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想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学的思想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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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8.162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8-0-01

1 在经济学教学中渗透经济思想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趋势的带动下，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有效开展经济学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在教学中适时渗透经济思想也非常必要，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1 适应市场需求的必然途径

教学的实质是帮助学生尽快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因而加强教学的实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电子商务及国际贸易不断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各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在这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要及时融入新思想，以更好地帮助企业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传统的经济学教学理念无法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加强经济思想的渗透可改善教学现状，适应市场的发展需求。

1.2 经济学教学质量提升的有效方法

经济学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培养专业性人才，帮助人们客观分析当前的经济环境，为下阶段的经济活动做准备。虽然当前的高校教学中现代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实际教学质量仍然存在较大不足，教学内容滞后、教学方法单一等弊端，导致经济学教学的优势无法有效发挥出来。经济思想的渗透可以很好地改善经济学的教学现状，突破传统的经济学教学。

2 经济学教学中的不足

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配合才能实现，教师个人的专业素养、学生对于知识的吸收能力、教学设备及教材等都会对教学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2.1 教师自身不足

这种不足不仅表现在专业能力上，同时也表现在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上。教师自身的专业经验对教学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高效的经济学教学需要教师依据自身经验，全面理解并合理安排教材内容。这就对专业教师提出较高要求。

2.2 学生个人意识的影响

经济学在高校中比较普遍，其作为一门基础性较强的学科往往无法得到学生的重视，学生仅出于对学分的需求，侧重于对考试技巧的掌握，而在系统性知识与思维的培养中存在较大。

2.3 经济学自身教学特点的影响

经济学对师生的要求比较高，且涉及的知识面也非常广，在实际教学中，部分理论知识过于抽象，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受教师个人教学习惯的影响，无法充分发挥当前先进教学设备的优势，在营造课堂氛围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不利于学生个人兴趣的培养。

3 经济学教学中经济思想渗透的措施

3.1 加强重视，改进教学理念

经济学是一门较为实用的学科，在具体的教学中可结合实例具体分析，从而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经济学的作用，转变意识。经济思想的渗透可帮助学生了更好地实现角色转变，主动承担相应责任，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3.2 教师的自我完善

由于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因而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定期扩充专业知识，更新教学理念，发挥先进教学设备的优势，重视新思维的学习与分析，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从学生感兴趣的地方着手，有针对性的进行经济思想的渗透，营造活跃的教学氛围，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3 教学重点转移到经济思想和原理方面

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这两门课程的教学中，应将教学重点转移到经济思想和原理方面。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在讲授经济学课程时应把教学重点放在经济学经济思想和原理方面。在经济学课堂上多穿插一些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包括近来的经济学思想与早期理论的联系。

3.4 采取融合的教学思维模式

教师在讲授原理之前要为学生提供各种背景材料，在解释过去文献的基础上介绍最新的理论，并依据不同背景点评经济学家的处境和思想，从而引出东西方经济思想的差异性。结合原理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据此讲解经济学基本原理，使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定义和实质，总结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型，利用简单的方法和模型解读经济学原理，理解其内在规律。

4 结 语

经济思想在我国的发展比较久远，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提升经济学教学质量非常必要。在经济发展的需求下，要逐步将经济思想渗透到日常教学中，转变教学观念，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帮助学生正确认知经济学，使其在正确意识的指导下科学掌握经济学原理及技巧，成为新时期的全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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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生态经济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较少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将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结构的分析上，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复杂性，缺乏可持续发腱的理念。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枢纽，马克思将其生态思想渗透在对劳动与劳动过程的分析之中。

(一)劳动与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石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马克思认为，“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劳动是调整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途径，“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劳动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仅体现了物质与人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二)劳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

马克思以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起点来考察劳动，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劳动的本质，它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关系，而这种普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它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他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称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创造性劳动占有外部世界，通过社会劳动感知并支配自然，所以“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当人通过社会劳动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关系并改变外部世界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所以，社会劳动使自然界人化或人的存在对象化。劳动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人，使改变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变成社会化的活动，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社会中普遍的生态关系。

(三)劳动过程既是物质交换过程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过程既体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也体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过程是人们从对自身有用性角度出发有目的且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物质的活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实质。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属性时，马克思指出，商品体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阐述劳动二重性理论时，马克思指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辩证统一于商品之中：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体现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增殖过程体现了剥削性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不仅加快了人类攫取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还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纳入了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资本雇用意味着连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方式被资本所雇用，因此，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促使资本家支配更多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依靠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手段在它的两端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而换来的：在人与自然的一端，表现为资源耗竭与环境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在人与人的一端，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生产生存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而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来自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

(四)生产经济关系是生态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生产过程中应当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而且还指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显然，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产系统纳入了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大系统中，因此，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也是内存统一的，它们构成了生产经济关系。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一)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经济学研究从其起源开始，就将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纳入了研究范畴之内。如果

从重农学派算起，两方经济学迄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三个阶段。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自然条件会约束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配第将劳动和土地看作是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及其能动要素为财富之父”的论断。尽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重点从价值论转向社会经济方面，劳动和资本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没有脱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马尔萨斯开始，西方经济学逐渐意识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将会约束经济增长。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和收入是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将呈幂指数增长，但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或是以线性形式增长的，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会超过固定的或线性增长的自然资源的供给。因此，资源的稀缺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有所改观，而将是一种绝对稀缺。李嘉图将其生态思想建立在萨伊定律、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以及马尔萨斯人口法则的基础之上。他也看到了人口增长给生活资料带来的压力，并认为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自然资源之所以稀缺是生产率较高的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对此，他提出了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论”。在解决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问题上，李嘉图主张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不会成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鸿沟。穆勒将稀缺概念引入广义的环境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静态经济”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然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财富应保持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稳态，为了防止出现食物短缺和自然环境的退化，该稳态要远离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极限。在穆勒看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构成了生产的三个要素。他认为，依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无限的，所以劳动不会成为生产增长的限制因素，而资本的增加取决于储蓄率的大小，其总额限制了生产的发展。此外，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所以土地也会制约生产的发展。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在新古典时期，人口增长、资源稀缺等问题遭到了压制，但他们并没有从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消失。霍特林提出了非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率，确信价格在替代资源开发、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可以仅由资源的效用来衡量社会福利最优，而无须政府的干预。庞巴维克认为，土地和资本应该与耐用消费品处于同一集合，土地地租和矿藏地税应该等同。索利首次根据边际效用原则探讨了采掘业的价值问题，他推进了穆勒的矿业生产中存在现在与未来矛盾观念的分析，认为次级矿藏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而次级土地是可以的，所以李嘉图的农业地租理论不适用于矿业；自然资源最终的耗竭证明，即使最坏的矿藏，一旦涉及价格，矿产地税就是正当的，而最坏的农业用地则不可以缴租。马歇尔首次引入了外部性概念，认为商人们没有支付市场的外部成本，而是分享了那些利益。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认为，外部效应打破了经济学中资源最适宜配置的条件，然而彻底消除外部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因此，马歇尔的原理可以作为辨明社会最可接受的副作用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始终认为，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所决定的，一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也可以通过价格和产权来调节。

(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了凯恩斯主义革命。此时，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并存，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也沿着这两条道路不断发展。庇古是干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总是有效地运行，因此，在推进经济福利目标上需要政府干预。“人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将其过多的资源用于现在的服务，而将过少的资源用于未来的服务，鉴于这样的‘自然’趋势，除非政府在分配方面进行利益补偿，否则，政府进行任何人工于预以支持这种趋势，必将减少经济福利。”关于资源破坏问题，庇古认为，“市场力量常常无助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资本的创造或者保存”，“从性质上看，政府既是未来人，也是当代人的受托人，如果必要的话，需要依据法律监督和行动，以保卫本国可耗竭资源免受过早或者不顾一切的开发”。关于可耗竭资源的理性使用、环境质量的保护、限制过度消费、推进节制等，庇古提出了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等解决方案。凯恩斯虽然没有围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展开广泛论述，但他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富足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从现在起，我们不需要期盼如此大的人口增长。进入黄金时代的节奏，将部分地依赖我们控制人口的能力，这个我们能够做得到。”尽管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目标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但在政府干预中却出现了“政府失灵”，因此，市场又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另一条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基于所有权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生态经济思想。科斯从所有权角度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只要自然资源的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同样的最优配置结果，这可以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自然实现，产权赋予不同的人只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同。然而实践证明，科斯的理论依旧具有很大局限性。此后，戴尔斯和蒙哥马利又提出了颁布市场污染许可证等措施来控制污染的思想。

(四)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究竟依靠政府还是市场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而对支持人类经济系统的生态环境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受到了自然科学家的抨击。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埃里奇的《人炸》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考察了人口对土地、水资源、空气、自然资源采掘和生产部门的压力。尽管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以技术进步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缓解作出了解释，但是这种论战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以肯尼思·博尔丁的《飞船地球》和赫尔曼·戴利的《稳定的经济》等为开端，西方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无节制增长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生态经济学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三、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

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两者都以事物的普遍联系为出发点，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纳入制度、文化和自然界的大系统之中。第二，两者都要求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和喈统一。两者都认为人类与自然具有统一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第三，两者在生态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两者都要求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资源环境的同时，必须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发展的能力构成危害。

尽管两种生态经济思想之间存在一些相通之处，但是两者的差异性却是根本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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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是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并从统计出来的数据内发现事物的规律。统计方法中蕴含着丰富的统计思想，只有对思想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的运用统计方法。统计学的命脉是它与学科之间有着必要联系，如果这种联系不复存在，那么统计学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统计学的应用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万能工具”，它对人类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人类发展探究中，都离不开统计学的参与。同样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少不了统计学这个“万能工具”。统计学的具体实施，第一步应用解决的就是研究的目标和对象。经济学作为当今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地位愈来愈高。想要在经济学中有效的利用y计方法，那就要充分的理解认识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的性质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人和社会如何将稀缺资源运用到各类商品中，并使这些商品供人们消费之用，正是这些资源的稀少和人的欲望，经济学应运而生。经济学的出现，使人们用最少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经济现象包含了许多的变量因子，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得对经济学的探索难上加难，所以要利用更多的方式方法来完成对经济学的探索。

二、统计思想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与统计学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数学的利用可以发现定性和定量之间的经济模型；对于统计学的利用可以在大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减少经验性分析的不准确性。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没有一个精准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所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居高不下。在经济学中，利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能建造出一个数学模型，从而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都是通过利用统计思想来完成他们对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可见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如果用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那么就必须涉及统计学的应用，因为统计学主要的功能就是收集数据和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所以在经济学实际理论中，用到统计方法是毋庸置疑的，统计思想可以将经济学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准备数据阶段，这其中包括收集与整理；第二阶段是分析数据阶段，利用统计方法的多样性，来进行数据分析。

三、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数据收集的统计思想

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共同组成了经济数据。其中宏观数据大多数是又政府部门进行收集和，而宏观数据只有利用现有的数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宏观数据主要是二手数据。微观数据中大多数数据都没有进行过专业的统计，所以只要涉及到微观数据的经济研究就要对数据重新进行整理，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经济学原始数据的收集往往是采用抽样调查法，抽样调查法就是从众多的数据中，随机挑取几个数据，通过少量的数据反映总体数据的特征。可见抽样调查法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统计思想。

（二）数据预处理的统计思想

无论是一手数据还是二手数据，都可能数据不能满足分析要求的情况，所以就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工作，避免在工作中出现数据缺少的情况，而影响正常的分析工作。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统计思想，其中信息分析是监测数据的可信度，效度检验是通过数据来反映研究主题是否有实际意义。插补方法是对数据进行补充，从而完成全局性思想。数据转换是在不对数据进行改动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数据变换，展现出灵活性的思维模式。宏观数据平衡是使指标之间达到平衡，来从中找到数据的准确性，将平衡协调的思想发挥到极致。

四、经济学实证分析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现象描述出的统计思想

描述性方法是将统计指标、统计表、统计图中的数据进行加工融合，来分析出这些数据特征。统计指标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可以将大数据转换成容易理解的模式，用简单的数字来展现数据的重要特征，帮助总体想法的形成。统计表能替代较长的文字描述，通过更直观的方式进行分析和对比。统计图更能生动的表达数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描述统计是一种比较常用的经验思维，通过分析个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来对事实进行整理、归纳，并归纳出一定的发展趋势。显而易见，描述统计方法属于推理性逻辑，不具备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计量经济分析出的统计思想

经济学研究如果只是对数据研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数据的总体进行推断是有必要性的，从中体现推断性统计思想的重要性。推断统计是以样本观测数据作为基础来对总体特征做出的估计，其中包含了区间参数和总体参数两部分内容，从中可以展现出估计与检验的统计思想。参数估计是通过样本中的数据来对总体特征进行推断，其中的准确率较低，其结果大概就是区间内的概率。样本推断总体是在认识方法中将同类事物进行推断。只有样本和总体的性质相同，得出的数据才能代表总体。但是其中的样本可能带有偶然性，在估计理论中在样本的数据是非常严谨的。经济学的统计思想还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体现在对社会经济学的认识，理论模型是必然经济规律的呈现，在理论模型转化为计量模型时，必须将随机性的因素考虑进去。经济预测中对必然性的要求很高，但是预测中都含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并不是每个预测数据都是准确的。只有对偶然性充分正确的认识，才能为必然性打下夯实的基础。在计量模型估计参数的方法思想中，都是平均的在统计资料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从而消除偶然性，获取必然性。在统计预测中会发现，大部分的规律都存在概率特征，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只能给予适当的区间限定，从而体现出或然性统计思想。

五、分析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不同

经济学和统计学中最大的不同就是逻辑形式的不同，经济学偏重于演绎逻辑，是在理论的指导下收集数据，从分析结果中找出事前提出的假设，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首先学习一定的理论知识，在构建假设的数理模型，从假设的模型中得出数据，最后形成一个二手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而统计学大多数是利用归纳逻辑，以数据作为研究中心，通过描述碜龀鲎畛踅崧郏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推断出总体特征。统计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针对于经济学中的问题，先进行数据收集，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得出相应结论，最后根据统计方法制定最后的结果。

（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统计规律是人们在一些杂乱无章的状态下，去寻找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统计方法是在具有一定数据的基础上去研究问题，找出一些可能存在的规律。统计方法是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单纯的从数量关系上去寻找规律难免会产生误导的问题。而统计学是教会人们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结论的解释。在一个好的经济学实证分析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实证搞的过于复杂，把时间精力浪费在研究实证的正确性上，要从一开始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六、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统计思想的参与，所以要正确的认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的实际运用中，使用正确的统计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明白经济学和统计学在逻辑推理方面存在着怎样的不同，不要一概而论。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的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要注意正确的运用统计方法，避免一些统计方法的误用造成的恶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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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篇（5）

一、国内关于哈罗德・伊尼斯研究现状

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对哈罗德・伊尼斯的研究很少。除了2003年何道宽译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外,再没有单独研究伊尼斯传播思想的著作。哈罗德・伊尼斯被提及也是常常作为麦克卢汉的引子,是麦克卢汉的陪衬。这与他丰富的理论成果是不相符的。

在研究派系上,哈罗德・伊尼斯被认为是“媒介决定论”的先驱。后来在尼尔・波兹曼创立的媒介环境学派上,伊尼斯被认为是“媒介环境学”的始祖。关于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决定论”本文暂且不论。笔者认为,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观里还包含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二、伊尼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论证及分析

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派在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代表了一种宏观的视野,它关注的是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以一种“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①从伊尼斯的两部传播学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点。

(一)国际政治经济的写作背景

哈罗德・伊尼斯本人是政治经济学家,初期是专攻经济史的,他在研究加拿大的皮货、纸张、采矿业、木材业、渔业、谷物、石油等产业的过程中,发现了纸张等传播方式在国际贸易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进而转向研究传播学。从他的研究历程来看,伊尼斯的两本传播学著作跟经济学是有很大联系的。

另一方面,《帝国与传播》的主题就是关于美国和英国对加拿大的双重宰割。伊尼斯在书中试图分析二者之间的差别。他写这部著作适逢加拿大面临强大的技术传播系统的威胁,“加拿大文化生活的核心”可能遭受打击,进而引发危机,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他写作这两本传播学著作是要给加拿大人敲响警钟:加拿大不能满足于初级产品的生产,经济不能受制于人。加拿大人必须弘扬自己独特的国民性,文化上也不能受制于人,不能成为英美等国的边缘,不能受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②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无论是以前的学术背景还是研究传播学的目的,伊尼斯的这两本著作都带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

(二)“帝国论”与“偏向论”中的政治经济倾向

伊尼斯笔下的“帝国”,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③伊尼斯又把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④从他的帝国所指来看,他的写作思想跟政治和权力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一政治倾向性一目了然。

伊尼斯认为,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其基本区别是: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⑤“伊尼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不同的技术各有其传播‘取向’,这些取向决定了社会组织的形式。由这些技术决定的‘知识垄断’控制了各种社会团体间政治权力的分配。”⑥这里面的社会组织也即权力组织、政治组织。

伊尼斯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就是传播与帝国(组织)的关系,也就是说,传播的政治倾向,已经带有政治经济学的萌芽。

(三)著作中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

在《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中,伊尼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详细叙述了传播的发展史,也分析了传播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等的相互关系。由于时间、空间、学科跨度都比较大,所以他没有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做理论提炼,但其著作中有很多明确的叙述都可以表明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政治学和经济学相依相伴,很难区分,但为了更详细有力地说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笔者从下面四个方面加以论证和分析。

1、传播对政治的影响

在《帝国与传播》的绪论中,伊尼斯提到:“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⑦这个观点表达了传播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传播对政治的影响,对内主要表现在权力的分配上,体现为帝王(君主)对宗教组织的权力争夺、官僚机构与社会大众的权力制约和这三者权力的相互抗衡;对外表现为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帝国的兴衰。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个时期的权力主要矛盾会不同,媒介对其造成的影响也会不同。

“从倚重石头转向倚重莎草纸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在发生着的变化,给埃及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⑧在巴比伦,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达成了长期的妥协,于是就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⑨……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他们在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这两个观念之中打进了一个楔子。⑩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⑾ 在中国,因为汉字复杂,舆论受到严重的束缚,造成长期的动荡,引起改朝换代,导致蒙古人征服中原。”⑿在文明古国,媒介的偏向会导致帝国或繁荣或兴亡。

随着纸张的出现,印刷业的逐渐兴起,媒介成为社会各政治组织争夺的场地和工具,在组织的簇拥下,媒介发挥了更广泛的影响。“革命之后,报纸多半紧密挂靠政党,关心如何影响公共舆论。……新闻记者成为积极参政的人物。大量的政治小报使新闻界处于纵的状态,国内外集团通过直接补贴来操纵新闻界。对纳粹党的当选,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⒀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印刷媒介和广播媒介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民主和法制甚至是世界的格局和冲突都有很大的影响。监督政府、制造舆论,充当政,影响国际关系,媒介自身也成为了一种权力象征。

2、传播对经济的影响

传播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伊尼斯在著作中也有提到。在印刷媒介出现以前,媒介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媒介对经济的强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印刷媒介出现后的广告上。

在古代,关于媒介对经济的影响,伊尼斯只是零星的提到, “纸的生产传到欧洲是商业革命的标志。纸的使用推动了信用的成长,其表现是保险单和汇票的使用。”⒁“与新闻纸相关的经济十分敏感,其垄断地位与广告相关。这样的经济强调新媒介,尤其是广播这个新媒介,后来对大规模的经济萧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⒂在伊尼斯看来,媒介既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经济萧条。

3、政治对传播的制约

媒介作为一种工具,总是掌握在某些人或某些组织手里,被加以利用或被抛弃否认。从媒介的发展史来看,政府组织对不同的媒介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造成某种媒介的发展或快或慢,甚而消失。媒介会受到不同组织意识形态的主导,进而其传播内容和手段也会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埃及君主为了维护其组织严密、高度集权的行政机构,他们才建立了金字塔等石头媒介。“君主集权有利于宫殿建筑的发展,君主们喜欢用石头雕刻,把石头作为铭刻的媒介,尤其喜欢把法律刻在石头上。其意图是建立庞大的帝国并使之协调一致。”⒃

印刷工业产业化以后,印刷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它们成了调节政府和人民的桥梁。一方面,他们作为政府的工具,引导舆论,宣传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它们又将公众对政府的意见、建议通过媒介传达给政府。同时,媒体也是各大政治集团争夺权力的工具。政治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各个媒体加以扶持利用或给予打压,其手段主要是制定政策和法律,如审查制度和税收制度。这些在伊尼斯的著作中都有叙述,“专制君主对批评的压制,迫使报纸和书籍挪到荷兰去印刷,然后再偷运回法国。1712年,强制执行的印花税,限制了新闻业的扩张。沃尔浦尔首相上台后,印花税又促进了政府对新闻业的垄断。政府对报纸的影响又推到广播上。”⒄

4、经济对传播的制约

媒介作为一种物质载体,也要实现其生产、加工和交换的价值,它是经济交换的一部分,受到经济系统的制约。媒介的高速发展是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媒介传播手段和效果的提高。广告的出现,更使得各种传播组织强强联合,发展成为传媒集团。

“报纸成为‘经济布局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⒅为了更生动地说明媒介的经济倾向,伊尼斯还引用了芬诺1799年写的一段话:“美国报纸是最下贱、最虚伪、最奴性、最腐败的报纸――其编辑是最愚昧、最贪婪、最粗鄙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用锈迹斑斑的铁丝做成,这种铁丝是肮脏的商业贪婪。”⒆

媒介是应商品贸易的需要而出现和发展的。为了适应经济规律和摆脱政府的控制,广告应运而生。随着广告的出现,媒介的商品属性随之而来,利润成了其追逐的最大目标。

结 语

哈罗德・伊尼斯是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完成这两部著作的。由于受当时的历史和技术条件限制,他的媒介理论没有预测到现在传媒对“消费主义”的推动,没有预测到“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但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已经具有了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引子,并且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并将其强加于普通法。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说是要保护的,然而事实上,它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⒇面对美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面对网络时代的广泛传播性和瞬时性,现在来研究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和帝国论,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①庄晓东 主编:《传播与文化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②③④⑤哈罗德・伊尼斯 著,何道宽 译:《传播的偏向》译者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6）

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中，不论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经营方式、运行机制如何变化，其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功能都是既定，如何使企业的经营与之统一和协调，这就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保证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在企业的贯彻执行，促使企业依法经营，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另一方面，保证企业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促使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些职能要求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必须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政策、法规的学习，切实加强政工组织机构和人员队伍的建设，通过有效的系统组织工作，使企业员工树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质量观念、效益观念，形成企业特有的远景，这样才能引导企业健康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是一种长期的投资，需要投入的成本是很大的，并且投入产生的收益通常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对于习惯用短期投资的眼光看待事物的人们就会轻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但是，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来说，它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整体改革，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所以，从长远看、从整体看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巨大的，它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现实当中，我们却发现思想政治工作呈现淡化和弱化趋势，究其原因是一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和内涵背离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应当把握其中的一些经济规律。

1、处理好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我们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必然要付出另一些东西，这是自然的规律。比如：企业召开任何一个会议，我们就要考虑其成本，除了直接产生会务费用，交通费用等，还要考虑间接发生的按正常时间支付员工的工资和员工因参加会议而没有生产所产生的效益等。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开大会要发生成本，就不开了，关键是要考虑会议的必要性、针对性和科学性，是否有利于企业的短期目标或长期目标的实施，从而找到成本和收益的平衡点，当这个大会只是一些简单的文件传达和局部任务的布置，我们就要考虑会议的形式及范围，是否属于有效需求，控制好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2、运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凯恩斯的“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经济运行自我调节和配置的规律。现代企业的经济运行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大多数是企业不可控制的，就外部环境中的人文社会因素而言，它的变化往往会影响社会对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需要，这就要求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必须及时、主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思想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也应该与外部环境相配套，营造一种适应竞争的企业文化，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从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的管理、决策、行风、形象建设等等完全可以用“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节和配置。政府应该在政治和法律方面进行主导、调控，而不需要直接干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甚至向企业强制灌输某种模式和内容，这样只会令企业思想工作滞后于市场经济运行，脱离企业的实际需求，其效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能提供智力支持和动力，是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就是企业的每一个员工，是通过有效的载体和途径，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员工的思想观念、培育良好的职业道德，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这个过程中员工的自身素质是得到不断提高的，从而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思想政治工作在提升人力资本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众所周知，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由企业诸方面能力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是企业内在素质的外在表现，是企业经营的灵魂。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在提升人力资本的过程，一定要把握经济学原理的本质。

1、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所谓边际效用是指某种物品的消费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这种满足程度是随着消费量的增多而减弱的。比如：一个人很想吃葡萄，当面对新鲜美味的葡萄时，吃第一颗的时候感觉是最好的，吃第二颗的时候感觉也不错，但随着吃的数量增多，人就会感到满足了，再吃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告诉我们，企业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要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在对员工进行教育、培训、引导的时候，一是掌握员工的需求，“对症下药”，提高其兴趣；二是不流于形式，要有的放矢，注重实效；三要避免简单的、重复的模式，使员工产生麻痹、抵触现象。

2、激励反应。所谓激励效应就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人们做出决策，通常会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当成本或收益变动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改变。这就是说，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例如，当西瓜的价格下降时，人们就决定多吃西瓜少吃苹果，因为购买西瓜的成本降低了。其实激励的有效实施，就是意味着效率的提高或收益的增多，它是人们决定行动的关键因数。因此，企业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当企业制定合理化建议奖励制度时，员工就会增加自觉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当企业制定自学成材奖励制度时，员工就会加大自我增值诱因；

当企业明确晋升制度时，就是激励员工提升自我的需求；当企业推行荣誉奖励时，就会给员工带来心理满足和成就感。完善的激励机制会为企业注活力源泉，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性，是一种互动关系，形成有利于实现企业资源优化配置

篇（7）

关键词：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

伴随人类文明的延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人类物质财富总量的急剧增长，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传统西方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与经济危机相伴而生的是经济学所遭遇的理论“困境”，以及“困境”过后并无多少明显改进的理论“创新”。

一、老子道家学说的经济思想

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人口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三大世纪难题。是持续发展还是停滞不前?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竣的挑战。鉴于这种危机感，可持续发展理念随即横空出世。该理念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自己走过的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摒弃，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今后选择的发展目标的憧憬和向往。可持续发展理念刚一问世，马上得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文明背景国家的普遍认同，并日渐风靡于国际社会。

可持续发展被权威的UNCED(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该理念从理论上阐明了发展经济同资源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该理念也无可掩饰地反映出以人类为中心和“人类中心主义”以利益为本位的价值取向。究其实，可持续发展观还是一种不全面的发展观，仍然没有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势必将人类发展再次带入困境而难以自拔。

流行于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先哲老子“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相比，在思想境界上稍逊一筹。老子认为，大自然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不停地运动着的，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所谓自然是万物之自然，是万物按其本性成就自己的客观规律。在老子的哲学语境里，人和自然是一个既相对独立又和谐统一的整体，即所谓天人合一宇宙秩序的奥秘，就在于道不干预万物，万物自然造化而和谐相处。人类只有遵循万物之自然，为无为，事无事，才能无为而治。这就是道法自然的智慧和奥妙。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求，无疑是博大精深和独具慧眼的。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改造自然。如果人为的因素超过自然生态所能忍耐的极限，自然规律就必然会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

二、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缺陷

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困惑根源于它的逻辑路径。西方经济学以“稀缺性”作为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无不是也理应是为了弥合有限资源同无限欲望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所谓“稀缺性”概念的实质。其次，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名的“经济人”假定，包括“理性人遵循成本最小化原理行事”的“效率原则”和“理性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原则”两层含义，而“拥有完全信息和具备完全理性”是该项假定的核心。由此，传统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根本途径在于鼓励经济人按照“利已以利他”的原则活动一既然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就应当加紧索取和利用。如此一来，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今天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同保护生态之间的尖锐矛盾，本应平衡和谐的天人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被显著打破而嬗变为一种天人对抗或人地冲突。而且，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掠夺性的资源大开发所带来的“吃不完”的问题似乎比从前的“吃不饱”更为棘手，这种由“稀缺性”假设出发到“过剩性”矛盾结束的状况同样使众多的学者感到迷惑。因此，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可以说是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这一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传统西方经济学在完全偏好假定下所作出的回答一个体效用最大化一也越来越与客观现实相矛盾。“效用”一词被定义为“物对于人的有用性”，它内在地包含了物质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一价值取向，作为测量人们心理满足程度的数量指标，其曝露无疑的“精确化”数理倾向本身就是对经济学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一种背离。

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论，到凯恩斯主张的随机而动的政府干预政策，再到新自由主义者把市场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背景下各派学说总会轮流拥有一批自己的信徒和随从，但“现实的市场经济”同“理想的市场经济”之间似乎始终横亘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以至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无效率、社会不公平成为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的市场失灵的三大表征。

20世纪70年代末，萨缪尔森就指出“(市场经济)现在反复地闹滞胀病，有利于滞胀中的‘滞’的部分的政策导致‘胀’的部分恶化，而有利于‘胀’的部分的政策导致‘滞’的部分恶化，只是经济始终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市场失灵所产生的“马太效应"，与大哲老子对人性贪婪的洞察惊人地吻合。市场经济是非常神奇的，它在短短二百多年内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社会财富的总和。然而，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它的嗜利的本性，使它在公平领域失去了往日的灵光。市场失灵的表征之一，就是社会分配不公。

三、结束语：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

从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史来看，以人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亦可归属不同的层级：自然境界中的经济行为以满足人的温饱为意旨，可名为“短缺经济”；功利境界中的经济行为除了满足衣食之欲以外更追求自我之名与自我之利，所谓“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的权衡构成该境界的本征；道德境界中的经济行为虽不拒斥自足自利，但无论“义利之辩”抑或“群己之争”均以前者为百行之先；而进入天地境界之后的经济行为则已实现知天、事人、利群、悦己的相容相合，其达于“天人合一”超然之境的意念是人类可持续永恒发展的最高追求。通过对老子哲学思想的深入学习和认真反思，尤其是“天人合一”自然哲学思想的重温，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我们对人生天地境界的领悟，更有利于生活在在时代的我们懂得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明白如何在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服务社会的职能，以及明白如何通过“两手抓”来推动两个文明的协调进步和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通过对老子《道德经》的反思，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搞所谓的“全盘西化”既不应该也是不必要的。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化，将基本原理同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主动从中国古代浩繁广博的思想宝库中汲取精神养料，才能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盛洪．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J]．读书，1994，12：p．109---115．

[2]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p．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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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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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宏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是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普通高校的教学过程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如何使学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通过经济学教学改革完成宏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目标，是许多普通高等院校经济管理专业教师共同关注的问题。阮守武（2009）认为经济学的教学关键是要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发展，帮助学生建立起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李桂娥（2010）提出借鉴剑桥大学研究型教学的经验，以创新教学理念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从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型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有显著作用；曹建忠（2011）认为应将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建立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提高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学建模于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我国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课堂中。自199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工作会议召开后，全国高校掀起数学建模热潮。建模思想作为能有效提升学生动手实践和创新思考能力的工具之一，越来越受到高校教师的关注。因此，如何将建模思想渗透到数学课程教学成为我国学者的研究热点，并且成果丰硕。然而，在宏微观经济学中也存在大量的数理模型，我国学者对于如何将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经济学教学的研究略显不足。实践证明，经济学模型对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逻辑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研究如何将建模思想融入到高校经济学教学中，把经济学理论知识与建模思想进行有效融合，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这对于我国高校更好地完成宏观微观经济教学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必要性

1.当前高校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对学生经济学思维的培养。作为经济学科的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经济学原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经济学的思维模式。然而经济学知识相较一些科目理论性强，原理、知识点深奥，初学者不易理解，教师大多重视知识的传承，为学生提供的案例性学习、探索性学习的机会比较缺乏，忽视了对学生经济学逻辑思维的培养。

（2）教学方法传统。现实教学中，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普遍存在单一、枯燥等现象，“讲授-接受”式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交流互动较少，这必然导致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难以提高。传统的教学模式，虽使学生获得了暂时性的理解和记忆，但缺乏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用经济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导致学生知识吸收的僵化。

（3）教学中建模案例的匮乏。经济学是应用性很强的社会学科，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了理论之后，仍然不会运用这些理论分析实际问题，实际教学中，教师采取的措施多是单纯地套用经典案例，忽视了对建模案例的指导。

2.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经济学教学的意义

（1）有利于推进高校经济学教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现实教学中，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普遍存在单一、枯燥等现象，灌输式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在目前经济学教学目标中，要完成计划的教学内容，传统的经济学教学方式很难实现，而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融入建模思想，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促使经济学教学目标得以实质性的完成。可见，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经济学教学，是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本身的需要，有利于推动高校经济学教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2）有利于推进高校经济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经济学教学中，由于经济学知识相较一些科目理论性强，原理深奥，不易理解，学生在学习时容易表现出消极态度。把建模思想引入到经济学教学中，重点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使学生应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在具体的建模过程中得到较大提高。同时，在建模过程中，学生需独立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针对性阅读并及时消化，将其应用到建模中来，可提高学生获取新知识以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有利于高校经济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3）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内容处理上，偏重理论与习题的讲解，往往由于内容单调，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可以改善学生对经济学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的情况。因为运用经济学模型解决的问题均源于实际的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建模思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结果不唯一，学生可从不同角度，建立相应的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经济学教学的途径

高校经济学教学融入建模思想的目的，就是促使学生学会运用数理模型和经济学模型，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进行提炼、进而采用模型对问题进行解答。建模思想体系的内容是培养学生在遇到实际经济问题时，首先要通过分析与推理，将实际问题用经济学语言加以表述，并提出一系列符合该问题实际背景的假设，建立起相应的经济学模型，进而寻求适当的计量工具来获取模型的结果，最后还需将模型的结果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具体途径如下：

第一步：实际问题的提出。结合日常生活，对于生活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提出疑问。

第二步：提炼，抽象化。这一步是把实际问题进行提炼、简化，把实际问题抽象成经济术语。同时，收集必要的信息，弄清楚对象的特征，找出相对应的经济学理论。

第三步：形成模型假设。把问题融入经济学理论之后，需要提出一系列符合该问题实际背景的假设，为建立起相应的经济学模型做铺垫。

第四步：建立模型。基于模型假设，建立相关的经济学模型，并阐释模型原理，对问题进行量化处理，运用数理模型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进行提炼、抽象为数学问题。

第五步：求解模型。对模型求解，得出解决的方案。可以使用传统的解方程、画图、证明的方法，也可以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等。

第六步：在以上过程得出的结果后，将结果结合实际问题，进行说明和阐释，最终解决疑问。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树立建模思想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经济术语表述口语化

在最初的教学阶段，由于经济学知识理论性较强，原理深奥，不易理解，学生在学习时会感觉到枯燥无味，容易表现出消极态度，学习积极性不高。所以，面对初学经济学的学生，首先要引导学生在可以触摸到的平常生活中去理解经济学的概念，用生活语言来解读经济学的各种概念，让学生觉得教材里的概念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譬如经济学中的价格弹性、机会成本、经济利润、道德风险等概念，任课教师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配备具体生动的例子进行讲解，这样既可以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会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从而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案例教学推广深入化

融入建模思想的本质就是要联系实际。因此，在高校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我们不是仅仅在讲课的过程中偶尔插入几个例题，而是把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贯穿经济学教学全程。应该尽量结合实际，设计适宜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让学生体验到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够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以具体案例作为教学内容，通过具体问题的建模范例，介绍建模的思想方法。同时，选取的例子要贴近教材内容，贴近学生认知水平，贴近现实生活实际。涉及的专业知识不能太多，且要易于理解。此阶段的重点是站在提高学生素质的高度，通过师生共同讨论，把渗透建模的意识作为首要任务，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应用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2015年我国股票市场多次暴涨暴跌，央行多次降准降息，全力护市，这些发生在现实中的经济学案例贴近学生认知水平，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若把这一案例结合经济学教学中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IS-LM模型等相关知识对学生进行讲解，必能激发起学生探讨的积极性，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建模工具运用日常化

经济模型求解的过程一般比较繁琐，需要较强的数学功底，要求熟知模型的应用原理。随着教改不断推进，现代教学辅助仪器也在不断地进入课堂。从以前传统的黑板到十多年前的投影仪，再到现在的多媒体，这些现代仪器的应用，给现代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所以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辅助设施来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尤其是计算机的普及，给经济学模型求解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教师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计量软件的话，那么教学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加强课后练习，提高对软件的熟悉程度。课后练习是培养学生使用计量软件应用能力的重要环节，在设计课后练习题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些适合初学学生能较好操作的实际问题，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又可以让学生获得用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宏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管理类的核心课程，在普通高校的教学过程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目前，由于高校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理论知识传授重于思考能力培养、教学方法方式传统等一些弊端，导致知识固化，使得学生无法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建模思想作为能有效提升学生动手实践和创新思考能力的工具之一，得到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学的关注。高校经济学教学融入建模思想的根本，就是促使学生学会运用数理模型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进行提炼、抽象为数学问题，进而对问题进行解答。通过培养学生在遇到实际经济问题时，首先要通过分析与推理，将实际问题用经济学语言加以表述，并提出一系列符合该问题实际背景的假设，建立起相应的经济学模型，进而寻求适当的计量工具来获取模型的结果，最后还需将模型的结果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形成建模思想体系。另外，为了将建模思想有效地融入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要注重经济术语表述口语化、案例教学推广深入化、以及建模工具运用日常化，从而推动高校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推动高校经济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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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海明，翁卫国.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新探索[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7（2）：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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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立体分析方法对于解决实践问题亦很有帮助。例如，时下我国经济运行最伤脑筋的问题为内需不足，“扩大内需”即成为各学科学者所着力解决的任务。经济法学者用立体分析的眼光来看，制约国内需求的因素是多元和多方位的，内需扩大有赖于各项制度的共同作用，至少应当从以下几种角度来思考：一是从市场主体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确立非国有市场主体的地位，进行淡化所有制的企业立法，就会促进非国有资本的投资；通过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增强企业适应市场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就会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二是从市场规制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规制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营造公平交易的环境，重构诚实信用的秩序，就可以解决当前信用不足乃至信用危机的问题；通过打击假冒伪劣，加强产品质量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就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三是从宏观调控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完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金融、国有资产投资等经济杠杆的运用规则，实现宏观调控的规范化，就有助于解决市场供需矛盾。四是从社会保障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仅可以提高消费水平，而且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社会保障预期而调动消费欲望。总之，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应当同时从上述几个方面采取综合性、全方位的法律对策，而不应当只从宏观调控方面来思考。

八、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的经济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原理，以致经济法学界将二者关系形象地概括为“三分法律、七分经济”，这就揭示出经济学在经济法学中的本原地位。特别是当今经济立法的理由大多在于经济学，甚至经济学的概念和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当今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同时，不同学科也正在走向交叉、融合，形成了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局面，片面的知识和方法已不可能给予现实满意的解释。因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中重视经济因素，符合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渗透的潮流。强调经济因素对经济法学的重要性，应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放在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亦缺乏自身独有的品性。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具有前瞻性，应当着意探求经济运行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如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的反映和注释，更不能把现实中一些本不合理、正有待改革加以解决的现象，当作普遍规律而上升为理论，否则经济法学有沦为纯“政策注释学”的危险。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经济法学界许多理论观点、学说和主张处于短命、易变的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各学派对于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变化过程。

经济需要由法律来规范，但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一般说来，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是常态性问题而非短暂性、临时性问题，是由常见性原因、深层次原因而非偶然性原因、浅层次原因所引起的问题。经济法学只应当研究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并依据以这类经济问题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则不同，无论何种经济问题，也无论其由何种原因引起的，都有必要进行研究并依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2.合理借鉴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借助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数学模型等量化分析优势，经济学日益向相关社会科学渗透、扩张，显露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法律经济学即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产物。法律经济学者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朝着实现经济效益的目标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其核心思想是：“效益”――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所有的法律活动即立法、执法、司法和全部法律制度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因此，视界的开拓、方法的创新必然促进整个法学的变革和重构。在传统法学看来，秩序、正义、公平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法律的任务就在于创设或维护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经济学则认为，法律应该有利于经济效益最大化，所谓“正义”就是效益，效益是法学的基本原则。这样以社会财富最大化为基础，整个法学概念体系完全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也为不同的法律领域提供了一种传统法律所缺乏的一致性。诚然，法律经济学的适用有失之片面和过于强调效益的不足和瑕疵，但作为一种“范式”的革命，其对整个法学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作为与经济学更有亲缘性的经济法学，当然能更好地借鉴、使用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就我国现阶段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状况而言，似乎有两点值得注意：（1）不宜过分提高效益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益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益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再者，效益目标对法律影响主要有立法和执法两个环节。效益目标对立法的影响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益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效益目标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益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益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可见，效益目标对法律的影响应当以影响立法为重点。（2）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效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效益。在有的法律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是我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自己第一手取得的还是援引他人的），13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应当承认，在我国现阶段，学者们要想获得法律成本和效益的数据，还相当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就限制了法律经济学的作用和地位。

九、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面临着赶超型发展目标，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发展中国家处理当展、公平和效率与代际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在此背景下的经济法，不仅要保障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而且要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行使方式与限度，使政府行为及其所控制的市场行为对后代的负面影响得以限缩，做到当代的发展不损害后代的发展，当代的利益不损害后代的利益。这种使命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更加显现和紧迫。市场机制和与之对应的民法，一般只能作用于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这就需要由可能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国家干预和相应的经济法来弥补。所以，考虑、顾及和保护后代利益，对经济法来说更为重要。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全新发展模式，使人们摆脱了传统发展思想的束缚，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人类的发展史与文明史，构成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代表了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实践表明，由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采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引起了社会、经济生活一系列显著变化。例如，经济体制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宏观调控方式和市场规制方式的变化，等等。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内化为经济法的目标价值取向，给整个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1）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理念的影响。经济立法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化为目标价值取向，在法律制定、实施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此价值目标。传统的经济立法、经济政策只注意到现时利益的调节与分配，只调整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深入到人类利益的基础和人类代际关系的领域，以致行为短期化倾向严重。因此，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2）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立法、经济法实施的影响。历史经验证明，人类过去实行的许多非持续性政策，正是导致今天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律、经济政策，就是要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立法之中，改善管理体制与制度，有效地使用经济手段与其他鼓励措施，将经济发展导入可持续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新的角度、更大的范围、更长远的未来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的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等。

十、全球化与本土化，本土化更重要

全球化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的趋势，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强调世界大同，与国际接轨，引进国外技术、制度和观念等。本土化则强调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同、接轨、引进都应当符合国情。发展中国家面对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在不回避和主动迎接挑战的同时，更应当重视从本国国情出发来作出因应的对策。知识界在努力认识、把握全球化思潮的同时，又或多或少有些丧失自我的倾向。于法学研究而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国情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如何借鉴、移植国外立法例并使之与本土法律资源、本国经济发展相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同的部门法对于全球化或本土化的需求程度是不一致的。一般说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之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与移植，而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可借鉴和移植的程度则很小。这是因为，民法与市场机制相对应，与日常交易规则密切相关，而市场机制、日常交易规则在各国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往往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共同基本准则，易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同大于异，甚至在民商法某些领域已经出现统一实体法的趋势；经济法与国家干预对应，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规范，而国家干预主要是针对市场供求状况实施的，市场供求状况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这决定了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其国家干预的体制、目标、方式等往往不同，所以，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往往难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异大于同。14总而言之，经济法中的诸多理念与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无论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上的政府，抑或不同发育程度和供求状况的市场，还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不同方法与力度，都表明经济法的内容难以趋向统一。例如，中国经济法自身的逻辑起点和独特发展历程，政府经济行为的运作与规范，竞争立法模式的选择和对经济性垄断、行政性垄断规制等命题莫不反映出经济法的国情差异。因此，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的经济法不宜靠移植、借鉴得以创立，而应当从我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更加注重对本国国情的研究。现今灌输的全球化内容其实大量的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制度模式――因为只有在同一既定模式下，发达国家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优势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获取更大化的利益。我国要赶超发达国家，只能基于本国国情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归根结底，最具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特质的法律，也最具有全球性和国际化色彩。全球化研究最终是为解决本国问题服务的。现时出现的“全球本土化”一词，是耐人寻味的。经济法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应立足于对我国政府与市场的研究，探索政府对市场运行有效和适度的干预方式，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和健康发展。

十一、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

作为知识的积累和传递，我们理当学习、继承传统的学说和知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考虑到前人理论的实际语境与制度背景，不能刻舟求剑。现代社会有与传统社会显著区别的特性，其本身发展也可谓是日新月异，经济法应当充分考虑现代的实情。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出现，它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带来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重新整合，给法律的内容、调整方法以及整个法制的运作机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法学应当把握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知识经济的思潮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之中，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法的影响与要求，着重研究国家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法律对策。例如，竞争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农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资本，而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知识。竞争方式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变迁即昭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历史差别，这种差别则必须为法律所认识、包含。又如，劳动关系在早期被纳入到民法的调整范围之中，但实践证明，由民法调整劳动关系已不足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并且导致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萎缩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于是，就出现了突破私法自治原则、体现国家干预、以保护劳动者为主旨的劳动法，并脱离民法而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时至今日，仍有学者食古不化，意图让劳动关系回归到民法体系之中。15此种思维方法即是忽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仍停留在劳动关系属于民事关系的旧有观念上。再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以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近代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在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法学思考时，就应当着重从现代经济学中汲收理论营养，而不必崇拜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还如，在设计我国现代法律体系的框架时，许多学者一直把法律体系的传统框架即“六法全书”框架16奉为样板。如果按此法律框架及其理论依据来思考，经济法当然无立足之地。殊不知，从古代、近代到现代，法律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法治化的程度，以及法律调整的方式和技术，都在变动，法律体系的框架当然会随之重构，并且呈现由混沌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趋势。“六法全书”框架是近代法的框架，而经济法是现代法，“17在”六法全书“框架中当然无法理解经济的独立地位。然而用”六法全书“框架来概括近代法尽管是适当的，但用”六法全书“框架来硬套现代法则不合时宜，因为现代已出现了许多近代不曾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现象。现代法框架是以近代法框架为基础的法律框架重组，经济法就是这种法律框架重组的产物。所以，只有把经济法置于现代法框架中，才可以理解经济法的生成和地位。

十二、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科学意图与世界学术规范相接轨。在早期“补课”任务大体完成之后，目前似乎只有两种人还保持着较为高昂的创造力：一种是外语功底深厚的人，这些人可以越过翻译界直接追踪世界学术最新动态，有话语方面的进口权；另一种是对现实各种动向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人，他们能够直接从生存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汲取思想能量，对现实作出创造性学术回应。上述两种人似乎代表了学术研究中借鉴与原创的两个方向。两者相比，原创更具有重要意义。同样的，中国经济法学要求研究者根据内在的本土资源，以批评的态度，独到的眼光，精密的思维，提出特殊而具体的重大原创性问题，并谋求得到正确的答案。例如，中国经济法的知识内容源于两方面：高度计划体制下的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西方经济法学说。但是经济法学者在继受上述两方面知识来源的时候，未能重视结合我国实践进行原创性的开拓工作。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政府缺陷之有效克服，是现代经济法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由此推论出经济法的使命在于弥补“双重缺陷”。18但是，在特定的语境、制度背景下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合现实国情。借用“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分析框架来给经济法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定位，这当然有意义。但不应当只转述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理论，而应当着力分析我国的“双重缺陷”有何特点，弥补“双重缺陷”的对策有何特殊性。这样的研究才有原创性。

又如，许多学者在其经济法著作中都把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都不够成功，给人的感觉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直接套用。虽然应当承认，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主体、客体、内容）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及其法律事实以及相配套的民事法律责任，是一套成熟的分析框架，但这只适宜于像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较为简单的法律关系，而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来说，则显得不适应，以致用这种分析框架来描述经济法律关系，往往给人以呆板和形式化的印象，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并且对经济法学分论各章不便适用，即使适用也没有多大义。这就需要寻求经济法学的新型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经济法总论的分析框架应当在总结、抽象、归纳经济法分论各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即是说，应当原创而不是借鉴。完全可以说，经济法总论的独特分析框架形成之日，也就是经济法学走向成熟之时。

十三、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