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目的和原则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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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1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5-0081-04

一、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的必要性

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是金融监管机关在金融监管法规定的裁量范围内合理地选择法律结果的权力。它是一种较为灵活的权力,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因此,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进行法律控制是规范金融监管行为的需要。

1.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是保证金融监管目标得以实现的条件

金融监管有着明确的目标。《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虽然此规定只涉及银行业的监管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整个金融业的监管目标,即促进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因此,这就要求金融监管机关树立适度监管的理念,从传统的以行政管理为依托的监管向依据适度监管原则确立的现代金融监管转变。适度监管要求金融监管机关应当遵循金融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监管行为不能干涉金融活动各方当事人的权利,要通过制度和规则使金融活动各方当事人积极、合法参与,让金融业获得良性的发展。这无疑有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从实质意义上看,适度监管避免了监管的专横与金融监管自由裁量的丧失。因为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制等于取消自由裁量,而没有限制则易形成监管专横。因此,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必须是适当的。总之,规范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有效地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实现监管目标,正确发挥监管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2.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是实现依法监管的关键

依法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必须依据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金融监管机关地位的确立和监管权力的取得源于法律。金融监管法需要对金融监管机关的地位和职责权限作出明确规定,在法律中赋予金融监管机关以支配性的地位和权力主体资格,确保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行为具有正当和合理的双重根据,充分维护和保障金融监管的权威。第二,金融监管机关应依法行使监管权。金融监管机关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其金融监管行为不仅要符合金融监管实体法的规定,而且要符合金融监管程序法的规定,不得逾越权限,损害监管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第三,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权行使应受到法律限制。迈内克指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不受限制的权力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1]。为了防止金融监管机关或越权行为的可能性,必须使其监管权的行使受到相应制约和监督。依法监管是金融监管的核心,直接关系着金融监管的水平和力度。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主要发生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因此,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进行规范和制约,使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仅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符合立法的精神和意图,这是实现依法监管的关键。

二、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的反思

从我国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运行现状来看,无论是在金融监管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上,都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的控制。究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在制度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金融监管法规中缺少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控制法律原则的规定。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金融监管制度的长期影响,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缺少个人本位理念的文化积淀和对相对人权利的充分尊重,表现为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制度体系中缺少基本的、公理性的法律原则。众所周知,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一,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取向;其二,使法律规则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协同一致性,同时,还是后继立法的出发点;其三,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其四,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其五,能把国家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法定的和合理的范围内。[2]反观西方国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已十分发达,并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和德国的比例原则。

第二,在金融监管机关内部缺乏规定裁量基准规则。由于金融监管活动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复杂性等因素,立法机关赋予金融监管机关较为广泛的监管自由裁量权,而金融监管机关有大量的监管实践经验,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明确的标准,这样,金融监管机关为了执行金融监管法规中的规定而制定规则都可能对其拥有的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进行限制,因此,“为了对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限制,应当鼓励行政机关通过连续的行政立法,将行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性和智慧规则化”[3]。裁量基准的建立在科层制管理下有利于抑制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恣意和专横,保证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一致性、可预测性;有利于加强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层级监督,制约其腐败。但是,目前各级金融监管机关均没有建立此类规则,金融监管执法的统一性和公平性得不到保证,也使对金融监管机关内部的监管执法权的监督成为空中楼阁。

第三,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制度的缺失。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张,客观上提出了加强对监管权的制约,防止其滥用的要求,但是,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难以对滥用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进行预防性控制,人们开始在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过程中寻找法律控制的基点,这个基点就是理性的金融监管程序制度。因此,“现代行政法强化了程序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控制行政自由裁量”[4]186。而在所有的金融监管程序制度中,对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起着核心作用的程序制度就是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制度,该制度要求金融监管机关在作出影响监管相对人权益的监管行为时,除金融监管法规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告知监管相对人监管决定的内容,并说明事实根据、法律依据以及行使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时所考虑到的相关因素等。从当代金融监管法的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监管机关必须对监管行为尤其是监管自由裁量行为说明理由渐成一般原则,特别是当金融监管机关作出不利于监管相对人的监管决定或对一般原则作出例外规定时尤为显得重要。而遗憾的是,在我国金融监管程序制度中,并未明示这一制度。

第四,金融监管的事后救济制度缺乏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实际控制。金融监管复议制度与司法审查制度相比较,在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方面有其自身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金融监管复议程序具有简易、迅速的特点,可以避免将监管争议诉诸法院,启动费时、费力和不经济的司法程序,同时可以减轻法院的案件负担,达到救济目的,充分体现了公正和效率的统一;二是金融监管复议机关作为上一级金融监管机关,具有监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知识,且熟悉金融监管立法的目的、监管规则、大量的有关监管纠纷处理的先例以及裁量的基准、政策和着眼点,能有效地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予以纠正和补救;三是有利于金融监管机关加强自我控制,通过金融监管复议可以使金融监管机关再一次审视监管行为的合理性,可以保证监管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和公平性。为了解决金融监管纠纷,减少法院的案件负担,世界许多国家在存在大量裁量行为的金融监管领域设立复议前置制度。但我国至今没有建立金融监管复议制度,不利于金融监管良好秩序的建立。此外,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面临诸多的障碍:一是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使司法部门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实际上很少能奏效。从专业的角度看,金融监管需要具备金融监管和法律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要求法官都掌握,确实是苛求;二是法院对司法自由裁量取代监管自由裁量的做法一直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三是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面对巨额的诉讼费用和严格的诉讼程序,当金融监管裁量行为涉及到的利益是“小额”时,当事人一般不愿诉诸法院。

三、完善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的构想

针对我国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在制度上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完善:

1.在金融监管立法上移植西方国家的一些控制原则

虽然金融监管法规中规定了大量的、广泛的针对相对人的监管自由裁量权,但在总则中并未揭示这些权力的运行和控制原则。要真正实行依法治理金融监管,有必要在金融监管立法上移植西方国家经多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控权原则,如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和德国的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是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比例原则要求作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结果)的手段的措施,必须具有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虽然英国和德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法治环境等方面与我国存在诸多差异,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法律的全球化要求必须建立稳定的、可预期的、透明的法律制度包括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以扫清法律原则移植的障碍。

2.在金融监管机关内部建立裁量基准规则

由于金融监管机关有大量的监管实践经验,金融监管机关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更明确的裁量标准。经过层层的细化和明确,裁量标准有可能涵盖金融监管实践中的大多数事实情形和法律后果,进而对金融监管执法中的监管裁量行为进行实质性的层级控制,避免监管决定考虑不相关因素,不考虑相关因素和相同情形不同对待,不同的情形相同对待等问题,确保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同时为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和司法审查提供参照并进行自我约束。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裁量基准规则不应设定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一般不具有直接的外部法律效果。但在德国法中,一般认为这种内部行政规则具有间接的外部法律效果,无正当理由,行政机关偏离稳定的、为行政规则确立的行政惯例,构成违反平等原则,相对人可据此提出行政诉讼。[5]另外一种可行的做法是,金融监管机关在实践中发现并制作、公布一些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典型案例来指导和规范监管裁量行为。

3.建立以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为核心的理性金融监管程序制度

程序理性亦即程序的合理性。它不仅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仍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而且主要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该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因此,可以认为,程序理性是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就行政程序而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是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机制(包括程序原则和程序制度)限制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保证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理性化。[6]金融监管程序对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是通过一系列的公正、理性的程序制度实现的。这些制度包括监管听证制度、监管回避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监管告知制度和监管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起着核心作用的是金融监管行为说明理由制度中的说明合理性理由制度。金融监管裁量决定的运作过程是一系列的理性推论过程,理性的决定者在作出决定前必须仔细考量一系列的事实和法律因素,根据理性的原则和规则对行为进行理性的选择,这个考量的、选择的过程和这一系列的因素构成了金融监管行为的正当性理由的内容,形诸于外,则构成了金融监管决定的重要部分。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的作用主要在于促使金融监管机关在作出监管行为时,能就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认真考虑,慎重做出决定,以避免草率。在西方国家,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程序理性观念,金融监管裁量行为如果未说明理由或说明理由错误被视为无效的或可撤销的监管行为。因此,我国必须建立以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为核心的理性金融监管程序制度。

4.建立金融监管复议制度

无救济即无权利。金融监管复议制度对于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运行的监督意义在于它是金融监管机关内部的一种层级监督机制,是一种内部纠错机制。在构建我国金融监管复议制度时,必须做到:第一,金融监管复议应由政府比较超脱的部门来承担,这样可以保证公正、合理地处理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实现公平保护,节约社会资源;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金融监管咨询事务所在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中的作用,改变金融监管相对人在信息和保护等方面的弱势地位。第三,对金融监管复议的资格和条件作出合理的规定,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相对人的救济权利的实现,避免大量的金融监管裁量行为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从根本上解决金融监管纠纷。

5.创新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始终处于要求加强合理性控制和要求“监管自治”的一对矛盾和悖论之中。因此,人们试图在这一对矛盾中寻找两者的契合。大家普遍认识到:司法审查的目标是制约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而不是代行监管自由裁量权,应从监管和司法各自的职能出发来找寻司法审查的目标和标准,“司法审查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因为法院可以代替行政机关做最理想的事,而是因为法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4]256。一方面,对于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的着力点在于通过案件审理,明确滥用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和“显失公正”的司法审查标准,给金融监管机关以外部强制和压力,迫使金融监管机关进一步细化裁量标准,完善监管裁量行为的运行程序,改进对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保证金融监管裁量结果的合法性、统一性和公平性,促使大量的金融监管裁量纠纷在金融监管机关内部得以公正解决。另一方面,由于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对大量、复杂的金融监管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因此,应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的经验,在行政法领域引进判例法制度的做法。判例法具有具体性、可比较性和可区别性的特点,可以增强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司法审查的准确性、一致性和效率,同时可以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46-347.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2-74.

[3]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J].中外法学,2002(1):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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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文明”是依托信息技术驱动，在继承传统金融优势的基础上，能够更好适应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发展的金融文明。新金融文明背景下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在保护好金融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天地？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新金融文明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一）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范畴

传统金融文明背景下，监管机构只需要对实体银行进行监管。

新金融文明要求监管从“实体扩展到虚拟”，既要重视传统领域的监管，还要强化虚拟范畴的监管;从单纯监管商业银行向监管多种主体转变。从理论上讲，新金融文明拥有无尽的参与主体。从现实来看，新金融文明业务的参与主体既有传统商业银行，也有互联网企业，还有其他诸如保险公司、小额信贷公司等。新金融文明实现了金融的多主体发展，也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二）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方法

互联网技术是新金融文明的技术支持。要实现新金融文明背景下的金融有效监督，就需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比如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判断可能的风险状况。同时，为了提高监管效率，还可以结合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当然，在金融监管中，传统的一些有益经验依然可以使用。要将传统监管经验与互联网监管技术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监管效果。

（三）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责任

新金融文明在带来金融便利的同时，由于进入相对便利、要求不严等原因，也存在诸多的安全隐患。比如P2P“跑路”事件就严重挫伤了新金融文明的推进。同时，新金融文明开放的特征，吸引了广大用户尤其是中低收入用户，一旦发生风险将会引发极大的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新金融文明背景下，监管责任更大。新金融文明的发展现实，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必须要结合现代金融文明发展实际，在监管方面不断探索、创新，适应新金融文明的需要。

（四）新金融文明影响了金融监管思维

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偏重于“监管”，将“监管”作为主业，工作重心是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做的范围与容忍程度”等。新金融文明则要根据市场需求状况，不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产品创新性强、市场环境变动大，单纯的界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做的范围”将会束缚新金融文明的发展。比如“余额宝”诞生后央行等监管部门的表态，就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这就要求监管部门需要在重视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做好指导服务工作。

二、新金融文明背景下金融监管原则

（一）适度监管

新金融文明的特征需要金融适度监管，但是不能过度监管。比如针对“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的监管措施，就被多数民众认为过度监管。如果对互联网金融予以过度监管，将会直接影响互联网金融创新，制约互联网金融发展活力，最终影响我国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混业监管

新金融文明融合了多种金融业务形态，本质属于混业经营。针对新金融文明这一特征，在监管中，就必须要坚持混业监管原则，而不能再采用传统的分业监管思维。从我国金融监管发展来看，分业监管的弊端不断凸显，分业监管的优势则不断减弱。针对当前新金融文明发展的需要，要坚持混业监管的原则。

（三）民主性原则

平等与开放是新金融文明的本质属性。传统金融监管更多的是一种“威权监管”，“权力”或“权威”是实现监管目标的保障。但是在新金融文明背景下，再依靠“威权监管”则容易引起反弹。前面反复提及的“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监管就是一个例子。新金融文明背景下，要求金融监管更具有民主性和平等性。

三、新金融背景下金融监管实现路径

（一）明确适度监管的基本原则

适度监管应该至少包括如下内涵：一是互联网金融必须无条件接受监管，不能脱离金融监管，不能放任自由。无论是从国家金融安全还是维护相关参与者的利益，以及从国家宏观政策制定等方面来看，都需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二是金融监管要秉持审慎态度，尤其是对创新产品不能盲目的套用传统监管模式和思路。要根据产品的发展情况，科学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实现鼓励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目标的有机结合。三是在金融监管中，要从现代金融发展的大局出发、要从改善金融服务质量的角度出发，避免运用监管维护特定部门或机构的利益。

（二）探索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

从某种角度而言，无论是我国还是国际范围，部分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发展缺乏合规性和合法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构建“安全港制度”。“安全港制度”的目的是：厘清新金融文明背景下各类活动（包括产品创新、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非法性标准。凡是列为非法范畴的活动，一律不得进行。“安全港制度”也可以理解为“负面清单”制度。

（三）推动监管机构协调整合

推动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整合是新金融文明监管的必然趋势。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短时期内将“一行三会”合并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可行性。为了适应新金融文明监管的需要，可以通过定期协调制度、集中办公制度等措施，强化各个监管部门的相互协调，确保信息交流，以实现监管力量的整合。在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可以结合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设置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或考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金融监管风险理事会，统一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责。

（四）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监管

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监管。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强化互联网技术的硬件与软件建设。在硬件方面，主要包括网络、信息设备等。在软件方面，则涵盖了人才、互联网技术运用意识与理念等。要结合当前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智能社会”、“物联网”等战略，不断提升互联网金融监管软硬件实力。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善于“借力”。互联网金融企业目前已经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储备了相应的技术，一些互联网企业巨头（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则依托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等，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资源。金融监管部门要强化与这些企业的业务联系，以提高监管效率。

总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催生了新金融文明。新金融文明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金融监管模式、思维和方法难以适应新金融文明的需要。为了更好的推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促进新金融文明的健康发展，需要相关部门在金融监管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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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监管法概述

长久以来，国内外关于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一直存在着反复交替的争论。鉴于金融业的特殊战略地位以及金融市场普遍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强烈的负外部性，依法对金融业采取适度监督管理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占据主流，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金融监管国际化、标准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它反映并确认了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与金融监管的目标分不开。简单而言，金融监管的原则和目标的关系表现为原则是为目标所服务的，而目标又在原则的出现过程中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金融监管从本质上而言就是风险监管。这种风险表现为三点，其一是内部脆弱性，其二是危机发生时的超强的传染性，其三是高昂的社会成本。因此金融监管的目标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小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且降低危机发生时的损失。具体表现为：维护金融安全，保护金融投资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众信心；促进和规范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金融业的公平竞争秩序，提高金融业的竞争能力。

二、我国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根据金融监管的目标，结合我国现行的金融立法和国际通行之惯例，我国金融监管法的原则应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监管是指金融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程序、监管权力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不能超越法律。作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依法监管原则是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延伸。我国《银行业监管法》、《证券法》、《保险法》里面的相关规定都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确认了这一原则，概括为五点：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的接受监管；二、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及职权的获取都必须要有法律依据；三、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监管活动应依法进行；四、监管活动双方有一方违法的，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五、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必须要有严格的限制。

（二）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市场调节的基本自然生态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适度原则涉及到监管机构的自身定位的问题。监管机关的定位准确与否，关系到适度原则在监管环节中的表现是否充分。首先，监管行为是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市场自身约束双失效的外部规范和约束。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作为一种外部性的矫正措施，监管本身存在着局限，因此政府的外部矫正（即监管措施）也存在着两面性。综上，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定位是否合理科学，事关监管决策的科学性及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其次，就实现金融目标而言，金融监管也并非万能。随着金融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融监管对市场约束和内部治理，不应当是替代，而应当是配合和补充。由此表明，当市场约束和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能够产生有效作用的时候，金融监管应当及时退出。监管机构定位模糊往往会导致监管职权的不适当履行，这就要求监管机关在实施金融监管时首先必须要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主，尊重市场的自身规律；其次，监管者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思路上应以宏观监管为主，尽量避免直接微观监管。一些人认为，只要每一个金融个体能够实现稳定，那么整体上就一定会实现宏观金融的稳健，这是个错误的认识。在利益相互关联的金融市场上，每一个金融个体的个体稳健纵然是宏观金融稳健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要条件。只有同时满足此两点，才有可能确保适度原则在监管环节中自始至终的发挥作用。

（三）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以下几点：一、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监管职能的划分不清；二、政府干预监管决策频繁；三、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性不强。以上三点导致了我国金融监管效率不高，行政色彩浓厚的特点，而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四）协调性原则

这里的协调性应该做三方面的认识：其一、指各监管部门的内部协调，即监管主体职责分明，分工合理，相互配合。目前在我国，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格局正在逐步打破。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虽然禁止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禁止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却已增加“但书”。如果实施严格的分业监管，不顾及现实混业的趋势，将会导致监管混乱、真空的问题。因此，在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强调监管主体的内部协调性是具有前瞻性的。其二、鉴于金融的高风险性和超强传染性，加强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协调和合作是十分有必要的。传统金融监管的特点十分明显，但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增强，金融机构跨国业务的增多，国别金融监管也出现了很多制约。因此如何在确保金融完整的情况下，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最终形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又是当今我国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任务。其三、对于微观、宏观监管的监管力度的协调。以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来说，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是整体金融稳健的前提条件，但侧重于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而忽略对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关联性的评估、预测和管理，并不能确保金融业的整体安全。所以，坚持宏观审慎监管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方向。对此，“一是要将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放在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中进行考虑；二是要突出中央银行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维护系统性稳定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三是要加强对具有重要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市场、工具的监管，防范金融体系内部的风险传递；四是要调整金融机构资本管理和风险拨备等制度，抑制其顺周期效应，保证金融体系在经济周期变化中的稳健。”

（五）效率原则

法律上的效率，指法律的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率关系。金融监管效率包括金融监管的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运行状况都会影响到金融业竞争和创新以及成本控制，从而最终影响到金融业的安全。英国在2000年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里规定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都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对金融业影响的的收益大于成本。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应该逐步转变行政性监管色彩浓厚的作风，更加注重自身的服务功能，在制定和实施监管过程中，更多的考虑对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从而确保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转。此外，为了确保金融市场的效率，金融监管主体还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法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以确立合理的竞争机制；二、加强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三、鼓励专业机构发挥服务功能，加强社会监督；四、必须建立对监管主体的监督体制，确保决策和监管方式的严格审慎。

参考文献

[1]寇俊生. 关于金融监管法原则的思考[J]. 金融研究，2003年04期.

[2]朱志权，李国献. 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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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金融监管的目标和原则

金融监管最基本的含义旨在维护金融机构安全及稳健经营，从而在整体上确保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但由于各国、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的情况不同，因而体现在各国中央银行法或银行法中的监管目标也不尽相同。相比较而言，我国《人民银行法》关于监管目标的规定则显得比较原则，其侧重点主要是维护金融业的稳健经营。诚然，维护金融业的稳健运行是我国中央银行实施金融监管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目标，但这不能概括其他金融监督管理目标。我们认为，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应主要包括：一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二是保护存款者的利益。三是维护并促进金融业的公平竞争。

金融监管并非万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监管不当则会导致监管成本的上升、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等。为此，金融监管机构实施金融监督必须在法定的原则框架范围内进行，才能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关于金融监管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金融监管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一是依法监督原则。二是适度监管原则。三是持续和系统监管原则。亦即从审查批准金融机构准入市场开始到其退出市场为止，对其整个经营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持续的监督管理。与此同时，金融监管还必须遵循系统监管原则。亦即把监管对象和作为有机整体，依靠中央银行大监管体系，综合配套地运用各种手段，科学建立监管指标体系，对金融机构风险进行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四是效率原则。主要包括金融监督的经济效率和金融监管的行政效率。

二、完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建立并完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进行有效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目前，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主体模式不尽相同，大致有二类：一是单一监管模式，二是多头监管模式。尽管各国金融监督主体模式不尽相同，但中央银行在监督体系中皆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我们认为，要充分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除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央行监管外，还必须建立并完善包括监管、行业互律监管及自律监管在内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这也是由金融市场运作中金融机构自立性、金融活动多元性和金融业务风险性的特征所决定的。在我国，完备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央行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根据国家授权依法对金融机构进行全方位的直接的监管。要在实施金融监督过程中免受政府行为的牵制和制约，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客观公正的立场行使监管权。

2．社会监管。即由合法成立的并经中央银行认可的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依法对金融机构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以便使有关方面对其财务状况、经营绩效和风险程度等作出正确判断，并对其存在的进行审计监督。由于上述机构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且具有信誉特点，从而可以弥补中央银行监管疏漏或因力量不足造成监管不力的缺陷。

3．行业互律监管。为了避免金融机构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规范和矫正金融行为，以促进其协作运行和共同繁荣，金融业内互律监督不可或缺。这也是系统化有效金融监管的内在要求。在政府监管不到的范围，恰可通过自律的行业道德规范，行业者自觉的约束，触及法律和政府不能达到的死角，因而更为有效。可以说，互律是主管机关直接监督的补充与延伸。为此，建议金融业尽快成立金融同业公会，协调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制定同业公约实施行业内部监管。

4．金融机构自律监管。即金融机构通过建立一整套内部控制制度，借以控制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益，其着眼点在于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金融机构自律监管是抗御金融风险的基础和关键防线。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业务趋于国际化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金融监管有时显得滞后，因而强化并落实金融机构自律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近几年一些国家银行破产倒闭事件来看，内部控制失灵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完善对机构的预防性监管

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及业务经营进行预防性监管，是防止金融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第一道防线，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虽然《人民银行法》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并且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在不少方面还不甚完善。主要表现为：

1．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把关不严。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对市场准入的控制是保证金融业安全稳定的有效的预防性措施，将那些有可能对存款人利益或金融体系健康运转造成危害的金融机构拒之门外，并使金融机构的设立符合国民发展的需要。从我国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监管的情况来看，尚存在一些：一是金融机构批得过多；二是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核不严；三是注册资本不够充足；四是越权审批和擅自乱设机构的现象时有发生。

2．资本充足率不足。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但实际上，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高，多数达不到8%的要求。

3．金融监管缺乏一套规范的的定性标准和定量指标体系。如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对违法违规的处罚，对法定代表人的知识、经验、管理能力监督等，人民银行监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带有较大主观性和随意性。

我们认为，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第一，应加强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对申请设立的商业银行一定要从严控制，审批金融机构除应坚持法定条件外，还应从经济发展的金融市场需要的角度进行审查。对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应严肃查处。此外，还应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第二，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主要可通过发行金融债券、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等多种途径筹集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第三，加强对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管。请偿能力监管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的流动性问题，其关键是对不同负债的对比。如果银行各种负债之间不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么就可能因资本流动性不足而发生支付问题。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规定所有银行必须保持其负债基数6%的现金余额，还要求银行保持相当于其负债基数20%的流动资产。

四、尽快建立事后保护性监管制度

有效的预防性金融监管，是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无论一国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何种方式和手段，都难以完全避免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为避免金融机构因经营失败而给造成多种负面效应，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及金融体系的安全，建立对金融机构的事后保护监管制度尤为必要。在我国，除建立了中央银行接管制度外，其他保护性监管制度尚属空白。为此，我们建议：

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在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一方面自有资金占比率较低，存款是其主要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其内部管理制度尚不健全，不良资产居高不下，针对这种情况，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尤为必要。

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或设立中国的存款保险公司?从国外来看，各国存款保险机构有政府主办并管理(如英、美、加拿大)、政府和银行共同建立并管理(如比利时、日本)和银行同业建立这样三种类型。我们认为，我国存款保险公司由政府举办更为适宜。如果存款保险公司隶属于中央银行，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督和管理，那么存款保险公司可能会形同虚设，独立性将难以实现。在处理有关保险事故时，又可能造成两者之间不正常的资金关系，迫使中央银行为存款保险牺牲货币政策目标。至于存款保险的对象，在美国，联邦储备制之会员银行均应参加(属强制保险)，非会员银行合乎标准亦可参加(属任意性)且不排除外国银行。在我国，我们认为，我国存款保险对象应为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因为只有将吸收存款的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银行都纳入存款保险的范畴，才能真正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及金融机构的稳定，才能保护所有存款人的利益。当然，不同承保对象其资产负债情况及风险程度都不相同，因此，如何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费率则值得。

2．建立中央银行最后援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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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与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其监管制度按其规范化程度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严格规范的监督检查制度。其特点是有一套严密的监督检查制度，从检查的目的、范围、时间、具体程序.到处理办法都非常正规。.这一类型的监督检查制度被一些金融机构高度分散的国家所采用.主要有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大多数国家。(2)非规范的监督检查制度。其特点是金融管理当局对商业银行的检查监督既无完备的制度，也无具体的程序，主要依靠平时掌握的大量银行财务报表等资料进行分析检查.发现问题时金融管理当局与有问题银行的管理人员举行非正式会议，双方磋商解决。采取这类检查制度的主要是一些银行报表制度比较健全巨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国家。英国是采取这种监管制度的典型国家。发达国家在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时，主要依据以下原则:(l)安全性原则。督促银行业成员安全经营是执行银行监管制度的首要原则。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具有公共性，一旦个别银行倒闭，可发生连续J险的银行破产.引发金融风潮，导致金融危机.造成整个社会经济崩溃。而西方商业银行多为私人企业，容易为高利润所驱使，进行高风险投资.扩大经营风险.为银行倒闭埋下隐患。因此.银行监管制度通过检查监督，并采取各种防范性措施，迫使各银行开展业务活动时遵纪守法，稳健经营。(2)效益性原则。银行监管制度并非为金融业发展设置障碍，其主要目的是一方面防止垄断，提倡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为社会提供大量的、有效的金融服务，提高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使银行业得以健康发展。由此可见，银行监管制度是使银行实现自身社会效益的重要保证。(3)统一性原则。将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在货币政策上统一起来，是执行银行监管制度的重要原则。由于市场功能的缺陷，要把金融企业的微观效益同金融政策的客观要求协调起来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发达国家的银行监管当局通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及时发现商业银行与政府金融政策相悖的经营活‘动，予以限制和取缔，促使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与政府的金融政策保持一致。

二、发达国家对商业银行监管的目的及内容

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目的，在各国的法律规定中不尽相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l)通过银行监管，实现货币政策目标;(2)促进与保证全国金融系统的各成员的安全经营;(3)在特定时期应付金融危机，保护公众利益;(4)促进金融服务市场的竞争、效率、一体化和稳定。发达国家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主要内容有;(1)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资本充足率是指一家银行的资本对其风险资本的比例。经历了八十年代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的严峻局面以后，各国金融监管部门都十分重视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目前，发达国家都按《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进行监管.即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至少为4%。其监管目的在于通过适度的资本充足率，以资本规模来制约银行的风险资产规模.这不仅迫丫吏各家银行保待较高的流动资产比率.减少风险贷款.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而且从偿、量上约束了各家银行派生存款的能力.防止盲目的信贷扩张，从而有利于币值的稳定和经营风险的降低。(2)对资产流动性的监管。自从资产负责比例管理被广泛采用以来，对金融资产流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流动性的监测和控制也就成了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强调银行要保持一定数量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作为当预期资金流入量因某种原因而无法实现时的应付措施。同时可以防止在资金融通过程中商业银行所创造的短期信贷资金用于长期投资，从而在总量上抑制其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以利于币值的稳定。(3)对新金融工具的监管。当前金融创新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这虽然促进了金融市场整体效益的提高，但也给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其中有些金融创新工具往往被用来作为逃避监管的手段，还有一些新的业务活动更多地是出于市场投机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融资的需要。这类业务的过度发展给经营者带来新的风险，从而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为此，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积极制定新的监管措施和手段以加强对新金融工具的监管。(4)对跨国银行的监管。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金融业已冲破国界限制，迅速向国际化方向发展。为此，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一项新任务是对那些在其本国开业的外国金融机构以及准备扩展新业务的原有银行进行严格的审查和充分的监管。

三、发达国家对商业银行监管的机构及权限

政部长任委员会主席，但实际负责日常监管工作的是中央银行，由它制定具体法规，负责审查设立银行，并根据各家银行资产规模规定其授信额度等。法国金融监理局负责对商业银行的检查监督工作，包括罚款、停止部分或全部业务、停止或限制银行管理人员的职权等。金融监理局由法兰西银行总裁任主席，委员包括财政部国库总监、两名法官和两名银行业务专家。但它不是唯一的管理机构，它需与财政部、国家信贷委员会、银行监理委员会共同执行监督管理任务。根据日本《银行法》规定，日本银行业归大藏省管辖。大藏大臣根据《银行法》对设立银行、开设分支机构、变更资本等广泛业务拥有认可权;同时可对银行进行直接检查，被检查银行必须提供资料报告。大藏大臣认为有必要时还可要求任何一家银行提供有关业务和财务报表。此外大藏省的银行局和国际金融局与日本银行的考查局还交替对商业银行进行日常督促检查。美国监管机构的特点是机构重叠、呈多头化趋势。在美国，除了50个州各有一个银行局作为州银行管理机构外，联邦级还有三个银行管理机构并存.它们是:财政部货币监理局、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时一家商业银行要受多达五个管理机构的管制，而一家金融管理机构也有可能要监督差不多五家不同类型的金融企业。

四、几点启示

发达国家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一般都有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并被赋于相应的权限。英国1979年赋于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监督管理商业银行的广泛权限。英格兰银行监管当局有权对商业银行国内外机构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包括对未能达到法定最低标准机构的撤消权、姿求商业银行按季提供报表帐册、检查和干预银行业务，以及向法院中请对银行清算的权利等。1979年英国修定后的说银行法》使英格兰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更趋于严格如责成外部稽核人员将所发现问题及时向英格兰银行报告.规定银行对单一客户授信不得超过银行实收资本的25%等。英国还规定，英格兰银行应定期向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汇报工作。意大利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有部际信贷储蓄委员会、财政部和意大利中央银行。部际信贷储蓄委员会负责制定金融政策。

篇（6）

[DOI]10.13939/ki.zgsc.2016.32.031

物流金融监管涉及银行、融资企业、物流监管企业三方主体，构建银行为主导、物流监管企业监督、融资企业自律的“三位一体”物流金融监管体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银行、核心生产企业、经销商以及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受制于整个经济、社会、法律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监管制度与监管方法，以便促进我国物流金融业务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物流金融业务对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控制银行风险、推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1]，开展物流金融业务涉及监管绩效评价问题。白涛（2012）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四个方面对中小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2]周婷婷、刘名武等（2014）通过分析总结27家物流企业的绩效水平，得出相关因素对总体绩效的影响；[3]刘震新（2012）通过建立评估体系，优化银行业监管机制，实现提高监管绩效的目的；[4]白少布（2011）根据供应链融资业务的特性和信用水平要素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总结了阀值模糊评价、隶属度向量模糊评价流程，为提高融资企业的信用水平提供可借鉴的策略。[5]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从银行、物流监管企业、融资企业参与三方入手，运用AHP法构建监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得出各指标的权重；运用FCE法进行模糊评判，并根据隶属度原则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提出改进物流金融监管绩效的建议。

1 物流金融监管绩效指标设计

1.1 物流金融监管需求分析

在物流金融监管体系中，银行、物流监管企业、融资企业之间相互合作与制约，形成为一个有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银行考虑的是如何控制授信风险和满足融资企业的融资需求；物流监管企业考虑的是如何满足银行控制货物风险的要求和融资企业对物流便捷性的需求，同时又要考虑物流成本。因此，物流金融监管操作总是围绕银行和融资企业的需求展开。银行需要确认并保持质押关系，要求物流监管企业代为占有质押物；融资企业要求物流监管企业根据生产和贸易需求提供相应的物流服务；物流监管企业需要结合以上需求，在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下进行运作。

物流金融监管不仅要满足参与三方的需求，还要满足物流监管企业实际业务运作方面的要求。由于物流金融监管的各项业务都要面对各不相同的贸易条件、交付条件和物流条件，因此，监管方案必须要有很强的针对性。

1.2 物流金融监管指标分析

物流监管企业控制货物的准则是帮助银行确保质权的有效成立，另外还要确保对实际货物的有效占有，并为融资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物流的快捷性。物流金融监管属于多目标决策，要求银行和物流监管企业制定一套满足各方要求的监管体系。物流金融监管绩效评价不仅满足融资企业的物流需求目标、银行对质物监管的要求目标以及物流企业自身发展的盈利需求目标，而且通过4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明确区分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和指标的影响力程度，使得不同指标对评分等级的隶属度达到客观、全面与定量化。定性、定量指标相结合，使得指标体系具有明显的多层次性特点。如表1所示：

物流金融监管系统属于多样性结构，评价目标涉及经济、物流、融资等诸多领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因此，物流金融监管绩效评价是多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一种综合性评判。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充分考虑整体性、综合性和多学科相互交叉的特点，对不同的评价指标应有所偏重。

本着涵盖所有物流金融监管绩效评价因素的原则，本文将影响物流金融监管绩效评价的各因素划归为F1客户服务水平、F2业务绩效、F3信息化水平、F4市场竞争4个一级指标和S1融资满足率、S2物流监管安全率、S3货物准确率、S4质押物安全率、S5物流监管绩效、S6银行盈利能力、S7信息化水平成本、S8信息化水平质量、S9信息化水平风险、S10市场占有率、S11市场增长率、S12市场应变能力12个二级评价指标。

2 物流金融监管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2.1 确定指标论域

本文确定的指标论域为：U={u1， u2， u3， …， un}，其中n为评价因子的个数；评判等级论域为：V={v1， v2， v3， …， vm}，其中m为评判等级的个数。监管绩效评价体系包括两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论域为：F={F1， F2， F3， F4}；一级指标集中的各个元素进一步划分得到二级指标论域为：F1={S1， S2， S3}，F2={S4， S5， S6}，F3={S7， S8， S9}， F4={S10， S11， S12}。[6]将物流金融监管绩效评判划分为3个等级，各等级的标准分值与表示方法如表2所示。

2.2 确定权向量

本文确定的权向量为：WL={wL1， wL2， wL3， …， wLn}T，其中L表示指标所处的级别（L=1， 2）， n为对应各级指标论域的元素个数。通过三角模糊数构建评价指标之间重要性比较的模糊判断矩阵，数据来自各位有关专家的评判，各位专家不需要给出判断矩阵的确切值，只需比较两两指标对于准则的相对重要程度，并按规定的标度定量化，然后给出自己判断的下界值uxij、中间值mxij和上限值oxij，以及指标i对指标j的重要程度三角模糊数：cxij=（uxij， mxij， oxij），其中x表示第x位专家。若共有X位专家组成，则指标i对指标j的综合重要程度三角模糊数为：

评价指标之间的重要性需要应用数字度量尺度进行比较，其中D1表示同等重要，D2表示稍重要，D3表示比较重要，D4表示相当重要，D5表示绝对重要。

2.3 进行隶属判断

构造隶属函数的方法一般包括模糊统计法、待定系数法和多相模糊统计法等。本文选用均匀分布作为隶属函数，即：

2.4 进行模糊合成与综合评判

根据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向量W2Fi和所对应的单因素矩阵RFi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得到各个一级指标所对应的评价等级的隶属度为：

3 应用实例分析

按照表1所示的物流金融监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专家打分方式得出各项二级指标的分数，如表3所示。

3.1 指标权重集计算

通过征集专家对物流金融监管绩效体系中各项指标相对重要性的意见，运用数字度量尺度进行指标之间的两两比较，归纳出一级指标的模糊判断矩阵，如表4所示。

3.3 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过程可知，物流金融监管绩效评价的一级指标中，“客户服务水平”对监管绩效的影响最大，权重为0.484，其中的关键因素如“融资满足率”权重为0.561，“物流监管安全率”权重为0.343，这两个因素对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提高物流金融监管绩效的作用明显。

一级指标“市场竞争”的权重为0.323，表明市场竞争对物流金融监管绩效的影响较大，其中“市场占有率”的权重达到0.561，属关键因素；“市场增长率”的权重为0.343，属重要因素。因此，重视市场竞争因素，就要重点关注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增长率这两个指标，从而达到提高物流金融监管绩效的目的。

一级指标中的“信息化水平”因素的影响力一般，权重为0.149，其中“信息化水平成本”和“信息化水平质量”两个二级指标的权重总和达到0.904，说明这两个指标对提高信息化水平至关重要。

一级指标中的“业务绩效”因素对物流金融监管绩效评价的影响甚微，权重仅有0.044，其中“银行盈利能力”和“物流监管绩效”是较为关键的二级指标，只要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就能促进物流金融监管的顺利进行。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物流金融监管绩效的4个一级指标等级和总体等级评判结果如表6所示。该指标体系的最终评判等级为三星级，其中“客户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这两项指标对三级标准的隶属度较大，分别为0.904和0.561，说明这两项指标是限制物流金融监管绩效评价的主要因素。若想提高物流金融监管绩效水平，就要重点提高这两项指标。见表6。

3.4 提高物流金融监管绩效的对策

目前，我国物流金融监管面临较大的压力和挑战，只有把握机会，突破约束瓶颈，才能提高物流金融监管绩效水平。

（1）突破信息约束，增强内部制度的有效性。物流监管企业要定期检查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落实情况，约束各部门的运营管理因素，强化行业自律能力；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物流金融监管操作规程，建立起符合行业特点的自律制度和竞争规则；制定物流金融监管举报监督制度，发挥公众对物流金融的监督作用；通过中介机构实现委托监管和审计监督，增强银行的透明度，从而达到提高物流金融信息的客观性与权威性、强化市场约束力的目的。

（2）突破交易约束，深化监管体制改革。物流监管企业要建立健全监管运行体系，增强监管方式与监管内容之间的灵活性、多样性，实行全程、全方位监管，促进物流金融监管从粗放型监管转变为集约型监管；通过组建监管委员会或其他组织机构，统筹监管规划，保证监管工作有序、连续进行；注重监管的针对性，制定监管人员责任追究制度，突出监管重点，提高监管效率。

（3）突破工具约束，提高监管资源使用效率。监管与被监管一面是绩效之源，另一面是风险之源，要想让两者形成交汇，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人的因素。因此，物流金融监管必须突出人本监管理念。首先，加强监管人员的任职资格与绩效考核管理，把业务合规性监管、经营风险性监管、内部控制制度监管转化为人的监管；另外要从经营风险情况、机构管理与依法经营情况、建设落实内部制度情况三个方面进行量化考核，达到提升物流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效果。其次，坚持监管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的原则，解决社会信用问题；完善新的物流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确保银行监管环节的合法性；提出监管规章制度和立法执法标准，促使物流金融监管行为有据可查，有法可依；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惩处逃债、废债和赖债行为，依法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

参考文献：

[1]潘意志.基于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的物流金融监管服务商评价研究[J].技术与方法，2013（7）：245-249.

[2]白涛.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12.

[3]周婷婷，刘名武.我国上市物流企业绩效评价实证分析[J].铁道运输与经济，2014，36（8）：10-14.

篇（7）

金融集团化和金融产品的交叉成为促使金融监管体系变革的内在因素。在匈牙利，金融集团已经发展成为金融系统的主流，各种金融产品的交叉也使对金融风险的评估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些都成为改革金融监管体系，从而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的内在动力。另外，为了更加顺利地加入欧盟，匈牙利也需要根据欧盟的统一标准对国内的诸多领域包括金融监管进行变革。HFSA――匈牙利金融业惟一的监管者

篇（8）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各国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提高，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国金融监管不断变革，由此金融监管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都呈现诸多新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金融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对称：一类是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与存款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不能有效地传递，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另一类是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存在贷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风险的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的现象存在。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

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①

除此以外，还有三种主要的金融监管理论：(1)从金融合同的角度研究金融监管。经济合同理论，最初是用于工业和公共事业监管领域。金融交易包含着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监管者和社会之间显性和隐性合同的复杂结构。监管可以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隐性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应该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采取的措施。设计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机构的行为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可能在金融活动中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合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反应朝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几乎所有形式的外部监管都存在根本性的道德风险问题。监管既然被视为一种隐含合同，那么由此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就是它会使投资者认为，既然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是经过权威部门授权并得到监督的，那么它们理所当然是安全的。而且，监管者在阻止监管失灵方面的历史记录越好，投资者这样的印象就越深。然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监管的局限性，监管无法消除所有的风险。而且金融市场和金融合同本来就包含着风险，投资者本身也存在发生决策错误的可能。(2)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大多数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但对施加于被监管对象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却没有数据可利用。所以精确计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区分哪些成本是金融机构为了自身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所必需的，哪些是由于监管制度所强加的也不是十分容易。但它的意义却是现实的：监管任何时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中做出判断，所以，偶尔的监管失灵是否可以视为监管体系(假使已经设计有效)的必要成本，增强监管的强度是否可以消除所有出现的监管失灵，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分析。(3)金融监管的激励问题。投资者认为监管者保证了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端正良好的品行，而金融机构认为它们所要做的就是遵守一些监管者所要求的具体规定。双方认识的差距还可能对监管一方和被监管一方造成逆向激励的问题。西方学者现在认为监管者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所以有没有合意的激励就会影响执法的效果。拉丰和梯若尔及其后来者所发展的激励规制理论和新管制经济学为研究激励性金融监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②

二、国外金融监管实践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监管的目标从单纯强调安

全性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各国纷纷建立金融安全网，同时对金融机构从市场准人、利率限度、业务范围等多方面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银行法》，但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由，造成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已使不少限制性措施名存实亡，同时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给金融业的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于是各国开始采取灵活的应变措施。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要目的；日本从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新诞生的“金融厅”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则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如“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等，显示了监管当局对效率目标的重视。③

2．监管主体从分散走向集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分别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④

3．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无权对银行的附属公司或银行的母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整个金融形势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先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二是统一监督标准和方法。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对金融机构进行并表监督，才能使母行(或母公司)及其国内外分支附属机构在有效的监控下开展业务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整体上保证各金融机构安全稳健地经营。⑤

4．金融监管手段计算机化。在监管方法上，各国普遍强调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并且促进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现场检查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⑥

5．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呈现了一些共同特征，逐步统一资本充足性的国际监管标准；流动性管理也普遍强调区别对待，强调监管灵活性和依赖经验对监督的重要性。⑦

6．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陛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⑧

7．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业由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在美国，先后开放银行从事公债回购以及以子公司方式经营证券承销业务。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英国，新的工党政府已提出将所有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银行的监管)归到证券投资委员会的领导下。⑨

8．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千差万别。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⑩

9．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

业务的监管。从监管内容看，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第二，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⑾

10.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世界金融监管的实践表明，外部金融监管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监管的程度无论如何细致而周密，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而功半，金融监管效果大打折扣。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的银行家协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尽管金融业公会组织在各国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各国都比较重视其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⑿

11．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充足框架(征求意见稿)》对1988年制定的《资本充足协议》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是将外部评级引入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银行使用公共信息确定其风险加权资本，根据评级公司的评级确定信贷风险权重，新框架的适用对象仍是那些在国际业务领域活跃的大型国际性银行。欧洲委员会公布了一些关于新的资本充足性规定的建议，将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所针对的范围更大，涉及所有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该规定试图将真实风险与资本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⒀

12．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的趋同化是指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二是美国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即英国不断走向法治化，注重法律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⒁

13．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

随着金融国际化不断加深，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金融监管法制逐渐走向国际化。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14．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经营，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⒂

三、结论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发展趋势。

注释：

①③④吴源从．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南金融，2006，(9)：32—35．

②张慧莲．论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最新发展[J]．成人高教学刊，2004，(6)：18—21．

篇（9）

金融市场所具有的自然垄断、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等特性，是金融监管存在的理论基础；而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不断调整金融业经营体制和金融监管模式的现实原因。一方面，金融市场若求长期繁荣发展，则需要源源不断的金融创新为其提供前进动力，因此，金融创新是市场发展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防范和抵御因创新而引发的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亦应运而生。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金融行业业务范围的不断交叉融合，混业经营模式重现历史舞台，成为当下国际金融市场中最为主要的经营体制；亦因此，我国近年来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深化，金融业态的演变呼唤新型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需要考虑一国经济政治现状、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在金融业发展尚未成熟阶段，贸然采用过于宽松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会大大加重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不利于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反之，若在金融市场发展逐步成熟，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等监管手段渐趋完全时，政府过度的干预和监管也会滞碍金融业的继续发展。因此，在我国金融市场尚未成熟，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现今，把握监管力度，构建适合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已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一、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玲琅满目，增强金融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加重了金融监管的负担。各类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界线逐步模糊，金融产品亦不再囿于业务范围而呈现产品同质化现象。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主要概述如下：第一，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提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两大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数量不断增长，资金需求量也水涨船高，由于银行等资金中介机构出于流动性要求，对贷款资格掌握较为严格，因而中小企业融资只能依靠资本市场这一长期资金的流通场所。故资本市场运作已呈一定规模，这为金融业混业经营奠定时代背景。第二，金融市场同质性不断加强。分业经营模式下各类金融机构间异质性较为明显，各业务及人员间均保留一定专业化特征。然而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实现了金融产品的同质化，最终也导致整体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混同成为必然。第三，金融创新发展过猛。金融创新浪潮推动金融业自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反作用下混业经营趋势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更为舒适的温床。世界范围内普遍承认混业经营的趋势也在另一维度刺激了国内金融机构研发创新产品的热情，然而一轮接一轮的金融创新活动使传统金融监管面临挑战。第四，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普惠金融”一词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激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信号，而混业经营趋势便利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成长和经营。近年来，各P2P借贷平台和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产品形式更加多样复杂，经营范围也囊括多个传统金融行业。

二、我国金融业监管模式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自我国确立“分业经营”的金融经营体制和“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系以来，金融业运行的安全性显著增强，带来的经济效益逐年提升，这说明在当时环境下我国所采取的经营体制和监管模式适应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但是也应看到，随着金融业态不断演变，各实体金融机构业务合作发展深入而频繁，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更突破了传统分业经营的底线，原来的分业模式已不再符合当下金融业发展趋势。

（一）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现状和分业经营模式相配衡，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上仍保留以机构监管为基础的分业监管模式，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①。从权力设定方式和意图上看，采用这种类似于间接设定方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各个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上的专业性，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然而，过度专业化也导致监管机构职能过于单一，对其他行业监管制度不尽熟悉，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采用混业经营制度，不同金融业务的混杂非常普遍，故在处理国际金融案件时反而效率低下，规制和监管效果不尽人意。若要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则必须创新金融监管模式，顺应混业经营发展新要求。

（二）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缺陷虽然国内专家学者对目前采用分业制度的合理性有以上考虑，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目前金融机构已经面临国外混业经营机构的激烈竞争，而且混业经营试点的实践证明，在充分建立相关监管制度、完善监管法律的前提下，我国有能力逐步扩大混业经营试点、实行混业经营模式。若仍实行原有的分业经营制度，不仅易使其产生对规制手段的依赖，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独立健康发展，而且在抵御国外金融机构抢占市场以及加强本国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方面，也具有很大的阻碍影响。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金融服务业发展现状下，现行金融监管制度具有以下缺陷。第一，监管主体不明，监管组织机构间缺乏有效协调，容易导致监管漏洞和重复②。我国目前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主要是“一行三会”，该模式下有着很强的行政色彩；且由于各监管机构职责划分不能因时发展，对于横跨多个行业的金融创新缺乏机构或制度对各方权责进行有效协调，故容易导致监管漏洞或重复。虽然因实际需要，部分地区在协调金融监管机构职责方面出台了相关办法或措施，③但由于缺乏高层次统一规定以及不同地区协调方式上的区别，故跨部门、跨地区金融监管的协调效果并不理想。第二，分业监管模式无法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和业务产品创新的涌现与发展。伴随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不断增多，投融资渠道也渐趋多元，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不再牢不可破，其他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竞争市场份额的机会，这对国内金融业的良性发展有重大裨益；然而分业监管模式下，一项新的金融创新的审核通过往往需要两个及以上监管部门审核批准④，审批程序在造成监管低效的同时，也制约了我国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发展。第三，“管风险”监管理念实践效果不实。风险控制是保障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巴塞尔协议》明确风险性监管理念，意在强调风 险监管在金融监管中的关键性。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虽也将“管风险”理念着重提出并加以强调，但日常监管工作仍集中在运动式监管、整顿监管及事后处置监管①，在风险跟踪监控方面的实际监管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也说明虽然在监管理念上实现了合规监管理念向风险监管理念的转变，但距《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持续性、审慎性原则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第四，监管法律安排粗犷，执法部门能力欠缺。这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一方面，虽然在实施分业监管后国家建立了以《证券法》、《银行法》、《保险法》等为代表的基本金融法律体系，但由于制定仓促、规定较为笼统，故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际规制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从法律不完备理论出发，即使立法和司法行为趋于精臻，也不能完全解决金融市场上突发的各种法律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监管机构人员的执法水平和履职效果对于监管有效性具有决定作用。目前，我国监管人员选拔和任免缺乏专业性②，同时人员机构责任不明也制约了监管效果的发挥。

三．混业经营现状下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上世纪末，为顺应金融发展新需求，配合金融业混业经营方式，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执法理念转变和监管模式完善对国内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以美、英两国为典型。下面将以这两国为例，说明在混业经营下应如何选择与本国金融业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模式。

（一）美国金融监管模式——“伞式＋功能”就金融监管模式而言，美国所采取的是“伞式＋功能”监管模式。所谓“伞式＋功能”监管是指确定美联储为总监管机构，即整个“伞式监管”的顶点和中心，在整体上对全美金融持股公司进行综合监督；而各州不同行业的功能监管人则将金融业务进行细化分类后按业务种类分别进行细类监督，实现监管权力的分散。此外，与我国中央与地方监管机构处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的是，美国监管模式基于联邦制国家体制，确立了美联储与各州的功能监管人的平行关系。而在金融监管机构权力配置问题上，基于传统权力制衡理论，为防止美联储权力膨胀导致政府寻租，避免重复监管造成行政资源浪费，美联储实际上的监管权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即其首先应当尽可能采用功能监管人的检查结果，且只有当新的监管目标出现，才能由其行使实际的监管权能。此外，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正逐步筹划向双峰监管模式靠拢。

（二）英国金融监管模式——双峰监管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呈现从“三分模式”到“双峰模式”的转换。1997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统一行使对所有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③。在该“三分模式”下，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监管局、财政部各司其职，分管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及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立法与监管决策职能，并通过签订备忘录形式进行监管沟通与监管协调，从法律上建立了由该三者共同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体系和合作框架。此后同样迫于金融危机压力，英国政府又逐渐着手进行监管模式创新与改革，不断向“双峰模式”靠拢，即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根据《2012年金融服务法案》，自2013年4月1日起，英国金融监管双峰——审慎监管局（PRA）与行为监管局（FCA）在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指示和建议下运作，故又称之为“准双峰”模式。直至2016年5月《2016年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法案》通过，“双峰模式”才得以正式形成。该模式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独立于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自附属机构成为英格兰银行内设机构，并新设审慎监管委员会（PRC）对审慎重要性机构进行微观审慎监管，在人员配备上规定审慎监管委员会中至少6名应由财政部任命，这一举措在大大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权的同时保证决策相对不受央行行政性影响；与此同时设金融行为局（FCA)负责行为监管和除审慎重要性机构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并直接对英国议会和财政部负责。四．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与创新目前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明朗，改革传统分业监管模式已基本成为共识，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及时转变监管思路，探索符合我国混业经营发展需求的监管模式。在目前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下，单纯采用集中监管或分业监管某一种方式均不能完全满足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从而无法挖掘出可能关联多个金融业务的隐藏较深的金融风险，审慎性监管目标便不能实现，故应将集中监管和分业监管的优点相结合，在集中监管的框架下对各个金融业务监管实施专业化分工，才能构建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新模式，同时也应吸收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并重的“双峰监管”模式优势，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和系统性风险防控，完善监管立法内容和执法措施，并坚持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并重原则，唯有此，才能平衡金融市场主体利益，创新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监管模式。（一）明确“混合＋功能”监管思路，实现“集中与专业”平衡目前，我国实行的仍是分业监管模式，“三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一机构设置模式在分业经营模式下无可厚非，但在混业经营下却显得风险监控和防范力度不足，因此，改革当前金融监管机构系统，转变分立监管为混合监管，是适应金融创业浪潮、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必然；此外，从监管机构能力和金融业发展现状角度看，由单一机构混合行使监管权的监管模式仍不适宜，故需要在统一监管下设各分管部门，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分别对各类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从美国“伞式监管”模式中可以看出，该模式最大优点在于“集中和专业”的平衡，即在美联储轴心下由各州按照业务细类分别行使功能监管职权，从而保证风险集中防控和业务专业监管的“双赢”。在我国目前行政机构设置中，从成本和历史方面考虑，可以将中央银行作为总管机构，或者重新设立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赋予其金融业监管抽象职权，并由其汇总各部门上报潜在风险，监控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由其将具体职权进行协调分配，下放到内部各个监管部门；同时由“三会”等传统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央行下设机构，由其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具体履行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职权。

（二）明确监管机构独立性，完善内部信息交互我国目前执法过程中一个较为凸显的问题就是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监管机构“无头第四部门”的机构性质①，设立独立于行政系统监管和规制机构，独立行使金融监管权。鉴于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笔者认为在保障机构独立性方面，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独立：第一，独立人员。包括人员的选任独立、晋升独立和免职独立。在人员选用和任免上，应抛开传统的公务员选拨制度，选用更需要贴近市场的主体来进行监管，以保证监管行为更加科学可行；同时，在人员晋升方面，加入绩效考核，通过最终监管效果和付出的行政成本决定人员升迁，符合市场化考核机制；在薪酬和任免方面要给予监管人员充足的退休保障金和良好的工资待遇，非道德信用和执业能力问题不得任意罢免。第二，独立财政。建立较为完善的财政支持，给予独立的预算保障。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为防止因经济利益带来的道德风险，不宜采用英国的“产业收费”制度，否则较为容易造成权力滥用，因此，较宜通过国家财政专项支出的形式，保障独立金融监管机构财务独立。第三，独立决策。在决策机制上，除了引入信息公开、民众听证会等制度外，更应建立相关惩罚机制，对于擅自干预独立金融监管机构决策的行政官员予以惩罚，追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以防止行败、权力寻租等政府失灵现象的发生。此外，完善机构内各监管执法部门的信息交互也实属必要。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个很具有借鉴意义的协调合作制度，该制度在保障各部门单独行使监管职权的同时，也实现各部门信息交互，对其来说也是不同于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方式。在沿用并强化联席会议制度时要注意到，须加强制度化建设，将召开会议作为经常性工作，及时监督并改进各部门监管过程中执行力度过强或过弱问题；同时严格执行会议中达成的决议，各部门不得采用各种理由拒绝实施。

（三）重视行为监管重要性，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双峰监管”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泰勒提出，他形象的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分别比喻为“医生”和“警察”①：审慎监管以风险防控和稳健运营为主要目的，而行为监管则侧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构建中，虽毋需全面照搬“双峰监管”模式，但对于行为监管的重视应予以借鉴。在金融创新产品蓬勃发展的今天，通过“医生”下猛药、不断试错的方式进行监管无疑要付出巨大代价，而利用“警察”要求金融机构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披露、明确市场准入门槛等方式保障金融安全无疑更为有效可行。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的行为监管，对繁荣国内金融市场的信心，进而活跃金融行业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从行为监管所欲实现目标与效果来讲，当下应将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目标的主要矛盾来抓。首先，要在金融立法的价值取向上侧重消费者利益保护，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经验，建立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机关或组织，集中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并完善相关诉讼制度，允许其代表金融消费者提讼。其次，在制度安排上要重视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范围的合理限制，对高风险金融产品限制发行范围，禁止向中小投资者公开发行；另外，分阶段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即加强金融企业的市场准入、市场行为和市场退出监管，从而降低引发严重社会恐慌和触发系统金融风险的可能。

（四）转变金融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执法水平明确监管机构权力边界，给金融机构划定行为警戒线，是保障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应有之义。当前，监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自行随意解释法律的现象很常见，一部分原因是金融立法较为原则和模糊，更深层原因是监管机关长期依附于行政机构，监管过程中行政氛围浓厚，从而容易滥用监管权力，导致监管原则的滥用。因而在接下来的金融改革中，一方面要在机构设置和立法技术方面加以改进，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更要法定权力边界，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监管制度运作程序和宏观监管标准，规范监管人员对于监管原则的运用，在对待具体金融案件时，合理运用规则监管和原则监管方式。即在一般情况下，仍应以规则监管为主，只有规则无法解决具体案件或者按照规则解决会出现极端不公平时，才能在目的解释基础上运用原则监管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监管机构和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法律法规的“解释权”应当予以限制，不能因其肆意的扩大解释而侵犯金融市场主体合法的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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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5-0008-06

在整体金融市场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次级贷款引发的局部金融风险迅速向整个金融体系蔓延，造成了对整个经济的巨大冲击。国内外对次贷危机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次贷危机的起因分析与评论及次贷危机发生对我国的启示。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的金融当局IMF、巴塞尔委员会、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纷纷针对次贷发表了各种报告，为研究提供了很多的资料和观点。虽然金融监管在此次危机中承担的责任未有定论，但是为了防止危机进一步拖垮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迫不及待地改革金融监管。美国提出了《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2008年4月1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七国集团(G7)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重点讨论了监管机制改革。与之相配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8年4月16日了更加严格的银行运行监管规则大纲，计划加强巴塞尔协议II(即新资本协议)的某些规定。如同以往的金融监管改革，各国彼此影响，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改革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开始。

一、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进的趋势

(一)组建超级监管机构的风潮

在次贷危机发生后，2007年10月美国财政部公告对美国金融监管结构进行审查，并由此发动一场关于评估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以提高效率的讨论，并提出了相关的9个监管问题供公众讨论，受到了广泛热评。人们认为现行监管体系中包含太多的机构，各自权限互有重叠，而监管体系中还存在许多盲点和漏洞，监管体系的低效将继续削弱美国金融服务业的竞争优势。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布了长达218页的《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该计划减少监管机构，将监管权力集中，赋予美联储更大的权力，使其成为超级监管机构，同时该计划将原由5个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归由一个机构负责，形成该机构超级的监管权力以此理顺政府监管机构与华尔街的关系。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在欧盟内部，意大利针对欧盟内部金融机构在不同国家间的监管套利，建议修改具有4个层次协调机构的莱姆法路西框架，建议设立一个欧盟层面上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取代目前各成员国监管机构间的协作模式。尽管组建超级监管机构的计划遭到很多利益相关者的反对，但是它代表了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意图。

(二)加强监管合作

尽管各利益相关方对美国《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中提出的以超级监管机构集中监管权力的做法遭到了反对，但是对提高监管统一性的意图是一致的，为此提出了监管合作来替代蓝图中的合并计划，例如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卢肯指出，目前的监管体系通过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也能达到蓝图中所描述的合并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后所可能达到的效率。

跨国间的合作也在加强，英国《金融时报》披露，英国和美国已达成协议，两国政府将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进行合作，并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就如何监管银行系统提出建议。欧盟财政部长及央行官员在2008年4月4日的欧洲财长会议上达成谅解备忘录，原则上同意加强各成员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通过继续加强各成员国监管机构间的协作，逐步实现各国监管规则趋同，从而提高对欧盟金融市场的监管。

(三)规则监管重新被重视

20世纪80年代，包括英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制定出大量规则，以期对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管，而且努力使监管规则标准化，以便于国际协调。监管规则日益庞大和复杂，规则间的衔接和协调日益变得困难，甚至可能出现规则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分强调规则也容易使监管者仅关注于规则的字面解释，而忽略了规则背后所隐藏的监管的初衷。由此，2006年，以英国金融服务管理署(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方法出现了重大变化，从基于规则的监管转向基于原则的监管。2006年英国强调原则监管后，英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扩张。2007年，英国全年实际GDP增长3.1％，略高于上年的2.9％。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FSA的原则监管在促进金融业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功效，但是原则监管由此得到推崇。但是危机以后FSA发生了转变，加强监管的措施更多倾向规则监管，如新组织一批监管专家对高风险机构进行日常审查，以确认他们是否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FSA的高级管理人员更多地参与直接监管和接触高风险机构；对流动性风险的监管加强，特别是对高风险机构；强化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工作能力的评估。为了加强金融规则监管力度，金融服务管理局计划招聘100多名管理人员，加强对主要银行日常经营的监管。

美国也在危机后加强规则监管，保尔森提交的方案建议向抵押贷款放款人发牌，以及为他们设立全国性发放准则，并建议联储向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进行实地检查。这相当于设立了一个统一的规则，要求各方在此规则下开展经营活动。

二、金融监管改进的实质

(一)以超级监管机构克服监管套利

1．以超级监管机构减少差别从而减少套利机会。在次贷危机的形成中，监管缺乏统一性与金融机构业务的综合性矛盾给市场提供了过多的监管套利机会，使监管被动放松。以银行为例，在很多国家银行经营范围突破了原有的存、贷和结算三项传统银行业务，广泛涉足证券、保险和房地产业，如图1所示，银行变成了不同程度的多种经营的金融机构。同时，许多国家监管机构并没有发生改变，沿袭了分业的传统。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采用了分业多头监管模式，各机构的监管职责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一定的交叉。例如美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包括联邦储备体系、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各州银行委员。这种监管方式在美国的金融现代化法案实施后也没有相应调整。又如，法国银行业的监管机构包括银行金融管制委员会、信贷机构和投资公司委员会、银行业委员会、全国信用和证券理事会。在分业多头监管下，监管功能重迭，银行常常有两个以上的监管机构可以选择，金融机构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甚至制造机会为自己谋取比较有利

的监管，即“Regulation Shopping”，从而实现监管套利。超级监管机构设计，意图使监管机构减少，从而监管机构之间的差别减少(如果是大一统的监管机构就无差别)，差别减少从而使套利机会(regulationshopping)减少。

由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大，监管差异必然存在，哪个市场的监管宽松就会吸引银行进入，伦敦正是凭借着宽松的监管环境吸引了众多的金融机构“入驻”。欧盟成员国关于建立统一的超级的欧盟金融监管机构旨在减少欧盟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从而减少套利机会，增加欧洲整体的监管力度。

2．超级监管机构形成超级监管权力以防止监管套利。超级监管机构的实质是赋予它超级的监管权力，特别是行政监督权力和直接市场干预，使监管措施富有层次。在经济平稳时期，金融监管机构通常采用标准化监管方法和内部模型法监管，Basle Ⅰ和Basle Ⅱ都以这两种方法来进行监管，所以监管机构的行政权力不易体现。但是，危机发生后，这两种方法受到质疑，人们认为对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采用这两种方式并不适合，而且没有证据证明金融机构达到监管标准就能避免出现问题。行政命令式的监管重新被美国政府采取以阻止次贷危机影响扩散，如200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冻结次贷利率，部分贷款利率将冻结5年。由于行政命令具有执行简洁、一刀切的特点，不给金融机构以套利机会[，尽管它被认为是非市场手段，对银行发展不利(James Barth，2008)，但它能够迅速有效地阻止危机发展的特性，作为监管的一种手段在监管改进中被重视。美国《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的实质就是计划由政府行政机构特别授权给美联储更大的权力，使作为私人机构的美联储易于采取政府机构一般的行政命令式的监管手段。另一方面，在次贷危机中，融资市场流动性降低促使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等中央银行采取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以缓解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压力，IMF在其报告中认定了这种干预的成功性。从而使直接的市场干预得到了认同。

(二)以加强监管合作克服监管本位主义

次贷危机与以往的全面爆发的危机不同，它的爆发形式是链条式的，从局部到全面的爆发。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是第一环，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次贷打包卖给投资银行以转移风险。而那些投资银行再通过资产分类、信用增强等技术，将抵押贷款资产包装成不同风险等级的结构性衍生产品转卖给其它投资者。由于这些衍生证券设计复杂，透明度较低，其投资价值并不为投资者所真正了解，其中的风险隐患较为突出。但在整个过程中，各监管机构只关注自己的监管领域，以自身本位利益至上，支持金融机构通过次贷相关衍生产品转移其风险，最后造成了风险向整个金融体系和其他国家扩散。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从1992年以来八次提出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报告，其原则就是控制资产证券化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只要证券化资产已经出售或风险已经转移，就不应在金融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范围内。所以，次贷危机中倒闭与损失最大的是证券行业，而不是次级贷款发起的源头――商业银行。根据IMF统计，如图2所示，在金融产品中，损失最大的并非是源头产品――次级贷款，而是ABS CDO。同时，美国以外的国家因投资于证券化资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欧洲受次贷危机的冲击，损失超过1200亿美元，几乎与美国本土的损失相抵。这些结果与监管中的本位利益至上不无关系。其次，金融监管机构努力做好自己的业绩而忽视系统性风险。早在2004年初，美联储已经注意到贷款机构放松贷款标准进行贷款活动的行为，但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鼓励消费，联储仍较为支持包括可调整利率房贷产品在内的另类贷款、次优贷款产品的开发与使用。

尽管建立超级监管机构的设想从理论上一劳永逸地解决监管机构的监管本位主义，但由于组建超级监管机构的方式触及了现有各方的利益，例如在欧盟，意大利提出的组建欧盟统一监管机构的提议遭英国和德国的强烈反对。英国担心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会因为来自欧盟的过多干预而损害，德国则担心本国金融行业会受制于欧盟。为了防止危机扩散，以减低系统性风险为目标，加强监管合作方式来克服监管本位更易推行。

(三)以倚重规则监管克服监管宽容

在现代金融业中，监管机构在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中权衡选择以期达到最佳的监管效果。原则监管中监管者对监管过程不再拘泥于合规的控制，而是事前为金融机构制定出良好的经营原则，鼓励金融机构自身采用合适的方法来遵守良好的原则，监管者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结果进行检查，根据结果决定是否要对金融机构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若将金融机构运营看作是一套系统，监管者不再控制输入因子(input)和运行过程(progress)，而是关注于输出结果(outcome)。只要输出结果符合良好经营原则，监管者对输入因子到输出结果之间的传导机制的构建和运行是不加以干预的。但若输出的结果违背了良好经营原则，监管者必须能及时观测出结果偏离状况，并据此对金融机构提出更高的规则要求甚至是强制性的惩罚措施。在经济发展平稳的情况下，原则监管的效果显著，因为基于原则监管方法下，行业自律规则和标准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整个金融业更富有效率，但是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各国对金融监管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侧重经济发展、侧重在金融市场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变为侧重抵御风险，侧重平稳。原则监管下，过程不被严格监管的做法被认为是监管缺位。在整个金融体系寻求稳定的情况下，金融监管的标准不仅更加细致而且执行更加严格，金融机构自律作用减小，虽然专家指出，这种反危机措施伤及了金融机构的主动性，可能是有害的，但原则监管在危机到来后显得更为危险。

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进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在本次危机中，尽管中国的金融业受到直接的冲击较小，但是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改进是其对本国金融监管的深刻总结，对我国有着多重启示。世界银行主计官兼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表示，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当前国际社会对于金融监管改革的讨论，并从中获得借鉴。在分析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进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监管制度的移植与本土化

1．探索本土模式而放弃对西方模式的追求。发达国家的监管已经走过了四个时期，即金融自由化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泛的金融监管时期(20世纪30～70年代)、从管制到自由化的回归时期(20世纪70～90年代)、安全与效率并重时期(20世纪90年代)。目前出现的金融监管改革实际上是第五个时期演进的过程。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说明，即使人们认为的“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本身也在一直变动，甚至是剧烈变动。完

美的金融监管模式并不真实存在，所以必须彻底摆脱“胚胎隐喻”的桎梏。同时，以银行为例，我国的金融制度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异，如表1所示，中国银行业的经营范围远小于其他发达国家，中国目前尚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范例来照抄。不追求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监管模式，根据我国自身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因素，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制度是目前监管发展的方向。

2．移植制度的选择。沃森(Watson，1978)认为过去的绝大多数法律改革是一些移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也移植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制度和国际标准，而且将继续移植。例如，中国银监会也就实施新资本协议相关监管文件，了第二轮征求意见稿，要求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在2010年底正式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国内商业银行最迟到2013年底也要全部实施新资本协议。但是，以银行业为例，如表1所示，James Barth对118个国家的调查中发现，发达国家之间的金融制度、监管制度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实践上证明各种金融制度的效率在不同的国家存在差异。最有效的金融制度都带有该国本土特色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我国的金融制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金融监管制度和标准资源，我国可以认真研究各种金融制度在市场中的不同表现，借鉴不同发达国家的制度或国际标准来监管金融体系。

3．监管制度的本土化。法律移植并不必然符合市场经济需要，它不能替代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大量习惯惯例。所以在重视借鉴他国经验时，要同时开拓适合本国国情的监管工具与监管指标。例如，在资产证券化的监管中，对在次贷危机中已经显示出薄弱性的国际标准应当审慎接受，同时针对我国的金融机构和评估机构的特点，大力开发符合我国本土金融资源实际情况的监管模式与监管工具。

(二)分权明晰、高度合作的金融监管机构

1．分权的必然性。我国从大一统的金融管制体系逐渐演化成分行业的监管方式，分业监管破除了监管垄断带来的大一统、的弊端，使监管更加专业富有效率。在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大背景下，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大成果，在我国重新建立超级的大一统的监管体系不太现实。分业监管实质上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监管权力，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最富有效率的监管方法，但发达国家的监管历史表明，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金融产品不断增多，金融机构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分业监管能使政府按行业设立新的监管机构或监管部门，有效实现对新产品、新机构的监管。

2．高度合作的模式选择。如何协调我国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避免监管套利，另一方面又减少监管机构间的摩擦，使监管目标得以顺利实现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我国的监管机构都属于政府机构，合作的基础较好，但是，当监管发生重叠时，同一级的监管机构究竟以谁为主无法可依。例如，我国的企业年金由劳动保障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监管，而且这种共同监管将随着我国分业经营逐渐走向混业经营而增多。如果依靠我国一行三会的自觉合作，没有专门协调机构，由于各监管机构存在着工作绩效的竞争关系，很有可能发生表面的合作但实质的不合作。所以，应当在监管机构分权明晰的情况下，有专门的合作协调机构，以达到高度合作的目的。

人民银行担任专门的监管合作协调机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根据我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具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应借鉴美国扩大联储体系权力的做法，扩大人民银行的职能，使之不仅成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而且使其具有超过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力。协调监管机构间的关系。同时，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分，而其他的三个金融行业监管机构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在行政管理关系上也是成立的。但是，人民银行本身也为监管机构，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黄金市场，也有其监管本位利益，从而使其无法真正起到合作协调者的作用。为此，为了使其成为监管协调机构，应当将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权力分解出去，同时通过赋予其超过行业监管机构的权力，使之成为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