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市场规模汇总十篇

时间：2023-10-02 08: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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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市场规模

篇（1）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结构中，农业经济发展是值得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市场经济多元化，经济结构也会多样化，农业领域中的畜牧养殖业更为复杂，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经营环节，都会因此而存在风险。为了降低畜牧养殖的风险，使专业户获得更高的利益，就要对畜牧养殖中风险种类充分认识，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以确保畜牧养殖业在现行的市场环境中更好地发展。

1畜牧养殖中的风险种类

在农业领域中，畜牧养殖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些风险源于在畜牧养殖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畜牧养殖户在经济上受到一定的损失。由于影响因素不同，使得畜牧养殖所面临的风险也会有所不同，主要包括畜牧养殖的自然风险、畜牧养殖的市场风险和畜牧养殖的技术风险。

1.1畜牧养殖的自然风险

畜牧养殖的自然风险，导致风险的主要因素就是自然环境，这种因素是不可抗拒的，且对畜牧养殖业会产生直接影响，直接关乎到养殖专业户所能够获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如果气候环境不适合禽畜生长，就会导致禽畜的健康状况不佳，必然会致使禽畜大量死亡[1]。所以，气候环境是畜牧养殖的重要风险因素。不同的季节，自然环境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主要是气候环境影响的结果。养殖专业户在畜禽养殖的过程中，就要运用科学的手段分析气候环境特点，从养殖经验出发制定出应对措置，以避免气候环境对畜牧养殖造成的不良影响，确保经济利益不会受损。

1.2畜牧养殖的市场风险

畜牧养殖的产业化发展，就需要畜牧养殖专业户能够直面市场环境，对于市场多元化的运行状态充分掌握。由于畜牧养殖市场是变化无常的，就必然会给养殖专业户造成一定的风险。中国的畜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畜牧业要在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避免风险带来的损失，就需要在产业化经营的同时，还要对市场风险具有较高的敏感度。

1.3畜牧养殖的技术风险

中国的畜牧养殖业正科学化发展。部分畜牧养殖专业户对科学技术产生了依赖性，放弃了养殖的自主性，就必然会面临技术风险，也会因此造成经济损失。1.3.1畜禽抗病疫苗使用中所存在的风险畜牧养殖在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由于产品在生产、市场和消费等环节中频繁流通，对于禽畜的各种疾病往往就会采用疫苗的方法加以预防。但是，这并不能降低禽畜疾病的发病率，同样会给养殖专业户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1.3.2畜禽品种选择中所存在的风险

选择畜禽品种的时候，如果选择不当，同样会给养殖专业户造成经济损失。如果所引进的畜禽品种优良，畜禽就会健康成长，生产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为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3.3畜禽饲料所存在的安全性风险

畜牧养殖业中，饲养管理是保证畜禽产量的关键，饲料管理是其中重要的环节。近年来，中国的饲料管理更加严格，保证了饲料的质量。但是，在饲料市场中依然会存在假冒产品以及质量不过关的产品[2]。这些饲料如果用于喂养畜禽，就必然会对畜禽造成不良影响。可见，饲料质量是否安全可靠是保证畜牧养殖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是农业大国，畜牧养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历史发展。多数的养殖专业户实施了产业化经营，但是在养殖管理上依然持有传统的关键，导致畜牧养殖缺乏科学合理性，导致科技成分很高的养殖技术没有得到发挥，使得畜牧养殖业面临诸多的风险。

2畜牧养殖中实施风险管理的策略

2.1畜牧养殖专业户要树立风险管理意识

畜牧养殖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性的。畜牧养殖专业户要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就要采取规避各种风险的措施，特别是在生产经营中，每一个环节都要制定出风险预防措施，并落实到具体工作中。风险和利用往往是并存的。养殖专业户在考虑到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重视风险对生产经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针对性地采取风险管理措施[3]。所以，将风险管理意识树立起来是非常必要的，畜牧养殖专业户只有对风险予以正确认识，才能够从畜牧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出发将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制定出来。

2.2畜牧养殖专业户要有能力对风险准确评估

畜牧养殖风险管理中，做好风险预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养殖专业户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在风险管理中，要对风险的类型以及风险对畜牧业的影响程度进行科学评估，客观地认识潜在的风险。在分析风险的过程中，要求思路清晰，头脑清醒，对生产经营中所存在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4]。对畜牧市场的信息要多方了解，才能够提高风险预防工作的有效性。

2.3政府要从政策角度对畜牧养殖专业户提供保障

政府对畜牧业发展给予高度重视的同时，还要针对畜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科学调整，以使得相关政策更为完善。在畜牧养殖中，个体农户占有非常大的比例，从政策角度对畜牧养殖专业户提供保障，不仅维护了畜牧养殖专业户的利用，而且还有助于促进畜牧养殖业更好地发展。此外，政府还要针对畜牧养殖业的相关政策加大宣传力度，让畜牧养殖专业户及时地了解政策，以制定出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的畜牧养殖业实施产业化经营，使得养殖规模扩大，同时也需要面临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可以降低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力，最大程度地保证养殖专业户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

作者:沈牡鸿单位: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农业局

参考文献

[1]宋瑞梅.临潭县扁都乡草地管理对畜牧业持续发展的影响[J].北京农业，2014，5（15）：42—43.

篇（2）

一、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的必要性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难点是“三农、三牧”问题，重点是增加农牧民的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通过发放贷款能解决农牧民想发展与资金缺乏的矛盾；通过签订购销合同，能够解决农牧民买难、卖难的问题；通过制定保护价降低畜牧业的市场风险。所有这些必将加快畜牧业的发展，有效地增加农牧民的收入。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有利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国家西部大开发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位，强调西部大开发要科技领先，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经营方式，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前提下发展畜牧业。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发展高产饲草料种植，扩大舍饲，可减轻操场压力，加快植被的恢复，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有利于加快牧区工业经济发展。以牧区为主的旗县工业基础差、底子薄、存量不足、增量有限。目前，工业企业较少且技术水平低，很难满足畜牧业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可以培育壮大畜牧业龙头企业，促进畜牧业产品加工产业升级和畜牧业产品的结构调整，将肉类加工、皮革、毛绒等企业联动起来，加快以畜牧业为主的旗县工业经济发展，盘活现有存量资产。这对于增加地方收入、扩大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牧区合作组织通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加快推进具有畜牧业旗县地理标识品牌的畜产品推广力度，充分依靠地方品牌效应，努力创建国家知名品牌，实现品牌和效益最大化。

二、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直接制约因素

1.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牧民是自主经营的经济活动主体，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经济人”。牧民是以提高经济效益、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的。这与合作组织和中小企业合作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存在矛盾。

2.风险。“三牧”属于风险比较高的产业。而目前牧区牧业保险严重滞后，尤其是缺乏政策性保险制度。所有这些导致牧民不愿意冒险经营，但在特殊情况下，如经济困难或利润极大时，也会“铤而走险”，从事经营活动。因此，风险对牧民的经济活动行为的制约作用影响着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

3.资金。资金是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中，大量的信贷投入提高了畜牧业产品深度转化的能力和附加值，推进了畜牧业优质、生态、安全畜产品精加工，加大了对奶牛、肉牛和肉羊标准化养殖小区的建设。但是，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针对牧户的信贷品种主要是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和担保贷款等少数几种。信贷品种的单一性很难满足“三牧”经济的长期大额资金需求。

4.技术。技术是牧区牧民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直接制约因素。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并对优势特色畜牧业产品良种的研发和繁育、疾病防控、防灾减灾等进行科技创新，但是牧民没有技术，也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畜牧业前沿性科研成果转化为项目的过程很慢。畜牧业生产科技化程度低，仍然处于低效益、粗放式经营阶段。

（二）间接制约因素

1.信息。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是与加强畜牧业、发展牧区、富裕牧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牧区大多处在半封闭状态，牧区信息服务建设在基础设施、信息资源、技术手段、组织管理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牧区合作组织对于信息服务发展的要求。因此，信息不畅是制约牧区合作组织发展的原因之一。

2.竞争。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竞争的经济。竞争机制的存在产生优胜劣汰，使市场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产品市场自然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而且畜牧业产品市场是具有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牧民经济行为的趋同性使畜牧业产品的竞争十分激烈。作为畜牧业产品市场主体的牧区合作组织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提升效率。然而，竞争者跟牧区合作组织直接争夺资源和市场，可能阻碍牧区合作组织的发展。

3.政策。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对经济的指导是长期的、深远的。牧民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国家在相关政策上给与扶植、优惠。与一般营利性企业相比，牧区合作组织不能完全适应和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因而，国家政策的任何调整、变化，都会影响到牧民的既得利益。

4.环境。“三牧”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当前，畜牧业产业化、宏观政策支持、政府行为的介入、文化影响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阻碍合作组织发展的环境因素。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深深地影响牧民的经济行为。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是牧民必然的，也是正确的选择。牧区合作组织作为新生物在内部环境方面也存在着制度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

三、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经济组织提供服务的建议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育和开拓市场，引导牧区合作组织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加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增强市场的配套功能；拓展市场空间，逐步实现生产与需求相连接，开拓外阜市场和国际市场，增加市场竞争力。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建立和建设商品基地。为了加快畜牧业产业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生产方式，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加强基地建设。在牧区合作组织内重点搞好种源基地建设，商品基地建设，形成若干个专业苏木、专业嘎查，理顺产、加、销三者的关系，通过市场―中小企业―农合作组织的运作方式，中小企业一头连接市场，一头连接牧民，是整个环节中的重要环节，它既是企业原料市场供应者和组织者，又是牧民走向市场、进行蓄牧业产品交易的销售者。因此，抓好中介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其作用，把分散的牧民组织到主导产业行列中来，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商品基地，提高牧民组织化程度，加快畜牧业产业化进程。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育龙头加工企业。龙头企业是蓄牧业产业化的核心，只有抓住这个龙头，蓄牧业产业化的进程才能加快。因此，必须把持扶和发展龙头企业作为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的首要工作来抓。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特色经济的总体要求，畜牧业产品的开发思路是通过综合深度开发，促进牧区畜牧业产品结构调整与升级，彻底改变目前小冷库、个人小作坊分散加工条件差及产品档次低的局面，改变现有科技含量低、市场占有量低、经济效益差的局面，促进畜牧业产品资源优势转化，形成带动牧区乃至相关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中小企业将为牧区合作组织提供融资服务、技术服务。中小企业帮助牧区合作组织积极争取支牧资金，完善多方式、多渠道、多元化畜牧业投入机制，增强畜牧业发展后劲；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养指导有技术、有素质的畜牧业生产队伍，推广现代科技，引入新品种、新技术、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改变传统生产模式，建立生态养殖模式等。

参考文献：

[1]杨青贵.农民专业合作社限制市场竞争力行为探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08）.

篇（3）

[中图分类号] F3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2-0087-02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使我国西部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畜牧业作为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产业，其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当前，我国西部地区畜牧产品的营销工作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其市场占有率较低，而一带一路为其提供了贸易的便捷通道。在此背景下实施完善的营销策略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还能够为我国畜牧产品的市场拓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但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西部畜牧产品营销策略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对一带一路的贸易契机把握不准，缺乏营销创新意识和能力，缺乏专业化人才的推动作用，政府部门的相关支持和引导政策不足等都限制了西部地区畜牧产品的市场拓展和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必须要对其营销策略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全面有效的完善其营销策略，促进我国西部畜牧业的发展。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区畜牧产品完善营销策略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全面促进西部地区畜牧行业的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大，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推进，对畜牧产品的开发力度不断增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的发展更加备受重视，畜牧产品的营销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西部地区的畜牧业而言，实施有效的营销策略提升其市场占有率，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优势，开展有效的对内对外贸易成为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出路。因此，完善的营销策略能够促使西部地区的畜牧业取得更为长期的发展，使其能够突破现有的产品销售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不断进行市场开发，以此提升其市场占有率和整体的销售率，进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二）能够为我国畜牧产品的市场拓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畜牧业发展一直处于较为低端的环节，产品在市场中受欢迎程度不高，甚至很多地区出现抵触西部地区畜牧产品的现象，增加对外来畜牧产品的购买。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区畜牧产品营销策略的实施可以有效带动其畜牧业的发展，进而可以为我国畜牧产品的市场拓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使其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附加价值，强化品牌建设，以完善的、多样化的营销策略迎接市场竞争，转变我国畜牧产品传统的市场拓展模式，不断提升我国畜牧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促进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区畜牧产品营销策略存在的问题

（一）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贸易契机把握不足

当前西部畜牧产品在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的过程中并没有有效把握一带一路背景下带来的贸易契机，其现有的营销策略相对单一，主要针对于我国中东部市场，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和地区的畜牧产品市场需求没有准确的定位和分析，在整个市场发展的过程中还处于被动地位。同时，一带一路背景下所带来的贸易契机包含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和市场竞争压力，这同样是目前我国西部畜牧产品在营销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和准备的。对贸易契机把握不足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西部地区畜牧产品营销策略存在的首要问题，对其进一步的市场战略将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

（二）缺乏营销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目前我国西部畜牧产品在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的过程中还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一是畜牧产品生产和销售企业较少，其在市场中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很多小型的畜牧产品生产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大部分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以传统的营销理念和模式为主，不注重对市场营销理念和方法的创新，缺乏创新的基本意识。二是在实际的市场营销策略执行过程中，还缺乏完善的营销计划与反馈机制，实际的执行能力不强，对供应商的管理不足，缺乏基本的营销品牌创新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西部地区畜牧产品的营销策略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难以取得有效的进步。

（三）缺乏专业化人才的推动作用

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畜牧产品在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的过程中还缺乏专业化人才的推动作用。一是目前西部地区畜牧产品生产企业的现有营销人员在学历水平、整体素养、专业素质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欠缺，而对其培训力度不足，使其难以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下有效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缺乏关键人才的推动。二是由于目前一带一路的建设还没有彻底打开周边市场，使西部地区的畜牧产品生产企业还没有真正重视到人才的作用，因此其没有从外部引进一批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外部的先进经验和技术难以顺利流入企业中，因此对其营销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

（四）政府部门的相关支持和引导政策不足

西部地区畜牧产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指导，而目前其在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的过程中还缺乏政府部门的相关支持和引导。一是我国政府对于西部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关注度不足，相关的补贴力度不足，使很多畜牧业企业的发展难以获得既定的利润，各项政策得不到有效的落实。二是政府部门对畜牧产品生产企业的营销策略指导不足，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政策来支持和鼓励畜牧产品生产企业的营销策略，很多小型的畜牧产品生产企业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有效支持，使其在发展过程中难以得到政策和制度方面的保障，限制了其营销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完善西部地区畜牧产品营销策略的对策建议

（一）有效把握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贸易契机

一方面，要把握国内市场的需求，借助于一带一路及西部大开发战略，制定和实施完善的营销策略，继续扩大西部地区畜牧产品在国内市场中的占有率，为其市场拓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要瞄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其对国际市场的开发能力，并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等形式，开展多样化的营销策略，充分提升我国西部地区畜牧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市场规模，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长期发展。

（二）提升企业的营销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一是要对畜牧产品生产企业管理者进行必要的培训，使其充分掌握先进的营销方法和营销理念，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营销方式，提升其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畜牧产品市场发展的认识度，充分意识到营销策略对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性，并做好创新营销的思想准备。二是要摒弃传统的营销模式和营销理念，通过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大型企业的营销策略和模式，并根据自身的现实情况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创新营销策略，使其能够充分有效的服务于当前我国西部地区畜牧产品生产企业的发展需要。

（三）强化专业化人才对营销策略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西部畜牧产品生产企业要对其现有的营销人员进行有效的培训和教育，使其充分掌握现代营销的方法和理念，并对其培训的结果进行有效的考核，通过内部专业化人才的推动实现西部地区畜牧产品能够顺应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通过有效的营销策略，提升其市场占有率，并不断促进整个畜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现有企业的用人机制等措施，从外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引进一批专业化的营销人才，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在畜牧产品营销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为西部畜牧产品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营销策略奠定充分的人才保障。

（四）完善政府部门的相关支持和引导政策

强化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是促进西部地区畜牧产品生产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部门要主动承担起扶持企业发展的责任，并充分借助于一带一路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其畜牧产品生产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同时，要对企业在贸易过程中的营销策略进行必要的指导，及时发现和处理西部地区畜牧产品生产企业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通过政府的必要行政职能，对西部畜牧产品生产企业的营销策略提供一定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五、总结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要想提升西部地区畜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必须要充分重视其营销策略。当前，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不断实施，要正视畜牧产品营销存在的各项问题，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改进和完善。应该从有效把握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贸易契机、提升企业的营销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强化专业化人才对营销策略的推动作用、完善政府部门的相关支持和引导政策等方面出发，全面完善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西部地区畜牧产品的营销策略，因此促进我国西部畜牧业的健康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篇（4）

1.1.1粮食生产总量平衡近年来，晋城市玉米、小麦、杂粮等粮食作物年播种面积稳定在22.11万hm2以上，随着作物品种不断优化及种植技术推广，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粮食总产量近年来稳定在7.5亿kg以上，确保了粮食自给有余，实现了粮食生产总量平衡。

1.1.2六大特色产业初具规模近年来，晋城市围绕经济发展规划总体目标，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初步形成了畜牧、蚕桑、蔬菜、干鲜果、小杂粮、中药材六大特色产业，带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1.1.3农业龙头企业有了一定数量近年来晋城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较快，涌现出一批农产品品牌，全市43家市级以上农业重点龙头企业，获得山西省著名商标23个，国家名牌产品2个，中国名牌农产品1个，国家地理产品保护标志4个。

1.1.4农民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目前,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到2000余个，合作社涵盖了晋城市六大特色农业产业，覆盖了60%的行政村，入社农户4.6万户，入社社员收入比未入社农民高出20%。

1.1.5政策扶持推动力初步显现近年来晋城市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对畜牧业、蔬菜产业扶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极大地调动和保护了广大农民种植蔬菜和从事养殖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果。

1.2主要特点

1.2.1小而全虽然晋城市产业规模较小，但农作物种类繁多，各种五谷杂粮、各类干鲜果品、蔬菜、蚕桑、食用菌以及多种中草药遍布全市。

1.2.2少而优各类农产品数量虽少，但品质优。境内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类型，四季分明，冬长夏短，雨热同季，气候温和适中。年均气温11.5℃，日平均气温≥0℃的积温一般在3368℃~4471℃，无霜期185d左右，年均降水量达600~650mm。森林覆盖率达35.7%。

1.2.3稀而特晋城境内山地丘陵面积占到87%，昼夜温差大，独特多样的小气候，造就出一大批具有地域特色、品质独特的稀有农产品。比如泽州县巴公大葱、泽州红山楂、鲁村小米；高平大黄梨、王报红萝卜；阳城山茱萸、阳城蚕茧；陵川“五花芯”党参、大红袍花椒、黑木耳，沁水七须黄花菜、蜂蜜、端氏紫皮蒜等。

2晋城市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问题及原因

2.1发展现状

2.1.1粮食产业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农资价格高位持续攀升，粮食生产成本高、效益低；粮食总产量供求紧平衡，细粮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

2.1.2六大特色产业畜牧业开放程度低，外向型发展偏差；蚕桑业龙头企业不强，对产业发展牵引能力弱，科技型人才缺乏；蔬菜产业种植零散，市场规模小，水资源缺乏，技术人员不足；干鲜果业规模小，产业化水平低；小杂粮产业种植投入少，种植效益低；中药材产业科研投入少，加工规模小，服务体系不完善。

2.1.3农业专业合作社扶持力度不够，农民认识不够，发展规模偏小，带动辐射的范围小，市场竞争能力比较弱，管理不太规范。

2.1.4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生产标准化、产品品牌化、市场国际化程度低，经营管理落后，投资主体和融资手段单一。

2.2原因分析

2.2.1客观上受限制晋城所处山丘地区，人均耕地少，耕作方式以户为单位，不利于形成规模的种植基地。

2.2.2主观上有差距对农业产业化重视程度还不够，缺乏统一的、有力的、连续的扶持政策，产业化经营机制还不够健全。

3晋城市农业产业化发展途径

3.1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的综合能力

建立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型的产业化经营基地，大力发展以种养业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加快发展繁推一体化的种业集团，创优粮食产业化的发展环境。

3.2强化农业培训，提高科技服务能力

依托畜牧、蚕桑、蔬菜、干鲜果、小杂粮、中药材六大特色产业优势，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农民培训，提高服务功能，致力形成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的特色产业基地，打造带动农民增收的地标性农产品品牌，为农业产业化打下良好基础。

3.3加强特色农业产品基地建设，提升区域特色经济发展能力

篇（5）

中图分类号：S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118-10

一、生态畜牧业理论和实践

中国现有264个牧区和半牧区县（旗），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宁夏、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等12个省区，土地面积38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0%，大多处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生产和社会文化功能极为重要，一直被认为是“草原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草原游牧文化的发祥地，维系我国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近十年来，我国“三牧问题”（牧区、牧业、牧民）也比较突出，表现为：草原生态持续退化，牧业成本不断增加，牧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牧区贫富差距正在加剧。“三牧”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0年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牧民增收，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资金134亿元，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加上一些人为因素[1]，中国西部草原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可供牲畜食用的优良牧草比例减少[2]。草原生态退化直接影响到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发展。如何既能保护好草原的生态又能提高西部草原上的牧民们生活条件是很多专家学者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国内的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对中国西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3]。草原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有利于牧民们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规模沙尘暴的出现。但现实情况是对草原生态的保护并未做到实处。杨德亮指出，一些地方领导，误把资源优势当成产业优势，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招商引资使得牧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这些开发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地牧民的生活条件，反而加快了草场资源的退化和沙化。根据杨德亮的报告，青海省祁连县在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和小煤矿整治政策背景下，2004年西部矿业公司正式收购兼并了祁连县多隆煤厂。与此同时，大规模的采金活动在20世纪 80年代初恢复， 80年代后期采金达到顶峰，过度采矿致使祁连县方圆十几公里散落着一堆堆的石头，遍布着一个个大坑，湿地迅速恶化为沙石滩，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型破坏[4]。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工矿产业采挖和开发是近20年来日益加剧草原破坏因素。草原牧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煤、铁、稀土、铜、铅、金、银等许多矿产储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开发商追逐利润，纷纷到草原开矿产办公，当地政府为了尽快脱贫致富，‘肥水快流’，大、中、小型项目一起上，还大搞招商引资，开发和掠夺资源。这些项目有许多是一哄而上，并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或环境经济评估论证，因而带来许多生态环境灾难。工矿企业开发，首先要占用大量草场土地，其次工矿企业要严重污染环境，特别是污染牧区宝贵的水源，对大气污染也不可忽视，如氟化物污染可使牧草中毒，牲畜得氟牙病死亡，由于废水，废气的污染，土壤的酸碱度发生了变化，也影响了植被的演替，矿山大量剥离物和废渣推积也污染环境。工矿业开发要破坏草原植被，土地塌陷，水土流失等造成严重的植被破坏，有些根本无法恢复。”[5]

除了尽量减少对草原矿产的过度开发，为了避免对草原造成更大的破坏，学者杨德亮倡导实施“生态购买”，通过国家购买生态，把牧民实行地域性转移，进而减少人类干扰，减少放牧，从而实现植被、地表水、地下水等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与良性循环。他指出生态移民一方面既保护了自然生态草原的自我平衡，又有利于牧民改变生产模式，实现致富。但是，许多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杜发春以青海三江源为例指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了退牧还草及生态移民方案，要求牧民搬迁后对草场进行禁牧，使草场休养生息，自然恢复。但由于没有专门的草场管护人员和足够维护资金，导使禁牧草场超载无人监管，加之禁牧草场不是连片集中，而是呈镶嵌式分布，部分以草定畜的留居户跨区放牧、侵占草场现象也屡有发生，并没有真正达到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目的。另外移出的牧户多以老年牧户、无畜/少畜户为主，分别占移民户总数48.5%和 68.3%，牲畜多的、中青年牧户普遍不愿移民，因此通过移民实现草地载畜量明显减少的目标很难实现。

在对一些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后，国内的一些学者对牧民实行迁徙，控制牲畜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生态移民的措施是基于“平衡理论”的假设，即生态系统是平衡的，系统的不平衡是由于牧民的牲畜过多和过度放牧引起的。但国外的一些学者比如Ellis和Swift提出了“非平衡理论”，认为草原生态系统并非是平衡的，简单的控制牲畜和将牧民迁移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草原的生态平衡。奥巴等总结了平衡与非平衡生态系统最根本的区别。（见表1）。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在《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一书中指出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两个理论“平衡理论”和“非平衡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平衡理论”依靠一个固定统一的承载力，不适合多变的放牧系统，从而制约了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而“非平衡系统理论”强调放牧影响不是特别重要，对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指导也有局限性。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平衡理论”提出牧民定居是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使牧民定居下来既是牧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草原的很好措施[6]。但根据“非平衡理论”，使牧民定居并不能真正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另外，牧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游牧，逐水草而居，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单方面的要求牧民们放弃自身传统的文化体系，是对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种变相压迫。因此如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游牧文化，又能实实在在地提高牧民的生活质量和维护草原的生态是一个新的挑战。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对如何发展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提供了参考性的理论框架。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在《Economic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探讨了“资源环境经济理论”。根据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的定义，该理论强调科学地处理产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立足于资源与环境的现状，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颜景辰提出在传统畜牧业粗放、链短、低效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理论对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进而论证了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可行性。生态畜牧业结合了市场目标，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充分体现了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衔接[7]。生态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生态原理、食物链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理，采用系统工程方法，吸收现代科学技术，以发展畜牧业为主，农、林、草、牧、副、渔因地制宜，合理搭配，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的牧业产业体系，是技术畜牧业的高级阶段。生态型畜牧业主要包括生态型动物养殖业、生态型畜产品加工业和废弃物的无污染处理业[8]。学者雷华和穆晓峰提出了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四个类型：（1）资源配置型，进行畜牧业季节性生产。（2）多级利用型，在养殖技术中，通过食物链循环，实现物质能量多级利用，以增加物质产品产出量。（3）综合利用型，利用塑料大棚配套生产技术。（4）系统调控型，依反刍家畜（牛、羊）瘤胃微生物酶之功效，充分利用粗纤维饲料和非蛋白氮之生物学特性，通过秸秆氨化、青贮、微贮等技术，利用 3/4 的秸秆、糠、麸、饼、渣及牧草等光合产物，饲喂反刍家畜[9]。

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畜牧业建设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34号），是一个指导青海省藏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层面提出了一整套针对藏区实际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主要任务、重大项目和支持政策，对于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08年起青海省开始在三江源区试点以合作社为载体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国家政府给予农牧民一定的补助，支持和鼓励冬春草场人工饲料基地的建设、对草原围栏、建立牲畜暖棚圈、免疫注射等等，实现标准暖棚舍饲养畜、人工饲草料种植储藏、围栏草场划区轮牧、水电路条件配套四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大体实现了人居有住房、草地有围栏、牲畜有棚圈、冬春有贮草的目标 [10]。

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从2008年起青海省牧区7个县逐步实施开展生态畜牧业试点工作，以合作社为平台，努力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根据不同的生态条件、自然资源状况和劳动力素质，探索出以门源县苏吉滩乡苏吉湾村、天峻县新源镇梅陇村、河南县优干宁镇吉仁村为代表的以牲畜、草场作价入股，实行股份制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共和县倒淌河镇哈乙亥村为代表的以分流牧业人口、草场合理流转、大户规模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治多县治渠乡同卡村为代表的以联户经营、分工协作、优化畜种畜群结构为特点的模式。

2010年青海省在总结试点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用3年时间，在牧区30个县的883个牧业行政村全面推进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全覆盖。2010年5月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各试点地区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开始落实农牧厅下发的《关于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11]。2011年7月青海省政府批复同意了《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规划》，海南州的主要做法是率先探索和推广可持续发展集成技术，引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总而言之，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以下是一些学者们对中国西部畜牧业转型以及实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可行性提出的观点。

二、草原游牧文明与畜牧业经济转型

中国西部牧区和生活在西部的牧民在一些影视媒体中被刻画出一幅贫穷落后和无知的印象。国家对西部的整体建设概念是“发展西部”，其中蕴含在背后的哲学理念中不免带有以人类的不断进步为前提的单向线性历史观，将传统的游牧文化视为是不适应时展趋势的。在如今中国大力市场化和经济化的整体时代背景下，从单纯的经济收入视角看，西部牧民的生活方式是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趋势的。然而，从深层次的哲学意义上讲，落后与否不能简单的从经济收入来衡量。在思考如何发展中国西部牧区的解读过程中应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简单的将西部草原游牧文明安置在整个文化体系的底端。相反，应充分反思草原游牧文明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和重要性。

西方社会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步反思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哲学理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本土生态知识的价值日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并且得到主流学者的充分认可。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综合了西方学者对本土生态知识不同的定义后，总结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套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实践与信仰的累积性的体系。它在人类适应性生存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在文化传播中代代相承。它是关于生物和其他环境现象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也是一种当地人的本土实践，更是一种凝结于人们关于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观念中的信仰。本土知识是长期存在于某一地区的知识总体，这种知识关系到传统的规范和社会价值，也关系到引导、组织和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精神结构。”[12]他们进一步指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种知识-实践-信仰的复合体。从实践经验知识的层面上看，牧民们对他们祖祖辈辈所生活的草原环境里一系列关于生物、土地、自然景观等等都有着深刻的认知。这种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并不亚于教科书上科学家们所列出的知识结构，是历代牧民实践总结的实地知识，具有宝贵的实际科研价值，并不是一套落后的知识体系。当地的牧民们对长期生活的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不定的雨量有着敏感的认知。并且他们会根据不同季节、养分质量，地形与海拔、方位、生态区域和植物群落、颜色、土壤性质、水质水量、距离营地的远近等要素对草原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与之相应，牧民对草原植物也依照其生长周期，对牲畜的适口性、出芽早晚等因素有着详细的分类。对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们，草原不是简单的被植被覆盖的土地，而是蕴藏着各种宝贵的自然知识，并且载畜量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恒定的绝对值。具体丰富的经验知识经过总结后，可以更好的帮助当地的牧民进行冬夏季草场的迁徙，对牲畜进行管理和适度调整。草原牧民们的生产习惯事实上非常吻合干旱和半干旱的草原生态的“不确定性”。

草原游牧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并不能用简单的经济效益去衡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内容，有部分学者认为当地草原牧民偏重于宗教观引导和自然规律性感悟及其传承，而缺乏理性。该项目研究报告同时指出对待宗教文化应需持尊重的态度。游牧生产方式是孕育藏传传统文化的土壤，藏传佛教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是牧业社会的一个文化载体。从抽象层面讲，宗教是一种宇宙观，是当地牧民对本土生态知识体系中较为复杂和抽象的。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指出宗教是一种本土知识体系。本土族群的文化内核通常体现在宗教仪式上。藏传佛教的教义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这种核心理念价值是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牧民们积极地参与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和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可以为牧民的畜牧生产和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谐共存提供一个很好的文化价值体系。

另外，草原牧民群众有经营畜牧业的丰富经验，比如青海省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环境艰苦的草原牧区，世代从事畜牧业生产，积累了一整套经营管理草原畜牧业的丰富经验，这些是中国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主要实际操作知识。但一般来说牧民们对土地退化理解为不可避免的土地老化过程，或者认为只是暂时的可逆转的现象。因此牧民们可能缺乏必要的动机来重新认识草原，需要新的知识结构的补充。总体来说，牧民们缺少相应的文化科普知识，这对发展生态畜牧业不利。因此需当地政府应在结合当地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对牧民们进行一些关于生态畜牧业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的科普宣传。政府如何对牧民们进行科普教育需要一个科学、完整的培训方案，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对此进行实证性的探讨研究。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青海省科技厅已在贵南草业公司建立起相应的培训技术服务体系，开展周边牧民实用技术培训，共培训果洛新村、同德县的2个移民村，贵南县的2个移民村的牧民480人次，牧民群众从事生态畜牧业的信心明显增强。

三、关于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

青海、内蒙古、新疆三省区的牧区分别占本省区土地总面积的96%、66%和50%。甘肃、宁夏的牧区面积各占本省土地总面积的30%左右。西北牧区基本都地处陆地边疆，是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在广阔的草原上居住着蒙古、藏、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鄂温克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总体来说牧区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较为复杂，干旱缺水，生态环境尤为脆弱。国家在大力发展牧区经济的过程中制定了一些实际操作的政策，然而一些学者对一些具体的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参考性意见。根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性较大。

1.西部牧区人工种草的可行性

学者周海虹和陈玮都提出鼓励农牧民从事高效农业、养殖业、种植业等，进而提出鉴于西部地区的饲料生产能力差的实际情况，人工种草是解决畜草矛盾的根本措施之一，只有通过播种或补种优良牧草的办法来改良草原，并培养人工或半人工草场，通过灌溉、施肥以及防止兽害和虫害等办法提高草原的生产能力。陈玮认为人工草场可大致提高产草能力8倍，在其他条件同样的情况下，草场的载畜能力也按同比例提高，每单位牲畜所需草场面积则按比例降低。王功民也指出通过试点建设初步形成的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为代表的依托退耕还草建植人工草地，发展种草养畜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模式。2009年8月中旬青海省启动了“青海省种草养畜及有机畜牧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的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天然草原过度放牧的问题和传统生产方式落后的问题，进而提高畜牧业生产科技产量。该项目总经费1030万元，科技资助经费540万元。其中一个专题就是在适宜的地区建立主要依靠种植人工草地，加工草产品。项目拟在青海省的农牧交错处（同德、贵南等）和适宜种植人工饲草的地区，种植优质牧草，将牧草就地加工，力求种草。项目初步设计种植15万亩各类饲草料生产基地，加工牧草12.5万吨，可为22万个羊单位提供1年的饲草量，有效减轻项目区及周边地区300万亩天然草地放牧压力。截至2009年12月，共建成5.8万亩人工草地，相当于116万亩天然草地产草量，或7.7万个羊单位1年饲料量。120饲草资源置换模式在三江源地区建植优良人工草地可以为当地的牧民们提供丰富的饲料资源，尤其是在天然牧草极端缺乏的冬春季节为畜群提供饲草。

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中国西部牧区的土壤条件较为脆弱，不宜过度开垦种植草场。学者刘红梅质疑了人工种植草场在西部牧区的可行性[13]。西部草原的土层较薄，土壤沙砾含量重，极易引起沙化，因此人工种草需要非常谨慎。在中国西部高原地区比如三江源地区，人工种草会导致土地沙化，种的草也会很快退化，因此绝不能仿照农业区大力发展舍饲畜牧业，这会导致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朱宗元也指出：“目前牧区草原的自然条件不允许大面积种草，也不允许大面积开荒。从长远来看，舍饲会对常年放牧的羊的羊毛和皮草质量造成影响。人工草场需要灌水，而草原的水资源是有限的。可开采的地下水中，动储量不多，因为草场均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较少，河流少，流域面积也小。地下水资源为静储量，过度开采会导致水资源枯竭。”

2.围封草场的实效性

在国家实行生态移民的过程中，一些草原出于保护的目的，被人为的围封。但围封草场需要考虑到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围封应根据草场的类型和退化的程度及草场的利用方式而异，封育可采用围栏封育与人工管护封育相结合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是围封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所有牧户把其承包的全部草场都围起来就能达到保护草场的目的。实施退耕还草和生态移民后，大量草场的管护问题也颇为棘手。由于被围封的草场缺乏监管，并未真正意义上达到了畜牧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一些自然科学家论证了事实上轻中度放牧对植被有促进作用。首先，在轻牧条件下，放牧吃掉植物的枯枝烂叶，使得植物在生长季节，尤其是后期仍能保持较旺盛的光合能力，维持自身消耗，促进植物在后期的生长[14]。其次，适中的周期性的放牧可以降低群落中优势种在竞争中的作用，为其他物种的发展创造潜在的生态位，从而增加草地植物群落的多样性。通过连续移走植物活组织和减少死亡物质的积累，牲畜发挥着刺激和保持新物质生产的功能，在轻中度放牧条件下，放牧植被比非放牧植被分配更多的资源给活的生物。相反，围封禁牧的草地由于没有有蹄类动物的生态互动，难以实现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的进展演替。缺乏动物对草原的干预，草原土壤中的氮元素循环很难维系，也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地方优良畜种的消失。

四、牧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西北畜牧业历史悠久，目前西北牧区基本还保留着是游牧半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单纯经营畜产品原料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草原的严重退化，当地牧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滞后。学者韩俊指出：“牧区贫困与草原退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草原退化是牧区贫困的重要原因，牧区贫困也促使牧民对草原进一步掠夺，更增进了草原退化，最终形成草原退化-牧区贫困-草原进一步退化-牧区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草原畜牧业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基础，畜产品是牧民们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牧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牧区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牧区工作作出重要决策和部署，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诸多原因，牧区发展仍然面临不少特殊的困难和问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浪潮下显得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分析了在中国西部牧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一些主要问题。

1.牧区畜群结构不合理

我国西部一些牧民以牲畜数量来显示富裕程度，部分牧民不愿出栏牲畜，把牲畜作为财富直到养死为止，老残畜比例过大，畜群结构不合理。然而发展畜牧业经济，需要抓好畜牧品种的改良，这既是发展牧区经济的前提，也是基础。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牧区的畜种结构和品种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西部青海的7个试点村共淘汰劣质公羊1000余只、公牛500余头，引进藏系种羊1916只、大通牦牛种公牛57头、半细毛种羊70只，使藏羊选育达到4万只、牦牛复壮达到2000头、半细毛羊改良数量达到2万只，从而使畜群畜种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性能进一步提高。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内容，为了促进牧区经济发展，制定了欧拉羊繁育、选育、饲养管理和生产性能测定。在海北州青海湖农场、刚察县哈尔盖镇察拉村和海晏县三角城西岔村中的76户示范户中开展羔羊育肥工作。共选调陶赛特，优质藏系种公羊36只，与当地1150只藏系羊杂交。在河南县试行了以生产欧拉羊种羊。欧拉型藏羊生产性能得以提高，项目区以欧拉型藏羊为主。然后，一些学者意识到畜群结构的改良存在一些问题，虽然短期内牧民的收入通过畜群结构的调整得以提高，但从长远地角度看，应尽量避免将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学者刘书润提出：“家畜改良的方向有很多问题，家养动物多年后自然退化，投入会越来越高，所以牧民养畜时，隔若干代就要让畜种和野牛、野马、大头羊再配种，是往野了改，不是往人工了改，而现在为了高产引进的是完全不适应当地的外来种。完全舍饲，不让羊掉膘，羊吃得太饱，羊绒会变粗。”

总体上来说，我国西部牧区还需继续强化牧区畜种改良和选育工作，国家和当地政府应积极配套资金，加大牦牛、藏羊、半细毛羊等品种种畜引进力度，切实扩大改良范围，加快畜种结构调整进程。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畜群改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

2.西部牧区生产方式科技含量低

中国西部大部分牧区的畜牧方式科技含量很低，短期内很难真正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用科技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增加畜牧业产业化科技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引进大量的科技性畜牧人才，和具备相应的硬件设施条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和畜牧工程专业的学者进行沟通，单纯的人文社科专业的学者很难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而非品牌和科技优势。

3.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市场辐射面太小

由于西部地区较为偏远，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流通渠道单一，导致牧区的产品未能很好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不少畜产品生产和销售脱节，市场体系建设滞后，缺少龙头企业。牧区与畜产品联系在一起的储藏、加工、分级、包装等环节很不健全，产品的附加值不高，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牧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把优势畜牧业资源开发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的想法。牧民的商品意识和效益观念不强，惜售思想比较严重，认为发展畜牧业的目的不是面向市场销售，因此开拓西部地区畜产品市场的力度不够，西部牧区的畜产品不能及时的对外销售，导致商品化的经营无法有效地实现。

4.西部畜牧业信息化建设滞后

滞后的信息系统和市场预测系统不能满足西部畜牧业生产的需要，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社会化和商品化生产。学者郭映义和才让吉指出，目前青海省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管理机制，信息共享程度低，在信息分类分级、收集渠道和信息应用环境等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发展生态畜牧业需要健全的信息资源网络。总体来说，目前中国西部地区的信息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政府部门难以及时分析和甄别信息，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整体发展。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从信息提供量看，西部地区的牧民们缺少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贴近实际、可操作的个性化的信息内容。当地牧民们主要是靠流动的商人获取市场销售信息。牧区所获得的大量信息是单向性的，缺乏牧民与商贩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因此这种单向方式的信息传播很难真正解决牧民出售畜产品的实际问题，进而影响了牧民的经济收入。

尽管当前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着传统媒体不可取代的优势，但短时间内互联网的使用不可能在牧区普及。大量的牧民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购置个人电脑等高端电子类产品，加上大部分牧民对于操作电脑的知识几乎为零，因此互联网信息目前还不能很好的辅助于牧区的经济建设。总体上说中国西部地区的牧民们获得的信息时常是滞后于中国其他发达地区的，这影响了畜产品出卖的价格。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有关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牧民们基本上是通过口头得知的。和机械维修、金融信贷、兽医服务相关的信息基本上来自当地的业务部门，天气预报主要来自于广播，牧民们很少从电视和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虽然做牧区信息沟通工作的部门很多，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渠道做得都不是很全面。

5.基础建设滞后

发展生态畜牧业经济需要一定的基础性设施，但目前西部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还有待改善。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性建施投资，这是保证西部地区畜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比如青海7个试点村已建成了相对规模的牲畜暖棚和贮草棚，修建了牲畜免疫注射栏50处，打水井25眼，铺设人畜饮水管道27公里，建成牛羊集中育肥点2处，购置了压缩式青贮机1台、青贮袋 3000条。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牧民投入生态畜牧业建设的积极性，使试点村生产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防灾抗灾能力得到了增强，建设养畜水平得到了提高。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青海三江源地区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成了一批事关地区经济发展全局和广大农牧民福祉的交通、电力、通讯、农牧、水利、生态、市政等基础设施项目。这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个积极作用，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建设保障。根据中国科学院的项目研究报告，2008年，三江源地区公路通车里程达12544公里，宁果公路、214国道，109国道等主干公路。此外，以‘五配套’（即包括每户80平方米定居房，120平方米牲畜暖棚，5-20亩饲草料基地，20平方米贮草棚以及草场围栏建设）为重点的草原基本建设和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但三江源地域辽阔，目前仍有123个行政村不通公路，部分行政村虽有简易通村公路，但路面条件非常差，只能实现季节性通车。在通讯设施方面，三江源的广大农村牧区，除主干公路沿线外，大部分尚没有通讯设施。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三江源地区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国家电网覆盖，部分县城都只能依靠地方小水电实现季节性供电，广大牧区则主要依靠家用太阳能电池板部分满足照明和家用电器的用电需求。总之，基础设施条件差已成为当前制约三江源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重要因素。

五、畜牧业经济发展趋势和出路

1.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下的有机产业

总体上讲，中国西部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大部分仍然处于传统畜牧阶段，生产效率低下，市场发育水平不高。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同时，政府不能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应进行可持续生态发展。发展生态畜牧业因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特点，发展不同的生产模式，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发展模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1）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2）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应以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3）生态畜牧业发展应秉持现代绿色有机生态养畜经营方式，避免刺激性激素饲料，做到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低耗，高校转化和循环利用；（4）生态畜牧业应大力发展无公害饲料基地建设及持续利用技术，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气候资源、光能资源、绿色饲草料生产等资源，形成以饲草料基地建设、草产品加工、牲畜的舍饲育肥、粪便废水无公害及归田处理，太阳能利用、畜产品加工及销售的完整循环生产体系和产业链。

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在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前提下建设有机产业区的想法。学者陈月辉指出，西部畜牧业生产的最大优势是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这有利于生态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对有机无污染动物食品进行产业化。这样既能达到保护草地生态环境的目的，又能较大幅度增加牧民的收入。有机产业要求草畜平衡生产、不使用人工合成产品、保持牲畜合理饲养、不破坏生态环境。依照当前世界有机食品的价格，与普通食品相比，提高幅度在30%以上，在西部牧区发展有机畜牧业生产理论上可以使牧民达到小康收入水平。学者芦清水和赵志平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比如收购三江源区牧民每天生产的鲜奶，利用奶制品加工企业，生产加工成高档婴儿奶粉或其他奶制品。同时还可以利用当地的优质牛羊毛和牲畜，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认为，以生产欧拉羊种羊和有机畜产品为核心的河南县初步组建了有机畜产品生产，加工与出售，并且开展了有机肥生产研究，寄生虫和幼畜疾病控制技术研究。2009年出售的牛羊肉平均价格每公斤高于市场价格，使从事有机畜产品生产的牧户增收3.7万元，提高了牧民畜产品的附加值。

然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畜牧业有机产业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事实是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的基础性投资巨大，生产成本很高，国内有机食品的市场规模不大，虽然有机食品的销售价格很高，但考虑到高成本的投资和目前小规模的市场需求，牧民是否能在短期内实现收入增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青海省兴海县河卡镇在青海省民委的支持下完成了有机畜牧业生产批发基地的国家级认证，但由于认证范围小，年产出规模小，没有龙头企业进行肉、奶初级产品加工生产，并未能实现给牧民带来增收的目标。

另外，在发展有机畜牧食品生产的企业时，应注意到牧民和企业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在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或供过于求时，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过随意降低收购价格或者提高收购标准等方式将利益损失直接转嫁给牧民。学者朱海从企业制度层面提出了组织‘牧民协会’的建议。‘牧民协会’是牧民自发组织的经济合作组织，既代表牧民的利益与有关有机生产单位发生联系，又可按照有机产业生产流程去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同时朱海还提出了在企业集团现有架构基础上建立有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和经理部，作为对外联系业务、对内安排工作的管理机构，另外公司下属层面包括有机产品加工机构、牧民协会、研发部门、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牧民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低牧民的生产风险，避免企业过度压榨牧民，从而改善牧民的整体经济收入状况。

尽管中国西部牧区构建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业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同时这项工程的确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毕于运认为，根据环境洁净程度，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6个县、玉树藏族自治州的6个县、海南藏族自治州的3个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的2个县，都具备发展有机产业的良好条件，都可以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就目前青海各地区的条件，可选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县和泽库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玛沁、达日、班玛利甘德县，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兴海、贵南和同德县，共计10个县内予以发展生态畜牧业基础下的有机产业。李双元以梅陇个案为例，对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青海草地生态畜牧业还处于组织化转型、产业化起步、生态化雏形的发展阶段。总体来说我国生态畜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亟需拓展和深化。

美国和欧洲的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品生产系统相对较为成熟。比如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详细的畜牧业有机产品生产规则。对于有机牲畜有着严格的要求，根据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的报告，有机牲畜必须在放牧季节是可以自由活动的，饲料必须是纯有机的，不含任何激素和抗生素，另外反刍类动物比如牛羊等，在正常畜牧期必须保证30%的干物质摄取（dry matter intake）是来自草原。欧美对于如何计算干物质摄取量有一套严格的科学计算系统，但这些中国目前的有机畜牧食品生产中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规定。相对于美国的有机畜牧产品的生产条件，中国西部条件较差。中国的有机食品生产系统可以参考北欧冰岛的研究。北欧学者Dyrmundsson指出冰岛的气候恶劣，天然草场由于气候的影响，并不能保证草原的牲畜有足够的天然有机食物摄取，市场上的有机饲料相对较少，成本太高，对冰岛的有机畜牧产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何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保证牲畜有足够的有机食物摄取是一个值得跨领域专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瑞典学者Lund提供了一个北欧有机畜牧业生产模式图（见表2），该模式图指出，除了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外，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过程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畜牧产品的生产者应和消费者达成和谐的互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牧民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存在。中国目前西部有机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市场化带来的直接经济价值和如何提高产量，而忽视了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对牧民自身幸福指数的关注。许多经验表明，能否让牧民主动地而不是被动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尊重牧民的自主性，自愿性，多样性，创造性，关系到政策及其项目的实际效果。在发展目标上，生态畜牧业建设下的有机产业链是一个长期发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需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

2.发展生态旅游业

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增值型”的生态观光旅游型畜牧业，在国家的支持下，地方牧区应大力建设观光型、生态型与市场型相结合的牧业生产基地，探索旅游型和观光型的畜牧业项目，从而提高参与项目的农牧民的收入。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警惕过度开发旅游业可能会给脆弱的西部生态造成破坏。

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度开发西部牧区的生态旅游资源。比如青海三江源区具有强大市场吸引力，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能带动当地建筑、金融、通信、娱乐饮食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可以给牧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三江源农牧民的生活水平。2009年来玉树、果洛两州的游客人数达到19.93万次，旅游总收入9898.75万元，同比增长40%以上。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开始凸显，不少牧民群众因此走上了致富道路。但鉴于极度脆弱的生态系统和难以再生的生态资源，三江源区核心区以及可可西里腹地仍为限制开放区。尽管三江源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势头较好，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10年项目研究报告指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面临诸多问题：（1）基础设施薄弱。三江源区地理环境复杂，交通线路密度低，公路等级低，路况差，通信落后，加之旅游资源分布相对稀疏，旅游路线长，空间跨度大，可进入性差，存在着“一流资源，二流知名度，三流开发，四流交通，五流经营”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2）环境制约性明显。受高原高海拔的自然环境气候影响，不仅旅游日期短，而且对游客的身体状况也有一定限制，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3）缺乏与旅游业配套的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链条不完整，难以形成产业优势。（4）市场化推进步伐缓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管理性人才短缺。

3.草原保护条例

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草原的保护，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2011年11月了新修订的《基本草原保护条例》。按照《草原法》的规定，维护基本草原是内蒙古草原的核心部分，是内蒙古草原保护的红线。1983年内蒙古就颁布了《草原管理条例（试行）》。1984年成为正式条例，2004年进行了修订。针对草原乱开滥垦问题，1998年还颁布了《基本草牧场保护条例》。而《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则是为了更进一步强化基本草原的保护与管理，其保护力度较以往的条例要大得多。新修订的《基本草原保护条例》主要明确了基本草原的划定范围并加大了对草原的保护力度，更好地维护了农牧民利益。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其他西部牧区的草原维护和畜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性意见。

综上所述，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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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husbandry： Trends of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in West China Prairies

DU Fa-chun1， CAO Qian2

（1.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Abstract：

篇（6）

食品安全是我国非常重视的民生问题，随着养殖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动物检疫工作的监督也愈发重要，为了进一步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应当对动物检疫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动物检疫监督工作是动物养殖的重要环节，只有做好监督监管，才能保证动物检疫工作的稳定性。让消费者放心购买畜禽类产品是当前检疫监督工作的重要目标，及时发现动物检疫中存在的问题，针对相应的问题制定出完善的改革策略，是检疫监督部门的职责。由此可见，对提高动物检疫监督水平的措施进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动物检疫工作的重要性

为了更好地保证我国食品安全的市场环境，应当做好动物的检疫工作。我国畜牧养殖业正在逐步发展，如果动物检疫工作做得不到位，则很容易破坏养殖业市场的稳定性，为了进一步避免动物疫情扩散，保障养殖生产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应当采用科学的检验方法对目标对象进行严格规范的检测，在检测过程中需要按照相关的管理形式与程序，对各类产品进行强制性的行政措施管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加强动物检疫工作，能够将更多的疾病进行有效控制，避免人畜共患病，同时也能规避国外疫病入境的问题，保护好国家的贸易信誉。动物检疫工作主要调查动物体内的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在发现疫病时要及时处理，防止大规模的疫病传染，如果疫病一旦大规模传播，将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二、动物检疫工作中常见的问题

（一）动物检疫监督工作重视度不足

有些地区的相关部门对于动物检疫工作缺少重视，导致检疫工作经常有“轻检疫、重免疫”的现象发生。动物产地检疫作为动物检疫中的基础环节，在没有得到相关部门重视的前提条件下，态度比较敷衍，只打完集中强制性疫苗即认为完成检疫，导致许多劣质肉品流入市场。为了进一步保证动物肉类的安全，应当做好检疫工作中的监督工作。除此之外，某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对检疫监督工作的重视度不足，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如果检疫工作缺乏重视，那么畜产品运输也会缺乏监管，为后续的动物产地检疫流通埋下安全隐患［1］。

（二）检疫人员专业素质不足

在某些经济不发达的基层地区，开展动物监督监管工作过度注重经济效益，忽略了检疫工作程序的规范性，一些检疫监督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较差，破坏了检疫监督部门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较差，检疫监督人员往往缺少专业培训的机会，导致他们的知识更新速度缓慢，整体的专业能力也有所不足。这种专业能力的缺失，导致检疫工作无法发挥真正的效果，让动物检疫工作的质量严重下降。

（三）资金不充足

由于某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相关部门并未意识到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导致资源并不平均，工作资金有限，检疫工作的投入会相对降低，而检疫工作需要检疫人员长期与动物进行接触，如果缺少相应资金的支持，很容易增加传染病的概率，只有投入更多的资金，让设备更加完善，让更多的检疫人员能够拥有完善的设备去对动物检疫的质量进行监管，才能保证检疫监督工作的效果。资金的不充足，设备的不完善，让动物检疫工作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目前许多资金不充足的地区，检疫人员依旧使用体温计、检疫刀等工具进行检疫，这些工具只能检验出常见的传染病，许多新型的疾病很难检测出来，致使肉类安全监管受到影响，也影响了肉类市场的正常供应。

（四）缺乏完善的监管体系

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是我国动物检疫方面存在的问题，虽然国家已经对动物检疫工作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但是在执法实践中依旧有很多地方存在着漏洞，导致检疫工作难以完成。由于重视度不足，让资源的倾斜更加严重，导致检疫部门很难聘用更加专业的监管人员，很难对于一些违规现象进行及时查处，无法保证检疫工作的有效性，导致检疫监督工作中的效率降低，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2］。

（五）屠宰场布局不合理让检疫工作效率降低

在进行动物检疫监督过程中，屠宰场的布局不合理影响整体的检疫流程的现象也十分常见。动物检疫监督工作需要在屠宰场进行，如果屠宰场的布局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动物进行检验就很难及时进行，也很难对染疫的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动物的生存率，无法对动物的实际状态进行监督，让动物检疫工作的效率严重下降。

（六）养殖户缺少科学养殖观念，盲目用药加大动物检疫难度

由于养殖户的养殖观念不足，也将会导致动物检疫水平下降。很多养殖户在养殖之前并未深入了解科学的养殖观念，这导致他们在养殖过程中无法科学周到地考虑问题。养殖过程中对饲料的质量检验工作至关重要，饲料也需要采用科学的方式进行储存，否则饲料容易发生质变，质变后的饲料滋生病菌，影响动物的健康。当动物感染疾病后，一些距离城市较远的养殖户盲目用药，从而让药品在动物体内过度残留，严重影响了动物的品质安全，加大了检疫工作的难度。

（七）信息监管不到位，导致动物检疫工作责任划分不清

一些经济并不发达地区的产地检验部门并未对信息进行全面监管，导致很多监管工作难以落实，也无法高效地进行信息追溯，这样在发现染疫动物时无法明确划分责任，很难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三、提高动物检疫监督水平的策略

（一）建立完善监督机制

国发（1996）40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生猪屠宰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已经明确指出了检疫是政府行为。因此为了进一步的落实政府职能，进一步提高动物检疫的水平，应当建立完善整体的监督机制，只有在监督机制完善的基础上，才能针对动物检疫环节进行全面的监管。在监管环节，监督人员需要严格按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与《动物检疫法》的要求，在检疫前期进行信息的申报，在申报完成后进行检疫。要发挥自身工作职能，对整体的检疫监督顺序进行管理，并且将流程进行全面的记录。如果发现动物并未经过检疫，要及时进行上报，不能出具检疫合格证。相关部门需要结合畜禽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加完善的监管策略，需要对检疫监管的不同环节进行调整。首先是要根据相关法律，做好动物的产地检验工作，对屠宰场进行规划管理，将已经感染疫情的动物进行处理，避免劣质肉品流入市场。尽量让检疫工作集中化进行，保证检疫工作的规范性。除此之外，也要对动物体内的兽药进行检查，如果体内有兽药残留，不能直接下发检疫合格证，要根据畜牧业实际的情况，开发出新型的饲料，保证动物的食用安全，强化养殖人员绿色养殖意识。应当设置专业的动物检疫监督部门，完成各个地区的动物检疫工作，并且可以对该地检疫点进行完善管理，让代表官方的检疫人员对检疫点的实际检疫情况进行监管，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全方位监控，避免在检疫过程中存在漏洞，即使后期面临问题，也能尽早地追溯到问题的源头，通过完善的监督机制，让各方的检疫工作能够更好地落实，实现动物检疫监督水平的真正提升［3］。

（二）提高检疫监督人员专业素质

为了进一步保证检疫监督工作的实际效果，应当将检疫监督人员的培训计划列入到当地相关部门的工作日程中，通过严格培训促使检疫监督人员提高自身工作能力，掌握更多的工作经验，让检疫监督工作发挥真正的作用。相关部门可以根据检疫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培训方案，构建完整的培训体系，组织相关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通过培训让他们的职业素养得到提高，让他们能够明确自身责任，了解自身的工作内容，通过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进而提升整体的监管水平，打造一支专业能力较强的检疫监督队伍。在工作中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加强监督人员的思想建设，利用绩效考核制度提升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能够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展动物检疫监督工作［4］。

（三）提升检疫监督部门的公信力

为了保证监督部门的公信力，应当建立与社会群体沟通的桥梁。如果检疫监督工作脱离实际，会导致检疫监督部门的形象崩塌，让检疫工作无法顺利执行，因此应当积极与人民群众进行沟通，让更多群众了解检疫监督工作的重要性，提高整体的社会公信力，打造自身良好的监督形象，让更多社会群体能够信任检疫监督工作。将辖区内的动物集中进行处理，建立多个屠宰点，节省大量动物检疫监督的时间。整体的检疫监督工作要实现公开透明化处理，明确各方责任，让更多人通过信任监督检疫部门而购买肉类产品。同时也要加强宣传工作的落实，要进一步扩大宣传力度，做好动物检疫工作的各部门协调。可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让更多人对检疫监督部门的实际工作状态进行监督，要让每一个环节都保证公开公正、依法执法，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地位，并且在宣传过程中要推动先进性事迹的宣传，在宣传中传播正能量。检疫工作也需要与群众进行紧密配合才能完成，避免群众对检疫监督部门失去信任，推动检疫事业与养殖业的高效发展，鼓励群众举报违法现象，要让更多群众配合监督部门的工作流程，保证群众的合法权益，让检疫监督部门发挥更大的监督效力，提升检疫监督部门的整体公信力［5］。

（四）严控产品流通环节

在一些城市的畜牧业流通市场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影响市场平衡的问题，某些经济不发达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会选择一些尚未进行检疫的动物进行加工销售，不仅为市场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也破坏了市场的整体平衡，这属于一种违法行为。这种问题的出现，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充分利用自身监管的职权，也要鼓励群众积极发现问题进行检举，在接到群众的举报后，相关部门应当派出更多的人员加大对畜牧业产品流通环节的监控，并且核对检举内容的真实性，如果发现问题确实存在，需要彻查来源，对相关人员作出严重的处罚。要加强对畜产品质量的安全管理。在畜牧业产品监管过程中，需要按照科学的手段对产品进行检验，要根据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类信息对全过程进行质量管理，要保证动物产品符合市场需求。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应当将市场竞争的机制进行公开透明化处理，避免地区信息封锁导致不正当的竞争现象出现，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加大对于不正当竞争企业的处罚力度，确保畜牧产品的质量。在检测过程中不能遗漏动物检验环节，要将每一个检验信息都如实上报，要根据动物疫情的临床表现确定当地动物是否符合检疫标准。只有在产品流通环节做好全面的质量监管，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稳定性，让更多优质的动物产品流入市场，提高检疫监督工作的实际效果。

（五）确立动物检疫的范围与对象

由于偏远地区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缺失，动物检疫工作在当地并未引起重视，这导致很多动物检疫的范围与对象并不明确，检疫工作是一项基础的行政工作，如果缺少相关制度严格划分检疫范围，后续的工作将很难开展，因此为了进一步保证检疫工作的实际效率，应当对动物检疫的范围进行规范性的划分。很多人认为检疫工作仅仅服务于畜牧业的肉类检验，是与市场进行相通的，但是整体的动物检疫工作范围极大，不仅是对畜牧业中动物的质量进行检测，还要对国内收购、交易、饲养、屠宰的任何贸易性、非贸易性的动物进行检测，在检测过程中不仅要对动物本身进行检测，也要对动物产品以及运载工具进行检查，要禁止任何疫情传输的风险存在，要将动物检疫的范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与此同时各地区的相关部门也要对动物检疫的对象进行了解，我国动物防疫法规定了动物疫病为116种，共分为三个大类。这些疾病通常需要利用流行病学调查、临诊检查、病理学检查、免疫学检查与病原学检查等方法进行检疫。只有确定好检疫的对象，才能让检疫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检测结果要保证公平性，避免给当事人带来损失，要保证每一个检疫环节都能够以行政工作为基础，保证检疫的方法科学性。检疫工作的职能也要明确划分。我国的动物检疫法已经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规定，检疫工作人员不能做红顶商人，否则在执法过程中很难保证公平公正的原则，也无法保证检疫工作的真正效果，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要求检疫工作的手续办理环节也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优化，让更多的检疫流程更加简化，让更多检疫工作更加稳定地开展，更加快速地完成检疫。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让我国的畜牧业更好地发展，提高我国肉产品的食用安全，应当将动物检疫工作进行全面的监督，随着育种技术的提高，养殖业也正在不断的发展，这给我国的市场供应了更多肉类，但是食品安全问题也应当重视起来，为了进一步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全，应当做好动物防控疫病工作，对动物检疫进行全面监督，虽然我国的检疫状态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只要用心去探索，及时发现问题，就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推动养殖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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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发展农业“十大产业”的要求，充分发挥我区特殊的气候、地理和区位优势，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积极培育特色产业，打造都市型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全区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现就扶持重点农业产业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扶持产业

结合实际，重点扶持蔬菜、马铃薯、畜牧业、经果林、红豆杉产业发展。

二、扶持对象

在全区范围内实施连片规模化生产（加工）的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承包大户和个体农户。

三、发展计划和目标

从2013年起至2015期间，重点农业产业发展计划如下：

（一）蔬菜产业：在抓好已有1.2万亩商品蔬菜基地的基础上，每年新增商品蔬菜基地2000亩。2015年我区蔬菜播种面积达到7万亩，其中商品蔬菜基地建设达2万亩，即xx镇6000亩，xx镇5500亩，xx镇5000亩，xx乡1000亩，xx乡1500亩，xx街道、xx街道及xx街道共1000亩。

（二）马铃薯产业:稳定现有的15万亩马铃薯播种面积，积极推广脱毒马铃薯种植，并逐步扩大马铃薯高产示范商品基地建设面积，每年实施10000亩马铃薯核心高产示范基地建设，2015年脱毒马铃薯推广种植达到90%，马铃薯产高示范商品基地建设面积达到4万亩。

（三）畜牧产业：以生猪和家禽养殖为主导产业，调整养殖结构，以基地建设、龙头企业培育为重点，促进养殖规模化；以科技为支撑，促进养殖标准化；以加工为突破口，延长产业链，加快畜牧业发展，巩固现有规模养殖场，引导扶持每年新增1个万头标准化生猪养殖场，1—2个万羽标准化肉鸡或蛋鸡养殖场；建成肉猪加工厂和禽类加工厂各1个，全区规模化养殖的比重达60%。

（四）经果林产业：每年新增经果林种植20000亩，其中核桃种植15000亩，葡萄种植3000亩，其它水果2000亩。

（五）红豆杉产业：每年新增红豆杉种植5000亩，建设红豆杉产业示范园2000亩。

通过2013至2015年的发展，养殖业方面：全区万头标准化生猪养殖场达10个，万羽标准化肉（蛋）鸡养殖场达20个，年出栏生猪30万头，年出栏家禽300万羽，年产蛋5000吨，畜牧业产值达8亿元以上，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65%以上。种植业方面：全区蔬菜种植10万亩，其中商品蔬菜基地（常年）达3万亩；马铃薯高产示范基地2万亩; 建成经果林基地10万亩，其中核桃基地8万亩;葡萄基地1万亩，其它水果基地1万亩，建成红豆杉基地3万亩。全区农业产业发展达到“生产规模化、经营品牌化、经济效益高、农民增收快”的目标。

四、保障措施

（一）资金保障

1、从2013年起，区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作为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用以扶持重点农业产业化发展，并建立逐年递增机制，并将上级投入的产业发展资金、区级支农资金及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相结合，统筹支配，补助标准如下：

（1）蔬菜产业：新建300亩以上集中连片的商品蔬菜基地（常年），对基地内所必须的水、电、路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全额补贴；新建10栋以上连片标准钢架大棚，每栋补助3000元；新增50亩以上连片商品蔬菜基地种植（常年），实行连续三年补贴，每亩每年补助300元；对原有100亩以上成规模的蔬菜基地给予每年每亩200元补助；流转土地100亩以上种植蔬菜（常年），每亩每年补助土地流转费100元。

（2）马铃薯产业：每年新增4000亩马铃薯核心高产示范基地，并对每年实施的马铃薯核心高产示范基地，每亩每年补助100元。

（3）畜牧产业：新建成年出栏1000—1999头的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小区），每个补助投资15万元；年出栏2000—2999头的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小区），每个补助投资20万元；年出栏3000—4999头的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小区），每个补助投资30万元；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小区），每个补助50万元；对新建成规模达到年出栏商品肉鸡5—10万只或年产蛋300—600吨的肉（蛋）鸡养殖场，每个补助10万元；对年出栏商品肉鸡10万只或年产蛋600吨以上的新建肉（蛋）鸡养殖场，每个补助20万元。年出栏300头以上肥猪的养殖场，按实际出栏量每头补助50元；肉禽常年存栏3000只以上，年出栏10000只以上，按实际出栏量每只补助0.5元；蛋禽常年存栏2000羽以上，按实际产蛋量每吨补助100元；牛常年存栏100头以上，年出栏100头以上，按实际出栏量每头补助80元；羊常年存栏100只以上，出栏100只以上，按实际出栏量每只补助50元；提高村级防疫员补助，每人每月报酬提为500元，由区、乡（镇）财政各承担50%，由乡（镇）管理发放；对引进的良种畜禽进行补贴，对新引进纯种公猪每头补助800元，纯种母猪每头补助500元，二元母猪每头补助300元；扶持畜禽加工厂建设，按照招商引资优惠条件，引入企业投资建设，帮助企业做好项目前期、中期、后期的跟踪服务，带动全区畜牧业的发展。

（4）经果林产业：连片种植500亩以上的，核桃每亩补助300元，补助分三年拨付，第一年拨付200元，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拨付50元；葡萄每亩补助1800元，补助分三年拨付，第一年拨付1000元，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拨付400元；其它水果每亩补助400元，补助分三年拨付，第一年拨付200元，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拨付100元。

（5）红豆杉产业：中心城区可视范围内退耕山头，由政府统一支付土地流转金，无偿提供给企业种植，种植成本及管护工作由企业负担，种植受益归企业所有。中心城区以外连片种植50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2000元，补助分三年拨付，第一年拨付1000元，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拨付500元。

2、凡当年评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龙头企业，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建设交易规模在5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并达到国家、省、市、区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标准经验收合格的，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当年获得国家、省、市表彰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分别给予10万元、8万元、5万元奖励；当年获得省级以上无公害产品、产地认证，绿色产品、产地认证，名牌商标、专利的企业（业主），给予申报费用50%资金补助。

3、鼓励金融单位积极向扶持对象投放贷款，支持农业产业发展。对于扶持对象为发展产业而申请的金融贷款，可给予部分财政贴息。

4、本补助标准为基本标准，随着财政增收和产业发展需要，结合上级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可适当调增补助标准。上级有专项资金补助的产业，参照本意见执行。对科技含量高，单位面积效益好的在本标准外可另行给予奖励性补助。

5、区财政每年按照发展计划划拨扶持资金，若当年产业建设规模超出发展计划，超出部分所需扶持资金滚动到下一年兑现。

（二）税收优惠

1、龙头企业养殖和农林牧产品初级加工的，经税务部门核定，免征企业所得税。

2、对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农林产品初加工的所得，按国家和省政府有关规定暂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上述受风、水、火、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影响的种、养、加企业，经税务机关批准，可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一年。对农技推广、农业科研所的技术服务或劳务服务所得的收入，暂免征所得税。

3、对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农业企业销售企业自产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农业企业生产、销售的种子、种苗免征增值税。

4、对农业企业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税。

（三）优化环境

1、对在区内投资兴办种植、养殖项目设施用地的，由国土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兴办农产品加工项目的企业，区有关部门要积极帮助申请国家、省、市的有关优惠政策。

2、相关部门要积极帮助农业产业化企业，申报无公害产品、产地认证，绿色产品产地认证和省级以上名牌认证和商标、专利。

3、鼓励农业产业化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凡需在区外进行参展、产品认证、媒体宣传及产品促销等活动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区有关部门套大力做好指导服务工作，并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4、鼓励农业产业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开发科研项目，经信、科技等部门要积极帮助申报科技技改资金。

5、确保农业产业化企业用电用水，对农业产业化企业扩大生产需电力扩容和用水的，水利、电力部门要优先安排。

6、各乡镇、街道和区直有关部门要抓好农业产业化企业与农户的减负工作，并积极帮助企业与农户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发展订单农业，对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成效突出的企业，区委区政府将予以表彰。

（四）技术保障

1、区委区政府每年将适时采取“走出去学习、引进来培训、区内交流讨论”等各种措施加强对技术业务人员、扶持对象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技术业务水平。

2、区农业、林业、扶贫等有关主管部门要派出技术人员在种植养殖管理的关键时期赶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

3、积极鼓励基地业主向外引进高层次技术人才，对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博士以上学历并签订技术服务协议的，政府可给予部分补助。区委区政府对于技术服务质量好、效益明显的技术人员将给予适当奖励。

4、有关部门在安排农业适用技术培训时，要优先向从事重点农业产业的群众倾斜，尽快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

（五）组织领导

1、成立领导小组。区成立农业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农业产业化工作。领导小组下设5个产业发展工作组，各工作组由一名副县级以上的领导任联系领导、一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为组长、抽调相关业务人员为成员。各工作组负责在产业规划和本意见的框架内，制定具体的年度产业发展方案，经区政府研究后组织实施。各乡镇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加强对本乡镇农业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因地制宜细化工作措施，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掀起全区重点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推进全区农业迈上新台阶。

2、强化齐抓共管。农业、林业、扶贫、水利、交通、电力等部门要针对基地布局，优化配套建设水、电、路、沼气池、兽医室等基础设施，加快夯实全区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林业、水利、扶贫、发改、财政部门要抓住机会，积极争取上级农业产业发展政策、项目、资金支持，增强发展力量；税务部门要认真落实好税收优惠政策，刺激产业发展；工商、质监部门要积极帮助、指导、支持业主开发名特优农产品，提升***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经贸、煤炭部门要出台以工哺农措施，发动企业采取自行投入发展和出资支持发展等方式积极参与所在乡镇、街道、社区的农业产业发展，既促进和谐矿区建设，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其他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要事司其职、通力合作，合力推进全区农业产业的大发展、大跨越。

五、有关政策

（一）基地建设必须按照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经区政府组织验收合格后再拨付相关补助。

（二）年度产业发展区域由区农业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有关业主要按照领导小组规划的区域布局产业。

篇（8）

中图分类号：S851.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73X（2016）01-0044-03

湖北省天门市是生猪生产、消费和调出大市，多年来，生猪出栏始终保持在100万头以上，市场规模在20亿元以上，猪肉产量达到8.8万t，在湖北省同等县市中位居前列。2015年全市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养猪场（户）545家，出栏84.9万头，占出栏总数的77.18%。由于大规模集中养殖，容易引发重大疫情、疾病传播迅速、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仅以生猪死亡率8%计算[1]，全市每年病死猪超过8万头，数量如此巨大的病死猪若不处理妥善，将对人类健康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也将引发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在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天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因地制宜、财政补助、保险联动”的原则，逐步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运行机制、处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得到了各级领导、相关部门、养殖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和认可。

1 工作探索历程

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从2012年3月正式启动至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1 基础资料收集

从2012年3月到2012年6月，基本完成了全市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户的统计汇总、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无害化处理监管人员的培训、信息统计报送和资料整理格式的规范等一系列新任务新工作，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正常启动。

1.2 试运行阶段

从2012年7月至2013年初，在经过近一年的实施过程中，逐步产生了一些困绕畜牧部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大、范围大、难度大，监管工作人手少、报酬少、经费少，再加上补助下发时间长，群众意见大、畜牧部门工作人员意见也大，导致工作阻力增加工作积极性受挫，社会面上再次出现少数养殖场户不要补助不作无害化处理随意丢弃病死猪现象。

1.3 总结经验再理思路阶段

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市委政府、畜牧部门和社会各界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深刻反思和初步探索。2013年上半年，天门市政府分管领导多次到天门市畜牧兽医局来专题调研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提出要“吸取别人的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市畜牧兽医局工作专班先后三次赴外省、市专题学习考察，多方联系企业探讨社会化运作途径，逐步形成了全市无害化处理运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基本思路。

1.4 市场运作基本步入正轨阶段

2013年7月至今。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因地制宜、财政补助、保险联动”的原则，天门市畜牧兽医局通过招商引资方式按照“谁建场、谁处置、政府专项奖励和财政专项补助发给谁”的原则，打包处置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职责权限。2013年8月，拖市镇个体老板潘云平投资800万元（其中政府专项补贴100万元）建成“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心”，积极争取政府出资100万元建成32个病死猪冷藏收集点，多部门联合行文印发《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实施方案》，基本形成了统一规范的运行机制、处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基本达到了“政府满意、社会满意、企业满意”的良好效果。

2 基本做法

2.1 成立专班，加强无害化处理工作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及长效机制建立，经市政府同意，由市畜牧兽医局牵头，与市财政局、市人保公司联合成立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及专家组。市畜牧兽医局由局长、分管局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从局办公室、计财科、监督所、疫控中心和财政局农财科、保险公司农险科等抽调人员组成工作专班，负责全市无害化处理工作协调指挥、无害化处理收集体系建设督导、无害化报表数据审核、无害化补贴公示公开、无害化资金划转拔付、无害化运转环节督查等工作，做到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重视、部门配合、分工负责、积极探索、审慎实施、整体推进。

2.2 制定方案，规范无害化处理工作基本程序

根据湖北省农业厅、财政厅《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和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建立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试点方案》文件精神，为推进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先行先试工作，构建长效机制，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我局先后印发了《天门市畜牧兽医局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天门市建立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实施方案（试行）》，与市财政局、市人保公司联合印发了《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实施方案》等文件，用以指导和规范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各环节工作程序，确保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行得通、推得开、力度大、效果好”，切实保障全市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维护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安全。

2.3 完善设施，推进病死猪冷藏收集体系建设

（1）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将纳入市级管理的规模养殖场列为首批冷藏收集体系建设对象，要求每场必须建一座容量20 m3以上冷库用于存放病死猪，确保市管规模猪场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

（2）鼓励有条件的乡镇或规模养殖场（小区）选择合适区域、场所建设病死猪收储点，参与全市病死猪集中无害化处理的社会化营运服务，逐步开展全区域内的收集和处理工作。

（3）对违法弃置在本市江河湖渠等水域或其他公共场所的病死猪，要求相关乡镇、管理部门、责任单位或市无害化处理中心第一时间收集、清运、冷藏或就地就近作无害化处理。

2.4 明确模式，统分结合开展无害化处理工作

目前我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按两种模式执行。

（1）委托集中处理模式。全市市管规模猪场病死猪按要求必须委托市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集中处理；市管规模养殖场以外的其他养殖户按自愿的原则，可以将病死猪按要求做好消毒和包装后直接运送到市无害化处理中心委托进行无害化处理。

（2）自行分散处理模式。对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办理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并与监管部门签定了畜产品安全责任状、建立了完整的养殖档案等信息资料的养殖户，可以选择按要求自行无害化处理本场病死猪。

两种处理模式都必须有天门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所在地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官方兽医人员、保险公司人员到场到点实施监督。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生猪病死率较高，难以全部无害化处理

近年来，尽管全市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建设，但中小型规模场（户）和散养户仍占主导地位，其养殖方式相对落后，饲养管理水平不高，防疫意识不强，动物病死率较高，病死和死因不明动物数量大[2]。据初步测算，全市每年需无害化处理病死猪80 000头左右，造成无害化处理工作任务艰巨，不能完全落实，有的虽然进行了处理但也不完全规范。

3.2 动物疫病防控意识不强，病死猪处置不规范

当前部分散养户、小型规模养殖户和贩运户法律意识淡薄，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无害化处理经验不足。生猪病死后，未按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有的为图方便，乱抛乱弃病死动物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低价抛售病死动物[3]，导致病死动物处理的指导和监督缺位。这不仅造成环境污染，给动物疫病传播扩散留下了隐患，而且严重威胁着公共卫生安全。

3.3 无害化处理设施投入不足，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全市绝大部分乡镇没有公益性无害化处理设施，养殖户在动物发生死亡后，以挖坑掩埋处理为主，但深埋地点难以协调和落实[2]。特别在疫情高发季节出现大量的病死动物时，更难以及时有效的处置。虽然岳口、拖市、张港、多宝、汪场、石河等十个乡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购置了冷藏运尸车，经收集送往市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处理。经过近一年的运作，发现这些设施数量太少，无法满足当前对病死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需求。

3.4 基层工作力量薄弱，监管力度不够

当前全市病死动物主要来自农村散养和各中小型规模养殖场，数量大，点多面广，但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的人员少，工作量大，工资待遇低，工作经费短缺，从而造成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难以工作长期有效开展[4]。特别是在执法过程中，部分违法行为人不愿承担无害化处理费用，对查处的病死动物及其产品，由监督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无形中形成了越执法，经费缺口越大，工作越难以开展的被动局面。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组织领导，构建无害化处理责任体系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是政府的一项公益事业，也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建议由各级政府牵头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负总责，加强统筹协调，明确各有关部门责任分工，充分调动乡镇、街道、村级基层组织力量，强化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畜牧兽医部门要监督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环保部门加强对公共区域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水利、海事、城管等部门按照自身职责，健全河道、湖泊、街道等公共区域病死动物尸体清理打捞制度，公安部门加大对加工、贩卖病死动物行为的打击[2]。各级政府要把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纳入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新农村建设的考核体系中。同时，按照《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动物养殖、屠宰、经营者是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承担主体责任。

4.2 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无害化处理运行体系

根据当地经济基础、动物养殖量、养殖密度、养殖方式等情况，完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按照“降低成本、节能环保”的原则，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各自情况的无害化处理方式。采取“政府监管、财政扶持、企业运作”的方式，进一步支持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心扩规升级，财政适当补助运行经费[5]，实行企业化运作。对养殖集中的区域配备专职人员和密封运输车等，对病死动物统一收集、消毒、运输和处理。养殖分散地区，应合理规划，分点布局，建立规模适度的定点冷藏收集场所，完善病死动物收集体系，然后运往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同时，加强对大型、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监管，督促其建立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设施，或与无害化处理企业签订协议实施无害化处理，由各级财政部门应安排专项经费，建立病死动物收集体系和乡镇病死动物贮藏冷库建设，安排固定人员负责日常管理。

4.3 改进工作方式，建立无害化处理扶持政策

一是将现有国家对生猪规模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扩大到包括散养户在内的所有生猪养殖场（户），二是将病死猪补助标准提高到100元以上，相关经费应补给对病死动物实施无害化处理的主体，提高各方无害化处理的积极性。三是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与生猪保险相关政策有效衔接[6]，当养殖场（户）发生动物死亡时，保险公司到现场确认，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鉴定，以无害化处理凭证作为理赔依据，引导养殖场（户）主动参与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四是地方政府建立对乱抛乱弃病死动物或贩卖、加工病死动物的举报奖励机制，一经查实的，给予举报人奖励，营造人人监督的良好氛围。

4.4 充实稳定队伍，加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建议市政府协调编制、财政等部门，组建基层全新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队伍，确保编制、经费满足工作需要，从体制上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人员保障、资金保障和政策保障，以适应当前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动物检疫、动物卫生监管等执法工作开展的需要。

4.5 转型升级改造，大力推广标准化规模养殖

加快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提高养殖质量；改善养殖环境条件，提高兽医服务水平，降低动物死亡率。进一步加大标准化规模养殖的投入力度，支持规模养殖场（户）、龙头企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动养殖业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科学化发展。通过畜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整体的科学管理水平，控制生猪疫情，降低死亡率，从源头上减少病死动物的数量。

4.6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加大对养殖场（户）的宣传培训力度，普及健康养殖和防疫常识，增强法制意识、环保意识。积极推行本地屠宰，大力推广消费冷鲜肉的习惯。通过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多种渠道向群众宣传病死猪的危害及其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性，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构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和监管“群防群控”的长效机制。

5 小结

病死动物是动物疫病发生的重要传染源，养殖环节病死动物处理是否到位，事关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畜牧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事关公共卫生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要各司其职，互相协作，紧密配合，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

参考文献：

[1] 乔娟，刘增金. 产业链视角下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5（2）：102-109.

[2] 刘思华，王琦，郑文成，等. 湖南省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调研[J].中国动物检疫，2014（12）：13-15.

[3] 孙龙. 浅谈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动物检疫，2014（11）：40-42.

篇（9）

立草为业

预计2020年全国粮食总需求量将达到6亿吨以上，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在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憾动的警戒线下，特别是优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如何缓解我国粮食安全的压力？发展草产业不失为一个选择。目前在各类畜禽的饲喂标准中，草产品在牛羊饲料中可占到60%，发展草产业能最大限度地在改善生态环境条件下利用草食动物的生产力，减轻畜牧业对粮食饲料的依赖。目前许多发达国家草地牧业的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 ，而这一数字在中国只为10%左右。欧美和澳洲等一些国家对草业十分重视，将其看做为“绿色黄金”，澳洲人更称其为“立国之本”。

全球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的35%，而国内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的比例仅为可怜的0.8%。对于中外种业的差距，王蜂直言，由于官、产、学、研一体化、育繁推一体化、技术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法规精细化的特点，国际大型跨国种子公司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研发实力强，控制着优质品种。而中国种业的发展与我国其他行业发展情况类似，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从封闭向开放发展、从分散向集合发展、从无序向有序发展的过程。

“目前的情况是种业市场比较繁荣，竞争激烈，国内种子企业实力较弱且相对分散。”王蜂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基本建立起良种推广网络，以国家推广为主，但资金缺乏，品种散乱；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初步建立了品种保护制度，种子市场逐步形成，但实力较弱，国外大公司优良品种却稳稳占据国内市场。具体到草种，由于对过去研发长期未受到重视，因此草种领域国内优良品种的研发和推广更为艰难。王蜂强调，虽然种子法规进行了更新规范，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国内种子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品种意识增强，市场得到蓬勃发展，但是对

草业的重视还远远比不上粮食产业，我国草种长期依赖进口，进口品种占比很高。

全面拓展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进口苜蓿干草90272吨，同比增长91.8%；进口额3750.4万美元，同比增长174.8%。其中3月进口33160吨，同比增长56.8%。据悉苜蓿干草主要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进口。紫花苜蓿被誉为“饲草之王”，是饲养奶牛不可缺少的优质牧草。据悉奶牛食用苜蓿可以避免蛋白、脂肪等营养指标不达标，从而避免类似三鹿奶粉“三聚氰胺”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将紫花苜蓿列入战略物资名录。

至于素以农业大国著称的中国为何在苜蓿草前败北，王蜂解释道，“ 我国由于长期受农耕文化的影响，牧草产业一直没有真正发展成规模化产业。加上国家补贴一直倾向粮食作物，对于种植草业的积极性难以调动，我国苜蓿产业从高峰走到了低谷，面积减少，产量下降，远远满足不了奶牛养殖业的需求，苜蓿等草业发展的格局已成为限制我国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制约瓶颈。”

王蜂强调，转变意识是草产业壮大的一个重要条件。草产业已成为美国农业中的重要支柱产业，为发展健康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改良中低产田和发展节粮型畜牧业方面做出了有力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很多国家非常重视牧草生产，西方发达国家已完成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向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三元结构的转化，其中德、英、法、美、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家的牧草种植面积已超过粮食种植面积，牧草产业的发展对这些国家的食物安全、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优化作用举足轻重。

克劳沃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国外优秀草种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推广，引进品种近千个，推广区域遍布全国各地。如今克劳沃已不满足于局限为贸易型企业，而是形成了从科研、进口、储运、营销到售后服务的完整体系，向着综合实力最强的集团型企业迈进。

2005年克劳沃执行国家小黑麦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引进了国际领先的全套种子清选加工设备，使克劳沃具备了自行清选加工种子的能力。同年克劳沃与农业部科教司、财务司正式签署“948高稳定性豆科根瘤菌及生产技术”项目，此项目在2009年顺利通过验收，目前已生产出批量的根瘤菌进入苜蓿的大田生产。“培育优质的草种，需要漫长的时间，这是一个需要耐得住寂寞的行业。虽然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但我们仍然要建立自有知识产权的自有品种体系。”据王蜂透漏，克劳沃每年的研发投入达到纯利润的15%以上。

无论是投巨资建立国内最大的草种育种基地，还是购进国内最先进的清选加工厂，克劳沃的研发都是围绕繁育生产自有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的目标进行的。在国内不断扩张和夯实的同时，克劳沃也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据介绍克劳沃已经与中信建设合作，在安哥拉建设了非洲最大的苗圃基地，生产适合当地生长的种子苗木。

财务担当重任

自2002年起克劳沃提供的几十个植物品种分别搭载“神州3号”、“神州7号”和“实践8号”宇宙飞船顺利返航，航天育种全部单株种植于克劳沃的育种圃内，研发人员对其进行综合筛选和跟踪评价。

多年来，克劳沃集团与美国农业部牧草种子研究中心、新西兰梅西大学种子技术中心、德国联邦农科院草原所、国际种子生产研究会等国际诸多专业化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经贸和技术合作关系，为中外草业的共同发展架起了合作桥梁。

“现代CFO已不再是传统财务管理，必须站得高看得远，必须是千里眼和顺风耳。”王蜂认为作为种子企业而且是进出口企业的CFO，必须对国内外环境和政策、汇率以及种子生产地区的气候与产量，都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用宏观的视野作微观的工作。“尤其是种子作为农作物，影响价格变化的因素很多。”

草业企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最大特点是季节性强，每年采购草籽集中在春季之前，在判断国内外市场情况之后，如需大批购进国外存货就需事先备齐充足的资金。作为缺乏充足担保物的贸易型企业，为了配合公司决策提前安排筹措资金并使融资成本达到最小，最终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王蜂通过和银行及担保公司反复磋商，为解决反担保难题创造性地安排出一份和有关机构的货物预购协议作为反担保措施抵押给担保公司，取得了信贷资金。如今这一做法已成为解决企业和银行之间贷款难题的一个创新绿色通道。

“在大宗采购时，我们会首选国外信誉好的种业公司的产品。对于国际采购，采购团队会提前作出判断，从媒体、国家政策、市场动态中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再将大量的信息多重筛选。”王蜂强调，CFO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把资金用在关键处。例如克劳沃一直密切关注苜蓿干草及草种的价格，早在2008年王蜂就积极配合董事长刘自学提出的战略部署密切关注国际市场行情，提前筹措资金伺机而动。所以当金融危机苜蓿草籽低价时，便提前采购了大量的各类优质草种。

作为农业部下属的国有企业，为进一步提高效率和发展速度，克劳沃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革。王蜂认为中国种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首先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需求市场，对优良品种的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其次国家最近出台的事业单位改革方案，要求五年内事业单位要完成改制，而恰恰就是这些事业单位性质的科研机构掌握着很多优良品种和新技术，“因此种子企业可趁机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积极兼并重组，寻求跳跃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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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基础设施既是物联网应用的突破口,也是未来应用的重中之重。因此,运营商和政府将在推动物联网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也必须重视核心技术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建设。从与会专家对物联网感知、网络和应用这三个层面的探讨,可以一窥我国物联网应用的现状。

金卡工程奠基物联网

“2009年,我国RFID应用市场规模达到了85.3亿元,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居全球第三。今年保守估计,市场规模将达到120亿元。”国家金卡工程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琪表示:“但传感器网络方面尚有不小差距,目前还没有进入前10名。”

射频识别特别是RFID是物联网最基础的核心技术。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开展了射频识别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试点。国家金卡工程非接触式智能卡已广泛用于不停车收费、路桥管理、铁路机车识别管理以及电子证照身份识别等方面。2004年,RFID行业应用试点工作启动,涉及到畜牧业饲养与加工、煤矿安全、工业生产、药品与烟酒可追溯监管、物流监管、交通管理、军事应用等。

张琪表示,当前我国RFID市场有三大特点:一是国内应用范围逐渐从占据约60%市场份额的身份识别与电子票证,向资产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图书馆、仓储物流等物品识别领域拓展;二是工作频率逐步从低、高频的门禁、二代身份证应用逐步向超高频、微波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交通车辆管理等应用拓展;三是从闭环应用向开环应用拓展,如:国际海事管理等。

目前,我国RFID产业经历了技术推动期,正处于政府推动期的中后期,并向市场拉动期转变,行业市场需求开始蓬勃发展。张琪认为,政府在特定时期的扶植和引导这一对RFID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张琪认为,我国RFID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表现在低、高频RFID比较成熟,超高频RFID正在走向成熟,而微波RFID则有待成熟,国内企业已经在RFID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标准化、测试检测、开放实验室、示范基地、产业联盟等相关领域工作的深入,我国RFID基础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张琪预测,2015年,我国RFID产业将进入大规模、全方位推广的成熟期。

运营商重新定位角色

“从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延伸到物与物之间的通信(M2M),这样大的变革力度,对电信运营商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中国电信副总裁靳东滨强调,“据IDATE统计,全球2009年M2M通信模块的市场总量为122亿欧元。预计到2013年,市场规模将增长到295亿欧元。”

对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来说,这种挑战来得更大。据TMNG 2009年对机器用户占到总用户比例的调查统计,瑞典为40%、芬兰为18%、美国为10%,而中国移动仅为0.6%。

靳东滨认为物联网给电信运营商在技术上带来的挑战主要是:来自RFID空中接口协议上的核心挑战,移动通信网为支持物联网而在网络架构等方面进行调整,为云计算、物联网及多媒体等应用提供高带宽、高质量的网络保证。

他表示,移动通信网、无线接入网、固话网、有线电视网等通信基础设施在经历了从分立异构网络到异构网络互通的发展后,未来将向着包含4G在内的全IP泛在网发展,其特点是异构网络融合与协同工作,以支持物联网应用泛在化的特点。

尽管电信运营商在传输层面优势显著,但靳东滨表示,物联网丰富的内涵主要是在感知层和应用层,且行业应用千差万别。加之物联网网关之下的传感网部分的运营管理并未有一个统一的责任主体诉求。因此,电信运营商必须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调整经营策略,从而抓住物联网M2M连接与通信带来的新的市场机遇。

事实上,中国电信在智能交通、远程医疗、智能楼宇与家庭、环境监测、灾害预警等物联网应用领域的尝试,已经超出了原有电信运营商的定位。

政府主导统筹规划

智慧城市的建设涵盖了城市各种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是以运营形式提供服务的,因而具有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这种投资强度和跨领域协调能力远非企业单枪匹马所能胜任的。

“企业要生存就必须有赢利。初期为物联网买单的人最有可能的就是政府,政府可以为一些公共服务、民生工程买单。”北京讯鸟软件公司战略与投融资副总裁陈勇良表示。

即便是政府投入,也要充分考虑智慧城市、物联网等建设的复杂性。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亦泉表示,他们在与客户的沟通中发现,有的地方政府今天见到智能电网就建设智能电网,明天看到智能交通就建设智能交通,缺少统筹和协调。

陈亦泉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整体战略规划,应该在一个统一的城市数据中心之上,对政府、金融、能源、交通、教育、医疗等垂直领域以及企业的应用进行统筹规划,从而确保各种应用能在统一的框架体系架构中,分步实施。这一框架结构要对数据格式进行规范,如果各家医院使用不同的数据标准而无法形成公共的卫生数据,那么,智慧医疗就是空谈。

“未来,市长办公桌上会放置一个智慧城市的仪表盘。”陈亦泉介绍说,电子政务、数字城管、智能交通、数字校园、智能医疗、智能楼宇等物联网垂直应用都将可视化地反映在这个仪表盘上。

固安欲占地利之便

纵观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无不与产业集群密切相关。作为尚在萌芽期的物联网行业,对生态环境与产业集群的需求更为迫切。当前,物联网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之一,全国多个城市竞相成立各种研究机构或是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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