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引言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产品和劳动交换场所、以市场供求变化来调节和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体系。现代市场经济存在错综复杂、 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影响的矛盾体系, 这些矛盾体系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矛盾体系,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影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矛盾体系,这些矛盾互相联系、 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 共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真正认识这些矛盾体系, 才能把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现代市场经济矛盾体系的内容包括: 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产权的矛盾; 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有制结构的矛盾; 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矛盾,等。产权矛盾和所有制矛盾属体制性矛盾,在体制没有突破的情况下, 研究这些矛盾缺乏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只研究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分析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现代市场经济运动中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探讨经济管理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意义。

二、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分析

(一)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内在矛盾

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 资源配置存在此多彼少的关系。现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特点在于进入市场的经济主体, 内有追求利润的动力,外有竞争的压力, 并在优胜劣汰中形成一种社会强制。这种特点必然产生社会资源配置手段和社会资源配置目标这两对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内在矛盾。

1 、政府和市场的矛盾

政府和市场的矛盾是社会资源配置手段的矛盾。政府按计划配置资源, 市场经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矛盾具体表现在: 一是市场和计划双轨制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资源的计划性配置仍很多, 旧的计划经济烙印很深, 政府迷恋权力并习惯于计划调控, 对以市场调控经济的方式、 方法不认识或者认识不够, 甚至有时是有意识拒绝由市场调控经济的运行。市场调控就意味着政府权力的丧失,中国在加入 WTO 的过程中, 反对最强烈的是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 因为一旦加入 WTO,就必须按照WTO 规则和市场规则办事, 社会资源配置就应以市场配置为主, 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就没有计划的特权。这一例子充分说明市场和计划之间矛盾的严重性; 二是市场与现行政策的矛盾。市场的调控是即时的, 而现行政策是根据制定政策时的实际状况制定的, 不可能完全反映现时的市场状况, 无法像市场那样即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当然市场调控也有局限性, 也会产生“外部不经济”，“ 看不见的手”也不是万能的, 当“市场失灵”时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三是市场规律和现行政策的矛盾。在市场经济中,支配市场的是市场规律, 市场规律是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发挥作用的,而政府在制定现行政策时,考虑最多的是社会的整体需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执行现行政策和抓住发展机遇的矛盾。作为经济行为主体, 其经济行为必须受到政府政策法规的制约,而市场经济中又有很多商机与现行政策的利益取向不相一致。

2、效率和公平的矛盾

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是社会资源配置目标的矛盾,资源配置目标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为了兼顾公平。市场经济存在竞争规律, 经济行为主体都是竞争的参与者, 竞争规律遵循优胜劣汰,才能体现效率和发展生产力。公平是每个人的天生要求,任何人都要求在任何方面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只有公平, 社会才会稳定, 效率才有保证, 经济发展也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显然,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所要求的效率第一, 与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平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二) 经济运行过程的内在矛盾

市场经济中,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内在矛盾,主要有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市场变动周期与市场主体的矛盾。

1、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总量上的均衡与失衡、 结构上的均衡与失衡之间的矛盾。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时,总量上和结构上处于均衡状态,国民经济就能平衡发展, 不会出现“大起大落”，“通缩或通胀”等经济发展局面, 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相对的、 暂时的, 不平衡才是绝对的, 只有当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时, 经济才会出现波动, 成为经济萧条或膨胀的根源。无论是哪种情况, 作为经济运行管理部门的政府都要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运行, 以达到经济的平衡发展或朝政府所需要的目标运行。

2、市场变动周期与市场主体的矛盾市场的运作和变动是有周期性的, 有高峰有低谷。市场变动瞬息万变,信息的流进流出、 供求关系的变化、 商品价格的升降、 消费者偏爱的改变、 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在随时随地发生变动,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也影响市场的变动, 这些变动使市场变动呈现周期性。市场变动周期与市场主体之间一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另一方面市场变动周期要求市场主体的素质相应地即时发生变化,而市场主体素质的变化需要一个缓慢式、 长期式的学习积累过程, 市场主体素质的改变相对于市场变动是滞后的,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三、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管理

资源优化配置指的是能够带来高效率的资源使用，其着眼点在于“优化”，它既包括企业内部的人、财、 物、科技、信息等资源的使用和安排的优化,也包括社会范围内人、财、物等资源配置的优化。 资源配置是否优化，其标准主要是看资源的使用是否带来了生产的高效率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导致一部分企业的破产倒闭。一般说来，那些在同行业中科技水平不高，生产效率低，经济效益差的劣势企业，会因其产品和服务缺乏市场竞争力而遭淘汰。因此，从资源使用这个角度看，归根到底是看有没有实现生产的高效率、高效益。

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靠的是市场途径，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发性的特点和优点，它能够自发地实现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优胜劣汰的选择，促使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现内部的优化配置，调节社会资源向优化配置的企业集中，进而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

由于市场调节作用的有限性使市场调节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因此，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供求的总量平衡，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共环境等，必然由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实现。而在企业内部，部门或地区资源的合理使用，则主要是由市场途径来实现的。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使企业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同时，也促进企业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优化资产结构，形成合理的创新机制，从而在微观的企业，部门或地区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以合理配置为前提，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以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前提的。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就是运用资源，实现资源配置的过程。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投入到某种产品生产的资源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投入到其他产品生产的这种资源的减少，因此，人们被迫在多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使用方式中，选择较优一种，以达到社会的最高效率和消费者，企业及社会利益的最大满足。从这个意义讲，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不断追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争取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历程。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部门之间大体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的调节，国家宏观调控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的规划及总量控制，重大结构和重大生产力布局等方面的作用，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保证有限的资源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四、意义与启示

1、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通过对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诸多矛盾的研究, 使我们掌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系中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各种矛盾关系和各种矛盾的运行规律, 这对于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具有关键的作用。

2、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做实践指导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诸多矛盾是围绕资源配置展开的, 解决好这些矛盾的有效方法是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抓住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中资源配置这一中心环节。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正视市场的各种矛盾, 辩证分析各种矛盾,遵循矛盾的发展规律, 掌握好解决矛盾的方法和解决矛盾的关键, 及时调整矛盾双方, 使矛盾双方协调统一发展。这种方法对于指导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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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正旭.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J],甘肃社会科学，1995.5

作者简介：

郑玲敏，女，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新西路支行客户部经理，经济师

篇（2）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8-0031-03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中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对经济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作用。并由此产生了“资源优势论”和“资源诅咒说”发展经济学中堪称经典的两个理论学说。而有着丰裕自然资源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则分别提供了与“资源优势”或“资源诅咒”相吻合的案例。传统经济学理论一直强调自然资源在一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自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自然资源充裕国（如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与自然资源匮乏国（如日本和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使得人们重新审视自然资源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Auty于1993年首次提出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的概念，以Sachs和Warner为代表的学者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速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没有从丰裕的自然资源中受益，反而因为“资源诅咒”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找出“资源诅咒”现象发生的原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抑制是学术界和决策层普遍关心的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也愈加严峻。在国内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为了追求或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许多地区不得不将目光转向“自然资源红利”，对煤炭、铁矿、石油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为我国资源丰富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赶超和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契机。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资源诅咒”现象。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从发展现状来看，有着丰裕自然资源的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在经济增速还是发展质量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东部沿海地区。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国内自然资源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许多资源丰裕地区不仅没有因此而致富，反而变得越来越贫困，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出现了“富饶的贫困”。

一方面，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约束作用不断凸显。从当前世界范围来看，自然资源匮乏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一些不可再生资源，如土地、淡水、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严重短缺以及由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从我国的实际来看，自然资源颈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严重影响着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我国自然资源总量很大，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十分庞大，从人均数量看又是一个资源小国。长期以来，大量消耗资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面临着国内资源供需矛盾加剧，资源对外依存度明显升高，国民经济难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严峻现状。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我国内陆许多有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似乎进入了资源诅咒陷阱，无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本文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关于自然资源的思想进行归纳和总结。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资源思想，有助于引导全社会树立资源节约观念，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步伐，并在此基础上启发当代人探索解决自然资源危机的出路，以缓解无限的人类需求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的自然资源思想

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第一，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一部分。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方式就是现实的生产生活，而人要进行生产又必须以结成社会关系为前提，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开始就被纳入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成为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自然界是人的实践对象。马克思在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的基础上，出于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把自然界的客观性进一步发展为自然界的从属性。认为自然界存在的本质和意义就是供人进行加工的对象。他说：“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第三，自然界是人的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不仅从观念上把自然界规定为人的实践的对象，而且认为“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这样，经人加工和改造的自然就成为人的实践的产物。从长远的整体上看，“人能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深刻揭示了马克思哲学观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

思想强调了自然资源在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了人的肉体只有依靠这些自然资源的产品才能存活，不论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物等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形式表现出来。在现实世界中，人的普遍性正是通过这种普遍性表现出来的，它将整个自然界首先视为人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外界的自然资源从经济的角度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社会资料的自然资源，诸如鱼类资源丰富的水域、有着很大肥力的土壤等；二是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比如可以借力的奔腾的瀑布，可以用来航船的河流江海，可以作为生产资料的树林、金属和煤炭资源等。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第一类的自然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之后，第二类的自然资源就开始变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格斯在其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也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更为确切的说，劳动和自然资源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根本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了原材料，而劳动则进一步地将自然资源转变为财富。不难看出，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自然资源在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

张培培：的自然资源思想及其启示

张培培：的自然资源思想及其启示

可见，马克思很早就以强烈的前瞻性思想而深刻地预见到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随着经济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这就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紧张，甚至会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类必须节约自然资源，注重循环经济和可持续经济的发展，还要反对资本主义高消费、高浪费的生产方式。提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会引发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紧张，甚至爆发更为严重的危机，解决这一危机的途径只能是合理地调节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将它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其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要依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的变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是在他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排泄物的资源化和再利用，明确提出了与循环经济相类似的观点，并结合实际阐述了循环经济和可持续经济的一些原则。

对于自然资源开发与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系统资源理论认为，自然资源是第一性的，人文社会资源是第二性的，经济资源在人文社会资源主导下能动地反作用于自然资源，从而构成人类实践活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因而，系统资源理论完全可以从的物质观、自然观、实践观中找到理论渊源，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分析系统资源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比如，应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分析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人文社会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应用劳动价值论的原理分析人力资源价值也很有意义；应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人与自然资源及经济资源的关系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现代政治经济学认为，从有目的的需求角度而言，人类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都会处于未被满足的状态，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将这一问题视为无限状态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并无大的不妥。但是，如果考虑到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内，用来满足人类目的性需求的手段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人类对于每一种满足目的性需要的手段的需求又具有有限性，因此，对于具体商品和服务出于占有和使用的需求总是处于有限的状态，这一有限的需求经常成为经济活动的约束因素。另一方面，尽管自然界的资源对于人类活动而言几乎处于无穷状态，但是在任何一个时期，由于人类需

要的有限性和人类使用自然资源能力的有限性，自然资源总是处于有限的状态，人类生产活动所产生的资本积累也是有限的。所以在任何时期，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都是事实，有限的自然资源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另一个约束因素。

三、自然资源思想带来的启示

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人类生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物质与基础条件。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由于人的能力与需要的两方面约束，使得资源总是处于一定限制范围内，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资源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约束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了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而政治经济学不仅认同这一理论假设，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拓展。并不局限于资源一时的有限性及其对经济活动的约束性。资源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有限性，都显示出资源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约束力。而在长期范围内，由于人类自身进行的技术创新活动又会进一步拓展资源的范畴，使得资源成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所以，只有充分认识到资源在短期的有限性和长期中的无限性，才能够真正把握自然资源与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关系。

的自然资源思想为我们正确把握和处理自然资源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首先，要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和对待自然资源的思想。在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和理念下，人类将自然资源看成是自然界馈赠的不需成本、取之不竭的礼物，直接导致了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采。必须改变这种错误的自然资源思想，努力克服以人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反对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要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其次，要重视循环经济和可持续经济的发展。以往我们片面追求GDP增长，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节约。要把节约、保护资源变成全体公民的自觉理念和行为，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社会氛围，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和应用资源节约型的科学技术，通过对传统行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篇（3）

如今，分账营销的合作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企的关注和采用，根本原因在于其打破了存在于媒体和企业之间的发展怪圈。一方面，绝大多数企业很期望借助报纸媒体进行推广，但因为资金有限、广告效果难以预测而无力或者谨慎投放；另一方面，媒体的广告费用越来越高，媒体的品牌资源和社会资源远远没有充分利用，有很多广告资源被白白浪费掉了。

广告主对广告效果可说明性的呼声越来越高，分账营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将原来存在于媒企之间的矛盾关系置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平台上，在广告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仍可以与媒体进行合作，保证新产品及品牌活动的正常开展；而分账又使得媒体变身为企业产品重要的营销渠道，充分地激活了媒体闲置的广告资源与社会资源。

当然，这种合作模式的成熟还离不开第三方监测平台的技术支持与公正、透明、客观的销售数据监测结果。作为第三方，需准确地监测统计因各个媒体广告带来的销售额及其会员的持续消费行为，即时动态地提供给企业和媒体双方，确保分账过程的顺利进行。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分账营销因其自身的特点，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如下：

篇（4）

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理论界普遍已形成两大偏好，即经济增长偏好和出口偏好。在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较快，表明经济发展呈现出好的发展态势，否则，就表明经济运行出了问题，政府应设法扭转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下滑的局面。笔者认为，判断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好与坏，应根据国内的实际状况予以确定，特别应依据国内需求、资源和环境的状况而确定，不宜简单依据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快慢而决定。

一、经济增长偏好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学者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表明社会的生产潜力已被充分利用，社会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经济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闲置的社会资源增多时，则表明经济运行不佳，政府宜干预经济，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通常认为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收入政策调节需求结构，增大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加其消费需求；通过产业政策调节供给结构，压缩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中高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尽管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影响有所扩大，但纵观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明显占据上风，在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居于统治地位。要求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地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差距尽可能缩小的经济主张是否很正确呢？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充分考虑需求的科学性。就人类的需要而言，可以说其需求具有无限性，然而，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决定了人类的需求不可能无限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扩张。就人类的生产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现出由低向高转化的趋势，但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无限性的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性的发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而言，人口的扩张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人类的需要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只有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将人类的需要尽可能地定位于科学化的目标，才会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潜力，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要看人类的需要是否科学。当人们的社会需要普遍处于科学合理的范围，而人类也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资源也能支撑经济更快地发展，环境对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承载能力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运用宏观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其二，未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当代人宜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如果当代人不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对自己的需要不进行科学化定位，满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发展模式属于非理性发展模式，建立在这种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发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如果可再生资源闲置率较高，这时，政府应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措施，促进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可再生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资源已耗用较多，社会生产设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我认为此时政府尽可能不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实际经济的增长，而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理性看待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缺口，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社会需求科学化和社会资源利用科学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评价人类的生活质量不能仅看人类拥有多少物质产品和服务，还必须考察环境的质量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社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缺口，社会的生产设施、能力存在一定数量的闲置，而空气、水的质量严重降低，况且耕地沙化严重，沙漠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运用宏观经济杠杆缩小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此时就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应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全面、合理地评价生活质量，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强调启动宏观调节措施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而应在社会需求科学化、资源利用科学化、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谐化的基础上启动宏观调节杠杆，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化的基础之上。

二、出口增长偏好

篇（5）

一、背景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城市中出现了新的贫困现象，传统的粗放型救助与精准性需求的矛盾日益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随着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一些社会问题单靠政府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政府职能转型要求新型社会救助。

二、特点

城市新贫困人口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和现实需要体现出不同的特性，社会救助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针对当前贫困群体新特点，社会救助从传统的物质温饱型救助转向社会发展型精准救助。精准救助的含义就是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社工介入、督导培训及第三方评估的一体化救助体系。主要包括以下特点：

首先，政府主导下的精准救助平台。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参与、社工介入的救助框架上，并通过建立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平台，确定救助对象。其次，社会组织参与的精准救助机制。由社会组织通过投标方式参与社会救助，通过上门调研摸清贫困家庭的现状，进行科学分类评估并分析贫困原因，采用不同的服务方法。再次，社工介入，把脉救助对象问题。对救助对象进行评估分析，分析贫困的自身原因、家庭原因及社会原因，制定个性化的社会救助方案。从接案开始，全面地帮助救助对象。在明确规定的社工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社工依法处理;超越社工职权范围的，立即实行转介，即移交给负有相关职能的政府部门。同时，社工还要对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进行追踪调查。

针对社会救助机制不协调、体制不畅通、社工专业能力弱等问题，督导培训并提升社工专业能力。通过督导协调配置社会资源，优化社工配置，通过专业培训提升社工服务能力和技术。最后，进行第三方评估，促进救助公平高效。从社工救助项目的设计、调研、方案进程、实施效果、项目财务的合规性、合理性等全方位介入，对项目的完成情况、服务满意率、财务情况、组织管理、综合效能五大方面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并探索救助模式。

三、问题

社会救助当前还存在评价机制不够科学、救助机制不够长效、承接机制不够科学、转接机制不够精确、救助机制不够系统、退出机制还未确立等难题。如评价机制还不够科学。目前社会转型在继续，救助对象在变化，用不变的评价救助标准评价变化的救助对象不够精确。同时，救助的资金有限，如何能用有限的救助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保障救助的长效机制仍然处在探索阶段，救助的精准性也不够高，救助对象需求的复杂性与现有调查方法的局限性还存在矛盾。

社会组织的不成熟以及社工的专业性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导致承接救助工作的成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社工志愿者和居委会的优势发挥不充分，社工、社会组织不能承接的社会救助，应该由更专业的机构、企业和更专业的组织转接。社会救助是项系统工程，单靠政府的民政部门、以及社会组织还不足以完成社会救助的系统工程，还需要建立大民政、大救助的系统救助体系。

四、对策

社会救助的成效应体现在救助对象的有进有出，只有建立科学的退出机制才能保障救助资金的公平高效。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特提出如下建议，完善社会救助的系统科学体系。

首先，建立精准发现机制和动态评价机制。建立由民政主导、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组成的专家调查组、专业社工机构组成的实务督导组及居委会志愿者等社会治理创新团队，对救助对象实施精准调查、科学分类。对救助对象给予全方位摸底调查、分析成因制定救助方案。同时，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压力有必要调整静态标准，对救助对象实施动态标准。其次，建立科学承接机制和精准转介机制。优化社工配置，建立由实务督导加专业社工机构加社区居委会志愿者的制度化的科学承接机制。无论政府主导还是专业机构参与和社工介入，都无法解决救助对象的全面需求和潜在需求，需要转介o专业的机构或企业或基金会等社会资源。这就需要挖掘社区资源、社会资源，精准链接外部资源，整合一切社会专业资源，最大限度保障救助对象的困难解决。

救助工作是项系统工程，涉及民政、社保等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组织及区内外企业，需要建立以救助对象为本的社会救助系统工程，理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救助长效机制。最后，还需要建立科学评估机制和科学退出机制。通过完善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从经济效益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前期预估、过程评估、结果评估的科学评估机制，并根据救助对象的变化，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以保障救助的公平高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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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62

1从法经济学角度看广场舞问题

近年来，广场舞作为一种新型的社区体育运动方式风靡了城市和乡村的各个小区、公园和广场，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健身活动场地等资源的限制，健身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居民的休息权，广场舞扰民现象越来越普遍。

从传统的视角来看，广场舞扰民现象具有侵权的特性，很容易将其归于侵权行为。广场舞扰民现象看似是侵权，但换个角度来讲，这种侵权并不必然将责任归于某一方，其矛盾的根本在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试想，如果社土地资源足够的丰富，可供社区体育活动的场地足够的多，那么广场舞爱好者也就不会占用公用场地，继而导致居民的安居权受到侵害，也就没有扰民这一说法了。因此，造成居民的安居权与广场舞爱好者的跳舞权冲突的直接原因正是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再者，由于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则来规范公共场地的使用权，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使用公共资源，这也就导致了广场舞群体的跳舞权、公共场所使用权与其他群众的公共场所使用权之间的冲突。广场舞爱好者基于其享有的跳舞权以及公共场所的使用权使用公共资源无疑是不违反法律制度的，但是当其影响了居民的安居权时，如何最大程度的减少双方损害从而解决权利冲突便成为焦点。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减少损害的关键在于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社会财富极大化的目的。倘若为了减小广场舞噪音对居民的损害，而对广场舞爱好者加以限制或者予以禁止，这种安排并未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在分析广场舞问题时，我们需要摆脱传统的法律思维，转而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最优的资源配置。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科斯的框架中，三大定理揭示了法律以及市场之间的关系：首先，法律创制权利的初始安排；如果市场没能实现有效率的权利转移，就通过适用规则进行权利变更，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因此，下文将重点讨论权利的初始安排和三个产权保护规则的选择。

2初始权利的安排

科斯定理认为：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当法律如何划分初始权利，资源配置都会达到最有效的结果。因此，通过合理的权利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达到效率最大化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就广场舞问题而言，如果将改变现状的责任归给居民们，那么结果将会有三种：一是居民自己被迫搬家，留下的都是能够忍受“噪音”的；二是居民自己出钱给房子安装隔音和消音装置；三是居民组织起来筹款修建社区活动室，让广场舞爱好者去室内跳舞。但如果将主动调整的责任归给广场舞爱好者，也会出现三种对应的结果：一是广场舞群体被迫解散，广场舞爱好者们失去了社区锻炼的权利；二是广场舞仍继续，但需要为社区内受广场舞“噪音”影响的居民安装隔音和消音设备；三是广场舞爱好者自己筹款修建社区活动室，广场舞改成室内舞。笔者认为，若将责任归给广场舞爱好者，会使得改变现状的成本大大降低，且更符合正义的原则。试想，若因为广场舞群体肆意播放音乐制造“噪音”，而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使得公众的财产和精神利益遭到损失，甚至是被迫搬家，这不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社会资源也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因此，将权利赋予居民，将主动调整的责任归给广场舞群体，更能降低交易成本，达到最高效率。

3产权保护规则的介绍与选择

Calabresi和Melamed在1972年提出了三种基本的保护规则，即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让与规则。

财产规则要求只能通过自愿交易，支付权利人同意的价格而取得该权利。责任规则下可以未先取得权利人的同意，但必须依法作出适当的补偿，且权利相对人对该补偿数额没有否定权。在财产规则下，权利的让予以及赔偿额度都是有国家决定而非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因此财产规则是一种强制的非自愿交易的规则。至于不可让与规则，是指无论权利持有人是否同意，均不得对产权进行交易。当一种产权被不可让与规则来保护时，即使产权持有者自愿同意，产权也不得转让、出售，如人格权。不可让与规则主要是基于对人性的尊严、公序良俗或公益角度考虑，而本文所探讨的安居权、跳舞权和公共场所使用权均不在其适用范围内，故本文不在对其展开讨论。

细究广场舞问题下的权利纷争，不难发现其中矛盾的权利主要有两对：一是居民的安居权和广场舞爱好者的跳舞权；二是广场舞群体的跳舞权与其他群众的公共场所使用权。下文中我们将详细分析，并逐一提出解决方案。

3.1居民与广场舞群体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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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131-01

2008年汶川8.0级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对灾区进行救援活动。但在灾后救援以及目前仍在进行的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 社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中新出现的概念,它把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形象地比喻为一种可以给个人或群体带来收益的“资本”。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布迪厄(Bourdieu)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D.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影响较大,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强大的地震可以将街道、财产毁灭,但人际关系网络却是毁灭不了的,社会资本就诞生并且体现于这一民众交往网络之中。无论是在应对地震的救援期间还是恢复重建期,一定范围内的人们之间形成的人际网络,以及由此形成的信任、规范、共同的行为准则等,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便是社区社会资本在应对突发灾害时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张力。社区社会资本存在于一定的社区结构中,并为社区居民的行动提供社会资源,包括社区规范、社区信任以及社区网络等。社会资本对社区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2 社区社会资本在汶川地震救援期的作用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受天气恶劣,交通、通信中断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救援部队要两天甚至两天后才能到达,最佳的72小时黄金救灾时间已经过半,紧急救援难以收到最理想的效果。在汶川地震发生初期,亲友间铺天盖地的手机短信传递求救信息,便是人们在灾害发生后通过个人或群体的人际交往网络传递信息,以期获得社会资源的支持的表现。这样一种非官方的信息传播渠道便是社会资本的典型应用。林南认为,在灾害发生后,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网络来调动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嵌入性资源,为自己摆脱灾害影响、恢复正常生活提供条件。在地震灾害中,社区内亲人、邻里的守望相助、互帮互救正是社区居民通过人际网络获取援助资源的方式。这时候,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已经内化为一种可以给个人或群体带来益处的社会资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生活规范、伦理道德规范、各种习惯、风俗等,它们本身可以被看做社会资本,同时也可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

此外,从众多地震经历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地震发生后人们会首先搜救自己的亲属、朋友、邻居、同学等。个人被救的概率与有无相熟的搜救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这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在灾后的搜救行动中成为了一种积极的社会资本。我们可以用强关系和弱关系来解释被救概率与有无相熟搜救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关系的强度指人际关系的时间长度、情感亲密度、熟悉、信任程度。关系持续时间越长、越亲密、熟悉、信任,则关系越强,反之则越弱。相熟的人会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互相搜救,这是强关系的表现；弱关系指的就是接触较少或彼此互不相识的联系。对于一个社区来说,如果社区居民平时有高信任度、高参与度,社区组织规范健全,那么社区内居民自然会相熟而产生社区凝聚力,易形成强关系网络,在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的被搜救率会显著提高。这也再次证明了社区社会资本在应急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当然,社会资本并不是没有消极作用。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谣言涌现,宣称某城市某时间将发生地震,这些谣言正是通过亲友、熟人间口头流传、手机短信等形式沿着人际关系网络传递,并且个别城市也出现了社区内居民集中在社区广场或空地“等地震”以避免受到伤害的情况。社会资本在这里出现了负面的作用,抑制了社区发展。

3 社区社会资本在汶川地震恢复重建期的作用

灾害带来的损失远不止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之类的有形破坏,更有社会资本的无形损耗。社区内人与人之间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在地震中受到了损耗,尤其是由于受灾面积较为集中,“强关系”在地震中破坏严重,急需重建关系网络以得到社会支持。而基于社区内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形成的行为规范也受到冲击。地震后,一些受灾群众迁移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人们的社会关系、邻里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导致社区面貌、社会结构的突变。因此,震后重建中,在活动板房形成的社区范围内,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增长构成了整个震后复兴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这个过程中人际关系的不断增进和累积,同时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和社区的恢复效果。

毫无疑问,社区结构的变化使原来建立在强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半径被扩大了,扩大了的社会资本半径将更多的成员纳入进来,参与社区活动,扩大了网络规模,建立了新的互惠规则,信任的半径也随之扩大,突破了“熟人”的范围。原来社区内较高水平的熟人信任,扩展到陌生人和制度的信任层次,并且人们在灾后容易激发“利他性”行为,这为社会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整个社区居民能更好地支持、配合民间组织以及政府的灾后重建工作,从而使社区能够在灾后恢复重建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但社会资本不是万能的,在灾后恢复重建的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它毕竟是一种非制度因素,对那些高度依赖强网络关系的弱势群体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强关系半径范围内的成员一般与受灾者本人在资源拥有状况、社会地位等方面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如果受灾者本人个人能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都比较弱势,那么强关系半径范围内的成员很可能也是同样的境况,他们组成了一个弱势群体网络,很难通过非正式支持寻求到需要的资源,社会资本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他们受灾后则只能主要依靠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正式支持来获取社会资源,恢复生产生活。

4 结 论

汶川地震的实例证明,在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时,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体制并不是万能的,往往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补充和完善。在作为基层组织的社区,社会资本正是一种隐形的社会力量,它嵌入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在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中,社会资本共同体的内在和谐关系使组织内的成员以更合作的态度相处,从而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收益,增强了风险抵御能力。这恰好可以弥补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不足,为政府救灾减缓压力。因此,政府应将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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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始形态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相对于城镇社会救助，农村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弱势群体提供物质、精神或扶持生产生活等多种形式的救助，保障其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社会救助制度。在以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政府主导的农村社会救助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社会变革、政府有限财力的情况下，依靠政府一己之力来完善农村社会救助显然难以达成所愿，引导非政府组织和资源参与农村社会救助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一、政府主导型农村社会救助的局限性

截至2015年底，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还有4 903.6万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516.7万人，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农村贫困人口并未完全统计，而农村的贫困现象也还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除了存在绝对贫困现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竞争的加剧，农村人口的相对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的贫富差距，使得部分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必要的保障。

（一）有限的救助范围

1.救助能力有限。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主要依靠政府的救助能力，政府虽然拥有较大的公共权力和丰富的公共资源，但进行的都是周期长、回报率慢的投资，而且用于社会救助的财政投入有限。另外，供需信息对接不及时，很难保证质量并举的服务。从另一角度出发，农村需要救助的人数居高不下，供需的不平衡且仅靠政府的直接投资，必将导致政府财政上的不堪重负，从而农村救助无法长久实现。相较于城市贫困人口救助，农村社会救助往往因其庞大的贫困人口基数而达不到救助效果。

2.地区差异明显。由于我国地域和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地方多采用属地化管理原则，所以各地区农村的社会救助取决于各地区的财政投入，根据地区发展不平衡，每个省市的低保标准也有很大差异，且很大程度上救助的受益范围局限于某一区域。相较于东部地区的农村，西部地区常常因地区的救助能力有限而降低救助标准，从而导致各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差异明显。

（二）持续的低水平救助

1.救助标准过低。由于农村社会救助经费基本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且农村贫困人数多，为了扩大救助的覆盖范围，我国农村社会救助标准一直不高。虽然政府对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的财政拨款数额逐年增长，但面对农村急需救助的巨大基数，显得杯水车薪。此外，农村救助资金因救助项目的不同分散于各政府机构和部门，这导致救助资金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监督机制也难以实施，最终导致农村救助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2.对象划分不准。我国农村社会救助是以“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为目标的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不仅包括农村低保、农村五保，还涵盖了农村医疗救助、灾害救济、临时生活救助。所以，多种救助项目对应不同救助对象，极易形成多、冗、杂的局面。例如，农村特困户与“五保”户政策之间的模糊性，特困户救助是针对那些如若不救就无法生存的农民，“五保”政策则是依照无法定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的这三个条件来界定受助人群，往往这些受助人群正好处于两者之中。由于受助对象界定的模糊性，在现实救助中存在着重复“吃保”现象。

（三）简单的制度移植

1.制度契合度不高。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对城镇，农村社会救助则显得势单力薄，处于滞后的状态，对农村的社会救助也只是简单的救助制度移植。当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农村低保、农村五保归口于民政部门管辖，新农村合作医疗隶属于卫生部门，“两免一补”划分在教育部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是人社部门的业务范畴，各部门之间由于多方面原因，配合不够紧密，制度衔接不到位，没有将各项制度的最大效益发挥出来。另外，多数政府部门对农村社会救助重视度不够、财政投入不足，救助标准也相对过低，使得社会救助政策城乡分割的特征加剧。

2.业务针对性不强。我国社会救助政策存在分割管理的现状，多部门管理的工作格局长期不变，真正落实到农村救助的政策和制度也只是以低保为主。农村社会救助涉及内容广，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合作，然而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各个项目实施都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导致相互之间出现信息割裂、重复建设、资源争夺等情况，制度上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衔接，不利于政府在农村社会救助的效能发挥。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的优势分析

政府在农村社会救助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和农村社会变迁，政府如若再以相对单一的姿态出现在农村社会救助中，则越来越难实现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而非政府组织开始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作用，其不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于政府体系和市场组织的特性，能够通过开展公益性的社会服务活动协助政府承担一定的公共职能，分担政府的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公平，有效地填补了政府对农村社会救助中的部分空白，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添上了新的色彩。

（一） 扩大农村社会救助范围

1.整合社会资源，加大农村社会资源投入。第一，非政府组织相较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依托市场机制、自愿捐赠原则，能够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利用社会资源来弥补政府在农村社会救助中的资源不足，能动地改善目前社会保障基金对政府财政拨款过分依赖的状况。第二，非政府组织在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中始终坚持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充分发扬民主，实行自由开放的公众参与和决策机制。与政府部门相比，更容易接受社会群体的直接监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贪污、挪用、浪费社会资源的现象，从而使社会资源所发挥出的效能最大化。 2.提高救助针对性，弥补农村社会救助差异。由于我国地域和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地域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差异明显。需要救助的对象情况比较复杂，而驻扎农村的非政府组织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熟知农村的风土人情，能更好地了解社情民意，能感同身受地与受助者交流，获得救助对象更为真实的信息和需求，大大便于向农村受助群体提供及时、准确、优质的服务和帮扶。而在救灾前线，非政府组织成员提供物质和精神援助、给予人希望和温暖，这是政府组织无法替代的一点。

（二）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水平

1.提高救助标准，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非政府组织在政府财政拨款的基础上，可以对经济仍旧困难的受助群体加以援助，改善农村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政府组织因为全局的考虑，无法很好地了解到受助群体实际的生活状态，仅凭一些数据确定救助标准，并不能真正帮助到受助群体。而这时，非政府组织能够充当桥梁的作用，向政府反映农村弱势群体的切实需求。除此之外，非政府组织还能协助受助群体可持续生产，获得劳动能力，促进社会和谐。

2.实现救助专业化，满足农村居民多样需求。非政府组织因其独特的组织属性，各地区的非政府组织能够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弥补政府组织救助方式和内容的“单一性”，满足救助对象的不同需求，做到救助方式、内容多样化，扶贫效率远远高于政府组织。此外，非政府组织表现出专业性强的特征，其成员大多都来自于各行各业，这些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强化了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能从多种角度贴近农村居民，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救助的同时更容易与受助人群拉近距离，进而大大提高农村社会救助的效率。

（三）加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适用性

1.加强信息透明化，发挥救助成效最大化。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农村社会救助，在农村社会救助资源信息公开透明上起到一定的作用，能够促使政府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上更加合理，使有限的资源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提高了社会救助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和市场，能规避政府的官僚作风，又不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从而减少救助流程中各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实现农村社会救助的成效最大化。

2.促进救助的能动性，填补政府组织的不足。由于政府组织的财政拨款流程冗杂，很多农村居民不清楚申请救助方式，往往错过救助的最佳时效性。相反，非政府组织反应灵活，能够主动深入基层，根据受助群众真正实际的需求，提供多样化、专业化、持续化的救助，创造开发有限的社会资源给最需要帮助的农村弱势群体。同时，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结构和农村社会救助方式上有很大的灵活性，推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助，充分发挥了非政府组织上传下达的救助作用。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的制约因素分析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两面性，非政府组织在弥补政府组织在农村社会救助部分缺位的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毫无疑问，非政府组织的良性运行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制，需要有关部门的监督规范，需要自身的管理制度，从而使非政府组织成为政府和农村弱势群体沟通的桥梁，重视农村社会救助。

（一）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现今，我国关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助方面的立法层次还不高，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立足。有的仅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基金会管理办法》，这些多为行政法规，并未上升至法律，内容大多属于政府管理非政府组织的程序性规范，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以及财产管理办法。没有了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在一些具体事务中，不免有些投机取巧的人士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旗号、本着公益的口号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

（二）政府监督不到位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主要采取双重管理体制进行工作，一个非政府组织成为一个合法组织前必须有一个党政部门作为主管单位，然后经过一系列程序合格后登记注册。但由于登记注册的程序严格、手续烦琐，使得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因达不到要求无法进行登记，从而隔绝于体制之外，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管。同时，由于某些非政府组织依附于政府部门存在，独立性较差，导致监督力度不够，信息不够透明，不能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使监督流于形式。

（三）自身发展不完善

我国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成立的，并不是在社会环境、群众思维成熟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使得我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在规章制度、决策管理、项目组织、财务审计、人员培训等多方面都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非政府组织应该形成自我觉醒、互相督促的管理形式，但一些新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缺乏完善的组织和制度，遵循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式，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在社会各阶层，并不能凭借自身出色的工作效率以及开展活动的号召力来赢得公信力从而进行救助资源的积累，达到救助农村弱势群体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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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孔金平，涂文静.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会救助中的作用[J].行政论坛，2008，（1）.

篇（9）

安定的社会秩序是人类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保障。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全面深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转型涉及到各个层面，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高度集权制向民主集中制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化、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变迁、从单一社会向多元社会迈进。国家体制快速变革，引起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重新分配，价值观念不断转变，社会各种隐形矛盾与显性冲突相互交织和缠绕并日益凸显，呈现出异常错综复杂的状况。突发群体性暴力事件正是这种社会矛盾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破坏，对社会安全稳定形成巨大的威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推进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传统的社会规范、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对社会民众的影响逐渐式微。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政策制度落实不公平、部分民众合法权益保障不充分、贫富分化日益拉大等因素导致部分群众心理日渐失衡。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进行蛊惑和煽动，使埋藏在社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不断积累并酝酿发酵。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会以现实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资源开发、征地拆迁补偿、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等为导火索，往往以非法和暴力的形式进发出来，残害无辜民众的生命健康、毁损公共财产设施、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冲击民众心理的承受力，从而形成各种群体性事件。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在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同质性在不断减少而异质性在不断增加，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是引起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内在诱因。在利益重新整合与分配的过程中，打乱了固有的社会结构与分层，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与利益需求。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与人性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不同利益主体在追逐自身利益目标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摩擦和冲突，加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内容的分散化和利益需求的多层次化也导致了社会矛盾丛生和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由于在利益争夺和利益占有的过程中，强势集团凭借自身的特权和优势掌控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权，而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得不到维护和满足，在不得己时就会采取体制外的、极端的方式，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充分表明了我国当前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并达到一定的警戒线。    

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机理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内在的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在外部行动的集中反映，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群体性事件发生是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对群体性事件原因的剖析有利于寻找社会内部矛盾冲突的症结所在，可以为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提供方向指引，以达到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    

(一)利益受损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篇（10）

一、李强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概述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学者往往会向着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在此，笔者比较赞同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的观点。李强社会分层理论是基于经济收入来划分的。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方法，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计算，发现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类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又拥有众多人数的巨大群体。该群体内部的社会状况高度一致，即为倒丁字的那一横。同时，中国还拥有人数不多而且社会经济地位多层化的一系列的群体，累叠起来即为倒丁字的那一竖。这无疑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危险的社会结构。

1.“金字塔”或“倒丁字”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

在“金字塔”社会结构中，极少数处于社会经济地位顶层者在极力维护自身固有利益的同时也在尽力扩大自己的利益。随着上位者的利益扩大，使得基层的下位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处于中层的社会成员及处于基层的人数众多的下位贫困者为了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则会想尽办法往金字塔顶端钻。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底层越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会越大。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尖锐的“倒丁字”结构，巨大的社会经济底层人数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存在明显的潜在危机，更易发生难以调节的社会冲突。“金字塔”结构或是“倒丁字”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典型负面影响是使大部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成员中极少数人的手上。直接导致不同社会成员因其所在的社会层面不同，所拥有的获取社会资源自然而然的不同，造成富者更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长时间的积累不仅使得社会分层化愈来愈重，即从“金字塔”社会结构发展成更加不平衡的“倒丁字”社会结构。而且，随着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处于劣势者的生活状况会愈来愈差，从而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

2.“纺锤形”社会结构的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相较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纺锤形”则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下，一支拥有庞大数量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能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该群体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异性不大，同时亦可以满足其自身的生活要求，使得成员之间的矛盾甚微，融合性强。相较于下位者，中位者拥有一个较为满足的生活状况同时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维护意识。所以，在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时，他们会普遍持有保守态度，会更倾向于理性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这一层次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当这一阶层变为社会的主体时，发生矛盾冲突的概率会变得特别低，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极具有积极作用。无疑是我国当今社会形式向“纺锤形”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当下畸形的社会结构正常化应具备的条件

现下国内无法办到使下层等级的人群对于他们目前的地位特征达到认同的程度，而直接导致上层阶层成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与地位对不安于现状的下层人群强力镇压，其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可持续的方法。这无疑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僵硬，最终达到无法调节的地步。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不合理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向科学合理的“纺锤形”发展。要使中国社会结构往“纺锤形”方向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现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形”向“纺锤形”转换是中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针对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成功转化为“纺锤形”社会结构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至少要满足三点。

第一，积极发展中国经济。在当下这种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矛盾愈发激化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基础。只有使社会总体资源得到保证，使得人均所得的社会资源普遍升高，从而下层者可以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才能实现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还能实现下层者向中层流动的可能性。

第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外部的正常有序的状态。社会是由众多的个体的集合体，个体的行为对于整体的影响是必须由强硬的社会制度和规定来规范的。社会的稳定性关乎国家的法律是否可以具有有效性，国家的成员是否可以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稳定性是实现社会发展前提。这两点也是政府管理部门所负责的首要任务。

第三，为保证利益可以往下流动，利益的向下流动是实现“纺锤形”社会结构的核心步骤。在社会资源充沛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若不能实现利益向下流动只能使上层者聚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下层者还是保持着糟糕的生活状态，下层者的“仇恨”心理只会更加严重，反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只有实现利益的向下流动才能保证下层社会成员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向中层发展，减少下层贫困社会成员的数量，使人们渐渐向中层涌动，最终达到“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这也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做到的，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纺锤形社会结构中的调节功能

如何使社会下层人群接受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上层人积极配合社会结构向正确方向改变的工作，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团结安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第一，通过上文所述，不难看出稳定下层人群的情绪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第一目标。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极不合理性使得大量社会下层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远远不及极少上层人群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由于中国现如今的总体社会资源不足，引出了下层人群不满情绪的根源所在，即为下层社会成员难以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长此以来，大量存在的贫困人群会大大消减国家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贫困人群由于长期的消极态度所致，难免会发生不理性并危害到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使社会秩序难以统一管理。所以当务之急即为建设完善的健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在满足他们基础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为该群体提供如最低保障制度、农村扶贫脱困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制度等保障条例。实现让下层人群的生活质量向中层人群靠拢，提高这类人群的社会兴奋感，安抚他们的消极情绪，达到缓和社会阶层矛盾增大社会稳定性的目的。

第二，在保证下层群众安定的同时，也要动员他们积极争取其自身利益。为了使下层群众思想达到积极争取的这一高度，首先要使他们了解上层人群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增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引导下层群众对于收入分配的差异性和现在所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进而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保证上层群众与下层群众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下层社会成员的思想素质。凝聚弱势社会阶层内部思想，提高这一社会阶层的影响力，从而为争取利益下流奠定基础。召集此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共同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自身的利益，集体向执政团体发出呼吁，引起社会全体成员的重视。此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要让该阶层的人群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其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动员这一阶层人民接受教育，通过提到自身的素质修养，丰富思考角度来提高自身的价值。以知识为武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现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得到质的改变。着重强调争取途径的合法性，避免由于下层群众通过不理性的争取途径而导致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