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市场汇总十篇
时间：2023-09-15 10:18:33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国内经济市场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 我国境内经济型酒店现状概述。
随着旅游与旅行市场的快速恢复和商务旅游、会展旅游等新的市场增长点的出现，中国酒店产业呈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 目前，自主决策的国内旅游者已经成为我国旅游市场的主体，与国内旅游市场相匹配的“经济型饭店”开始受到业内人士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经济型酒店其最大的特点是房价较星级酒店低廉，其服务模式为“b&b”（住宿+早餐）。经济型连锁酒店始于美国，这类型的酒店也叫有限服务型酒店，其规模和硬件设施要高于汽车旅馆（Motel），属中档水平。经济型酒店规模不大，房价不高但却舒适、干净、实惠、便利。如今在欧美国家已是相当成熟的酒店形式。其便利性，经济性、简单化的服务风格带有明显的美国式生活的烙印。其知名品牌有：圣达特集团（Cendant）的天天（Days Inn）、豪生（HowardJohnson）、华美达（Ramada），法国雅高集团首家“宜必思”，巴斯集团（Bass）的假日（Holiday Inn）等等。
2 经济型酒店成长模式分析。
我国现有的“经济型酒店”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新发展起来的专业化经济型酒店，如目前最具市场影响力的经济型酒店品牌“如家快捷”、“锦江之星”和“中江之旅”等。二是低星级饭店，这类饭店与第一类饭店在档次上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前一类饭店的装修和设施配备的自由度更大，而后一类则主要执行的是星级标准；三是大量未经改造的社会饭店；四是旅游景区、景点的乡土气息浓厚但具有一定规模档次的农家饭店；五是兴起于我国南方的青年旅馆。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型饭店目前仍处于一种良莠不齐的粗放经营状态。
3 我国民族品牌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在经济型酒店的成长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运用SWTO分析法来分析一下我国民族品牌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营销环境。
3.1 外部环境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国内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民众的休闲度假意识已逐步形成并日益增强，国内旅游需求日盛，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商务往来频繁，旅游者中自助旅游者的比例也不断上升，因而对经济型饭店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大众旅游发展需要物有所值的住宿设施，同时日益繁重的商务旅游产生对经济型酒店的需求，中国入境旅游市场对经济型酒店的需求，国内旅游对经济型酒店的需求等等。2005年，国内旅游人次达到12.12亿，产生的住宿市场已经达到3亿/人天，目前三星级以下的酒店，包括社会旅馆和个体旅馆的数量约为8万家左右，客房数量为400万间左右，其中70%以上都是一些设施设备简陋，管理及服务部规范，没有卫生和质量保证的社会旅馆和个体旅馆。另外，25%是分散经营，难以形成品牌有适合规模效应的低星级酒店。而真正符合“舒适、卫生、方便、安全”的现代经济型酒店非常少，客房总数不足5万间。
商务旅游对经济型酒店所产生的驱动，中国目前的商务旅游年支出在103亿美元左右，商务游客人数超过1亿，商务旅游酝酿着巨大的住宿市场。越来越多的民营私企，中小企业，以及改制后的国企，因为报销制度的改革，所以一些政府机构他们在进行商务和公务活动的时候所需要的住宿层次明显低端化，原先可能在报销制度改革之前，他们可以住四五星级的宾馆，但是在改革之后，往往倾向于选择一些比较低价的又能够保证舒适性的住宿居所。所以，商务旅游的发展对于经济型酒店也具有非常强大的驱动。
3.2 内部环境分析。
3.2.1 民族品牌经济型酒店企业的内部优势。
（1）网点众多。在公务商务和旅游目的地，一般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经济型酒店，酒店数量上具备相对的优势， 如“锦江之星”，是“锦江集团”的经济型酒店的品牌“，锦江集团”在中国广大消费者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和良好的口碑，这样其在推广自己的经济型酒店品牌时便可以利用原有的在国内的网点进行营销。
（2）有的有一定客源背景。和高星级酒店、普通社会旅馆一样，经济型酒店也存在数量巨大的客源，如“锦江之星”“， 如家快捷”在国内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客源市场。
（3）运营成本相对较低。相对高星级酒店，经济型酒店的运营成本较低。一些经济型酒店的运营费率远远低于高星级酒店的水平，而且民族品牌的经济型酒店本来就是国内企业，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这样经营起来就会更加的顺利，成本也会相对较低。
（4）与中国国情相适应。民族品牌的经济型酒店在中国土生土长，对中国消费者的消费特性和生活习惯最为了解，这样其所提供的服务可能更能适应中国消费者。
3.2.2 民族品牌经济型酒店企业的劣势。
（1）服务较不规范。自营或承包是大多数经济型酒店的经营方式，没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和服务准则，经营理念也跟不上。
（2）舒适度较低，配套设施不完备。这是绝大部分经济型酒店的缺点之一，没有真正理解“经济”的涵义。
（3）酒店负担较重。特别是经营时间较长的国营经济型酒店（据调查，北京的国营经济型酒店占经济型酒店数量的70%，平均已营业10.1年），在人员等问题上负担较重。
4 民族品牌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营销模式分析。
经济型酒店在市场营销中应采努力改善不利于经济型酒店发展的劣势条件，回避潜在的威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谋求新的发展。因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4.1 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营销战略。
建立合理精确的市场定位。经济型饭店的市场定位应面向普通的观光旅游者和商务旅行者，即所谓“中产阶级”。他们的特征是年龄在28~45岁之间，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受教育程度较高，对生活质量有一定要求。其次，中小企业商务人士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他们活跃的商业活动形成了以国内消费为主、出国消费为辅的商务客源群。这两类核心消费群体接近总人口的20%，他们常常对价格较敏感，同时又对公共卫生间和公共浴室的认同程度相对较低，目标市场的这些需求特征将直接决定经济型酒店的功能定位与产品设计。
4.2 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营销策略。
4.2.1 发展连锁经营、实现品牌营销。
连锁化经营是我国经济型酒店业发展的普遍成长模式，首先酒店管理公司要加快发展速度，中国酒店总体数量已经达到较高值，但总体质量水平不高，这给中国酒店管理公司的扩展带来历史性的新契机。其次经济型酒店也会考虑加入酒店连锁经营，让专业的高水平的酒店管理公司提供系统的酒店管理技术，利用酒店管理公司的品牌、客源网络提高经济型酒店的经营水平。“连锁”和“品牌”是经济型酒店成功的两个要件，前者可以使酒店企业做大规模，通过统一采购、统一订房降低成本，提升出租率；后者可以提高酒店企业知名度，增加客源，提高竞争力。
4.2.2 提供规范化服务。
我国的酒店管理普遍处于初级阶段，对于经济型酒店来说，其服务模式“从情绪化到规范化”的提升过程还没有完全完成，大部分经济型酒店的服务管理不规范，缺乏科学性、制度性和标准性，员工中存在较强的自由情绪化服务倾向，服务的非规范性无可厚非会影响酒店整体服务质量的水准和稳定性，酒店的品牌和声誉也会受到较大影响，而企业的服务质量将决定连锁经济型酒店企业到底能走多远。服务规范化是中国经济型酒店发展的必经阶段，完善的管理体系和强有力的后备人力资源的支持，以及严格统一的标准是服务规范化的必备条件。
4.2.3 注重情感营销。
首先我国民族品牌的经济型酒店是中国本土的酒店，这样，在营销过程中可以把情感融入其中，激发消费者的民族情感，使消费者在情感上更倾向于民族品牌，为之创造一个“中国人自己的酒店更适合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的思考模式和潜意识的印象，从情感上影响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其次，要在平时的服务中真正的为顾客着想，体现出对顾客的关怀和尊重，使顾客来到这里，喜欢这里，并留恋这里，为顾客真正的提供一个“家外之家”。
4.2.4 利用网络资源。
基于客户完善的信息建立酒店企业支持系统是连锁经济型酒店必须做到的，把网络技术的优势整合到服务和销售业务中，完善信息支持系统，将从管理、销售和服务等多个角度大大降低酒店运营成本。
互联网同时给酒店增加了一个富有竞争力的营销手段。酒店的网站是酒店在互联网上的一个窗口，实际就是利用传统名片，但同时又比传统的杂志、电视、报纸其他的广告形式更有成本效益的一种广告方式，这种方式对于传统的酒店集团的网站，比如锦江、如家之类的集团网站，让他们可以在移动网站上看到集团酒店各个区域不同酒店的情况，了解每个单体酒店的客房和价格信息，进行网上预订，这样就为集团提供了一站式服务，集团各酒店可以在网上达到资源共享。但是互联网现在对单体酒店的帮助是更大的，因为在没有互联网之前，连锁酒店分布在全国各地有销售网络，有订房系统，但单体酒店没有，所以集团酒店在客源上有一定范围的垄断优势，单体酒店缺乏竞争力，但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单体酒店可以通过跟各个订房网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益共享，同时单体酒店在面对市场变化的时候显得更加灵活，能根据市场的变化更快地调整应对策略。
图1 民族品牌经济型酒店的营销模式。
由图1可知民族品牌经济型酒店应该在市场定位准确和成本优化的基础上，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向顾客提供标准服务，通过网络和情感因素去影响顾客的消费决策，建立自己的品牌体系，从而形成酒店自身的特色，使顾客对酒店的忠诚度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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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德光主编。旅游市场营销学[M].北京：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
[3] 万后芬主编。绿色营销[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 戴斌。经济型饭店发展的国际经验[N].中国旅游报，2003.
篇（2）
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是本区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口、景德镇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镇、墟市以及对市镇体系的考察。近年来，还出现了对一个省乃至长江中游全区域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长江中游区域城镇体系的层级特点，即属于全国性或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也与本区域在全国的地位相匹配；初级市场——大量的介于县与村之间小市镇(集市)数最多、分布广；而处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城镇数量少，起不到在前两级之间的承接作用。
汉口。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研究以汉口最多。吴量恺在研究清前期国内市场时已注意到汉口在全国商品转运、销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汉口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③。其后，吴量恺又在对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汉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性的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动中心，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转运贸易的兴盛促使湖北自然经济发生分解，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对全国经济局势产生影响④。
陶建平的研究认为，至迟到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一个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大商镇，其形成原因可以从物资依托、地理优势、社会氛围和武汉原有的贸易基础方面考虑。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人组织的涌现乃至当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汉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⑤。宋平安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转口贸易型城市，清代的汉口已处于其商业经济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但解体是相对的，由于农业经济的制约，转运型贸易城市无法真正自立。汉口商品经济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与命运⑥。石莹认为清代前期汉口镇兴起并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正是“两通”(交通、流通)发展的结果。并对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⑦。关文发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口之兴与汉阳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鹦鹉洲的湮没间接地促使汉口成为大市，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则是汉口兴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为汉口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提供了前提，实现了汉口历史上的第一次起飞。关文发探讨了商业的主体结构以及商业行帮等问题，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平衡。汉口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张国雄通过对历史上武汉市场转移的考察，也认为由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商业市场更明显地向汉口集中，使汉口后来居上，成为著名商业中心。汉口在短短几百年间的崛起，其原因在于两湖平原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镇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资依托，唐、宋商业的繁荣为明清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在于汉口所处的地理交通优势适应了社会生产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清代的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也是各地商人广泛集中活动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汉口商业资本发展的状况与原因⑩。王永年对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商业行会的研究作了介绍⑿。任放对汉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陈钧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汉口经济研究更推向纵深。
景德镇和沙市。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镇的兴起，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处要冲而繁荣，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但它又与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不同，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的景德镇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的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将其景德镇研究总结为一部专著⒄。萧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农村分离的过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镇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的手工工场。景德镇同农村分离的过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预示着有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趋势⒅。曹国庆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镇活动非常活跃，这与瓷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原材料对徽州祁门瓷石的依赖，以及徽商的经商才能等多种因素有关⒆。曹国庆与萧放还根据实地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⒇。此外，近年关于景德镇的综合研究，还有方李莉的《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21]。
在长江中游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中，关于沙市的研究仅次于汉口和景德镇。徐希凯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棉花贸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与沙市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22]。吴量恺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时同时指出，沙市与汉口一样具有转运贸易性质[23]。陈关龙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词等史料对明清时期沙市的商品市场进行了探讨，认为沙市经历了明清之际的萧条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丰同治时商品市场繁荣，并分析了其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原因、清末开埠后传统市场的被冲击，以及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张国雄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论点，在考察商品市场和商帮的基础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结构与汉口相似，带有明显的消费特征，贸易的功能主要是转口贸易，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随着两湖平原开发的深入和汉口的兴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镇经济研究。关于宜昌，吴量恺的研究说明，它与汉口、沙市一样，属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城市，但地位与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个阶段，认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并进一步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关系[27]。
萧放讨论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发展的共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工商业和贸易中的侧重[28]，并且就樟树镇药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29]。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初级市场形态以及偏远地区的市镇和墟镇的考察逐渐增多。徐晓望在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中讨论了江西农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场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以及分布特点[31]。曾学优探讨了赣江中游的农村小市场、县级市场和地区市场，实际上也是关于市镇、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赣江中游地区市场分布的特点，指出清代赣中地区已初步形成农村市场网络[32]。谢庐明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分析了当地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迟缓的深层次原因[33]。
李华在关于清代湖南商业的研究中对长沙、湘潭、衡阳、清泉县城、衡山县城等的商业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填补了这些地区城市经济研究的空白[34]。王朝辉以永顺县王村镇清末至民国年间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为切人点，讨论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35]。张家炎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动，有利于加速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镇的繁荣，然而其商业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输出和境内外物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功能过于单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36]。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中对长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广、江西的农村集市与华北大体相同，是在明代中叶起步，清代中叶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37]。
关于本区内较大范围市镇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较早的是刘石吉对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镇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许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将长江中游区域市镇经济史研究基本覆盖。许檀对江西商业城镇的研究认为，由于赣江航道在江西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独口通商，大庾岭商道在全国南北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岭商道沿线的七个商业城镇的兴盛及其与大庾岭商道的关系[39]。巫仁恕和傅乐园分别探讨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40]。任放则考察了明清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市镇网络、墟场和集期、专业市镇、市镇与仓储、市镇管理机制、市镇功能以及以汉口为代表的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内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为前人所未及[41]。方志远在其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42]中对本地区城乡市场进行了层级划分(作者文中称为“有形市场”，实为学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镇)，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点、专业市场(市镇)以及决定其规模的诸因素。
二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性清代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市场(广义的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和《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43]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粮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进行的总体性考察，其结论对随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吴量恺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考察[44]，认为清朝前期区域性市场已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商人远距离活动活跃，并指出了全国商品粮运销中湘鄂地区的作用。方行对市镇经济功能类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给”型市镇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场”功能性质的市镇，但论述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45]。傅衣凌认为明清时代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较早地论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级市场，如洪江、刘家隔、樟树镇，专业市镇如汉口、江西景德镇和东乡县，以及江西铅山的商品市场、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画了明清长江中游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也部分涉及到长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随着清代经济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展开，对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宽深入。如徽州学研究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长江中游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总结，其中“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涉及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商业流通情况；“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探讨了除盐业以外，徽商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包括徽商与茶叶贸易、徽商与木材贸易、徽商与粮食贸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几个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别对徽商与吴楚贸易、木材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长江中下游长距离商品贸易外，对本地区商品流通的专门研究，目前仅限于粮食、食盐和棉花的流通。其中关于粮食流通，较早的是80年代初陈支平对清代江西粮食运销的研究。他详细考察了江西产生省内粮食运销的原因和特点、省外粮食运销的方向和路线，估算了外运粮食数量，并指出其对东南沿海和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有限性。这一研究可称为研究区域粮食运销的优秀范例，亦为本研究领域长期无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粮食贸易研究围绕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展开。吴琦在对清代湖广漕运的研究中，论述了湖广漕运(主要是粮食)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及其对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本地区商业城市繁荣的推动作用[51]。钟永宁用计量方法讨论了18世纪湖南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52]。张国雄对两湖粮食外运的研究认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经济现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运粮食有漕粮、官府采买和民间商贩三种结构，其集中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时期的余粮输出省中，两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这一观点在张国雄与梅莉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也有表述。张建民在其关于“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中也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54]。方志远的近著对以上观点作了总结研究。此外，张岩考察了汉口粮食的省外省内运销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55]。最近，钟兴永在对湘米贸易的研究中，对清代湘米产量和输出渠道、省内湘米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贸易价格以及湘米贸易发展的原因等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对长江中游粮食贸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远对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流通的研究非常详细，包括淮盐的行盐区与行盐额、政府对淮盐和私盐贩运的不同态度，以及淮盐在湘鄂地区行销的状况[57]。关于棉布流通情况，刘秀生论述了清中期湘鄂赣地区棉布生产的自给性，讨论了其区域内市场和外销市场圈，从而考察湘鄂赣市场圈在清代全国布匹市场格局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很有价值，对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就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均可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58]。对于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商品的流通，目前虽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对本区域的蓝靛、甘蔗、苎麻和茶叶的流通有所涉及[59]。
关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镇经济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时常交织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对徽商的研究和曹国庆对景德镇徽州瓷商的研究。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长江中游的活动、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商业资本流向情况。李华对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清代湖北农村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势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频繁还促进了大小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但占绝对多数的仍是小市场，进而指出湖北农村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乡则活跃着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几个外省商帮，为其他省份所少见，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动的各商帮中，本地商人似乎最为强大，他们不仅在本省经商，且在邻省城乡活动，湖南商人在当时全国众多商帮中处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远近著对湘鄂赣地区的商人亦作了总结性研究，内容涉及商人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经营行业与方式、经营观念与利润投向以及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
三农村经济的研究
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80年代较少，90年代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加强。这方面的专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1]，他在书中关于城乡商品经济、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陈学文、郑昌淦以及刘秀生等学者在全国性商品经济研究中对长江中游经济均有涉及[62]，可视为清代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一种反映。对于本地区的研究专著有吴量恺的《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63]，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也大量集中于粮食研究。谭天星就两湖粮食产量、粮食商品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两湖农业经济发表了多篇论文[65]，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江汉平原农业研究方面，张家炎的贡献尤多，除前文介绍的关于农业开发对当地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生产、作物结构特征以及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地区特征、湖北杂粮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汉平原粮棉兼重、各种类型均有发展的特点。他并撰文比较两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围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转化，讨论了两地农业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转变的正负作用、城镇工商业对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已从描述、分析的研究积累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66]。张国雄是又一位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专门探讨的学者，在前引张氏与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时他还专门发表了讨论该谚语的经济地理特征和产生条件的论文[67]。龚胜生除了前文介绍的对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外，还专门考察了清代两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对两湖米价的考察中指出，清代两湖米价经历了一个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趋势过程，这个趋势过程与其耕地负荷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清代两湖米价的长期上涨还对其民生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龚胜生对本地区耕地结构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在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进行的探讨中，龚氏阐述了该地区耕地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该地耕地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响该地区明清商品大米输出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68]。此外，李华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产[69]，梅莉探讨了湖北的农业区域特征[70]。
关于本区域经济作物的研究，龚胜生考察了两湖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和棉花的集中产区[71]。梅莉对湖北茶叶的集中产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叶发展的两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情形和原因[72]。李华对湖北、湖南经济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经济作物种植与商人活动、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73]。关于江西经济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树基的研究较早地涉及到赣南和赣北经济作物的种植。[74]其后于少海在对赣南商品经济的考察中再次讨论了赣南的经济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还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76]昌庆钟、李卫东等则对清代江西省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讨[77]。至此，对于湘鄂赣三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覆盖。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该书内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专题均有总结性研究外，于湘鄂赣经济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谓用力匪浅，在茶叶、棉花的研究之外，又开辟了对苎麻、蓝靛、烟草以及其他作物种植与加工的研究。
90年代还出现一些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方行、李华对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对江西抚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79]，徐晓望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总体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对江西浮梁县农村商品的考察最为细致，他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农村则自然经济稳定，一个地区之内，先进的手工业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长期并存，很不相称，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81]。
四 手工业和矿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华对湖南采矿业的考察[82]和梅莉对湖北纺织业的研究[83]。江西手工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本区域手工业和矿业整体性的研究以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相关专题的考察最为全面，其内容包括制瓷业、造纸业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加工业(棉布加工业等)。文中比较了主要手工业与经济作物加工业的异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但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其动力均为原始动力。差异性则表现在生产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该书还考察了本地区的矿冶业及其生产方式。
五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也是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有80年代曹树基对流民与江西山区开发的考察[84]，但这时的研究只注重开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对其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经济开发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效应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张建民较早地在这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清代湘鄂西部山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开潮，而落后的开发手段和水利条件，加上在不宜粮的山区进行以糊口为目的的开发，造成单一的生产、超薄型平面垦殖、以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增长手段的经济特征。这种开发虽实现了量的增长，但最终造成森林等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与此相关的多种经营的枯竭以及在当时即已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或倾向。另外他还就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垸田与水灾进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该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85]。
此后，宋平安对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6]。龚胜生探讨了清代两湖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问题，认为两湖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压力的缓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扩散——土地开垦来实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此清人虽已有认识，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困难，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张国雄对两湖农业的研究也注意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88]，在《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又分析了两湖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及其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以此考察大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相互影响，从而使两湖经济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本地区市镇和商品经济综合研究的出现，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赶超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的方向迈进。但与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相比，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弱势。无论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是理论高度的总结，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思想，本区域的研究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领域研究不平衡。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比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镇，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镇的研究，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虽有涉及，但从整体来看，还远远不够。对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在整个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比例适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关注到粮食、棉花、茶叶几个大类，最多的还是集中于对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对于各类商品的生产圈、辐射圈、流通路线及其在清代的变化之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另外，对于手工业、矿业的研究还很薄弱。
二是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很多。不知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还是学术信息不畅，笔者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结论。因此，本领域的研究也亟待学者加强学术交流，拓宽视野，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陈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大批论文堪称优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升华。
今后的研究，窃以为可以从以上薄弱环节出发，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碍，使本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经论坛》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科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③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④[23][26]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上。
⑦ 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⑧ 关文发：《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张国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江汉论坛》1988年4期；《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演变》，收入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镇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号。
⒁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陈钧：《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
⒂ 杨蒲林、皮明庥：《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期。
⒆ 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2期。
⒇ 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凯：《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4期。
[24] 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7] 段超：《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8] 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同上。
[29] 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墟镇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32] 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2期。
[36] 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4期。
[37]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89年；或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
[39] 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41]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42]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3期。
[51] 吴琦：《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52] 钟永宁：《试论十八世纪湘米输出的可行性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3期。
[54] 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中国农史》1987年4期。
[55] 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江汉论坛》1993年4期。
[56] 钟兴永：《清代湘米贸易论略》，《中国农史》2001年1期。
[57]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的输入与运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4期；或见《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58] 刘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赣棉布产销与全国棉布市场格局》，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6期；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3期。
[60]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
[63] 吴量恺：《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4]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5] 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中国农史》1987年3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4期；《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初探》，《农史研究》第9辑；《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农史》1990年1期。
[66] 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评析》，《中国农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汉平原作物结构研究》，《古今农业》1991年3期；《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中国农史》1996年3期。
[67] 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3期。
[68]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3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2期。
[69] 李华：《清代湖南农村的稻谷生产及其商品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农业区域特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4期。
[71]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3年3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发展》，《古今农业》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2期。
[73]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又《清代湖南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3期。
[7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4期；《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77] 昌庆钟：《清代江西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3期。李卫东：《清代江西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中国农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51991年2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1期。
[82] 李华：《清代湖南的采矿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
[8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85] 张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汉一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51987年2期。
篇（3）
我国正处于传统产业经济向新型循环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协同进化，才能推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尽管我国已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为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还存在诸多与循环经济理念不相适应的制度规定，对循环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设置了障碍。
一、体制障碍
1．税收制度上存在的障碍。我国现行税制不仅缺少以环境保护为目的、针对环境污染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税种而且还存在某些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种。
(1)增值税。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增值的比例。虽然现行增值税法规定，对利用三废产品生产的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也实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但是我国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过少，征收范围也过小，很多企业均享受不到国家的这些优惠政策。
(2)资源税。现行资源税是针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我国资源税规定对开采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生产盐的7种矿藏品征税，并按资源自身条件和开采条件的差异设置了不同的税率。就目前而言：一是资源税征收范围过小，仅限于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导致大量非征税资源价格偏低；二是已开征的资源税税率太低，导致资源的价格严重背离其价值。这些不但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且加大了初次资源和经过循环生产的再生利用资源之间的价格差，使得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的经济效益难以实现，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
(3)消费税。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流转税。目前，我国消费税包括的11个税目所涉产品的消费大多直接影响环境状况，消费税的征收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其中，对汽油、柴油和小汽车、摩托车征收的消费税对环境污染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总的来说，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非常有限，许多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尚未被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一次性用品、煤炭、化肥、农药等。我国的消费税还没有起到引导公众绿色消费的作用，还不能适应循环经济对消费环节的绿色要求。
(4)排污费。排污收费制度建立十多年来，为污染控制筹集了大量资金，对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该制度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收费标准偏低，使得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积极治理污染；二是收费方法不合理，总体上实行的是单项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即只对超过浓度标准的排污者征收，且当排放的污染物在同一排污口含有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按最高一种计算排污费，导致排污者仅注重被收费的污染物的治理；三是排污费的使用不合理。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用排污费补偿治污资金的不足，因此排污费的80％要返还排污者治理污染，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返还的资金只有少数被用于污染治理。可见，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不利于企业自觉采纳循环生产模式，不利于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
2．经济核算制度上存在的障碍。以往的预算、统计、会计和审计等经济法律制度在进行国民经济资本与成本评估时都未将环境的价值因素纳入社会成本中，这就在无形之中助长了人们以破坏环境和掠夺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去谋求暂时的、局部的经济利益。
(1)会计制度。我国传统会计只反映了企业主体与企业主体内部的经济关系，只承认那些能以货币计量的并且能用价格确认和交换的东西，未将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计入成本，仅计算了微观的经济成本，而没有计算宏观的社会成本，变相鼓励了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而取得短期利益的做法。
(2)审计制度。传统审计制度重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情况、轻企业的经济绩效审计，对于环境绩效审计更是一片空白。根据环境审计具体内容的不同，还可以将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细分为以下四类分项目标：①评价环境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法规政策制定部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法规、政策与制度；②评价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影响其工作效率的消极因素，提出改进建议；③评价环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有关部门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④评价环境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改善环境投资提出建设性意见。而当前我国的审计制度设计上，无论是国家审计还是独立审计或者内部审计，这一方面都很欠缺。
(3)GDP核算。传统GDP核算没有扣除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因而社会成本和效益并不清晰，既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也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场经济活动及社会公众的福利状况，特别是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完善对策
1．税收制度上。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生态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生态税收，这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起到环保作用。
以德国为例，为了更好地贯彻循环经济法，德国于1998年制定了“绿色规划”，在国内工业经济界和进入投资中将生态税引进产品税制改革中。德国生产排除或减少环境危害产品的企业只需缴纳所得税即可。此外，企业还可享受折旧优惠，环保设施可在购置或建造的财政年度内折1360％，以后每年按成本的10％折旧。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最完备的，日本政府一直积极支持循环利用项目，制定了各种资金投入和税金制度来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在税收上，日本采取了以下措施：①政府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②对废纸脱墨处理装置、处理玻璃碎片用的夹杂物剔除装置、铝再生制造设备、空瓶洗净处理装置等，除实行特别退税外，还可获得3年的固定资产税退还。③对公害防治设施可减免固定资产税，根据设施的差异，减免税率分别为原税金的40％～70％。④对各类环保设施，加大设备折旧率，在其原有折旧率的基础上再增N14％~20％的特别折旧率。
美国亚利桑纳州1999年颁布的有关法规中，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销售税)10％。美国康奈狄克州对前来落户的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除可提供低息风险资本小额商业贷款以外，州级企业所得税、设备销售税及财产税也可相应减免。美国对公共事业建设和公共投资项目，包括城市废物贮存设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市政污水处理厂等，给予免税的优惠待遇；而企业单一的污染控制设施难以享受这一优惠待遇。
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①增值税。扩大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让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享受到国家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也可以参照日本采取退税政策。②消费税。树立绿色消费税的立法理念，将有关措施进一步改进和细化。特别是在实行差别税率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差别税率的差距。③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对某些虽可再生但速度缓慢及对国计民生有较大影响的资源也征收资源税；完善计税依据，只要自然资源被开采，无论资源是否销售或自用，开采企业都要纳税。④排污费。可以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开征污染税。污染税的课征对象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
2．经济核算制度上。
(1)会计制度设计。应逐步构建和完善绿色会计理论体系。绿色会计把视野扩大到主体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反映到会计模式上，来计算和揭示会计主体的活动给社会环境带来的经济后果。它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增加，产生“社会利益”，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减少，形成“社会成本”，并将社会利益与社会成本加以比较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
绿色会计应克服传统会计的缺陷，其基本目标就是在促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努力提高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具体目标是充分披露有关的环境信息，为决策者实施经济和环境决策提供信息帮助。超级秘书网
篇（4）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6-0196-02
关于内部控制的概念, 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美国企业咨询委员会)在1992年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该准则于1994年进行了增补)中是这样描述的: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管理层以及其他员工实施的,为经营活动的有效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性等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如果将内部控制的具体内容与设计和执行者的内涵加以扩大,则我们完全可以说,从国家的角度上,一切法律､法规､制度乃至道德规范都是其“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
一、我国国家内部控制现状
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健全有效的国家内部控制｡而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脚步而来的,却是假货泛滥｡问题的根源,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缺乏细致完善的国家内部控制,另一方面是现有的国家内部控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按照制度经济学中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的划分,国家内部控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相关法规制度,另一个是道德规范｡在中国二者都还处于亟待健全和完善的阶段,突出地表现为法规制度体系尚不完整和现有法规制度缺乏可供操作的具体细节｡
1.从相关法律法规来看
我国的法律法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过于粗线条,缺乏细节,从而缺乏可操作性｡只要对比一下国外的相关法律,例如,日本的公司法､德国的民法等,就不难发现,我们的法律对细节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
2.从社会道德规范的角度看
自之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至今,我国根本没有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尽管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重视道德､讲究诚信的国家,“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与国人交,止于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先哲们无不强调人无信则不立,强调追求利益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却在一场浩劫中毁于一旦｡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不择手段地追求自身利益,成为许多人生活的唯一目标｡没有法律的规范,没有了道德的约束,正如我国著名会计专家葛家澍所说,当“利益驱动成为参与资本市场所有方面(也包括监管市场的政府)和所有人的原动力”,“怎会有真正的‘道德’和‘良心’出现于这一社会?‘诚信’这一文化观念有可能在这种土壤上滋生成长吗?”
3.国民规则意识欠缺导致现有的“国家内部控制”失效
在《现代汉语辞典》中,“规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二是指“规律､法则”,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国家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是防范各种违规行为的主要机制,而“建立并实施控制是管理当局的主要责任”｡在内部控制的组成要素中,控制环境排在首位,是其他要素的基础,直接决定着内部控制能否实施和实施的效果｡控制环境包括治理职能和管理职能,以及治理层和管理层对内部控制及其重要性的态度､认识和措施｡
篇（5）
一、引 言
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及其主导的我国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如图1所示),由此带来的巨额货币投放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致使我国整体的外汇风险敞口过大,容易遭致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西方“七国集团”(G7)于2009年10月3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再次向中国施压要求我国将人民币升值以平衡其经常账户。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各界对于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状况可持续性的质疑越来越多,而且从客观上来说,这种失衡持续下 去也会对我国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导致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冲击―传导”机制,以期对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指导。
事实上,随着我国经常账户失衡情况的日益严重,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由于中国和美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两国近似对称的经常账户失衡特征,学者们的研究一般都会探讨这两国之间的失衡关系。其中,金洪飞和周继忠(2007)对中美贸易的收入弹性和实际汇率弹性进行了经验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没有显著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无法改善美国的对华贸易收支。[1](4-17)卢锋(2008)认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外部失衡具有“镜像关系”,并从当前国际贸易分工和中国的储蓄率过高等角度对中国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做了解释,建议实行相关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2](19-27)雷达和赵勇(2009)从金融发展的角度对中美经济失衡的性质及调整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中美经济失衡是中美两国在分工协作和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对这种失衡的调整必须是结构性的和多边框架下的调整。[3](62-71)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进行了解释,但没有从实证上考察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冲击-传导"机制,因此很难从量上考虑各种冲击对这种失衡的具体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另外,这些研究主要强调了我国内部因素对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但基本上没有涉及外部冲击因素的影响。然而,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对外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我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也比较高,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我国经常账户的失衡都受到了外部冲击的影响。但是内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影 响究竟有多大,本文将建立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来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二、模 型
为了分析我国经常账户的失衡情况,我们选择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二季度我国GDP和经常账户差额的季度数据作为本文研究的两个变量(2007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并按照Blanchard & Quah (1989)[4](655-673)研究美国GDP波动的方法①将这两个变量表示为当前及过去的内部冲击和外部冲击等两个结构性冲击(structural shocks)的函数,由此考察这两个结构性冲击对它们的动态影响。首先我们对这两个变量进行简单处理(对GDP取其对数值),而经常账户差额用其与GDP的比值来代替,随后进行单位根的ADF检验,我们发现在该时段内这两个经过处理后的变量都是显著性水平为5%的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因此为了数据的平稳性,我们对其作一阶差分,发现差分后都是平稳的,结果如表1所示。
及vt+j=A(0)et+j成立。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找到A(0),随后由vt就可以求解出每个时期t的结构性冲击et,这样由式(1)就可以将Xt表示成为这两种结构性冲击的函数,这个过程即为冲击分解(shocks decomposition),分解出来的两种结构性冲击应该是正交化的(orthogonal)。矩阵A(0)有四个元素,所以我们需要四个约束条件。首先由上述条件易知:
Ω=A(0)A(0)′(3)
而对称矩阵Ω可以通过上述的VAR估计出来,因此,由式(3)我们可以得到关于A(0)的四个元素的三个约束方程。在作另外一个约束时,我们有很多选择,例如可以令A(0)的任何一个元素为0从而作短期约束。②但是Blanchard & Quah (1989) 认为,在冲击分解时对冲击进行短期约束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进行长期约束得出的结论更为可靠。因此在作另外一个约束时,我们将按照Blanchard & Quah的分解方法(记作“BQ分解")作长期约束。
按照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常识,我们认为虽然外部冲击对于我国经常账户的失衡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是永久性的,也即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没有永久性影响(permanent effect),因此按照BQ分解方法可得如下第四个约束方程:
式(4)中下标表示该矩阵的第1行、第2列元素,该式包含了A(0)的四个元素的另外一个组合,因此我们就找到了关于A(0)的四个元素的总共四个约束方程,从而可以求出et。找出每个时期t的内外部冲击et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它们对我国GDP和经常账户波动的动态影响。
三、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动态特征
(一)经常账户的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我国经常账户失衡,因此我们仅给出内外冲击下我国经常账户的动态反应特征结果。首先,在图2中我们给出了我国经常账户对内外冲击的脉冲响应。该图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与Blanchard & Quah (1989)分析的美国GDP对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类似,我国经常账户对内外冲击的脉冲响应也是“镜像对称"的,反应了我们冲击分解出来的两种冲击确实是正交的,因此是结构性的冲击。第二,两种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都是正负交替而最终收敛的。但是比较这两种冲击的效果,在冲击发生的当期,内部冲击使得我国经常账户有了0.18的顺差(即相当于我国GDP的18%的顺差),而外部冲击使得当期的经常账户为逆差,但是影响不明显,只有-0.02。两种冲击的影响都在第2期逆转,随后又在以后各期逆转一直到其影响消失。实际上,从图2来看,内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在第3期之后就可以忽略不计,而外部冲击的影响从第4期以后也可以忽略不计(为简洁,图中没有画出“误差间距线”(error band),实际上,内部冲击的影响在第3期之后以及外部冲击的影响在第4期以后的波动都在0附近很小的区间波动,而且被包括在误差间距线之内)。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季度数据,因此两种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都在一年以内,所以这两种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的时间都很短暂。
其次,为了研究这两种冲击发生后对我国经常账户累积性的影响(即对经常账户的水平值(level)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分析我国经常账户对它们的累积脉冲响应,如图3所示。与图2一致,内部冲击发生的当期使得我国经常账户有了0.18的顺差。之后大约经过8个季度的振荡调整,自第9个季度以后其影响开始稳定,即对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的累积性影响达到收敛,为0.15。而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到第8个季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按图2和图3的结论,内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要比外部冲击的影响大得多。 (二)内外冲击下经常账户的波动
分析了我国经常账户对内外冲击的脉冲响应之后,在上文进行冲击分解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分析样本时段内我国经常账户的每次波动具体可由哪种冲击因素解释。为此,我们将样本时段内我国经常账户分解成为由内部冲击引起的成分(component)和由外部冲击引起的成分,③分别称作经常账户的“内部冲击分量”和“外部冲击分量”。其中内部冲击分量可由将每个时期的外部冲击设置为0而得,同理可得外部冲击分量,结果如图4所示。
在图4中,我们发现在样本期内我国经常账户和其内部冲击分量的波动图形在时间序列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即样本时段内我国经常账户的波动基本上都可以由其内部冲击分量来模拟,而外部冲击分量的表现类似于白噪声,没有规律性,不能模拟我国经常账户在任何时段的波动。我们认为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因为在样本时段内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汇率制度为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外部冲击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从而使得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非常有限。
结合图2、图3和图4,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如下两个主要结论:(1)我国经常账户失衡主要是由我国内部冲击引起;(2)自1990年代初以来,导致我国经常账户的每次具体波动都可以由其内部冲击分量模拟,即导致其不断正向波动的冲击因素主要来自内部,外部因素影响较小。
四、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得出的结论,自199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的冲击因素主要来自我国内部。实际上,从“储蓄-投资=经常账户差额"的会计恒等式来看,我国储蓄长期高于投资(在我国的投资中,有很大部分投资是由FDI完成的,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和挤出了国内资本的投资),经常账户长期顺差也在情理之中。因此,要解决我国经常账户的失衡问题,治本之策应该是必须对我国内部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定量上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坚定了我们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来解决我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决心。
从上述会计恒等式来看,导致我国经常账户持续失衡的内部经济结构问题可以归结为储蓄过高和投资低效,而储蓄过高又主要是因为消费过低。具体来说,储蓄过高与我国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和健康支出不确定有关,而投资低效与地方政府的干预、利率过低和利率的期限结构不合理等因素有关。为此,我国可以选择扩大公共支出,比如加强国内交通及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农村医疗、基础教育的投资,以及加强对教育、科研和创新活动的支持等。另外,我们也要适度关注外部冲击因素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外部冲击之所以对我国经常账户产生不了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汇率制度隔离了外部冲击对其的传导,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为此,可以选择适度加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使得人民币成为反映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从而反应国际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
最后,我们认为我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并不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从本文分析得出的结论来看,虽然我国经常账户保持了十多年的顺差,但是无论是内部冲击还是外部冲击对其影响都很短暂,通常只有几个季度,也就是说只要策略得当,在短期内减少以致逆转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是完全有可能的。展望未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进一步增强,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显著。因此,通过上述的组合策略,我们相信,我国的经常账户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达到合理的平衡。
注 释:
① Blanchard & Quah (1989) 分析了1950年第二季度至1987年第四季度美国GDP的波动情况。他们将该样本时段内的GDP分解为由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两种结构性冲击导致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可以研究每种结构性冲击对于GDP波动的影响。
② 例如我们可以令A(0)的第1行、第1列元素为0,这种约束的意思就是说当期的内部冲击发生后对GDP没有影响,因此只做了一期约束,所以属于短期约束。
③ 关于如何将一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分解成不同分量的具体做法可以参见Beveridge & Nelson (1981)。[5](151-174)
主要参考文献:
[1]金洪飞,周继忠. 人民币升值能解决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吗?――基于1994-2005年间月度数据的贸易弹性分析[J].财经研究,2007(4).
[2]卢 锋.中美经济外部失衡的“镜像关系" [J].国际经济评论, 2008 (11-12).
[3]雷 达,赵 勇.中美经济失衡的性质及调整: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J]. 世界经济, 2009(1).
[4]Blanchard, O. and Quah 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Disturbanc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4).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China's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An Empir ical Study Based On BQ Decomposition
Liu Yaocheng1 Xu Xiaoping2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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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在国内的主要交汇地带,应该统筹沿海、沿江、沿边的全面开放,实现同一带一路建设有机融合,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长江经济带是指沿江附近的经济圈。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经营运作
论文摘要：从经营运作层次出发，系统分析国内道路运输市场结构及经营运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分别从市场结构、经营运作方式以及市场治理等方面．对国内道路运输业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道路运输市场的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的道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进步的同时，市场结构、运作方式也在不断优化。
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还不完善以及道路运输业多、小、散、弱比较严重的特殊国情，致使我国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混乱、市场结构松散、运作方式仍不规范，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进一步改革市场结构和运营方式，是我国运输业面临的一个紧要问题。
笔者认为：解决我国道路运输市场现存问题的对策，不仅要重视运输生产，更要重视调整市场结构，积极培育大型骨干企业，转变其经营理念，所以我们要从经营运作层面未考虑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将从国内道路运输业市场结构及经营运作现状谈起，借鉴国外道路运输业的市场结构和运营方式，提出优化国内道路运输业市场结构和运营方式的对策和建议，进一步推动道路运输业的发展。
1．国内道路运输业市场结构与经营运作现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体制改革对道路运输业注入了活力，道路运输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运输难”的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尤其是在公路快速客运领域、公路快速货运领域、专项货运领域和物流服务领域，走“组织化经营、集约化管理、规模化发展”之路的运输企业不断出现。然而道路运输市场多年来基本上还是依靠增加运输经营业户、运输从业人员、运输车辆等生产要素以及在社会经济强力推动下发展的，呈明显的粗放式发展状态。道路运输市场结构及运营方式还存在以下问题：
(1)总体上看，国内道路运输业仍处于经营主体多、企业规模小、运输组织松散、市场集中度低、竞争能力差的状态，在货物运输领域缺乏能起龙头骨干作用的市场主体。
(2)虽然较之上一发展阶段(1985—1996)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实体企业，但这些企业仍是墨守成规，将重心多放在生产层面上，呈现出各类型企业及个体运输户直接竞争的局面，企业的专业特色不明显，一辆车可以跑遍天下的经营理念还普遍存在。
(3)竞争经营理念落后，缺乏创新精神，运输服务水平不高。价格竞争依然是主要竞争方式，非价格竞争策略很少被采用。
(4)私法治理薄弱，公法治理难以到位，市场无序，且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5)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相互分离，不能协调发展，造成运输资源浪费，运输效率低下。
2 发达国家道路运输业的市场结构及经营运作特征
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道路运输市场主体明显呈现两极分化。市场集中度高。而且大、小企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合作关系稳定，市场秩序良好。具体情况如下：
(1)从市场集中度来看，汽车零担运输企业不断合并，数量急剧减少，运力不断向规模庞大覆盖全国的少数大型运输企业集中。目前美国最大的三家运输公司承担的运量占全国货运量的80％以上，营业收入占90％左右。
(2)从职能分工来看，规模庞大覆盖全国的少数大型运输企业，运作重心集中在组织经营层面，主要是从事市场组织职能，并从事长距离的干线运输。数量众多分散各地的小型运输企业及个体运输企业，主要是依托大业户从事运营，或只为个别具体的客户服务，从事一些集散货物运输和地方支线客运、旅游客运服务等。大小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相当稳定，互惠互利。
(3)从利益分配来看，在经济稳定或发展时期，大企业得利好于小业户。而当经济萧条时，承担经营风险的则主要是大企业。
(4)从专业化程度来看，规模庞大覆盖全国的少数大型运输企业，其经营特色非常鲜明，彼此之间一般不会出现正面的、直接的竞争和冲突。
(5)从行业治理方式看，发达国家私法治理比较先进，治理效果较好。
3．对道路运输市场结构及经营运作的建议
国外发达国家的道路运输市场机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在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驱使下，市场结构及运作方式较为先进。笔者将国内道路运输市场结构及运作方式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相应情况进行对比，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调整建议：
(1)不断提高市场集中度，培育和发展骨干企业。
培植少数大型骨干运输企业来主导道路运输市场发展是行业健康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也对提高道路运输市场集中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积极培植大型骨干企业，首先需要政府通过制定道路运输产业政策来加以扶持，给予相应的财税、信贷等方面的优惠对道路运输行业主管部门来讲，应主要通过在项目审批、经营线路开发、交通规费和通行费减免、同业联合等方面，予以扶持和倾斜。同时，提高市场准入标准，减少个体运输户的增加，鼓励个体运输户或小业户走联合发展之路，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2)大型骨干企业应调整经营理念，从重视运输生产转向重视运输组织。
长久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道路运输企业的运作重心依然定位在运输生产层面上，而非经营组织层面。道路运输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具有高投入，高固定结构的特点：因此规模再大的企业，也不可能一味依靠增加运力和车辆来谋求发展，即使美国最大的道路运输企业也不可能做到。作为大型骨干企业，首先应该转变自身的经营理念，走集约化经营之路。可以通过联盟扩大其资金实力，通过与小业户合作扩充其运输生产能力(运力及车辆)：同时也可通过与其他运输方式的协作拓展市场领域。而自身则将运作重心集中在组织经营层面，主要从事运输活动组织职能，或从事长距离的干线运输。具体的运输生产活动可以承包给合作关系稳定、配备先进、信誉较好、规模较小的业户进行。如此一来，这些规模较小的业户与大型骨干企业之间就建立了一种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长期合作关系。
(3)大型骨干企业必须走专业化发展之路。
道路运输企业的专业化发展主要包括经营领域专业化和运输技术专业化。经营领域专业化是指一个大型骨干运输企业应先在某一领域实现大规模、专业化生产，以此未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服务质量和增强企业竞争力。运输技术专业化是指通过配备专用运输设施和技术，以达到既定被运输物品的运输要求，不断提高服务品质，创立自身的品牌形象，例如鲜活运输、工艺品运输、展品运输、木材运输等。结合运输业的特性，选择专业化发展，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提高了运输服务的品质，同时可减少直接竞争，是市场机制下运输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4)采用多式联运，加强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走全能发展之路。
所谓全能发展之路，就是要冲破道路运输界限，重视道路运输与周围可以利用的其他运输方式(铁路、航空或水运)的衔接与协调，强调综合运输。目前我国公路、铁路、航空界限太明显，合作较难，应基于综合运输体系来考虑。
(5)改变竞争经营理念，重视非价格竞争在市场机制中的效用。
在市场竞争中，非价格竞争是更为重要的竞争。在市场条件下，国内运输企业不仅要注重价格竞争，还要注重运输服务品质、企业信誉以及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竞争。
(6)公法、私法治理相结合，取长避短，共同整顿运输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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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006-1770(2006)10-029-03
2006年7月10日，交通银行开始发售“自动提前终止式股票挂钩投资存款”，其收益与三只港股相挂钩，最高预期收益率达到12.5％。与此同时，花旗银行、荷兰银行以及中国银行、北京银行等国内外金融机构近期也在境内销售类似的结构化产品(Structure Products)。然而，在当前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充分理解结构化产品并发展此类理财业务，是值得各方认真考虑的。
一、结构化产品介绍
尽管具有复合结构的投资工具早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但现代结构化产品的历史不长，如公认最早的股权连动票据是在1986年发行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发行的S&P500指数连动票据（Standard&Poor's 500 Indexed Note,SPIN））。目前，结构化产品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发展最迅速、最具潜力的业务之一。
实际上，结构化产品是运用金融工程技术，将存款、零息债券等固定收益产品与金融衍生品（如远期、期权、掉期等）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新型金融产品。如ELN(Equity Linked Notes)产品就是买进债券与卖出期权的组合，PGN(Principal Guaranteed Notes)产品就是买进债券与买进期权的组合。结构化产品在具体设计上具有无限多组合。
结构化产品的到期收益与特定标的相挂钩，或者说，结构化产品内嵌的衍生品与特定标的相挂钩。挂钩标的包括利率、汇率、股票价格（股票篮子价格）、商品价格（石油、黄金等）、指数（股价指数、商品价格指数）及风险（信用风险、通涨风险等）等。
结构化产品有的保证本金安全甚至承诺最低收益，有的品种不保本、存在损失可能。一般来说，结构化产品的保本率和参与率是反向关系的，即如果产品保证投资者较高的本金安全甚至最低收益率，其分享挂钩标的投资收益的比例就要降低。
结构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在场外OTC市场交易，包括集中交易，如台湾主要是在证券柜台买卖中心交易，以及通过各金融机构的渠道进行销售。这主要是因为结构化产品大多是金融机构根据客户需求度身定做的非标准化的产品。但在一些较为成熟的市场上，结构化产品也已经实现交易所挂牌交易。如美国证券交易所目前有380种上市交易的结构化产品；香港联合交易所也在2002年上市交易了与个股挂钩的结构化产品ELI（Equity-Linked Instruments）。
结构化产品发行人的收益，除了手续费收入外，主要是来自高估或低估波动率而形成的溢价发行收入。发行人为降低自身风险，一般要通过买卖标的及其相关资产及其衍生品的方式，对结构化产品进行反向的风险对冲。
二、国内结构化产品的市场发展分析
1、结构化产品是开展理财业务的优良工具
与复合证券在全球大行其道相对应，结构化产品的迅速发展有其必然，那就是这种产品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首先，结构化产品具有丰富的可设计结构，包括不同的挂钩标的、不同的挂钩方式和方向、不同的支付方式、不同的期限、不同的风险收益结构等，极大地丰富了产品的多样性，提高了金融机构为客户度身定制产品的能力。
其次，结构化产品以科学的金融工程技术为基础，更加科学地实现了保本等产品设计要求。如PGN等保本产品，相比目前保本基金普遍依赖CPPI、TPPI等投资策略而实现的保本，保本承诺更加可靠、产品类型更加丰富，业务模式更加符合国际趋势。
再次，结构化产品内嵌期权、互换、远期等衍生产品，将投资者对标的资产未来走势的预期巧妙地实现产品化，提高了此类产品的潜在收益，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吸引力。如高息票据就是以较高的年息率为最大买点的一种结构化产品。
最后，结构化产品可以将投资收益与黄金、石油等商品相挂钩，为投资者提供一条直接投资黄金、石油等商品的便捷渠道，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
2、结构化产品在国内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结构化产品的上述产品性质，十分适合在国内市场环境发展，前景可观。
首先，国内储蓄规模庞大，而结构化产品对储蓄具有良好的替代性。结构化产品可以设计成为并且相当部分采取了保本型产品的形式，即保证本金安全甚至承诺最低收益。而目前国内储蓄存款规模达14万亿以上，即使部分被保本型的结构化产品所替代，也将是很大的市场空间。目前部分结构化产品就是以结构化存款的方式出现的。
其次，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市场化程度地提高，结构化产品作为汇率和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功能将得到重视。汇率、利率风险将越来越显著地影响国内投资者，而在国内缺乏充分的汇率、利率避险工具及市场的情况下，与汇率、利率挂钩的结构化产品有望获得大发展。
再次，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居民理财需求日趋强烈。结构化产品的出现，能够在缺乏投资品种的市场环境下提供新的投资品种，能够使投资者便利地间接进行股票尤其是商品等投资，并且投资的风险收益结构更完善。
最后，结构化产品的发展将与交易所权证等期权产品的发展形成良好的互补性关系，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体系完善。国际上，交易所期权市场与场外期权市场都是互动发展的，场外期权引申波幅是场内期权重要的定价参考。同时，具有买入期权结构的结构化产品，如ELN，将成为权证（卖出期权）发行人对冲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
3、当前结构化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首先，在港台结构化产品市场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类似情况，即整体来看，外资机构牢牢掌握结构化产品的核心技术，负责完成多数复杂产品的设计、风险对冲等关键工作，而中资银行目前主要是以背对背形式，作为外资机构境内结构化产品发行的分销渠道，暂时来看缺乏技术优势，自主发展的技术基础薄弱。
其次，国内衍生品市场不发达，对结构化产品的发行人在产品定价和风险对冲两方面造成客观的、短期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境外存在场内外多层次的衍生品市场，外资机构可以通过相互参照完成衍生品定价，并进行充分的风险对冲。这样的条件在国内不充分，尤其是可以进行风险对冲的市场的不存在或不发达，使得中资机构目前在自主发行结构化产品方面遇到一定的技术障碍。
再次，结构化产品一直面临着流动性问题。目前市场上大多产品不能提前终止赎回，少数可以但收取较高的费用，投资者受到较为显著的投资期限束缚。
还有，结构化产品的销售环节存在一定问题。包括：营销人员对产品的理解不深；营销中对投资者的风险揭示还不充分；销售中存在误导嫌疑，如预期收益率、累积收益率等的滥用，使投资者不能深入理解产品收益结构。
最后，结构化产品比较复杂，且目前在境内销售的结构化产品在币种、挂钩标的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限制，投资者比较陌生，投资积极性受到束缚。包括：交易币种多为外币，本币较少；挂钩标的多为在境外交易的股票、商品及指数等，境内标的较少。
三、发展结构化产品业务的思路和对策
（一）监管层角度
1、加强市场监管和投资者教育，充分风险揭示，探索中逐步制定产品标准，促进业务的规范发展，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
2、严格市场准入，把关发行人质量尽快出台《结构化产品风险管理办法》，明确对发行人在资本金、避险操作、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同时，考虑对中资机构业务空间的战略性培养。
3、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考虑建立结构化产品的集中交易市场，甚至挂牌上市交易，从而提高产品的流动性、标准化程度和市场普及性。从全球范围来看，结构化产品呈现出场内、场外两个市场同时发展的趋势，其中，场内市场主要针对中小客户，交易更标准化的产品，场外市场主要针对大客户，交易定制的个性产品。台湾的实践证明，集中交易市场的存在，极大地促进了此类产品的发展。
（二）发行人角度
1、培养产品设计、对冲交易人才，尽快掌握核心技术。同时，加强营销队伍建设，提高销售人员结构化产品方面的知识水平。
2、选取合适的产品类型，减少政策压力、增加市场吸引力。
（1）先发行保本产品，形成对追求安全、获利型的储蓄存款的有力替代，并逐步针对风险偏好客户推出不保本产品。目前国内市场上几乎都是保本产品，而在港台，除了保本产品外，还存在一类以高息票据为代表的不保本产品。
（2）先选择股票等投资者较为熟悉的挂钩标的，逐步向利率、汇率、商品及其他标的发展。
（3）先发行风险收益结构简单、清晰的产品，避免产品结构的过度复杂化。目前，国外市场上，挂钩多种标的的结构化产品较为流行，且挂钩标的之间相互依存，内嵌复杂的奇异期权，这种结构并不适合当前国内市场。
（4）先发行境外市场成熟、规范、时间长、表现好的结构化产品，逐步向个性化的结构化产品发展。
（5）尤其是，可以着重同时发行方向相反的两种产品，从而自动实现发行人风险对冲，降低风险对冲成本，提高潜在收益。
此外，可以积极争取QDII资格，利用QDII额度进行挂钩境外标的结构化产品的对冲避险，争取自主产品发行通道。同时，也可借助合作外资方的QFII资格，发展境内标的的结构化产品。当然，用QDII、QFII额度作对冲交易，成本有点大。
3、针对不同的客户类型，选准不同的业务模式。
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营销模式。即：对大客户，由银行组织营销团主动上门推销，主要采取度身定做的方式，提供非标准化的个性产品；对中小客户，主要由营业网点进行销售，提供统一定制的较为标准的结构化产品。如美林等大行多盯住高端大客户进行定制产品营销，而恒生银行、荷兰银行都可以通过其营业网点为客户提供标准化的结构化产品。
4、建立风险头寸统一、实时监控系统，逐步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
篇（9）
中图分类号：TU472.7 文献标识码：A
前言：加固改造行业属于建筑行业中的特种专业工程领域，是最近兴起的新兴行业，特种加固工程领域广泛，可以涵盖房屋，道路，桥梁，隧道，涵洞等各个不同的工程领域。是一个新型的朝阳行业，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一、加固改造现状
1、行业概况
建筑加固改造是随着建筑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其基础是巨大的既有建筑存量。据统计，我国现有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老房屋因超过了设计基准期而有待加固，全国又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住宅安全储备不足，且城市的住宅结构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需要加固维修。同时，从节约成本考虑，利用很多老结构、老建筑的情况越来越多，需要进行加固处理的项目逐渐增加。
2008年以后，中国建筑的维护、加固和改造需求量年增长近50%。我国每年有一大批因生产规模及工艺等更新而需要技术改造和加层的建筑物，它们因结构超载而需要补强；同时，随着抗震要求、设防标准的提高和改变，许多地区现有房屋不能满足新设防的抗震要求，从而需要抗震加固；近年来社会上大量曝光的因工程质量低劣所造成的危房，它们也亟待加固处理。在杭州，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建设的住宅楼有2000多幢，这些住宅抗震、结构都不符合现行标准，一些已成危房，必须予以加固改造。宁波已出现楼塌案例。这些情况，国内城市普遍存在。建筑加固改造行业巨大的发展空间对在这个行业注入新的技术、知识和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国际经验看，建筑及建筑服务行业经历三个大的阶段：
大规模新建阶段新建与维修改造并重阶段旧建筑改造维修加固为主阶段
欧美国家处于第三阶段，从上世纪60年代就进入大规模加固改造阶段。我国目前处于第一阶段，并逐步进入第二阶段。
目前国内建筑行业由于新建业务巨大，对建筑加固改造领域投入较少，加固改造行业处于发展初期，产业链上的多个环节均不成熟。在设计环节，，目前国内尚没有专业的加固改造设计院，而新建和加固改造设计存在显著差异，由其是涉及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时，现有的设计院往往无能为力。在检测、施工和服务环节，市场主体处于小而杂状态，国内规模位居前列的几家专业单位，如岩土科技、特希达、二航特种公司等，经营额都不过几亿人民币，不像国外的加固公司，可做到年营业额30亿美元。
2、行业特点
目前，加固改造行业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加固改造专业公司规模均不大，处于高速增长期。
（2）多数企业集中于房屋加固改造领域，能够同时掌握房屋、桥梁、隧道维修加固和改造的公司非常少，该类企业竞争优势较明显；
（3）服务和技术解决了一般建筑施工不可逆性
一般建筑企业主要从事新建项目为主，解决的是建筑从地基开始的逐步、逐层建设过程，是从下而上的建造过程，其受力和承重结构在设计和施工后，具有不可逆性；建筑维修加固和空间改造面对的是已经建成的既有建筑，在维修、加固、换托、增层等各项特种施工作业中，都需要事先全面检测、了解和计算建筑的整体受力承重等情况，并在进行特种维修加固和空间改造作业施工前，设计专业方案，运用专项技术解决建筑桩基的加固，确保整体建筑的稳定和安全后，进而改变受力和承重情况，并进行换托、增层、空间改造等特种工程作业，解决了不可逆性，与一般建筑企业存在显著区别。
（4）服务内容和跨度大。
一般建筑企业所施工服务的对象，包括房屋、桥梁、隧道、公共建筑、机场、码头等，均为特种维修加固和空间改造行业的服务对象。在施工服务内容方面，特种维修加固和空间改造行业可以在一般建筑施工内容基础上，对既有建筑从事加固、维修、改造、顶升、平移、换托、监测、支护、防震处理等，其施工服务内容更为宽广，跨度更大。
（5）技术要求高，技术应用更加多样，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较多。
由于维修加固和空间改造面对的是整体的既有建筑，部分建筑往往处于使用过程中，因此，对于这部分建筑进行大范围的、结构性的维修加固和改造，安全性要求非常高，对检测、建模、设计、施工等各个环节的要求均非常严格。
因此，为了确保安全性、稳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建筑的承载能力、改善使用功能、延长使用寿命，维修加固和空间改造涵盖了一般建筑施工行业的技术特点，其具备一般建筑行业的技术特点外，还具有技术应用多样、技术要求较高、新技术新工艺应用较多、新材料应用较多等特点。
（6）工程量少，工期较短，检测和设计周期长。
与一般建筑工程相比，维修加固和空间改造企业除提供施工服务外，还可能集合了检测、设计等服务。并且，相对施工工期而言，由于维修加固和空间改造主要涉及既有在用建筑，直接关涉人身财产安全，因此其检测和设计周期相对较长，以确保安全性。
（7）人员和机械配置要求高。
人员配置少，机械配置比例高，对机械的要求高，很多专用机械设备，技术含量较高。
（8）资质要求特殊。
一般建筑施工企业应具备总承包资质，而特种加固及空间改造行业应取得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总体而言，加固行业目前还是朝阳产业，随着进入者的增加，竞争会日趋激烈，我公司希望尽快做大做强，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加固行业利润相对其它建筑行业要高，
2.加固行业分析与前景预测
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目前用于建筑加固改造的投资已占国家建筑业总投资的1/2以上，美国劳工部门在20 世纪末的一项产业预测报告中曾经预言：建筑维修加固和改造行业将是21 世纪最为热门的行业之一。
我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自上世纪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房屋,桥梁,隧道和公路以及城市设施数量急剧增加。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现存的各种建（构）筑物的总面积至少在500 亿m2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混凝土及砌体结构。建国初期建造的大量的工业与民用建筑，服役期大都超过50年，存在各种安全隐患。当前我国既有房屋，有的由于使用性质改变而导致荷载增加；有的为了增加使用面积，在层高较大的部位或在屋顶上进行加层；有的为满足节能有关规定，需将楼层周边凹凸部分补平改造；有的需要进行抗震加固；有的由于遭受火灾、超载、地基不均匀沉降等原因需要进行加固处理等。
同时，一些新建成的工程项目中，由于勘察、设计和施工中的技术和管理问题，导致工程在建成初期就出现各种质量安全隐患。对于这些建筑物，如果不及时采取加固措施，就有可能导致重大的安全事故。为此，国家每年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筑的加固修复，促进了建筑加固修复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一些现有建筑中，旧的结构设计在功能上不能满足当前使用的需求，这也刺激了建筑加固修复专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年来旧城改造几乎成了各大、中城市的共同课题。这为建筑加固修复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我国建筑市场巨大，当前土建结构的加固改造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随着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建筑物的加固、维修、改造的应用领域和范围也将越来越广，各种新的加固技术必将不断地涌现，结构的加固技术也必将取得更长足的发展。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网已经已趋于饱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机动车的保有量不断上升，原本设计的高速公路，桥梁，越来越承受不了现在机动车所照成的荷载，道路桥梁破坏加速，但是将原本的桥梁或者道路拆除重建的话，将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此时加固改造技术的应用，就可以利用极小的代价，维修并加固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道路和桥梁，使之恢复到原设计强度，甚至超过原设计指标，不但大大增加的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而且可以造成更多的市场价值，将损失和浪费减到最低。
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建筑往往产生毁灭性打击，而地震集中地区的建筑抗震等级往往不能达标，急需抗震加固。汶川地震后全国中小学教学楼将在近三年内完成抗震加固施工任务，给加固行业带来巨大市场，近2年浙江省将投入至少100亿资金对中小学教学楼进行改造加固。例如，今年暑假温州下辖的县级市瑞安市就投入近亿元对辖区内131各中小学进行抗震加固，2011年又投入一个亿对另外一些学校进行加固纠偏。据测算，未来10年全国仅校舍抗震改造和加固每年市场容量就达300亿以上。
我国人均资源较少，节能减排和低碳环保是我国需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取向。在建筑领域，对于市区部分老厂房，老工业区等不是拆除重建，而是进行改造加固，予以充分合理利用。例如杭州之江创意产业园，原是一个破旧老水泥厂，经过加固改造后现已变成了杭州之江创意产业园区，既低碳又环保，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2010年1月，中国公路学会桥梁和结构工程分会与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联合在昆明召开桥梁安全耐久性、检测、评定与加固技术研讨会，会上王永珩理事长透露，全国有超过10000座大中型公路桥梁不符合安全行车标准，须立即进行加固改造，如果三年内要求完成加固任务，现有的加固施工单位根本是杯水车薪。这意味着如果按每座桥梁平均维修费按400万计，光公路桥梁维修费用每年达到400亿。
城市桥梁、隧道经过多年的使用，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害，政府每年都需要拿出大量资金进行维修加固已保证其正常运行。常规情况下，桥梁养护需三年小修五年大修。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目前城市桥梁保有量已接近公路桥梁数量。
可以预见，未来随着建筑存量的继续增长、既有建筑逐步进入老化阶段、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抗震加固的需求增加、建筑结构改造需求的不断增加，建筑的加固改造行业将迎来巨大的蓝海市场，行业处于朝阳期。
二、特种加固的分类
特种加固根据施工工艺，以及加固方法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混凝土结构加固方法
砌体结构，钢结构加固方法
2.1混凝土结构加固方法
其中混凝土结构加固方法中分为：直接加固与间接加固两类设计时可根据实际条件和使用要求选择适宜的方法和配套技术。
2.1.1直接加固
一般包括加大截面加固法、置换混凝土加固法、有粘结外包型钢加固法、黏贴钢板加固法、黏贴碳纤维增强塑料加固法、结构胶植筋加固法等。（以下列举几项常用加固方法加以说明）
加大截面加固法 增大截面法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加固方法中最为常见，通过一定程度地增大构件截面尺寸、加大受力钢筋，从而提高构件结构承载力的一种加固方法。它可适用于混凝土梁、柱、板凳多类构件。
优点在于：施工技术成熟，对施工人员无特殊的专业要求，施工方便，质量易于控制，可靠性高，可有效提高结构构件抗力，特别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柱的稳定性。但该方法也一定程度的受到空间、使用功能等要求条件的限制，
缺点在于：为一定程度上占据建筑物空间缩小正常使用面积，现场施工湿作业工作量大，养护时间较长，特别在使用过程中加固对生产、生活有一定影响，而且会影响建筑物的结构外观。
外包钢加固法 该法主要是利用钢板、角钢等钢型材将混凝土构件（主要用于柱构件）包裹起来，通过四周各种的约束来增加构件的抗压能力，适用于在不允许增大原构件截面尺寸，但又要去大幅度提高截面承载能力的混凝土结构，一般主要有干式外包钢法和湿式外包钢法两种。其中干式外包钢法主要是用焊接连接方式将混凝土构件外所包的型钢连接起来，实现对原构件的约束从而提高构件的承载能力和抗变形能力；湿式外包钢法是应用环氧树脂、水泥砂浆等粘结材料将钢材和原构件混凝土面层紧密连接，其湿作业工作量大但整体性较好。这种加固施工方法施工简便、易操作，能明显提高结构投机的承载能力，较为可靠，同时其对使用空间影响小、现场工作量也较小，施工时间较短，但存在用钢量较大的缺点，加固费用相对较高，另外该方法不宜在60℃以上高位场所且无防护的情况下使用。
粘贴钢板加固法 粘贴钢板加固法是采用粘结剂和锚栓将钢板粘贴固定于混凝土结构受拉面或其它薄弱部位，使钢板与加固混凝土构件形成结构整体，来达到提高结构承载能力的目的。该方法近些年来被公路部门广泛采纳，多用于钢筋混凝土桥梁的加固维修，同时在建筑工程梁、板构件的加固中也较为常见。该法有基本不改变原结构截面尺寸、施工工艺较为简单、工期短、技术可靠性高、工艺成熟且短期加固效果较好等优点，特别随着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单位面积加固费用呈下降趋势，一般情况下，与增大截面法以及体外张拉预应力法等价格方法相比，总的加固费用是最低的，是当前一种前景十分看好的加固方法。
缺点在于：使用环境的温度有限制，耐腐蚀性差。节点部位不易处理等。然而，易被腐蚀是该加固方法面临的突出问题，粘贴钢板加固后表面均需进行必要的防护处理，如水泥砂浆保护或环氧砂浆层，但是钢板长期使用过程中的锈蚀程度较难估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加固构件的可靠性，增加了后期养护费用。此外，为便于施工过程中对粘贴钢板加压及防治钢板剥离，粘贴钢板时需采用必要的螺栓固定锚固措施，不可避免会对原结构造成一定的损伤，故通常不宜用于钢筋密度较大且走向复杂的构件结点部位加固。
粘贴纤维复合材加固法 纤维复合材主要包括碳纤维（CFRP）、芳纶纤维（AFRP）和玻璃纤维（GFRP）三种，而目前加固市场上主要采用碳纤维材料。碳纤维加固法是近年来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混凝土结构加固技术，它通过将高强度碳纤维织物或预成型板材通过改性环氧树脂粘贴于被加固构件表面达到改善结构受力性能的目的。碳纤维布具有起稿的抗拉强度和弹性模量，并具有比钢材更好的抗疲劳性能，质量比钢材小很多，碳纤维材料具有优良的抗化学腐蚀能力和耐久性，且能适用各种复杂形状混凝土的粘贴要求，因此被广泛应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砌体结构、木结构等各种结构形式的加固，主要用于受拉和受弯构件承载力不足的加固，而用其进行缠绕约束作用时，也可用于受压构件的加固，可以有效增强被加固构件的延性，适用于结构抗震加固。在施工方面，粘贴后对原结构自重和构件尺寸的影响较小，功效高，不需要大型施工机具。
结构胶植筋加固法 该法不是用于提高加固植筋构件的自身承载力，而是在既有混凝土结构或构件上钻适当深度的钻孔，把周边需加固或增加的构件的受力钢筋植入孔内，并用化学胶粘剂（俗称结构胶）使原构件混凝土与植入的钢筋粘结牢固，并使新增钢筋能发挥设计所期望的抗拉性能。结构胶植筋方法和操作工艺比较简单，锚固效果好，安全可靠，故方法应用于存在补埋钢筋、后埋钢构件的加固中。
2.2间接加固方法2.2.l、增加支承加固法 通过增设支撑点减小结构计算跨度、改变结构内力分布提高承载能力的加固方法被称为增加支承加固法；该法适用于对使用条件和外观要求不高的建筑物，抢险工程的临时性支顶，具有受力明确、易于安装拆卸、简单可靠等优点；缺点表现为显著影响使用空间，对建筑物的原貌和部分使用功能造成一定损害。 2.2.2、预应力加固法 设置外预应力拉杆或撑杆并施加预应力使拉杆或撑杆受力，改变原结构内力分布，达到降低结构原有内力水平，提高结构承载能力的加固方法是预应力加固法。该法具有三重效果——改变结构内力分布、卸载和加固，对其它加固方法中常见的应力应变滞后现象能较好地消除；因此在重型结构、大跨度构件或处于高应力、高应变状态下的混凝土构件的加固中适用，但其缺点表现为：对原结构外观有一定影响，且在无防护的隋况下，不宜用于混凝土收缩徐变大的结构，也不能用在60℃以上温度环境中。
三、加固改造行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及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建筑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具有如下特点：
1. 建筑业在国民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提供积累。
2. 建筑业为社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用和生活用的固定资产。
3. 从整体看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部门，能容纳大量的就业队伍。
4. 建筑业涉及面广泛，能带动许多关联产业的发展。
5. 建筑业发展国际承包是一项综合性输出，有创汇潜力。
6. 建筑业向高空和地下施工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扩展了活动场所。
加固改造行业作为建筑行业中的一个细分行业，不但具有建筑行业的上述特点，还具有投入小，产出大，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新技术、新材料的广泛应用等一般建筑行业不具有的特点。加固改造行业是符合国家“十二五”规划，具有多重重要意义的新兴服务行业，是我国建设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经济发展路径、建节集约型社会、实施可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结语：在“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新技术，加固改造作为近几年的新型产业，具有低碳环保，低投入，高产出等特点。顺应形势，稳扎稳打，发展创新。将加固改造从劳动密集型向科技智慧型转变，必定会具有更好的市场前景。
参考文献：
【1】蓝宗建.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篇（10）
1、三打两建活动发展状况述评
随着《广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广东省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推出，为“三打两建”提供充足的人财物保障。“三打两建”中要注意借鉴香港等发达地区的营商法律制度为我所用。防止“三打两建”工作走过场或执行偏差从而促进“三打两建”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纵观当前的食品、药品行业，欺行霸市、制假售假、商业贿赂等现象虽然并不普遍，但却偶有发生，如果任凭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不仅会扭曲市场机制，更会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公平竞争和正常交易秩序，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三打两建活动活动对于广东省内的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三打两建活动可以保证广东省内的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的有序运行，并且拉动国家内需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现在广东省内的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环境变得日益复杂，这也促使广东三打两建活动变得愈加复杂。随着我国社会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快速发展，这对我国三打两建活动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我国三打两建活动关系到社会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的质量，我国三打两建活动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的前景，这就要求广东省内的三打两建活动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按照一定的科学的设计程序，并重点分析实施的要点。
2、三打两建活动与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的关系
近年来很多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危机的出现，揭示了三打两建活动对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的重要影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三打两建活动与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2.1“三打两建”活动可以提高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运行的效率
三打两建活动，可以有效的增加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系统的运行速度和效率，可以有效的增强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工作人员的信心，以及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体制建立过程中，我国的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环境变化很大且日益复杂。三打两建活动与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三打两建活动的科学合理与否，能够促进或制约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的发展；而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的不断发展又需要三打两建活动进行合理调整。三打两建活动是调节国民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运行的一种最为有效的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杠杆。一般说来，在任何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体制中，只要存在价格机制，其核算、刺激、分配和调节等职能便要同时执行，从而促进或制约国民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的发展，由于三打两建活动能够通过自身的变动，制约或刺激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动等。所以会促使某一个行业的发展和衰退，因此三打两建活动对于行业的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种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组织的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活动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竞争激烈，破产、兼并、重组的现象时有出现。因此合理的三打两建活动对于我国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的合理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的三打两建活动使得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保持正确轨道发展的积极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进而加快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系统的运行速度，使得整个社会得以有序的运行。
2.2合理的三打两建活动可以保持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的正确方向
通过实施三打两建活动，那么会减少政府部门的营私舞弊以及贪污现象的发生，因此可以保证可以保持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通过三打两建活动可以加强整个社会系统其它方面的合理运转，从而施加正向的影响。同时，三打两建活动联系着各方面的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利益，三打两建活动导致某一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因素的调整都会引起不同部门、地区单位、个人之间的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利益的重新分配另外，三打两建活动联系着社会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活动的方方面面，是重要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信息的传递者，在生产领域，三打两建活动变化提供了生产成本、盈利、劳动耗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等情况变化的信息。三打两建活动与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的关系研究中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关系，由于三打两建活动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很多政府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也是受影响对象，所以通过三打两建活动，可以有效的增加整个社会群体的向心力。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持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的正确方向。
3、加大执法力度以保障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的相关措施
3.1完善法律方面的相关管理机制，是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的保证。
良好的管理机制是一个社会的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有序运营的根本保证。不仅对于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系统如此，对于任何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也是如此。如果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有健全的管理机制，那么不仅可以促进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稳定发展，也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管理机制包括两个方面：“软”因素和“硬”因素。软的方面强调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本国的国情和发展状况为中心，在管理机制形成的过程中，必须切实考虑到社会发展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硬的方面要求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的制度制定过程必须有严明的规章制度。
3.2加强监督条例的实施以促进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的发展。
三打两建活动对于促进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的未来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同时财税政策制定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包括很多方面，对于财税政策的制定来讲，可以有财务的理论基础，法律和政治的理论基础，虽然不同的理论基础侧重财税政策制定的不同方面，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客观性和公正性，因为国家政策必须做到客观才能保证整个社会体系的有效运行。如果没有形成良好的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那么也不会取得良好的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结果。因此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在加强效果时，必须时刻加大力度，对制定人员的管理培训，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结果。
4、总结
通过对三打两建活动的详细描述，发现三打两建活动对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发展有很多方面的影响，只有切实制定健全的管理制度，才能使国家的国内质量安全和经济市场长久的得到发展。为了提高社会发展水平，维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很多改进措施，例如，构建有利的社会文化氛围，加强人们内控完善相关的管理机制和建立清晰的绩效评估体系以提高经济管理的结果，以获得较好的监督管理结果通过上面的分析和描述都显而易见，所以只有切实的贯彻企业内控的相关行为活动，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企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编著，《企业家与企业政治思想工作：2005年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报告》，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