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因素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金融危机的因素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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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82—0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渐行渐远，但是危机治理政策还在发酵，一些国家宏观和微观层面均出现良性运转，长期和短期的治理效果都较好，而有的国家却出现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及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不一致的现象。就我国而言，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2013年6月短暂的钱荒引发股市波动。虽然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高涨，但政府却表明态度决不救市。前后比较可以看出，近些年政府政策变化较大。至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以及政策制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正确评判过去政策制定的依据，也有助于理解当前政府的行为及未来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是非完全理性的偶然的渐进过程，且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较大。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黑箱过程。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还存在及时性特点，参与决策的人数更少，因此相对于其他政策，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黑箱特征更为突出。基于此，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和论证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因素。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一）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国素主要包括：一是国家制度。所有社会力量和利益联盟的政策诉求。都要通过国家机器以及由此构建的政策平台才能实现。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在金融危机救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仅限于有货币国家）——为银行的负债担保，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在金融危机救治过程中，国家（最后贷款人）首先要确定的问题是救谁和救什么，而“救谁和救什么”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然而，国家制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三是社会经济意识。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经济意识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偏好和价值判断，而这些社会经济意识会影响到政策的选择。如果不顾及社会经济意识，不仅使经济得不到恢复，甚至会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社会经济意识的主导者一般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言行影响着居民对经济政策的解读。同时，社会经济意识也是传统、文化乃至习俗相结合的产物。三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从两个方面影响政策的制定，即国际经济环境本身和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得越紧密，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因此，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把国际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不过，超级大国可以利用其经济地位，率先实施某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而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该政策的影响。超级大国也可能为了避免引起众怒而采取政策创新，乃至按照大国利益修改国际惯例。

（二）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行为。政府可以分为强政府和弱政府。强政府政策颁布和执行的时滞较短，而且一般可以实现预定目标；弱政府的政策时滞较长，且往往流于形式。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为了确保政局的稳定，不论强政府还是弱政府都会采取强制政策。从效果来看，弱政府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尽管时滞较长，但政策往往科学性、公平性相对较好；强政府治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较高，但政策的结果往往不能准确把握。二是企业。公共政策的实施结果总会是一部分人受益或者一部分人受益更多，但大部分情况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对此，企业会通过寻找联盟或者代言人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以使政策对自己更有利。这是企业间的博弈，也是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是以企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三是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直接参与危机救治行动、承担危机的损失，是源于官方救助资源的有限性。影响金融危机治理的国内社会组织主要是工会和行业组织，但其行为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影响表现在，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行为和自救行为，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还可以推动政府制定更有利的危机治理政策。消极影响表现在，游行示威、罢工等破坏行为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此外，国际社会组织也会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如IMF作为重要的国际社会组织，对各国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践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尽管从结构上看，各国的治理政策都是扩张性政策，但各国的政策手段存在很大差异，且从结果上看，不同国家相同政策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而这是多种政策制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宏观影响因素具有趋同性

根据2008—2010年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制定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反推其政策的属性——制定的政策是否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一致，如果一致，就说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影响了政策制定，反之就没有影响。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具有以下特点：维护资本利益、采取凯恩斯主义方式、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也就是说，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宏观因素具有趋同性。宏观因素的趋同性给予了政策决策者一道保护屏障，因为纳税人能够较容易接受整体宏观环境的状态，从而减少了对决策者的质疑。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更加重视资本的权益。所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危机治理的首要考虑对象，尽量减少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不仅是国家制度的要求，也是资本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其次，社会经济意识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后社会可能产生的反应。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但要破除这种意识的影响还有待时日。从理论角度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政府干预经济已基本成为共识，但政府干预经济的背景仍是自由市场经济，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不过是短期应急行为而已。尽管有学者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但是已经没有政府敢冒这样的风险，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已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共识。最后，国际环境对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不一。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几乎成为危害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尽管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已成为共识，但实施过程仍然障碍重重。国际货币体系、贸易体系的扭曲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但其变革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与此同时，国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国际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等也在影响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总体而言，政治经济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环境制定利己的经济政策，并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而一般国家只能适应国际环境，在既定国际环境中尽可能制定有利于提升国民福利的政策，或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政策。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实际上是对国际环境的适应性选择，而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意识只不过是以适应国际环境为前提，进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微观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

根据2008～2010年世界各国制定的金融危机政策，比较政策制定后各利益群体所获利益的大小，其中获利最大者也就是影响力最强的。各国不同的微观基础决定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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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事件大大增加（顾露露，2011），而近日普华永道也报告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将迎来创纪录的一年”。但同时普华永道公布的另一份统计数据却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中国境内的并购交易数量同比下降了25%。一方面是海外并购的风起云涌，另一方面是国内并购的黯然失色，那么金融危机对中国并购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金融危机下的并购绩效影响因素是否产生了变化？现有文献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企业并购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研究了发生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并购事项，并选取收购方是上市公司的样本，检验金融危机下收购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是否发生改变，结果发现金融危机前后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显著变化。

二、文献回顾

（一）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回顾 Shleifer和Vishny（1994）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扮演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双重角色，从而影响并购绩效；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通过分析政府的支持之手、掠夺之手与异地并购之间的关系，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异地并购中的发生的概率及其并购绩效都存在显著的区别。Bagnoli和Lipman（1988）发现当股份集中时，大股东所起的作用直接影响接管是否成功；冯根福和吴林江（2001）指出并购当年的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李善民等（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持股比例和持股方式对并购绩效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的公司并购绩效越好。张绍基和杨胜渊（2001）实证研究后指出主并公司规模、Tobin'sQ效果、自由现金流量对购并后绩效有影响；黄本多和干胜道（2008）认为高自由现金流低成长性的上市公司并购总体绩效为负，说明并购并没有给这类公司带来价值的提升；孙忠娟和谢伟（2011）发现，核心能力越强、知识越丰富的企业越具有弹性，越有能力适应新的、变化的环境，其并购后整合能力越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企业的并购绩效。Dalton等（1999）认为，董事会规模与企业业绩正相关，大规模的董事会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有助于实行对管理层的监督，进而提高公司的业绩；Brickley（1997）认为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而Agrawal和Knoeber（1996）却得出了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与公司业绩负相关的结论；Boyd（1993）认为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能够促进企业的并购绩效，但Baliga等（1996）发现两职是否分离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Papadakis（2005）并购交易的自身特征是影响并购交易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周小春和李善民（2008）认为采取现金方式收购、交易规模大有助于企业并购的价值创造；李善民等（2011）指出股票支付的收购公司所取得的超常收益显著为正，且显著大于现金支付所获得的超常收益。

（二）金融危机与并购绩效相关文献回顾 Michael等（2003）以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的银行并购事件为样本，发现在危机中当地的银行监管部门鼓励甚至强迫业绩不好的银行进行合并来减少银行倒闭的风险，但作者指出两家经营实力均下降的银行进行并购重组或者将一家实力弱的银行并入实力强的银行后，比前述这两家单独的银行都更容易发生经营失败，从而得出了并购绩效为负的结论。Shen等（2011）以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的亚洲八个国家的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实证检验跨国并购理论中的并购动机在危机前后是否发生变化，发现“引力假说”动机在危机前后均存在，但有些动机只存在于危机前，而有些只存在危机之后。顾露露等（2011）以发生在1994年至2009年间的我国157个海外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单笔并购金额有所减少，但并购事件数量却大大增加，并以2009年海外并购事件最多，作者运用市场模型、FF3M模型和时间研究的基本方法对并购绩效进行了研究，发现即使是金融危机后，海外并购事件公告日的市场绩效依然明显为正，反映了市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正面评价。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将分别从以上提及的特征入手，结合金融危机时期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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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房地产价格经过最初几个月的下降以后，从2009年6月开始房价有了一轮快速的增长，到2010年4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增量已达到12.8%。针对房价上涨过快的状况，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究其原因，由于房价受多种因素影响，每种因素对房价影响的大小不一。因此深入分析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因素及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现实指导性。

一、模型推导

房地产价格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归根结底无外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影响房地产需求的因素主要有消费者收入水平等；影响房地产供给的因素主要有开发成本等，从众多影响房价供求的因素中选取了M1同比增量、实际利率、外汇储备同比增量和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量这4个有代表性的因素来研究其对房价的影响。其设定模型为：

Z=A0+A1X+A2Y1+A3GZ+A4WH+Ut

其中，Z代表全国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增量；X代表实际利率；Y1代表M1同比增量；GZ代表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量；WH代表外汇储备同比增量；A1到A4为他们对应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A0为截距；Ut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以及研究方法

文中选取的所有指标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的月度数据，即从2007年8月到2010年9月份的数据，重点研究次贷危机爆发后，4种因素对房价的影响，X代表实际利率，是由人民银行确定的5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的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近似得到，其中通胀率用CPI予以代替；Y1代表每月狭义货币供应量累计同比增量，由人民银行公布的《货币统计概况－货币供应量》计算得到；GZ为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量，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WH代表外汇储备余额同比增量，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每月外汇储备余额计算得到；Z代表每月全国的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增速，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研究方法：一是对房价指标和其影响因素做多元线性回归，查看t值、F值是否显著，拟合优度即R2是否合适等。二是从中选出最重要的因素，做回归分析，看是否符合统计学检验，是否符合经济意义，进而确定影响我国房价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实证分析

（一）多元回归分析

Z=-17.53+0.52X+0.74Y1+0.026GZ+19.41WH+ Ut

R2=0.87，DW=1.22，F=54.415

R2较高，F=54.415，且大于临界值，方程是显著的，即房价指数与上述解释变量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但X的系数t统计量为1.000283，P值为0.3252，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X的系数是不显著的，同时GZ的系数t统计量为0.638，P值为0.52也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GZ的系数也是不显著的，很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

（二）多重共线检验

通过简单相关系数的检验，可以看出X与GZ和WH有很强的相关性，即实际利率和土地购置面积指标和外汇储备指标有相关关系，GZ与X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而土地购置面积指标和实际利率也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模型是有多重共线的。

（三）重新设定模型

去掉X和GZ两个因素，并再次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到：

Z=-13.85+0.7565Y1+11.892WH+Ut

R2=0.87，DW=1.17，F=110.4039

可看到R2依然是0.87，较高，每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的t检验显著，F统计量也显著，Y1和WH不存在多重共线的问题，方程是显著的，即房价指标与M1同比增量和外汇储备同比增量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四、结果分析

根据对我国金融危机后房地产价格及相关因素的具体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实际利率和土地购置面积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因此剔除了这两个因素，可以看出：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是我国的货币发行量（Y1）及外汇储备(WH)。

1.实际利率和土地购置面积因素。经过上文实证分析可知，实际利率和土地购置面积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主要有：利率方面，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实际操作中，并非严格按照长期贷款利率进行发放，会有各种各样的惩罚及优惠政策，由于金融危机后我国放宽了信贷政策，因此，银行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各种政策更为灵活，发放额度也更大，对住房需求者来说，这使他们更容易的从银行取得贷款，加大了市场对房地产的需求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利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土地购置面积方面可理解为，由于金融危机前，房地产商已囤积了足够多的土地，而且土地的购置与房地产的开发间存在时滞，因此，危机后土地购置面积并不会对房地产的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2.货币供应量和外汇储备因素。如上文实证分析所得，在金融危机后，货币供应量和外汇储备因素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十分显著。货币供应量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及时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大幅放宽了信贷政策，此时，银行的信贷投放量呈井喷之势，2009年全年的信贷规模达到了创历史的9.7万亿，这大幅增加了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在这些新增的信贷投放量中，大部分投向了不可再循环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实体经济在短时间内无法吸收如此之多的货币，因而一部分资金在利益的驱动下，就转向了楼市，这部分资金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外汇储备方面，主要原因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处于衰退状态，我国经济则相对稳定，投资的收益率也较高，而且人民币有潜在的升值趋势。因此人民币就成为国际热钱的优良避风港，热钱流入中国后，在享受中国潜在的人民币升值红利的同时，会转入投资收益率较高的楼市，进一步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综上所述，在今后这一阶段，在抑制房价的过程中，不能再局限于调整信贷政策和控制土地供给，应充分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外汇储备中的热钱流入，抑制房地产的投机性需求，以此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防范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经济稳定。

参考文献

[1]周海波．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53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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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的归纳和评述；第三部分简要介绍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第四部分分析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异，呈现全文的实证结果；最后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从资本结构的决定理论来看，权衡理论认为，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是对调整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的过程，即使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调整不能一蹴而就，公司也会主动向目标债务水平进行逐步接近。

国内外研究从数个角度研究了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Frank and Goyal（2009）针对美国样本识别出资本结构的核心影响因素，包括了公司成长性、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行业债务比重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盈利水平等六个控制变量；ztekin and Flannery（2011）则针对37个国家的超过15000家公司进行研究，则为资本结构影响变量的选择提供了国际对比经验，识别出最重要的因素为上一期的负债水平、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和行业债务水平，国内的研究中，顾乃康et al.（2007）借鉴了Frank and Goyal（2009）的方法，识别出公司规模、营利性、产业因素、名义所得税率、成长性等五个核心变量。此外，还有李朝霞（2003）采用主成分分析、洪正（2005）采用因子分析研究了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

针对国内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研究分析了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童勇，2004）、公司成长能力（童勇，2004；连玉君和钟经樊，2007）等财务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后续研究将调整成本的研究视角扩展到外部融资环境，考虑了制度因素（李国重，2006）、市场化进程（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宏观经济（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何靖，2010）、产品市场竞争（姜付秀等，2008）、地区差异（麦勇等，2011）等可能的影响因素，发现融资环境的改善均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三、样本来源和变量统计

上市公司基本财务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我们整理了上市公司2008～2011年公司财务数据，得到了本文研究的数据，并基于公司特征变量进一步筛选满足本文实证条件的样本，筛选原则如下：（1）选取2008年1月1日前上市且仅发行A股的公司；（2）剔除金融类和ST/PT类公司；（3）剔除总负债率大于100%，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公司；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分别在第1和第99百分位上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就核心变量—资本结构的定义而言，资本结构表示的是企业的负债，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普遍采用总债务（短期债务加上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的衡量方式。

此外，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我们使用TobinQ衡量投资机会。托宾Q定义为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我们用Cflow衡量现金流量。现金流量采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来衡量。

我们用Cash衡量现金持有。对于现金持有量的衡量，在本文中用企业的货币资金除以总资产。

我们用Size衡量公司规模。由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在数亿到数千亿之间有巨大的波动，直接采用该变量回归使得估计系数非常小，且存在严重的异方差，因此我们将其对数化，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

我们用Tang衡量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即具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资产，该变量主要体现了公司真正具有抵押价值的资产占据公司总资产的比重。

此外，我们采用前三位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比重、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董事会规模变量来衡量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

下表给出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表1

四、实证结果

表2中，列出了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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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170-02

一、中国羊绒产业发展现状

世界原绒年产量稳定在16000吨以上，其中蒙古产3000吨以上，俄罗斯、伊朗和中西亚国家产1500吨以上，中国绒山羊饲养量达到7650万只，产量12000吨以上，拥有全球75％的山羊绒产量和95％的优质山羊绒产量以及80％以上的山羊绒绝对出口量。中国羊绒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00余家发展到现在的2600余家，仅知名的品牌就达120多个，总加工能力已超过2000万件，羊绒加工企业呈现出“南北两派”，南派以“春竹”、“兔皇”、“珍贝”为代表，三足鼎立，北派以“鄂尔多斯”、“雪莲”、“鹿王”、“圣雪绒”、“清河”、“临河”为代表，六雄称王。1983年出口羊绒209吨，金额为1543万美元，2007年中国山羊绒出口量为3075吨，2008年出口羊绒2385吨，金额为19444万美元，6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香港地区、韩国、德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0年羊绒衫出口58万件，出口金额3194万美元，到2008年出口羊绒衫1825.7万件，出口金额61079.7万美元，出口量翻了31.5倍。中国已成为世界羊绒生产、加工、消费和出口大国(见图1)。2009年受美欧等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减少致使国内羊绒价格下跌。2009年1―6月中国无毛山羊绒出口量为754.8吨，同比下降33.93％，出口金额5021.8万美元，同比下降45,4％，出口价格6.64万美元／吨，同比下降17.37％。使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

二、中国羊绒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1　缺乏自主知名品牌，没有价格优势。中国羊绒产业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自主知名品牌，主要靠贴牌出口经营，每年出口的羊绒制品中，99％以上为贴牌出口，以自主品牌营销的比例不足1％。自主品牌仍在国际低端市场销售，只能以低成本。低价格的比较优势进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国产羊绒衫的价格也远远低于国外，中国羊绒及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一直在低价位上徘徊(见图2)。技术和品牌，甚至价格仍由欧美发达国家掌控，使中国羊绒产业基本上成为国际市场的原料输送和加工车间，世界高端产品的“原料基地”，中国羊绒产业拥有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却没有品牌优势和价格优势。

2　低水平重复建设，生产加工能力过剩。中国现有羊绒加工企业2 600多家，加工能力是羊绒产量的3～4倍，在生产能力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由于大部分企业设备技术落后，缺乏资金，无法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产品，羊绒产品只能停留在初加工、低档次的水平，维持了一种低水平的数量型增长，加工能力的急剧膨胀，加剧了国内市场的无序竞争，最终损害整个羊绒产业的整体利益，使羊绒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相互杀价、低价倾销，行业内部大打原料战、大打市场战，在国际市场上缺乏技术、品牌、服务的高层次竞争力。

3　区域资源尚未完成整合，未能发挥区域集群竞争优势。全国2600多家羊绒加工企业地区和品牌生产区域分布全国，各种经济成分、规模并存。东西部地区羊绒企业在销售模式、营销手段、原料和专业经营等方面各具有优势。内蒙古、宁夏、河北等地的羊绒产业基地是当地羊绒产业发展的典范。但中国羊绒产业缺乏优势资源的整合，在资源布局、信息共享、技术创新、市场营销、出口战略、品牌创新等方面各自为阵，尚未实现资金、产能、技术、人力、客户资源的互补共享，形成特色资源的整合优势，使区域集群整体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得不到发挥。

三、中国羊绒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全面创新提高中国羊绒产业技术和品牌的竞争力。中国羊绒产业要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其品牌优势和价格优势，关键在于加快进行包括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营销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致力于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附加价值，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改变中国羊绒产业只拥有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却没有品牌优势和价格优势的不平衡局面。

2　加强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建设，发挥中国羊绒产业链的整体优势。首先要完善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建设，加强产业链之间的合作，通过实施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创新战略，利用资源优势研发新品，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推出新品、精品、高端产品，变贴牌经营为创自主品牌经营。其次要加强营销队伍的建设，制定营销策略、积极扩大市场、进入高端市场。同时应全面推动中国羊绒业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国际羊绒生产、加工、销售渠道，逐步进入国际高端行列。要促进产业链的调整和升级，提高产业链的附加值和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以完整的产业链整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发挥中国羊绒产业的整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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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羊绒产业出口发展历程

中国羊绒产业已历经了40多年发展,经过了初始发展、震荡加速发展和调整发展三个阶段,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原料出口、加工出口、产品出口、企业发展、创新品牌的过程(见图1)。在这三个发展阶段,羊绒产业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已经从第一羊绒资源大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羊绒生产、加工、销售和出口第一大国。我国羊绒及其制品在国际市场所占的份额进一步提高,行业分工更加精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意识逐步加强。

二、我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可持续性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长期平缓的出口增长速度,影响向羊绒强国发展的进程

中国是世界羊绒出口大国,所生产的无毛绒、羊绒纱和羊绒衫等制品,60%以上出口到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有逐年增长之势。2008年出口羊绒2385吨,金额为19444万美元,比1983年提高了11.4倍;出口羊绒衫1825.7万件,金额61079.7万美元,是1990年的31.5倍。

但数据显示,中国羊绒出口量仍处于台阶式震荡增长,总的增长幅度均不大。1970 年到1975年是200吨的台阶,1976年到1990年在100吨以内的台阶,1993年到2000吨后,一直在震荡徘徊阶段,其中1999年达到了5074吨,但到2008年又回到了2385吨(见图1)。羊绒衫出口也同样表现为台阶式震荡增长,徘徊不前(图2)。

(二)出口产品仍处于国际羊绒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品牌优势

我国羊绒产业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从原料收购运输,到初、深加工,再到制成品,最后销售经营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但由于大多数企业依然是初加工产品,所以我国大量出口的是利润非常微薄的羊绒原料。尽管近年来一些企业提高了产品的科技含量,羊绒企业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10家发展到2600余家,并培育了150多家国内知名企业和180多个品牌,初步形成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内蒙板块、以米皇为代表的湖州板块、以贝加尔为代表的深圳板块及以梦特娇为代表的“品牌延伸”板块。但由于缺乏自主知名品牌,在我国每年出口的羊绒制品中,99%以上为贴牌出口,自主品牌营销不足1%。目前国际市场上羊绒衫3/4是中国产品,但真正挂中国品牌的不到20%。中国有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却没有品牌优势,仅仅是国际市场的原料基地和加工车间。

(三)加工能力明显过剩,维持在低水平的数量型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由产绒大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羊绒加工大国和制品出口大国,羊绒年产量由2800吨激增至9800吨,占世界总产量的70%以上,国内羊绒加工企业多达2600多家,无毛绒分梳能力突破2万吨,除加工国内全部原绒外,每年蒙古、俄罗斯等产绒国的3000吨羊绒也进口我国进行加工,中国的羊绒实际分梳量达到了20000吨原绒的水平,是资源总量的2倍以上。在生产能力快速扩张的同时,由于“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部分企业设备技术落后,难以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初加工、低档次的重复建设,加剧了国内市场的无序竞争,最终损害羊绒产业的整体利益。

(四)价格长期缓慢增长,羊绒制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价格优势

尽管我国羊绒收购价一直处于增长趋势,但羊绒和羊绒衫出口价格自80年代至今却增长幅度不大。除1989年和1990年羊绒出口价格出现过14.06万美元/吨和11.65万美元/吨的历史最高价位,其余年份一直在6-8万美元/吨的价位上徘徊,直到2008年也只增长到8.01万美元/吨。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7月的出口价格甚至降为6.55万美元/吨(见图3)。我国羊绒制品在出口量增加的同时却价格逐年下跌(见图4)。中国羊绒制品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并没有随着中国羊绒产业的发展而提升。

(五)区域资源尚未完成整合,未能发挥区域集群竞争优势

羊绒加工企业和品牌生产区域分布全国,各种经济成分、规模并存。东部地区在销售模式,营销手段等方面具有优势,西北地区在原料和专业经营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鄂尔多斯集团公司、鹿王集团公司、圣雪绒集团是我国实力强大的出口创汇企业。内蒙古鄂尔多斯高科技纺织工业园区、富兴羊绒工业园区和宁夏灵武市、同心县羊绒工业园是我国羊绒产业集群与羊绒工业开发园区有机结合的典范,是西北地区的特色羊绒产业集群。同时,我国还拥有众多羊绒产业基地。但我国羊绒产业缺乏优势资源的整合,在资源布局、信息共享、技术创新、市场营销、出口战略、品牌创新等方面各自为阵,尚未实现资金、产能、技术、人力、客户资源的互补共享,难以形成特色资源的整合优势,实现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生产,从而不能以完整的产业链整体参与市场竞争,发挥整体优势。

三、我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政策、资金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扩大出口

中国羊绒产业要保持在出口量和出口速度的同步快速增长,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大在政策、资金、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鼓励多种类型、多种规模的企业扩大出口产品数量,提高精品产品出口。尤其是加大我国规模以上的集团企业和全国命名的各类羊绒基地的出口产品力度,通过共同开发国际市场提升我国羊绒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开发国际市场。其次,要加强、规范出口管理,规范市场秩序。同时要推进羊绒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发挥中国羊绒出口优势,增强中国羊绒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附加值和品牌的影响力,使中国羊绒产业不仅在出口量保持竞争优势,同时也使出口增长速度得到同步发展。

(二)加强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建设,发挥中国羊绒产业链的整体优势

首先要完善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建设,加强产业链之间的合作,通过实施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创新战略,利用资源优势研发新品,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推出新品、精品、高端产品,变贴牌经营为创自主品牌经营。其次要加强营销队伍的建设,制定营销策略、积极扩大市场、进入高端市场。同时应全面推动中国羊绒业与国际业界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国际羊绒生产、加工、销售渠道,逐步进入国际高端行列,以完整的产业链整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发挥中国羊绒产业的整体优势。

(三)合理整合加工资源,使中国成为世界精品、世界名品生产基地

应合理整合加工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研发力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加快进行包括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营销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在产业链的各个生产环节应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精品型方向转变,以减少产能过剩,变世界原料产地和制造工厂为世界精品、名品生产基地。

(四)创建、营销国际品牌,争取国际价格主动权

中国具有羊绒资源、加工、消费、出口优势,但在国际市场上却没有价格优势。要争取羊绒产品的国际价格话语权,首先要加强产业链各个环节在价格制定、调节和管理方面的规范管理,规范市场秩序,推进羊绒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增强竞争能力。要充分发挥政府和行业协会在资源、信息、价格方面的协调和管理作用,建立一个有序、规范、稳定、共赢的羊绒市场,为中国羊绒产业形成合力走向世界创造条件。其次是加快进行包括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营销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形成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最后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羊绒相关组织的合作,参与国际合作活动,建立国际标准制定和质量认证体系,建立国际市场价格监测系统,掌握国际羊绒市场价格变化信息,以便及时调整我国的价格战略,改变羊绒大国只有资源优势和加工优势而没有价格优势的局面,争取我国在国际羊绒市场的价格主动权。

(五)整合东西部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发挥东西部地区的集群竞争优势

要实现以创建国际品牌为标志的中国羊绒产业集团化、集中化、集约化的发展目标,就要充分整合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区域优势、特色基地优势,突出主导产品,发挥西部地区羊绒产业园区的羊绒产业集群特色优势,通过兼并重组或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构建大型集团,实现资金、产能、技术、人力、客户资源的互补共享,实现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生产,以完整的产业链整体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发挥产业的整体优势。通过举办各类博览会、交易会、信息交流会,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共同开拓国际羊绒市场、提高中国羊绒产业知名度。要充分发挥我国羊绒行业协会的作用,整合和优化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布局,提高我国羊绒产业在国际市场的集群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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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家统计局外经司.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1983-2008[M].北京: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

篇（7）

金融会计风险最先源于金融行业，是指在生产管理中因为会计核算失误形成决策失误，对单位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单纯的从财务角度分析，金融会计风险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主要是在一定时间内的预期资金，作为金融风险中的中医组成内容，金融会计风险会因为财务人员、会计处理方式等原因，导致金融会计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二、事业单位金融会计风险因素

1.会计核算

财务部门是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所有业务活动核算的整体，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如果核算方法不正确或者不规范，则会导致风险因素而对出现。从实际角度分析，我国部分事业单位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往往会在信息处理上做文章，导致会计核算工作不规范，会计信息失真，这一系列的因素均会给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另外，对于部分业务，很多事业单位因受到人员因素以及处理方式的影响，导致结算数据不真实，会计信息存在虚假性，财务信息失真信息十分严重。从我国事业单位的性质以及发展现状分析，在会计核算中会涉及到非常多的环节，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出错，那么则会导致会计工作失去平衡性，比如没有及时检查单位财务、在会计核算中所采取的方法不规范，导致贪污贿赂事件出现、没有对凭证进行严格审查、财务审查力度不够等。

2.会计操作

在近几年，我国事业单位得到有序发展，尤其是电子技术的应用为我国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全国各地事业单位已经形成了健全的会计结算制度，这对优化内部控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由于诸多财务人员缺乏风险防范意识，或者不具备专业的技能，在会计结算中并不按照规定办理业务活动，甚至出现越权办理业务的现象，这种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会计的结算风险。

3.人员管理

正如上文所言，在事业单位金融会计的发展中财务人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部分单位缺乏内部控制，对会计人员约束力不够，则会形成不同程度的人员管理风险，对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造成影响。其中财务人员约束不利主要表现在：部分财务人员操作行为不规范，在日常工作中容易出现差错；部分财务人员道德水平较低，甚至因追求个人利益，会肆意修改报表，对事业单位经济造成损失；事业单位所设置的会计岗位不合理，缺乏制约机制与激励机制，并且会计核算的程序不健全，对人员管理而言起到不良影响。

三、事业单位金融会计风险防范对策

1.构建完善的内控体系

在事业单位金融会计工作的发展中，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是保障单位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现如今，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事业单位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会逐渐增加，单位看清形势，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将内部控制的约束作用进行发挥。一般而言，在构建内部控制体系的时候需要结合事业单位实际发展现状，实现会计部门与其它部门的相互整合，保证完整性、规范性、科学性，进而形成符合实际发展需求的会计制度。另外，还需构建事业单位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金融创新以及金融会计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究，防范金融会计风险，提高信息真实性，提高金融会计的科学性。

2.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度

要想真正提高事业单位金融会计工作的有序发展，不仅需要构建完善的会计制度，并且还需要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度。需保证会计制度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并且实现会计岗位的合理设置。另外，还需利用会计制度约束会计人员的基本行为，保证所有的会计人员都能够做到有法可依。与此同时，必要时候还需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监督与管理，减少金融会计风险的发生几率。

3.优化会计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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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定义，目前尚未形成权威概念，其常与互联网理财产品、互联网理财平台、网络理财产品等概念交叉使用，具体形式或产品类别人们在认识上也存在差异。本研究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主要包括五类：集支付、收益、资金周转于一身的理财产品（如阿里巴巴余额宝）、与知名互联网公司合作的理财产品（如腾讯理财通）、P2P平台的理财产品（如人人贷的优先理财计划）、基金公司在自己的直销平台上推广的产品（如汇添富基金现金宝）、银行自己发行银行端现金管理工具（如平安银行的平安盈）。这五类理财产品存在收益率不稳定、网络平台风险责任不清等问题，研究其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对相关企业如何做好经营管理、提高用户满意度、保持竞争优势具有参考价值。

二、文献回顾

（一）国内外基于TAM等理论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产品的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经常运用理理论（TRA）、计划行为理论（TPB）、技术接受模型（TAM）等理论，TRA中的主观规范、TPB中的知觉行为控制以及TAM中的行为态度、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是学者在构建研究模型时主要考虑的指标变量，随着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产品风险问题的凸显，感知利益、感知风险、感知信任也被纳入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中。

国内学者基于TAM理论并结合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对移动银行、移动支付等用户使用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邓朝华等基于TAM理论分析验证了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可靠性、感知行为控制、服务成本是影响移动银行服务用户采纳行为的重要因素；杨水清等以TAM为理论基础并结合效价理论，从技术属性、个体特征、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对移动支付用户初始采纳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优势、兼容性、个体创新、主观规范和形象正向影响用户采纳意愿，感知风险和感知成本负向影响用户采纳意愿；李凯等指出移动支付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相比一个重要区别是移动支付给用户带来的感知风险，其研究跳出了以TAM理论为主的研究框架，从交换理论视角分析了感知风险和感知利益在用户行为决策中的作用机理。

此外，国内有学者基于TPB、TAM、创新扩散理论（IDT）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邱均平等基于TAM和TPB理论分析验证了自我效能、感知易用、感知有用是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关键因素；张万力等运用TPB和IDT理论构建了互联网金融理财行为模型，探讨用户行为形成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理财目标显著影响信息搜寻，沟通交流正向影响理财意愿；罗长利等基于TAM和TPB理论验证了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收益、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用户对余额宝的使用意愿，感知风险负向影响用户使用意愿。

（二）国内外基于UTAUT模型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产品的实证研究

国外有学者基于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对移动银行、网络银行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Yu运用UTAUT模型分析用户使用移动银行的影响因素；Martins等在UTAUT模型基础上引入感知风险因素，分析用户使用网络银行的影响因素Oliveira等结合任务技术适配模型（TTF）、初始信任模型（ITM）和UTAUT模型，分析验证了便利条件、行为意向直接影响影响使用行为，初始信任、绩效期望、技术特征和任务技术适配性显著影响使用意向Slade等基于UTAUT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验证了绩效期望、社会影响、创新性、感知风险、感知信任是用户接受移动支付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学者运用UTAUT模型探讨了手机支付、移动银行、微信支付等业务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但目前还没有学者运用UTAUT模型分析本文所指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综合国内外基于UTAUT模型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实证研究，将UTAUT模型作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基础模型，在保留绩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ncy，PE）、努力期望（Effort Expectancy，EE）、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SI）、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FC）等因素的基础上，增加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PR）和感知成本（Perceived Cost，PC）两个因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三、研究模型与假设

TAM是解释或预测信息技术使用的普适模型，之后人们对TAM不足加以改进，将理理论（TRA）、动机模型（MM）、计划行为理论（TPB）、创新扩散理论（IDT）、社会认知理论（SCT）等共八个理论进行整合，提出了UTAUT模型。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UTAUT模型对行为的解释比TAM更为全面和完善。UTAUT模型的四个核心变量分别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其中前三个变量对使用意向产生重要影响，便利条件对使用行为直接产生影响。本研究在UTAUT模型基础上增加感知风险、感知成本因素，形成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一）感知风险

Luo等将感知风险定义为用户对各种潜在威胁敏感性的个人感知，将感知风险分为性能风险、财务风险、时间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隐私风险、生理风险、整体风险八个方面，并在其研究中证实感知风险负向影响用户对移动银行的使用意向，因此提出假设：

H1：用户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感知风险负向影响使用意向。

（二）感知成本

消费者在不同的服务方式间转换必须要考虑不可忽略的成本，从其他的理财方式转换到互联网理财需要一些额外的成本。Abroud等指出用户的感知经济价值，包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会对使用意向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2：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所承担的成本负向影响使用意向。

（三）其他因素

H3：用户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绩效期望正向影响使用意向；

H4：用户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努力期望正向影响使用意向；

H5：用户受到的社会影响正向影响使用意向；

H6：用户感知到的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便利条件正向影响使用行为；

H7：用户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意向正向影响使用行为。

四、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使用情况，第二部分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认知情况，本部分问卷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对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因素进行测量，第三部分是对被调查者基本情况的采集，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等问题。通过网上问卷调研平台发放电子问卷280份，回收问卷229份，其中有效问卷203份，问卷的有效样本量为28个题项的7.25倍，符合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样本量基本要求。

（二）信度与效度分析

通过SPSS20.0软件，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信度分析。从表1可知，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866，各分量表的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大于0.8，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问卷设计合理。

问卷各变量的测量指标均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问卷及相关文献理论基础修正成为本研究的量表，故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在建构效度方面，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各变量均只提取一个公因子，总体解释度较高，且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大于0.7，表明问卷效度较高。

（三）模型检验

利用AMOS17.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法对假设模型进行拟合分析，实际测量结果与各评价指标如表2所示：CMIN/DF、IFI、TLI、CFI、RMSEA均在合理范围之内，GFI、NFI与评价标准略有差距，表明假设模型拟合程度比较好。

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感知风险对使用意向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感知成本对使用意向没有显著的影响；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对使用意向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便利条件对使用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使用意向对使用行为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假设H1、H3、H4、H5、H6、H7成立，H2不成立。

五、结论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UTAUT模型构建了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使用意向、便利条件是直接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重要因素，努力期望、绩效期望、感知风险、社会影响通过使用意向对使用行为产生间接影响。感知成本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相比银行相关产品而言具有明显的成本方面的优势。就准入门槛而言，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最小单位是1元，虽同很多货币基金门槛相同，但相比一般以5万元为基准的银行理财产品更适合大众投资者，因此感知成本不是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重要因素。依据研究结果，经营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相关企业应注意将用户的感知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注意降低用户的风险感知，降低结果损失的程度，同时降低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操作的复杂性，开展服务营销，提高用户的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使用户获得更多的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便利条件。此外，很多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是受周围人群的影响，所以经营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相关企业要设法提高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社会影响和适用人群，以进一步促进用户的使用行为。

（二）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不足与展望有三点：首先，研究没有考虑用户的性别、年龄、经验等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若对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加以分析，结论会更具针对性；其次，本研究提出了7个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因素，测量维度并不完全，在后续研究中可以结合消费者信任等理论增加使用行为的测量维度，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最后，本研究没有进行竞争模型的探索和评估，不能保证所得模型的解释力一定是最佳的，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对竞争模型的探索，从而使所得模型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1]邱均平，杨强，郭丽琳.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影响因素研究[J].情报杂志，2015，34（1）：179-184.

篇（9）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东部地区，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防范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的改革；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体系，良好的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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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

[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篇（10）

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一书将要告诉我们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银行总部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向读者再现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惊心场景，揭示了隐藏在危机表象下的根源本质，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结论。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数仍然沿用新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流学派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在对两大主流学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供替代的危机根源模式：投机攻击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机模式和经济不平衡模式。这为我们理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投机攻击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内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纯粹的投机攻击足以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带来危机，而不受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的影响的重要结论。

全球化模式认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造成了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危机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高负债和高不良资产。这是造成金融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