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汇总十篇

时间：2023-09-14 09: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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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

篇（1）

关键词信息微观经济主体生产经营

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只有充分掌握最新、最全的信息才能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有效的配置企业的有限资源，以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一、微观经济主体概述

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就是要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的，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单个经济主体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加以规范化。

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其他的内容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有三个：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完全信息。

1．市场出清。市场出清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的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具体来说，物品价格的调节使商品市场均衡，利率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工资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的状态下，资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存在资源闲置或浪费问题。

2．完全理性。完全理性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完全理性。

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的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二、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所面临的挑战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的世纪，各种信息，如市场供需信息、产品质量价格、品种信息、生产单位效益信息等的畅流与否，是否被充分有效利用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极大的影响。信息时代使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只有识时务，敢于迎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信息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其运作效率

首先，信息时代，传统的迂回生产方式将被直接生产方式所取代。直接的信息交流减少了以前多级中间环节和远距离交易所造成的迂回物耗，信息社会生产方式本质特征是缩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弱了生产对某生产资料的依赖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畅通，企业将会快速掌握大量的生产资料供给信息，取得某一生产资料的渠道增多，使原材料价格有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可直接快速获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使生产更贴近消费需求，产品价值更容易实现，在实现生产的最终目标――消费的基础上使生产单位获得最佳效益。

其次，物资、能源、人力、自然资源等物质资源在信息流的作用下可被其它物质要素代替。即以廉价、充足的资源代替价格昂贵、稀缺的资源，这是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及信息流作用的必然结果。

最后，信息时代资讯业特别发达，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加之先进的技术设备（硬、软设备）使新产品的开发和各种设计（如用电脑进行建筑设计）、生产方式的改变都会在更大程度上节约时间，并能使实验、加工、仓储、运输等环节中的资源消耗减少，从而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信息对生产要素具有优化作用。它迫使生产力各要素优化，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促进生产力系统有序运行，提高了各要素的利用效率。生产力系统中，各因素的优化组合信息调节和控制，组合情况如何，均可通过产量、成本、成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统计信息反映。而这些信息的反馈有助于重新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而实现最优组合。从另一角度分析，当生产者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状态下盲目生产而使生产能力受碍时，对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和运用可以消除不确定因素，为企业提供明确的生产方向和生产方式。明确的生产经营目标能够使生产力系统中各要素发挥最大功能，特别是能够激发生产力系统中的主要因素――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发挥，从而提高生产。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信息，通过互联网和网络教育等信息媒介使生产力各要素――人和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各要素自身的功能不断增加，使生产力保持较高的水平并得以持续。

（二）信息改变公司管理方式，实现决策科学化

现代管理的艺术在于驾驭信息，公司管理要求对人、财、物、时间、技术等进行科学组织与协调，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些活动必然有信息的参与，信息是最有效的粘合剂。信息作用于管理者，可增加管理者与管理对象的可知性和透明度，使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功能、管理方法发生重大变革。过去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组织机构层次多，且各层次因

人员素质不同，考虑问题角度不同，立足点不同而造成对同一信息的不同理解，这无疑不利于信息在各层次间的畅流。计算机网络快速、有效地传递信息，有利于转变原来的金字塔型管理为各层次管理者间、各部门、各地区管理者直接联系的平行矩阵型，中间层逐渐减少，各层次管理机构分别针对某一机构的散发式管理体制更有利于信息的迅速、准确传输，有利于管理者根据快速反馈的信息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目标，提高管理的效率，实现管理的目标。

科学的决策要求充分占有信息，信息的及时、准确反馈是生产经营单位修改决策和做出新决策的依据。可见，信息作用于决策群可使决策有依据，增加决策的透明度，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才能真正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组织。此外，信息有利于沟通各层次决策群，使之协调一致，减少各决策群间的摩擦。

（三）信息对传统营销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方面，企业产品质量好坏、品种是否适销对路，均会在市场中得以体现。因此，获取和有效利用准确的市场信息极为重要。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引起市场营销方式的巨变。当今社会，消费者购买行为日趋个性化，市场变化难以捕捉，生产者对市场的反映更加敏锐，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的行为增加；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在交易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生产者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特定购买欲望，才能在市场中有立足之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一杯羹，这一切需要信息的媒介作用，由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虚拟市场――网上营销，从90年代以来，开始风靡全球。

建立在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基础上的电子商务将实现整个贸易过程中各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通过电子化方式处理的传递数据，包括文本、声音和图像；实现电子资金划拨、电子证券交易、电子货运单证传送、商业拍卖、合作设计、产品交易等。总之，电子商务直接作用于流通领域，将促进销售方式的革命，推动流通技术的改革，使传统商务的业务模式和流转程序发生变化，以迂回经济到直接经济，从而提高流通领域生产力。此外，商业信息的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的兴起，意味着消费者有更多的渠道获得产品类型、数量和质量、价格等商务信息，并进行有比较地选择。在拓展了的商务活动领域中，真正实现消费者的决定性作用，生产者才能根据真正的消费者意愿进行生产，从而减少生产中的浪费，实现产品的有效生产。

在营销生活中，消费者从有购买欲望到进行购买有一个临界点，当某一品牌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都对消费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并已到实施购买的边缘时，总是需要一定的契机及相关的刺激，以实现其真正的购买，传统的营销是通过降价、打折、送赠品等方式实现购买欲望到实现购买的转变，但这一方式已越来越不灵了。在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收入上了台阶，消费层次提高，消费者除关心商品的性能、价格和购买及维修的方便外，更重视通过各种媒体获取其他消费者对该商品的看法和消费该商品消费者的普及程度等信息，现在很大一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消费追求新、异和消费的个性化，他们乐于消费新产品，突出自己的消费率先进入了高层次，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快捷的方式获得消费领域的最新信息。可见，信息既引导消费出现新潮流，又使生产者及时、准确地掌握需求领域的最新动态，及时开发新产品，使自己随时立足于市场的前沿。

（四）信息促使微观主体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任何国家的微观经济活动必须在客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运行，因此公司准确、及时地掌握政府的客观经济政策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指导作用是通过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运用货币、财政、税收政策指导生产方向，淘汰长线的传统产业，鼓励朝阳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国积极倡导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个应用领域（电子政府、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娱乐）中电子政府被列为第一位，政府信息化、政府上网可促进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它能为互联网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在政府上网日益普及的情况下企业较容易通过互联网或其他先进的手段多渠道准确、快速地获取国家的财政、税收等政策，尽可能地以宏观导向从事生产，最大限度地享受财政和税收等优惠。同时，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如GNP增发速度、物价指数、储蓄和投资增长速度等，政府实施的紧缩或适度放松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晴雨表，又能在畅通信息流的作用下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服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合理的产业结构下运行。因此，企业既要克服过去等、靠、要的思想，又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盲目生产，只有通过各种信息不偏离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背景，才能取得较佳的生产经营效果。

综上所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犹如人体的血管和血液充斥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面对如此庞杂的信息，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对信息的筛选和比较分析，辩别信息的真伪，有取舍地加以运用，决不能被信息所淹没。我国在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和接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不真实地夸大产品功能、传递虚假需求的虚假信息时有发生，从而误导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见，有选择地、及时地获取有效的信息，用以指导生产和消费活动将是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参考文献：

[1]瓦尔特•J•威塞尔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

篇（2）

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市场调控机制,其作用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差异性;调控信号是包括工资、利率、产权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与产品价格等在内的一系列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信号;调控方式是各微观经济主体在获利目标的驱动下,根据变动着的价格信号所提供的市场供求信息,对自身经济活动作出调整,进而引起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简言之,市场调控机制作用的本质在于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所表现出的整体的合目的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由于价格信号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往往是即时信息、短期信息,便决定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结果具有即时均衡、短期均衡的性质。

政府调控机制,其作用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调控信号是政府、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计划部门发出的各项行政指令与法律部门的各种法律条文;调控方式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认可与维护,按照政府部门的指令、指向及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对自身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整,进而引起各种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政府是作为一个凌驾于一切微观经济活动之上的国民经济总体利益的代表者实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协调与控制,因而政府调控机制不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而是一种外在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非自我调控机制。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使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则必然离不开事先设定的调控目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府调控是一种事先的自觉调控。由于政府调控目标是事先设定的,这一目标不过是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的预测与自觉意识的外化,故政府调控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长期调控,而非即时调控、短期调控。

市场调控机制本质上是各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关系,经济资源宏观配置均衡是这种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因此,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政府调控机制,虽然伴随着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市场调控机制的完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曾一度减弱,并退居为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场调控机制可完全替代政府调控机制的结论。历史的辩证法是: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阶段的发展,市场调控机制的缺陷、局限性正在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政府调控机制得以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条件与手段却日趋成熟。人类的经济生活正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的补充,从而实现二者有机的辩证的融合。二者的相互补充性,也就是二者的非相互替代性。从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二者作用的最终结果看,二者都是实现经济资源宏观优化配置的方式、手段,故表明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不可替代性,才决定现代经济的调控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也正是因为两种调控机制具有可替代性,才存在一个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与配置问题。因此,对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选择,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选择,而只能是二者不同组合的选择。

二、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选择与配置的标准

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依据的标准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必然存在差异。我国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推崇政府调控机制,贬低市场调控机制,其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经济调控机制的评价与选择,依据的不是经济标准,而是政治标准或伦理标准,认为市场调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有悖于广大劳动阶层的利益,故必须摒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人们逐渐认识到,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必须符合经济的本性及其发展要求,依据政治标准或伦理标准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选择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由此人们开始从对经济发展利弊得失分析的角度去寻找选择经济调控机制的依据。这种做法显然是正确的。但由于这种利弊得失的分析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次,未能深入到定量分析层次,故仍难为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提供科学明晰的依据。

笔者认为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科学选择与合理配置的依据,只能从经济调控活动相关的成本与收益量的对比分析中去寻找。人们要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资源宏观配置的均衡,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宏观经济效率。由经济调控活动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可视为是经济调控活动的产出或收益。进行任何经济调控活动,都要有一定的投入,这种投入是为获得经济调控收益而支付的经济调控成本。经济调控收益扣除经济调控成本后的余额,即为经济调控净收益。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科学选择与合理配置的实质,就在于找到一种经济调控机制组合,通过其运行,使所获得的经济调控净收益最大。

为了进行经济调控成本与收益分析,有必要引进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三对范畴。

市场调控成本,即采用市场调控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市场调控机制的本质在于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经济资源宏观配置的均衡不过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市场调控成本必然包括各微观经济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比如纯粹流通费用、信息费用与契约费用等)和市场调控损失(比如由信息的不完备性、短期性与调控时滞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波动性损失,由市场的过度竞争所导致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浪费等)。

政府调控成本,即采用政府调控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所付出的代价。政府调控活动是一种通过行政指令而实施的调控活动。就某一调控活动的全过程而言,政府调控成本包括指令的拟定与费用;指令的传递与接收费用;对指令执行的监督、协调控制与激励费用;指令执行反馈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费用四大部分。政府调控成本还应包括政府调控损失,比如由于政府官员的主观原因或决策信息的不完备而错误指令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指令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或不能正确地被理解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指令的强制性而对指令执行者创造性、主动性的抑制所造成的经济效率的损失等等。市场调控收益,即采用市场调控机制对实现经济调控总体目标所作的贡献。

政府调控收益,即采用政府调控机制对实现经济调控总体目标所作的贡献。

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之和为经济调控总成本。在经济调控总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市场调控成本、政府调控成本分别与市场调控力度、政府调控力度正相关,故市场调控成本与政府调控成本的此消彼长,便意味着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此消彼长。假设总调控成本为E,市场调控力度为X,为维持单位市场调控力度的成本支出为a,政府调控力度为Y,为维持单位政府调控力度的成本支出为b,则Z=aX+bY。等调控成本线就是Z=aX+bY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投影,亦即经济调控总成本既定前提下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不同组合的轨迹。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可以有无数条互相平行的等调控成本线,等调控成本线越远离原点,总调控成本额越高;反之,等调控成本线越接近原点,总调控成本额越低。

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之和为经济调控总收益,即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综合运行对经济调控总目标实现所作的贡献。等调控收益线,就是在总调控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不同组合点的轨迹。经验事实表明,市场调控收益(或政府调控收益)与市场调控力度(或政府调控力度)呈非线性相关变动。具体说来,随着市场调控力度增强(在经济总调控力度既定的情况下意味着政府调控力度减弱),其边际市场调控收益递减(边际政府调控收益递增);反之亦然。故此,等调控收益线是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的曲线。这条曲线的斜率-family:"TimesNewRoman"">ΔY-family:"TimesNewRoman"">ΔXΔY表示政府调控力度增量,-family:"TimesNewRoman"">ΔX表示市场调控力度增量)是处处不相等的。它表明对应于不同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组合,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具有不同的相互替代率。随着市场调控力度(或政府调控力度)的增强,单位市场调控力度可替代的政府调控力度(或单位政府调控力度可替代的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大);反之亦然。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同样可以有无数条互不相交的等调控收益线。等调控收益线越远离原点,总调控收益越高;反之,等调控收益线越接近原点,总调控收益越低。

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经济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最佳组合。所谓最佳组合,或者是可使获得等量调控收益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最小,或者是可使支付等量调控成本所获得的总调控收益最大。根据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的关系,可找到这一最佳组合点。经济调控目标一经确定,所要获得的调控收益值及等调控收益线也就随之确定。这条等调控收益线必然与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的无数条等调控成本线中的一条相切,其切点就是使既定经济调控目标得以实现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最佳组合点(见图3)。

在图3中,R为等调控收益线,它与等调控成本线C1、C2分别相切与相交。E2与E1点由于位于同一条等调控收益线上,故其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两种组合均能实现所设定的调控目标,但E2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无疑高于E1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E3与E1点由于位于同一等调控成本线上,故其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的两种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是相等的,但E3组合所获得的调控收益却低于E1组合所获得的调控收益。唯有等调控收益线R与等调控成本线C1的切点E1所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与政府调控力度组合,才是以最低的调控总成本实现预定的调控目标的最佳点。设市场的边际调控成本与边际调控收益分别为MCm与MRm,政府的边际调控成本与边际调控收益分别为MCG与MRG,维持单位市场调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为ACm,维持单位政府调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为ACG,总调控成本为C,则最佳组合点E1满足下列条件:ACmX+ACGY=CMRmMCm=MRGMCG线性也就是说,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最佳组合点是在总调控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增加支出一单位货币所获得市场调控收益与政府调控收益相等的点。

在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经济分析时,应该注意由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类型经济活动因其自身的性质与所依存的环境条件的不同,对同一力度的市场调控或政府调控,往往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换言之,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类型经济活动的等调控成本线与等调控收益线是各不相同的,进而两种调控机制调控力度的最佳组合点也是各不相同的。有鉴于此,在对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作用的利弊得失进行评价与对其组合作出选择时,切忌一概而论,而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同类型经济活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作出具体分析。

三、几点结论

1相对现代经济活动而言,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是两种既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又不可完全相互替代的经济调控机制,因此,对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选择,就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互斥选择,而只能是对二者调控力度最佳组合点的确定。

篇（3）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00-00

1 经济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

1.1 政府服务的缺位

许多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长期以来就是经济建设型的强势政府，其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对投资和建设的兴趣远远大于提供社会服务的兴趣，使许多基本的公共品严重短缺及基础服务的缺位。

1.2 政府行为的越位

越位是指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和行政干预过多，它强化了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参与，弱化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和以法治理念为核心的规范化管理。

1.3 政府角色的错位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管理目标和存在依据是从宏观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出发，提供公共事务服务和公共物品，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利益集团行为发生了“错位”。一些地区的政府变成一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准赢利性组织，行为高度趋利化。比如，某些转轨国家治理质量，受到政府官员利用“贪婪的黑手”竭力过分设立规制以攫取受贿的收入的危害。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统治不是最终目的，而仅仅是手段。政府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要求，政府要切实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以服务社会的态度从事社会管理。

2 经济转型时期政府职能的定位

2.1建立明晰和有约束力的产权制度及有效的金融制度

以关系型融资为例，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受到东亚发展经验的启发，引入了政策设定的相机性租金的概念。他们认为政府有能力控制存款利率,使之低于竞争性利率的水平,实际利率仍能保持正数。他们将这样的政府行为称为“金融约束”。金融约束只为银行部门创造租金机会,租金的实现取决于银行动员存款的竞争力。如果居民的储蓄倾向对利率不敏感,且居民在银行的推动下更多以存款的形式而不是非生产性形式持有其资产,那么金融深化就可以实现,价格扭曲造成的福利损失也可降到最小。

2.2 维持法律和秩序, 创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环境

公平是一个有力量的政治观点，管制的目的有时候就是为了达到平等。政府能力的增强是市场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政府必须对不断出现的市场经济交易争议的性质进行裁决，这意味着，政府的责任是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体制。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需要政府能够确立和实施“游戏规则”, 促进广泛同意的社会目标的实现,为公共部门的活动筹集资金,生产性地使用政府收入,保证合同的执行,保护产权、生产公共物品。

2.3 与民间机构相互合作, 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抑制市场失灵

维托•坦茨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为了行使其职能,需要一些发育良好的、由称职的个人管理并有适当的激励机制所引导的机构。市场增进论认为，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培育民间部门的协调秩序，而不是替代民间部门，政府的职能应是协助民间部门的制度发展。

3 以电信行业为例说明政府职能转变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电信行业是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大量的沉淀成本和成本弱增性等特点。1980年以来，世界各国不同程度的按照基础电信协议的要求，对本国的电信管制机构进行了重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制机构。通过各国电信管制机构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电信部门管制改革方面，引入私有化和成功的规制政策，从而鼓励私人投资和有效的运作，给这些国家的电信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好处。这些国家从规制体系和效率着手，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和价格控制，有力地剌激创新和技术效率。

通过观察和研究美国、英国、日本及阿根廷对电信行业管制的改革，可以看出，这几国的改革围绕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这四国都放松了价格管制和进入管制，允许更多的电信运营商进入电信行业，从而形成竞争的局面；其次是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进行产权改革，除美国改革前其电信企业已经是民营性质外，其他几国都进行了民营化的改革。再次，为了解决管制带来的低效率问题，在具体的管制方法上更多地使用了激励性管制，如在价格管制上，从价格认可制改成了价格上限认可制；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电信业的开放程度也在F不断扩大，尤其是1997年《电信基础协议》签定以后，各国纷纷开放自己的电信市场，使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

4 对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角色重塑的启示

4.1 转变政府观念，重新确立政府的职能范围

政府的自利行为和自利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 与政府自利性约束机制的缺失有直接联系。约束政府自利性, 首先要约束政府公共权力的范围, 即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全能型政府, 又被称为是“无限”政府, 政府被赋予过多的社会经济职能, 政府权力没有边界。其结果是不仅出现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不平衡, 而且出现了许多的权力寻租和官员腐败现象。

4.2 完善政府自利性约束机制

政府经济职能的合理设置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指出:“在追求集体目标上, 政府对改革的影响、推动和调节方面的潜力是无可比拟的, 当这种能力良好发挥时, 该国经济便蒸蒸日上。若情况相反, 则发展便会止步不前。”经济转轨过程中, 政府职能的不规范为政府的自利行为提供了大量的生存空间。重构政府经济职能, 就是要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在微观经济活动特别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行为要严格限制, 以减少权力寻租, 约束政府自利性的生存空间。

4.3 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与政府自利性的约束机制

政府的社会职能在政府职能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政府的社会职能包括社会治安、人口、环境、保险福利、公共服务等等。长期以来, 中国的社会管理模式是政社不分, 政府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 约束政府自利行为, 主旨就是在社会事务的管理范围、管理方式上进行改革, 实现从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向新型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转变。

总之，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决定政府职能的前提和依据。在转型时期，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政府的主要职能也要随之有所改变。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持续稳定发展，也才能长治久安。

篇（4）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 102-107)[7],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篇（5）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至少出现三次。另外两次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足以看出其在这次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一、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内涵

理想的市场经济是指所有物品和劳务都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这种制度无需政府的干预，就能够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但是，严格意义上说，亚当-斯密应该是微观经济学的鼻祖，也就是说他发明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主要在微观经济领域，即：厂商、企业和个人个体的经济行为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体现的就是上述经济学的精髓。其基础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由个人和企业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制度。过去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主要是指“看不见的手”在供给充分、完全竞争等领域发挥作用，前提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看得见的手”伸向了微观经济活动领域。这也是市场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好的因素之一。市场由“基础性作用”升华为“决定性作用”后，要求市场在所有微观经济领域全面发挥作用，所有要素市场流动、交换、交易都由“看不见的手”完全决定，“看得见的手”完全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作用，主要是指决定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交易、组合和配置，这种配置是最具效率，追求效益的。在市场中，是价格在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较高的价格趋于抑制消费者购买，同时会刺激生产；而较低的价格则鼓励消费，同时抑制生产。价格在市场机制中起着平衡的作用。

二、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实践中我国绝大多数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已基本上通过市场进行。但是，在各个经济领域，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资源配置违背价值规律要求导致资源低效配置乃至严重浪费的现象还十分普遍。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以及干扰、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决定》明确指出，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这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和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焕发生机活力的根本保证。现在束缚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的体制障碍，主要是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待遇；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投资审批，既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的功能，也造成对民营资本的“挤出”效应；一些领域存在明显或变相的行政性垄断，妨碍公平竞争，公用事业和社会事业领域存在准入壁垒，导致大量民间资本不得不拥挤在竞争性经济领域，加剧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科技体制中政府与市场定位不清，妨碍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政府一方面对企业技术创新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在为创新营造良好环境方面作为不够。解决体制机制中这些妨碍各类市场主体发挥创业、创新积极性问题，关键是要在经济领域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进行资源配置。

第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缓，当前不少行业产能过剩、效益下降，究其原因，同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妨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有很大关系。例如，电力、成品油、天然气等重要商品价格形成的行政性管制特征明显，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资本市场体系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导致多种要素价格不能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变化。根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第三，有利于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现在政府治理与市场功能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一方面将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审批项目、招商引资等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上，导致政府在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缺位；另一方面政府对社会事务包揽过多，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导致政府成为这些方面矛盾的焦点。因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凡是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放给市场和企业；凡是社会中介组织能承担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这不仅有利于政府真正转变职能，把重点转到加强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而且有利于铲除腐败现象的土壤。

总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升华为“决定性”，是向完善高效的市场经济发起的又一次冲锋号角！

篇（6）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社会总需求主要取决于消费及投资需求，而能对消费及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变量是利率。而利率能否发挥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关键在于利率的传导机制是否通畅，即利率的变动是否能对经济运行中消费及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据货币金融理论，微观经济变量对于利率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即为相关变量的利率弹性，主要包括居民消费及投资等变量对于利率变动的反应（多恩布什等，2000），其行为将决定社会的总需求水平。利率弹性大小可以体现出微观经济体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决定着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以及利率政策的效力如何。

目前，我国利率体系仍为双轨制，官定利率及市场利率并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由央行制定，而国内学者对利率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变量的官定利率弹性，如黄秀梅、龚水燕（2003），曾令华、王朝军（2003），刘卫华（2009），李娟、马凯（2010）等，对消费及投资的市场利率弹性鲜有涉及。本文将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运用OLS法（达莫达尔N.古亚拉提，2000）对消费及投资的官定利率及市场利率弹性同时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以期能全面考察我国利率市场化以来，双轨制利率体系下消费及投资的利率弹性变化情况，以及两种利率对微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从而判断我国利率传导渠道状况及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居民消费的利率弹性分析

（一）模型设立及数据选取

近年来，我国政府多次提出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一般经济理论认为，消费需求主要受人们边际消费倾向、物价水平、收入及利率的影响，其中，消费对利率变动的反应即为消费的利率弹性，以数学公式表达可写为：Ec=（C/C）/（r/r）。其中，E为弹性，C表示消费，r表示实际利率。本文以消费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利率、物价水平及收入等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居民消费需求函数模型如下：

Ct=C0t+b1rt+b2GDPt+b3CPIt+Vt

其中，C表示消费，以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表示，将分别考察城镇居民消费及农村居民消费的各类影响系数；C0为居民自主消费；r为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利率，其中以储蓄利率rs代表官定利率，全国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代表市场利率r7，两种利率均为年内加权平均利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收入；以居民物价指数CPI表示物价水平；V为随机变量，t表示时期。由于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缺乏，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等原因，考察样本期间及数据设为1996-2011年上述各指标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

（二）实证检验

为避免时间序列数据易出现的异方差性，对上述各时间序列取对数，模型转化为双对数模型：

lnCt=lnC0t+b1lnrt+b2lnGDPt+b3lnCPIt+lnVt

模型中待估系数b1即为消费的利率弹性，b2为消费的收入弹性，b3为消费的物价影响系数。运用Eviews6.0对上述模型的两个样本期分别进行OLS回归，分别得到官定利率及市场利率情况下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的消费方程及检验结果如下：

1.官定利率下的居民消费需求函数：

城镇居民消费：LCC=9.2606- 0.0732*LrS

[4.6845] [-3.3291]

+0.8887*LGDP-1.9619*LCPI

[51.4489] [-4.9093]

AR2=0.9976 F=1923.482 DW=1.1952

农村居民消费：LVC=-4.0232+0.0847*LrS

[-1.2046] [2.2780]

+0.5167*LGDP+1.63607*LCPI

[17.7117] [2.4232]

AR2=0.9745 F=179.2633 DW=0.8686

从检验结果来看，以储蓄利率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建立的消费需求函数中，两类居民消费需求方程拟合得均很好，DW值显示序列无自相关，F值显示方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方程更为显著。对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消费的各类影响系数均比较显著，说明储蓄利率、收入及物价水平的变化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居民1996年来的消费变化情况。从两类居民的角度来分析，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呈现出较大的不同：一是城镇居民消费的利率弹性为-0.07，虽然弹性较小，但是与传统经济理论相符合，意味着城镇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中，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即利率的变动能引起消费的反向变动，利率政策对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农村居民消费的利率弹性为0.08，弹性虽小但为正值，消费与利率呈同方向变动。这意味着对农村居民来说，收入效应起主要作用，利率的变动对其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有限。二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均为正值，说明收入的增加能刺激居民消费的增长。而城镇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略大于农村居民，即收入每增长1%，城镇居民的消费将上涨0.89%，农村居民的消费将上涨0.52%。三是物价水平的变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1.96，即物价上涨1%，城镇居民消费将下降1.96%，弹性值比较大，而物价水平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1.64，弹性值也比较大，但是却为正值，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上涨1%，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1.64%。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对物价水平的变动不敏感，并且其消费中有很大一部分为生活必需品，即使价格上涨，消费也不会随之下降，反而会使其消费额增加。

2.市场利率下的居民消费需求函数：

城镇居民消费：LCC=7.9996-0.0682*Lr7

[5.1080] [-3.6812]

+0.8742*LGDP-1.6518*LCPI

[46.1881] [-5.2999]

AR2=0.9978 F=2138.831 DW=1.2045

农村居民消费：LVC=-2.5202+0.07801*Lr7

[-0.9206] [2.4105]

+ 0.5330*LGDP+1.2697*LCPI

[16.1096] [2.3304]

AR2=0.9754 F=186.2802 DW=0.8460

从检验结果来看，市场利率代替储蓄利率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的居民消费需求函数方程的实证结果变化不大。方程拟合程度很好，并通过方程显著性检验且序列无自相关性。对两类居民消费模型的系数进行的t检验也显示系数均为显著的。各系数均较储蓄利率下的方程各系数略小，但所反映的经济意义相同。这说明我国自利率管制放松以来，市场利率与储蓄利率的联动机制已较为明显，市场利率的变动也能引起城镇居民消费的变动。

投资的利率弹性分析

（一）模型设立及数据选取

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即为投资的利率弹性，数学公式表达可写为：EI=（I/I）/

（r/r）。其中E为弹性，I表示投资额，r表示实际利率。投资的利率弹性考察的是投资对于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它关系到经济实际产出的增长。结合凯恩斯理论及投资行为理论，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准确性等，本文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为被解释变量，以利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一阶自回归项AR（1）代替历年投资额，建立投资函数的多元回归模型：

ICFt=ICF0+b1rt+b2GDPt+AR（1）+Wt

其中，ICF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季度数据的可得性，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全社会固定投资额；ICF0为常数，即自主投资，r为利率，分别以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rL代表官定利率，以全国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r7代表市场利率进行检验；GDP为国内生产总值；AR（1）为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一阶滞后项，即历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资本存量；W为随机变量，t为时期，b1、b2为待估系数。

由于经济活动水平是影响投资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而2007年下半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活动造成明显的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也相应做出较大调整，因此根据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选择两个样本期进行考察：一是1996年1季度至2007年4季度，该样本期从我国利率政策开始放松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国内的利率政策经历了一个较完整的升降周期；二是2008年1季度至2011年4季度，该样本期内经济形势较为复杂，利率政策操作频繁，数据均为季度数据。数据来源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及CCER宏观经济数据库。

（二）实证检验

由于所选取的样本数据为季度数据，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运用X12法消除季节影响，同时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使模型化为双对数模型：

lnICFt=lnICF0+b1lnrt+b2lnGDPt+AR（1）+lnVt

模型中待估系数b1为投资的利率弹性，b2为投资的收入弹性，AR（1）为自回归项，即历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对第t期投资的影响程度。运用Eviews6.0对上述模型的两个样本期进行OLS回归，分别得到官定利率及市场利率情况下各个样本期的方程及检验结果如下：

1.官定利率下的投资需求函数。以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rL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的各期方程如下：

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贷危机前：

LICF=-3.9396-0.1029*LrL+1.2938*LGDP

[5.7328] [-1.7808] [21.2245]

+[AR（1）=0.5109]

[5.0124]

AR2=0.9425 F=252.4941

次贷危机至2011年底：

LICF=-7.9633+0.0389*LrL+1.6416*LGDP

[-10.3672] [2.3912] [24.4875]

+[AR（1）=0.4904]

[4.4835]

AR2=0.9785 F=213.4563

从回归检验结果来看，两个样本期内的方程拟合都很好，拟合优度达到94%以上，F检验显示方程具有显著性。收入、利率以及历年投资额的影响较好地解释了投资额的变化。对投资影响系数的检验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国民收入是影响我国投资的重要因素。两个样本期内投资的收入弹性均非常显著，并且投资的收入弹性都在1以上，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收入弹性更高，收入每增加1%，投资提高1.64%。历期投资额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在两个样本期内均较为显著，影响系数约为0.5左右。两个样本期间，利率弹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贷危机爆发这段期间，投资的利率弹性为负，符合利率与投资关系的一般经济理论，但是利率弹性较小，利率每变动1%，投资额反向变动0.1%。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的样本期内，利率弹性为正，利率变动1%，投资额同向变动0.03%，虽然弹性极小，但是与一般经济原理相悖。一方面与我国政府为应对危机投入4万亿人民币以扩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政策有关，市场流动性的增强使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相对宽松，企业贷款意愿增加，对利率变动不敏感，另一方面可能与样本期内数据较少有关，数据量的缺乏可能使实证分析未能真实体现数据的经济特征。

2.市场利率下的投资需求函数。以全国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实际利率r7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的各期方程如下：

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贷危机前：

LICF=-4.2581-0.0461*Lr7+1.3161*LGDP

[-4.2317] [-0.5544] [15.5434]

+[AR（1）=0.5160]

[4.9033]

AR2=0.9387 F=235.9427

次贷危机至2011年底：

LICF=-7.2069+0.04759*Lr7+1.5735*LGDP

[-9.6440] [2.6175] [23.8265]

+[AR（1）=0.4863]

[4.5959]

AR2=0.9799 F=228.1743

从检验结果可知，市场利率下，两个样本期内方程拟合较好，拟合优度也都达到94%以上，F检验表明方程具有显著性。对投资影响系数的t检验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投资的收入弹性均非常显著，且弹性较大，都超过了1，与官定利率下一样，在次贷危机至今的样本期内，收入弹性更大，国内生产总值每提高1%，投资增加1.57%。历期投资额与官定利率下的情形相似，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均比较显著，影响系数在0.5左右。从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贷危机爆发的期间，利率弹性约为-0.05，即利率变动1%，投资反向变动0.05%，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敏感，并且投资对市场利率的弹性未通过t检验，说明这段时期，利率管制虽然在放松，但是市场利率与投资的负相关关系不明显。次贷危机爆发至今的样本期内，投资的市场利率弹性约为0.05，与官定利率的情形一样，虽然通过了t值显著性检验，但是弹性为正，与经济理论相悖。

结论及原因分析

（一）居民消费的两种利率弹性较小，市场利率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现

消费变动对利率变动不敏感，意味着利率刺激消费的作用有限。市场利率与官定利率已具有一定的联动机制，市场利率对居民消费的调节作用虽不及官定利率，但是市场利率变动对居民消费已产生影响。消费的利率弹性较小的原因主要是投资渠道狭窄及对未来不确定预期的增强，造成我国居民的储蓄意愿较强，对利率变动不敏感，也导致居民消费的利率弹性较小。

（二）城镇居民消费对利率、收入和物价变动敏感，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变动敏感

其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城镇居民收入远超过农村居民，收入中用于生活必需品之后的节余部分，或者用于其它商品的消费，或者进行投资，用于其它消费的部分对于物价水平的变动会比较敏感，而用于投资的部分由于目前居民主要投资渠道是储蓄，因此对利率的变动较为敏感。而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较低，其收入中仍有相当一部分用于食品支出，对其它商品的购买力自然较差，用于储蓄的部分所占比重不多，因此其消费变动对物价水平及利率变动不敏感，而对收入的变动相对较为敏感。

（三）投资需求的两种利率弹性较小，利率对投资的调节作用有限

与市场利率相比，投资对官定利率的变动更为敏感，投资的官定利率弹性比市场利率弹性约大一倍。利率管制放松虽已历经15年，但是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利率对投资的影响依旧不显著，因此，导致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存在较大的梗阻。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投资的利率弹性在样本期内仅为0.1，为更详细地考察投资的利率弹性，本文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额及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测算出样本期内每一季度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其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利率弹性小于1，更有三分之一的利率弹性为正，与经济原理相悖，说明存在着重要的内生性因素影响着我国的投资变动。

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未最终完成，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主要通过官定利率而非市场利率来调节经济。而利率双轨制下，利率形成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特征，官定利率往往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财政部门及中央企业、大型国有企业等多方博弈的结果，并非市场资金供求的真实反映，因此利率的内在平衡机制不复存在，利率自身也缺乏弹性，投资对利率的弹性自然也不显著。其次，我国投资主体对利率敏感性差。国有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虽然已取得一定成效，现代企业制度已初步建立，但是多数国有企业并未真正实现自负盈亏，往往只负盈不负亏，对多数国有企业来说，更在意的是贷款的可得性而非资金使用的成本，贷款的软约束依旧存在，导致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动不敏感，投资的利率弹性较差甚至与经济原理相悖的现象，即当利率提高时，投资依旧高涨。利率下调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无法体现出来。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扩股或增发新股的手段筹集营运资金，私营个体经济体很少从银行获得贷款，其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及内部积累，因此对利率变动不敏感。最后，地方政府作为区域投资的决定力量，往往与中央政府存在着目标差异，在本位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采取非合作的博弈，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成为影响投资的重要内生性变量。

篇（7）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91-02

2013年刚刚下发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建立健全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可见，实现利率市场化对于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比较

20世纪70年代，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步取消利率管制，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由于选择的路径不同，改革实践出现了“渐进”和“激进”两种方式，最终的结果大相径庭。

（一）以美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

1.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自1970年美国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70年开始，美国逐渐放松了对不同额度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利率上限管制。第二阶段自1980年开始，美国按照从大额定期存款、小额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利率逐渐放开的顺序取消了存款利率管制；而贷款利率除房贷等少数利率外，其他贷款利率也相应逐步放开。第三阶段自1983—1986年，美国彻底废除了“Q条例”，利率水平由资金供求双方自主决定，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任务。

2.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也是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1978年开始，先后放开了国债的发行和交易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和票据发行、转让利率，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发行利率。第二阶段自1984年开始，在存款利率方面，进一步降低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发行的标准，并放松对大额存款的利率管制。贷款利率则是由法定水平决定改为由平均融资利率确定。同时，日本银行鼓励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获得市场融资。第三阶段自1991年开始，日本逐步放开了大额定期存款利率，小额定期存款利率管制，同时停止利率窗口指导。至1994年，存贷款利率全部实现了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

（二）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激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

1.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自1971年，阿根廷率先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利率自由化改革，但不到一年便中途夭折。1975年，阿根廷再度启动利率自由化，取消了储蓄存款以外的其他存款利率限制。至1977年6月全部放开利率管制，在两年多时间里就完成了利率的全面自由化。同时，阿根廷还进行了其他方面如金融机构、资本项目等方面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由于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没有逐步推进，最终导致金融秩序出现混乱，并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在此形势下，阿根廷政府不得不重新对银行部门采取直接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前功尽弃。

2.智利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智利于1974年开始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资金价格的管制，允许私人设立金融公司，并提高利率管制的上限，至1975年4月全面取消了存贷款利率管制。同时，利率市场化还与银行私有化、汇率改革、资本项目开放等同步推进。智利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所用时间非常短，仅用了两年时间。由于利率放开后金融监管不力等原因，智利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政府不得不对商业银行进行挽救，银行存贷款利率也不得不重回管制状态，利率市场化改革宣告失败。

（三）国外实践经验的启示

1.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有序推进

从利率市场化经历的时间看，美国和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分别都经历了长达十六七年的时间，而拉美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通常只进行两三年的时间，从中可以看出美日两国政府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审慎的态度。从利率市场化的路径选择看，美日两国基本上都是先国债利率后存贷款利率，先长期资金利率后短期资金利率，先大额存款利率后小额存款利率。这种渐进式的选择更容易成功。

渐进式的改革既能够有效防止短期投机行为的发生，有利于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又可以“倒逼”各金融机构成长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主体，具有自主定价能力，有效控制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过程中的利率风险。

2.利率市场化改革需有制度基础做保证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具备一定的制度基础，逐步稳妥加以推进。如利率市场化进程需要在宏观经济稳定的背景下启动；需要完善的金融市场为基础；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金融机构要有健全的运营机制，同时政府也要肩负起监管职责等。

3.利率市场化改革既要进行适度的金融创新，又不能盲目推进金融自由化

从美日两国来看，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都是不断创新金融产品，这些创新产品既达到了通过金融创新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又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促进了银行业务的拓展。而拉美国家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还同步推进其他诸如放松对金融机构设置的限制、开放资本市场等金融自由化措施。盲目进行金融自由化，其结果必然是矛盾丛生，顾此失彼，导致改革结果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必然会失败。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做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最先明确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本着先外币、后本币，先农村、后城市，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推进。

至2008年4月，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贴现、再贴现市场在内的货币市场及外币贷款利率、300万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以上外币定期存款利率，已基本实现利率市场化。2013年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目前，尚未进入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唯有存款利率的上限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等少数利率品种。

三、稳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建议

（一）保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基本前提，在经济增长平稳、物价稳定、实际利率为正、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背景下实施利率改革容易成功，这是因为资金供求平衡时放开利率产生的金融服务竞争不会推升利率水平，也有助于银行和企业间维持稳定的关系，降低了信息不完全对双方行为的约束。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但今后应继续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增加就业、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二）培育具有市场化行为的微观经济主体

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微观经济主体必须能够根据利率变化进行理性的经济活动，否则利率市场化机制就会因失去微观经济基础而难以发挥作用。首先，要按照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选择具有硬约束的金融机构，赋予其在竞争性市场中的定价权。并促使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其次，还要培育大量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只有这样，才会有理性的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资金才会实现优化配置。

（三）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环境

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是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因素，其有利于形成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首先，我国要加快推进民营银行试点，加快小额贷款公司转为银行的推进工作，通过设立一批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其次，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市场工具，通过提供多样化、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来竞争，产生合理的均衡价格，确保价格真正由市场来确定，进而保障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竞争机制和自主定价权。

（四）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建立有效监管机制是防范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金融风险的前提。严格高效的金融监督体系可以抑制银行经营风险，弥补改革政策设计不足，熨平金融市场风险波动。我国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保持中央银行的调控力度和对市场的影响，不断摸索建立以市场利率体制为契机，既适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

（五）适度的金融创新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银行业会面临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的问题，应鼓励商业银行逐步实施以非利息收入为导向的综合化经营战略。加快金融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尤其要开发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和投资银行类中间业务，以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实现经营收益的多元化。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推出多种理财产品，今后还要进一步探索增加市场交易品种和交易工具，特别是要研究并适时推出利率期权、利率掉期和利率远期协议等衍生交易品种，为投资者提供规避利率风险的工具。

（六）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保证，其在防止银行挤兑和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以国家和政府的信用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进行担保的隐性制度。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需要建立一种更加符合市场运作特点的存款保险制度。《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中指出，当前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实施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各方面已形成共识，可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可见，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已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尹继志.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改革路径选择[J].金融与经济，2012，（5）.

篇（8）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025-01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开设历程

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产生于15世纪，正式建立是在18世纪，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一直到现在，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能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政府调节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体系，它综合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以及国家政府调节的政策主张。经济学也因它的作用和魅力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但是，在我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西方经济学一直被拒绝运用于国内经济学的教学和实践中。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我国只有少数重点高校开设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报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的态度和目的进行讲授。在期间西方经济学被禁止授课和研究。一直到1979年以后，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才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迅速在中国理论界中被传播和普及。在80年代下半期，教育部允许高等院校正式开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之类的属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课程。[1]如今，西方经济学已经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定的经、管类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

（一）市场理论的适用性

新古典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市场―价格”理论。这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趋于成熟，价格机制的调整可以在这个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发挥重要的配置资源的作用，并且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而对于中国而言，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以及我国长期推行的计划经济制度，导致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理论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并不适用于中国。比如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一个社会的经济变动看作是经济要素边际的变化，对应的是增量调节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状况往往是陈旧的经济体制和长期累积的经济问题。所以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结构改进。另外，在西方经济学中，利率是市场化的产物，经济活动主体据此调整自己的借贷行为。而中国的利率受到政府政策的管制，因此不能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利率理论和公式来指导和解释中国的资本和金融运行。

（二）经济微观主体的行为

在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有自己的特点，并不能一概用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特点来套用。首先，从居民消费习惯上看，中国居民和美国居民受到风俗文化的影响，消费行为和习惯有所差异。中国家庭的代际消费就比美国家庭更明显，而且跨越的时间更长，这就导致了中国家庭的储蓄率较高。另外，我国居民的契约意识比较差、公民意识比较薄弱、个人信用缺失现象比较严重、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因素都加重了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在决策中的投机，成为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第二，中国企业主体由于企业产权不同而表现不一。目前中国有国有、私营、外资等所有权类型不同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可能相同。比如：国有企业不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的，国有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如解决就业、稳定经济、安定社会。所以国有企业的行为也就不能套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来加以分析。

（三）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

在西方经济学中，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选择方面的分析和论述较多，提出了大量的试图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政策措施。比如奥肯（1975）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具有互为代价的关系，政府应该通过再分配创造机会公平或起点公平来增进效率。但是，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差别，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在经济衰退或者是经济紧缩时期需要强调效率，但在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扩大的时期需要特别注重公平。因此1992年，我国明确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战略性思路。而在现阶段，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后，社会公平问题开始突出，因此开始越来越注重社会公平。

中国经济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包括公有制主体型的多种产权结构、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结构、国家主导型的多种市场结构。[2]因此，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不同于西方发达经济国家。而高校教师只有深刻领悟到我国经济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现实基础，才能在教授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将书本中的原理结合中国实情更好地为学生讲授，也才能教会学生去思考身边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走向理性的解决道路。

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一）加强教师的自身学习

教师在教授西方经济学课程之外，应该在平时注重大量阅读和积累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的相关资料，深入思考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建立自身深厚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积极参加相关的社会调研和科研研究活动，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自身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

（二）注重全面阐释西方经济学理论

教师在教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注意要全面阐释这些理论，包括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理论的适用条件以及后来学者的评价和理论的新近发展等。这才能让学生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让学生明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特定的经济理论，及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另外，在介绍有关经济理论时，要注重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培养学生辨证地看待西方经济学理论，并引导学生学会提出自己的想法或疑问。

（三）辨析中国经济发展国情，结合案例讲授经济学原理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学生明白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差异，并让学生明白中国经济环境的独特性。比如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中国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尤其是城乡差异巨大、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等等。这些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来，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结论[3]。这也要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焦点问题，并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对案例进行剖析和研究。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中国经济现象来理解经济学原理，这样不仅利于学生更容易地接受西方经济学原理，提高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还能让学生了解中国经济与这些原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 黄范章.建国60年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下）[J].金融发展评论，2010（2）.

[2] 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J].研究，2009（4）.

篇（9）

由此看来,美国的当务之急在于,继续推行财政与货币刺激计划能否引领美国经济走入正轨。不可否认,在危机肆虐之时财政刺激与银根大幅放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信贷冻结,并抑制资产价格下跌与实体经济活动萧条,但今非昔比。

原因很简单。危机之前的资本收益在某种程度上是暂时的,它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后危机时代”的消费萎缩、需求下降、失业率升高。虽然逆周期政策能够平衡此类负面影响,但却无法消除其造成的危害,或打破极其严格的限制而加快经济复苏。

由于家庭倾向于储蓄及减少负债,以赤字为导向的激励方案对家庭收入的刺激作用正不断减弱。而在企业看来,一旦商业周期步入正轨,投资与就业随着内需的提高而变好。在内需回升之前,企业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

在这个“去杠杆化”且重组资产负债表、出口以及微观经济结构的经济中,赤字开支越发力不从心。无论是否存在赤字开支,此种重组势在必行。因此,制定政策时必须认识到,此种重组的实现进度是有限制的。

然而,如果操之过急,受到威胁的不只是财政收支平衡以及美元的稳定性和恢复力,经济与政府财政在不久的将来同样会受到影响,这与加快投资和增加就业带来的短期微小利益相比得不偿失。内需必将回升,但步伐缓慢。的确,恢复态势良好的资产价格能帮助平衡资产负债表,但不足以刺激消费。

眼下,中、日、德等国拥有巨大贸易顺差,其外需的增长能够帮助美国短期恢复内需。同时,这些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但这同样需要时间。

此外,美国经济也必须进行耗时的结构改革来应对外需增长,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平衡全球需求无足轻重。

事实恰恰相反。然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大力修固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而非专注于恢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的短期平衡与就业。

今天的失业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提高失业津贴金额并扩大其覆盖范围。此举不仅能够减轻眼下失业者承担的不平等负担,还有利于稳定消费,或可能减少那些担心将来失业的人群的部分预防性储蓄。

货币政策这一平衡协调的复杂性及难度更甚。进一步提高利率,将降低资产价格,加重可调整利率偿债负担,引发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等额外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与混乱的“去杠杆化”。这将影响经济复苏,甚至可能导致复苏停止。

除了美国,众多国家希望美元继续坚挺、减少利差交易的资本流入,并不再为避免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急于升值货币。

简而言之,美国等风雨飘摇的经济体所采用的该种货币政策将导致全球经济扭曲,继而引发多个国家政策上的连锁反应。

从政治的观点看,这场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金融监管不力、不负责任的放款纵容了愈发猖獗的系统风险。在这种观点之下,实体经济的其他参与者都以受害者自居――而在危机之前,这些受害者曾大肆购买房产、度假胜地、电视和汽车。

篇（10）

微观经济管理——信息网络手段被用于政府对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细化管理，通过创新管理方式实现政府的企业化管理；

产业结构调整——电子政务建设在创造对IT产业巨大需求的同时，也在促使整个经济产业结构向信息化转移，“以电子政务带动信息化”战略直接带动了软件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电子政务直接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与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公开、透明、诚信、高效的有利环境。下面即对电子政务的上述四项具体经济职能进行讨论。

一、宏观经济调节

在物理环境下，政府一般通过法律与经济政策，运用利率、汇率、税率、物价以及其他的宏观经济杠杆工具来调节整体经济走向，实现经济稳定发展。这些宏观经济杠杆能够有效地引导社会经济资源流向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行业，以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就电子政务的宏观经济调节功能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需求调节作用。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建设为国民经济增加了巨大的有效需求，直接拉动了国内IT产业的发展。当然，从长远来看，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的这种需求拉动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与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落后状况密切相关。实际上，当前的信息化主要是硬件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是信息化建设投资的骨干部分，待这一轮热潮过去之后，政府信息化的投资将归于平缓。因此，电子政务的这方面经济职能不应过分强调。

其次是决策辅助作用。正确的经济决策有赖于全面准确地把握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而这就要求建立综合复杂的宏观经济数据库，及时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及物价、资金流动、需求变化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这在以往的情况下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宏观经济信息的不完全、不充分而导致的“政策失灵”现象经常出现。而在信息网络时代，凭借电子政务系统，中央或省级政府通过整合各政府部门在开展对企业和公众的管理与服务（G2B、G2C）以及在进行市场监管过程中所收集到的经济信息，能够很快地应对市场信号的变化，随时对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实施引导和组织。在这里，有两点非常必要。一是宏观经济决策有赖于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精细化管理（如通过应用客户关系管理技术对重点经济活动主体进行管理与服务），并对来自不同经济领域的微观经济数据进行整理与系统分析，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政策信息；二是对反映市场形势变化的经济指标能够进行跟踪，及时了解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因素。而要获得这两方面的信息，必须确保以下两点：一是对中央各职能部门的业务管理信息能够进行整合，并能够及时地汇总各级地方政府的信息；二是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管理体制的协调。这就要求克服部门信息孤岛、条块分割的弊端，从政府信息化和电子政务的表现形式来看，这就相当于要求以“金字工程”为代表的垂直业务系统和各级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在业务协作与管理流程的一体化方面能够逐步“融合”。

中国早在1986年即开始建立国家经济信息系统（SEIS），开设了7个业务应用系统：宏观经济预测系统、企业和产品信息系统、价格和市场信息系统、世界经济信息系统、经济法规系统、国外贷款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而从实际效果来看，SEIS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很有限，除了因为原先的服务计划经济的目的外，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与信息化的要求结合不够紧密、内部运作机制不畅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按照上述要求对国家经济信息系统进行调整与改革，通过体制改革、业务整合以使国家的宏观经济能够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挑战，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与决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微观经济管理

从管理体制上讲，在物理环境下中国对微观经济的管理事实上存在着“条”与“块”分别管理的现象。从业务来看，“条”的管理主要包括税收（国税）、工商管理、检验检疫、海关等。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职能管理有日益收缩与集中的趋势，例如，从2004年开始，有关土地管理的权限又上交一级，实行省级直管。在“条”的管理中，又分“全垂直”与“半垂直”两种，“全垂直”是指有关的业务、人事与预算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最典型的如海关、国税等；“半垂直”管理是指有关的业务、人事与预算等由地方和中央共同管理，像土地管理、工商管理等。“块”的管理主要包括内外贸易、统计、人事、劳动保障等，在这些职能中，对经济主体及其经济事务的管理职能相对较少，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职能却比较多，如文化、教育、卫生、交通、水利等职能。

从实施情况来看，上述物理环境下的经济管理格局基本上被搬到了网络环境下的电子政务领域。实际上，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事务繁杂琐碎、费时费力，因此借助于信息网络技术代替人力从事相关的事务性管理，在电子政务发展初期，确实能发挥提高基层管理机构的工作效率、增加行政透明度、防止腐败的作用。在这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电子政务最能体现这种作用，其业务类型包括有关的表格下载、网上企业申请登记、网上年检、资质鉴定、业务申请登记、商标管理以及各类行政许可事项等。其中每一类业务又都包含了不少的工作，如“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就包括“申请人申请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的”“申请人申请办理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的”“申请人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坐商）及申请名称的个体（摊商）申请名称预先核准的”这样三类工作，每类工作都必须交纳不同的手续材料。由于“条”的政府部门其工作职能相对比较专业，业务内容比较单纯，对其他业务整合的要求不是很高，因此，这些部门在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少，也容易取得成效。同时，根据2002年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即17号文件）的规定，“条”的政府部门的信息化（以“金字工程”为代表的垂直系统）的建设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建设资金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因而这些职能部门的微观经济监管事务的信息化能够快速建成并取得实效。

而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信息化建设，特别是政府门户网站及其相应的电子政务互动业务来说就没那么好办了。除了因为网络建设资金的缘故外，更多的则是因为难以真正地开展网络互动业务。其实，就“条”与“块”在为企业提供方便的积极性方面，地方政府比“条”的职能部门更甚，因为企业对地方政府的利益影响更大，而对“条”的职能部门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因此，地方政府在通过门户网站为企业提供互动的“一条龙”服务方面有着很强烈的愿望。现实中也是如此，那些希望实现信息共享的通常总是作为“块”的各级地方政府。然而，对微观经济进行管理与服务的要害环节都已被各“条”的职能部门所分割了，如工商注册登记、税收、海关等，地方政府要真正开展“一网式”服务，就得跟每个“条”的职能部门协商，而其效果却总是难以让人满意。因此，传统的物理环境下的一些制度安排开始与电子政务应用产生了冲突，而且原来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到网络环境下变得更为严重了，如因职能或业务的明细分工而导致的“信息孤岛”现象。这也就是当前政府门户网站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根源。所以，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展开，政府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有必要进行迁移。除了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之外，电子商务则为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又一项严峻的挑战。电子商务的交易方式、交易过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手段难以应付。电子商务的最大特点是对其他交易环节的配套条件要求更高，如必须具备征信管理体系、网上支付、物流配送体系等做支撑。这就要求对原来的“条、块”分离体制进行调整，从政府管理职能上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从政策上讲，政府职能要从物理环境向网络环境转换，其关键是要处理好“条”“块”之间对微观经济管理事务的日常管理关系。这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是“条”“块”之间共享业务信息，二是“条”的业务权限向“块”的转移。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来看，第二条路径是不容易走通的，因为这会影响中央对地方经济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利益关系方面可能存在冲突，如果地方管理权限过大，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往往得不到地方的配合，政策效果也就会大打折扣。虽然也可将部分职能由“全垂直”向“半垂直”转换，但是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只会有更多的经济管理职能由地方政府向上级甚至是中央转移，而不会发生相反的变化。从职能转变的可操作性来看，第一条路径倒是比较可行的，因为这并没有涉及业务处理过程及其实际管理权限的转移，实施起来阻力会相对较小。

其实施过程可以采取如下形式：在一级政府建立信息资源管理中心（但最好是在地市级；对直辖市而言，只建立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即可），将本地区的相关政府信息集中存放；同时，与本辖区内的各相关的“条”的职能业务部门的信息资源库建立逻辑联系，本级政府机关通过政府门户网站获取各类业务所需的数据。这样，该级政府即可自如地根据互动业务的需要而建立网上业务流程。实际上，就电子政务的业务流程重组来讲，“条”的各职能部门仅仅是为企业服务的业务流程上的一“段”，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将这些“段”经过排列组合而连接成系统完整的业务流程。从技术和理论上讲，如果能够建立完善的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与信息交换体系，并据此实现信息的完全共享，那么，即使是按照第一条途径也可建立跨行政级别的业务流程，下级政府门户网站也可以依据上级“条”的职能部门所建立的数据库而整合完整的电子政务业务流程。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要做到这一点还很难。这里有个误区，也就是这些“条”的职能部门总是将自己所握有的数据信息看作是体现自身权力的代表和象征，不愿意让其他部门共享自己的数据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国务院的角度颁布与实施有关政府信息共享的行政法规，对有关资源共享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促进地方电子政务的发展，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管理与服务微观经济的能力。

三、产业结构调整

电子政务对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电子政务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所具有的投资效应。这一点已在电子政务的“宏观经济调节”一节中谈及，这里要强调的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在发挥需求调节作用的同时，亦在促进IT产业的发展，直接促进整个产业结构向信息化转型。与此同时，除了电子政务的硬件基础设施能够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动力外，电子政务的日常运营、管理与维护等也为IT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机遇。实际上，硬件建设只在电子政务发展的初期具有重要的投资拉动作用，随着电子政务的日益成熟，以外包为业务形式的电子政务IT服务将为IT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动力。

二是电子政务的业务拉动作用。也就是说，企业和公民为享受到政府通过信息网络提供的管理与服务，必须首先具备能够连接到互联网的终端设备。虽然就某个企业来说，这种要求不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一旦企业应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这种购买力将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会由此而对信息化的应用效果获得巨大的认同，对企业自身管理的信息化也会相应地产生需求，如CAD、MIS、ERP等系统的应用。当然，这种影响是比较缓慢的，它只有在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应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相应的配套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企业信息化的应用效果才能显现出来。同样，一般公民也可能受电子政务的影响而搭上信息化的快车。可以认为，政府部门的信息化本身会对整个社会的信息化产生重要的拉动作用。因此，2002年提出的“以电子政务带动信息化”的主张有着合理的依据，多年来的发展事实也证明其效果是明显的。

三是政府信息资源对现代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根据有关学者的看法，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正在进入信息社会。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丰富的资源，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在工业社会，资本是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资源；而在信息时代，信息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资源。从产业结构的分类来看，信息资源服务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整个服务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从整个社会的信息资源分布来看，政府信息资源占其中的70%以上，对整个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信息资源服务市场来看，政府信息资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是信息咨询、市场调查等信息资源增值服务行业的基础，因此政府信息资源政策将能够有力地促进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国家对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04]34号，以下简称34号文），34号文将信息资源划分为政务信息资源、公益性信息资源以及商业性信息资源三类，并对每类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了专门的政策意见。不过，就实施来说，34号文仍然显得过于原则性，对一些具体问题并未作出明确的实施政策。如对17号文件中的人口、企业法人、宏观经济、空间地理信息等四个基础信息资源库的性质问题则未做界定，也未对其建设、运营、应用与管理问题做具体的安排，这不能不说是该文件的一大缺陷。此外，该文件在讨论信息资源类型的划分时，用的是“政务信息资源”而非“政府信息资源”，从外延上讲，前者是后者的子集，因此这实际上也限制了政府在促进信息资源服务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职能作用。

为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对现代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应该考虑以下的途径：

一是强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工作。明确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公开与保密的界限，明确信息公开的方式、方法及职责、收费原则。

二是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与网络化。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政府信息的物理保有方式，对数字化保存不太热心，这种心理作用严重地阻碍了政府信息资源的价值实现进程。为此，必须从组织、资金和人才保障方面促进政府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工作，并将其看作是促进电子政务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三是通过上述四大基础信息资源库的共建共享，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进程。这也是提高政府信息资源市场价值的重要途径。分散割裂的政府信息不仅不利于电子政务的开展，也减低了政府信息的市场价值，因此，必须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规划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四是增加政府对市场信息资源的需求。政府不仅充当信息资源的供给者，也是信息资源的需求者。以往政府在做相关决策的时候，通常凭借过去的经验或是有关的文件，而这对本地经济发展来说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好。为此，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各级地方政府要注意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加强对现实经济的研究。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该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信息咨询与市场调研公司的作用，培育信息资源服务业中介市场，以促进整个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

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就电子政务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而言，可以从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和电子商务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经济发展的一般层面而言，电子政务的职能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以及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电子政务既为本地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发展环境，也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

二是电子政务为构建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提供了新的更为有效的运行环境。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社会诚信除了有赖于历史人文因素外，也需要政府或行业的强制手段或措施，而这样做的成本相对会很高、时间也相对较长久，因而社会与市场诚信一直难以建立起来。如果政府应用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企业或个人的诚信记录，那么只须较少的社会成本就能很快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规范各类经济行为的诚信网络，为合同执行与其他各类经济交易提供安全保障。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融、财税、工商、质监等诸多政府部门应通力合作、共享有关市场交易信息，为全社会共同构筑一道严实的诚信安全网络。例如，就个人征信信息系统而言，除了包括个人身份识别信息外，还包括商业银行的贷款信息、信用卡信息、非银行信用信息、法院民事判决、完税情况等信息，这就要求共享各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税务机关、商业银行等诸多部门的有关业务信息。实际上，如果这样的征信系统能够建立起来并在全国范围内联网应用，那么就能够轻易地控制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各类炒房行为，为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有力的政策手段。

就网络交易特别是电子商务而言，它所需要的发展条件相对较多，总的来看，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有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因为电子商务与传统的交易过程、交易形式等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必须就此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而这属于电子政务的法治职能。

二是必须具备良好的网络信用环境。根据国际发展经验，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是电子签名技术。虽然中国李广乾?论电子政务的经济职能从2005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电子签名法》以及《电子认证管理办法》为电子签名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该法律真正要实施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它尚不能完全地应用于电子政务领域。为此，今后政府的职责就是要尽快完善电子政务领域电子签名的有关规定，通过电子政务领域的应用来带动电子签名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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