市存在的结构扁平化的问题，培育南宁市的产业集聚和龙头，提高南宁市的综合实力，应在如下方面做出努力：

1．依托龙头企业，加大力度培育优势产业链。南宁市应依托内源型项目生成和外源型项目的引进，扶持、做大一批龙头企业，加强上下游配套企业的生成，促进相关产业项目的集聚。此外，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引导本地中小企业根据自身特点主动融入到相关产业链中，增强优势产业上下游的配套能力。并通过财政、金融、人才等政策扶持重点项目和推动产业链形成。

2．增进企业协作，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南宁市的龙头大企业应带动其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的协同发展，通过合作、契约、参股等形式，把部分生产经营环节转移给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也应围绕区内优势大企业，主动调整发展方向，为大企业提品加工、原材料、零部件等配套服务，促进“配套集群”的形成，增强本地配套能力。

3．以区域特色为依托，着力培育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南宁已经初步显现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制药产业，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消费品工业，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的农副产品加工产业等等优势产业。

培育特色产业群的关键是产业的专业化整合问题，就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大力推行产业的集中化和专业化，在短期内快速形成气候，打造区域性特色品牌。

4．以特色工业园为重要载体，提高产业的聚集水平。园区管理部门应着力引导已有同类企业进入产业园。另外，在项目引进和开发上也应注意特色性、系统性、集聚性，将新生企业引进产业园。形成同类企业有机结合的集群发展，增强产业聚集能力，推动集群发展优化升级。从而达到深化分工，加强合作协作，增强竞争能力的目的。

（三）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

南宁市尚处于资源集聚阶段，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0．22亿元，与国内重点城市比较，除北京因奥运会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9．3％以外，上海、广州等中国特大型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仅为10％左右，表明南宁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比较单一，要推动南宁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合理高效利用资源。要通过经济、行政和立法等多种途径，降低对产生高污染的资源的消耗强度。大力推广节约成本，降低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与占用量，包括严格土地审批制度，保护耕地，节约用水等。

2．产学研相结合，改造传统产品，培育高科技产品。

科学技术是提高经济效率、降低污染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只有不断加速科技进步，才能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

南宁市应结合支柱产业战略，不断提高科技三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3．提升高等院校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南宁市要主动联合、帮助高等学校加强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科研基地建设，努力构建科技自主创新平台。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或企业联合建设研究开发院、科技研发中心、产品研发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促进产学研结合点前移。

4．多种举措促使科技成果转化。首先，市、县（区）、开发区政府要给予科技成果转化以实际的资金支持。另外，要建设一批符合南宁产业发展需要、开放性社会化的共性产业技术创新基地，建设一批示范性大中型企业中试基地，加强企业中试基地与科研院所的紧密合作。

最后，发挥工业园区在科技成果中的作用，努力将园区建设成为南宁市科技、企业的孵化基地。

5．加强科技服务和创新平台建设。依托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的协作，建设面向社会、资源共享的创新技术平台；依托现有质量检测机构，建设公共检测平台；依托现有科技信息情报机构建设专业化的科技信息平台；依托行业协会及行业技术中心等机构，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

（四）着力于解决工业发展瓶颈问题

1．拓宽融资渠道。

（1）加强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努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首先，政府主导，担保机构积极介入，主动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

其次，还应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模式，做好中小企业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建设。

（2）创新投融资方式。可尝试国有资产存量置换方式增加财政投入。如在基础设施领域采取BOT方式，TOT方式融资，以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作抵押向社会发放转换债券。同时，加大对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贷款比例，促进民间私人投资。

（3）积极利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调整的机遇。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争取中央和自治区政府的资金支持。加大与各大金融机构的联系，以争取更大的资金支持。

2．切实解决工业企业用地难问题。

篇（6）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2－0063－05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金融市场开发、土地批租和吸引外资为三大投资动力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上海经济增长已连续十几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自1992年到2007年的16年中，平均增幅达到12.3％，已连续第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6年，在经济增长惯性推动和内生增长动力的驱动下，全年实现生产总值上海市生产总值（GDP）10,296.9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2007年生产总值（GDP）12,001.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3%。

顾国章等人研究了1952年到1998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1992年到1998年上海市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9.50%，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但1992～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要远高于1978～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1]。他主要运用的是索罗增长模型，不存在规模经济。陈诗一认为近十多年来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第二、第三产业轮流推动的[2]；石磊在“解读上海经济”系列报告找那个指出：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3]。周亿粟通过对上海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相关分析得出：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上了主要靠资本和技术投人带动，而不是靠劳动投人，甚至可以减少劳动投人的阶段[4]。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之后，都面临着如何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原则上讲，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要实现从外延式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的扩充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5][6][7]。那么，上海的经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要素投入是否对经济增长还有拉动作用？出在何种发展阶段？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上海的研究和开发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有多大？虽然一些学者研究了技术进步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并没有揭示出影响技术进步的要素是什么，经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也是出于经济的直观判断。本文拟用传统的增长理论来确定上海的发展阶段和投入要素的弹性系数，用内生增长理论来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索罗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得出要素和研发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起不同作用的命题；第二部分为上海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是结论。

一、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随后李嘉图（DavidRicardo）、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来得到经济增长的均衡结果。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其核心思想为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8]。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9]。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罗默于1986年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10]。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1.新古典模型――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包括四个变量：产量（Y），资本（K），劳动（L）和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在任一时间里，经济中有一定量的资本、劳动和知识，而这些被结合起来生产产品。生产函数为：Y（t）=F(K(t),A(t),L(t))其中t表示时间，而且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资本、劳动和知识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劳动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增长：L(t)=L(0)ent，A(t)=A(0)ent，其中n和g为外生参数，分别表示劳动和知识的增长率。

由此变化图可得到，在0

由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这个命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距离自己稳定状态越远时，经济增长越快，要素投入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这是表现为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大；随着接近稳定状态，要素投入递增的程度会越来越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率作用会逐渐下降；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会等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实际资本存量等于长期资本存量；当实际资本存量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时，经济增长率会小于技术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就应该减少资本存量。

2.内生增长模型

本论文使用的内生模型是在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研究和开发模型和宇泽弘文与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的整合，并且借用学者韩廷春所构造的增长模型，以消除 “阿罗―罗默”模型中当时的知识水平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却忽视了人力资本所体现的技术进步，和沿着“宇泽―卢卡斯”模型中强调人力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却忽视了知识的增加 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本模型经济分成三个部门，即最终产品部门、人力资本部门及R&D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出用于消费的消费品（C）及用于生产的投资品（I）；人力资本部门生产出用于人力资本部门、R&D 部门及最终产品部门所使用的人力资本（H）；R&D 部门生产出用于最终产品部门及R&D 部门所使用的新技术、新发明和新设计，即R&D资本（R）[11]。最终的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

此式表明，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θ1)与R&D 部门的生产效率(θ2)的大小以及时间贴现率(ρ)的大小，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成同方向变化，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方向变化。因此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现时的储蓄率越高（即人们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越大），则经济增长率越高。这里，尽管均衡增长率与人口或劳动力的增长率有关，但即使人口增长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经济的持续增长仍是可能的。

通过内生增长理论的动态分析可得出这个命题：技术进步使生产曲线外移，长期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增大，这时实际资本存量要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必须增大要素投入，那么在一段时间内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还会有一定的作用；即使实际资本存量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由于人力资本与R&D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也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二、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及指标的选定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即对其进行分解所需要的数据是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技术交易额和R&D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上海人力资本的数据无法获得。所选用的数据为1990年到2007年，均来源于历年《上海统计年鉴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并且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资本投入量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或简称资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如住房等。在众多估算中国资本存量的研究中，贺菊煌(1992)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本文拟从折旧总额中反推资产总额。一般说来，资产越多，折旧额与大，如为正比例关系，只要选定折旧率就可以推出资产总额。由于研究中最关心的是资本的弹性系数，只要折旧额和资产满足正比例关系，在作回归分析中，不同的折旧率对弹性系数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在此不仿取折旧率为5％。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而在中国，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而且我国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采用上海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其余的指标按对应统计年鉴指标的数据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得到。

2.用索罗模型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采用的基本模型为对数线性生产函数（即Cobb―Douglas生产函数）：

Ln(Yt)=γt+αLn(Kt)+βLn(Lt)+ut

其中，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γ为外生的技术进步率，ut为随机变量。 在此基础上，做了四个回归，其中回归（1）包含资本、劳动和时间三个变量，回归（2）包含资本和时间两个变量，回归（3）包含劳动和时间两个变量，这三个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4）为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由模型（1）可得出，资本不能通过t检验，而劳动通过了t检验，说明有可能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在模型（2）去掉劳动这个变量所的分析结果都通过了t检验，模型（3）去掉资本这个变量所的结果也通过了t检验，并且拟合优度都不错，从而说明资本和劳动确实存在着非常强的共线性。在运用索罗模型分析上海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由于在此分析中，劳动指标所用的数据是上海历年劳动力人数，而应该选用的是实际劳动的投入量，所以劳动这个指标含有较大的主观取舍，而资本的数据相对要客观得多，因此选用资本作为模型的变量。在前三个模型中，D-W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存在着序列相关。为消除序列相关，模型（4）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从模型（4）得出，资本弹性系数为0.8891，说明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没有大于1也没有等于1，考虑模型（1）将资本和劳动力系数相加所得为0.97，接近1。运用传统的增长理论可知，此时的实际资本存量略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如果资源属于有效配置，经济是不会处于这个阶段，因为如果经济短期处于这个阶段，要素投入会停止甚至减少，使要素的投入的弹性系数达到1。说明上海的资源配置比较合理，市场比较完善。

在模型（4）中，全要素生产率为0.0111，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10％，就是用模型（2）所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只有15％，和一些学者所得出的近40％，有非常大的差异。考察所运用的模型的差异可发现，这些学者都假定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和为1，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格的假定，现实中一般不会是这种情况。而本文所作实证分析中没有这个假定，所以可认为本文的结果相对可靠些。当然所选用的数据年限、数据处理不同，也会导致的结果的不同，但这些不是主要因素。从分析结果可看出，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带动的。

3.用内生增长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来源有两种：一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二是知识存量的增加。知识存量的增加是通过技术交易从外部获得和自身的研发而得到的。本文模型主要研究知识存量的增加所导致技术进步的相关因素，所运用的回归方程的基本模式如下：

Ln(Yt)=γt+αLn(Kt)+βLn(Lt)+ηLnR&Dt+ξLnTTt

+θLnR&Dt*LnTTt+ut

式中、α、β、η、ξ分别对应表示资本、劳动、技术交易额、研究和开发的弹性系数，γ反映制度等外部因素随时间变化对GDP的影响，θ反映了技术交易额与研究和开发的交互作用对GDP的影响，ut为随机变量[12]。在实际分析中，上述模型中的有些变量或存在共线性或不能通过t检验等一些问题，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对上述模型变量的筛选。为此，作了（5）、（6）、（7）和（8）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变量，可看出R&D和技术交易额的交互作用项系数非常小，t检验值也非常小。消去这个变量，就得到模型（6）的回归。从这个回归可看出，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在这里选择资本变量，理由如前所述。在模型（7）就是消去资本这个变量所作的回归，时间变量的系数很小，t检验也很小。在本文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时间变量t 的系数所反映的是制度变化的等因素的量，不包含技术进步，也就是说此项系数是索罗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除去技术进步的剩余项。从回归结果可得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的制度等因素的变化很小，靠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除去时间和劳动变量，就得到回归（8）。模型（8）共包含四个变量：资本、R&D、技术交易额和研发与技术交易额的交互项，这些变量都能通过t检验。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作了回归模型（9）和（10）。模型（9）中研发是滞后项，而模型（10）技术引进是滞后项。模型（11）是为了消除回归（9）中的自相关性，而采用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3。

从（8）、（9）、（10）的模型可看出，无论研发和技术引进是否采取了滞后，还是谁先采取了滞后，研发和技术引进的交互相都为负值。这说明上海的研发和技术引进相互之间有挤出效应，也就是说自主研发就不会引进，同时技术引进就不再研发，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我们知道，相对全国来说虽然上海的经济技术水平属较高层次，但相对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属于落后的，所以对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企业技术能力发展战略为：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再改进和创新。上海毫无疑问也应该采取如此战略，这个发展战略被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国家所采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果。从这个发展战略来看，技术引进和研发是相辅相成，先技术引进，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是提高当地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捷径。而从上海的实证分析中，却没有体现这种发展战略。

通过（11）式可得出，上海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1.3%，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8.7%。在技术进步中，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72.7%，技术引进的贡献率为52.5%，两者的交互项为－25.2%。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带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这和用索罗模型所作的结果是一致的。有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过要素投入的增长阶段之后，必须靠技术进步来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上海已经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避免重捣东南亚国家的覆辙。不少专家考察后发现，美国这些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是与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主的创新战略密切相关的；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其经济发展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最为关键的是技术进步的来源模式。有理论分析可知，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对于后进国家和地区来说，缩短差距的捷径就是先引进再研发，形成技术引进和研发互相促进的关系。[13]但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所得的结果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无论对政府和企业来说，都必须找到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结 论

从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量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上海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术进步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在现阶段还没有出现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拐点。二是在现阶段制度变迁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上海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比较完善。三是技术进步来源中的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相互脱节，没有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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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Technological Advancing and Resource of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Ruan Min

篇（7）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03708

一、引言

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一直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可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能否持续下去或被复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长久以来关注的焦点。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大量投资、人口红利和资源环境消耗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等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投入模式的产出效应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弱化，特别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如今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增长模式的转变成为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内容。

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因素有很多，按照已有文献研究，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的贡献一直是争论的核心。相应的有制度决定论、新古典内生要素论、金融决定论和地域决定论四种观点。归纳起来都是在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要素，这多是缘于分析问题的角度和采用的分析方法与模型的不同。如今更多的文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经济增长。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模式，承载着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解决环境污染、保障经济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小康社会实现的多重目标性，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中，显得格外突出。因此，对循环经济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实践意义，而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等要素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讨论则是该领域的重点。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视角，本文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审视经济增长问题，探讨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和决定性因素。

二、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1基于研究范围和对象

纵观增长经济学发展脉络，按照研究对象分大致有三类观点：

第一类，国家经济增长研究。其中，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不变，只研究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和投资率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古典经济增长则认为，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趋势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合理解释，在尚未摆脱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分析思路下，将经济增长的动因归于外生的技术进步[1]。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romer[2]、lucas[3]以及becker和murphy[4]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尝试突破以上研究理论框架，逐渐完成技术因素在模型中的内生过程。但是，随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实证分析却发现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高，例如，东亚四小龙的tfp甚至比南亚许多贫困国家还要低。虽然后来研究者指出，对tfp隐含在设备引进中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忽视是造成上述结论的主要原因[5]。但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考量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本身，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提供有效的激励，特别是对于中国这种经历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易纲等[6]以及胡鞍钢[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董祥海和李升[8]则对c-d生产函数进行修改，加进制度因素，认为1980—1994年间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要部分。

第二类，区域间经济差距分析。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经济日益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也在不断扩大，关于各地区增长差异和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大量涌现，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分解上。例如，根

edward和denison[9]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要素（即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配置效率。而樊纲等[10]、汪锋等[11]以及胡晓珍等[12]也尝试将制度因素引入，多方面考察区域增长差异的终极原因。

第三类，产业增长因素分析。north[13]集中研究了1600—1850年间的海洋运输业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发现此期间海洋运输业并没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发生，认为其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制度创新，即经济组织和市场制度的改善。而rae和ma[14]对中国农业生产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张军等[15]则对中国工业（包括国有工业和乡镇企业）生产率进行了研究。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袁新华等[16]分别从这些方面对比探讨了制度变革对渔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总体来说，现有文献多是根据范围及对象的不同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是比较典型的三个层次，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这三个层次上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实施。但不少研究者直接将制度因素体现在c-d生产函数中，无论是将其内生还是外生，都试图得到理想的结果，最终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或推导演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评价至今仍缺乏坚实的理论和数理基础，更没有在经济学领域达成共识。

2基于要素稀缺性

在田园经济时代，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人口相对稀少。“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形象说法。人口增长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资源绝对稀缺论”和“资源相对稀缺论”的提出，研究者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依赖于资本要素的积累。国民收入投入到生产劳动的比例越大，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后来又经过研究发现，进入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相比资本和劳动，逐渐成为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而becker[17]和schultz[18]等研究者又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提高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技能是保证人均资本持续增长的根本。

近些年，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越来越复杂，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尝试把一些原有的既定因素和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囊括进来，特别是制度因素。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不涉及制度就不可能解释经济增长率上的持续差异” [19]，特别是对于中国式的转轨经济国家的崛起。同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先后爆发了两次能源危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稀缺性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以循环经济为代表的增长方式转变先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播。制度和资源环境因素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及其效率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前者要求制度量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后者则需要科学地选择能够代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指标。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其发展动力分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综合考量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对循环经济推广的影响，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本文将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统筹考虑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以循环经济为切入点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

3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经济增长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不断遭遇资源环境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更是将资源环境问题推到最前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当代，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发展共同构成世界各国经济活动及学术研究的主题。中国从20世纪后半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资源环境的法规政策，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境规制，国民经济追求在最大化利用资源环境的同时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式引入循环经济，并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全国试点推广，特别是在资源能源产业、耗能大户和环境影响严重的领域。不同于以往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循环经济提倡“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流动型经济模式，追求生产要素更高的使用效率和更少的环境破坏。近二十年来，循环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成效。

根据现有经济增长理论，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促使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

术和制度是影响循环经济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主流经济学也认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境保护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包括机器设备的更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原材料材质的改善。二是改进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和替代环境污染大的生产工艺。这相当于引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的一种重新组合。但现有研究还没能够将这种变化科学地体现在生产函数变化形式上，对于技术和制度与产出之间的建模存在很大的争议，而这两点恰恰是考察循环经济发展成效的关键要素，这也是本文力争解决的问题。

钢铁工业既是典型的原材料和基础产业，又是资源密集型与能源密集型产业。在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对环境也造成一定的压力，其中蕴含着诸多减量化、再利用以及资源化的可能性，在实施循环经济上具有较大潜力。早在1978年，国家冶金部就对钢铁工业能耗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行过调查，并制定计划，革新改造，组织节能培训，先后制定了烧结、焦化、炼铁、炼钢和轧钢等14个工序节能规定，随后还印发了《钢铁工业节能技术三十例》，使行业节能上了一个大台阶。1983年，冶金部进一步向国家提出了《钢铁工业以发展连铸技术为中心提高成材率的措施方案（草案）》，使中国连铸比和钢的成材率节节上升。2005年，国务院和发改委又分别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强调钢铁工业的节能减排[20]。

虽然近几年中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按行业分能源消耗量排名依然处于第一位，从全国能源消耗比例看，还存在着小步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在工业废水、so2、固体废物排放中，只有工业废水排放比例在逐渐减少，工业so2排放比例还有微弱的上升势头，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比例则存在一定的波动。钢铁行业循环经济的深化还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因此，以钢铁行业为例来研究循环型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时也区别已有的对一国循环经济发展机制的研究视角。

三、以钢铁行业为例的实证分析

围绕着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解释，研究者已经建立了许多描述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d生产函数）是其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经济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生产函数。它模式简便，却也是最具争议的领域。不少文献直接假定α+β=1，默认研究对象符合规模报酬不变，却忽视了现实中的一国、一地区或某产业很难在长期内保证最佳规模，甚至是接近最佳规模的情况。而且要素间除了有可能的共线性外，还有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些都使得c-d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效果大打折扣。

一般认为，资本和劳动是生产关系形成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构建生产投入产出关系计量模型的基本指标。但随着经济增长研究的深化，技术、自然资源和制度等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而现有研究却没有对此达成共识，给出一个合理反映要素投入和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对于制度的衡量和量化存在很强的随意性。相比之下，dea模型由于没有要求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也没有对变量的内生性质和外生性质进行特殊的限制，只需模型中的变量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即可，成为目前分析投入产出效率和因素影响的常用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尝试通过随机有效前沿分析方法，从生产三要素、技术以及制度因素三方面构建相关指标，研究钢铁行业的生产决定过程，探讨上述各要素在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决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钢铁行业产出与各制约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来说，首先，通过两步dea，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对中国七个区域钢铁行业的循环型增长进行投入产出效率分析，重点提炼出技术和制度效率水平。其次，运用反映区域比较优势的截面分析考察中国钢铁行业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的影响程度。最后，通过协整方法研究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变动关系，以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和建议。 为了能够反映区域比较优势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截面效用影响，且钢铁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带有显著区域布局特征，本文将全国划分为华北（hb）、东北（db）、华东（hd）、华中（hz）、华南（hn）、华西（hx）以及西北（xb）七个区域，根据各省市的指标值采用算术平均的方式获得相应的劳动、

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量化指标，并据此截面划分口径，利用1995—2010年的相关量化指标建立相应的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以体现钢铁行业发展的区域布局特点，同时设定区域为研究对象，避免了部分省市数据缺失导致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信度不高的问题。

1技术投入指标的量化

由于通过年鉴数据很难直接获得有关钢铁行业用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投入及相关指标，因而本文并没有直接在指标设置中使用年鉴相关数据，而是通过dea法，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计算，并以此投入产出效率值作为衡量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科技投入的量化指标。在dea 计算过程中，以投入产出效率表示的技术效率值是一个相对指标，并不能代表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科技投入的绝对水平，但这个以相比指标表示的科技投入水平并没有影响到本文的分析结果，本文着重分析科技投入的时序变化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强调的是一种基于时序分析的趋势研究，而不是具体投入指标水平的量化研究。

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产出指标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反映生产经济价值的物量指标，本文选取钢铁行业单位能源消耗的钢产量反映钢铁行业的经济产出，该指标不仅能反映行业生产的总量变化，同时也能反映出行业的经济生产效率。二是反映生产外部性的环境指标，本文选取单位能耗下的钢产量来描述经济生产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经济生产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越小，循环经济活动效果越显著。两个产出指标通过各自的方差贡献率进行赋权汇总，得到综合的产出指标。遵循传统的生产要素指标设置方法，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三个角度出发选取产出的投入指标，本文分别选取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年末职工人数和钢铁工业煤炭消耗量作为衡量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生产的投入量化指标。相关的dea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各区域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技术效率大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2000年左右，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技术效率达到最低，2000年之前技术效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2000年之后技术效率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中国清洁生产等循环经济战略部署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进行了多次培训和试点工作，因而1995年以来中国钢铁行业技术效率经历了高开低走再上升的过程主要源于最初循环经济发展较高的边际效用，2000年之后中国钢铁行业技术效率的上升趋势主要源于国企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钢铁企业体制的改进，以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进一步强化和改进了循环经济导向的技术投入和效率。

2制度指标的量化

制度指标的量化一般是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的方法完成的，但指标体系的构建往往具有主观性，且制度相关指标数据较难获取，因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并加以一定的赋权方法获取表征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是很难实现的。结合技术投入量化指标的获取方法，本文采用了两步dea结果差值的方法来获取用以反映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在技术投入量化指标获取的第一步dea计算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制度变量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而是在第二步dea计算过程中，将能够反映制度因素的相关变量考虑到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计算模型中，据此可以得到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后的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技术效率。比较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后的技术效率与未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前的技术效率，两者间的差值反映了制度因素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可以作为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制度因素的量化指标。本文选取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社会工业增加值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衡量影响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制度政策调整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提取公因子，得到综合的调整指标，将其作为dea的投入指标进行第二步的dea分析，最后将两步dea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值作为衡量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相关结果如表3所示。

注：下标2表示未考虑制度因素前和考虑制度因素后的投入产出效率量化结果的差值，其实质是剔除制度因素后投入产出效率的水平。

由表3可知，制约循环经济

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变量影响程度出现了先增强后弱化的趋势。其中2000年之前，制度变量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说明中国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受到制度因素不断增强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2000年前后中国的节能减排、国有企业改革等制度改进和相关促进政策所释放的边际效用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2000年之后，制度变量表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钢铁行业的发展呈现出市场导向，在制度建设得到一定完善的情况下，法规政策对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在下降，市场因素成为钢铁行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四、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得到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和技术量化指标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以考察资本（k）、劳动（l）、自然资源（n）、技术（a）和制度（g）因素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程度，相关计量模型如下：

相关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需采用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各系数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面板数据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778，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面板数据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在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相关因素中，资源的投入、技术效率以及制度环境都对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中，比较技术效率和制度环境，技术效率对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了制度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制度环境有利于钢铁行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自身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来完成的，而不是单纯被动地受制度政策限制来发展循环经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产出相比有投入过剩的现象，特别是劳动的投入，而资本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配置低下问题，因而还需继续优化要素配置结构，转变生产模式。通过固定效用分析可知，西北和华东地区的固定效应较大，说明西北和华东地区钢铁行业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区域优势，相反，西南地区固定效用为-7294，钢铁行业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弱的区域优势。 　表4面板数据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相关检验结果

为了更好地研究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决定过程，本文对制约钢铁行业产出的各相关因素进行协整检验，以考察各制约因素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作用关系。具体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约因素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都对技术进步有影响，但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是依靠资本的投入来完成，劳动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在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效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资本的投入，相对而言，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影响程度则较弱。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立足于国民经济增长实践，考虑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制度和资源要素，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学理分析，从循环经济视角探讨经济增长问题。利用dea法对1995—2010年间中国七个区域钢铁行业的发展进行投入产出效率分析，突出说明技术和制度因子的效率水平以及其发展趋势，并运用反映区域比较优势的截面分析考察中国钢铁行业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后通过协整方法研究了要素之间可能进一步存在的相关关系。依次得出如下三方面结论：

第一，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对单位能耗下的钢产量有正相关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三个要素对于钢铁行业循环经济模式下的钢产量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其中，技术的相关系数要更高一些，说明近些年中国钢铁行业产出的提高更多的是依靠技术的投入。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配套政策释放了较强的技术创新力量，制度的创新也在一定的时间点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俨然已成为中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而资源投入的正相关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钢铁行业是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分析发现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钢产量呈反比关系，说明中国循环经济模式下的钢铁行业存在劳动力过剩和资本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特别是劳动力的使用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二，技术、资本和劳动间存

在一个协整关系，其中，资本与技术间的相关关系较劳动和技术间的相关关系强，钢铁行业技术进步主要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且资本的作用最大。另外也可以说明，中国钢铁行业的技术进步比较倚重模仿和引进，技术多以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的大规模资本投入为主。

第三，从区域优势角度出发，西南、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华东、西北地区的区域优势依次增强。但通过方差分析，七个区域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f统计量值为8134，p值为0000，说明区域地理位置对钢铁行业具有重要影响。这一方面与钢铁行业的资源依赖性分不开，更与各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特别是因各地区技术创新水平、习惯和相关促进政策及制度约束不同而造成的巨大差异，这也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根据以上结论，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资本投入虽然还是中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应尽可能地减少技术对其投入的依赖性，鼓励以人力资本为主的自主创新和项目创新，不断提升中国劳动力总体水平。制度与循环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分析结果并没有明确指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过分依赖或强调制度创新并没有根据。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资本合理配置都是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它们彼此的配合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不同时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不同，因而只分析各要素的贡献率远远不够，更要明确要素之间的彼此牵连和作用关系，以及辨明不同时期起着关键作用的要素。当前中国循环经济已经踏上低能耗、低排放的发展之路，但是最初由节能减排释放的巨大边际效用正出现弱化的趋势，未来一段时间，技术进步将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提高和资本投入结构优化则发挥着积极配合和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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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7.008

1 前言

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经济给资源环境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压力，江苏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日益加重，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迫在眉睫，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必然成为了重中之重。本文通过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得出了江苏省近年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现状，借此探索经济、生态和社会三者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2 江苏省资源环境分析

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以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为标志，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江苏省人口保持极为缓慢增长的同时，其能源消耗量却大大的提高了，当然这也为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好处，由图1可知，江苏省的不变价GDP连年大幅增长，从2005年的18272.12亿元发展到2014年的49964.15亿元，每年的GDP增长率均超过10%。

由此可见，江苏省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在资源环境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工业碳排放量严重、工业“三废”排放严重等问题。尽管近年来对江苏各地的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强，使得部分资源环境有所好转，但先天环境条件不足，加上长期以来的污染和破坏，江苏省的资源环境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由图2可以看出，江苏省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最大，且仍有增长的趋势，从2005年到2011年工业碳排放量持续增长，从原来的3911.67万吨增长到4847.30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较为稳定且呈缓慢减少的趋势，由2005年的131.2万吨减少为2014年的87.02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也大幅减少，从2005年的29.6亿吨到2014年的20.49亿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相较于前两种工业“三废”，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却连年增长，从2005年的5757万吨到2013年的11443.77万吨，2014年有所改善。

3 Commoner模型介绍及数据来源

3.1 Commoner分解模型

Commoner（1972）认为环境质量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1）人口增长因素，它主要由人口总规模进行反映；（2）经济增长因素，主要由人均产值进行反映；（3）技术进步因素，主要由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进行反映。

即：污染物的排放数量一人口×（产量/人口）×（污染物排放量/产量），具体表示为：

（1）上式中，I表示污染排放量，P表示总人口，G表示GDP。方程右边第一项表示经济规模效应，第二项表示人口增长效应，第三项表示技术进步效应。

基于（1）式进行因素分解分析，会有三种结果：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正值，则表明该要素增加了环境压力；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负值，则表明该要素减少了环境压力，有利于协调发展；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零，则表明该要素不产生环境压力。

在Commone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对数权重平均分解法（LMDI）对上述三种要素进行分析。LMDI分解法是完全的分解方法，不会产生残差，而且乘法和加法两种分解形式易于转换，选择任何一种都是无差异的，本文采用加法形式。具体如下：

I=E×P×C （2）

其中，E表示经济规模效应，P表示人口增长效应，C表示技术进步效应。

（3）

（4）

式（3）中，为污染排放从年的变化，为年的污染排放量，为O年的污染排放量。为经济规模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为人口增长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为技术进步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式（4）中的表示各因素变化对污染排放变化的效应值。

根据Ang的LMDI分解方法，可将式（3）右边的各项表示为：（5）（6）（7）

3.2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江苏省2005～2014年时间段的各项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其中，GDP、人口、能源消耗量、工业三废等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江苏统计年鉴》，工业碳排放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能源平衡表中的终端消费量的数据，根据表1的各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转化系数计算而得。GDP根据《江苏统计年鉴》中的不变价转换指数转换为2005年不变价GDP。

4 资源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离不开经济规模、人口数量、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在研究人类各项生产生活行为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程度中，经济规模、人口数量、技术进步是影响资源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将着重从上述三个因素来分析江苏省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研究。

根据前文所获得的数据计算出各影响因素对污染排放的贡献量，具体结果见表2。

4.1 经济规模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主要困难和突出矛盾。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表2可知，2006～2014年江苏省经济规模增长效应都是正值，并且逐年上升，可见经济规模的扩大加剧了资源消耗量并造成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

4.2 人口规模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人口的增长必然要求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才能维持日益增长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也存在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界限。图1表明，江苏省人口总量控制得相当不错，但是人口的增长贡献了均值为8589.79万吨环境污染。可见，人口规模的增大加重了江苏省的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但它并非主导作用。

4.3 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影响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到，技术进步效应在2006到2014九年中是负值，表明在这九个时期技术进步效应减缓了江苏省的资源环境压力，该时期的技术进步从整体上来说属于“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特别是在2013、2014年，技术进步效应分别达到-318539.20万吨及-34784.71万吨，说明这两个时期技术进步效应对改善该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起到了主导型作用。

篇（9）

关键词：要素集聚 区域经济 经济增长 影响差异

研究理论框架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从而认为资本、劳动、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它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是基于制度给定的理论假设来分析经济增长。但是对于制度转型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区域生产要素，而区域生产要素始终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不断流动的生产要素总会在某个地区汇集形成要素集聚，或者说集聚意味着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集中。要素集聚就是各生产要素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集聚在某一特定区域，从而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集聚经济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更是欠发达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追赶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有效战略工具。由此看来，区域要素集聚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本文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概括为资本、劳动、制度和综合要素集聚水平。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方法一般采用索洛增长方程。它的基本原理是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建立经济增长与各因素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即：

Y = A (t) Kα LβIγG δ （1）

其中，Y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存量，指数α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L 代表劳动投入，指数β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I代表制度要素主成分，γ代表制度要素的产出弹性；G代表综合要素集聚水平，δ代表要素集聚的产出弹性；A代表技术进步，也称效率系数，衡量现有技术的生产率，是一个大于0 的参数。

对（1）式取对数，转化成多元线性回归形式来求解，见下式：

如果指数α+β=1，则上式可简化为以下形式：

将相应数据代入，可得到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再利用索洛剩余法进行因素分析，从各个变量的相对变化来观察经济增长与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制度要素和要素集聚以及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1）式中各项指标的内涵与数据来源说明如下：

Y为总产出，即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K为资本存量，即将各省资本形成总额按照其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进行价格换算（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然后将其按区域加总；L为劳动投入，即历年从业人员数。

I为制度要素。本文以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指标的主成分作为制度要素。其中非国有化率主要体现在工业领域，即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与全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的比值；市场化程度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市场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反映经济利益分配市场化份额的大小；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度量。这些制度要素指标的原始数据取自全国和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经济年鉴，然后根据各指标的含义分别计算出各地区的数值，再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分别求出各地区四个要素指标的主成分，并将其作为各地区的制度要素。

G为综合要素集聚水平，是在分别计算各地区资本要素集聚度、劳动要素集聚度、技术要素集聚度和制度要素集聚度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分别将各地区四个要素集聚度指标换算为各地区的综合要素集聚指标。其中资本要素集聚度是根据资本存量指标的业绩指数（业绩指数是某地区单位GDP所需要使用的资本量）、人均资本、地均资本三项指标计算的主成分指标；劳动要素集聚度就是就业人口密度；技术要素集聚度是在将各地区科技活动人员数、R&D经费支出、专利授权（公开）数三项指标作为技术要素代表性指标的基础上，先分别计算三项指标人均数的主成分和地均数的主成分，再用两个主成分的几何平均数作为该地区的技术要素集聚指标；制度要素集聚度是在计算出各地区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四个要素的人均主成分和地均主成分的基础上，再用两个主成分的几何平均数作为该地区的制度要素集聚指标。

本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方法以“七五”计划报告对中国大陆国土所作的战略性划分为根据，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和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宁夏、陕西、甘肃、贵州、青海、云南、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根据三个地区的划分，文章采用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各地区资本存量、劳动力变化、制度因素和要素集聚对GDP增长的影响，特别对要素集聚对GDP的影响程度和贡献度在地区上的差异性进行深入解析。

在各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中，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LnK、LnL、LnI、LnG为解释变量，首先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说明各变量与GDP之间的可解释性，然后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以得到各地区的回归方程。

各地区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检验结果可看出，各地区的资本存量、劳动力因素、制度因素和要素集聚都是GDP的解释变量。

利用Eviews 3.1对回归方程（3）进行回归计算，分别得到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回归方程。

东部地区回归方程为：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的计算结果可看出，要素集聚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首先从产出弹性来看：东部地区最大，达到0.1864；而西部地区最小，只有0.0568，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3.3倍，表明东、西部地区的要素集聚水平和集聚能力差距很大。其次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看：各区域要素集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情况，见表2。

从表2中的数据可直观判断，东部地区的要素集聚贡献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

第一，三个地区的要素集聚贡献度都呈不断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年均增长2.8%，中部年均增长3.2%，西部年均增长4.5%。西部地区的增长程度最大，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生产要素投入迅速增加，要素集聚水平快速提高，从而使近年的要素集聚贡献度迅速增长，说明要素集聚对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第二，东部地区要素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1990-1999年间，东部地区分别高于中西部3.82个百分点和7.45个百分点；从2000-2009年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分别高于中西部4.95个百分点和6.39个百分点。说明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集聚了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而且与中部地区要素集聚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与西部地区要素集聚水平的差距有缩小趋势。

第三，中部地区要素集聚贡献度大于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要素集聚贡献度的增长速度快于中部地区。在1990-1999年，中部地区的贡献度高于西部3.63个百分点；但在2000-2009年，中部地区的贡献度只略高于西部地区1.44个百分点。说明西部地区的要素集聚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其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不断提高。

结论

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采用索洛增长方程，通过实证检验来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增长受资本、劳动、制度和要素集聚四个因素影响的差异情况，特别是研究要素集聚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差异性。从分析结果不难看出，要素集聚对各地区经济增长都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东部地区，要素集聚的作用更加明显，要素集聚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20%。即便是在中、西部地区，要素集聚的贡献程度也已达到15%左右，这充分说明要素集聚已经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各地区的要素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来看，东部地区远大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集聚了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这也是东部地区获得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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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3-0043-05

[收稿日期]2008-04-17

[基金项目]2006年山东省教育厅基金项目(J06W08)。

[作者简介]尉雪波，男，山东莱阳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与数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谢海艳，女，山东菏泽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张冰，女，山东枣庄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要素稀缺并且不能完全替代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受要素投入量及其均衡关系制约，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山东省来说，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那么，影响其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有哪些，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有多大?本文借鉴相关理论如西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国内外实践经验，运用有关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岭回归估计、多元回归方法等，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现状、原因，特别是各种要素投入在山东省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快其经济增长的合理化建议。

一、区域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包含的要素投入及指标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