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动力机制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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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间二元结构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发展的不足，贯彻和谐理念，在我国城市的发展中，还需要不断的探讨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从而寻找到一条科学高效的城市发展之路，来推动我国城市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理论

（一）城市化发展的含义

由于城市化研究的角度不同，在加上城市本身发展具有复杂性，所以对于城市化发展含义的界定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一般来说，城市化也被称为城镇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及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使得居住在城市、城镇地区的人口占人口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二是社会发展由主要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村型社会逐步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的现代城市型社会发展的过程；三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质归根到底来说，是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经济结构转换与重组，及城市发展要素与城市经济关系不断被创造与扩散的过程。

（二）城市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区域发展间不平衡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与其他的经济现象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区间的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东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与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中国的城市发展报告来看，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我国东部地区新增的城市有215个，西部新增城市只有85个，而东西部之间的城市个数比例为1：0.4，人口比例为1：0.27，东部的城市化率是54.6%，西部是35.7%，单单城市化率来说，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1.5倍。这些数据深刻的表明了我国城市发展的地区差异十分的明显，区域间的发展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2、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同步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内涵，而城市化则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表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新常态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转型时期，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力的推进工业化，促进专业的转型，各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这反映了我国的工业化逐渐的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与高新技术产业型转变，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的下降。而就目前来说，我国劳动力还是十分的充足，这就造成部分劳动力面临失业的形势，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对城市发展来说，劳动力的素质与质量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会阻碍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

二、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化可以说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在不同的时期，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也有所不同。下面分别从经济、科技、基础设施与投资等因素入手来介绍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经济因素

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农业角度说，虽然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农业在整体产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但是，农业产业的发展仍然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首先，农业的发展能够为城市提供丰富的食品与工业原料的物质，满足城市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其次，农业的发展，来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推动了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再次，能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而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工业角度来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工业的发展，拓展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大力的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二）科技因素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发展能够有效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速经济的增长，进而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据资料统计，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中，科技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资本与劳动力因素所带来的贡献，从上个世纪初的5%―20%到末期上升为60%―80%，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新常态下，我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出台各项政策，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另外，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从沿海到内陆，建立不同的经济特区，积极引进各项高新技术与外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城市发展。

（三）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一个城市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它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城市的需求程度，也是城市吸引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反映了市民生活质量的高低，也是评价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营，不仅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增强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城市的环境，维护城市的稳定发展。在新常态下，在我国城市的发展支出中，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显著的提高，完善了城市发展的投资环境与居住环境，不仅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四）投资

在经济的发展中，投资、消费、出口可以说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三辆马车。在新常态下，投资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动了产业集聚与升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投资这个重要因素，对城市发展来说，通过投资所形成的物质产品数量与质量带来的改变，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经济发展的水平，并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投资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从90年代末的4517亿到2003年的55119亿，增长的幅度之分的大。伴随投资总量的加大，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不断的提高，从二者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城市发展的模式

（一）典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以东部地区城市发展为例

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离不开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自然条件优越，靠近沿海，地势平坦，气候条件优越，从社会经济条件来说，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城市辐射作用强，人才集聚等等，成为城市发展的有利因素。东部地区城市的发展模式主要构建城市群的方式为主，其中包括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极大的推动的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以长江三角洲为例，以上海为中心，涵盖了16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长江三角洲主要走的是以农村带动城镇发展、城镇带动城市发展、城市带动大城市发展，最后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的模式，取得的较好的成效。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又出现了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特点，这样大力的推动了城市的产业发展，提供许多的就业机会，有效的拉动经济增长，进一步提升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二）我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城乡一体化一次是由城市融合含义演变而来的，在根据我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下，我国学者就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通常来说，城乡一体化的含义是指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促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结合。从江浙城市发展的模式来说，江浙城市仅仅的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一好时机，在考虑实际情况后，敢于突破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发展模式，而是大力推动农村的经济发展，使农村的发展和改革步伐快于城市，从而创造了城乡工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城市、农村以及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的模式。

在新常态下，急需要改革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这些因素的改变，将大大的影响了我国城市发展的步伐与城市模式的选择。总的来说，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需要善于利用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分析每座城市发展适合的模式，这样才有利于推动城市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转型。

参考文献：

[1]王曙光.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D].吉林大学，2011

[2]孙振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空间效应[D].东北财经大学，2014

[3]李俊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发展模式的转换路径与优化方向[J].现代经济探讨，2015（0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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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昌林(1963－)，男，安徽无为人，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硕士生导师；李江(1976－)，男，山东安丘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F1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073－03　收稿日期：2007－04－20

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正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地区正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增长极，长三角内部城市群的空间格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在不断演进，正朝着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迈进。

一、长三角城市群的格局演进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长三角的城市空间格局一直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当中。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宁、扬州、苏州、杭州。江宁即南京，六朝古都，始终是长三角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扬州在清代中叶以前也是世界级的大都市，其繁华程度不让伦敦、巴黎。扬州的繁荣得益于盐商和漕运，但随着徽州盐商的消亡及运河时代的结束，扬州便快速地衰败下去(冀朝鼎，1981)。苏州、杭州作为城市起码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中心。但在20世纪初期，被长三角最东端的上海所代替。时至今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空间格局围绕“一核两群”，正在酝酿着一场新变化。

(一)上海核心城市。上海市作为我国沿海、沿江两条经济带的“交汇点”，拥有坚实的区域基础。进一步谋求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和区域布局的三位一体，上海市有必要、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在众多衡量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的指标中，年资金融通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港口吞吐量、外汇市场日交易量、外贸进出口总额是其中最关键的五项指标。从这些指标来衡量，上海与国际大都市还有不小距离。东京面积只有上海1/3强，人口密度却是上海的2.8倍，人均GDP则是上海的21倍；太平洋西海岸的美国加州人口只有上海一半，而GDP则与我国全国经济总量相当，是上海的20倍(郁鸿胜，2005年)。

(二)宁－苏－徐城市群。宁－苏－常城市群形成以前，对农村人口的转移自80年代以来较多地强调“离土不离乡”，较多地强调小城镇的“蓄水池”作用，忽视了城镇化的集聚功能，从而未能充分预见、发掘、抓住城镇化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潜在机遇。如今，该城市群，特别是苏锡常地区，已进人工业化后期，由工业化推动城市(镇)化趋势在加速。2000年江苏省城市工作会议对全省城市发展战略做出新的调整，突出强调大城市的作用。“着力把地区条件较优、综合实力较强、城镇基础较好的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四个特大城市进一步做强、做大、做优、做美，通过强化南京、苏锡常、徐州三个城市圈的功能，更好地带动全省城镇的快速发展”。

(三)杭－甬城市群。从有利于发挥优势、增强中心功能出发，杭－甬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正在逐步被优化。杭－甬城市群的特点是，以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力，消除城乡分割的种种体制障碍、政策障碍，建立有利于城镇集聚和城镇建设的新机制。杭州，作为长江三角洲重要经济中心和国际风景旅游城市，要在较高起点上考虑产业发展，着力培育较强的产业、技术创新功能，较强的商品和生产要素集散功能，较强的信息、旅游等综合服务功能。而长三角最南端的宁波，其最大优势是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海岸线资源，非常有利于港口海运业和临港型工业发展，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加快确立区域功能分工优势。总结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递进式”的城市发展进程，城市建设由粗放式逐步转向集约式。这一转变过程大致分为4个阶段：第一，小城镇建设阶段，即城镇化阶段。苏南的小城镇有历史基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镇建设改善了企业和农村居民的生存环境，使农村面貌大大改观。但小城镇不可避免地存在基础设施落后、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差、土地浪费、三产不发达及企业办社会等弊端。尤其在没有制度变革的情况下，小城镇建设又一次地复制了二元体制，成为制止农民进城的权宜之策。第二，中小城市建设阶段。以县治所在镇为基础的中小城市发展受两大趋势的推动。一是部分农村企业的高层主管、村镇干部、务工青年农民、中小企业主及个体工商业者开始进城居住。二是产业集中发展趋势加快。一般说来，一个中小城市拥有一个省级开发区和一个民营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基础设施基本上完成，优惠措施、管理制度、服务水平都比较规范，因而成为投资建设热土，外资企业和本地大型技改项目都安排在开发区。在城市整治过程中，住宅建设和开发区建设的两大趋势使县级市市区形成内圈是商业区、中国是生活办公区、外圈是工业区的城市布局，小城市日益丰满。第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阶段。如前面所述，中心城市作用不可代替，由分散化走向集中化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第四，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实质是由集中化走向一体化，谋求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共同发展。目前，建城市群在长三角已形成共识。传统小城镇以步行为半径，小城市(县城)一般以自行车为半径，大城市、特大城市以汽车为半径，而城市群，则以高速路、轻轨等城际交通工具为半径，以现代通讯技术为信息联络的主要手段。无疑，城市群在逻辑上是城市化的最高形式。

二、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动力机制

长三角城市群，形成机制有着不同于以往国外大城市群的鲜明特征，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

(一)人地紧张关系。高密度的城市社会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基本现实。拿规模和人口密度堪称发达国家城市之最的东京大城市群作比较，2000年东京23区的人口密度为1．31万人／平方公里，而上海浦西地区的人口密度在上个世纪末就高达3.76万人／平方公里，是东京23区的1.77倍(朱英明，2004年)。在庞大的人口背景下考虑城市群的演化，在长三角出现人口过亿的大城市群之可能性已是无庸置疑。一方面，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发展和就业，还是医疗、上学、福利、社会保障，其规模都将会十分巨大；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和各种资源日益紧缺以及高昂的环境代价，都可能制约从而调整长三角城市群的演化过程。要有效形成高密度、大规模的城市群，两项基础工作必须做好。一是建设公共交通体系，二是建立促进土地高度利用的机制。就前者而言，以小汽车为主的交通骨架不可能有效，进一步地，城市群只有连接世界

和全国的广域交通体系才可能有效运转。就后者来说，只有通过导入严格的土地利用总量控制、土地利用资产税以及技术替代等机制，才能实现土地的集约有效利用。由于城市生存条件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群区域内出现农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使集聚区域的地价不断攀升。市中心地价上涨到相当幅度，又会迫使经济活动向郊区扩散。上海发展卫星城，杭州、南京郊县改区，适应了产生多中心的需求。

(二)各地政府间竞争与合作。长三角城市群的各级政府无论是在制度创新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存在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蒂布特(1956)理论”(公共产品的竞争性供给)深入讨论城市政府有序竞争的积极意义。竞争是因为地方政府只有率先改革和创新，才能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即软环境；只有率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创造良好的硬环境。而拥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是集聚和优化生产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地方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博弈理论”又从另一个侧面剖析了政府合作的积极意义。合作则是因为各个行政区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交流，有助于改善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沟通，则有助于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从而达到实现地方快速发展的目的。因此，尽管存在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也一直未停止过，这种合作是竞争中的合作。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立了长三角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后联席会议升格为市长级协调组织，并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协调会积极推动城市间的资产重组，打破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加强政策的协调性、一致性，推动市场的开放性、统一性，更好地实现联动发展，互利共赢。本世纪初，成立了沪苏浙省(市)长座谈会制度，相关部门负责人定期召开座谈会，商议经济合作事宜，把共同构筑区域大交通、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区域旅游客运网络、区域信息资源共享、区域天然气管道网络5大专题(洪银兴、刘志彪，2003)，作为合作推进的重点和基础，对改善城市群形成的基础条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企业区位选择

企业区位选择，无论是对微观空间结构，还是在城市空间格局的演进上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一，从产业集聚角度看，企业区位选择主要由运输导向和当地投入品导向。产业集群的空间区位的形成，其机制是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规模报酬递增是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因。与此相应，产业集聚进一步引致人口的空间集中。

第二，在城市群内，企业区位选择与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密切相关。企业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考虑出发，其纵向联合、空间分散的生产组织方式，比起纵向联合、空间集聚的生产组织方式来要有利些。而从企业的联系费用考虑，企业在空间上不应分离过于遥远，需要一定的集聚。城市群内企业将占地多、技术含量低的加工环节迁往层级较低的城市，而将公司总部研发机构迁往较高层级城市，就是上述两个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从而导致城市群地域结构发生变化。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企业区位选择越来越关注城市国际化程度。城市群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出现了“代工生产(OEM)”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发展形式。以跨国公司FDI为特色，来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明显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的走向。曼纽尔-卡斯特(2001)研究了IT产业四种独特操作所寻求的四种不同的区位类型：(1)研发、创新与原型制作，集中于核心地区高度创新的工业中心；(2)技术性的制造，位于母国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分支工厂；(3)半技术、大规模的组装与测试工作，相当部分位于境外；(4)按照顾客需要而调整设备、售后维修和技术支持，通常是位居主要电子市场所在。由此看来，长三角在全球IT分工体系中大约处于卡斯特分析的第3、4种区位。目前全球500强中已有300余强人驻上海，百余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注册上海，以长三角为腹地，构建其垂直分工体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它不可回避地要担当起新时期国家战略的重任。大城市群是全球一体化下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因为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的完备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群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的竞争。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有越来越多的制造和服务部门都开始面向全球。

(四)信息技术渗透。长三角城市群的兴起适逢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伴随着互联网兴起，时空距离缩短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交易方式和生活方法随之得到改变，而这一切都会深刻地影响产业特征、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甚至是城市群的演化特征。信息技术渗透使经济增长方式从增量模式转向效益模式，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了要素地位的变化，使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更趋合理，比如，长三角地区在2003年就在全国率先启动信息高速公路的示范建设，启动“数字城市”工程，建设宽带多媒体信息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使信息在城市间充分、快速的流动起来。基于此，作为能量高度集聚的大城市的扩散效应将通过信息网络成倍放大，便捷的交流使发生联系的机会大大增加。由于发展了更多的关系，也使关系更为复杂，最终导致城市更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萎缩。

三、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趋势

(一)形成“多点并重”发展格局。多座城市快速发展，各自具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发展水平，是后长三角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上海由于其国际大都市地位，当前和未来都是长三角地区的耀眼明星。周边的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10余座大中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上海，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逐渐接近上海，这就和上海一起，形成整体快速发展格局。按粗略预测，大致在2010年前，无锡、常州，以及杭州、宁波、绍兴等市，人均GDP将接近或达到上海水平，其中苏州已经达到。人均GDP并不是衡量区域经济关系的唯一指标，但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周边地区也具有了与上海相近的发展水平、发展起点和竞争实力，意味着自上海开埠以来与周边区域形成的发展差距，转变为区域并重发展格局。

(二)形成多层次经济圈。多层次经济圈，是长三角区别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群的一个重要优势。第一层次是上海核心城市。上海是长三角各市低交易成本的外向窗口和通往世界的主要管道，是长三角其它各市金融、资本、信息、高新科技、人才等的服务中心。第二层次是苏南和环杭州湾城市群，世界其他大城市群，也有这一层次，但长三角周边城市群，的发展空间之大、经济实力之强，则是其它大城市群所没有的。第三个层次是苏中、苏北，以及浙江的温台和金(华)－衢(州)－丽(水)经济圈。通常并不把这些地区包含在长三角之内，但它们显然受到了上海核心城市，以及苏南和环杭州湾地区的很强影响。从经济地理角度考察，可以称之为长三角地区的边缘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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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民工；返乡意愿；县域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

“十”报告中明确指出了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性，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中提出城镇化发展重点在县镇级。本文从农民工返乡意愿的视角，探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形成基于农民工返乡意愿的推力和阻力所构成的复合动力系统，从而指导县域城镇化发展。提出解决大城市集聚不经济的对策，使县域城镇集聚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充分发挥县域城镇带动作用，使得产业和人口集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一、概念界定

1、县域城镇化的概念

我国的城镇化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划分：一方面，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推动县域内的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向城市输出大量的人口，促进城市化的发展，促进城乡结构变化。为了深入研究县域城镇化发展，对我国县域城镇化过程进行如下划分：一是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化；二是县域范围外的城市化。本文研究界定为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化，即伴随着县域农业化、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以及经济结构的转换，这一转换表现为非农产业、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分散的农村向县域内城镇集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受大中城市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的辐射，并将城镇其不断向周围农村地区扩散，从而引发农民和居民的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县域产业结构的演化，形成新的空间结构形态。

2、农民工的概念

学术界对农民工的概念界定还没有明确的、公认的说法。农民工概念一般从以下四个角度界定，第一，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以非农作为主要的职业，而且主要收入也来自非农活动；第二，户籍身份依旧是农民，与具有居民户籍身份的人有着显著的身份区别；第三，农民工可以是被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个体户、外企老板或私营企业主雇佣的人，也可以是本身就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的人；第四，属于农村人口。因此，本文界定的农民工为进入城市或城镇后被他人、单位雇佣或自营，并拥有农村户口，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村人口。

二、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学者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研究。如朱红根（2010）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因素，结果表明在返乡农民工自身特征因素中，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方面中，职业技能状况、风险态度、家庭人均纯收入、外出务工收入等因素；在社会资本因素中，农村外出劳动力每月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个数、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状况，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同时，政策支持力度大小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熊智伟、王征兵（2011） 从主观规范、创业态度感知和行为控制三个变量，应用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其对返乡农民工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农民工就业正处于生存型就业和机会型就业并存的状态，具有逐步向机会型就业过渡的可能，农民工在形成就业意愿时更加重视家庭成员的意见。梁志民（2013）应用农民工返乡就业决策模型，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身特征因素中年龄、性别、务工平均月收入、每年外出务工时间，是否有在务工地购房意愿等，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存在重要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的心理收益因素对其返乡就业的影响也较重要；返乡就业政策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对农民工返乡就业的研究较多，也从各个角度分析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的诸多因素，但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农民工返乡意愿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本文从农民工自身特征、目前就业情况和返乡就业政策三个层面分析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结合农民工普遍存在着接受教育程度低、城乡收入差距大和县域城镇在产业和人口聚集方面的功能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的行业、打工年限、日工作小时数、月收入水平、家乡就业政策、家乡产业状况和家乡就业收入等因素，结合相关学者研究，提出如表1所示假设。

表1 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假设

影响因素 与文化消费意愿关系 假设

性别 具有相关关系 女性对家乡情感深于男性，返乡意愿强于男性。

年龄 具有正相关关系 年龄大的农民工返乡意愿强于年龄小的农民工。

文化程度 具有正相关关系 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愿望强烈，返乡意愿强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

从事的行业 具有相关关系 从事技术性强的行业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弱。

打工年限 具有负相关关系 打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对所工作的城市依赖性强，返乡意愿越弱。

日工作小时数 具有正相关关系 日工作时数长、劳动强度大的农民工返乡意愿强。

月收入水平 具有负相关关系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农民工返乡意愿减弱。

家乡就业政策 具有相关关系 家乡就业政策优越，农民工返乡意愿强烈。

家乡产业状况 具有相关关系 家乡产业集聚性强，农民工返乡意愿强烈。

家乡就业收入 具有正相关关系 家乡就业收入越高，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烈。

三、县域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探讨

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所必须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协调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使之在城镇化中持续、有序发挥作用的，以既定资源为约束，资源配置方式为条件，各种制度为保障的综合系统。城镇化发展动力系统是由推力系统和阻力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各种系统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有时也相互转换，从而共同推动县域城镇化进程。

农民心理作用力是指农民对城镇的恐惧心理、对新工作不适应心理和原城镇居民的敌视心理等。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系统指推力系统和阻力系统，农民工返乡收入增加；生活质量、受教育机会、居民化权利、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提高。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产业发展政策、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政策等因素。上述各种制度既是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推力也是阻力，应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农业的“推力”、工业、第三产业的“拉力”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或创业，增强城镇吸引力。制度动力、产业推动力、利益驱动力、农民心理作用力构成了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系统，该系统主要内容如图1所示。

图1 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系统图

四、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1、发展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产业集群

通过大力推进县域农业示范区建设，培育特色品牌，加快农业合作社，将农业种养、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进行下去，提升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将第三产业全面发展下去，吸引较多投资；充分发挥县域自身工业产业优势，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好第二产业，通过产业集群促进人口集聚，吸引包括返乡农民工在内的人才，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

2、深化县域城镇制度改革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的可能性，可以在县域城镇范围内实行购房入户政策的基础上，实行类似于工作落户方式的户籍管理制度，对进城农民的合法地位予以承认和保障；通过先建立所有非农人口的社保制度，使农民进县城有基本生活保障；要加强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积极推行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完善征地程序，增加征地透明度，并通过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建立健全预存征地补偿款制度，同时确保征地补偿款到位，并严禁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侵犯农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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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红根，康兰媛，翁贞林等. 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145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0（5）38-47.

[3] 熊智伟，王征兵.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11）10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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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也实现了稳步提高。同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的经济的提高是在牺牲环境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经济，先污染后治理，以环境换经济利益”的经济发展道路。长此下来，我国的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已严重限制或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并且在此种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十分薄弱，居民生活中产生的污染加剧了环境的破坏，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

为了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城市生态建设。城市生态发展逐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所谓生态发展，就是指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并协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共同发展。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和景观生态学的发展，生态景观已成为一个城市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景观是指风景、山水、地形、地貌等土地及土地上的物质和空间所构成的自然和人为活动综合体，景观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园林，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仅仅局限于公共绿化的初级概念，它是一个综合的、宽泛的概念[1]。下面，我将单从景观植被（城市绿地）的角度分析景观生态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植物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植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水平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指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各种植物的集合体，包括天然植物和人工栽植植物，是城市绿地的基础、城市绿化的主要用材，对于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植物的价值是巨大的，具有消费使用价值、生产使用价值等直接价值，非消费性价值（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选择价值、存在价值、科研价值等间接价值；此外，植物为我们提供了食物、纤维、木材、药材和多种工业原料；在保持土壤肥力、保证水质以及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气层成分、地表温湿度以及PH值等调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植物多样性还有益于维持生态系统稳定以及一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存[2]．．．城市景观植被对于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区济南市概况

济南市位于北纬36度40分，东经117度00分，地势南高北低。济南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炎热多雨，秋季较清爽，冬季干燥寒冷；年平均气温14.3℃，最高40.5℃，最低零下14.9℃，年平均降水量660.7毫米。济南市植物构成多样，构成济南植被的区系植物总计有1175种和变种，分属于149科，其中蕨类植物12科，18种；裸子植物7科，21种；双子叶植物106科，870种；单子叶植物24科，266种。野生植物382种，占植物种类的33%；人工栽培植物793种，占植物种类的67%。

3景观植被对济南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济南市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济南市依据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确立荷花为市花、柳树为市树，这不仅提升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和凝聚力，为城市建设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激发了市民种荷植柳的热情，有利于城市绿化和城市景观建设，改善城市环境；同时，也树立了济南市的形象，有利于济南市对外招商引资以及对外经济贸易交流，尤其是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之后，“东荷”“西柳”令济南形象上升了一个新台阶，对于济南市今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济南城市绿化景观植被是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2001年底，济南市的绿化率达到33.3%，人均公共绿地达到7.15平方米；2004年，在城区栽植乔、灌木160万株，新建绿地160万平方米，栽植垂直绿化植物10万株，到年底使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达到39.1%、32.9%和8.6平方米；从05年下半年开始，济南市对52条道路共300多万平方米绿地展开了绿化整治工作，截至06年4月底，共整治道路绿地271.04万平方米，整治绿地广场、小游园10处28.06万平方米。济南市城市绿化景观植被对于济南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绿化景观植被有净化空气、降低污染、调节气温等功能，能够为人们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同时，大工厂以及公路周边的绿化隔离带，既有利于美化环境、降低噪声和污染，为人民生活造福，又有利于缓解工人和司机的视觉疲劳，减少意外的发生，保证城市建设工作的持续进行，还能使道路和建筑等避免夏季烈日的直接暴晒，保护道路和建筑的质量，延长其使用寿命；此外，城市绿化景观植被美化城市环境，可以为城市提供良好的旅游资源，吸引游客，拉动城市经济发展。济南市南部山区存有大面积的天然林以及人工植被，在济南市城市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南部山区大量的景观植被为济南市涵养了充足的水源，保证了济南市的生活生产用水和泉水的地下补给水，是保证济南市泉文化的基础；并且，济南市南部山区的森林系统还具有培肥土壤、生产有机物质、提供生活生产原料、调节风速、调节空气温湿度、调节降水量、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等许多重要功能[3]。这对济南市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济南市拥有大量农用耕地，全市现有耕地374270公顷，主要由旱田和水田两种地类构成：旱田面积365240公顷，占耕地总面积97.6％；水田面积9030公顷，占耕地面积的2.4％。这些农用耕地可为城市提供大量食物和工业原料，是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经济建设的基础，大面积的农作物在生长期还为降低市区污染、净化城市空气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为济南市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流创造良好环境，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济南市农用耕地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改善，如农作物秸秆问题：农作物秸秆是农业生产中的副产品，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及微量元素等成分，是一种可以综合开发利用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农民生活方式和农业生产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农作物秸秆传统利用的价值和地位大不如从前，大量农作物秸秆得不到充分利用甚至造成大量浪费和污染[4]。如秸秆焚烧，不但作物秸秆得不到利用，而且焚烧产生的浓烟不仅污染了空气，还给城市交通和生活生产造成不便，威胁人们的健康安全。如果能很好的解决农作物秸秆问题，不仅能极大的改善农村和城市的环境，还有利于养殖业、造纸工业以及生物制造业等多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推动济南市城市经济的长远发展。

4结论和讨论

景观植被对于城市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大力保护和改善城市现有的景观植被，发展城市景观植被建设，并且在做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规划时把城市景观植被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充分发挥景观植被对城市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做城市景观植被规划时，要选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做好规划先期准备工作，多方法、多手段、多渠道的明确城市植被现状和需求，根据城市未来发展的需要，规划设计城市景观植被的类型、位置、规模范围等，保证规划的景观植被符合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同时，城市景观植被设计还应避免单一规划，应多种绿地类型（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等）、多种植被类型（乔木、灌木、草等）、多种植物物种（柳树、荷花等）相结合，促使城市景观植被功能最大化。此外，在做城市景观植被规划时，还应考虑到城市景观植被的长远利用，避免规划浪费，例如：2009年上半年，规划寿命50年的南京城西干道10年后重修；2008年，规划寿命50年的上海市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11年后拆除；2008年底武汉的“搭积木”风波等等，这些规划浪费现象不但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纷扰，还给政府和城市形象带来了深远的负面效应[5]。因此，在做城市景观植被规划时，必须考虑景观植被的时间性，杜绝规划浪费，并为城市未来的发展规划留下足够的空间，保证城市景观植被在规划期内乃至未来规划中充分发挥其功能，推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城市生态建设越来越受到人民的认可，城市景观植被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城市景观植被的优劣关系到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在发展城市经济时，必须考虑城市景观植被的影响，充分发挥景观植被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态建设。

参考文献

[1] 丁圆．景观设计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 侯碧清，等．城市植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理论与方法[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8- 10．

篇（5）

学校坚持走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创新校企合作模式为突破口，自2007年与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后，不断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升级校企合作内涵，为校企合作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案例。

磊达模式，开启校企合作之门

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磊达”）位于东台市南郊，总资产约65亿元，在东台市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据公司张增贵总经理介绍，公司不仅是中国建材百强企业之一，近10年来已经形成了建材水泥、钢帘线、宾馆酒店、造船物流四大产业。2007年，磊达公司在东台经济开发区投资42.5亿的钢帘线项目技术含量高，需要人才的及时输送。东台分院抓住机遇与磊达进行校企合作，就学生实习的福利待遇、实习生管理以及学生就业等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学校与磊达进行了订单培养，校企共同招生，共同管理，并采用现代学徒制教学，八年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了磊达模式。

每年招生季，学校与磊达共同商定开设专业、招生人数、就业岗位及待遇等，如2013年磊达钢帘线厂预计招收员工120人，学校确定招生计划为200人左右。“自2013年起，学校每年与磊达合作开办机电技术应用专业钢帘线班2个、旅游服务与管理班1个、中餐烹饪班1个，实现了多种产业的订单培养。”东台分院校长虞静东告诉记者。

这些订单班实行三年学制，学生入学时就与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企业还为班级确定一名企业班主任。前两年半，学生以工学交替为主，最后半年顶岗实习。日常的教学课程按照校企双方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学生在校就读的日常考核与管理由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实训处等部门负责。企业班主任依据综合成绩，每学期为成绩优秀的学生发放奖学金。

为了切实做好学生在企业实习、就业的管理工作，在每批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前一周，校企双方首先要进行人员的对接。校企共同召集各方面的管理人员，具体为分管校长与企业经理进行对接，招就处与企业人事负责人对接，系部主任对接分厂负责人，班主任及专业教师对接企业线长、大班长及指导师傅。他们对接后互换联系方式，这样一来方便双方及时解决学生实习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完成第一步人员对接之后，学生开始进入企业实习；第二步，校企需要在学生培训方面进行对接，一方面学生经过工学交替、顶岗实习以及职业培训合格后上岗，另一方面学校也负责对企业一线员工进行培训。双方利用学生和教师在企业实习这段时间，共同开发培训教材、企业员工手册、岗位知识培训资料；第三步，校企相关人员在问题处理上的对接，针对学生实习、就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前期以学校班主任教育为主、企业管理人员协助，后期处理则需要以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第四步，做好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对接，在这个阶段企业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教育，使学生了解进入企业后的发展空间，促使学生做好本职工作，积极争取发展机会。

以上“四个对接”模式横向覆盖了学生进入企业后的每一个方面。在纵向时间的管理上，校企还制定了“三定期”管理制度：一是每月底校企双方召开学生管理人员例会，协商解决学生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定期集中通报制，企业根据生产实际，在工学交替时间内每周安排半小时左右集中向学生通报校企双方对学生实习的要求；三是定期考核奖惩制，每月底对实习表现突出的学生，校企双方及时通报表扬或物质奖励，学校还在校园网站及校报上进行宣传，并按月对相关管理人员、实习班主任、实习带队教师进行考核、发放补贴。校企双方共同做好学生工学交替、顶岗实习情况的鉴定，并进行考核奖励。

磊达模式促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技能，满足了企业用工需求，为校企合作树立了典范，从而带动了其他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积极性，江苏领胜城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捷士通科技有限公司、东台市永宁汽车城等10多家企业也相继与学校开展了紧密型校企合作。

传承发绣文化，校企合办特色专业

发绣艺术是东台市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记载，唐代海陵西溪镇（即东台市东台镇）佛教兴盛，信女们为表示对佛的虔诚，用青丝在丝绢上绣成观音、如来等佛像，朝夕焚香，民间女子受其影响，也以发丝绣成鸳鸯蝴蝶等赠送情人。宋徽宗年间，这一民间艺术被引入宫廷，兴于元明，衰于民国，几近失传。为更好地传承发扬发绣艺术，东台县工艺品总厂成立，使发绣这一民间绝艺重现生机。

为做大做强发绣产业，培养高水平的发绣人才，2012年由东台市人民政府牵头，东台市文广新局和东台分院联合开设了发绣艺术专业班。该班实行三年学制，每年招生50人。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学校依托东台地方发绣企业、发绣协会、东台发绣艺术馆等资源，与东台市天艺发绣有限公司合作，在校内建成了集发绣生产与学生实习为一体的专用车间，实现了学生在校内实习与企业生产的零距离对接。

由于发绣技艺的民间传承多以手口相传、师徒面授为主，没有相关的专业教材。因此，学校相关专业教师与东台市发绣行业协会、企业专家联合组成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共同研究发绣专业建设、发绣人才培训方案的修订及发绣专业教材的开发，编写出版了《刺绣基础》《刺绣针法》《刺绣艺术设计》等专业教材，后期相关教材的研发工作仍在进行。

围绕培养发绣艺术基础型人才和发绣艺术大师两大目标，学校为发绣班配备了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实践，企业也配备了2名具有实践经验的师傅指导学生实习。发绣艺术班采用半天理论课、半天实训课的教学模式，管理上参照磊达模式实行校企共同管理。

发绣艺术班的学生除了免学费和住宿费之外，每学期还享有助学金。当学生能单独完成产品并达到企业生产质量要求时，企业按照标准计件支付学生报酬，在顶岗实习时，学生与企业员工同工同酬。校企合作让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提升技能的同时，也体现了自身价值，如学生盛星晨的作品《春晓》被天艺发绣有限公司收购，部分学生参与创作的《富春山居图》也得到了企业的肯定，发绣专业学生林娜获2013年光华创业精神大赛江苏赛区一等奖，校企共同开发的发绣作品获2014年全国“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银奖。

“发绣艺术班的开办为东台市发绣企业提供了新鲜血液，东台发绣企业众多，学生就业形势非常好，发绣专业成了学校的特色专业，发绣艺术班学生供不应求。”虞静东说到。

对接新型产业，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在东台沿海经济开发区，有一片由海水冲击而成的滩涂，每年以一万亩的速度增加。当地政府对滩涂进行围垦，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业和新能源开发等。在虞静东的陪同下，记者参观了滩涂上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风光渔”一体化发电站——上面风力发电、中间太阳能发电、下边养鱼。一座座风塔上徐徐转动着的宽大叶片，一排排光伏矩阵，连绵不绝；广阔的电池板下方，清澈的水面上，鱼儿欢跃。参观过程中，一辆大巴上下来一支旅游团，带队的导游和记者打了一声招呼，虞静东说：“这是我们学校旅游服务专业的学生，东台富有鲜明的生态特色，除了黄海森林公园、永丰林生态园、佛教文化园等，就是这片利用滩涂形成的‘风光渔’观光基地。我们利用沿海新校区的地理优势，与周边旅游产业基地也达成了校企合作意向。”

随着地方产业升级，绿色环保的新能源产业成了东台市的一大支柱产业。学校沿海新校区位于东台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借此机遇成立了新能源职教集团，集团主要是利用学校的机电技术应用中职、机电一体化高职等专业与风光电等新能源生产、相关的设备制造和维护企业的合作。上海电气东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东台市新能源装备制造的领军企业，致力于兆瓦级陆上、海上和潮间带大型风机的整机装配生产线及安装调试、维护，江苏捷士通移动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思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涉及新能源通信产品的生产和以太阳能产品生产为主。学校与这几家企业合作进行订单培养，实现了校企生三赢。

据了解，上海电气东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学校合作后，2010年9月第一台风机下线，当年纳税超千万元，2014年8月该公司二期工程竣工投产。公司发展之所以如此快，得益于与学校的合作。该公司一方面通过订单培养预定人才，另一方面与学校合作开办高级工技能提高班，目前已有36人参加培训，24人获得高级工证书，11人获得技师证书，1人获得高级技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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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pace under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city expansion characteristics, to take this space for possible future expansion of the rapid advance of the pre-urbanization,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cities and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scale of demand for land, many cities are facingthe scale of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problems. How to solve the current planning needs to focus 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continuing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flexible space structure.This paper attempts b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dynamics of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factor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as well as different dynamic mechanisms of space to expand the characteristics to ui space for possible future expansion of the forecast and judgment, so take precautions to makedecision-making. Shantou City space to expand as an example,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ntou space to expand the role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social, urbanization and dynamic factors, an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near model for its future expansion timing bold prediction for space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provide support.

Keywords: mechanisms of power, space to exp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iming.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城市空间拓展是城市在各种动力作用下的一种空间推进，对城市空间拓展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将这种动力机制的现状、潜在可能和趋势解释为空间的语言，其结论可用于明确规划手法的选择、具体方法确定等。

国内外对城市空间进行解析的理论有针对实体环境的城市空间研究理论、强调空间人文社会属性的芝加哥学派，从政治因素着手分析的结构学派等。随着城市地理信息技术发展、空间拓展研究开始向动态化模型发展，利用GIS空间增长模型、微观主体演变机制模型（元细胞自动机（CA）、SLEUTH模型）对空间拓展进行监视和动态模拟【1】。但这些模型主要考虑的是城市土地利用中的自然因素，与城市规划的实际操作思路不一致，且其成果更多的是对过程的模拟和结果的描述，无法揭示空间拓展的根本动因而对未来作出预测和判断，难以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本文试图通过建立动力机制评价体系和关联度分析，描述各动力因子对城市空间拓展的不同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动力机制下城市空间拓展方式及方向，为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解决空间持续动力与建构弹性的空间提供支撑和参考。

2、城市基建拓展驱动力和动力机制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空间拓展动力的认定各不相同。陈顺清认为城市增长的动力可以分为向心力、离心力和摩擦力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2】。张庭伟基于城市空间变化动力的经济学和社会分析，将影响城市空间拓展的力量简约分为政府力、市场力、社区力【3】。英国学者弗雷斯特从城市经济、城市工业两大方面，分别就人口，劳动力市场，总体就业水平，规模经济、资金专业化和多元化、企业区位导向、聚集经济、基础结构需求等因素对城市空间拓展影响进行了分析【4】。

笔者认为城市空间拓展由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会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每个城市不同的空间形态和区域城市空间结构。也因此，这些要素在城市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可作为城市空间拓展阶段的标志。本文以城市建成区面积为自变量，以动力因素为因变量，构建了城市空间拓展的动力机制指标体系。F指标体系=｛F政策因子、F经济因子、F基础设施因子、F城市化因子｝，上述因子又可以细分为一系列定量化的衡量指标。本文最终选取了4大类、10小类15项指标作为影响城市空间拓展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可运用关联度方法，对以上指标体系进行关联度筛选和分析。关联度越高，则说明影响程度越高，反之则影响程度越低。

自然因子 城市土地存量 城市土地存量（a15）

表一：动力机制评价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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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展产业；转型升级；驱动模型

Key words: MICE industry；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drive model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3-0104-02

0引言

随着会展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地位的确立，许多地区把会展产业列为支柱或重点发展产业，大力发展会展项目，加大会展经济发展力度，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当前，我国会展产业经济已经驶入新的结构性调整阶段，一个新产业增长动力结构即将形成。在这个产业转型升级当口，如何把握会展产业规律，积极应对产业转型升级，是对处于“成长期”的我国会展产业的一次严峻考验。因此探讨会展产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培育会展经济发展动力因素，对会展产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促进各地区会展产业跨越发展，都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1会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主体和动力机制

1.1 动力主体内部动力主体――会展产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机构或行业机构、会展项目主办者、参展商、专业观众、会展项目供应商等。这些系统成员之间既存在整体同一性，又存在个体差异性。在整个会展产业中，整体同一性表现为协同，个体差异性表现为竞争。会展产业运行的动力，归根到底来自产业内部不同利益主体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三个主体包括：会展项目主办者、参展商和专业观众。这三大主体互相依存，其中会展项目主办者在内部动力主体中扮演核心和纽带作用。这三者在会展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资源不同，提供的服务类型不同，所获利益也不同，处在一种非平等的竞争格局中。外部动力主体――会展产业的外部动力主体，表现为政府部门或行业机构、会展城市和第三部门，为会展产业链提供外部的支撑。政府在外部主体中承担主导角色，引导第三部门发挥协调力，对会展产业政策宽的容度促进会展城市氛围的营造和发展。

1.2 动力机制会展产业的内部动力机制包括：由会展产业需求激发产业内部利益主体（会展主办者、参展商）的利润驱动机制；会展主办者与参展商合作开发会展产品的驱动机制；各主体的竞争驱动机制与产业链驱动机制。

1.2.1 内部动力机制利润驱动――根据“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参展商需求的多样化对会展产业的发展将产生巨大推动力。多样化的市场消费需求使参展商产生参展动机，进而推动需求的产生。在新产业形成初期，参展商对会展项目产品的需求凸现，会展项目产品供不应求。从事会展产业经营和服务的部门除了获得正常的经营利润之外，还可以获得由于会展项目产品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超额利润。会展主办者为获得超额利润，形成来自利润驱动的拉力。在推、拉动力的双重作用下，通过会展产业内部系统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引向会展产业。竞争驱动――在会展产业中，不同档次和规模的会展项目出现，使得参展商对会展主办企业的要求提高。这样便加剧了会展主办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会展主办企业寻找和选择差异化的会展产品，力争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优秀的会展主办者选择有特色会展项目，提供创新会展产品和服务，才能够在竞争中胜出。而参展商户正是会展产业动力作用模型中的不断提高要求的“消费主体”，他们对于会展项目的需求、对会展产业的转型和消费升级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是会展产业中的竞争驱动机制，如图1所示。产业链驱动――会展产业是由一连串横向联系的企业和相关主体构成的产业链。这种横向产业链和其他产业的纵向产业链意义完全不同，纵向产业链只有其头部生产成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横向产业链则是整个产业链条直接面对消费市场，一起组装一件“产品”，会展产业链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整条产业链的协调极大地影响着会展产业的发展。产业链其他环节的协调发展，会带动会展产业整体提升，这便是产业链驱动机制。

1.2.2 外部动力机制会展产业的外部动力机制包括两个部分：政府驱动机制和机会驱动机制。这两个机制相辅相承，在会展产业系统外部为其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政府驱动――政府虽然属于外部动力范畴，但其对动力作用模型中的每个要素都会产生重要影响。针对具有跨地域性和综合性的会展产业特点，需要政府对会展项目生产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协调，这也是世界会展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而会展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起步和发展的关键还在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动。机会驱动――机会驱动机制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首先“会展经济的是城市的面包”，会展中心城市的建设目标往往给一个会展经济的发展带来机会。会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与会展规划要求相契合，会展城市建设的指标管理、会展基础设施建设、会展项目、政策保障等在会展城市规划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其次，第三部门（如行业协会、高校等）的发展往往也给会展产业带来机会。高校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对会展产业的系统研究，找到发展的突破口和制约瓶颈问题等，从而促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同时，会展行业协会等组织，也可以通过其自身的优势，发挥着政府和会展企业间的纽带作用。第三，信息网络的技术的发展推动会展产业系统的发展。在网络时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层面经济活动和过程功能的融合。网络融合带来会展项目交易成本的降低，信息技术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节约。会展主办者、政府管理部门利用网络环境平台，为参展商、专业观众提供全方位、多元化、个性化信息服务，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会展项目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的会展需求。第四，会展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区域、城市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有利机遇。会展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绿色低碳高效的会展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适宜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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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1-0025-04

一、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相关文献回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研究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新型城镇化强调人口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它是对我国城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新阶段性认识。倪鹏飞对新型城镇化概念做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坚持全面可持续的原则，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以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的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政府应通过制定战略与规划，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强监督与管理来积极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1〕张占斌分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列举了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应该区分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动力问题，这样才能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城镇化的发展，努力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2〕刘嘉汉，罗蓉认为新型城镇化应是以发展权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传统的城镇化思想忽视发展权，体现为城乡分离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不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推动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3〕 王雅莉，张明斗通过对民生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运行框架的全面分析及其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城镇化主导力量、推进方式及土地制度方面的比较中，他们认为转换城镇化发展思维模式，回归城镇化本位、优化社会、经济、资源及环境四大系统、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结合及营造优质的外部环境等成为民生型城镇化的优化路径。这种新型城镇化是顺应城镇化发展本质需求，并呈现出和谐性、高效性、可持续性、绿色性及共享性的基本特征，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选择。〔4〕陈映通过对四川城镇化数据的分析，认为四川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使四川城镇化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四川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加快制定和完善全省城镇体系规划、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5〕

以上文献对新型城镇化基本内涵、意义以及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方面在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但相对较少分析发展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结构和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寻找适合地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结构。本文在论述城镇化一般动力机制结构的基础上，结合四川藏族地区的具体情况，试找出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并提出四川藏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

二、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系统的一般分析

城镇化是居住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转变成居住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城镇化是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和发展。城镇化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聚集，城市地域的不断扩张。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因此，不同地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亦是不同。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虽然各地区有所不同，但都满足于基本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将一般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作为框架，分析各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具有理论价值意义。

（一）农业技术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初始动力

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的发展为国家城镇化提供源动力。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使相同面积的农地所需要的人数减少，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选择去其它地方进行就业和谋生。而城市拥有密度更好、质量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还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这促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这些农村劳动力是城市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他们在城市生活消费，促进了城市的横向和纵向发展。

（二）城乡收入与服务差距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城乡收入差距是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城镇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同时，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很低，被排挤的农业工人生活也处于无保障状态。〔6〕城里从事非农的收入明显比在农村从事农业收入要高，这种落差对农村居民来说是城市的一个拉力，推动他们进入城市。收入差距是农民的物质利益动力，而追求城市的完善的公共服务是农村居民的非物质利益动力。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吸引着农村居民去城市获得优质的公共服务，以此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机会。生活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不甘心在农村里发展，他们渴望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机遇，因此，他们进入城市寻求工作，这样的人多了起来，就使原来的农村出现了异地城镇化的局面。

（三）城市工业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学术界一致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工业化的发展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化在初期阶段是推动城市规模和经济总量的发展，使城市吸引周边的人进入城市；工业化在中后期阶段深化城市发展，为城市的各项设施和制度不断完善提供动力。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则逐渐升高。与此同时，三个产业的就业人口也存在同样的发展规律，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数比例不断上升。而二、三产业由于集聚的要求通常集中于城镇地区，相应地，就业人口也不断转移到城镇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就是产业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演变的伴生发展过程。〔7〕从克拉克定理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转换内在地推动城镇化的不断前进。当前，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以工业化为主的城镇化，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第二产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工作；第三产业通过为工业和城市提供服务和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城市的吸引力，是城镇化的持续动力；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人收入比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收入要高很多，这一方面的城市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另一方面从事两者不同职业的差距促使着越来越多的的农村居民走向城市。

（四）制度改革是推进城镇化的新型制度动力

制度改革可以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使生产资源在最优的情况下进行配置。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改革的过程，这种制度改革同样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随着学术界对城镇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城镇动力机制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到制度层面，主要涉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收制度等。制度改革与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制度改革有利于实现非农化同时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出现快速的城镇化；当制度改革有利于非农化但阻碍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出现滞后的城镇化；当制度改革不利于非农化但是有利于城乡经济要素尤其是人口转移时，城镇化发展出现过度的城镇化。珠三角地区在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措施后，生产力得到飞速提升，推动了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珠三角地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城市群。

城镇化的这四个动力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并形成一个动力结构系统。农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度减少，这些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因此农业技术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推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同时城市工业的发展也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又不断地吸引着低水平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这扩大城市发展的影响范围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因此城市工业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城乡之间的差距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城市工业发展仍然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这时城市工业转换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改革也在推动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制度改革扫除阻碍城镇化发展的各项不适应的制度，同时制度安排有利于城镇化朝着高质量城镇化的方向发展。新时期城市工业转换和制度改革这两个城镇化动力推动城镇化向后一个阶段不断向前发展。

三、四川藏区城镇化现状及动力分析

四川藏区包括阿坝州、甘孜州、木里县，这三个地方2010年的城镇化率分别是30.1%、20.5%、27.5%，低于四川全省平均城镇化率40.2%，更加低于全国的平均城镇化率49.7%。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发展缓慢，且发展水平不均衡。四川藏区的城镇化率一直低于中东部的城镇化率，在解放前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很低，解放后由于三线建设的推动，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在这里建造带动了当地的城市化发展，使四川藏区的城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发展的缓慢，相比较中东部的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发展则处于停滞状态。目前，四川藏区的城镇化的水平较低表现在：城镇人口较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城市数量少，四川藏区的城市数量少，四川藏区只有31个县；城市规模小，四川藏区缺乏大中型城市，基本上都是小型的县级城市。这些表现使四川藏区的城镇难以带动周边农村地区实施城镇化的建设，同时，也限制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和城市的辐射作用。

四川藏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政府的推动，像康定县的城镇化率是45.7%，远高于其它县域，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康定县是甘孜州藏区政府的驻地，各类行政部门人员的居住以及行政人员家属的居住，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活消费和其它县域前来康定办事的人的生活消费，带动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动力，使康定地区更多的人从事商品贸易而没有从事农业生产，这种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康定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而其它城镇化动力则略显不足，四川藏区的工业化水平较低，且大多从事低级生产资料的生产，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很小。四川藏区的城镇化需要城市工业的带动，但是城市工业对藏区经济的辐射作用不是很强，导致城乡经济两级分化明显。四川藏区少受大城市的辐射，区内经济发展好的康定，其工业化发展并没有达到带动周围县域经济的发展的程度；大城市的成都工业化水平高，但是离四川藏区较远，无法拉动四川藏区工业化的发展。同时，城市产业结构的转换也是推动城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中东部地区城市产业不断向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会增加城镇的就业机会、拓展城镇化的广度和深度，而四川藏区依然停留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上。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动力主要是政策推动、农业发展和城乡互动，缺少工业经济的带动。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四川藏区城镇化应该关注人口城镇化和工业城镇化这两个方面，利用发展特色经济，以促进藏区经济的加速发展，实现藏区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四川藏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四、四川藏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保障：制度机制创新

制度机制的创新，可以为藏区城镇化的发展注入活力，同时还能激发藏区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城镇化的发展不单单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也是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制度机制的逐步完善和创新，有利于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四川藏区应利用制度创新优势，建设符合当地特点的城镇化道路。第一，创新户籍管理制度。在新形势下，对有稳定收入、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场所的外来人口一律视为本地人口，允许户籍登记为本地城镇常住居民，按居住地管理，实现城乡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同时，实行“同城化”的无差别对待，对外来人在本地购房按本地人口优惠对待。第二，创新就业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各项法律法规，打通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沟通渠道，实行公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鼓励农牧民进行自主自由择业。 第三，创新社会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创新四川藏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收入低下的农牧民能够享受到国家给予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者的贫困生活。将农村农牧民纳入统一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农牧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取消各种歧视性的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享受社会保障居民的范围，使大多数居民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好处。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特色藏区经济

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建设必须依托本地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共同推进藏区的和谐发展。四川藏区的经济现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缓慢且发展不均衡，主要是以农牧业经济为主。大力发展藏区的特色经济，就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工作：第一，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四川藏区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其水能和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对水能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应作为其发展的突破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使经济效益能够惠及普通民众，同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能带动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让当地的剩余劳动力可以“离土不离乡”，推动四川藏区的小城镇发展。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的，藏区的自然环境较为脆弱，所以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是经济发展中首要考虑的。第二，发展特色农牧业经济，延伸农牧业的产业链。农牧业经济是藏区的特色经济，是由于其特殊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到目前，藏区的农牧业经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牧民主要以出售自己家的牦牛为主，没有对牦牛进行产品的发展延伸。今后，应注重对农牧业经济的产品延伸，当地政府建立和指导农牧业深加工的企业，增加牧民的经济收入，帮助其提高生活水平。第三，发展以旅游业为中心的生态经济。藏区的自然环境一方面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为当地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四川藏区由于经济开发资源的时间较短，所以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比较好，这使当地的自然景色非常地诱人。如九寨沟充分利用当地的旅游优势，发展与旅游相关的第三产业，使当地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藏区其它地方应利用本地特有的自然环境充分利用和开发，打造绿色健康的生态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

（三）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人口素质的提高

提高人口的素质，是推动四川藏区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人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素质，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改变自身生活状况下也建设自己的家园。藏区的基础教育相比较中东部而言是发展不足的，主要问题是当地的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不够，没有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其次，藏区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较少，虽然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但相对藏区总体人口来说比例还是非常低的。最后，是职业培训教育发展的不足。针对基础教育发展，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和加强基础校舍的建设，同时，还应当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使得孩子们有充分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能够享用，能够就近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鼓励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入读，在经济上激励这些大学生努力学习知识并学成回来建设美丽家园；加强四川藏区大学生与中东部学生的交流，在交流与学习中，开拓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使他们能掌握前沿知识来共建家乡。没有进入高等学校入读的青年人，政府应为他们提供职业教育培训，让他们学习到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教育，帮助他们及时就业，并且政府给予创业的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创业，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教育的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持续动力。

（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城镇建设的规划

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可以走教授所倡导的小城镇路线，这是与当地特殊的人文地理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城镇化路径。但是，走小城镇路线首先应重点培育中心镇，使中心镇成为周边乡村的中心，中心镇周边的乡村如教授所说的是中心镇的“乡脚”，中心镇是周边乡村的经济文化服务中心，也是他们的经济交换场所，以此来推动中心镇的城镇化。因此，对中心镇的合理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邀请专门人员对中心镇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规划，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前提下，选择一个公共产品供给均衡的中心镇，这个中心镇比起周围的村镇在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中心镇能够率先进行城镇化。除了进行合理空间布局规划外，还应加大对中心镇及周边村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一直是制约藏区发展的一个瓶颈，四川藏区的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其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比较落后。城镇化的发展必须依靠基础设施的完善，所以当地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努力使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中心镇的城镇化建设创造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倪鹏飞.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J〕. 江海学刊，2013，（1）.

〔2〕张占斌.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

〔3〕刘嘉汉，罗蓉. 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J〕. 经济学家，2011，（5）.

〔4〕王雅莉，张明斗. 中国民生型城镇化的框架设计与优化路径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13，（5）.

篇（9）

城镇化动力机制实现的路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河南省虽然是一个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但是河南的农业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大而不强”，底子薄，耕地相对不足和劳动力素质偏低，并且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均排列在全国的后面。河南省城镇化水平与全国相比，2010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与周边省份相比，河南省比湖北和山东低15个百分点以上，比山西和安徽也低5个多百分点。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

一、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城镇化动力机制指标体系

（一）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的要素

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文章根据这个因素，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要素指标。

1.初始动力。在城镇化的初期，农村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一产业的总产值以及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都在50%以上，这个时期的工业化正处于其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农业生产效率随着现代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这样就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劳动力支持和资本积累，工业规模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农业发展所形成的推力就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初始动力。

2.二级动力。当城镇化的发展进入中期阶段时，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的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持续的上升。工业化过程导致了人口的空间集聚，并且城镇的就业机会也不断增多，从而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拉力即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也称为根本动力）。

3.后续动力。当城镇化进入中后期时，城镇就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信息、科技文化中心，城镇化的发展也变得相对多样化和复杂化。同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也持续上升，上升到了50%，那么城镇服务业的发展就成了城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

（二）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具体指标

文章以可量化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构建了动力指标体系。

1.初始动力指标体系。文章所选用的指标包括每亩农业机械总动力（X1）、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X2）、农村用电量（X3）和农村人均GDP（X4）。

2.根本动力指标体系。文章所选用的指标包括第二产业占GDP比重（X5）、工业生产总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X6）。

3.后续动力指标体系。文章选用了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7）和总固定资产（X8）。

4.劳动力就业结构指标体系。文章所选用的指标包括第一产业就业结构比重（X9）、第二产业就业结构比重（X10）和第三产业就业结构比重（X11）。

二、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河南省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要素水平的综合评价

（一）河南省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要素水平的现状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东部，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在实现中部崛起的任务中也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1.土地资源。河南省由于受南北气候过渡性和东西地势差异性的影响，土地类型复杂多样，为农林牧渔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2.产值。2012年河南省农业生产总值为2969.05亿元，全年粮食总产量为1098亿斤，粮食产量连续六年超千亿斤。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营业务的收入比前一年增长11.1%，利润总额增长9.7%。固定资产的投资也是迅速增长，在实施“8511”投资促进计划以后，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465亿元，比前一年增长29.3%。

3.产业结构。2010年，河南三次产业结构为14.3：56.7：29.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第一产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第一产业高出3.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低于1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在全国的排名中名列倒数。

（二）河南省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要素水平的综合评价

基于文章所建立的动力因素指标体系，本文搜集和计算了2010年河南108个县（市）的各个相关指标。其中本文主要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并利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对动力结构各要素的重要程度进行了分析。

为了综合比较，我们需要消除各指标所带有不同的量纲的影响，在分析时需要先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文章根据特征值不能小于1，方差贡献率不能小于5%，总方差贡献率必须大于或等于80%的原则，结合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表（表-1）提取3个主成分。

观察表-2的结果发现：其中对动力结构要素综合水平的高低有影响主要有三个主成分，其所反映的信息包含了11个指标中81.8%的信息。其中，第一主成分对指标X5、X6、X2、X4有较大的负荷系数；第二主成分对指标X10、X1、X3、X9有较大的负荷系数；第三主成分对指标X11、X9有较大的负荷系数。第一主成分展现了各县市第二产业的现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产业比重和农村人均GDP这两个指标也包含进来，这与河南省农业大省的情况有关。所以，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指标。第二主成分与劳动力在第一二次产业中的就业比重以及农村机械化有关，第一二产业就业结构、劳动力转移以及农村机械化的情况都通过它能体现出来，对反映城镇化进程具有一定的表现力，可以称之为就业及农村现代化动力因子。与第三主成分有关系的主要是各县市的一三产业就业程度，其反映了劳动力转移和第一三产业就业结构的情况，可称之为后续动力因子。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第二产业是影响动力结构要素综合水平高低的最为关键的要素，劳动力就业比重其次，然后是农村现代化程度和第三产业。

三、结论和讨论

从宏观方面来讲，推动河南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文中所讲到的四大动力因素，而且不同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因此，在21世纪，推动河南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需要在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和质量前提下，对第三产业进行大力发展，并且对城市产业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另外，我们还需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

参考文献：

篇（10）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1－0045-06

一、问题的提出

苏南地区是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全面、最和谐、最迅速的地区之一。2005年，苏南地区生产总值高达11 417.34亿元，比2004年增长19％，而全国GDP增速仅为10.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突破50 000元，并以不到江苏省1/3的人口创造出超过全省2/3的地区生产总值。2005年，苏南地区进出口总额达到2 092.59亿美元，占江苏省进出口总额的91.8%。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2000年底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6∶55∶39）相比，2005年底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60∶37①。

“苏南”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库滋涅茨、钱纳里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决定城市化，同时城市化又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②。《2006年江苏城市发展问题与前瞻报告》的研究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城市化率超过60％，远远高于全省城市化的平均水平50.5％。

“苏南”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最具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的地区，其独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以及“新苏南模式”。在当前阶段，研究“苏南”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苏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以及推广苏南经验，加快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苏南城市化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人民在发展自身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开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并非是独立割裂的，新苏南模式是苏南模式的继承、突破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苏南”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过渡。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苏南”的城市化进程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苏南”的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划分。洪银兴、陈雯（2000）把江苏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城镇化；二是城镇城市化；三是城市现代化[1]。笔者认为，从城市化发展动力方面来讲，苏南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二是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

1. 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党的之后，在苏南乡镇政府的积极介入和大力扶持下，苏南的乡镇企业办得红红火火，这主要归结于苏南地区独特的历史人文传统和现实经济资源禀赋，苏南地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当地人民勤劳俭朴，农业生产率相对较高，在明、清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基础，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自古以来该地区就商贾云集，形成了许多小有规模的集镇。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同时产生了以“实业救国”为核心的思想。实行后，苏南地区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这就促使人们产生了创办工业企业的冲动，而当时短缺经济和解放思想的大环境将人们这种冲动变为了现实。由于当时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痕迹，经济资源大多掌握在乡镇政府手中，因此乡镇政府便代表人们行使企业家职能进行筹资，组织生产资源，鼓励农民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等。

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大量小城镇的涌现和繁荣。因为乡镇企业兴办工业要求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聚集各类生产要素来组织生产。这就使得原先衰落的那些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比较便利的小城镇成为人们的首选，因此许多乡镇企业都依傍小城镇建厂。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在当时城乡劳动力还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都纷纷涌向了乡镇企业，这就产生许多“通勤工人”，为了降低“通勤成本”，这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乡镇工业部门的人们开始搬到距离乡镇企业很近的小城镇居住，随着大量乡镇企业在小城镇周围集聚，转移到小城镇居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小城镇的成长与繁荣。大量小城镇的兴起，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载体，带动了苏南经济的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南小城镇的发展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是规模小，分布散，不利于经济能量的集聚和城市化的进程。季小立（2004）概括出当时苏南地区小城镇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集聚效应弱，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专业化程度低导致分工协作困难；二是废水、废气、废渣等排放分散，不利于集中处理，增加了环保部门监控和治理污染的难度；三是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实行保护政策，批租廉价土地给乡镇企业，导致耕地浪费严重，使得人多地少矛盾加剧[2]。

2. 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苏南城市化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基本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90年代初中期，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出现了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乡镇企业经营效益的下滑和小城镇的“处处点火”、“户户冒烟”所导致的资源浪费，这就迫切需要对乡镇企业现有的产权体制进行改制和城镇城市化。而乡镇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经营亏损、资产流失的情况，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摆脱相关责任也积极支持和推进乡镇企业产权改制，这样乡镇政府便逐步从乡镇企业产权中退出。

改制后的乡镇企业被推向了市场，为了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苏南”的乡镇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减员增效和重新定位。裁减企业冗员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导致苏南地区的小城镇人口出现负增长。

在乡镇企业改制的同时，外资开始进驻“苏南”，苏南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随之发生调整，从积极兴办乡镇工业转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突出表现为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引进外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涌现。截至2005年，仅江苏无锡就有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5个省级开发区，苏州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也相当多，比如苏州高新区、新加坡工业园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等。开发区、工业园区良好的基础设施、便捷的配套、优惠的政策条件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加速了乡镇企业的产权体制改革，理性的地方政府更愿意扶持外资企业的发展。这样大量的外资企业都纷纷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聚集，而被推向市场的原先像“一盘散沙”分布的乡镇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也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聚。在“与狼共舞”的环境下，一些乡镇企业开始寻求与外资合作，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此2000年之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又开始出现复苏的势头。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繁荣又为城镇城市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外资的大量引入不但吸收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对城市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现代经济中，城市是市场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城市化不但是“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现代化，比如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投资服务环境的改善、教育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文教科卫事业费高达159.36亿元，国际互联网用户共计219.31万户，私人汽车拥有量达77.17万辆，城镇恩格尔系数为0.37。

三、苏南城市化动力机制

理论界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比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托达罗则认为城市工业部门较高的工资收入期望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此外，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如Henderson（1974）、Tolley，Gardner， and Graves（1979）、Ades and Glaeser（1995）以及Fujita、Krugman（2000）等，他们大多认为城市化的发生与发展受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崛起这三大力量的推动和引导。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学所认为的城市化三大动力因素分别对应着苏南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小城镇化时期，主要推动力是农业的发展和工业化，到了城镇城市化时期，起推动作用的则主要是工业化，而城市现代化时期，第三产业的崛起则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是一些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时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国蛟（2004）认为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应该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3]。吴伯均等（2006）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主要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推动模式，自上而下推动模式包括中心城市的扩散、大型建设项目的带动和引进外资兴办开发区三种类型；而自下而上推动模式则主要通过民间筹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城镇区或具有区位优势的地点兴办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配套设施，推动乡村城镇化进程”[4]。而笔者认为，苏南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应该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内在机制主要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三大因素，而外在机制则是政府的行政推动。

1. 工业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同时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的，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发展载体。钱纳里和赛尔奎认为在城市化初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而当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同处于13％左右后，城市化开始加速并反过来促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工业化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就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彻底改变了农业的技术基础，为农业提供了许多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为城市发展聚集了人气，扩大了城市规模，同时也优化了产业结构。（2）工业化与城市化一样也具有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工业化要求生产走向集中，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许多工业企业为了充分利用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会在空间上从分散走向集中，企业的集中会导致人口、消费、科技、文化、信息等现代城市要素的集中，从而促进了城市化进程。（3）工业化的扩散效应使得现代城市经济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农村，密切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从而加速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农村的现代化又为城市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从理论上讲，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的初期，劳动人口分散在农村，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这一时期城市化也处于萌芽期。正如前文所描述的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的城市化，小城镇作为一种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产物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重要的量变时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这种小城镇的弊端开始显现，小城镇已经容纳不下工业的迅速发展，这时的工业企业遭遇到了劳动力和市场瓶颈，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工业密集区聚集，城市规模开始扩大，数量开始增加，城市功能也进一步完善，这一过程又叫做城市化的质变过程。苏南地区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印证了工业化是城市化根本动力的论断。

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的量化测度，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钱纳里标准，另一种是IU比和NU比标准。I表示劳动力工业化率，用工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U表示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度量，N表示非农化率，用二三产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之比（I/U）、非农化率于城镇化率之比（N/U）可以考察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如果I/U、N/U大于1，则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反之则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这三者间协调发展时，I/U和N/U的国际标准值分别是0.5和1.2。

许多经济学家在对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库兹涅兹指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以及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分别是22.9%~32%、36%~65.8%、68.2%。

2. 要素集聚。城市化的另一个动因就是要素集聚，其实质就是因为集聚经济的存在。集聚经济本义是指“一批厂商因为彼此位于邻近而可能产生的经济效果或费用减少”[5]。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集聚经济的内涵被放大，它通常被认为是因企业、居民的空间集中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成本的节约[6]。

集聚经济的产生应归因于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外部经济效应。分工与专业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费用的减少。规模经济也是产生集聚的一个重要源泉。外部经济效应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对于生产企业而言，外部经济的存在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这就导致相关企业在空间上集中起来分享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外部经济会增加消费者的效用，促使消费者的集聚，这就从宏观上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布局和经济发展。

空间经济学将集聚经济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内部规模经济、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这三个层次上的集聚经济本质上就是指企业的效益、行业的规模效益和城市的规模效益。而集聚经济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正好反映了要素集聚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

总而言之，要素集聚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劳动力的集聚为城市化提供了发展主体，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则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现代化。

3. 制度变迁。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泛指协调人们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在现代经济中，制度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制度因素已经由既定的外生变量演化成为现代文明关键性的内生变量。

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根植于社会文化，深受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制度变迁是城市化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资本投资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技术由传统农业技术向先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技术提升，技术提升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人力资本重新配置的过程。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党的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而乡镇政府参与企业产权的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内确确实实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推动了小城镇的兴起。当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20世纪90年代初期左右，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弊端日益显现，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安排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了，于是迫使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城市化道路进行转变。随着外资经济在一系列促进其发展的制度安排下发展起来后，城市化开始呈现新的发展模式，即以外资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城市化模式。同时，苏南城市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市容、市貌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变迁是苏南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动因。

4. 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在中国，城市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在动力机制――政府的行政推动，它不同于上面所分析的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政府行政推动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政府“强势”地位决定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掌控了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政府对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影响相当重大。

洪银兴等（2003）分析了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是传统体制的影响刺激政府对城市进行建设投资；其二是大部分建设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相关法律的欠缺[7]。笔者认为，政府主导城市化是在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必然结果。

如果我们把城市化内在动力机制看成是“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引导就是推动城市化的“看得见的手”。正如西方经济学中提到的，市场和政府都是影响资源配置的两大力量一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内在动力机制应该起主导作用，外在动力机制则起辅助作用。在内在动力机制失灵或不起作用的领域，外在动力机制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政府制定规划科学引导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空间布局、政府颁布政策完善各类要素市场加快要素的自由流动等等。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苏南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多数都是乡镇政府出面利用原有的资本积累或贷款兴办的。由于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与乡镇企业的效益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在当时的政绩考核体制下，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当地地方官员提升的重要途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政府更多地是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相去甚远。为了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政府采取了多种倾斜措施，比如财政补贴、地方保护等等。同时，在乡镇企业催生人口转移和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为大力发展小城镇。但是随着乡镇企业自身发展的后劲不足和小城镇弊端的日益显现，从90年代初开始，苏南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即外资的进入和乡镇企业改制。这一时期，外资的发展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地方政府开始纷纷转而吸引外资的进驻，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建设就是这一时期吸引外资的重要特征。为了解决小城镇发展“小而散”的问题，政府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撤乡并镇，随着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改变作用范围，弱化经济建设职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而政绩考核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地方政府更好、更科学地推动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激励。

上文我们分别从内在、外在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正如前面所说，在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中内在机制始终是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外在机制――政府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它可以加速或减缓城市化进程，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强政府”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从改革开放将近30年来苏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中就可以明显体会到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政府的作用与苏南城市化是“形影相随”的。

而对于内在机制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笔者认为其实质是要素的不断高级化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不论是工业化、要素集聚还是制度变迁，实际上都是要素高级化的过程。工业化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成城市劳动力，农业资本转变成工业资本，传统的农业技术提升为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工业技术等等；要素集聚使得单个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发挥出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单个生产要素产生了质的飞跃；制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不断创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说要

素的高级化才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它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城市化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见图1）。

四、结论

综观苏南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在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政府推进等动因的推动下，苏南的城市化经历了小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目前苏南中心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经济能量急剧增加，中心城市化开始发挥其辐射功能，带动二三级城市的发展，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

笔者认为目前苏南地区城市化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苏南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国城市化历史轨迹研究后发现，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并呈现一条平滑的“S”型曲线，当城市化率达到30％之后，城市化速度开始明显加快，而当城市化率到达70％之后，城市化速度又开始趋于平稳上升。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的整体城市化率已经突破60％，因此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二是苏南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很多学者在应用IU之比、NU之比指标、钱纳里发展模型、库滋涅茨工业化、城市化比较指标等方法对苏南城市化进行实证分析后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苏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转变不同步，当然还有一些制度方面的因素，比如户籍制度等等。

虽然近几年来，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速度都非常迅速，但是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城市之间相互竞争，竞相打造“中心城市”，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杨小凯认为不可能所有城市都成为大城市，在整个城市体系应该呈现层级发展的特点。不同的城市处于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功能体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定位不准以及政府激励的不合理。另外，苏南城市化片面追求速度，缺乏对城市质量的提高，正如前文所说，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更是城市质量提升的过程。还有，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性和科学性，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较低，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些现实问题还有待于在发展中进一步得以解决和完善。

注释：

①库滋涅茨提出的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标准比重为12.7∶37.8∶49.5，三次产业从业人数的标准比例为15.9:36.8∶47.3。

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滋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认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三者是密切联系的。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雯.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以江苏为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0，（12）：66－71.

［2］季小立，等.“苏南模式”城市化及其演进［J］.理论与现代化，2004，（6）：10－15.

［3］林国蛟.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2004.

［4］吴伯均，钱世超，等.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30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