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思潮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当代文学思潮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

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

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具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入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

篇（2）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92-02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篇（3）

一、从内容看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以其反映原生态的现实生活，刻印着独有的文化印记，成为八十年代后期重要的文学流派。池莉的《烦恼人生》，琐碎地记录了武汉普通工人印家厚从凌晨到晚上的生活经历，成为新写实文学思潮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池莉曾说：“印家厚代表了整个凡人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凡人。”池莉在《烦恼人生》中，还原了印家厚每天面对的一切事情，工作、奖金、分房子以及种种家庭琐事，看似琐碎但却真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等全部展现在故事中。他要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作为父亲，他要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他的经济状况相对拮据，物质条件匮乏，甚至连洗漱和上厕所都是极大的问题；上班不得不挤公共汽车，赶轮渡；作为晚辈，他还要为岳父六十大寿的礼物操心。凡此种种，都是世俗平民的生活状态，是普通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印家厚的故事很真实，甚至真实之间还带有些许粗糙，然而越是这样，越能真切地反映出那个年代大众的生活状态，即新写实主义的初衷。较之先前提炼生活的作品，新写实主义文学将生活原滋原味呈现在读者面前，还原生活的本真。

二、从写法看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文学，以真实描摹生活为主，从而达到写实的目的。为了还原现实，作家运用朴实直白的语言进行写作，不讲究宏大的构思和情节，耐人寻味。

在《烦恼人生》中，池莉用质朴的语言描绘印家厚的生活。作者更像是用摄影机记录印家厚的经历，很难看到作者情感的介入。作者本着不干预、不夸张的原则，冷静审视印家厚的生活，从而滴水不漏地记录下他所经历的日常琐事，再现他的庸常生活。

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巧妙的构思，新写实主义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崇高，表现生活的原始形态，基本不会融入作家的主观情感，反对人为粉饰现实。作品少了修饰，多了纯粹，不再强调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主张艺术来源于生活再现生活。看似“流水账”式的叙事方式，却没有给人烦扰之感，家长里短的讲述当中多了真实与亲切。这种真实，不仅是作者呈现的真实，更是读者接受的真实，读者有更广阔的视野去体悟生活，犹如亲身经历，以文字为载体，独立思考，而不会受到作者、作品潜意识的影响。

新写实主义文学不仅在构思和语言上与以往的文学流派有较大差异，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有较大突破。拿印家厚来讲，他既不是形象高大的英雄人物，也不是卑鄙低俗的小人形象，而是世俗阶层中平凡而又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当时社会普通大众的发言人。印家厚性格宽厚，也小有才华，不论对家庭还是对工作都有极强的责任心。然而，面对生活的严峻，他不得不被现实生活所迫，变得孤单懦弱。但他仅仅是些许懦弱，并非堕落，他仍旧想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的内心有不灭的希望之光。

所以，新写实文学思潮，不管是作品内容题材、语言风格，还是作者选取的人物形象，都以写实为基础，同时又突出“新”的写实理念。

三、从内涵看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文学，是在社会l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必然有其深刻的内涵。

结束之前，文学的政治功能突出，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工具为政治服务，所以文学创作注重宏大的结构和典型的形象，即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大众开始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他们不再满足于已有的文学模式。同时，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希望看到反映其自身生活的作品，所以表现世俗生活的作品受到读者的青睐，新写实主义思潮的出现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写实文学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不只有故事中所讲述的真实生活，更有其深刻的内涵。在《烦恼人生》中，既然印家厚的人生如此烦恼，那么我们必然要去关注他对于烦恼的态度。虽然作品整体上呈现出比较压抑的灰调，但是在压抑中也不难发现印家厚的希望所在。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旨在以此映射一个社会阶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普通市民无不面临这些困扰，也无不接受这样的生活，怀着走出烦恼的希望找寻生命的意义，印家厚是这样，池莉是这样，这个阶层都是这样，看似灰色的基调中折射着希望。

而这些，虽然有批判的痕迹在，但更多的是新写实文学要传达出来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和希望意识，内涵深刻，发人深省。

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诞生的重要文学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烦恼人生》等一系列优秀的新写实作品的出现，给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吹来阵阵新风，这便是新写实思潮的独到之处，也注定会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留下深深的印迹，值得永久体悟。

篇（4）

2.体制化的学术研究导致了文学教育的死板化目前高校的分配制度以及学术制度导致文学研究只是享受待遇津贴与获得职称的一种方式，它并非属于人们心灵与精神的一种要求。一是它跟人的感性体验相背离，二是它跟人民的生活实际相远离，仅仅成为了一种知识性的操练。如此的学术制度导致大学讲解现当代文学的教师丧失了感知文学的能力，像是目前的文学教学愿意在一些西方和本土理论的影响之下，构建一系列的知识理论视野，然而，文学本来所具备的生存世界、生命理想、审美观念、原创力、道德感、个性、经验，指挥等等却越来越消失于建构的知识体系中。可以说，空洞的文学性话语充斥在高校的教学课堂中，如此的文学教学不可以将文学固有的美感与特点显现出来，也难以实现学生审美水平的提高。

二、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教学的方式

1.优化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模式改变教学观念作为高校的教师来讲，不仅仅应当具备较强科研能力，还应当在教学上受到学生的青睐，不然就不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教师常常错误地认为科研跟教学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和互相推动的，倘若教师能够处理得当，那么就有利于教育和科研的良好发展。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需要以学生作为核心，而应弱化教学的讲解功能，尽量地让教师从演讲者转变成为引导者和组织者。实施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在实际应用教学方法上，能够对一系列的教学方法进行综合，像是写作练习、多文本比较阅读、实训实践、话题探讨、分组探究、课堂讲解等等，有效地统一个体学习、小组学习、集体学习，实现实践学习、讨论学习、参与学习、协作学习、自主学习、同步学习的完善与补偿，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最终有效地培养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

篇（5）

    而这种人文精神滋养了整个西方的民族文化,使整个西方文学史始终贯穿着人生价值观念和人学母题。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了解单一的国别文学发展的线索、阅读作品,做一些例行的赏析,而是承担着教育人、引导人的神圣责任,通过对异域文化在感知世界、认识人生、表达情感、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学习与比较,从更高层面上感知异域文化,发展、完善、提高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文化和文学本来就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两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教会学生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去体会文化的传承,特别注意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学好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其文化素养,达到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

    优化教学体系,丰富文学史的文化因素优化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效果。外国文学囊括了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学,面对这样浩繁的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如果处理不好,就很难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按照传统的教学观念,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史而言,古代是起点,近代是重点,现当代是难点。欧洲近代文学成就尤其突出,是重点讲授的部分,而现当代文学却作为选修课来讲,显然不是教学重点。至于东方文学就更不入流了。

篇（6）

一、“朦胧诗”和“朦胧诗派”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是经由新诗潮而得以产生的，“朦胧诗”是它的第一批文学作品。从60、70年代的地下创作，到70年代末“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80年代初引发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是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朦胧诗派”迎着热风冷雨，直到被社会普遍认可与接受，其生长和发展的不寻常历程，可以说是相当辉煌的。然而，到了文学多元化的80年代中后期，“朦胧诗”则开始淡出。“朦胧诗”以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神本主义思想文化统治的胜利而告终，这个胜利也是人本主义文学对“”文化专制的胜利，它使诗歌打破了建国以来的种种文学禁锢，而承接了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朦胧诗”不应被看作是一个诗歌流派，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适应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在文学上形成的一种思想潮流。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总要同旧的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因此，在“朦胧诗”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就有了新诗潮诗歌运动。

“朦胧诗派”崛起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主要有舒婷、北岛、顾城、杨炼、江河、多多、食指、芒克等。舒婷的《致橡树》、《中秋夜》、《四月的黄昏》，北岛的《回答》、《冷酷的希望》、《结局或开始》，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献诗》、《心事》，食指的《相信未来》、《命运》、《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江河的《祖国啊，祖国》、《没有写完的诗》、《星星变奏曲》，顾城的《简历》，杨炼的《乌篷船》，方含的《谣曲》等。其中，不少后来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首《一代人》作于1979年，这首诗是“朦胧诗”创作中最经典的名篇之一。舒婷的《致橡树》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这首诗热烈歌颂了诚挚、坚贞的爱情，当年曾脍炙人口。

虽然“朦胧诗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群体，但这些诗人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诗歌艺术技巧，所创作的诗作呈现出理性的思辨色彩和浪漫主义情怀，忧伤而不悲观、真挚而又沉郁，既有苦难中对理想的追寻，又有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信念、理想、社会的正义性、强烈的个人理性精神都通过诗歌表达了出来。

二、“朦胧诗”的产生与衰减

（一）“朦胧诗”的产生

“朦胧诗”的崛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它自1979年3月浮出水面，能在两三年内迅猛崛起，遍地开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前后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得益于举国上下痛恨“”渴望新生的政治热情。伴随着当时整个社会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求，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对未来的热切希望，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例如，顾城的《一代人》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刚刚过去的“”岁月的隐喻。“黑夜”、“光明”和我的“寻找”在这里的含义都是不言而喻的。《一代人》只有短短的两行诗句，以三个单纯的意象概括了生于逆境却始终不失信念的一代人异常复杂的心理经验和精神特征。《一代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代人“心灵史”的缩影，“朦胧诗人”所代表的这一代，都是在“”中长大，心灵的成熟包括着对苦难的承担，或是在不断地受伤害中经历成长，苦难给予了他们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们时时企图透过时代的阴暗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神的向往与追寻中战胜苦难。他们用诗歌表达了了“一代人”历经黑暗后对光明的顽强的渴望与执著的追求。

朦胧诗潮的社会起源和个人起源都与这一代人在“”中的个人经验有关。这些年轻诗人都有一个由信仰的狂热到理想破灭后坠入绝望的共同的“”经历，他们是这一代青年中最早觉醒并进行反思的一群。这群“”后期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青年，利用诗歌的形式，对现实进行反思，并追求诗歌独立的审美价值。“朦胧诗人”们从自我的心灵出发，谱写出一曲曲“心灵的呼告”，我们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二）“朦胧诗”的衰减

“朦胧诗”在“”期间以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一主题宣告其诞生，在经过近20年的坎坷历程之后，又以“提供历史的见证”这一主题宣告其消隐。至此，新诗潮诗歌运动也拉下了它的帷幕。在“朦胧诗”受到猛烈讨伐的1983年，“朦胧诗”的势头已衰减。衰减的原因，部分在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带来的模仿和复制；而“朦胧诗”过早的经典化也造成对自身的损害；加上艺术创新者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加强了他们尽快翻过历史这一页的冲动。对中国新诗有更高期望的“更年轻的一代”认为，“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探索的前景，但这不是终结，他们需要反抗和超越。

新诗潮的大多数后续者大多生于60年代，他们获得的体验和“朦胧诗”所表达的政治伦理判断不尽相同，也不大可能热衷于“朦胧诗”那种雄辩、诘问、宣告的浪漫模式。此时，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过程加速，公众高涨的政治情绪、意识已有所滑落，读者对诗的想象也发生变化。国家要求诗承担政治动员、历史叙述的责任的压力明显降低。在80年代中期前后，“纯文学”、“纯诗”的想象，成为文学界创新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这种想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即带有“对抗”的政治性含义，也表达了文学因为“政治”长久过多缠绕而谋求“减压”的愿望。回到诗歌自身，回到语言，回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意识，成为新的关注点。

三、正确评价“朦胧诗”

新时期诗坛上所出现的“朦胧诗”创作潮流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信号，也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朦胧诗”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独到的人文审美价值及其历史贡献。要想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不能仅仅从它的艺术创新方面来判断其意义和价值，我们更要把它纳入整个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把握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们对“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本质上也便是对新诗潮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

（一）“朦胧诗”的诗学贡献

“朦胧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其独特的诗质、题材、意象与语言是变革时代的诗歌特色的突出体现。“朦胧诗”强化了新时期诗歌的文本特性。诗歌是一种语句上分行排列、侧重抒发激情的文体，它特别讲求诗意的开拓和意境的创造。“”时期，对诗的文本特性的扭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在今天，新时期诗歌之所以能称得上“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诗的文本特性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并在其自身发展中得到了强化。“”的特殊的时代氛围造就了“朦胧诗人”独特的思维模式，而他们的创作实绩则体现为对诗歌新的范式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更多地感谢“朦胧诗”以及稍后的现代主义诗流，它们在恢复和强化新时期诗歌的文本特性方面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二）“朦胧诗”的时代意义

“朦胧诗”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这些诗人在诗歌精神和探索的主导意向上具有共同点。“朦胧诗”在开启新诗那些被长久封闭的空间上，在激发诗歌探索的激情与活力上，在推动当代诗歌艺术视野的拓展，寻找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的对话，以及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歌可能性等方面，都有难以忽视的功绩。在精神向度与诗歌写作上，“个体”精神价值的提出与强调，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至于说到“朦胧”，也应该是诗歌语言变革的重要一项。“朦胧诗”与当时“环境”构成的紧张冲突，根源于它的语言的“异质性”，它表现的某种程度的“语言的反叛”。因而，“朦胧诗”这一称谓虽受到不少质疑，却不一定就是十分离谱。

（三）“朦胧诗”的历史贡献

“朦胧诗”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朦胧诗”影响着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方向。在新时期诗坛多元并存、竞相争妍的诗流中，“朦胧诗”可以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劲旅。在新时期，没有哪一种诗歌、哪一种诗派能像“朦胧诗”那样如此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产生着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和持续的震荡，引发出关于诗歌创作与理论研究诸多深刻的话题。自“朦胧诗”诞生后，它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方向——返归诗的本体，注重审美追求。事实上，“朦胧诗”的出现正是诗歌自身审美价值凸现的一种表现，诗的文本特性受到最大尊重的一种选择，它是一种不可扼止的体现着一代诗人强烈创新意识的现代诗流。

四、结束语

“朦胧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诗界奇观，它作为一种崭新的诗歌思潮，以其清新蓬勃的诗风，奏响了中国诗歌现代化探索中最动人心弦的乐章。纵观“朦胧诗”走过的短暂而光辉的历程，它无疑是中国文坛的一次革命，其突出贡献是对文学本位的捍卫和诗歌范式的变革。为了尽可能对“朦胧诗”做出公允的评价，本文试将其放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考察，确认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判。

【参考文献】

篇（7）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1-6368

国内刊号：11-1068/I

邮发代号：82-325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7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篇（8）

一、民俗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对文学的起源，文学界的说法不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学的发生与民俗产生是息息相关的。文学与民俗密不可分，它们是一种相依相存、互相融合的关系。学术界虽然观点不一，但无论秉持怎样的主张，文学界对民俗活动是文学起源的土壤这一点是十分认可的。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就不断在创造，他们出于本能的对宇宙的畏惧、敬仰，也在历史车轮滚动中创造了丰富的鬼神文化，并由此出现了宗教活动，宗教活动是最基本的民俗活动和文学活动［。］。"周易的出现，就是最早民俗与艺术交融的作品与载体。可以说原始初民的宗教活动其实就是一种文学活动。宗教巫师就像文学的歌手，比如说，少数民族哈尼族在每年的-月会有一个特别的民俗活动来祈求上苍下雨，以求来年的丰收。人们在呼唤谷魂的过程中，创造了"叫谷魂歌。，这个宗教仪式不断沿袭至今。在那些传达情感的民俗活动中，文学的内容和样式更让人神往。文学工作者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常常取材于各种民俗活动，并在其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出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因此几乎可以断言，民俗与文学是二者合一、相生相伴的。民俗作为文学的中介和渊源，可以说，文学和民俗是相互交融、渗透的，没有民俗这片土壤，文学也就得不到蓬勃的发展，反之，没有文学，民俗也很难得到继承和发扬。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相互依存。%五四科学的发展与现代工业的崛起之时，"自然%现代$"科学

二、民俗在文学中的渗透

民俗作为一种集体文化，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自然环境和文明发展之外，民俗不屈服于权威的人或者事物。因此几乎可以断言民俗是客观存在的，它具有绝对性和永存性。在某个群体中生活的所有人，都将接受到民俗活动、民俗文化的洗礼，并且但凡人，在自然环境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民俗习惯和行为模式。尤其是随着的开展，人们开始觉醒，在文学工作者的创作意识中也自觉渗透了民俗学艺术，正是因为民俗学艺术的渗透，文学作品才算真正融入底层，被广大读者所认可。沈从文、废名等京派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中所富有的民俗学艺术和内涵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作品中对于乡风民俗的描写，在有意挖掘民俗文化的同时，更对乡风民俗寄予深刻内涵。比如说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边城里面描绘了一幅幅诗情画意的画卷:乡村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等等。青山绿水，小桥古塔，在我们看到民风民俗文化底蕴的同时，对比都市工业文明的喧嚣，从文学民俗学视角也看到了沈从文先生致力构建的精神家园以及深邃幽远而宁静淡泊的乡土意境。独特的民俗文化通过文学作品得以展示，同时独特的民俗学艺术和内涵也得以呈现。文学作品中所展示的民俗生活的本质，往往体现在对独特现象的描绘之中。北京的胡同、茶馆店铺、下层市民、幽默的京片儿，是老舍笔下的老北京特色;古朴的河上柳、静谧的竹林、古道热肠的人物，这是废名创作的江南水乡世界;小酒店里的曲尺柜台、茴香豆、戴着卷边毡帽的古朴乡民，这是鲁迅描绘的江浙农村。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从表象来观察似乎只是生存于自然环境中一些偶然的生活事件的触碰导致的，而我们究其根本，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行为范式等因素影响的必然事件。［］在我国现当代众多文学作品中，这种文化民俗冲突也是十分常见的。巴金先生创作的"家。春。秋等，其内容不乏对中国传统的%宗族本位文化***雷雨也是如此。民俗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存在，本质上是民俗文化传统对文学的深入影响。这种影响培养了作家创作民俗文学心理，也确定了文学创作者的个人价值取向，最终决定了作家笔下人物的民族心理和价值取向。某些经典作品的题材之所以能够被广泛应用，被拍成电影，皆因作品中的民俗文化、民俗活动符合现实生活。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出自苏童的作品"妻妾成群。、妻妾成群里面的妻妾们，她们为争宠，为夺取家庭地位，勾心斗角，用尽一切手段，在明显的家族本位文化以及旧社会民俗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进行了极其压抑、令人窒息的抗争。鲁迅笔下的"祝福是年关将近，请福神献福礼的祈福习俗，在当地，祝福是一种祈福仪式，这是江浙一带所独有的古越风俗，带有明显的地域味。而作品中的寡妇祥林嫂被认为是不祥之人，碰祭器贡品是大忌，因此她决定去土地庙捐门槛，试图通过这种宗教民俗仪式来改变不详之身。这些情节不仅是民俗行为模式的外在表现，也是民俗文化深层价值取向的内在体现。正是民俗文化的多层渗透奠定了"祝福这一小说的文学价值基础。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民俗学艺术

文学和民俗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显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蕴含丰富的民俗学艺术，我们只能说文学民俗化是所有文学创作者的自觉追求。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做到民俗化。从某种角度来说，作品是否民俗化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气质和魅力价值永恒度的衡量标准。

(一)文学作品民俗文化背景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涌现了不少文学思潮，但是不论是寻根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思潮，还是其他的文学主张，其本质都是对文学民俗化的追求、对生活深层文化背景的认可、对民俗乡风是文学作品的培育基础的认可。

(二)人物塑造中的民俗学艺术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文化，它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的心理性格特征，以及民族集体思维模式。因此现当代文学中但凡出现对人物的塑造，不可避免地要对人物进行民俗化定位。文学创作者只有对人物形象民俗化，才能更好地把握在历史角度上的人物特征，加深对人物的理解和透析。比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中的华小栓得了肺结核，当时社会环境、制度、医学条件导致华老栓愚昧地用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病，通过对陋俗的描写，鲜明地刻画了旧中国民众的麻木心理和典型看客本质，反衬出时代背景下人物的悲惨与孤独。

(三)审美意境的民俗化构成

优秀的民俗化作品，抓住了民俗的形、神特点，便达到了民俗艺术最佳的审美意境。审美意境的民俗化构成，首先是民俗环境和人的民俗化行为的和谐统一。鲁迅先生的"阿H正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阿H软弱无知、封建固执的性格是后天的环境所形成的，他的生活环境是偏僻愚昧、思想封建的未庄，阿H无力从行动上改变贫穷困苦的命运，他在无望中创造了所谓的精神疗法。此外，对反抗的懵懂和无知也是阿H悲剧人物形象的必然结果［,］。此外，就是通过描写民俗寄托情感的审美意境。莫言，中国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获奖者，他是中国当代文坛闪耀的巨星，他的很多作品民俗学色彩就十分浓厚，不仅蕴含着一种精神，而且还有一种无形的号召力量，那就是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所带来的思想的传承，可以说，民俗化也是一种文化意识，是一种民族的心理状态。

四、结语

文学当中的民俗学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审美价值，文学民俗化应该是文学创作者不断追求的目标。文学创作者应该意识到民俗艺术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达成%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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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6-0058-02

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为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该课程对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和人文素养、建构人文知识体系有重要作用。与其他文史专业的课程相比，当代文学是一门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学科，当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潮变动都会影响到本课程的发展与建设，课程本身的特性要求我们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在不违背文学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和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调整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近年来，我校现当代文学教学团队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文学审美感知力与鉴赏能力培养为重点，在各教学环节大胆探索，积极进行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研究和改革实践。

一、课程体系的改革

我校当代文学的课程体系历经多年建设而成，已较为完善，但面对高校教育改革的趋势，结合汉语言文学课程教学的新理念、新标准，我们整体优化课程内容，构建以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计中打破传统的当代文学课程重学术体系和知识传授的课程设计方法和教学理念，进行基于能力本位的课程开发与设计。立足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系统性，突出中文教育的专业性，立足学校的办学定位，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的现代教学体系。针对课程特点和课程实际，进行教材选编、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模式设计、实施方案建设和评价体系设计，构建知识、能力和素质并重的课程模式。经过改革之后的当代文学面向本科教育的既有课程体系，包含当代文学基础课程、当代文学提高类课程以及当代文学综合应用类课程三个知识模块，除了传统主干课程当代文学之外，又进一步充实、深化了配套选修课的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开设选修课，并增开了一些更具综合性和前沿性的当代文学提高类选修课程，如中国当代小说研究、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等，使选修课的课程结构更加合理，门类更加齐全，更好地满足了学生的学习需要。在整合学科知识的同时，我们又对文学史的教学理念进行了深入的改革，由原来注重知识的灌输到同时也强调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培养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结合起来。为此，我们新开了“当代文学作品选读”、“文学鉴赏与评论”等当代文学综合应用类选修课程，与当代文学基础课程、提高类课程相配套，探索性地全面设置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的课程体系，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课程内容的改革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课时的压缩变化，根据学科发展、社会需求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积极进行教学内容改革，对传统教学内容予以调整优化，教学内容科学。注重吸收借鉴本学科领域最新科研成果和先进的教学经验，探索性地将之运用于课程教学过程当中，教学效果较好。当代文学教学团队一方面针对课时减少、生源情况的变化以及高等教育由原来的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教学定位的调整等现实状况，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改革，因材施教，最大可能地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另一方面，积极关注高校教育改革的趋势，制定了相关的教改方案，改变了以往注重思想观念的灌输而忽视文学审美能力训练的弊端。

1.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传统当代文学课程的讲授极其注重“史”的勾勒，强调文学史“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文学性质的判定，文学思潮、派别论争讲得很多，这些纯理论的知识讲授难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思想观念的灌输往往使得教师满堂讲述还意犹未尽，学生却应者廖廖，而真正的教学目的即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训练更难以实现。在新的课程改革中，我们试图淡化“史”的线索，把学生审美能力与评论鉴赏能力提升到突出的位置。这既适合于低年级大学生的接受能力，也更适合时代的需求。

2.突出文学感受与鉴赏能力的培养。死记硬背学不好文学，更写不好文章，当代文学课程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感觉，就要求教师不仅重视字词句篇的分析和讲解，还应重视深层的意味、意蕴的审美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力与文学鉴赏能力。

3.科研成果转移到课堂上。本教学团队成员多有各自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可观的科研成果。团队教师加大力度通过基础课教学、选修课教学、专题讲座等各种形式将科研成果转移到课堂上。在当代文学课程体系的知识模块中，除了当代文学史等专业基础课在教学内容、评价方式上保持相对的稳定外，其他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查方式等方面都适当加大弹性指数，以利于教师充分展示自己的学术个性，把女性文学、90年代小说选讲等课程逐步改造成为教师科研转化教学的第一课堂，以此提高课堂教学的科研含量和学术品位，既有利于充实课堂、更新教学内容，又加强和完善了当代文学的课程体系建设。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当代文学课程合理进行教学设计，灵活运用多种恰当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有效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和学以致用的能力。

1.课堂讲授法。主要采用教师授课形式，每节课后安排5分钟左右的课堂答疑时间。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教师运用生动明确的语言，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知识。教师重点讲授当代文学史的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使学生明确教学重点和难点，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2.经典阅读法。当代文学课程改革十分注重引导学生对于经典作品的阅读。教师在学期之初为学生开列出必读书目，并不对这些作品予以提示性讲解，而是鼓励学生先自己读原典，之后再根据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疑惑去查找相关背景分析与研究资料，并鼓励学生尽量地用文字去抒发自己的阅读感受，文字内容可长可短，关键是学生要力争从作品中读出自己的见解，能言之有理。这是一个长期的审美鉴赏训练，在阅读中通过对于鲜活的文学形象、风格各异的文学语言的真切接触，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切实培养学生的一种文学感觉，为审美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3.问题教学法。“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设问题情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纲挈领，以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来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结合当代文学与当下文坛紧密相关的课程特点，教师与学生一起发掘当下文坛热点问题，让学生针对这些热点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例如我们已成功开展了“我看文学作品的‘穿越’现象”、“我看‘抄袭’现象”等热点问题的课堂辩论活动，学生分为正反两方，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热点问题阐述观点，发言踊跃，对于问题的剖析逐步深入，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当代文学的热情与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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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作家苏童的许多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并引起普遍关注,其中小说《红粉》于1995年由李少红导演拍成同名电影曾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0年之后,2007年20集电视剧《红粉》热播,又对小说以影视话语的方式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影视改编与小说文本互动的关系中,批评者尤其是一般的文学批评者往往关注小说“文学性”在改编中的“流失”,甚至对影视改编文学诟言颇多。在我看来,在当下影视和文学发展的多元背景中,这种“诟言”大大遮蔽了影视话语之于文学的功能和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语境中,影视话语对于文学文本的广泛认知、价值阐释和经典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以《红粉》的影视改编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影视叙述与认知广度

“人们可以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也可以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像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手段之间最根本的差异。”[1]但是,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影视话语方式对提升文学大众认知程度的作用则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一点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就《红粉》来说,小说《红粉》在文学界首先是作为先锋文本来解读的,经过影视改编,小说由影视叙述迅速走向大众空间,被一般读者所广泛认知。从这一现象来考察,要理解影视叙述对文学认知广度的提升效应,应该首先探讨小说《红粉》何以是一个“先锋”的文学文本。我们这里只是在先锋小说的整体叙事语境中从三个视角去指涉《红粉》的“先锋性”叙事特征:

第一,叙事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后现代文学思潮中的叙事方式。美国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透视了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把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纳为“不确定性的内在性”。尽管《红粉》不能说成是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小说,但在叙事中充满了后现代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关注小说的题目和两个人物——秋仪和小萼。“红粉”一词显然有着多义性和模糊性,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作为小说的题目命名显然意欲凸显这种“不确定性”。再从人物来说,如果在叙事中把秋仪和小萼整合成一个叙事符号,把两个人的生活都放在这个符号下演示,让一个人同时拥有两种生存可能,从而来揭示现代生存境况中的矛盾和分裂,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先锋派写法。苏童没有这样做,然而重要的是,在阅读中读者却被导向这种“先锋”叙事的设想,感知了两种叙事张力下所切分的生存状态,使整个小说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向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向游移。

第二,叙事的颠覆性。先锋派写作的文化逻辑是从反思和背叛开始的,以审视的思维实施对传统中心体制的颠覆,是一个充满反抗性的文学思潮。处在这个文化思潮中的中国先锋小说也彰显了颠覆的姿态,对传统的“合法化”做了瓦解的努力。《红粉》叙事的颠覆性集中表现在对历史和历史意义的颠覆。小说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叙述,从一个叙事视角打开了考察历史的角度,叙写了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秋仪、小萼的生命状态在叙事结构中不断被延伸,然而这种叙述又不断与时下的历史进行对话,造成读者感到小说的叙事线索不断地停顿,从而对传统意义上那个时代的经验产生质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红粉》的先锋叙事试图撕开历史的面纱,以消解价值的思维去触摸历史真实的内核。

第三,叙事语言的先锋性探索。与其他优秀先锋小说一样,《红粉》对其叙事语言也进行了先锋性的探索和运用。在叙事的顺延过程中,《红粉》的叙事语言不时形成顿挫,使读者在这种停顿中产生了密集的阅读想象,如人的真实和虚假、人与环境对峙的无奈和挤压等,从而产生了一种消解意义的冲动。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潜在文本的言说,潜在文本造成了小说文本的分裂,两种文本的互文效果也就形成了小说独特的艺术创新。《红粉》的这种语言在叙述中实现了能指和所指的分离,使读者对故事之外的时空进行思考,对潜在文本做深刻的理解。

对于大众读者而言,“先锋”小说一般是晦涩难读的,而《红粉》这样一个富含多种“先锋”因素的文本因影视话语叙述走向了大众视线,拓展了小说传播的广度,而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二、影视阐释与评估深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影视版《红粉》是如何通过影视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红粉》进行阐释的?影视话语又是如何“改编”先锋叙事并使其走向读者大众的?这实际上直接指涉了影视话语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评估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以后结构主义为中心的新叙事学。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强调阅读行为所起的建构作用,“无论阅读是怎样的客观与科学,阅读的对象总是由阅读行为所建构的。”[2]同样,我们对于影视《红粉》的感受来源于视角观赏行为。我们在观看过程中不难感知到影视《红粉》从影视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上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努力去构建一种稳定的意义,采用的是易于走向观众的影视叙述路径,连贯性、富有吸引力和能感染人是影视叙述的重要表征。其一,影视《红粉》按时间顺序来实施叙事行为。影视《红粉》选择用时间顺序来安排场景转换和行为进程,组成了非常完整的故事情节,整体叙述是延续的,我们似乎在走进一个风尘女子的民间传奇世界,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且明显带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而先锋小说却与此不同,实施对故事性的颠覆,对故事的情节、连贯性进行反讽,打破叙述的线索,以暧昧取代明晰。其二,影视《红粉》聚焦对人物的影像表现。非常明显,影视《红粉》给了人物完整并相对丰满的形象,而小说文本则淡化了人物形象,人物只是文本中的一个符号,叙事侧重表现光怪陆离的现代意识,“写人物的小说彻底地属于过去,它是一个时代的特征”。[3]在影视《红粉》的话语叙事中,秋仪的倔强、泼辣和伤感,小萼的怯弱、顺从和柔情都十分丰满地凸显出来,同时也表现了穷途末路的昔日阔少爷老浦的生活和性格,甚至连贪婪、刁蛮的鸨母和冷淡、顽固的浦老太太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三, 影视《红粉》在叙事结构中注重构建观众情感。在重视情节的影视叙事结构中,《红粉》通过营造叙事场景的氛围来构建观众的情感,使观众情感与影像叙事得到了同步演示,形成了影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亲近关系。秋仪大闹喜红楼,因小萼引发的训练营骚乱,婚宴之际小萼与秋仪相见等情节引人入胜,在曲折中把故事引向,提升了观众情感与影视叙说的融入程度。在这种影视话语叙事结构中也加入了一些让观众能够“触动”的场景氛围和细节表现,大大增强了故事性和人物形象的丰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观众的期待心理,触摸了观众情绪的敏感点,用一种感伤的情怀把观众带到影视叙事的氛围中去。而小说《红粉》却尽力破坏读者的阅读情感,用错乱和消解的方式来打破这种预设中的对应关系,从而使传统叙事意义的追求走向断裂和破碎。

正因为如此,影视《红粉》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对小说《红粉》的叙事成功地进行了转换,展开了一个完整的影视文本,“使文本能够得到读者方面的理解才来安排或使用这些材料的”[4],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走进了一般读者和批评者的视线。更为重要的是,影视从接受学的角度重新对小说进行了阐释,从“大众”和“先锋”整合的维度上对小说的文学价值进行了深度评估,使小说走上了不断被阅读、反复被阐释的“经典化”之路。

        三、影视话语与“经典”构建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5]这是更多地从两种艺术的本体属性考察,如果从它们传播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来说则大不一样了。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认为,当今影视话语叙述是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化”必不可少的重要路径。

由于新时期文学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影响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存在的社会组织模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其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也在这种变化中发生了复杂的转换,因此,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察也出现了矛盾复杂的局面,公众空间的评判声音有效地促使文学批评充分多元化,并使对文学价值的阐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维空间。如果从媒体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中考察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那么如何利用影视改编等传播媒介增强“经典化”叙述,并形成有利于彰显“经典”要素、凸显“经典”品格的传媒叙述则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影视传播媒介往往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紧密结合,把影视话语与“经典化”联系在一起,是否会以牺牲“经典”的品格为代价?正像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阿多诺认为应对大众传媒予以深刻反思一样,国内不少学者对诸如影视改编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担忧会造成“经典”品格的“沦丧”。在我看来,尽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但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实践来看,我觉得目前不是“经典”文学品格在传播中的“丧失”,而恰恰是更多“经典”及其“品格”被遮蔽、未发现,是太多的文学作品没有被阅读、被阐释、被流传和被认可,因此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考察,能利用影视传播媒介让一部作品走进大众的视线,得到大众读者的阅读和认知,本身就是这部作品的幸运,而被大众读者阅读和体认正是一部作品“经典化”的必要环节,尤其在目前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遭遇“挤压”的语境中,通过影视话语让更多的文学作品受到更多的关注,让更多作品潜在的“经典”品格浮现出来,这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作为语言[m].吴岳添,赵家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3.

[2]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