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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4-0036-05
一、引言
出生人口性别比(Sex Ratio at Birth, SRB)是指在一定人口规模下平均出生100个女婴的同时对应出生的男婴数,反映的是婴儿出生时男婴与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衡量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
根据近百年来世界各国人口的经验数值,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107之间波动,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应该对应出生103-107名男婴。这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年龄男性的死亡率都会略高于女性。出生时男婴数量略多,之后每个年龄男性的死亡也略多,这样到达性成熟期,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就达到了1:1的比例。相比较正常取值范围,出生人口性别比如果超过107就被称作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1]刘爽(2009)利用《联合国人口年鉴》“出生统计专辑”,对所提供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生人口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在数据可获得并被统计的62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的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处于103-107的范围内,它们占到全部被统计国家和地区总数的约92%。其中,又以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5的国家和地区最多,占到总数的46.8% 。偏离103-107的只是极个别国家。并且这种偏离也是有高有低。[2]宋健、金益基(2009)进一步分析了本世纪初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在能够获得数据的全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恰好为105的国家和地区占所有国家和地区总数的比例2000年为48.0%,2002年为45.2%,2003年为47.1%,2005年为42.6%。世界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2000年、2002年和2003年均为105,2005年为106。仅有个别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100,如位于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2000年和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为86、位于北大西洋西部的百慕大群岛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94;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10的国家也不多,仅有位于亚洲的中国、韩国和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等寥寥几个国家和地区。[3]
从时间上看,我国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为108.47;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6.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高达118.06(详见表1)。从空间上看,1982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正常,基本维持在103-109之间,只有4个省份高于110;2000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有17个省份在110-120之间,有7个省份高于121以上;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有15个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15以上(详见表2)。从城乡分布上看,我国农村、城镇和城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失衡,农村高于城市。根据国务院组织开展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估计和预测,到2020年,我国20-45岁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4]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5]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男孩性别偏好
从所收集的国内外文献看,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人口学因素,如种族、家庭规模、父母年龄、出生孩次以及第一个孩子的性别等;第二类是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传统、城乡差异等;第三类是自然生物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哺乳情况等。这三类中,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比自然生物因素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中,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产生着直接和最显著影响的就是夫妇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偏好”。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的人口变动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民族未来,而且对于全球的人口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当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时,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性别偏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顾宝昌和罗伊(Gu B和Roy K)(1995)参照东亚其他地区的情况分析了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现象后认为,失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种新的人口趋势,它平衡着生育率急剧下降国家的父母对性别偏好的渴望和小家庭的要求。[6]鲍思顿、顾宝昌等(Poston JR,Gu,Liu和McDanie)(1997)通过对男孩偏好和我国分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的分析,证明了男孩偏好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7]
国内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研究,深入论证了男孩偏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比如,穆光宗、陈俊杰(1996)通过对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研究,认为性别偏好在中国农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中具有核心地位。[8]李南、菲尔德曼、李树茁等(1999),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不仅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性别选择压力的上升,而且也部分是由于性别偏好的增强所致,“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对出生人口性别比起关键作用。”[9]李冬莉(2001)则将传统家庭制度中的父权、父居和父系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实地调查,说明了地区经济发展对妇女地位和性别偏好产生了不同影响:在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性别分工对妇女更加不利的地区,传统家庭制度被保留,性别偏好很强;而在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一些地区,妇女收入的增加使其家庭地位得到很大提高,随着家庭制度的变迁,性别偏好逐步弱化。[10]可以说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政府的管理者和社会大众都认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根本性的内在动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依旧强烈的生育男孩偏好。[11]正是夫妇的微观生育性别选择带来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一宏观人口后果。
三、男孩性别偏好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生育观中的男孩偏好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文化习俗,其根本原因还是现实生活中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女性在学习、就业、收入等方面仍受到歧视,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没有根本性的提高。正如米德・凯恩所指出的那样:“男孩偏好实质是妇女地位低下,即妇女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的,而妇女依赖于男性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社会性的制度结构层面上,即劳动的性别分工、劳动力市场的构成、继承制度、宗教习俗、婚姻和家庭规则等。”[12] 男孩偏好的经济社会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孩子效用的性别差异。最早对孩子效用进行探索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Leibenstein),他在1954年和1957年相继出版了《经济-人口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两部著作,阐述了家庭规模可以通过父母对孩子取舍的决策来实现的思想,并提出了边际孩子的合理决策理论,开创了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时代。[13]随后,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G.Becker)于1960年发表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对家庭人口的生育行为和决策进行分析,详细论述了子女的成本―效用理论和数量质量替论。[14]他们认为,人们生育决策主要跟男孩与女孩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关,即跟男孩与女孩发挥的效用有关。刘鸿雁、顾宝昌(1998)通过在皖北地区进行的性别偏好调查发现,男孩的主要效用还是以传宗接代为主,其次才是养儿防老,接下来才是提供劳动力;而女孩的主要作用是体现在精神需求上。[15] 由于男孩和女孩存在着不同的效用,就表现出人们对不同性别子女效用期待不同和普遍偏好男孩这一症结。另外,加上我国传统的男娶女嫁的婚姻模式,进一步扩大了男孩和女孩给父母带来的经济效应的差距,预示着生养男孩就将在经济上给家庭带来更高的经济效应,强化了对男孩的偏好。
2.就业的性别差异。按照性别划分,劳动力可以划分为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劳动力的最初性别分工是由于家庭财富的增长,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家庭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家庭制度从母系氏族逐渐过渡到父权制,男性逐渐成为承担生产活动的主要劳动力,女性则成为承担家务活动的主要劳动力。[16]在劳动力市场和非劳动力市场中,都存在着劳动力的性别分工,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市场参与率、就业率、兼职率和行业职位选择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根据我国2010年《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分别为51.4%和48.6%,但是就业比率上女性要远远低于男性,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37.2%,明显低于男性就业率,并且低于女性的自然人口比(详见表3)。从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100%)来看,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长期以来一直低于我国男性劳动参与率(详见表4)。①
3.行业和职位的性别差异。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各种原因使得女性在职场上难以获得与男性公平竞争的机会,存在性别隔离现象。②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劳动人口中的性别隔离始终是深深扎根于性别分工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隔离现象发生在行业、职业内部或之间,并最终导致了男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也存在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我国职业划分原则,共有73类职业,其中1-5类为管理人员,6-23类为专业技术人员,24-27类为办事人员,28-36类为商业、服务业员工,37-42类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43-73类为产业工人。李春玲(2009)统计了我国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5年的女性就业者在这73类职业中的百分比,详细观察了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在管理人员职业中的比例虽存有明显上升,但比重仍然很低,管理人员职业依旧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详见表5)。[17]
4.工作期限的性别差异。在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制定了《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女干部、女工人50岁可以享受离、退休待遇,而男职工、男干部一律60岁离、退休。有差别的退休年龄规定主要是考虑当时很多职业都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女性较难胜任,因此具有一定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很多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女性生育数量减少、家务逐步社会化,并且女性的预期寿命长于男性,这一变化趋势要求在退休年龄方面作出新的变革。虽然我国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政策不断调整,但男女实行不同退休年龄的现状至今没有改变。工作期限的差异,直接带来工资水平的差异。彭希哲(2003)通过计算考察男女由于退休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实际工资收入水平的差异。他假定男女青年22岁毕业后开始工作,并有相同的起始工资1000元/月,以后每工作一年工资增长3%;同时还假定不存在就业和职务提升中的性别歧视。通过计算,他发现按照现行的退休制度,男性在60岁退休,女性在55岁退休。那么,男性退休工资为2985.2元,而女性为2575.1元,比男性少13.7%。 [18]
5.收入的性别差异。王忠(2011)认为,收入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收入的性别差异直接影响到女性的生存与发展。[19]对于女性来说,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有利于资源在家庭内部进行重新分配,有利于女性自主选择生育计划(如降低生育率和提高生育质量),并有助于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从家庭的角度看,较高程度的性别收入平等对家庭的形成和稳定有有利的影响,并有利于家庭的功能实施和福利改善。从宏观的角度看,性别收入公平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社会和谐稳定。性别收入差异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领域。贝克尔(1985)的研究表明,当假设男女劳动力是完全替代时,对女性在经济上的歧视不仅损害女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收益,并由此而导致投入减少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发达国家对性别收入差异的研究非常多,而我国对相关领域进行的研究并不丰富。[20]葛玉好(2007)发现,女性在工作经验回报率和工作经验年限分布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21]李实和马欣欣(2006)用1988年和1995年两年的城市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职工收入的性别差异,发现虽然政府主张男女同工同酬,反对歧视女性,但是现实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很普遍,即使从事相同的职业,女性的工资都低于男性(详见表6)。[22]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也表明了这一事实: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仅及男性收入的70.1%,并且差距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23]
6.养老支持预期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必须依靠生育男孩来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家庭对男性劳动力有着现实需求。同时,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生老病死要依靠家庭,现实需要“养儿防老”。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有30.16%的农民主要出于“养儿防老”的目的而生育(详见表7)。“养儿防老”既是一种养老方式,更是一种经济利益。[24]尽管现实中,子女(主要是儿子)对父母的赡养大多是低标准的,但是儿子确实起到了老年保险的作用,当父母年老有急需时,儿子不可能坐视不救。[25]徐勤(1996)通过对保定市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查发现,在经济方面,儿子与女儿的支持比例接近,但儿子的人均支持量、支持总量及父母的人均获得量均明显高于女儿,养老功能向儿子倾斜。[26]宋璐、李树茁(2011)通过对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分工模式研究发现,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加而下降,而儿子对不同年龄的老年父母的经济帮助相对平衡;儿子提供的生活照料超过女儿,且这种性别差异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逐渐明显。[27]另外,在一些家庭内,家庭的经济收入大部分归男性支配,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男的说了算,女性没有发言和支配金钱的权利,较低的家庭经济地位限制了女性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因此,在一些农民的意识中,“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是主流,生男孩就意味着生活有保障,养老没有后顾之忧。[28]
四、解决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途径
认清两性不平等的现实及其背后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根源,切实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地位,是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需要倡导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女性地位,促进两性平等与和谐发展。
了解自己学生的特点是做好班级德育工作的首要任务。但是学生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品,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复杂而多面的,班主任到底应该把握学生什么特点、怎样把握学生的特点,就是一个比较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了。在这里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设身处地的了解学生的“处境”。
职业学校的学生虽然都是15到18岁的孩子,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背井离家、独自一人到远离父母的地方来学习。他们从进入学校的一瞬间,就意味着失去了父母绝大部分的庇佑,要独自经历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和承担后果的考验。同时,他们两年到三年在校学习生活的最后出路也是直面社会。也就是说,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仅要面临学习上的考验,更要应对已经到来的学校的半社会化生活的考验和既将到来的真正的社会的考验。这对这些以前从没有离开父母的孩子们来说,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个适应、转变和成长的过程。在学校他们能够依靠和信任的就是班主任。班主任做学生德育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正是取得学生的认同和信任。古语说得好:“亲其师”,“信其道”,“重其教”。而要做到这一点,班主任老师在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中就应该了解并认同学生们的处境,能够设身处地的给学生们以指导,指导他们怎样做人、怎样面对各种挑战。
那么班主任要了解学生的哪些处境呢?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
一、学生的年龄处境。
关注学生的年龄处境,这在许多班主任和教育学家那里早已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最需要把握的是职业学校的学生正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后期,也就是对自己的叛逆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并经历着由享受呵护的孩子向独自承担责任的成人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孩子们渴望自己早日成熟起来,又不真正知道什么是成熟,怎样成熟。他们处在一种自我认识与再认识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内心其实充满了矛盾,并且渴望着有人能给予指导和帮助。
班主任在这里能做的事情首先是给孩子们一个判断正误的标准,也就是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这种指导靠的不仅是“言传”,更重要的是“身教”。身教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班主任自己能够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做到的班主任要率先垂范;二是,班主任可以通过处理班级事情的态度和方法,来引导学生,让学生明白什么事情可以做、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和不能做。班主任处理问题时如果能做到公平、公正、客观、就事论事并且能够奖罚分明的话,学生其实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其次,班主任应该能在做人做事的方法上引导学生。学生犯了错误,只是批评和责备是没有用的,应该先了解学生犯错误的原因,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帮助学生正确的认识问题、探究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并启发学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一是班主任要态度真诚、平等地沟通,二是表达要直截了当,明确清晰,不能隐晦不清。孩子们毕竟不够成熟,他们的理解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这时班主任再含糊其词,学生往往会错误理解甚至曲解了老师的真实意思。
再次,班主任要做好“屡教屡犯,教了还犯”的准备。孩子们年龄还小,不能完全拿成人的标准来看待他们。只要他们在进步,教师就应该看到希望,并且要经常对学生的进步加以表扬,以强化他们进步的意识。但一味没有区别的表扬同样是不可取的,班主任对待学生一定要赏罚分明,有错就一定要追究,并且一定要让学生明确犯错就一定要承担后果。
二、学生在学校的地位处境。
职业学校学生最开始最难适应的就是要独自一人生活在学校和班级的大家庭中。以前,在家里,父母则把他们宝贝般呵护着。他们与同学的相处也只是每天短暂的上学时间,而这段时间里又大部分是在听课中度过的。像现在这样离开父母,全天候的要与同学平等相处,谁也不会惯着谁,这对于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的孩子们来说,适应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明确自己在学校的处境,确立自己在寝室、在班级、甚至在学校的地位是非常重要事情,特别对男生而言,则是头等大事。
在职业学校里,男生之间爱打架,这似乎是很平常的事。男生打架的原因,似乎也不外乎是谁瞅了谁一眼,谁骂了谁一句,谁碰了谁一下,面子上过不去了。但如果再深入思考一下的话,就不难发现,这一眼、一句、一下的“面子”问题实质上反映的就是他在别人心中地位的问题,也就是他本人在学校的处境的问题。许多孩子当发现别人对他有不尊敬的地方的时候,就会选择用武力证明自己的实力,以达到明确关系、保护自己的目的。
因此,特别对于只有男生班的班主任来说,就要理解学生的处境,在处理学生矛盾时要把握好分寸,解决问题时要想得长远一些,更要考虑到处理后果对其他学生心理和行为上的引导作用。在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及时发现和理解学生的负面情绪。在教育学生时,要先对学生的负面情绪加以理解,然后针对问题的原因、后果设身处地的给他们分析,孩子们会很容易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而备加珍惜和感动。许多孩子打架,其实是他们自身缺乏安全感的一种体现,如果他们通过正规渠道得到不到保护,那么诉诸武力就是必然的选择。许多孩子一直以来负面的情绪得不到老师和家长的理解和帮助,遇到问题就只能靠自己,那么用武力保护自己就成为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学生之间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引发冲突,有时候老师如果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疏导,不仅能防患于未然,还更能加深师生之间的信任,并且得到学生的支持。
(2)班级内部矛盾与班级间矛盾的处理方式要有所区别。班级内部矛盾的实质是学生确立自己与班级同学之间关系的过程。在这里,班主任应以友爱、团结、互助、感情为主线加以引导,让学生明白班级内部的团结的重要性。班级间的矛盾,班主任则一定要以有利于学校安定的大局来处理,要公正、客观。过于偏坦会使学生骄纵而更加无视校规校纪,但无动于衷又会使学生没有依靠而涣散。班主任要教会学生按照规矩办事的方法。出现问题要及时了解事情的真实原因,告诉学生怎样照章办事,并且让学生得到照章办事的甜头以及破坏规矩的恶劣后果,让他们自觉养成遵守校规校纪的习惯。
(3)批评学生要留面子、留余地。要坚持不在气头上批评学生,坚持先调查后批评、坚持批评与表扬相结合的原则。每个孩子都有进步的要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职业学校的孩子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受够了冷落与责备,他们渴望被认可和理解,渴望被尊重和保护。班主任至少不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并且让他们找到安全感和归属感。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1.01.13
教育部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的质量被视为学校的生命线。课堂教学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重要场所,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在精品课程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课堂教学这一重要环节,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本文仅就在精品课程建设中如何处理好本科课堂教学中的几个基本关系,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略陈意见。
一、授课内容与教材的关系
这是课堂教学中必须首先处理好的问题。课堂教学实践中常常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完全按照教材的体系和内容讲授,教师不作任何调整和补充。二是完全抛开教材,教师另讲一套。这两种做法均不可取,因为前者会使学生觉得教师在照本宣科,内容没有新鲜感,听起来索然无味,不如自己看书好;后者会使学生听课摸不着头脑,在教材与教师讲授的内容之间无所适从。笔者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讲授内容与教材之间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即讲授内容既要照顾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又不能完全照搬教材的体系和内容。课堂教学实践中,不妨采取以下具体做法:(1)凡是教材中清楚明白的内容,教师只作提示性的讲解;(2)凡是教材中论述不全面,未说透彻的内容,教师应当加以完善和深化;(3)凡是教材中较为原则、笼统的内容,教师应当加以充实和细化;(4)凡是教材中论述较分散,未作概括的内容,教师应当归纳总结,提炼出一些要点告诉学生;(5)凡是教材中有错误或者过时的内容,教师应当加以更正并说明理由。总之,教师的课堂讲授必须与教材挂钩,根据不同情况,对教材的内容分门别类地作出适当的调整处理。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吃透教材和教学大纲,及时了解相关课程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最新动态,并有较强的判断鉴别和归纳概括问题的能力。
二、系统讲授与突出重点的关系
一名教师在课堂讲授中,必须使学生掌握某门课程完整和系统的知识体系,而绝不能使学生感到教师讲授的内容支离破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构不成体系。这就要求教师认真备课,合理安排讲授课程的体系和内容,做到所讲内容有头有尾,前后连贯,逻辑性强,体系完整清晰。这样做,也便于学生记笔记、课后复习和积累知识。但同时教师的讲授又要突出重点,而不能平铺直叙,平均使用时间,使得学生不得要领。教师对重点内容要反复讲,讲深讲透,使学生加深印象,牢牢记住,而一般性的内容则可以一带而过,不必浪费时间,甚至可以让学生自己看。凡是要求学生掌握的重点内容,教师除了要放慢语速,加重语气,适当重复外,还应概括归纳出一些要点让学生全部记下来,并将其列入思考题或者作业题之中,以加深学生对重点问题的印象和理解掌握。
此外,教师对于教学中的疑难问题不能回避,而要向学生交待清楚,引起学生重视,并使之理解和消化。
三、内容的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关系,是课堂教学中的一个难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如果只注意内容的知识性,缺乏趣味性,就会使学生感到所学内容枯燥无味,难以理解和消化,同时也不易记住。相反,课堂教学中如果只注意内容的趣味性,为追求生动而偏离主题,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缺乏知识性,就会使学生当时听起来热闹、有趣,但下课后却发现笔记本上空空如也,没有学到应有的知识。显然,这两种倾向均应当克服。一名称职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关系,讲授内容的知识性是基础,是目的,讲授内容的趣味性是手段,是为知识的。特别要注意的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列举的每个例子,均应紧扣主题,为帮助学生理解掌握相关知识服务,而不能离题太远甚至文不对题。凡是与授课内容无关的例子,均不应在课堂讲,占用宝贵的教学时间。
四、阐释法学理论与联系司法实际的关系
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课堂教学的一项基本要求,特别是法学课程的讲授更应如此。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向学生系统传授某门法学课程的理论知识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学生求学的重要目的。如果教师不能将某门法学课程的理论知识系统地传授给学生,就不是一名称职的教师,就会使学生感到失望。但另一方面,教师在向学生系统传授法学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密切联系司法实际,将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既要善于从实践中概括出理论,并用实践去验证理论,又要善于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对实践中的问题作出理论回答。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要克服空谈理论,不联系实际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只讲实践,没有理论的倾向。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消化和深化所学理论知识,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实践中的各种现象。目前,诉讼法课程教学中经常采用的案例教学法、观摩教学法和模拟审判,便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应当大力加强。
五、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
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与培养学生的能力两者相辅相存,密不可分。但就两者的轻重而言,培养学生的能力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向学生传授知识是手段,培养学生的能力是目的,即传授知识要为培养学生的能力服务。也就是说,教师要通过向学生传授知识,使学生得到启迪,学会正确认识事物和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培养其较强的思维能力(含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其中思维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要,它是一个人全部能力的基础。思维能力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指发现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分析和判断问题的能力、归纳和概括问题的能力、应变能力等。一个人如果思维能力很强,原来不会的事情很快就会学会,后来居上,超过别人。同时,处理问题得心应手,处变不惊,遇事均有相应的处理办法。相反,如果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不强,则会人云亦云,总是跟着别人走,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工作平庸,做不了大事。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当高度重视对学生能力特别是思维能力的培养,向学生传授知识要为培养学生的能力服务。
六、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能动作用的关系
在课堂教学中,教与学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教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是学生获取知识、提高能力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教师对某个问题的点拨,往往会使学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终身受益。但是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学生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接受知识的对象,任何好的教学效果均要通过学生的感受和实际收获来体现。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仅要使学生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钻劲,还要使学生跟着教师的指挥棒转,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摒弃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要将教师的“启”与学生的“发”结合起来,做到有“启”有“发”。同时,教师要“启”而得法,学生要学而受“启”,举一反三,一“启”多“发”,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JS
The Basic Relationships to Be Dealt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ne Course
TAN Bing
中图分类号:G633.4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28-0056-02
1 前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地区的初中英语教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教学手段上的改变,它不再仅仅依靠教师的讲授来完成教学任务,而是更多地采用了信息技术进行辅助教学,让如今的英语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因此,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将为藏区师生的英语交际创设出良好的环境,同时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的思维空间得到一定的拓展,从而让英语课堂的教学效率切实得到提高。
2 信息技术应用于初中英语教学中的现状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英语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它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英语是集人文性、综合性以及交际性为一体的学科,它既区别于实验操作课,又与基础文化课不同。加之初中学生具有注意力较差、缺乏持久的学习动力和叛逆等特点,所以在初中的英语教学中,一味地让学生背单词、空口说或者是练句型,这些显然都是有悖于初中生心理特点的。
据一份关于地区初中生的调查报告显示,60%以上的学生都认为学好英语的捷径是多背单词,可客观上来讲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不需要死记硬背,而是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当问到学生对英语教学的看法时,70%以上的学生都觉得非常枯燥和乏味。与此同时,在调查中还发现,多数学生都认为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加入一些与课文内容相关的英文短片,便能更好地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让英语课堂更加丰富多彩。更让人惊奇的是学生在选择喜欢的教学方式一项中,几乎全部选择了多媒体的教学方式,由此足以证明信息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是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的。
3 客观合理地分析多媒体教学中的利与弊
3.1 注重培养感知能力
教师在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虽然可以节约很多备课时间,也能让学习效率得以提高,可是它也容易让学生产生过于依赖的心理,让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急速下滑。而对于英语这门纯语言的学科来说,如何培养学生运用感知能力来学好这门学科,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培养感知能力的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尽量在抽象思维里边去感知,最终引导学生对其本质进行认识。
3.2 注重培养抽象思维能力
某些英语教师在进行课文讲解时,经常把原本生动的形象变成几张简单的图片,甚至有的就直接播放课件,这样学生的想象力便受到极大的限制,让学生成为英语学习的“观赏者”而不是“参与者”。而初中阶段正是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好时期,所以对于多媒体的运用应该有个度,那样才不至于让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想象力被扼杀掉。
3.3 正确运用多媒体进行英语教学
不可否认,信息技术的确可以展现给学生一些具体的形象和生动的场景,然而信息技术教学它也是一把利弊同在的双刃剑,一旦运用不当便会引起许多不良反应,所以教师要正确看待多媒体技术,清楚地认识到它的本质仅是辅助教学。在很多初中英语的公开课中,教师都会运用到多媒体课件,看上去课堂氛围倒是生动活泼,可教学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就是教师没能正确把握好多媒体教学的实质,忘了它仅仅是教学的辅助工具,只能进行辅助教学,让教学质量能有所提高,而不是在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另外,多媒体课件如果设计或者是使用得不好,也会让人觉得虽然有一定的直观性,但是没有什么实用性,自然教学效果也就不能让人满意。
4 让多媒体课件更加科学合理
多媒体课件是一种根据实际的教学需要以及遵照教学大纲的各项要求,通过科学、严格且合理的教学设计,再用多媒体这种表现方式与超文本结构制成的课程软件。所以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多媒体课件,将成为英语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参照地区初中英语的教学现状,以及查阅网上诸多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要想让多媒体课件具有实际的教学价值,就必须要符合完整性、生动性、交互性和方便性等要求。此外,多媒体课件还应该具有教学反馈的作用,因为只有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调整好教学策略。
一个成功的多媒体课件,无论是它采用的方式还是其产生的效果,都应该是在传统的教材之上的,换句话说,要是制作出来的课件连课本的效果都不能达到,那还有什么必要去制作课件呢。成功的课件不但要能让学者有所触动,还应该激发起他们的学习热情,不然教师就和普通的放映员没有任何区别了。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和课程之间的有效整合,已经成为初中英语教学进行改革的一大动力,同时也是培养新型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多媒体这一信息技术固然有它的很多优点,但是不能因为它的好就完全把传统的教学方式抛弃掉,因为教师的职责不光是“授人以鱼”,还应该同时做到“授人以渔”,只有这样才能与当前教学理念相契合。
参考文献
[1]杨烨.信息技术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0(10):35-36.
《经济学基础》是一些管理类和财经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我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分析方法,提高学生利用经济学的知识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在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笔者有以下几点体会,供大家分享。
一、要做到了解学生
只有了解学生,才能更好地促进教学效果,现在的高校教学中,无论是大班教学还是小班教学,几乎没有教师能够做到了解每一位学生,但是虽不能做到针对每个人的因材施教,却要能照顾到大部分的同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属于管理学科,但是该专业在我校被设置在信息工程学院,学院的整个学科大环境是偏工科的,总学时为32学时,学生录取批次为本科第三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般。同学们的数学功底不是太好,很多同学都不爱听大段的数学公式的推导与应用。所以在与教学目标不冲突的情况下,笔者尽量不讲或少讲数学知识,尽可能用文字的方式使学生了解一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另外由于课时所限,不可能将经济学基础中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知识点全部讲全讲透,所以在课时分配上面,应尽可能地拓展每个章节,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继而引导学生在课后学习感兴趣的知识。
二、修炼内功,拓展知识面
(一)要吃透教材
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是顺利完成教学任务的基本条件。教师只有对自己所讲授的课程做到不仅宏观上掌握好整体脉络体系,同时微观上熟知每一个知识要点,才能在授课时突出重点、抓住难点,也才能让易于学生接受。只有吃透教材,才能提高驾驭课堂的能力,使教学过程如行云流水,搞好课堂教学。
(一)要完善知识结构,加深理论功底
要学习与该课程相关的学科,“ 要给别人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只有专业精深、学识广博,在教学中才能居高临下,得心应手。
(二)开阔视野,拓宽知识面
经济学的知识涉及面非常的宽泛,小到生活的点滴,肉价菜价的涨跌,大到宏观经济、世界风云,大量的知识需要任课教师信手拈来,合理的分析与思考,这样既能吸引学生的上课兴趣,又能很好地提升教学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在业余多关注经济热点话题和新闻,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三、多种手段提升课堂的吸引力,促进教学效果
在本科教育中,大多数的经济学教师普遍感觉到这门课上的越深,教学效果反而越差,甚至有人戏言,经济学教师的优劣,与学生对课程的理解程度成反比,与课堂教学的沉闷程度成正比。教师们怎样让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除了传统的教师讲授之外,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种手段提升课堂的吸引力,促进课堂的教学效果。
(一)案例教学
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单纯的理论教学,使得课堂教学非常的枯燥,经济学有大量的案例可以值得应用,这些案例的应用既能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又可以很好地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前精心组织好相关案例,课间要引导好学生进行案例讨论,课后要让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另外,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很多学生都能够融入讨论过程中,并且很多的见解都很独特,给教师也带来了很多的思考。同时教师也可以借此机会对学生进行日常的考核,让一些优秀的、有思想的学生脱颖而出。
(二)经济热点话题的研讨
当今时代,经济热点频发。教师要能够多关注社会中的经济热点,把这些热点话题带到课程中来,引导学生利用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这些热点话题。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以增加课堂的吸引力,第二可以学以致用,增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力。但同时要求教师对话题的研讨要有控制,做到“形散神不散”,不能漫无边际的随意发挥。
(三)多媒体教学
(1)多媒体课件的使用
多媒体课件教学在现代的高校教学中已经成为主流,正成为现代教学的趋势。它能够图文并茂,清晰地呈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知识;它能够极大地减轻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能够做到重复使用,知识共享;它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经济学基础》的课堂教学里面,由于要涉及大量的知识点、案例、热点话题,所以通过多媒体课件可以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否则一些案例及知识点的呈现单靠教师的口头讲解,学生不易记牢,靠纸质材料,又不环保。
(2)多媒体视频的应用
数字化资源是信息化教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视频资源是课堂教学中常用的资源形式,其对课堂教学的促进作用已被广为认可,然而,视频资源在课堂的应用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从使用出发点看,视频资源作为一种单纯的辅的资源加以应用,表现单一;另外部分高校对视频教学在课堂中的应用存在着一些反对意见,普通教师对视频教学的应用非常的谨慎,因而,视频资源本身的教育能量没有实现最大化。在《经济学基础》的课堂教学中合理的使用一些视频资源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继而获得一些有益的思考。
四、结束语
任何学科的知识都是在不断发展的,经济学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它的时代性体现的特别明显,在这个经济热点频出的时代,学习好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任何人都是有益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也要紧跟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方式和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
197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学者:前苏联数学家康托罗维奇和美籍经济学家库普曼,以表彰他们为建立和发展线性规划并把它应用到经济分析中所做出的贡献。这一事实诱导人们不断探求数学与经济学的共生现象,数学作为工具研究和分析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宏观、微观的数量关系,现代数学方法引入到经济学领域,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
一、数学方法对经济学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可以从经济学的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名单中得到证实。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开始颁奖,上世纪末共颁奖32届,获奖者达46人。从32届颁奖的学者以及颁奖的内容来看,贯穿着一条很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数学方法与经济学研究的巧妙结合。几乎所有的(除了获1974年诺贝尔奖的哈耶克)获奖成果都用到了数学工具,有一半以上获奖者都是有深厚数学功底的经济学家,还有少数获奖者本身就是著名的数学家,特别是获1975年诺贝尔奖的苏联数学家康托洛维奇,获1983年诺贝尔奖的法籍美国数学家德布洛,获1994年诺贝尔奖的美国数学家纳什。
二、经济科学发展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分析基础》中文版序言曾经说,不使用数理经济学方法,是“不能使人超越经济科学的幼儿园的”。现代经济理论工作者们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仅靠过去普遍采用的文字描述方法进行思辨式推理分析,很难保证所讨论问题的规范性及推理逻辑的一致性和严密性,也就难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易证实性和理论体系的精密性,这就极不利于经济学科知识准确地、低成本地积累、交流和传播。而数学方法则能使经济学研究对象明确具体、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数量化以及保证逻辑推理过程的严密性,最终将保证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具体明确,使相应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从而减少或消除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促进经济科学不断发展。自从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分析经济现象并确定经济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性以后的三百多年来,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而且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现正在使用的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均衡分析、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投入产出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经济控制模型、博弈论模型等都是利用数学工具来解释或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它们对经济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数学使经济学研究清晰、精确,逻辑推理更加严密
回首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会清楚地发现,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与数学有着重大的关系。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还是从“边际革命”到“凯恩斯革命”都得益于数学方法的应用。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发现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思想。它揭示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内在规律:价格调节会自发地实现均衡。但这一经济思想最终是由迪布鲁运用拓扑论、集合论等现代数学工具给出了最完备的证明。在由常量数学向变量数学的转折中,微积分被应用于经济学引发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这就奠定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而必然数学向随机数学的转折,促使人们以概率论的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定数论的观念,于是经济计量学就应运而生,从而沟通了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使经济学进一步实用化。随着数学的不断发展,人类经济行为中最难以把握的问题之一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在运用了博弈论之后对其分析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使得数学在不断应用于经济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着与数学的关系,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人们在经济研究中的思维的方式和习惯,使人的思维和行为更具有了定量特性。这就是说大部分经济现象即使不用数学也能讲清楚它的因果关系,但是数学有它的好处,因为数学是最严谨的一种形式逻辑,尤其有不少人在运用语言时逻辑容易不严谨。这就要求在经济学的论述和交流中,从使用文字语言转变为使用数学语言。因为使用数学语言比较简练,表述概念比较精确。数学语言是最严格的逻辑形式,其逻辑严谨、无歧义,并容易被证实或证伪。可以说科学史上的许多争论,都源于未明确给定讨论的前提条件或者潜在假设模糊,用文字语言表述难以发觉,造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局面。解决这些争论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数学语言。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无意义的争吵,这无疑将提高学术交流的效率,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
四、结束语
我们看到,经济管理数学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经济管理已离不开数学这个支柱,而且随着数学的进一步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数学的作用显然会向更多方面拓展。依据数学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来进行数学教育改革,是时展的需要。一般说来,数学并不能直接处理经济领域的客观情况。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数学起源于实践,数学与实践的联系是通过数学建模来实现的,为了能用数学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就必须进行数学建模。因此应该在高校的数学课程中加开和重视数学建模课。
经济集聚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独特方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这种发展方式业已出现,但一直未被重视。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直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发展方式才越来越受关注,现阶段经济的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在研究产业集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即产业为什么集聚、选择在那里集聚以及如何集聚,这三个问题一直是相关学科及学者想要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的空间性问题
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与人类思维方式以及技术手段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古至今一直存在。首先,人类的各种行为活动是建立在对资源的消耗基础之上的,然而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资源是有限度的,那么如何在社会群体之间分享这些有限的资源,使得物尽其用,就成为了当政者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就形成了经济学这门科学,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如何在社会群体之间有效配置问题的科学。其次,人类社会的任何经济活动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之上,时空的有效结合保证了社会经济行为活动的正常运行。因此在时空条件下对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问题就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即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同的时点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同空间位置上的资源配置。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主要致力于前两个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第一个问题的研究,探讨资源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配置,强调个体行为的动机。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和理性人假设,然后通过消费者的均衡和厂商均衡分析来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均衡分析没有考虑空间的因素,假定消费者和生产者都集中在同一地区的,因此剔除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经济活动受制于地理空间上的限制由来已久,即使在现如今交通运输很发达的状态下,经济活动仍然脱离不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主流经济学缺乏空间维度并不意味着空间因素被所有的学科所忽视,实际上,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某些经济学分支学科始终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或地理尺度,也不缺乏经典的空间分析方法。早在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就已经建立了著名的杜能模型,深刻的分析了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开创了经济学分析空间因素的典范,他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此后,从20世纪初开始,一批区域经济学者,如韦伯、克里斯泰勒、廖什、艾萨德、胡佛、佩鲁等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析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二、区域经济学对产业集聚的探索
区域空间是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承载实体,产业集聚不仅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学想要解释的对象。然而,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对空间因素的研究,所以限制了它只能解决产业集聚的一个方面问题。我们知道,最早对于产业集聚原因提供系统解释的来自于经济学家马歇尔,他通过成本与收益的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认为产业集聚是因为规模经济所致。这一解释目前仍然被多数学者所推崇。区域经济学在分析的过程中引入了空间因素,从微观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来解释产业集聚,并在分析过程中综合形成了区位论的概念,区位论不仅成为产业集聚的微观基础理论,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区位论解决了产业集聚的地点问题,至于产业集聚的原因,区域经济学继承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导致的。但是在具体的成本收益分析思路过程中,更多的考虑了空间的影响因素,也即更多的考虑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主流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各自解释,实际上体现的是如何处理空间布局、市场结构和报酬递增三者之间的关系。但由于二者研究对象的不同,使得区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一直不能相融发展。主流经济学缺乏空间分析的工具,而区域经济学又缺乏对空间经济问题的规范解释,这严重限制了他们解释现实中出现的区域经济问题的力度。虽然区域经济学对集聚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始终都没有给出满意的回答。区域经济学中的一些主要理论,比如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等都意识到了集聚存在,并强调集聚效应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集聚为什么会产生,以及为什么会在特定的区域产生,并没有给出过多且合理的解释。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不完全竞争模型引入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尝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对区域经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统一。克鲁格曼认为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分析必须解决三个问题:规模收益递增、竞争的非完全性和对运输成本的处理。规模收益递增是古老的经济学命题,马歇尔曾经论述过规模报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对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有很长历史,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运输成本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直到现在,经济学对运输的许多问题都难以解释。所以克鲁格曼假设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会有一部分的损失,而不是引入一个专门的运输业。新经济地理学派首先将区域产业集聚归结为个体理性的行为的结果,然后又把个体理性动机归结为规模收益递增所致,最后又将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归结于外部性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和交易费用的降低。这样融合了主流经济学和以往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产业集聚的解释,也为我们解决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区域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机制分析
通过上述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的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都在试图找出产业集聚的一条发展路径,但是由于各自研究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直到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才给产业集聚的研究带来了新机。本文结合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聚研究的成果,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归纳出产业集聚形成的一般机制,认为产业集聚机制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一系列因素交织并相互促进的具有累积因果循环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聚集的形成具有阶段性和梯次性,表现出初始集聚机制和后续集聚机制两个方面,初始集聚机制解决的是产业集聚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后续集聚机则制解决的是产业集聚规模从小到大的过程。
1. 初始集聚机制
初始集聚机制是在区域要素禀赋不同的条件下个体理选择的结果。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空间”,区域的划分正是以空间为基础的。区域空间具有分异性,即区域间是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学对于区域差异的解释,最初来源于地理上的不均衡,比如由于矿产资源、水文资源、气候资源等自然资源在地表的分布不均而导致的,后来,在此基础上,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行为和城市出现就加剧了这种不均衡性,最终使得区域间的要素禀赋不同,或者是区位势能不同[7]。在要素禀赋差异的前提下,使得维持维持经济活动的市场是不均衡的。在非均衡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通常会选择最有利的区位进行生产活动,比如选在人口集中、交通条件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生产。其选择遵循的是成本收益最优原则,最主要是降低各种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等,这个在前面分析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的时候都已经解释过,可以把它融入到前人的研究中。最终,众多企业集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导致了产业在区域内的集聚发展。
2. 后续集聚机制
其次,后续集聚机制是建立在递增收益基础上的各种集聚或溢出效应循环累积的结果。区域经济学研究区域经济现象时的理论基础是规模收益递增,不管是城市还是区域经济发展,都存在这种规模收益递增现象。产业集聚作为一种区域经济景观,在分析它的过程中必然要运用递增收益理论。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一旦产业实现了集聚发展,集聚所带来的好处会促使产业集聚自我发展,并且依循这一路径使产业集聚的规模变大变强。产业集聚的好处主要表现在递增收益上,递增收益又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从企业层面来说,一个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节省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从产业层面来说,众多企业集聚在某一区位,能够使各个企业获得集聚租金;比如由于聚集效应的存在各企业可以共享基础设施和辅助行业带来的专门的服务、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企业之间可以相互学习降低学习成本、由于人才集聚效应的存在人口的集中利于形成专业的劳动力市场等等,这些实际上是我们所熟悉的聚集经济。建立在递增收益基础上的各种集聚或溢出效应,通过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作用,产业集聚倾向于自增强发展,最终使产业集聚规模的变得更大更强,以至于产业集聚的力量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1]郝寿义:建立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想[J].南开经济研究,2004(1):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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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eber,A:1929 The theory of the lovation of Industries[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Chicago
[5]Krugman P:1991 Geography and Trade[M], MA: MIT Prcs, Cambridge
这样讲的理由在于,经济学是以理性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现象是理性人的行为的集合。如果经济学不以理性人为对象,它就变成了研究非正常人的行为的精神病学,变为彻底不可把握的东西。
理性人的行为特点就是有理性,而有理性的标志之一,就是趋利避害,就是不会去主动追求负价值的获得。在心理学上,理性人的行为属于“操作行为”,操作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就不可能是获取“负价值”的行为。当我们考察一个经济人的行为时,我们一定会认定他的所作所为是对其自身有利的,即是获取正价值的,惟有这种认定才符合心理学对正常人的界定。
可以认为负价值并非不存在,但不是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因为经济学以理性人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而理性人行为终止于效用最大,在负价值区域理性人没有行为,如果经济学研究负价值问题,就变成了动物学家研究人是如何飞翔的一样。
所以,讨论负价值问题,是在对理性人假设的认识上有偏差的表现。
效用理论在这方面也是有点认识的,比如效用曲线有一个最高点,即好处最大点。但是,效用理论发展到无差异分析之后,就基本上放弃或者说遗忘、回避了这个正确的观念,把最大效用点对应的数量看作是可以无限可变的量了,而不是看作一个有限常量了。事实上,你在所有经济学书籍中所能看到的无差异曲线的形状,都不符合效用曲线的形状,或者说都不是效用曲面的等高截形。只要坚持理性人假定,就知道理性人不会去获得负价值,即效用最大点之后就没有供经济学研究的行为存在了,就会得出需求量有限的结论。进而,我们也就知道,如果存在无差异曲线的话(不论是凸是凹是直),它一定是有边界(即有长度)的,而不是你在教科书上看到的那种无限向两边延伸的曲线。
Edgeworth's box是一个被主流广泛接受的分析工具,但是,这个工具中就完全无视理性人行为有一个终点这个基本前提了。无论禀赋的量是多少,它总是为两个需求者所接受,也就是盒子的边长总是等于商品的存有量。它所考虑的情况是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总是相等的,都等于商品的量。为何不论多少总是为需求者所正好需求呢?这种认识显然是滑稽可笑的,虽然没有出现考虑负价值的问题,但是却认为正价值量是无限的。(关于禀赋量超出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即最大效用点对应的数量)和少于需求量的各种情况的讨论,请参阅《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第七章。)
价值不是事物的固有属性,是人赋予事物的、外在于事物的东西。自然万物本无价值可言,价值反映了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人对事物的关系的表现。人类认识的规律就表明,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逐步深化的,因此,价值是因人而异、随时而变的。这就是价值的主观特性,用数学语言讲就是价值是一个存量。
对于本无价值可言的事物来说,如果我们判断它有价值,只是说明它的某些属性可以为我们所利用而已。我们有理由认为,事物中同样包含着对我们有害的、不能为我们所利用的东西。这就是说,事物的中性可以看作是有利和有害的对等。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一书是这样论述“负价值”问题的:
“中国的古老哲学告诉人们:利害相随,有一利则有一弊,有用性和有害性是相对而言的。”
“在价值判断过程中,人们只取对自己有用的一面。利用不了,就视为无用,如果妨碍自己对需求的满足,就视为有害。其实,自然物本来就无所谓有用无用,无为才叫做‘自然'。对人的有用或有害,都是物的自然属性的表现,差异仅仅在于人的认识水平和驾驭能力。”
“我们可以用‘0'来表示自然的中性,有用性我们用‘+1'表示,有害性对应地用‘-1'表示。用数学方式表示就是:0=(+1)+(-1)。对于自然物来说,如果我们一定赋予其价值判断的话,就相当于要从“0”中取出个‘+1'来,那么必然留下一个‘-1'。因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要保持自身的‘自然'状态,必然会是这样。”
“所以,‘有害'的本质是失去了平衡,在平衡中每个元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类不断地打破自然的平衡,从其中抽取“好处”,坏处也就是随之而来,有些是浅而易见的,有些是随时间的推移才渐渐显现出来,但是它肯定存在。”
“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变量来表示使用价值量的话,这个变量究竟应该反映物的哪种属性,是反映物的有用性还是有害性?还是全面表达?如果全面反映对象物,如前所述,这个变量的值注定是零,没有大小之分,因为客观的物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仅仅用这个变量表示在人的主观上认为有用的一面,那么显然,有用的东西总量越多越好,价值量就与总量有关了。”
“也就是说,在表示有用性的价值概念中,不应该有负值出现,价值只是多与少的问题。用数学语言讲就是价值变量的定义域是(0,+∞),而不是(-∞,+∞)。如果物在价值判断阶段被定性为“有害”,人就不会需求它,更不会去换取它,因为需求、交换都是主动行为,按照趋利避害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原理,主动行为对行为人来说不可能是有害的,也就没必要考虑其负价值与量的关系。被动获得有害物的问题,不在经济学的范畴之内。”
“负价值的存在可以解释为什么需求量是有上限的。家具的实用性是正价值,而它的体积占据室内空间,是负价值。因此,人们不会把家里摆满家具;食物可以充饥,但也占据胃的空间使人产生饱涨的感觉,所以人们不会一直吃下去;消费可以带来,但是也消耗着消费者的财富和另一种资源——时间。”
“传统经济学类似的观点是环境经济学中与热力学第一定律相近的“物质平衡原理”:丢弃到环境中的废弃物的数量,近似地等于从环境中取出的用于货物的生产的资源。但是,这个原理仅局限于物质量的平衡,表述的思想远不如中国古典哲学全面和准确。”
“从有‘用'和有‘害'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用',其实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好处',对人无益,人就说它无用或有害。这就对经济学经常性的话题‘经济学不讲好和坏的问题'作出了回答:经济学其实恰恰是建立在对事物的好和坏的判断之上的,价值判断就是好和坏的判断,价值大小就是‘好'的程度。”
“有用性是对人而言的,归根结底就是对于人的生命的意义。结合我们前面的需求两分法,必要需求品的有用性也就是‘延长人的生命的长度'的意义,而非必要需求品的有用性表现在‘提高人的生命的质量'的意义。因此,将价值归结为‘命价'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当然,价值判断是一个主观个人的过程,这个好和坏是对判断者而言的,并不具有普遍的标准。反过来也不能因为没有一个和公众伦理观念符合的价值判断,就说它对判断者也是没有好坏之分的。经济学不讲好和坏即价值判断的说法是不符合经济学的现实的:经济学一直都在研究好和坏(有用无用)、好处(有用物品)的生产和积累、以及好处(利益)的分配等等问题。”
价值,本意就是好处的意思。如果说“负价值”,其实就像说“坏的好处”、“长的短棒”、“黑色的白布”一样,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术语,不如直言“有害性”、“害处”恰当。
对经济学的功力不必我在这里说了,先说关注和推动中国经济改革。钱颖一教授的发言,几次让我感受震动。
十几年来,我们一直为市场经济鼓与呼。其背景,一是痛感计划经济的弊病,二是现代经济学的学理依托在于市场经济。现在回过头来,却感到自己原来的思考其实还是比较肤浅。2000年2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同时庆祝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在那次研讨会上,钱颖一教授提出,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他说,那么多国家搞市场经济,搞得好的却很少。钱颖一教授的这个观察,就给我带来很大震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严重的问题,有些难以避免,有些本来可以避免。如果我们不加注意,任其积累恶化,可能会危及我国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这就导向法治和的思考。
此前,我对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一直比较关心。但是如果从法治和的要求看,迄今法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错与罚”、“罪与罚”的框架,在此基础上引入激励机制,让个人目标和社会利益相容。其实,纳税人出钱,委托政府做事,这是最大的委托关系。委托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说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也许在损害人民利益,甚至在限制人民的权利。
政府权力是必需的,但又不能不加限制。这就走向“有限政府”的理念,即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严格限制的政治体制。人类历史已经证明,意义的有限政府,也是发展好的市场经济的有力政府。
再说关注和推进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
伴随着经济转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也在艰难地转轨。现代经济学主流的模型思考,正在艰难地扎根。由于大环境的关系,20多年来,只要一个人头脑好使,口才不差,爱读报,关心时事,自信心饱满,那就不但可以对经济问题发表高见,而且还可能参加经济学研讨,甚至走上经济学教育的讲坛。但是现代经济学“新古典”的训练方法,对学生的投入的要求很高。正在这个时候,有标榜把众多诺贝尔奖得主都“盖过”的大师级人物,不仅完全否定博弈论的意义,而且对经济学使用任何数学方法表示直言不讳的反感、对“年青辈”主流经济学家的模型思考和数学推演反复贬斥,鼓吹无须学习必要的数学方法也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者。少数很有才华的学生,在很富成效却也颇费心力地沿着主流经济学训练的道路前进的时候,听到大师级人物这么说,难免动摇,说到底,“十年寒窗”是许多人敬而远之的境界,特别是在这个节奏似乎太快的世界。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5-0067-02
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有着其鲜明的阶级立场,就是要寻找最广大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现实解放的道路,不坚持甚至否定这个立场,无条件认同西方经济学的所谓价值中立原则就会消解政治经济学于无形。但是,今天的时代与马克思研究与创作《资本论》的时代毕竟有了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境遇已经有了较大改善在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进入了“福利主义”;资本已经从绝对短缺走向相对过剩而劳动力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则出现了相对供给不足的情况;知识经济时代无形的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真正的资本;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践遇到了破产或重大挫折;包括西方与西方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使我们对宏大叙事背景下主体的重要性与经济学中微观的领域都有了比以往更细致的认知;中国已经完全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已经进入了碎片化与云时代,如此等等。这些时代的变化就要求我们在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传统的内容时既要站稳立场又必须求新求变。所谓站稳立场就是要以宣传、传播、解释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为主,不如此,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立课程的存在就没有必要。所谓求新求变就是要力争观点均衡与思维发散,除了介绍的基本观点,还要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观点;除了经济学内容,还要介绍其他学科的相关认识。下面我就以自己在“资本的来源”与“资本的特征”教学中的内容安排为例,浅谈一下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采行观点均衡与发散思维方法的尝试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